所得税制范文10篇

所得税制范文篇1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单一税率制

一、选择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模式和税率制度

目前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或混合所得税制，其中多数国家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我国现行所得税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曾一度被认为是合理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税制既容易造成不同项目、不同所得税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平；又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分次扣除费用、逃避税收等不利于税收征管的问题。那么，我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税制模式？不少人认为，目前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差，征管水平低，只能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笔者同意选择综合所得税制的观点。因为这种税制将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大大扩展了，包括各种形式的收益，不论是劳动所得还是资本或偶然所得，不论是现金所得还是实物所得，也不论是应计所得还是已实现所得，都要包括在应课税所得之中。综合所得税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符合量能负担的原则。

在税率的设计上，笔者主张积极尝试单一税率制度。从理论上讲，单一税率制度具有税率单一、消费税基和更加“中性”的特征，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加重纳税人额外负担。首先是税率单一。在单一税率制度下，所有或绝大多数纳税人都按设有一定免征额的单一税率纳税，在免征额之内不征税，超过免征额部分实行单一税率。其次是消费税基。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的税基是由GDP减去投资后的余额即消费额来确定的。就个人所得税而言是指在个人取得的全部收入中，对其用于投资支出的部分免税，仅对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征税，如工薪所得的税基是工资、薪金和补助金额减去税收免征额、个人投资之后的余额。这样有利于进一步鼓励社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制更加“中性”，主要是指实行单一税率要求取消或减少特定类型消费或投资的税收优惠，以免使得所得税税基受到侵蚀，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西方学者也把单一税率的这种特征称为“整洁的”税率制度。第四，单一税率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加重纳税人的额外负担。一方面，在单一税率制度下，实行标准扣除、单一比例税率、纳税人的投资支出可一次性扣除等措施，这样，纳税人可完全根据市场规律作出经营选择，而不必考虑税收因素，有利于纳税人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在单一税率制度下，通过提高税收免征额，使一些低收入家庭能够完全免税，可以促进纵向公平。通过普遍纳税，加强监控，减少了寻租、逃税和任意减免税收等行为，更容易获得横向公平；同时通过实行单一税率制还有利于消除双重征税等弊端，鼓励人们更多地投资和工作，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当然单一税率制也存在调节功能不强等弱点，但瑕不掩玉，从公平和效率角度看，单一税率制将在不久的税收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再从世界各国所得税实践看，单一税率制改革如燎原之势，波及范围很广，效果明显。俄罗斯自2001年1月1日起对个人所得税实施了改革，以13％的单一税率代替了原有的12％、20％、30％的三档累进税率。此外，针对非居民纳税人和某些特定收入（如收入等）设置了30％和35％两档补充税率。为照顾低收入者和纳税人的一般生活需求，新税制还设置了标准扣除额，2001年改革后，俄罗斯个人所得税收入达到2547亿卢布，比上年增长46％。2002年1～5月，俄个人所得税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0％。再如牙买加，1992年，牙政府将标准扣除额从1986年的8580牙买加元提高到14352牙买加元，税率由33.3％降低至25％，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约为5％，单一税率制的改革，培植了公平的税收环境，促进了牙买加经济的增长。其他如新加坡、加拿大的阿尔伯特省及挪威和中国香港特区等地都实施了或正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单一税率制改革。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与俄罗斯有某些相近之处，因此完全可以用单一税率如20％取代原有的累进税率，对一次性收入畸高的可实行加成征收。另外，我国企业所得税也明显带有单一税率制的性质，这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单一税率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确定个人所得税计税单位

现行个人所得税以个人为计税单位，这种以个人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虽简单，但不够合理，不能反映家庭收入的整体状况。因此建议以家庭为计税单位比较科学、合理，也便于对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进行调节。特别在我国，家庭是最基本的利益共同体，家庭的收入状况比个人更能全面反映纳税能力，以家庭为单位纳税，更能增强家庭观念，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三、调整费用扣除标准

笔者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仍然为人均每月800元左右为宜。因为8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已深入人心，只不过考虑的是家庭每月人均。另外，在确定费用扣除标准进行计税同时，还应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允许个人及家庭的医疗费用在税前扣除，另外，允许纳税人为其子女支付的学费及纳税人助学贷款还贷本息在税前扣除。家庭的医疗费用应包括纳税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医疗费用，扣除时要以正规医院的医疗发票作为扣除依据。鉴于我国税法中未考虑将家中赡养人口费用进行扣除，同时，因实际操作主观成分较大，建议可通过社会保障机制加以完善，暂不作为费用扣除因素对待；另一方面可采取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的做法。这样，既能做到税负公平，又能真实反映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使得个人所得税的征纳更趋合理。同时，通过提高和调整费用扣除标准，也能达到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一定目的。四、重新界定应纳税所得范围

如前所述，个人所得既有劳动性所得，又有资本性所得。我国目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项目，主要是劳动性所得。从当前国际税收学界对征税所得的不同看法分析，倾向于以纯资产增加学说即某人的经济力量在两个时点之间净增长的货币价值作为其课税依据，这一学说纯粹从货币价值增加角度着眼，不问来源是否具有规则性，不仅反复连续发生的工薪、利息等收益购成所得，临时性、偶然性、恩惠性所得也包括在征税所得之中。因此，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又一重点应是重新界定应税所得的范围。针对我国目前有不少个人拥有大量的资本性所得和附加福利所得等现实，应在原有所得项目基础上增加以下几项所得：（1）资本性所得。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不断发育和扩大，使得个人投资于这些方面的资本性所得不断增加，这也是引起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增加国库券利息、金融债券利息、证券交易所得作为应纳税所得。（2）附加福利所得。除了以上应税所得外，我国应税所得还包括个人收入之外的福利，如供劳务人员使用的汽车、休息场所以及为其支付的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等附加福利所得。据国家统计局估计，这些附加福利所得，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5％左右，这些福利收入构成了个人收入的一部分，应计征个人所得税。另外，对从事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户中的高收入部分及某些可能产生避税问题的原可以用货币表现的实物性收入也应纳入征税范围。

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采取的是正列举征税项目方式，表面上看项目明确、清楚，但实际执行时，各种收入名称既多又不统一，难以对号入座，容易造成偷税和逃税。不明确列举免税项目，意味着征税范围和免税项目之间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这就造成了实际执行中的困难。

建议将征税范围采用反列举免税项目方法，即明确免税的项目后，其余收入和福利、实物分配均为征税范围，这种办法在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常用的，既可以避免解释不清，又可防止少报收入造成偷税和逃税。

五、将个人所得税与养老金相挂钩，以提高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

为了消除纳税人对所得税款用途的疑虑，建议将个人所得税按一定比例专户存储作为养老金之用，纳税越多，未来受益越大。

六、建立完善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

依据我国国情，单一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很难从根本上发挥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着手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辅以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调节体系，对个人生前的收入、储蓄利息、消费、积累及个人死后的财产进行多层次多环节的税收调节，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整体调节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对个人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七、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人员与服务的跨国流动速度的加快将使居民个人跨国收入和非居民个人本国所得都相应增加，这必然要相应加强直接税诸如个人所得税在税种结构中的地位，并发挥其对国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对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WTO原则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影响，特别是有关税收管辖权的选择、居民标准的确定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国民待遇和涉外税收优惠之间的关系等等。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今天，我们要制定出既能体现税收国际化，又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权益和经济发展，较为科学、合理、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

参考文献

所得税制范文篇2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制，法人所得税法，税制改革

税收制度是一国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和企业制度的改革，税收制度也要相应变革。企业所得税制是我国税制的主要内容之一。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使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税收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必须对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制进行全面改革，建立统一、公平、规范与简明的法人所得税制。如何实现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全面改革成为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紧迫课题。

中国企业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目标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将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内资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尚未达到改革的目标。现行的中国企业所得税制还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

（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制本身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制使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别待遇，不适应企业组织法律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现行不同“身份”的企业之间税负不一致的所得税制，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导致企业选择经营组织形式更多地受到税收政策导向的左右，而不是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在我国目前企业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企业合并、分立等改组日益频繁的情况下，这种税制阻碍了我国企业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改组的进程。

第二，内资企业所得税立法层次低，不符合我国《立法法》第8条关于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同时也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之“法”，仅指法律，即最高权力机关所立之法，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来规定税收，这也是各国通行的惯例。因此，我国现行的内资企业所得税法仍然以行政法规为表现形式，已不合时宜。

第三，大部分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为标准界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另一部分必须以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或总公司、总行等为纳税人，使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的独立法律地位界定标准不统一，造成纳税人认定上的复杂和混乱。

第四，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权利义务规定不明晰。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在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只是一般性的规定。对于在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的过程中，纳税人的一些特殊权利义务，应在企业所得税法中专门规定。但是，这些关于纳税人的特殊权利义务的规定，在内资企业所得税法中缺失。

第五，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过重。据统计，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2%左右，而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5%左右，两者相差悬殊。这不利于塑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二）“两税”并存所带来的问题

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设计了内资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企业所得税法》。“两税”并存尽管在当时是必要的选择，但今天看来问题不少，弊大于利。

第一，两套税制在税基、税率、税收优惠等方面不统一，这种不规范的所得税制度，既与国际惯例相去甚远，又不利于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同时也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两税并存，内外资企业享受待遇不同，给纳税人避税和偷税提供条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享有很多内资企业无法享受的税收优惠，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假合资、假合作的情况，许多内资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外资企业，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改变身份而少缴所得税款+这与立法目的相冲突。

第三，两税并存，不符合税法公平原则和税收中性原则，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无论内资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企业之间的竞争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应该是在同一法律、同一社会经济环境中竞争。因此，企业必然要求公平税负，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均等的竞争机会。我国税法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过宽的税收优惠，实际上是对内资企业的一种歧视，有悖于税法的公平原则和税收的中性原则。

第四，两税并存，加大税收成本，降低征管效率，不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由于两套税制在规定上有许多不同之处，如税基的确定、税率的适用、优惠的不同等方面，征管部门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适用不同的税收法律，必然降低效率。

第五，两税并存，不符合WTO规则和国际通常做法。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所得税法，实行不同的税收待遇，这不符合世界各国只将企业区分为居民与非居民纳税人的惯例。

纵观世界各国，尤其是WTO的成员国，都采用国民待遇原则，对本国企业和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一视同仁，都适用统一的公司（企业、法人）所得税法。只是规定居民纳税人承担无限纳税义务，而非居民纳税人承担有限纳税义务。基于两税并存造成许多弊端，应当合并两税，确立以统一、公平、规范、简明的法人所得税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目标。

国外企业所得税制不同模式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现代税制结构中，所得税制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发达国家一般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类，发展中国家所得税制的内容和地位也日益提高。企业所得税作为所得税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外的税收法律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大多数国家对企业所得征税的税种来看，多数国家为“公司所得税”（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有的国家为“法人税”（如日本、德国），也有国家称之为“企业所得税”（如意大利），我国台湾省将其称为“营业事业所得税”。

