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政策十篇

时间:2023-03-18 15:45:20

对外贸易政策

对外贸易政策篇1

争力较弱而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稳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农业和金融服务业,而后者主要为了节省稀缺性的外汇资源和避免严重的冲击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

(四)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

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五)利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三个年度的实际数据对贸易保护率的计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十分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应用“向后法”和截面与时间序列合并数据法估算的“混合”模型也印证了这些结果。实证检验表明那些人均增加值高、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生产、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较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同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措施之间呈现出显著性的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对外贸易政策篇2

1、外贸高速增长的背后问题

近3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平均以超过3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4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1500亿美元,2005年达到14221亿美元,出口在世界总份额中占6.5%,2006年1-6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7957.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4%,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另外,《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量将达到2.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量达到4,000亿美元。但在另一方面,我国的对外贸易还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综观我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是消耗资源和能源的产品,并且价格极其廉价。例如,2004年,我国出口电风扇4.5亿台,平均每台3.8美元;出口鞋59亿双,平均单价仅2.5美元。这种大进大出的粗放型出口模式,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十分严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极其巨大。目前,我国对外部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原油依存度已达到42%,铁矿砂40%,铜矿砂83%,铝材40%,石油化工装备的80%,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都需要依赖进口。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第二,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链的一环,但在整个链条中只占增值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在许多城市,对外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等价于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以天津为例,2004年,天津的314家外资企业出口总量为99.4亿美元,占天津出口总量的99.1%。而103家内资出口企业总计出口234万美元,占有量不到0.2%,这种外商主导出口的情况在我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许多三资企业的核心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由外商控制,中方处于价值创造低端的组装环节。即便是拥有自主品牌的民族高科技企业,其出口产品构成中相当一部分采用的是国外核心部件,很难想像这样“高科技”产品能创造高附加值。

第三,大量的出口也引起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据WTO统计,1995-2005年,我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世界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中,约1/6是针对中国的。2005年我国共遭到51起其他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到近18亿美元。2005年我国也首次遭到了反垄断诉讼,维生素C、镁砂和镁制品等反垄断案相继浮出水面,其潜在的涉案金额远远超过反倾销案件,影响也往往涉及整个行业。

第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2006年6月末已达到9411亿美元,按现在这种发展势头,再过几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有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我们明显地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实物货物的大量出口,另一方面是纸面外汇的大量进入。中国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在补贴世界,更重要的是,一旦美元和其他外汇贬值,中国这些年辛辛苦苦积攒的纸面财富很可能通过汇率的变化而化为乌有。

2、我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

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绝非20年前的形势,与世界经济的融入充满着新的风险。不仅有产业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金融风险,更有国家安全上的风险。

首先,加入WTO后,中国面对的世界经济和政策环境正日新月异。在世贸组织原则和协议的约束下,各贸易国家将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逐步减少或取消非关税壁垒。这既减少了世界进出口贸易的障碍,又会给贸易商品提出新的要求;既促进了各国对外贸易发展,又加强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各种贸易摩擦也会出现。尤其是中国5年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所有产业实现全面开放,世界各国将对中国对外贸易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的一些保护民族利益的措施,经常是西方挑剔中国的借口,也是目前西方和中国许多贸易争执的根源。

其次,WTO所代表的世界潮流是经济全球化,WTO的法律制度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在多边贸易体制逐渐为各国所接受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是同步进行,各国正在加紧建立不同层次、不同国家间的各种区域经济组织。

中国正在全方位地进入国际社会,迎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机遇和挑战。这就需要在WTO框架条件下,分析过渡期结束后对外贸易的新特征,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政策,从中国的利益出发研究WTO的制度、理论和规则,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二、新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新的对外贸易形势下,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已不再完全适用,管理贸易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基础的外贸全面可持续发展理论,则为新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管理贸易理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贸易理论,既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假设,另外,管理贸易理论不限于解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同时也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和需求格局不同假设。更重要的是,管理贸易既不是自由贸易,也不是保护贸易,而兼有两者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管理贸易战略并不改变贸易自由化战略的本质属性。而自由贸易政策是贯穿于WTO各协议的主线,但由于世界经济和各成员的发展不平衡,贸易自由化准则有以下特点:第一,不是绝对的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是个渐进的过程;第二,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方贸易自由化进程低于发达国家成员方;第三,WTO不是一个“自由贸易”机构,它只是致力于逐步贸易自由化,使成员方进行开放、公平、无扭曲的竞争。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强调,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其所指的国家竞争优势包括以下6个因素:生产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政府的作用和机遇。

外贸全面可持续发展理论,即当代人要在不损害后代人及同时代的其他人进行外贸及与外贸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权利的情况下进行对外贸易。

三、具体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1、采取开放型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

全球市场发展到今天,伴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自由贸易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也趋向于更加开放和合作。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WTO,当然也应该忠实的履行自己的承诺,成为一支真正推动WTO价值目标的强大力量。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采取积极态度,主动融入国际管理贸易的多边协调机制。充分运用各种灰色区域和例外条款来扩大和保护我国的贸易利益,适当利用双边贸易安排及政府对外贸的管理,充分发挥我国国内庞大市场的优势,以获得更多的有利于我国的贸易条件。另一方面,完善对外贸易政策法规,加大管理贸易实施的力度。依靠国内立法手段和对外协调机制,构建对外贸易的秩序体系;建立主要利用关税措施、例外条款和保障条款等来管理和调节进口,利用产业政策引导进口的保护机制,保护国内产业,维持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

2、合理推行出口导向政策

这主要适用于中国拥有较大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遭受国外反倾销较多的产品,应制定中长期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提升产品档次,扩大靠技术含量比重,增加产品附加值及盈利,改变落后的管理方式,提高自主品牌出口比例。可根据近几年中国出口的具体情况设立出口关税,制定在一定年限内(比如5-10年)征收出口关税方案,税率根据产品的附加值与档次确定,鼓励出口高档次、高增加值的产品。对于低附加值的产品采取高税率,对于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采取低税率。税率逐年递减,若干年后减至零税率。出口税收用于创立“发展基金”,用于引导中国从出口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必要时,可通过取消或减少出口退税,或通过配额管理办法进行数量限制。

3、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安排

我国目前为止还尚未正式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我国的经贸发展来说并非是积极因素。我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我国只能坐视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安排的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尽先机,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外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它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排他性效应日益明显,致使我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界贸易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我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我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我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进一步建立和巩固我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领导地位。

4、进一步完善我国贸易救济机制,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立法研究

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法律法规,加强和充实我国实施贸易救济主管机构,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分工合理,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的部门间工作体系。尽快建立与贸易摩擦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在国家已建立的汽车、钢铁、化肥三个行业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基础上,适时启动电子信息产品、农产品等重点产品、敏感产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目前国外越来越多通过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方式对我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它的危害远远大于传统的“两反一保”所带来的危害,加强我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立法,为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服务。

5、促进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对外贸易政策篇3

关键词:林产品;贸易政策;出口限制;出口退税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4-0193-03

导言

我国是世界林产品生产、消费和进出口贸易大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林产品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林产品贸易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中国林产品贸易,而且直接影响我国在林产品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全国林产品贸易格局在深度调整林业国际化进程加快。

一、我国林产品贸易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实行鼓励林产品进口的政策,出口政策较以前也有了很大变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林产品贸易大国,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自从1998年国家对森林实行禁伐、限伐措施后,我国木材采伐量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减少,这就给国内处于低谷的林产品市场一个强烈的刺激,使各地市场的林产品价格有所提升。为了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需求,我国对林产品的进口量近些年来大幅度上升。

下页表显示,2014年中国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1 388亿美元,其中出口721.98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12%,占全国商品出口额的10.56%;进口677.5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5.71%,占全国商品进口额的8.24%;进口林产品以纸及纸浆、原木、锯材为主,主要来自东南亚、俄罗斯。出口林产品以家具、木制品、人造板和单板、纸及纸浆为主,主要出口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市场,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二、我国林产品贸易政策的演变

我国的林产品贸易体制及政策是建立在中国的特色经济和对外贸易政策基础之上的,在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格局形成的过程中,贸易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林产品贸易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中国林产品贸易,同时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林产品贸易国之一,也直接影响国际林产品贸易格局,因此回顾和分析我国林产品贸易政策的演变就显得很重要。

(一)进口贸易政策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体制,我国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都很小,经济交往范围也有限,加入世贸组织前的基本情况是可想而知的。高关税和保护民族企业是此前各国通例,我国也不能例外。因此,进口数量小、地区有限、国家企业专营,是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林产品贸易政策也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央计划林产品进口的比例逐年减少,并于1993年完全取消计划内林产品进口,与此同时多次自主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林产品贸易进一步趋向自由化,进口关税大幅度降低,并逐步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2001年1月1日起,中国林产品平均关税为12.3%,2002年中国林产品的平均关税已降至8.9%,同时取消部分林产品的非关税壁垒。时至今日,我国现行林产品进口税率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甚至部分林产品关税还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降低的余地已经不大,并且除了实行一些小的措施外,我国部分进口林产品已经没有非关税壁垒。

