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责任范文10篇

律师责任范文篇1

一、律师责任保险的概念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责任保险是律师机构在依法履行律师职业时，因工作过错给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律师赔偿责任的，属于律师责任保险合同规定的范围内，由保险人对律师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金额及有关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一旦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由于失误造成当事人的损失，当事人提出赔偿要求的，由律师事务所申请保险公司代为赔偿，保险公司在查清当事人所受的损害确系律师的责任之后，即向当事人支付一定限额的赔偿金。

二、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1、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哲学基础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人的认识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是两者的统一。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人的认识能力有至上性，是无限的，但具体到特定时代的特定人，其认识能力又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有时会因为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因此，弥补错误的措施就具有必然性，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尽量消除错误所产生的损害，补偿当事人的有关当事人的损失，即是保障法律制度有效畅通运行和必要条件。律师责任保险是基于此原因而成为律师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法理基础每一个参加法律关系的人，都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责任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责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事人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亦可在一方越过法律所制定的界线时，强迫其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弥补当事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律师在执业中违反法律规定或由于其自身过错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因受律师违法执业或因其过错而致经济损失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尽管各律师事务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律师的素质和执业质量，但律师执业失误以致被判赔偿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的。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都了律师责任保险以分担其因专业工作上的失误造成诉讼赔偿的风险。

3、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现实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违法执法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增强了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公众对律师责任的认识和要求的逐步提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责任保险将会变成现实。

三、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意义

1、律师责任保险提高和维护了律师的信誉。

有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行业将真正成为可以向社会承担全面法律责任的行业，成为一个有信誉、负责任的行业。因为律师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律师行业正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风险保障。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赔偿案，赔偿金额达到40万元，高额赔偿金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难以承受的，而通过律师责任保险则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2、律师责任保险为律师行业拓展高风险、高财产标的等重大律师业务提供了资信保障。

律师在办理重大业务时，当事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责任差缺给当事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时，是否赔偿得起。尤其一些新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时，经常遇到此类问题。

3、律师责任保险对提高律师管理水平有益。

通过对律师责任保险中的索赔案件的分析，对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细节分析归纳，反馈给律师机构和律师管理机构，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质量管理措施和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业务规范，从而起到提高律师质量和律师业务水平的作用。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把律师机构赔偿能力的高低和赔偿记录，作为律师评选、处罚、确定等级和从事特殊律师业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律师责任保险的具体框架

1、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其权利义务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责任保险的直接受益人。其主要权利和义务是：①在发生律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并依法获得保险赔偿；②按照规定提取缴纳律师赔偿基金，依法办理机构的登记、年检、注册手续；③如实申报执业律师、律师业务数量、律师业务收等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如因隐瞒律师收入导致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拒绝赔付，该律师事务所要自行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④及时通知义务，在发生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索赔，提起诉讼、调解、公诉等事项时，投保人应按保险公司约定的时间通知保险人。

2、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采取一切险的方式，即被保险人因律师执业行为，依法应对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要不属于保险合同列明的除外责任，保险人均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所作的律师业务，只要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提出索赔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均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②被保险无有效律师执业证书或未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持有的其他资格证书，办理律师业务的；③被保险人从事律师执业以外的任何行为；④被保险人的注册执业律师以个人名义私自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⑤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隐瞒或不如实告知，情节严重的；⑥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其他免责的情况。

3、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应实行比例费率制，即按照律师业务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保险费；实行压年计费制，即按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收入为基准计算本年度的保险费；实行浮动费率制，即由基本保费加上浮动保费构成。

基本保费按投保人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总收入的1－3％计提。律师责任保险的前十年，只缴纳基本保费。浮动保费的测算可以10年为一个测算周期，保险公司赔款支出总额与保险人所交基本保费总额达到约定比值时，保费费率可以在基本保险费率的基础上实行上浮或下调。上浮的费率称为风险费率，下调的费率称为优惠费率，两者相互结合构成浮动保费。

律师责任范文篇2

一、律师责任保险的概念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责任保险是律师机构在依法履行律师职业时，因工作过错给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律师赔偿责任的，属于律师责任保险合同规定的范围内，由保险人对律师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金额及有关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一旦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由于失误造成当事人的损失，当事人提出赔偿要求的，由律师事务所申请保险公司代为赔偿，保险公司在查清当事人所受的损害确系律师的责任之后，即向当事人支付一定限额的赔偿金。

二、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1、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哲学基础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人的认识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是两者的统一。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人的认识能力有至上性，是无限的，但具体到特定时代的特定人，其认识能力又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有时会因为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因此，弥补错误的措施就具有必然性，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尽量消除错误所产生的损害，补偿当事人的有关当事人的损失，即是保障法律制度有效畅通运行和必要条件。律师责任保险是基于此原因而成为律师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法理基础每一个参加法律关系的人，都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责任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责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事人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亦可在一方越过法律所制定的界线时，强迫其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弥补当事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律师在执业中违反法律规定或由于其自身过错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因受律师违法执业或因其过错而致经济损失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尽管各律师事务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律师的素质和执业质量，但律师执业失误以致被判赔偿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的。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都了律师责任保险以分担其因专业工作上的失误造成诉讼赔偿的风险。

3、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现实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违法执法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增强了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公众对律师责任的认识和要求的逐步提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责任保险将会变成现实。

三、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意义

1、律师责任保险提高和维护了律师的信誉。

有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行业将真正成为可以向社会承担全面法律责任的行业，成为一个有信誉、负责任的行业。因为律师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律师行业正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风险保障。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赔偿案，赔偿金额达到40万元，高额赔偿金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难以承受的，而通过律师责任保险则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2、律师责任保险为律师行业拓展高风险、高财产标的等重大律师业务提供了资信保障。

律师在办理重大业务时，当事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责任差缺给当事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时，是否赔偿得起。尤其一些新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时，经常遇到此类问题。

3、律师责任保险对提高律师管理水平有益。

通过对律师责任保险中的索赔案件的分析，对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细节分析归纳，反馈给律师机构和律师管理机构，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质量管理措施和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业务规范，从而起到提高律师质量和律师业务水平的作用。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把律师机构赔偿能力的高低和赔偿记录，作为律师评选、处罚、确定等级和从事特殊律师业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律师责任保险的具体框架

1、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其权利义务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责任保险的直接受益人。其主要权利和义务是：①在发生律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并依法获得保险赔偿；②按照规定提取缴纳律师赔偿基金，依法办理机构的登记、年检、注册手续；③如实申报执业律师、律师业务数量、律师业务收等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如因隐瞒律师收入导致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拒绝赔付，该律师事务所要自行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④及时通知义务，在发生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索赔，提起诉讼、调解、公诉等事项时，投保人应按保险公司约定的时间通知保险人。

2、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采取一切险的方式，即被保险人因律师执业行为，依法应对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要不属于保险合同列明的除外责任，保险人均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所作的律师业务，只要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提出索赔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均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②被保险无有效律师执业证书或未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持有的其他资格证书，办理律师业务的；③被保险人从事律师执业以外的任何行为；④被保险人的注册执业律师以个人名义私自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⑤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隐瞒或不如实告知，情节严重的；⑥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其他免责的情况。

3、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应实行比例费率制，即按照律师业务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保险费；实行压年计费制，即按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收入为基准计算本年度的保险费；实行浮动费率制，即由基本保费加上浮动保费构成。

基本保费按投保人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总收入的1－3％计提。律师责任保险的前十年，只缴纳基本保费。浮动保费的测算可以10年为一个测算周期，保险公司赔款支出总额与保险人所交基本保费总额达到约定比值时，保费费率可以在基本保险费率的基础上实行上浮或下调。上浮的费率称为风险费率，下调的费率称为优惠费率，两者相互结合构成浮动保费。

律师责任范文篇3

一、律师责任保险的概念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责任保险是律师机构在依法履行律师职业时，因工作过错给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律师赔偿责任的，属于律师责任保险合同规定的范围内，由保险人对律师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金额及有关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一旦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由于失误造成当事人的损失，当事人提出赔偿要求的，由律师事务所申请保险公司代为赔偿，保险公司在查清当事人所受的损害确系律师的责任之后，即向当事人支付一定限额的赔偿金。

