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9 21: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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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论文

篇1

1.侦心要前移,高度重视初查工作。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受到任何限制。这就要求在初查阶段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为立案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初查工作中,要注意加强线索评估,精心分析重点线索,周密制定初查方案,保密并全面的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客观证据和信息点。对于有初查价值,但时机尚不成熟的案件线索,要保持耐心,长期经营,不断的收集案件信息,找准突破口,确保正面接触时切中要害,一举成功。

2.重视首次讯问,提高突破口供成功率。首次讯问开展的顺利与否直接决定侦查工作的展开,因此要重视首次侦查工作的谋划,通过制定审讯预案、灵活运用审讯策略以及把握强制措施时机等措施改善首次讯问的质量,提高首次讯问突破口供的成功率。在初查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多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正确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制定恰当的讯问方案,要将常规的精神施压、疲劳战术的“硬审讯”方式向说理感化、逻辑推理的“软审讯”方式转化,要从法、理、情多方位出发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利害得失,把握时机,以奇制胜,以便尽快地、有效地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3.对案件证据进行必要的加固。由于新刑诉法规定律师可自行取证,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对一些关键性言词证据一定要加固。侦查人员要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的功能,发挥视听资料固定证据的效力,必要时可以对证人证言辅以全程录音录像加以固定。为防止律师介入后的犯罪嫌疑人翻供,要先行堵塞犯罪嫌疑人据以翻供的证据漏洞。对于可能会出现翻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辩护律师会见后,可以及时提审,了解其思想、态度有无变化,是否需要作一些有针对性的工作。

4.加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管。律师辩护权的扩张是把双刃剑,不仅是享有更多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它在给律师带来更多执业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执业风险。律师的总体素质是好的,但也不排除少数律师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利用刑诉法修改后的便利条件,在诉讼活动中伪造、毁灭证据、妨害证人作证、串通他人作伪证,或者以其他方式影响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审查和处理。

篇2

关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正常的工作交往关系[3]也有人认为他们应当为相互联合、相互制衡的关系[4].这些提法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这些提法虽不无道理,但还未完全概括两者的双互关系,我认为,二者的相互关系应为:相互独立、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互为监督。下面对此分别阐

(一)关于相互独立

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员,其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和干预。《法官法》第8条规定:法官享有的权利之一是“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其中“个人的干涉”不仅包括党政干部、上级领导等人士的干涉,也包括律师及其他个人的干涉。问题在于,律师作为“在野的法曹”,如果能够干预操有审判大权的法官呢?律师如何能够影响到法官的独立呢?对此需要就独立性问题作全面的理解。实际上“司法独立”一词,不仅是指司法不应受到来自行政、社会团体等的干预,而且还应当指司法人员对自我独立。所谓独立于自我,是指司法人员在行使审判权时,要除去自我,不受名利、金钱等的诱惑,要去处贪欲、去处恶念、去处私心,不惧权势,心存正义,公正裁判。总之,要以无私无畏之心进行裁判。可见,独立性也涉及到法官的伦理道德精神问题。就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而言,应为一种正当的工作交往关系,而绝不应当形成亲密无间关系,甚至发展到金钱交往等不道德甚至非法的关系,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和裁判的公正便不复存在。

我认为,目前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的因素之一,是某些律师和法官违反职业道德,形成金钱交往关系。一方面,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在诉讼中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案情提供证据和适用法律的建议,而是为打赢官司,想方设法打通法院门路,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因请法官吃喝玩乐而出现了所谓“律师”,有的律师整天琢磨同法官拉关系、搞公关[5],有的律师充当腐败源,利用支付介绍费、咨询费、案源费、回扣、提成手段腐蚀司法人员,干扰法官的依法办案,在败坏社会风气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6].许多律师正面临一种实在令人痛心的道德危机。另一方面,一些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甘愿自我贬低法官的崇高形象,而经常与律师吃吃喝喝,晚上在娱乐场所消磨,有的主动要求律师报销费用,或向律师介绍案件从而收取费用,或向律师透露合仪庭、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内容,利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此种状况以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7].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打官司不如打关系”的说法,律师的作用是攻法院之关,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律师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也受短到损害[8].许多人甚至对律师职业的必要性提出怀疑。

我认为,充当“腐败源”的律师毕竟是极少数人,对这些害群之马的厌恶,不应影响到对整个律师制度的重要价值的评价和认识。我们需要对整个司法界进行制度和职业道德建设、整顿风纪,对腐败份子一定要清理出司法队伍,同时对律师要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和队伍素质建设,对一些素质很差的,甘愿充当“腐败源”的律师也应当清除,绝不能姑息。否则,中国律师的发展将会迷失方向,这无疑对中国法治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正确理顺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法官和律师应当相互独立、正常交往。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和职业道德,确保二者之间的独立性和正当的交往关系。一方面,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遵循职业道德、始终保持独立和公正地位。法官与律师保持独立,不应受到各种金钱或物质的引诱,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律师,向当事人指定或介绍律师,或在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甚至兼职,造成角色混淆。法官也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请吃和馈赠钱物,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报销各种费用,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提供娱乐场所进行娱乐等等,这些都应成为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法官更不得与一方的律师沆瀣一气、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律师也应要遵守职业道德、保持职业上的独立性,努力维护其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在从事其职业活动时,要独立与法官,不受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干涉。同时也要与其委托人保持独立,不得受其委托人意志的左右。在承办案件中,不得与法官建立不正当联系。根据我国律师法第35条,律师在职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律师道德规范》第18条规定:“律师不得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为目的,与本案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仲裁人员在非办公场所接触,不得向上述人员馈赠钱物,也不得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与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进行交易。”律师也不得邀请法官参与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或聘请法官作顾问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者,应当受到查处。律师在开拓业务的过程中,也不应当向当事人炫耀和吹嘘其与法官的关系,甚至吹嘘其与法官的亲属之间的关系,这样做都使律师丧失了职业方面的独立人格。只有保持相互的独立性,才能使司法保持纯洁性和公正性。

二、关于相互尊重

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有关纠纷进行裁判,各类纠纷必须依法官的裁决才能最后解决。因而法官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应受到充分尊重,尤其是应受到律师的尊重,如果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律师不能尊重司法的权威性和尊严,则很难使当事人和一般民众产生对司法的敬重和信赖。所以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要求律师要严守法庭纪律,不得损害审判机关的威信和名誉,甚至要求律师在从事职业宣誓时要宣誓尊重法院。律师在庭审中必须尊重法官,因为对法官的尊重不是对某个人的尊重,而是对国家法律的执行者的尊重、对国家司法权的尊重。如《意大利诉讼法典》第89条规定:“在向法庭出示的文件或对法庭所作的陈述中,诉讼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不得使用无礼或无根据的言词”。我国《律师道德规范》第21条也规定:“律师应当遵守法庭、仲裁庭纪律,尊重法官和仲裁员,应当遵守出庭时间,提交法律文书期限及其他与履行职业有关的程序规定。”《律师法》第35条也严格禁止律师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在庭审活动中,也必须向法官忠实作出陈述,不得隐瞒重要事实,提供虚假证据。这些都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从实践来看,律师不尊重法官甚至藐视法官的现象并不多见,除了极个别曾经在法院工作过的法官转任律师职业的人,可能对法官“摆老资格,对法院审判工作强行干涉[9]”,或极个别素质很差的律师对法官出言不逊,甚至污骂法官的情况以外,一般的律师对法官是十分尊重的,甚至出现某些律师因惧怕得罪法官而在法官面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如果律师不尊重法官,不仅会直接影响律师直接承办的案件的结果,而且会影响律师的生计,因此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律师对法官的尊重不应成为问题。

