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基金组织十篇

货币基金组织篇1

亚洲危机之爆发，固然促使人们反思亚洲国家内部的体制问题，但同时也引发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一轮论争。这并不难理解。此次亚洲危机的起因与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不同，也异于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如果说，墨西哥和欧洲的危机主要来自政府宏观政策失误从而诱发对联系汇率的“投机性冲击”（speculativeattack），那么，亚洲危机则主要因私营部门的过度借债而导致同类的冲击。亚洲风波前夕，当事国政府并无财政赤字和高失业。因此，国际经济学关于“投机性冲击”的“第一代模型”（强调赤字引起政府外汇储备下降从而失守汇率）和“第二代模型”（强调固守联系汇率导致高利率从而增加失业）均不能解释亚洲危机。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的观点。他本人1979年提出“第一代模型”，但他现在认为亚洲危机需要用新的基于企业过度借债的理论来解释。[1]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JosephStiglitz）则进一步指出，“有一借主，必有一债主。外国债主在很多情形下是边际贷款人（marginallender）”。[2]可见，外国投资者也须对亚洲危机负一部分责任。这样，亚洲危机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就应运而生了。

本文将集中讨论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的改革问题。1997年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IMF执行主席（ManagingDirector）提出了修改IMF章程的设想，其要旨在于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IMF章程。这是因为现有的IMF章程第6.3条规定，成员国政府拥有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IMF目前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探讨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写入新章程的问题。据IMF第一副总裁费舍尔（StanleyFischer）介绍，新章程拟将现章程中关于“经常帐户”的条款扩展到亦适用于“资本帐户”。现章程第8条规定，成员国必须开放“经常帐户”，除非符合第14条规定的暂缓条件。新章程拟对“资本帐户”做类似规定。[3]

IMF讨论修改章程，恰值亚洲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之时，自然引起公众舆论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各种批评和建议层出不穷。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观点：

(1)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莫斯(LarrySummers)坚决支持IMF修改章程。作为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当然了解学术界关于资本帐户开放应循序见进以及“资本控制”（即不完全开放）有时更好的观点。但是，萨莫斯却用一个比喻搪塞了之：“如发现多喝10％的酒精对人体并无害，我们是否要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众呢”？[4]

(2)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院院长萨克斯(JeffreySachs)指出，IMF是“美国财政部的橡皮图章”。[5]他强调IMF现有投票制度极不合理，美国，日本和欧盟享有多数投票权，而中国和印度的投票权比荷兰还小。考虑到萨克斯几年前因为给俄国提出“休克疗法”而名噪全球，他现在这种猛烈抨击IMF的言论使一般听者顿吃一惊。

(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JamesTobin)说，“有人声称金融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是通向繁荣与进步的道路。像东南亚那样的事态发展使人对这样的看法提出质疑。只要世界分成不同的国家，国际金融交易不那么顺利，可能是有利的。”托宾的改革方案是实行他最先于1971年提出的外汇交易税以减少短期投机活动的危害。[6]

(4)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Shultz)认为，IMF对亚洲的“拯救”计划，实际上是拯救国际投资银行和基金，是政治对市场的无端干预。他坚决反对索罗斯(GeorgeSoros)提出的用公共财政建立“国际信用保险公司”的观点。舒尔茨响应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建议：彻底取消IMF这一有害无益的国际机构。[7]

(5)里根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认为，IMF仍应以1944年创立时的目标－－协助各成员国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为己任，不要伸手过长。[8]IMF研究部前主任波拉克(JacquesPolak)也强调，修改章程，将IMF管辖范围扩展到资本帐户，“既无必要，也无益处”，因为这不是IMF“所能胜任的”。[9]

(6)“寻租理论”(rent-seekingtheory)的代表人物，杜克大学教授安妮·库格(AnneKrueger)指出，因为1973年以后美，日，欧之间实行浮动汇率，不再需要IMF协调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而宏观经济政策调节则由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决定。因此，IMF现在的主要职能事实上已经是专门的第三世界“危机管理”机构(crisismanagement)。[10]

(7)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提醒人们注意，美国新政时期对国内银行跨州经营的限制，至今尚未废除，[11]尽管今年已是自1979年以来美国国会第11次试图废除Glass-Steagall法案了。美国在内，外资本市场开放性上的反差与不对称，令人深思。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IMF成员国，理应义不容辞地在当前这场关于IMF章程修改的讨论中，发挥充分的作用。本文不拟对上述七种观点进行评价，而只是着重勾勒出二战后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这种对历史的把握，是我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IMF章程修改做出积极贡献的必要条件。

本文第二节将说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资本跨国流动的两点原因；第三节将阐述“特里芬悖论”和“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及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作用；第四节将根据不完全信息经济学，说明“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的重大区别，从而论证IMF目前的修改章程方案的缺陷。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资本流动的原因

IMF现在之所以要修改章程，正是因为IMF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时所定的章程中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IMF章程中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capitalcontrol)的权力。

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在美，英两国主导下召开的。当时美国谈判代表怀特(HarryWhite)和英国谈判代表凯恩斯，尽管分歧甚多，但在控制资本跨国流动这一点上却毫无二致。这是有两点深刻原因的。

第一，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资本外逃将破坏二战后福利国家税收与金融政策的自主性。怀特是罗斯福新政中的左翼，后来在麦卡锡主义高潮中被指控为共产党人。[12]凯恩斯也强调，如无“资本控制”，有产阶级不会接受福利国家的政策。[13]

第二，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国际金融自由化是有冲突的。值得一提的是，怀特是30年代美国财政部中最先分析日本对中国货币的投机性冲击的人，从而为美国当时支持中国货币稳定的白银购买法案作出了贡献。[14]他和凯恩斯从二战前各国竟相贬值的经验中，总结出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的冲突：前者要求汇率稳定，但若资本完全自由跨国流动，则汇率无法稳定。因此，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充分展开，必须对资本有所控制。可见，资本控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思想之一。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Fleming-Mundell定理部分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该定理说明，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固定汇率”三个条件中，最多只有两项能够同时满足。那么，资本控制又是怎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中被消弱的呢？这就得谈到“特里芬悖论”了。

三、“特里芬悖论”与“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要求各国汇率与美元固定，而美国保证35美元可兑换1盎司金。这一体系的深刻矛盾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Triffin)揭示了出来，即所谓“特里芬悖论”：在黄金－－美元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国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成为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的来源；而长此以往，美国的收支不平衡又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元的信心；若美国停止收支不平衡，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又将下降，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平。虽然西德、日本出于战略考虑同意帮助美国解决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仍不能逃脱“特里芬悖论”。尼克松总统终于在1971年放弃了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比率，从而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但是，美国政府于60年代曾为部分缓解“特里芬悖论”而出台若干限制资本流出的政策，其结果是有意无意地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所谓“欧洲美元”市场，即外国银行和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用美元进行的存贷交易，1958年出现于伦敦。它的直接起因是英国政府1957年禁止英国银行借英镑给非英国的贸易，从而导致英国银行转而直接开展美元业务。苏联因怕美国冻结财产，也把美元存放于欧洲银行。1963年，美国为克服“特里芬悖论”，通过了控制资本外流的“利息平等税”(InterestEqualizationTax)，对美国公民购买外国资产的收益征税。1965年，随着越南战争升级，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进一步加剧，美国商业银行海外贷款更加受到政府的限制。这一切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大发展，因为在美国不易借到美元的跨国公司均转向“欧洲美元”市场。更为甚者，美国银行为逃避国内金融监管法规（特别是美国新政时期为限制短期投机借贷而规定的“Q条例”），纷纷设立海外分支机构。1960年时，只有8家美国银行有海外分支，现在则有几百家。

“欧洲美元市场”的勃兴，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时代的到来。它的最大特征是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金融监管，没有存款准备金(reserverequirement)。例如，美国政府对国内银行的美元存款要求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但“欧洲美元”存款则不须交准备金给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这当然是银行界的皆大欢喜之事，但却也加大了金融风险。“欧洲美元”的过度借贷（特别是当阿拉伯国家将不敢存入美国银行的石油收入投入“欧洲美元”市场之后），是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对于“欧洲美元”市场的态度是两重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美国认为该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维持美元储备有些吸引力，因为欧洲美元市场利率高于美国国库卷利率，这样可以减少其他国家要求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的压力。例如，法国戴高乐总统用兑换黄金的手段，打击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也日益感到完全不受各国政府调控的“欧洲美元”市场，是对美国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例如，当美国中央银行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却可以从“欧洲美元市场”上筹资来满足美国国内业务需求，从而使美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力下降。因此，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Volcker)于1979年10月决定对美国银行的海外“欧洲美元”借款执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但遭到美国银行界的一致反对而未果。沃尔克的这一失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终于在1970年代末获得了超乎国家政策自主性的地位。[15]

“欧洲美元市场”现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象征，它现已不限于“欧洲”这一地理概念，也不限于“美元”：我们可以在香港，新加坡看到发达的“欧洲美元”，“欧洲日元”，“欧洲马克”市场。这些“欧洲货币”(Eurocurrency)市场又进一步成为“欧洲债卷”(Eurobond)和“欧洲股票”。在此次亚洲危机之前，泰国和韩国的公司进行了大量“欧洲货币”和“欧洲债卷”的业务。事实上，“欧洲债卷”是国际资本近年来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的主要形式。

四、“资本帐户自由化”与“经常帐户自由化”之差异

从上述两节分析可见，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市场”的勃兴，已使IMF章程给予各国的“资本控制”权力下降。虽然国际资本流动对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自主性也有诸多不利影响，但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更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

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BarryEichengreen)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3％。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16]

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moralhazard)和“逆选择”(adverseselection)的影响。[17]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前，IMF关于修改章程的主张，旨在把原来关于“经常帐户”的条款扩展到“资本帐户”上，这反映了他们没有考虑到前者对应的货物市场与后者对应的金融市场，有着重大的区别。从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有充分理由，将“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区别对待。

货币基金组织篇2

关键词：G20 IMF 体系 国际金融立法模式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識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3-0020-26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促使国际社会对既有的国际金融体制与标准进行反思，引发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催生了一系列国际金融新规则。在2008年至今的短短几年里，《IMF协定》（以下简称《协定》）通过了3个修正案，改变了牙买加体系时代规则形成的困境。本文通过对比IMF协定几个修正案的制定过程，发现以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为己任的G20是IMF体系新规则形成的主要推动力。G20不仅提供了各成员国间的政治共識，而且还形成了多元立法主体的跨政府网络立法模式（TRN）。本文以G20框架内推进IMF制度改革为视角，剖析G20机制在重塑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方面的关键作用及其TRN模式的国际法价值。

一、国际货币金融法律制度的核心——《IMF协定》

《协定》是国际货币金融法律制度的核心，它确立了国际收支平衡、国际储备、汇率制度、外汇管制等方面的制度及对它们的监管合作机制。同时，它协调和减少各国货币金融政策及法律的冲突与摩擦，以维持着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这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一直绕不过“特里芬难题”，特别是上个世纪末一次次的金融危机给IMF带来了严峻考验。回顾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IMF是一个颇具适应性的国际组织。战后的国际社会，在IMF机制内，不断地调整和更新着国际收支、国际储备、汇兑安排、外汇管制等制度。该《协定》在实施过程中多次修订，达成了6个修正案。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国际金融规则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协定》的前3个修正案标志着世界货币制度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为更为松散的牙买加体系，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协定》的法制化程度日趋软化，也导致了一次次的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因此，将重构国际金融体系，维护全球金融秩序为己任的G20则把改革IMF制度作为其每次峰会的重要内容。