国外的公司所得税按归属的程度和对已分配利润是否适用低税率而划分为3类，即古典制、归属制、分率制或称双率制[1]（p23）。

第一，古典制。即公司取得的所有利润都要缴纳公司税，支付的股息不能扣除，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必须作为投资所得再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就是说，古典公司税制意味着对已分配的利润（股息）存在经济双重征税。

第二，归属制。将公司所支付的税款的一部分或全部归属到股东所取得的股息中。它是减轻重复征税的有效方法，分为部分归属制和完全归属制。部分归属制是将公司税的一部分看作是股东个人所得税的源泉预扣，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必须将这一部分预扣的税款作为其股息所得的一部分估算出来，加在其应税所得中，在算出其总的税负后，再抵免此预扣额。完全归属制，是指公司税全部归属到股东身上，即将全部公司所得税看作是股东个人所得税的源泉预扣，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必须将这部分预扣的税款作为其股息所得的一部分估算出来，加在其应税所得中；而在算出其总的税负后，再抵免此预扣额。

第三，双率制。指对公司已分配利润和

保留利润按不同税率课征的制度。由于双税率制下仍然涉及有无归属性税收抵免问题，故双率制又可分为双率古典制和双率归属制。双率古典制，就是指不存在归属性税收抵免而分率课征的税制。双率归属制，就是指存在归属性税收抵免而分率课征的税制。

不同的国家采用的公司税制不同，而且一些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公司税制也不同。究竟采用哪种税制模式，应视各国的国情以及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定。国外的税制模式及其成功的改革经验值得我国在进行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时借鉴，这样可以节约立法的成本，少走弯路。具体如下：

第一，正确界定法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多数国家的公司所得税法都将法人作为公司所得税法的纳税人，不包括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这点值得我国在进行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时借鉴。毕竟投资人对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债务负有不同的法律责任，法人团体的投资人对法人的债务只承担有限责任，此时，法人团体与投资者在所得税法上应视为不同的主体，分别缴纳所得税；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其投资者对该组织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因此，在税法上不应将非法人组织视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而只是对其投资者的所得课税。

第二，立法时，将法人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系统考虑。国外的公司所得税制划分为古典制、归属制以及分率制（双率制），正是基于对公司利润征收公司所得税后是否还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征收而划分的，即是否对公司利润重复征税。国外解决对公司支付的股利在公司和个人两个层次上被征收的基本方法是将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一体化[1]（p320）。因此，法人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联系非常紧密。

虽然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选择不同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课征，理应互不交叉，但在某些情况下，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虽选择不同的纳税人，却以同一对象征税，因而发生重叠交叉，出现重叠征税。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这种重叠征税的现象，也是我国在进行所得税制改革、选择税制模式时应该考虑解决的问题。尽管在理论上，国外有人主张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完全一体化，即废除公司所得税法，把全部的公司利润都放到个人层次上课征所得税，只对股东所得征税，但是，这种方法在政治上很难行得通，而且还会导致新的避税，因此，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国家考虑采用这种方法。我国在立法时，也应权衡利弊，不应为了解决重叠征税的问题而牺牲国家的税收利益。

法人所得税作为税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税种，其改革不能孤立进行，必须与其它经济改革和税制改革相配套和协调。而个人所得税作为所得税体系中的一个税种，与企业所得税关系更为密切，将二者综合考虑，可以使所得税体系完整、系统、协调。

第三，降低税率，拓宽税基。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世界性的税制改革浪潮中，大多数国家的公司所得税改革都呈现出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特点，降低公司所得税率的国家，并没有因为税率降低而减少公司所得税的收入，因为它们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增加了应税的所得项目，减少了准扣项目。我国在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后，也要注意在税率的设计上不应超过目前的33%的税率，应趋于较低的税率，但同时不应因为税率降低而减少国家的税收。一方面，要扩大应缴纳法人所得税的收入项目；另一方面，要参照国际惯例，严格税收支出，减少或取消一些准扣项目。

第四，规范税收优惠。在很多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因而税收优惠政策统一、透明。在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多而复杂且极为不规范，有行业优惠政策、区域优惠政策，有区分经济性质的优惠政策，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性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破坏了公平税负的原则，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在法人所得税立法时，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税收优惠政策，以较高的法律层次来规范、统一税收优惠。但税法中应只规定优惠政策的原则、重点和方法，至于优惠政策的具体对象和内容应授权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政策的需要依据法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原则、重点在实施条例中确定。

中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应选择法人所得税制模式

（一）合并两税，建立统一的法人所得税制

在选择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立法模式时，除了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还应遵从国际惯例。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制，应采“法人所得税”的名称。这是因为：

第一，法人作为两税合并后的纳税人，其概念科学并易于认定。相比“企业所得税”，“法人所得税”将法人作为该税的纳税人易于认定。现行法律规定以企业是否“独立核算”作为界定纳税人的条件，所谓独立核算，其标志是：在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独立建立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独立核算盈亏。‘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对纳税人的确定作了补充规定：对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但未进行独立经济核算的，虽不同时具备税法规定的独立核算的三个条件，也应当认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这导致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模糊不清。法人这一概念，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如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第36条、37条对法人的概念及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

第二，法人概念比企业概念、公司概念涵盖面广。若采用“企业所得税”这一名称，则无法涵盖一些从事营利活动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若采用“公司所得税”这一名称，适用的主体范围则更狭窄，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只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我国的很多企业法人不具备公司形态，这样就会将不具备公司形态的企业法人排除在纳税义务人范围之外，不符合我国国情。采用“法人所得税”则可以很好解决前述两个名称的不足，不仅将企业法人（无论是否具有公司形态）作为该税的纳税义务人，也包括了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第三，法人是可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法人的责任与其投资人的责任相分离，法人可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法人税制是许多国家成功经验的总结。法人#公司$所得税历经两百年的发展，成为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重要税种之一，各国所得税制度都已较为完备和成熟。因此，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过程中，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前提下，注重借鉴各国所得税制的成功经验，使新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基本适应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二）统一后的法人所得税应选择的模式

从现阶段的情况看，我国统一后的法人所得税应根据法人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不同而分别采用古典制或双率古典制，即古典制和双率古典制并存。具体设计为：法人的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的，按15%比例税率征税；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上的，对于不分配的利润按30%的比例税率征税，对于欲分配给股东的利润则按25%的比例税率征收。之所以选择这种模式，原因是：

第一，采用这种模式，可以很好地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万元以下的纳税人，适用较低的税率，而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

以上的企业适用较高的税率，体现所得多者多缴税，所得少者少缴税的原则，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第二，采用这种模式，可以比较好地解决重叠征税的问题。在采用古典制的场合，按15%的比例税率征税，本身税负较轻，即使税后利润分配给股东，再征收个人所得税，税负也较轻；在采用双率古典制的场合，区分未分配利润与已分配利润而适用不同的所得税率（即对已分配利润适用较低的税率），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重叠征税的问题。

第三，采用这种模式，符合我国的现有的征管水平，可操作性强。古典制与古典双率制操作简便易行，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税收征管执法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采用单一的比例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一般而言，财务核算都比较健全，对于分配利润和不分配利润划分清楚，根据真实的财务资料对不同的利润适用不同的比例税率。这样不会加大税收征管的成本，是一种现阶段符合我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中国法人所得税立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以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为标准确定纳税义务人

虽然在有些国家的公司税法中，规定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不只是公司，还有合伙企业和独资经营企业，但是我国法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原则上应该为企业法人，不应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参照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不将非法人企业作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而对其投资人（或所有人），包括法人和自然人，按其归属所得课税。如德国所得税法规定，只征收所得税（只对个人所得征收）和法人税，法人税规定纳税人为具有法人资格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联合保险公司、财团、营利性公共团体及其他民法上的法人，但无限公司和合伙组织等非法人组织不是独立的纳税主体，其所得应分配给其成员，在其成员名下征收个人所得税或法人税[2].

但我国在设计法人所得税法的纳税义务人时，有两种特殊的主体需要加以考虑：一是在中国设有常设机构而从中国境内取得生产经营所得或者从境内外取得的与常设机构有密切联系的其他所得或不设有常设机构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二是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企业分配所得的外方合作者，这两类主体也应该按照我国法人所得税法的规定缴纳法人所得税。

（二）税率的设计

税率形式的选择。从各国采用的情况来看，法人所得税税率形式大致有单一比例税率型、分类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型，它们各有优缺点，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根据我国国情，应该采取比例税率的形式，这样既可以比较直接地反映横向公平原则，又能较好地体现纵向公平原则，同时也贯彻了效率优先，量能负担的原则[3].

税率水平的确定。合并后的法人所得税税率的设计，要综合以下因素：在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税率比较的基础上，尤其是与周边国家比较的基础上进行设计，保持与周边国家税率相当或略低水平；从调节经济的效用出发，保证所得税收入的适度水平，应在“宽税基、低税率、高效率”的目标下，合理设定税率水平，保证并加强所得税的调控能力；要从实际出发，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前瞻性和财政、企业的承受能力；还要考虑到我国的税制结构。因此，统一后的法人所得税应该根据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同而不是根据企业规模的大小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不应一刀切全部适用同一比例税率。具体设计如前所述：

第一，古典制。适用古典制的情况是，纳税人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不满10万元，法人所得税税率为15%.这种税率只适用于利润水平低的纳税人（而不是规模小的纳税人）。

第二，双率古典制。法人年应税所得额超过10万元的，对于不用于分配的利润适用比例税率30%；对于分配单个股东的利润，适用25%的比例税率。虽然法人所得税是古典制和双率古典制并存，但就特定的纳税人而言，在缴纳法人所得税时，或适用古典制，或适用双率古典制完全视其年应纳税所得额而定。另外，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非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与其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上述所得，法人所得税税率为20%.