在律师和法官的相互尊重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法官对律师不尊重。此种不尊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律师意见的不尊重,甚至无视律师的作用。尤其是受原有的超职权的审判方式的影响,法官过多地行使职权,使律师很难发挥作用。许多法官对律师采取一种“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辩归辩、判归判,对律师提供的证据和意见,根本不做认真地分析、评价和听取。二是某些法官对律师的人格不尊重,表现在接待律师时傲慢无礼,在法庭上对律师失言努责,或尖刻叽评,使律师无地自容,某些法官出庭迟到,更改开庭时间不通知律师和当事人。三是某些法官违反规定,拒绝律师要求阅卷等方面的正当权利,甚至出现在法庭上因律师直言而被轰出法庭的现象。这些行为虽发生在极少数的法官身上,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从律师和法官在法律职业上的相同性及渊源上相同性方面来看,二者之间不应存在上述隔阂。一些学者分析,法官对律师不尊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官同律师之间在学识、经历、渊源上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情感的差异。法官和律师来自于不同的渠道,许多法官未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这样“因两类人员没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工作背景,也不存在制度化的交流渠道,因而奠定了两种职业阶层互不认同的心理状态上法官总是比律师更为优越[10]”。此种看法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认为许多法官不能认同律师职业,也不十分确切。一方面,法官的专业素质虽然从总体上不如律师,但许多法官具有不少司法实践经验,且法院系统也十分重视业务培训,经过多年的实践培训,许多人已逐渐掌握了必备法律专业知识。律师和法官不存在专业知识上不能沟通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司法人员转任为律师,或因为许多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进入法院,职业上的沟通和所谓“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是存在的,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少法官存在着一种不恰当的认识,即认为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因此法官是“官”,而律师只是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人,是民间人士。官与民之间本不应当有对等。法官是诉讼中的指挥者和裁判者,律师毫无疑问应听从法官的支配和指挥。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的封建人身依附和官本位的国家,产生上述观点是不奇怪的。但这种观点的支配导致了某些法官不能准确理解自身的角色,并在工作上常常对律师不够尊重。实际上,法官虽为审判人员,但只是中立的第三者,与当事人及其律师之间根本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裁判者是根本不能成为支配者的。至于法官和律师,同为司法工作者,谈不上所谓“官”与民的区分。如果存在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律师和法官都是维护国家法治这架马车的“两个车轮”,彼此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徐显明指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对法官、检查官的尊重程度表明法治的程度。相同的道理,法官、检查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则表明了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法官如果不尊重律师,法官也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而法官的受尊重和律师的受尊重,都缘于他们对公正的职业追求[11]”。法官应当充分意识律师职业在法治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尊重律师,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和意见,认真分析律师所提供的各种证据和材料,仔细参考律师提出的法律适用意见。同时对律师的享有的正当权利和人格尊严给予充分尊重。对律师应当态度和蔼、礼遇,这些都是一个高素质的法官所具有的品德。当然,律师要获得他人的尊重,首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

三、关于相互合作

所谓相互合作,是指法官和律师在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裁判的公正方面,应当密切切合作,积极协作。我们已经探讨了律师在保障裁判公正和司法正义中的作用,由此表明法官的审判活动绝对需要律师的配合。法官的思考方式应是“兼听则明”,其作出的大多数裁决应是在对薄公堂、两造辩论的基础上作出的,律师的意见毫无疑问对法官的正确裁判有着极大的帮助,但实现此种配合,首先需要在制度上要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在原有的超职权式的庭审方式中,律师的作用受到严重的压抑,而随着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尤其是新的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对抗制的庭审方式,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也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处分自由和调解自愿,这些都为律师充分发挥其在法律知识方面的聪明才智提供了舞台。律师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案件的研究、提供证据、提出法律适用的建议以及自身的法律知识的培养方面,而绝不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所谓与法官拉关系,搞攻关上。从制度上发挥律师对司法裁判的配合作用,还应当在许多方面作出完善。例如,应当从制度上要求法官在判决书详写理由、回答律师提出的意见、对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意见应当在卷宗中详细记载等。只有从程序上不断完善,才可以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

律师在发挥配合作用的同时,应当随时以追求法律的实现和正义为目标,而不能为了追求金钱而屈从于委托人、被告人的非法的要求。律师与当事人之间也应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与当事人之间完全成为金钱的雇佣关系,成为当事人不当要求的传声筒,律师不得故意曲解法律、无理搅三分、甚至纵容当事人作伪证,混同“讼棍”之列。如果律师不能追求法律的实现和正义,则律师根本不能发挥其应有的配合公正裁判的作用。同时也败坏了律师的形象。当然,我们强调律师与法官之间的相互配合,绝不是说两者意见应完全同一。法官只能听取律师的意见,而不能唯律师意见是从。同时法官也不能强求律师与其意见一致。个别地方的法官无视律师的诉讼地位,片面强调律师应与审判、公正机关的配合,要求律师的辩护意见必须保持在或判决的范围内,这是极不妥当的。这不仅未能发挥配合的效果,反而有害于司法的公正。

我国审判方式方兴未艾,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加强以及其他司法改革措施的实施,律师在审判中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其在配合法官公正裁判方面的作用也会更为显著。

四、关于相互监督

如前所述,律师制度设立的作用之一在于对法官行使审判权实行某种制衡,尽管由于法官握有审判权,而律师作为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人,其制衡作用难以有效的发挥,但这样的制衡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需要从制度上促使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充分尊重律师的意见,另一方面,在监督法官正当行使裁判权、确保司法廉法和公正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律师协会(ABA)为规范法官的司法行为,专门为法官制订了《司法行为守则》,该守则成为法官的职业道德规范,法官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律师协会可向有关纪律惩戒机构检举或指控。而法官的选举、任命、留任等,都要听取律师协会的意见。因为外界一般并不深知法官的情况,而律师协会对此极为了解,因此律师协会的意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目前各级律师协会在对律师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尚未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更谈不上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了。但是从长远来看,发挥律师协会在监督司法行为方面的作用仍然是必要的。

关于法官对律师职业活动的监督,目前尚未引起高度的重视。不少人认为,目前律师的地位与法官相比相差很大,如果使法官享有监督律师的权力,则更会加剧两者的地位差距。我认为,按照权力相互制衡的原理,法官对律师的制衡是以律师自身或通过律师协会可以对法官进行制衡为前提的。由于法官与律师之间不存在着任何支配关系和隶属关系,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的权力制约问题,因此既然律师可以或通过律师协会制约法官,法官当然享有对律师的活动进行制约的权力。而建立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正是廉法司法、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

法官对律师的监督,主要应体现在对律师是否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以及是否遵守职业道德方面的监督。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是律师应尽的基本义务。律师如果违反职业道德,如乱收费、收费后不提供必要的服务、向法官行贿或要求当事人向法官行贿、提供虚假证据、藐视法庭等,法官是最为了解的,因此,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律师,法官应当主动向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律师协会检举,一旦查证属实,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应吊销执照[12].我们认为法官对违反职业道德的律师应有权向有关机构提出处理意见,但在这方面,不应当向英美国家那样赋予法院直接惩戒律师的权力[13],因为中国的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与英美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使法院享有惩戒律师的权力,将会严重妨碍法官和律师之间的权力平衡,影响律师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一些地方的法院与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共同制订法官与律师廉洁执法、职业的具体准则,并规定了检查监督制度[14],毫无疑问,这是互相监督的具体的重要步骤,但关键问题,如果保证这是行为准则能够得到有效的遵守,律师和法官能够真正在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和廉洁勤政方面相互进行有效的监督。

[注释]

[1]法官法第2条。

[2]律师法第2条。

[3]丁燮富:“正确处理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载《律师与法制》97,8.

