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十篇

货币制度篇1

唐王朝建立后，较有政治眼光的统治阶级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1] 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与此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绮、缣、?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就货币制度本身而言，存有明显的缺陷：多元的货币形态不但必然会造成其内部复杂多变的比价问题，容易引起货币流通的混乱，而且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和排他性是相矛盾的。马克思指出：“两个排斥其他一切商品的商品，彼此也是互相排斥的……全部的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是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2] 又说：“价值尺度的职能同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不相容的”。[3] 钱帛兼行制乃是多种商品依法充当货币，造成了法币的多样化，其内部的矛盾冲突自然更加剧烈。

不过，货币制度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问题，对发展中的不足应历史地看待，不宜苛求。如所周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一定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由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货币形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经历的由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纸币的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作为由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即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又对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反作用：货币制度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则起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这一货币理论同样适合于作为我们研究唐代货币制度的指导思想。从有唐一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有其适应小商品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时候，也有其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阻碍作用的时候。

唐王朝建立在亡隋的废墟之上。初期，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既有多种实物货币，又有单位价值较小的铜钱，从而较好地适应了小额商品交易的需要。这是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贞观后期，尤其是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逐渐暴露出其落后的一面。首先表现在绢帛作为货币因体大物重、不便分割、难于运输储藏等缺点开始不受市场欢迎，绢帛作为货币的职能趋于衰退，商品交易趋向喜欢使用更高一级的铜钱作中介，提出了增加流通中铜钱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营铸币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造成了流通中铜钱短缺的日益加剧，又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铜钱的私铸和滥铸，造成了物价波动、货币流通不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混乱，对国家财政制度造成威胁，使唐政府大伤脑筋。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绢帛受到市场排挤和铜钱短缺，说明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已不能较好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从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兼行向全部金属货币改进提高的客观要求。从当时铜矿资源有限，官铸铜钱效率不高，甚至赔本，铸币总量不多，无法满足市场对金属货币的需求来看，借鉴汉代以金为上币铜为下币的历史经验，及时起用贵金属金银作为主币，以铜钱作为辅币，改行金银与铜钱相结合的主辅币的货币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最好的办法。但是，由于错误落后的货币思想的影响，唐代统治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主动地调整货币制度，而是采取了极力维护钱帛兼行制度的多种措施，结果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对良好的货币流通的客观要求得不到满足，与落后的货币制度间的冲突日趋激化，成为中唐以后，特别是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二

唐王朝是以法律、财政、行政等的综合手段来极力维护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的。为了叙述的条理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以概其要。

其一，力保绢帛的货币地位，法定绢帛等实物与铜钱兼作货币，并鼓励优先使用实物货币 。开元二十年（732）九月，玄宗颁《令钱货兼用制》，云：“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4] 开元二十二年（734）十月，玄宗再颁《命钱物兼用敕》，规定：“货币兼通，将以利用，而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贱本贵末，为弊则深，法教之间，宜有变革。自今以后，所有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余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5] 贞元二十年（804），德宗“命市井交易，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6] 元和六年（811）二月，宪宗制曰：“公私交易，十贯钱以上，即须兼用疋段，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7] 太和四年（830），文宗诏令：“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8] 明确规定钱物兼用，物优钱先。除这些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外，唐王朝还运用财政办法维持绢帛等实物的货币职能，防止其作为货币而贬值。如开元六年（718），“出太府钱五万贯，分于南北二市，平价买百姓间所卖之物堪贮掌官须者”。[9] 又如元和八年（813）四月，宪宗颁敕“以钱重物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10] 元和十二年（817），宪宗又颁《平泉货敕》，内云：“近缯帛转贱，公私俱弊，宜出见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选清强官吏，切加勾当，仍各委本司先作处置，条件闻奏，必使事堪经久，法可通行。”[11] 用政府购买的方法来调节市场绢帛供需，保持绢帛价格。力度更大的是，唐后期还出台实施了“虚实估”的物价政策，确定绢帛等实物的“虚估”，力图提高它们的市场价格，竭力维护其货币职能和货币地位。

其二，确保官营铸币的垄断地位。唐王朝对此最为重视，举措最多。一是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严厉打击私铸滥铸，通过货币立法，规定铸币权乃国之特权，不准私人染指。与之配套的还制定了禁断私自买卖铸币材料、禁断铸造铜器及禁断恶钱等的多项法令，全力保障币制统一，保障官营铸币不受侵害。其详见前文唐代铸币的政策及经管部分。二是运用财政手段收取恶钱。这是对不能完全禁断私铸滥铸的补救措施。如高宗“显庆五年九月，敕以恶钱转多，令所在官为市取，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由于“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侯官禁之驰，高宗又令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12] 加大收取力度。到仪凤四年（679）四月，高宗又“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13] 到开元七年（719）二月，玄宗“敕太府及府县出粟十五万旦粜之，以敛人间恶钱，送少府销毁”。[14] 开元八年（720）六月，又颁《官收恶钱诏》，针对收市恶钱不彻底的情况，要求“须抬估价，百姓情愿出恶钱一千文，计秤满六斤，即官以好钱三百文博取，无好钱处，依特估折布绢杂物，每季终，各令随近送纳铸钱，仍申主者堪会”。[15] 天宝十一载（752）二月，从宰相李林甫之议，再颁《令所司收换恶钱敕》，“命有司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于两市易恶钱……期一月，不输官者罪之”。[16]

其三，保持铜钱的流通数量。唐王朝对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认识较为明确，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成正比，与物价成反比，持传统的机械的货币数量说。为保持流通中必要的货币数量，唐王朝采取了五项主要措施：

一是尽力增加官营铸币，增加货币投放量。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于宣润等州置钱监”。[17] 代宗大历四年（769）正月，准关内诸道铸钱使第五琦之请，“于绛州汾阳、铜源两监，增置五炉铸钱”。[18] 德宗建中元年（780）九月，准判度支韩洄之请，“于商州红崖冶洛源监置十炉铸钱”。[19] 贞元九年（793）正月，准盐铁使张滂之议，允许天下铜山任人开采，所得铜材由官府买断，充作铸币之用。[20] 宪宗元和三年（808）五月，准盐铁使李巽之议，“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21] 同年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令五岭以北采银户转而采铜，“助官中铸作”。[22] 元和六年（811）二月，准河东节度使王锷之请，诏“于蔚州置五炉铸钱”。[23] 次年二月，诏度支司量支钱三万贯，以充蔚州铸钱之本。[24] 武宗会昌灭佛，并省天下佛寺4600所，令诸州诸镇利用毁佛所得铜材铸币自用。

二是禁止私人蓄钱过量，防止钱币退出流通领域。贵族官僚、富商巨贾、州府藩镇大量囤积铜钱，造成了钱币流通量的减少，加剧了通货紧缩。唐王朝对此酝酿并出台了禁止蓄钱过量的法令。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诏以钱少，欲设畜钱之令，先告谕天下商贾畜钱者，并令逐便市易，不得畜钱”。[25] 到元和十二年（817）四月，宪宗颁《禁私贮见钱敕》，曰：“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个月。若一家内别有宅舍店铺等，所贮钱并须计用在此数。其兄弟本来异居曾经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满后有违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戚属中使，亦具名衔闻奏。其剩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分充赏钱，止于五千贯。此外察获，及有人论告，亦重科处分，并量给告者。”[26] 正式出台了禁止蓄钱过量的法令。到文宗太和四年（830）十一月，敕：“应私贮见钱家，除合贮数外，一万贯至十万贯，限一周年内处置毕；十万贯至二十万贯以下者，限二周年内处置毕。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积，过本限，即任人纠告，及所由觉察，其所犯家钱，并准元和十二年敕纳官，据数五分取一分充赏。纠告人赏钱，数止于五千贯。应犯钱法人色目决断科贬，并准元和十二年敕处分。其所由觉察，亦量赏一半。”[27] 重申元和十二年之法令。

三是禁止铸造铜器，防止铜材他用，尤其禁止销钱铸器，防止铜钱锐减。代宗大历七年（772）十二月，“禁天下新铸造铜器，唯镜得铸，其器旧者听用之，不得货鬻”，[28] 规定除铸造铜镜外，不得再铸造其他铜器，先前已有的铜器亦不得买卖获利，保障铜材用于铸币。贞元九年（793）正月，德宗重申大历之制，“禁买卖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铸造”。[29] 贞元十年（794）六月，针对禁铸铜器不力，铜器市场价格过高，德宗又“诏天下铸铜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过百六十，销钱者以盗铸论”，[30] 试图从另一方面限制铜器铸造。宪宗元和元年（806）二月，“以钱少禁用铜器”，[31] 加大打击力度。元和七年（812）五月，宪宗颁《禁销钱铸器诏》，曰：“今以后诸州府有请以破钟再铸，宜令所在差人监领，不得令销钱毁器，别有加添。”[32] 继续加大管理力度。敬宗“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论。大（太）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以金银、?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钮、得用铜，余皆禁之，盗铸者死”，[33] 对销钱铸佛像量刑加重，出台了死刑。到太和八年，“禁铜器，官一切市之”，[34] 仍坚持了高压政策。