（三）应税所得的确定

法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应该是净收益。各国税法一般都有确定税基的具体规定。通常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应当计税的收入项目；（2）免于计税的收入项目；（3）准予扣除的费用项目；（4）税收的优惠政策。我国统一后的法人所得税在确定税基时，也要综合上述4项内容，从法人总的收入当中，扣减免于计税的项目、准予扣除的项目及上期亏损，以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

（四）税收优惠

合并后的法人所得税仍然应该保留税收优惠的政策。在确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应当建立产业政策导向与区域发展战略导向相协调的所得税优惠机制。对外商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应将过去的全面优惠变为特定优惠。

当前对税收优惠政策如何调整存在一些片面的看法，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要根据WTO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全面取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二是认为要取消区域性的税收优惠，中西部也不例外，对中西部的支持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支出来解决[4].这些看法未免有些极端。统一后的法人所得税法，应规范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而不是全盘取消。当然，税收优惠应最大限度地给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优惠的程度要从国情出发，结合整体投资环境来考虑。

从优惠的具体措施上来看，应尽量避免直接优惠方式，而应多采用间接优惠方式。从过去的实践看，减免税的直接优惠措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它以牺牲国家即期的税收收入为代价，还要受相关国家税收制度的制约，如税收饶让条款、资本输出国税率高低、税收管辖权、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的办法等因素的制约，难以使外国投资者直接受益，而是流入了投资者母国的政府。因此，统一后的法人所得税法应多采用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和国际惯例的间接优惠措施，如税收抵免、亏损结转、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再投资退税等，这些措施不受国际税收因素的制约，能真正达到使投资者直接受益的税收优惠目的。

参考文献：

[1]各国税制比较研究课题组，公司所得税制国际比较（J），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2]李青，关于完善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所得税法的思考（M），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36.

所得税制范文篇3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应税所得征收的税，个人所得税有三种征收模式：综合所得税、分类所得税和混合税制。综合所得税是在扣除最低生活费、抚养费等的基础上，按累进税率对全年全部所得征税；分类所得税是把所得按来源、性质分类，对每类所得分别制定一个税率；混合税制一般是先对各类所得课税，再按累进税率对一定数额以上的全年所得征税。

从全球各国的实践来看，综合税制已经成为主流，因为综合税制的税率结构简单，纳税人按其收入水平和能力负担税收，体现了税法的公平原则。现在，欧洲各国大部分采取综合税制，只有英国、葡萄牙实行的是混合税制。在拉丁美洲，除了智利、厄瓜多尔等国采用混合税制，其他也大多实行综合税制。拉丁美洲、大洋洲也表现出相同的情况。在亚洲，只有中国、约旦等国家实行分类税制。下面从税制角度对个人所得税作些比较分析。

一、纳税人

各国对纳税人的规定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基本要义一样，即对本国居民或公民的所得征税，不论其收入来自于国内还是国外，同时只对非本国居民来自本国境内的所得征税。各国对纳税人规定的区别在于各国判定居民身份的标准不同。有些国家以是否在本国有固定居所为标准，有些国家以居住时间来判断，还有一些国家判断居民身份是看自然人是否有在本国境内居住的意愿。

英国税法规定，本国居民至少要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一个：在英国有永久居所；一个纳税年度至少在英国居住183天；一个纳税年度虽在英国居住没有半年，但连续4年来访英国，每年达3个月。

法国税法把纳税人分为定居法国的与非定居法国的，前者实际上类似于居民身份。法国定居要满足以下几种情况：家庭所在地、主要居所在国内，在国内进行从业活动，主要经济利益来源于国内。

我国对居民身份的要求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虽无住所但在境内居住期满1年。可见，大多数国家在规定居民身份的时候综合运用了居所所在地和居住时间的标准。

二、征税范围

我国目前征税项目有11个，除了工资、薪金所得，还包括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稿酬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2005年调整的个税减除费用标准就是针对工资、薪金所得而言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很复杂，有些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如住房公积金等。这里就征税范围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作些介绍。

合法所得与非法所得。个人所得有的来自于正当经营，是合理回报，有的来自于坑蒙拐骗，是非法所得。对于这两类所得的处理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所得的理解，也影响到一国财力。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做法是，不论所得在来源上的法律属性，都视为应税所得，也就是说不因为这些所得可能会对社会风气、风俗的不良影响而不征税。一般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正好相反的做法，征收范围被局限在合法收入内。

转移所得。转移所得是政府或个人将所得无偿转移给纳税人，不同于有偿性质的转让所得。转移所得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初始分配格局。由于转移所得有不同种类，一国对转移所得的处理也不尽相同。比如很多发达国家对离婚赡养费是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而对社会保险福利则不征收。对社会保险福利不征税的理由是这类转移本来就是出于社会再分配的目的解决一部分人的生活问题，如果再对此课税反而会部分抵消这种作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征税范围不包括转移所得。

三、税率结构

由于所得构成复杂，不同类别的收入税率结构不同。

各国的税制变动大都表现出了一种趋势，即税率结构逐渐简化，等级减少，税率降低。英国1977年左右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有10档，最高边际税率为83％；到了1988年，税率只有25％和40％两档，现在基本固定为3个等级。日本个人所得税（国税）税率在1950年有8档，最高档税率为55％；到了1969年，税率档次达到顶峰，为16档；之后级数逐渐下降，1987年12档，1995年又减少至5档，最高档税率为50％。我国的工薪所得分为9档，在所列国家中等级数比较高，还有进一步简化税率结构的必要。

四、征收办法

个人所得税属于较为复杂的税种，其征收办法也多种多样。

课源法，即从源课征，由扣缴义务人在所得产生的当时当地扣缴纳税人的应纳税款并缴纳给政府。

申报法，由纳税人在一定期限内自行申报所得，总所得额的计算或自行完成或由税务机关完成。

测定法，是税务机关按纳税人的一些外部特征推断其所得并计税，比如可以根据银行账户信息判断纳税人的收入，还可根据纳税人的消费支出、生活水平来判断。

估计法，主要是以纳税人的历史资料为参考，估计其应纳税额。

可以看出，测定法和估计法都不能作为精确计量应纳税额的方法，主观估计的色彩较重，估算结果很可能远远偏离实际所得额和应纳税额，因此只能作为课源法和申报法的补充，但可以在避免逃税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课源法由于征税手续简便，可以节省这方面的费用，并且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纳税人合作与否并不关键，逃税现象相对可以得到减少。申报法在发达国家推行较广，这种方法基于纳税人对自身收入的信息来课税，一方面激发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一方面为税务机关提供了便利，当然，它也对纳税人有较高的要求。

总体而言，这几种方法相互补充，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完善税收的征收管理工作。很多国家通常同时运用两种以上的方法。以法国为例，除了采用申报法之外，还有协商征税的办法，相当于估计法。协商征税的出发点是考虑到一些没有能力准确申报纳税收入的人，由纳税人提供与个人所得密切相关的资料如车辆数、房租、雇用人数及报酬等，税务部门以此确定应纳税额。日本和我国的课税办法包括课源法和申报法。英国首创了课源法，并一直在实践和运用这种方法。英国的课源法还分为所得税预扣法（主要是工资和薪金）和对利息支付的扣缴。其课源法也是离不开申报制度的。像所得税预扣法就是要求纳税人首先填写所得税申报表（不一定每年都填），再由税务机关标记每个纳税人可以享受的税收宽免并征求纳税人的意见，最后，企业的任务就是在得到纳税表及相关信息之后预扣税款。

五、申报制度

申报制度的区别主要在于申报单位的不同。是以个人、夫妻，还是以家庭为一个申报单位，各国有着不同的实践。从经济利益导向出发，申报单位可能会影响到纳税人的行为。

所得税制范文篇4

论文摘要:本文应用寻租的有关理论,通过对我国现阶段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下所产生的各种寻租支出,从而提出相关对策。

一、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差异及其寻租支出分析

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出于稳定和吸引外资的考虑只对内外资企业的流转税制进行了合并,但对所得税仍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不可否认这种政策对当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变,这种差别待遇的弊端日益突出。其中对于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当中存在的问题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讨论的比较透彻,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所得税征管工作中产生寻租活动的原因,对如何减少企业所得税征管工作中的寻租支出做一些探讨。

(一)现行内外资企所得税制的差异比较

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制使得内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同的“游戏”规则下,这种差别待遇可以从以下三张表格中看出。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内外资企业税制方面存在三方面的差异:首先,立法级次和效力不同,外资企业所得税属法律范畴,透明度和权威性比内资高;其次,外资的实际税率低于内资企业;第三,外资的扣除标准明显优于内资。

(二)所得税征管工作中可能产生的各种寻租支出

税收是政府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收入分配公平以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现行企业所得税制的模式,使得外资企业享有更多的优惠,因此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和缴纳的系列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可能产生各种寻租活动。这既不符合公平原则,同时也是有损效率的。

第一,从法律级次差异对征纳双方的影响来说,现行税收优惠政策除在税法和细则中作出原则性规定外,其具体措施一般散见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各种法律、法规中,这使我国税收优惠法规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透明度,在征管工作中必然导致蒙骗、贿赂、拉关系等一些行为,这时产生了高昂的交易费用,同时租金由一个利益集团转移到另一个利益集团往往采取上述低效率的方法。

第二,从纳税人行为角度来说,由于内资企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扣除标准窄,导致成本费用补偿不足,外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比内资企业少纳税,政策的差异导致租金的产生,外资企业由于相对优惠的条件获得更多的租金,那么内资企业必然为获得同等的待遇而进行寻租活动,从而产生几种可能行为。(1)内资企业向征税机关展开寻租活动: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可能采取一些非法手段以达到少纳税的目的。在经济生活中就是假外资泛滥,具体模式有资金上的“出口转内销”及国内资金先流动到国外变成外资,然后再以外资名义投资国内;或者外商出小头中方出大头;或者有限的外资在全国游走,在全国各地举办许多合资,从中享受高额利润等等。(2)内资企业在政策对自己不利情况下必然会采取措施避免遭到这种不利于自己的政策的损害。而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若仅仅从企业资金转移角度来说,虽然政府税收收入少了,但私人的收入多了,看似总体收入没变。但事实是企业在进行这些行为中,为了少纳税,赢得和外商投资企业一样的竞争环境,产生了非生产性支出比如贿赂支出、改变企业组织模式所带来的损失等等,从而产生了额外成本,而这部分成本若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是可以避免的。而外资企业为维护现在的即得利益和获得更多租金,同样也与征税部门展开活动,要么呼吁政府给与更多优惠的政策即发生寻租行为,要么要求维护现有的各种优惠即发生护租行为,当然当内资企业为获得相同的税收待遇而对有关部门进行游说的时候外资企业也有可能也对其进行阻挠活动。这系列行为在可能给外资企业带来好处的情况下却给内资企业带来不好的影响,同样导致了资源的无谓损失。

第三,从征管部门行为来说,由于上述企业行为有悖国家引进外资的初衷,政府征管部门为了防止这种行为发生而投入物质资本和劳力资本,即制定各种政策法规、投入各种先进设备和技术、配备更多人员和机构,想法设法完成自己的税收任务。这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征税成本。在这里讨论的是假定政府征税管理机构没有对租金的要求,但从公共选择理论中我们看到政府本身也有自己的需求,如果我们设想政府征收机构有对租金的要求,其进行抽租和创租,那将产生更大的效率损失。总之,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说,各种企业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不可能完全处于信息对称状态,一方面我国所得税实行内外两套制度,二者立法级次、效力不同,征管机构复杂,纳税程序复杂,并不是每个纳税人都清楚自己在整个市场与政府中的位置,而征管部门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各企业信息,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寻租活动而引起的资源浪费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寻求一些限制或使这种寻租支出最小化的对策和措施。

