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量十篇

时间:2023-04-06 15:45:24

货币供给量

货币供给量篇1

【关键词】M0 M1 M2 CPI VAR模型

一、引言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多次货币政策的改革和调整,当前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关注的焦点。目前对于货币供给量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量之间存在稳定的显著的相关关系;二是两者不一定有长期稳定的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是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而引起货币贬值,货币供应量会直接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然而现阶段部分研究指出通货膨胀会通过贷款或生产环节反作用于货币供应量。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6年1月至2015年7月的CPI、MO、M1和M2月度数据,利用VAR模型,研究货币供应量及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具有稳定的双向传导关系。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长期和短期两种状态下研究三个层次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情况,具有现实意义。

二、货币供应量与CPI传导理论分析

在货币主义经济学中,通货膨胀产生原因为:当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加,人民的货币所得增加,购买力上升,影响物价之上涨,造成通货膨胀。该理论被总结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方程费雪方程:MV=PT,通过变换可以能到如下关系式:π=m―y+v(π为通货膨胀率,m为货币增长率,v表示流通速度变化率,y为产量增长率),表明通货膨胀来源于三个方面: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货币增长和产量增长,也就是说,货币供给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采集和预处理

本文选择M0、M1和M2分别作为货币供应量,这三项指标从不同的统计口径和货币流通的层次充分反映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分析和预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货膨胀采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进行评价。

选取1996年1月-2015年7月月度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在数据分析前已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二)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长期传导机制分析

1.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方法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LNM0、LNM1和LNCPI在1%置信水平下非平稳,LNM2数据非平稳。将各组数据进行一阶差分之后再次检验,各组数据平稳,因此通货膨胀率和各层次货币供给量是同阶单整数据,因而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协整分析。

2.滞后期的确定

根据AIC等信息准则来确定该如何选择滞后期。需要选择AIC、SC等指标中的数值最小值所对应的滞后期的最大值。且满足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由此确定LNM2与LNCPI、LNM1与 LNCPI的滞后阶数为2,LNM1与 LNCPI滞后阶数为1。

3.协整检验

CPI与M0、M1、M2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所以可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经反复试验,在Eviews中得出的Johansen检验结果总结如下:

从上表得知,LNM2与LNCPI由于假设统计量23.81大于检验统计量15.49,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方程的原假设,说明至少有一个协整方程;由于假设统计量2.40小于检验统计量3.84,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拒绝至多一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表明至少有一个协整方程。同理得出LNM1与LNCPI至少有一个协整方程;LNM0与LNCPI至少有两个协整方程。

4.VAR模型估计

(1)VAR模型建立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写出三组标准型VAR模型的估计结果,分别为:

a.LNM2与CPI的VAR模型如下:

LNM2=-0.98+1.65LNM2t-1-0.66LNM2t-2+0.03LNCPIt-1

+0.2LNCPIt-2+e1t

LNCPI=0.27+0.02LNM2t-1-0.02LNM2t-2+1.05LNCPIt-1

-0.11LNCPIt-2+e2t

b.LNM1与CPI的VAR模型如下:

LNM1=-1.44+1.45LNM1t-1-0.46LNM1t-2+0.26LNCPIt-1

+0.08LNCPIt-2+e1t

LNCPI=0.25+0.02LNM1t-1-0.02LNM1t-2+1.04LNCPIt-1

-0.11LNCPIt-2+e2t

c.LNM0与CPI的VAR模型如下:

LNM0=-2.83+0.96LNM0t-+0.70LNCPIt-1++e1t

LNCPI=0.16+0.0003LNM0t-1+0.96LNCPIt-1+e2t

(2)脉冲响应函数

LNCPI与LNM2的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输出结果如下:

上图中,图Response of LNCPI to LNM2是LNCPI向LNM2实施冲击,CPI的响应函数时间路径,响应路径一直为正,第1期后逐期上升,在第5期之后趋于稳定,说明CPI的变动会引起后面各时期M2的变动,且增长的弹性系数呈现变大后趋于稳定的规律;图Response of LNM2 to LNCPI是M2对CPI实施冲击,响应函数一直为正,且呈现先小幅缓慢上升的趋势,说明M2的变动会引起后面各时期CPI的变动。同理得到结论,CPI的变动会引起后面各时期M1的变动,且增长的弹性系数呈现变大后趋于稳定,M1的变动会逐渐引起后面各时期CPI的变动;CPI的变动对后面各时期M0的变动影响并不显著, M0的变动会引起后面各时期CPI的变动。

5.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从检验结果看,LNCPI不是LNM2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是0.011,说明通货膨胀对M2的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LNM2不是LNCPI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是0.107,说明M2对通货膨胀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同理得出结论通货膨胀对M1产生很大的影响;M1对通货膨胀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通货膨胀对M0的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M0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影响。

(三)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短期传导

1.脉冲响应

本文选取2010年―2011年两年的月度数据,对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短期传导机制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可知四组时间序列数据均为同阶单整,经过协整检验后建立三组VAR模型,得到三组脉冲响应结果:短期CPI的变动会小幅度引起后面各时期M2的反向变动,M2的变动会小幅度引起后面各时期CPI的变动;CPI的变动只会小幅度引起后面各时期M1的变动,M2的变动会小幅度引起后面各时期CPI的变动;CPI的变动对后面各时期M0的变动影响并不显著,M0对CPI实施冲击,在第一期至第三期响应函数一直为负,第二期后且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在三期滞后为正,第五期达到峰值,后趋于平稳。