[4]参见张思之:《律师,公正与调解》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5]参见杜钢健:《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6页,第145页。改革,1997年。

[6]参见杜钢健:《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6页,第145页。改革,1997年。

[7]蔡定剑“走向法治,敢问路在何方”第402页。载刘海年主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402页,中国法治出版社,1996年版。

[8]丁燮富:“正确处理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9]参见杜钢健、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4、261页。

[10]杜钢健、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94页。

[11]徐显明:“试论法治构成要件”载刘海年第233页。

[12]参见:“厉行司法改革、维护司法公正”,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篇3

[论文内容提要]收视率为什么从“科学化手段”演变为“万恶之源”?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把所有可以证实的社会生活侧面都尽量简单化和量化、把无法证实的社会生活方面置诸不顾”的管理思路。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剖析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在分析基础上提出对从业者与电视节目评价价值系统重构的原则。

如果从观念演变史的角度考察收视率,我们会发现:当初人们认为“收视率……是电视台实现管理和决策科学化的有效手段”、“收视率……成为衡量节目质量的重要方法”,短短几年,情况已经演变为“造成中国电视的文化混乱和理性迷失的市场原因,万恶之源是中国的收视率”。有学者对北京地区283位新闻从业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其中电视从业者占50.8%),大多数从业者认为“‘市场竞争的压力’、和‘收视率/发行量/阅读率压力’对喉舌取向是负影响”。

同样是收视率,为何前后评价迥异?本文试图探讨当下收视率评价观念嬗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收视率是什么

收视率是什么?借用一家之言:“所谓收视率,是指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或家户数)在拥有电视机的总人口(或家户)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见,收视率只是一些数据、指标等,是人们运用的工具,是人们手中的指挥棒。

二、收视率为什么沦为批判对象

如何运用收视率这一工具,通常由运用之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的观念或动机系统所决定的。即实际有什么需要,收视率就有可能被怎么用。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一个价值系统就是一个实际的行为的观念或动机系统……”,而价值系统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实际的需要。

收视率的实际需要即电视台管理的需要、评价的需要。基于这些实际需要自然会形成评价价值系统。“可以说,近代社会的优势价值是普遍主义的业绩本位价值,即业绩价值。这种价值观念促进了经济活动……”,根据这一原理,便不难发现收视率其实被作为业绩价值系统中的重要指标使用,并且,收视率作为业绩价值衡量标准后,客观上确实不同程度地促进电视台的经济活动。久之,收视率被作为整个电视界追逐的惟一目标。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电视台都会走上以收视率(业绩价值)作为强势的评价手段的道路?并进一步提出:为什么会恰恰选中收视率作为衡量业绩价值的标准,而不是其他手段?比如,专家评价、同行评价等,其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曼海姆在评价西方文明危机特征时指出:“在社会生活层次上,这种‘危机’则既体现为自私自利、惟利是图的倾向大行其道,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体现为人们以实证主义和惟理智主义(或者说惟科学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把所有可以‘证实的’社会生活侧面都尽量简单化和量化,同时把无法‘证实的’社会生活方面置诸不顾。”正是这种思路使电视台管理者与广告商把收视率作为强势评价标准。

三、片面强调收视率带来的影响

从理论层面上分析,片面地以收视率为主要指标建立起来的业绩价值评价体系,会在实践中带来不良影响。因为业绩价值与传统价值观念不同,“它无法限制欲望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业绩价值给社会体系的‘动机调整’活动制造了一个难题,这便是所谓的‘无序的问题’”。即业绩价值能促进电视台的经济收入,但不能抑制电视台无限度的追求经济利益的冲动,而后者会带来所谓的“无序问题”。

根据价值社会学的原理:“可将无序分为个人性无序和社会性无序。”结合传播实践,个人性无序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价值内在化不充分时会产生个人性无序。……例如当它与传统价值冲突,不能达到一定水平时,个人便陷入无序状态”。这里的“价值内在化不充分”,具体指的是业绩价值观念(即以收视率为惟一追求目标的现有价值观念),被某些从业者吸收、接受得不够充分。但业绩价值观念对从业者来讲,又确实是不得不遵循的强势价值观念,由此与传统价值观形成冲突便在所难免。通俗来讲,为了获得高收视率,从业者有时需要迎合大众,而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对这样的做法又有排斥心理,于是当事人往往会表现为迟疑、怀疑、矛盾等心理。

另一类个人性无序则与之不同,“即使个性体系的价值内在化要件得到满足,因业绩价值在本质上具有无法被社会体系完全制度化一面,当期望一次次落空时,个人也会陷入无序状态”。也就是说,即便业绩价值完全占据一个人的价值体系,不存在与传统价值观冲突的问题,也就是只要收视率高怎么干都行,管它低俗不低俗,这样的人同样也有个人性无序问题,原因在于“个人的有机心理构造,不存在限制追求幸福快乐等欲望的机制”。通俗来讲,一个人赚再多的钱也不会满足,不知道多少是尽头,因此,这类人内心也处于无序状态。综上所述,由于收视率的强势评价价值标准的引导,导致了从业者处于或内心焦灼或因单一追求利益而得不到满足的心理无序状态,这是职业传播者的一种非正常心理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都表现为个人性无序的电视从业者,上述两类人其实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对制造低俗化节目的电视从业人员,批判的时候应该区别对待。

另外,还需要探讨一下有关社会性无序的问题,社会性无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当价值的制度化不够充分时,就会产生社会性无序。”具体到电视传播而言,就是指社会对电视节目某些方面的评价要求基本处于无统制状态。通俗来讲,社会性无序在该问题上的具体表现为:由于受“无法量化衡量的便置诸不顾”的管理思路影响,社会对电视节目低俗化相应的管理、制约机制有所缺乏,在“收视率为惟一追逐目标”的内力推动下。一些电视节目便不惜以低俗化为代价换取高收视率。

四、重构评价价值系统

根据社会性无序和个人性无序所带来的问题,需要分别反思与重构现有的评价价值系统。从理论层面上分析,针对从业者个人的评价价值系统,重构原则可以参照库利有关竞争精神所阐述的原理,评价价值系统分为低层次激励价值评价系统与高层次激励价值评价系统。库利指出:“我不想忽视或贬低金钱动机。作为一种对生活中更直观的资源进行控制的象征,金钱在引导和刺激我们的努力方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为了有较高的工作效率,以金钱作为一定的激励手段,使人们努力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动机对人类本性更高层次的激励是不够的。大部分的时候它们以一种肤浅的方式控制着我们,如果允许金钱动机诱导而不是跟随我们人格中深层次律动的话,它将使我们降格为贪婪者和物质主义者。如果它成为人们行为的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主导方式,则此人显然是一个可怜虫。”库利显然认为光有金钱激励的手段是不够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便是应该有一个高层次的激励机制与低层次激励机制相配套。高层次激励机制主要的指向是:希望通过评价价值体系的调整,从而引导从业者乐于为公众生活作贡献的精神状态,在竞争的场域下,也可称之为贡献性竞争。因为“真正在支持并激励着他们的是他们希望他们在为公众生活作贡献。对医生、工程师、科学工作者而言,同样如此,我们希望对律师、记者、政府官员而言也能如此”。这种贡献性竞争精神状态的倡导便弥补了单一的金钱激励机制存在的不足。

篇4

论文关键词 建筑作品侵权 工程建设 建筑设计

一、建筑作品是否被侵权之事实基础

在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建筑作品的著作权问题非常复杂,表现为:法律规定抽象操作性不强;很多问题无法可依;司法部门的实践经验不够,可供参照借鉴的类似案例极少;专业性极强,牵涉建筑学、法学、司法鉴定学等综合交叉问题。这些可以从接受媒体采访的法律专业人士的表态可以看出,例如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一名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对于建筑设计维权,我国目前还没出台专门的法律,SOHO中国的这一案例仅仅适用《著作权法》,但建筑设计专业性非常强,需要有相当水准的专业人士来参与,在审理过程中非常复杂。”有其他法律专业人士表达了类似观点。

