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论文十篇

对外传播论文篇1

（一）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昆明三所高校（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7份，回收有效率为82.33%。其中泰国留学生132人，越南留学生72人，其他国家留学生43人。他们当中本科学生为153人，研究生30人，汉语短期培训的学生64人。

（二）调查问卷本研究所用的工具为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受试的基本信息，包括国籍、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旨在调查他们对云南的印象及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情况。第三部分为开放式问答题，主要调查他们接触和了解云南文化的主要途径。在分析他们对云南文化的了解程度时，主要采用李克特1-5等级量表。

二、研究发现与讨论

问卷调查主要从他们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及认同层面来分析他们对云南的印象。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民族共有25个，这些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习俗、饮食服饰及文化特点，同时，由于云南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云南多样化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沟通，从而汇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

（一）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的印象在问及“来中国之前，提起云南，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回答次数最多的是昆明，提及次数比较多的是“少数民族”、“香烟”、“民族服饰”、“过桥米线”、“石林”、“茶”。这说明，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的最初认识是从地理概念开始，最先了解的是省会昆明；其次由于调查对象为学生，他们来云南之前，查询了解更多的是云南的高校，而云南高校最集中的地方是昆明，所以“昆明”这个词是他们最为熟悉的；第三由于诸多国际航班直飞云南的到达站均为昆明，它是连接东南亚留学生从本国到中国的第一站，因此，留学生们对昆明的熟悉程度较高。此外，由于云南跨境民族较多，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少数民族提及的比例也相对较高。

（二）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为调查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共设计了“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含中国民间艺术等）”、“云南城市”、“云南饮食”、“云南旅游景点”及“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传统节日）”五个方面的内容。结果发现，在这五个方面，他们最为了解的是“云南城市”和“云南旅游景点”，100%的学生都能列出一到两个云南城市或景点，其次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节日）”，最不了解的是“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结合调查结果，排在每个层面前五位的分别是：云南城市：昆明（99%）、大理（99%）、西双版纳（99%）、香格里拉（99%）、丽江（99%）云南旅游景点：石林（95%）、大理古城（88%）、云南民族村（87%）、恐龙谷（84%）、玉龙雪山（80%）；云南饮食：过桥米线（90%）、饵块（88%）、炸土豆（84%）、臭豆腐（81%）、火腿（70%）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节日）：中秋节（86%）、春节（82%）、端午节（77%）、火把节（75%）、泼水节（68%）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京剧（72%）、书法（70%）、太极（63%）、剪纸（53%）、功夫茶（49%）为了了解东南亚留学生来云南学习的同时，是否有兴趣了解中国或者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问卷中还提到“你还想了解更多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或中国文化吗？”，83%的学生表示云南民族文化丰富多样，有很多有趣的民族，他们愿意了解更多的云南民族文化和中国文化。但是也有8%的学生表示不愿意，还有9%的学生表示无所谓。而问及“你最想了解云南或中国文化的哪一方面”时，选择“中国饮食”和“中文”的比较多，选择“经济”和“建筑”方面的比较少。这可能与被调查的身份有关，他们大多是学生，来云南主要学习的是中文，要适应当地文化，和中国学生交流，语言是基本沟通工具，虽然部分学生可以使用英文，但是他们更倾向于用中文来交流。为此，选择想要了解“中文”的学生比较多。同时由于在学校，学生们每天都离不开的是饮食，当地食物是否符合他们的口味，也很容易影响到他们来昆明的文化适应情况，因此，很多学生倾向于了解中国饮食。

（三）东南亚国家留学生了解云南民族文化的途径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东南亚留学生在昆明上学期间，了解云南的主要途径有：云南当地的数字媒体，包括互联网、广播节目、电视和报纸；学生所在学校学习的有关文化的课程、身边的中国同学及老师；还有他们在云南的旅游经历及来云南之前在本国的一些媒体资源等。同时还有部分学生表示通过观看中文电影、参观会展中心的文化活动或展览、阅读相关图书、观看歌舞或者节目表演等来了解云南民族文化。此外，还有部分学生表示通过去云南各地旅游或参加文化体验也能了解到部分民族文化。为了进一步探究东南亚留学生在昆明学习期间，了解云南民族文化的途径是否方便，问卷中还问到“你觉得你能很方便获取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或者知识吗？”，73%的学生反映他们不能便捷获取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虽然图书馆和书店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中文书籍，但是翻译成他们本国语言的不多，双语对照的涉及云南民族文化主题的教材或著作也几乎没有。同时互联网介绍云南民族文化资源的主要是中文网页，个别有英文介绍，但是用泰语、越南语、缅甸语对照的网站基本没有。同时还向调查对象了解“你在国内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并了解云南民族文化吗？”，88%的学生表示他们在自己国家基本没有专门介绍云南文化的节目，也鲜有网页或者杂志谈及云南文化。

三、总结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昆明的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内容认识相对比较清楚，但是了解和认同程度还有待提高。美妙绝伦的旅游景点，五彩绚丽的少数民族，美味可口的当地小吃构成了他们对云南的基本印象。而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习惯、民族舞蹈、歌曲及民族节日等了解还不够深入，也缺乏这方面的文化体验。同时，因为被调查者中间大多是汉语专业学生，他们对中国文化（含云南民族文化）及中文都有极高的认可度，但是还是有部分学生表示不愿意继续了解云南文化。这一现象值得深究，我们需要提升来昆留学生对云南本土民族文化的关注度；如何构建适合他们语言水平的涉及云南文化主题的汉语材料及他们本国语言材料也值得分析。为此，为了进一步加大云南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实现云南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可以依托在云南的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增强他们对云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并将之培养成为学成归国后宣扬云南文化的主力军。具体建议有三：

（1）加大信息资源建设，构建多语种的外宣网络平台。云南省现有不少推广介绍云南民族文化的相关网站，但是网站语言大多局限于汉语，还有少量提供了英语语种界面，但是涉及东南亚语种的网页目前还比较匮乏。在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过程中，对外宣传的主要受众是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为此，在外宣网络平台建设中，应将东南亚国家语种列入网站语言，这样更方便这些国家的民众了解和感知云南民族文化，也能促进云南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

（2）依托留学生课堂教学，设置云南本土文化系列课程。昆明高校的东南亚留学生今后将是他们自己国家汉语教学或者其他岗位的优秀人才，也将是对他们国家民众宣扬云南民族文化的主力军，如何引导他们更好地了解云南民族文化，构建良好的云南印象值得探究。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校园，充分依托留学生的课堂教学，增加他们了解云南文化的途径。如：开设与云南民族文化，摩梭族文化或者云南旅游景点赏析等课程；同时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课程学习，或者将云南民族文化传说或者民俗改编为本国语言，进行再创作等。此外，还可以在云南民族文化课程中加入一些民族服饰展览、服装设计或者昆明饮食文化等内容提升留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要求学生们分组，选取云南的某一个民族为主题对象，对其服饰、饮食、民俗、语言等内容进行搜集汇总，并以小组汇报的形式全班分享，如此一来，他们对云南民族文化的某些细节或者特色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也会促进他们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

（3）打造云南民族文化品牌，开拓云南民俗体验途径。由于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每个民族珍贵独特的习惯、服饰、舞蹈、歌曲、节日及美食等构成了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留下来许多经典的作品或仪式表演等。为了强化留学生们对云南多样化民族文化的感知和认识，云南省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及文化产业部门可以联合打造一些特色鲜明、主题突出的文化品牌，表演风格和内容创造既能呈现云南省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在历史、地理、民俗等方面的特色，同时还要切合观众的需求，具有较好的文化感染力。如此一来，这样的品牌能充当东南亚国家民众了解云南的重要媒介，有效推进云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东南亚国家民众了解云南文化。如今，云南省已经打造了如《云南印象》、《梦幻腾冲》和《丽水金沙》这样的典型民族文化品牌。当然，为了能让留学生们更加近距离感受云南民族文化的风情，在昆明学习期间，还可以给他提供体验云南民俗的实践机会，如暑假云南民族文化社会实践、泼水节云南民族村一日游，或者大学生暑期去云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支教活动等。这些民俗体验活动都会给他们带来最直观的冲击和印象，也能增加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兴趣，进而进一步深入学习和了解云南民族文化。

对外传播论文篇2

[论文摘要] 目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本身的内涵和蕴力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探索文化对外传播的规律，研究测定传播效果的客观指标，分析翻译在文化对外传播中的策略和原理，寻求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的开拓和营销策略与翻译的有效关联，思考中译外队伍建设，探讨中国优秀文化的遴选标准和传播次序，加强中国优秀文化在国内的传播等若干问题在当下中国软实力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现状述评和意义

