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支出十篇

资本支出篇1

云铝股份1998年4月上市时拥有铝冶炼4万吨、铝加工2.5万吨的生产能力，至2014年末，当年完成铝商品产量约110.73万吨，扩大27.68倍;同期，销售收入从5.56亿元增加到191亿元，扩大34.35倍。销售规模扩大的背后是庞大的投资规模，其现金流量表显示，从1998年至2014年，其“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这一指标分别是6.2亿元、2.8亿元、2.1亿元、1.1亿元、2.7亿元、5.5亿元、4.4亿元、1.7亿元、2.2亿元、4.1亿元、8.8亿元、18.9亿元、21亿元、28.8亿元、31.8亿元、18.8亿元和12.3亿元，合计173.2亿元。

以公司合并报表角度看，1998年末净资产7.31亿元，净利润400万元;2014年末净资产47亿元，净利润-7.21亿元;此期间17年累计净利润13.81亿元，累计自由现金流-142.59亿元（见图）。

作为一个完整经营主体而非一个单纯会计主体的云铝股份及其控制的子公司，1998年至2007年净利润之和19.31亿元，自由现金之和-18.27亿元，如果说此期间该公司完美诠释了会计利润和真实利润的差别;那么2008年至2014年净利润之和-5.5亿元，自由现金之和-124.32亿元，则让人惊讶，以如此绝对之方式毁灭价值的公司为何还能吸引无数市场参与者？

准确择时再融资

观察云铝股份从1998年以来的6次股权融资募集资金的情况，见表1。

即使不去看每一次的发行说明，也可以知道每一次都会有市场参与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相信项目将具有不错的前景和良好的回报，但在下图反映的公司会计盈利和真实盈利之间的差额来看，正常而言，它的每一次再融资对于投资人都将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如果恰逢牛市，那么这个陷阱的深度将被翻倍放大。不幸的是，该公司正是精于此道的高手，从其最近三次选择的发行时间看，对应的公司市场价格在2008年1月发行时是11.64倍PB左右，2009年8月是5.82倍PB左右，2015年5月对应的是4.3倍PB左右。

以云铝股份最新完成的2015年5月的非公开发行为例，我们来分析为何它的发行是毁灭价值的。

方案称，拟定向增发不超过23.9亿元，用于购买浩鑫铝箔86.92%股权5.85亿元、源鑫碳素100%股权5.85亿元、投资源鑫碳素二期工程5.3亿元、补充流动资金6.9亿元;发行定价拟为4.51元/股。在购买浩鑫铝箔86.92%股权中，云铝股份大股东冶金集团持有68.96%、阿鲁国际（美国铝业孙公司）持有17.96%;购买源鑫碳素100%股权，原为冶金集团另一子公司100%持有。此次交易，浩鑫铝箔定价为1.02倍PB，源鑫碳素定价为1.16倍PB。至于大股东冶金集团，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40%。

这一方案于2014年9月26日披露，10月29日修订。而截至2014年三季度，云铝股份合并报表资产236.7亿元，负债186.9亿元，权益49.8亿元，有息负债139.75亿元，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8.47亿元，财务费用6.53亿元;资产负债率78.96%，流动比0.54，速动比0.24，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负债合计0.01，已获利息倍数0.16;从这一组财务指标可以看出，公司已经到了不注资就破产的局面。

4.51元/股的定价在当时大概相当于1.93倍PB。收购的资产是大股东占有绝对控制权的资产，购买的资产以PB计，定价不高。从披露的资产状况来看，截至2014年8月，浩鑫铝箔资产7.95亿元，负债1.36亿元，权益6.59亿元，收入3.85亿元，营业利润-0.27亿元，净利润-0.26亿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836万元，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852万元;源鑫碳素资产23.23亿元，负债18.18亿元，权益5.05亿元，收入1.31亿元，营业利润-659万元，净利润-650万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1703万元，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8077万元。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收购浩鑫铝箔和源鑫碳素能够为云铝股份贡献什么？只能是在当前脆弱的天平上继续贡献高额的负债和净现金流出量，甚至连会计利润都没有。

大股东的认购没有实质意义，本次发行购买的资产主要来自大股东，以修正后方案计，交易完成后大股东收到的对应金额约10.49亿元，其认购金额约为9.56亿元，大股东在此次交易完成后还将净流入0.9亿元。

所以，这个发行方案看似合理，实质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毒丸”。云铝股份当前情况已经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础却是以市价为基础，这本身没错，但以本例而言，它和内在价值毫无关系，以近2倍PB买入快要陷入破产境地的公司，在正常情况下，参与交易的其中一方只会被认为是不明智和不理性的，但在A股市场，这种非理性繁荣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演，用一本经典的书名可以形容，“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大股东在此次交易中资金左右手互倒，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作为经营主体（合并云铝股份在内）反而从外部投资者手中募集到14.3亿元，并将浩鑫铝箔和源鑫碳素这两块不良资产甩给了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受益者，最大的是大股东冶金集团，其次是收费的一众中介结构，再次是美国铝业脱手不良资产。而上市公司则背上了更大的包袱，参与增发的众多投资者承担了12个月时间段可能发生损失的风险，因为上市公司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所以他们利益的实现需要靠以后以更高的价格将手中筹码出清，后来接受筹码的交易者，其交易成本将是上述所有既得利益者的收益。

从方案最终实施结果看，配售金额23.9亿元，冶金集团在内的5名法人和1名自然人参与此次非公开发行;冶金集团配售金额11.74亿元，从整个交易结构上看，其资金流出1.25亿元。

持续犯错

为什么说上市公司毁灭价值？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见表2。

在仅有会计利润而无真实利润的情况下，云铝股份进行了长达15年的分红，这是一项非常不明智的决策。因为公司并没有赚到钱，那么用于分红的钱必然是，要么经营占用，要么借入有息负债维持分红，要么以后续募集的资金用于支付分红给原来股东。第一种方法使供应链上的企业受损而使公司供应链声誉受损;第二种则导致“利滚利”而使经营成果受损。不过，大股东冶金集团自然是这个决策的最大受益者，其次还缴纳了没有必要的红利税。

从财报中可以看出，云铝股份有息负债的增长从2008年开始加速，最终从2007年的24.4亿元增加到2014年161亿元，与此同时，销售收入从2007年的70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91亿元，营业利润从2007年6.8亿元到2014年-9.7亿元，2008年至2014年，累计营业利润-8.61亿元。负债的增加不但没有驱动盈利，反而是导致亏损的原因之一。

公司曾试图聚焦“低成本战略”，打造上游一体化产业链获得低成本优势，但资产结构的构建错误和不可能拥有定价权导致毛利率超低，居高不下的财务费用吞噬可能的一点点营业利润，公司只能沦为底层的基础材料供应商;之后虽然努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但目前为止，产品无显著竞争力可以帮助改善盈利。

显然，公司依旧在错误的道路上持续犯错。17年这么长的时间段，足以对一个公司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A股现有的强周期行业公司，比如一些有色金属公司、化工原料和基础设备制造行业公司，都是毁灭价值的;它们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市场资源、银行信贷资源，但本身并未创造价值，反而将这些资源拖入泥潭。从这个角度看银行贷款，就可以理解银行股为什么在市场的定价机制中不能像2007年以前的那个周期获得高PB的定价。就以云铝股份为例，不在牛市中进行增发的话，资不抵债是可能出现的，就以其2014年末的资产状况而言，如果在那个时点贷款人对其进行清算，161亿元有息负债能够全部收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不能从资本市场上持续发行新股，那么此后的资产状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如果市场制度不断完善，这种类型的公司要么变为仙股，要么退市。

资本支出篇2

摘要：本文对长期研发支出各期稳定性进行了一套VAR(p)模型实证研究的设计。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支出非稳定性，证明了资本化和有条件资本化的合理性，并以此减少一些研发支出费用化还是资本化的争议。

关键词 ：研发支出费用化；资本化；自回归模型

一、引言

如何确认、计量、报告无形资产中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当前各国广泛采用的方法有三类：全部当期费用化、全部资本化、有条件的资本化。我国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第6 号———无形资产》规定，企业内部研究阶段的支出，发生时费用化处理，开发阶段的支出，符合条件的可资本化。这表明我国实行的是有条件的资本化。“有条件的资本化”是资本化和费用化处理方法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上的折衷。费用化最符合谨慎性原则，可靠性最高，但也削弱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资本化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配比性高，但给公司管理层提供了更多的盈余管理空间。那么，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本化哪一个更合理呢？

