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试点十篇

新型城镇化试点篇1

陈亚军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等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试点申报工作。发展改革委会同上述部门和有关专家对申报地区的试点工作方案进行了综合评审，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 62 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一、试点的意义和目标

新型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大战略。在中国这样拥有十几亿人口、资源相对稀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也少有经验可鉴，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城镇化涉及面广、牵动全局，人口管理、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等重大改革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调整，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尚未形成共识，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深化探索。另一方面，城镇化在地域形态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阶段不一，面临着不同的发展条件、发展任务，需要因地制宜探索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制度的整体力量，又要善用“摸着石头过河”，激发基层的实践热情。《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后，新型城镇化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中央政府层面正在统筹总体规划、战略布局和制度安排，着力调整优化全国城镇化发展格局。同时，在全国一盘棋的总体部署下，还需要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探索创新和试点先行，围绕城镇化发展共性与差异问题，选择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城镇，开展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改革试点，走出各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道路，带动全国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为鼓励指导各地根据中央命题，围绕还未形成共识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探索实践，2014年12月，发展改革委、中央编办、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启动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主要目的是发挥改革试点的先遣队作用，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体制新机制，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确保新型城镇化积极稳妥扎实推进。

二、试点的范围和任务

在确定第一批试点地区范围时，主要考虑是以地级市和县级市为主，兼顾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城市（镇）。经评审，最终从160余个申报城市（镇）中，择优选取江苏、安徽2个省和62个城市（镇）作为试点地区。从试点地区城市层级和类型看，计划单列市3个，省会城市7个，地级市（区、县）25个，县级市（区、县）25个，建制镇2个（不含县级以上试点城市的建制镇）。从试点地区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21个占34%；中部地区14个，占23%；西部地区18个，占29%，东北地区9个，占14%。同时，将启动第二批试点，试点地区将适当向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倾斜，优先考虑改革意愿强、发展潜力大、改革措施实的中小城市、县、建制镇及符合条件的开发区和部级新区。

试点的核心任务是深化改革。对城镇化领域中一些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如市民化成本分担、城镇化投融资、宅基地管理、设市模式等，优先开展针对性的试点探索，积小胜为大胜，为破除现行体制机制的束缚阻碍，凝聚共识、摸清规律、铺平道路。

主要完成以下任务：一是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二是通过加快投融资机制改革，创新金融服务，放开市场准入，逐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三是在坚持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等，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四是通过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调整优化政府纵向和横向职能分工，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五是鼓励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体制机制、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城市“多规融合”制度、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新型城市建设等方面，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三、试点的措施和政策

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了对试点的工作指导，着力优化资源配置，将一些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政策向试点地区倾斜。

今年以来，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组织14个推进新型城镇化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召开第二次部际联席会议，对推进试点的相关工作进行了研究。二是对当前及下一步推进试点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三是制定出台关于2015年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在加快探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加快探索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加快探索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设市模式、加快探索市县“多规合一”制度等4个方面提出支持试点的具体政策。四是联合开发银行、农发行、农业银行分别制定金融支持试点的具体意见，指导部分试点地区编制融资规划，在省级政府举债使用方向上向试点地区倾斜，允许试点县级市（区、县）所属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五是在其他各类相关试点优先考虑城镇化试点地区，在部分试点地区组织开展了农村土地三项制度改革试点、建制镇示范试点、县城深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低碳城（镇）低碳产业园区低碳社区试点。六是向符合条件的试点地区下放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定价权，实施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价格政策，探索更加灵活的价格管理方式吸引社会投资。七是加强对试点督促指导，支持在浙江省嘉兴市、福建省晋江市开展试点地区经验交流，组织对试点地区进行一轮实地调研督导。

四、试点的进展和成效

各试点地区按照国家批复的试点工作方案，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的具体工作，总体上试点正在有序推进。

一是建机制、定方案，齐抓共管促落实。东莞市为加强试点统筹协调，建立了组织领导、部门联席会议、简报专报和工作督导等四大机制；曲靖市根据试点任务设立了专项工作组，分头推进试点工作。广州市制定的试点三年实施方案提出24项具体举措、12项扶持政策；宁波市按照试点的六大领域任务安排了27项2015年度重点推进工作，并制定了工作任务分解表；龙港镇编制了“1 +7”；试点改革方案，制定了三年工作计划和2015年实施计划；株洲市将综合试点任务细化成28项指标，建立了可供考核的指标体系。

二是推户改、强服务，有序推进市民化。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保障，也是试点的首要任务。如，武汉市建立了市民化成本动态监测制度；沪州市设立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金。每年安排资金20亿元以上；兰考县确定了成本动态调整方案，前三年以政府负担为主，后三年逐步增加企业和个人分担比重。在搞好成本分担的基础上，一些试点地区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水平，部分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地区也有积极进展。如，广州市将积分入户指标从11项减少到5项；深圳市光明新区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待遇的公共服务已有40项；晋江市居住证持有人享有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等30项市民化待遇，办理人口达到110万人。

三是降门槛、拓渠道，多元化筹措资金。为应对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负债水平高企等问题，部分试点地区利用财政投入杠杆效应，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如，广州市与中国人寿、新华人寿合作设立了规模各200亿元的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一些试点地区还大力推进PPP模式，如，广州市提出的首批40个合作试点项目总投资达到2200亿元；安顺市成立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建设融资工作协调小组、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专项小组和PPP中心。

四是抓协调、促融合，积极推进“多规合一”。广州市建立了“三规合一”信息联动平台，编制了《“三规合一”技术规定》，核对处理了城规、土规近30万个差异图斑。盘活了128平方公里存量土地资源；莆田市编制了多规融合的城乡一体化总体规划，以“土规”定指标、“经规”定目标、“城规”定坐标、生态建设规划定底线，实现了“一个城市一个空间，一个空间一个规划”。

新型城镇化试点篇2

关键词 舆情应对 新型城镇化 龙港舆情应对

一、龙港舆情应对的定义、特点及形成条件

目前，龙港已经跨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站在潮头的龙港人，也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40多万的龙港人里，有将近一半以上的人每天通过各种媒介和网络、手机获取信息，有将近8万多的网民在关注着微博、微信和其他自媒体。龙港的受众成了龙港舆论导向的主要推动者。当爆发危机事件或产生社会热点、敏感话题时，新型城镇化试点下的龙港政府必须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主场优势”，解决好舆情所产生的矛盾，让舆情引导龙港创造新的动力和活力。

（一）舆情的含义

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舆情则是民众关于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而网络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通过信息网络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网络舆情就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政府管理以及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1]大众媒体舆情是指官方媒体，政府管理下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站、官方微博、微信、新闻APP等传播工具，他们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替党和政府发声，以宣传好党和政府中心工作为主要任务。同时，他们也在政府和百姓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为更好地保证政府和百姓间互动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龙港舆情的特点

当前，社会进入高度信息化发展状态，各类信息传播具有范围广、速度快、影响大的特点。龙港当前舆情主要呈无限性、区域性较为明显，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友就会很快将自己所看到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手机短信、手机上网、论坛发帖，网络聊天等形式传播出去。而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者水平不一、观点不一，而且许多人员的身份也无从考究，在传播人群里，大家都不具备考证信息来源和事实的能力，如果加上官方信息跟不上，也会增加舆情监控的不确定性和导向的难以把握性。在当下社会发展危机公关中，舆情作为公共产品，有着两面性，既有促进作用又有社会危害性，具有很大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面对时下五花八门的网络舆情，政府更应该掌握舆论的“主动权”，起到引领舆情的“掌控人”作用。

根据近年来的信息记载，龙港近年来较为普遍的舆情案件形成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公共事件发生，随后公众在网络、微博、微信、论坛、博客等公共平台上对该事件进行描述、议论、揣测、分析。例如，“u艚m河事件”、“白沙输变电进场事件”。第二种，针对政府提出的具有争议性的政策进行讨论。例如，“出租车油补补给谁？”、“五水共治，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第三种，由政府官员的言行引起的。例如，“省长下河游泳”等事件。

舆情的发展与演变。某个公共事件发展为舆情，离不开以下几种因素：首先，事件本身往往具有突发性与公共性的特点。例如，德雅小区绑架敲诈案，该事件已经超出了社会新闻；又如龙港6英雄跳河救人事件等，这一正能量力量的引导，让龙港这座全国文明镇顿时热血沸腾，激发了龙港人积极向上的新风尚、新风貌。其次，舆论传播具有匿名性、不求证事实性、隐蔽性等特点。尤其在网络时代，手机用户之间的“互动和分享”更加方便和频繁，这些传播本身的特点造成了热门话题的高跟帖率、高转载率，从而导致了议题迅速扩展为网络舆情。第三，官方的处理不当、不积极，会为舆情留下造谣空间、激化舆情矛盾，甚至发展成舆情危机。最典型的是龙港周边的灵溪镇“城管打人事件”。由于事发当时没有很好地控制网络舆情的传播，官方包括公安部门在处理事件的时候，没有保持信息的畅通和及时公布事件处理过程，官方媒体和舆论工具没有很好地及时发声，更谈不上类似新闻会等通气的渠道，导致了民间微博、微信一再刷屏，激怒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从而引爆网络，最后舆情扩大到。

（三）当前龙港舆情发展面临的变化

当前，龙港正在全力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各项预案和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中。但是龙港在发展过程中，突发事情时有发生，各类利益冲突十分明显，居民素质不高，也导致了社会文明等问题突出。为此，这些问题的发展与演变，也成为舆情滋生的“热土”，这时候的舆情引导得当与否，都将影响龙港的城镇化试点工作。所以，今后龙港的舆情变化将着重向着城镇化试点和“镇改市”这一焦点展开，许多围绕这一问题的言论和观点将成为舆情把控的难点和重点。这就要求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机制，既要调动各级官方媒体发挥主战场作用，又要团结社会草根力量；既要从正面应对，又要从发声，确保每场舆情“战役”都在可控氛围。这就需要管理者具有专业水平和博大的知识面，更需要有系统的一整套舆情应对机制和管理方式来积极应对多变的民情与社情，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有效推动龙港城镇化试点工作。

二、当前龙港传统舆情应对的方式和做法

近年来，龙港镇通过自身努力，已初步构建了网络舆情的应对机制和应急响应、舆情处置等机制，并且在工作中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无论从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三项常规指标和恢复秩序、动态反应、官员问责等方面都有了些成功经验，尤其在舆情应对处置能力方面，比一般乡镇要强得多。笔者认为，龙港镇在舆情发展过程中有这样诸多特点存在，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发现。