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他指出“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文化认同和文化吸引，已经成为维系国家之间稳定关系的重要保证。今天许多的政策误读、地区冲突和摩擦对抗，都能够找到文化上的因素。政治体制可能变动，经济份额可能涨跌，但是文化关系却是惟一能够长期影响两国彼此看法和交往途径的因素。推动文化关系上的深入发展，实际上也是政治和经济交往的重要补充，而且这种补充会更加稳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应变力和再生力，具有稳定的持续性，它不但孕育了中国灿烂的历史，而且也促进了周边国家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目前中国对外的文化传播，以及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与中国文化本身的内涵和蕴力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赵启正，2006）。文化的共通、相融和理解可以促进民族之间政治、经济、贸易诸方面的共同发展；反之，文化的差异、误解和冲突则会引起民族之间的政治封锁、经贸壁垒乃至国家间的战争。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汉语学习热潮，例如“孔子学院”在国外已成立了155所；在美国，汉语已成为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在美国3000多所大学里，有近800所开设了汉语课程；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韩国政府2005年2月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识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汉字和汉字标记，并规定将目前完全使用韩国文字的公务文件改为韩、汉两种文字并用；2007年11月28日韩国第一份中文日报《亚洲日报》正式创刊，以满足在韩国的30万～40万华侨和200万学习中文的韩国人；在越南，以越南著名法学家范维义为代表的十多位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已联名向越南教育部上书，建议从现在起在全国小学和中学实行必修汉语的制度；在日本，每年举办的汉字检定考试，参加的受测人数已超过200万，这种情况给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黄祸论”等不断出现成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和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的障碍。这种障碍的产生，大多因为西方人不熟悉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所以产生了隔阂、误解并滋生了怨恨。例如在 2002年11月21日，由清华大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上，在论及“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报道的缺点时”，报告者认为主要是“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并由此导致他们忽略事件的关键性因素，误解甚至曲解事件真相。

因此，越过文化障碍，加强中国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增进与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沟通，有利于中国正面形象的树立，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地位，有利于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当前世界正是多事之秋，一旦紧张局势平静，中国目前的经济顺差和文化逆差的矛盾如果不加改变将有爆炸性危险”（赵启光，2006）。如何越过国际文化间障碍，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对外交流，成为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

二、翻译视阈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营销策略分析

中译外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的研究要从当前中译外现状出发，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理论基石，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为探索视角，来研究翻译和翻译策略在文化对外传播中的原理和规律、中译外当下翻译策略的转变，以及中国文化彰显对人类发展的意义、中国文化彰显的必要性、中国文化彰显的适时性、中国优秀文化的遴选标准和传播次序、中国文化在国内的认同与普及、中国文化外译的方法策略、中国文化外译的队伍建设、中国文化彰显与国际市场的开拓等子课题，以求从理论上唤起中外人士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从策略上探索传播中国文化的最佳途径，在实践中找到译介中国优秀文化的国际市场，最终实现在国际上成功地传播先进中国民族文化的目标。部分问题作以下的论述：

1.探索文化对外传播的规律，研究测定营销效果的客观指标

文化的对外传播涉及到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会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所以要加强对文化对外传播规律的研究。传播中要注意目标文化中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的不同价值取向；传播过程中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不同的认知偏差；要研究接收心理的差异带来的主观评价的多义性等等；与此同时，还要多关注西方国家近年来推行其文化价值观念的方式，进一步借鉴其方法。在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寻找文化对外传播的规律，反过来进一步指导实践，以求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当既立于全球化的文化高度，又注重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有机结合。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不能是民族文化的简单语言转换或求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做到“和而不同”，应有足够的自信心来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勤劳奋发的现状，以及建设一个和谐世界的愿望，同时，在传播中要注重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对外传播以展示中国人民具有的勤劳、勇敢、智慧、正义的优点或传统，塑造完美的国家形象，克服消极因素的传播，不能以媚取目的语文化的认同或在国际上获奖等作为传播成功与否的标准。因此有必要研究测定传播效果的客观指标，作为指导文化传播的最佳方法，也作为文化对外传播中营销效果的标尺。

2.研究翻译在文化对外传播中的策略，寻求文化营销的最佳途径

翻译学要和传播学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对外翻译在强调“内外有别”的同时，也要注意“外外有别”，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翻译时要考虑引起文化对外传播的障碍例如寻求共性、不确定性、畏缩情绪、刻板形象、种族主义、偏见、权利、文化休克和民族优越感等因素；要寻求在不同场合不同翻译策略的应用，例如：寻找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的不同之处，充分挖掘源语文化中的异域特色，借助恰当的表达方式，展示源语文化中别具一格的魅力，以便迅速引起目标文化受众兴趣的文化吸引策略；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要隐去双方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之间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部分的文化相融策略；既保留着强烈的源语文化特点，又与目标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源语文化，又不同于目标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从而体现源语文化竞争优势的文化创新策略；当源语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要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信仰的文化规避策略；基于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巨大不同，并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目标文化接受源语文化，而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目标文化进行逐步渗透的文化渗透策略；由于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采用一种比较中性的，与源语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目标文化进行输出，以避免源语文化与目标文化发生直接冲突的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等。总之，在文化的对外传播时，要理解文化差异、尊重对方习俗、规避民族情绪、寻找恰当的传播策略，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彰显自己的文化。

3.研究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的开拓，以及翻译与营销的有效关联

对外传播中的中国文化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民族特色，这是成功文化产品的魅力所在；同时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应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市场化行为，有市场才有前景，因此必须研究国际市场需求，设计并实施各种有效的方式，充分利用中国文化无所不在、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特性，在经济合作、学术交流、体育赛事、政府活动、国际访问等等场合中进行民族文化的国际营销，才能彰显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翻译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做到积极主动，抓住翻译材料的要旨，以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和寻求成功的营销为目的，在最大的允许范围内进行创造性的翻译。例如在CNN电视有一个名为《书法壁毯》新闻短片，汉语解说词如下：

赵老先生现在已经开始编织他的第二张书法壁毯：中国北宋名将岳飞的词——《满江红》，原稿是用行书书写的。在此之前，他编织了用隶书书写的中国宋代诗人范仲淹的文章——《岳阳楼记》。

译文为：Zhang is now weaving his second “calligraphy tapestry”. He is weaving a verse by Yue Fei, a gener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to his tapestry. He has finished weaving into his first “calligraphy tapestry” a prose by Fan Zhongyan, a renowned poet and statesma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吴自选，2004，30）

吴先生在《中国翻译》上撰文并讲，片长3分钟左右的译文，需要解释的文化因素太多，时间短难以说清，所以对上述文化因素进行了大胆、也是无奈的删节。他说“译者努力的目标是在 ‘沟通’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减少传播过程中文化的流失。”吴先生的翻译和传播文化的思路值得肯定，需要商榷的是，体现书法壁毯的价值应该是壁毯的质量和书法。如果要引起国外观众对这个壁毯的兴趣，或者说这个壁毯的卖点，应该是重点彰显书法——行书和隶书（这在电视画面上可以显而易见）——所承载和沉淀的中国历史文化，这也符合市场营销的原理和策略。电视片3分钟时间瞬间即逝，所以“让对中国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的电视观众了解、欣赏、热爱中国或其某一城市、地区的文化，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同上）；同样在记忆中瞬间即逝的东西也许还有翻译解说词中Yue Fei, Northern Song Dynasty, Fan Zhongyan这些他们不熟悉的名词（这些名词当然应该翻译出来），但是如果翻译中能加入对于行书和隶书的介绍，并简要指出这两种古老字体所包含的文化，应该可以给国外观众留下相对较深的印象，同时也突出了书法壁毯的价值，在可能成功营销壁毯的同时，也成功地营销了中国文化。

中译外在中国文化国际市场的开拓中如何与营销策略做到有效关联，这是文化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又如作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一项准备工作，北京出台了《北京市餐饮业英文译法标准》的讨论稿。其中比如过桥米线，翻译成“加鸡肉的鸡汤粉丝”。民族文化特色如何彰显？如果翻译将过桥米线“油覆汤上无热烟，虽过桥而汤不凉”的妙处表达出来，不仅可以使外国朋友品尝到中国独特的风味，还会领略到其中蕴藏的文化特色，加深对食物和文化的印象，岂不一举两得！

其他问题比如：对于中译外时策略的局限性、受众分析、传播效果，以及中译外队伍建设、中国优秀文化的遴选标准和传播次序、中国优秀文化在国内的传播等，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三、结语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巨大的国际市场价值。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全球营销策略，加大对外文化传播力度，中国文化在巨大的国际市场中，将会产生宏大的经济效益，具有非常广阔的经济前景，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向世界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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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治波:复兴繁体字，中国新使命[N].环球时报,20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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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宁:翻译的文化构建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J].中国翻译, 2005（6）

[5]吴自选:电视新闻汉英翻译“信”的幅度[J].中国翻译, 2004.(6)

[6]杨泉. 跨国企业中的跨文化管理 /htm/content/20056/37154.htm，2007

[7]袁晓懋.跨文化广告传播的创作策略.中国广告传播研究网 .cn/cn/xsyj/200210/021010kwhg.htm，2007

[8]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9]赵启光:因其人之言而为之言,跨文化交流之门的钥匙 ，2006

对外传播论文篇3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两千多年有关传播概念、传播活动评价以及传播技巧与传播思想的论述。国际著名传播学家余也鲁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一个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一直没有人在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下工夫，实在令人诧异。所以，中国的传播理论在“引进式介绍”和“引进式研究”的同时，需要对传播理论的本体理论更进一步探索。

施拉姆在1963年出版的《人类传播学》(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一书中指出：“传播学不是一个我们称谓物理学或经济学那样的学科。传播学更像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有很多学科予以穿插，但没有停下来。”传播学科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一点从传播学的四大先驱就可见一斑，哈罗德・拉斯韦尔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库尔特・卢因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霍夫兰是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不像许多成熟的学科那样明晰，带着不同学术背景、抱有不同课题关心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传播问题，形成了传播学的分科领域――大众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等等，景象异彩纷呈，十分繁荣。而作为各分科领域之基础的传播学基本理论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但是，传播学毕竟已经从诸多的社会科学中脱胎出来，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在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传播作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界定，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即传播理论的理论框架问题。