本文选择我国2007 年至2012 年沪深两市具有资本化研发支出的企业为样本，通过检验研发支出时间序列自回归向量模型的稳定性，旨在为我国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法选择提供一定的经验数据。

二、文献回顾

2006 年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前，一直采用研发支出费用化的方法。费用化支持者认为，公司长期的研发支出额基本稳定，每个会计期间发生的费用和在资本化情形下各期摊销的费用之和基本相等，因而两种方法对利润表的影响相同，费用化最明显的缺陷在结果上不明显。资本化支持者往往强调财务状况表中信息的有用性，而回避对上述显然过于主观且缺乏实证支持的论述的批判。目前国内大多数的研究主要在讨论研发支出与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相关性，如李青原（2006）通过实证说明了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合理性；或讨论各方法下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与动机，如屈文彬（2007）通过规范分析论述了三类会计处理方法下均存在盈余管理空间的事实上，傅蕴英、苏雨媚（2011）又开创性地通过实验方法说明了资本化会创造更大的盈余管理可能性；又或是讨论会计准则应有的形式，如徐根美（2006）建议使用“研发费用”、“研发投资”、“研发准备”科目归集全部研发支出以便资本化，李刚（2010）还设想根据公司所在行业分类,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法。

三、研究设计

解决费用化和资本化的争论，可以采用检验公司研发支出各期稳定性的方法。首先，若实证数据说明公司研发支出各期是非平稳的，则证明了费用化会计处理方式的不合理性，揭露费用化违背会计信息相关性这一质量特征的事实，增加资本化的说服力。其次，若实证数据说明公司研发支出是平稳的，则说明费用化至少在利润表上不影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费用化与资本化在长期内无差异。同时，公司研发支出各期基本稳定，则我们可以依据这一稳定的研发支出费用来估计公司无形资产的现值，从而从财务分析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费用化造成的低估公司资产的这一缺陷。

1.样本选择。在新《企业会计准则》下，公司在研究环节的全部支出已计入管理费用，无法从报表中直接得到。而开发支出是公司所有研发支出在满足资本化要求后资本化的一部分，二者就有高度相关性，因此用开发支出代替研发支出完成本研究是合理的。本文选择了我国2007 年至2012 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年报中“开发支出”期末余额不为零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本文采用EXCEL 和Eviews6 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初始研究样本数717，为了消除异常样本对本研究结论的影响，笔者剔除数据不详的公司，最后得到有效样本94家。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 数据库。2.研究设计。本文主要采用验证VAR（p）自回归模型的稳定性的研究方法，具体研究设计如下：设第公司第期的开发支出时间序列为则，向量化后记为。建立模型：RDt=β0+β1RDt-1+…+βt-pRDt-p+ε1则待检验命题“研发支出是否具有平稳性”等价于模型是否存在单位根，因此考虑AR 模型滞后结构的检验（AR根图表）。

首先，由于该模型不存在外生变量，不存在同期相关性的问题，无需检验扰动序列项的相关性。VAR模型的结构与变量个数和最大滞后阶数的选择有关本文以统计量LR、FPE、AIC、SC 和HQ 最小原则为参考条件，通过Eviews 软件对模型阶数进行反复测算，合适的最大滞后期为3 期，并根据分析结果建立以为系统的VAR(3)模型。为检验是否为平稳时间序列，本文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VAR(3)模型对应的特征方程的有一根在单位圆外，所以建立的VAR(3)模型是非平稳的。检验结果如图一所示。

图一AR根图表

根据VAR 滞后结构检验结果，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企业开发支出非平稳，则与开发支出高度相关的研发支出也非平稳。检验结果支持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费用化会计处理方式违背会计信息相关性，从而减少费用化支持者与资本化支持者之间的争议。

四、结论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自回归VAR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研发支出是否具有非平稳性。研发支出应资本化或有条件的资本化。我国新会计准则对研发支出的规定具有合理性。本研究为我国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法选择提供一定的经验数据。

但本研究并不完善。首先，变量选取上过于单一，选取的时间序列段较短，在实证中回归模型的拟合度不是很高，说明研发支出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而本模型并未穷尽这些可能的因素，如公司总资产，公司资本额，公司规模等。其次，数据处理上有待完善，由于上市公司在基础财务数据收集和整理上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CSMAR数据并不完整，因而一些上市公司被剔除，这也影响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1]Donald E.Kieso,Jerry J.Weygandt,TerryD.Warfield,IntermediateAccounting,Volume 1,IFRS Edition,Wiley, 639-640.

[2] 李青原.2006. 研发和广告支出摊销: 费用化还是资本化———来自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国会计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上册.

资本支出篇3

关键词：开发支出；资本化；经济后果 一、关于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主要观点

关于研发费用资本化还是费用化，国内外准则制定机构看法各异。1999年7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无形资产准则中规定，研究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成本，开发费用在同时满足若干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资本性支出处理，递延至以后各期。

美国对研发费用会计处理做出的规定的是：研究与开发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上市的计算机软件研发支出，一旦技术可行性得以确立就应该确认为资产。（财务会计准则第2号公告、财务会计准则第86号公告）由此可知在美国会计准则中，除计算机软件研发支出外，其他研究与开发支出均作为费用确认。

我国对于无形资产开发费用会计处理的规定在2006年2月颁布的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6 号——无形资产》中显示出更加趋同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势，即将企业无形资产的开发区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对于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若干条件的可以进行资本处理，而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则必须采取费用化处理的原则。自2007年起，国会计准则将研发费用全部费用化改为允许在满足一定条件下部分资本化、新无形资产准则的出台，目的在于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进行可持续发展。

我国对于无形资产研发支出会计处理的新准则从2007年起实施至今，是否有效推动了企业技术升级、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是否能够提高企业财务状况和业绩水平，都是会计界需要进行探讨的课题。而软件开发企业作为以提供计算机软件开发生产、系统集成、应用服务和其他相应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收入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阶段的投入是其最大和最重要的投入。因此，下文中选取沪市软件开发类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着重于分析和讨论讨论无形资产开发支出资本化的经济后果。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沪市软件开发类上市公司，经过剔除缺乏2005年至2010年连续六年完整数据的企业以及ST企业，最后确定的样本为15家上市公司。本文中所使用和分析的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用EXCEL软件进行加工整理后，得到以下数据并据此进行分析。

（二）新准则实施后软件企业开发支出及无形资产的变化情况

据统计，我国企业研发费用的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的平均值为1.38%，而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则一般要占企业销售收入的5%至15%，相当于普通企业平均比例的2至6倍。因此从总体上看，世界先进企业对于高新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远远大于我国。我国关于无形资产研发支出可部分资本化的会计准则的出台，目的就在于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活动的力度。我们知道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因此理论上自2007年新准则实施后，软件企业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和相应的企业无形资产规模都会增加。本文拟从无形资产占资产比重、无形资产开发支出等指标来分析企业无形资产规模变化的趋势。

表1软件企业无形资产开发支出情况

从表1 可知，2007至2010年四年的实践中，披露开发支出项目的软件开发企业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积极披露该项的信息。在新准则的影响下，软件企业的开发支出逐年增加，这四年中开发支出占无形资产的比重可以看出，开发支出正在逐渐成为无形资产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

开发支出增加并资本化，会增加企业无形资产的规模。从2005年至2010年无形资产总额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新准则对于软件企业无形资产的刺激很明显，2007年无形资产总额同比增长70.12%，而2007至2010新准则实施后的四年中，整体样本的无形资产总额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结合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软件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无形资产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准则的推动。

表2无形资产占非流动资产和总资产的比重

从表2可以看出，新准则实施后，软件企业的无形资产规模不断增加，企业无形资产占非流动资产和总资产的比重基本呈现出增长的趋势，我国企业正在越来越注重无形资产的开发和投入。但是，在资产总额中，企业的无形资产仍然仅占较小比例，2005-2010年间的的比例均值仅为3.1%，这也无形资产目前仍不是我国软件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前面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新无形资产准则实施后，软件企业无形资产规模在逐渐扩大，而开发支出是无形资产规模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新准则实施对软件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前文的结论，我们知道开发支出资本化新准则正推动着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而积极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将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竞争力。并且，由于开发支出没有列入管理费用，这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为企业显示出更多的财富价值。下文中，将对样本企业新准则实施前后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指标进行对比。

图1营业收入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2005至2010年间，软件企业的营业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尤其2007年和2010年增幅较大。结合前文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软件开发企业的营业收入与无形资产规模呈现同方向变动。