四是禁钱出境，防止铜钱外流。如德宗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35] 防止铜钱由陆路流失境外。宪宗元和四年（809）六月，“禁钱不出岭南”，[36] 防止铜钱经广州、交州等外贸口岸流失境外。

五是不得不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承认并实行了除陌和便换的钱币流通形式，以缓解通货之不足。除陌又称欠陌、垫陌，指每千文铜钱中除去若干文，而仍按千文计价。唐中叶以后，这种方法由民间交易开始使用，是解决通货紧缩的一种应急变通手段。唐王朝最初对此是禁止的。贞元九年（793）三月，德宗颁《禁欠陌钱敕》，规定“陌内欠钱，法当禁断”，并命“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37] 宪宗元和四年（809），重申贞元九年之制，“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捕之”。[38] 但是屡禁不止，到穆宗长庆元年（821），不得不承认除陌为合法。是年九月，穆宗颁《定钱陌敕》，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如闻比来用钱，所在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未若从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务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给用钱，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文，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欠少。”[39] 便换亦称飞钱，大概产生于宪宗时。《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载宪宗元和初年，“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是商人与地方藩镇州府及诸军诸使间的一种钱币信用汇兑，是为解决钱币长途运输困难由商人发明的，有助于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对此最初亦行禁断之策。元和六年（811）二月，宪宗敕令“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40] 但引起了严重的钱币积藏。次年五月，准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使之请，出台了允许商人到三司便换，每便换千钱加饶官中百钱，同时禁断其他一切变换的政策，试图由三司垄断便换行业。这一政策因其不公平遭到了商人的普遍抵制，同年七月，只好改行“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的等额便换政策，[41] 后来，便换制一直被沿用。

货币制度篇2

货币局制度的政策涵义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货币局制度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后盾。货币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另外，一些通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实行货币局制度来控制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胀，稳定币值，恢复经济。但与中心银行制度相比，货币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准货币发行国制定，货币总量取决于收支平衡及银行体系中的货币乘数。因此，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心银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汇率来调整外来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进口价格的上涨，资本流通的转移等），而只能调整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变量（如工资、商品价格等），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三是正统的货币局制度不会像传统的中心银行制度那样，通过向政府和商业银行借款发放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兑换法》把汇率固定为1比索兑换1美元，中心银行用外汇、黄金和其他外国证券担保每1比索的发行，保证两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因此，这是一种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自由兑换法》的实施抑制了恶性通胀，稳定了阿根廷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持续增加实现了1991～1994年的经济连续增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货币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导致汇率高估。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货币局制度不答应阿根廷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从内部看，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在货币局制度下对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通过对国内实质经济变量的调整（如降低工资和物价等）来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内部调整的能力。

梅内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到1995年，劳动力中登记的“公开失业”率达到18.6%。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28.2%，最穷的10%的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两个指数已变成37.1%和1.6%。1974年约有7.7%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199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结果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的需求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因而生产活动越来越重视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造成“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物价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显然，国内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造就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的物价。换言之，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阿根廷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

货币局制度与债务危机

事实上，在经过1991～1994年的经济增长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经济即出现了负增长。在货币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货币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又使政府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所以，当经济出现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时，财政政策就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选择。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是赤字不断上升，加之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索币值被高估，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因此，通过举借外债弥补赤字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而要取得国外资金的支持必须制定严格的财政制度，保证获得国内财政的盈余来偿还债务。为此，梅内姆政府采取了减少以前用于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的公共开支的专门基金，增加税收，举借新债，延期偿还债务，进一步出卖国有资产等措施。事实上，从梅内姆政府上台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获得的私有化收入达150亿美元。1995年连任后，梅内姆政府进一步出售国有资产以融通资金，如对几个核电站和许多省一级国营企业（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配电站等）实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几家私人银行也被外国银行兼并和收购。通过私有化而获得的大量财力使外债偿还成为可能，几家最有名的国际投资评估公司明显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资风险系数，其结果是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增加了对阿根廷的投资。阿根廷政府得以维持《自由兑换法》确定的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并在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发行债券。从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货币融通模式：通过私有化换取的资金维持货币局制度，通过维持货币局制度向国际社会举借外债。这一模式会发生断裂：当国有资产出售殆尽时，当积累的外债产生过高的风险时，将发生信用危机。

从1996年第2季度开始，阿根廷经济恢复增长，但经济恢复增长的背后却是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经常项目赤字从1995年的24亿美元扩大到1996年的40亿美元，经济逐渐滑入依靠发行债务拉动增长的轨道。更为严重的是，债务不断积累也促使国内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从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国内投资，尤其使中小企业大受影响；另方面，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趋下降，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难以扭转，导致恶性循环。随着债务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誉开始受到怀疑，国际投机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外部冲击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债已达1400亿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经济恶化、税收减少和债务缠身等多种原因，阿根廷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偿还债务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财政赤字计划”，即大幅度紧缩开支，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扩大税源。计划一出笼就遭到反对党、工会及企业家组织的强烈反对，证券市场发生空前规模的动荡，主要股票指数和公共债券价格暴跌，国家风险指数猛升至1700点以上，资金大量外流，国际储备和银行储蓄严重下降，金融危机爆发。

货币局制度的最后崩溃及启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市场几近崩溃。8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应急追加80亿美元贷款，金融市场暂时趋于稳定，但作为交换条件，阿根廷承诺将严格执行“零财政赤字计划”。此后，金融市场一直动荡不安，市场普遍预期比索将贬值，人们排起长队挤兑银行存款。当10月底政府计划与债权银行谈判重新安排1280亿美元巨额债务的消息传出后，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剧烈动荡。11月主要股指梅尔瓦指数下挫至200点左右；国家风险指数大幅飙升，很快突破4000点大关；政府发行的债券价格一路下滑；外资纷纷抽逃。据报道，仅11月30日1天，全国就有7亿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预算赤字没有达到以前确定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拒绝向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

此时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说内无筹资良策，外无国际援助，面对汹涌而至的挤兑风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汇出境的最严厉紧急措施。这一措施一出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冲突加剧。12月18日，反对经济紧缩的游行变为一场暴乱，并造成7人死亡，经济部长卡瓦略被迫辞职，总统德拉鲁阿也旋即被迫下台。此后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换了5位总统。2002年1月2日第5位总统杜阿尔德宣誓就职。面对比索贬值的强大压力，杜阿尔德总统公布放弃已实施11年之久的货币局制度。

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崩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货币局制度首先是一种极其严格的货币发行制度，这使阿根廷摆脱了多年来恶性通胀的困扰；同时，它又是一种极端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而为阿根廷货币建立起国际信誉，鼓励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由于上述特点，它被梅内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货币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来稳定金融市场信心和争取国际融资，以便继续推动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结构改革。然而，结构改革造成了生产与消费脱节、中小企业消失、失业工人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等内部失衡问题；在国际上又遭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下降。当内外失衡的冲击同时出现时，货币局制度缺乏应对冲击的灵活调整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丧失了经济自我恢复的能力，结果只能借债度日。

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的失败负责还是结构改革“葬送”了货币局制度？假如说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失败负责，那就突出了货币局制度的缺陷；而假如说结构改革应为货币局制度的崩溃负责，那就等于说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错误的。显然这是一个规范判定问题，本文对此不予讨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国内结构改革应怎样选择它的汇率制度？

闻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元悖论”，即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旨在达到下述3个目标：(1)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adjustment)；(2)汇率的稳定性(confidence)；(3)资本的完全流动性(liquidity)。而这3个目标从理论上讲只能同时实现两个，3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三角形的3条边所代表的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都曾经在现实中实施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虽然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的稳定性不复存在。货币局制度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践证实，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能力较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往往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资本外逃的压力下过度贬值。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

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建议是中肯的，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可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后者则保证贸易与投资的稳定。在当前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性极高的环境下，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货币制度组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构改革。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取消资本管制和开放资本项目。新自由主义也宣称取消管制和答应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增长。但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因而更轻易遭受国际资本投机的攻击，进而发生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问题上应慎之又慎，避免落入“华盛顿共识”的圈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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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牛晋芳编译：《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与社会脱节》，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0期。

货币制度篇3

【论文摘要】从交易的视角来观察,诚信制度是货币制度的基础。货币媒介商品交换的同时把直接的买和卖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货币持有人将面临双重困境:币值稳定困境和信息困境。货币持有人的信息劣势地位及其委托人身份,凸显货币本身所承载的承诺和信任问题。因此,货币媒介交易功能发挥依赖于一个良好的诚信制度,应该关注诚信制度的建设问题。

