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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滞纳金十篇

时间：2023-03-30 04:15:43

税收滞纳金

税收滞纳金篇1

关键词：滞纳金经济补偿行政处罚

税收滞纳金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一项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对税收滞纳金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从《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可以看出，税收滞纳金在现象上表现为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缴纳或解缴（以下统称为缴纳）税款，税务机关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照滞纳税款的一定比率按日加收的款项。它不同于纳税人根据税法规定应缴纳的税款，也不同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违法违章行为给予的行政罚款；它既从属于纳税人的应纳税款（税收滞纳金是因滞纳税款而产生，如果不存在滞纳税款，税收滞纳金也无从谈起），又独立于纳税人的应纳税款（税收滞纳金一旦产生，就不能和应纳税款混为一谈，必须进行单独核算）。

一、设立税收滞纳金制度的目的

国家税收遵循的是“公平、效率”原则，通过税款的征收维持国家机器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因此，税收法律规定纳税人的应纳税款应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限缴纳税款。税款如果无法及时、有效地征收入库，政府的资金运转将出现困难。笔者认为，国家设立税收滞纳金制度就是弥补由于纳税人未按期纳税给国家资金运转、使用等方面造成的损失。

二、税收滞纳金的性质

针对税收滞纳金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税收滞纳金是行政处罚性质；第二种观点认为税收滞纳金的性质包含经济补偿和惩戒两种性质；第三种观点认为税收滞纳金是纯经济补偿性质的。笔者认为，将税收滞纳金的性质界定为纯经济补偿性质才是合理、公正的。理由如下：

一是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未履行法定纳税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及经济责任。也就是说，未履行法定的纳税义务会受到税务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如果触犯刑法，则会受到刑事处罚。同时，因未履行法定的纳税义务，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这种经济赔偿责任的表现形式就是税收滞纳金。

二是税务行政处罚是依据税收法律法规，由税务行政机关对具有违法行为，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自然人或法人进行的一种制裁、惩罚。在这时，纳税人承担的是行政责任。而税收滞纳金是一种补偿，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赔偿，而不是国家对他们的制裁。纳税人这时承担的是一种经济责任。

行政处罚有一个原则是“一事不再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认为税收滞纳金属于行政处罚，而滞纳金和罚款都是以给付金钱的形式缴纳的，那么，在本质上就形成了对同一个纳税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了两次罚款，与“一事不再罚”原则发生冲突。同时，《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6）行政拘留；（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滞纳金不在上述的行政处罚种类范围内，税收法律法规也没有将税收滞纳金设定为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除罚款可以采取第（一）、第（二）项措施外，任何行政处罚都必须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对象是未缴纳的税款，即一是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纳税人存款中扣缴税款；二是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纳税人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同时该条还规定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纳税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第八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税收征管法》明确规定了税款和税收滞纳金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既可以由税务机关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此征收滞纳金与罚款是两种不同的行政行为。

从1999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试行）第七条规定：“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对下列税务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一）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1）征收税款、加收滞纳金；……（六）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1）罚款；（2）没收非法所得；（3）停止出口退税权。”这个部门规章明确规定了加收滞纳金属于征税行为，而不是行政处罚。

由此可见，税收滞纳金不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也就不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税收滞纳金具有行政处罚性质”的观点是错误的。

三是“税收滞纳金包含经济补偿性质和惩戒性质”的观点认为税收滞纳金的征收应坚持经济补偿与惩戒并重的原则。当针对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时，滞纳金的作用侧重于补偿性质；当针对试图无偿占用国家税款的纳税人时，滞纳金的作用侧重于惩戒性质。这种观点也体现在了《税收征管法》的立法上。立法者在设计税收滞纳金加收率时，既考虑了经济补偿性，又考虑了惩戒性，因此将滞纳金加收率设为万分之五，比目前的年利率高出近十倍。

所谓的“惩戒性”实质上就是“处罚性”，是对纳税人的一种制裁、惩罚。虽然“税收滞纳金性质包含惩戒性”这种观点并没有直接将税收滞纳金表现为行政处罚，但是，这种观点的谬误无异于认为“税收滞纳金具有行政处罚性质”，它们的内在性质是相同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加收税收滞纳金就是以滞纳金之名行罚款之实，变相地对纳税人给予处罚。

税收滞纳金带有惩戒性对部分纳税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纳税人未按期纳税的原因有主客观之分，有的是因不可抗力、突发事故等客观原因，而有的则是企图无偿占用国家税款。后者在主观上显然具有恶意。由于《税收征管法》明确规定了滞纳金加收率，在立法目的上，就具有了惩戒性质。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未按期纳税的纳税人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惩戒。未按期缴纳数额相同税款的纳税人，主观上无恶意的和主观上有恶意的受到了相同的惩戒。这对无主观恶意的纳税人显然是有失公平。

由此可见，“税收滞纳金包含经济补偿性质和惩戒性质”的观点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

四是笔者认为，将税收滞纳金性质界定为纯经济补偿性质，就明晰了纳税人因未按期纳税而应承担的经济责任，而不是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无论纳税人是否出于主观恶意，都应该承担因未按期纳税给国家带来损失的经济赔偿责任。而具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则还应该受到行政处罚。

区分纳税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根据合情合理的理解，纳税人在税务机关进行催缴以后，没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会按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具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可能会仍然不缴纳。《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根据这条规定，具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会受到行政处罚，他的经济损失会比没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大得多。实际上，没有主观恶意的纳税人可以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延期缴纳税款。因此笔者认为，试图通过税收滞纳金的形式来对未按期纳税的纳税人进行惩戒的做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达不到惩戒的目的。

综上所述，只有将税收滞纳金的性质界定为纯经济补偿性质，才能使税收滞纳金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和公平性，使广大纳税人和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更易理解和接受，更有利于税收滞纳金的征收入库，弥补国家的经济损失。

三、税收滞纳金加收率的确定

笔者认为，在《税收征管法》中将滞纳金加收率固定下来的做法欠妥。一部法律一旦颁布施行就具有其严肃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不得随意变动，也不宜在短期内进行修改。而税收滞纳金体现的是经济补偿作用，应该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将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加收率明确规定在《税收征管法》中，使滞纳金加收率长期无法变动，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最后导致滞纳金加收率过高或过低，使纳税人无法承受或者国家的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弥补，滞纳金也就失去了其经济补偿作用。

因此，《税收征管法》不宜对滞纳金加收率做明确规定，只适宜规定对哪些行为应加收滞纳金，对哪些情况可以免收滞纳金。具体的滞纳金加收率由国家税务总局以部门规章的形式专门颁布，并明确规定适用的纳税年度期限（例如适用3～5年）。期满之后，再根据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情况，颁布新的滞纳金加收率。这样，就使滞纳金加收率既有一定的稳定性，有利于税务机关的实际操作，又有相对的灵活性，确保税收滞纳金经济补偿作用的充分实现。

税收滞纳金加收率应该根据其性质，按照科学而合理的标准来制定。笔者认为，税收滞纳金加收率应参照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来制定。银行贷款利率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反映了资金有偿使用的市场价格，体现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考虑了经济组织和个人的承受能力。税收滞纳金加收率以此为参照来制定，可以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相吻合，能较充分地反映税收滞纳金的本质。

以银行利率为参照来制定税收滞纳金加收率，并不是说滞纳金加收率一定要随着利率的调整而调整。由于利率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相机调整，比较灵活。以我国为例，从1996年5月1日到2002年2月21日，银行共调整了10次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0.98%调整到5.31%，下调了5.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调0.81个百分点。如果滞纳金加收率随银行利率而频繁调整，将使滞纳金的计算非常复杂，不利于税务征收部门的实际操作。因此，税收滞纳金加收率的制定应该充分考虑未来几年国家经济形势变化情况，在银行贷款利率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百分点。《税收征管法》规定的滞纳金加收率为万分之五，相当于18.25%的年利率。而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31%，比滞纳金加收率低12.94个百分点。鉴于目前的滞纳金加收率考虑了惩戒性，因此从经济补偿的角度看，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加收率仍嫌较高。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将滞纳金加收率定为万分之三，既相当于年利率10.95%较为合适。

滞纳金加收率确定以后，如果银行利率持续下调或者上升，会不会影响滞纳金的加收呢？笔者认为不会。从1996年到2002年一年期贷款利率下调幅度来看，平均每年下调了0.81个百分点，这种变化幅度与滞纳金按年计算的加收率相比是较小的。在3～5年的时间里，即使银行利率持续下调或上升，利率与滞纳金加收率的差距都不会很大，对滞纳金实际征收产生的影响也就不会很大。

综上所述，税收滞纳金加收率的确定应尽量做到科学、合理，充分体现税收滞纳金的本质。

参考文献

（1）许毅主编《新编财政税收财务会计实用全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税收滞纳金篇2

从法律的规范性、统一性、权威性出发，《税收征管法》中的滞纳金不应理解为强制滞纳金。执行罚是指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对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当事人，科以新的金钱给付义务，以促使其履行义务的行政强制方法。其原理在于，通过对当事人不断增加新的金钱给付义务，对其心理施加压力，迫使其尽快履行义务。执行罚概念中的“行政法义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二是指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三款、第十二条、第四十五条规定，强制滞纳金是对拒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当事人处以的金钱给付，以先在的行政决定为前提，目的在于督促义务人履行行政决定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而税款滞纳金是对未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缴纳税款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加收的金钱给付（《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只要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滞纳税款即从滞纳之日起就加收滞纳金，不需要经过行政机关的认定，与行政决定是否存在无关。从作用原理看，高比率的税款滞纳金（如原征管法规定的千分之二的滞纳金）与强制滞纳金一样，能够对义务人形成心理威慑，迫使其自动履行纳税义务。但不同的是，高比率的税款滞纳金所督促履行的义务是法律规范规定的抽象的（纳税）义务，是一般意义上的义务，而不是通过行政行为（行政决定）具体化的义务。