图2营业利润变化

从图2 也可看出，2005-2010年中企业净利润基本呈上升的趋势，其中 2007年实现净利润总额是2005年净利润的超过5倍，增长速度达到高峰。而2008年净利润有小幅下降，分析主要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增长趋势也较强。由此可知，信息技术企业企业净利润的变化与无形资产规模也呈现同向变化。

五、结论及建议

资本支出篇4

【关键词】 研发支出； 资本化； 盈余管理；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0-0076-05

一、引言

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对企业研发支出采取有条件资本化处理模式，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研发项目应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研究阶段的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按费用化处理；开发阶段的费用满足技术可行性、无形资产有用性、可计量性、预期带来收益等条件的，可予以资本化，在资产负债表上列为开发支出，等该项目研发完毕且达到预期效果时转入无形资产。

企业研发支出的确认、计量和披露关系到企业相关利益者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我国企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研发支出采取有条件资本化的处理方式，企业再不必担心研发支出过大而影响企业绩效，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研发热情。但由于新会计准则没有明确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而且资本化的规定也没有具体量化，给管理者留下了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因此，利用这一会计政策的选择很可能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之一。

2006年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对某些规定还不够明确，会计科目的设置不够细致，管理者仍然存在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由此学术界对有条件资本化的利弊及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吴红根（2013）从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方面对我国企业的研发支出资本化动因提出观点；屈文彬（2007）通过举例说明管理者在一个较小的领域（比如研发支出处理方式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也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较大的影响，那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较大，且企业在研发活动前后均存在盈余管理的空间；常乐（2008）认为新会计准则在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及其他方面所做的更改，使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降低，提高了财务报告的质量和可信性；叶建芳、刘大禄（2008）认为，2006年出台的新会计准则未严格界定研究和开发阶段的标准，开发阶段资本化的标准无法量化，给公司留下了利润操纵的机会；许罡（2010）等发现，企业研发投入越大，其研发支出资本化倾向越高，管理者通过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李世新、张燕（2011）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同时受到盈余管理程度和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市场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定价也应考虑到企业盈余管理程度。

我国新会计准则允许企业自主决定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在确认、计量和披露研发支出的规定上都有着较大的弹性，这给管理者留下了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将放在研发支出资本化选择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上。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旧会计准则将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处理增加了当期费用，以至于虚减了当期利润。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无疑减轻了管理者的盈余压力，从而提高了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也给予管理者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我国上市公司多数为改制的国有企业和一些新兴企业，特殊的制度背景决定了我国企业管理者的短期行为，直接表现为过分关注当期会计盈余。参考现有研究结论，本文给出以下假设。

H1：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与企业的盈利能力负相关，即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出于报酬契约动机。

如果企业绩效不佳，管理者很可能提高资本化比例以达到报酬契约标准的盈余水平，如果企业当期盈利水平过高，管理者通常会降低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以缓解下期盈余压力。

H2：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与企业负债比例正相关，即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出于债务契约动机。

从债务契约动机角度来看，债权人为了确保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往往会与债务人签订具有保护性质的条款，如限制发放股利、限制超额贷款、限制运营资金的最低水平或者对某些会计数据（利息保障倍数、流动比率等）进行具体要求，以降低贷款风险。研发支出资本化不仅可以增加企业资产收益率，同时还可以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是避免债务违约的最佳选择之一。

H3：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会影响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选择。高管上任当年，更倾向于减少资本化比例或者不进行资本化处理，为今后的提升创造条件。

H4.1：上市公司为了满足配股再融资条件，更倾向于研发支出资本化。

H4.2：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保持上市资格，更倾向于研发支出资本化。

企业可以使用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政策选择来调整净资产收益率。企业为避免被ST或摘牌，往往会采取研发支出资本化来增加当期利润，甚至扭转亏损，保持其上市资格。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进行了以下处理：（1）完整披露研发支出的上市公司；（2）剔除上市时间不满一年的公司；（3）剔除研究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4）剔除ST、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5）剔除开发支出为0的公司，共获得110个观测值，其中2010年度29个，2011年度32个，2012年度49个，并设置对照组，即完整披露研发支出，但资本化金额为零的企业110家。为控制年份的影响，选取2010年29家，2011年32家，2012年49家。最终获得样本220个。研究样本的有关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巨潮资讯网站，运用EXCEL和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三）变量选择

1.因变量。CAP为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为企业当年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占总资产（资本化前）的比例。

2.自变量。ROA为资产收益率，为企业当年净利润除以总资产（资本化前），用来检验假设1，报酬契约动机。LEV表示资产负债率，为企业当年总负债除以总资产（资本化前），用来检验假设2，负债契约动机。CEO表示高管变更，设置为哑变量，企业当年有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变更的，取值为1，否则为0，用来检验假设3，高管变更动机。SEO表示再融资哑变量，ROE在（10%～12%）区间的企业很可能有再融资的动机，取值为1，否则为0。LOSS表示避免亏损哑变量，如果当期利润大于0，而资本化前利润小于0，说明企业很可能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将利润扭亏为盈，取值为1，否则为0。SEO和LOSS哑变量用来检验假设4，资本市场动机。

3.控制变量。SIZE表示企业规模，为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MB是企业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用于衡量企业的成长性；RDrate表示企业研发强度，为企业研发投入与总资产（资本化前）之比，用于衡量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规模；INDU是行业哑变量，属于信息技术业的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的中小企业样本主要来自制造业、信息技术业等。

（四）构建模型

本文在总结我国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基础上，参考Garen Markarian et al.的研究模型，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CAP=α+β1ROA+β2LEV+β3CEO+β4SEO+

β5LOSS+β6Ln（SIZE）+β7MB+β8RDrate+β9INDU+ε

三、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提供了220个样本企业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均值为2.73%，与发达国家相比投入水平较低，资本化比例均值为0.592%，平均资产收益率约6.92%，这几年企业平均获利水平较低，且获利水平比上一年平均下降约0.737%，企业收益不理想跟近几年的金融危机有关，整体经济环境较差，但公司总体还是盈利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约37.9%，属于正常水平，这意味着债务融资仍然是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全样本的回归分析

表2为盈余管理动机与研发支出资本化关系的全样本检验结果。R2为0.514，DW值为1.836，F值为22.102，Sig.值为0.000，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高，线性关系显著。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容忍度均大于0.1，故认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影响检验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SEO和LOSS通过了检验，所以假设4得到了论证，即我国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是出于资本市场动机。在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为了扭亏为盈，保持上市资格或满足再融资的条件，企业更倾向于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盈利水平（ROA）通过了检验，且标准化系数为负，假设1得到了验证，即出于报酬契约动机，企业更倾向于研发支出资本化。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高管变更（CEO）通过检验，说明我国企业新任高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大洗澡”的迹象，论证了假设3。资本化比例（CAP）与企业负债（LEV）相关性不显著，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说明我国上市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并非出于债务契约动机。在控制变量中，资本化比例（CAP）与研发强度（RDrate）显著正相关，即研发投入越多，企业越倾向于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此外CAP与MB、INDU显著正相关，不同行业，其资本化比例有显著差异，一个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也越倾向于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

四、基于盈余管理差异的实证检验分析

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选择给投资者传递了企业研发项目未来将带来经济效益的信号，当然企业也很可能利用这一会计处理方式给投资者传递虚假信号，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要证实研发项目的未来收益，所需时间较长，投资者无法直接辨别其信号的真伪。盈余管理程度与会计信息质量呈负相关关系，投资者可以通过企业整体盈余管理程度来判定研发支出资本化是否作。

本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各样本企业的可操作性应计利润，以此衡量企业的整体盈余管理程度，由此将总体样本分为高盈余管理组（HIGH）和低盈余管理组（LOW），每组包含110个样本。对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来分析高盈余管理程度和低盈余管理程度企业的差异。由表3可知，在单变量水平上，两组样本具有相似的负债率和企业规模。不同的是，高盈余管理程度企业比低盈余管理企业具有更高的资本化比例、收益水平、研发投入强度和企业成长性。说明高盈余管理程度企业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操作的可能性较大，其资本化比例也较高。