1969年《协定》的第一次修订创立了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但这仍无法彻底解决“特里芬两难”问题。各国在货币领域的矛盾白热化使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合作秩序几近瓦解，IMF体系迎来了第二次修正。1978年，IMF协定第二次修正案正式生效，进入了牙买加体系。该体系试图沿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但却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缺乏相应的法制化程度，“无序”就成了这一体系的最大特点。1992年11月11日的第三次修订则在普遍增资问题、强行退出机制和投票权问题上达成一致。

考察《协定》的前三次修订，规则软法化倾向明显。软法，在国际法学中一般是指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却会在实践中产生某种实际效果的行为规范。现实中，国际条约在国际金融事务上只是扮演着次要的角色。虽然作为国际货币制度核心的《协定》采用了条约形式，但其硬度仍在不断降低。国际上规范银行、股票等金融行为的主要是一些行业性规范或协调性规则，国家之间更愿意采用非正式的、法律上无约束力的协议、标准等文件形式来缓解和调控彼此间的金融关系。即使像《协定》这样原本比较硬的条约也在金融全球化和国家原则的冲突中不断软化。

不过，软法在约束力方面的缺陷表明，现有的IMF还将继续改革。IMF前三次修订，固定汇率制转化为浮动汇率制，汇兑制度软法化，以及金融监管的放松等都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20世纪八十年代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和九十年代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源于此。据不完全统计，自1980到1997年的17年里，181个IMF成员国中有133个先后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货币危机。一方面，20世纪八十年代爆发的债务危机削弱了基金组织的资金状况，导致IMF融资能力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不公正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诉求越来越强烈。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软化了的IMF法律制度在调控国际收支的软弱无力。美国长期通过维持国际收支逆差为其国内预算赤字融资，这种通过向全世界借钱进行膨胀性消费，最终爆发金融危机。IMF为实现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必须改变“资金收入模式”，以提高“IMF的融资能力”，但为实现这一变法目标的第四修正案却经历了漫长而充满挫折的道路。

二、从特别提款权分配到治理机制改革

IMF改革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议题，但一直进展不畅。IMF第四修正案在提出的十多年里一直未能通过是一典型事例。不过，自从2008年G20开启改革IMF的进程，各国领导人确认了IMF在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IMF改革进入“快车道”，G20在短短几年间促成IMF达成了3个修正案。其中，1997年由IMF理事会批准的第四修正案最终在2009年8月10日生效；2008年5月5日由IMF理事会批准的第五修正案在2011年2月18日生效；在2008年4月28日获IMF理事会批准的第六修正案在2011年3月3日生效。

第一、IMF于1997年通过“建议第四次修订基金协定的报告”，建议解决SDR体系中的累积分配问题。这一时期，IMF进行了“收入模式”和“融资能力”的改革，其核心在于对SDR进行一次性特殊分配。该修订案生效后，使得所有的IMF成员参与到SDR体系中，公平地享受IMF的融资便利。而在这之前，1981年以后加入IMF的国家（一般为发展中国家），约占IMF成员国的1/5，没有得到过SDR的份额分配。另一方面，该修正案还设立了委托帐户。特别提款权将暂时存放在特别提款权部的委托帐户中，待成员国向基金履行完义务后再分配给它。不过，该修订案在得到131个成员国（占投票权比重的77.68%）政府的批准后，由于美国国会拖延批准，推迟了十多年。2008年，G20开启改革IMF的进程，各国领导人确认了IMF在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其后，该修正案在2009年达到3/5成员和85%表决权条件而最终生效。

第二、IMF一直没有解决资金资源和融资能力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IMF在国际社会包括G20的推动下开始收入模式的深刻变革。2009年3月24日，IMF宣布对贷款框架进行“大修”，包括改进借款条件，适度放宽备用贷款安排（SBA）的放款条件。新“收入模式”的实现主要是通过修改《IMF协定》第12条第5款的规定，拓宽投资账户（IA）的授权，规定像黄金销售等收益可转入投资账户。2008年5月，IMF理事会通过了此项修订方案。而这一修正案已在2011年获得了《协定》所规定数量表决权的批准而正式生效。这一修改将有助于提高资金收入，也为改善借款安排的条件提供物质基础。而在第五修正案提出至通过期间，G20在伦敦峰会上就提出了向IMF注资5000亿美元的方案，这次方案将IMF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支持最新特别提款权配额。此外，它还批准了利用IMF出售黄金储备所得，为最贫穷国家提供优惠融资。在其后的匹兹堡峰会上，G20成员对IMF改革的核心内容“份额分配”达成一致。承诺各方将注资超过5000亿美元，并进一步扩大IMF的“新借款安排”机制。在2012年的洛斯卡沃斯峰会上，一些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公布了其对IMF增资4500亿美元的计划细节，以推动总增资承诺。

第三、IMF在2008年4月提出了关于投票权和份额的改革方案，以适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010年11月6日，IMF执行董事会就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根据该方案，发展中国家份额将升至42.3%，我国份额占比将增加2.398个百分点至6.394%，投票权将升至6.07%，排名从并列第六跃居至第三。该方案将实现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份额达6个百分点，基本满足G20匹兹堡峰会所要求的目标。该方案要求各成员国尽最大努力，加快各项审批程序，争取2012年IMF年会前使本轮份额改革方案正式生效。2011年3月3日，这份“份额和发言权改革”的决议获得代表IMF总投票权85%的117个成员国正式批准并生效，成为《协定》第六修正案。此次修订增强了有活力经济体在IMF的代表性，并增强了低收入国家的发言权和参与。实施此改革反映了成员国对加强IMF有效性、信誉和合法性的承诺。这也是IMF成立65年历史上的一次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调整。这次改革让54个成员国的份额增加208亿特别提款权（约327亿美元），实现了代表权向有活力经济体的转移。在第六修正案前后历次的G20峰会上都涉及份额和投票权的议题。如匹兹堡峰会就IMF的“份额分配”达成一致，承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至少提高5%以上。多伦多峰会则提出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官员和学者担任IM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高官的比例。而在首尔峰会上则进一步深化IMF治理改革，提出需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具有恢复力的国际货币体系网。特别是，在韩国庆州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IMF份额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IMF将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份额。而继续推进份额改革的墨西哥峰会则落实与兑现了IMF投票权的改革。

其实，要想解决IMF在资金资源收入和融资能力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基金组织的治理机制。IMF关于份额与投票权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使得基金组织的治理机制成为众矢之的，使得IMF在国际治理中处于被边缘化的趋势。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IMF就开始了为解决资金资源和融资问题的改革，但是在这个方面进展缓慢。制度的改革需要外生性力量来推动，不改善IMF的机制治理是不可能有效实现基金宗旨的。《协定》的第四次修改拖而不决、IMF的地位日益尴尬，究其根源在于其运行机制存在着明显的法律缺陷。IMF的前总裁康德萨斯断言：在公众眼中，IMF的合法性已日益遭到质疑。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却给IMF带来重新发展的机会，G20对于IMF改革的重视和积极推进使得IMF修法进入“快车道”。

三、G20机制是推动IMF体系新规则形成的重要动力

改革IMF是G20的重要议题，也是历次峰会最后公报中的固定内容。自华盛顿峰会后，“IMF的改革”就变成“改革IMF”。在IMF的改革中，推动制度变迁的历史事件除了有此次金融危机，更重要的应该是G20峰会机制。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特殊的历史事件能推动制度的变迁。当然，美国次贷危机是这一阶段IMF制度变迁的社会背景。危机中大多数成员国，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再度考虑寻求IMF的帮助。即使像美国和欧盟这样的国家也需要借款。IMF需要增强借款能力，也需要考虑IMF的储备，需要IMF制度变迁符合现实需求。但仅靠一次危机并不一定能引发制度变迁。如第四修正案提出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是危机频发的时代。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发生并没有让IMF制度有深刻变化，相反该修正案一直拖而不决。但2008年的危机却使IMF改革进入“快车道”，不仅在2009年第四修正案获得生效，而且在“收入模式”、“融资能力”和“份额和发言权”等治理机制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且，第五、六修正案也在较短时间内得以通过。

IMF历史上的六次修定，有三次就发生在2008年。其中涉及SDR的改革是近30年的第一次，关于治理机制的修改则是IMF成立65年来最重大的一次。《协定》后三个修正案的生效，集中在2009年至2012年，而这段时间正是国际社会开始通过G20这个平台应对危机的时期。因此，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危机是IMF体系规则变迁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IMF近期多次修法与G20的经济政策协调和行动计划有着密切关系。正如英国首相卡梅伦所说，在全球治理方面，国际社会“并不缺乏正式的国际组织，但因为G20这样的非正式国际机制更有利于领导人快速、灵活、有效地达成应对重大经济挑战的政治共識，所以G20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凝聚政治共識的首要平台”。这种共識是IMF体系形成新规则的关键动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戛纳峰会则规划这个“首要平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G20通过一个“领导人引领的非正式国际机制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协调它们的政策，汇聚它们的政治意愿以共同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全球经济和金融挑战。”具体到IMF体系，根据G20制定的IMF改革框架和行动计划可见，G20提供了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内”有着广泛代表性的对话和协商机制，宣示了国际社会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治共識，制定了IMF的改革框架，进而将IMF改革落实为具体的行动。虽然G20机制下的金融货币改革并没有彻底将现行的牙买加体系升级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但确实在IMF体系新规则形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四、G20推动国际体系规则形成的动力分析

在G20机制下所形成的改革IMF的共識是IMF体系新规则形成的基础，G20所拥有的各类专业国际金融组织网络则为新规则的制定提供了丰富资源。由G20会议促成的相关成员国配额认购、投票权分配和借款安排等方面的确切承诺，则提升了IMF体系的公信力和合法性。

首先、G20明确了IMF（立法主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IMF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方面的缺陷愈发严重，国际社会对其地位和发展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参加G20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在2008年的华盛顿、2009年的伦敦和匹兹堡、2010年的多伦多和首尔、2011年的戛纳、2012年的墨西哥峰会相继阐述了IMF在金融稳定和危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和地位。G20领导人认为，IMF仍然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组织，应加强它的职能，给予其更多的资金资源和权力，改革组织的治理结构，使其能够在未来监测全球经济的发展、预警危机并在向危机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不仅明确了IMF这个立法主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为IMF后续改革和制度建设明确了政治共識。

其次、G20设置IMF改革的基本框架和行动方案，提高规则的合法性。此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国际社会需要能提供有效监管和约束的IMF。但事实上是，牙买加体系下的制度变迁遇阻，IMF所确定的改革议案多年得不到推进。而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引进适当的制度外变量可以对制度的外生层面和内生层面改变锁定状态。以此而言，G20担当起了这一重任。

1999年12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德国柏林发表成立宣言，指出“20国集团的建立，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提供一个新的非正式对话机制，拓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在关键经济与金融政策问题上的探讨”。这一纲领性的文件，虽然没有规定集团成员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但“非正式对话机制”为改革IMF设定框架，并在历次峰会中确定改革IMF的议题。即G20为改革IMF制定了框架和行动方案。如前文所述，在增资方面，G20伦敦峰会决定扩大资金规模，增发特别提款权。匹兹堡峰会则就IMF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份额分配”制定目标，如发达国家承诺将把部分份额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地位。这些改革目标和行动方案在其后的会议中不断得到推进。2012年4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再次将IMF增资和份额改革作为首要议题，强调在2012年全面落实上述IMF治理结构和份额改革方案，并在2013年前全面审议份额公式。