大量的文献研究涉及货币发行超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及其对一国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几乎所有的恶性通货膨胀都动摇了甚至摧毁了一国的货币制度,如1923年间的德国,1946年的匈牙利等(帕尔伯格,1998)。诚然,货币是作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其交易媒介功能使人们普遍地把持有货币视为持有财富,通货膨胀减少了货币持有人的净收益,从而使行为主体对现金余额的持有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反通货膨胀成为各国货币当局共同的目标选择。但如果我们全面地审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这一功能,我们会发现,伴随着交易的整个过程,在币值稳定这一货币制度的核心内涵之外,一个良好的货币制度还需要一个基础条件:就是良好的诚信制度。

一、引言: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巨大作用。在改善自身福利水平的激励下,人类社会就会不断地追求分工的精细化。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文献指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杨小凯,2002)。

分工的深化需要交易来配合。如“埃奇沃斯盒子”所展示的那样,交易是一个改善参与方效用水平的制度安排。同时,交易表面上是双方交换占有物,其实质却是控制人们行为方式和组织人们协作的制度安排。一个人如果发现另一个人拥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必须拥有为别人所合意的东西,这就诱使他为了别人的合意而从事生产和服务。

但交易是有成本的。由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与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就由交易效率决定(杨小凯,2002)。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和经济的成长,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货币制度演化的逻辑

货币是一种有利于促进交易并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货币是作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货币,交易将陷入“需求的双重巧合困境”,另外,没有货币,交易将面临着“计价的困难”,在一个具有N种商品的交换经济里,没有货币媒介的交易价目表将包括N(N-1)2个项目,而货币的引入使价目表降低至N个。

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Yang,andNg(1993)证明,哪种商品会充当货币依赖于各种商品的交易频率,只有那种经常进入交易领域并被大家拿来与其它商品相交换的商品才会成为原始的货币。清泷信宏和穆尔(2002)在一个时间维度的Wicksell三个时序的例子中指出,信任问题是货币起源的根本问题。人们在交易中做出多边承诺(信任问题)的困难使货币成为可置信的交易媒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货币是信任的载体,货币充当交易媒介是以承诺和信任为基础的。

货币的演化是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目前的纸币,其过程内涵着一个经济发展,分工深化,市场扩大对货币的需要从质(信任的扩展)和量(交易额及频率的提高)上不断提升的逻辑。当市场范围从方圆十多里扩大到数百里时,每宗交易从一只羊扩展到一群羊时,货币就从具体的实物发展到了金属;在二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世界财富总量迅速扩张,其对交易媒介的需求也必然迅速上升。这时,黄金充当交易媒介就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约束。事实上,人类社会很早就发现了金属货币过少而带来的交易不便的问题,9世纪初纸币就在我国出现。西方也很早发现了交易中金属货币的量的约束。在13世纪的香巴尼集市上,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汇票作为一种媒介交易的手段进入交换领域,随后而至的是公共债券和各种各样的银行券(布罗代尔,1993)。这些为解决交易中金属货币的量的约束的货币符号的出现和参与流通,为纸币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汇票、银行券,始终是生存在金属货币的阴影之下的。当金的储量与交易对媒介的需求出现较大缺口时,货币最终摆脱了物的束缚,走向了“一文不名”的货币符号:纸币。

纸币的出现是人们对货币本身的供求均衡演化所产生的预期趋同的结果。市场的扩大,交易额的增长,使媒介交易的金属货币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约束,市场的成长要求寻找新的交易媒介,这是经济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货币的自然演化;另一方面,货币的演化过程中也充满了政府干预的痕迹,政府往往通过法律来强制性地规定法定货币的流通。尽管纸币本身一文不名,当人们相信纸币(不论这种相信是法律界定的或者是演化的结果)可以在较长时间内换来相同价值的物品,并且这种相信成为一种惯例时,人们就会接受和持有纸币。因此,纸币是一种制度化的产物。

三、货币持有人面临的两个困境

货币流通的基础是交易的需要,货币流通的背后是微观经济基础从事的市场交易,因此,货币的流通是微观经济基础支撑的。在媒介交易的过程中,货币持有者将面临两个困境:一是币值稳定的困境。由于纸币发行者的通货膨胀倾向,持币者将面临货币贬值的损失(有关这方面内容,本文略去不谈)。二是信息困境。在寻找交易对象和从事交易的过程中,货币持有者显然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作为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者,货币持有者显然没有卖出者更清楚商品和劳务的质量信息;作为金融市场上的贷出者,货币持有者显然没有借款人更了解项目的信息和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这样,作为委托人的货币持有者就会遇到问题,由此引出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问题。与物物交换相比较,通过货币媒介的交换极大地促进了交换以至于经济的发展,但通过货币媒介的交换同时也把商品的买卖分割开来。在用自己的商品和劳务换取货币之后,货币的持有者就同时拥有了对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的要求权,即货币持有者在让渡货币的所有权时必须避免交易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换句话说,也就是交易的另一方必须同时提供诚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易。从这种意义上讲,交易对诚信的要求是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开始的。诚然,物物交换也存在诚信问题,但由于物物交换的范围局限于地缘、血缘等关系的制约,诚信的供给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有在交易中引入了货币媒介之后,交易的频率和空间空前扩大之后,市场从熟人社会走上匿名社会之后,对完整意义上商品交易的需要,即对交易的质量的需要,才使诚信变得日益受人关注。

四、诚信制度

诚信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保障交易质量的制度安排。交易双方的彼此信任能够减少信息搜寻、信号显示、信息甄别、契约订立从而建立交易关系的信息处理费用与谈判费用;诚实守信的交易者能够自觉遵守契约从而减少契约的实施和监督成本。如果我们把交易看作是一种商品,把诚信看作是另一种商品,显然这两种商品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货币持有者只购买到了“交易”而没有购买到与之相关的“诚信”,“交易”这种商品给他带来的效用就会大幅度下降,这样就会强化人们对“诚信”这种商品稀缺性的感受,从而限制他们对交易的需求(同时也是对交易的媒介物货币的需求)转而谋求自给自足。只有在购买到了“交易品”,又同时购买到了与之相关的“诚信品”之后,人们才会切实地感受到交易的好处,货币媒介商品交换才会畅通无阻,市场交易的扩展才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交易的卖方(货币持有者对应的一方)是否提供诚信,均会带来其收益的变化。失信的当期收益主要来自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即期收益;守信的预期收益主要来自于信誉租金。如果守信带来的预期收益的贴现值大于失信的当期收益,人们就会选择诚信;如果守信带来的预期收益的贴现值小于失信的当期收益,人们就会选择失信。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有无诚信,关键在于经济主体对信誉租金与机会主义行径的当期收益的比较。因此,要保障足够的诚信供给,关键在于提高经济主体对信誉租金的预期,和降低机会主义行径的当期收益。前者需要一个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以自由契约为特征的市场竞争制度;后者需要一个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辩系统等。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不需要诚信,一切经济活动都由计划来指导,在转型初期,分工和交易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由地缘、血缘等特殊的纽带供给的诚信基本上可以满足对诚信的较低水平的需求。在经济转型中,随着市场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面临着高度专业化分工,却要满足多样化需求的个体,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快速增加,对诚信的需求必然快速增加。但是,对诚信的需求的快速增加并没有带来诚信的供给的增加。

原因在于转型经济中的机会主义大行其道,作为消费者,个体希望购买到一流的产品和服务,而作为生产者,他又往往抵挡不住假冒伪劣的利益诱惑。就这样,伴随着经济转型,诚信问题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客观地讲,诚信的缺失缘于市场交易的扩大对诚信的需求快速地增加,是市场经济深化和市场范围扩大的必然。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增加诚信的供给。增加诚信的供给不能单纯依靠道德教化,也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监管,尽管在司法不完备,缺乏独立的中介机构(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的情况下,政府监管权力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诚信的供给。但从根本上讲,一个良好的社会诚信基础,需要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以自由契约为特征的市场竞争制度,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辩系统等。

五、结论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是一种促进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在货币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内含着交易对其媒介的需要从质和量上不断提升的逻辑。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使市场交易有可能在更大、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市场才得以从熟人社会走向匿名社会。但由于货币媒介交易把直接的买和卖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在直接的商品买和卖之间,货币持有人将面临币值稳定的困境和信息困境。由信息困境所导致的货币持有人的委托人身份使其可能遇到问题,由此就引出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问题,这就使交易的另一方必须提供诚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易。因此,从交易这一视角出发,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背后,是良好的诚信制度的支撑,离开了良好的诚信制度的支持,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交易、市场的范围和规模而是经济成长就会出现萎缩。因此,诚信制度是货币制度的必要支撑。如果说货币制度是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基础的话,诚信制度则是这一基础的基础。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货币当局应该关注诚信制度的建设问题。原因在于,诚信的缺失将加剧货币持有人在交易中的信息困境,从而使现金余额的持有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参考文献】

[1]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93.