国内传播学界，林之达先生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说道：“一门科学的生命力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科学的需要程度，而且还取决于这门科学的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之重要性可见一斑，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引进美国经验学派这样的应用理论的同时，要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掌握，只有把传播的基础理论打牢才可能更好地去研究和发展传播理论的外延。而在对于传播理论的理论框架和模式，在学界和业界已经有不少的思考和探讨，这些思考和探讨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使传播学更加系统和相对健全，也为后人学习和研究传播学提供更好的理论参考和理论平台。在刘卫东教授首先提出的传播元理论的启发下，即在传播元理论的视野下初步提出了一个不尽完善的传播理论框架，如图所示：

此理论框架的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该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是人――媒介――社会，这也是问题讨论的起点和基础。

第二，传播学的本体理论分为核心理论和外延理论，其形成是一个系统的两个过程，而这两个过程都建构在哲学的大理论背景之下，传播理论，同时也包括其他的学科理论都是在哲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当然，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这里主要是指广义的哲学。

第三，过程一即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的形成过程。在很多学者最初进行传播现象研究时，传播理论是比较模糊的，“传播学”还是一门不够独立的学科，而这种学科与其他的已成或未成体系的、成熟或是不成熟的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统计学等融会贯通，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得出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即我们所说的5W理论，即传播的5要素――传播者、信息、媒介、接收者、效果。这5个要素并不是一个单向的传播过程，而是循环的，另外加上两个外在的影响因素――环境、心理，这两个因素贯穿于传播的全过程，也就是说，环境和心理的因素不仅影响到传播者、接收者，对于传播的信息、媒介以及传播效果的评估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同时也可以称为基础理论。

第四，过程二是传播学的外延理论的形成过程。在形成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之后，核心理论反之广泛地应用或者说渗透到各种已成或未成体系的、成熟或不成熟的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行为科学等，形成了传播学自己的外延理论，如广告学、新闻学、公共关系学、组织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等等。传播学本体理论的外延理论同时可以称为应用理论。

第五，过程一与过程二，是有先后顺序的。首先形成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而后才有了核心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渗透，进而形成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外延理论。我个人认为，这两个过程的先后问题不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这种问题难以确定。一种理论要形成其外延理论，必然有一个理论支柱为强大的后盾，这种理论支柱就是这一外延理论形成之基础――核心理论，并且也必须由这种核心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和交叉才能形成。就像是一幢楼如果没有地基，那么就不会有上面的N层楼层，即使有了楼层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经不起任何风雨的考验，就终要倒塌，功亏一篑。同理，没有传播的核心理论形成在先，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延理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外延理论，所以，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是基础，先形成了核心理论而后形成外延理论，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最后，在形成了传播核心理论和外延理论之后，两者并不是各行其是，而是不断地在应用实践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互相吸收养料，互相促进，互相弥补，彼此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

对于传播理论的理论框架的讨论仍然是现在进行时，还远远没有结束，并且这需要更多的实践论证和探讨。有理由相信，传播理论也一定可以通过不断实践从外界吸收养料，枝繁叶茂，茁壮成长，从而确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成为人文科学中的一门真正的独立“显学”。

参考资料

①【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② 【英丹尼斯・麦奎尔【丹麦】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③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对外传播论文篇4

>> 中华文化复兴的国际战略思考 中华文化与传播策略 受众视角下的中华文化传播 中医翻译与中华文化的传播 论“中国梦”战略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弘扬中华文化 谱汉语国际推广新华章 教汉语更要传播中华文化 简论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 从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论中华文化走出去 论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 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建设与中华文化传播 云南桥头堡建设视阈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战略思考 论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的传播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浅议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探析 重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中华文化 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建设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3年11月29日。

⑥参见江胜信：《契合国际语境的传播才更有效――代表委员畅谈如何让中国文化更好“走出去”》，《文汇报》2015年3月15日。

⑦参见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⑧参见汤一介：《论儒学与“普遍价值”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秋之卷。

⑨参见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⑩陈雅莉：《全球媒介事件中的民族符号与国家形象传播》，《中州学刊》2013年第7期。

对外传播论文篇5

[摘要]：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 中国 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陈丹青的《退步集》中用了一幅赵卫东拍摄的肖像照：一个穿着皱巴巴不合体西装的 农村 青年站在土墙边，正凝视着镜头，墙上挂着一张刘德华八十年代拍摄的海报。精彩的是下边的评注：“他所仿效的不是真的香港人或西方人，而是本村第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1]沃尔特•李普曼生造了“假（拟态）环境”（psedo-enviroment）这个概念，追溯这种被中介的经验的来源。这是自信能够判断真假的传统经验主义者的见解，但从现象学的和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种经验并不假，它们同样也是社会实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换个角度来看，它们就是中国特色，或者是“自主创新”。

中国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也也是在这种想像中起步的。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社会理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双重诠释”（double-hermeneutic）[2]，社会理论会被行动者用来反作用于社会（比如“主权”概念的效应），我们所研究的个体有能动性，他们会根据理论作出改变。被中介的传播学也对当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冲击，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开始运用这种被中介的传播学考虑和处理问题（比如我们的政府发言人制度和最近通过的应急预案），“大众传播”“媒体”等成为流行词汇。133229.coM被中介的传播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管理社会信息的行动。问题变得越加复杂：传播学在中国学界的诠释是第一层中介，社会行动者从学界那里获得的对传播学的理解是第二层中介，具体到中国具体国情下的操作是第三层中介，最后，对使用经验的感知才能成为“传播学”在中国应用的社会实在。

“传播学”翻译中的断裂

要理解传播学在中国或者中国的传播学，我们要从理解传播学在中国的译介开始。库恩主义认为，教材是一个范式确立的重要标志[3]，因此，考察教材的移译是研究此问题的捷径之一。

首先不能不提到施拉姆著、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78）。余也鲁是施拉姆的弟子，他对许多概念的翻译对后来者的解释影响深远。比如此书的 英文 名为“men, message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1973)，余也鲁先生它译成了“传学概论”，“传播”成为了“学”。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有学者开始介绍传播学，[4]但是直到 1982年北京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后，“传播学”这一命名才算是正式合法地进入大陆语言系统。1983年由原中国社会 科学 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小册子中明确使用了“传播学”这个概念。1985年陈韵昭在翻译werner j. severn和james w. tankard, jr.所著的“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时，将其名译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施拉姆上书的新版“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1982，加上了另一作者william e. porter）再次被译为中文，但这次英文名称有所变化，女性主义的影响微妙地显示在标题中，但是中文却是波澜不惊的《传播学概论》。

在看似一致的译名背后，是中介与诠释过程中的变异。首先，“传播理论”和“传播学”被划上了等号。上面提及的施拉姆的书是一本普及介绍传播研究的入门书，以理论为主，几乎没有涉及应用层面，甚至未提及研究方法。而severn和tankard, jr.的书名则明确说明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为理论。

其次，大众传播理论与传播理论被划上了等号。虽然施拉姆在论述传播符号时涉及到了人际传播的内容，但是该书大部分谈的是大众传播。由郭镇之主译的severn和tankard, jr.的《传播理论》第4版200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虽然书名改回了《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但是原文中“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被省略为“应用”。

第三，（以美国为主的）传播实证研究和传播研究被划上了等号。近年来虽然传播批判学派的译介逐渐增加，但从教材上来看，仍是实证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也和其他研究范式缺乏内部规范，无法形成自己的标准教材有关，比如洛厄里和德弗勒就曾用讽刺地语气说：“选择文化批判观点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谈不上明晰。要文化批判学者们以本书这种叙述方式来 总结 其观点或许还为时尚早。”[5]但是，标准化也许并不是我们对“文化批判”理论的期待，我们更期待的是灵活而深刻的见解和获得另一种选择。此外，像符号学、修辞学、文化研究、质化的实证研究引介，传播研究领域做得仍然不够。

当然，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此外，从个人层面来讲，学术的兴趣和选择的自由 自然 无可厚非，但是传播学教材的译介与创作整体的同质化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从大众传播理论到“传播学”的中介转换，使在国外原本松散模糊的传播研究被限制和规定（discipline）在一个较狭窄的区域内，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具有明确研究对象与统一性的学科（discipline）。[6]

语言的背后是世界观，就像梁漱溟提到中国人对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翻译一样，用旧的语言去想像一个汉语中本不具有的观念，往往意味着长期的误读。[7]用“传播学”这样一个概念来指代关于大众传播的客观经验主义的理论，就像用“传播”来翻译“communication”[8]、“群众思想 交通 ”来理解“大众传播”[9]、用“公众通讯工具”“宣传工具”来理解“传播媒体”[10]、用“舆论”来代替“民意”[11]一样，令我们的思维过程出现一些觉察不到的偏执和盲点。比如，因为成为了和新闻学（理论）一样的“学”[12]，所以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纯理论，虽然我们撷取了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但是却弱化了其实证主义的特征，研究方法被忽视，只留下一些脱离具体环境的理论空壳，成为摆设，或被削足适履地论证一些与之缺乏必然联系的结论；[13]另一方面，传播学作为既有的新闻学的补充与对立面，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比如本土的-西方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实用-虚文的对立，有明确就业方向的-没有明确就业方向的对立……这些刻板印象把传播学放在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位置，也赋予了新闻学某些可疑的特征，这既不利于传播学的 发展 ，同时也不利于新闻学的发展。