2.Granger因果检验

从短期Granger检验结果看,M0、M1和M2均不是CPI的Granger原因,说明在短期货币供给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值得关注的是LNCPI不是LNM0的Ganger原因的概率为0.0061,表明M0有很大程度上收到CPI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短期情况下CPI会反作用于M0。

四、结论

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变动的长期均衡实证分析表明,在长期状态下,我国M0与通货膨胀并不存十分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M1与M2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影响。同时CPI也会反作用于M0、M1和M2,因此可以说M1、M2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分析中这可能是我国货币政策产生的效果。从脉冲响应分析来看,对CPI产生的冲击,M1会早于M2作出反应。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短期均衡实证分析表明,在短期状态下,我三个层次的货币供给量都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CPI的变动会对M0产生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1]马方方,田野.中国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和实践[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09.

[2]冷松,徐美银.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1,31.

货币供给量篇2

关键词:货币供给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3.0005.05

1中国货币供给量和CPI变动的实证研究

1.1模型的选择

陆云航(2005)在《中国货币供应量、价格水平和GDP关系的经验研究:1952-2003》里提到,正如Chow(1987)所建议的,货币数量论作为对现实经济的近似,是分析中国价格水平变动的一个有用起点,货币供应量与真实产出的比率是解释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变量。所以本文的讨论也参照货币数量论。

由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Y可以推出

P=V・M/Y

上式两边取对数,有

lnP=lnV + ln(M/Y)

如果货币流通速度v在长期内是稳定的,那么也就意味着lnP与ln(M/Y)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Chow(1987,2002)以M0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通过回归分析得出lnP与ln(M/Y)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动态的情况下,lnP不仅受到ln(M/Y)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lnP和ln(M/Y)两个变量各自滞后一期值的影响。设lnP对ln(M/Y)回归所得的残差项为ecmt,可以建立如下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ΔlnPt=α+β1Δln(M/Y)+β2ΔlnPt-1+β3Δln(M/Y)t-1+β4ecmt-1+ut

为了进一步探讨lnCPI和lnM0、lnM1、lnM2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VAR模型:

Xt=μ+θ1Xt-1+θ2Xt-2+…θkXt-k+vt

式中Xt=(lnPt,lnM0t,lnM1t,lnM2t)T,μ=(μ1,μ2,μ3)T,vt为向量白噪声,其均值为零,θ1,θ2,…,θk是待估的参数矩阵,k为滞后期数。在VAR模型基础上,来分析lnM的变动对lnCPI的影响。如果lnP和lnM是协整的,那么还可以建立VEC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全面考察价格水平与货币量的关系,避免因货币度量指标误选而导致的结果不稳定,本文研究选用的变量包括:CPI、M0、M1和M2,并对各数据取对数,这样有助于在价格水平和货币存量关系上得出较为全面而稳健的结论。CPI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M0表示流通中的现金;M1表示狭义货币,等于M0加上活期存款;M2表示广义货币,等于M1加上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

1.2数据的选择

CPI是一个滞后性的数据,但它往往是市场经济活动与政府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从2001年起,中国采用国际通用做法,逐月编制并公布以2000年价格水平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作为反映中国通货膨胀(或紧缩)程度的主要指标。中国编制价格指数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根据全国城乡近11万户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资料和有关规定确定,目前共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类,251个基本分类,约700个代表品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是在对全国550个样本市县近3万个采价点进行价格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国际规范的流程和公式算出来的。所以本文选择CPI具有权威性和研究实用性。

我国货币供应量一般分为三个层次,M0、M1、M2。其中,M0为流通中的现金,M1=M0+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为了分析的全面性,本文依次对M0,M1,M2与CPI变动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考察了货币供给量和CPI的长短期均衡,进而研究了三个层次的货币供给量对CPI的影响。

本文首先选取2011年的月度数据对货币供给量和CPI变动进行短期均衡关系研究,货币供给量M0、M1、M2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CPI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再选取1993年-2011年的年度数据进行货币供给量和CPI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1993-2011年的CPI以及M0、M1和M2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因为我国在1993年以前的货币供给量的计算口径与现在的不同会产生偏差,统计以1978年的CPI为100。

1.3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迄今为止,对时间序列的分析是通过建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模型进行的。而无论是单方程模型还是联立方程模型,这种分析背后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这些数据是平稳的,所以首先要对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经济理论指出,某些经济变量间确实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意味着经济系统不存在破坏均衡的内在机制。如果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后偏离其长期均衡点,则均衡机制将会在下一期进行调整以使其重新回到均衡状态。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他们的线性组合也可能成为平稳的,也就是说变量间是协整的。

在考察的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的基础上,检验二者的因果关系,即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test of causality),以此考察其内在联系。