（一）龙港现状舆情应对方式

龙港镇当前在舆情应对过程中，还是比较被动，作为最基层政府机构，没有支配媒体资源的能力，发生突发事件后，主要靠协调机制，争取上级媒体的理解与支持，然后由县级外宣部门给予把关和协调，才能化解一些危机。如果沟通过程中没能形成默契，很难形成一致的舆情应对方法，很难取得舆情处置的成功。

一是“突发”情况尤为突出和明显。龙港虽为一个镇级体制，但又具有特大镇的庞大体量，各项指标都超出了城镇的范围，尤其在日常城市管理过程中，突发事情一般在暴发之前具有“无征兆、无准备”的特点。一条普通新闻或者一些基础声音没能畅通上达，群众还是会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无理取闹。一些局部现象、个别言论，一旦被散发、传播，可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发酵、蔓延，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焦点”事件，甚至演变为全国都有影响性的事件。

二是龙港受“关注度”高。作为改革的先行者，龙港一直是改革的产物，改革的声音不断，龙港知名度也不断升温。龙港凭借着“中国第一农民城”这一金字招牌，深受国内外媒体记者的关注和竞相报道，再加上作为当前全国两个“镇改市”试点镇之一，龙港更是新闻中的主角，焦点中的焦点。备受关注的龙港，每一步发展，都会是媒体聚光对象。

三是负面事件可控难度大。“u艚泮河聚集事件”、“白沙变电项目进场”等重大负面舆情，无论起因如何，由于没有及时有效控制和应对舆情，最终均是形成对龙港镇政府指责与批评的舆论。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等特点，无序性的网络舆论纷纷传播，给一些不正当观点有机可乘，歪曲事实，不实、缺乏证据的一些消息满天飞，以至各大媒体纷至沓来，驻扎龙港采访，给事态增加了被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也给一些老百姓造成误解，给龙港的各项工作带来极大影响。

分析龙港当前舆情，重点还是三年的“镇改市”试点，这是龙港人民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也是龙港当地网络媒体最为热门的话题，从未间断。为此，龙港镇也对此做出积极响应，尤其在去年刚争取到试点名额后，群众对试点积极性高，反应强烈，急需获取最新消息，尤其缺乏信息渠道。没有保持试点信息的畅通与及时，让许多老百姓产生了误会，认为龙港的试点受到阻挠，无法进行。最终在县、镇两级政府的积极应对下，才化解大家的不理解，平复大家激扬的心理。这也揭露了龙港当前舆情应对方式的粗放和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一个镇级体制，龙港在应对舆情变化上还是有所欠缺，值得继续培养和助力引导发展。

（二）龙港当前舆情应对的主要做法

当前，龙港一旦发生舆情应急，由有关领导下达舆情应对指令。宣传办接到指令后，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了解具体情况，并且形成具体应对文案和报道方式。由县、镇两级媒体和网络大V进行传播和信息互动，尽快赢得舆情传播渠道的速度和时间，争取把政府的声音传出去，把虚假消息、夸大不实信息给予有效控制。

（三）龙港现状舆情应对场域惯习的确立

近年来，龙港镇也做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尤其在舆情应对方式上，加以创新，逐步形成了独具龙港特色的舆情应对方式，从理论上形成了龙港舆情应对的场域惯习特点，也确立了龙港舆情新的工作方式、方法，走出了一套与众不同的上下联动、官方与草根共互动的舆情应对新举措，吻合龙港发展实际要求，更贴近龙港当前舆情工作的主动性。

惯习、场域和资本是布尔迪尔实践理论的三个核心观念，其中场域是其社会学中对空间的关键喻。场域是指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与挪用的领域，场域被视为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2]场域的主要特征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竞争的目的是占有资源和相对优势的地位；场域是由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的主体组成的结构性空间，这种结构的形成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无论是处统治地位还是被统治地位的主体，在场域都要遵循特定的规则进行斗争；场域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身的内在发展机制实现的。

在舆情演变过程中，一些大V或策划者，无非是从利益角度出发，通过舆情塑造来达到自己或一部分人的利益，以大家喜欢的视角来吸引消费者，从而实现自己对信息资源场内资源的占有。该场域中，竞争的目的是对用户资源最大程度的占有，进而将用户资源转化为经济利益。竞争是以信息竞争为核心的，信息的可读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信息场域所处地位的优劣，龙港镇就要凭借其雄厚的资源掌控力量在该场域中处于控制地位。随着网络舆情的迅猛发展，龙港镇的管控能力面临挑战，进而引发了管控不力危机。为此，要想赢得场域信息战的胜利，龙港镇要在财力、人力方面加大投入，努力实现与龙港社会发展同步的舆情管控新举措。

三、龙港舆情应对管理当前碰到的困境

（一）舆情应对这一新事物、新常态使转型中的镇级政府在应对方面措手不及

龙港镇当前在处置舆情过程中，主要依靠宣传办3名干部的力量，平时他们还要处理大量宣传思想工作、文明创建、官方媒体、信息组织、文化礼堂建设等各类重要工作。在严重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基本无暇顾及日常的舆情监控。当前，龙港镇把这一任务落实到龙港网站，与龙港应急领导小组下的信息安全实现并网管理，如果遇到突发事件，龙港宣传办就只能借助龙港镇级媒体人员的资源共享，协助做好舆情应对。虽然龙港形成了一套管理体制，但是在碰到重大事情时，舆情管控还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信息速度、资源整合等方面，都存在欠缺。这与体制、舆情应急快速反应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关联。处理好这些困境，要发扬龙港锐利改革的探索精神，积极研究和实践，这样才能发挥好城镇化带来的龙港舆情应对的创新发展新路子。

（二）龙港镇在舆情应对方面面临缺乏组织保证、人员紧缺、经费不足等困境

没有专职的舆情应对处置人员和信息监控人员是龙港当前城镇化试点下舆情管控的最大难点，而且龙港没有相应的舆情应对机构，宣传办顶多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没能形成合力。工作中缺乏相关经费也是最为头痛的事情，在处置过程中，很难争取安排相关经费，给龙港的舆情应对增加了难度系数，也成为了困扰舆情发展的“绊脚石”。

四、龙港舆情应对的价值分析

随着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全面铺开，大部分龙港人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试点的核心――工作推进程度上，老百姓的求知欲望尤显更加迫切。民众需要了解试点工作的透明度，需要信息的快速传递，更希望通过当前微平台快速了解龙港试点的方方面面。一旦信息机制不完善，跟不上民众的需求，就会有不和谐声音发出。一些不满情绪不断积累、任其发展，将促使矛盾升级，甚至引发群体聚焦等危机，直到舆论发酵的顶峰，难以控制。

当前，龙港镇已经高度重视舆情应对工作，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力度，保持言论畅通，积极互动，把舆情应对工作抓在前、引导在前、沟通在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化解了一批事关龙港发展的热点问题，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声。同时，龙港各主要领导十分重视舆情工作，多次与网络达人座谈，邀请他们监督政府的环境整治、消防安全、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保持渠道畅通，让网络等渠道成为政府倾听民声、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甚至成为决策参考。经过分析，笔者认为积极做好龙港舆情应对工作，有以下几点重要价值值得总结：

（一）舆情应对管理是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成功与否的首要条件，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在当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舆情应对是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中急需解决的改革问题，是龙港各项改革工作的“排头兵”，这一工作的提前介入研究，有助于龙港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下，率先夺得“话语权”，也为龙港在今后的试点工作中，赢得宣传主动权。舆情应对管理从龙港发展的过去到现在，乃至今后未来将持续存在，也将一直对中国的城镇化改革工作发挥自己的影响。对于它的研究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研究的题中之义，特别在当前理论界对新型城镇化下舆情应对管理研究尚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尤其显得可贵。

（二）新型城镇化试点下，加快龙港舆情应对管理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价值

首先，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其次，在城镇化背景下舆情应对管理的价值分析中，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国家战略下舆情应对所发生的内在逻辑变化。很好地解释各种舆情管理出现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如果这一研究成果运用到龙港试点工作中来，将是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中的又一亮点，也是龙港试点工作中最具有创新的价值所在。

（三）对龙港舆情应对模式的观察较有实践意义，将更具有改革实践价值

随着龙港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全面推进和深化，龙港舆情管理工作在龙港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也从早期单纯、盲目、被动的局面逐渐转型，目前正处于改革和发展进步当中。对其进行深入的观察，得出对国家战略下未来重构的判断，对于其他地方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尤其龙港作为一个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镇，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典型意义。

所以综上所述，加快龙港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下舆情应对的管理，是改革所需，更是龙港发展所需。它不仅具有可操作性的实际价值，更有远期的推广、复制价值；不但有超强的创新价值，更具有时代背景的区域改革典范的实践价值。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在调研龙港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时就指出：“要重视试点工作的舆情管控工作。在全国关注龙港的同时，要发出一种的官方声音，这样有利于龙港的试点开展，才能确保龙港试点工作成功的首要条件。”

五、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下龙港舆情应对策略及对策

（一）高度重视舆情工作，让舆情管理成为龙港试点工作的新亮点

龙港全镇上下都要充分认识舆情应对城镇化试点工作的重要性。要把舆情管理作为政府与民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加以引导，加以规范，让舆情应对在构建和谐社会、推进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龙港各部门、社区要立足当前形势，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的高度，更高视野、更大范围来分析和研究肩负的使命和责任，[3]要充分认识到舆情应对是龙港推动城镇化试点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龙港“镇改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促进透明政府，加快信息公开，密切党和政府与老百姓间的关系，扩大交流，争取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重要平台依托。舆情应对工作得力与否，不仅关系到龙港各项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成果，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整个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更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因此，各部门、社区要充分把握舆情应对工作的特殊性，主动将舆情应对工作纳入到各时期核心工作中，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抓好、抓实、抓出成效。同时，要建立健全舆情应对的考核制度，严格责任追究，切实把舆情应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不断完善健全机制，让舆情管理成为常态化下龙港发展的平衡器