除了对概念的诠释与中介外，国外（主要是美国）传播理论教材的引进也反映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独特诠释，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接下来就具体结合我国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和这本《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谈谈它们带来的启示。

传播理论教材移译中的盲点

就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以“传播理论”为名教材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 论文 的选集或文摘（reader），比如james curran和michael gurevitch编的《大众媒体与社会》（mass media and society）、jennings bryant和 dolf zillmann主编的《媒体效果：理论和研究的进展》（media effects :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oliver boyd-barrett和chris newbold主编的《媒体研究的进路》（approaches to media : a reader）。第一本有 台湾 译本，最后一本有大陆译本，第二本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种教材单篇文章字数较少，角度多元，适合教学，但由于作者和文本来源不同，体例与思路难免不统一，缺乏理论体系。

另一类是自成成体系的传播理论教材，数量较多。从内容上来看，又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大众传播理论教材，比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melvin l. defleur和和sandra ball-rokeach的《大众传播学诸论》（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台湾译为《大众传播学理论》），还有前面提到曾译过两个版本的severn和tankard, jr.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及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还有出了5版的dennis mcquail的《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类教材引进得较早，虽然近年来，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的教材的译介开始起步，但大众传播理论一直是我国传播学研究与教学的主要 参考 材料。

第二类是传播理论教材，例如stephen w. 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和emory 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这类教材的编写者多来自人际传播或群体（组织）传播的领域。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2003年已经出到第7版，在短短几年内，也已经有了两个中文译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国大众传播理论教材一统天下的格局。该书视野广阔，理论性强，论述深入，让大家看到了不少“新鲜”的理论。但是由于是研究生用教材，如果缺乏一定知识储备，难以全面理解。此外，该书重视梳理理论间的关系，而对单个理论的介绍则显得简略，例证也较少，对于本科生来说稍难了一些。相比之下，emory 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则专为本科生准备，该书把传播理论分为7个传统（控制论、修辞学、符号学、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现象学）、4个部分（人际传播、群体和公众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每个理论一章，介绍了31个理论。该书通俗易懂，个性化的论述风趣幽默，覆盖面广，从1991年问世到2000年已经出到第4版。现在手边这本richard west和lynn h. 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14]借鉴了《初识传播理论》的体例，精选出了25个理论，分成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公众传播（修辞学）、大众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五类加以详细介绍。该书深入浅出，单个理论的论述比前书更为详细全面，同时注重应用，实例丰富，2000年问世后又于2004年又出版了第2版，是一本适合本科学生全面了解传播理论的入门教材。

第三类是选取一个独特角度论述传播理论的教材，这类书不像前两种追求面面俱到，而注重某个问题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如shearon a. lowery和melvin l. defleur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james a. anderson的《传播理论：认识论的基础》（communication theory: epistemiological foundations）。前者史论结合，以案例研究的形式介绍了美国传播实证主义效果研究领域的14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研究，让学生在扼要的 文献 回顾和社会环境的描述中体验实证主义效果研究的精神和特征，此书已经由我及几位同事翻译成中文，同时也有原版的影印本可以对照学习。后一本书主要以研究生为对象，作者的目的是要打破一般传播理论教材的那种天启式的权威论述，以后 现代 解构主义的姿态，打破禁忌，解剖各种研究传统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包括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把学术研究（或者布迪厄所说的“学术场”）变成研究客体，让不同研究传统的学生能够平等地认识和比较各种研究方法的长短，宽容地对待不同的研究传统。可以说这是一本传播理论的元理论研究。此外，charles r. wright所写的《大众传播：社会学视角》（mass communicatio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虽然出版时间略显早了一些，但是从传播研究案例的角度来剖析传播理论的应用是该书的独到之处。

以上的总结虽然很不全面，但是从中也能大致看出，我们的教材引进主要侧重于大众传播理论，对传播研究的其他领域（特别是人际传播、修辞学等）介绍得还不够；泛泛的概论介绍偏多，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考察还比较少；此外，在理论范式的介绍方面也还不够开放，仍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对实证研究的引进已经足够了，

《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的启示

上述问题是一个大话题，应该留给所有研究者来共同回答。这里仅以笔者刚刚翻译完成的richard west和lynn h. 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为例，谈谈它对我们传播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一些启示。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众多传播语境一视同仁。由于 中国 的传播学被设置在新闻学院下面，所以对大众传播比较关注，而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这些在 现代 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领域，我们虽然很早就提到，但是真正高质量地引介与研究却很少。这与我国特殊的学科设置有着极大关系，像修辞学研究完全交给了中文专业。从本书所介绍的一些修辞理论就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传播学者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可能由于它是从传统的语言专业分离出来的，人文气息较浓，同时又因为我们只注重大众传播，所以除了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曾经编译过两本修辞学的选集外，我国传播研究界很少有人关注它。其实从后现代主义修辞学的观点来看，随着现代的大部分社会现象变成符号现象，修辞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另外，本书对跨文化传播几个理论的介绍也给我们一定启示。目前的研究对跨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其实跨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跨越国家疆界，在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世界里，身边就存在着众多跨文化传播现象。文化的区隔无处不在，即使是在最偏僻的乡村，跨文化传播也一直存在，在许多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都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一本讲述农民上访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就可以发现，一般农民和上访精英们的交流就是跨文化传播，特别是妇女，她们对事个事件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无法用自己的经验建立起完整的叙事，被问起时只会笑着说“不知道”、“说不清”，或者只能以“琐碎”的情节片断来诠释这个事件，就在一个小小的偏僻乡村内部就存在如此大的文化差异，更何况全球化、社会分层更明显的城市。[15]而目前我们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分析《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国家领导人出访和重大外交事件报道的差异，以此论证中美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这实在是片面地理解了“跨文化”的内涵。

其次是对理论研究范式的强调。学术场也是一个众多范式竞争的场所，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享有至高无上的裁判权。每个范式具有不同的前提假设，作为禁忌，它们很少被拿出来被平心静气地解剖，一般以中世纪行会式的言传身教的方式加以模仿和传承，但是随着科学 哲学 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引起的论争（比如索卡尔事件），理论和科学的元理论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本书在这方面做了较为清晰简洁地介绍，特别是对每个理论的前提假设都做了详细地解析。当然，尊重各种理论范式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理论与方法不是避难所，理论的使用者要承担起责任。

不同的范式间百家争鸣，但是每一个研究范式内部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讲求逻辑一致。有时不同范式表面上谈的是同一现象，而其后的这些基本逻辑则完全不同，如果无视范式的差异，就会得出一些不尽情理的结论。比如有的人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 工业 ”概念来指导媒介产业化，把议程设置理论等同于舆论引导；甚至有一位新闻学教授在一本批判美国新闻界（其中也包括对美国政府操控新闻的批判）的传播名著的前言中，竟然号召我们从该书中学习美国政府控制新闻的手法，不知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同行的这种“过度诠释”作何感想？

再次，本书也给我们的传播理论的教学提出了一些思考：比如，本科阶段的传播理论是介绍一些被划定为“传播学”的基本内容还是全面深入地引导学生进入传播研究的前沿课题；是侧重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还是注重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教学以大众传播理论为主还是各领域平分秋色……当然这些问题不只是 教育 本身的问题，还和中国的人才需求、学科管理制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因为是本科教材而画地为牢，在他们的召唤下，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巴赫金、米德、葛兰西到当代的肯尼斯•博克、库恩、吉登斯、吉尔兹、霍尔这些大牌学术明星们悉数登场，问题不在于所讲的内容是否过于“理论化”，而在于如何恰当地使这些理论变得容易理解。正如作者一直在书中强调的，理论和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传播理论的教学者也要注意这些“高深的”的传播理论在自己身上产生的“第三人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远比大多数传播理论高深得多，它的教学早在中学就开始了（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学生总觉得传播理论不够“高深”）。思想活跃的学子们希望听到最新的理论，理解身边光怪陆离的现象，知道那些在大众报刊中被频频提起的学者的姓名和理论倒底是什么。武断地说，大多在新闻传播实务课堂上讲的内容也都是理论——这一点只消从学生实习或工作后的巨大变化上就能证明。这里不是说我们的业务教学不过关，而是任何职业教育都不能完全模拟复杂的社会环境——因此把传播理论“神圣化”（同时也是变成无用的摆设）并和其他业务课程割裂开都是对传播理论的误解。

此外，《传播理论导引：理论与应用》在传播理论应用方面也给我们以启示。书中的大量案例与理论应用告诉我们：理论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如何理解自我、如何理解和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处理自己在群体、组织中的身份、角色，如何行动，如何与他人（包括其他共文化的人）沟通等都离不开传播理论，传播理论不是只供 政治 、 经济 和文化精英使用的工具，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成为传播理论的出色使用者。当然，作者也一再提醒我们，传播的阴暗面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后，本书的特色和长处，同时也是它的不足，由于涉及领域较多，挂一漏万，难免顾此失彼，比如议程设置理论不知何故没有选入，[16]批判的和诠释学范式的理论比例仍然偏少，不过好在这方面的理论现在市面上译介也不少，学习者可以找来作为补充。同时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给美国大学生看的书（比如里面举的例子绝大部分来自美国），虽然美国的文化具有多样性，但是毕竟也有其特殊的一面。我们应该有人类学研究者的那种解释意识，不是学习理论本身，而是学习如何用理论解释现实的思路与方法。英国学者约翰•伯格也以桑德照片中农夫身上不合体的西装为由头说过更意味深长的话：劳动阶层在着装上对统治阶层的模仿，正体现着统治者的霸权，农夫们自以为穿上西装后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殊不知这种按照坐着的权势阶层设计的服装就像一个圈套，正暴露了他们劳动者的体型与低下的地位。所以按照想像使用的西装，穿上去怎么也不如在上等人身上看着顺眼。好在他文章的结尾还算乐观：这些农夫在到达舞会现场，在喝了一瓶啤酒、欣赏女人之后，他们也许会脱下外套，拿掉领带，或许只戴着帽子跳舞，跳到天亮或工作之前。[17]