[2]清泷信宏,约翰·穆尔.罪恶是所有货币的根源.载吴敬琏.比较(4)[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货币制度篇4

关键词：货币资金；内部控制

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企业货币开支的合理、合法和货币回收的安全可靠，防止贪污舞弊行为，保证资产的安全，保证会计资料的正确，满足生产和经营的需要。

一、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环境

（一）管理决策者

管理决策者是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环境中的决定性因素，特别在推行企业领导个人负责制的情况下，管理决策者的领导风格、管理方式、知识水平、法律意识、道德观念都直接影响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执行的效果。因此，管理决策者本人应加强自身约束，并通过民主集中制等制度加强对决策者的监督。

（二）员工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

在内部控制每个环节中，各岗位都处于相互牵制和制约之中，如果任何一岗位的工作出现疏忽大意，均会导致某项控制失效。因此，员工的职业道德培训尤为重要，要使员工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揭露问题，使出现的问题不致失控。

（三）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是企业自我评价的一种活动。内部审计可协助管理者监督内部控制措施和程序的有效性，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内部审计力度的强弱同样影响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效果。

二、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

1.货币资金完整性控制

1）发票、收据控制。发票、收据控制是利用发票、收据编号的连续性，核对收到的货币资金与发票、收据金额是否一致，以确保收到的货币资金全部人账的一种完整性控制手段。发票分类很多，例如增值税发票、运输发票，因为这两种发票涉及国家税收，且有国家税务机关负责监督检查，因此涉及这两种发票的货币资金收入一般较完整。对于发票、收据必须加强其印、收、发、存的管理，建账核算。在此基础上，利用这类发票的连续编号，设计一岗位，负责其存根联与人账的记账联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核对工作，及时发现其中的错弊。

2）银行对账单控制。银行对账单控制是利用银行对账清单与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进行核对，以确保银行存款存在性与完整性的一种控制方法。通过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可以发现未达账项，分析其原因，发现其是否存在错弊。

3）物料平衡控制。物料平衡控制是利用物质不灭定律，复核主要原材料在生产、销售过程中，量上是否平衡，以确保生产资金完整性的一种控制方法。这种控制方法主要适用于生产、加工行业。

4）业务量控制。业务量控制是根据某项业务量的大小，来复核其货币资金完整性的一种控制方法。比如，旅馆可以按客房记录的业务量，汽车运输可以按台班记录的业务量，复核其货币资金收入。

5）往来账核对控制。往来账核对控制是通过定期与对方核对往来账余额，及时发现挪用、贪污企业货币资金等违法行为，以评价清欠货币资金是否及时人账或货币资金还欠是否真实的一种控制方法。特别应注意对于已作坏账处理的应收账款，了解是否有收回款项不入账的情况。

2.货币资金安全性控制

1）账实盘点控制。账实盘点控制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对货币资金进行盘点，以确保企业资产安全的一种常见的控制方法，如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账实盘点按盘点的时间分为定期盘点与不定期盘点，但不定期盘点的控制效果通常比定期盘点好，不定期盘点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击性强，会给货币资金相关岗位产生一种无形的、无时无刻、无不存在的压力。

2）库存限额控制。库存限额控制是利用核定企业每日货币资金余额，超过库存限额的货币资金送存银行或汇交某一银行账户，从而降低货币资金安全性控制风险的一种方法。利用此方法还能高度集中货币资金，统筹使用，特别适用于货币资金短缺的企业。

3）实物隔离控制。实物隔离控制是采取妥善措施确保除实物保管之外的人员不得接触实物的控制方法。比如，现金只能由出纳保管，银行承兑汇票也只能由一人专管，否则将导致责任不清，不法分子很可能会混水摸鱼，侵占货币资金。同时还应采取选择合格的保险箱、选择安全的场所等保障措施，以确保货币资金实物安全。

4）岗位分离控制。岗位分离控制是将不相容岗位分别由不同的人负责，以达到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作用的一种控制方法。比如，货币资金收支与记账分离（即出纳不得登记日记账），货币资金收支与编制记账凭证分离（即出纳不得编制记账凭证），空白支票与印章保管分离，银行对账单取回、余额调节表编制与复核分离等等。在具体运用中，应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根据成本与效益原则设计各控制岗位。

3.货币资金合法性控制

货币资金合法性控制针对的是货币资金收入与支付。合法性控制一般都采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的方法，如对于业务量少、单笔金额小的单位，记账凭证可一人复核；对于业务量大、单笔金额大的单位，记账凭证则应由两人复核，即增设复核会计、科长再复核。又如通过加大内部审计监督力度还可以发现一些不合法的货币资金收、付；通过公布举报电话、网站，从公众中取得不合法收、付的线索。另外，可以对货币资金的支付实行严格的授权审批制度，重点控制大笔金额货币资金支付。合法性控制风险一般较大，通常涉及企业决策管理者本人，因此，国家会利用政府机关、社会力量对企业进行审计、监督、检查。

4.货币资金效益性控制

货币资金效益性控制是服从企业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通过运用各种筹资、投资手段合理、高效地持有和使用货币资金的控制方法。企业可制定货币资金收支中、长期计划，在合理预测一定时期货币资金存量的情况下，通过实施一些推迟货币资金支付的采购政策和加速货币回笼的销售政策，还可以通过收回投资等方法，解决货币支出的缺口，但同时应权衡采取以上措施所付出的代价、成本或机会成本，选择一项最优的解决方案；同样，可以通过加快货币资金支付的采购政策（可降低采购成本）、一定的赊销政策（可提高售价或扩大销量）、或参与各种投资，以降低货币资金储量，但同时应权衡以上各种措施的决策收益以及考虑今后中、长期的货币资金状况，选择最优方案，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效益。要实现以上目的，要求企业在进行筹资、投资决策时，对各种方案进行综合分析，并要求参与分析、决策的人员不得少于三人。

5.预算控制

货币资金预算的控制就是通过对现金投资或现金使用的预算，帮助企业获得最大的收益。其主要手段是对货币资金的收支预测和对货币资金预算的编制。通过较为详细和较为远期的现金收支预测和货币资金预算来规划出期望的收入和所需的现金支出，可精确地规划企业现有闲置资金是否进行投资和经营中需要借款的额度和时间，以利充分发挥资金效用和盈利能力。通过对货币资金收支预算在执行中的调节有利于企业货币资金收支不断保持平衡，从事前对货币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加以控制，使企业在预算期内保持一个合理的货币资金余额。现金预算编制者和现金业务核算应分离开，以便更有力地控制现金业务。现金预算编制后，财务经理应认真监督预算的执行，对经营过程中实际现金收支的结果应定期同预算比较分析。如果出现重大差异，可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调查现金实际的收支结果。

三、结束语

建立健全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建立其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因地制宜，对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做出及时修改，只有不断进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改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体系。

参考文献：

货币制度篇5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国际贸易

汇率制度是金融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币政策指的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工具调节社会货币流通量，达到调节市场利用，通过利率变化影响社会资本投资，影响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运行有着重要意义。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的概述

1.人民币汇率制度

货币汇率的高低，不仅体现了本国货币的购买能力，而且还涉及到本国资源配置问题。为了防止资金外流或者流入，改善本国国际收支平衡会进行外汇管制。所以，在制定汇率制度的时候，各个国家都会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趋利避害，维护本国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维护世界各国共同的利益，制定了符合比较合理的规定，从而形成了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指国家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调节和管理浮动汇率的制度。我国从2005年开始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当时汇率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汇率调控的方式、确定中间价和日浮动区间、起始汇率的调整。按照汇率变动大小汇率又分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

2.货币政策

关于货币政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货币政策指的是中央银行为了实现经济目标采取的各种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用量的方针和政策，包括利率政策、信贷政策以及外汇政策。广义的货币政策指的是政府、中央银行以及其他相关的部门采取的有关货币政策方面的规定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行为措施。货币政策可分成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又称积极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称为稳健货币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指的是当经济不景气时，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刺激投资和出口，增强社会总需求。紧缩性货币政策指的是当社会投资过热、通货膨胀率太高，中央银行减少货币供给量，采取抑制投资、提高利率等系列措施，减少总产出和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将物价控制在合理的水平线内。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蒙代尔-费莱明模型