有关IMF资金收入方面的具体承诺和行动推动了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在IMF秩序董事会通过，成为IMF的第六修正案。同时，这样的议题设置方式弥补了IMF因表决权增加所带来的国际制度的民主缺乏。IMF改革的议题不再由被认为缺乏民主和透明度的IMF自身提出，而是由具有相当代表性的G20提出。G20的成员国包括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人口占世界的2/3，GDP占85%，出口占59.9%，投票权占IMF的64.5%。G20将国际金融经济合作从发达国家扩展至新兴市场国家，给予后者以伙伴关系的地位，为成员国相互之间加强沟通提供了平台。

第三、在G20机制内各机构间协调与合作制定规则。在G20规范制定的程式中，制度所涉议题和框架由G20明确，但是具体规范和安排都是由IMF这样的专业性国际机构制定。在G20框架下，IMF体系的规则也并非完全由IMF一个机构独立制定。随着经济与金融的日益全球化，仅凭IMF一个监管机构的规范无法实现金融秩序的稳定。IMF需建立国际协调一致的反危机机制，加强与世界银行（WB）、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委员会（BCBS）以及金融稳定论坛等国际机构的政策协调和合作。G20为这一现实需求提供了相应的国际机构合作平台，增强了相关国际金融机构间规则的一致性。

在G20的国际机构网络中，G20本身是一个由国家首脑参加，但并不直接参与规则制定的机构，主要负责国际规则制定日程的安排。具体规则制定者是一些重要国际金融机构，除上文提及的国际机构外还有其他一些特定领域金融事务标准制定机构。如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督委员会，负责制定银行、证券监管和保险方面的国际标准；国际支付结算系统委员会（CPSS）负责解决支付体系的问题；金融行动小组（FATF）规则对抗洗钱和恐怖金融；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负责系统性风险的勘漏。

在整个G20机构网络中，FSB起到了一个枢纽的作用，促进了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2009年伦敦峰会升级FSF建立的FSB，是一个以“国际层面协调各国主管机关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工作，并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以处理那些影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的问题”为宗旨的国际机构。在G20峰会宣布的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框架和行动方案中，曾多次要求IMF与WB、FSB，BIS，BCBS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协调与合作。具体如：IMF与WB共同实行“金融部门评估规划”；IMF依据BCBS《巴塞尔协议Ⅲ》作为基准标准监管银行业，在《基金协定》“第4条磋商”项目下使用该标准来评估IMF各成员国；IMF与FSB在建立预警演习机制、金融行业监管、在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财政透明度和数据公布标准制定，以及有关规则遵守和实施国际金融标准的情况进行总体评估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合作，这些都体现了多机构间的规则协调和整合。由此可见，G20机制下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呈现出一种跨政府网络（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TRN）的特色。而这种跨政府网络立法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和合作“使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进入更高层次的一体化阶段”。

货币基金组织篇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货币基金组织篇4

【摘要】最近美国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的一揽子方案。本文评估了该方案的内容及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分析了美国国会的立场,最后得出结论:美国为imf提供支持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有效的,如果国会不通过奥巴马政府的请求,将可能损害金融信心,阻碍全球从危机中恢复。

【关键词】美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出资 方案 评估

在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上,领导人建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源增加到现在的3倍,即7500亿美元。作为imf成员国,美国需要出资,而美国向imf出资需要得到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下面对该方案的内容、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以及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博弈进行剖析。

一、奥巴马一揽子方案的内容

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请求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将美国的一般份额出资从560亿美元增加到640亿美元;第二,将imf的紧急信用额度从大约100亿美元增加到1100亿美元;第三,支持imf通过出售黄金来满足imf的大部分运营支出;第四,向以前没有被分配过sdr的国家分配适量的sdr。另外,imf正在计划一项2500亿美元的sdr普遍分配,这需要美国财政部与国会协商但无需国会批准。下面依次对这些内容进行评述。

1、份额增资

各成员国主要以份额向imf出资,imf每5年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来决定是否增加份额。尽管imf曾经增加过几次份额,但imf总的资金水平并未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增长同步。

imf理事会在2008年春天通过的份额增资方案将imf总份额从大约3250亿美元增加到3570亿美元,其中美国需要增加的部分大约是80亿美元。份额代表了一国在imf理事会和执董会的投票份量。作为imf最大的出资国,美国拥有比任何其他单一成员国更多的投票权。imf的重要决定必须获得85%的投票权支持,由于美国拥有imf份额的17.09%和投票权的16.77%,因此能够实施一票否决权,新的份额增资方案并不改变美国一票否决的局面。g20领导人已经呼吁启动新一轮份额总检查,这一轮总检查应该不仅增加总份额,而且还加大向几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占比。

2、新借款安排

如果imf的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危机期间成员国的借款需求(1998年底曾发生这种情况),imf可以动用新借款安排(nab)。nab可以动用26个国家高达500亿美元的储备。nab于1990年代末成立至今只动用了一次,即在1998年12月向巴西提供贷款,巴西在1999年3月归还了该笔贷款。

伦敦峰会建议将nab扩大5000亿美元。一旦实施,扩大后的nab将替换日本和欧盟等国在2009年初发起的双边信贷工具。由于美国在nab中大约占20%,因此美国将需要提供不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有新的国家加入nab,美国的出资额有可能减少。

nab增资额比拟议中的份额增资额大10倍,但nab只有在imf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成员国危机借款需求的情况下才能被激活,同时激活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贷款方同意。在nab增资上达成政治协议比同样数量的永久性份额增资要容易。

3、出售黄金

在imf成立初期,成员国以黄金认缴他们份额的一部分,当时的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到现在黄金已经大幅增值到每盎司950美元左右,为imf改变收入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从成立至今,imf的运营费用一直来自于其贷款收益,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imf除贷款外的其他活动成本也由借款人承担;第二,imf的收入波动较大,而其支出则相对稳定。imf旧的收入模式与其使命并不一致。

2007年1月,研究imf可持续融资的委员会建议改变imf的收入模式。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议出售403.3吨(12965649盎司,占imf全部持有的3217吨黄金的12.5%)黄金并将所得放入一投资账户,账户受益将用于支付运营预算中与贷款无关的部分。报告认为投资受益和贷款收入将足以支付imf的日常运营成本。2008年春季imf执董会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呈交imf理事会讨论。假定金价是850美元一盎司,执董会的测算显示投资账户每年将获得4.75亿美元的额外受益。

4、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dr)是imf发行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成员国可将特别提款权兑换为美元、欧元或其他货币以应对暂时的支付困难。imf在1970—1972年间和1979—1981年间总共分配了214亿sdr。

imf通过两种方式向成员国分配sdr:特别分配和普遍分配。特别分配需要修改基金章程,因此须得到国会批准;普遍分配需要与国会磋商,但如果分配额不达到特定“门槛”,则并不需要国会批准。

(1)通过对章程的第四次修正进行特别分配。imf对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都没有分配sdr,这些国家占全部成员国数的20%。1997年9月,imf理事会同意通过特别分配使所有成员国的累积sdr与其份额比例相匹配。克林顿政府拒绝将这一修正提交给国会。但其他国家都通过立法程序批准了这一修正,使同意特别分配的成员国的投票权累计达到78%。现在只需要美国批准就可以使这一特别分配生效,它将使发行在外sdr数翻倍,达到428亿(约相当于630亿美元)。

(2)普遍分配。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支持通过普遍分配的方式增发2500亿美元等值sdr,这将使发行在外sdr数大约增加四分之一。这一提议有助于补充资本流出国的储备,减轻通过货币贬值积累外汇储备的需求,从而避免贸易扭曲。美国将从普遍分配中得到280亿sdr,这些sdr将由财政部管理的汇率平稳基金持有。

二、imf增资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增加imf资源至少在六个方面促进了美国的利益。

第一,增强imf的贷款能力有助于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同时提高金融市场的信心。美国与向imf借款的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每年4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则超过1万亿美元。危机贷款有助于保持外国市场开放,避免潜在的货币崩溃。

第二,imf增资有助于减轻中小国家向大国求助的倾向,分散大国应对危机的负担。在imf总的增资额中,其他国家出资额超过美国的四倍,这对美国是非常划算的。如果采取单边行动,美国将不得不付出更多。

第三,由多边机构对借款国施加条件比贷款国政府采取单边行动更有利。同时单边贷款还会容易导致贷款条件产生冲突。

第四,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多边金融机构减少了对地区性金融机构的需求。地区性金融安排的发展前景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还不明朗,因此imf继续作为解决危机的中心角色对美国有利,并能够协调双边、地区和多边关系。

第五,对危机的多边反应加强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利益。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巴基斯坦、土耳其、乌克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已经纷纷与imf展开贷款项目的磋商。许多其他国家,如韩国,尽管没有从imf借款,也得益于imf创造的市场信心。

第六,国会批准imf增资方案将加强美国在危机应对中的领导力,缓和外国对美国在危机起源中扮演角色的谴责,并促使外国政府采取类似的危机救援方案。作为imf的主要创始国、总部所在地以及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美国是imf中唯一的最具影响力的成员。

三、美国国会在imf增资中扮演的角色

国会在美国的imf政策中扮演中心角色。美国关于imf的最重要的决定,包括章程修订、份额增资、借款安排以及出售黄金等,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尽管imf在多方面推动了美国利益,但美国国会对imf的态度一直都是摇摆不定的。

美国总体利益与国会对imf的态度存在脱节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虽然imf危机贷款支持了美国经济,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且贷款产生的效益是分散的,并不能直接使某利益集团或企业受益。因此,利益集团不可能将支持imf列为其在华盛顿政治活动日程中较为优先的位置。

第二,与金融机构不同,imf不能向议员选区的选民贷款或管理他们的资产;与联邦机构不同,imf并不直接服务于国会议员的选区。在国会内部,与imf相关的事务涉及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银行、国际关系以及拨款委员会,责任相当分散。因此,很少有国会议员愿意为imf说话。

第三,由于国会需要利用其对imf议题的否决权与政府在国内问题上展开博弈,因此在国会内部对imf完全反对的力量并不非常强大。

作为制定美国在imf政策的部门,财政部是美国内支持imf的主要力量。财政部可以依赖白宫推动国会立法或者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向国会游说。当份额检查或章程修订摆上imf日程,财政部会考虑国会的态度从而评估该项议题是否值得向国会游说,如果不值得,财政部会在imf理事会会议上否决该项议案。在向国会提交立法请求后,财政部会寻求其他部门的协助,如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私人利益团体和意见领袖,动员各个利益团体支持。但是这样的游说联盟并不稳定,而且发起游说联盟越来越难。最近美国政府除非万不得已尽量避免向国会请求通过有关imf的法案,而且通常选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发出请求。

四、结论

本文评估了美国向imf出资的一揽子方案的内容及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并分析了政府与国会在imf事务上的博弈。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认为imf对私人资本市场的扩张不是阻碍而是有效的补充,而且imf在稳定市场以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因此g20主要依靠imf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加强imf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持各国市场对外开放,从而有助于推动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利益。

美国国会通过增资方案对保持美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外交事务的领导权至关重要。国会的支持将会维持美国自1944年imf成立以来所拥有的领导权。反之,如果国会不支持在危机期间通过上述法案将不仅会损害全球经济恢复,而且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尚军、袁炳忠、谢栋风:g20伦敦峰会同意为imf增资至7500亿美元[n].中国青年报,2009-04-03.