二、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1、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哲学基础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人的认识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是两者的统一。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人的认识能力有至上性，是无限的，但具体到特定时代的特定人，其认识能力又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有时会因为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因此，弥补错误的措施就具有必然性，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尽量消除错误所产生的损害，补偿当事人的有关当事人的损失，即是保障法律制度有效畅通运行和必要条件。律师责任保险是基于此原因而成为律师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法理基础每一个参加法律关系的人，都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责任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责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事人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亦可在一方越过法律所制定的界线时，强迫其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弥补当事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律师在执业中违反法律规定或由于其自身过错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因受律师违法执业或因其过错而致经济损失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尽管各律师事务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律师的素质和执业质量，但律师执业失误以致被判赔偿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的。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都了律师责任保险以分担其因专业工作上的失误造成诉讼赔偿的风险。

3、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现实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违法执法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增强了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公众对律师责任的认识和要求的逐步提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责任保险将会变成现实。

三、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意义

1、律师责任保险提高和维护了律师的信誉。

有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行业将真正成为可以向社会承担全面法律责任的行业，成为一个有信誉、负责任的行业。因为律师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律师行业正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风险保障。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赔偿案，赔偿金额达到40万元，高额赔偿金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难以承受的，而通过律师责任保险则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2、律师责任保险为律师行业拓展高风险、高财产标的等重大律师业务提供了资信保障。

律师在办理重大业务时，当事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责任差缺给当事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时，是否赔偿得起。尤其一些新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时，经常遇到此类问题。

3、律师责任保险对提高律师管理水平有益。

通过对律师责任保险中的索赔案件的分析，对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细节分析归纳，反馈给律师机构和律师管理机构，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质量管理措施和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业务规范，从而起到提高律师质量和律师业务水平的作用。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把律师机构赔偿能力的高低和赔偿记录，作为律师评选、处罚、确定等级和从事特殊律师业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律师责任保险的具体框架

1、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其权利义务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责任保险的直接受益人。其主要权利和义务是：①在发生律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并依法获得保险赔偿；②按照规定提取缴纳律师赔偿基金，依法办理机构的登记、年检、注册手续；③如实申报执业律师、律师业务数量、律师业务收等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如因隐瞒律师收入导致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拒绝赔付，该律师事务所要自行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④及时通知义务，在发生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索赔，提起诉讼、调解、公诉等事项时，投保人应按保险公司约定的时间通知保险人。

2、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采取一切险的方式，即被保险人因律师执业行为，依法应对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要不属于保险合同列明的除外责任，保险人均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所作的律师业务，只要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提出索赔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均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②被保险无有效律师执业证书或未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持有的其他资格证书，办理律师业务的；③被保险人从事律师执业以外的任何行为；④被保险人的注册执业律师以个人名义私自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⑤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隐瞒或不如实告知，情节严重的；⑥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其他免责的情况。

3、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应实行比例费率制，即按照律师业务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保险费；实行压年计费制，即按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收入为基准计算本年度的保险费；实行浮动费率制，即由基本保费加上浮动保费构成。

基本保费按投保人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总收入的1－3％计提。律师责任保险的前十年，只缴纳基本保费。浮动保费的测算可以10年为一个测算周期，保险公司赔款支出总额与保险人所交基本保费总额达到约定比值时，保费费率可以在基本保险费率的基础上实行上浮或下调。上浮的费率称为风险费率，下调的费率称为优惠费率，两者相互结合构成浮动保费。

律师责任范文篇4

对抗式庭审方式的采用使证据的重要地位更加特出。然而，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法院对待案件从曾经的职权主义模式转变到了当事人主义模式。这就是说法院不再进行繁而乱的庭外调查取证工作。可是法官最终采信谁的陈述就要看谁提供的证据的分量更重、更可信。因此，在这种法院放弃对案件的调查取证的情况下，谁将重新承担起调查取证这一重要责任成为了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一，当事人不是承担调查取证责任的合适人选

虽然当事人与案件有最密切的关系，对案件的真相内心最清楚。但是当事人却无法承担起调查取证的责任。

1，许多当事人对法律知之不多甚至有不少人是法盲，他们根本无法从法律的视角去分析案件，无法从法律出发得知什么样的证据是合法的、什么样的证据是有利于自己的、一个证据的证明力到底有多大？

即使当事人在外界的干预下知道了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证据，他们也常常因自身的社会地位不高、能力不足而无法真正的得到这些证据。

2，赋予当事人调查取证的权力势必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笔者在暑假实践中深有体会。有一起因施工队在施工路段没有设置明显标志物而导致一轿车发生事故的索赔案件。当笔者随同法院工作人员将开庭传票送到被告施工队的领导手中时，他当着我们的面暗示他队中的人去进行证据的伪造工作。

如果当事人拥有调查取证权，因自身利益的要求加上当事人思想意识的不高，必将会使在法庭上出现许多对本方有利、对对方不利的伪证据。这样有损庭审的威严、有碍于司法的公正。

二，律师是承担调查取证责任的合适人选

1，律师是经过高等教育的人，是掌握足够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能力从法律的需要出发去寻找证据，从而避免不必要或无效的证据出现于法庭。再说律师获得证据的思维远比当事人的思维要宽广。

2，律师在法庭上是维护其当事人利益的人。他因此对他的当事人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要求律师应该为他的当事人进行证据的调查搜集工作。这是律师这一行业的要求。

3，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同时，是以正义与公平为价值追求的。因而一个合格的律师在调查取证中是不会进行制造伪证的违法事情的。

4，律师在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威信。对一些属于秘密的证据资料的搜集，由律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去进行是能够被社会接受的。例如：认对一些关系当事人个人秘密的资料，律师在法院的认可和授权下去要求有关掌握这些秘密的单位进行必要的有效合作工作是切实可行的。

5，律师调查取证有利于其在法庭上运用证据的活动的进行。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律师对证据有了全面了解与掌握，故在法庭上能够熟练的应用。这有利于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对证据的了解使律师在法庭上能够趋利避害，更好的为当事人进行辩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律师是承担调查取证责任的合适人选。

三，律师调查取证制度的构建

首先，通过法律确立律师拥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和义务。让律师的调查取证活动有发可依。这也是减少律师调查取证中遇到麻烦的一个有效办法。

其次，加强律师执业前的调查取证能力的培训工作。将调查取证能力的培训定为律师执业前必须经历的培训之一。经过执业前的能力培训，增强律师的能力，使律师在工作时能够得心应手，更好的履行调查取证的义务。

第三，改变法院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一）法院对律师调查取证不进行干预，以确保律师在调查取证工作中的独立性；（二）法院要为律师调查取证工作提供适当的帮助。这种帮助不是指法院暗示律师应取什么样的证据或者怎么样去取证，而是指当律师在取证中遇到法院能够解决或者能够提供适当方便的问题时给予律师以帮助。例如：法院通过提供介绍信来帮助律师进入某单位进行取证。

律师责任范文篇5

一、律师执业豁免权的涵义及特点

对于律师执业豁免权的涵义，笔者认为，律师执业豁免权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律师在法庭上为辩护所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二是指律师出于职责需要在法庭或其他执法部门时所发表的言论享有豁免权。归纳起来就是指法律赋予律师的、免于其在诉讼中基于当事人委托而为的职务行为遭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律师执业豁免权从本质上来看，是属于律师执业风险的保障，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的需要。豁免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免除通常（非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侵权责任，是在诉讼过程这一特定时间与空间里给予律师不因执业而被法律追究的权利，保证律师完全自主地、独立地履行职能，为当事人辩护，并且能在一种合理限度内拥有某种外在及内在的自由。律师的豁免权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律师豁免权具有职业性律师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当其被当事人委托而从事执业活动之时，才能享有律师的豁免权。如果律师不是从事相关的执业行为，而是从事非执业行为，其行为是不可豁免的。例如：律师在旁听庭审的过程中当场发表了不当的意见，那么其就会受到相关的处罚。

第二，律师豁免权的法定性律师的豁免权不是通过和当事人的约定产生的，也不是通过特定主体的约定，而是通过法律直接规定形成的。律师只能享有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豁免权，律师不得享有法律规定之外的豁免权。

第三，律师豁免权的有限性律师豁免权不是对一切责任的豁免，而是对律师的相对责任的豁免之上。主要是指对律师做出豁免规定的同时，又做出了例外情况的规定。一方面，这使律师能得到有效的豁免权。另一方面，对律师的违法行为也是要追究的。