一是要做好政府信息制度。根据以往案例来看，社会上的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一般在1小时后就可在网上出现，而且微博、微信速度更快，跟帖和留言讨论就很多人，不到半小时内可以成为热帖。在这过程中，政府及时相关信息很重要，它可以截住各种谣言的蔓延。只有保持信息的畅通，及时事件的进展和真相，快速化解公众的好奇心，才能让谣言不会有机可乘。同时，政府及时利用自己管控的主流媒体、主流网络平台公布有效的信息，就会赢得舆论主导的先机，赢得整场舆论引导行动的主动权。因此，要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制度，第一时间权威信息，及时发出正面声音，做到关键时候不“失语”，使“谣言止于事实”。[4]二是网络舆情管理队伍培训机制要跟上发展步伐。龙港镇当前要建立健全舆情应对人员的媒体应对技能培训机制。实践中，部分工作人员对媒体采访存在着无知、紧张、恐惧等心理，缺乏与新闻媒体记者的沟通技巧，而部分舆情的发生又恰恰是由于一线工作人员应对媒体方式不当、言论不妥，经各类媒体反复转载与概念性放大而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对一线工作人员，特别是窗口服务人员的媒体公关培训尤为迫切与亟须。龙港镇要定期组织一线工作人员开展媒体公关培训，聘请相关专家传授实战技巧，针对社会舆情的新趋势、新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媒体应对能力。三是要形成横向、上下联动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要加强与温州市及周边地区的信息互动沟通联系，努力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广泛、渠道畅通的舆情信息网络。通过相互通报，共享网络信息资源，提高不良网络舆情发现效率。通过相互交流，学习先进的网络舆情处置工作经验，提高网络舆情处置工作水平。四是与各级主流媒体、草根力量保持互动机制。要进一步加强与各大主流媒体的沟通联系与合作，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通过加强“信息互通、活动共推、问题共解”的原则，及时让主流媒体充当舆情应对的“主力军”，让媒体与草根力量帮助政府发声，帮助政府及时传播正面消息，通过强大的信息互助网络击退一些谣言。[5]

（三）强化推进文明建设，重点把网民道德教育摆在首要任务

当前，公众只要一个手机，可以接受来自全球的信息内容，大数据时代，信息在快速地传播和被接受。龙港作为经济发展最前沿、信息高度文明但又年轻的城市，许多从农村聚集而来的人们，无论从文明意识和文化素质，都离城市居民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大多数人喜欢看热闹，对一些小道消息尤为关注，而且喜欢传播和谈论，这也让一些不实信息有了可乘之机，经过人们的一再传播和夸大，很容易歪曲事实。为此，龙港镇在大力推进文明进程的过程中，要把网民的素质和道德教育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必须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成熟、有责任心的网民，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氛围。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利用政府网站、电视台、报纸等各种媒体大力宣传互联网络荣辱观。积极开展文明上网道德规范教育活动，全力推进文明上网工程建设，促进网民特别是青少年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实现网民自律。要引导网民正确使用互联网，正确分析、理性对待网上信息，树立积极向上、求知好学的上网风尚，形成独立自觉的判断、选择能力，使网络文化市场真正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精神的文化阵地。

（四）加快官方媒体“阵地”建设，关键时刻要有冲得上去的队伍帮助化解危机

作为现有的镇级体制，龙港的媒体发展还是走在前头，拥有镇级的电视台、网站、报纸、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而且在为龙港的宣传工作中，充当了重要力量，无论在业务素质和选题报道等方面都能根据政府的部署有序开展，一直受到大家的好评，成了政府与百姓间的重要桥梁。当前，这三家媒体平台是龙港本地老百姓最关注的平台，也是最为信赖的信息主渠道。因为龙港的信息有区域特点，所以本土媒体力量不可小觑。化解区域舆论危机，身边的信息平台有优势和先导能力，成为政府舆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帮手。但是随着龙港“镇改市”的实施，龙港镇要按照市级的标准和体量来设计、整合龙港媒体力量，不能各自为战，要在宣传和舆论氛围打造上赢得主动，就需要对本地的媒体进行全面改革，整合资源力量，组建一支既精简又精干的新闻队伍，最大力度地把电视、网站、报纸等资源整合在一起，在关键的舆情应对中，成为冲锋在前的“先头部队”；在“舆论战”中，能有力地打出第一拳。

六、结论

当前，龙港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已经全面铺开，龙港“镇改市”的步伐正在加速。未来的龙港，将以更大的改革力度和勇气，走在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的队伍前列。用活试点政策，全面活跃舆情氛围，为龙港改革试点增添“正气”和“正能量”是试点工作要求所需，是龙港改革所需，是龙港老百姓凝聚精气神所需。加快对龙港当下舆情改革和扶持力度，十分有必要。这是龙港赢得试点成功的先决条件，也争取到了最关键的发声权。我们有理由相信，舆情应对的成功与否将积极影响龙港试点的进程，要做好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下的舆情应对工作，为龙港试点摇旗呐喊，为龙港的改革发展吹响“集结号”。

（作者单位为龙港镇人民政府）

参考文献

[1] 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 戴维・斯沃茨（美）.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尔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136.

[3] 蒲红果.说什么 怎么说――网络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新型城镇化试点篇3

开展情况

紧扣目标任务，推进体制机制建设。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制定《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成立农业转移人口成本分担监测机构，制定《安顺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测算和监测工作方案》，着手测算和公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清单。

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成立了市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建设融资工作协调小组和PPP项目中心，编制《安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项目汇编》，分两批梳理了267个和129个新型城镇化项目;加强与国家开发银行贵州分行、农发行贵州省分行就安顺新型城镇化的合作，编制《安顺新型城镇化融资规划》;与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行政区划调整，平坝撤县设区正式挂牌，普定撤县设区工作有序推进。整合镇（乡）国土资源、规划建设管理和政法、综治、、司法等资源，组建镇（乡）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乡镇（街道）法治工作委员会。在平坝启动“多规融合”试点工作，开展旧州镇建制镇示范试点工作。

强化保障措施，推动工作有效落地。强化学习交流，借鉴成功经验，积极组织赴信阳市、上海市、嘉兴市、晋江、宁波等地参加新型城镇化会议或学习考察，学习成功经验。

强化调查研究，提供决策参考，组织开展安顺市“十三五”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户籍制度、农村宅基地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改革等专项课题研究，为试点工作有效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制定《安顺市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宣传方案》，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多形式开展试点工作的宣传。

强化督促检查，推动工作落地，建立督促检查机制，对开展试点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并将考核结果与年终目标考核和领导干部提拔任用相挂钩。

全市齐心协力，试点工作初见成效。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地级市试点，安顺市新型城镇化工作涌现出很多典型经验，得到肯定。制发了《中共安顺市委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决定》等政策性文件，《安顺市新型城镇化试点方案》《安顺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及10个配套政策文件即将出台。此外，《安顺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15-2020》《安顺市旅游小火车规划》已编制完成并组织实施，《安顺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即将完成，《安顺新型城镇化融资规划》正着手编制……一系列相关政策性文件相继出台，为试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政策指引。

主要做法

强化顶层设计，理清工作思路。坚持“顶层设计、问题导向、项目引领、融资保障、末端落实”工作思路，以市委全会形式对试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出台指导性政策文件，紧扣试点目标制定好实施方案，把既定的各项试点任务细化到县区、到部门、到人头，着力抓好项目和融资工作。

强化三级联动，打造安顺模式。强化市、乡、村三级联动，紧紧围绕探索打造“一分三向”新型城镇化的安顺模式，即把户籍属性与居住地分开，逐步引导人口向市区、向县城和重点镇、向美丽乡村集聚，注重中心城区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

强化突出特色，建设“五型“城市。结合资源优势，着力建设山水田园型、绿色生态型、宜居宜游型、开放创新型、历史文化型“五型”城市，走个性化、特色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强化协同推进，统筹“五化”发展。以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为契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山地特色现代化高效农业、旅游产业化和信息化“五化”协同发展。

强化改革创新，扫清制度障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制定《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定《安顺市居住证管理办法》等10个配套政策文件，内容涵盖教育保障、就业创业、养老医疗保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等各个领域。

几点思考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系列文件落地。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修善《安顺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及其配套文件。制定《安顺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加强和完善人口统计调查，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按照人口分布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制定《住房保障配套政策措施》，把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运营。制定出台《城镇与乡村属性划分办法》，探索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常住人口统计监测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保障机制，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2017年实现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全覆盖。尽快出台《促进农村劳动力创业就业实施意见》，深入实施“春潮行动”“雨露计划”“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培训计划。

促进产城融合增强吸纳能力。坚持以“5个100工程”建设为抓手，推动城市发展与产业就业支撑和人口集聚相协调。探索制定《促进工业园区发展升级的实施意见》。抓好农业重大示范项目和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加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发展，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推动旅游升级版打造，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物流、健康养生、家政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推动城市综合体建设，推广“1+N”镇村联动发展模式，拓展县域和建制镇规模，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发展。

狠抓项目建设和融资工作。建立市级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专项资金，出台市级统筹政府性资金管理机制。出台城市停车场、供水及污水处理和养老产业等适宜开展特许经营的行业或领域的特许经营许可办法。完成养老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城市停车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债发行申报工作。建立新型城镇化项目库，将城乡水系系统、道路慢行系统、轨道系统、城市路网、棚户区改造及垃圾污水处理等项目作为先期启动工程。推进与国开行、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力争三年融资200亿元。

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修改完善《安顺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安顺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制定出台《安顺市关于推进“多规融合”的实施意见》。指导普定、镇宁和紫云做好县城基础设施建设试点申报工作，力争3个县都进入试点行列，拓宽县城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积极申报国家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编制《安顺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和《安顺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城市申报方案》，修改完善《安顺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申报方案》，争取开展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普定、镇宁、关岭、紫云、黄果树、龙宫、邢江河国家湿地公园等开展贵州省南部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探索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分布式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多元化规模化应用。制定符合安顺实际的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相关制度文件，推广绿色和节能建筑。开展国家第三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试点，推进节能减排、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新型城镇化试点篇4

我国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于其他地区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所以这次试点大多集中在这里，全部试点地区中仅有江苏和安徽两个省，这两省自身的城镇化综合试点的特征有哪些？目前需要突破的发展和改革瓶颈是什么？就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

《新理财》：这次试点地区是“62+2”的形式，选择这些地区做试点的依据是什么？

肖金成：根据我的分析和比较，这些城市（镇）的特点首先在于，相对来说它们的基础条件不错，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否则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宅基地确权等工作都难以深入推进。其次，它们在城镇化方面探索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第三，试点不能都是一个类型，不然会缺少示范意义。最后，还要考虑均衡性，62个城市（镇）中，每个省都有一到两个地级市入选。