蒙代尔-费莱明模型被成为开放经济环境下，宏观经济分析工作的母机。本文主要用这个模型分析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蒙代尔-费莱明模型分析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小国家，对流量法分析国际资金的流动。使用这种分析法必须满足几个条件：第一，总供给曲线保持水平，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一致。第二，不存在长期购买力评价的情况，所以浮动利率制度下汇率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进行调整。IS-LM-BP模型中，IS代表商品市场平衡，这一曲线一般为负数，政府支出和汇率贬值都会使得IS线曲线向右移动；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平衡，曲线斜率为正数，增加货币供应量则会向右移动；BP曲线代表外汇市场平衡，国际收支平衡是由资金流动决定的。假设这个国家的利率水平和国际保持一致，那么国际收支则保持平衡状态，资金流动可以以任何形式补偿账户收支不平衡，所以这个时候BP曲线就是一条水平线，汇率浮动对此没有什么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扩张会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并通过资金流出造成本国人民币贬值，IS曲线向右移动，并与世界利率水平保持一致。所以在浮动利率制度下，如果使用货币扩张政策，会增加国民收入，造成货币贬值，对利率没有什么影响。

2.蒙代尔-费莱明模型在中国的修正

蒙代尔-费莱明模型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与中国国情不同，为了让蒙代尔-费莱明模型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学者进行了修正。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修改：第一，中国资本和利率政府管控十分严格，所以蒙代尔-费莱明模型的资本流动线是不存在的，因此将管制利率曲线i=i代替BP曲线。第二，我国资本管制是不对称的，所以i=i弯曲曲线。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一个结论：从资本和利率管控的角度来看，我国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是从管制不对称的角度去看，我国货币政策是无效的。我国利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市场化，但是具有一定的市场性质。资本管控主要资本外逃、外汇制度改革以及热钱涌入三方面考虑。从资本管控的角度去分析，我国目前还没有实现资本的完全开放，还有严格的外汇管控制度，所以资本无法自由流动。但是近年来，国家对外汇制度进行的改革，对资本的流入、流出相关法律逐步放松，还要考虑到大量资本外逃以及热流的涌入，所以我国资本流动性还是比较大的。

三、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机制和货币政策的冲突

1.增加经济泡沫的风险

从2000年开始，中国外汇储备不断上升，从1600多亿上升到2014年的39932亿元，中国成为了世界外汇储备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外汇储备量占全球外汇的30%左右。大量外汇的流入刺激了国内的投资，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投资活动十分活跃。大量的资金流入到房地产、股市，造成房地产和股市等资产市场价格迅速上升，增加了投资反弹和资产冒泡的风险。中国房地产市场从2005年开始，商品住宅快速上涨。以深圳为例，2005年商品住宅房均价在1万元/平方米，2015年深圳商品房的均价已达5万/平方米，价格上涨了5倍。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同时，中国的证券市场也越来越活跃，股票价格回涨，上证指数从2005年998.23点上涨到2015年的3539.18个点。这些数据都说明了当下资产价格上涨趋势，增加了经济泡沫的风险。

2.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

外汇储备作为国家金融重要组成部分，外汇储备的变化，对国内的金融市场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自从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制度以来，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使得外汇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外汇占款让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这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银行采取了冲销政策，在银行债券市场上回购和发行人民银行票据回笼基础货币，但是受到我国货币市场规模限制，目前，中央银行回收票据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2000亿。在这样的背景，中央银行通过冲销的方式干预货币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人民币的稳健政策受到影响，货币政策面临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近年，人民币贬值，物价上涨就是很好的体现。粮食价格从2006年开始就出现了上涨的迹象，粮食价格上涨推动了整个CPI指数的上涨。

3.限制了利率的作用

利率是国家实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也是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的主要机制。但是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严重影响了利率功能。在当下人民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升值空间大。按照无抛补率评价理论，在外国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本国人民币升值会吸引大量的外资流入。按照这个理论，为了避免大量国际资金进入到中国，我国应该降低利率，减少投资资金套利的C会。然而由于我们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人民币供给量不断增加，产生了资金过剩问题，因此需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因此，在人民币预期升值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陷入保持汇率稳定和控制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进一步限制了利率的合理波动，从而影响了利率货币正常的功能。

4.货币政策独立性降低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指的是中央银行能够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而不受其他部门的影响。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比较弱，中央银行不能独立制定或者实施货币政策，它只是货币政策的建议者，所有相关政策必须经过国务院的决策批准，才能正式实施。所以中央银行也无法真正发挥自身的优势，结合中国具体的经济情况，制定货币政策。

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货币政策协调

1.完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在计划经济的影响，国家对人民币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汇率制度。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汇率制度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单一浮动汇率制度，五六十年代的固定汇率制度，七八十年代的一篮子货币计算的单一浮动汇率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九十年代初，国家将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进行并轨，建立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2005年，国家进一步调整外汇政策，正式引入一篮子货币的外汇机制，实行以市场供需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不断升值，从2005年，1美元人民币8.11元，到2017年1美元兑6.6423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更加自主、更加灵活，中央银行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有效的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从而将中国内外收支保持平衡。从2014年到2017年，中国外汇储量减少了近一万亿元。然而，目前中国外汇储量依然是世界第一，所以国家应该尽快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减持美元，增加欧元比重，降低利率风险。

2.要增加事物储备

利用外汇储备建立中国能源储备库，有效降低石油等能源浮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目前，资源已经成为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尤其我国对石油资源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高，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国家通过大量的外汇购买石油、铜矿、铁矿等战略物资，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资源，从而将外汇储备变成国家资源储备。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已经签署了原油贸易协议，未来20年中国将从俄罗斯获得3亿吨原油。

3.放宽民间持外汇的限制

央行放宽对民间持有外汇的限制，将“藏汇于国”改为“藏汇于民”增加民间投资的渠道，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持有外汇，从而减少国家外汇的持有量。取消外汇账户开户前的审批，提高经常外汇账户限额，简化外汇办理相关服务流程，放宽境内居民个人购买外汇的政策，以及年度限额等要求，允许证券机构、银行以及保险公司通过外汇进行投资理财，从而扩展外汇资金流出流入的渠道。同时，加强对资本流入、流出的监管力度，完善汇率制度，增加汇率制度的灵活性。

五、结束语

在全球化的今天，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协调性关系到国家内外经济平衡。因此国家要充分发挥利率作用，完善外汇市场，减少外汇对国内经济市场的影响，确保国内经济的稳定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松.“三元悖论”的再认识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J].北方金融，2016，（9）：3-5.

[2]王帅林.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货币供给影响的机制探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2，25（3）：37-42.

[3]周雅君，葛秋颖，许亚运等.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6-38.

[4]王旭，张璇.新常态视角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商论，2016，（14）：77-78.

货币制度篇6

关键词：一篮子货币；人民币汇率；汇率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3月6日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次汇率制度改革整体上是成功的，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实现了向均衡水平调整的目标。然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在具体安排和实际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一、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势看，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通道。根据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步伐，人民币汇率走势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的汇改开始阶段，三年内人民币升值18%，呈现先慢后快的特征；第二阶段为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的汇改停滞阶段，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被迫停滞，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8水平波动；第三阶段为2010年6月19日至今的汇改重启阶段，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新启动，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总结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这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汇率改革基点缺失。在2009～2010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我国汇率制度改革重新回到单一盯住美元制度，这一方面说明国际环境的压力增大，尤其是面对发达国家货币霸权和制度垄断，我国无法实现自我意愿的改革宗旨和原则；但另一方面我国制度缺少的教训也值得思考。我们不断强调汇率改革模式，不断向外宣言汇率改革决心和意志，但缺少有效的组合和对策，即一篮子货币模式只是停留在言论宣言、指导原则和对外交往中，缺少实在的模式透明度、权重有效性以及框架执行度，进而不得已推出人民币国际结算。实际上人民币国际结算方式是我国汇率制度难以实施的“反光镜”，而不是有效、灵活对策的成功，是对汇率制度改革的一种否定，而不是对汇率制度改革的推进。汇率改革基点的缺失最终导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倒退和进展的弱化。

（二）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升值不断预期强化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涌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六年过去了，但我们只看到价格在不断升值，从未贬值，6年升值22.27%，从8.1838元上升到6.7605元，期间只有2009年处于所谓的盘整年，汇率水平纠结在6.82～6.83元。非对称地单向参考一篮子货币，带来了升值预期不断强化的问题。回过头去看，人民币汇率的这种价格走势是因为外部驾驭的成功，而非内部需要或需求的基础，我们并不清楚我们汇率价格方向以及汇率的诉求需要。因为2009年以后我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处在一个明显的向下阶段，甚至出现明显的纠结和扩大矛盾状态，并非未出现我国经济金融品质提升的趋势。同时，汇率的单边升值，刺激了国际游资的投机动机，这反过来又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强化。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之间，我国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多次提高利率，国内外利差的扩大，国外大量游资在赚取无风险利差和人民币升值收益的双重利益吸引之下，通过各种途径绕开资本管制流入我国，并且涌入我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推动了我国资产市场的泡沫化，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