(1)货币供给量和CPI变动的短期均衡实证分析。

对货币供给量和CPI变动的短期均衡分析,本文采用2012年1月-12月的月度数据,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图3可以看出,各变量具有良好的平稳性,可以选用。

再参照赵留彦、王一鸣(2005)在“货币存量与价格水平:中国的经验证据”中的方法,遵循“一般到特殊”建模原则,由于是年度数据,首先选取最大滞后阶数2,如果最后一阶的系数不显著,在不致引起残差序列相关时缩减滞后阶数为1,以次递减。下面是对数据的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小括号中是t统计量,DW代表Durbin-Watson统计量)。分别对lnCPI、lnM0、lnM2进行一阶差分,对lnM1进行二阶差分后,得到:

①ΔlnCPIt=-0.012962-1.046895lnCPIt-1+0502193ΔlnCPIt-1-0.013051ΔlnCPIt-2

(-1.554795) (-3.257626) (2.242839) (-0.051310)

DW=1.114514

②ΔlnM0t=0.091829-0.800816lnM0t-1+0008558ΔlnM0t-1+0.058596

Δln M0t-2

(3.203805) (-4.015412) ( 0.045969) ( 0.337229)

DW=2.675129

③ΔlnM1t=-0.172836+0.012268t-3655547lnM1t-1+1.442997ΔlnM1t-1+

0.467733Δln M1t-2

(-3.609531) (3.520366) (-4.595839) (2.781630) (1.439508)

DW=1.950277

④Δln M2t=0.076720-0.424300ln M2t-1+0101189Δln M2t-1+0.587612

Δln M2t-2

(3.223710) (-3.483429) (0.444967) (2.598430)

DW=1.472310

样本容量为20时,单位根原假设显著水平为5%时,以上四个方程右侧截距项水平值系数的t统计量均落在ADF分布临界值左侧,故认为四个序列差分后的序列都不再含有单位根,是平稳的。其中lnCPI、lnM0、lnM2为一阶单整,lnM1为二阶单整。

确定了lnCPI和lnM0、lnM1、lnM2都是单整之后的任务是检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给量之间是否存有协整或者说长期均衡关系。对四个变量两两之间做OLS回归,得到如下三个方程:

⑤lnCPI=2.862594+0.329854lnM0

(9.392294)(10.23237) 调整后R2=0.845152,F=104.7014

⑥lnCPI=3.281945+0.250798lnM1

(11.29956)(9.29762) 调整后R2=0.818087,F=8644577

⑦lnCPI=3.224892+0.235631lnM2

(11.76558)(10.06069) 调整后R2=0.840627,F=101.2174

以上三个方程的残差都能通过单位根检验,在显著性为5%的情况下,残差项是平稳的,ADF检验表明是平稳的。同时,各个方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都>0.8,说明方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且都能通过T检验和F检验,说明方程式显著的。

从上述方程可以看出,综合上述结论,在5%水平下M0,M1,M2与CPI之间存在较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即M0每增加一单位,CPI会增加约0.33个单位;M1增加一单位,CPI会增加约0.25个单位;M2每增加一单位,CPI会增加约0.24个单位。

同理,在数据都平稳的基础上,对货币供给量和CPI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图可以看出,货币供给量是CPI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CPI上升的重要原因。

(3)结论。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从短期来看,货币供给量与CPI存在正的短期均衡关系,且乘数为0.2左右,说明我国货币供给量在短期可以很好的解释居民价格消费指数;从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与CPI存在正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他们之间的乘数为0.3左右,这说明在我国货币货币供给量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具有很重要的解释性。

从货币供应量来看,高速增长的2009年及2010年国内货币供给,在经过一段时间滞后,将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产生较强推动力。央行2011年对M1、M2增速进行了控制后,二者均已减缓,预期将推动CPI在二三季度达到高点。但是未来CPI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内方面主要来自于货币政策调整导致的流动性环境变化,国际方面则主要来自于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导。

2中国货币供给量如何影响CPI的分析及其原因

2.1中国货币供给量影响CPI的分析

至2011年12月份底,我国新增信贷规模已达7.95万亿,M2货币增长率为19.7%,均突破或快突破年初所制定的信贷规模与M2的增速的目标,这些都给通胀预期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从目前M1与M2的增速差来看,我国存款的转化并不活跃,经济活跃度并不高。2011年以来不断出现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背后原因,除了本身生产周期与环境因素等影响外,我国结构性货币供给和流动性过剩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从货币总量上来看,大量信贷投放伴随的主要是投资的增长,其投资主体依然是以政府投资和国企为主;另一方面,从货币供给结构上来看,中小企业仍然缺乏资金支持。在消费不足,国外贸易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所带来的负效应是经济运行效率下降与经济增长缺乏持续增长动力。最终所带来的结果是,存在一定的货币供给沉淀在实体经济之外,诱发物价上涨,尤其是经济一旦出现较为活跃的态势,货币流通速度增加,将会放大货币流动性,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2.2中国货币供给量影响CPI的原因