二、减少企业所得税征管中寻租支出的几点思考

制度是指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制度正如劳动、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效的制度安排降低了交易费用,消除交易的不确定性,节约了生产成本,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有效的制度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样一个有效的所得税制将会对整个所得税征纳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税收上的国民待遇原则

税收上的国民待遇原则主要包括国籍无差别、常设机构无差别、费用扣除无差别和企业资金无判别其实质是公平原则。而非我国现阶段对外扶持,对内歧视的状态。

(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

第一,统一其立法级次,二者均应纳入到同一部所得税法中,增强其透明度,便于征纳税方可以明确各自所拥有的权利义务以及各种优惠。第二,统一税率、减少优惠、扩大税基。前面已经论述过由于税率和税收优惠差异导致的各种寻租支出,通过逐步消除这些差异我们可以考虑降低我们的所得税税率,当然只有降低税率所带来的税收收入损失小于消除差异扩大税基所带来的收入增长,这样的税率改变才是可取的。

(三)规范政府行为,完善所得税分享改革

2002年开始,我国实行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改革,这一举措的方向是好的,但这项改革方案由于制度设计缺陷,使得各级政府出现程度不同的随意减免和优惠政策的存在,使得企业所得税税法效力降低,导致各种寻租支出产生,各地各级政府为了寻求属于自己租金从不同程度上加大了征税成本和资源的浪费。因此,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分享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对减少所得税征管中的寻租支出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税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所得税制范文篇5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应税所得征收的税，个人所得税有三种征收模式：综合所得税、分类所得税和混合税制。综合所得税是在扣除最低生活费、抚养费等的基础上，按累进税率对全年全部所得征税；分类所得税是把所得按来源、性质分类，对每类所得分别制定一个税率；混合税制一般是先对各类所得课税，再按累进税率对一定数额以上的全年所得征税。

从全球各国的实践来看，综合税制已经成为主流，因为综合税制的税率结构简单，纳税人按其收入水平和能力负担税收，体现了税法的公平原则。现在，欧洲各国大部分采取综合税制，只有英国、葡萄牙实行的是混合税制。在拉丁美洲，除了智利、厄瓜多尔等国采用混合税制，其他也大多实行综合税制。拉丁美洲、大洋洲也表现出相同的情况。在亚洲，只有中国、约旦等国家实行分类税制。下面从税制角度对个人所得税作些比较分析。

一、纳税人

各国对纳税人的规定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基本要义一样，即对本国居民或公民的所得征税，不论其收入来自于国内还是国外，同时只对非本国居民来自本国境内的所得征税。各国对纳税人规定的区别在于各国判定居民身份的标准不同。有些国家以是否在本国有固定居所为标准，有些国家以居住时间来判断，还有一些国家判断居民身份是看自然人是否有在本国境内居住的意愿。

英国税法规定，本国居民至少要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一个：在英国有永久居所；一个纳税年度至少在英国居住183天；一个纳税年度虽在英国居住没有半年，但连续4年来访英国，每年达3个月。

法国税法把纳税人分为定居法国的与非定居法国的，前者实际上类似于居民身份。法国定居要满足以下几种情况：家庭所在地、主要居所在国内，在国内进行从业活动，主要经济利益来源于国内。

我国对居民身份的要求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虽无住所但在境内居住期满1年。可见，大多数国家在规定居民身份的时候综合运用了居所所在地和居住时间的标准。

二、征税范围

我国目前征税项目有11个，除了工资、薪金所得，还包括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稿酬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2005年调整的个税减除费用标准就是针对工资、薪金所得而言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很复杂，有些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如住房公积金等。这里就征税范围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作些介绍。

合法所得与非法所得。个人所得有的来自于正当经营，是合理回报，有的来自于坑蒙拐骗，是非法所得。对于这两类所得的处理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所得的理解，也影响到一国财力。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做法是，不论所得在来源上的法律属性，都视为应税所得，也就是说不因为这些所得可能会对社会风气、风俗的不良影响而不征税。一般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正好相反的做法，征收范围被局限在合法收入内。

转移所得。转移所得是政府或个人将所得无偿转移给纳税人，不同于有偿性质的转让所得。转移所得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初始分配格局。由于转移所得有不同种类，一国对转移所得的处理也不尽相同。比如很多发达国家对离婚赡养费是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而对社会保险福利则不征收。对社会保险福利不征税的理由是这类转移本来就是出于社会再分配的目的解决一部分人的生活问题，如果再对此课税反而会部分抵消这种作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征税范围不包括转移所得。

三、税率结构

由于所得构成复杂，不同类别的收入税率结构不同。

各国的税制变动大都表现出了一种趋势，即税率结构逐渐简化，等级减少，税率降低。英国1977年左右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有10档，最高边际税率为83％；到了1988年，税率只有25％和40％两档，现在基本固定为3个等级。日本个人所得税（国税）税率在1950年有8档，最高档税率为55％；到了1969年，税率档次达到顶峰，为16档；之后级数逐渐下降，1987年12档，1995年又减少至5档，最高档税率为50％。我国的工薪所得分为9档，在所列国家中等级数比较高，还有进一步简化税率结构的必要。

四、征收办法

个人所得税属于较为复杂的税种，其征收办法也多种多样。

课源法，即从源课征，由扣缴义务人在所得产生的当时当地扣缴纳税人的应纳税款并缴纳给政府。

申报法，由纳税人在一定期限内自行申报所得，总所得额的计算或自行完成或由税务机关完成。

测定法，是税务机关按纳税人的一些外部特征推断其所得并计税，比如可以根据银行账户信息判断纳税人的收入，还可根据纳税人的消费支出、生活水平来判断。

估计法，主要是以纳税人的历史资料为参考，估计其应纳税额。

可以看出，测定法和估计法都不能作为精确计量应纳税额的方法，主观估计的色彩较重，估算结果很可能远远偏离实际所得额和应纳税额，因此只能作为课源法和申报法的补充，但可以在避免逃税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课源法由于征税手续简便，可以节省这方面的费用，并且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纳税人合作与否并不关键，逃税现象相对可以得到减少。申报法在发达国家推行较广，这种方法基于纳税人对自身收入的信息来课税，一方面激发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一方面为税务机关提供了便利，当然，它也对纳税人有较高的要求。

总体而言，这几种方法相互补充，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完善税收的征收管理工作。很多国家通常同时运用两种以上的方法。以法国为例，除了采用申报法之外，还有协商征税的办法，相当于估计法。协商征税的出发点是考虑到一些没有能力准确申报纳税收入的人，由纳税人提供与个人所得密切相关的资料如车辆数、房租、雇用人数及报酬等，税务部门以此确定应纳税额。日本和我国的课税办法包括课源法和申报法。英国首创了课源法，并一直在实践和运用这种方法。英国的课源法还分为所得税预扣法（主要是工资和薪金）和对利息支付的扣缴。其课源法也是离不开申报制度的。像所得税预扣法就是要求纳税人首先填写所得税申报表（不一定每年都填），再由税务机关标记每个纳税人可以享受的税收宽免并征求纳税人的意见，最后，企业的任务就是在得到纳税表及相关信息之后预扣税款。

五、申报制度

申报制度的区别主要在于申报单位的不同。是以个人、夫妻，还是以家庭为一个申报单位，各国有着不同的实践。从经济利益导向出发，申报单位可能会影响到纳税人的行为。

所得税制范文篇6

收入差别和财富差别不是孤立存在的，收入的差别会导致财富的差别，而财富的差别会加速积累收入差别，二者的相互作用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二）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中国贫富差别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正是经济体制改革导致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使人们的收入来源发生变化，使人们不仅从公有经济中取得收入，还可从非公有制经济中取得收入；不仅取得劳动收入，还可取得非劳动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使收入来源多元化。正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导致各种经济成分的收入分配机制发生变革，以及人们在各种经济中的就业结构和每个人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们从每种收入来源得到的收入差别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使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一般来说，劳动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三个方面：①个人素质差异，居民的劳动能力和身体状况差异；②行业差异，各部门的垄断程度存在差别；③地区差异，不同地区和区域由于自然的和政策的因素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基础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资产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居民拥有资产的数量和种类存在的差异。转移性收入主要来自居民所在单位和地区的收入水平、福利政策和社会伦理倾向。非法收入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另一原因，主要有：①造假、贩假、卖假收入；②走私贩私收入；③传播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从中牟取暴利；④炒卖房地产收入；⑤贪污受贿，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牟取暴利；⑥从事地下经济活动、逃税漏税。

在造成贫富差距的诸多因素中，只有个人素质差异带来的差距是市场化的结果，属分配不均，是合理的差距，是应该拉开的差距；而其他因素造成的差距是非市场化的结果，属分配不公，是不合理的差异，是应该消除的差异。目前，我国初次分配明显表现为不公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面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人们反对的是分配不公，而不是分配不均。

从长期看，初次分配结果的不公正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政府需要通过再分配手段调节贫富差距，税收正是政府用以调节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所得税机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

许多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并没有起到由富人向穷人再分配的作用，有时正好起了反向的作用。其实，问题并不出在个人所得税制度本身，而是累进税率机制设计的错误。

税收与个人收入的一般关系如图1所示。累进税和累退税都具有再分配的作用。个人所得税一般为累进税，我们仅以累进税为分析对象。

（一）累进程度的调节手段

在相同数量税收的目标下，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合理设计，可以减少对“人们”工作热情的伤害。图1中，A为起征点，它由免征额ON和起征税率OM来决定。在设计个人所得税率时，根据该税种的目标是聚财或者再分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及居民的收入水平，我们可以通过调整ON的长度和OM的高度来决定多少工作人数和多少工资不受税收的伤害或少受伤害。所以，决定税收收入的除个人收入和税率之外，还有起征点A和累进税线AB的斜率。当免税额从ON增大到ON1（如图2所示）时，累进税线由AB移动到A1B1；当起征税率从OM降到OM2（如图3所示）时，累进税线CD移动到C2D2。两者均加大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但多数人（收入低于OR者和收入高于OR者的低于OR的部分收入）受益，只有少数高收入者（收入高于OR的部分收入）的税赋加重。因此，加大个人所得税累进程度只对极少数人的高收入部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挫伤多数人的工作积极性。

附图

图1税收与收入的关系

附图

图2免税额的调节

附图

图3起征税率的调节

个人收入结构如图4所示，低收入者为Ⅰ，中等收入者为Ⅱ，高收入者为Ⅲ，Ⅰ、Ⅱ类人所占比重较大，Ⅲ类人所占比重较小。因此，采用适当的个人所得税制（如图5所示）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又不会挫伤大多数人的工作积极性。在图5所示的个人所得税制结构中，对三类收入者的低收入部分均免税，对Ⅰ类和Ⅱ、Ⅲ类收入者的较低收入部分采用低边际税率，对Ⅱ、Ⅲ类收入者的中等收入部分采用较高边际税率，对高收入者Ⅲ的高收入部分采用更高边际税率。