二、我国新律师法颁布前的立法规定与执业环境

旧律师法对律师的执业豁免权无从提及，与律师在法律职业中的地位严重不符。如第32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由于这一款比较抽象原则，因此可操作性不强。我国《刑法》第306条甚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实质上让律师常常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执业豁免权也是没有涉及。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立法已经严重滞后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我国律师在新律师法颁布前的执业环境问题，可以说是不容乐观。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执业律师制度正逐步走向光明。但是，新律师法颁布前的执业环境尤其是刑事辩护这一领域，更是困难重重。由于执业权利的缺失，再加上《刑法》第306条这个被称为是“律师伪证罪”的利剑，导致律师因执业受刑事处罚的事件履见报端。我国在当时的背景下急需一部切实保护律师权益的法律，赋予律师执业豁免权变得尤为迫切。

三、我国新律师法中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规定及其对照

新《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规定主要是集中在律师的言论豁免上面。下面分析新律师法中关于豁免权的规定以及国际上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比。

首先，规定了人身方面的权利。如上所述第一款：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由于这一款比较抽象原则，因此它能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

其次，规定了关于律师的言论豁免权。关于律师言论豁免，在其它国家或国际相关法律中早有存在。例如：法国1881年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藐视法庭的诉讼。”1990年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文件中肯定了律师的言论豁免权，其中第20条规定：“律师对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行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相比之下我国新《律师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从内容本质上看，我国律师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和其它国家及国际上的规定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方面，这体现了我国的规定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它使律师的言论能够得到有效的豁免及律师的相关权利又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最后，规定了对律师出相关处罚时所应该采取的措施。我国新《律师法》第37条第3款的规定为：“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律师受到强制措施时，应该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及所属的律师协会。这一款中的规定也是围绕保护律师的权利展开的，因为律师受到惩罚以后，作为律师组织的律师协会，在有些律师接到不应有的惩罚的时候，能够站出来为其辩护。

四、进一步完善律师豁免权制度的建议

虽然《律师法》的新规定，让我们看到了律师的豁免权，但还要看到这仅仅是一条笼统的条文，并不能就此成为律师们遮风挡雨的屋顶。下面，笔者就《律师法》第37条本身以及相配套措施的采取，阐述自己的看法。

（一）修改律师豁免权范围

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范围，新《律师法》出台之前，我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认为豁免只限于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有人提出“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认为豁免包括辩护言论以及提供的书面材料的行为，也即律师不得因使用证据方面之过失而承担刑事责任；有人提出“律师执业豁免权”，认为豁免责任包括刑事和行政责任。新《律师法》的规定，在范围上有扩大有缩小。一方面，将豁免权限制在“法庭上发表的意见”，另一方面，规定的是“诉讼和”，说明没有将豁免权局限在刑事诉讼的范围内，也包括了民事。笔者认为，仅仅对“法庭上发表的意见”进行豁免显然过于狭隘，不能达到该法条的立法目的，建议扩大范围至对法庭上口头和书面的言论以及提交的证据进行豁免。豁免还应包括行政责任，否则，即使律师逃脱了《刑法》第306条的制裁，恐怕还将面临行政处罚、吊销执照的可能。

（二）完善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惩罚监督制度

完美的制度设计并不存在，任何制度在追求目标实现时必然导致另外一些问题。赋予律师豁免权，也要考虑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免于法律追究并不意味着不负责任，全国律协可以通过加强监管，完善制度进行弥补。而且，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来督促律师，否则就要求其承担合同责任。

（三）废除《刑法》第306条

律师责任范文篇6

关键词律师法律师执业豁免职务行为

在执业活动中，律师没有国家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职权，是法律界的平民。因此，律师要担负起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仅有当事人的委托授权，显然难以胜任，我国律师在执业中有时甚至“自身难保”，对于刑事辩护更是顾虑重重。新律师法颁布后，其最大亮点是豁免权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被规定下来。这是国法治建设的又一次进步，同时也将推动我国法治化构建的进一步深入。

一、律师执业豁免权的涵义及特点

对于律师执业豁免权的涵义，笔者认为，律师执业豁免权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律师在法庭上为辩护所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二是指律师出于职责需要在法庭或其他执法部门时所发表的言论享有豁免权。归纳起来就是指法律赋予律师的、免于其在诉讼中基于当事人委托而为的职务行为遭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律师执业豁免权从本质上来看，是属于律师执业风险的保障，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的需要。豁免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免除通常（非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侵权责任，是在诉讼过程这一特定时间与空间里给予律师不因执业而被法律追究的权利，保证律师完全自主地、独立地履行职能，为当事人辩护，并且能在一种合理限度内拥有某种外在及内在的自由。律师的豁免权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律师豁免权具有职业性律师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当其被当事人委托而从事执业活动之时，才能享有律师的豁免权。如果律师不是从事相关的执业行为，而是从事非执业行为，其行为是不可豁免的。例如：律师在旁听庭审的过程中当场发表了不当的意见，那么其就会受到相关的处罚。

第二，律师豁免权的法定性律师的豁免权不是通过和当事人的约定产生的，也不是通过特定主体的约定，而是通过法律直接规定形成的。律师只能享有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豁免权，律师不得享有法律规定之外的豁免权。

第三，律师豁免权的有限性律师豁免权不是对一切责任的豁免，而是对律师的相对责任的豁免之上。主要是指对律师做出豁免规定的同时，又做出了例外情况的规定。一方面，这使律师能得到有效的豁免权。另一方面，对律师的违法行为也是要追究的。

二、我国新律师法颁布前的立法规定与执业环境

旧律师法对律师的执业豁免权无从提及，与律师在法律职业中的地位严重不符。如第32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由于这一款比较抽象原则，因此可操作性不强。我国《刑法》第306条甚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实质上让律师常常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执业豁免权也是没有涉及。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立法已经严重滞后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我国律师在新律师法颁布前的执业环境问题，可以说是不容乐观。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执业律师制度正逐步走向光明。但是，新律师法颁布前的执业环境尤其是刑事辩护这一领域，更是困难重重。由于执业权利的缺失，再加上《刑法》第306条这个被称为是“律师伪证罪”的利剑，导致律师因执业受刑事处罚的事件履见报端。我国在当时的背景下急需一部切实保护律师权益的法律，赋予律师执业豁免权变得尤为迫切。

三、我国新律师法中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规定及其对照

新《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规定主要是集中在律师的言论豁免上面。下面分析新律师法中关于豁免权的规定以及国际上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比。

首先，规定了人身方面的权利。如上所述第一款：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由于这一款比较抽象原则，因此它能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

其次，规定了关于律师的言论豁免权。关于律师言论豁免，在其它国家或国际相关法律中早有存在。例如：法国1881年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藐视法庭的诉讼。”1990年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文件中肯定了律师的言论豁免权，其中第20条规定：“律师对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行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相比之下我国新《律师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从内容本质上看，我国律师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和其它国家及国际上的规定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方面，这体现了我国的规定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它使律师的言论能够得到有效的豁免及律师的相关权利又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最后，规定了对律师出相关处罚时所应该采取的措施。我国新《律师法》第37条第3款的规定为：“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律师受到强制措施时，应该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及所属的律师协会。这一款中的规定也是围绕保护律师的权利展开的，因为律师受到惩罚以后，作为律师组织的律师协会，在有些律师接到不应有的惩罚的时候，能够站出来为其辩护。

四、进一步完善律师豁免权制度的建议

虽然《律师法》的新规定，让我们看到了律师的豁免权，但还要看到这仅仅是一条笼统的条文，并不能就此成为律师们遮风挡雨的屋顶。下面，笔者就《律师法》第37条本身以及相配套措施的采取，阐述自己的看法。

（一）修改律师豁免权范围

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范围，新《律师法》出台之前，我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认为豁免只限于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有人提出“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认为豁免包括辩护言论以及提供的书面材料的行为，也即律师不得因使用证据方面之过失而承担刑事责任；有人提出“律师执业豁免权”，认为豁免责任包括刑事和行政责任。新《律师法》的规定，在范围上有扩大有缩小。一方面，将豁免权限制在“法庭上发表的意见”，另一方面，规定的是“诉讼和”，说明没有将豁免权局限在刑事诉讼的范围内，也包括了民事。笔者认为，仅仅对“法庭上发表的意见”进行豁免显然过于狭隘，不能达到该法条的立法目的，建议扩大范围至对法庭上口头和书面的言论以及提交的证据进行豁免。豁免还应包括行政责任，否则，即使律师逃脱了《刑法》第306条的制裁，恐怕还将面临行政处罚、吊销执照的可能。