货币供应量的不断攀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价”抢夺世界市场,因此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并进而将这一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责难,向中国施加压力,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汇率已经上升超过了10%,并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中央银行强制购买国民与企业手中的外汇,导致外汇大量储备。中央银行购买多少外汇,就意味着多发行了多少本国货币,大量外汇储备的背后就是大量的货币供给。同时大量热钱的涌入,扰乱了国内消费品市场,出现了物价不降反涨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必将使国内经济产生扩张态势。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增加的货币投放直接增加了社会总需求,短期内供给的调整赶不上需求的扩张,同时货币供给的增加还降低了贷款市场的利率,降低的利率又能刺激投资,在投资乘教的作用下,投资需求也会有较大增加.因此商品市场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上涨。

1978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基本上遵循着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政策主张。货币总量的变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而CPI变动受到货币变动影响的关系相对来说是很稳定的。然而,因为经济的大幅度增长,投资的狂热和相对无序,货币当局无法摸清经济运行的规律而又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导致了货币供应不连续、不平稳、无规律地变动。这种货币供应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不确定的通货膨胀率,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不能不是在治理通货膨胀时由货币政策的突发性造成的,目前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3从货币供给量角度治理CPI的对策

当国内食品价格出现全面、快速和持续上涨时,它预示了我国可能已出现了全面通胀压力。因为,食品价格全面上涨又会以循环的方式向其上下游产品的价格传导,并可能会形成新一轮的价格上涨浪潮。面对当前国内CPI继续高企压力时,既不能低估CPI快速上涨的负面经济后果,也急需找到导致CPI快速上涨的影响根源。特别是当银行信贷仍高速增长时,我们更要密切关注CPI上涨压力或通胀压力。

有鉴于此,要治理通货膨胀,必须逐步消除经济过热,切实引导扩大社会总需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决心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格控制公务消费,引导和扩大民生内需的增长:

3.1坚决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政府不仅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稳健甚至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而且还要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度。其中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性产业,如果央行实施全面从紧的货币政策,房地产业受到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当房地产市场中的投资需求被遏制了,房价更多回归理性,国内CPI波动趋势将会随之调整,这是治理当前我国CPI高企问题的关键所在。

3.2计量管理信贷投放

从本质上看,目前的通胀压力反映了自2009年以来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以及资源价格上涨的趋势。因为信贷投放的增减决定物价的控制,所以控制信贷需求,将信贷资金调整到实体经济,按需审查支付,防止超边界使用,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进而影响GPI。

3.3加强流动性管制

2010年央行六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使其达到18.5%的历史高位,充分显示了政府抑制通胀和收紧流动性的决心。因为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了一定的资金流入,国内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也非常宽松,所以在特定时期,提高准备金率有利于宏观调控。最终,央行调控应该以控制屡创新高的物价为目的,减少银行可用信贷资金规模,起到收缩流动性的作用,从而起到控制物价的目的,

3.4努力让货币结构回归常态

贷款需求和供给反映了发行货币的结构关系,截止2010年12月末,M2余额已经达到72.58万亿元,比较2009年末的61.02万亿元,增长18.94%,而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经济体的影响相对温和,在短时间内货币供需都不可能大幅度下降,所以只能对货币结构进行内部调整,政府正确引导消费,让其逐步向常态回归。

3.5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增长

政府应鼓励多渠道投资,保持资本流动的畅通,温和地挤出经济中的泡沫。特别是要管理好政府工程和公务消费,正确的引导地方政府投资和企业竞争,只有经济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财政才有收入,企业才有效益,职工生活水平才能提高。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时通常把主要目标放在需求管理方面,而忽视了改善供给,出现了滞涨的局面。同时,也要防止经济供给有余,内需疲软的现象产生,因为它容易导致结构失衡,引发经济衰退。我国属于短缺型经济,有效供给长期不足,容易导致经济增长过热甚至失控。虽然大力压缩社会总需求是正确的,但收得太急会使扩大内需受阻,不但难以实现紧缩目标,还有可能严重影响有效供给,所以在治理通货膨胀时需要长短期措施相配合。而对于通胀日益加剧的形势,迅速采取措施是必要的,不能顾此失彼,为防止出现经济滞胀的可能,出台的政策应当适应未来的发展需要。

货币供给量篇3

【关键词】货币供给量;GDP;实证分析

一、货币供给量的概述

货币供应量,是指一国在某一时点上为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货币存量,它由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供应的存款货币和现金货币两部分构成。中央银行一般根据宏观监测和宏观调控的需要,根据流动性的大小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我国现行货币统计制度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1、流通中现金(M0),指单位库存现金和居民手持现金之和,其中“单位”指银行体系以外的企业、机关、团队、部队、学校等单位。2、狭义货币供应量(M1),指M0加上单位在银行的可开支票进行支付的活期存款。3、广义货币供应量(M2),指M1加上单位在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城乡居民个人在银行的各项储蓄存款以及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其中,中国人民银行从2001年7月起,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①

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机制,也称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它是指中央银行为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其他宏观金融变数而掌握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通过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于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然后再通过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达到其政策目标和各种重任的完整体系。②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择。根据货币的划分口径,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准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重呈现着由低到高的规律,更能反映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再结合长期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一直是以M2为观测口径,所以本文选用M2作为货币供给量的指标。经济增长采用GDP作为指标。本文采用1996-2011年的M2和GDP数据。