附图

图4个人收入结构

附图

图5个人所得税制结构

（二）税率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个人所得又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征收对象不同，税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亦不同。假设个人收入仅来自劳动所得，随着个人所得税率的逐步增加，理性人将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直至工作极限；然后，增加闲暇时间，减少工作时间，个人收入也随之减少。可见，对劳动收入征税存在税率极限，超出税率极限，劳动收入会减少，则挫伤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反之，若对非劳动收入征税，税率应超过税率极限，使个人非劳动收入减少，有助于鼓励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从上述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有关个人所得税的结论：①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幅度按照边际效用牺牲相等原则设计，对低收入者有利，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②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不会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工作积极性；③对劳动收入轻征税、对非劳动收入重征税，有助于鼓励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实践分析

个人所得税自1799年由英国首创，历经2个世纪的发展和完善，已成为政府调节分配不公、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并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主体税种，发展迅速。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较晚，1980年第一次颁布《个人所得税税法》，仅对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征收；1986年对国内公民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对个体工商户征收所得税；1994年三税合一，实行新的《个人所得税税法》；1999年10月对居民储蓄利息开征利息所得税。至此，个人所得税走进千家万户，与每个公民的利益直接相关，引起理论界和老百姓的普遍关注。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

1.资本所得轻征税、劳动所得重征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非独立劳动所得（工资、薪金）按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独立劳动所得（劳务报酬）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现加成征收；对经营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按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资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股息、利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具有资本所得轻征税、劳动所得重征税的倾向。一般认为，资本所得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大于劳动所得，付出的代价小于劳动所得，与必要生活费用的相关程度低于劳动所得。因此，资本所得的负担能力大，劳动所得的负担能力小。对资本所得征重税，对劳动所得轻征税，可以实现能力大的多纳税，能力小的少纳税。

另外，我国将投资股票所得分为股息红利所得和股票转让所得两部分，对前一部分征20%的个人所得税，对后一部分则不征税。中奖税率太低，同为500万元，工薪收入征税税率为45%，而中奖只征收20%的税率；个人购买中大奖和靠积蓄利息养老适用相同的税率。这些均不能反映个人所得税的公平原则。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明显歧视劳动、重视资本，应当按照资本所得征重税、劳动所得轻征税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2.免税额太低，扣除范围未能体现公平原则。1994年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将我国居民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定为800元。从1994年至今，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居民消费支出发生了变化，原来由政府包揽的福利支出（公有住房、公费医疗以及子女教育费用等）全部或部分转为个人负担；食品、水、电、燃气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比1994年有较大增幅。这些客观因素的变化，决定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应该向上提高，许多学者认为1500元较合宜，否则，是对较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费用征税。

扣除范围，国际上通常包括成本费用、生计费用和个人特许扣除三部分。我国只设计统一扣除额，法定扣除额设计与实际生活负担存在较大差距，不能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其纵向公平性也就无从体现。

同时，对居民与非居民适用不同的扣除额标准，对非居民附加扣除3200元，适用4000元的月扣除标准，而对本国居民的实际负担范围变化却没能及时调整扣除额标准，致使两者相差5倍，形成对本国居民的政策歧视，无法实现横向公平。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实施时，表现为征管无力

1.工薪阶层成为实际纳税主体。如图6所示，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劳动所得，尤其是工薪收入已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收入来源，工资薪金项目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近50%[4]。1999年开征利息税后，比例有所下降。而且，工薪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增长远远高于职工工资总额增长（如图7所示），工薪阶层税收负担明显过重[5]。

附图

图6个人所得税各项目比重

附图

图7职工工资和工薪所得个税增长比例

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税收负担极轻。例如，广州市2000年84.69亿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中，高收入者的税收仅占2.33%[6]。目前，我国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纳税主体，使个人所得税存在逆向调节，未能体现再分配功能，深深地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

2.最高边际税率形同虚设。我国工薪所得按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工薪阶层的收入扣除800元后，只有极少部分人须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这部分人中的绝大部分也只适用5%和10%的前两档税率，第5至9级税率基本上不发生作用，部分税率并无实用价值。特别是，我国最高税率45%在现实中极少运用，只起象征性作用，有其名而无其实，形同虚设。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名义税率过高，实际税率很低，仍然存在进一步提高实际边际税率的空间。因此，可以加大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累进程度，尤其是对资本所得。

3.税收流失严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个人所得日趋多元化、隐蔽化、分散化，征管工作难度加大。实物分配和权益所得未纳入征收范围，影响了税收的调节力度。个人所得税收人中，巨额灰色、黑色收入（偷税逃税、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腐败和违法所得收入）游离于个人所得税调节之外，靠权力、地位取得的实物性分配或服务也没有纳入征税范围，存在“权益逃避纳税，劣币优于良币”的现象。因此，必须加大对9类高收入行业、单位和9类高收入个人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防止个人所得税流失。

总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设计和实施对公平原则体现不够，没有按照边际效用相等原则分配税负，极大地挫伤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收入分配的理想结构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这既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也符合“共同富裕”的原则。今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应充分体现再分配原则，加快高收入者收入向低收入者的转移，缩小贫富差距。目前可作的选择是增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尤其是增大高收入者税负，使高收入者做出更多贡献，减轻较低收入者税收税负。同时，完善所得税制必须与严格执法、加强征管相结合，以防止税收流失，削弱再分配的力度。

（三）关于个人所得税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曾在《中国企业报》（2001年10月29日）撰文《“十五”期间税制改革其他的若干思考》指出：“十五”期间可以考虑①将个人所得税列为共享税，②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减少级数，③取消800元起征点，实行全民征税。顾海兵教授关于提高起征点的观点引起一场“是否全民征税”的争论，降低累进税率的观点似乎得到理论界和老百姓的认同。

1.是否全民征税？实际上，这涉及税收的目的是聚财还是再分配的问题。目标模式的选择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选择标准与各国的经济发展快慢、人民生活水平高低、贫富差距大小、社会稳定程度以及传统文化背景有关。有学者从该税种发展的世界史出发，认为应该先以聚财为目的，尔后再以再分配为目的。在早期，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总是与战争筹款相连的，然后各国才将个人所得税与再分配相联系。如果以聚财为目的，则应对所有的收入征税，并降低边际税率；如果以再分配为目的，则应提高免征额，提高或维持现有边际税率。目前，我国突出的问题表现在贫富差距过大，人民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越来越大，况且一部分人的富裕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结果，或者说是竞争起点优势的结果，甚至是非法行为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应该以再分配为目的。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公平，也有利于增进社会经济福利。

2.是否减税？国际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减税，上面理论分析的结论似乎与之相矛盾。原因何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应如何改革呢？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从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出发，有人主张提高个人所得税率；反对者从世界各国减税趋势出发，从效率出发，主张减税。至于说到世界各国的减税趋势，我们应该注意几点：第一，应该把对企业的减税和对个人收入的减税区别开来，对企业的减税比对个人收入的减税更普遍。第二，除美国外，其他工业国贫富差别问题并不是很突出。同时工业国，尤其是高福利国家，劳动力成本过高已成为就业及国际竞争力的障碍，所以降低过高的边际税率是有空间的。中国贫富差别较大的问题更需要用个人所得税来调节。第三，美国是世界范围内减税的领头羊，其中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但代价是美国财政已形成额额赤字和贫富差别加剧，富人从减税中获得巨大好处，而与2300多万穷人无关。现在评价布什的减税政策还为时尚早。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是否减税、减何种税、减多少税等等，而不是简单照搬他国的政策。

总之，适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机制，一方面是既要得到最多的税收又要保证最少的人受伤害；另一方面是要通过负所得税使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这种目标是可以通过免征额、起点税率、边际税率以及负所得税率等等的科学组合而达成或接近达成的。至少可以肯定地说，通过个人所得税率机制的科学设计，我们可以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做一个接近合理的选择，而不是简单地将两者对立。

【参考文献】

[1][2][6]董树奎.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现状的分析[J].研究，2002.

[3]吕江林.论我国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J].财经，2002.

所得税制范文篇7

[关键词]美国；公司所得税制；应能负税原则；投资人；控制人

传统的公司课税理论以法人性质学说为基础，认为对法人应否课征单独的法人所得税，以及与对其自然人股东课征的个人所得税是否构成(经济性的)双重征税，与法人是一个实在的主体(法人实在说)、还是一个拟制的主体(法人拟制说)息息相关。但经笔者详细论证，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等团体性的纳税人乃至个体性质的自然人纳税人应否课税以及如何课税，其根源均在于量能课税原则(从国家角度看)或应能负税原则(从纳税人角度看)。

美国公司所得税制堪称是对上述观点的最佳注释，除C公司外其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出诸如S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开放式合伙等一些在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营利事业形式，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所得税课税模式，概不受纳税人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影响，深入分析这些组织体产生的原因及其与应能负税原则之间的关系，可以对我国公司所得税制的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一、美国公司所得税制的实践

在公司税制方面，美国是古典制模式的典型代表，即对公司所得在公司层面课征公司所得税，对其获得股利分配所得的自然人股东再课征一道个人所得税。该规则主要规定于美国《联邦税法典》的C章，因此适用一般双重课税模式的公司又称为C公司。但是由于在公司法理念上长期奉行契约理论，所以美国产生了众多形式灵活的组织形式。它们在民事法制度上不属于典型的公司，如何对这些经济组织课征所得税，成为美国税法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S公司的所得税制

美国所得税法体系中有一类纳税人叫S公司，因其规定于IRE的S章而得名。在税法上，对S公司的所得课征单一的、股东层面的所得税，又称为合伙税制。S公司的所得、损失、扣除额及债务“穿越”到公司的股东课税，但是其数额在公司层面确定。然而S公司作为法人性质的公司实体，有关公司的其他税则规定仍然适用于S公司的交易，比如增值财产的分配、股份回购和清算等。S公司规则最初出现于1958年，原因在于国会为了顺应人们要求既享受公司形式又不用承担双重征税的愿望，允许特定“小型商业经营公司”股东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避免公司层面的所得税。其公开宣布的立法理由是允许一个商业经营选择它的法律形式，“而不需要考虑不同的税收结果”。然而，S公司在公司法上仍然是一种典型的公司制度，并没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其独特之处是在进入税法体系后呈现出来的。由于在税法上对S公司不按照C公司的双重课税模式，而是采用单一课税模式，因此它与一般公司形成强烈反差。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所得税制