进一步说，行政强制法将执行罚概念中为督促义务人履行行政决定（金钱给付）义务而加处的滞纳金上升为立法，确立为行政强制执行方式，而将督促义务人履行法律规范规定的一般义务而加处的滞纳金排除在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之外。因此，税款滞纳金与行政强制法中的滞纳金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与其它保障行政法规范上的一般义务得到履行的行政手段一样属于行政强制执行以外的行政措施，不属于强制滞纳金的范畴。应该肯定的是，执行罚说产生于现行征管法施行以前，由于当时行政强制法没有出台，执行罚说依据原征管法有关税款滞纳金的规定和行政强制理论将税款滞纳金的性质界定为行政强制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原征管法的修订、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和实施，执行罚说所处的法制环境和立法基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税款滞纳金的法律性质应重新予以审视。

一般来说，国家与国民之间由于税收的课赋与征收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包含权力关系与债务关系两个方面。在权力关系中，国家以优越的权力的意志主体出现，税收关系是以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国家课税权的行使以“税收法规——课税处分——滞纳处分——税务罚则”的模式进行。从债务关系看，税款是纳税人购买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的价款，税收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是公法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纳税人没有及时履行（缴纳税款）这种公法上的债务，当然要承担相当于私法中的“迟延履行”的赔偿责任。与此相对应，税款滞纳金制度的设计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突出权力关系的惩戒性滞纳金，另一种是突出债务关系的赔偿性滞纳金。惩戒性滞纳金为告诫纳税人及时缴纳税款，规定了较高的加收比率，如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0条规定：“依税法规定逾期缴纳税捐应加征滞纳金者，每逾二日按滞纳数额加征百分之一滞纳金”。而赔偿性滞纳金作为税款迟延履行所致损失的赔偿，大多数国家以银行贷款利率或国债利率为基准，同时根据本国融资成本的实际情况在银行贷款利率或国债利率的基础上上浮若干个百分点，以避免纳税人将迟延缴税作为融资手段损害国家税收利益。如《美国联邦税法典》6621条规定的“对欠缴款项加收的税务利息补偿”即相当于赔偿性滞纳金，其利息率为联邦短期利率基础上另加3个百分点。保证税收收入完整和及时入库是《税收征管法》的根本目的，所有征管措施均围绕实现这一目的来设置，税款滞纳金也不例外。为此，对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行为，征管法规定了三项措施：一是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并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金（赔偿性滞纳金或惩戒性滞纳金）；二是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后，逾期仍未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措施；三是税务机关除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措施外，还可以处以罚款。从保证税收收入完整入库的角度看，逾期税款的完整入库既包括税款本金，也必然包括该笔税款因逾期而损失的资金时间价值。查补税款本身是一种事后监督，有些偷漏税往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会发现，将查补税款缴入国库，只保证了税款本金入库，但按时入库己不可能，此时滞纳金作为对不能按时入库的税款的时间价值损失的赔偿，便成为必然选择。因此，赔偿性滞纳金是保证税收完整入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从保证税收收入及时入库的角度看，《税收征管法》设置的加收滞纳金（惩戒性滞纳金）、直接强制执行、行政处罚三项措施中，直接强制执行无疑对保障税款及时入库具有决定意义，是终极的最有力的保障措施，而惩戒性滞纳金和行政处罚同属对义务人施加心理威慑来迫使其履行义务的管理措施，就对义务人施加的心理压力的强度看，行政处罚比惩戒性滞纳金更有威慑力。因为义务人连行政处罚都不惧，还在乎区区的惩戒性滞纳金？

因此，惩戒性滞纳金对保证税收及时入库的作用值得怀疑。税收实践表明，惩戒性税款滞纳金突出惩戒性的督促作用而忽视了赔偿作用，较高的加收比率既使纳税人特别是那些陷入困境、拖欠税款的企业不能承受，也增大了税务机关的执行难度。2001年征管法修改中有关税款滞纳金规定的变化，似经历了从惩戒性到赔偿性的转变。在2001年修订之前，《税收征管法》对滞纳税款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相当于73%的年利率），修订后，改为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18.25%的年利率），大体与民间借贷的利息成本相当，摒弃了滞纳金加收比率中发挥告诫作用的惩戒成分；并且，2001年修改以前的《税收征管法》，对违反缴纳税款义务的行为没有规定是否征收滞纳金，2001年修改后的《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对纳税人偷税、逃避追缴欠税和抗税等违法行为除追征税款、处以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外，增加了加收滞纳金的规定。虽然2001年征管法仍然没有明确税款滞纳金的法律性质，但从征管法对税款滞纳金的规定看，税款滞纳金是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不及时履行纳税义务而产生的连带义务，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迟延缴纳税款所致国家税收利益损失的赔偿。将税款滞纳金性质理解为“赔偿性滞纳金”，不仅有国际立法先例，更符合征管法本身将滞纳金与税款同等对待的精神。前文所述的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以及《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正是出于税款滞纳金是税款迟延损失赔偿、与税款本身具有同等地位的考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优先权包括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1084号）也表明了这一观点，该文件明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立法精神，税款滞纳金与罚款两者在征收和缴纳时顺序不同，税款滞纳金在征缴时视同税款管理，税收强制执行、出境清税、税款追征、复议前置条件等相关条款都明确规定滞纳金随税款同时缴纳。税收优先权等情形也适用这一法律精神，《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税收优先权执行时包括税款及其滞纳金。”对税款滞纳金性质的认识，必须将《税收征管法》有关滞纳金的所有条款乃至通篇法律规范结合起来，唯此才能够得到符合立法意旨的正确的理解和适用。

作者：江湘瑞

税收滞纳金篇3

关键词：税收征管法核定方式偷税滞纳金涉税犯罪移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新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自施行以来，已经在加强税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在税务稽查实践中，仍遇到一些难以掌握和操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核定征收方式的采取、偷税行为的认定、滞纳金的加收、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等方面。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较好地解决，那么，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将难以在基层得到贯彻落实。

一、关于核定征收方式的存在问题及建议

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税务机关对六种情形之一的行为有权采取核定其应纳税额，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对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核定征收方式存在问题

1、核定征收方式确定条件的不足。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六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不清之处。⑴“账目混乱”的概念内涵模糊，缺乏明确的标准，对于到达何种程度才算“混乱”难以掌握和判断，实践中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容易发生争执；⑵“成本资料”的范畴不明确。如入库单、出库单、投料单、月末在产品盘存单等，按照相关的会计制度，都属于成本核算中的有关资料，缺失上述资料的企业是否符合“成本资料、收入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这一条件难以认定；⑶对于“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缺乏具体解释，“明显偏低”和“正当理由”的定义未能明确。

2、核定征收方式条件的缺失。新征管法对适用核定征收的几种情形的表述中均未涉及税务机关对企业记假账、或提供虚假账簿、凭证资料该如何处理，这就必然会给一些企图偷逃税的纳税人以可乘之机。按照规定，只要企业设置有账簿，而且账目清晰，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齐全，税务机关就应该对其进行查账征收（企业采取两套账偷逃税款的除外）。如果企业设置的是虚假账簿、虚假凭证，尽管所反映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但其形式满足了账目明晰、凭证齐全的要求，那么税务机关能否实行核定征收则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按其虚假的账簿、凭证对其进行查账征收，大量税款将从这一政策漏洞中流失。

3、征纳双方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保障。如果税务机关采用的是核定征收的方式，则不一定依据发票、账簿、报表进行计税。通常的核定依据方法包括：⑴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⑵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⑶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⑷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采取核定方法确定的应纳税额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经税务机关认定后，调整应纳税额。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核定征收给税务稽查工作带来很大难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合适，难以有效保障征纳双方的合法利益。

4、核定依据欠缺说服力。在有关纳税信息方面，纳税人明显占据优势，因为只有纳税人才最清楚自己必须纳税的事实及实际收入和成本等纳税资料。由于征管技术、征管人员和征管费用所限，要求税务机关完全了解和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是不现实的。正是税收征管中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供完整、准确、可信的税务资料。可是，纳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往往会促使其为减轻税收负担而以一些“虚假行为”来蓄意隐瞒信息或对信息进行“技术处理”，致使税务机关掌握的是虚假的或质量很低的纳税信息。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纳税人必然会更多地强调其经营情况的特殊性。加上由于税务机关内部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系统的税源监控部门，涉税信息的采集缺乏专业化、规范化、连贯性和时效性，这就造成税务稽查人员在运用核定征收方式时，难以找到使纳税人感到有说服力的参照物。

（二）完善核定征收方式的建议

1、对有关规定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加以明确，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方便基层执法人员严格执法，避免实际工作中出现随意性。

2、对缺失部分予以补充，以减少政策漏洞造成的税收流失，打消部分纳税人借以偷逃税款的幻想，避免税收征管资料失真现象，提高相关数据对税源情况反应的可靠性以及对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加强税源信息的采集分析，及时将部门信息、征管信息、财务信息进行比对，按行业、分类型制定核定征收的参考标准。

3、运用听证制度，使纳税人了解核定征收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是否充分、正当，所运用的核定方法是否合理，而税务机关则可以根据涉税额的大小设置正式和简易两种听证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

4、建立辩论制度，即纳税人对核定的税款有异议的，有权辩论和质证，如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确凿证据，税务机关应当尽快进行调整，这样可以促使纳税人提供更多的据以征税的真实情况，并使核定结果更接近真实。