对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得到结果见表4、表5。

在高盈余管理程度组中，R2为0.595，模型的拟合度较高。DW值为1.987，F值为14.568，Sig.值为0.000，说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线性关系显著。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容忍度均大于0.1，故认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影响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OSS通过了检验，所以假设4部分得到了论证，即我国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出于资本市场动机。研发支出资本化（CAP）与盈利水平（ROA）、再融资动机（SEO）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支持假设1和假设4，即出于报酬契约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企业会使用研发资本化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CAP与企业负债（LEV）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标准化系数为负，与预期不符，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CAP与高管变更（CEO）相关性不显著，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说明在高盈余管理程度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是出于报酬契约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资本化比例（CAP）与研发强度（RDrate）显著正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越多，越倾向于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

在低盈余管理程度组中，R2为0.495，DW值为1.978，F值为9.695，Sig.值为0.000，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高，线性关系显著。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容忍度均大于0.1，故认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影响检验结果。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CEO通过了检验，所以假设3得到了验证，即我国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出于高管变更动机。CAP与LOSS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假设4，研发支出资本化出于资本市场动机。CAP与资产收益率（ROA）、企业负债（LEV）、再融资动机（SEO）相关性均不显著。CAP与研发强度（RDrate）显著正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越多，越倾向于研发支出资本化，这一结论在全样本及高盈余管理程度企业中也得到了证实。此外，CAP与MB、INDU都显著相关。

不管是全样本的检验还是分组样本的检验，资本市场动机都得到了一定的验证，与国内的实证研究结果较一致，报酬契约动机和债务契约动机总的来说都不如资本市场动机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我国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主要出于报酬契约动机、高管变更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而债务契约动机尚未得到验证。（2）高盈余管理程度企业比低盈余管理企业具有更高的资本化比例、收益水平、研发投入强度和企业成长性，说明高盈余管理程度企业，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操作的可能性较大，其资本化比例也较高。（3）对于不同盈余管理程度的企业来说，其盈余管理动机也不同，在高盈余管理程度组中，研发支出资本化主要出于报酬契约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在低盈余管理程度组中，研发支出资本化主要出于高管变更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4）企业研发投入越多，研发强度越大，越倾向于研发支出资本化，这一结论在总样本和分组样本的检验中都得到了论证。

（二）政策建议

1.完善相关会计科目的设置，加强信息披露。新会计准则中没有明确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资本化的五个条件也比较抽象。所以，建议财政部完善会计准则，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需进一步明确，制定研发支出能否资本化的定量指标，以及资本化比例的判断标准更加明确和便于操作，这样可以避免管理者费用化或资本化的随意性，从而减小企业管理者盈余管理空间。对开发阶段跨年度资本化处理的支出，应采用现值计量，对于研发阶段费用化处理及不跨年度资本化处理的支出，可以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这样才能体现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2.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加强企业内部监管。目前，我国独立董事的责任不到位，独立董事制度执行力不够，内部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也具有选择性，导致企业内部监管力度不够，给管理者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并且，企业财务控制权越集中，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建议企业强制设立内部审计委员会，加强独立董事责任机制，避免权力过度集中，适当安排企业内部的财务控制权，有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

3.完善资本市场监督体制。市场监管部门在关注企业盈利的同时，应结合非财务指标来评价企业绩效，加强知识资本和智力资本方面的评价。非财务指标可以展现企业业绩改善的主要动力，与财务指标对比分析，一定程度上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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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乐.新准则下R&D费用的处理与盈余管理[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10）：79-80.

[4] 叶建芳，刘大禄.新企业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会计报表案例分析（六）从大族激光公司看研发支出的处理[J].财政监督，2008（18）：67-68.

[5] 许罡，朱卫东.管理当局、研发支出资本化选择与盈余管理动机――基于新无形资产准则研究阶段划分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9）：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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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cott W.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M].Toro-

nto： Prentice Hall，2003.

资本支出篇5

关键词: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知识经济下,创新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所在。与此同时,会计环境较工业经济时代的会计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知识与技术在当前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生产形式从扩大再生产转向创新型再生产。同时,企业的竞争优势从对资源的占有与配置转变为对知识、科技、高科技含量的无形资产的拥有和开发,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越来越多,研究与开发支出也从工业经济时代的从属地位一跃为现在的主导地位。随着企业研发投入加大,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研发的会计信息也有了更多的要求:诸如了解企业每期研发投入金额;企业内部研发形成无形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企业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带来的收益与其研发投入的比例。而这些会计信息能否得到正确的反映并公开披露给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取决于企业能否正确对研发支出进行会计处理及披露。

二、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问题

我国采用研发支出存在多方面有利因素,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一)资本化条件难以判定。无形资产准则规定:对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符合条件的开发支出可予以资本化处理,但实际可操作性不强。比如,“具有技术可行性”而言,倘若企业开展的是一项重大研发项目,那么对项目的每一阶段性成果的可行性测试可能不仅需要企业内部技术人员进行测试,还需要通过企业外部专家技术测试才行。此外,目前市场存在开发的新产品的需求。我们是以一份基于市场调查问卷的分析报告及其盈利预测报告来做出结论,还是以商业化过程之后开发的新产品所签订的合同为准呢?

如此一来,对于开发支出的某一部分是予以费用化还是资本化就常常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各企业在对条件的判断过程中难免标准不一,导致企业相互之间不可比。同时,管理当局按照这些资本化条件来指导实务操作,其可行性尚需商榷。

(二)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存在盈余操纵空间。在具体操作中,企业管理当局也可能按自己的理解对开发阶段是否进行“资本化”做出决策。如果企业存在调节利润的需求,那么,现行的准则及其指南很难对企业的利润调节行为进行约束,企业可能轻松实现业绩操纵,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研发支出在资本化后将以资产的形式反映在企业财务报表当中,它必然面临一个如何摊销的问题。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的经验告诉我们,会计政策的弹性越大,受到企业管理当局操纵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无形资产准则当中,对摊销方法仅提出对“企业无形资产摊销方式,应当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尚未对研发支出采用何种摊销方法加以明确的规定。若任企业选择列为资产的研发支出的摊销方法,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盈余操纵的空间。

(三)研发支出难以对象化。在实际情况中,若干项研发项目可能同时受益于一项研究成果,或呈现出相互交叉受益情况。即使一些完全失败的项目,也可能派生出新技术或工艺,直接影响下一个研发项目。这些前期研发失败的投入具有管理会计当中所说的“沉没成本”性质。因此,如果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科学的系统,对研发成本进行分配,就无法恰当反映每一研发项目的实际成本。

(四)跨年度的开发支出未做减值测试。由于研发项目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大多研发项目是跨年度进行的,因此,企业账务当中可能存在数额不小的待资本化的研究开发支出。事实上,企业自主研发无形资产是一种特别需要加以管理和保护的特殊资产,管理和保护不当有可能导致其迅速贬值。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某种相同或者类似的关键技术的研发活动可能存在着多家公司同时进行研发的情况,研发项目技术的创新性是否还存在很成问题。如此一来,企业有必要对研发项目技术的创新性的市场状况跟进,以了解该研发项目投入的价值是否发生贬值。而我国准则对研发支出尚未做出与减值测试相关的规定,使之成为制度上的一个缺失。

三、结论

研发支出资本化并非十全十美,对我国尚处于该方法的初始使用阶段更是如此。基于这个考虑,笔者对我国现行准则下的研发支出资本化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诸如资本化条件难以判定及由此带来的盈余操纵等问题。针对上述可能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严格制定研究与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通过使用同行评议、借鉴国外可行性测试条件等方法,加强技术可行性测试的合理性。加强研发信息披露,避免企业进行盈余操纵,如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加大对研发信息披露的内容及力度、对高科技企业专门设置“研发支出信息表”等。探讨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的开发支出计量方法。在管理费用下分设研发费用明细科目,增设“研发支出减值准备”研发支出会计科目等。

(作者单位: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1]梁衍琮.浅探研发费用资本化核算的应用[J].商场现代化,2006.11下.

[2]梁菜歆,刘建秋.高新技术企业R&D 绩效评价方法探索[J].科学学与科技管理,2004.11.