货币基金组织篇5

亚洲危机之爆发，固然促使人们反思亚洲国家内部的体制问题，但同时也引发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一轮论争。这并不难理解。此次亚洲危机的起因与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不同，也异于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如果说，墨西哥和欧洲的危机主要来自政府宏观政策失误从而诱发对联系汇率的“投机性冲击”（speculative attack），那么，亚洲危机则主要因私营部门的过度借债而导致同类的冲击。亚洲风波前夕，当事国政府并无财政赤字和高失业。因此，国际经济学关于“投机性冲击”的“第一代模型”（强调赤字引起政府外汇储备下降从而失守汇率）和“第二代模型”（强调固守联系汇率导致高利率从而增加失业）均不能解释亚洲危机。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观点。他本人1979年提出“第一代模型”，但他现在认为亚洲危机需要用新的基于企业过度借债的理论来解释。[1]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则进一步指出，“有一借主，必有一债主。外国债主在很多情形下是边际贷款人（marginallender）”。[2]可见，外国投资者也须对亚洲危机负一部分责任。这样，亚洲危机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就应运而生了。

本文将集中讨论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的改革问题。1997年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IMF执行主席（Managing Director）提出了修改IMF章程的设想，其要旨在于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IMF章程。这是因为现有的IMF章程第6.3条规定，成员国政府拥有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IMF目前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探讨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写入新章程的问题。据IMF第一副总裁费舍尔（Stanley Fischer）介绍，新章程拟将现章程中关于“经常帐户”的条款扩展到亦适用于“资本帐户”。现章程第8条规定，成员国必须开放“经常帐户”，除非符合第14条规定的暂缓条件。新章程拟对“资本帐户”做类似规定。[3]

IMF讨论修改章程，恰值亚洲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之时，自然引起公众舆论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各种批评和建议层出不穷。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观点：

(1)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莫斯(Larry Summers)坚决支持IMF修改章程。作为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当然了解学术界关于资本帐户开放应循序见进以及“资本控制”（即不完全开放）有时更好的观点。但是，萨莫斯却用一个比喻搪塞了之：“如发现多喝10％的酒精对人体并无害，我们是否要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众呢”？[4]

(2)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院院长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IMF是“美国财政部的橡皮图章”。[5]他强调IMF现有投票制度极不合理，美国，日本和欧盟享有多数投票权，而中国和印度的投票权比荷兰还小。考虑到萨克斯几年前因为给俄国提出“休克疗法”而名噪全球，他现在这种猛烈抨击IMF的言论使一般听者顿吃一惊。

(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说，“有人声称金融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是通向繁荣与进步的道路。像东南亚那样的事态发展使人对这样的看法提出质疑。只要世界分成不同的国家，国际金融交易不那么顺利，可能是有利的。”托宾的改革方案是实行他最先于1971年提出的外汇交易税以减少短期投机活动的危害。[6]

(4)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Shultz)认为，IMF对亚洲的“拯救”计划，实际上是拯救国际投资银行和基金，是政治对市场的无端干预。他坚决反对索罗斯(George Soros)提出的用公共财政建立“国际信用保险公司”的观点。舒尔茨响应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建议：彻底取消IMF这一有害无益的国际机构。[7]

(5)里根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认为，IMF仍应以1944年创立时的目标－－协助各成员国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为己任，不要伸手过长。[8]IMF研究部前主任波拉克(JacquesPolak)也强调，修改章程，将IMF管辖范围扩展到资本帐户，“既无必要，也无益处”，因为这不是IMF“所能胜任的”。[9]

(6)“寻租理论”(rent-seekingtheory)的代表人物，杜克大学教授安妮·库格(AnneKrueger)指出，因为1973年以后美，日，欧之间实行浮动汇率，不再需要IMF协调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而宏观经济政策调节则由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决定。因此，IMF现在的主要职能事实上已经是专门的第三世界“危机管理”机构(crisismanagement)。[10]

(7)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提醒人们注意，美国新政时期对国内银行跨州经营的限制，至今尚未废除，[11]尽管今年已是自1979年以来美国国会第11次试图废除Glass-Steagall法案了。美国在内，外资本市场开放性上的反差与不对称，令人深思。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IMF成员国，理应义不容辞地在当前这场关于IMF章程修改的讨论中，发挥充分的作用。本文不拟对上述七种观点进行评价，而只是着重勾勒出二战后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这种对历史的把握，是我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IMF章程修改做出积极贡献的必要条件。

本文第二节将说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资本跨国流动的两点原因；第三节将阐述“特里芬悖论”和“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及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作用；第四节将根据不完全信息经济学，说明“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的重大区别，从而论证IMF目前的修改章程方案的缺陷。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资本流动的原因

IMF现在之所以要修改章程，正是因为IMF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时所定的章程中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IMF章程中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capitalcontrol)的权力。

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在美，英两国主导下召开的。当时美国谈判代表怀特(HarryWhite)和英国谈判代表凯恩斯，尽管分歧甚多，但在控制资本跨国流动这一点上却毫无二致。这是有两点深刻原因的。

第一， 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资本外逃将破坏二战后福利国家税收与金融政策的自主性。怀特是罗斯福新政中的左翼，后来在麦卡锡主义高潮中被指控为共产党人。[12]凯恩斯也强调，如无“资本控制”，有产阶级不会接受福利国家的政策。[13]

第二， 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国际金融自由化是有冲突的。值得一提的是，怀特是30年代美国财政部中最先分析日本对中国货币的投机性冲击的人，从而为美国当时支持中国货币稳定的白银购买法案作出了贡献。[14]他和凯恩斯从二战前各国竟相贬值的经验中，总结出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的冲突：前者要求汇率稳定，但若资本完全自由跨国流动，则汇率无法稳定。因此，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充分展开，必须对资本有所控制。 可见，资本控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思想之一。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Fleming-Mundell定理部分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该定理说明，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固定汇率”三个条件中，最多只有两项能够同时满足。

那么，资本控制又是怎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中被消弱的呢？这就得谈到“特里芬悖论”了。

三、“特里芬悖论”与“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要求各国汇率与美元固定，而美国保证35美元可兑换1盎司金。这一体系的深刻矛盾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Triffin)揭示了出来，即所谓“特里芬悖论”：在黄金－－美元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国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成为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的来源；而长此以往，美国的收支不平衡又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元的信心；若美国停止收支不平衡，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又将下降，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平。虽然西德、日本出于战略考虑同意帮助美国解决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仍不能逃脱“特里芬悖论”。尼克松总统终于在1971年放弃了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比率，从而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但是，美国政府于60年代曾为部分缓解“特里芬悖论”而出台若干限制资本流出的政策，其结果是有意无意地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所谓“欧洲美元”市场，即外国银行和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用美元进行的存贷交易，1958年出现于伦敦。它的直接起因是英国政府1957年禁止英国银行借英镑给非英国的贸易，从而导致英国银行转而直接开展美元业务。苏联因怕美国冻结财产，也把美元存放于欧洲银行。1963年，美国为克服“特里芬悖论”，通过了控制资本外流的“利息平等税”(InterestEqualizationTax)，对美国公民购买外国资产的收益征税。1965年，随着越南战争升级，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进一步加剧，美国商业银行海外贷款更加受到政府的限制。这一切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大发展，因为在美国不易借到美元的跨国公司均转向“欧洲美元”市场。更为甚者，美国银行为逃避国内金融监管法规（特别是美国新政时期为限制短期投机借贷而规定的“Q条例”），纷纷设立海外分支机构。1960年时，只有8家美国银行有海外分支，现在则有几百家。

“欧洲美元市场”的勃兴，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时代的到来。它的最大特征是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金融监管，没有存款准备金(reserverequirement)。例如，美国政府对国内银行的美元存款要求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但“欧洲美元”存款则不须交准备金给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这当然是银行界的皆大欢喜之事，但却也加大了金融风险。“欧洲美元”的过度借贷（特别是当阿拉伯国家将不敢存入美国银行的石油收入投入“欧洲美元”市场之后），是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对于“欧洲美元”市场的态度是两重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美国认为该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维持美元储备有些吸引力，因为欧洲美元市场利率高于美国国库卷利率，这样可以减少其他国家要求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的压力。例如，法国戴高乐总统用兑换黄金的手段，打击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也日益感到完全不受各国政府调控的“欧洲美元”市场，是对美国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例如，当美国中央银行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却可以从“欧洲美元市场”上筹资来满足美国国内业务需求，从而使美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力下降。因此，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于1979年10月决定对美国银行的海外“欧洲美元”借款执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但遭到美国银行界的一致反对而未果。沃尔克的这一失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终于在1970年代末获得了超乎国家政策自主性的地位。[15]

“欧洲美元市场”现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象征，它现已不限于“欧洲”这一地理概念，也不限于“美元”：我们可以在香港，新加坡看到发达的“欧洲美元”，“欧洲日元”，“欧洲马克”市场。这些“欧洲货币”(Eurocurrency)市场又进一步成为“欧洲债卷”(Eurobond)和“欧洲股票”。在此次亚洲危机之前，泰国和韩国的公司进行了大量“欧洲货币”和“欧洲债卷”的业务。事实上，“欧洲债卷”是国际资本近年来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的主要形式。

四、“资本帐户自由化”与“经常帐户自由化”之差异

从上述两节分析可见，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市场”的勃兴，已使IMF章程给予各国的“资本控制”权力下降。虽然国际资本流动对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自主性也有诸多不利影响，但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更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

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3％。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16]

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选择”(adverse selection)的影响。[17]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前，IMF关于修改章程的主张，旨在把原来关于“经常帐户”的条款扩展到“资本帐户”上，这反映了他们没有考虑到前者对应的货物市场与后者对应的金融市场，有着重大的区别。从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有充分理由，将“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区别对待。

货币基金组织篇6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份额　汇率监督　政策协调

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三个大型国际经济组织共同维护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号称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缩写为 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缩写为 IMF）和“世界银行集团”。他们每天都在关注着我们的经济生活，精心维护着经济秩序，使我们有一个和平、宁静、稳定的生活环境。对于WTO，也许是因为我们经过艰难而有漫长的奋斗才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我们比较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因此舆论宣传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世界银行集团这两个国际经济组织却关注甚少。可能是我国加入（或恢复）这两个组织时（ 1980年）我国还处于半封闭状态，与我们的生活还不是十分相干，没有引起舆论的足够关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逐渐融入开放的世界，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们不能不再度审视与我们的开放金融生活息息相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于世界银行集团将另文介绍。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产生与机构组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缩写为IMF）是布雷顿森林城国际金融会议的产物。1944年7月1日到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邻近结束时， 44个国家的300多位代表集聚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城，就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召开会议。我国当时的代表——中华民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签署《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成立永久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国际金融协调与合作。该组织于 1945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1947年3月开始工作。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我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之一在有关文件上签字，并认缴了一定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历程，该组织已由最初的39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今天拥有 180多个成员国和成员地区。瑞士不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但参加该组织的活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织机构分三个层次：理事会、执行董事会、总裁和副总裁及有关业务部门。最高决策机构是成员理事会，由各国财长或央行行长组成，每年秋季举行会议，决定该组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问题，如接纳新会员、修改基金协定、调整基金份额、调整成员国货币平价、决定成员国的退出等。执行董事会负责该组织的日常事务处理，是个常设机构。该机构由24名成员组成，其中，出资最多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沙特阿拉伯各指派 1名，中国和俄罗斯为单独选区，各自选派 1名，其余16名由包括若干国家和地区的16 个选区各选派 1名，每 2年改选 1次。执行董事会另设主席 1名，主席同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每 5年选举 1次。总裁在一般情况下不参加执行董事会的投票，只有在正反两种意见票数相等时，总裁可投决定性的一票。另设副总裁 1名，由美国人担任。 1994年 6月，将副总裁名额增加到 3名，协助总裁工作。执行董事会下设职能部门若干：货币与汇兑事务部、各地区行政部、特别提款权部、研究部、法律部、财务部、统计部、出版部、基金司库、驻各地区分部和代表处等。图示如下。