(二)出口贸易政策

我国对林产品出口政策主要包括出口限制政策和以出口退税为主体的出口鼓励政策。在林产品出口限制政策方面主要涉及的是木材资源型的初级产品。例如对于原木和锯材的出口,我国实行严格控制,受配额限制。此外,自2006年11月1日起,我国对木片、实木地板和一次性筷子,首次加征出口关税,税率为10%。2006年11月22日起,加工贸易企业以国产木材或以珍贵材作原料生产的板材、家具、木制品等不允许出口。2007年1月l日起,取消实木复合地板出口退税。2007年7月1日起,濒危动物、植物及其制品和部分木板及一次性木制品取消出口退税;纸制品和部分木制品出口退税率下调至5%;木家具出口退税率下调至9%。2007年4月26日起,以国产木材生产的木浆、纸制品等不允许出口。

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我国对不同的林产品出口实行不同的出口退税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2003年这段时间,中国对所有木质林产品实行了出口退税。例如对资源型林产品原木、软木及制品实行了5%的退税率;对木片、锯材、单板、家具、强化板、纤维板、纸以及纸质品等林产品实行了13% 的出口退税率;甚至为了鼓励出口,对竹、藤也实行了5%的退税率。此外,我国政府于2001年在中俄边境口岸实施了进口原木加工锯材复出口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三次调整提高了117种林产品出口退税率,相当于给林产品企业每年补贴4.1亿美元。可以看出,无论是出口限制政策还是出口退税政策,都是为了优化我国林产品产业结构,提高林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最终达到出口创汇的目的。

三、我国林产品贸易政策调整的思路与启示

作为林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林业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同时也将使我国林业进出口贸易进入一个历史性转变阶段,并有将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我国政府应保持冷静,沉着应对,在林木产品的贸易政策选择和安排上形成新的观念和思路。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对外贸易政策手段来促进林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实现林产品对外贸易对林业产业发展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并通过贸易来保证国内相关产业的安全。因此,我国政府必须要做出许多重大的政策调整。

(一)实施有干预的林产品自由贸易政策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林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有了较大的变化,为了适应国际市场上的这些变化,我国政府应该对实施了较长时间的林产品对外贸易政策做出调整,而政策调整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适度干预和有效干预的问题,即实施有干预的林产品自由贸易政策。在保证我国林产品贸易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适度的干预以促进我国的林产品产业发展。与保护幼稚产业的贸易政策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和作为进口替代手段的政策倾向不同,将林业作为攸关环境和资源安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贸易政策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扩大出口和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为目标,是一种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作为出口促进手段的贸易政策。

(二)利用招商引资政策促进林产品贸易发展

实行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引导林业利用外资的投向和拓宽林业利用外资的渠道,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外资融资机构;制定林产品的优惠贸易政策,并对林产品贸易企业进行资金扶持,适当减免林业税赋,加速林业管理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导林业企业不断积累对外投资的知识与经验,鼓励林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林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以减少国际贸易的成本和风险,规范林业企业在境外的开发行为,设立鼓励林业企业对外投资的专项保险,培养林业企业对外投资所需的各种人才,充分发挥政府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形成中国林业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联盟。

(三)加快林产品的国际认证体系建设

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产品认证已经在中国各个行业得到相应的开展,但是关于林产品的认证体系对我国来说却是一个新鲜的名词,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贸易自由度大幅度提升,我国林产品的出口额不断增加,这就对进口国国内的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越来越多的进口对我国实行了绿色贸易壁垒,如对我国林产品采用严厉的标准,因此就需要在我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林产品国际认证体系,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企业形象、消除绿色壁垒,而且有助于保住和开拓中国林木产品特别是家具在欧美环境敏感市场的份额,同时认证为林业企业参与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上所述,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林产品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入世给我国林产品贸易带来了稳定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我国更多的林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高了我国企业在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不能盲目乐观,还要看到我国在林产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不足,需要我国政府相应地调整林产品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保证我国林产品贸易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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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Policy of Forest Products Under The New Period

HUO Xin

(School of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对外贸易政策篇4

[关键字]WTO的原则及其目标自由贸易对外贸易政策国家利益

ThevaluegoalofWTOandforeigntradepolicyorientationafterChina''''s"entrytoWTO"

Abstract:China''''sentrytoWTOhasalreadylastednearly4yearssofar,theaccessiontotheWTOisfar-reachingtoChina''''sinfluence.FollowingChinaasamemberunderthefreetradesystemofnow,whilecontributingthegloballiberalizationoftradeandeconomicgrowth,howutilizingtheopportunitythatentertheWTO,orientingforeigntradepolicyofChinaaccurately,thusreally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nationaleconomy,enhancingnational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whichhavealreadybecomeakeyquestionthatwehavehadtoface.Thistextwillputforwardauthor''''sownthinkingvisualanglethroughananalysisoftheabovequestion,causesmorethinkingofthisquestionofperson.

Keyword:PrincipleandgoalofWTOFreetradeForeigntradepolicyBenefitofthecountry

一、WTO建立的背景及其价值目标

在全球贸易的大家庭中,每个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贸易政策,并且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心目中都有自己最佳的国家利益。这在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是最明显的。当各国都仅仅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尽可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把自己与世界隔离开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了采取这种贸易政策的后果。经济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高关税将外国商品拒之门外。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从而加剧了经济萧条。为了对外转嫁国内危机,以日本和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二战劫难的余波中,许多国家在反思了近代史后,都试图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国家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更注重从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济和工业崩溃中,诞生了一种更新的自由贸易信念和处理一般经济问题的国际新方法。各国都认识到,如果它们能够找到鼓励商品自由贸易的方法,通过颁布自由贸易规则将贸易从高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中解放出来,那么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好的体现。自由贸易规则和减少商品自由流动壁垒的全球性框架,在二战后不久由《关贸总协定》(GATT)建立起来,现代化的全球贸易制度就此诞生了。近50年来,关贸总协定履行其职责,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并为解决国际争议提供了一个论坛。1994年,一项新的世界贸易协议达成,称作《1994年关贸总协定》,它增强了国际法律在管理贸易时的作用,并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个以管理关贸总协定的世界贸易制度为职责的国际组织。

在美国的带动下,各个国家信奉了自由贸易和开放的市场政策,他们希望通过WTO继续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各成员国的要求,WTO提出了一个有组织的全球性结构,为贸易、投资、和发展以改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

的环境。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减少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而设置的壁垒和限制,从而实现公平的贸易。为增加透明度和保证成员国遵守WTO的规则和义务,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定期审查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和实施情况。成员国不但要承诺在WTO贸易分歧上相互商讨和尽力解决贸易纠纷,WTO还有四项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1、多边贸易谈判(国家之间应定期会面,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堡垒);2、非歧视和无条件最惠国贸易(成员国不能对一个成员国比对另一个成员国提供更优惠的商品进口条件或待遇);3、国民待遇;4、取消配额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国家首先要将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然后进行谈判以减低关税税率)。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清楚的看到,WTO的终极价值目标在于追求国际贸易买卖的零关税以及无壁垒的状态,从而实现全球贸易市场的完全自由化以及最充分的资本自由流动。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一目标显然只具有应然层面的意义,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努力最终只能使全球贸易市场无限接近这一目标,却永远不能达到。因为作为支撑自由贸易制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的帕累托最优效应假定,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制度(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须具备的两个关键性前提,一是交易费用为零,二是市场充分竞争,没有任何政府阻碍。很显然,这种帕累托最优效应所预设的市场结构,就是在最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在当今主要由国家构成的全球贸易体制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整体利益(其中的国家政治利益有时要远胜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要实现绝对的全球自由贸易,难上加难。并且,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教授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关于产权问题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律”,也证明了现实世界不存在“零交易费用”,否则,研究制度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但是WTO所设定的价值目标,作为每个愿意通过自由贸易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成员国来说,仍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毕竟,全球贸易的一体化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从而可以有效的遏制政治上的国家单边主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在下面的部分,我将探讨作为全球贸易活动的三个主要参与者(也是在WTO规则制定中最具分量的三个方)是否自觉有效地履行WTO的原则,并且真正仅以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为己任。

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实践及其浅析

在关贸总协定及其作为代替其职能的WTO建立以后,各个国家开始在“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制定自己的国家贸易政策。美国作为世界上市场最开放、最少贸易壁垒的国家声称自己将全面履行WTO项下的各项义务,最终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但是,仔细分析美国近些年的国内贸易立法和国际贸易实践,我们很难将其奉为“捍卫WTO价值目标的楷模”。

在美国的贸易法中,随处可以洞察到他们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对外贸易理念。从实施贸易保障措施的“201条款”,到对因进口产品增加导致工人失业而对美国产业工人进行的贸易调整援助;以及为商业界人士和法律界人士所熟悉的,美国对付外国的贸易壁垒和不公平行为的“301条款”。