二、关于偷税行为的问题及建议

（一）偷税行为存在问题

1、偷税认定的内涵过宽。根据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偷税行为采取正列举的方法，从会计账簿和纳税申报两个方面对偷税的范围进行了界定，但其表述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⑴从征管法条文的字面来看，没有漏税的字眼，会给人造成“非欠即偷”的误解，凡查补的税款都认定为偷税，从而把一些本该属于漏税范围的非主观故意的不交和少交税款的行为视为偷税来处理，使纳税人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法律责任。⑵对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理解，只要纳税人不如实申报，那怕是不如实申报“一分钱”的税款，也是偷税，造成偷税认定的面过宽，打击范围太大。⑶现实工作上漏税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公认的税收理论，漏税是指纳税人并非故意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纳税人有可能由于对税收法律法规的不甚理解或者粗心大意而导致应税收入确认、税率适用发生差错，从而造成税款的“不缴或少缴的”不良后果，即引发漏税。但从目前情况看，税务机关常常被偷税认定面过宽，打击范围太大的现象所困扰，影响税务机关的执法。

2、难以准确认定偷税行为。偷税行为的主观故意，无论在取证上还是在性质的认定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偷税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如以欺骗手段获取特殊行业资格认定，享受税收优惠或获得退税资格，从而达到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目的。又如，有的纳税人在银行多头开户，隐瞒销售收入，逃避税务机关的监管；有的纳税人甚至利用因特网、电子商务等高技术手段，通过在网上商务信息、采取送货上门服务的方式，不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从而大肆偷逃国家税款。

3、偷税行为的认定与财务会计制度的冲突。由于我国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存在差异，因此对纳税人有的行为在客观表现上符合偷税行为的条件，但主观上是否具有偷税故意很难判断和取证。⑴纳税人按《会计准则》计提坏账准备金、减值准备金、折旧以及确认收入时，按税法规定则要做相应纳税调整。⑵如果纳税人出现应当作进项税额转出而未转出，应当视同销售计提税金而未计提，该进行纳税调整而未调整等情形，在会计制度上完全合法的，但按照税法规定则可能出现申报不实，不缴或少缴税款的情况。

4、偷税手段的列举外延过窄。法律的法定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罚无明文不处罚”，只有符合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所列举的行为才能认定为偷税行为，否则就难以认定。这种完全式列举虽然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它”的功能，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⑴完全列举虽一目了然，便于遵守执行，但容易产生疏漏，使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现实。⑵采取这种方式易与税法不协调。税法存在形式多样性和易于变动性等特点，如目前的会计电算化和电子报税等就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在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全从税收征管形式的角度限定偷税方式是不可能的，无论偷税方式罗列多少，也无法涵盖偷税之全部外延。

（二）完善偷税行为认定的建议

1、修改税收征管法，将漏税行为法律化，从轻处理。既然漏税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法律法规上作出相应的规定，包括漏税的构成条件、应当承担的经济或法律上的责任等等，通过将漏税行为法律化，从而填补法律的空白，从法律上明确区分偷税行为和漏税行为的界限，对偷税行为构成犯罪的给予刑事处理，对漏税行为纳入税务行政处罚的范畴。如果不这样，税收工作实践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下述现象：⑴一些漏税被当成是偷税从严处治、使违法者承担不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严重地影响了税收执法的公平与合理。⑵一些漏税被依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予处罚”的原则免受法律制裁，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以提高税务机关的执法效率，体现执法的刚性。

2、采取明晰内涵、概括外延方式规定偷税行为。针对新征管法对偷税的规定内涵过宽、外延过窄的实际情况，修改征管法，尽量对偷税的内涵予以明晰，能量化的就量化，如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这种偷税行为，就要把虚假的方式明晰为那几种情况，尽量以正列举方式来明晰，做到一目了然，便于操作。对于外延不足的情况，以概括方式解决，并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偷税行为的变化情况，以补充列举方式解决完全列举方式列举不足的弊端,能防止挂一漏万，保证了法律法规的严谨性、周密性,新出现的、高科技的偷税方式都能纳入偷税范围,这种立法方式将可以适应税法的多变性和更接近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可以大幅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刚性。

3、逐步减少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两者尽量融合。有关部门在修订税法和制定财务会计制度时，要注意减少两者的差异，尽量减少纳税人由于财务处理与税法差异需纳税调整的情况，减少纳税人客观出错的机会，降低纳税成本，最终达致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成本的降低，给纳税人提供依法纳税的机会和便利。

三、关于加收滞纳金的问题及建议

（一）加收滞纳金存在的问题

1、加收滞纳金难。从新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看，征收滞纳金工作的好坏反映了新征管法的严肃性，也体现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滞纳金征缴过程执行难的问题非常突出：⑴部分税务人员以及纳税人对征收税收滞纳金认识不够。有些税务人员、纳税人错误地理解了滞纳金的概念和性质，将滞纳金看作一种处罚，认为对纳税人既打又罚不合理。其实，加收滞纳金是纳税人因占用国家税金而应缴纳的一种补偿，而不是行政处罚。这些有法不依的行为削弱了税法的刚性，使得部分涉税违法者感到违法成本低廉，以致形成故意欠税的恶性循环。⑵滞纳税款计算存在难度。例如加收滞纳金以流转税为依据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按期缴纳税款，一旦延误，就应该加收滞纳金。如果说纳税人当期税款延迟缴纳，这笔滞纳金计算还简单的话，那么在一年中每月有笔收入少缴或不缴流转税，计算这个滞纳金就变得相当复杂了，稽查局往往是一查几年，计算滞纳金更复杂，工作量更大。这也使一些税收征管人员产生了畏难情绪。⑶滞纳时间难以认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偷税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规定：对偷税行为加收滞纳金的计算起止时间为，从税款当期应当缴纳或者解缴的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者解缴之日止。而新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税收征管法及本细则所规定期限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期满的次日为期限的最后一日；在期限内有连续3日以上法定休假日的，按休假日天数顺延。所以说，税法确定的纳税期限不一定是固定的某一日。如果查获企业偷税每月都有发生，滞纳金的起始时间势必要查日历来得到，并且要注意节假日期间的休假日是否影响纳税期限。如果是前几年的偷税，还要查历年的日历。这样计算的滞纳金，税务稽查人员不但增加了工作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容易出差错。一旦发生有关滞纳金的行政诉讼，极易使税务部门处于尴尬境地，这导致了一些税务人员不愿征收滞纳金。

2、税收滞纳金过高的征收比例与其“补偿”性特征不相符。新征管法在实质上已经将税收滞纳金界定为“补偿金”。那么作为一种“补偿金”，按照一般的经济法律原则，其补偿额应当与其给对方造成的损害（含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基本相当，不应该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如果显失公平，按理当视为无效。而我国现行的税收滞纳金制度规定的滞纳金的征收比例却高达每日万分之五，换算成年征收率则为18％（365×0.5‰），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左右。这一种“补偿”显然可以视为“显失公平”，应当被视为无效。也就是说现行的税收滞纳金根本就不能看成是补偿金，它除了补偿成份之外，还具有相当的惩戒与惩罚成份。

3、税法对滞纳金的计算问题规定得不全面。滞纳金应当如何计算？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考虑，这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要真正计算加收滞纳金了，却又实在地成了问题：滞纳金该加征到何时呢？也就是说滞纳金的终止日究竟该如何确定？是只计算到税务人员到单位实施稽查之日呢，还是计算到稽查资料移交审理之日？是计算到审理人员制作《税务处理决定书》之日呢，还是计算到税款最终入库之日？应该说加收到税款入库之日最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是这其中也有不妥之处，主要是这其中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稽查审理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长达半年乃至更长，这对纳税人来说，滞纳金负担将会因审理时间延长而加大加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纳税人可能很愿意将相关税款尽早入库主观上已经没有继续延迟纳税的过错，但因为程序上的原因，却仍然必须承担额外的滞纳金负担。这显然不妥。

（二）完善加收税收滞纳金的建议

1、用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水平，加大检查力度，坚决堵塞税收漏洞。信息化使税务管理走向规划化、标准化，但过多的环节、繁琐的手续，又常常使纳税人感到办税太麻烦。要充分体现税收工作的服务理念，发挥税收信息化潜在的优势，提高办税效率和服务质量。要建立电子缴税信息系统，使税务机关在当天就可以了解企业账户透支情况，及时电话催缴。税务部门应尽快开发出一种高效简便的计算程序，对滞纳金实行简便计算。对滞纳时间在一个月之内的，按日加收滞纳金，一个月以上的加收一个固定比例的滞纳金，达到计算上既简便又合理的目的。税务部门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进行查补税款及滞纳金计算软件的开发，把对加收滞纳金内容的检查列入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中。同时，对应加收的滞纳金实行强制执行，让欠税的纳税人切实感到拖欠税款的代价。

2、进一步下调滞纳金的征收比例。虽然新征管法已经大幅度下调了税收滞纳金的征收比例，但是滞纳金的加收比例仍然很高，甚至比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滞纳金也高出了近4至5个百分点。过高的滞纳金征收比例已经让纳税人不能承受。纳税人不能承受，但又不得不承受。结果会如何呢？纳税人可能会选择不法手段如偷税逃税、不按照正当渠道办理注销手续即关门走人，甚至还可能发展为直接对抗。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纳税人破产。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结果对经济发展与国家税收收入都没有任何利益。因此，从经济决定税收看，我们仍然有必要进一步下调税收滞纳金的征收比例。最佳的选择是与银行利率挂起钩来。