[注释]

[1]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孟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对外传播论文篇6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对外传播论文篇7

关键词：微博外交；评估框架；行为论；过程论；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G206.4；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08

公共外交正从以政府、政党等政治行为体在外交系统中互动的政治过程变成融合跨国媒体、跨国企业、国际非政府组织（下简称国际NGO）、全球公民等国际行为体互相交接、建立互动关系的社会过程。具有全球传播效力的社会化媒体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9年，中国四大门户网站之一新浪开发了中国版的推特――微博。微博迅速走红，成为最时尚、最有影响力的新兴媒体，并为各类在华过激行为体关注和运用，成为国际行为体与中国公众互动的重要工具。从网络（或电子）外交到推特外交，再到大中华区域内的微博外交，这样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实践绝不是一个新现象。然而我们更不能忽视，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同一类国际行为体内部，其微博外交的特定形式可能由于各种复杂因素而有所区别。要认清微博外交的形态和社会机制需要一种研究进路和评估框架，否则就难以辨别并确定不同国际行为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中微博外交的最重要特征及其连续性和区别性。

一、微博外交“行为论”

微博外交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传播活动。从最简单的含义理解，传播是一种人类关系，涉及两个或更多人――这些人在一起分享、对话、交流、或仅仅是在节日或哀悼会上交谈。因此，微博外交作为一个行为，是社会和文化的“统一性”（togetherness）。而以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看来，微博外交带有“终极性”的特征，是一个行为，更是文化本身[1]。由此可见，文化对于研究微博外交至关重要，因为任何微博外交的行为都是其参与者所属文化的产物。

根据安德森的论点，文化与特征、情景和地位身份（identity）一起，构成了微博外交“行为论”的四个基本来源之一（如图1所示）[2]。在这种研究进路中，文化是社会环境对微博外交实践中人际交流行为的持续影响力。文化由一整套关于信念、价值观以及需要等概念构成，并会影响大多数的行为。文化通过格尔茨所称的控制机制――计划、处理、规则、指令对个人行为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从行为的角度来看，微博外交实践中的文化可以通过国家内部、社团之间的差异的鲜明对比而体现出来[3]。

二、微博外交“过程论”

然而，我们还可以把微博外交看作是一个共享信息的过程，在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达成相互的理解。相互的理解可以通过额外信息（反馈）的连续不断的共享来实现。在通常情况下，微博外交过程必须经过信息交流的几个周期，才能改变妨碍达成谅解的最初的分歧[4]121。在此之前，从拉斯维尔、香农、韦弗的传播过程直线模式[5]10，到奥斯古德、施拉姆、德弗勒的传播过程互动模式[5]13-14，都对传播过程本身和内部的动态性、序列性、结构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但这不能揭示像微博外交这样一种宏观社会传播的总过程[6]64。科学地认识微博外交离不开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宏观过程研究，即“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研究（如日高六郎《大众传播概论》、中野收的《传播总过程分析的理论框架》等）及其理论视野、基本观点则可以作为传播“过程论”的一种研究进路，即微博外交“总过程”研究。

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把微博外交的过程分为三种类型，其中与精神生产相联系的信息交往，与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保持互动关系。而微博外交传播过程的双方可以是个人、组织、国家，双方都有着一定的社会条件或环境背景。这种总过程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微博外交实践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微博外交与资本制度紧密结合，尤其是大众媒介在从事营利活动的同时与权力融合。这种总过程分析框架突破了行为主义的框架，把微博外交的研究与整个社会结构结合起来。

三、微博外交“系统论”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考察传播行为、过程是理解微博外交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仅仅从过程本身或过程内部考虑问题，还不能解释微博外交的全貌，尤其是不能清晰确定其内部结构、关系的互动过程。德国学者马莱兹克曾在“系统论”的影响下提出了一套由关系性实力-结构性实力嵌套的传播范式（如图3所示）。

结构性实力是在较长时期和较大空间内，国际社会关系中信息传播的动力，比关系性实力更具有决定意义。其中，结构性实力就是其所创造的特定的国际社会和政治经济情景中――具有讨价还价实力（bargainning power）（也就是关系性实力）的国际行为体（国家、政府、组织、个人等）的选择范围已经被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结构预先决定――的国际行为体对讨价还价实力的运用能力[7]。举个例子，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变革。在这个时期，像欧美大国这些行为体控制结构的实力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的优势和机会利用软实力缓和变革中的威胁。而这一过程中，中国有人觉得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在国际上的行为及行为结果应反映这一现实。如果将微博外交置于这个系统中，关系性实力①就体现在传播者（大使馆、国际媒体、跨国企业、国际NGO或个人）通过微博传播手段促使受者（个人、群体、组织或国家）采取某种行动（产生相互印象、发出反馈）的实力；而结构性实力则体现在微博外交的国际行为体活动必须在其群体组织、社会环境等制约和压力中进行的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信息传播结构的实力。由此，根据杜威对“传播”一词的实用功能主义的理解，微博外交独具特色地带有工具性和终极性的系统特征。当传播把我们从各种事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并使我们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的时候，它是终极性的。当它分享人类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在共同交流中加强、加深、加固的意义时，又具有工具性[1]6。处于系统论核心的是非累加性，即整体性，亦即系统的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决定着整体。整体大于其各个部分的综合。系统是具有不可简化的特性的整体。系统论点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若干系统性力量在因果关系上的相互依赖。所有这些力量都共同作用，并且或多或少地同时相互作用。对系统论较好的描述是组织结构，而一个实体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本部分或彼此沟通的人员组成，其结果不是超过就是不同于各个部分的综合。伽摩利珀认为在系统论中有四个核心观点：

系统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子系统和超级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

相互协调的系统内部汇聚了各具功能的子系统，使这项共同努力在更大的整体或者超级系统内部的其它子系统的功能相互整合。在开放的系统中，稳定性通过利用负反馈的自我矫正过程或者使理想的稳定状态得以保持的一个偏差矫正过程来实现。开放型系统内部的增长和变化构成这些系统的开放型，从而使输出和输入成为可能，并且能够针对环境的变化，保持一种不断调整的状态。系统与环境之间发生的交流一般跨越系统的边界，由输入和输出两者构成[4]122。开放系统本质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微博外交的研究进路，可以用来解剖和认识动态的微博外交系统及其发生的过程。把一个动态、随机过程整合到系统和信息论中，可以防止造成机械的因果关系决定论问题。一个动态的评估框架最好标志着这些相互作用（规制、规约因素和信心），因为行为是对选择所采取的制约措施，而不是因果力量的结果。然而，即便是系统论生发出来的模式也存在缺陷。马莱兹克的传播模式所罗列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结构因子，却没有对这些因子的作用强度、广度和影响的大小差异进行分析。我们知道，微博外交强调的是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对这些情况加以考察，我们在评估微博外交时就很难厘清其基本形态。这说明，用微博外交的“系统论”展开研究仍需进一步完善。

四、走向社会网络的微博外交

上述的前三种传播模式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随着窄众化的发展和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原先关于行为、过程、系统的这种分类可以看作是马克斯・韦伯的所谓“理想类型”，即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分类，现实中未必有纯粹的范例。但这样的传统研究进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微博外交所可能出现的每一种传播类型的特征。只是这种分类最初是有现实情境作为参考的。

要想动态、全面地评估微博外交，就必须解释社会体系内部形态的一条研究进路，以识别系统要素和决定系统变化成为可能。笔者认为，微博外交更是一种以社会网络方式存在的传播现象。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丰富的一系列程序和词汇，以阐述微博外交的社会体系，并预测其未来结构[4]122。笔者在这里所说“社会网络”的形式是传播网络。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传播者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信息流所造成的关系格局。传播网络可以分析辨别出传播结构或信息流[4]123。在微博平台中，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纽带为传播网络提供了渠道，以便进行物质或者非物质资源的流动，或者便于国际行为体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节点之间存在的纽带可能会随着几项要素而有所不同，包括方向、相互依存性和实力。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可以作为方向性的或者非方向性的来衡量。方向性的联系表明从一个行为主体向另外一个的移动，譬如一个国家行为体在微博中向特定粉丝发送的私信次数。此外，这些联系也可能是对称性的或者非对称性的。如果联系是方向性的，但却没有相同的关系，即关系不是双向的，则这种联系就是非对称性的，缺乏相互依存性。非方向性的联系简单地表明两个行为主体在同一种关系中的联系，譬如两个国家具有贸易上的联系[4]123。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微博外交中存在的社会网络及其影响，可以采用传播的一个结构模式[8]。这种研究进路标志着微博外交的网络，表示为一个传播网络的社会测量图示（如图4所示）。这个传播网络由两个沟通的集团组成。每个集团都具有自己的文化。个人或者其他信息来源（媒体、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等国际组织）用圆圈表示，传播流用直线表示。箭头表明信息流的方向。该系统由两个集团A、B组成，其边缘有缝隙。一般而言，集团内部的传播与集团之间相比密度较大，后一种传播是稀疏的[9]。文化边缘的是个人a和个人b之间的联系。用网络分析的术语来说，a和b被称为集团成员（比如同一国际行为体的微博群成员）。他们共用一条沟通连线，把个人与另外一个集团的一名成员联系在一起。个人c并非这两个集团的成员。这一个人维系了两个集团之间的某种联系。跨文化传播涉及个人a、b和c参与其中的集团A、B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包括以传统媒体、新媒体在内的传播网络，因为它们促进了对集团A、B之间的了解。把这些集团联结起来的还有并不属于两个集团当中的任何一个，但却属于超越任何单一文化的全球社会的国际组织[10]。经济全球化、媒体社会化拓展了社会沟通的边界，从而使不同的社会背景或国家在全球范围实现连通。因此，对图中所显示的两个集团之间的传播可以加以概括，以便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包括在内。结构模型，亦称网络模型的各种形式已经被用于研究跨文化传播、集团之间传播和国际传播 [4]126。