（二）完善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惩罚监督制度

完美的制度设计并不存在，任何制度在追求目标实现时必然导致另外一些问题。赋予律师豁免权，也要考虑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免于法律追究并不意味着不负责任，全国律协可以通过加强监管，完善制度进行弥补。而且，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来督促律师，否则就要求其承担合同责任。公务员之家

（三）废除《刑法》第306条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规定十分原则概括，既没有明确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的界限，又没有界明主观意向和行为后果的区别。单独将律师作为特殊主体单列罪名，不仅加剧了控辩双方的地位失衡，并且传达了一种歧视律师的错误价值导向，应废除为宜。

我国的律师制度在复苏以后，历经多次改革，正不断得以完善。然而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与国际要求依然有距离。无法追求法律上的绝对完美，但完善我国法制是我们每个法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加］.丹尼尔·普瑞方廷．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法]色何勒·皮埃尔·拉格特,[英]帕特立克·拉登著．陈庚生等译．西欧国家的律师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张军，姜伟，田文昌．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5]王进．赐予律师的免死金牌—律师职业豁免权．现代商业．2007（20）．

律师责任范文篇7

关键词:律师辩护;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一、刑事辩护中的主要刑事法律风险

(一)涉嫌伪证犯罪的法律风险。证据在刑事案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辩护人在缺乏证据前提下进行的辩护不会得到采纳，法院在缺乏证据的前提下不得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为了实现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预期目标，有些辩护律师不惜违反执业纪律，触犯伪证等刑事法律。《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和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刑法》在第306条规定了诉讼人、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些是对律师取证涉罪的明确规定，表面上是律师取证的规制，防止律师危害社会公平正义，但其却未规定相配套的措施。如何取证，是否需要取证，取证的规则等，成为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辩护律师在控辩不平等中处于弱势地位，《刑法》第306条如同‘达摩克斯利剑’一样悬挂在辩护律师的头上。比如，委托人、证人受自身素质和心态的影响，易翻供，甚至把责任推给律师的案例比比皆是。(二)涉嫌包庇犯罪的法律风险。《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构成包庇罪。涉及到包庇犯罪的法律体现在该条文之中。刑事辩护律师在会见嫌疑人和调查取证过程中，可能会在第一时间掌握证据。《律师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律师应当为委托人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而《刑事诉讼法》却要求知情者有作证的义务，律师身份与证人的角色发生冲突，若辩护律师继续以律师身份辩护，则可能涉及包庇犯罪的风险。(三)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法律风险。《刑法》第398条、《律师法》第38条和《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要求律师保密当事人个人信息，另一方面却要求知晓案情进行作证，规定相互冲突，律师地位比较被动。如果律师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则违背执业道德，律师可能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罪。律师在调查取证、阅卷过程中的起诉意见等文书以及案卷证据属于国家秘密，泄露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也有可能触犯泄露国家秘密犯罪。如2001年河南省焦作市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于萍因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过程中，同意被告人家属从律师助理卢某处查阅卷宗，导致所涉证人提供虚假证明，被检察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提起公诉，成为我国第一位被指控犯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律师。(四)涉嫌行贿、诈骗、涉税等犯罪的法律风险。近年来，律师行业发展迅速，队伍日渐壮大。不少律师为了获得经济收益和较大名气，更为了胜诉而替当事人找关系，行贿公检法人员;为了拓展案源，有些律师不惜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行贿。同时，在当事人缴纳律师服务费时，可能直接交给办案律师，办案律师可能无法及时回到律所开具相关手续，或者额外收取各种明目的费用，为行贿、诈骗、偷逃税款犯罪埋下伏笔，给执业律师带来了极大的刑事风险。此外，《刑法修正案九》完善扰乱法庭秩序等相关犯罪后，律师在刑事辩护中也有可能涉嫌妨害公务、扰乱法庭秩序等其他犯罪的法律风险。

二、律师辩护刑事法律风险产生的根源

(一)历史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法治理念未普及，律师的社会地位不高。封建时期我国遵从的是“人治”“礼治”。清朝末年，律师制度才被引入我国，期间曾被取消。律师制度恢复至今，人们对律师的认可度虽然提高，但律师的社会地位不高，刑事辩护风险较大。在实践中，公众的法治意识淡薄，“控辩平衡”严重缺失，无罪推定理念缺乏，使得公众形成一个“律师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错误理念。所以，当事人遇到任何事情第一时间不是寻找律师的帮助，而是到处找关系。且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忽视“以看得见的正义”实现案件的公平。辩护律师往往被视为司法工作人员的对立面，只要稍微有点“出格”，干扰司法机关办案，就会遭受到追诉。(二)刑事立法缺陷导致刑事辩护风险重重。立法具有导向性作用，《刑法》第38条和306条针对刑事律师规定伪证罪等，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律师带来了不可预测的法律风险。刑事立法缺陷造成律师法律风险无处不在，具体缺陷有:1．无罪推定原则未定作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完善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法律基础，无罪推定原则已是现代西方诉讼文化核心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我国推行法治建设，法治理念、保障人权观念深入人心，但并没有立法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的缺失给刑事辩护律师带来难以预测的法律风险。在公检法工作人员看来，刑事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有碍司法活动。2．程序性制裁措施缺失无救济即无权利无保障。对侦查人员违法调查取证，侵犯律师执业权利，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均未规定相应的法律制裁方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存在程序违法时，不能同律师一样受到刑事处罚。如，公安机关为侦破案件，剥夺律师会见权，很难受到法律追究，最典型的即是“李庄案”。对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缺乏程序性制裁措施，加重了刑事辩护律师的风险。3．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缺乏我国立法上并没有规定侦控人员和刑事辩护律师享有刑事责任豁免权。但侦控人员实际享有刑事责任豁免权，其不会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而刑事辩护律师则不同，不仅没有刑事责任豁免权，还受到《刑法》第38条和306条的规制。刑事责任豁免权的缺乏，给刑事辩护律师带来极大风险。(三)律师辩护水平和职业道德低下、违反执业纪律等个人原因。最近几年来，律师行业发展迅猛，人数不断上升，律师的刑事辩护水平参差不齐。诚然，刑事辩护律师不乏精英人才，但有些律师态度不端正，办案不负责任，导致案件错过最佳辩护期;有些律师对刑事法律和辩护方法不熟悉;有些律师为了胜诉，违背职业道德与司法工作人员进行权钱交易。其结果是因发生纠纷而被当事人控告行贿、侵占、诈骗等犯罪，从而陷入刑事法律风险之中。

三、刑事辩护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一)培育法治理念，确立权利本位的先进理念。为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会议作出的部署，加快建设法治国家，我国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要求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内容，打破“人治”、“礼治”观念，建立检察官、法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实行“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加强普法志愿者队伍、普法讲师团建设，发挥法治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等，树立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二)完善立法，降低刑事辩护律师的法律风险。1．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我国的刑法规定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大原则，分别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定罪和量刑在法律和量刑幅度范围，适用法律平等。无罪推定原则在西方主要国家已经确立为刑事诉讼的主要原则，我国只有在刑事立法中确定无罪推定原则，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没有被判决有罪之前，均被推定为无罪。这样，刑事辩护律师在承办刑事案件，向当事人或证人调查取证以及进行辩护过程中，就能避免陷入包庇、伪证犯罪的风险。2．在《刑法》中规定程序性制裁措施自行取证是我国辩护律师面临的又一巨大法律风险，辩护律师应当提高在自行取证过程中自我保护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避免遭到证人诬陷或刑事追究，在开展取证工作时要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为了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对侦控机关滥用职权、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予以制裁，唯有这样，才能减轻律师的法律风险。3．在《刑法》中明确规定律师的刑事豁免权刑事辩护制度是否完善关系到司法正义价值的实现。我国可以借鉴英美国家，建立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辩论权，辩护律师发表的不当言论不受刑事责任追究，从而降低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三)提高律师的执业能力，坚定执业操守，遵守执业纪律。刑事辩护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一定要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积极规避法律风险。学习刑事法律法规，提高执业能力，坚守律师执业道德，遵守律师执业纪律，不逾矩不违规。综上，作为法治工作的中坚力量，刑事辩护律师与其他法律工作者不同，其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较多，根源主要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法治理念未深入人心，律师的社会地位低，刑事立法缺失等等，其中有律师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为此，我们应当加强培育、确立法治和权利本位理念;健全对辩护律师刑事法律风险的规定;同时提高辩护律师的执业能力，坚定执业操守，遵守执业纪律，以防范和避免刑事风险。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3］陈瑞华，田文昌．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李贵方．刑事辩护指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徐宗新．刑事辩护实务操作技能与执业风险防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6］赵津．关于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分析［J］．法制博览，2016(10)．