3、滞纳金时间的计算应扣除一些不应由纳税人负担的时间。如从现阶段稽查实践看，从通知企业查账开始到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中规定的缴税期限，这段时间应视作滞纳时间停止，不作为加收滞纳金情况处理，纳税人不负担税收检查期间的滞纳金。

四、关于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问题及建议

我国现行的涉税犯罪移送制度主要由新征管法第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七十一和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诸条款加以确立。其中新征管法第七十七条更明确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税务人员，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依法、准确、及时移送涉税犯罪案件，成为税收执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现行税收征管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我国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但这些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加以完善。

（一）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现存问题

1、偷税门槛过低，打击面较大。根据新征管法的规定，涉税犯罪案件主要包括涉嫌偷税、涉嫌抗税、涉嫌逃避追缴欠税、涉嫌骗取抵扣税款等案件，其中又以涉嫌偷税的发案率为最高。但目前偷税的起刑点过低，因此造成打击面过大。以广州为例，由于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偷税金额动辄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也屡见不鲜，以偷税比例达到10%且1万元以上的标准进行移送，税务稽查部门和公安经侦部门都会不堪重负，从而直接影响到办案效率和质量，而且也会由于打击面过大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2、逃避追缴欠税定性模糊，操作困难。目前有关规定中对于如何认定纳税人为了逃避欠缴的税款，而实施转移或隐匿财产的行为以及如何掌握“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税款”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而直接影响涉税案件的移送。例如，广州市某稽查局查处某公司少缴税款数万元，在向该公司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后，该公司没有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当该稽查局准备对其采取查封机械设备等强制措施时，该公司却将其名下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用以抵债，且双方签订了财产转让合同，对于这种行为税务机关很难认定。

3、取证要求存在差异，有待明确。例如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特殊情形下有权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如果纳税人的行为又符合偷税罪的构成要件，税务机关应当进行移送。但这种税务部门通过核定方式定性的偷税案件，移送时大部分在证据方面都受到质疑。又如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办法，但对于公安、检察机关而言，在涉税刑事程序中则很难认可抽样取证的方式。因此，必须及时解决涉税犯罪案件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对涉税犯罪行为难以及时准确定罪的后果。

（二）完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建议

1、完善相关立法，便于实际操作。建议有关机关及时制定新征管法和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的司法解释或出台相关工作指引，如：(1)针对偷税罪的构成要件，应提高起刑点，从而保证有关部门能够集中精力打击重大涉税案件；(2)鉴于新的偷税手段的不断出现，建议更加全面地列举偷税罪的客观表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第5种偷税手段“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新征管法却没有认定这一手段为偷税手段之一；(3)针对逃避追缴欠税罪中“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在执法实践中难以具体把握，建议将该法条修改为“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

税收滞纳金篇4

一、检查的基本情况

经过我科全体检查人员一个月努力，目前专项检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7月份查补入库税款515.98万元，滞纳金60.55万元，其中追缴上月质疑约谈自查税款503.52万元，滞纳金57.8万元；重点检查查补税款12.46万元，滞纳金2.75万元。

二、专项检查的组织与实施

（一）精心组织，认真落实，成效显著

为高质高效完成2009年房地产行业和专业市场税收专项检查工作,结合我市实际，根据《房地产业质疑约谈指引》和《专业市场质疑约谈指引》精神，我局克服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的现实，精心制定方案，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合理调配人员，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了对房地产、专业市场行业开展税务质疑约谈工作，根据6月取得的成果，我们对各疑点企业下发自查通知书，经企业自查后，确定问题户数46户，企业自查查补税费合计788.73万元。同时我们加大追缴力度，保证税款和滞纳金足额及时入库，截至7月22日止，已追缴入库税款503.52万元，滞纳金57.8万元（其中房地产已追缴入库税款237.52万元，滞纳金18.83万元；专业市场已追缴入库税款266.33万元，滞纳金38.97万元）。

（二）抓住重点，认真检查

在专项检查工作中我们抓住重点，有的放矢，重点检查工作取得新突破。

南海区稽查局对佛山市南海区大发市场有限公司20**年1月1日至20**年12月31日的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该单位有代收代付水电费未按其他业务收入缴纳营业税、与租户签订的租赁合同没有交印花税以及未按规定调整应纳税所得额等问题，并追缴该单位营业税104655.98元，城建税7325.92元，教育费3139.68元及相应滞纳金共计27511.81元，同时收缴印花税9525.40元。

**区局对3户专业市场重点检查企业实施了20**年至20**年间的调账检查，现正处于调查取证阶段。其中在对佛山市光普实业有限公司的检查中，初步发现存在少缴购销合同印花税问题，现正在进一步检查租金收入是否存在少报的问题；在对佛山市海恒贸易有限公司的检查中，初步发现其存在少缴购销合同印花税及列支个人费用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问题；6月23日对佛山市志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施实地调账检查，目前尚未发现具体问题，近期拟重点检查该公司近三年物业拥有及出租的情况，并计划抽取部分承租人进行案件协查。

四、税收专项检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及下步打算

税收滞纳金篇5

提高稽查效能近年来，税务稽查力度不断加大，对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保证税收收入稳定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稽查人员都有检查难，处理更难，执行难上加难的切身体会。执行是税务稽查的最后环节，也是关键环节。只有稽查案件都得到有效执行，才能充分发挥税收稽查职能作用，体现税法刚性。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税务稽查工作中，总还有一些稽查案件难以执行到位，这不但有损稽查部门的权威，更有影响税法的严肃性。为提高案件执行效能，我局就如何加大执行力度，破解稽查案件的执行难题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04年、2005年我市稽查查补税款、滞纳金、罚款分别为2938万元、3230万元，入库率分别达到95.1%和97.3%。现将我局就如何破解稽查案件执行难、提高执法效能谈几点做法和体会：

一、认真分析执行现状，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执行力度

（一）理清执行思路。思路清、方法对是做好执行工作的基础。为破解案件执行难，我们经常阶段性地就对稽查案件执行现状进行认真分析，找出执行难的根源。经过分析认为，造成执行不到位的原因：一是纳税观念淡薄。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依法纳税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许多纳税人并不认为偷税、欠税可耻。有的被查户对查补的税款、滞纳金、罚款往往以资金紧张为由，能拖则拖，能少则少，能不交则赚，总是想方设法蒙混过关。二是案件执行不力。体现在对被执行者跟踪、督促不力，有的由于“人面人情”，执行人员不愿为公事得罪、结怨于人，或出于对效益不好单位的同情，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稽查案件无法执行。三是地方政府干预。对所谓的“外资企业”、“重点企业”有时地方政府会以“涵养税源”、“蓄水养鱼”、“借鸡生蛋”为理，以保护招商引资环境为由，要求税务机关不要过于“苛刻”，甚至对查出的税款也为他们“说情”。此外，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擅自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也为稽查案件执行加大了难度。为破解这一难题，我们结合税收专项检查，要求稽查人员认真开展稽查创新，大胆探索执行办法，加大执行力度，保证查补税款、滞纳金、罚款的及时足额入库。

（二）找准执行重点。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注意到稽查案件执行不到位主要发生在以下企业：一是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因这类企业往往债务缠身，举步为艰，面对查补的税款、滞纳金、罚款已无力缴纳。二是处罚较重的单位。这类单位由于偷税性质恶劣，稽查部门对其处罚较重，偷鸡不成蚀把米，尽管无可抵赖，但心不悦口不服，对查补的税款、滞纳金、罚款总是拖而延之。三是“轻装上阵”的企业。这类单位只是租用场地办公经营，经营方式简单，待到税务稽查查出偷税问题时，往往是逃之夭夭。四是代扣代缴的行政事业单位。多数行政事业单位本身不是纳税人，如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税法规定不能对其实行税务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五是“神通广大”的纳税人。有的企业居功自傲，凭着自认为有“关系”，视税法而不顾，拒不执行税务稽查结论。为此，我们在日常执行工作中，将上述被查对象的涉税违法行为作为重点执行对象，加大执行力度。

（三）完善执行制度。首先我们按照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分离的要求，建立了一支素质好、业务精、责任感强、作风硬、廉洁自律的执行队伍，并对稽查四环节的工作职能进行明确界定。其次对检查环节发现应列入重点执行的纳税人，执行人员一同参与案件审理，让执行人员尽量了解案情，一经审理结束，执行人员立即执行，避免了由于执行时间长，纳税人为逃避纳税和处罚而转移财产，造成执行不到位现象。再次，建立了执行工作事前调查制度。执行人员在采取强制措施前，对被执行对象都要进行调查，充分掌握被执行人的生产经营和资金周转情况，做到执行工作有的放矢；最后是建立了执行案件报告制度。每一案件执行完毕，执行人员按要求填写《执行报告》，执行部门按月向局领导报告执行情况，分析执行工作中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矛盾。此外，我们在稽查工作绩效考核评比中，将稽查结案件执行率作为执行工作的重要内容进行考评，要求查补税款、滞纳金、罚款入库率达到95%以上，使执行人员既有压力又有动力。

（四）加大宣传力度。为创造和谐的案件执行环境，让被执行对象主动缴纳查补的税款、滞纳金、罚款，提高执行效能，我们结合“三个服务”活动，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宣传材料等新闻媒体和开展税法咨询等形式，大力宣传税收政策法规，做到不仅宣传税收知识、税收法规、纳税义务，而且还大力宣传纳税人的权利。对偷逃税严重的典型案件，充分利用办税服务厅、电视、电台、报刊及互联网等公开曝光，据统计，2005年全市在各种场合曝光涉税违法案件26起。以案释法，提高了被执行对象依法纳税的自觉性，保证了稽查案件执行到位。