具体到真实的案例,我们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立足点将会有更加深刻认识。最为著名是美国与日本之间关于汽车贸易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在这场争论中,美国政府和美国汽车制造商声称,日本不公平地限制美国汽车和汽车配件对日本的进口和销售。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的这种指责,主要源于90年代初,美国与日本总共6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在这6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有360亿美元源于汽车贸易。而在日本销售的汽车中,美国汽车所占分额不到3%。显然,这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正在崛起的日本汽车工业对美国的汽车行业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日本通过自己的竞争实力和国内政策优势所取得在汽车工业的巨大成就,并没有违反WTO的协议,但却是美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1995年,美国贸易代表要求日本同意开放其汽车市场。美国政府坚持要求日本的汽车制造商答应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配件;增加在美国产的日本款汽车,并增加经营美国品牌的日本经销商的数目;日本政府还必须改革日本的销售制度,并同意通过贸易展览和展销,帮助美国汽车的市场营销和宣传等等。假如日本不能达到美国的要求,等待日本的将是出口到美国的日本豪华轿车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和60亿美元的贸易制裁。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屈从了美国的“不合情理的要求”。[1]克林顿政府将汽车工业谈判的成功视为美国能够“管制”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的一种标志。后来,美国又将这种方式成功的运用到与日本的半导体协议。而实际上,大部分真正的“自由贸易者”都反对采用“受管制的贸易”。事实上,在这个案例中,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美国配件的“协议”,是一项基于结果的策略,这样作造成了日本对欧洲、墨西哥和其他配件供应商的歧视,这也把美国放在了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贸易管理者”的位置上。假如由于日本后来没有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而被美国制裁的话,美国的这种做法将会由于没有得到世界贸易共同体的同意,而破坏世界贸易制度赖以建立的合作与谈判精神。这也使得美国为其边缘政策在将来的贸易关系中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实际上,美国的贸易法是被用来实施美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些政策由国会和总统制定,经常是在对某个议题进行了长期的公共讨论之后做出的。这些讨论常常围绕着美国的经济与政治目标而展开的。在这种目标指导下而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加强美元的坚挺程度,迫使外国允许美国的商品自由进出他们的市场,而且可以用来鼓励与政治盟友的贸易,或用来阻碍与潜在敌人的贸易。比如,美国国会可以对来自非民主国家或侵害人权的国家的商品征收高关税,甚至禁运;也可以禁止一切与支持国际恐怖活动的国家,或支持非法贸易国家的贸易等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指责美国的贸易政策过于政治化,美国的贸易政策时常沦为其对外政策的牺牲品。这些国家指出,在这个政局不太稳定的世界中,如果把贸易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的工具,贸易会受到不良影响。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本来就不是WTO“自由贸易,无歧视贸易”价值目标的忠实捍卫者,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些是值得牺牲的。上面我提到了美国贸易法中为人熟知的“霸王条款”——301条款。该法案单方面授权美国向其他违反了WTO协议、不公平地限制美国的商品或劳务进口,坚持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政策或行为的国家征收报复性关税。虽然许多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美国最终都没有运用到“301条款”中的贸易制裁手段,但是,这种法规的存在赋予了美国贸易代表解决贸易争端和避免贸易战的“谈判筹码”。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也都批评301条款(特别是超级301条款)是单方面的“强权”策略,他们显然违反了全体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同意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贸易分歧的承诺。各个成员国现在也正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不能在没有WTO授权的情况下使用301条款。但是,既然在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中,美国可以绕过联合国单方面采取行动,那么,为了国家的利益,美国又为什么不可以绕过WTO来实施贸易报复呢?看来,美国是黑格尔哲学精神最忠实的捍卫者,“在世界历史上,只有那些形成国家的民族才能受到我们的注意。因为必须理解,后者是自由的实现,即绝对的最终目的实现,它是为自身而存在。而且还必须理解,人类所拥有的一切价值—一切精神的实在,都只能通过国家才拥有……因为真理是普遍意志和主观意志的统一;普遍意志一定要在国家、在它的法律、在它的普遍和合理的安排中,才能被发现。国家是地上存在的神的理念”。[2]

同样日本和欧盟贸易政策仍然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他们经常利用间接的非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国市场免受国外进口产品的损害。比如,利用行业或商业惯例,甚至社会和文化习惯等作为控制进口的一项措施。日本的株式会社就是利用社会和文化习惯来抑制进口竞争的成功典范。株式会社是在日本公司之间,存在连锁管理关系、合伙关系以及其他联系的日本特色。株式会社的公司有相同的董事,并且发展有利于株式会社成员的长期合同关系,这样就使许多外国公司失去了许多符合WTO规则的商业机会。在与WTO成员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中,日本给予许多成员国的承诺也是很空泛的,因此许多国家也不得不采取和美国同样的威胁手段对待日本政府,迫使日本履行自己的承诺。欧盟也以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为理由,限制进口含有防腐剂的食品。但是,国际贸易多涉及远程运输的问题,如果不使用防腐剂便不能保证商品经过长途、长时间的运输后保持新鲜和完整。在有关于鲜活商品以及保质期短的商品进行检验的规则设定方面,欧盟也比较严格,常常花费进口商大量的时间办理各种检验手续,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这些商品的变质,甚至腐烂,最后,进口商不得不承受高额的进口成本。利用这些经过伪装的贸易壁垒来维护本国的市场是很难被WTO协议所规制的。在利用技术壁垒作为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贸易手段中,日本走在“世界前列”。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日本的技术壁垒都提出了许多抗议,大部分都涉及不合理和累赘的检查程序或进口许可证要求,还要执行一些过分严格的要求。日本对成千上万的进口产品仍然保持着复杂的技术上的规定,这些产品包括电器设备、电信和医疗设备、木材、电子零部件、药品和食品。日本广泛应用各种技术要求也是源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历史上日本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给予日本企业大量的出口补贴,组建企业集团,日本民众也对政府的干预持认可态度。日本的产品大都围绕设计上的特性来制定—即一种产品应该如何来设计和制造。相反在其他国家,标准则通常围绕性能来制定。[3]并且日本的技术标准缺乏透明度,这也让外国企业很难遵守和执行。欧盟则利用政府补贴来支持农业,欧盟的农业价格支持是通过公共农业政策来实现的。它运用可变税率来使进口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高于国内的价格水平。每年用于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的支出达数十亿美元,占欧盟年度总预算的四分之三。法国作为欧洲最大的谷类出口国,一直以来不愿意削减农场补贴,因为法国农民在政治上是很有实力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WTO距离自己设定的价值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各国还需要尽更大的努力才能营造一个“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而绝非是“完全”的自由。在以国家为构成体系的全球贸易体制中,国家利益更为实在和具体,更具有可掌控性,它将会是各国永远追求的价值目标。各国如果哪天真的更加遵守WTO的价值目标,也只是因为它更符合国家利益。

三、中国“入世”的意义极其评析

“闭关锁国”了近百年的中国,由于没有开放的精神和传统,在综合国力上一直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开放的国家和民族。这也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这种对外政策的取向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落后,甚至于古老中华的文化传统也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和认可。如此一来,中国慢慢丧失了进行对外自由贸易的“本钱”,从而变的更加游离于世界市场规则之外。在经历了近代史上的屈辱和艰辛以后,中国似乎才真正懂得了开放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愿意以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形象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决心。而要真正融入自由贸易的大家庭,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角,尊重WTO的游戏规则,加入WTO便成为了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步。在2001年11月10日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12月11日生效,至此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通过艰辛的谈判历程重回自由贸易的大家庭,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当然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这一事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中国入世”的积极效应褒扬有加。据中新网的消息称:“调查显示,98.8%的北京市民认为入世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中国加入WTO的当天,美国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在其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美国祝贺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位成员。中国入世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为美工业产品、服务业和农业出口打开中国的市场,并增强世界经济”。也许,对于徘徊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边缘太久的中国人来说,这次的“入世”之旅足以让我们兴奋一阵子,而且我们又确实直观的感受到了开放的国际市场对于振兴一国经济的巨大作用。我们完全可以以西方国家为例子(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也许正是由于他们较早地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较早的成为了WTO的一员,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才可以跃居世界前列的。但是,我们在为此欢呼雀跃的同时,仍然要饱有一丝理智的情绪。也许,WTO候任总干事素帕猜的一番话,比起那些豪言壮语,对于中国“入世”有着更加现实的意义。“中国加入WTO,将对世贸组织起到平衡的积极作用。在WTO的100多个国家中,3/4是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贸易组织飞速发展,但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发展中国家也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现在就要努力在新的贸易谈判中让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发展中国家应该为参与这些贸易谈判做准备……通过设立新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有能力参与贸易活动和谈判,给谈判以足够的支持,并且对谈判内容有充分的理解,掌握贸易的诀窍和贸易谈判的诀窍,这样发展中国家就会知道怎样遵守贸易规则并且在谈判中取胜”。[4]通过他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在WTO这个大家庭中,主要的几个发达国家仍然还是站在自己国家的利益上,利用自己在贸易位置上所处的优势,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在全球贸易中的积极作用。而要真正的维护WTO的价值目标和本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要学会利用WTO各种贸易规则的“灰色地带”。在这方面,美国、日本和欧盟是做得很成功的,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