《新理财》：在全部试点地区中，只有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目前它们的城镇化水平怎样，各自有哪些特征？

肖金成：选择江苏和安徽两省作为试点，具有典型意义。江苏省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是输入型的。而且城镇体系比较合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比较理想。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吸纳能力比较强，不仅吸纳了当地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也吸纳了周边省市的农业富余劳动力；小城镇发育也比较好，乡镇企业相对集中在园区，不像其他地方遍地开花；小城镇人口也比较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江苏省内的苏南和苏北地区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后者发展相对较慢，不过苏北地区中心城市如连云港、淮安等城市的规模也比较大。总体来说，江苏省在城镇化实践中的基本特点是城镇体系相对合理，产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县城和城镇，同时人口也与之相匹配。

相比较而言，安徽省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中心城市规模都不是很大，产业发育不是很理想，没能集中太多人口，对区域带动力不强，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也比较少，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主要靠分母减少，是输出型的城镇化。但近年来，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很有成效，中心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在增强，合肥、芜湖随着产业的聚集，城市规模也在迅速扩大，也面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总体而言，安徽省的情况也比较典型，具备示范意义。

《新理财》：在接下来的试点过程中，两省各自需要突破的发展和改革的瓶颈是什么？

肖金成：江苏省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比较重。未来，在当地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如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如何解决，政治权益、劳动报酬等能否与当地居民均等化，能否在当地落户成为当地市民，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其次是土地问题。目前，城市建设用地主要按照户籍人口来确定。由于江苏省的常住人口多于户籍人口，因此建设用地供应滞后于需求。建设用地与常住人口挂钩的政策能否落实，能否满足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建设用地需求，此外农民转移到城市和城镇之后，农村的土地如承包地、宅基地等如何解决，均需要进一步探索。

安徽省的城镇化水平较低，未来城镇化任务比较艰巨，包括：中心城市需要聚集更多产业，从而提高辐射力和带动力；经济需加快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城市和城镇能够吸纳一定数量的人口，使农民就近转移，安徽是农业大省，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后，如何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生产不受影响，等等。

新型城镇化试点篇5

1石浦镇首轮《行动计划》的内容

象山县石浦镇地处东海之滨、象山半岛南端，素有“浙洋中路重镇”之称，镇域面积126平方公里，下辖54个行政村、8个社区。先后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全国改革开放最受关注乡镇、省市首批中心镇、省级文明镇、省级旅游强镇等荣誉。2010年12月，石浦镇被浙江省委省政府批准成为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镇，正式启动小城市三年培育试点，编制实施《象山县石浦镇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2011—2013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石浦镇首轮行动计划》。《石浦镇首轮行动计划》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功能定位、行动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报告后附5个图表和3个附件。报告将石浦镇功能定位为“千年渔港名城、海洋休闲旅游胜地、象山经济社会副中心”，并确定了5大行动目标：加快发展，临港经济更具活力；提升发展，城市建设更趋完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更显魅力；和谐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创新发展，改革开放更快推进。在明确行动目标之后，报告第三部分规划了9大主要任务：推进人口集聚，拓展城市空间；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临港产业；强化港城联动，壮大服务经济；完善基础设施，夯实发展支撑；发展社会民生，构建幸福港城；加强生态保护，打造绿色石浦；着力城乡统筹，建设现代化农渔村；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效能；创新体制机制，增强发展活力。最后，报告提出了3项保障措施：加强组织管理，加强要素保障，加强政策扶持。

5个附图表为：附表1《三年行动计划主要指标及年度安排表》罗列了8大类共57项指标，以2010年的基期年，详细安排了2011—2013年各指标的年度目标值。附表2《三年行动计划建设项目分类汇总表》对三年内的建设项目进行了分类汇总。共分为6类，即工业经济类、商业住宅类、基础设施类、社会事业类、生态环境类、公共服务和体制创新类，并分别统计各类项目的项目数、投资总额、投资分类、年度投资计划、项目用地等指标。附表3《三年行动计划建设项目表》共罗列了83个项目，并给出各项目的资金、用地、进度、责任单位等的详细安排。附表4《争取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一览表》罗列了可能列入省重点的项目。附图5对83个具体项目进行了空间标注（见图2）。3个附件为象山县委县政府对石浦镇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的批复和相关支持措施的函文。

2评估报告的方法和内容

2013年是首轮小城市培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按照浙江省中心镇发展改革和小城市培育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在启动新一轮三年（2014—2016年）行动计划之前，对首轮三年试点开展总体评估，完成编制《象山县石浦镇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2011—2013年）行动计划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坚持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原则，认真总结石浦小城市培育试点近三年来的探索实践，如实反映试点取得的成效，深入分析试点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对进一步深化试点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次评估主要运用的方法有：（1）纵向比较法：主要比较首轮行动计划确定的57项指标三年来的完成程度和每年的成长发展情况；（2）横向比较法：通过与其他26个试点镇三年来的发展情况作横向对比，得出石浦镇在首轮试点镇中所处的位置和试点的得失；（3）区域分析法：对石浦镇未来发展机遇等问题的分析尤其注重站在区域和宏观的角度进行研判。本次评估报告的针对性较强，报告共分为5个部分，主要评判标准是《石浦镇首轮行动计划》确定的57项指标的完成度情况（见表1）。第一部分“首轮行动计划取得的主要成效”通过相应的数据说明各类项目和措施的落实情况。（1）综合实力持续增强：通过GDP、财政收入等的总量及增速，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等说明；（2）发展平台持续启动：通过建成区面积、工业功能区的面积扩大，规模企业数量增长，经济示范区建设发展等说明；（3）设施功能持续提升：通过市政服务设施水平的提高，文教体卫设施的建设等说明；（4）公共服务持续创新：通过行政审批、综合执法、就业保障、应急维稳四大公共服务平台建成情况，审批权下放情况等说明；（5）港城特色持续彰显：通过海港商贸业发展，海港环境治理等说明。最后，在总结以上发展成效的基础之上，得出三年来石浦镇小城市培育试点“三个注重”的主要经验。第二部分“首轮行动计划主要目标评估”对首轮行动计划确定的8大类共57项指标（除“新增行政区域面积”外，共考核56项）进行评估。定义完成度高于110%为“超额完成”、100%~110%为“顺利完成”、90%-99.9%为“基本完成”、低于90%为“难以完成”等四种类型。计算得出18%左右的指标超额完成，45%左右的指标顺利完成，12%左右的指标基本完成，25%左右的指标难以完成。然后依次介绍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包括各项指标2013年的总量、培育三年的年平均增速、完成度值及相应的完成类型。第三部分“首轮行动计划主要任务评估”通过相应指标和各类项目的完成情况有针对性地评价《石浦镇首轮行动计划》报告第三部分9大任务的落实情况，得出结论如下：人口集聚成功推进，城市空间有效拓展；转型升级初具成效，临港产业大力提升；港城联动持续强化，服务经济显著壮大；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发展支撑不断夯实；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幸福港城长足进步；生态保护持续优化，绿色石浦稳步提升；城乡统筹不断深化，现代化农渔村建设成效显著；政府转型初具成效，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体制创新有效推进，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第四部分“首轮碰到的问题和新一轮面临的机遇”对照小城市加快转型发展的要求，客观地评价出石浦镇存在的三个“亟需加快”的问题：二三产业发展亟需加快转型，城市管理水平亟需加快提升，区镇融合布局亟需加快谋划。在总结碰到问题的基础之上，分析石浦镇迎来的四大发展机遇：小城市培育政策延续，共促石浦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战略扩面，共促石浦海陆保护开发；“一圈两区”平台推进，共促石浦率先融合；重大交通设施建设，共促石浦旅游开发。第五部分“新一轮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在总结成效的基础上，针对石浦镇首轮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以下5方面提出重点发展任务：夯实产业平台，加快转型升级；接轨桥海时代，推进海洋开发；推进城乡统筹，提升生态文明；关注民生实事，优化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夯实基层基础。

3评估报告的缺点与不足

本文介绍的浙江首轮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行动计划评估方法在27个试点镇的评估报告中有着较为普遍的应用，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但本次的评估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3.1完成度的定义不尽合理多项指标的完成度不应只是“2013年完成值”与首轮计划设定的“2013年目标值”的简单相除。首先，部分指标根本无法简单相除，如“三次产业比重”。其次，即使是可以相除的指标，所取得的完成度值也不一定合理，如“二级消防站”计划设定2座，即建设两座就可完成全镇的设施保障，如果超标建了3座，并不能表示完成度达150%而被归为超额完成类别，相反这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现象。存在类似问题的指标还有“城市道路”、“安全饮用水供水能力”等，这类指标的值并不是越高越好。建议可考虑在定量计算的基础上加上定性判断，确定是否达标。即仍可将完成度分为“超额完成”、“顺利完成”、“基本完成”、“难以完成”四类，但不是用简单的数字相除后值的大小来进行归类。对于设施的供应等，如果满足要求即可确定为“顺利完成”，而对于鼓励总量做大的指标，可继续使用“超额完成”等类型。

3.2总体完成度不是各项指标完成度的简单求和平均当前的总体完成度计算方法，是将各项指标的单项完成度进行简单求和平均，然后根据这个总体完成度是否达到100%来评判试点镇本轮培育成效合格与否，这种方法不甚合理。如石浦镇“公共停车场泊位”指标的单项完成度达到了300%，求和平均后对总体完成度贡献较大，但这并不代表超量建设了公共停车场泊位后，石浦镇的小城市培育成效就已得到明显提升。合理的计算方法不应该是各项指标完成度的简均，而是应以56项指标是否顺利完成为评判标准，即实际上的总体完成度不大于100%。评价可设定一个指标顺利完成所要求的基础项数，对于“超额完成”、“顺利完成”两类达到要求的给予通过，同时鼓励“超额完成”的数量。

3.3考核指标的针对性不强虽然浙江省在进行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之初对27个试点镇的类型进行了适当划分，如郊区卫星城型、综合开发型、工业主导型、生态旅游型、市场带动型等。但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试点镇并没有制定差异化的有针对性的考核指标，确定的57项指标仍然过于笼统。因此，考核这些通用的指标就没有收到更好的效果。如对于石浦镇这种海港旅游型小城镇，类似“工业功能区面积”这样的指标可以淡化，而应该加入旅游收入及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完善等类型的指标。从这个角度看，首轮试点的考核指标设计固然便于27个试点镇横向之间的比较，但却也牺牲了有针对性地引导各试点镇特色发展的机会。