（五）争取领导支持。对查处的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企业偷逃税案件，为保证稽查结论执行到位，我们积极主动向政府领导汇报、沟通，让领导“吃透”税收政策，从而做出与税收法规相符的决策，支持税收工作。如宜春贸易广场有限公司是政府招商引资的大型项目，对地方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但我们根据群众举报，查补该公司偷税、少代扣税款及滞纳金、罚款633.5万元。为保证查补税款、滞纳金、罚款的足额入库，市局和稽查局领导多次向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并帮助公司协调好有关部门的关系，最终取得了政府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将查补的税款、滞纳金、罚款全部追缴入库。

（六）用好强制措施。对被执行单位拒不缴纳查补的税款、滞纳金、罚款，我们加强与银行、工商、法院、公安等部门的合作，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形成严密的协税护税体系，以保证税务稽查案件执行到位。如奉新县地税稽查局在对瓷土矿采掘行业进行税收专项检查时，其中一个矿主自认为有“关系”，拒不缴纳查补的5万余元税款、滞纳金、罚款。奉新县地税稽查局及时提请县法院强制执行，起到了执行一个，教育一片，震慑一方的效果，同行业的其他12户矿主主动缴纳了查补的税款、滞纳金、罚款64万余元。丰城市地税稽查局在查处周元赣贩卖假发票案时，对购买、使用假发票的72户餐饮等服务业户补税、罚款35.9万元，提请市公安部门协助追缴入库。据统计，全市还通过银行扣缴被执行对象的税款、滞纳金、罚款200余万元。通过用好法律赋予税务机关的强制执行措施和税收保全措施，确保了稽查案件的有效执行。

二、通过强化案件执行,丰富了经验，锻炼了队伍

通过加大执行力度，不但追补了大量的偷逃税款，保证了税收政策的贯彻落实，整顿和规范了税收秩序，而且丰富了执行经验，锻炼了执行队伍，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在有关会议上对我市稽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

（一）整顿了税收征管秩序。近两年，我市稽查案件执行结案率都在95%以上，稽查人员成了社会上的“明星”、偷税者的“克星”、征管人员的“福星”，全市地方税收秩序因此明显好转。如奉新县法院对某瓷土矿矿主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不但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烟，震慑了涉税违法犯罪分子，而且保护了守法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力地整顿和规范了行业税收征管秩序，为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竞争创造了公平的税收环境。

（二）摸索出了执行经验。对一些仅靠地税部门的力量难以执行的特殊案件，我们及时与银行、公安、法院等部门联系，加强部门合作，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克服了地税部门执行权的局限性，执行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并积累了宝贵经验。经验告诉我们，要加强部门配合,并取得成功，不能一厢情愿、急于求成，必须要加强协调与沟通，相互理解与支持，并建立科学完善、切实可行的案件移送制度，用制度明确工作要求，依制度办事。另外还要有高素质的执行队伍，用“铁的手腕”执行涉税违法案件。

（三）锻炼了地税执行队伍。稽查案件执行是征纳矛盾的焦点。要做好案件执行工作，要求执行人员首先要有刚正不阿、敢啃硬骨头的精神。其次要有较高的业务素质，熟练掌握执行程序和法律文书。再次要有很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丰富的执行经验。在稽查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互相交流执行经验，摸索出了正确的执行方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历经磨练，执行人员素质明显提高，执行经验明显丰富，执行能力明显增强，执行队伍日臻成熟。

三、要做好案件执行工作，离不开领导的重视，部门配合、执行人员过硬的素质和税企和谐。

（一）领导重视，是做好案件执行工作的前提。在稽查案件执行工作中，各级地税机关领导高度重视，积极主动向当地党政领导汇报，争取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并协调好各职能部门的关系，为执行人员提供交通、通讯工具，关心执行人员的成长等，增强执行人员做好案件执行工作的信心，这是我们做好案件执行工作的前提。

（二）部门合作，是做好案件执行工作的保证。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偷逃有关税收，经查实并做出处理决定后，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收征管法》规定，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但是强制执行措施单靠地税稽查部门的力量是难以达到目的。我们将一些特殊案件移送给公安、法院等部门执行，群策群力，强化了执行手段，提高了执行效率，使案件执行少走了许多弯路。经验告诉我们，加强部门合作，是有效执行的有力保证。

税收滞纳金篇6

「关键词欠税，反欠税，制度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税法意识与税收征管能力，不仅是决定一国能否依法有效征税的重要因素，而且同样也是反向影响欠税规模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关，近些年来，受经济景气变动、税法意识淡薄以及征管乏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欠税规模一直居高不下，并已引起了广泛的重视。[1]由于欠税是影响政府及时获取收入的极为重要的负面因素，而对及时、稳定的税收收入的“渴求”又是各国政府的共性，因此，如何尽量压缩欠税规模，开源节流，增收补漏，便是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

要解决欠税问题，相应的制度建设往往被认为不可或缺。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反避税”制度等已经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尚未提出建立完善的“反欠税”制度的构想。这是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忽视，事实上，与税收的基本职能相一致，征税机关首要的基本任务，就是“征税”，而反欠税，实际就是征税这一“工作核心”的反向体现。因此，如同反偷税、反避税、反骗税等制度一样，建立反欠税制度，同样非常重要。

从税收立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针对欠税问题的具体制度，并且，在新修改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增加。只是这些制度还较为零散，人们对其内在联系尚认识不足，因而对各类反欠税制度还缺少系统化或应有的整合，并由此影响了制度的整体绩效，也影响了“依法治税”目标的全面实现。

基于上述问题，应当考虑把现存的各类旨在反欠税的制度加以整合，使相关制度融为一体，以发挥整个反欠税制度的整体效益。而要进行制度整合，就需要先明确反欠税制度的建立基础或设计理念，然后再从应然与实然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反欠税制度的构成，以及现存制度的缺失，以使反欠税制度更加完善。有鉴于此，下面将着重探讨反欠税制度整合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整合基础问题，总体制度的基本构成问题，现行制度的完善问题，以力求从理论上和制度建设上来说明反欠税制度整合方面的主要问题。

二、反欠税制度的整合基础

要对现有的各类反欠税制度进行整合，需要有其前提或基础，需要有总体上的设计或考虑。整合并不是把各类不相干的制度鱼龙混杂地“拼盘”，也并非不加区分地都实行“拿来主义”，而是要围绕欠税的性质和反欠税的需要而有所取舍。因此，必须首先明确何谓欠税，其性质、特点如何，等等，这些基本认识，恰恰是反欠税制度整合的基础，并为制度整合提供了原则和方向。

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欠税，作为纳税人欠缴税款的行为，其法律实质是在法定或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及时足额履行纳税义务，亦即未能及时足额履行税收债务的行为。[2]是否构成欠税，主要应看两个因素，一个是期限，一个是数额。由于期限（或称纳税期限）是衡量纳税义务是否依法履行的时间界限，因此，它是关系到欠税行为是否成立的要素。从制度实践来看，为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及时和均衡，各国税法通常要求纳税人缴纳税款不得超过纳税期限，否则即构成欠税，这使得纳税期限甚至成为税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的程序法要素。[3]此外，仅有期限的要素还不够，如果纳税主体在规定期限内只是部分地履行了纳税义务，则其行为也构成欠税。因此，只有在期限和数额上均无欠缺或瑕疵，才不算欠税。当然，作为例外，诸如征税机关依法作出的延长纳税期限或缓税，以及税收减免等行为，因其是对纳税期限和纳税数额据实作出的调整，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因而虽然纳税人在形式上未按原定期限或数额纳税，但该行为仍不构成欠税，这些“除外适用”的配套制度，使反欠税制度至少在设计上避免了“纯粹形式化”带来的对实质正义缺乏关照的弊端[4].

此外，欠税行为既然是纳税人未及时足额履行纳税义务或称税收债务的行为，因而其性质是较为明晰的。但在纳税人税法意识普遍淡薄的情况下，对其性质大都不可能有充分的认识，这也是导致税收征管困难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从合法性上来说，欠税行为至少是一般违法行为，是未能有效履行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的行为；在具备法定要件（如严重妨碍追缴欠税）的情况下，其性质还可能转化为犯罪行为。[5]因此，对欠税不可小视，不应放任欠税之风四处蔓延并形成法不责众之势。特别是在中国企业界，或者说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中间普遍存在的“欠税有理，欠税有利”的认识和风气，[6]已经贻害甚烈，如不能从相关的企业制度、金融制度等方面与税收制度协调配套地予以解决，就会严重影响税法的实效。

对于上述欠税行为的违法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其中，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来看，欠税毕竟是一种“欠”，而有“欠”就要有“还”，从而体现为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同时，由于欠税所欠的不是一般的资财，而是国家的“税”，是一种公法上的金钱给付，因而对所欠税款的偿还，又不同于私法上的债务（或称私债）的清偿。可见，通过对“欠税”一词进行语义分析，同样可以揭示欠税关系（即欠税者与征税者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特点，这与通常对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7]

欠税关系所体现出的“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特点，对于反欠税制度的形成很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上述特点决定了反欠税制度的构成。其中，债权债务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它在某些方面可以借用与私法相通的一些制度；而债权债务关系的公法性质，又使反欠税制度不同于一般私法上的债的制度，而是更多地体现出公权力的威势。据此，反欠税制度在其基本构成上，就可以包括两类制度，一类是公法性制度，一类是私法性制度，[8]当然，这种划分仅具有相对的意义。而无论是哪类制度，都是紧紧围绕欠税问题的防杜和解决，都是为在事前和事后解决欠税问题所作出的设计。