［7］谢佩华．浅谈刑事辩护的风险防控［J］．法制与经济，2015(4)．

［8］杨晓静．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执业风险与防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8)．

律师责任范文篇8

一、我国证券律师资格的由来与取得

1993年1月，证监会和司法部联合颁布行政规章，创设了证券律师许可证制度。按照规定，从事证券法律服务，除取得律师资格外，还须取得“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证书”；获得个人许可证的律师还不能单独执业，必须加入一个律师事务所，至少有三名证券律师的律师事务所才有资格申请机构许可证（正式名称为“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证书”）。此后，在证监会制定的众多规范性文件中，但凡涉及法律服务，均指定由“具有从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承接。

从历时的角度看，证券律师资格的取得方式经历了三次变化。最初，即1993年，在确认证券律师从业许可的规章颁布2个月之后，首批35家律师事务所和大约120名律师取得了机构和个人的执业许可。但是这批律师既没有经过培训，也没有经过考核。

1995-96年间，各地司法厅（局）遴选律师参加培训，考核通过者取得资格。当时的做法是，由司法部门负责确定参训的人员，证监会负责培训事宜。具体而言，先由司法部向各省发放参训“指标”（比如1995年是每个省都是30个名额），各省司法厅（局）再向下分配给各个律师事务所（最初大都是其直属的律师事务所）或者直接指定律师。培训和考试是按照7个大区来进行的，比如东北三省是一个区，培训在沈阳进行；湘鄂赣是一个区，在武汉培训。证监会和司法部依据学员成绩，择优确定若干名名学员授予从业资格。

1999年，司法部、证监会联合举办全国证券律师资格考试，由执业律师自愿报名，审核通过后取得考试资格，再根据考试成绩限额确定入围者，经司法部、中国证监会审查确认后，颁发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证书。经过这次考试又有约800名律师获得了证券法律从业资格。此后至今没有再举办过类似的统一考试。这样，截止到2001年4月27日，全国共有406家律师事务所、1541名律师得到了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许可。

这三种许可证的取得方式中，第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在秘密状态下颁发许可证。只有那些接近监管机关或者律师主管机关的人才有机会获得首批许可，而率先获得准入许可则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第二种方式提供了有限的公开性和竞争机制，但是一个律师取得许可的关键在于他所在的地区获得多少参加“培训”的配额以及主管当局是否将配额分给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这方面，各省司法厅（局）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公开、平等的竞争程序的缺乏，使得资格授予的公正与公平性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三种方式向行业准入公开、平等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仅仅在1999年实施过一次，并无定期考试制度。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和证监会指定的法律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证券律师的客户与可以收费的法定项目也都不断增加。因此，维持证券律师特许制度的效用只能是限制竞争，而使已经获得许可的律师获得固定利益。

二、设立证券律师资格的政策判断与实际效果

创设证券律师资格许可制的目的是多元的：一方面，最初的制度设计者认为，中国律师的质量不高，对证券业务又缺乏经验，因此需要在初始阶段限制进入证券市场的律师人数；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规范律师对证券法律业务的介入，提升信息披露文件的真实准确与合法性。换句话说，就是要让证券律师充当证券发行的“经济警察”，分担监管机关的部分职能。然而行业特性决定了律师要靠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客户的利益来获得收入维持生存。其地位也总是与聘任他的客户相一致的：或者是发行人的律师，或者是主承销商的律师，或者是监管者的律师。相应的，他们在职能上也存在着重大差异（见表I）。如果按照设计者的要求，律师在从被监督者那里接受聘用报酬的同时，还要去完成监管者安排的监督任务，其位置将是十分尴尬的。而在资格许可制下，律师及其所在的事务所同时也是受监管的对象。在一次专业服务过程中要面临着如此之多的角色转换，其间的定位取舍对每一位证券律师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表I：证券律师类型与主要业务

表II：发行人律师主要业务：法律意见

按照规定，在股票发行过程中，发行人律师要对各种书面文件和资料进行审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这些文件包括大量关于公司的发行行为是否获得政府有关部门、行业主管机关、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核和批准，发行人是否具备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授权和批准、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承销协议和招股说明书、筹集资金的运用是否已经获得批准等内容的政府批文和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明。比如，某律师事务所1999年9月的一份律师工作报告显示，该所律师为某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所审查的106份文件中，政府批文就占了34%，如果将行政部门的证明文件也计入，则政府部门出具的文件占所有审查的文件的40%.然而在股票发行配额制下，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发行上市，往往并不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而是看它是否取得了发行配额。因此律师的关注点自然集中于那些与配额有关的政府批文。而对于这些批文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律师又无权提出异议、进行审查。

此外，证监会先后制定的几个信息披露指引均对法律意见书的格式甚至审查项目做了强制性规定。律师必须依照规定的格式和内容出具法律意见书，否则将面临申报材料被监管机关驳回，甚至连同其所在的事务所被处罚的风险。这在实际上造成律师主要注意那些在指引中被要求发表意见的事项和问题-无论是否与本次发行无关、是否会对申请结果造成影响，律师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甚至顺序逐一描述。相反，那些往往会对发行申请成功与否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有关规定未做要求的事项，则一般被放在法律意见书最后一节“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中进行说明。

过度细致的强制性要求使律师在法律审查中的主动性大为降低。被动的对法定内容进行审查而忽视那些可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又使法律意见书的实益大打折扣。

三、证券律师的义务和责任

从理论上说，律师应对其客户负有勤勉尽职义务。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诚实信用（fiduciary），二是业务能力（competency）。诚信义务要求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必须尽到最大注意（utmostcare），充分而正当地向客户披露所有的利益信息，使其清楚自己所处的状况，以便自主地作出决定。在为特定的客户处理具体的法律问题时，律师必须视客户利益为自己利益，对所有涉及客户的信息保密并且忠实代表和维护客户的利益，但同时他又必须恰当地处理利益冲突问题，既不能将自己个人的利益置于客户利益之上，也不能同时为两个有利益冲突的客户服务。对律师业务能力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标准和假设，它首先设定了一个理性的具有合格业务能力的律师的模式或范本，要求被雇佣的律师运用法律技能时必须达到这个标准。当然，律师并不能对所有的法律都了如指掌，也不可能对于任何法律问题都给予完美精确的解答，但是律师必须清楚如何研究一个法律问题并且承认表明自己法律知识的局限。在这里，遵从行业标准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律师的行为符合本行业的行为标准或者本行业人员的通常做法，那么即使他没有完成有关工作，那么也不负责任。因此，遵守行业标准实际上构成了律师的免责条件。

在我国，虽然各种规范文件对证券律师的资格要求、业务范围，甚至行文格式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但是对律师的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却并不详尽。就现有规定来看，我国法律对律师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律师在制作律师工作报告时要对上市公司涉及的事项逐项进行审查。其次，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对证券律师进行了禁止性规定，对某些行为课以相应的责任。再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了《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1996），其中很多条文涉及到律师的诚实、尽职的要求，但是这个面向律师群体的规范尚不能含概律师涉足的所有领域，尤其在判断证券律师的行为是否属于勤勉尽职时还远远不够。

近年来证监会对证券信息披露中违规律师的处罚案例来看，证券律师的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类型：

1.参与上市公司作假造假，在法律意见书等信息披露文件中虚假陈述欺骗投资者和证券监管部门，从而严重误导投资者。

2.未能勤勉尽职，违反高度注意义务，没有全面审查上市公司的材料使信息披露不真实或者不全面。

3.律师根本不具有此方面的专业能力，提供的法律服务明显存在瑕疵，出具的法律文件如法律意见书和工作报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格式。