一栋建筑物的形成一般要经历三个环节:建筑图纸的设计——建筑模型的制作——建筑物的施工,相应地,与建筑物有关的产品一般也有三个:建筑图纸、建筑模型和建筑物,但这三部分并非都是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建筑作品”。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9款规定:“建筑作品,是指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形式表现的有审美意义的作品。”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中,建筑作品的保护范围只能及于建筑物本身,即已经建成(或即将建成)的建筑物实物,并不包括图纸和模型;也不包括建筑材料、技术方案,且只涉及外观,包括线条、装饰、色彩等,而不涉及建筑物的内部特征和装潢。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建成的建筑物实物才能被称为“建筑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保时捷中心”与“泰赫雅特中心”案(该案被称为“中国建筑作品著作权第一案”)中,涉案的原告建筑和被告的建筑均为已建成的建筑物。因此,本笔者认为,建筑作品是否被侵权之事实基础为有实体建筑构造物体只存在。

二、建筑图纸及建筑效果图著作权侵权分析

即使某一建筑物不侵犯“另一建筑物”的“建筑作品”著作权,但并不能因此完全排除“该建筑”侵权,因为还涉及是否侵犯建筑图及效果图的著作的问题。“建筑图纸不是“建筑作品”只是表明其不能以“建筑作品”作为起诉的依据,但建筑图纸本身仍然可以作为起诉的依据,因为在我国法律中,建筑图纸是与建筑作品并列受保护对象。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12款规定:“图形作品,是指为施工、生产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理现象的作品。”据此规定,建筑图纸可以成为独立的一种作品(保护对象)。就本而言,建筑图纸包括设计图,效果展示图以及各种示意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建筑图纸都可以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被称为“作品”的建筑图,只有那些具有独创性的和独特的艺术美感的建筑图才能成为法律所保护的建筑图。要成为受保护的建筑图的基本的要求是:第一,是自己做出来的,而不是抄袭别人的;第二,确实有艺术性的美感;第三,必须是独特的,没有相同或者类似的存在。关于独创性,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陈锦川庭长的理解:独创性是指为作者独立创作,非窃取他人的,且要包含作者的判断。他将该理解进一步运用到“北京保时捷中心”与“泰赫雅特中心”案中,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保时捷建筑系独立完成并无争议,争议的是该建筑是否包含创作者对于该建筑的美学构思或判断。司空见惯的纯粹以实用为目的而建造的“火柴盒式”楼房、根据常规设计建造的楼房、建筑工地中为建筑工人临时搭建的工棚等,因外观简单、形状普通而缺乏独创性不构成建筑作品。本案中,法院综合分析了北京保时捷中心的特征,认定该建筑具有独特的外观和造型,富有美感,具有独创性,属于建筑作品。

三、侵犯建筑作品著作权界定方法分析

(一)分析该建筑作品是否为:独立思想之表达

分析某一建筑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之范围,我们首先应当分析该建筑作品是否为独立思想表达之结晶,即,该建筑作品的创作不受其他已经、已经公开建筑作品创作之影响。

(二)分析该建筑作品创作源泉是否独立

当某一建筑作品属于著作权法保护之范畴时,分析另一受到法律之保护的建筑作品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建筑作品的著作权,我们应当分析判断该建筑作品的创作源泉是否具有独立性,即,此建筑作品的源泉不同于他建筑作品的创作源泉。

(三)过滤“公有表达”

某些建筑作品中虽然相同但又都是属于公有领域中的内容师应当删除出去,即使这些内容不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表达”。因为公有领域的内容,必须留给大众自由使用,其本身不受著作权法保护,无著作权可言。同时如果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也反映了其不具备独创性,因此不能成为受保护的对象。比如,海南凤凰岛、巴萨罗那阿格巴、伦敦市政厅、瑞士再保险公司大楼、台北鹅卵石、河南人寿大厦、重庆茶山等,特别是河南人寿大厦和凤凰岛的外形与涉案造型极为相似。这些表达都是公有领域的资源,任何人均可使用。

在建筑作品侵权案中经常会涉及到功能性设计以及为功能所决定的外观的问题,因此除了过滤掉属于公共领域的“公有表达”以外,还应当过滤掉建筑中因实用性、功能性和技术材料、技术方法而产生的外观表达。受结构力学和使用功能的限制,建筑作品的可创作的空间非常小,法律只保护独特的艺术部分。而“流线型、点状式、尖锥形的建筑”的外观造型具有实用功能,不能成为著作权的客体。

(四)“接触+实质性相似”

即只有有证据证明某建筑作品实际接触了“另一建筑作品”,并且二者在实质上具备了“相似性”,才能谈得上建筑作品纸著作权侵权的问题。

关于“接触”的认定,除了面对面实际到现场接触外,在现代传媒发达的背景下,通过电视台、报纸、网络等其他公共媒体的方式披露图纸内容,一般也可以推定为“接触”。关于“实质性相似”的认定,这是一个极具专业性的判断,即使法院的审判人员也无法判断,需要建筑领域的专家来判断,司法实践中一般的做法是法院如果无法判断会委托专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结论,对是否实质相似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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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实婚姻法律概念模糊,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在我国《婚姻法》中没有明确指出“事实婚姻”的概念,只是在司法解释中将事实婚姻定义为“未婚男女双方,在未取得结婚登记证之前,按照正常夫妻的生活方式生活,不但双方当事人承认夫妻关系,也同时得到社会认可的婚姻模式。这种法律概念的模糊,不但给司法处理带来不便,更无法有效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法律认定条件苛刻,无法行使双方当事人权利。

在事实婚姻被法律具体认定时,法律也是持有选择性认可的态度,即双方当事人只有在向法院且在双方提出分手时已具备结婚的实质条件作为判断是否属于事实婚姻的唯一标准,只有全部满足以上条件方可能得到婚姻法的保护。而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按以上判定标准,将双方当事人是否向法院,作为是否享有法律效力的标准,则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双方当事人在之前应不应该被看作是非法同居,并受到相关法律的制裁,或是法律默许了非法同居的合法化二双方当事人如果既不办理离婚也不到法院提讼,是否应在法律上享有事实婚姻的权利,并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

(三)法律程序存在形式主义,忽视婚姻的内在本质。

婚姻是在男女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活关系,只要这种生活关系曾经发生过,就应得到法律的认可。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在处理事实婚姻当事人提出的财产分配、遗产继承、有关下一代抚养权等事宜时,要求只有当事实婚姻双方当事人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后,才能得到婚姻法的保护,并可按照婚姻法的程序进行后续处理。

二、完善我国事实婚姻法律制度的措施

(一)加大普法教育力度,树立正确婚姻观。

一是民政结婚登记管理部门可通过互联网、电视、微博、派发宣传单等方式,使未婚男女在充分了解结婚登记手续的重要性的同时,学会认真思考婚姻的真谛,学会如何正确行使自身在婚姻中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增加未婚男女的家庭责任感。二是教育部门可适当在高中、大学开设婚前法律知识课程,使学生能够以正确的角度看待婚姻,形成正确的爱鼠婚姻观。

(二)建立监察与处罚制度,降低事实婚姻现象的发生频率。

一是尽快出台婚姻登记制裁制度,使民政婚姻执法部门在处理违法案件时有法可依,减少我国事实婚姻发生的数量。二是民政部门内部成立监察科,专门负责对所辖区域事实婚姻进行监察,并主动联系被查人员单位、社区人员,对发现的事实婚姻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对拒不整改的当事人可采用罚款、建议所在单位通报或开除等手段,加大当事人违法成本,对全社会起到震慑作用。

(三)完善法律认定条件,以行为发生作为判定标准。

我国法律应明确事实婚姻的概念及存在要件,为各地司法部门处理事实婚姻诉讼提供法律依据,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一是法律应将双方当事人意愿与年限作为事实婚姻法律要件。明确只要是双方当事人出于自愿,且同居满一定年限,即可判定为事实婚姻的成立。二是法律应以双方自愿同居的日期作为事实婚姻效力开始日期,并以同居生活发生与否作为判断是否享有事实婚姻法律效力的唯一标准,不可以是否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作为判定标准,突出行为发生的判定地位。