可见，欠税行为的性质及由此而衍生的欠税关系的特点，是构筑反欠税制度的基础，同时，也是对现存各类反欠税制度进行整合的基础。作为以反欠税为目标的制度，其在构成上必然是“问题定位”的综合性制度，即从总体上说，必然是对相关的公法性制度和私法性制度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以反欠税为目标的相互协调的一类制度。

三、反欠税制度的基本构成

要对各类反欠税制度进行有效整合，需要从实然与应然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反欠税制度的基本构成。这样，就像研究“最优税制”的路径一样，[9]可以找到现行制度与理想状态的差距，从而找到制度整合的问题所在。

从现行法律的直接规定来看，我国税法尤其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的制度设计上，在相关的税款征收制度中，对反欠税规范有较多的“倾斜性”规定，表现为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之类的法律、法规中，除了对“正常”的征税程序作出规定以外，大量规定的恰恰是与之相对立的、“非正常”的欠税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反欠税制度的规定如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税款的有效征收；一国反欠税制度的质量，可谓税收征管制度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上述法律、法规中的直接规定，是对反欠税制度进行整合的规范基础。从理论上说，反欠税制度应当由一系列体现反欠税目标的各类制度组成。因此，凡是旨在防止纳税人拖欠税款的各类制度，无论是从期限，还是数量角度作出的规定，也无论是从强调征税机关的权力，还是从保护纳税主体权利的角度作出的规定，等等，都可归入反欠税制度。依据相关税法原理和现行的税法规定，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具有反欠税功用的相关制度，大略分为以下几类：

（一）有关期限和数量的制度

从期限的角度来看，与反欠税有关的，主要涉及到纳税义务的履行期限、缓税的期限、税收减免的期限，以及对“误欠行为”的追征期限的规定。其中，对纳税义务的履行期限的规定是最为基本的，因为只有超出了规定的期限或者依据该期限而具体确定的期限，仍未履行纳税义务，才有可能构成欠税；此外，有关缓税期限和税收减免期限，都是对基本纳税期限的例外或补充性的规定，因为在缓缴或减免期限内未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并不构成欠税。另外，由于失误而造成的欠税行为，是一类特殊的欠税行为，因为它是在发现存在失误以后才能确定的，因而才有事后的追征问题。虽然追征的期限一般为3年，但造成失误的主体不同，不仅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尽相同，而且有时追征期限也不相同，从中不难发现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不平等性。[10]

从数额的角度来看，与反欠税有关的，主要是有关纳税义务的量化，以及延期履行纳税义务的补偿（滞纳金）等方面的规定。纳税义务作为一种法定义务，可以通过法定税率和依法确定的税基来量化为应纳税额；而欠税的数额，则是以应纳税额为基础的。在欠税的情况下，纳税人可能是未履行全部的纳税义务，也可能只是部分履行纳税义务，但无论哪种情况，从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角度说，都涉及到因未履行法定义务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如何补偿的问题，或者说涉及到滞纳金的问题。一般认为，基于债的一般原理，因欠税而承担的滞纳金，其性质基本上应是一种对债的迟延履行的补偿；当然，有时在理论上，也可能会基于税的公益性或税收之债的公法性，而认为滞纳金也可以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在把滞纳金基本定性为补偿金的情况下，因欠税而承担的滞纳金的比率就不可能太高；同时，在认为税款更具有公益性，因而欠税是对公益的一种侵犯的情况下，滞纳金的比率就不可能低于一般的银行利率。从数额的角度说，无论纳税人欠税的数额多大，都应依照一定的滞纳金比率来承担相应的责任，[11]这也是对公法上的税收债权的一种保护。

「注释

[1]我国缺少关于欠税规模的准确统计数字，但一般认为欠税总量至少有几百亿元人民币，“欠税规模很大”、“前清后欠，一欠再欠”是一个基本的估计。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并写入预算报告中的“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已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得到通过。此外，国务院及其有关职能部门亦曾多次专门下达关于清理欠税的“通知”。这说明欠税问题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2]对于税收义务的债务性质的探讨，可参见张守文：《略论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税务研究》2000年第8期。

[3]有关纳税期限的规定，是各国税法的一般构成要素中的程序法要素，因而在各国税法中对于保障实体科收债权的实现都较为重要。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6页。

[4]关于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等问题，许多重要学者都曾做过重要研究。可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页。

[5]在这个方面，人们的认识还未尽一致，还有人认为妨碍（也有人称逃避）追缴欠税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欠税行为。但是，通常，应当对欠税行为做广义的理解。对于妨碍追缴欠税的行为，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5条有专门的追究责任的规定。

[6]对于我国形成大面积欠税的原因，许多著述都曾经有过多角度的分析，其中，纳税意识淡薄，普遍存在的“欠税有理，欠税有利”的观念等主观因素，是导致欠税形成的较为公认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国有企业，往往认为企业和税收都是国家的，因此欠税也是自己欠自己的，在经济效益不好的情况下，国家提供税收优惠或自己欠一些税款，都是应该的、有理的；此外，由于制度设计和执法不严等多方面的原因，许多企业都把欠税作为解决资金周转困难的重要手段，并且往往把欠税视为“无息贷款”，在客观上形成“欠税有利”的事实，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参见梁朋：《税收流失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201页。

[7]欠税关系涉及公法上的金钱债务的履行，因而具有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特点。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1页。

[8]公法性制度如意在解决欠税问题的强制执行制度、离境清税制度、欠税报告制度等，私法性制度如代位权制度、撤销权制度、滞纳金制度等，在现行的税法中都已有规定，本文在后面还将涉及到。

[9]“最优税制理论”作为信息经济学在税收理论上的成功应用，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很重视通过理想税制与现实税制的比较来发现现实税制的不足之处。

[10]例如，依据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其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但若因纳税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5年。对偷税、抗税的，各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不受上述规定期限的限制。

税收滞纳金篇7

[关键词]行政复议纳税争议前置条件

我国《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该规定表明，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行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税款或提供相应担保；否则将不能提起行政复议，即先行缴纳税款或提供担保是行政复议的前置条件。

法律之所以规定纳税人只有在缴纳或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后，才可以申请复议，主要是考虑税款的及时安全入库。但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复议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税务机关依然可以依法执行其征税决定，保障国家税款的及时入库。这足以证明，税款的安全与申请复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且海关法的立法修改实践，也足以证明税款的安全与申请复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我国1987年海关法46条规定：纳税义务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时，应当先缴纳税款，然后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凭证之日起30天内，向海关书面申请复议。经2000年修订后的《海关法》取消了关税纳税争议行政复议的前置条件，该法第64条规定：“纳税义务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时，应当先缴纳税款，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因此有学者提出：“关税的征收与税收的征收其性质基本相同，海关法可以取消缴清关税才能申请复议的条件，为什么税收征收管理法就不能取消这一限制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规定呢？”

在税务实践中，如甲县地税局认定A公司的行为构成偷税，向A公司送达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A公司在该年4月25日前缴纳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假设甲县地税局作出的对纳税人A公司的征税决定、行政处罚罚款决定确属违法或不当，而纳税人A公司又无力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提供相应担保，但A公司对该征税决定不服，于4月28日向甲县地税局的上级机关乙市地税局申请行政复议。乙市地税局认为A公司未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决定不予受理A公司的复议申请。表面上看乙市地税局不予受理A公司的复议申请是有法律依据的，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既不能申请复议，也无法直接向法院，税务机关的违法或不当征税决定无法受到监督，这显然是对纳税人救济权的变相剥夺，不利于对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前置条件应当予以废止，理由如下：

第一,前置条件的设置不利于纳税人权益的保护

行政复议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复议为民”，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现代法的精神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相适应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原则，权利本位是现代法精神之首要因素。权利本位的法律精神意味着：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是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在税收法律关系上，纳税人权利是目的，只有以保护纳税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体现纳税人权利本位精神的义务设置才符合现代税法的精神。现行法律关于先行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提供担保才能申请复议的规定，不仅不能实现纳税人的救济权，而且阻却了纳税人救济权的实现。

在法律已为纳税争议司法审查设置了行政复议前置条件的前提下，再对行政复议设置前置条件，有违“有权利、必有法律救济”的公理。如果不经行政复议，将难以启动司法审查程序，税务机关的行为将无法得到监督，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保护，这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符合逻辑的结论即：纳税人如果无钱或不能支付全部有争议的税款及滞纳金或无力提供税务机关认可的担保，那么他不仅丧失了提起行政复议的资格，同时也彻底丧失了诉讼救济的权利。也就是说，当税务机关违法征税的税款额度巨大到纳税人无力承担的情况下，纳税人的救济权利将不可能行使，纳税人所受侵害越严重，权利越不容易获得救济，这将是法治国家无法容忍的一种残忍的专横。

第二，前置条件的设置违背平等、公平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果纳税人因为有贫富之差，因为缴纳争议税款有别，影响其享有的法律救济权利，显然有失公正。纳税人必须先履行纳税义务或提供担保,否则要丧失行政复议申请权,并最终丧失诉讼权，实质上是迫使纳税人在税务机关确定的期限内借纳税人自己之“自愿”达到税务机关变相“强制执行”的目的。先履行纳税义务或提供担保的前置条件显然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不利于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的培养,更不利于税收法治目标的实现，不符合法律设置行政复议的目的。

当纳税人在缴纳税款之后，启动了行政复议程序,但这种行政复议却是对已经“强制执行”完毕后的征税行为进行的所谓“复议”,与法院未经审理而执行,然后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进行申诉又有何区别？这种“先清债后说理”的做法，明显不符合行政文明、民主和法治的要求，明显疏于关注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公平问题，无疑有悖于现代税法的核心精神之一的公平。