虽然这8个案例中所涉及到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未必能代表现实中律师界的全貌，但是单就8个案例中就有4个涉及到律师出具虚假《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这一情节而言，也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如前所述，证券律师资格许可制度人为地限制了服务提供者的数量，但这种限制并没有消除证券律师群体内部的竞争，每个人实际上都面临着“如果自己不做就会有别人来抢着做”的生存压力，加之高额律师费的驱动，人们很容易忽略利益背后的责任和风险。在股票发行配额制下，企业只要获得了发行配额，其股票就能够发行和上市，因此政府的批文远较律师的法律文书更重要。所有这些客观上都促成了律师作假的发生。

从理论上讲，在信息披露中违反勤勉尽职义务的律师应当对其客户承担违约责任。因该虚假信息披露而受损的投资者也可以要求律师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但是，我国法律对律师违反勤勉尽责义务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得很少。从表IV中可以看出，这方面的规定或者比较含糊，仅仅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以行政责任为主；而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则极少，只有《证券法》第202条提到了，但是该规定非常笼统，既没有归责原则，也没有免责事由，缺乏操作性；至于刑事责任，虽然《证券法》第202条有所涉及，但由于《刑法》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因此实际上要追究律师虚假信息披露行为的刑事责任是很困难的。此外，作为律师行业基本法的《律师法》和律师自律性规范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对此都没有提及。

回顾我国证券市场近年出现的几桩大案可以发现，从琼民源、红光到银广夏案，弄虚作假互不相让，可谓“作假数额竞比高”。而在这几桩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法院始终处身事外，没有介入。固然，琼民源案由于最后有国家出面“买单”，投资者获得不错的安置，所以少有诉讼出现。但红光案发后就有股东对做虚假陈述的上市公司提起诉讼，而法院却以“不能确定原告亏损是由被告虚假陈述直接造成的，上述被告在股票市场上的违法违规行为，应由中国证监会予以处理；原告所诉其股票纠纷案不属人民法院处理范围”为由拒绝受理。到了银广夏案时，最高法院先是发出一纸通知，中途叫停，而后又将行政程序闲先置，为民事诉讼设立诸多限制。受害人起诉为虚假信息披露的发行人尚且如此，更遑论追究发行人律师的责任了。而发行人既然相安无事，则对律师也就没有动力提起诉求了。

诉讼机制的缺乏，使得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成为“没有牙齿”的具文，也使追究作假者法律责任、救助受害人成为一个神话。这种缺乏又和前面所说的我国对律师勤勉尽职规定的薄弱、行业内部低层次竞争和巨大的利益驱动纠结在一起，成为律师参与作假的温床。要彻底铲除它，不仅需要消除行业准入的壁垒、界定律师勤勉尽职的行业标准，更重要的，还有赖于诉讼机制的应用。

四、美国律师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参考与比较

在美国联邦体制下，律师要在某一州执业，必须在该州获得执业许可。美国没有通行全国的律师执业许可，若一个州的律师要到另一个州执业，或需要参加该州的律师资格考试，或有赖于两个州之间的承认协议而获得考试豁免。授予律师执业许可的机构是各州最高法院，但是，律师在联邦法院管辖范围内客户则不需要另行获得许可。律师取得执业许可通常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大学本科毕业；（2）在美国律师协会认可的法学院获得JD学位；（3）通过律师资格考试；（4）经州律师资格委员会审查同意。律师取得执业许可之后，可以在一切领域提供法律服务，没有分门别类的律师业务许可制度。律师对发行人、承销商提供法律服务，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需要另行许可的法律服务领域。但是，律师大致会谨慎地避免承接自己难以胜任的委托事务，如果律师声称自己具备某种法律知识或经验而实际上并不具备，可能构成欺诈客户-不仅会招致诉讼、赔偿客户损失，而且可能被取消律师资格。总之，美国的联邦体制和律师的行业自治模式决定了那里不可能出现政府特许的证券律师制度，但是，诉讼风险、行业自律机制有效地阻挡那些不具备这方面专门知识的律师进入这一领域。

1933年之前，证券法一直是属于美国各州的管辖领域。这些早期的法律粗疏不一，无法有效规范往往是跨越州界的证券交易。1929年的市场大崩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促成了30年代以“公开哲学（disclosurephilosophy）”为终极追求的一系列证券法律的出台。这些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证券发行人、承销商等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却并未对律师介入披露事宜作出强制规定。但是由于“强制公开”原则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的范围很广，因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公示文件都需要律师主持或帮助编制，律师介入其中就成为必然。繁重的事务性工作要求律师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于是这类业务逐渐专业化，最终产生了证券律师这一事实上的分支。

正如美国的证券市场是自发形成的一样，美国律师介入证券发行与交易中的法律事务也是自发产生而非人为设计的。尽管有研究表明律师的加入可以使证券初次发行的信用度大大提高，但证监会从来没有设置单独的证券律师资格制度。不过，在发现特定情况后，证监会有权永久或暂时取消律师资格。总体来看，在美国，证券法律业务对任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都是开放的。

在美国的证券发行活动中，发行人和承销商双方都会聘请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而规模较大的发行则可能有不止两家律师行的参与。如果发行人没有比较固定的为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它往往会采取招标的方式来决定选择哪家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发行服务。律师事务所的信誉、律师的水平和服务质量是获选的关键。而作为承销商的投资银行，则有比较固定的专门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这些律师事务所随承销商一起参与证券发行。双方律师从发行人与承销商首次谈判的时候就介入，并在整个发行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当律师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时，他可能要承担对客户、投资者的双重赔偿责任。以招股说明书为例，如果其中存在虚假陈述或遗漏重大事实，发行人律师又对该虚假陈述负有责任，那么，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发行人向他的律师索赔。发行人可以基于律师的专业失职（malpractice）行为提出主张：如果律师当时尽到尽职调查义务，他本应发现虚假陈述或遗漏重大事实，并要求发行人补正。因为律师的疏忽，发行人失去了事先纠正错误的机会，因此，导致发行失败、导致投资者向发行人索赔、承销商向发行人索赔等等。

（2）承销商向发行人和发行人的律师索赔。承销商可以依据与发行人事先约定的承销协议主张：“招股书的虚假陈述部分由发行人方面的专家编制或者鉴定。发行人律师的法律意见已经对该部分的合法性进行了确认，这种确认意味着承销商可以信赖发行人律师的专家意见；如果该部分招股书存在虚假陈述或遗漏重大事实，导致投资者对承销商的诉讼，那么，发行人的律师将对承销商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切责任。承销商的律师经过合理调查之后没有理由怀疑：在该部分招股书生效的时候存在虚假陈述或遗漏重大事实。”

（3）投资者向发行人、承销商及其董事和相关专业人士索赔。按照美国证券法第11条，在招股书生效的时候，任何部分存在虚假陈述或遗漏重大事实，证券的善意取得人可向以下人士索赔：a.在招股书上签名的所有人士，按照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6条规定，发行人、发行人的董事长、总裁、董事、财务主管、重要职员均应签署招股书；b.因职业而使其陈述具有可信性，从而提升招股书可信性的专业人士，包括：会计师、工程师、资产评估师、律师和其他一切参与制作、签定或列名于招股书的专业人士；c.上述人士的控制者。

一旦投资者提起诉讼，承销商、发行人和专业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联盟通常都会瓦解。每一被告都不愿代人受过，都要竭力证明自己的清白，都要避免牵涉连带责任，因此，每一被告都有动因把责任推给其他被告而把自己说成是无辜的受害者。如果发行人律师在以上所有的诉讼中败诉，并且被锁定为唯一的责任人，他将被判赔偿发行人、承销商和投资者的全部损失-这是足以使大多数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破产的赔偿，如果他们没有购买责任保险的话。

总之，如果律师存在欺诈，那么他就陷入了一个令人绝望的处境，除了赔偿受害人损失之外，他还可能成为刑事被告，可能被取消律师资格。因此，在美国，诉讼对包括律师在内的专业人士构成巨大的法律风险。律师欠缺注意义务、参与欺诈或者承接难以胜任的业务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五、结论性意见与建议

我国的证券律师是法律服务市场多重许可的产物。出于管制的考虑，制度设计者通过强制性的规定对证券律师的资格取得、业务范围等都作了详尽的安排，并试图把证券律师塑造成为监管者的助手。然而，这未必是对证券律师的正确定位。律师作为向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士，必须向其客户而不是客户以外的第三人，履行勤勉尽职的义务。因此律师职业的性质决定了律师不可能是中立的，更不可能是监管者的助手。当一名律师受雇于某发行人或主承销商时，他很难站在监管者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何况此时他本身也处于被监管的地位。因此，脱离律师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人为地给律师设定另类角色，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的安排。