4结语

新型城镇化试点篇6

“*”期间，根据*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将要实施重点突破、有序推进的城镇发展方针，努力构筑特大型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城镇体系。经研究，市政府决定，本市重点发展“一城九镇”，即：松江新城，以及朱家角、安亭、高桥、浦江等九个中心镇。试点工作要立足21世纪，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实现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建设各具特色的新型城镇。

到*年，“一城九镇”开发建设要初具雏形，人口与城镇规模基本合理，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基本完善，特色经济与特色风貌基本形成、初步建成若干个规划科学、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环境良好，并与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城镇。

一、加强对试点城镇规划的指导和管理

1、由地方政府负责组织编制“一城九镇”的总体规划和特色风貌设计。按照*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在完成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明确试点城镇镇域范围和镇区区位以及明确城镇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年5月份之前修编完成“一城九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城镇总体规划和特色风貌设计，报市政府审批；上半年完成“一城九镇”“*”经济、社会发展与城镇建设实施计划。市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城镇总体规划与实施计划的指导与管理。

2、塑造“一城九镇”的特色风貌。综合考虑城镇的功能定位、城郊特点、产业特色、地貌特征、历史文脉等因素，借鉴国外特色风貌城镇建设的经验，引进国内外不同城市和地区的建筑风格，重点在城镇新建城区，因地制宜地塑造“一城九镇”的特色风貌。同时，注重保护和弘扬传统历史文化。鼓励“一城九镇”通过组织国内外优秀设计力量，开展特色风貌规划设计招投标，引入国际的先进设计理念，提高城镇规划的起点与水准。对招标引入国外一流设计力量参与“一城九镇”特色风貌设计的区县，由市政府酌情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

二、完善试点域镇的用地制度

1、确保试点城镇的用地指标，在保证全市交通、水利等重大建设工程占用耕地需要的基础上，对“一城九镇”建设用地指标实行计划单列，并实施批次供地。占用耕地平衡办法，参照重大市政工程标准实行“占二补一”，不足部分市和区县各补充50%。对耕地按年度占补平衡仍有困难的试点城镇，允许延时平衡。

2、率先试行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在建设用地规划范围内，鼓励以集体土地使用权为合作条件，参与试点城镇基础设施开发，同时，制订农用地转用、征地补偿、征地农民安置等相关办法，对具有升值潜力的土地实行储备制度，增值后通过招标等方式予以出让，使土地的级差价值显化，其增值部分用于安置农民和试点城镇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等。

3、鼓励农民进城镇购房建房。在农民原宅基地退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实施复垦的前提下，对农民进入城镇建房购房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并减免上缴政府的土地出让金，降低农民进城镇建房购房成本。严格控制零星分散的农民建房用地审批。清理土地流转中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土地流转成本。启动进入城镇农民的购房商业贷款。鼓励进入城镇落户的农民归还其自留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该自留地和承包地由集体组织调整给他人使用，并对归还者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偿。

三、加快试点城镇工业的集中和特经济色的培育

1、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镇化推动工业化。产业发展是城镇建设的基础，“一城九镇”要根据全市产业布局的要求和各自城镇功能的定位，发展有各自产业支撑的工业重镇、商贸集镇、港口城镇、旅游古镇和卫星卧城等。

2、积极培育城镇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根据“一业特强、多业发展”的要求，对经认定的“一区（县）一业”中重点扶持的行业和产品，鼓励到试点城镇的工业小区内发展，将市级税收的增量部分，按一定比例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返还给所在区（县）和试点城镇，市。中心城连锁商业在“一城九镇”分设网点实现的财政收入专项返还试点城镇的一级财政，以促进建设现代化的商业、服务业设施，发展新型商业业态。

3、合理调整“一城九镇”工业园区布局。经市政府审批，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布局的“一城九镇”规划的工业小区可作为市级工业园区的分区，享受相关政策。鼓励镇域范围内及周边乡镇的工业向“一城九镇”规划的工业小区集中，否则不予批准新的工业用地。对“一城九镇”工业小区内的土地使用权，可由单一经济组织所有改为多个经济组织共有，建立工业用地调剂使用制度。对村级单位和企业在招商引资中引进的项目，凡落户在“一城九镇”工业小区的，其经济指标计算在本村之内。

四、鼓励人口向试点城镇集中

1、多渠道吸引人口进入试点城镇。制定鼓励本市农民进入试点城镇的导入办法，明确市中心城人口迁入试点城镇的引入政策，提出符合城镇发展需要的外省市人员迁入试点城镇的准入条件。适当放宽“一城九镇”迁户落户的户口指标限制，适当提高市中心城人口落户的条件，形成有利于人口合理流动的机制，保持科学的城镇人口规模与结构。

2、对本市农民实行向试点城镇集中的导入政策。户口在本市农村的人员，凡在城镇建成区内购买商品房者，或经批准在镇区内自建房者及其直系亲属，可申请落户该城镇。因在城镇务工经商，投资兴办二、三产业，或受聘于城镇企事业单位、或因被征用土地而投靠镇内直系亲属，以及有其它正当理由的，均可迁入镇区并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

3、对市中心城人口实行向试点城镇疏解的引入政策。试点城镇要以最适宜的生态环境、各具特色的城镇风貌和现代化的居住功能吸引市中心城区人口。有条件的试点城镇开发可与市中心城旧区改造相结合，制定试点城镇新区开发与市中心城旧区改造的“搭桥”政策。财政、土地等部门对参与城镇建设的开发公司在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市政和绿化建设、土地供给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以吸引市中心城居民入住试点城镇。

4、对外省市人员实行“投资性移民”（含购房投资）或“智力性移民”的准入政策。对于外省市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科技、教育、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和具有本市紧缺技能的人员，经市有关部门核定后，可登记为城镇户口；对带投资、带项目的外省市人员定居试点城镇的投资额起点标准，由各区县政府根据开发城镇经济、招商引资的实际需要进行审核，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对属“智力性移民”和“投资性移民”的外省市人员，不规定居住期限，不征收增容费。

五、实行有利于吸引人口进入城镇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

1、进一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城九镇”建立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对进入“一城九镇”务工、转为城镇户籍后的农民，发给《劳动手册》，实行与城镇劳动者一样的就业政策，准予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征地农民可在落实安置补偿、解决基本保障的前提下，进入市场就业。

2、建立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险之间的转换渠道，实现市中心城、“一城九镇”及农村之间的一体化运作。本市农村户籍人员到城镇就业，本市城镇户籍人员到乡镇企业或农村就业，实行城乡个人养老保险关系转换衔接。转入本市城镇户籍的外省市人员，其原有的社会保险关系转入本市，与本市的城镇社会保险相衔接。

3、市级工业园区招聘劳动力时，有条件的地方应优先考虑“一城九镇”的居民，以提高“一城九镇”居民就业率。要创造必要的交通条件，为进入市级工业园区工作的试点城镇居民提供方便。

六、提高试点城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标准与配套水平

1、按照“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配置水平要适度超前、生态环境质量要优于市中心城”的原则，加强“一城九镇”的环保、绿化、道路、给排水、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加快城镇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视、社会福利和就业保障等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

2、试点新城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要按照国际化、信息化、现代化中等规模城市的要求配置。推行分质供水、雨污水分流。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综合利用，逐步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基本达到无害化处理。污水排放基本达标。发展集中绿地，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0%以上。新建城区住宅建设容积率控制在0.8以内，以多、低层建筑为主，严格控制高层建筑。新建城区有条件的路段共同沟要一次规划到位，并根据发展需要分步实施。架空线要入地埋没。光缆到小区，进行宽带信息网建设。试点新城要建成寄宿制中学（含高中）、三级医院、综合性体育游乐场所、文化娱乐中心，以及高标准的商务楼、宾馆、大卖场等。

3、参照试点新城的建设标准，从区域中心的城镇功能和辐射范围出发，合理配置试点中心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试点中心镇镇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5%以上。新建城区住宅建设容积率控制在0.6以内，以低层建筑为主，适当控制多层建筑，禁止建设高层建筑。试点中心镇要建成有特色的高级中学、二级以上医院、综合性文化娱乐体育中心，以及假日酒店、大型超市等。

4、要切实提高试点城镇的交通配套水平。优先考虑“一城九镇”与市中心城之间轨道交通的规划与建设，对沿线的试点中心镇应考虑设置站点。完善试点城镇与市中心城、周边区（县）中心镇相连的高速公路网和干线公路网。将“一城九镇”的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项目列入市重大工程建设计划。

七、加大市与区县政府对试点城镇的财政支持力度

1、进一步完善试点城镇的财政体制。在“一城九镇”设立镇（城）级金库，做到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金库，统筹安排政府财力。并根据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原则，协调区县、乡镇两级财政的分配关系，合理确定试点城镇的财政收支范围。

2、市与区（县）两级预算内外财力要向试点城镇倾斜。“*”期间：经市政府审批的“一城九镇”工业小区内，注册地与经营地一致的新办或新迁入的生产型企业，上交的税收中属市级收入的新增部分，原则返还试点城镇；市财政在转移支付中设置都市型特色农业专项因素，并按市财力转移净额的5%支持“一城九镇”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市与区县两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全额返还试点城镇。通过市与区县两级政府共同努力，力求确保每年对试点城镇有一定力度的财政支持。在市、区县财政返还给试点城镇的财力以及部分市级转移支付财力的基础上，市、区县、镇联手建立试点城镇开发建设及特色风貌建设的专项资金。

3、鼓励金融机构为“一城九镇”的开发建设提供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到“一城九镇”开设分支机构，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试点城镇发展中的作用。引导国有商业银行采取多种形式，为试点城镇建设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对试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市、区县、镇政府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贴息。

八、完善城镇发展管理体系和市场化开发运作机制

1、建立多层次城镇建设的推进管理体系。建立由常务副市长为组长、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的市试点城镇发展推进协调小组，实行试点城镇建设的统一领导和协调管理。推进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成员由市计委、市政府体改办、市农委、市建委、市规划局、市财政局、市房地资源局、市劳动保障局、市民政局、市公安局等部门组成。“一城九镇”的相关区县建立相应的推进协调小组及办事机构，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性。

2、按照国有资产授权和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建立试点城镇的多元化投资公司，承担城镇开发建设。试点城镇可选择一家或几家由市、区县、镇政府出资设立的城镇投资公司或建设开发公司，并吸纳国内外企业等社会资金参股入股，以投标发包等社会化开发方式，完成突进式开发建设。