第三，前置条件的设置涉嫌违反宪法

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大法官”一系列的“释宪”，认为凡是以缴纳部分税额或保证金或提供相当担保作为救济要件的，均会导致人民丧失救济机会，亦均属于对人民诉愿权及诉讼权之不必要限制，故亦属当然“违宪”。经由司法审查及“宪法”解释，台湾与税法相关的限制行政争讼的条件，已逐一被认定违宪。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相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说明复议和诉讼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对税务机关侵害财产的行为申请救济，既是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手段，又是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复议前置条件的设定，无疑增加了纳税人的救济成本,使纳税人无力启动救济程序，使得纳税人无法与税务机关进行抗辩，从而剥夺了纳税人申请救济的权利，同时也使其财产权无法得到合理的保护。因此复议前置条件有违宪之嫌，应当尽早予以废止。

第四，前置条件的设置使行政复议救济功能和监督功能难以实现

纳税争议复议前置条件的设定源自1986年国务院制定的《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第40条的规定，1992年制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6条继承了条例关于纳税争议复议前置条件的规定。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复议法》第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复议申请”，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行政复议的基本法，并没有就行政复议设置前提条件。同时该法42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法的规定为准。但2001年经全面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1款并没有与《行政复议法》衔接，而是继续保留了缴纳税款和滞纳金的复议前置条件。

行政复议的首要需求是恢复申请人受到侵害的权益，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只是实现其维权目的的手段。行政复议的首要目的是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是权利救济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当纳税人无力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无能力提供担保时（当然一般情况下，无力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的纳税人，往往也无能力提供担保），纳税人就无法获得复议救济，法律所赋予的行政复议救济功能和监督功能将难以实现。

第五，前置条件的设置在实践中的困境

1.纳税人提供担保申请复议的实践困境。纳税人在提供担保后，对纳税争议可以申请复议，但纳税人提供的担保必须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的有效担保。在此前提下，如果作出征税决定的原税务机关故意推诿或拖延，对纳税人提供的担保不予确认，申请人的复议救济权利同样也无法实现。因为提供税务机关认可的担保同样也有期限的限制，超过了税务机关确定的期限，复议救济权利同样丧失。假设上文案例中的A公司于4月20日向甲县地税局提供了担保，但甲县地税局直至4月25日未对其担保予以确认，在已超过税务机关确定的缴纳税款的期限后，A公司于4月28日向乙市地税局申请复议，乙市地税局在是否受理复议申请上，就处于两难境地。

2.与纳税争议相关的行政处罚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困境。现行法律规定，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作出缴纳税款、滞纳金决定的同时，应当对纳税人作出缴纳税款金额一定倍数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但法律将征税行为、行政处罚的复议救济权作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征税行为引起的纳税争议设置了复议前置条件，对行政处罚则没有设置前置条件。《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

纳税人如果在没有缴纳或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没有提供税务机关认可确认的担保的情况下，直接对行政处罚的罚款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将如何进行审查？如果复议机关不审查纳税争议问题，则罚款的确定基数税款额的审查将无法进行，行政处罚的复议也将无法进行实质性处理。如果复议机关对罚款的确定基数税款额进行审查，是否意味着对纳税争议进行了审查，是否意味着纳税争议的复议前置条件的设置失去其意义？如果复议机关不审查罚款的确定基数税款额，那么复议机关又如何对罚款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复议审查呢？复议机关又如何履行其法定职责呢？

如果纳税人直接针对行政处罚的罚款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如何审理？人民法院如果审查罚款的确定基数税款额所涉及的事实、证据、依据，是否意味着人民法院审查了纳税争议，是否意味者人民法院违反了关于纳税争议的复议前置法律规定，是否意味着纳税争议的复议前置条件的设置失去其意义？如果人民法院不审查罚款的确定基数税款额，那么人民法院又如何对罚款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

由于行政处罚的罚款与发生纳税争议的征税行为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罚款的基数源于税务机关决定的税款金额,以及确定金额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前置条件的设置无疑使得对与纳税争议紧密相联的行政处罚的罚款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

行政复议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救济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一个重要制度，是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法律制度，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法定渠道。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纳税争议，必须先进行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的，才能提起行政诉讼，因此行政复议对纳税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行政复议的监督和救济功能，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应当尽快废止纳税争议税务行政复议的前置条件，即废止先行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担保的是行政复议的前置条件，赋予纳税人无条件的申请复议权利。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蔡小雪: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3]华建敏:加强行政复议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2006年12月4日，要闻版

[4]张光博张文显: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求是》，1989年第10期

税收滞纳金篇8

[关键词]欠税;成因;治理对策

[DOI]10.13939/ki.zgsc.2015.12.081

欠税是指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行为，包括滞纳、新欠和陈欠。滞纳为月内欠税、新欠为年内欠税、陈欠为以前年度欠税。欠税现象的存在，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淡化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影响税收收入和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易产生腐败行为，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税收征管法》贯彻了“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精神，欠税的多少和清理欠税的工作力度是检验税务机关征管质量的一项重要依据。因此，税务机关将欠税管理摆在征管工作中的重要位置，采取有效的办法，严格控制欠税蔓延，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

1形成欠税的原因

欠税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具体讲，有以下七个方面：

1.1税收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

税务机关征管不力、执法不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欠税的治理。首先，执法刚性不足，未能准确执行滞纳金制度，强制执行很少使用，对企业欠税擅自轻罚或不罚的做法在客观上助长了欠税的增加;其次，欠税管理缺乏制约机制，个别执法人员越权执法。欠税成因有相当成分是由征管不力造成的。

1.2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税收来源于经济，税收的增长主要依靠经济的增长。近年来，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和金融危机，一部分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于是以拖欠国家税款增加流动资金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市场开放的进一步加深，企业竞争更为激烈。部分企业生产工艺落后，产品陈旧，企业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扩大经营规模，加快产品技改，投入了大量资金，使自有资金相对减少，难以及时缴纳税款。企业资金的匮乏是产生欠税的重要因素之一。

1.3纳税人自身依法纳税意识观念较差

一些纳税人税法观念淡薄，纳税意识较差，有意拖欠税款。这不仅给整个税收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而且是欠税问题长期难以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企业误以为欠税不同于偷税、抗税、骗税，不属于违法行为，在概念上将欠税等同于一般债务，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认为欠税是国家企业欠国家税款，是“家内之事”，对税务机关清理欠税不予理睬，不当回事。还有一些企业将欠税视同无息贷款、税收优惠，总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长期占用、无偿使用税款。

1.4企业改制

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形成欠税转移。规模较小、数量较多的私营、股份制企业，自生自灭现象普遍，倒闭、破产、兼并、联营等经济行为极不规范，造成企业欠税责任不明。

1.5地方保护

地方政府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出台和采取一些政策、措施，直接或间接妨碍欠税的清缴，如国家提出对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企业实现战略调整，抓大放小，地方各级政府也在本地区企业实行抓大放小政策，照搬照套。

1.6缺乏激励

企业纳税多与少没有多大区别，主动缴税者无荣誉可言，而欠税者却有利可图，更多的纳税人在积极性受挫后加入到欠税队伍中来。某些地方的行政主管部门在对企业法人进行评功表奖时忽略了纳税这一重要内容。长此以往，造成企业纳税意识淡化，欠税现象愈演愈烈。

1.7税收计划管理不科学，影响欠税清缴

长期以来，税收计划总是按“基数法”编制。每年初，税务机关对下一级征管单位编制税收计划，往往以上年的基数加增长数作为本年度税收任务的考核指标。这一方法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是，有些基层单位在收入任务完成时，不思进取，通过欠税的办法，为来年“着想”，“储备”来年的税源。税收计划管理对欠税列入任务完成情况不是作为硬性指标考核，而是简单认为只要税收任务完成就可放水养鱼，可增加企业后劲，收多收少都是发展地方经济，客观上滋养了企业欠税有理、欠税有利的思想。

2治理欠税的对策

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和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事关国计民生，事关经济建设。因此，拖欠税款现象决不能忽视。然而，避免和纠正欠税现象的发生，仅仅依靠税务部门是不可能完全成功的，需要社会各界齐抓共管，而且必须进行相应体制的配套改革。具体讲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2.1加大清缴欠税力度，建立管理目标责任制

树立依法行政依法治税的思想，认真学习《税收征管法》及《破产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税务机关本着合法、公正、公平的原则，合理分工、各负其责、相互配合，明确工作职责，建立一套规范可行、完善周密的欠税管理办法，对税款延期缴纳、滞纳金执行、死欠税款的审核，及欠税资料及文书的报送等环节相应做出明确规定，保证每笔欠税皆有人负责，增强欠税的监督机制。从缓缴制度入手，从严缓缴税款上报和审批制度，对不符合条件和程序办理的，一律不予上报审批;同时，强化滞纳金制度，对于纳税人新欠、陈欠、死欠，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对已到期的欠税，经催缴无效的，该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及时处理;对于陈欠的，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采取行政限制措施，减少陈欠;对于死欠应分清不同情形，行使行政执行措施和司法保护。对欠税管理和清税措施采取不同职能、不同层次、不同强度的措施，实施行政预防、行政制止、行政执行“三位一体”体制，建立全天候预警系统。