（三）官方干预明显，汇率维持成本高。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每天以中间价为中心正负0.5%之内进行波动。但是，货币当局作为外汇交易市场的一个成员，可以在区间内的任何价位进行干预易。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局面使外汇市场上人民币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使得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不可避免。维持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成本较高，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干预引致外汇储备的增加所带来的成本与风险上。一方面巨额的贸易顺差及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导致中央银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直接影响央行货币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风险，储备用于清偿的功能决定它必须具有较高的流动性。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政府的短期债券和在境外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款，其资产收益率远远低于对外借款所支付的利息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所付出的成本，这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虽然新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担当了部分外汇投资管理的重任，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巨额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

二、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6月19日重启人民币汇改，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强调“参考一揽子货币和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鉴于前面分析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缺陷，本人认为此次重启汇改应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一）借鉴其他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国家的经验，建立和完善参考一篮子汇率制度机制。新加坡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国家中较成功的案例。它根据自身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特点，将汇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中心，通过调节汇率，避免长期偏离经济基本面，稳定物价，它并不设定通货膨胀管理的目标。同时，综合考察经济基本面、价值判断、市场技术指标、汇率历史变动及模型计算结果，确定币篮子、汇率政策带等。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管理汇率的做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充分显示出成效，不久就成功防范了投机资本的冲击，而且维持了正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胀。

我们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健全和完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机制，有效、明确和公开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权重，按照贸易、投资、外债和储备需要配置货币篮子组合，使市场参与者能够通过份额配比规避风险和化解压力，以及便捷交易和结算等。同时，在考虑人民币货币篮子的币种选择和权重方面，不仅应把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纳入货币篮，而且还应把主要资本交易货币也纳入货币篮。目前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美元、欧元、日元和韩元应在人民币货币篮子的币种选择和权重中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但即便如此，货币篮子的币种及权重也不能一成不变，而应该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投资结构的变化而及时做出调整，有意识地增加相对坚挺、国家经济形势较好的货币的权重。在目前的货币篮子构成里，美元的权重虽然与人民币汇率改革初期相比已有所减少，但仍应逐渐淡化美元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中的作用，强化欧元和日元的作用。同时，还应增加与我国对外投资息息相关的资源类国家如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四国货币在篮子中的权重。

（二）放宽汇率波动区间，扩大汇率波动幅度，抑制和消除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减少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尽快实现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金融深化的背景下，资本管制、利率市场化等影响汇率制度变迁的参数正在发生变化，因而逐步消除汇率生成机制中的政府行为，增强市场行为主导力量，已经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主要方向。鉴于目前央行入市干预的交易日数已经超过了总交易日数的70%，可以说主导了市场汇率的形成，这与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核心，即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决定汇率上的基础作用是相背离的。为此，建议逐步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放宽汇率波动区间，扩大汇率波动幅度，实现真正的双向浮动，促使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回归；必须根据我国对外贸易、投资等活动情况对及时对货币篮子中的货币及其权重进行调整，并扩大人民币对各篮子货币的波动幅度，确保人民币实际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目前，要放松对美元的盯住程度，降低货币篮子中美元的比重，扩大对美元汇率的波动浮动，允许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在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而非保持名义汇率固定不变。

（三）坚持独立自主的汇率改革立场。汇率是一国货币对他国货币的比价，汇率政策从根本上不仅仅是一国的对内经济政策，而是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其政策实施必然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汇率政策已成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的一项主要内容。中国作为国际经济和政治上的大国，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和保持合适的国际合作，对内对外都是必要的，但这是以独立自主的经济金融政策为基础的。我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绝不是迫于某种国际压力，而是我国从自身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正如周小川强调的那样：“这是一种自主决定，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是改革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和其他国家沟通商量之后得出的结果。”人民币汇率改革坚持主动性的原则，主要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人民币汇率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而不是盯住一篮子货币，体现了中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坚持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才能体现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高度负责的态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韩复龄.一篮子货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影响与展望[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货币制度篇7

一、研究文献综述

“货币错配”问题的早期研究主要在于探求货币危机发生的根源，后期的发展才逐渐与汇率制度选择联系了起来，研究“货币错配”为什么是汇率制度选择的一个约束变量，以及汇率制度变迁对“货币错配”的潜在影响。

Miskin(1996)对墨西哥发生的银行危机进行研究，认为企业和银行的收入与债务的币种结构的不同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Eichengreen等(1999，2003)率先提出了“原罪”(originalsin)概念，并以“原罪”指标来衡量一国的货币错配程度，认为这些国家爆发货币和金融危机的原因不仅有其内部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更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

“原罪”问题的提出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也为人们审视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Goldstein和Turner(2004)提出了“超越原罪”假说，认为“货币错配”是指由于一个权益实体(包括国家、银行、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计值，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导致其净值或净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即出现了货币错配。

在对货币错配形成原因进行分析时，研究者发现汇率制度选择和货币错配关系密切。Calvo和Reinhart(2002)首先从汇率制度的角度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货币错配现象，他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债务与资产的计值币种的错配使其在汇率制度上普遍患上了“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发展中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惜以牺牲货币政策为代价，而这却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一种隐性的担保，导致货币错配风险的积聚，从而进一步加剧货币错配的程度。

由以上文献可知，货币错配现象的本质在于汇率风险敞口，即汇率波动对有关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资产净值等)和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二、中国货币错配的特征及度量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我国货币错配情况与国际研究者所普遍重视的货币错配状况相比较，发现近年来我国的货币错配具有以下两点特征：

1　货币错配体现为巨额的净外币资产，这种巨额外汇储备主要来自于长期积累的贸易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2000年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以一个异常迅速的速度增加，并于2007年5月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储备最多的国家，2007年末超过了15000亿美元。

2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动过程中，微观经济主体将面临比以前更大的货币错配风险。在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体系时，货币错配风险主要集中在中央银行，由国家来承担。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汇率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扩大，货币错配风险逐步向微观层面扩散，银行体系及进出口企业等微观主体面临的货币错配风险不容忽视。

鉴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脆弱性，应对货币错配风险给予足够重视，并积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防范和化解。首先我们需要准确测算出中国的货币错配程度，本文借鉴Goldstei n&Turner构建的实际货币错配总额指标(Aggregate Effective Cur-rency Mismatch，记为AECM)，用于测度我国当前的货币错配程度。AECM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NFCA表示净外币资产，EXP(JMP)分别表示商品和劳务出(进)口总额，Fc和TD分别表示外币债务和总债务。在NFCA为负的情况下，NFCA(绝对值)越小、EXP越大或FC/TD越小，则AECM值越小，说明货币错配程度越小。

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汇率制度变迁及对货币错配的影响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相关数据发现，1986～2007年间我国AECM指数值的变化具有阶段性，表现为缓慢增长期、快速上升期、回落期和回涨期四个阶段。下面我们将我国汇率制度变迁与货币错配程度结合，划分为4个阶段进行分析，以便更合理地认识我国的货币错配问题。

1　1986～1993年间的缓慢增长期。在这段时间，AECM值除在1990年升幅较大之外，一直处于一种平稳增长的态势，但总体来说处于较低的水平。

结合汇率制度的变化分析这段期间我国AECM值的变化：1989～1990年间，人民币汇率由1989年的1美元兑3.77元人民币调整至1990年的1美元兑5.22元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调整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较大的刺激，这段期间我国金融机构国外净资产升幅较大，由1989年的371.4亿元骤升至1990年的9267亿元；同时期，由于我国的外债数额增长较快，总体债务水平由1986年的8472.84亿元增加到了1993年的32943.1亿元。综合资产、负债两个方面的影响，我国宏观总体的货币错配程度处于一种较低的平稳增长的态势。

2　1993～1997年间的快速上升时期。这段期间我国货币错配的总体特点是增长速度快，AECM值由1993年的11.32增长到1997年的21.67，平均每年增长两个多百分点。

总体来看，导致该阶段货币错配程度快速增长的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外汇管理体制的变化对我国外币净资产的影响较大。1994年的汇改制度一方面使我国的外贸出口获得了较快的增长，由1993年的5284.22亿元快速增长到了1997年的15153.29亿元；其二，该时期我国继续实行强制结售汇，对外贸易的增长直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的高速攀升，外汇储备在1997年增长到了2122亿美元。

从该期间相关数据结果来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货币错配程度成负相关的关系。同时该段期间的货币错配程度快速增加的原因是与国内的投资饥渴和国外资金的进入密切相连的，而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则进一步加重了我国货币错配的程度。

3　1997～2003年间的回落期。该期间我国的货币错配程度一直处于一种缓慢下降的态势，AECM值由1997年的21.67～路下降到2003年的13.16，货币错配的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这段时间，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影响。首先，国内通货紧缩压力的存在。其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上因素的共同变化使得我国的AECM值从1997年的21.67直线下降为2000年的16.32。2000～2003年间，我国宏观经

济形势开始好转，对外贸易出口开始走强、外币存款逐步增加，我国AECM值在2001年出现了小幅度的攀升至17.45。不过总体上看，这些因素并未改变这段期间AECM值总体下降的趋势。