(四)建立健全我国婚姻登记制度,规范事实婚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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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旅游业,人们想到的往往是国际旅游业。其实,国内旅游业也是旅游业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国内旅游业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条件,对于发展我国旅游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内旅游是社会公民一种重要的消费形式,其发展是一个国家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象征。我国国内旅游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但从总的方面看,仍处于一种自发无序的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国内旅游尽快发展起来,首先必须提高对国内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第一,发展国内旅游业具有回笼货币,促进市场繁荣,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

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居民购买力大大增强。1980年底,全国居民积余购买力仅为804亿元,1985年就增加到2500亿元,1990年则增加到7034亿元。十年内,平均每年增长25%。如此巨大的积余购买力,一方面反映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稳定市场、稳定社会的隐患。如何引导好居民积余购买力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证券投资、高档耐用消费品消费已成为引导居民积余购买力的重要途径,但都不能完全解决居民积余购买力的货币回笼问题。近几年,居民证券投资有较大发展。但由于投资市场的发育还处于初始阶段,将居民积余购买力引向投资的规模还是有限的,消费品市场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对于吸纳居民积余购买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近几年又趋饱和状态。在证券投资、高档耐用消费品都难以完全缓解居民积余购买力的压力的情况下,发展国内旅游业,大量吸纳消费资金,回笼货币已成为引导居民积余购买力的又一重要途径。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1990年全世界国内旅游收入达2.4万亿美元,加上国际旅游收入总计达2.65万亿美元,与能源、汽车制造等重要产业并驾齐驱,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三个最大的产业之一,我国国内旅游业近几年发展也相当快,经济效益也不断提高。“七五”期间,我国国内旅游者共13.9亿人次,年均2.7亿人次,收入753亿元,年均收入150.6亿元。1992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3.3亿人次,回笼货币则达到250亿元。实践证明,适当引导人们的旅游消费,发展国内旅游业确实不失为一种回笼货币、减少市场压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二,发展国内旅游业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机会。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服务行业。要满足旅游者多方面的需要,就要发展相应的直接间接的提供服务的行业。据测算,旅游业每增加一个直接就业人数,社会间接就业人数就可增加5个以上。因此,发展旅游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为人们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

第三,发展国内旅游业还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改善国民经济结构。

旅游业的发展,必须既建立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发展基础上,同时又能促进经济部门的发展,起着改善国民经济的作用。这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能刺激旅游者的消费,从而可以形成和扩大新的消费市场。要满足因旅游业的发展而扩大的消费,就要增加生产扩大服务。由于旅游而刺激的消费,是一种较高水平的消费,对消费品和服务的要求,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说都比较高。在更新换代方面,某些旅游消费品的周期更短,这就对生产和服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旅游消费这种新形式就成了推动生产发展的新动力,为其他部门、行业开辟新的生产门路提供了可能。同时,旅游业的发展还会促进各种经济信息的交流,为新产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国内旅游业这些作用都能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善。

第四,发展国内旅游还可以振兴繁荣地方经济。

我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各地都可以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国内旅游业,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些经济水平较低而旅游资源又较丰富的地区,通过发展国内旅游业繁荣本地经济是一条较好的路子。陕西省汉中地区的南郑县,曾经是一个长期吃国家财政补贴的贫困县,但近年来,工农业总产值却跃居汉中地区之首,成为全省财政收入突破5000万元的县之一。实现这一巨大变化的原因之一,是这几年南郑县新开辟了一个南湖风景区,大力发展旅游业。贵州黄果树瀑布附近的村寨农舍,过去多是低矮简陋的石板房,村民中不少人靠政府救济过日子。这几年随着游客增多,各种旅游服务设施都建起来了,过去与经商无缘的农民,现在也做起了生意,有的还发了大财。1988年该镇储蓄达418万元,成了有名的万元户镇。旅游业不仅对落后地区的经济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对发达地区的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很明显。如欧美一些大部市、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等,旅游业都起了重要作用。1991年上海对从事国内旅游业的旅行社提出“三个一”的要求,即吸引每一个淤客在上海多住一晚,旅游档次提高一档,多购物一百元。通过工作,1992年上半年国内游客在沪逗留时间达2一3天。大部分住进了二星宾馆,少数还住进了三星宾馆,在沪购物人均达900元。如果进上海的外地人口中有十分之一通过工作能达到这个水平,将会是上百亿的消费,这对上海商业、轻纺工业等将会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第五,发展国内旅游业还可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对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有积极作用。

大力发展国内旅游业,鼓励人们在旅游方面多消费,将会给国家、社会实现更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家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同时,由于旅游业具有特殊的产业功能,发展旅游业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对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作用更为明显。按照我国目前国内旅游一年3亿人次的规模,以1991年对赴京旅游者调查测算,以每次旅游消费606元来计算,国内旅游收入则可达1818亿元,约等于我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17400亿元的10.45%,按目前我国消费水平计算,每1元的直接收入可以产生3.03元的总经济效益,那么1818亿元的直接经济收入将产生5508.5的总经济效益,可见,通过发展国内旅游业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确实是一项具有积极作用的重要措施。

第六,发展国内旅游业有利于国民文化交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提高生活质量。

首先,发展国内旅游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旅游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出门旅游的人数与日俱增,发展国内旅游业就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不可缺少的途径。其次,发展国内旅游业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增进人们的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具有较大的作用。旅游者游览祖国锦绣山河和名胜古迹,对其开阔眼界,陶冶情操,扩大信息交流,增强身心健康都有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内旅游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过去开展的“夏令营”学习周等活动,寓思想教育和传授知识于旅游之中,使青少年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激发了青少年振兴中华的热情,这些形式可以为发展国内旅游所惜鉴。再次,发展内旅游还可以促进思想观念的更新,从而提高人民的素质。国内旅游发展所形成的游客流是信息流、观念流的载体。这些信息、观念、思维、生活方式的传播,可以起着打破当地封闭保守思想、引发思维观念更新的作用。中国社会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塞、愚昧的观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通过发展国内旅游业,强化人们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更新思想观念,其意义比因发展旅游所获得的经济效益要深远得多。至于国内旅游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前世界旅游组织主席阿瑟霍洛德认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把旅游维持在最高文化水准和精神水准上,我们必须把旅游组织起来,使它不仅成为不错的经营,而且成为一个创造更加文明、更加和平的世界的良机。”这确是一既适用于国际旅游,同样适用于国内旅游的真知灼见。综上所述,国内旅游业是一项具有特殊作用的行业。无论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发展国内旅游业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旅游界的充分重视。

二、国内旅游业与国际旅游业的关系

发展国内旅游业,除了要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外,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的关系。

人类旅游行为是由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两大部分构成的。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国内旅游是国际旅游的基础和先导;国际旅游是国内旅游的延伸和发展。发展旅游业离不开国内旅游。在这里只要侧重分析一下国内旅游业与整个旅游业的关系,它与国际旅游业的关系就比较明确了。

首先,国内旅游业是旅游业的先导。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旅游业,首先是从国内旅游业发展起来的。人们的旅游行为,从出游的方向和范围来看,首先是从中短途旅游即国内旅游开始的。当本国或本地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才开始转向国际旅游和长途旅游。尽管我国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选择了优先发展国际旅游业的道路,以达到刺激经济吸纳外币的目的。但国内旅游的先导作用仍然是不能抹煞的。其次,国内旅游是整个旅游业的基础和主体。据世界旅游组织近几年的统计,国内旅游人数占世界旅游人数的90%以上,其收入也将近占世界旅游收入的90%。美国每年出国旅游人次与国内旅游人次之比为1:100;英国在80年代中期每年的国内旅游人次,也占全国当年出游人次总量的86%。据我国国家旅游局统计,1990年来华入境人数2100万,创汇109亿元,而同期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旅客达2.8亿人次,回笼货币170亿元。1992年,来华旅游入境人数上升到3811,5万人,外汇收入39.4亿美元,而同期国内旅游人数已达3,3亿人次,回笼货币252亿元。因此,无论是考察旅游的供求,旅游服务设施的硬件、软件,还是比较旅游人数和收入所占的比例,都充分证明国内旅游是整个旅游业的基础和主导。再次,国内旅游还是调节旅游市场,提高旅游设施利用率的重要手段。国际旅游市场常常因为政治、经济或季节性的原因而产生波动。国内旅游则可在国际旅游市场发生波动时弥补、调节旅游设施利用率、解决交通工具的闲置和饱和等问题。注意利用国内旅游的调节手段,可以防止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发展的比例失调,以免造成旅游经济单纯依赖国际市场而无回旋余地的局面。再就是发展国内旅游业,还可以适当控制本国出国人数,缩小旅游收支逆差。美国过去旅游逆差较为突出,近年来,政府大力开展热爱纽约活动,并利用建国200周年纪念活动,吸引本国人在国内旅游。瑞士也是出于同一目的,提出了“还是在本国度假更方便妥当”的口号。