在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之间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临时委员会（全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国际货币制度的临时委员会”），另一个是发展委员会（全称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实际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联合部长级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都是部长级委员会，其成员大都来自主要国家，而且级别很高，每年举行 2 -- 4次会议。另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还有两大利益集团：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十国集团”和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二十四国集团”。“十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等组成。“二十四国集团”不是一个稳定的组织，其成员基本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职能和主要业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表述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第一条：1.通过设立一个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和合作的常设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2.促进国际贸易平衡地发展，提高和保持高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开发所有成员国的生产性资源，以次作为基金政策的主要目标；3.促进汇率的稳定，保持成员国之间有秩序的汇率安排，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4.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取消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限制；5.在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向成员国提供暂时性资金融通，以增强其信心，使其有机会在无须采取有损本国和国际繁荣的情况下，纠正国际收支失衡；6.根据上述目标，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基金的一切政策与决定，均应以本条所列宗旨为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主要有三项：①确立成员国在汇率政策、与经常项目有关的支付以及货币的兑换性方面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并实施监督。汇率监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其目的在于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汇率体系的稳定，消除不利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管制，避免成员国操纵汇率或采取歧视性的汇率政策以谋取不公平的竞争利益。反对成员国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出口补贴或任何其他手段操纵汇率，反对成员国采用差别汇率政策（如双重汇率、复汇率等）。②向国际收支发生困难的成员国提供必要的临时资金融通，以使他们遵守上述行为准则，并避免采取不利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③为成员国提供进行国际货币合作与协商的场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见增强、各国经济依存性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开设一个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和合作的场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职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业务主要围绕汇率监督与政策协调、储备资产创造与管理、以及向国际收支逆差国家提供短期资金融通等展开活动。⑴汇率监督与政策协调。为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作，保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和汇率体系的稳定等，该组织定期对成员国进行检查，并实行多边监督，强调对国际货币制度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的政策协调和发展。并要求成员国在改变汇率政策时及时通知基金组织，使其能够及时进行监督和协调。同时基金组织对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也进行监督，因为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都可能导致汇率的改变。基金组织实施监督和政策协调的办法，一是要求成员国提供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的有关资料，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持有的黄金和外汇资产、黄金产量、黄金的输出入、进出口值及国别分布、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收支的详细分类情况、国民收入、物价指数、汇率、外汇管制等；二是组织成员国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磋商；三是对各国的汇率和外汇管制进行评价。⑵储备资产的创造和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0年代末创造了“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简记SDR）”，它是一种依靠国际纪律而创造出来的储备资产，它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功能，但不能流通，不能被私人用来作媒介物。其分配是无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向参加“特别提款权部”的成员国按一定比例分配SDR，并记入成员国特别提款权帐户的贷方。当某成员国（甲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需要使用 SDR时，基金组织指定另一国际收支顺差国（乙国）接受 SDR并记入乙国帐户的贷方，同时在甲国的帐户借方记入相应数字。然后由乙国将等值的可兑换货币转入甲国的央行，甲国用这笔可兑换货币平衡国际收支。最初定价1 SDR等于 1美元，1SDR等于1盎司黄金。现在采用五国（美、英、德、日、法）各自对外贸易在五国总贸易中的百分比为权数，分别乘以五国货币“计算日”当天在外汇市场上对美元的比价，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出计算日当天 SDR对美元的价值。然后通过市场汇率再分别计算出 SDR与其他货币的比价。权数每五年计算一次。通过上述计算方法，我们可以知道，SDR的价值是比较稳定的。SDR的用途，除了前述可以划帐的方式获得可兑换货币外，还可以用作缴纳基金份额、清偿与基金组织之间的债务、向基金组织捐款或贷款、充当储备资产等。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仅限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基金组织之间。⑶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基金组织向成员国提供贷款的数额与其份额紧密联系在一起：成员国从基金组织获得贷款的限额每年不得超过其份额的110%，三年累计不得超过其份额的330%，总累计净额不得超过其份额的440%。成员国获得贷款的方式是以本国货币购买可兑换货币，还款时用可兑换货币或黄金购回本国货币。贷款利息用SDR支付。贷款种类有：普通贷款、补偿与应急贷款、缓冲库存贷款、中期贷款、结构调整贷款、补充贷款等。

三、基金组织成员国的份额与权利分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有四个部分：一是成员国认缴的份额，二是基金组织在运行过程中所获得的收入，三是向成员国借入的款项，四是其他途径获得的资金。其中，成员国认缴的份额是基金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份额是成员国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一定数量的款项。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份额的 25%用黄金缴纳，75%用本国货币缴纳；1976年“牙买加协议”生效后，用黄金缴纳的 25%改用可兑换货币或特别提款权缴纳，其余部分仍用本国货币缴纳。总份额和成员国各自的份额每五年调整一次。最初的总份额是76亿美元，经过多次调整，目前约2880亿美元(折2120亿SDR )（据1998年资料）。

各成员国所占的份额，最初是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出来的：

某国的份额=(0.02Y+0.05R+0.10M+0.10V)(1+X/Y)

式中，Y代表该国1940年的国民收入，R代表1943年的黄金和美元储备量，M代表该国1934年--1938年的年平均进口额，V代表该国同时期出口的最大变化额，X表示同时期的年平均出口额。某国的实际份额是上式计算结果的90%，其余的10%作为基金组织的机动部分灵活掌握。这个公式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国际收支的波动作用。二十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基金组织两次对份额计算公式作了修正。把进出口额改为经常项目的支出和收入，扩大了经常项目收支波动的作用，缩小了国民收入和国际储备的作用。

根据1997年12月份的IMF《国际金融统计》资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主要国别分布如下：发达国家金额 88425.2百万SDR,占总份额的60.85%,发展中国家金额56893.6百万SDR,占39.15%。总份额中，美国占18.25%，德国占 5.67%，日本占5.67%，法国占5.10% , 英国占5.10% , 沙特阿拉伯占3.53% , 意大利占 3.16% , 加拿大占2.97% , 俄罗斯占2.97% , 荷兰占2.37% , 中国占2.33% 。

份额的大小，不只是一个成员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应认缴的款项，同时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基金组织内的权利、义务和地位。①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规定，每个成员国都有 250票基本投票权，此外，每缴纳10万美元份额就增加一票投票权。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美国的投票权约占18%，因此，美国在基金组织内拥有绝对的否决权。②借款权。每个成员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借款限额与其份额紧密相连，份额越多，可获得的借款也越多。③ SDR分配权。每个成员国的特别提款权的多少与其份额也成同比例关系。基金组织根据各成员国上年年底在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按同一比例进行分配。成员国可以动用的特别提款权数额，平均不超过其全部分配额的70%，并且这70%部分无须偿还。任何成员国，只要其愿意，最多可持有三倍于它本身分配额的SDR。成员国使用所分配的SDR需支付年率1.5%的利息。此外，份额还决定了成员国的其他一些权利。

四、我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发展

我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最初的份额是5.5亿美元。当时的代表是中华民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台湾政府一直窃据该位。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立即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经过我国政府多次努力与抗争，并声明对中国在该组织中的财产和权益保留权利。直到1980年4月18日才正式恢复大陆的合法地位，但保留了台湾在该组织内的地区成员地位。目前，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有四个席位：一个创始成员国席位和三个地区成员席位（台湾，香港，澳门）。不包括三个地区成员的份额，我国1980年的份额是12亿SDR，1983年增加到18亿SDR，1989年是23.91SDR，1997年是33.852亿 SDR。占总份额的2.33%，占总投票权的2.29%。

我国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往过程中，使用过部分 SDR，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了许多技术帮助，如金融规划、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外汇管理等。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综合实力的增强，我国也参与了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活动。如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阿富汗等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1997年在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我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于稳定亚洲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真正负起了一个大国的责任。

目前，我国的央行行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理事，财政部长是副理事。同时还有一人担任执行董事会董事。随着我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我国将在该组织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逐渐深入到我们的金融生活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

2、孙肇昆、肖瑜《对外经济工作实用全书》，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姜波克《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许斌《国际金融简明教程》，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货币基金组织篇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心目的之一在于消除阻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与此相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私人各方可以：（1）获得准许支付当前的国际交易特定款项；（2）获得准许可以主张为上述目的要求以外国货币支付。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也承认成员国外汇管制的法律的效力，因为这些强行性的外汇管制条例目的在于保护本国的外汇资源，以期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出于这种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外汇管制的有限使用。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b）

为了保护合理采用的外汇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强行要求成员国的法院执行另外一个成员国作出的外汇管制决议。与此相关的是第8条第2款（b）中的规定：包含任何一个会员国货币的汇兑合同，如果与该成员国外汇管制条例相抵触时，在任何会员国境内均属于不能强制执行的合同，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与实行必须与本协定相一致。此外，各成员国必须相互合作，采取措施，使得彼此的外汇管制条例更为有效，但是此项措施与条例应当符合于本协定。关于这个条款的规定存在各种法律解释，原因就在于条款的规定较为宽泛，同时缺少详细的权威解释。

通过要求成员国承担执行其他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义务的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实际上赋予成员国外汇管制法律的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effect），使得这种外汇管制成为一种强行法，其结果势必导致在其他成员国国内的涉及到外汇管制的汇兑合同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

在1949年1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execu—tivedirector）了关于第8条第2款（b）第一句话的解释（下文称为执行董事会解释），主要包括：（1）合同，如果（a）属于汇兑合同；（b）包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货币；（c）与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规定相冲突，而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在和强行适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相符合，则该合同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2）如果存在这样的合同，合同下的义务不能被任何成员国的行政或者司法机关强制执行，不论是采取不能履行债务的损害赔偿方式或者是通过判决强制执行的方式，都是不允许的。（3）如果当事人向任何成员国中的法院或者仲裁庭申请执行这样的合同，则法院或者仲裁庭均不得以“与当地的公共政策相冲突”为由拒绝承认其他成员国的外汇管制规定的效力。（4）如果当事人向任何法院或者仲裁庭申请执行，法院或者仲裁庭不得执行存在问题的外汇管制，尽管外汇管制法律所存在的国家的法律并非合同的准据法。

在实践中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b）将意味着任何货币的发行国颁布特定的外汇管制的法律将在许多国家得以强制执行，因为货币发行国的法律被赋予了域外的效力，这种情况在离岸银行业（offshorebanking）中较为常见。从上述的考察来看，该项规定的适用将会导致任何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中使用的“汇兑合同（exchangecontracts）”概念范围内的合同都将变成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

二、合同必须是汇兑合同

满足第8条第2款（b）适用要求的第一个条件是外汇管制条例将要调整的合同必须是汇兑合同。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没有就汇兑合同进行定义，所以成员国就这个概念根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目的的理解而进行各种各样的定义解释。通常成员国关于汇兑合同所采用的解释可以归为两类：（1）执行董事会的解释（theboardinter-pretation）；（2）狭义的（narrow）或者字面的（literal）的解释。

（一）执行董事会的解释

可能最为支持执行董事会关于“汇兑合同”一词解释的是JosephGold和FrederickAlexanderMann，他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的解释方面撰写了关于许多成员国不同的做法的文章和著作。根据这种解释方法，一个汇兑合同包括那些通过某种方式将影响成员国的外汇储备的合同。因此，一个汇兑合同即那些规定“以外国或者本国的货币进行的国际支付或者交易”的合同，一旦这些合同履行，将会增加或者减少涉及的货币所属国家的国际外汇储备的数量。FrederickAlexanderMann认为只有执行董事会的解释考虑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经济目的。在确定一个合同是否属于汇兑合同时，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处于外汇管制适用情况下是否会导致合同歧视性或者偏见的结果，而并不是考虑合同中所采用的货币本身。这种解释方法为英国的上诉法院在Sharifv.Azad案中适用。