资本支出篇6

【关键词】 自行研发; 无形资产; 资本化支出; 差异辨析

笔者对2009年《中级会计实务》教材262页[例15-3]中有关自行研发无形资产资本化支出部分会形成暂时性差异有着不同的看法。

实例:甲公司当期发生研究开发支出共计200万元,其中研究阶段支出80万元,开发阶段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20万元,开发阶段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100万元。假定甲公司与税法对该项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均为10年,税法规定企业自行研发无形资产的支出中,形成费用化的支出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资本化的支出,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进行摊销。下面将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一、初始确认无形资产时就确认一项暂时性差异(见表1)

二、初始确认无形资产时不确认一项暂时性差异(摊销时再确认一项暂性差异)(见表2)

从上述表1、表2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十年摊销完毕,企业计算利润额与税法计算纳税所得扣除的摊销费用均为100万元,并没有体现出税法加计50%扣除的优惠政策。wwW.133229.cOm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可以清楚地看出,研究开发费用的具体加计扣除方式为:未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按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费用,按无形资产成本的150%进行摊销。也就是按照研发费用是否资本化为标准,分两种方式来加计扣除。其准予税前扣除的总额是一样的,即都是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的150%。税法之所以允许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其主要目的是鼓励企业研发行为,减轻自行研发无形资产企业的所得税税负。对于未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由于企业将其计入发生当期损益,所以税法允许加计在当期扣除,对于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由于企业采用合理的摊销方法分期摊销计入摊销当期损益,所以税法允许在摊销期间分期加计扣除。由此可见,企业在计算利润时扣除的研发支出与税法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允许扣除的研发支出始终存在一种差异,此差异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消失,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转回。为此笔者认为,此差异应属于永久性差异,而不应将其确认为暂时性差异。

【参考文献】

资本支出篇7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本，服务流，居民消费支出，劳动报酬法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的威廉·配第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对人的价值进行研究的学者。配第（pedi，1667）在国家实力的比较研究中，采用“生产成本法”，以计算出英国人口的货币价值。W．法尔(1853)首次运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对人的经济价值进行分析和研究。法尔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财产、收入和税收，他更重视人的收入能力，采用的是一种现值收入。

L杜布林和A．J．洛特卡（1930）等人对法尔的现值收入法做了发展，认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资的产物，在在人的生命周期内，每年都会产生一定的价值，这样就形成了若干年的收入流量，把总的收入流量（收入能力）计算成现值，就是人力资本的价值。舒尔茨（1969）用受教育年限来计算人力资本。把在校天数152天视为一年，用“等量的在校年”调整初等教育的在校时间。这种方法虽然简明可行，但对不同的学历层次没有考虑，也就不能准确测算人力资本量与质的差别。A麦迪森把初等教育年限数每年给予1的权，中等教育权数为1.4，高等教育权数为2，经过调整，他计算出了1820～1992年6个国家的15～64岁年龄组的每人受教育年数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李建民、王金营（1999）人才与非技术劳动的分解法，研究人才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王金营（1999）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改革开放后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樊刚（2000）也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来计量人力资本，并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

穆力干和萨拉伊马丁（1995）提出了超越对数总量指数法，对教育年限法进行改进。他们用构建超越对数函数和回归方法选出一种最优的指数比较方法，并且认为这个理想的最优指数体系的评价标准就是预期误差作用最小。随后穆力干和萨拉伊马丁又使用了历时的和跨部门的迪维西亚指数方法对此进行改进。最后，他们确定GTS（ Geographical Traveling Salesman）方法作为人力资本的计量方案，并以1980年加里福利亚的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人力资本比较单位。

二、人力资本计量的基本思路：劳动报酬法

从现有的对劳动报酬法计算人力资本的批评来看，主要是认为中国的劳动者在工作中提供的人力资本并不一定得到应有的劳动报酬。实质是基于认为中国人力资本配置制度不合理而产生的一种批评，但本文认为这种批评是缺乏说服力的。微观经济理论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的，理性的经济人有一种能力，处理失衡的能力。在经济中，计量模型中使用的变量的数据应该是实际投入到经济中的生产要素，这也是为何在计量劳动力要素要扣除失业人口，计量物质资本要考虑折旧和资本闲置的原因。同样，在包涵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也应该是投入到经济中的实际人力资本投入量，也就是人力资本的服务流。这样，理想状态的人力资本存量（经济中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总量）和实际投入到经济中的人力资本服务量存在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就是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浪费率），在不同的经济中这个差别可能非常巨大。经济中给予人力资本的报酬不是对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回报，而是劳动者使用的人力资本的回报，或者说是对人力资本服务流的回报。

决策时，理性经济人做出效用最大化决策。由于处理失衡的能力的存在，个人总会选择与报酬相一致的努力程度。如果个人的收益太低，个人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谋求收入的增长，二是选择自己的努力程度。当收入增长的目标由于制度等因素而无法实现的时候，个人就会降低自己的努力程度，使工作中的报酬和努力一致。这样，即使在无法选择退出的情况下，个人也可以选择努力程度（人力资本的使用程度）来处理可能存在的失衡。在现实的生活中，现有的制度安排越来越能够激励人力资本的使用，拥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一部分群体（如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已经能够使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得到充分的使用，因此，劳动报酬计量人力资本会使人力资本的服务与收入不相等的的批评使站不住脚的，由于理性经济人的存在，经济中的人力资本的服务流会与收入流均衡。

劳动报酬法的一个优点是它正好反映了国民经济中人力资本的服务流，个人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本就相应获得一定的报酬，可以很好解决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投资作用滞后，人力资本的折旧问题以及人力资本的闲置问题。经济活动中，因此，人力资本投资作用的滞后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另一个优点是处理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问题，相对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更需要不停的积累，初中教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学教育，而高等教育的成功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等教育，人体的知识和技能总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劳动报酬解决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问题，如果个体的人力资本提高，相应地，人力资本拥有者的报酬也会相应增加。第三个优点是计量相对简单，劳动报酬的数据也可以获得。第四个是不用假设人力资本的同质性问题。在教育年限法计量人力资本的时候，各级教育的教育年限无论是否加权，都是假定教育是同质的，这一点缺乏说服力，与现实经验也有一定的差异。

同样，人力资本的折旧与干中学的人力资本也自然在劳动报酬中获得了体现，理论上讲，用劳动报酬法来计量人力资本是无可非议的。关键在于实际数据获得上的难度。

在个人的收入来源中，有人力资本来源，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来源等等。人力资本的报酬主要蕴涵在个人的劳动收入（劳动报酬）当中，而劳动报酬可以分为纯体力劳动的报酬和人力资本的报酬。当然，纯体力劳动和人力资本的报酬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这也导致了人力资本报酬计量的困难。设想一个零技能的工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无论一个人是大学、博士毕业，还是文盲，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零技能的人是不存在的。但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零技能计算人力资本的方法有一个假定：纯体力劳动的报酬只是体力的报酬，它是不变的。这里就引申出一个隐含的假定：体力劳动的报酬不是一种投资，而是一种消费，其支出和所得应该是相等的。这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证明：首先假定纯体力劳动的报酬是不变的。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讲，纯体力劳动的边界生产率应该是不变的。那么，个人的劳动收入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纯体力劳动的报酬，一是人力资本的报酬。

那么，就可以用一个人纯体力的支出来代表纯体力劳动的报酬，如果能计算出一个纯体力劳动的为了维持体力的支出，这样，从理论上讲，就可以一个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人的用于基本生活支出的货币来表示纯体力劳动的支出，从而代表纯体力劳动的所得。

总公式为：人力资本服务流＝（农村总劳动报酬－纯体力劳动报酬）＋（城市总劳动报酬－城镇纯体力劳动报酬）

四、我国历年国民经济中人力资本服务流的计算

1、纯体力劳动报酬的计算

纯体力劳动的收入是计量人力资本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在人的劳动收入中既包括人力资本的收入又包括纯体力劳动的收入。计算纯体力劳动的收入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本文拟从人力资本的基本概念出发，利用基期的获得体力的消费支出来代表纯体力劳动的收入。人力资本是个相对的概念，因此，在不同的阶段，同一投入可能是人力资本也可能不是人力资本。 比如，在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山区，增加的食物可能就是人力资本投资，但在发达国家，食物无法记入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

因此，本文根据我国的特点，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以前，这个时候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1990年以后是温饱向小康过渡的时期。因此，可以假设，在1981-1990期间，利用基期的数据来表示这个阶段的纯体力劳动的报酬。而本文拟利用平均的生活支出，纯体力劳动需要消费一定的食物，而代表性的纯体力劳动是一个社会平均的生活消费资料的支出来代表。根据以上的分析，纯体力劳动的报酬可以用维持一个人体力所花费的开支来计算。本文拟用不同阶段城市居民的处于平均生活状况的居民家庭代替维持一个纯体力劳动者的支出，并借此获得纯体力劳动的报酬。