中国“入世”,并不像国内、国际上那些乐观的人士想象的那样,只要顺应了WTO的价值目标,减少了一国政府对于国际贸易的管制,中国经济的腾飞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经济自由主义切忌不可意识形态化,不可被某些人当作大棒挥舞,这样只会严重损害我们对于其真精神的信赖。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曾说过,东亚国家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例如日本和韩国也是WTO的成员,他们并没有放弃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以此理论为基础,经济学家盛洪指出:市场制度的发展程度与政府的管制能力是相互依赖的。如果政府没有能力管制资本市场,它就只能让资本市场关门。在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国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5]各国的贸易政策仍然是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当然,这种政府与市场制度的良性互动理论与英美国家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不矛盾的。诚然,以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关注的是个人在国家中的活动和思想的自由,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是无法预知、无法估量的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个人的自由权利得到了国家这个集合体的充分尊重,国家才会获得强大起来的坚实基础。作为个人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理论理应得到弘扬。但是,当多个人的多次交往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时候,利用政府与该制度的良性互动机制来推动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可以起到降低个人活动成本和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样做的同时又促进了个人的真正自由。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通过对企业和单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分析,对这一理论做了详细的论证。中国加入WTO便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通过政府与国内国际市场的良性互动,减少外国进口对我国市场的冲击,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真正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完全放松政府对于国际贸易市场的管制绝对不是明智之举,这样只会将中国的国家利益置于危险的边缘。

四、“重商主义”过时了吗——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何去何从

世界上最早标榜自己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是英国,以至不少人以为英国人是靠自由贸易起家的,是靠自己产品的竞争实力成为“世界工厂”的。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英国“自由贸易”的本质是以“不自由”的暴力手段达到的。他通过不合理的关税制度向印度倾销棉纺织品,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向中国贩卖鸦片赚取白银,全然不顾自由贸易之所以有效率,在于其他国家也有“不贸易”的自由。显然这种标签贴在英国的脸上,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实际上,在所有经历过重商主义实践的国家中,英国是最为成功的。当时,重商主义利用贸易保护政策聚集了大量的货币,以增强国家实力;加上重商主义更有保护民族幼稚工业的功效,为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凯恩斯一针见血的指出:“重商主义者所追求的,乃是国家的利益,及国力之相对的增加”。[6]后来,只是由于长时间的实行重商主义会导致负面的效果,例如工资上涨和资本过剩,最终将导致英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及资本外流,英国政府才开始转而实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因为这样做将更加有利于这个国家和商人,绝不是因为英国愿意为了全世界人民的福利而捍卫自由贸易的理念。熊彼特不无正确地指出,“正是以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资产阶级现在给予了英国的自由贸易以坚定的支持。‘重商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鸿沟。如果对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思想和兴趣所在不抱任何偏见,那么自由主义经济学本来是可以继承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作的”。[7]铁血宰相俾斯麦在评价英国早期的自由贸易政策时也说到:“我认为自由主义(贸易)的整套理论是错误的。英国在充分地享受到保护关税政策给国家的利益以后,才把它废除。那个国家本来一向有最强有力的保护税制,直到它在这些税制的保护下变得那样强盛;直到它能像一个雄健的运动员那样才跃出堡垒来想世界挑战。”[8]

全球市场发展到今天,伴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自由贸易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也趋向于更加开放和合作。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再在贸易保护主义的体制下获得自身完全的发展也将是不可能的。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WTO,当然也应该忠实的履行自己的承诺,成为一支真正推动WTO价值目标的强大力量。但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决定了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思想仍有诸多可取之处。只有解决好了“入世”带给中国的诸多不利因素,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支“对世贸组织起到平衡的积极作用”的强大力量。世界银行贸易研究组经理威尔•马丁在他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由于入世而在贸易方面出现显著增长的同时,目前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调整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允许劳动力转入更具竞争性的行业。该报告根据对84000个中国住户调查的结果发现:城乡之间存在着收益分享不均的问题。近90%的城市住户反映入世以来他们的收入和消费都增加了,而农村住户从整体看,平均收入出现0.7%的小幅下降。但是,按照消费指标衡量,最贫困的农村住户的生活水平出现6%的显著降低,主要是受实际工资减少和消费物价上涨的共同影响。中国怎样才能保持入世的收益,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能否帮助那些遭受短期损失的人,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到其他行业提供途径。报告建议实行户口制度改革,因为中国的户口制度限制了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报告说,帮助农村劳动力适应入世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扩大国家的城市失业保险制度,把乡镇企业职工包括进来,改善中国的社会保障计划网络。在农业领域,世界银行报告建议中国采取措施提高出口粮食产品质量,作为向高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商品转移的措施之一。[9]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而所有这些措施的采取,仅仅借助于WTO的帮助是无法作到的。WTO作为一个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组织,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在于推动各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减少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壁垒。但是,作为一个包括有100多个国家的经济组织,它对每一个国家国内的具体经济状况的了解是有限的,更不适宜提出一个有利于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具体贸易政策和目标。要真正维护本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解决由于加入WTO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一个国家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恰巧,盛行于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为我们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式。

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就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国家经济方针。重商主义是旨在实现国富民强,国家经济走向振兴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学说。按照何新的解释,这一目标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自由主义宣称其所追求的目标是私人经济福利的“最大化”,重商主义则具有统一明确的政策目标——致本国于富强。它不是为个人(“微观”)服务,而是为国家(“宏观”)服务。重商主义的理论要点被他概括为:1、国际贸易是国家财富的最重要的的形成来源;2、为了要取得国际贸易的顺差,必须出口本国出产的制造品,进口外国的原料,利用制造品与原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3、必须将本国国内市场的主要份额保留给本国产业,不仅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工业生产能力,培植新兴产业(“幼稚工业”),也是为了给本国人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10]实际上,现今最大限度的奉行自由贸易精神的美国就是利用了重商主义的诸多理论观点而变得强大起来的。即便是现在美国仍然没有放弃这些最为基本的政策思想,从本文我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分析中就可以窥视出来。何新就曾指出,美国在19世纪作为落后国对抗英国的时候,大学讲坛普遍讲授的是汉密尔顿主义和李斯特主义,政治家也用汉密尔顿及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论来抵制斯密的市场绝对自由主义。但是到了美国成为出口工业大国,要求占领世界市场的时候,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理论就被隐匿起来了。[11]

从重商主义学派的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他们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了旨在获得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一些经济措施。现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为主要的目的绝对不是为实现全球自由贸易而完全兑现对于WTO的承诺,而是要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保护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的强大,而且很难保持住其独立地位。如果考虑到具体的WTO所要求义务,中国的遵守若是弊大于利,显然遵守这样的义务是不值得的,我们应该采取更加有利于自己本国产业发展的策略来应对不合理的义务。在国际贸易领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向前推进的战略常常要辅之以防守战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货币的、自由贸易的以及其他经济手段仅被看作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

WTO本身是好的,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李嘉图的国际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理论也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所有参与其中的竞争者面对的竞争条件是平等的、公平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不是一个单一的国际分工,并且以公正的等价交换为机制运行的体系。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相信中国通过加入WTO的时机取得持续不断的贸易顺差之后,将会更好的实现WTO所倡导的原则和价值目标,通过这样的手段,两者才可以有机的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理查得•谢弗贝弗利•厄尔菲利伯多•阿格斯蒂著,邹建华译:《国际商法》第四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250-251页.

[2]黑格尔:《历史哲学》.纽约,DOVER出版社.1956.39页.

[3]理查得•谢弗贝弗利•厄尔菲利伯多•阿格斯蒂著,邹建华译:《国际商法》第四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299页.

[4]《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8月21日.

[5]盛洪:《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上海,三联书店.2003.98页.

[6]凯恩斯:《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96页.

[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55页.

[8]J.L.Hammond:《近代工业的兴起》.第16章.

[9]《财经》杂志.2005.第5期.