在Sharif案中，L是巴基斯坦居民，在英国作短暂的访问并使用少量的资金。结果L从S手中获得了300英镑兑换其持有的6000卢比（rupee）。尽管L的支票在巴基斯坦的一个银行中得以开出，但是L并没有获得巴基斯坦的外汇管制许可，即不能将卢比兑换成英镑。结果S将支票转让给Azard，Azard在巴基斯坦境内要求支付，但是权力机关拒绝支付该款项，因此Azard也拒绝向S支付转让该支票的款项，S以Azard的支票作为诉讼标的而提讼。法院最终驳回了Azard的上诉，法官Denning和Diplock都坚持：汇兑合同必须严格按照字面的含义进行解释，该案中涉及的合同显然属于汇兑合同，因为其实际上影响了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资源。

执行董事会的解释更多地为欧洲大陆的法院所适用，相比较而言，美国和英国的法院则较少适用。在欧洲大陆的法院中通过各种判例支持了执行董事会作出的解释，例如在Lessingerv.Mirau案中，两个奥地利的公民之间订立贷款合同，根据该贷款合同，一方准备分期支付30000奥地利先令换取1000美元的贷款，联邦德国的上诉法院（当时的西德）认为这个贷款合同构成汇兑合同。另外，在Moojenv.VonRichert案中，巴黎的上诉法院认为在荷兰居民和德国居民之间订立的关于股份转让的合同为汇兑合同。

因此，执行董事会的解释通常包含了发下几个方面的合同：（1）将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2）国际货物销售合同；（3）国际服务合同；（4）国际贷款合同；（5）国际证券发行。

（二）狭义的和字面的解释

狭义的和字面的解释原则的支持者们认为一个汇兑合同是指一个将立即导致以一国的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合同。狭义的解释主要为美国和英国的法院所接受。学者曾经对于狭义解释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倾向于在该条款中支持狭义的解释，可以简单地删去汇兑（exchange）这个词，而仅仅保留合同（contract）这个词，然后再进行严格的狭义解释。英国的上诉法院抛弃了先前在Sharif案中所确定的遵循执行董事会解释原则的做法，而在Wilson，Smithett&CopeLtd.v.Terruzzi案中采用了狭义解释原则。

在Terruzzi案中，原告是伦敦的一个金属经销商，被告是意大利居民，也是一个金属经销商。原告与被告订立一个销售1200吨的金属（锌）的合同，在3个月内交货。后来锌的价格不断上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押金。原告在没有收到被告的任何付款的情况下，停止合同的履行。因为锌的价格的上涨导致被告在新订的协议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原告还将被告就应当支付的全部款项提讼。被告则辩称先前签订的合同属于不能强制执行的合同，因为该合同属于汇兑合同，与意大利的外汇管制法律相冲突。上诉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因为合同是以英镑支付的，该合同不属于汇兑合同，作为汇兑合同必须要求存在货币的兑换。法院拒绝了被告Ter-ruzzi关于合同含有商品交易属于汇兑合同的辩解，法院认为含有商品或者货物的合同只有在包含通过货币兑换进行货币交易的情况下，才能够属于汇兑合同。

在UnitedCityMerchantsv.RoyalBankOfCanada案中也支持这种关于含有货物或者商品合同归属汇兑合同的限制条件。在UnitedCity案中，GlassFibres是一家英国的公司，GlassFibres承诺向一家秘鲁公司Vitro销售一套设备。为了履行这项销售合同，Vitro安排本国的秘鲁银行（PemvianBank）提供一个不可撤销的信用证，由加拿大皇家银行（RoyalBankOfCanada）负责承兑。根据安排，由GlassFibres以美元计算的两倍的价格销售设备，然后将其中的一半款项转入Vitro的一个下属机构，这样使得Vitro能够规避秘鲁关于外汇管制的规定，而将秘鲁的货币兑换成美元。当GlassFibres提供了合同项下的设备并且满足了信用证的全部要求之后，加拿大皇家银行拒绝承兑信用证。其后UnitedCityMerchants作为GlassFibres的权利受让人加拿大皇家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辩解理由之一就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b）该合同为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因为这是一个汇兑合同，目的在于规避秘鲁国家的外汇管制法律。英国上议院在审查销售交易的实质以后认为：因为所考虑的销售合同实质目的在于将秘鲁货币兑换成美国货币，从而规避秘鲁国家的外汇管制法律，信用证从表面形式来看是一种汇兑合同，根据第8条第2款（b）的规定应当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

美国的法院也坚持适用狭义的解释。在J.Zeevi&SonsLtd.国际经济合作2002年第1期GrindlaysBank（Uganda）Ltd.案中，纽约上诉法院认为争议的信用证不是一个汇兑合同。在LibraBankLtd.V.BancoNacionaldeCostaRi-ca案中，联邦地区法院遵循上诉法院在Zeevi案中所适用的狭义解释原则。

（三）应当采用执行董事会的解释

上述的分析表明法院在适用哪一种解释方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英国和美国的法院通常采取狭义的原则来解释“汇兑合同”这个概念，而欧洲大陆的法院则坚持遵循执行董事会作出的解释。但是，执行董事会作出的决议可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理由。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致力于推进国际货币合作，包括支持和执行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法律，该管制法律的强行适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要求相一致，其目的在于减轻该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差额（balanceOfpayment）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针对“汇兑合同”进行经济上的解释。只有对“汇兑合同”进行经济上的解释才能将所有影响一个国家外汇储备，最终导致国际收支困难的那些合同都包含在汇兑合同范围之内。狭义的解释只是单纯解释立法之上的问题，仅仅是限定于那些导致国际收支困难的外汇交易本身，而执行董事会的解释更多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目标范围内的金融和经济政策而作出，因此执行董事会的解释应当得以适用。

三、涉及的条例必须是外汇管制条例

第8条第2款（b）得以适用的第二个条件是所争议的条例（regu—lation）必须属于外汇管制条例。与“汇兑合同”一词相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针对“外汇管制条例（exchangecontrolregulation）”进行定义。结果，各个成员国在解释怎样才能构成外汇管制条例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外汇管制条例包括所有的根据第8条第2款（a）规定的限制措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确定一项措施是否属于外汇管制条例的根本标准在于该条例是否包含在外汇交易的许可和外汇使用问题上政府的直接控制。

按照第一种观点，那些需要考虑的条例，可以从第2款（a）中推导出来解释第2款（b）的适用。其结果是成员国实行外汇管制条例的意图和动机与作为一个外汇管制条例的性质无关。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那些构成外汇限制的形式审查适用于第2款（a）的解释，但是不能延伸适用第2款（b）的解释。根据这种观点，外国条例或者法律的实行目的将决定其作为外汇管制条例的性质与特征。因此Mann得出结论：那些外汇管制条例是指其制订的目的在于控制货币的流动、财产的流动或者服务的流动，以便保护特定国家的金融储备。这种解释在ReClaimbyHelbertWagg&Co.Ltd.案中获得支持，在该案中法官认为：法官必须被说服所争议的外汇管制法律是真实存在的，其目的在于通过限制外国债权人的权利（当然这只是方法之一），而实现在经济出现问题时能够保护本国的经济。根据这种特定目的限制的方法原理，税则（tar-iffs）、交易限制（traderestrictions）、封锁指令（blockingorders）以及与敌国交易的禁止（trad-ing-with-the-enemyregulation）通常都不被认为是外汇管制条例。

如果根据那些形式主义的解释原则，这些外汇管制条例的范围甚至包括赋予外国政府以强制力，而并不是仅仅保护所考虑的成员国的金融储备，因此从目的出发的解释更为可取，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本意相符。

四、必须包含某个成员国的货币

为了适用第8条第2款（b），所考虑的外汇管制条例中必须包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个成员国的货币。同样，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因此导致存在两类就此问题的解释：其一是严格解释（strictinterpretation）或者是字面解释（textualinterpretation），另一种是经济解释（economicinter-pretation）或者宽松解释（liberalin-terpretation）。

（一）严格解释或者字面解释

根据严格或者字面解释规则，“包含某个成员国的货币”这个条款被限定于那些汇兑合同：（1）该汇兑合同中包含特定数额的某个成员国货币的给付；（2）在该汇兑合同中，某成员国货币的使用是合同履行的必要部分。实践中也有司法判例支持这种解释方法。例如前文所讨论的UnitedCity案，尽管秘鲁货币并没有特定化为履行合同所采用的货币，但是秘鲁货币对于合同的履行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合同的最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欺骗性的方法将秘鲁的货币转化为美国的货币。与此相似，虽然在Terruzzi案中法官认为合同不是一个汇兑合同，这个结论也可以从意大利货币并没有包含在合同中这个理由推导出。合同中要求支付以英镑进行，而不是以意大利里拉支付。考虑到意大利商人有足够的英镑储备用以支付英镑债务，没有必要将里拉转化为英镑，因此并没有与意大利的外汇管制条例相抵触。

（二）经济解释或者宽松解释

经济解释或者宽松解释重点考察的是“包含某个成员国的货币”这个短语中的“货币（currency）”一词，以便分析其对于成员国外汇储备的影响。这个短语被限定于那些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受合同影响的情况。主导性的对于这种解释方法的支持意见认为包含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被认为是在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将会或者已经被所涉及的合同的支付或者转让所影响的情况下存在。根据这种方法，支付或者履行的货币并不是取决于货币的发行。成员国的货币可能包含：（2）无须考虑所争议的货币不是合同支付或者履行的货币这一事实；（2）与合同支付或者履行的货币为本国货币或者外国货币这一事实无关。在以外国货币支付的情况下，进一步来看也与货币的发行国是否为成员国或者是非成员国这一事实无关。判断的标准是影响成员国国家储备的后果。

根据这种支持宽松解释原则的观点，审查确定是否包含成员国的货币与是否包含成员国的外汇储备是重合的两个命题。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在下列情况下将被视为包含在内的：（1）合同的一方为该成员国境内的居民；（2）合同所涉及的财产在成员国的境内。在Termzzi案中这种宽松的解释得以适用，法官在陈述“汇兑合同”一词需要进行狭义的解释之后，认为“包含成员国的货币”这个短语必须进行宽松的解释，但是在该案中的法官KerrJ.看来，协定第8条第2款（b）的目的在于仅限于保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货币，而不保护非成员国的货币。

五、外汇管制条例存续与实行必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相一致

所涉及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和实行必须与协定的要求相一致（maintainedandImposedConsistentlywiththeFundAgreement），属于第8条第2款（b）允许范围之内。虽然，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在“存续与实行必须与基金协定相一致”这个短语中的“存续”一词是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开始生效的时刻的外汇管制条例，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解释必须包含该短语剩下的词语“实行必须与基金协定相一致”。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也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以归结为两种分歧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条例必须获得基金组织的批准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并没有规定基金组织有权宣布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或实行与协定的要求相抵触，但是实际上基金组织有这个职能同意该外汇管制条例或者断定这种管制条例是非必要的，因为所争议的条例必须获得协定的授权许可，因此不论是诉讼当事人或者法院均须向基金组织咨询该条例是否与协定的要求相一致。其结果是法院不能自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资格作出判断。根据这种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具有排他性的权力来决定上述问题，法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则是错误的。在Termzzi案中，法官OmrodJ.在上述问题提出之后拒绝就其作出决定。根据英国法院的审判实践，法院参考其他方面的资料，在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认可所争议的条例基础上，能够判断所争议的外汇管制条例是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要求相一致。

（二）第二种观点：只要求条例属于协定所设想范围之内

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法院可以独立解释关于“存续与实行必须与基金协定相一致”这个短语的含义，任何法院可以有权独立审查外汇管制条例是否与基金协定相一致。根据这种观点，所有的问题在于所争议的外汇管制条例存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必须与基金协定保持一致。这种观点在德国汉堡商事法院（CommercialCourtOfHam-burg）的ClearingDollarsCase案件中适用。