据以上分析,发展旅游业不能忽视国内旅游,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促进整个旅游业健康持续地发展。

三、发展国内旅游业的条件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旅游界曾认为,国内旅游尚未形成规模和条件,不宜大力提倡和发展。近十年过去了,我国发展国内旅游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提高,为国内旅游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根据世界公认的经验数据,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美元时,居民就产生了国内旅游的动机;达到1000美元时,就想到近国旅游;达到3000美元时,就想到远国旅游。目前,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340美元,虽仅仅是越过产生国内旅游动机的界限,但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闽粤、江浙一带以及其他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显著些。这些地区的国内旅游需求比其他地区必定会强些。同时,从全国的储蓄余额看,至1991年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达9100多亿元,已经具备了产生国内旅游动机的基本经济条件。这些情况证明,客观上发展国内旅游业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其次,我国丰富的

旅游资源是发展国内旅游业的重要条件。再次,我国带薪假期和每周44小时工作制度的实施,为发展国内旅游提供了闲假时间的条件。产生旅游行为的重要茶件之一,是人们要有足够的闲瑕时间。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实行了带薪假期和每周40小时工作制,加上拥有较多的法定节日,使国民有较多的闲暇时间为外出旅游提供了条件。再有,经过最近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旅游业已经初具规模,具有了足够的发展旅游的设备条件。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我国拥有涉外饭店已2354座,客房35.10万间,床位73.77万张,这些设施为1985年的3,3倍。此外,交通运输方面,到1989年底止,全国运输客运量为791373万人,其中铁路113805万人,公路644508万人,水运31778万人,航空128300万人。通讯方面,1989年全国范围共有载波电报机5306台,电传打字机33379台,传真机2600台,电话交换机容量17-037481门,电话机1083275部。这些硬件,除交通仍为“瓶颈”外,其它方面已经比以前大大改善。许多旅游接待点已经出现了旅游设施过剩和淡季吃不饱的现象。这些设备的接待能力与数量更为庞大的国内旅游设施结合起来,将形成更大的接待能力。最后,经旅行社组织的国内游客人数剧增,说明国内有组织的旅游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据国家旅游局对全国2456家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二、三旅行社的统计,1992年共组级接待国内游客2821万人,是上年的6.66倍,与当年全国有组织地接待海外旅游者相比,国内旅游都大大超过了。这标志着我国国内旅游业已从过去基本上自发旅游的状况转向了通过旅行社有组织地旅游,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国内旅游市场已经基本形成,我国发展国内旅游业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四、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国内旅游业

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本世纪末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而根据近几年的情况,很可能要提前三年实现这一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对此,我们要积极引导,早作准备,保证国内旅游的健康发展。

第一,加深对国内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对国内旅游实行“不提倡、不宣传、不反对”的政策,后虽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有关部门对国内旅游的需求仍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必要的计划和切实的指导。今后,应当利用理论研讨会、报刊宣传等形式,宣传国内旅游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条件等,使国内旅游经济发展规划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切实把国内旅游业作为重点支持的对象;在具体政策上,要对重点旅游基础设施、重点旅游景点的建设和修复以及重要旅游商品的生产,在信贷、资金、利率、税收等方面予以优惠,创造国内旅游业大力发展的条件。

第二,确立适度发展国内旅游业和加强国内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并举的方针,积极实现国内旅游的均衡发展。国内旅游需要大发展,但又受到交通能力的制约,以铁路为例,全国有2万多公里的线路“带病”运作;有200O多辆30年代制造的客车仍在超期服役。大部分通往旅游热点城市的铁路超负荷50%运行。交通瓶颈制约的情况还十分严重。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国内旅游的发展要与交通状况相适应。近期内应提倡短线旅游,适当组织长线旅游。另一方面,又要加紧基础设施建设,对短线产业应当采取积极发展的方式加以平衡。

第三,加强宏观管理,积极协调和解决好国内、国际旅游的矛盾。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既是统一的又有矛盾的一面。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境外旅游者涌入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改善,国内旅游亦呈上升趋势,有的旅游热点国内游人与境外游人之比高达70:1,因而产生了一些矛盾。对这个矛盾应当采取积极的方式加以解决。一方面要加强行业管理和旅游市场管理,主动实现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的结合、协调和分流。另一方面,进一步开发当地旅游景点和新的旅游景点和旅游路线,提倡近距旅游及新旅游路线,减少旅游热点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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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市场行为,如站在融资方角度,其实质就是吸收资金的行为。我国民间金融市场以民间借贷为核心,还包括以股、合伙、信托等方式吸收资金的融资行为。限于法律约束,民间金融法律治理应坚持民间金融行为在非公开范畴内运行的底线,给予民间金融生存的合法空间,避免民间融资权利与自由的滥用。在民间借贷法律问题的探讨中,豆星星教授等认为当前我国民间借贷法治存在一些制度性问题亟需完善:一是民间借贷的利率规范不科学、不完善。应在立法上明确区分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做出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限额标准,并对超过一定利率限额的高利贷行为设定处罚措施。二是民间借贷行为金融监管严重不足。可建立阳光化机制,借助民间借贷备案制等制度设计将民间借贷行为公开化、合法化、有序化。

陈正江教授指出,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与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交织,形成刑民交叉案件现象增多,应从司法机关、政府部门和当事人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妥善处理:(一)在司法机关层面。严格审查借贷关系合法性,建立金融案件联动处置机制,统一金融借贷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尺度;准确把握刑法介入民间借贷的空间,尽可能帮助受害人挽回经济损失。

(二)在政府部门层面。建立健全与司法机关的协同应对机制,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三)在当事人层面。增强投资者金融交易风险意识,建立健全被害人法律救济机制,应赋予被害人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程序选择权。陈飞博士认为,与正规金融不同,民间金融通过构建“类信托机制”来实现和满足其对信托功能之需求,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中创设的新型民间融资工具“定向集合资金”为例,其运行机理与信托原理基本契合,但其对于合格投资者与投资方式等要求都更为宽松,应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一是要明确募集资金的投向,限定其直接投资于单一法人自身的生产经营性项目。二是要完善财产独立的制度保障,借鉴证券投资基金的做法,由地方出台规范定向集合资金会计处理的相关文件,确立定向集合资金为会计核算主体,彻底落实其财产独立原则。

二、民间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的探讨

浙江省银监局傅平江副局长认为:民间金融市场监管应注重市场化导向,尊重私权交易自由和民间金融习惯。一是要通过地方政府、社会中介的充分服务引导规范民间金融,制定合理规则指导民间金融趋利避害。二是要加强教育,增强民间金融参与主体的法律意识、风险意识、诚信意识。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丁平练指出,在民间金融市场监管中应明确地方政府主管民间金融的职能和能力,优化地方金融管理的体制和机制:一是要强化民间融资市场的行业监管体系和各监管主体间的协调监管机制。通过建立政府部门间民间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做到及时监测、统计和分析民间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加强对存在风险的民间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检查。二是要加强民间金融市场的自律组织、行业协会的建设,发挥其自律监管功能。在民间金融市场具体监管制度构建的探讨中,吕贞笑等根据《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构建的三类民间融资服务主体和民间借贷备案制度,结合浙江省民间金融市场监管的实践,提出“服务加轻触式监管”的理念。并认为:民间借贷备案登记制度作为轻触式监管方式的创新,充分尊重了民间借贷的习俗性与私权性,但目前其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需在与实践的磨合中完善。其一,备案制度本身不足,如强制备案的标准过高、备案制度的审查方式不清晰、跨地区民间借贷备案制度不明确。其二,备案制度外部吸引力不够,备案材料的证据效力有待商榷,无法通过备案排除非法集资嫌疑,导致借贷双方备案积极性不高。针对制度本身问题,建议设置可调节、市场化的备案金额标准,确定形式审查为备案审查方式,细化跨地区借贷行为的备案制度;对于外部性问题,建议增强备案制度的积极意义,进一步夯实正向鼓励措施。