在美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享受有限责任的合伙的变体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各组成“成员”所有，而不是合伙人或股东。在有些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有两名以上的成员，但是很多州允许单个实体组成有限责任公司。任何公司、合伙、财团、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实体以及个人，都可以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类似有限责任公司的实体在很多国家都已经长期采用，包括拉美国家的limitada和德国的GesellschaftmitbesechrankterHaftung(GmbH)。

在所得税法上，1989年联邦税务局公开规定，Wyoming州的有限责任公司在税法上将被认为是合伙而不是公司。这就极大地刺激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产生。1992～1996年，新注册登记的公司和有限合伙各自增长了13％和15％，而新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增长了2300％。有限责任公司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了很多经营者的最优选择。

1997年以后，有限责任公司所得税课税模式采取了著名的“打勾规则”。该规则规定，未被划分为公司且至少有两个组成成员的商业实体，可以选择按照合伙形式或像公司那样的课税联合体形式被课税。而且，未被划分为公司且只有一个组成成员的商业实体，可以选择完全不缴纳联邦所得税或以像公司那样的可税联合体形式缴税。新规则还为新成立的国内合格实体建立了预分类方案：这些实体如果至少有两个组成成员，则将被课征合伙式所得税；或者如果只有一个组成成员，则不按照独立于其投资人的实体课税。已经存在但又未做出选择的实体将仍然按照他们根据旧规则选择的分类。新的分类规则特别适合于那些希望通过单一成员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开展业务的个体，因为对这样的实体没有独立的联邦所得税要求。

(三)开放式合伙的所得税制

开放式合伙(PTP)课税制度是美国所得税法上颇具特色的制度之一，它主要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某类合伙。根据美国税收规则规定，开放式合伙是指这样一类合伙，它将其合伙利润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或者已经可以在二级市场以及其他实质上同等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对于这一类合伙，税法把它作为公司来对待。即在合伙层面课征一道公司所得税，在合伙人层面还要课征一道个人所得税。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避税。因为在该课税规则颁行之前’，开放式合伙被按照合伙对待，采用单一课税模式课征所得税。而在制度上，开放式合伙的合伙人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当合伙所得的利润证券化并在证券市场上流通以后。就能够吸纳无限数量的投资者，其结果是获得了与上市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效果。获利的开放式合伙以这种形式直接将它的所得穿越到最终受益的投资者，以较低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从而逃避了利润同样证券化的公司在公司层面必须承担的公司所得税。

考察对开放式合伙的认定和所得税课征设立的详细规则，其核心是对取得现代公司实质利益的特定合伙以公司课税模式来对待。开放式合伙的名义合伙人虽然处于和普通合伙相同的权利义务地位，但是合伙的经济收益却通过利润的证券化运作，转移到数量众多的其他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其经营控制权和投资人所有权相分离，合伙形式取得了公司形式的效果。

二、美国公司所得税制的理论剖析

为什么美国所得税制的发展会出现上述现象呢?由于税负是加诸纳税人的经济上的负担，因此，纳税人的经济实质是决定课税与否的最终依据，所以为了回答前述问题，我们必须从这三种经济组织形式本身的经济特性去寻找答案。

(一)对所得税纳税人财产和权利结构的分析

任何公司的成立及运转都是由利益相关方的活动所构成的。这些利益相关方，如果从主体角度加以分类，考虑到他们在公司中实际权利的不同——这些权利主要是控制公司财产及其运用的能力，可以分为公司投资人、公司控制人和公司参与人。

公司投资人表明了这样一类人，他们对公司的财产享有一定的权利，可能表现为股权、债权、表决权、红利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为表述方便，本文以“投资人权”指代前述各类权利。从来源上看，虽然在公司法上公司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但公司作为人们经济行为的工具，其财产来源于其他主体，最终来源于个人。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东，当其对某一公司进行投资之前，其对准备用以投资的财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而当其投资之后，则其原来加诸该财产之上的所有权则转变为股权、债权等投资人权。投资人对公司财产享有的权利基础并不是其原始的所有权，而是在原始所有权让渡之后所享有的投资人权。

公司控制人主要享有的是一种经济上的控制能力，他们具体管理公司的财产，确保财产的增值，促进公司的发展壮大。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如果某个董事是股东的人，则其最关注的并非公司的长远发展，而是股东的利益；但是，如果他仅代表部分股东的利益，则其他股东或者公司的利益就无法得到有效保证；而如果他在长期的公司经营中形成了自己的资源优势，他就可能背离所代表的股东利益，甚至在和对经营情况一无所知的股东的交往中成为决定的一方。此外，他们的经济收入、在行业中的名誉地位等也游离于股东、债权人的关注中心。从权利角度看，控制人对公司及公司财产享有实际控制权。

公司参与人是对和公司有关但又不能归属于前面两类人的一个总称，具体的组成十分不同，几乎没有共同的特征。比如，公司和雇员的关系，这是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又如公司和供应商、经销商的关系，以及公司与政府的关系，这是公司的外部关系。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公司的财产形态、组织形式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因此，参与人地位不是本文的考察重点。

考察公司发展的历史，控制权形态可以分为五种，它们包括：(1)通过几乎全部投资人权实施的控制；(2)多数投资人权控制；(3)不具备多数投资人权，但通过合法手段实施的控制；(4)少数投资人权控制；(5)经营者控制。在第一种形态下，典型的比如一人公司。一人公司的股东往往既是公司财产出资人，同时又是公司日常经营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并严格掌控公司的发展，因此又属于公司的控制人。在这里，投资人权和控制权合二为一。但是除了第一种形态，其他所有形态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部分甚至全部投资人并没有基于自己拥有的投资人权在公司中获得实际的影响能力。比如在少数投资人权控制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其控制权取决于他们从分散的股东手中吸引足够(投票)权的能力，以使这些(投票)权与他们持有的实质性的少数股权相结合，在一年一度的选举中控制大部分的投票权。而该少数投资人权可能仅占所有权总数的百分之十几。

上述事实表明，公司的投资人和控制人并不始终处于同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反，考虑到现代公司两权分离的要求，以及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所占据的重大优势，投资人和控制人往往是相分离的，甚至是对立的。(二)从投资人、控制人的关系看美国公司所得税制

采用上面的描述来分析美国所得税制中处于特殊情况的几类经济组织，我们发现有限责任公司和S公司的共同点在于，其投资人和控制人的关系非常紧密，一般情况下往往互相融合、难以区分。这种关系不仅仅表现在身份的同一上，即一个人同时是投资人又是控制人，还主要表现在投资人在控制公司方面具有极大的权力。比如说，有限责任公司的“组成成员”，由于合同自由是这一组织形式的核心，他们往往通过组织协议对公司的各个方面进行规定。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由于公司规模有限，组成成员的人数也是有限的，这使得他们可以对公司事务产生具体的关注和兴趣，并能够在事实上施加影响。

在S公司中出现了类似的情况。IRC要求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小型商业经营公司”才能成为S公司；其股东不能多于75个主体，考虑到财产信托也可以成为股东，实际的人数可能更少；此外，一层股份的要求进一步限制了开放式公司成为S公司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想象，S公司的股东对公司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恰恰相反，开放式合伙和众多上市公司，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投资人和控制人的身份决然分开。现代公司作为资合性经济组织，两权分离是其本质要求，尤其是当其规模较大的时候。上市公司的股东往往成千上万；当公司公开发行债券时，债权人的人数也几乎不能有效计量。因此，即使投资人想要参与公司的具体运行，也往往通过正式的会议选举形式，而不能通过直接的、私下的、即时的方式参与。公司的控制人管理公司的经营，具有专业化、技术化的特征，他们实际上形成一个既存的阶层，从而有别于公司投资人。在极端情况下，个别投资人(如证券市场上的小股民)甚至不能对公司产生任何影响，而只能被动地接受控制人赋予的结果。

(三)小结

美国税法对可承担所得税负的公司的选择，与不同公司中投资人和控制人的关系有关。由于控制人在大部分时间代表公司，因此上述关系可以进一步简化为公司与其投资人的关系。对那些与投资人联系紧密的组织体，往往不采用双重课税规则，在组织体层面不再课征公司所得税，而是按照其经济实质，将公司的所得、损失、扣除额等，根据一定的规则直接归属于其股东、合伙人或组成成员，从而向后者课征所得税。而对那些与投资人联系不紧密的公司，则根据各自的财产及财产增值状况，在组织体层面课征一道所得税，当财产向其投资人分配时，再向后者课征一道个人所得税。

这就为解决应能负税原则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答案。首先，公司是否具备独立的负税能力，即所得如何归属于特定的公司，可以通过公司投资人与控制人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判断：关系远则所得不可归属于公司，因而公司不具备独立负税能力；反之则具备。这是对应能负税原则判断前提条件是否满足这一问题的合理解答。其次，从纳税主体来考察，应能负税原则中的主体资格不再仅仅从法律资格的满足中寻找答案，而是从公司的经济资格角度来进一步进行规约。也就是说，在税法上具备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公司，还要从经济身份是否独立即公司投资人与控制人关系上考察公司是否具备独立的能力和资格。唯有两者都相符合的公司，才真正满足承担税负的要求。

三、以一人公司为例看美国公司所得税制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营利事业组织形式远未达到美国那样的复杂程度，但是复杂化趋势已经显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在立法中对一人公司和有限合伙的确认，并由此给我国所得税制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限于篇幅，仅就一人公司所得税制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一)一人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可以决定公司章程，因此一人公司的运营规则，包括董事会(如果有的话)权利义务、监事会权利义务、公司财务规则等，实际上是由其股东一人决定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则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表明立法者对一人公司的独立性表示了相当的怀疑，并试图用特别规则对其进行规制。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看，对一人公司的规定都相当严格，并动辄动用公司法的人格否认制度，追究股东的责任。

从实践角度分析，一人公司股东往往身兼公司董事和经理，并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一人公司虽然名义上可以做出独立的意思表示、对公司事务进行决策，但是由于股东的巨大影响力，前述决定往往可以被认为是股东意志的体现；一人公司由于规模较小，在证券市场上融资的机会不大，而且一旦进行资本运作，就很难保证其一人股东的单一性；在承担责任方面，一人公司虽然以自己的独立财产承担有限责任，但由于股东在公司中的重大影响，债权人往往很容易寻求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帮助，将股东置于债务承担者地位；即使股东对公司保持较小的影响力，股东的唯一性也暗藏了公司独立性的风险。所以即使是公司法学者，对一人公司的法人属性也产生了重大分歧。

(二)对现行一人公司所得税制的质疑

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对一人公司按照双重课税模式课征所得税合理吗?