在最近对全球化过程中民族作用的总结中，克罗夫茨・威利（Crofts Wiley）认为，这一背景主义的处理方法假设，国家是一个虚弱的也许还是靠不住的组织，由必须在流动性的地理环境中不断地加以重新界定和加强的经济、人口和文化的流动所组成，它是流动、物质、组织机构和象征组成的复杂集合。这一系列复杂的流动可以通过……所描绘的传播网络的结构来分析考察[11]。这就告诉我们，微博外交参与的国际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政府、政党等公共部门的代表，还包括国际NGO、跨国公司、大众媒介、群体或个人等私营部门、公民社会领域的代表。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些国际行为体开始趋于多元，企业、个人、NGO等逐渐成为公共外交的新力量。由于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三大社会单元中的社会机制多种多样，便也更加符合微博外交实践中的真实状况。

五、基于人际传播的微博外交评估框架

微博外交作为一种具有社会网络特征的传播现象，属于传统的人际传播或是大众传播么？首先，让我们判断一下：微博外交是一个大众传播活动么？社会学家德意志曼（Deutschmann）曾将人类的传播形式分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两类，详见表1。

由表1我们可得到两点结论：第一，大众传播是传播的一类，但传播并不仅限于大众传播（比如，也可能是人际传播）；第二，大众媒介传播一定是大众传播，但大众传播并不仅限于大众媒介传播（比如，也可能是演讲的面对面传播）。大众媒介通常可分为印刷和电子媒介。前者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后者含电视、收音机、录放机等 。综合莱特（Wright）、麦奎尔及温德尔（McQual and Windahl）的看法，大众传播具有以下四个特性：传播者通常是指组织化的人员，传播者的讯息必须透过组织方能传递，因而成为所谓组织化的人员；传播的讯息公开、快速、短暂；读者、听众人数众多，背景歧异；传播者与阅听人（在微博平台中即指粉丝）之间，关系疏远。对于微博平台来说，每一个账户的运营者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小团队负责，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组织化的信息生产。此外，相较于传统的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微博运营者与其粉丝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可以在线上形成直接的互动，包括转发、评论、投票，等等。因此，微博外交这样的传播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大众传播，又并非大众传播。那么，微博外交是一种人际传播的形式么？

其实，人际传播自古至今一直就存在着。最早有关人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修辞和说服研究。在那些学者看来，人际传播是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讲演活动[12]。后来一些源自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学者侧重于用认识论来研究人类之间的传播行为，关注人际说服、非语言信息传递、人际吸引力，等等。然而，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人际传播涉及两个或数量不多的人，涉及到创造意义；而且它是通过言语或非言语信息行为得以实现的。广义上讲，人际传播就是：两人或多人之间的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的产生和加工过程[13]。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微博外交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就是两人或多人之间进行着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的产生和加工。然而，传统的人际传播理论将人际传播视为一个过程，这与作为一种社会网络的人际传播有着一点区别。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微博外交是一种基于人际传播的社会网络传播，在本质上可以视其为一个行为、过程或系统。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存在着三个评估微博外交的维度：个体、互动、话语及关系。

（一）个体维度

评估微博外交的第一个侧重点就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传播活动。这个维度主要理解某一个国际行为体如何计划、生产和加工微博外交的信息。这一个维度立足于一个基本假设，即个体的信息活动在本质上是一个传播过程的核心。这一维度着眼于行为，主要考察在微博外交的实践中，个人或组织在其社会网络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在于对个体权力实施、信息传播进行量化分析。

（二）互动维度

评估微博外交的第二个维度就是我们常说的互动及其产生的话语。这个维度的中心在于将微博外交礼节视为一种信息或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与行为有关的联合行动。这个维度与个体维度不同，视野发生了的转换：即从以微博平台中的个体及其相关属性转向有关信息内容、形式和功能一级互动双方的交往。这一维度着眼于过程，会帮助我们理解在微博外交的实践中，微博网民的理解、意义、规范、角色是如何在互动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考查微博外交实践中，权力实施、信息流动如何产生、发展，在于从信息流动过程中对其进行量化分析。

（三）话语及关系维度

微博外交的最终目的是让国际行为体与受众之间产生积极、良性的关系。在这个维度层面，我们侧重于关注微博外交在传播的发展、维持、终止社会和人际关系――包括朋友关系、竞争关系、浪漫关系、敌对关系等等――方面的作用。评估微博外交的话语及关系维度着眼于系统，认为微博外交的关键在于通过话语建构，在社会网络中最终建立“关系网”。该指数主要考察在这个系统中，公共外交所带来的吸引力、影响力等权力的实施是通过什么样的网络搭建的，信息流动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综上，我们在评估微博外交的实践活动时，应该在不同时间、空间（全球、区域、国家等层面）中，选择来自不同社会单元（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的国际行为体，研究其微博传播过程中的个体、互动、话语及关系状况（如图5所示）。这样才能全方位地帮助我们确定微博外交的评估框架。

六、微博外交之反思：并非单一的人际传播

对外传播论文篇8

中国的对外传播在不断进步

《对外传播》：《对外传播》杂志即将创刊20年和200期。这20年中，您既是对外传播的实践者，又能够将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您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

赵启正：这个题目不好回答，这个不是个人能答的。我只能说中国的对外传播在不断进步中，在报道方式上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也更能为外国人所接受。在网络时代，我们的文章特点有很大变化，比以前简练、生动。另外在文风方面，如果是给外国人看，也注意到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并不是先有理论。知行关系是先行而后知，知道以后再推动行，而不是先有了理论，才改善传播，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们杂志在传播理论上做了很多的探讨，这些探讨都是很有用的。可惜的是，《对外传播》没有英文版，但是你们帮助了中国读者，读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对外传播工作者，你们是通过这些对外传播工作者起作用的。

《对外传播》：您认为当前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与以前相比有何变化？

赵启正：现在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的中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世界发生的事情作为中国的外部条件，它可能产生对中国发展的助力，也可能产生遏制，所以中国对于外部环境的关切，比以前增加了。而中国的发展恰恰是其他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且是重要环境，所以他们对中国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空前关注，外国媒体报道中国的比例也大幅度增长。中国需要让世界更清楚地认识真实的中国，回答外界对中国的质疑，为他们解疑释惑，而正好外国又特别关注中国，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向外表达的机会，这种机会可以帮助我们，成全我们的需要，所以这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空前的好时机，我们要充分地利用这一机遇。

《对外传播》：您觉得外国媒体、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有变化吗？

赵启正：外国舆论对中国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现实，有大量的不解、误解和歪曲。这个原因呢，是我们对外的表达仍旧不够及时、充分和有说服力。了解这么大的中国需要时间，需要过程，再加上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商业利益的驱使，外国媒体报道中国失真或者说不准确这个现象将长期存在。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改善这一现象，主要是加强自己的传播能力，发扬、发挥我们媒体的潜力，改善我们的报道，同时也给外国的驻华媒体提供更充分的环境，不要拒绝他们的采访，而要支持他们的采访。我们的回答，我们的表达，要多讲中国的故事。什么是中国的故事？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事儿。

仍然缺乏跨文化沟通的本领

《对外传播》：您说我们应该加强传播能力，但目前的现状是，虽然这几年中国主流媒体纷纷走出去，在海外设点，扩充规模，但中国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还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赵启正：我们还是缺乏跨文化沟通的本领。好的记者内知国情，外知世界；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讲究逻辑，注意效果。对外传播工作者一定要想到你面前的听众或观众是外国人。比如，你给中国人讲颐和园，你说我到颐和园玩去了，就完了。你跟外国人得说，这个颐和园可是中国的一个古典的园子，它是多么的大，多么的美丽。你跟外国人讲，就不能够讲的跟听众是中国人一样，你得注意他是个外国人。翻译有两种，一种是语言的翻译，一种是文化的翻译。语言可能是对的，但是人家却听不懂。咱们从小是辩证唯物主义，净是些马列主义词汇，翻译的是对的，但人家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用过。你就这么给人上课、讲“哲学”可不行，你得讲故事，多讲故事少上课，故事往往是哲学的载体，故事往往离真理最近，讲中国的故事才能感动人。