3、加快“一城九镇”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鼓励各类法人和自然人以多种方式，参与试点城镇基础设拖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鼓励各种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上市公司等参与试点城镇的开发建设。对有收益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可合理确定服务价格，实行有偿使用；可采用股份制等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综合开发，滚动发展。

九、有序推进试点城镇的协调发展

1、“一城九镇”要做到规划一步到位，建设分步实施，确保城镇开发有序进行，一般采取建设新城区、控制老城区，建成新城区、再改造老城区的开发方式。各有关区县要集中人力、物力与财力，优先保证“一城九镇”的开发建设。

2、对“一城九镇”以外城镇的开发建设，要实施适度控制，强化规划管理，按照“一区一貌”的原则，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区（县）范围内逐渐形成协调的城镇风貌与风情。*年前，各有关区县要编制完成区县域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对未经法定程序审批规划的城镇，要暂缓开发建设进度，尤其要严格控制“城市建设敏感区”和“城市生态敏感区”的开发。市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批准的规划进行建设和管理，严禁在公路沿线两侧进行无序开发，一经发现问题，要严肃查处；已经建成的建筑不得改造或扩建，并逐步予以拆除。

新型城镇化试点篇7

一、主要做法

（一）以特色小城镇为重点推进省级小城镇综合改革建设

一是突出分类发展。根据区位优势、资源特点，分类指导、明确定位。如漳州角美、泉州水头等基础好、发展空间大的镇，定位为中小城市或卫星城培育型；福州荆溪、莆田西天尾等中心城市周边的镇，定位为中心城市拓展型；其他试点镇走各具特色、宜业宜居的中心镇发展路子。

二是强化产业支撑。抓龙头、铸链条，推动试点镇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如厦门灌口镇依托区位优势，引进上百家物流企业建设现代物流园区，引入微软、摩根大通、雅马哈等国际知名软件产商建设软件园；漳州角美镇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引入灿坤家电、联盛纸业等一批大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八成以上。

三是注重规划设计。制定试点镇规划导则，指导和规范规划编制，做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避免“百镇一面”。如泉州金井镇规划凸显闽南侨乡特色；厦门汀溪镇规划突出绿色环保、自然生态。梳理挖掘试点镇传统文化内涵，有效保护城镇历史风貌、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传承地域特色文化。

四是发挥政策效应。省政府安排每个试点镇省级债券资金5000万元，并实行新增地方级财政收入全留、城镇资金切块安排支持、建立“一级金库”等扶持政策。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三旧改造政策，并与“造福工程”相结合推进旧村复垦搬迁。采取委托授权、机构延伸等方式，赋予试点镇更多的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二）开展省级特色小镇创建

一是引导各地创建。今年6月份省政府出台实施《关于开展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与新医药、节能环保、海洋高新、旅游、互联网经济等新兴产业，兼顾工艺美术（木雕、石雕、陶瓷等）、纺织鞋服、茶叶、食品等传统特色产业，部署创建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体制机制灵活、人文气息浓厚、创业创新活力迸发、生态环境优美、多种功能融合的特色小镇。经各地申报、部门联审、专家评审等环节，9月中旬省政府公布了首批28个特色小镇创建名单。

二是加强组织协调。省级层面依托现有的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推进特色小镇创建工作，督促省直有关部门及时兑现扶持政策，并将特色小镇建设纳入省政府投资工程包进行跟踪推进，确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

二、成效明显

一是经济实力较大增强。据初步统计，2015年45个省级小城镇综合改革建设试点镇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3.4亿元；企业实交税金100.7亿元，比2010年增长50.9%。2014年试点镇农民人均纯收入1181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23元，均比2010年增长50%左右。

二是城乡面貌明显改善。据初步统计，2015年试点镇建成区面积达2.9万公顷，比2010年增长16%；镇区公共绿地面积达3250公顷，增长230.3%。

新型城镇化试点篇8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如何推动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融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实施方案》为切入点，结合宁乡县发展特色，以推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六个一体化”为基本线索，提出了宁乡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

［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宁乡县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277

2015年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实施方案》，要求在试点地区以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等任务为重点，开展试点探索，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宁乡县隶属湖南省会长沙，面积2906平方公里，辖29个乡镇和4个街道，人口138万，2014年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为全国百强第50位。近年来，宁乡县深入探索“以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镇化，以新型城镇化支撑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构建了“一主两轴四中心多特色”的新型城镇发展格局，被评为湖南省首批新型城镇化示范县。

为进一步对接政策，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宁乡县可结合自身发展特色，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是城镇化建设投入的主体，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投入；二是相应的社会保障成本；三是农民变市民相应增加的个人生活成本。近年来，宁乡城镇化率年均提高2.3个百分点，年均新增城镇人口3.7万人。按当前物价测算，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的人均社会保障成本为41356元，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相关投入人均约为10万元。预计未来10年宁乡城镇化率将接近70%，将新增30万左右的城镇人口，仅新增的配套投入就在300亿元以上。巨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已成为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首要瓶颈。

在此背景下，应该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体，实现经济以民营为主，投入以民间为主，事业以民办为主，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入城农民更有能力分担相应成本。把农民市民化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机连接，通过市场化手段，将农民在农村占有和支配的各种资源转变为资产，并将其变现为可交易、能抵押的资本，让农民带着资产进城，帮助跨越市民化成本门槛。二是财政向新型城镇配套建设倾斜，逐步推行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相挂钩、基础设施配套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相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相挂钩的“三挂钩”政策。三是探索加大对中心镇（村）的产业扶持，增强城镇自身的造血功能，推动中心镇发展，做强产业支撑，解决“空心化”问题，扩大农民创业就业。四是给予实体经济有效帮扶，保障企业和职工对农村人口市民化成本的分担。在当前宏观经济持续下行、企业运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扶持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做大做强，有利于企业及时足额分担“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成本，有利于推进产城融合，让企业更多的分担城镇基础配套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收入，保障和提升其分担相应成本的能力。

2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

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是应有之义，其中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机制又是重点。应该进一步加强县级市行政管理创新，推动行政成本降低，扩大县级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方面，应该进一步简政放权。严控新增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直接面向基层、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以及凡不涉及跨地市区域的有关审批事项，一律下放属地管理，进一步取消和下放投资领域的项目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切实落实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二是基层创新实践方面，注重机制的理顺和服务的提升。近年来宁乡县大力探索以“主体产业园区带乡镇”、“以主体产业园区带乡镇园区”的管理模式，推进城乡同建同治，细化乡镇、村、社区的职权职责，强化城市管理和社会规范治理，推进撤乡镇设街道和新型社区建设等工作，严格执行定机构、定职能、定编制“三定”方案，坚决克服流于形式、人浮于事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应该以改进生产关系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为目标，推动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对各线各块的体制机制全面梳理和完善再造，全面推进行政管理“扁平化”改革，为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机制活力。同时，应该切实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从“管理型”政府变为“监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切实减少时间、空间和经济成本。

3加快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报告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进行了安排部署，提出要完善农村宅基地分配政策，在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前提下，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是我国农村发展现实的客观需要，是当前形势下保障农民权益的迫切要求。

对此，应该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确权登记并加强规划引领。落实农村宅基地登记制度，强化宅基地登记工作，摸清家底便于宅基地的管理，分析农村用地节约利用潜力，合理安排未来农村居民用地。完善农村居民点发展规划。近年来新农村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等都得到明显改善，农户住房规划应该配套跟上。拆迁并点改造推动区域居民点合理布局，有利于整体水平上挖掘潜力。二是扩展宅基地使用权权能。农民房屋无法产权化，限制了农民房屋的财产所有权权能，进而限制了农户房屋财产的经济功能，使农户房屋财产权益无法在经济上充分实现，不能进入社会财产增值体系和流动体系，不利于农户房产增值及实现增值收益，不利于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应该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推动农户房产进入社会财产增值体系、信用体系、流动体系。三是探索农村宅基地转换新模式。“宅基地房”可依法取得房屋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书；“小产权房”产权证由乡政府或村政府颁发，不具合法性，对此，可以通过指标置换，将部分“小产权房”收为政府所有，作为公租房和廉租房以增强地方政府社会保障。同时，在宅基地流转逐步走向市场化的条件下，通过补缴土地出让金，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参考文献：

新型城镇化试点篇9

关键词：长三角；新型城镇化；市民化；问题与对策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实施，同年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印发，将江苏省，上海金山区和浙江嘉兴市、义乌市（县），以及浙江苍南县龙港镇分别列为不同级别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方案》中要求试点地区尝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以及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2016年初，《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总结经验和问题，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区域之一，是吸引全国人口流入的主要板块，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长三角两省一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与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系列共性的问题。为此，课题组在江苏展开调研，选择苏南、苏中和苏北部分市县区，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以江苏为例剖析了近年来长三角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对策和思路，以期能给未来长三角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有所帮助。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一）民工子弟难以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

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最重要群体，而子女教育又是进城务工农民关注的头等大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均指出要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但当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相当数量的外来民工子弟只能就读于民办外来民工子弟学校（新市民学校）

由于各地公办教育资源紧张，许多外来民工子弟进公办小学仍然要缴纳昂贵的借读费，且只能读到小学毕业。

2.民工子弟上学的经济负担远高于本地户籍学生

相对于公办学校办学经费为财政拨付，民办外来务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缴纳的学费，交费标准一般为850元/学期。仅此这一项，6年小学教育民工子弟就需要多负担10 200元。

3.经费投入的悬殊造成了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教学质量的巨大差距

常州市武进区46所普通公办小学有40所“优质小学”，而16所新市民学校中没有1所“优质小学”。苏南某县级市公办学校教师的年均工资在8万元以上，而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年均收入仅为2万多，薪酬水平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了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素质远低于普通公办小学。

（二）流动人口卫生信息无法对接统一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与城镇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为了推动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2013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了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试点工作，江苏三市（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四区（闵行、杨浦、松江、宝山）和浙江四市（杭州、宁波、嘉兴、绍兴）都在试点之列。根据江苏调研情况来看，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流动人口健康档案的建立和健全困难重重，使得面向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儿童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孕妇和儿童保健以及计划生育等工作无法顺利展开。其中，流动人口信息的缺乏是核心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流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的缺陷。