律师介入证券法律业务，主要是围绕信息披露的要求提供有关法律文书，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合法。然而，在股票发行配额制下，企业能否发行股票、上市交易，往往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而是取决于是否取得了地方政府的发行配额。但律师又无权对批文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提出异议和进行审查，因此实际上政府批文远比律师的意见更重要。这种情形下，律师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

律师责任范文篇9

关键词:律师;依法治国;新形势;执业纪律

近几年来，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加快，法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律师在法律市场中扮演着“排头兵”的角色，律师也有义务承担推进法治文化发展、化解社会纠纷以及维护国家法律的社会使命。然而，部分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过于重视经济利益，忽视了职业道德，理想淡薄，降低了律师这一职业在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心中的职业认同感。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律师在法律市场中地位的同时，促使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因此，有必要对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展开阐述，积极引导律师行业走向科学发展、良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基本理论概述

律师在从事法律活动以及履行职务过程中，应当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应当信奉一定的道德，此为律师职业道德。律师职业道德也是一名律师情节操守、政治素质、纪律作风、服务意识以及思想品质的综合体现。在新时期，律师职业道德涵射六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任，律师从事的任何执业活动，不能与人民利益相偏离，要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勇于维护人民利益。例如，律师要积极参加法律援助、社会普法宣传以及社会公益活动，真正成为一名捍卫人民利益的合格律师。第二，忠诚。律师要忠于社会主义法律事业，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律师还应当忠于当事人，指引当事人顺着合法、正确的路线前进，保障其合法权益，不搞虚假承诺和虚假宣传。第三，正义。律师要立足本职工作，公平对待当事人，在社会上传播正能量。例如，律师不应当为了经济利益哄使当事人在社会上造谣。第四，敬业。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后，必须爱岗敬业，在法律范围内认真完成当事人交付的工作，树立正确的执业理念，提升律师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形象。第五，法治。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要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正确处理好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引导群众遵纪守法，带头遵守宪法与法律，推动依法治国进程。第六，诚信。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要杜绝作伪证和引诱证人串供的行为，执业过程中知晓的隐私和秘密也要严格保密。

二、律师职业道德失范的表现

（一）同行相轻，追逐名利。每一个律师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每一个律师的形象都关乎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现阶段，部分律师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通过贬损其他律师的方式来承揽案件，对当事人进行虚假承诺和虚假宣传。首先，律师在进行宣传推广时，关注的不是案件本身，对当事人张扬其社会背景，贬低其他律师，夸大自己办案数量以及过往业绩，最后却没有真正完成当事人的委托。其次，律师在收取费用阶段，利用当事人不懂法的特点，增加办案程序，变相讲授案件复杂程度，进而收取额外的费用。部分律师甚至绕开律师事务所，通过所函造假的方式来私自收取费用。最后，部分律师在二审案件时诋毁一审案件律师，加剧律师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总而言之，律师同行相轻、追逐名利的做法，不仅影响了律师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使得行业利润丧失殆尽。（二）素养不够，业务不精。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迭速度的加快，许多法律法规更新较快。律师只有不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由专业泛化向专业精细化转型才能适应法律市场环境的变化。现阶段，部分律师靠同行办案经验或者吃老底来处理法律事务，不积极学习最新法律知识和执业技能，为当事人服务时，屡不清思路、找不到重点、抓不住案件关键突破口，服务效能低下。除了业务水平之外，部分律师不注重言谈举止和着装。例如，东北某律师在输掉官司后，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随意指责审判人员存在不公正对待，甚至事后穿上印字T恤站在法院门口，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俨然损害了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三）关系复杂，缺乏原则。典型表现在部分律师没有把控好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关系，过于屈服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私下与相关人员暗中勾结，人为操控案件结果，破坏司法公信力和公平性，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还有部分律师通过行贿、造伪证等方式来赢得案件，丧失了本应坚守的正义和职业道德，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例如，山西“郝建华”案、北京“马玉红”案以及昆明“邓华”案等案件中，案发律师通过行贿等方式揽案源，通过行贿的方式破坏案件正常审理。上述不正当行为不仅贬低了律师行业的威严，甚至践踏了法治的尊严与底线，与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相违。（四）诚信缺失，理想淡漠。一方面，部分律师诚信缺失，对案件关键问题避而不谈，遇到困难时一味逃避，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山东某律师收取律师费后，在办理案件中遇到困难时通过拒绝接听电话的方式回避当事人，也不退还律师费，最后引起当事人到律协进行举报。除此之外，部分律师在承揽案件时，没有考量自身办案能力和服务能力，甚至对当事人进行“胜诉”承诺，导致当事人错估律师能力。另一方面，律师作为社会大家庭中的一份子，本应关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但部分律师只关注自身利益，法治理想淡薄，不愿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例如，部分律师在法律援助案件时，由于费用较低，抱着“敷衍了事”的心态办案，丝毫不关注案件当事人利益，一味从快办案，忽视案件中的关键细节，不能正确维护被援助的利益。又如，部分律师不热衷参加普法活动和其他公益活动，对社会建设和人民利益不屑一顾，有违律师职业道德。

三、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建议

（一）健全职业道德规范。针对实践中律师职业道德失范的问题，全国律协予以了高度关注，在2011年更是出台了相关行业规定，对律师执业纪律、职业道德以及行为规范予以了规定。但是该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较弱，难以适应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相关行业规定进行修订，进一步细化律师职业道德失范的行为，规定相应的责任，摆脱说空话、走形式的思想，确保行业规定能够具备可行性，真正将行业规定落实到现实生活中。除此之外，在修订或者出台行业规定时，要避免原则化的内容，注重规制条款的具体化。（二）完善立法。首先，为了针对律师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在律师队伍中起到一个警示作用，有必要修订《律师法》，完善该法中关于违规惩戒、法律责任的内容。应当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律师违规行为和典型的违法行为纳入到《律师法》当中。其次，在修订《律师法》时，要注意该法与《行政处罚法》和《刑法》的衔接，协调好法律之间的关系，防止“以罚代刑”情况的发生。再次，要加强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从法律层面细化律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监督律师事务所的不良行为。最后，为了防止律师因权利得不到救济，而采取极端措施。本文认为《律师法》在修订时也要关注律师权利救济领域，做到权责相统一。总而言之，《律师法》的修订要与社会发展形势相适应，尤其要注意现实生活中高发却存在立法空白的领域，弥补立法缺陷。（三）注重教育培训。现阶段，各个地区开展律师培训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部分地区注重执业技能，部分地区则可能注重法律法规。本文认为，律师职业培训首先要注重的就是职业道德教育，要提升律师对《律师法》及其他行业法规的认识，将与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列入到重点学习内容当中，提升律师对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的认识。除此之外，律协在对实习律师进行考核时同样应当注重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的考核，对于该领域考核不合格的人员，要加强思想教育，确保道德素质高、思想政治意识强和服务意识强的人员进入到律师队伍，将道德素养低、思想政治意识弱和服务意识淡薄的人员排除在律师队伍之外。（四）完善监督机制。规范律师执业行为，提升律师服务能力，不仅应当从立法和教育培训等层面入手，还应当完善违规违惩戒机制，督促律师树立责任意识，防止律师触碰违法违规红线。一方面，有必要健全监督机制，强化社会公民（尤其是当事人）对律师的监督，拓宽公众投诉渠道，及时发现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清除潜藏在律师队伍内部的害群之马，在法律市场上营造良好的执业风气。同时，可以考量设置专门监督律师服务工作的监督委员会，提升监督工作的专业性。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律师和律所的监督，有权披露律师的不良行为。监督委员会也应当定期对律师中的公益模范和道德模范进行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整风肃纪的同时，也发挥律师的榜样作用，在法律市场中传播正能量。（五）实行定期考核机制。司法行政机关因定期考核律师，细化考核内容，完善考核程序，避免定期考核的形式化。本文认为，在对律师进行考核时，不仅要考核该律师的专业水平、职业能力，更应当考核该律师的职业素养和个人操守，并在社会上予以公示，避免社会公众在委托律师时受到欺诈。除此之外，司法行政机关也应当定期对律所进行考核，考核律所的监督机制、社会口碑以及资金能力，提升律所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