第一，征收单位可采取欠税治理措施，实现“源头控管”，严格执行滞纳金制度，按月对不申报、申报未入库、缓缴到期未入库的信息及时传递，建立各类欠税台账。实施“以票管税”，对无故拖欠税款的企业，经催缴无效停供发票，张贴欠税公告。为了防止欠税的流失，各基层单位在每月底将欠税报表上报市局，并设立台账登记催缴入库情况。对催缴无效、欠税严重的企业应及时移送稽查部门，由稽查部门追查或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纳税人所欠税款，《税收征管法》规定，税务机关除令其限期缴纳外，并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二，管理单位可采取欠税预防和行政制止措施，在税务登记、一般纳税人认定、配置防伪税控系统、发票发售等环节必须按照有关程序和内容，实地了解和核对，对管理区域的纳税人经营情况做到了如指掌，特别对办理缓缴税款的纳税人，严格执行办缓条件，逐级审查、逐级上报。

第三，稽查单位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可采取行政制止和行政执行措施，有欠税的纳税人办理出国人员出境受到限制，认真执行重组纳税人欠税清缴制度，大额欠税处分财产实现跟踪稽查，适时地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特别是要加大查处力度，对未按规定报批缓缴税款的欠税，除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外，对有能力偿还又屡催不缴的，要采取强制入库措施;对构成欠税罪的，要坚决按照法律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从而确立税务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保证执法程序的到位和执法效果的提高。

2.2加大宣传力度，建立欠税公告机制

《税收征管法》对欠税实现定期公告制度，既是税务机关的职权，又是税务机关的责任。采取定期公告制度，是税务机关对欠税的纳税人采取的法律措施的前提。通过定期公告，税务机关拓宽与工商、海关、公安、银行、司法机关等部门的信息情况交流渠道，为共同制定护税协税措辞和办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舆论工具，通过互联网，创建税收网站网页，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税收法律法规宣传，提高全民纳税意识，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的真正含义。在税法宣传上注重奖惩结合，对欠税人的情况公开曝光，一方面，有利于宣传税法、弘扬纳税光荣、治理各种欠税;另一方面，有利于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忠于职守、廉洁勤政、提高工作效率。对欠税管理实行过错责任追究制。

设立专门管理欠税领导小组，统一清理欠税工作，对欠税管理按照“事前有防范、事中有检查、事后有监督”的规范程序和办法检查落实。将欠税指标列入对基层单位的年终岗位目标考核，对欠税率超出指标的征管单位和有关人员取消“评优”资格，同时实行征管目标和人事干部管理挂钩，对欠税率的考核作为干部晋升或轮岗的一项重要指标。另外，对企业的考核也将欠税作为重要的指标，对欠税数额大、偿还能力差的，取消有关税收优惠和等级评定，属于国有企业的，应反馈给有关部门，作为企业领导干部轮岗、降职的参考。

2.3减少行政干预，严把“减、免、缓”关

各级行政领导、税务部门要纠正地方保护主义错误思想意识，不要以“放水养鱼，扶持生产”为由，以不收税或少收税为代价，擅自减、免、缓税收，在纳税问题上不得以任何理由开口子。

2.4要尽快全面实施新税收计划编制法

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评价税收水平，采用“税收负担率”作为计算分配税收计划的主要依据。我认为“税收负担率”编制税收计划法与“基数法”相比，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更符合客观实际。应尽快全面实施，尽早消除因下达任务的欠科学性而使各地苦乐不均，造成各地清欠力度不一，态度有异的现象。

2.5实行综合治理，饱和式监督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与各级政府息息相关，不仅要争取政府支持，还应当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参与下，由各职能部门参加制定相关办法，使欠税清缴工作有根本性的改观。如用人、用地、资金信贷、商务考察、投资环境优惠上，从严把关，督促纳税人清缴税款，同时，税务征、管、查各部门应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及时掌握欠税动态，全方位的对欠税采取“票上管、网上查、下户摸、上门催”的态势，使欠税人意识到欠税给企业带来的不是资金使用的优惠，而是严重的负面影响。

总之，欠税顽症需要标本兼治，国家税务总局提出“法治、公平、文明、效率”的新时期治税思想，“法治”是首位，依法治税是新时期税收工作的客观需要。对此，实现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税务部门要紧紧围绕组织收入这个中心，坚决做到依法及时足额地把税款征收入库，保障税收法律的贯彻执行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王丽娟.论税收筹划与财务管理[J].中国市场，2014（12）.

[2]闫红满.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税收策划[J].中国市场，2014（10）.

[3]朱艳红.谈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J].中国市场，2014（9）.

税收滞纳金篇9

关键词：中小企业；税务风险；化解及防范

中小企业税务风险通常指民营企业未能遵守国家税务法律法规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受损的可能性，企业应纳税而没有纳税，将来面临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甚至遭到刑事处罚，企业利益受损、社会形象受损；企业适用法律不当，企业没有用足用好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税收负担，企业利益受损。防范和化解税务风险是中小企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利益，企业与社会关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随着国家近期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政策的密集出台，中小企业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关注、防范和化解税收风险。

一、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

1.中小企业故意违反税法产生的税务风险。有些民营企业所有者及其管理者纳税意识不强，片面强调少缴税款，打国家税款的“主意”，授意或唆使会计人员通过非法手段，如：编造虚假资料获取国家税收优惠、骗取国家退税，采取少报收入、加大成本等办法达到减少公司税负的目的，这些行为一旦被国家税务机关查实后果将非常严重，罚款、加收滞纳金、无限期追缴，甚至是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1998年1月7日，影响深远，引起中外广泛关注的四川省恩威集团涉税案经过税务机关调查，最后由成都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结论：这个集团的两个中外合资企业享受了不该享受的优惠政策，已减免的税款应补缴、以前年度的欠税予以追缴，对偷税的部分，除追缴税款外，加收滞纳金，并处以所偷税款1-3倍罚款，补税加收滞纳金、罚款合计为1.08亿元。

2.民营企业非故意违反税法产生的税务风险。民营企业最经常、最大量的税收风险均属于此类。有些公司经营管理人员认为：只要企业不搞歪门邪道、成心偷税，企业就与税收风险无缘。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企业老总读EMBA学费税前扣除问题，企业老总和会计都认为老总读EMBA学费属于职工教育支出，能够税前扣除，且已经在税前扣除，而水务局工作人员却认为不能够税前扣除，必须补税、调账。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意见》，明确划定了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列支范围，包括上岗和转岗培训，各种类岗位适应性培训，岗位培训、职业技术等级培训、高技能人才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特种作业人员培训，企业组织的职工外出培训，职工参加的职业技能鉴定、职业资格认证等11项支出。同时规定企业职工参加的学历教育以及个人为取得学位而参加的在职教育，所需学费由个人负担。因此企业老总读EMBA学费税前就不能够税前扣除，像类似这样，因税法理解差异而产生的税收风险在实际工作中司空见惯。

国家相关法律之间的“打架”造成民营企业无法适从，从而产生税务风险。对高科技企业，企业研究开发费的扣除标准，会计适用《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而税法则适用《企

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而税法的口径小于会计口径，形成企业的税收风险，轻则补税、重则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

而由于会计人员素质较低，没有及时申报、没有领购发票等给企业带来的税收风险，更是不胜枚举。

3.税收政策调整或主管税务机关责任带来的税收风险。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税收政策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产业政策调整而适时做出调整，税收项目的开征与取消、税率与退税率的升降、出口退税项目与退税率的高低，甚至是征管方式的变化都会给中小企业带来重大影响，处理不当就会产生税收风险。

在实际工作中，国家各项税收法律法规都需要各级税务部门和税务人员来落实，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税法解释权，税务部门的权威性不容置疑。加之征纳双方税务信息方面的严重不对称，中小企业不得不依靠、服从、执行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决定，税务机关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给企业造成税务风险。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即使企业根据企业征管法第五十一条“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在与税务部门争议过程中“全面取胜”、“大获全胜”，企业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4.企业税收筹划带来的风险。税收筹划是企业财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纳税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经营、投资、筹资等经济活动，谋求最大经济利益的行为。通过税收筹划可以降低税收成本，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税收筹划是以不违反税法为前提的，但这种筹划必须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由于税收筹划的超前性、国家政策依据的多变性、复杂性，以及人们对税法认识理解不同，可能导致征纳双方对同一问题的处理不同，为此产生税收筹划的风险，即被税务部门认定为恶意偷税而遭受处罚。企业不仅要支付税收筹划的成本，还要支付税收筹划失败的处罚成本，税收风险无疑被放大。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各级税务机关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税收征收任务，税务机关可能采取提前或推后、加大或缩小征收任务的措施以调节当年的税收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再科学、再严密的税收筹划都变得无济于事，同时也为以后埋下了“后患”。

二、防范和化解税务风险的举措

1.牢固树立税务风险意识。西方有句谚语“只有死亡和纳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税务风险伴随中小企业的一生，只要其存续，税务风险就存在、无法避免。根据《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企业应倡导遵纪守法、诚信纳税的税务风险管理理念，增强员工的税务风险管理意识，并将其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求从企业老板到普通员工必须树立税务风险意识，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抓起，对照税法相关规定，认真履行纳税责任，尽量降低税务风险。

2.提高涉税人员的业务素质。中小企业受家族管理、福利待遇问题的制约，涉税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大企业比较起来更要提高。根据《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企业应配备合格的人员负责涉税业务，负责涉税业务的人员应具备必要的专业资质、良好的业务知识和职业操守，遵纪守法”，规定企业应定期对负责涉税业务的员工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公司的涉税人员不仅包括财务人员，还包括与公司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采购人员、销售人员等，公司应鼓励这些员工学习最新的税收法律法规，利用法律知识，维护企业利益，规避税务风险。

位于文安黄埔农场的某民营企业，自2005年至2007年，当地地税部门一直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而根据2004年《河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文安县五个农场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问题的批复》，该公司属于免征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范围，2008年该公司会计人员通过学习该项税法向税务部门申请减免，维护了企业的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