对外贸易政策篇5

在西夏对外贸易中回鹘、大食是两个重要的贸易对象。在《天盛律令》中多次提及有关回鹘、大食与之在经济、行政、文化方面的条文。如:“与沿边异国除为差派外,西番、回鹘、鞑靼、女直相和倚持”。“中医人、向导、商人、回鹘通译、黑检主”。卷七敕禁门“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可见当时西夏与大食、回鹘在贸易上的往来。金世宗提出“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业”金国认为日生活用品换西夏的奢侈品,很不划算,其实所谓“珠玉”是从大食即阿拉伯帝国(632-1258年)而来,西州指的是高昌回鹘王国(848-1283年),并非产自西夏,西夏只是转手贸易而已,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大食国盛产珠玉等宝物,而西夏是其宝物向东贩运的必经之路,其路线是入西夏,经沙洲,过河西走廊,在进入中原。起着中原与西域各国经济联系纽带的作用。虽然中原王朝希望西域国家通过海路到中原进行贸易,但西域各国尤其是回鹘还是频繁的与西夏交易。为了保证转手贸易与回鹘、大食等邻近西域国家双边经济贸易畅通,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西夏制定了许多相关的贸易政策。在《天盛律令》规定“大食、西州回鹘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马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此方才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他国来使,住於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我国人往使他国时,不许不过局分出超摧驮、人”,“他国为使已出,若盗窃其持载所买卖物时当比偷、强盗伤人物数量罪状所示加一等,所加勿及于死。沿边上有卖处,对盗敌国人卖者,依在外盗法判断”。

西夏在对外贸易中严格规定关于税收方面的制度,《天盛律令》第十八卷缴买卖税门“隐买卖税、开铺者等先后拿税法、免税开铺、地方不同处纳税、告奏索税、告秦索税、官卖本物行国法、穿上畜税、卖价去量不纳租、缔结以外不拿租、诸边商人过京师、重复出卖免税、畜物逼换、媒人弃其价不纳税、寻求免税供上需谎两区、水谁管未语共著、能顶领薄那租、官验等买卖”多是有关买卖税收的条款,可惜条文已经残失。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的是条目的名称,但通过《天盛律令》中其它条文我们可以看出西夏在税收方面的政策等。如:“他国来使,住於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若违律买卖不纳税,则承诸人买卖逃税之罪”。可见西夏在对税收方面十分重视,并实行在对外贸易交易中抽取商税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此时,宋室南迁,金占陕西,西夏遂与南宋隔绝,这就决定了西夏在经济上不得不特别依赖金国,西夏与金的贸易成了西夏贸易中的主要部分。辽朝末年,西夏与辽朝关系密切,从历史渊源上看,西夏应与西辽关系比较密切,双方也必定有经济上的往来,《天盛律令》记载:“皇城、三司等往汉、契丹卖者,预先有群牧司分给;当养本处,用时驮之。”《天盛律令》又载:“马院所属熟马、生马及所予汉、契丹马等中之患疾病,生癞者,当速告局分处,马工当迁医人视之。”由此我们可知,所谓“汉”、“契丹”应分别指金与西辽。从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到,皇城、三司有负责向金与西辽进行买卖的职责,并且有专门的机构马院饲养马匹同金与西辽进行贸易。

金通过聘使发展两国经济交往。夏金贸易主要有贡使和榷场两种形式,贡使贸易主要是在夏使来金时进行,所谓“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夏乾祐二十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章宗一度下诏停止夏使馆内贸易,但在两年后又告恢复,准许夏国使臣可在馆内贸易三日。夏金表面上君臣相称、聘使往来,背后却明爭暗斗、各怀异心。本来西夏向金称臣,完全是屈眼于金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非诚心投附。随着金兵势力深入关陕,系夏越来越感受金人的威胁,“自金得志中原,每件见侵凌,且有吞并秩序”夏国面临被吞并的危险,但为了生存,不得不与金人应付、周旋。首先,自辽亡后,金朝对夏国与西辽的关系还是不放心。因此当金朝闻西辽“军势日盛,锐气百倍”,并多次扬言“剪除仇敌”,更是担心西辽和西夏联合对金。

对外贸易主要是互通有无,双方获利,与此同时都会采取一些政策来防止于己不利的贸易交易,因此出现了对外贸易的禁榷。禁榷制度旨在保障官方专卖专营,如:盐、茶、酒、矿物等物品。对国外的禁榷制度不但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利益,还是对战时物资的有效控制。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有上述种种严格的“敕禁”。另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又相当兴盛。国家不仅想方设法扩大榷场贸易,而且派往宋、辽、金的贡使也带有大批“官物”,并有“官之卖者”同贡使一起负责官物买卖。尤其是重点敕禁物牛马驼为对外贸易中的大宗物品,说明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垄断,尤其是牛马驼的买卖完全由国家控制。因此,西夏以茶马贸易为主体的对外贸易的活跃。西夏榷禁制度作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控制的基本手段,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与西夏国家政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它的确立和发展随西夏社会发展而进一步加强。在《天盛律令》除钱币、兵器、牛、马、骆驼外,还规定人、披、甲、毡垫、粮食、骡驴马皮、铁连枷、马鞍、装箭袋、金、银、铁、种种铁柄、编连碎缎等为敕禁物。既不许在国内向外国人出卖,也不允至敌界卖。违律到敌界卖人者“按有意杀人”、“伤人法判断”。“牛、骆驼、马、无论大小及铠、甲、军披等到敌人中卖时,庶人造意斩,从犯为无期、长期徒刑。”“卖杂畜物及战具,“按本国地方现卖法计价,视其钱量高低,是战具则以强盗持武器法,此外杂畜物按不持武器法判断”。“向他国使者及商人等已出者出卖敕禁物时,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者、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正副统军以下至司吏大小管事人出卖敕禁物时,当比其余人罪加二等,亦可加至死刑”。西州、大食等买卖人若需买卖敕禁物,则要“告局分处”,征得同意方能在重重限制下依律买卖。

在西夏与北宋、辽朝鼎立时期,西夏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巧妙周旋于其间,拉住辽朝以制约北宋,又适可而止地给以宗主自居的辽朝以颜色,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表现了斗争目标与策略手段的统一,反映出较高水平的斗争艺术,是西夏对外政策内涵比较丰富,运用也很成功的时期。而在与金朝、南宋鼎立时期,一则由于西夏的削弱,二则由于与南宋的隔绝之势,使西夏对外政策中视与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的策略无从发挥,只能从对金朝或战或和的变化中表现出来,显得单调而呆板,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和艺术性也大为逊色。金与南宋峙立局面形成,南宋极力争取西夏以牵制金军,金朝对夏的政策也有以武力防范为主转向政治争取。西夏国势的衰弱以及与南宋的隔绝,使其不得不更多地向金靠拢。仁孝继位后,次年,仁孝平息夏国反金的契丹旧势力李合达之叛。金朝对西夏的友好也给予积极回应。大庆二年(1141年)金熙宗答应仁孝请开榷场的要求,第一次在绥德州、保安军、兰州、东升、环洲等地开设却常与西夏贸易。同年七月,金朝又开始遣使贺夏主生日。金人原利用府州折氏“以并夏国”,西夏为了保证东部边境安全,多次破麟、府二州,进而围晋宁军。人庆三年(1146年)熙宗又应仁孝之请,将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州军赐给西夏。

西夏仁宗时期颁布的《天盛律令》是研究西夏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只是就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的西夏对外贸易政策加以分析,对西夏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对西夏对外政策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综上,西夏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形成的,它积极开展了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是西夏与辽宋金时期诸政权间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产物,又是和平交往共同自身发展壮大和与各强大势力长期并存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李显中传.宋史(卷三六七).

对外贸易政策篇6

在这种形势下,各国纷纷施行对内保护,对外报复的贸易保护政策,并演变成一场混战:美国联合墨西哥向世贸组织控告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墨西哥扬言要禁止从美国进口某些肉制品,以报复美国要求进口的肉类贴国别标签;印度商工部决定从2009年1月开始对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欧盟,南非和美国进口的不锈钢冷轧薄板进行反倾销调查;2月份,美国对意大利饮用水和法国奶酪征收报复性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鸡肉和牛肉实施的进口限令;俄罗斯开始对来自欧盟、瑞士和土库曼斯坦的卡车开征特别养路费;欧盟则正考虑对美国产生物柴油征收进口关税,以报复美国为其生产商提供每吨300美元的出口补贴。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纷纷登场,而自由贸易则被抛在了九霄云外。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以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国为主要实行国家。而随着中国产品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断扩大,我国的产品受到更多的限制,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我国已经连续十几年成为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WTO成员国以后,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数量急剧上升。2002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占全球的16.4%,2003年为22%,2004年为30%,2005年为36%,2006年为35.2%,07年为38%,08年为43%。世界经济萎靡不振成为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催化剂。2008年中国遭遇到的反倾销调查达73起、反补贴调查达10起,分别占全球同类案件总数的35%和71%,是全球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成员。2009年以来,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有增无减。2009年1月14日,印度商工部决定对中国输印亚硝酸钠进行反补贴调查。1月16日,印度财政部决定对中国输印纯碱发起特殊保障措施调查。1月23日,印度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为期6个月。1月31日,欧盟对华出口紧固件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5年内征收平均高达80%的反倾销税。2月7日,欧委会公告对中国输欧盘条反倾销案做出初裁,并征收临时反倾销税,除华菱集团税率8.6%以外,其他企业统一税率为24.6%。2月16日,加边境服务署就铝挤压材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做出终裁决定,存在倾销及补贴。2月1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对中国输美床用内置弹簧组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164.75%~234.51%不等。 2月19日,印度再次宣布将在一至两周内对中国铝征收保护性关税,并将对其它进口的中国商品进行调查。这是继印度上月对中国玩具6个月进口禁令后的又一对华贸易举措。