表1 城市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单位：元

时间

项目

1981年

1991年

食品（除去烟酒）

235．68

1169．9

衣着商品

67.56

199．64

其他*

68.04

144.27

总计

371.28

1513.81

1978年价格的基本支出

330.91

650.03

注：数据来源：根据1981年，199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其他包括燃料、房租、水电、交通费用和日用品等的和支出。其中的支出数据为城镇居民中的家庭平均的生活消费支出，原始的支出数据中还有其他的内容，但从本文研究的目的而言，生活消费支出包括食物（不包括烟酒），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的支出。而作为一种消费，这种消费持续了一个劳动力的基本体力，必须在以后的收入中得到补偿。

表2 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单位：元

时间

项目

1980年

1991年

食品

100.19

352.30

衣着商品

19.99

50.98

其他

60.13

104.68

总计

180.31

507.96

1978年价格的生活支出

146.11

238.43

注：其他包括燃料、房租、水电、交通费用和日用品等的和支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992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2．总劳动报酬的计算

国民经济中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计算面临这样的问题：城镇居民的劳动报酬容易获得，可以用城镇居民的工资表示（本文采用总收入中减去其他收入）。但农村居民的劳动报酬获得的难度相对较大。在现有的统计资料中，农村的居民的收入是按照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收入这几个部分来分类统计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指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可以作为部分的体力和人力资本的总报酬，而家庭经营收入部分是人力资本的收入，部分是物质资本的收入，物质资本部分的收入需要从总的家庭经营收入中剔除。因此，如果获得农村劳动力劳动报酬中资本报酬的部分，再用家庭经营收入减去利用资本获得的报酬，可以得到人力资本的报酬。根据这个思路，本文搜集整理了农村居民的用于生产的生产性固定资本的数据，然后再辅助于一定的资本报酬率，从而获得家庭经营收入中资本来源的收入。在得到了纯体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总报酬之后，从总报酬扣除纯体力和物质资本的报酬，余值可以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的报酬，也就是人力资本的服务流。

中国历年总的人力资本的服务流是农村人力资本服务流和城市人力资本服务流的加总，计算出结果在表3显示出来。

表3 1978年不变价格中国历年人力资本服务流 单位：亿元

时间

农村居民人力资本

城镇居民人力资本

总人力资本服务流

1980

458.85

592.36

1051.21

1981

573.48

608.7

1182.17

1982

752.88

649.92

1402.80

1983

792.53

679.12

1471.65

1984

858.21

855.71

1713.92

1985

1767.61

779.17

2546.78

1986

1699.75

938.14

2637.88

1987

1874.29

1063.5

2937.79

1988

1856.44

967.27

2823.71

1989

2173.89

983.33

3157.21

1990

1961.68

1051.56

3013.23

1991

1480.38

654.41

2134.79

1992

1780.99

961.21

2742.2

1993

1733.04

1184.78

2917.83

1994

1057.69

1407.58

2465.27

1995

2178.97

1593.55

3772.52

1996

2685.75

1818.23

4503.98

1997

2944.79

2013.05

4957.83

1998

3039.66

2274.45

5314.11

1999

3158.77

2704.36

5863.13

2000

3180.88

3041.81

6222.7

2001

3257.88

3530.28

6788.16

2002

3375.18

4806.68

8181.86

2003

3448.79

5777.95

9226.74

2004

3604.73

6660.75

10265.48

注：价格指数农村采用农村消费价格指数，由于一九八四年以前没有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就采用全国消费价格指数；城镇采用城镇消费价格指数。而总的纯体力劳动是用人均的纯体力劳动报酬乘以城乡的就业人数（或劳动力人数）得到。数据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结论

人力资本的计量是一个自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以来就非常棘手的问题，本文利用报酬法对中国近二十年的人力资本的服务流做了计量，鉴于中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本文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的人力资本分别作了计量，是一个新尝试，就二元经济的中国而言，这种区分是必要的。但是本文的计算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可能导致人力资本的高估或低估。主要体现在：

城市居民的收入中，有部分可能来自经营收入的收入没有从本文计算的收入中剔除，这样可能高估了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将农村居民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都按照一年期的固定利率来计算物质资本的利息，可能也存在低估生产经营费用的获利能力，从而高估了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计算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隐性或灰色收入没有进入到居民收入的范围中去，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居民的人力资本。

总的说来，劳动报酬法计量经济中人力资本的服务流是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思路和要求的，而本文提出的用成本和收益法结合起来计量人力资本也能够较好解决一些人力资本计量中固有的难题，虽然该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改进，而且，数据也需要进一步整理，但可以作为一种研究经济中人力资本数量的可行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版

2.《新增长理论》第225页，朱勇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报酬递增的源泉》，西奥多，W，舒尔茨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资本支出篇8

1.某事业单位1月从事业务活动收到银行存款100万，1月事业支出70万购买固定资产，年底按照结余的10%比例计提职工福利基金，请做出日常核算及年底的结转，并填列1月、12月份以及年报报表。1月份分录：借“银行存款100万”贷“事业收入100万”借“事业支出70万”贷“银行存款70万”借“固定资产70万”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70万”

1月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30万元，固定资产70万元，事业结余30万元，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70万。1月收入支出表：事业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70万元，本期事业结转结余30万元。12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30万元，固定资产70万元 ， 事业结余30万元，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70万。12月收入支出表：事业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70万元，本期事业结转结余30万元。12月31日结转

借“事业收入100万”贷“事业结余100万”借“事业结余70万”贷“事业支出70万”借“事业结余30万”贷“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30万”提取职工福利：借“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3万”贷“专用基金—职工福利3万”借“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27万”贷“事业基金27万”

年报填列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30万元 ，固定资产70万元 ， 事业基金27万元，专用基金3万元，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70万。年报的收入支出表：事业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70万元，本期事业结转结余30万元。本年的非财政补助结转结余30万元，本年的非财政补助结余30万元，提取专用基金3万元，转入事业基金27万元。

2.财政局1月给某事业单位2013年拨入公用经费100万，全年支出90万，请做出日常业务核算及年底结转，并填列1月、12月份以及年报报表。该单位已经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授权支付）。

1月份账务处理：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100万”贷“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100万”借“事业支出 —财政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90万”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90万”

1月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10万元 ，财政补助结转10万元。1月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0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10万元。12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10万元 ，财政补助结转10万元。 12月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0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10万元。12月31日结转

借“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100万”贷“财政补助结转—基本支出结转100万”借“财政补助结转—基本支出结转90万”贷“事业支出—财政基本支出90万”借“财政应返还额度10万”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10万”年报的资产负债表：财政应返还额度 10万元 ，财政补助结转10万元。年报的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0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10万元。年报的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本年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100万元，本年财政补助支出----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90万元，年末财政补助结转结余---基本支出结转---日常公用经费10万元。第二年1月份支出9万，请做分录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10万”贷“财政应返还额度10万”借“事业支出9万”贷“余额账户用款额度9万”1月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1万元 ，财政补助结转1万元。1月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9万元。第二年12月份

12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1万元 ，财政补助结转1万元。12月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9万元。年底12月31日时借“财政补助结转—基本支出结转（日常公用经费）9万”贷“事业支出—财政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9万”借“财政应返还额度1万”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1万”

年报的资产负债表：财政应返还额度 1万元，财政补助结转1万元。年报的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9万元。年报的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年初财政补助结转结余----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10万元，本年财政补助支出----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9万元，年末财政补助结转结余---基本支出结转---日常公用经费1万元。

财政的资金分为两种：基本支出即养人的钱，年底剩余一定是结转，永远不是结余。项目资金即做事的钱，未完工时一定是财政项目结转，完工时符合三个条件：财政的项目资金、项目完工、剩余资金归单位自由支配，这样就形成财政补助结余。

资本支出篇9

关键词：支付机构；监管；客户备付金；净资本

JEL分类号：E5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7-0064-04

一、问题的提出

支付机构的自有资本不但是其设立与经营的基础，也是维护自身信誉、抵御和防范风险的保证。资本监管是审慎金融监管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是衡量单个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稳健性的重要指标。我国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早已建立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监管体系（巴曙松，2004）。20世纪90年代，我国银行业引入资本充足率管理，证券业在2001年引入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管体系，信托业在2010年建立净资本和风险资本管理体系（李要深，2010）。