(二)样本指标统计学描述。在讨论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时,国际通行采用的是货币化率指标M2/GDP。就货币化率而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我国货币化率急速增长的过程。图1直观地说明了这些变化。

但是,我国的货币化率却增长的过快过高,货币化率远远的大于其他国家,不仅仅是美国这样的高货币化率国家,也远远的高于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由表1给出的部分国家和地区时期内M2与GDP比率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货币供给量M2与GDP比率的国际比较(%)

(三)ADF检验。为了减少数据的波动性,本文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将LNGDP、LNM2两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此可以得出,LNGDP与LNM2都是二阶单整序列,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是可以用协整检验来分析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

(四)Granger检验。虽然存在协整关系,但是究竟货币供给量能够带动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推动货币供给增加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检验,因此可以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参见表3。

由此可以说明,我国的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两者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我国的GDP高速增长中存在着货币供给量与货币政策的作用。

三、结论

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量M2与GDP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验证,两者之间存在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GDP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我国的货币供给对于GDP的贡献力量和比重与国际相比较,这个贡献力量与比重是非常高的。尽管货币化指数走势可能会出现“倒U”形路径,货币化率的上升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阶段。但是,长期随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甚至滞涨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也会出现,靠货币发行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且后果严重。所以我们应该从根源上考虑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技术的创新与进步,生产方式的变革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单纯依靠增加货币供给量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矛盾,这样就使得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不是很理想。③

【参考文献】

①黄达.货币银行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货币供给量篇4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我国2000-2009年的月度数据,讨论了我国短期内货币供给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长期内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是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的理由,货币供给量与外汇储备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关键词:货币供给 外汇储备 人民币汇率 协整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

汇率对一国经济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汇市场的表现也越来越受到各国货币当局的关注,因为汇率不仅是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同时也是一国发生货币危机的导火索。目前,我国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呈现上升走势,到2009年7月22日,四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积升值21%,但国际社会依然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很高,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经济内外失衡,同时贸易摩擦加剧。

文献回顾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侧重研究汇率水平问题,即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Robert Mundell(2005)认为不管中国面临的贸易争端有多么激烈,中国都应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他甚至认为在未来20年内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都应保持不变。而日本金融学家、首相智囊黑田东彦(2005)则认为人民币应当缓慢升值。国内学者施建淮(2005)、范从来(2004)、张斌(2003)、林伯强(2002)、张晓朴(1999)等通过相关计量模型对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进行了估算和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光(2005)深入系统的研究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宏观经济背景和汇率升值的成本收益问题,指出由于内外经济失衡和持续双顺差的持续可贸易品部门和劳动生产率等一系列原因造成升值压力,在对升值的成本收益作出分析的同时,并对升值方式和对策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

另一个方面侧重研究汇率的形成机制问题,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汇率体制对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问题和经济的安全运行等问题的影响。一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盯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1999)、费雪(2001)和爱德华兹(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盯住美元,实行有治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形成机制上,其中更以汇率水平为甚。而短期内关于我国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是否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产生影响的分析较少,本文正是这一方面阐述的。

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短期内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数据选择期间为2000年1月到2009年12月,共计10年120个样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进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本节有关计算都由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0完成。

(一)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目的是排除时间序列回归相关变量之间的伪回归现象。此处采用的是ADF(Augmented Dickey - Fuller) 检验,实际上就是在零假设H0:ρ=0(Ri为一阶单整序列)下对下面的方程进行最小二乘回归。

下文用LnM2、LnM1、LnM0、LnFER、LnER分别表示M2、M1、M0、FER、ER的月增长幅度。用ΔLn M2、ΔLn M1、ΔLn M0、ΔLnFER、ΔLnER分别表示M2、M1、M0、FER、ER的一阶差分,即这些变量的月增减值。(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外汇储备exchange rate:汇率)其中M2为广义货币量、M1为狭义货币量、M0为流通中的现金、FER为外汇储备、ER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Ln M2、Ln M1、Ln M0、LnFER、LnER以及各自的差分进行ADF 检验的结果见表1。

从表1 中的ADF 检验结果来看, M2、M1、M0、FER、ER在5 %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对ER进行一阶差分或取对数后一阶差分,得到ΔlnER,对其余进行二阶差分或取对数后二阶差分,得到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再对其进行单位根ADF 检验,其ADF 检验统计量均小于显著性水平1%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可以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差分序列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ΔlnER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 M2、M1、M0、FER、ER这5 个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二阶单整I(2) 过程。

(二)协整检验

由于变量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ΔlnER都通过了单位根检验,是单整变量,所以可以对这些变量再进行协整检验。在对变量Ln M2、Ln M1、Ln M0、LnFER、LnER做单位根检验时采用的差分方法,会使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的信息丢失,协整检验目的是判定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的经济联系。如果两个变量通过了协整检验,我们就说其间存在着长期的经济联系。对单整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的方法很多,有菲利普斯- 配荣(Philips - Perron)PP 方法的Zt 统计量和Zρ统计量、ADF 检验的t - 统计量,Johansen检验等。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 Johansen 协整检验的结果看, 变量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和d(ΔlnER)之间都以5%的显著水平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相互作用。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短期内我国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是否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产生相互作用。此处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判别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