三、民间金融市场信用体系法律制度的探讨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高度依赖于信用的网络化的动态系统。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频繁出现的“跑路”事件充分显示了重塑社会信用体系的现实紧迫性。王琳认为,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存在诸多不足,如缺乏个人破产制度,缺乏民间信用征信体系、信用数据资源分割、信用信息应用领域狭窄、信用服务行业不规范等。应尽快完善信用体系,形成比较便利、可查询、可应用的信用信息系统。可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民间金融信用信息系统,并与目前的企业、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相对接,为放贷人提供有效的信用信息。李海龙博士指出,应以民间借贷信用体系的建立作为民间金融市场信用制度建设的切入点,具体应从如下方面进行制度构建:(一)完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建立民间借贷信用数据库,收集自然人的个人基本信息、职业、家庭状况、收入和财产、借贷记录等关系到个人信用的项目,并实现借贷双方信息的电子化管理。(二)通过民间担保机构建立企业信用制度。民间担保机构应当审核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严格自律控制风险。(三)发挥第三方机构信用评级在民间借贷领域的积极作用。帮助民间借贷关系人通过独立的评价机构正确了解到当事人的信用情况。另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需受到国家法律规范的制约,承担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对信用机构的失信应有相应的惩戒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估标准是发挥信用评级在民间金融市场积极作用的基石,朱明等认为,考虑到目前银行融资任占主流格局的实际情况,可由银行制定中小企业信用评估的标准,将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与信用评估结果联系起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信用评级机制,培育与扶持具有良好信用的中小企业,推动中小企业的信用建设。

四、民间金融市场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的探讨

叶良芳教授以互联网金融为例,指出民间金融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一)市场风险。因基础资产价格、利率、汇率等变动而导致互联网金融产品预期价值未能实现而造成损失。(二)信用风险。因在身份确认、信用评价方面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三)流动性风险。在互联网金融活动中,沉淀资金如缺乏有效监管和担保,极易被挪用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从而使资金链断裂、支付危机等风险增高。(四)政策风险。互联网金融往往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某一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调整会导致互联网金融企业同一方向的操作选择,引起共振效应,从而对行业造成系统性冲击。同时,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具有更加突出的技术安全与数据安全风险。

在对民间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与处置中,应当尊重刑法的谦抑性,合理发挥金融刑法的规制作用:一是要注意穷尽行政监管原则,对于民间金融产品的创新,如果未触犯现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法规,则可以行政指导的方式予以必要风险提示;游离在违法与犯罪模糊边界的民间金融行为,具有“二次违法性”,但本质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应当慎用刑罚处罚。二是要坚持底线原则,在民间金融的创新过程中,如果涉及到严重的道德风险,触犯刑事法律法规,则应予以刑罚规制。浙江省高院章恒筑庭长提出发挥司法能动性,防范、化解民间金融市场风险的观点。一是在企业破产审判方面。通过破产法律制度适用过程中破产制度文化和观念的推进,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金融环境的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以及法院对破产审判工作的部署、破产管理人职能的发挥可以有效化解民间金融市场内中小企业担保链、资金链危机。例如在破产预重整程序中,采取政府主导的预登记和风险处置制度对接,改善在破产程序中的融资和税收环境,对重整企业信用记录进行修复等措施,均可进一步遏制民间金融风险的发生。二是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判方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只是民间金融市场风险化解的环节之一,仅靠法院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无法妥善处理民间金融风险。应继续推进银企合作以及直接融资中的金融创新,使民间金融走向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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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由大财政演变为大银行出发点是改变资金的无偿供给,殊不知发展到后期却出现了畸形的单一银行信用问题;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就提出了发展金融市场,并开始了实践尝试但就是呼之不出,市场无响应;而当多数人士转而主张先发展货币市场,后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股票市场却在沪、深两地海啸般地涌了出来;股票市场历经一阵火热,正当成为上下关注的焦点,似乎中国面临的诸多改革及发展问题都可借助股票市场来解决之时,却疲态尽显、扩容维艰、问题四起,任凭管理层推出政策鼓动,也激不起投资者的入市热情。与此同时,企业债券市场也是虽鼓噪不断却未见启动。然而另一方面,储蓄存款规模在屡屡调低利率的背景下竟依然快速扩大。上述局面或许又是有关当局在提出发展资本市场、降低间接融资比重的改革决策时未曾充分估计到的。如此等等,都令人去思考: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其三,广开股市的资金来源,应冷静分析资金的性质。在中国可动员的资金的确很充裕,然而适宜进入股市的却不多。经营性资金吸引进来,只具有短炒投机性,不利于股市稳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看似数量庞大,却并不属于敢冒风险的资金,可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有限;银行资金从理论上讲虽然没有理由不允许一般投资者质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双向扩容的尖锐矛盾,就很难避免开闸容易流回难的严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说人们对股票资产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对以股票为投资品种的基金,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也难以激发出浓厚兴趣。说到底,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与居民对股票资产的需求保持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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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新闻的概念、产生背景和特征

1.旅游新闻的概念

有人说,旅游新闻无非是把新闻的概念引入到旅游行业的特性中。而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从事旅游记者多年的耿闻(2007)认为“旅游新闻就是与旅游业存在一定联系的新闻,并且是能引起广大旅游从业者、旅游者广泛兴趣的新闻。”①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促使旅游新闻的产生,旅游新闻又以旅游业为基础并围绕旅游行业展开新闻报道。因此,陈卓(2007)认为“报道旅游事件、旅游动态以及行业服务信息的新闻就是旅游新闻”。②此两者虽在外延上有所不同,但内涵却是一致的。本文更趋于认同前者的观点,旅游业是一个联动性很强的行业,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只要与旅游业存在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新闻都属于旅游新闻。

2.旅游新闻的产生背景

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旅游信息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旅游所需社会环境的日趋完善以及个人物质条件的成熟又促使对旅游信息的需求增加,而且这种信息又需要迅速快捷的传播媒介将其及时地传播出去,旅游新闻便在社会及时代的要求下应运而生。