资本充足管理中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Ratio）是指机构持有的符合规定条件的资本与机构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其中风险加权资产（Risk-Weighed Assets）是指对机构的资产加以分类，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风险性质确定不同的风险系数，以这种风险系数为权重求得的资产。净资本（Only Capital）是指根据机构的业务范围和资产的流动性特点，在净资产的基础上对资产等项目进行风险调整后得出的综合性风险控制指标。净资本反映了净资产中的高流动性部分，表明机构可变现以满足支付需要和应对风险的资金数量。通俗地讲，净资本是假设机构的所有负债都同时到期，现有资产全部变现用以偿付所有负债后的金额。支付机构较少持有涉及汇率、利率及其他衍生产品合约的风险资产，本文对支付机构的资本充足监管主要指净资本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支付机构的实缴货币资本也有所要求。《办法》对支付机构的资本方面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支付机构获得支付业务许可所需的最低实缴货币资本要求；二是支付机构日常经营过程中客户备付金余额与实缴货币资本的比例关系；三是累计亏损超过实缴货币资本的50%时，支付机构应退出支付服务市场。

虽然《办法》对支付机构的资本方面有所要求，但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办法》对支付机构的资本监管采用历史的、静态的监管模式。《办法》以支付机构初始实缴货币资本作为后续考核的基础，并未考虑支付机构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资本保全程度与支付业务规模的关系。依据《办法》规定，支付机构在市场准入时应当满足最低的资本要求，但其在日后的经营过程中，除非支付机构出现严重亏损，否则不会退出支付服务市场。即使支付机构出现较严重的资本不足，仍然可以提供以原实缴货币资本为基础支持的业务规模，即允许支付机构接受客户备付金的日终余额为历史实缴货币资本的10倍，但此时支付机构的资本可能已难以缓冲或应对外部流动性变化等冲击。

二是《办法》未对支付机构建立一个全面的风险控制体系，尤其是对自营业务风险的控制，可能危及客户备付金安全。虽然《办法》及《支付机构备付金存管暂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国人民银行，2012）均强调了“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不属于支付机构自有资产，禁止支付机构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备付金”，但是，即使监管当局能督促支付机构对客户备付金实施严格的存管，但现有的实缴货币资本对于客户备付金余额充足的规定，只是一种局部的风险控制措施，支付机构仍可能通过自营业务将风险传染给备付金业务。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作为支付机构的负债，备付金的债权人和其他普通债权人在支付机构破产清算时属于同一级别的债权人，并没有优先清偿权。支付机构若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业务，且经营失败，在破产清算时，该业务的债权人与备付金债权人对备付金银行存款的求偿权位于同一优先层次。

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对支付机构的实缴货币资本监管只是会计资本监管，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充足监管，并没有规定支付机构审慎经营、维持支付体系稳定而必须持有的最低资本。

二、实施资本充足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一）由于无法完全阻绝挪用客户备付金，保障备付金安全的需要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支付机构将客户备付金与自有资金分户存放，鼓励备付金存管银行为支付机构的支付账户建立管理账户，引导存管银行通过核验备付金银行账户余额与管理账户余额之间的勾稽关系及提供银行端的管理账户余额查询方式来防范支付机构挪用客户备付金。但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在不丧失支付机构提供的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价值前提下，存管银行仍无法实时发现支付机构是否挪用客户备付金。目前，最佳的备付金存管模式也只能在日终备付金存管银行和支付机构对账时才可能发现支付机构是否挪用客户备付金。因此，为了充分保障客户备付金的安全，应当对支付机构的资本充足水平实施有效监管。

事实上，某些金融机构即使实现了自有资金与客户资金的分户存放，但仍然引入净资本监管模式，如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与自有资金已相互隔离，且《证券法》第139条规定“证券公司破产或者清算时。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不属于其破产财产或者清算财产，非因客户本身的债务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不得查封、冻结、扣划或者强制执行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但监管当局仍早在2001年就引入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控体系，又如《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与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相隔离，但监管当局也于2010年引入净资本监管模式。在现有备付金存管模式无法完全保障客户备付金不被挪用，且在法律层面并没有保障客户备付金安全的特别条款下，更有必要在支付机构行业引入净资本监管模式。

（二）自营业务可能危害客户备付金安全

针对目前国内中小企业乃至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部分支付机构提供了针对卖家的信贷服务，以支付宝的卖家信贷为例，“支付宝推出的卖家信贷服务是一项以淘宝卖家信用为基础，以支付宝交易为质押的信贷服务。符合信贷标准的淘宝卖家，以其已成交而没收到货款的交易为担保，以卖家个人名义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用于解决个人的短期资金需求”。但在卖家无力偿付所借款项，且由于各种原因交易被撤销时，支付机构得替卖家向银行偿付款项。刘颖等（2011）指出“这种信贷业务属于商业银行的保理业务，保理业务是一项集商业资信调查、应收账款管理、信用风险担保及贸易融资于一体的新兴综合性金融服务”。曹红辉（2009）认为，银行之所以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没有信用”，但这不是说中小企业就不诚信，而是它们的信用信息严重不足。而支付机构的信用体系则提供了银行无法覆盖的这类企业的信用记录。尤其这些信息数据不仅有企业的静态信息，更重要的是有动态的交易信息，可以实时掌握企业的信用情况。一些支付机构在上述业务模式的基础上，演化出更为激进的网上小企业融资模式，如直接向卖家拆借自有资金，甚至有个别支付机构直接向卖家出借客户备付金。

支付机构无论采用上述哪种业务模式参与中小企业融资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支付机构利用在支付业务中掌握的信息参与中小企业融资，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尽管一笔支付的实现分为交易、清算和结算三个标准化过程，但支付服务所涵盖的内容不仅包括实现支付所需的三个标准化过程，还包括交易前和结算后提供的服务。对支付信息的加工和分析属于结算后服务。因此，支付机构利用支付服务过程中获得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将自有资金交付商业银行委托贷款，属于广义的结算后服务。支付机构若将自有资金直接拆借给卖家，由于支付机构的职能定位为支付服务提供商，其职能上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关资质不完备，如果在业务中出现法律纠纷将引起各方争议。至于支付机构将客户备付金直接拆借给卖家，则是违反客户备付金监管规定的行为。

虽然支付机构提供的这些自营业务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隐含的风险，可能对客户备付金安全的损害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有必要引入以净资本为核心的支付机构风险监控体系，将支付机构自营业务可能对客户备付金的危害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

三、支付机构净资本计算规则

支付机构的净资本是在净资产的基础上对资产、负债等项目进行风险调整后得出的综合性风险控制指标，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净资本=净资产一应收项目的风险调整一金融产品投资的风险调整一其他流动资产项目的风险调整一长期资产的风险调整一或有负债的风险调整/+监管当局认定或核准的其他调整项目。在计算净资本前，支付机构应确保各项资产的减值准备提取的充足性和合理性。支付机构净资本计算时应特别关注以下项目：

1、支付机构应对利用自有资金为卖家提供的委托贷款计提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其中一般准备是指支付机构按照一定比例从净利润中提取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而专项准备是指支付机构对各项委托贷款预计可能产生的损失计提的准备。支付机构对于计提一般准备作为净利润分配处理，而计提专项准备会增加支付机构的费用，减少其资产价值。专项准备计提的方法、比例可参照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各类贷款计提专项准备的方法与比例。一般准备作为支付机构的附属资本，应计入支付机构的净资本，而专项准备不得计人净资本。

2、支付机构应根据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按照账龄的长短和可收回情况采取不同比例进行风险调整。应收款项的账龄应当从业务发生时点起算，如证券公司的净资本计算规则规定“应收账款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对净资本余额的）扣减比例为账面价值的10%，账龄在一年至二年的，扣减比例为50%；账龄在二年以上的，扣减比例为100%”。支付机构利用自有资金为卖家提供的委托贷款也属于支付机构的应收款项，应根据类似规则对净资本余额进行调整，但账龄的间隔时间段应明显短于证券公司。支付机构的应收款项中属于应收股东及其关联公司款项的，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出资人把出资资本抽回，应百分之百地从净资本余额中扣除。

3、支付机构利用自有资金进行金融产品投资的，应当区分金融产品的类别，按其账面价值的一定比例从净资本余额中扣减。投资的金融产品可以参考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规则对金融产品的分类（包括股票、基金、短期融资券、国债、企业债、可转债、金融债、权证、信托产品等10多种），按风险大小确定具体的扣减比例，如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短期融资券、国债、特种金融债的扣减比例较低，而信托产品则扣减的比例较高。

4、对于流动性较低的非流动资产处理。在计算支付机构的净资本时，对于一些流动性较差，难以迅速变现应对流动性冲击的非流动资产，如长期债权投资（不含金融产品投资）、固定资产（除所有权权属明确的房产）、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清理、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抵债资产、递延税款借项，应按较高的账面价值比例从净资本中扣除。