首先，一人公司的确具有独立的法律身份，但这无法保证一人公司具有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即一定的经济成果可由一人公司独立达成、受领、受益、处分。由于税负是加诸财产上的负担，只有具备经济能力的主体才可能最终负担经济上的不利益，一人公司不具备独立经济地位，却要负担经济上的不利益，显然不符合逻辑。

上述矛盾也体现在实际操作中。假设一人公司在某个纳税年度内的应纳税所得额是20万元。在目前双重课税模式下，一人股东还须另行负担个人所得税，若该20万元在同一纳税年度全部分配给一人股东，则该一人股东应纳所得税额为7.2万元。而如果该一人股东采用个人独资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形式，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个人独资企业采用单一课税模式，一人股东只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在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课税模式课征，因此，该一人股东应纳所得税额则为6，325万元。税负的差别是明显的。

其次，在存在上述税负差异的情况下，一人公司是否具有普遍的制度优势呢?一人公司之于个人独资企业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享受有限责任，但是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利用有限责任谋利的行为加诸严格的制度规范，因此，有限责任的优势在一人公司中的真正效果值得怀疑。另一方面，由于小型工商企业并不是靠雄厚的资本、庞大的规模、大量的市场份额而取得竞争优势，恰恰相反，它们主要靠经营者个人的资信情况来获得客户的信赖，如果采取无限责任制度来经营，反而能够更具有竞争力。此外，由于在组织形式上往往倍受公司法的大量约束而不如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灵活，一人公司股东很可能抵制双重课税模式下企业所得税的有效落实，比如采取利润不分配、将无关开支记入公司费用等方式变相达到避税目的，这一结果将使得企业所得税在一人公司这里失去意义，反而不利于税制的良好运转。因此，总体来看，一人公司负担较高税负并未获得实践上的合理性。

此外，对一人公司采取双重课税模式不仅违背了应能负税原则的要求，进而违反了公平课税的原则，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同的税负对投资者选择一人公司形式还是个人独资企业形式来展开经济活动造成了影响，这又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的要求，即税制的设计不应影响投资人经济行为的决策。因此，对一人公司采取双重课税模式在理论上也站不住脚。

所得税制范文篇8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居民身份；应纳税所得；扣除项目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及难点之一。国内学者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最典型的如：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讨论。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是以英，美，日特别是日本等国的做法为基点，从遵从国家税收管辖权，增加财政收入角度出发，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提出改进意见，而很少正视我国是一个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本文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和税收征管的实际出发，主要从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规则，应纳税所得和扣除项目三个方面比较借鉴我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如泰国，马来西亚，以寻求遵循国际税收惯例与现实选择二者之间的最佳结构，来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上述三个部分进行改进。

我国及东盟国家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规则，应纳税所得，扣除项目的比较分析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口众多且人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压力大，资金，技术人才缺乏等困难，对吸收外资，引进技术，人才吸收先进思想及管理经验都有迫切要求，因此在税制的正式规则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而周边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文化习俗等因素的相近性，势必在税收制度的非正式规则上也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选取了与我国相邻的泰国，马来西亚作为比较对象，试从比较分析中得出一般的规律。

<一>：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规则的比较分析

1：各国在选择自身税制规则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缘政治，历史渊源，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而各具特色，泰国及马来西亚以前是英法的殖民地，因此在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规则上与英法有点类似。泰国是采取180天标准而马来西亚是182天标准，与中国比起来（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的影响），我国基本上是以1年界限来区分税法意义上的居民与非居民，也就是说在我国境内无住所而居住不满1年的个人与在中国境内无所得不居住者一样看待，只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承担纳税责任。

2：中国的确认标准为双重的—时间及住所标准，而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标准都为时间标准，特别是在时间标准上比泰国，马来西亚更加复杂，如中国自己特色的1年标准和5年标准

<二>泰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在应纳税所得的确认规则的比较分析：

1：在应纳税所得的确定方面，泰国的居民或非居民对不管是在国内支付或是在国外支付的在泰国受雇或从事经营活动并取得的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国是仅就对工资薪金项目实行有区别的支付原则，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中对在中国居住90（183）天以下的非居民的所有境外支付的境内外所得免税，对居住5年以上的的由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征税。且泰国并不征收单独的资本利得税，从财产再出售中取得的盈余被视为普通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中国对财产收益有独特的纳税规定。

2：而马来西亚就其纳税人外国收入部分按照汇入原则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一点与实行“支付原则”的泰国和中国是不同的。还有马来西亚没有将资本利得列入征税范围（房地产收益税除外）。中国将个人得资本利得列入征税范围。

<三>泰国，马来西亚及中国在扣除项目得比较分析

1：在扣除项目的做法上，中国与马来西亚比较类似，主要分为对工薪所得的扣除项目及对其他类型所得的扣除项目，在工薪所得得扣除中中国为1600元/月的标准，而马来西亚的工薪所得的扣除费用也是有限的，仅限于一些基本的生活开支。对于其他所得的扣除项目，中国与马来西亚有很多是相似的，如：马来西亚对于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亏损的个人可以用当年所得弥补当年的亏损这点与上表中中国的扣除项目的第二点关于个体工商户的损失扣除相类似。

2：而泰国在扣除项目方面比中国和马来西亚更具特色，对雇佣所得，纳税人可选择“标准扣除”也可选择分项扣除费用，在个人宽免项目的规定很大程度上仿照了西方做法，对纳税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区分为未/已婚，有/无子女，子女是否受教育及受何种教育情况进行个人扣除项目的确定。另外，对人寿保险所得，退休金基金缴费，住房贷款利息付款以及慈善捐赠还有其他款免扣除项目，对于这些宽免泰国国税局都规定了最高现额。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纳税人的扣除项目只能执行法定的“标准扣除”，不能选择分项扣除费用。

给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启示：

从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在制定个人所得税时不仅考虑了国际惯例同时也考虑自身的经济，社会，管理水平等状况，因此我们在与邻国的比较后得出，在改革本国个人所得税制时的立足点是本国实际情况同时参考国际惯例：

1：在自然人居民身份确定规则上建议将5年规则解释为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质性的规则：在任何连续5年中一个人每年在中国居留183天以上或累计居留915天以上，从第6年起不论在中国居留的时间长短，均视为中国居民。取消1年规则采取不管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通用的183天规则。作上述改变主要的考虑是；简化身份确认规则，对我国的规则重新做出解释，让原本没有现实意义的规则更有可操作性，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出的改进，更有利于对外的交流及维护国家的税收管辖权。

2：在应纳税所得的确认规则建议将境外收入“支付原则”改为“汇入原则”要明确“汇入”不仅指通过银行，邮局汇入，还包括本人或委托他人从海，陆，空，港等携带入境，不仅包括现金的汇入，也包括各种证券，实物的“汇入”，改为“汇入原则”的主要是从我国目前的稽查征管水平及可操作性角度出发。由于我国目前的稽查征管水平较低，稽查征管的成本较高，如果按照对于目前可操作性不强的“支付原则”来确认应纳税所得，实际上会导致我国的税收管辖权落空，税收收入不稳定。而在具体应税项目上，应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应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府只能的需要来确定具体的应税项目。

3：考虑到目前我国的教育成本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教育支出基本上成了大部分家庭支出的一大部分，因此对于扣除项目的改进，建议将教育支出纳入扣除项目中，对有子女并且正在接受教育的家庭的教育支出允许扣除，有利于减轻家庭的负担，有利于提高家庭对教育的指出水平，有利于提高我国民众的质素。同时也可考虑针对纳税人的不同情况进行扣除，如对个人是否结婚，是否有小孩以及小孩的个数等情况进行扣除项目的确定真正作到效率与公平的结合。

【参考资料】

[1]解学智.个人所得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杨斌.国际税收.复旦大学出版社

所得税制范文篇9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加速，在追求公平、效率、收入的基础上，世界公司所得税改革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提升到提高本国税制竞争力、吸引国际投资的高度，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消除股息双重征税以及对现金流量税的理论推崇也成为实现这一价值理念的基本措施。

关键词：公司所得税税制竞争力税率税基双重征税

一、提高税制竞争力是全球范围内新一轮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公司所得税的改革目标一直是在最优税收理论之下对公平效率的追求和平衡，即在保证税收收入、减少偷逃避税行为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减少公司税对公司经济行为的扭曲。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国际间流动加速的背景下，公司所得税改革的目标也进一步提升为如何最大限度地提升税制竞争力，从而提高经济竞争力。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税务当局的观念已经从害怕因国际避税造成税收收入流失变为害怕因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制而造成资本流失。”①过高的税率和过重的税负减少了资本形成和劳务供应，导致大量资本流出和公司的数量减少。从Jorgenson、Hall以及Sandmo等构建的标准资本成本理论模型可以看出,①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高税率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资本外流,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外国资本进入。IMF的研究也表明在其他条件相近时,低税率的国家相对于高税率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投资。如，2000～2005年间受外国较低公司税的吸引，大量瑞典公司的生产基地、控股公司和公司总部迁到海外，资金流出达2730亿瑞典克朗。而日本在2005～2006年直接投资的净流出额分别为4.7万亿日元和6.6万亿日元。②其他许多国家也正面临着本国税制竞争力不足而导致的资本外流的风险。

有鉴于此，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对本国税制进行改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税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早在2002年8月，澳大利亚财政部的“国际税收政策评述”报告就称：“为了保持澳大利亚对企业和投资的吸引力，澳大利亚的税制应该需要不断地适应日益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澳大利亚也需要顺应国际趋势和别的国家的需求，与吸引投资的竞争国家的税制相互呼应”。③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彼特.卡斯特罗声称，对澳大利亚的国际税收政策进行审查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促使澳大利亚公司具有国际竞争力。

英国财政部也在2003年指出，英国自1997年以来的公司所得税改革，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经济扭曲和反避税提高了税制的竞争力和公平性，但仍需进一步的改革，以保持高水平的国内资本投资和国外资本投资，提高经济增长率。一个有竞争力的税制不仅要使英国对资本有吸引力，同时也应减少对投资的水平、时期、结构的影响。④2005年11月，美国税收专家ScottA.Hodge等人表示，⑤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公司所得税税率方面的差距已经阻碍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美国的公司所得税制已经由曾经的世界领导者，转变成美国经济的绊脚石，从而提出相应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等相关改革意见。

在2007年3月，日本经济战略研究中心报告，称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公司税税率在20%～30%之间，日本相对较高的税率和税负必然会降低日本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以及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日本迫切需要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以降低企业的负担。⑥另外，加拿大智囊团HoweInstitute也在2005～2007年连续的税制竞争力研究报告中指出，加拿大最近几年正在稳步地推进其税制改革：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更依赖消费和支出相关的税收，减少对投资和储蓄的税收。而所有这些改革的措施就是为了促进加拿大经济的增长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⑦2007年OECD了《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的报告。

该报告分析了OECD成员国近年来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后认为，⑧公司所得税的改革近年来已经成为大多数OECD成员国的一件重要的政治议题；公司所得税的改革是因为政府需要提供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财税环境；根本性的公司所得税改革已经超越了目前的降低税率和扩大税基的问题，政策制定者主要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政府如何保证当前的公司税收入水平？