4　2003～2007年间的回涨期。该期间我国货币错配程度高速上升，且增长速度呈现加剧的态势。而该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制度和货币错配的关系主要归结为以下两点：首先，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增强导致巨额的外资流入，从而货币错配风险加剧。中国从2002年末开始，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得到不断增强。受此因素影响，国外的部分热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外汇储备在2007年末超过了15000亿美元，比2002年末的2864.1亿美元增长了四倍多；其次，因为中国的货币错配是以净债权头寸存在，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时会引起以人民币表示的净资产贬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自动缓解中国目前的货币错配，但该影响在巨额资本流入的情况下相当有限。

以上分析可见，该期间我国实行了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但货币错配程度也直线上升，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国外热钱的进入对货币错配程度的变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致了其呈现出一种不断增长的态势。

四、结论与建议

1　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更加弹性化。首先，浮动汇率制下管理当局会更关注汇率风险并设计出好的激励机制，让经济主体有管理自身汇率风险的动机。其次，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可以消除政府隐含的汇率担保，促使微观经济主体将汇率风险内在化，将货币错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在管理浮动汇率制下，政府也更容易推行一些能有效控制货币错配的监管措施。在解决货币错配风险的问题上，积极发展外汇市场，开发相应的风险对冲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2　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资本市场建设。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审慎的财政政策有助于稳定公众预期，提高本币的吸引力和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从而有利于降低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错配规模。建议我国采用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和谨慎的财政政策。

货币制度篇8

一、货币局制度的政策涵义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货币局制度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后盾。货币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另外，一些通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实行货币局制度来控制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胀，稳定币值，恢复经济。但与中央银行制度相比，货币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准货币发行国制定，货币总量取决于收支平衡及银行体系中的货币乘数。因此，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银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汇率来调整外来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进口价格的上涨，资本流通的转移等），而只能调整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变量（如工资、商品价格等），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三是正统的货币局制度不会像传统的中央银行制度那样，通过向政府和商业银行借款发放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兑换法》把汇率固定为1比索兑换1美元，中央银行用外汇、黄金和其他外国证券担保每1比索的发行，保证两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因此，这是一种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自由兑换法》的实施抑制了恶性通胀，稳定了阿根廷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持续增加实现了1991～1994年的经济连续增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货币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导致汇率高估。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货币局制度不允许阿根廷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从内部看，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在货币局制度下对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通过对国内实质经济变量的调整（如降低工资和物价等）来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内部调整的能力。

梅内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到1995年，劳动力中登记的“公开失业”率达到18.6%。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28.2%，最穷的10%的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两个指数已变成37.1%和1.6%。1974年约有7.7%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199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结果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的需求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因而生产活动越来越重视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造成“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物价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显然，国内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造就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的物价。换言之，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阿根廷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

二、货币局制度与债务危机

事实上，在经过1991～1994年的经济增长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经济即出现了负增长。在货币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货币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又使政府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所以，当经济出现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时，财政政策就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选择。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是赤字不断上升，加之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索币值被高估，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因此，通过举借外债弥补赤字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而要取得国外资金的支持必须制定严格的财政制度，保证获得国内财政的盈余来偿还债务。为此，梅内姆政府采取了减少以前用于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的公共开支的专门基金，增加税收，举借新债，延期偿还债务，进一步出卖国有资产等措施。事实上，从梅内姆政府上台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获得的私有化收入达150亿美元。1995年连任后，梅内姆政府进一步出售国有资产以融通资金，如对几个核电站和许多省一级国营企业（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配电站等）实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几家私人银行也被外国银行兼并和收购。通过私有化而获得的大量财力使外债偿还成为可能，几家最有名的国际投资评估公司明显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资风险系数，其结果是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增加了对阿根廷的投资。阿根廷政府得以维持《自由兑换法》确定的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并在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发行债券。从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货币融通模式：通过私有化换取的资金维持货币局制度，通过维持货币局制度向国际社会举借外债。这一模式会发生断裂：当国有资产出售殆尽时，当积累的外债产生过高的风险时，将发生信用危机。

从1996年第2季度开始，阿根廷经济恢复增长，但经济恢复增长的背后却是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经常项目赤字从1995年的24亿美元扩大到1996年的40亿美元，经济逐渐滑入依靠发行债务拉动增长的轨道。更为严重的是，债务不断积累也促使国内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从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国内投资，尤其使中小企业大受影响；另一方面，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趋下降，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难以扭转，导致恶性循环。随着债务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誉开始受到怀疑，国际投机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外部冲击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债已达1400亿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经济恶化、税收减少和债务缠身等多种原因，阿根廷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偿还债务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财政赤字计划”，即大幅度紧缩开支，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扩大税源。计划一出笼就遭到反对党、工会及企业家组织的强烈反对，证券市场发生空前规模的动荡，主要股票指数和公共债券价格暴跌，国家风险指数猛升至1700点以上，资金大量外流，国际储备和银行储蓄严重下降，金融危机爆发。

三、货币局制度的最后崩溃及启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市场几近崩溃。8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应急追加80亿美元贷款，金融市场暂时趋于稳定，但作为交换条件，阿根廷承诺将严格执行“零财政赤字计划”。此后，金融市场一直动荡不安，市场普遍预期比索将贬值，人们排起长队挤兑银行存款。当10月底政府计划与债权银行谈判重新安排1280亿美元巨额债务的消息传出后，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剧烈动荡。11月主要股指梅尔瓦指数下挫至200点左右；国家风险指数大幅飙升，很快突破4000点大关；政府发行的债券价格一路下滑；外资纷纷抽逃。据报道，仅11月30日1天，全国就有7亿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预算赤字没有达到以前确定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拒绝向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

此时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说内无筹资良策，外无国际援助，面对汹涌而至的挤兑风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汇出境的最严厉紧急措施。这一措施一出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冲突加剧。12月18日，反对经济紧缩的游行变为一场暴乱，并造成7人死亡，经济部长卡瓦略被迫辞职，总统德拉鲁阿也旋即被迫下台。此后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换了5位总统。2002年1月2日第5位总统杜阿尔德宣誓就职。面对比索贬值的强大压力，杜阿尔德总统宣布放弃已实施11年之久的货币局制度。

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崩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货币局制度首先是一种极其严格的货币发行制度，这使阿根廷摆脱了多年来恶性通胀的困扰；同时，它又是一种极端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而为阿根廷货币建立起国际信誉，鼓励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由于上述特点，它被梅内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货币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来稳定金融市场信心和争取国际融资，以便继续推动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结构改革。然而，结构改革造成了生产与消费脱节、中小企业消失、失业工人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等内部失衡问题；在国际上又遭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下降。当内外失衡的冲击同时出现时，货币局制度缺乏应对冲击的灵活调整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丧失了经济自我恢复的能力，结果只能借债度日。超级秘书网

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的失败负责还是结构改革“葬送”了货币局制度？如果说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失败负责，那就突出了货币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说结构改革应为货币局制度的崩溃负责，那就等于说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错误的。显然这是一个规范判断问题，本文对此不予讨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国内结构改革应怎样选择它的汇率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元悖论”，即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旨在达到下述3个目标：(1)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adjustment)；(2)汇率的稳定性(confidence)；(3)资本的完全流动性(liquidity)。而这3个目标从理论上讲只能同时实现两个，3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三角形的3条边所代表的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都曾经在现实中实施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虽然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的稳定性不复存在。货币局制度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践证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能力较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往往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资本外逃的压力下过度贬值。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新晨

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建议是中肯的，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可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后者则保证贸易与投资的稳定。在当前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性极高的环境下，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货币制度组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构改革。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取消资本管制和开放资本项目。新自由主义也宣称取消管制和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增长。但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国际资本投机的攻击，进而发生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问题上应慎之又慎，避免落入“华盛顿共识”的圈套。

[参考文献]

1.宋晓平：《1997年阿根廷经济进一步恢复并获得快速增长》，载《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华：《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困境》，载《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时学：《21世纪拉美经济面临的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晓平：《阿根廷经济政治形势述评》，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晋芳编译：《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与社会脱节》，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0期。

货币制度篇9

论文关键词 宋仁宗 货币政策 商品经济

宋仁宗作为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在位期间的兴革，对北宋政治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时期也是北宋由盛到衰的转折期，表现在货币制度上就是货币政策浮动不定，货币区域特色明显以及缺少稳定的货币调节机制。个中原因固多。但我认为，这是和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有关，使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货币这一流通工具的进化，是商品经济对货币这一功能型工具的呼求所致。因此，对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研究和解剖，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目今世界金融危机的理解。特撰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宋仁宗时期货币制度的弊端

在澶渊之盟后，宋代的政治经济进入一个平缓阶段，也是宋人所津津乐道的四圣百年时期。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宋仁宗时期政治多有兴革，对宋代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一些被后人所称道的祖宗家法因此而形成。所悖论的是，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却少有兴革，甚而还有倒退，这表现在：