5、支付机构在计算净资本时，应充分披露机构期末或有事项的性质（如未决诉讼、未决仲裁、对外担保等）、涉及金额、形成原因和进展情况、可能发生的损失和预计损失的会计处理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一或有事项》的规定，对于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公司的或有事项，应确认为预计负债；对于不是很有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公司的或有事项，在计算净资本时，应按照一定比例扣减或有负债。

四、实施净资本监管应注意的问题

（一）净资本监管是全程的、动态的监管

监管当局可以按照分类监管原则，根据支付机构提供支付服务的业务种类、公司治理结构、内控水平和风险控制情况确定不同的最低净资本要求。监管当局还应当以净资本为核心设计一套非现场监管指标，当支付机构风险控制指标达到预警标准或不符合规定标准时，监管当局应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支付机构自身也应当根据资产负债状况和业务发展情况，建立动态的风险控制指标监控和资本补足机制，确保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在任一时点都符合规定的最低标准。

（二）建立从事支付业务相关资格的审计制度

在支付业务许可过程中，发现购买审计意见的现象较频繁，为实现对支付机构的有效非现场监管，应当参照证券业建立的证券相关业务资格审计制度，建立从事支付业务相关资格的审计制度。支付机构应当聘请具有相关支付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年度净资本计算、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进行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应当勤勉尽责，对支付机构净资本计算、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审计，并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三）净资本监管与备付金存管的关系

净资本监管主要针对支付机构的自营业务及为抵御各项业务不可预期损失的需要，为客户备付金建立安全缓冲。监管当局对支付机构实施净资本监管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保障客户备付金的安全。对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实施存管则是为了防范支付机构挪用客户备付金、保护客户备付金安全的直接措施。净资本监管与备付金存管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但在现阶段，建立有效的备付金存管模式更为迫切，待备付金存管模式建立后，监管当局即可引入以净资本为核心的支付机构风险监控体系。

资本支出篇10

一、公共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实践

对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堪称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经济的成功范例。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兴办社会公共工程，来增加社会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

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利用公共支出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为了促进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所采用的不再是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主的政策，转而主要通过政府消耗性支出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并成为推动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1960年，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大约为8％，1980年上升到17％。

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获得了成功。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步入了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失业率上升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前后矛盾的结果，西方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与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相对立的挤出效应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对包括公共投资政策在内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在西方国家的实际政策中得到体现，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严格限制预算支出的增长。但由于消费性支出的刚性作用，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仍然出现增长，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7％上升为1992年的21％，实际上公共投资成为紧缩财政的对象。

笔者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带来经济的空前繁荣，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工业国家，在二战期间都在不同程度遭受战争的破坏，这些国家在战后从低水平生产率中复苏，其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因此，二战后至70年代初，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工业国家都出现了投资高潮。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这些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高潮所形成的供给相适应。美国二战后实行的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

策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政”时期对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等具有永久价值的公共工程项目的大量投入。当战争年代走向复苏的经济发展余地得到充分发挥，投资收益率便开始下降，“新政”所形成的资本逐渐被发展了的经济所完全吸收，致使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随之减弱甚至消失。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同时出现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以前大量的公共工程投资对经济推动作用的一种延续；对于美国以外的工业国家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共存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在经历战争重创后，经济复苏带来的投资高潮形成的。一句话，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主要是投资因素在发挥作用，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则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表明：“新政”在增加当时需求的同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二战后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则只是在短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说明了在经济的长期增长方面，公共投资政策具有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始于90年代初期的美国“新经济”再次印证了公共投资政策对于经济长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促成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着眼于长远的政府投资”是促成“新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1993年以后，克林顿政府明确实行了有选择的适度加强经济干预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包括保证政府的科研与开发支出、增加政府对人力资源投资等方面的政府投资政策。

二、公共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理论基础

凯恩斯是最早就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强调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因此，在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上，凯恩斯本人倾向于公共投资政策。然而，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本身无法说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公共投资将比消费性公共支出发挥更大的作用。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其关于公共投资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基于实际判断，而非理论分析结果。新古典综合派运用扩展的财政政策乘数模型说明了公共消费政策与公共投资对需求具有同样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公共投资调节总需求具有效率低、时滞长的缺陷。他们认为在调节总需求方面公共消费政策较公共投资政策更为有效。

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支持凯恩斯关于强调公共投资的判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并通过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说明长期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传统的投资概念指的是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流量，相应地，公共投资主要指财政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开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更为关注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对未来产出的影响，并将它们视为广义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可以带来产出的开支都可以被视为投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被视为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内生化，从而导入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并提出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避免物质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出现。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根据他们的分析，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财政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即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支出、财政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公共支出。

二是从资本持续积累的角度，也就是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拓宽公共投资领域的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在实现资本积累方面，公共投资所发挥的作用将是消费性公共支出无法替代的，并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巴罗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并将政府支出流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建立了分析政府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资本具有生产性效应。阿罗和库兹认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存量具有生产性效应，他们最早将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生产函数、考察公共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格雷纳在运用巴罗所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时，接受了公共资本存量比政府支出流量更为重要的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对于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公共资本存量而产生的。这些分析说明了公共投资主要是通过生产性公共资本所形成，同时也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并克服了私人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趋势，从而达到激发私人投资的效应。即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

三、以公共投资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一中国的现实政策选择

利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供求平衡，大家并不陌生。直至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供需矛盾主要体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投资饥渴症”则是其主要症状之一。在这段时期，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抑制总需求，财政支出政策成为抑制总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消费性公共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以及“投资饥渴症”的存在，我国主要通过减少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的增长。这一时期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绝对数量虽然都有增加，但其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其中，形成基础设施的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由1981年的28．L％降至1996年的2.7％；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由1981年的5．55％降至1996年的0.92％。这一时期财政用于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2．53％下降为1995年的1．85％；财政的科学研究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1．43％降至1996年的0．5l％。

始于199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在相对长的时期，依赖削减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膨胀，从而导致了公共投资不足、公共资本相对缺乏所造成的一般资本收益率下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公共物质资本相对缺乏。改革后，政府预算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度下降，使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出现了非公共资本的长期快速增长与公共资本积累速度放慢并存的局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增长。据统计，至90年代末期，我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有的公路不过0．12公里，国道平均车速物公里，大大低于汽车行驶的经济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与经济周期长波理论所揭示的基础设施长波是一致的。经济周期的长波理论认为，经济中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增加需要政府的行动和政府的资金，如果政府不能以一个平稳的速度来扩张经济的基础设施，经济将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长波。其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改革后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落后于经济发展，、我国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扩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1995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水平达到52％，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40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出20个百分点。1948年和1969年美国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高4个百分点。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结果都表明，9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过低。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和科技进步密切联系，由于教育和技术进步都具有积极外部性，市场对于存在积极外部性的产品供给量是不足的。因此，提高教育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改善人力资本供给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政府投入。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过低的状况，与我国财政用于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支出不足直接相关。

要解决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政策要点是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改善供给结构。而选择以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是实现这双重目标的保证。增加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基础设施投资、用于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和科研支出，将在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同时，扩大公共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相应促进资本积累，改善供给结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近期我国经济运行出现良好转机，与供给的改善存在密切联系。

在许多人看来，1998年确定的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成为以前的财政支出政策的一种延续，其主要目标仍然是调节需求总量，只不过由抑制总需求改变为增加总需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财政支出政策在改善供给、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被忽视了。人们急切期待着乘数效应的产生，并试图以短期内乘数效应的大小来判断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就在前一阶段，一些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提出了怀疑。

生产性公共资本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因此，公共投资乘数效应的时间跨度可能比较长。一方面，公共投资开始产生乘数效应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这是因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生产性公共资本必须花费一定时间。另一方面，生产性公共资本发挥乘数效应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这是由于乘数效应的产生不仅是由于需求量的提高引起的，同时是由于公共资本存量增加所导致的私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结构性需求不足，即在一般性工业制造品存在过剩的同时，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消费品还处于短缺状态。因此，我国应选择以形成资本的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且必须通过公共投资将我国经济导向具有知识经济、世界经济特征的现代经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的公共投资应该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投资、提高国民素质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实际上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无货币支付能力的潜在需求。这些潜在需求一旦转化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对于解决一般工业品的过剩问题将产生重大作用。因此，如何运用财政转移性支出手段，提高社会低收入阶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目前而言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