中国频频遭受贸易救济调查,原因很简单,由于近几年发展态势较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中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例最高,这会对贸易伙伴国形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低下,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非常激烈,容易引发贸易摩擦。而且我们的大部分企业都缺乏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以及相关知识,所以,中国成为贸易保护的最大受害者。截止到2010年7月,美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对华贸易救济措施涉案产品多达104项。据2010年1月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欧盟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新立案为7起(均为反倾销调查,比2008年增加1起),占2009年欧盟对全球新立案件的58%,占全球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数的6%。截止到2010年6月,在全球实行的贸易救济措施中,47%的新发起调查与82%的已完成案件均涉及中国。

世界银行在2010年5月26日称,今年第一季度通过贸易救济措施限制进口的国家数量有所减少,应产业界限制进口要求而发起的新调查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0%。显示全球衰退最严重时期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已有所消退,但中国仍是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目标国。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到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从禽肉产品到玩具、钢铁制品、橡胶(资讯,行情)制品、汽车零部件……毫无疑问,这些反倾销案的频繁出现,将给中国出口形势造成负面影响。

由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贸易摩擦将对我国外贸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表现为:

(1) 对我国相关的外贸行业和相关区域产生不利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相关出口企业带来一些难以估量的损失,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发生致使我国产品不能进入很多国家的市场,严重影响我国外贸企业的利润。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我国出口的持续增长。

从2009年12月8日开始,印度财政部就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同步数字传输设备(SDH)征收临时反倾销税。这项公布一出来,华为和中兴等中国通信企业出口印度市场的SDH设备,成本和价格将至少提高30%,这无疑会损害中国企业的利益。2010年以来,原材料、劳动力、交通运输等成本都在大幅上升。据业界普遍估计,今年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在10%以上。在此情况下,外贸企业的利润减少,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贸易保护主义干扰了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破坏了国际贸易环境。这让一些本可以出口的企业不得不采取观望的态度。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

2009年7月2日,WTO了第三份全球贸易监督报告,表明在过去三个月中各国出台的贸易限制和扭曲政策越来越多,全球保护主义压力有所增大。报告列举的89个国家和地区在2009年3月1日至6月19日期间共采取了245项新贸易措施,扣除由甲型H1N1流感引发的贸易保护举措,全球新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是贸易自由化措施的两倍多。其中G8+5成员(注:G8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和俄罗斯;5国指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采取的措施达90项,占新贸易措施总数的37%。从贸易措施的类别看,贸易便利和促进措施15项,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所采取;贸易救济措施19项,经济刺激计划和行业扶持措施33项,多数为发达国家实施。其中,贸易保护最严重的产品类别是奶制品、钢铁、汽车、化学制品、塑料和纺织品等。WTO的报告特别指出,大规模救援银行、保险商和汽车业以及许多政府敦促购买本国货的行动,带来了仲裁风险,这些举措将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对外贸易政策篇7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因此,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广泛和密切,相互支撑,相互制衡,同时,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上更加多的关注于国际条约与国际公约,为国际间的贸易提供方便,此外,各个国家联合形成的经济组织,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开始依赖于经济组织的调节。

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根本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体制保障。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动因。企业经营国际化,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起了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更多的依赖信息技术,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为显著标志,信息技术加快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步伐,推动了经济信息的传播,也让各个企业间的联系方便迅捷,因此经济全球化,也是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趋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1.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来说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挑战。积极的影响有:第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就没有生产要素全球性的自由流动,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有利于资源全球性的优化配置,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当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后,全球经济逐渐趋于市场化。我国从党的十四大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经过不断深化改革,已经逐步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市场体系。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突出了我国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都把对外贸易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点。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贸易数量上很少,贸易结构和质量也偏低。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与世界接轨,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并且持续稳定增长。这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贸易全球化为我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全球贸易中突出了我国的外贸优势。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现在,我国每年的出口产品中有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提供的,而且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0%也是由外资企业提供的。可以说,贸易全球化促进了我国成为贸易大国。

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战后,一些世界经济组织在调节世界经济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世界经济组织的三大支柱。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成为国际多边贸易的基础和法律载体。世界贸易组织对国际贸易的协调作用促进了市场规则的全球化。2001年我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此融入了一个全球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之中。我国可以享受100多个成员国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和发达国家的普惠制待遇。在国际贸易上,改善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往来的国际环境,有助于更快地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2.经济全球化也为我国的贸易发展带来了冲击和挑战。第一,区域和集团经济保护下,竞争激烈。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下,地区或集团的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使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第二,市场竞争方面的冲击。入世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交织在一起,必然会给中国经济,特别是给企业来带巨大冲击。

第三,义务约束带来的冲击。中国入世后,收到的义务约束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关税的约束,二是约束非关税措施,既要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又要逐步撤销非关税壁垒。有了这种约束,中国入世后出口的路子拓宽的同时,进口的大门也会大大敞开。

三、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

1.参与制定相应的国际贸易方面的规则。我国要在加强对边贸易方面不断努力,提升自己在区域经济和多面合作领域的重要地位,全面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来,将国际贸易规则导向到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外贸领域的多面合作中来,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我姑对外贸易的影响力。

对外贸易政策篇8

一些地方自定的“先征后退”的优惠政策就应取消,否则势必会影响国家税法的统一,也不符合wto的统一性原则要求,更不利于不同地区外贸企业的公平竞争。

从2001年下半年起,受美、日经济持续低迷、“9·11”事件的影响,特别是日元近期的大幅贬值的冲击,我国许多地区外贸出口出现了下降的局面,因而我们适时大范围采用“免、抵、退”税方法,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必然要适应wto的要求,税收政策在这一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通过有关税制的完善、关税的变化、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等,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其中,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最直接的表现。

对外贸易中面临的问题

关税问题 目前,wto发达成员方的加权平均关税已从40多年前的40%下降到3.8%左右,发展中成员方也下降到11%左右。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平均关税税率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国“入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逐步使中国关税加权平均水平降到wto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并使最高关税税率一般地约束在15%以下。这就使中国许多产业更直接地面临国外产品的竞争,同时国家财政收入有可能会相应减少,但最终可使广大国内消费者受益,并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相关产业的调整和优化。

公平贸易中的税收问题 一些国家为了扩大产品出口,占领国外市场,常常采取出口倾销或出口补贴措施,而进口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和产业的发展,也以反倾销或补贴措施拒之。其结果,国际贸易中的倾销或补贴与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扭曲或损害了贸易各国的利益。世贸组织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在世贸组织协定协件1中增列了《关于执行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和《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两个协议。对采取倾销与反倾销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中的有关形式认定、实施范围、损害计算及成员方的差别待遇等问题,作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范。此外,对于关贸总协定因有关紧急措施条款不明确而导致滥用紧急措施的问题,世贸组织也单列了《保障措施协议》,严格了紧急措施的运用条件,禁止灰色措施和对抗措施,力求减少紧急措施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的冲击。目前在我国的出口商品退税中,按照增值税条例,存在尚未及时退足的问题,这是一个影响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在我国现行税法中,可能涉及禁止性税收补贴的政策有:用税收促进“以产顶进”或“以出顶进”的政策;按照出口业绩减免税的政策;进口产品税负高于同类国产产品的政策;列举名称或指定企业给以减免税优惠的政策等。这些税收政策均不符合wto的反补贴原则,必须适时调整。

与贸易协定有关的税收国民待遇问题 国际贸易的实践表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明确规定,当地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进口用汇限制和国内销售要求属于禁止使用的投资措施,并给予wto成员方过渡期来消除,但该协议至少不阻止成员使用其他一些投资措施(如:实行出口实绩要求作为投资的条件;要求当地投资者应持有一定百分比的股份;要求外国投资者必须带来最新的技术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颁布了有关引进外资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对外资引进实行各种鼓励优惠,但这些法律、法规和条例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在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方面,一方面是在税收等重要项目上给予外国投资者“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遭受不平等竞争;另一方面是在若干国内税收政策实际运作上内外有别,透明度差,造成外国投资者与国内竞争者的实际不平等。

出口退税问题 长期以来,出口退税政策作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调节手段,起着直接、明确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对生产企业采取的“免、抵、退”办法,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虽然按规定生产企业出口退税可以选择“先征后退”或“免、抵、退”,但是为了实行政策方便,大多数地方只规定了“先征后退”一种形式。由于“先征后退”在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近几年来,在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骗取出口退税问题,相继发生了广东潮汕、厦门远华等一批骗税大案。此外,我们在出口货物税收管理上,对同类企业有时执行着不同的税收管理办法,既有“先征后退”,又有“免、抵、退”,这与wt0的有关准则有矛盾之处。因此,我国入世后,非常有必要对现行的出口货物退(免)税的政策作一次清理,特别要改革现行的出口退税方法。