每个人都是媒体

《对外传播》：除了我们缺乏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之外，中国媒体希望提高影响力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那些发达国家自己本国的媒体就已经很强大了，他们的民众一般都通过自己的媒体获取信息，又凭什么看中国的外语频道、外文报刊？

赵启正：不一定看外语频道。你看美国怎么影响你，通过打球的、游泳的运动员，还有好莱坞的电影。美国人跟我说了，我们公共外交，没有领导，好莱坞谁领导啊。谁能代表美国啊，是好莱坞。所以呢，中国的对外表达是文化的表达，当人家喜欢你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时候，人家就会喜欢你这个民族。

英国的一位哲学家说过，文化是民族的全部性格和偏好。我喜欢你的性格，我才喜欢你。他喜欢中国的文化才喜欢中国，绝不是你说教好了他就喜欢你。因此，你讲你的经济多好的时候，人家会嫉妒你。你讲你的军事多发达的时候，人家会害怕你。只有讲你的文化多可爱的时候，人家才会喜欢你。现在我们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很低，为什么呢？国际新闻你是二手的，比人家晚了很多小时。除非是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新闻，比如中国的经济政策突然变化了，中国的外汇比例突然变了，这是他感兴趣的。他们更多地关注当地的报纸、当地的股票、当地的电影、当地的枪杀案，就好像我们在中国，当然要看中国的报纸。

《对外传播》：所以中国要搞对外传播仅仅靠媒体肯定是不够的。

赵启正：正确。每个人都是媒体。有一本书叫中国人，一共13亿页。一个外国人想认识中国人，他不可能读13亿页，他读五页十页，会得出结论，这就是中国人了。你受过某国人一回气，受过一回骗，你就恨死这国人。你受过某国人一次帮助，就会说这国人真好。你不可能认识13亿人，甚至130个。你说你有日本朋友，你能认识130个日本朋友吗，是不是？比如说某个中国人认识十个美国人，如果这十个美国人是好人，他（她）就觉得美国人不错；如果这十个美国人不怎么样，其中有两个人还挺缺德，完了。1981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对美国人印象很不好，因为他瞧不起中国人啊，但后来我发现也有好的，我就一分为二吧，有好美国人，也有坏美国人。所以，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读本的一页，这叫真正的文化走出去。我又要举例子，有人在飞机上打架，让人飞机开回来；还有人在飞机上偷人六瓶红葡萄酒，人家告诉他这酒是在飞机上喝的，不能带走。他说，我就要带走。人家说，好吧，你带一瓶。他说，不，我就要带六瓶。这样的中国人比你什么对外传播都“有用”，这传播的厉害着呢，人家上网了。

对外传播论文篇9

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这是继十六大之后，网络再次成为党代会报告关注的内容之一。

他要求，要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 “传播手段创新”，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这一论断高屋建瓴，立意深远，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作为全国文化改革试点单位，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创新，大力发展新兴媒体。同志的这一论断使我们倍受鼓舞，更给我们进一步创新传播手段，发展新兴媒体，构建新兴传播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

阵地决定意识，传播决定影响。同志的这一论断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传播手段创新是站在时代高起点上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

同志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但是，随着媒介的发展，在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方面，新的传播手段已经走在传统媒体的前面。

有人这样说，中国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是读着报纸长大的，60～70年代的人是听着广播长大的，80～90年代的人是看着电视长大的，21世纪出生的人则要在互联网上边读报纸、边听广播、边看电视度过他们的一生了。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就在于新兴媒体的传播更迅速，覆盖更广泛。

这一看似传播手段的问题，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新兴媒体具有的传播更快、覆盖更广、互动性更强等特点，更容易影响受众，抢占舆论先机，形成舆论强势，进而在内容传播上形成优势。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多处论述了“网络”建设、“传播手段创新”，以及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正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清晰地洞察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同志的论断，不仅和同志“最迅速”、“最广泛”的新闻观一脉相承，而且在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与时俱进地提出了通过“传播手段创新”，构建新的传播体系，实现“最迅速”、“最广泛”传播的方法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是站在时代高起点上的重要论断。

创新传播手段，发展新兴媒体，才能够更好地传播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够更好地体现党的宗旨，宣传党的思想。

在十七大报道中，新兴媒体正是借助传播手段创新，实现了“四个第一”：第一次对党代会现场直播；第一次以手机报、手机杂志、手机电视等形式报道党代会；各网站十七大报道浏览量位居所有主题的第一位；网站与网民互动功能充分发挥，网上发帖量创下历次重大宣传活动最高纪录。这一实践证明，新的传播手段和新兴媒体，在党的宣传中已经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在对外宣传中发挥了主阵地的作用，而且其多媒体、多手段、多方式的报道，确保了网上舆论氛围隆重热烈，主旋律高亢响亮，正面声音占据强势地位，使整个大会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取得圆满成功。

没有阵地，何谈导向。创新传播手段、发展新兴媒体就是要抢占舆论阵地、坚持正确导向

今年10月上旬，美国《企业家》杂志选出了未来十年最有可能消失的十个行业，其中报纸赫然在列。该文指出，正是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才造成了报纸销量的陡降。关于报纸未来10年的生存概率，该文认为“它们不会消失，它们将出现在互联网上”。

这和我们提出的发展新媒体，“死的是纸，活的是报”的观点不谋而合，惊人一致。

信息时代，内容为王，赢者通吃。传统媒体在内容方面优势明显。新兴媒体应和传统媒体积极融合，取长补短，互相促进，达到共赢。新兴媒体学习利用传统媒体的内容，才能抢到更多的眼球，才能更具竞争力；同时，传统媒体借助新兴媒体的先进传播手段才能扩大影响，站稳阵地。正如电波已经取代了烽火狼烟一样，互联网等新兴传播手段也必将取代纸介而成为主流传播载体。

当读者大量转入新兴媒体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占领新兴媒体，不能不发展新兴媒体。这既关系媒体的生死存亡，更关乎党的新闻事业的成败兴衰。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不断冲突。而其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谁的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谁就能更好地引导舆论。没有读者，何谈市场？没有市场，何谈阵地？没有阵地，何来导向？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发展新兴媒体，占领舆论阵地，最大可能地保持舆论导向的正确性。

近年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锐意创新传播手段，大力发展新兴媒体，广泛开展媒体融合。我们认为，借助新兴传播手段，传播科学思想和先进文化，这既是“为报纸的未来买单”，更是在抢占舆论阵地。

2004年，我们开全国先河，创办了报网互动、手机短信互动的《焦点网谈》专栏。该专栏融汇了报纸、网络、手机短信三种传播手段，一方面在党报反映网络民意，一方面在网上传播党报声音，正确引导舆论。创办当年便荣获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一等奖，第二年又荣获“中国互联网品牌栏目”。

手机媒体最近几年异军突起，到今年6月底手机用户已经突破5亿户。为占领这一庞大的舆论阵地，我们与河南移动公司合作，开通了河南省首家“手机报”――河南手机报，今年初实现全国发行，到9月底，河南手机报订户即达120万，位居全国前列，成为我们的又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

创新传播手段，发展新兴媒体，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传播手段创新，则是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由之路。

从现状看，通过新的传播手段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体仍存在不少问题：

新兴媒体众多，管理法规不够完善。基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广播技术等技术手段的发展和成熟?熏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和卫星等传播手段?熏以电脑、电视、手机、PDA等设备为终端的新兴媒体本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电子报纸、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等等新名词不断出现。但有关部门对于这些新生事物的管理相对滞后，存在缺位现象，而且管理法规也不够完善。

平台互动开放，观点良莠不齐。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开放性、广泛性、互动性强，使得网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和评论，聚合某种愿望或诉求。但也有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问题。有些观点，对社会舆论带来负面影响。

东西方文化在网上的渗透极不平衡。新兴媒体大多无时空限制，网络本身就是全球化，影响极其广泛。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思想文化，凭借其先进的传播技术，雄厚的资金实力，使东西方文化在网络上的渗透极不平衡。所以我们要在全球化文化的竞争中取得主动，必需作出极大的努力。

总之，要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传播手段，发展新兴媒体，丰富传播内容：

要加强新兴媒体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要广泛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和新兴媒体，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为扩大党的舆论阵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创新传播手段，在全国第一家推出了户外多媒体信息港。在这个多媒体信息港上既可以上网，还可以看电视、读党报。以省会郑州为中心，覆盖全省的多媒体信息港，分布在重点街道、繁华路段，成为党报舆论宣传的新平台，传播精神文明的新窗口，使党和国家以及省委、省政府的声音更加深入地传入千家万户。

要利用新的传播手段，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新的传播手段的最大特点就是突破地域和空间限制，实现全球化传播，因此，要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充分利用新的传播手段和新兴媒体。

在十七大宣传中，新华网用中英文向世界全程直播了十七大开幕式；央视国际网站则采用4种语言，通过互联网平台、手机平台、手机电视等多个终端，进行同步图文、视频实时报道；国际在线网站用35种语言向海外报道十七大，向海外网民提供10种语言的音频直播；中国日报网站采用多种传播手段，开设英文“中外论坛”和“海外热评十七大”系列文章专题。