在ClearingDollarsCase案中，比利时的被告同意自德国的原告购买化学制品，以每公斤46美元的价格通过票据结算，这种支付通过比利时一西德清算系统进行。但是被告并没有获得根据比利时法律应当获得的进口许可，因此对于合同产生争议。在德国原告提起的诉讼中，被告辩称合同本身是不可强制执行的，因为缺乏进口许可而导致与比利时的外汇管制条例相冲突。德国的商事法院适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关于“汇兑合同”的解释，并根据其他相关事项，断定该买卖合同为汇兑合同，并且该合同一旦履行将涉及到比利时的外汇储备，比利时本身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剩下的问题就在于比利时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和实行是否与基金协定的要求相一致，法院认为：“如果外汇管制条例的存在和其性质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接受，则已经构成充分的理由。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内都存在类似的外汇管制条例，因此答案是比利时的这个外汇管制条例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肯定的。”因此，所有的必要问题在于，一旦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该条例作出肯定时，基金组织将会当然认可。

货币基金组织篇8

    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货币基金组织篇9

沙因的组织文化模型以系统论的观点认识组织文化，其理论要点在于：一是以层次的观点来阐述各种文化元素之间的关联与影响，并阐明了各层次间的关系；二是个人和组织之间是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交互过程表现为力求和反复建立一种心理契约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组织的基本假设；三是基本假设和信条的形成过程中，领导者是关键；四是基本假设一旦形成，就会变成组织行为模式的终极根源，作为一种文化习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支配组织成员的行为，只有充分了解一个组织的基本假设，才能真正地了解组织文化。

二、沙因组织文化理论在货币金银文化中的诠释

货币金银文化是央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人民银行改革发展进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体现央行货币金银工作职业特征，引领货金系统干部职工统一思想、规范行为、凝聚力量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模式。作为央行员工，货币金银部门的干部职工首先必须遵循央行核心价值观和央行精神，在履职中的一言一行，首先展示的是央行文化。但是从职能与业务性质来看，货币金银部门在人民银行各职能部门中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货币金银文化具有央行文化的一切特性，同时又因货币金银工作的特殊性而具有一些自己的特征。

（一）物质层面的货币金银文化表征

货币金银文化的物质层作为外显的文化载体，从宏观方面看是货币金银部门的工作性质、在央行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工作环境、被赋予的工作任务，从微观方面看是员工对内的行为方式及行为结果，是办公室的情境布置、库房的设施配备、的履职环境等。具体说就是员工之间的合作共事和人际协调，是点捆卡把、实物处理、账务核算等发行基金的运动和处理过程，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残损币兑换及回收、小面额货币投放、假币收缴治理等现金服务领域的监督管理，以及印章、密钥、凭证、账表、登记簿等对货币金银工作理念的外在展示，还有在这个过程中员工表现出的待人接物的方式等等。

（二）支持货币金银文化的价值观

货币金银文化的支持性价值观，是需要货币金银员工共同遵守的理念，体现为货币金银员工的日常行为准则、规范以及价值观念等，贯穿于对工作目标的确定、工作方法的选择以及对员工角色的理解上。货币金银文化的支持性价值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项：

1.严防风险。

货币金银部门的工作对象是国家待发行的货币准备基金，属于直接与现金打交道的部门，所以防范和控制风险是货币金银部门首要和永恒的主题，发行基金的运动和处理过程包含交接、运输调拨、出入库、库内保管等等，无论哪个环节都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都不能违规操作和出错出乱。

2.加强监管。

现金服务涉及全社会每个人、每个经济主体，是受众面最广的金融服务。作为管理人民币流通的货币金银部门，必须勇于担责，加强监管，加大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服务工作的业务指导及执法检查力度，督促他们按规定做好残损币兑换及回收、小面额货币投放、假币收缴治理等工作，不断提高流通领域人民币整洁度，完善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进一步压缩假币生存空间，使假币危害降低到最小范围，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现金服务。

3.责任意识。

货币金银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货币金银员工责任意识的重要性。首先是各级库主任、库副主任、部门负责人等管理人员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严格按相关规定落实好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要落实好查库制度，要按照规定的频率、内容和方式进行查库，要坚决杜绝走过场、形式主义的查库行为。其次是库房管理、会计核算、反假货币等岗位操作人员要树立强烈的责任心，增强制度执行力，要严格执行“先进先出”、“同进同出同操作”、“账务核对”等操作流程及规章制度。

4.正确的义利观。

货币金银人员每天面对巨量现金，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利益的巨大诱惑，必须正确对待金钱和物质享受,把道德修养与物质利益的满足结合起来,建立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5.爱岗敬业。

相比央行其他部门，货币金银部门工作更为繁杂具体，特别是库房管理工作，体力劳动强度大、责任重、环境恶劣、内容单调，但因工作场所封闭，与外界联系较少，他们的付出与辛苦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因此要做好货币金银工作，不但要不畏艰难，还要甘于奉献，甘于默默地付出。

6.学习的理念。

随着时展，货币金银工作日趋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既有搬票子进、扛箱子出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会计核算、调研、监测、分析等复杂的脑力劳动，完成货币金银工作所需要的知识、能力、智力因素越来越高，货币金银人员必须加强自我修炼，拓宽知识面，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7.倡导创新。

随着我国现金流通量的持续增长，传统的人民币流通管理模式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面对新问题、新情况，客观上要求货币金银部门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货币金银管理手段、更新业务操作技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三）基本假设在货币金银文化中的表现

货币金银文化基本假设层，是那些早已在货币金银人员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信仰、价值观、规范等。当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反复运用并被证明其正确性与价值后，就会成为理所当然的。比如在货币金银的实务操作中，组织中任何一个人违反制度（价值观）执行了违规操作，立即因其违反制度的行为得到了相应的惩戒与教育，受到了领导以及同事的负面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制度被不断地强化、定型,证明它的价值，久而久之，成为不被意识到的、理所当然的处事之道,则合规操作、严控风险的理念就会在违规者以及其他观察者的头脑中生根，最后演变成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会主动约束个人的行为，并指引他去评价与纠正他人的违规行为。个人的合规意识融入群体的合规意识，就演变成了组织文化中基本假设的一部分。反之，如果个人的违规行为经常发生且很少被纠正，对货币金银文化的直接影响就是，制度（价值观）永远停留在“应当是什么”的层次，进入不了“是什么”的层次，也就是说永远都是挂在墙上的制度，变不成人们心里的制度。

三、几点启示

（一）注重利用物质层彰显货币金银文化价值内涵

加强货币金银文化物质层建设，一是搞好办公场所的外观文化、门厅文化和楼道文化，制作准确反映货币发行文化精髓的标识。要做到严谨庄重、统一协调，达到展示货币金银文化成果、增强货币金银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的作用。二是统一规范办公室设置和办公用品的标识。办公物品的摆放、电脑桌面的设置、墙面饰物的悬挂，都要体现货币发行文化的韵味。办公用信笺、工作标牌、服务指示牌等要统一规范，充分体现货币发行特色。三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体现货币金银文化特色的文体活动，使货币金银干部职工在活动中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和升华思想。一个好的环境，起到“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创造人”的作用，所以要注重通过各种有形的文化设施、形象标识以及集体活动等来表述货币金银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职业精神和价值内涵。

（二）建立体现货币金银特色的价值观是货币金银文化建设的基础

价值观是组织文化的枝和梗，是组织的精神脊梁，是任何一个组织维系其正常生命力不可缺少的支撑力。在货币金银文化建设中必须注重构建体现货币金银特色的价值观，并注意使其与个人价值观高度融合。首先要对货币金银多年形成的文化进行梳理，传承和发扬其中的精华，废除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其次是根据单位实际和部门历史，结合地域文化，总结和提炼核心价值观，并进行系统地设计和规划，建立价值观建设的长效机制。采用各种手段将价值观细化为具体的工作规范和行为指引，使之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能落地。

（三）形成稳定有效的基本假设是货币金银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

货币金银文化建设远不是挂几条标语、喊几句口号那么简单，建设货币金银文化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在正确价值观的支撑下形成稳定有效的货币金银基本假设，成为货币金银员工潜意识中关于货币金银工作的信条。这些基本假设应当被货币金银员工牢牢记住，指引他们在碰到各种情况和问题时作出正确反应。只有形成了稳定的基本假设，并且这些基本假设与员工的个人价值观得到高度统一时，货币金银文化才能发挥最大的传播效能。要形成货币金银文化的基本假设，有赖于充分有效的沟通与互动，更重要的是建立货币金银文化的刚性运作模式，真正将货币金银文化理念内化到员工一切集体行为中去，使所有员工每天的决策、做事的方法都符合这一运作模式。

（四）领导者是货币金银文化建设成败的关键

货币基金组织篇10

1996－1999年11月，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在此期间，全球经济经历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一起，先后如何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令我惊骇！

但是，灾难的种子早已经种下了。在9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实现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并不是由他们需要吸引更多的资本（储蓄率已经达到30％甚至更高），而是由于国际压力，其中一部分来自美国财政部。这些变化带来了大量短期资本——与投资于类似于工厂等项目的长期资本不同，这种资本总追求在第二天、第二个星期或者第二个月获得最高回报。在泰国，这种短期资本的流入带来了一场不可持续的房地产经济泡沫。而且，与此同时，全世界的人们（包括美国人）都已经痛苦地认识到任何一次房地产泡沫最终都将破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正如这些资本突然流入一样，它们也突然流出了。当所有人都试图撤出资本的时候，导致一个经济问题，一个很大的经济问题。

上一轮经济危机，在20世纪80年生在拉丁美洲。当时大量公共部门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急剧的通货膨胀。在那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正确地实施财政紧缩（平衡预算）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它把那些政府实施这些政策作为获得援助的先决条件。因此，在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基金会的首脑说，紧缩将重建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心。当危机发展到其他东亚国家时——并且当这些政策的失败已经很明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眨眨眼，给每一个到门口求援的国家开出同样的药方。

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与拉丁美洲国家不同，东亚国家本来已经实现了预算盈余。在泰国，政府已经实现如此之大的盈余，导致在更需要的教育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不足。这两者对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亚洲国家已经实施了偏紧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很低并且还在下降（例如，在韩国，通货膨胀率只有4％，这是很不错的）。与拉丁美洲不一样，问题不在于鲁莽轻率的政府，而在于鲁莽轻率的私人部门——所有那些在房地产泡沫中的人们，例如，银行家和借贷者。

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紧缩政策无法复苏东亚经济——会把他们推入衰退甚至萧条。高利率会摧毁高负债的东亚地区企业，导致更多的破产和坏债（default）。压缩的政府开支只能使经济更加萎缩。

于是我开始游说改变这种政策。我向斯坦利。费西尔（Stanley Fisher）谈了我的看法。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曾经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教授以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经营副主管。我与世界银行中可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联系并发生影响的同事会面，鼓励他们尽其所能去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僚们。

用我的分析去说服世界银行的人们是容易的，然而，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意几乎不可能。当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官员谈我的意见时——例如，解释高利率会怎样增加破产，因此使得重建对东亚经济的信心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刚开始只是抵制，然后，当无法提出一套有效的反驳时，他们退回到另外一种回答：我是否理解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主管委员会——由发达国家财政部长们任命的，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贷款项目的机构——的压力。他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那个委员会倾向于更严厉的政策；而他们事实上只是实施了适中的政策。我那些作为执行主管的朋友们说，他们是感受到压力的人。使人恼怒的不仅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惯性如此难以制止，而且在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关起门来操作的，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究竟谁是阻碍改变政策的真正障碍。究竟是那些职员在推动执行主管，还是那些执行主管在推动职员？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确定地知道答案。