税制的统一性问题 wto的统一性原则要求,一个成员国涉及贸易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实施,地方制定颁布的有关规定不得与这些法律抵触。这就要求税法必须统一,不能各自为政。比如,一些地方自定的“先征后退”的优惠政策就应取消,否则势必会影响国家税法的统一,也不符合wto的统一性原则要求,更不利于不同地区外贸企业的公平竞争。

我国税收政策的应对措施

税制结构的调整

“二元式”的关税调整 目前,世界各国关税都呈下降趋势。中国加入wto后,为了使我国与世贸其他成员国之间进行正常的、符合国际贸易准则和惯例的贸易往来,我国必须逐步降低关税。较好的办法是采用“二元式”的关税调整。因为,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在3.8%左右,发展中国家为11%左右,尽管我国关税税率一降再降,但是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仍有差距,必须逐步降低关税;

另一方面,我们在降低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关税化的同时,仍要重视发挥关税应有的保护民族产业的作用,就是既要努力使关税总体水平逐步降低,又要利用wto规则中的保护条款,并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要求相结合,不断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以体现对不同产业的不同保护,从而做到在wto规则内,抑制特定贸易进口,促进国内产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健康发展。

检讨国民待遇中的税收政策 为了使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享受应有的待遇,我们必须在wto框架内审视国民待遇中的有关税收问题,做到内、外企业待遇日趋统一。以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维护外国投资应享有的待遇。在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差别上,企业所得税最受人们关注。如果说过去对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的普遍优惠、从低征税是必要的,它对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起到积极作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这种差别则需要改革和调整。调整的内容应主要体现在如何合理界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如何统一内外企业的所得税法定税率及如何统一税基和税收优惠等方面。

改革出口退税方法 为了适应加入wto的要求,经国务院批准,出口货物“免、抵、退”税办法将在2002年出口退税中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即从2002年1月1日起,对生产型出口企业自营和委托出口的货物,全部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对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委托出口的货物,也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免、抵、退”办法的核心在于将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者委托出口货物的应退税款和内销货物的应纳税款在税收征管上较好地相结合,并以“抵”税为支点,缩短了出口货物的退税过程和以前“先征后退”方式带来的时间差。一方面使出口企业出口货物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得以免征,从而减少了企业这部分资金占用:另一方面又由于“免、抵、退”税对出口货物不征增值税,出口企业也就不必负担随这部分增值税而征收的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等,从而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另外,由于出口货物的应退税款在内销货物的应纳税款中得到抵扣,使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兑现期得以提前,有利于加快企业的资金周转。

实行“免、抵、退”税政策,是我国适应wto规则的重要表现,这是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在出口退税工作中普遍采取的办法。在目前实行增值税的51个主要国家中,有31个国家采取了这种办法。因此,全面实行“免、抵、退”税后,能使我国出口货物的出口退税管理更易被国外客商和国际社会所接受,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对外贸易政策篇9

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wto规则的一致

无论是在gatt的建立上,还是在gatt的前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行中,甚至是没有获得成功的“千年回合”,美国的影响力和推动力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gatt的建立

早期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是为保护国内产业服务的,因而是以保护主义为特点的。1934年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改变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美国《互惠贸易协定法》建立,它标志着自由贸易主义在美国 政治 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是美国走向多边贸易体制的起点。该法案宣布通过互惠贸易协定减让关税,并提出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美国政府与任一国签订的关税减让协定,均自动地适用于其他与美国订有互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而降低关税壁垒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日后成为了关贸总协定的基石。

战后初期,美国为了称霸世界,积极策划在世界经济、政治领域中建立霸权地位,从国际 金融 、投资和贸易各方面进行对外扩张。为此,美国提出“贸易自由化”口号,首先倡议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简称ito),把它作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并重的,专门协调对外贸易政策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国际性组织。1946年2月,经美国提议召开的联合国经济及 社会 理事会开始筹建该组织,并于1947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在《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起草的同时,同样是在美国的提议下,1947年4月至10月举行了由23个国家参加的关税减让谈判,达成了关税减让协议及制订了减让表,共涉及45000项商品。为了尽快获得关税减让的好处,参加国把这些协议与国际贸易宪章草案中有关贸易政策的部分加以合并,形成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

从gatt的建立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2.gatt的八轮多边贸易谈判

gatt建立以来,从1947年到1979年先后进行了7次多边贸易谈判,通过谈判促使缔约方的进口税率不断下降,也集中体现了美国当时在全球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思想。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产业结构从资源密集型转向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服务业获得了迅速的 发展 。在gatt的前七轮谈判的影响下,不断扩大的货物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美国迫切地需要将自由贸易的一般原则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1986年9月总协定缔约方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召开了部长级会议,决定发起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称为“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开始极力推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重要成果之一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应运而生。gats首次确定了有关服务贸易规则和原则的多边 法律 框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服务贸易更进一步的发展。1999年,美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均为世界第一。其中进口额为1823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额的13.7%;出口额为2517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18.8%,服务贸易顺差达649亿美元。

3.失败的“千年回合”

wto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酝酿着新一轮谈判的准备工作。在1998年于日内瓦举行的wto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中,各成员方开始就如何发动未来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展开讨论。当时,美国由总统克林顿亲自督阵,向会议派出了包括10位部长级官员的近70人的大型代表团。克林顿发表了长篇演讲,为新一轮谈判提出框架,并为21世纪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方向定下基调。美国希望借助西雅图会议在美国举行的天时地利,主导wto的会议进程,增加对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有利的新议题,如贸易与劳工标准、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政策、贸易与商业腐败等等。1999年11月,西雅图会议召开,启动关于贸易自由化的新一轮谈判,称为“千年回合”。美国力图把新议题的重点放在美国最具有优势的领域,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农业和服务业上,特别是对其具有较大优势的基础电讯和金融服务领域更为关注。此外,美国还对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 电子 商务和wto的体制等 问题 表示极大兴趣,而对投资和竞争政策反应冷淡,甚至反对谈判竞争政策问题,只是希望wto继续研究。虽然,西雅图会议最终在抗议的声浪中黯然结束,计划中的新一轮谈判也以流产而告终。但“千年回合”反映了未来世界贸易的某些发展趋势,美国的建议更是表达了它要领导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意图。

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写wto规则的背离

美国贸易思想和政策在对以gatt/wto原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规则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固守其独有的特色,这些特色与wto的贸易规则并不完全吻合。

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当时它所需要的是用贸易自由化来打开他国市场的大门。可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以及新兴 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美国所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世界逐渐向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多极世界演变,美国在国内外市场上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1971年,美国终于在维持了80多年的贸易顺差之后出现逆差,受到进口打击的有关行业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代表相应地区和产业利益的国会议员也不断向国会和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虽然在政策指导思想上仍然强调战后一直奉行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在实际行动上则采取了对国内部分产业给予保护的措施。这期间通过的两个贸易法案,即1974年《贸易改革法》和1979年《贸易协定法》,为美国实行贸易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981年至1987年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第一个迅速增长时期。在此期间,美国贸易逆差增长了582%。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美国颁布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美国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以及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一些 内容 可以被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和局部的胜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全球多边主义转向了双边互惠主义,加强有针对性的双边贸易谈判,以解决贸易争端与冲突;同时寻求建立区域性贸易集团,来获取更大的贸易与经济利益。从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到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正在酝酿之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都证实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这一转变。其次是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强调对等的互惠待遇,强化其贸易法的自我保护性和主动性。事实上,美国判断国际贸易是否公平的标准是看自身的竞争优势是否能够充分体现。在竞争优势能够充分体现的领域,“公平贸易”就等于“自由贸易”,在实力不对称的领域“公平贸易”则被作为保护主义的借口。

美国的这种与wto规则不符的贸易政策集中体现在其国内立法中。

l.不公平贸易法

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下面仅以反倾销法进行说明:

gatt的第六条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反倾销条款。其对倾销的定义是: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另一国市场,并因此对该国领土内已经确立的某项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的威胁,或者对该国某一产业的兴建产生严重的阻碍,即构成倾销。进口国可以对倾销的商品征收数量不超过该产品倾销差额的反倾销税。然而,美国的反倾销法的定义与其并不一致,根据美国商业部的定义,当商品以低于公平价值(less-than-fair-value)销售时,倾销就发生了。这里对公正价值的确定与gatt/wto中的正常价值的确定有很大的出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进口产品在美国国内的任何一个单一价格被认定是小于公正价值,就可以被判定为倾销,而作为 参考 的出口国的市场价格必须是平均价格。例如,出口国国内平均价格是95美元,产品在美国的价格为从9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平均价格为95美元)。依照美国法律,仍有一半(价格在95美元以下的)产品可以被认定为以低价在美国倾销。