四、结语

律师不仅是当事人权益的维护者，也是国家司法体系中的重要一部分，肩负着化解社会纠纷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使命。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在社会上树立法治意识、增强律师地位的必要保障，也是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必然要求。但由于我国律师职业道德体系建设时间短，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在未来推动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工作时还需要从层面着手。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性和系统性工程，律师职业道德建设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紧盯律师职业道德这一命题，通过运用自身所学的理论学说对这一领域加以分析，以期能够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注入新鲜的理论活力。

参考文献：

[1]叶泽闽．论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制．法制与社会．2017(21)．

[2]张正敏．“仁”与律师职业道德的规范与养成．智库时代．2017(5)．

律师责任范文篇10

一、加强律师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1、充分认识加强律师工作的重要性。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业务上级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律师队伍不断发展，素质不断提高，为社会和人民群众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已经成为维护司法公正，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个别律师政治意识淡薄，缺乏大局观念，社会责任感不强；律师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特别是高端业务素质亟待加强；管理工作的基础还不扎实，规范有效的监管机制有待于健全，律师事务所的自律管理水平有待于提高，律师执业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等。各律师事务所和全体律师一定要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加强律师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把律师工作抓紧抓好，确保我市律师事业健康发展。

2、加强律师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依照《律师法》、《司法部关于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工作的意见》，坚持不懈地加强律师队伍的思想、业务、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严格管理监督，不断提高律师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3、加强律师工作的目标要求。围绕建设一支“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总体目标，继续深化律师管理工作改革，健全完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自律管理的三级律师管理体制，使律师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诚信建设进一步加强，律师行业规范化、专业化程度和律师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培养具有专业特长、能承办高端业务的品牌律师事务所和品牌律师。

二、坚持不懈地加强律师管理工作

4、建立健全律师管理工作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律师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完善原有律师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律师流动管理办法、律师敏感案件、群体性事件的执业规则、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品行考察制度、新律师辅导制度、律师事务所发起人谈话培训制度等行业规范，。今年下半年，将重点对合伙律师事务所合伙主体以及对律师事务所收案行为进行规范。严格合伙人的条件，严禁“假合伙”现象存在；律师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应当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案件当事人的委托、统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并将案件委派给具有相应专业能力的律师办理，逐步解决谁揽的案源谁办理的问题，切实改变律师事务所“个人执业联合体”现象。同时，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各项制度的落实。

5、建立健全律师行业准入、退出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律师实习人员培训考核、资质认定等制度，加强对申请律师执业证、律师执业证注销与吊销、律师机构变更事项、律师合理有序流动的审核监督。同时，加强对拟执业人员品行的审查核实工作，严把律师行业的“入口关”，防止品行不良的人员混进律师队伍。

6、建立健全律师行业保障机制。按照省司法厅、物价局制定的《省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建立律师事务所业务收费公示制度，增强律师收费的透明度。监督指导律师事务所健全财务管理制度，鼓励增加公共积累，壮大经济实力，增强发展后劲。进一步完善市场保障机制，创造良好的法律服务市场环境。

7、建立健全律师行业评价激励机制。按照《市司法局关于加强律师诚信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律师诚信建设，建立完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信用档案、诚信评价等制度，将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公开化、透明化。进一步推进律师行业信息化建设，适时公布律师行业重要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为社会监督和市场评价奠定基础。进一步健全律师行业激励机制，市局将争取市委政法委的支持，联合市人事部门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评先创优活动。树立和表彰先进典型；广泛利用新闻媒体，加大对律师队伍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提升律师队伍的社会形象和职业声誉。

三、持之以恒地抓好律师队伍建设

8、切实提高律师队伍的政治素质。坚持不懈地抓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风纪律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认真学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宪法意识，真正做到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决不允许发表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决不允许组织或参与非法组织及其活动，决不允许在执业活动中唆使、诱导当事人上访、闹事，从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重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9、切实提高律师队伍的业务素质。进一步加强律师业务建设，提高律师队伍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服务的能力。加强对律师的法律教育，提高法学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加强对律师的政策、法规和相关专业教育，拓宽视野，丰富知识，促进开拓新业务；加强对律师基本技能的培训，增强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的能力；加强对律师高端业务的培训，培养一批专业带头人，推动律师业务的专业化建设；鼓励律师参加学历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完善律师事务所内部业务培训制度，调动律师参与学习培训的积极性；建立定期交流、相互学习、“传帮带”等制度，开展创建学习型律师事务所活动。

10、建立健全律师队伍教育培训机制。司法行政机关要根据党委政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对律师的政治、业务学习培训规划适时提出宏观指导意见。业务学习培训中，要创新培训方式，增强培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要创新教育培训体制，加强横向、纵向的联系，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层次和规模。

四、积极拓展律师业务领域

11、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要积极引导律师服务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拓展，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层次和服务水平。要围绕中心工作、经济发展，积极拓展高、精、尖法律服务工作，努力提高非诉讼业务比重。要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探索新的服务形式和服务措施，努力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服务。要围绕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探索为促进对外开放服务的意见和措施，努力扩大对外开放的法律服务。

12、为创建平安、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积极引导律师树立“双重责任”意识，在执业过程中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引导群众依法正确表达诉求，减少不和谐因素。推动律师参与法庭调解和社区调解活动，引导律师参与处理涉法信访和群体性事件，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深入开展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各项工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塑造律师良好的社会形象。

13、规范对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按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的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律师从事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辩护或工作的指导，及时了解律师从事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辩护或情况，做好监督、规范和指导。律师事务所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备案制度，对拟办理的重大或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案件，按规定逐级报告。

五、全面落实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

14、建立健全监督惩戒机制。进一步完善律师执业监督体系和监督机制，通过制定监督规范、办理年检注册、开展专项检查等工作，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要通过动态化、经常化的监督与检查，督导律师事务所、律师严格自律、依法执业，预防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通过推行“诫勉谈话”或者“发出整改建议意见”、“整改督查令”，督促执业不规范、管理不严格的律师事务所和违法违纪执业律师的有效整改；进一步完善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社会监督机制，聘请社会监督员，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监督活动，加大监督力度，并且，完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投诉案件的受理、调查、处理、回复工作程序，提高查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健全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违规违纪惩戒制度，并配合律师协会加强行业惩戒工作，对于受到行业处分或行政处罚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在行业内进行公开通报。

15、切实提高律师事务所的自律管理能力。各律师事务所要按照《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律师队伍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强化律师事务所的规范化建设，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对律师所和合伙人的管理责任、收案收费、财务管理和收入分配、内部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必须切实履行管理职能，强化管理意识，提高管理能力，确保律师事务所健康发展。

16、切实强化律师自我管理意识。全体律师要增强自律意识，树立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正确的服务观、执业观，做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严格遵守执业规范，铸造“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执业灵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服务社会、服务群众落实到执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把社会效益放在工作的首位，严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正确处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不断强化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坚决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六、努力加强律师队伍党建工作

17、进一步健全律师队伍党组织体系。按照有利于加强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党组织发挥作用，有利于促进行业管理和律师事业健康发展的原则。凡具有3名党员以上的律师事务所，必须建立党支部；党员不足3名，不具备单独建立支部条件的，要按照就近、方便组织生活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要积极稳妥地做好律师队伍新党员的发展工作，不断为党输送新鲜血液，增强党在律师队伍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18、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律师事务所党支部要采取措施，加强工作力度，在选好配强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的基础上，制定律师事务所党支部的组织活动计划，落实“”制度，进一步明确律师事务所党支部的职责，围绕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和建设开展党建工作。各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和联合党支部要按照机关工委和局党组的要求，认真加强支部建设，抓好各项组织活动的落实，发挥每一个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使每一个党员都在党支部的管理监督之下。

19、充分发挥党员律师的先锋模范作用。按照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每一个党员律师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纲领，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法律服务实践活动。要努力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树立执业为民、诚实守信、热心公益、奉献社会的良好形象。

七、大力强化对律师工作的领导

20、认真履行领导职责。市局把加强律师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抓紧抓好。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研究部署加强律师工作的意见和措施，定期听取律师工作情况汇报，认真检查工作措施的落实情况，督促制定年度律师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