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每一个人都向我保证他们是很灵活的：如果他们的政策确实被证明是过度紧缩了，把东亚经济推到不必要的更深衰退，他们会实施相反的政策。这使我不寒而栗。经济学家给研究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滞后的重要性：一个货币政策的变化（增高或降低利率）完全显示效果需要12－18个月时间。当我在白宫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们集中所有的精力去预计经济在将来的走向，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今天应该推荐什么政策。（在经济领域）玩那种错了再改的游戏是愚蠢的。然而，那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计划要进行的。

我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行事时，不希望外人问太多的问题。从理论上讲，这个基金会是支持它所帮助的国家的民主制度的。但在实践中，它通过强制实施的政策一直在破坏民主过程。当然，从名义上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强制实施”什么，只是“谈判”接受援助的条件。但是，谈判的所有筹码都在谈判的一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几乎不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去达到广泛的一致意见或者向议会或国内社会咨询。有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假装特许完全的公平，同时却在私下谈判秘密契约。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帮助一个国家，它派出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团”（mission）。这些经济学家往往缺乏对这个国家的广泛了解，他们可能对这个国家的五星级饭店比对分布在乡下的村庄拥有更多的了解。他们辛勤地工作，对着一堆数字思考到深夜。但他们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几天或者最多几周之内，就要求他们拿出一套符合这个国家需要的方案。无需多说，仅仅是一些数字演算是不能给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提供恰当意义的。更为恶劣的是，这些数字演算也往往没有做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选用的数字模型经常有明显缺陷或者老旧过时。有批评者指责他们在经济学上采用以固定模子压饼干的方法。这些批评是正确的。这些工作小组因为在出发前就拟好报告的草稿而著名。我听说过这些的不幸事件，这些小组成员把给一个国家的报告的大部分拷贝下来，然后把它们全部转变为给另一个国家的报告他们带着这份转变而来的报告出发了，但是由于文字处理软件的“查找并替换”功能没能正常工作，结果在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原来那个国家的名字。原来如此！

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并不在乎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是不公正的。但是，" 那些为这个组织工作的老人们——他们绝大多数是年纪较大的人——的作为使人感觉他们肩负着鲁德亚德。开普林（Rudyard Kipling）那样白人的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相信他们比他们要访问的国家的经济学家更聪明、受过更好的教育并且更少具有政治动机。但是，事实上，那些国家的经济领导人都相当不错——在许多情况下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更聪明或者受到过更好的教育。而那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往往是由毕业于一流大学的三流学生组成的（请相信我：我先后在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从来没有成功地招收到任何一个最好的学生）。1999年夏天，我在中国就电信行业的竞争政策作过一个讲座，听众中至少有三位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和西方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有同样的水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挫折感更强了（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世界银行在名义上为拯救计划贡献了几十亿美元，它的声音应该受到重视。但是，它和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的人们一样被毫不犹豫地忽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他们要求东南亚国家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一个衰退时期平衡他们的预算。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难道克林顿政府不是刚和国会在美国就延迟平衡预算的修正案进行过一场很大的争论？难道美国政府的主要论断不是在面对衰退时，少量的赤字开支是必要的？这是绝大部分经济学家60年来一直教给学生。非常坦率地说，一个学生如果对“当面对经济下滑时，泰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这样一道考试题给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答案，那么他只能得一个“F”（不及格）。

当危机蔓延到印度尼西亚时，我更加担心了。世界银行新的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种族分裂的国家，经济衰退会导致各种社会和治政动乱。因此，在1997年末吉隆坡召开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我发表了一个世界银行精心准备的声明：我认为过度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在印度尼西亚造成社会和政治动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一次坚持了他们的立场。这个基金会的经营总管米歇尔。康德苏，重复了他在其他公共场合讲过的观点：正如墨西哥所经历过的一样，东亚必须从磨砺中成长起来。他紧接着指出，在经历了所有短期痛苦之后，墨西哥（经济）变得更加强大了。

这是一个愚蠢的类比。墨西哥的经济恢复并不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它加强脆弱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在危机过后的若干年里仍然很脆弱。墨西哥的经济恢复来自对美国出口急剧增长，而这得感谢美国的经济繁荣。墨西哥的经济恢复还得感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此相反，印度尼西亚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那里，从当时一直到现在，还在经济泥潭里挣扎。进一步讲，与墨西哥相比，有长期种族冲突历史的印度尼西亚具有远为强烈的政治和社会爆炸性。而新一轮的冲突将引大量的资本逃逸（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它放松对现金流动的管制，这种现象更容易出现）。但是，所有这些争论都无关紧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此之前已经施加压力了，要求减少政府开支。因此，恰恰在这个时候，当紧缩政策使那些对食品和燃料之类生活必需品的补贴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需要的时候，这些补贴反而被取消了。

到1998年1月，情况已经变得如此糟糕，以致世界银行负责东亚地区的副总裁——基恩。迈克尔。瑟沃日那（Jean Michel Severino）采用了可怕的“衰退”和“萧条”这两个词来描述亚洲的经济灾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的财政副秘书——劳伦斯。萨莫斯责怪瑟沃日那，使情况看起来比实际更糟糕。但是，难道有其他办法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吗？在一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里，产出下降了16％或者更多。在印度尼西亚，一半的企业处于几乎破产或接近破产的境地，结果是这个国家甚至无法利用降低汇率而带来的出口机会。失业率急剧上升，上升了十倍之多。实际工资大幅下降——而且是在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网络的国家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没有重建东亚经济的信心，还破坏了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随后，在1998年春季和夏季，危机蔓延到了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国家——俄罗斯。

俄罗斯的灾难，主要特点与东亚的灾难完全一样——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在唆使和引诱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样。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唆使和引诱进行得要早得多。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关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出现了两种经济学派。我所属的那个学派，由一批研究那个地区的专家，象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其他人组成。这个学派强调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从保障合同执行的法律框架到保证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管制结构。在十年以前，阿罗和我同属一个国家科学院小组的成员，我们与中国人讨论过他们的转型战略。我们强调鼓励竞争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对国营企业进行私有化——我们倾向于一个更加渐进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虽然我们同意在制止过度通货膨胀时采取临时的强制措施）。

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宏观经济学家组成。他们的对市场的信念与他们对其支柱——即市场能有效作用所需的那些条件奇妙之处的了解是不匹配的。这些经济学家普遍对俄罗斯经济的历史和细节极不了解，而且相信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这些知识。他们信仰这种经济教条的最伟大力量，同时也是其最终的缺陷，就是这种教条是－或者说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历史或者收入分配根本就无关紧要。好的经济学家就是要知道那些普遍真理并且能超越眼前的那些使真理变得模糊的事实和细节。普遍真理就是休克疗法，适用于所有那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下的药越猛（当然反应也越痛苦），（经济）恢复得越快。他们就是这样推理的！

对俄罗斯来说，很不幸的是，后面这个学派在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论中取得了胜利。或者，更确切地说，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保了没有公开的争论并轻率地按第二条道路走下去了。那些反对这条道路的人或者不再被作为咨询对象或者不再长期被作为咨询对象。例如，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里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彼德。欧斯萨格（Peter Orszag）。他曾经是俄罗斯政府很重要的经济顾问，还和许多年轻经济学家一起工作过，这些年轻经济学家被认为会获得能够影响俄罗斯的职位。他正是那种拥有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的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们几乎从来不向他咨询。

我们都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在1993年11月的选举中，俄罗斯的选民给了改革者们一个巨大的打击，一个他们至今还不能从中恢复的打击。斯达布。塔尔伯特随后接管了关于俄罗斯政策的非经济部分。他承认俄罗斯经历了“太多的休克和太少的疗法”。而且所有的休克根本就没有使俄罗斯向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敦促莫斯科执行的迅猛的私有化，只是让一小部分寡头集团获得了对国家资产的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重新构造了俄罗斯的经济激励，这是对的——但是却是按照错误的方法构造的。由于不对保障一个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通过使资本在俄罗斯的流入和流出变得更为容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为寡头们的掠夺打好了基础。在政府缺乏资金支付养老金的同时，寡头们却在把通过掠夺资产和出售国家宝贵自然资源获得的金钱存入塞浦路斯和瑞士银行的账户。

美国与这些可怕的发展都有牵连。在1998年中，随后作为罗伯特。鲁宾的继" 任者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萨莫斯确实与俄罗斯私有化的总设计师安那托利。丘拜斯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样做表明，美国与那种正在使俄罗斯人民变得赤贫的力量站在了一起。无怪乎反美主义（浪潮）像野火一样蔓延开了。

首先，与塔尔伯特的观点相反，那些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仰者仍然坚持认为问题不是太多的疗法而是太少的休克。但是，在整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经济持续坍塌，产出下降了一半。即使是在郁闷的苏联时代末期，也只有2％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却目睹了贫困率激增到50％，超过一半的俄罗斯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直到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终于承认疗法被低估了——但它现在又坚持声称它一直是这样说的。

今天，俄罗斯仍然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地。较高的石油价格和长期被抵制的卢布贬值，帮助它重新获得了一些（反弹的）基础。但是，生活水准仍然远低于转型开始时的水平。整个国家被巨大的不平等所困扰。由于痛苦的经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已经对自由市场经济失去了信心。而且石油价格的一次明显下降，将几乎肯定会使已经获得轻微进步的形势逆转。

东亚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仍然还在困境中挣扎。泰国将近40％的债务仍然无法偿还；印度尼西亚仍深陷泥潭。即使在东亚情况最好的国家——韩国——失业率仍远高于危机之前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者认为，这次衰退的结束证明了这个机构政策的有效性。胡说！任何一次衰退最终都会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只是使东亚的衰退更深、持续时间更长并且情况更严重。事实上，最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示的泰国，比走更具独立性道路的马来西亚和韩国的表现要差得多。

我经常问（自己），要多聪明——甚至是杰出——的人才能制定出如此恶劣的政策！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聪明人没有采用聪明的经济学。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选用模型的过时以及脱离实际的程度，令我一次又一次地惊愕。例如，类似破产和对违约的恐惧这样一些微观经济现象，是东亚经济危机的中心问题。但是，用来分析这些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普遍地脱离微观基础，从而根本没有考虑破产问题。

但是，恶劣的经济学只是真正问题——秘密操作——的一个症状。当聪明人自我封闭起来，听不到外部批评和建议时，他们往往会做出愚蠢的事情。如果我在政府工作期间学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那些专家意见看起来会起最大作用的领域，公开性是最重要的。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欢迎更多的监督，他们的愚蠢可能会变得更明显，也会更早被发现。来自右翼的批评者，曾任里根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马丁。费尔德斯坦和曾任里根的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加入了杰夫。萨克斯、保罗。克鲁格曼和我对这些政策的谴责。但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它的政策是不可指责的——而且没有制度措施来引起它注意——我们的批评毫无用处。更使人恐怖的是，即使是内部的批评者，特别是那些负有民主责任的人们，也被封锁消息。美国财政部对它的经济分析和方案如此傲慢自大，经常把信息控制得很严——往往是太严了——甚至总统所能看到的也是如此。

公开讨论本来可以提出一些深刻而又没有引起美国媒体注意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推行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动荡？譬如，1993年，美国财政部不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反对，在韩国推行了自由化。财政部在白宫的内部争论中获胜了，但是韩国，以致整个世界却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的一些严厉批评，是否是故意要转移对这个机构自己的过失的注意？尤其重要的是，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有关政策是相信这些政策能帮助东亚地区，还是因为相信能给美国和发达工业化世界的金融利益集团带来好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是在帮助东亚地区，那么证据在哪里？作为这些争论的一个参与者，我应该能看见证据。但是，一件证据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