1.在滞后期为2时,外汇储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不是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的概率是0.39366,随着滞后期为6和12时,这一概率分别上升为0.52702和0.67309,可见,外汇储备在短期内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具有一定的影响,长期来看这一影响在不断弱化,由此可知长期来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是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的理由。与此相反,在滞后期为2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不是引起外汇储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的概率是0.102,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对外汇储备具有显著影响,但长期来看这一影响同样也在不断弱化。

2.从货币供给量角度来看,在滞后期为6时,广义货币供给量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不是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的的概率是0.34284,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却是广义货币供给量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的Granger成因;在滞后期为4时,狭义货币供给量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Granger成因同广义货币供给量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Granger成因正好相反;在滞后期为1时,流通中现金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互不为Granger因果关系。这些结论清楚的表明, 短期内狭义货币供给量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又引起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流通中现金不受汇率影响。

3.同样,由表3可知,广义货币供给量与外汇储备互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广义货币供给量与狭义货币供给量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

结论与对策分析

本文通过搜集短期内货币供给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相关数据,运用了经济计量学的有关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有关变量之间的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各变量自然对数的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说明一定时期范围内相互间存在着经济联系。对变量自然对数的二阶差分做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结论

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估值对外汇储备具有显著影响,但长期来看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是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的理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更多来自于非汇率因素。

短期内,流通中现金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互不为Granger因果关系,但狭义货币供给量会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又引起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随着我国汇率机制的完善,外汇市场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有效的,但也必须认识到这种效率在长期是有限的。

货币供给量与外汇储备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外汇储备不会产生直接影响,致使我国货币政策在公开市场业务一定范围内是无效的,这也合理的解释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大量基础货币吸收外汇,结果却是给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注入了过多流动性的事实。

(二)对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在短期内,货币当局或政府机构可以通过货币供给量的调整来影响汇率,促进我国经济内外平衡和外汇市场的健康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将会失效,其结果不仅会提高通货膨胀的预期水平,同时也使宏观调控陷入困境。因此,应适度控制广义货币供给量,使其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增长水平;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应该最终由两国的价格水平、经济增长率和利率的差异来决定,减少人为的干预。

参考文献:

1.赵志君,陈增敬.大国模型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评估.经济研究,2009(3)

2.王晋斌,李南.中国汇率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9(4)

3.安辉,黄万阳.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基于中美和中日贸易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9(10)

4.吕剑.人民币均衡汇率错位对进出口的影响:基于协整理论和二元选择模型的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7(2)

5.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经济研究,2005(5)

作者简介:

货币供给量篇5

关键词:货币供给;经济增长;相关性

一、前言

自从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为完成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目标,政府必须要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调控。市场经济存在着特殊的发展规律,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经济波动时有出现。货币供给在经济增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以及实证方面研究作为经济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主要阐述了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内涵,并对国内外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的关系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最后提出怎样控制货币供给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以期为理论界与实业界提供借鉴。

二、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内涵

1.货币供给的内涵

货币供给就是一定时期内某一国家的货币供给主体向经济系统中投入货币、创造货币、扩张或者收缩货币的整个过程。

中国货币供给的内涵主要分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所谓动态的货币供给就是一定时期某国银行系统向经济中投入、创造、扩张或者收缩货币的整个过程。而静态的货币供给是说在一定时点上处于流通中的货币存量,即平时说的货币供给量。

2.经济增长的内涵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某一国家人均产出或者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经济增长率的大小是对国家或者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的体现,也是对国家或者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进行衡量的标志。

三、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对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有推动论、中性论和抑制论3种观点。曾令华发现我国名义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且实际经济增长率亦随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增加。说明货币供应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姚远发现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滞后性,长期内货币非中性,而经济增长并不对货币供应有影响。在经济增长中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经济增长的变化却并非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原因。米咏梅、王宪勇研究发现我国经济波动的根源是总供给的冲击,总供给冲击产能对出波动的90%进行解释。

增加货币供给会提高均衡时的资本存量,推动经济增长,但就长期而言,货币供给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有限的影响,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是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等非货币条件。杨柳和李力利用Calvo模型研究发现我国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货币非我国经济波动的根源。潘李剑研究货币供给与经济波动,短期看来,广义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会明显造成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然而长期来说二者不会影响经济波动。傅伟力持有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供给量不能对GDP的变动进行很好的解释。同时,还有研究认为中国实际货币供给量和实际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而实际货币增长率并非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所述,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目前尚无定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来看,货币供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今后发展中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货币政策应重视稳定物价,突出货币政策的主体地位,中国货币供给必须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从而推动中国利用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地调控与管理。

参考文献:

[1]曾令华:论我国M2对GDP的比例[J].金融研究,2001,6.

[2]张 奇: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EMC模型分析[J].中国社科研究生院学报,2006,1.

[3]姚 远:中国货币供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7,2.

[4]黄忠民 高 珂:中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1986-2007[J].中国经贸,2009,16.

[5]米咏梅 王宪勇:供给冲击、财政冲击、货币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SVAR方法的分析[J].2011,3.

[6]杨 柳 李 力:货币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1,5.