1.相关职能部门各自为政，信息相互不共享

涉及到流动信息人口搜集和管理的主要职能部门包括公安、卫生和计生三个部门。江苏三市的试点工作方案均由卫生和计生两部门名义联合制定下发，却难以和公安部门达成流动人口的信息共享。这部分人口本身流动性大，追踪困难，信息搜集工作本身就难度很大。光靠卫生和计生部门独立进行信息的登记和搜集，极容易造成遗漏和缺失，对后续的一系列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推动也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并且信息的重复搜集，也造成了对财政拨款以及人力资源的浪费。

2.流入地和流出地有关流动人口的信息并未能达成对接和统一

按照目前的制度和政策，流动人口的信息搜集工作主要由流入地的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和流出地无关，并且人口一旦再次流出，就不再是当地政府的责任。人口流出地的相关职能部门所搜集到的人口信息并不能有效传递到流入地，这样人口的每次流入都需要在不同的流入地重新进行信息登记，造成了资源和人力的浪费。

（三）新型小城镇建设问题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均指出要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但目前，江苏小城镇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难题。

一方面，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小城镇，规模较小，基础设施不全。特别是在苏北地区，大部分小城镇工业发展水平低、农业无特色、商贸服务业滞后，产业集聚效应不足，就业带动能力弱，经济发展止步不前。这样的小城镇建成区面积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造成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高，布局难，利用率低。尤其是污水管网的建设和污水收集，供水、供电等的项目建设，靠乡镇财力很难完成。

另一方面，一些近年来人口不断增加的重点乡镇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不健全，工作人员配备不足，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健全。苏州木渎镇28万人口中，20万为外来人口，而乡镇管理机构人员仅按本地户籍人口8万人配备，实际管理人口数倍于户籍人口，人员配备严重不足。此外，小城镇建设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小城镇发展照搬大城市的发展格局和模式，产业发展无特色，同质化导致竞争激烈。对比发达国家风光和人文气息浓厚、各具特色的小城镇，江苏小城镇风格也较为单一和雷同。

（四）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模式问题

推进城镇化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向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建设中。但目前，城镇化建设资金的筹集和使用面临三大问题。

1.长期债务短期化

从当前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看，现有投融资模式存在明显的期限错配问题。新型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资金使用的期限较长，而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绝大多数是中短期资金，因此，期限错配使得城镇化融资成本高、前期偿还压力大和流动性风险高。

2.融资形式较为单一，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较少

由于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资金扶持偏少，在没有其他城镇化融资制度安排情况下，地方融资平台与土地财政成为现有城镇化融资模式的无奈选择。

3.投资资产不具流动性，难以进行商业融资

从资金运用看，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项目大多为准公共品，具有公益性、超前性、社会性，而且投入金额大、建设周期长、沉淀成本高、盈利能力弱，与商业性金融的盈利性和流动性相矛盾，因而难以得到一般商业性金融的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方式亟待改变。

二、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义务教育统筹层次，保障民工子弟的平等教育权利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但按目前“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主要靠县级地方政府。在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大背景下，我国每年大批农村适龄儿童和少年伴随着劳动力转移而转学，导致了像苏北这样人口净流出地的农村中小学校的快速撤并和布局收缩，而像苏南这样人口净流入地的教育需求则不断增长，有些规模较大的开发区每年建一所新学校，都还难以容纳大量流入的学龄青少年。可见，仅靠流入地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扩大公办学校办学规模，很难实现随迁青少年与本地户籍生源的教育均等化。根据党的十以来中央关于财政转移支付“财随人走”的精神，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提高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统筹层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由县级政府改为以中央政府为主。作为过渡，也不妨先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例如，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按4U4U2的比例由中央、省和县级政府分担，中央和省级政府各承担40%，县级政府承担20%。这样，使义务教育真正成为“全国一盘棋”，生源流向哪里，经费就投向哪里，能使广大农民工子弟真正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二）完善流动人口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完善流动人口卫生信息管理制度，要加快和完善全国、地区或省级层面流动人口信息共享的平台建立建设。人口流动地域范围广泛，只有建立更高级别覆盖范围更广的平台才能有效地覆盖流入和流出地。此外，因为涉及多职能部门合作和信息共享，因此需要明确信息收集和管理的主管部门，并设置各智能部门信息共享的权限。目前，江苏基本完成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前期建设和互联互通，但更多细化和深入的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完成。此外，当前的人口流动早已超出省域范围，因此，以长三角地区已经展开平台建设的地市为试点，首先建立长三角的流动人口信息共享平台，再以长三角带动全国，也是今后的工作重点。

（三）明确新型小城镇发展定位，优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分工和布局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小城镇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明确小城镇发展的定位。城镇化的发展和建设已进入了新阶段，上世纪末“村村点火”、小城镇依托工业发展遍地开花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因此，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三类小城镇的发展定位

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将小城镇的发展方向分为：疏散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卫星城，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的专业特色镇，以及服务三农、带动周边发展的综合性小城镇等三类，进行准确定位，在此基础上科学推进小城镇建设。

2.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实现片区的统筹发展

在人口净流出地一些撤并率低的地区，有必要进一步撤乡并镇，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形成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推广的规模效应。通过推进片区的统筹发展，避免各自为政的重复建设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相互攀比式的建设。

3.提升设施与服务水平

进一步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和完善小城镇管理和服务机构，按常住人口合理配备相关管理和服务人员。

4.强化文化传承和生态建设

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区域自然资源、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文化底蕴等因素，将风貌保护、强化个性特色放在重要地位，打造具有各地特色、精致和谐、个性鲜明的小城镇。

（四）创新新型城镇化融资模式，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

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大形势下，针对建设资金需求特点，需要改革创新思维，发展引入社会资金参与的、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如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城镇化建设模式，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降低政府的投资成本，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效能和建设运营效率。

1.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先导作用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和准公共品建设融资需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需充分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撑、介于政府财政投资和商业银行贷款之间“四两拨千斤”的引导性作用。应出台有针对性的特殊金融制度解决城镇化融资问题，让政策性金融进入城镇化建设相关领域。如促进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贷款；也可以成立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专门满足城镇化中公共品供给的融资需求。

2.探索设立市、县（区）两级股权式城镇化建设基金

新型城镇化试点篇10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浙江临安311300）

摘要：浙江省目前已顺利完成首批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为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以此为背景，并以产业集聚型小城镇义乌市佛堂镇为例，从人口吸引、产业支撑、空间拓展、体制创新四个方面分析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机制，由此提炼出基于产业集聚的佛堂镇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以期为次轮小城市培育和其他地区共性小城镇的城镇化转型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产业集聚；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小城市培育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 （2015）04－0030－07

小城镇长期处于农村经济体“龙头” 和城市经济体“末梢”的尴尬位置，其发展定位似城非城、似乡非乡、不城不乡，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它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空前重要的战略性。同时，镇域作为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单元，是城镇化发展中上承城市、下启农村，沟通城乡联系的重要纽带，在新型城镇化中被视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和未来城镇化增量的核心载体。

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着重强调小城镇亟需构建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强化其产业承接和集聚能力，加快产业园区建设以加速流动人口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显而易见，以产业集聚为抓手推进城镇化转型，以产业园区为突破口破题新型城镇化已充分得到国家认可，诸多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1－6］。产业集聚一般是指属于某种特定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属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集中［7］，它对区域竞争、规模扩大、区域特色培育的作用十分显著［8］。这与小城镇以特色立镇、特色兴镇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不谋而合，两者的耦合效应势必能实现其互促共进、同步提升。

本文以义乌市佛堂镇为例，以区位商法量化佛堂镇产业集聚度，以线性回归模型从人口吸引、产业支撑、空间拓展、体制创新四个方面分析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机制，并提炼出佛堂镇产业集聚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以期为浙江省次轮小城市培育和其他地区共性小城镇的城镇化转型提供一定参考。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佛堂镇是浙江省中心镇，首批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之一，其地处义乌市南面，金义城市带咽喉，是义南重要门户（图1），镇域内杭金衢、金丽温、涌金高速、03省道、金义东快速路和浙赣线六大交通干线交织成网，联通杭州、宁波、温州等中心城市，辐射直达东阳、永康、武义、兰溪等周边县市，区位交通便利（图2）。2010年底被确立为小城市试点后，通过政策先行与改革创新，佛堂镇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2013年实现GDP总量75?6亿元，财政总收入7?8亿元，均处于27个试点镇前列；城镇空间扩面提质，人口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同年建成区面积增至15?1km2，建成区人口10?6万人，建成区常住人口集聚率达到68％，基本达到小城市规模；居民收入逐年上升，城乡差距日渐缩小，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82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5426元，两者比例下降至1?76，说明佛堂镇二元结构正在向城乡一体化结构过渡［10］，城乡统筹正进一步推进。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文中数据资料来源于浙江省历年统计年鉴、义乌市历年统计年鉴、义乌市统计局官网、义乌市佛堂镇政府官网以及相关统计资料。本次研究采用了实地调研法、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法、区位商法、线性回归模型等，在参阅了国内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基于产业集聚的佛堂镇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二、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机制分析佛堂镇新型城镇化应汲取传统城镇化过度追求“量”的失败经验，转而由人口、产业、空间与制度四方面着手， “保质、保量” 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而产业集聚正好是通过上述几个方面刺激城镇化转型升级的。

（一）产业集聚促进人口城镇化进一步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而产业集聚发展势必提供更加充裕的就业机会，对流动人口产生强大的磁场效应，促进其不断向城镇流入和集中。现阶段，就业需要是大多数外来人口的首要目的，并带有鲜明的“非农化” 特征［11－13］。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内需” 是吸收流动人口，落实人口城镇化的关键。

在义南工业园区①和义西南产业带②的“双轮驱动”下，佛堂镇工业集聚提速，开发和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强化了对周边和广大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辐射力，迅速提升了佛堂镇域人口集中度，保证了城镇化追求的“量”。佛堂镇户籍人口常年稳定在8万人左右，表明其常住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外1?38万人骤增至2012年的10?78万人，年均增长23个百分点。其间，2009年外来人口正式反超户籍人口2万余人，该年外来人口的增长率是惊人的58％，说明佛堂镇本地人口早已无法满足工业集聚对劳动力的强烈需求，这也从侧面论证了佛堂镇工业集聚对外来人口的强大引力。此外，2009年佛堂镇无论是从业人员数量，还是增速均相应实现新突破，增至顶峰12?46万人和51％。从业人员与外来人口相同的增长轨迹与巅峰表现，就不难推断2009年前后佛堂镇的产业集聚，尤其是工业集聚已达一定规模，产生了较大的就业乘数。