首先货币政策起伏不定，兴革勇气不足。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国内市场基本形成，政治环境基本稳定的情形下，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工具，货币应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代表同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甚而单一货币的出现也是可能。早在宋真宗景德年间实行的新铸铁钱已运行不便，并建议改革，一些措施也在实行。卷八十二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乙亥，但宋仁宗仍遵循固有思想，而不愿开铸铜钱，其原因则是唯恐铸钱利大，影响稳定。即使有所倡议，也主动性不强。苦于铁钱兴废不定之苦的民间却运用自己的智慧，促进了交子—世界最早的纸币-产生，“民苦转贸重，故设书纸代钱，以便市易。”卷二百九十五《孙甫列传》朝廷也被迫给以认可，并设立“交子务”予以管理，之间也斗争激烈。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九月，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欲废不用。知永昌县，监益州交子务孙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卷二百九十五《孙甫列传》后卒不能废。对交子兴废泾渭分明的态度，反映了政府政策的因循，和缺少兴革的勇气。

其二货币政策上因循犹疑，反复无序。澶渊之盟后，无论是赠奉辽国之需，还是榷场经济需要，也或是国内经济所需，货币需求量的增多是必然的。但在这种形势下，仁宗朝却选择了错误的做法，一方面变相抑制铜钱的铸造和更新。如景祐三年（1036）九月，采纳东头供奉官钱逊建议，以信州铅山所产石碌为铜原料，以解决池、饶、江三州钱监“阙铜铸钱”问题，而且明确“试验以闻。”卷一百二十景祐三年九月丙寅。另一方面出于财政需要，更革了币型，扩大了铁钱的适用范围，如庆历元年（1041）八月，采纳知永兴军范雍建议，“于河东产铁州军铸大钱，以助陕西军费，”卷一百三十三庆历元年八月壬子。同年十一月又令江、饶、池三州铸铁钱卷十二《仁宗本纪三》，扩大了铁钱的适用范围.和前述的做法，看似不冲突，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货币政策上的反复。

其三货币的区域性政策阻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仁宗时期，货币使用区域色彩明显，有铁钱使用区域，有铜钱使用区域，有铁钱铜钱混合使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货币使用也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四川铁钱有其历史继承性的一面，那么西北和两淮、荆湖的铁钱则完全出于政府的财政需要。这种政策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交流。宋代缺少必要的货币调节机制，而多采用硬性的行政手段，以致出现了为应付货币危机而采用的饮鸩止渴的作法。宦官阎文应认为“以药化铁成铜，可铸钱，裨国用。”的作法，遭到三司判官许申反对，认为“伪铜，法所禁而官自为，是教民欺也。”卷五十八《许申列传》一些地方甚至因为货币盗铸而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如嘉祐四年（1058）二月，下诏：“如闻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货币的区域性政策通过限制流通区域，阻抑人员的往来，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对于商品经济发展而言，却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宋仁宗时期的货币种类和政策

在了解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后，不能不对宋仁宗时期的货币种类、货币政策以及对商品经的影响做一了解。下面分别介绍之。

（一）货币种类

宋仁宗时的货币种类很多，不仅有铜钱、铁钱、银钱、金钱以及在四川等地实行的纸币—交子，而且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实物货币，由于朝廷的推行，还有度牒等变相的证券货币。

首先谈到铜钱和铁钱。这是宋仁宗时期两种主要的货币，从全国范围将，前者是主要货币，而且铜钱是宋代标准的价值尺度。不仅商品的价格主要以铜钱来表示，其他各种货币也都以铜钱为标准来确定其购买力。实际上后者的适用范围也有渐趋推广之势，不限于“铜钱行于天下，铁钱止于川峡”的说法；卷九十七天禧五年十二月戊午其三作为纸币的交子。如前所论，在经过一定的争执后，交子最终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得到推广；第三度牒等证券货币。由于货币的供应不足，以及一定程度上货币信用程度的降低。度牒等证券货币的作用也突出了。“度牒、关钞，大商贾之轻资也”卷三十五《宋故左中大夫直宝文阁致仕李公墓志铭》就足资证明。其四金银钱。金银钱除了在宫廷流通外，在一些地区也有流通，但范围极为有限，某种程度上是不受鼓励的。如宋仁宗时张瑰任职淮南“三司下诸道责羡财，淮南独上金九钱，三司使怒，移文谯切，（张）瑰以赋数民贫对”。卷八十九《张瑰本传》不难看出，宋仁宗时期货币的种类还是很多，即使同一种类，也存在当三钱、当五钱、当十钱等之分，可见种类之多。地区货币政策的差异使种类更为复杂。

（二）货币政策

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讲是不系统的的、散杂的，但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毫无起色，除了前述施行货币区域化政策外，严谨盗铸和维护铜币的货币地位则是其值得注意的主要政策。

首先严谨盗铸，以实现“禁盗铸钱者，趣使为农，物价既平，商贾遂通”卷三百九十九《郑戬本传》的目的。盗铸之所以屡禁不止，既是因为利益至大的缘故，也是和一些地域的特殊情况密不可分的。以河东为例，“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卷一百六十八皇祐二年五月戊子对于如何治理，官员可谓费尽心机。如针对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情况，以“见行当三大铜钱、大铁钱并当小铁钱之二本路官员已支三月俸者，即计其数贴支”的作法，实现“盗铸乃止”的目的。对于关中“行当十铁钱，盗铸不可计”的现象，官府的做法可谓毒辣之极。“时州县已散二百八十万缗，亟下令更为当三。民出不意，荡产失业，多自经死，然盗铸遂止”。卷八十九《傅求本传》就是在向市场投放货币的同时，通过货币的升值来防止盗铸，以维系铜币的低位。

其次维护铜币的货币独特地位。为防止辽国等化铜铸兵器等做法，宋仁宗朝采取了严格的禁止铜钱外流的措施，严防铜钱流出境外。庆历元年（1041）五月下诏：“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卷一百三十二庆历元年五月乙卯同时为维护铜钱独特货币地位，不断因时对铜币铸造进行更革，宋仁宗宝元、庆历年间，因战事紧张，为制止盗铸，“以折十大钱杀为折五，盗铸不已，又杀为折三，所获之利犹博，刑辟尚多，不得已而以一大钱折二小钱，盗铸稍息。”卷五百十二元符二年七月癸卯这种手段最终达到了维护铜币地位的目的。

三、宋仁宗时期货币政策对北宋中后期的影响

货币制度篇10

关键词：企业货币资金内控制度建设问题

一、岗位责任制度尚未建立，不相容职务没有分离

在企业货币资金内控制度建设问题中，第一项内容就是岗位责任制度尚未建立，不相容职务没有分离。在当前来看，我国大部分企业中都采用职工多工作相融合的方式来进行工作分配，从而让我国货币资金内控制度中实际操作人员都是身兼数职，因此导致了了两种情况出现：首先是个人工作较多，导致每部分工作完成度都存在问题。职工经历一般有限，因此一个职工完成多项工作，显然会让职工超负荷，从而导致工作问题严重。这是一种必须杜绝的现象，否则会让企业陷入困境。这也是当前大部分公司常态，其想法是尽量缩减人员开支，但是却牺牲了工作质量，造成一系列工作问题。其次就是职工权限过高。一个员工多项工作，也意味着一个职工多个权限，这样会让职工权限过高，从而能够让职工为自己中饱私囊提供便利条件，这对于我国当前企业发展而是相当不利。针对这两种情况，必须要实现岗位责任制度，不同人员分配不同岗位，让岗位内容清晰，才能保证职工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将一些关联不大的职务相互拆分，这样能让职工有更多时间进行单项工作，确保工作质量。

二、稽核不到位，报销审批制度不严

在企业货币资金内控制度建设问题中，第二项内容就是稽核不到位，报销审批制度不严。在当前来看，我国大部分企业中报销审批制度都不够严格。其中主要不严格表现在两项：第一项就是报销手续过于简单，大部分企业中报销手续指需要提供发票即可，这导致了许多员工会利用个人关系开出一些“假”发票，从而通过报销来获取非法盈利。这对于公司而言是一项损失，而且人数过多，会出现较大损失。第二项就是稽核不到位。一般来说，企业都是能够报销就给予报销，没有关注真实性，从而导致报销出现问题。

三、支付程序有误

在企业货币资金内控制度建设问题中，第三项内容就是支付程序有误。此项情况也是企业货币资金内控制度中较为常见的。这是因为在很多企业中，通常会采用优先付款方式，从而导致后期一些手续不够齐全，造成企业账单混乱等情况。这样会增加企业中货币资金风险，让企业极有可能遭受一定损失。基于这种情况，就需要改变支付程度，确保手续齐全，才能进行支付，从而保证企业货币资金安全。这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极为有利。而其核心做法就是杜绝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