[7]潘李剑:货币供给、货币流通速度与经济波动[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12,1.

货币供给量篇6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货币供给量篇7

2008年美国房贷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中国政府于2008年10月开始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供给量迅猛增加。2010年年初开始,与生活较大关联的农产品价格比如蒜、姜、糖等接连涨价,到下半年各类生活资料价格接连攀升,直接推动CPI逐月升高,而在通胀压力下,很多著名学者指出货币超发是通胀背后的主因。但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否认货币超发一说,其理由是:一方面,高储蓄国家和低储蓄国家的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不一样,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因此M2占GDP比重高;另一方面,在间接融资占比高的情况下,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就高,美国是典型的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而中国间接融资比重大,因此拿中国的M2跟美国的比不太恰当。

那么,本轮通货膨胀到底是不是由货币超发引起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有很大研究意义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中国2008年10月至2010年11月的月度数据为基础,拟采用因果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等来分析中国M2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相关文献综述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始终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主义学派从交易方程式开始推导,在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为常数的条件下,超过GDP增长率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就是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认为,在短期内货币增加既可以引起物价上涨也可以引起产量增加,只是在长期内货币增加才全部反映在物价上涨上。这也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是非中性的,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

近几年来我国也有学者从货币主义的视角,运用计量经济分析,对我国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取得了不同的结果。

大多数学者发现货币供给确实对中国通货膨胀产生显著的影响。张国洪、曾永平(2005)用我国1980—2002年间的年度数据,在借用剑桥方程式建立了通货膨胀及紧缩与货币供应关系的理论模型后,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验证了我国超额货币供应是CPI物价指数的原因,而CPI物价指数作为超额货币供应的原因则被拒绝。朱慧明、张钰(2005)根据1994—2004年间的季度数据考察了货币供给量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与不同层次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姚远(2007)采用协整与方差分解的方法对中国货币供应、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应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长期内货币非中性,而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并不影响货币供应。程建华、黄德龙、杨晓光(2008)认为M1、M2均为CPI的Granger原因,M1和进出口还是领先于CPI变动的稳定的先行指标。贵斌威,甄苓(2008)通过构建一个“内生增长的CIA模型发现当货币供给速度变大时,通货膨胀将升高。庞如超(2008)借助货币需求理论公式建立了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对1991—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增长指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M0、M1及M2时滞一年的情况下,3个层次对应我国货币供应量是CPI物价指数变动的原因,而CPI作为货币供应量的原因则被拒绝。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显著。刘金全、陈广华、顾洪梅(2004)以1982年1月至2004年3月间M0和M1月度同比增长率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发现货币供给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刘霖、靳云汇(2005)利用1978—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没有发现在长期内货币供应增长率影响通货膨胀的证据,认为在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中,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货币流通速度逐年降低,大量的货币增量被经济消耗了。

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本文研究中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网上数据库,样本期为2008年10月至2010年11月的月度数据,货币供给取广义货币供给M2,并取对数,通货膨胀率(π)根据其月度累计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而得。

1、相关性检验

为了研究广义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先通过eviews分析工具对二者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其结果如表1所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性的相关关系,在5%水平显著。

2、平稳性检验

对于非稳定时间序列变量,其均值、方差及协方差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很难用这些已知的信息去建立模型来预测未来情形,对非稳定时间序列建立的回归很可能是一种伪回归。对于伪回归,可以增加解释变量、减少解释变量或进行差分来解决。因此,要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要明确变量是否是稳定的时间序列。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稳定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将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进行检验。对广义货币供给(lnM2)及通货膨胀率(π)进行ADF检验,两个变量原始数据ADF统计量均不显著,没有被拒绝,在一阶差分后,统计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两个变量都是单整I(1),即经过一阶差分后可以变为稳定的时间序列变量。而且,对广义货币供给(lnM2)及通货膨胀率(π)进行Johanson协整检验,在有截距和确定线性趋势的情况下,对残差进行1阶差分滞后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二者协整关系数为1。

3、因果检验

在经济分析中,尽管某些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它们未必都有意义,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一般采用因果检验法。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义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还对二者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可以看出,在滞后1期和2期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给(lnM2)是通货膨胀率(π)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而当滞后期为3期后,广义货币供给(lnM2)与通货膨胀率(π)互为Granger原因。这说明,广义货币供给的增加,在短期内就会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增加,而通货膨胀率的增加会引起人们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增加,也会引起广义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有一个时间滞后效应。

4、回归分析

根据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不仅货币供给量对通货膨胀有影响,而且,通货膨胀预期也会对通货膨胀有影响,因此,在分析时应当考虑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在这里,以前一期的通货膨胀作为通货膨胀预期,建立回归模型,可以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各参数估计量都非常显著,货币供给的增加确实能够导致通货膨胀的增加。但是货币供给仅能解释通货膨胀变化中的22.93%。