佛堂镇作为义南工业园区的重要载体，工业发达，目前针织、工艺品、食品药品、金属制品、文体用品五大优势产业集中度较高，吸纳了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以佛堂镇鲁雅村为例，依托小商品市场大力发展造纸业和加工纸箱纸盒等产品，使一个仅有150余户400余人的村子，短短几年就实现了致富目标。目前，该村超过90％的农户从事经商办厂或纸品加工，全村共有加工纸箱纸盒的大小工厂近50家，形成了小范围的规模集聚，促进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14］。截至2013年，佛堂镇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达到91％，超过27个试点镇平均高2?2个百分点。由于非农产业主要集中于城镇，这也相应推动了劳动力向城镇集聚，进而提高了佛堂镇的城镇化水平，该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1％，其中户籍城镇化率68％，可见两者差距不大，说明佛堂镇外来人口市民化工作取得进展，城镇化由“空间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变，初步实现了新型城镇化着重强调的“质”。

（二）产业集聚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

产业是城镇发展的根基，城镇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产业图谋进一步发展便无法脱离产业竞争力的凸显与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产业集聚也正是通过上述两个因素的实现来保持传统产业优势，培植新兴产业发展，进而为佛堂镇新型城镇化提供强力的产业支撑。

1?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其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竞争力水平能较好地衡量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质量。佛堂镇第二产业的集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集聚，大大提升了其产业竞争力，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城镇化质量。如表1所示，2012年佛堂镇第二产业区位商为1?72，大于1，说明第二产业在此已形成大规模集聚，无论在义乌市域，还是浙江省域，佛堂镇第二产业集聚度均有较强竞争力，其不仅占据了本地平均市场，还积极开拓外部市场。第二产业的高聚集发展强化了其辐射功能，2013年佛堂镇工业功能区面积达到7?3km2，增长11?64％；工业集聚水平进一步提升，工业功能区工业增加值占全镇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81?2％，均处于27个试点镇前列。

第二产业的集聚直接拉动了佛堂镇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均GDP和工业总产值做线性回归分析，Y为人均GDP （万元），X为工业总产值（亿元），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Y＝0?6305115＋0?012669X　R2＝0?977153t＝ （6?99）

（19?62）方程t统计量显著，R2拟合优度很高，表示佛堂镇人均GDP与工业总产值存在较强正相关，佛堂镇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人均GDP将相应增加126?69元，说明佛堂镇工业集聚发展将进一步促进其社会经济的飞跃。

2?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城镇化质量

佛堂镇实行工业、农业、商贸旅游业“三位一体”推进城镇化发展模式，不断促进产业集聚、优化产业结构，以提升佛堂镇城镇化质量。如表2所示，2001—2013年，佛堂镇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明显呈下滑趋势，相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则显著上升，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自2008—2009年期间骤降20余个百分点后趋于平稳。显而易见，非农产业比重和其城镇化质量指标存在较强正相关。而佛堂镇第三产业比重虽然逐年上升但没有形成集聚效应，2012年区位商仅为0?33，小于1。因此，佛堂镇第二产业的集聚，尤其是纺织、工艺品、食品药品、文体用品四个支柱产业对其城镇化水平贡献最大。综上所述，佛堂镇在产业结构方面，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为突破点，第一产业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战略。现阶段第二产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影响较多，而第三产业正处于培育期，对城镇化带动作用不明显，与城镇化耦合效应较弱。今后，佛堂镇应继续依托第二产业的集聚优势，加大第三产业的集聚力度，强化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和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第二、第三产业的联动发展。

（三）产业集聚促进整体空间拓展

佛堂镇以新型城镇化为龙头，以产业集聚为抓手，构建以佛教文化旅游、工业功能区、现代农业综合产业、高新产业和古镇旅游为重点的东、南、西、北、中五大功能区，实施“中心提升、两翼强化、南北接轨、跨江发展” 的空间发展战略，布局结构不断优化，整体空间不断拓展。佛堂镇以古镇旅游为重点，加快古镇保护开发和城中村改造，实现中心提升。2012年共实施5个村的旧村改造和空心村改造，同时积极开展危旧房拆除工作；以东西两翼———双林景区和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半月湾景区为重点，依托悠久的佛教文化和优越的耕地资源，打造特色鲜明的宗教文化旅游区和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区，促进两翼强化。至今共建成无公害农产品基地41家，农业龙头企业38家，与义乌市农贸城联合开发4个产业基地；以义南工业园区和江北高新产业集聚区建设为重点，促使工业功能区扩容提质，将传统优势产业与高新科技产业串联，接轨南北，小城市培育三年来共入驻部级、省市级科技创新企业与研发中心30余家，在保持传统企业优势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企业科技转型的良好氛围。跨江发展是佛堂镇开拓城镇空间的重要尝试，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以古建筑拆迁、异地奔小康工程、综合市场布局等为推动力，实现江北新区建设。

在佛堂镇产业集聚，尤其是工业集聚驱动下，城镇空间进一步扩面提质，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张，从2002年的4km2增至2013年的15?08km2，年均增长近13个百分点，基本达到小城市标准（图4）。

对建成区面积和工业总产值做线性回归分析，Y为建成区面积（km2），X为工业总产值（亿元），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Y＝4?885268＋0?043297X　R2＝0?945593t＝ （10?10）　（12?51）R2拟合优度较高，6统计量显著，表示佛堂镇建成区面积与工业总产值正相关性较强，佛堂镇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0亿元，建成区面积将相应扩大0?43km2，说明佛堂镇工业集聚发展将进一步促进其建成区面积扩延。

（四）产业集聚促进政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为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相关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在所难免，而这一过程又极大地丰富了佛堂镇城镇制度建设，提高了其城镇化质量。作为产业集聚的一种典型模式，工业园区的体制改革创新往往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以义南工业园区为例，在十余年不断的发展探索中，其始终坚持以体制创新赢取竞争优势，牢牢把握了园区的发展导向。按照“精简、高效” 的原则，着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据市场需求配置权力，建立市场与政府联合导向机制推动城镇建设和发展。为此，佛堂镇大力开展强镇扩权改革，着力以深化体制改革推动园区二次发展。强镇扩权使佛堂镇获得12项县级社会事业管理权限，实现了管理体制的扁平化，其中“审批事项不出镇” 这一权力的下放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工程项目的建成周期，创新了园区土地流转机制，同时也使园区获得相应的决断权、处置权，实现了园区有限“自治”，提高了办事效率。强镇扩权不仅扩大了镇域管理权限，亦创新了管理模式， “大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和“智慧佛堂”数字城管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的启用，不仅创新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镇、市统一管理模式，更凸显了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执法效率和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有效阻止了某些企业肆意破坏园区规章制度，影响园区统一管理的不良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工业园区的稳步发展。

在被确立为浙江省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之后，各级政府对佛堂镇财政、土地政策的倾斜极大加速了义南工业园区的扩容提质。财政扶持方面，佛堂镇在每年财政超收、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城镇建设配套费均全额返还的基础上，又能获得市政府每年约2?3亿元的财政投入，并且被列入市重点工程的政府投资项目由市级财政全额保障，这扶持力度不仅远超出事先规定，即便放于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中都是空前的。土地保障方面，佛堂镇用地指标实行计划单列，每年建设用地指标超过33?3hm2，同时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产生的增减挂钩指标、占补平衡指标，以及盘活的建设用地均留镇使用，这在集约用地原则上保证了工业园区建设用地的需求，也为企业集聚提供了充分条件。

义南工业园区所采取的审批制度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创新以及政府给予的财政、土地政策优惠，构成了城镇制度建设的一部分，丰富了城镇化的内涵，为城镇化顺利转型提供了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

三、基于产业集聚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一）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与义南工业园区的良性对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由专业市场与产业集聚互动形成的协同型市场产业网络在助推城镇建设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15］。义南工业园区和义乌小商品市场分别作为产业的“发起者” 与“接收者”，两者的良性互动势必能促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义南工业园区充分发挥其引导和集聚作用，形成了纺织、工艺品、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激发就业效应，迅速吸引了流动人口集聚。同时，义乌小商品市场利用其平台和渠道优势，引导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产品开发，最大限度地缩减采购成本，促进竞争力强的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加速建设异质性色彩强烈的“研、产、销” 一体化商圈平台，对于吸收农村劳动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贡献作用显著。

（二） 在特色产业集聚中推进工业扩容、提质与延展，以特色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充分利用佛堂镇的产业优势、区位优势，在全镇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以义南工业园区为载体打造纺织、工艺品、食品药品等特色产业基地，并依托中国（佛堂） 调味品产业中试与孵化中心的科技创新力，强化各产业要素，增强园区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集中度，做到工业扩容。以技术改造为抓手，加快科技创新，实施“机器换人”，加速成果转化；同时以“小上规” 为抓手，通过政策引导、用电优先保障、技改项目优先支持等措施，加速企业成长，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工业提质。在产业链打造上，需要进一步强化特色产业的横向联系，促进其关联产业的拓展，形成纵横相结合的产业体系，立体式推进佛堂镇特色工业化，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强力的产业支撑。

（三） 坚持内动力与外推力双驱动，促使佛堂镇镇向小城市转型仅依靠城镇自身发展很难突破固有发展方式和管理体制，单凭扩权也无法达到转型的预期效果。因此，只有将两者紧密结合，内外共进，方可推动佛堂镇向小城市转型。作为佛堂镇新型城镇化的第一内动力———工业集聚，吸引了人口、经济、技术等要素集聚，为城镇化转型做好全方位准备；作为外推力，强镇扩权大刀阔斧地改革现有城乡户籍制度，对进城落户农民执行可保留（宅基地、承包地使用收益权、享受计划生育政策）、可交易（土地经营使用权、新增的以及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 和可享受（与市民同等社会待遇）的“三可”政策，真正落实农业人口市民化。同时，通过扩权改革下放人、事、地、财“四权”，实现纵向权力的扁平化，减缓了小城市建设涉及的体制摩擦。四、结论产业集聚在镇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首先，产业集聚引发的规模经济不断吸收大量外来劳动力，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转化，体现了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其次，产业集聚能有效整合零星分布的小型企业，这势必优化城镇空间的整体布局，由点及面地带动城镇发展。最后，产业集聚能发挥“外部效应”，促进技术改革与体制创新，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能积极培育新型产业的萌芽，为城镇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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