3.旅游新闻的特征

旅游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类型,除了具备新闻的基本特点外,还有其独特之处。而正是这些独特之处涉及到了城市旅游形象的方方面面,从而使旅游新闻在树立城市旅游形象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旅游新闻的拓展性旅游新闻报道具有拓展性,这是由旅游产业的发展特征决定的。旅游作为新兴产业,正处于一个不断开发、成熟、上升的过程。旅游新闻报道要不断关注这一产业的发展动态。对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行业来说,如餐饮业、住宿业、交通业等,准确、及时、有效的旅游信息便于旅游企业早作预测和计划,积极主动地安排好接待工作。同时,也有利于旅游企业之间相互沟通与协作,从而实现旅游资源共享,取得整体行业的最佳效益。如果传播渠道不畅通,不及时,不仅会阻碍旅游信息的及时传播、影响旅游信息传达的效果,而且会破坏城市在旅游者心目中的旅游形象。(2)旅游新闻的边缘性旅游新闻的一大特点是题材广泛。旅游业涉及行业多,部门多,产业关联性、依附性、综合性较强,另外,旅游产业本身就有一定的媒介和载体的宣传功能。多年来,我们看到,旅游业的发展总需依附其他行业的资源来设计产品,旅游线路如此,旅游购物如此,旅游交通也是如此,因此,旅游业就具有一定的依附特性。当然,这也带出了旅游新闻报道自身的一大特点——边缘性。那么,作为旅游记者,若不了解这些行业的发展动态、专业知识,就搞不好旅游新闻的报道,显然就会从一个侧面影响城市的旅游形象。(3)旅游新闻的文化性在传统旅游新闻报道中,旅游文化性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学中对旅游的认识和分类上,例如,游记、散文、诗歌、书法、摄影、画刊以及旅游的奇闻轶事等等,都是作为当初旅游新闻报道的一大补充确立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旅游产业经济概念的提出,旅游产业飞速发展,旅游不仅是一种陶冶人们情操的文化活动,也是人们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消费行为。旅游文化催生旅游形象的塑造。在旅游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旅游形象是旅游地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就是说,旅游资源的文化品位越高,就越有旅游价值,就越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前来游览,随之而来的便是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因而,旅游新闻报道的文化性,在旅游产业经济背景下将会变得更加突出。

二、旅游新闻与城市旅游形象的关系

随着现代旅游业的高速发展,旅游城市的竞争已从单一的旅游产品竞争变为多元化的手段竞争、方式竞争、智力竞争和形象竞争。而新闻传播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向外推销自己、让游客了解和认识自己、建立良好城市旅游形象的重要途径。城市旅游形象既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又是一种旅游者主观的社会评价。这种主观评价是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以及个人亲身经历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在现代社会,公众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越来越依赖于大众媒体这一中介。旅游新闻在城市旅游形象的传播和接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认为,大众媒介通过把握新闻报道的选择权、优先度以及表达形式对社会环境进行再构建,在公众周围创造一种舆论氛围,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观念。③在城市旅游形象的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介也是不可忽视的中介和参与者。对于旅游者来说,除了在现实中通过亲身参与城市生活来获得对城市的体验和感知外,接触最多的就是已经无所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媒体对城市的新闻报道直接地影响着旅游者对于城市面貌的判断——正面信息往往能给旅游者留下美好的印象,而负面的新闻则容易使城市旅游形象大打折扣,甚至给城市带来旅游形象危机。因此,在大众传播发达的今天,必须重视大众媒体在城市旅游形象传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旅游者认知和观念的形成所起到的引导作用,要塑造和维护良好的城市旅游形象,预防旅游形象危机,为城市创造一个健康、安全、和谐的舆论环境。

三、防范旅游形象危机,优化国际舆情环境

1.建立政府、媒体与旅游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良好的城市旅游形象既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城市参与全球旅游竞争的强大武器。而一个城市的旅游形象不是自生自长的,要靠当地政府、市民、媒体和旅游者共同塑造。作为城市管理者的政府,既是城市旅游形象的重要构成要素,又是城市旅游形象建设和维护的核心力量,应在城市旅游形象的传播中发挥其主导作用。在城市旅游形象的传播中,政府、媒体和旅游者之间是一个互动的三角关系。政府要通过媒体向旅游者表达其政治意图,实现政治沟通;而旅游者在接受各种信息之后所形成的公众情绪也反过来影响政府;作为中介的媒体,其环境建构和议程设置作用同时也会受到来自政府和旅游者双方面压力的影响。④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城市旅游形象的管理者,政府不仅需要借助新闻媒体实现与旅游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言论,最终在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良性、有序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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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项工程复杂化

因为园林绿化工程存在规模小、分项多、工程量分散等特点,加上对工程进行管理与监督存在较多不便,因此相对来说对施工人员的要求比较高,施工人员不仅要掌握一般的土建知识,还要深入掌握园林绿化专项知识,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一些施工单位因投机取巧而出现的工程质量缺陷,为后续施工增加难度。

1.2施工对象多样化

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对象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都是具有生命的活体。随着季节的变化需要对不同的植物进行栽种,并重视植物的色彩搭配,通过植物自身存在的特殊生态功能对城市空气进行有效的净化,这样可以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效果。

1.3自然景观与人造景观之间的协调性

园林绿化工程不仅可以对空气进行净化,同时还可以为城市居民带来一种美的享受,促进自然景观与人造景观的融合,使城市环境的协调性需求得到满足。在园林设计过程中虽然不能有效保证各部分均能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但是通过技术人员的现场创造却可以使其构思与设计意图得到很好的实现。

1.4现代城市附属设施的建设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园林景观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例如绿化广场、大型公园等都是城市园林艺术的一种展示。但是绿化工作更多是作为城市工程加上你和的附属设施而出现,例如社区、住宅小区以及街道的绿化带等。

1.5园林施工管护周期较长

因为绿化种植存在较强的季节性,因此必须在合适的季节与适合的地点对植物进行栽植。同时,后期养护工作也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有效保证苗木的成活率,并针对具体的苗木进行长时间管护。

2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与养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人员业务素质不高

管理不规范目前城市园林绿化施工队伍的素质普遍不高,很难对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意图进行充分理解,正因为绿化施工的技术性与严谨性都比建筑施工要低,因此很多人认为园林绿化不过就是种树和养草罢了,加上这项工作的利润很高,因此很多素质不高的施工人员纷纷加入到这项工作中。这些人员只重视最后达到的景观效果,对基肥等要求并不严格,使后期养护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2.2不重视苗木质量

在绿化施工过程中,多数管理员对苗木质量不够重视,没有将苗木规则细化到地径、米径以及分支点等概念上,不重视苗木的病虫害以及生长势等问题,直接导致了苗木的成活率不高,进而使整体的园林绿化景观效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2.3重栽轻养思想严重

后期养护工作严重滞后现阶段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中,施工人员与管理人员重栽轻养的思想非常普遍,为了对绿化效果进行巩固,一定要加大力度进行后期管养,保证苗木绿化栽的活、长的美,并且留的住。大多数绿地完工之后的效果很好,但是因为后期管护的缺乏,园林绿地中出现了杂草丛生的现象,大量数目杂乱无章,还存在着严重的病虫害侵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园林的景观效果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原本是惠民工程,却获得了适得其反的结果,甚至为整个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

3园林绿化施工养护问题的对策

3.1提高园林绿化人员的专业素质

采取自学、外出参观以及业务培训等方式,不断引导绿化人员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定期进行技术考核鉴定,促进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结合,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激励员工,并通过经济杠杆引导和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在此基础上促进绿化人员素质的全面提高。工程一旦结束,便由监管部门针对工程质量与管理水平展开考核,并勒令不合格公司进行整改,要求其在一定时间内不能继续竞标。

3.2规范操作,择优选择施工队伍

要求所有工程均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规范进入到投标市场,实行阳光操作。同时在签订工程招标合同过程中,应进一步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对苗木进行选购,杜绝任意缩减现象的出现。

3.3重视管养,巩固绿化成果

都说“三分栽、七分养”,只有保证了健壮的长势、清洁的环境以及造型的优美,才能达到一种净化环境、陶冶身心的作用。在园林绿化工程中,多数实施对象都是生命活体,在这一点上来看,植物移栽成功之后的养护工作尤为重要。此外,园林绿化管养工作还具有一定的长效性、技术性以及季节性等特点,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对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的要求也不断升高,但是城市气候变化异常、人口急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对园林绿化成功进行巩固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因此急需从根本上对“重栽轻管”的现象进行改变。首先,应该滴绿化养护经费进行落实,在绿化工作中制定出合理的养护管理等级标准,并对养护等级进行核算,定期拨付养护经费,按照奖优罚劣的原则对养护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行调动;其次,签订养护工作责任书,将责任落实到人头上,对那些管理不到位的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实施有效的监管;第三,结合绿化管养技术规范进行养护;第四,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更新技术,促进管养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第五,加强对绿化工作重要性的宣传和教育,在社会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爱绿、护绿氛围。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