据统计，外宣网站和重点新闻网站外文频道共编译刊发各种稿件7300多篇，图片3400多幅，音视频2520多条、时长23800多分钟。58万国外网民参与了中国日报网站“中外论坛”讨论，100多个国家受众收听了国际在线网站十七大开幕式直播，160多个国家受众来信来电10万多封（次），包括斯里兰卡总理在内的3．5万个国外听众发来祝贺音频。丰富、高效的网上传播，客观、准确、全面地传达了十七大的主题和精神，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多媒体融合，多传播手段互动，构建传输更加快捷、覆盖更加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形成立体传播

新兴媒体种类众多，传播手段多样，传播特点各异，传播人群不同，如果能够加强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新兴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多媒体互动融合，就一定能够构建成一个传输更加快捷、覆盖更加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从而实现立体传播，壮大新闻事业，开创出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2007年7月29日，河南陕县支建煤矿发生淹水事件，69名矿工在被困75个小时后全部获救。在这次新闻报道中，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动用各种传播手段，网络、手机报、多媒体信息港和传统媒体等，长枪短炮一起上，互动互补，相映成辉，精彩漂亮地打了一场立体、互动的新闻战，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最近，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复同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大河网获准开办网络视听节目；对于手机二维码、3G门户网站等，集团亦正在论证或建设之中；我们拍摄的大型电视专题片《皇粮国税》也已经在央视连续播出。多媒体融合，多传播手段互动，不仅使我们构建起了传输更加快捷、覆盖更加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而且壮大了报业集团的事业，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我们进入多媒体传播时代，实现向文化传媒集团的全面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也无论是何种传播手段，都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只有相互融合，互相配合，优势互补，才能够更好地形成合力，共同高亢嘹亮、悦耳动听地唱响大合唱，唱响立体声，唱响主旋律，为我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做出积极的贡献。

对外传播论文篇10

关键词：人文奥运；传播；模式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7-0894-03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ommunication Mode of “Humanity Olympics" Concepts

LONG Jun1, XUE Lin-feng2

(1.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Zhejiang, China;

2. Zhejiang Media College, Hangzhou 310012, Zhejiang, China)

Abstract:“Humanity Olympics" which take “harmonious thought" as key idea are put forward by Beijing Olympic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have great realistic meaning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Olympic Movement. On “Humanity Olympics" communication, we find out th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alien mode and domestic mode. Under their inherent laws, a new communication mode has been constructed to preserve the orientation,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effects of “Humanity Olympics"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Humanity Olympics; communication; mode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困扰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种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产生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人文危机”。北京提出“人文奥运”理念，既是对奥林匹克人文精神的复归与弘扬，也为解决奥林匹克运动“内源性”异化危机与“外源性”冲突危机，找到一把钥匙，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新型模式的构建

1.1 “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基本模式

传播的基本条件是传播者、受众、信息和传播媒介。因而，用最普遍意义的模式来表示“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就是：

“人文奥运”理念

传播者媒介受众

当我们对这个最简单的“人文奥运”理念传播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会发现，“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受众是两个文化背景具有本质区别的群体，一个是浸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内受众，另一个则是与中华文明截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海外受众。

当发现这两个不同受众群时，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传播者对这两个不同受众传播的内容、手段、目的、效果等等也是截然不同的。“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的传播与在海外的传播有着各自传播特点。

1.2 “人文奥运”理念“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的构建

1.2.1 “人文奥运”理念国内传播的“旋涡”模式及分析

“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的传播目的是要通过“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的传播，使潜移默化影响我们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和行为特征的“和谐”理念得以重新彰显，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传播者以组织渠道做保证，以人际交往(如座谈、讨论等)做辅助，以民族大义做后盾，运用大量主流媒介对“人文奥运”理念进行传播(宣传)，使得“人文奥运”理念逐渐符合大多数受众的价值观、利益和见解，同民意达到一体化。通过民意组织起来的公众，形成强大声势，源源不断地支持传播者的传播行为，而那些原来不同意主流媒介意见的人，即游离于民意之外的人，在民意达到一体化过程中也会默默的放弃原来意见，继而激起他们在判断和行为上产生连锁反应，让自己很快融入民意的洪流。这就像一个大旋涡，通过旋涡，中心将聚集越来越大的能量。

“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传播的“旋涡”模式可用下图(图1)表示：

1.2.2 “人文奥运”理念海外传播“离心”模式及分析

“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的传播目的在于：一方面，通过以人为本的“和谐”为核心“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解决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过程的“人文危机”，实现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和谐，维护奥林匹克运动与生存环境的和谐，使奥林匹克运动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传播者将“和谐”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精神灌铸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中，通过“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的传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终为世界认可与接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海外受众理解并接受了“人文奥运”理念后，并不就意味着“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传播过程的结束。因为“人是传播的动物”，他们又会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传播者的角色，把“人文奥运”理念继续传播出去，这就构成了“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次级传播。也正是这种循环的次级传播的存在，使得“人文奥运”理念得到更全面、更广泛的传播。这就像一个离心运动，把承载着“和谐”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奥运”理念传播得更远更广。

这就是“人文奥运”理念海外传播“离心”模式，如图(图2)所示：

1.2.3 “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完整模式――“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

不论是“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还是海外的传播，他们有一共同点就是传播者是一样的以及通过这两种传播希望达到的“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终极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一致的。“人文奥运”理念是一个完整的传播体系，正是基于上述两个主要的“一致性”，将“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的传播模式与在海外的传播模式有机地联在了一起，形成了“人文奥运”理念的完整的“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如(图3)所示：

图注：箭头代表着运动的方向

1――国内受众；

2――国内受众的反馈；

3――“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的传播；

4――传播者；

5――噪音过滤器；

6――海外受众；

7――“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的传播；

8――“人文奥运”理念通过海外受众进行次级传播；

9――海外次级传播受众

在这个模式中，传播者可以从“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传播过程获得的源源不断的能量，即获得了“内源性”动力。从而也为这个模式引入了动力机制。当这个“内源性”动能通过传播者传递到对海外的传播时，就为“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传播的“离心”运动增加了许多的驱动力，实现了“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更广泛传播的目的。同时，这种“离心”运动对中心又会产生新的引力。而这种引力不仅紧紧得将“旋涡”、“离心”模式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还实现了传播者势能的提升――即传播者国际地位的提升。

2 “人文奥运”理念“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的功能及评价

2.1 “人文奥运”理念“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的功能

2.1.1 构造功能

该模式能有效地区分出性质不同的受众，使之成为相对独立、完整的传播子系统，又将两个子系统之间又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使平面传播模式发展成立体结构，成为一个完整的传播体系。这个模式揭示传播过程中各系统或要素之间的先后次序、排列方式、结构形态以及运动形式，可以使我们在分析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时都能获得整体的形象，认识到这一要素和相关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及互动图景。

2.1.2 解释功能

该模式的使用者可用它来观察和分析“人文奥运”理念传播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诸如为什么“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传播时正效果会不断增强，为什么要对国内高涨的奥运热情进行引导等等，也可以用来回答和解决信息沟通中遇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并能够以一种简洁的方式和清晰的描述将结果或答案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2.1.3 引导功能

引导研究者、决策者以及实际操作人员密切关注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及其关系，从而积极主动地干预之，调控之，使自己的工作能始终沿着一条比较正确的轨道前进。比如现在在国内进行传播“人文奥运”理念时就可以更多得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而不用像传播伊始过多的使用鼓动性传播、组织传播，也可以适当地运用娱乐性传播，这样就能进一步提高传播效率；如何对目前对国内高涨的奥运热情进行正确引导，对许多还处在“旋涡”的边缘、动能还不大的受众，应该如何提高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他们向“旋涡”中心汇聚，为整个模式提供更大能量源泉等等。

2.1.4 简化功能

接受该研究模式的传播学者的研究工作，可以不再需要从起码的原则和基础开始，而跳过一些要素，简化一些步骤，集中精力和时间深入到“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各个环节中去，解决具体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2.1.5 预示功能

它可以对“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进程或者结果进行预示和预测。比如通过对该模式的研究，我们就可以预测到随着“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中国在奥林匹克舞台上将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华传统文化必将在世界范围中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与交流。同时，这个模式也可以预测到在传播过程来自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环境“噪音”的干扰，并预示出受干扰后会对整个系统造成不良后果的关键环节，并实施“噪音”过滤器加以保护。这样，使用该模式的传播研究者就可以据此建立假说，提出增强传播效果的可行性建议。

2.2 对“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的评价

“人文奥运”理念的“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主要是用图形方法，在最基本的传播模式的基础上，找出传播的内部机理和本质规律，发现并克服了平面模式不易反映事物系统性的缺点，从而完整而又简明地实现了对“人文奥运”理念传播活动的整体形貌、全部过程以及将会产生的效果的呈现，使使用者能以最经济的方法达到预定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实际效用。

此外，该模式不仅能反映出“人文奥运”理念传播过程中信息互动的真实面貌和整体态势，而且还创造性地引入了动力机制，使该模式具有动态特征，从而真正体现出“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动态发展观。

3 “人文奥运”理念“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的启示

“人文奥运”理念传播模式除能够帮助回答“人文奥运”理念是怎样传播的、为什么能够传播外，还给我们几点启示：

1) 在当前中外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尽管纷繁复杂，但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协商建构互动模式而得以控制传播过程的，在总体上其传播趋势也是可以预测和把握的。按照上述模式，不难对“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趋势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

2) 通过该模式也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在2008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前可以通过“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达到增强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提升中国在奥林匹克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这样一举两得的目的，但2008奥运会之后，我们能否并怎么样继续借鉴这个双赢的模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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