其次,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

2.201条款

201条款,即“保障条款”或“进口救济法案”。按照美国的201条款,如果国内行业受到由于进口增多而造成的实质性损害或威胁,可以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实施补救性措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确认进口增多是否造成了损害。如果委员会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就会向总统推荐实施紧急性的补救措施。美国总统决定是否实施补救性措施。201条款比美国通常使用的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在运用上更具有随意性,因为它不必顾及出口国方面,不用调查出口国的贸易活动是否公平正当。例如,在运用反倾销法时,美国需要证明出口国的产品其国内价格高于对美的出口价格,而如果使用201条款,就没必要进行类似的调查,只要美国国内声明受到了损害,国际贸易委员会能够确认损害是由于进口增多造成的就可以了。这更加体现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单边主义色彩。

2002年3月20日,美国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正式启动。按其规定,美国将对钢材、长板等进口的主要钢铁品种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高达8%至30%不等的关税。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进口钢铁施加的最严重的一次贸易限制,也是对wto贸易政策一次新的背离。

3.301条款

301条款正式成文于1974年《贸易改革法》。此后,该条款又历经1979年《贸易协定法》、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以及1994年wto协定正式生效前国会修正案所作的多次修改。因此, 目前 所谈及的“301条款”,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指的是经修改后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01-1310节的全部 内容 。301条款包括一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后两个部分是一般301条款的变种。301条款的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贸易代表确信,美国依据任何贸易协定所应享有的权利遭到否定,或者外国的某项立法、政策或做法违反贸易协定并给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和限制,则美国代表必须采取行动,以实现美国依照贸易协定所应享有的权利,或消除上述立法、政策或做法的 影响 。就其核心而言,301条款下的措施完全是基于美国对外国有关贸易立法和做法的单方面评价,所采取的行动完全不考虑业已达成的双边或多边协定,严重地违反了wto规则。虽然wto规则的完善有利于遏制301条款的实施,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第23条“加强多边体制”明确禁止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方,就他方是否违反wto下的各协定义务或者减损本方应享有的权益,寻求争端解决机制以外的确认或救济。然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美国无意放弃这一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武器,更不会因为wto的规定而将此条款予以废弃。

三、小结

总之,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同wto贸易规则保持一致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特点,产生了同wto规则的背离。美国不仅在同wto规则保持一致时获得 经济 利益,也在与wto规则发生背离时获得了它期得的经济利益。例如,2002年5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农产品补贴法案,决定未来的6年内将农产品补贴增加67%,对农产品的津贴增加金额多达19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wto规定的最高限额。美国原本就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再增加补贴,美国农产品的价格将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其他各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

从目前的 发展 态势来看,虽然美国最近连续出台了几项带有浓厚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政策,如钢铁限制措施和新农产品补贴法,固执地对wto规则采取了背离的态度,但它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总的趋势。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仍然是自由贸易,这是与wto规则相一致的。从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来看,单边主义和保护贸易不可能成为控制政府决策的主导思想。而且,单边主义的主张与国际经济合作日益扩大的客观趋势相炸,其极端利己性已引起其他国家的严重不满。在世界经济和市场日益全球化、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 时代 ,美国经济已经完全与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美国的贸易政策不可能完全“向后转”,回到孤立的轨道上去。所以,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对wto规则的背离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两者必将保持一致。

四、思考与启示

1.正确认识wto

半个世纪前,当gatt刚刚生效时,在23个缔约方中只有8个发展 中国 家,约占缔约方总数的1/3.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加强,到1995年wto成立时,已有52个发展中国家成为wto首批成员,到wto首届部长级会议召开时,发展中国家已达96家,占所有成员总数的4/5.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把wto看作是发达国家的工具和“富人俱乐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wto是中性的。 问题 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如何运用wto规则为自己说话。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gath就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其与发达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差距。目前wto已有135个成员国(地区),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一股正在形成和壮大的力量。1999年底wto西雅图会议受挫,“千年回合”夭折再次证明,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会议的失败也为富国敲响了警钟,在新一轮贸易谈判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积极参与wto

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努力谋求本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最大利益,这一点上,美国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没有人相信,在美国挥舞301大棒,要求对方单方面开放市场的时候,美国是出于利他的理由。历次多边谈判的 历史 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出于担心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况而被动参与谈判进程的。“被多边贸易体制裹挟着前行”应当是对发展中国家状态的一个较为准确的描述。因此,被动的政策选择显然不能等同于主动的政策导向,而且二者是否已经发生转化或者发生转化的条件更是需要深入考察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学会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在wto体系中积极地参与并且表达自己的贸易主张。

3.充分利用wto

对外贸易政策篇10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外贸政策,战略调整。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阻断了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的格局,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出口增速明显回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冲击是外需减少。不仅美国外需下降,金融危机还造成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外需普遍下降。

    2007年出口总值12 180。2亿美元,同比增速25。7%;2008年出口总值14 285。5亿美元,同比增速17。2%,增速回落8。5%;2009年1-9月,出口总值8 466。5亿美元,同比降低21。3%,增速回落29。80025。有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下降1%,中国出口将下降6%;而欧洲经济下降1%,中国出口将下降15%。外贸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大挚之一正在急剧减速。

    2。外汇储备严重缩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冲击是造成中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数据,截至2008年末,中国外汇储备已达1。95万亿美元。其中已投资美国国债、“两房”等政府机构债券和美国企业债券达1万多亿美元,仅中国银行持有的雷曼兄弟公司债券即达7 562万美元。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2。132万亿美元,超出排在全球第二位的日本1倍,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29%,占我国GDP的比重已接近一半。外汇储备增加过快、过多,既加大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又加大外汇储备运用的压力和外币资产保值增值的风险。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遭受美元汇率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损失,而购买美国政府机构和企业的债券也遭遇了大幅缩水和破产的危险。

    二、中国现行外贸政策带来的问题。

    如果从自身的原因进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上述种种冲击,实际上与中国现行的外贸政策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中国施行以低价竞销推动出口规模过度扩张为特征的外贸增长方式,这一具有重商主义性质(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外贸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开拓国际市场、扭转贸易逆差、扩大国内就业等方面曾起过积极作用,使中国在短期内扭转了贸易逆差并迅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同时也给国内外经济带来许多严重问题。

    1。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现行外贸政策使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快速增加,有些产品甚至短期内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市场份额急剧增长,导致中国与许多国家贸易不平衡状况加剧。国际上通常以顺差或逆差占本国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表示“贸易不平衡度”,只要该比重控制在10%以内即意味着一国贸易基本平衡。依据这一衡量标准,2006年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度为10。1%,2007年为12。06%,已进入贸易不平衡阶段。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降为12009年1-9月,贸易不平衡度为8。69%。值得重视的是,中国贸易顺差自2005年以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年贸易顺差为1 020亿美元,2006年达到1 775亿美元,2007年又跃升至2 622亿美元,如果排除金融危机的影响,按这一势头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很快出现失控局面。

    贸易摩擦加剧。从贸易顺差来源地来看,主要有美国、香港、欧盟、加拿大、土耳其、墨西哥等。由于贸易顺差过于集中于美、欧等国家,导致与其贸易摩擦加剧。仅2006年即达83起。

    2008年中国遭遇贸易摩擦仍然不断,涉案金额将近15亿美元,给我国出口带来很大压力。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8月,我国化工行业遭遇贸易摩擦案件14起,已超过2008年全年案件数。总的看来,与中国贸易呈逆差的国家多以各种理由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最终导致贸易摩擦急剧增加。

    2。贸易条件整体趋于恶化。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相对于进口)或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贸易条件有四种不同形式,即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是一般衡量指标,其他的贸易条件则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补充。这里,仅对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化进行分析。

    3。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的国际比较。作为衡量贸易利益在国与国之间分配状况的评价指标,价格贸易条件还可以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因此,比较各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和所处的地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数据计算,世界上多数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化不大,发展中国家还略有改善,印度和巴西虽然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不明显,只有中国的情况尤为严重。

    这足以说明,中国在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从以上中国价格贸易条件自身变化和国际比较两个方面来看,都充分证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较低,贸易条件整体趋于恶化,这与中国迅速扩张的外贸规模(尤其是出口规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为什么?如果从影响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因素看,主要是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①资本、技术含量不高而普遍靠低价竞争,这显然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有关,而政府的出口支持政策,如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出口奖励、出口贴息贷款等和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又对出口价格进一步下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从影响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因素看,主要是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对国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扩大,引起进口商品价格(如石油、原料和中间产品)的持续上升。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加工贸易方式在中国的出口和进口中都占据相当大的比重②,而在加工贸易中,外资企业又占主体③。这样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利用“转移价格”,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进一步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参考文献:

    [1]新华社[N].国际先驱导报,2008-10-21。

    [2]新华社报导[N].2008-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