2.政府如何维持或创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3.政府要如何减少由税收带来的扭曲？

4.政府如何简化日益复杂的税制？

从以上各国的改革实践可以看出，新一轮的公司税改革潮流已经或即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提高本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已然成为各国新一轮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消除股息双重征税与简化税制是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降低税率从近年来OECD成员国的实践可以清楚的发现，降低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是世界性的趋势。

OECD成员国公司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从1996年的36.60%下降到2009年的26.29%，下降了10.31个百分点。①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尽管下降的幅度不尽相同，下降速度也并不稳定，但是下降的趋势依然在持续。税率下降减轻了公司的负担，在减少了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干扰和扭曲的同时，也为国家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Grubert和Mutti的研究表明：②在增加税后收益率的假设下，公司税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吸引至少3个百分点的资本投资。

（二）扩大税基在税率下降的压力下，为了保持税收收入的稳定，必须进行扩大税基的改革。公司所得税的税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OECD《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采用了OECD各国折旧扣除值（贴现现值法）变化的事实来反映税基的变化趋势。

上图显示了19个OECD成员国折旧扣除的现值变化，计算采用的贴现利率排除了通货膨胀和实际利率的影响。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国家折旧扣除现值从20世纪80年代到近几年，都显示出普遍下降的趋势。现值的减小意味着允许扣除的折旧降低，这表明公司所得税税基在扩大。1982～2005年间，19个OECD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降低了其固定资产折旧率。这些折旧现值的变化反映出各国政府在折旧政策方面的改变。由于税基的扩大，虽然各国的法定公司所得税税率普遍下降，但是税收收入却保持着同GDP增长速度相当的增长水平。

（三）消除股息双重征税股息的双重征税问题不仅会给公司带来经营方式、利润分配、融资方式的扭曲，更使得公司的税收成本和税收负担加重，这显然会对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产生负面影响。

改善股息双重征税的问题，一直是公司所得税改革的热点。许多国家都选择了不同的改革方式，比较常见的有公司权益备抵制（ACE）、股东权益备抵制（ASE）、综合企业所得税（CBIT）、改进的古典制等。1991～2000年间,约有一半以上的OECD成员国采用完全或部分的归集制来消除股息的双重征税；2000年以后,一些成员国在所得税一体化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国家实行了改进的古典制的方法，通过降低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减轻对股息的双复征税。如德国在2000年7月，取消了归集抵免制和双率制，采用改进的古典制，对居民股息收入实行“一半所得制度”（half-incomesystem）；芬兰在2005年1月把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9%降至26%，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9%降至28%；葡萄牙（2005）也相继采用了改进的古典制来解决股息的双重征税问题。①

（四）简化税制税制的过于复杂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税收效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2007年联合公布了其对178个经济体税收状况研究的报告,②根据企业每年纳税次数的多少、企业遵从税法花费的时间以及企业的总税率，对企业在178个经济体纳税的简便程度做出评估

所得税制范文篇10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公平和效率；纳税单位；税率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税收一体化趋势也更加明显。国外个人所得税改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但我国的社会经济现实也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某个国家的经验，必须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国际趋势与我国社会经济现实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少走弯路，设计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而可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一）公平和效率：加快向混合所得税模式的转换

目前，世界各国对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有三种：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和混和所得税制。普遍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或混合所得税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纯粹的分类所得税制。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这种课税模式在我国的实践表明，它既缺乏弹性，又加大了征税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多，这种课税模式必然使税收征管更加困难和效率低下。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条件尚不具备，完全放弃分类所得税模式可能会加剧税源失控、税收流失。所以，在现阶段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模式比较切合实际。鉴于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要强化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功能，应尽可能多地将应税所得列入综合征收项目。除税法明确规定的所得（如利息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外，其他所得全部列入综合征收项目，实行按年综合申报纳税，以年度为课征期，符合量能纳税的原则。同时，要对不同所得进行合理的分类。从应税所得上看，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实行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承包承租、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宜实行综合征收。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

（二）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力求收入相同的家庭缴相同的税

个人所得税的最基本目标是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上，这也是个人收入差距的最终体现。因此，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完全可以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可以实现相同收入的家庭缴纳相同的个人所得税，以实现按综合纳税能力来征税；并且可以以家庭为单位通过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去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如对老年人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对无生活能力的儿童采用增加基本扣除的方法等。而现行个人所得税从收入角度来设计以个人为纳税单位，它不能对特殊的项目采用因素扣除法，因而不能起到预定的个人所得税促进公平分配的作用。当然，我国的核心家庭与西方的核心家庭结构不完全一样，设计税率和纳税单位选择的转换会面临很多实际问题，如西方的核心家庭是三口或四口之家，而我国的家庭结构要比西方复杂得多，至少存在3种结构，包括几代同堂的情况。为了征管的方便和有利于公平合理，设计税率时般以三口或四口的核心家庭为基本出发点；对于一个家庭生活有两对夫妇（即典型的三代同堂家庭）以上的可以采取分拆方式，即纳税单位不是以生活在一起的家庭为单位，而是以婚姻关系为基本单位，即以对夫妇为一个纳税单位。扣除费用额的确定，要以定率和定额相结合的扣除法，即综合扣除和分项扣除相结合的方式，体现我国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家庭的调节，根据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实际收入额确定扣除额并实行指数化。据统计，2000年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人均收入为7524.98元，据此可确定当年个人的费用扣除额为8000元（因为2001的数字可能高些），这是每个家庭成员的扣除额。如果是三口之家，则年度扣除总额为24000元；四口之家则是32000元，依此类推。对联合申报和单身申报税率的设计，要根据税负水平作测算后确定，原则上应对联合申报优惠一些，以利于实现纳税单位的转换。但不能差别太大，破坏了税收的中性原则。

（三）公平税负，设计合理的税率

税率是税制的核心要素，个人所得税改革，始终离不开税率这个最重要、最敏感的因素。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有三种，即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工薪所得）、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承包、承租及个体户所得）和20%的比例税率。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最低是5%，最高是45%.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大部分为工薪族，这样的个人所得税率设置确有不合理的地方。因此，税率的设计，要体现对中低收入者的照顾，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应考虑到与我国企业所得税的衔接，最好与将来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致，不能导致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明显减少。对其他征收项目的所得，适用的税率应该比现行的20%要高，可以比综合项目的最高边际税率略低一、二级，最高边际税率不能过高，级距不能太多，以免损失效率。为此，可以设计这样的级距和边际税率：2000年，我国年人均收入达到9484.67元（取整数10000元）的家庭为高收入家庭；收入在13390.49元（取整数15000元）以上的家庭为最高收入家庭。在这个基础上，将特别高收入家庭分为三等，分别为家庭年人均收入30000元、60000元、100000元；这样，上述年人均10000元、15000元、30000元、60000元、100000元5个人均收入水平点，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可作为个人所得税税率级距的临界点。以一对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和赡养一个老人的四口之家为例，级距临界点分别为8000元、28000元、88000元、208000元，税率表如下：

注：本表所称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扣除了法定的扣除额后的余额。各种不同家庭（包括单身）可依此类推规定不同的税率表。

对实行分类所得税的其他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实行25%的比例税率，不能扣除任何费用，按次纳税。通过减少累进税率级距，合并或降低部分税率，区别对待不同所得，用较高的税率对高收入阶层，用较低的税率对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这样才。能既有利于组织较多的财政收入，又可以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

（四）逐步调整纳税人的认定标准和范围

现行税法依据住所和居住时间两个标准，区分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税收权益。我国要坚持居民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行的应用原则。在我国拥有永久住所，或没有永久住所但在我国连续5年每年逗留180天以上者，从第6年开始，确定为永久居民，就其来源于境内外的全部应税所得（不论是否汇入我国）承担无限纳税人责任。在我国境内没有永久住所，但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连续或累计逗留180天以上者，为我国居民，就其来源于境内外应税所得承担纳税责任；但境外所得按汇入原则承担纳税责任，即汇到我国的部分才要纳税，没有汇入的部分不纳税。在我国境内没有永久住所，且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我国境内逗留不超过180天者，为非居民，只就来源于我国境内所得承担纳税责任。

从纳税人范围看，应该将其自然人性质的独资、合伙、合作经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纳税人界定不清的问题。

（五）与国际接轨，减少税收减免范围和项目

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扩大税基，把原先一些减免的项目纳入了征税的范围，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税源流失，杜绝征收漏洞。根据我国国情和税收实践，可保留的减免项目应包括：（1）失业救济金或其他救济金、抚恤金、保险赔款；（2）法律规定予以免税的各国使、领馆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所得；（3）按国际惯例，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定的各种协定中规定的免税所得；（4）经国务院、财政部批准免税的所得。除此之外，要适应个人收入来源多样化的新情况，调整应税项目，扩大税基，合理确定免征额，严格控制减免税。

（六）建立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的配套措施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低效，偷、逃、避税现象十分普遍，税收流失严重，其前提就是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存在税基隐性、征管不到位、打击力度不够等问题。对此应从源头上抓起，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但是这个问题并非税务部门一家所能解决的，需要相关部门出台各种配套措施来进行，具体有：

1.税款的缴纳。采用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相结合的方式缴纳税款。具体是：平时由支付收入的单位扣缴税款，年度终了后综合申报；原先已预缴的税款可予以抵扣。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没有扣缴义务的纳税人可采用以上年收入为依据按月预缴税款，年终汇算清缴的办法。

2.征管措施的完善。一是要强化代扣代缴，普遍建立和健全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双向申报制度，不断提高纳税人的自觉纳税意识，增强法制观念。二是加大执法力度，对偷逃个人所得税的典型案例，坚决予以曝光，一抓到底，以增强税法的威慑力。三是源泉监控。除税务机关加强征管外，银、税、企、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加强协调、相互配合、堵塞漏洞。

3.其他配套措施的完善。一是尽快建立财产登记制，以界定个人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便于税务机关通过财产来确定其收入，加强对财产税和将来开征的遗产税的税源控管；二是完善存款实名制，不仅在各银行之间联网实行存款实名制，而且要在实现银税微机联网的基础上，实现存款实名制，以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问题；三是实行居民身份证号码与纳税号码固定终身化制度，并在条件具备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即在存、取款和债券、股票交易时均需登记居民身份证号码，为税务机关掌握个人收入创造有利条件；四是尽快推行非货币化个人收入结算制度，改进现金管理办法，尽量减少现金流量，广泛使用信用卡和个人支票，使个人的主要收支活动，尽在税务机关的掌握之中，彻底摆脱现在税务机关对此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

4.要继续修订、充实《税收征收管理法》，尽快下达实施细则，使之更适应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需要，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以确保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