货币供给量篇8

关键词:乔顿模型 电子货币 货币供给 货币政策 影响

一、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挑战与困惑

电子货币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代替传统现金,是现代经济社会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替代物,代替现金或者活期存款充当着交易媒介,但其本质特征并没有完全脱离现金和活期存款。电子货币方便、快捷,加速了资金的流通,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减少了货币流通费用。电子货币为其发行者带来了巨大收益,为交易双方提供了方便和快捷,也对中央银行的职能和作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以及电子货币支付的安全性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电子货币对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替代效应,并且出现了取代传统货币的趋势。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替代并不只是形式上的替代。它不仅使货币供给结构发生了改变,还使货币层次之间的转化变得容易,各货币层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难以界定。这对根据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来划分货币层次的标准带来极大的挑战。

另外,电子货币的产生使狭义货币量和广义货币量难以统计,难以清晰划分货币层次,这势必给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带来诸多困难。例如:各种信用卡、借记卡以及活期存款的通存通兑,从形式上是居民个人的储蓄存款,从货币供应层次上应该归属于广义货币范畴,但其流动性可以同流通中的现金相比拟。电子货币的变现成本非常低,当人们需要交易性货币时,可以利用电子货币迅速变现的特点,在各种金融工具之间迅速实现转换。于是,原有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指标失去了意义,无法使用原有标准来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实际变化,也就无法准确分析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所适从。这对金融市场的分析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非常不利。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根据现代货币供给理论,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由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通货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构成。银行体系的各种存款正是通过银行准备金的多倍扩张创造出来的。若设: M表示货币供给;B表示基础货币;m表示货币乘数;C表示通货;D表示活期存款;R表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那么:M = C + D;B= C + R。

货币乘数:m = M /B= ( C + D) / ( C + R)=(C/D+1)/(C/D+R/D)

传统货币供给模型为:M = B·m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乔顿对这个模型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推导出比较复杂的货币乘数模型。在乔顿的分析中,货币只包括两项:公众手中持有的通货和私人活期存款,即狭义的货币定义M1 。乔顿货币乘数为:

m = ( 1 + K) / [K + rd + rt·t + e]

其中:k =C /D,k表示通货比例,C表示公众期望持有的通货;rd 代表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t= T /D ,T表示商业银行所吸收的定期存款,t表示定期存款比率即定期存款同活期存款之比;rt代表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e= E /D,其中E表示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e表示超额准备金比率。可以得出乔顿货币供给模型为:

M= B·m =B·( 1 + K) / [K + rd + rt·t + e]

根据乔顿的货币乘数模型, 货币乘数 m是行为参数k、rd 、rt 、t和 e的递减函数,即 m与 R、e、t 、k均呈负相关的关系。现在分析基于乔顿货币供给模型考虑电子货币因素后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一)电子货币对基础货币的影响

1.电子货币对通货的影响

根据乔顿货币供给模型,中央银行垄断着货币发行权,基础货币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从这个角度,货币供给是个内生变量。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使用,产生了电子货币。电子货币作为一种数字符号,可以满足人们对交易和投资的货币需求。电子货币的使用使得流通中通货数量减少,而当今几乎所有的电子货币都是由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者大企业发行的,电子货币的流通加剧了货币的竞争发行。电子货币替代了流通中的通货,致使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仅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从而打破了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地位。一定程度上,电子货币的发行脱离了中央银行的控制,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变强。从货币需求的角度考虑,电子货币的产生,减少了流通费用,降低了人们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需求,也就是说,电子货币的使用减少了人们对流通的通货的需求。

2.电子货币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影响

根据乔顿货币供给模型,法定存款准备金由活期存款准备金rd·D 和定期存款准备金rt·t·D组成。活期存款准备金率和定期存款准备金率由中央银行决定,属于外生变量。随着网络经济的兴起、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被打破。对于电子货币是否要提取一定比例的法定储备,争议很大。从全球看,大多数国家对于电子货币的余额还没有储备的要求。电子货币部分地替代了流通中的通货和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这使得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减少。 转贴于

3.电子货币对超额准备金的影响

超额准备金是商业银行持有的全部存款准备金中减去法定准备金的部分,是商业银行为了避免流动性不足带来的损失而没有放贷出去的资金。超额准备金可以是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也可以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超额准备金持有的数量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关系。根据乔顿货币供给模型可以知道,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受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行为影响,而市场利率, 融资的难易程度、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社会公众对资产组合偏好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数量。网络技术的使用降低了商业银行转换资产的成本,商业银行可以利用电子货币的流动性比较强的特点,满足特殊情况下出现的流动性不足问题。电子货币的使用和发展使社会公众的现金使用量减少,通货比率k降低,商业银行就会减少其所持有的超额准备金,那么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就会减少。根据乔顿货币供给模型可知,电子货币的产生使e呈现降低的趋势,e的减少必然会使商业银行贷款的规模减小, 从而减少其利息收入。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随着电子货币广泛应用,其对乔顿货币乘数模型各个因素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乔顿货币供给模型知道,货币乘数m是一个函数,它会随着通货比率k、法定存款储备金率rd 和 rt、超额准备金率e的变动而发生改变。本文只考虑,电子货币产生和使用后,假定一个因素发生变动所产生的相应变动。假设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电子货币的产生和使用会出现法定储备金减少的趋势。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减少会导致货币乘数增大,从而使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加。同理可知,电子货币产生和使用后,降低了人们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需求,也就是说会减少人们对流通中通货的需求。因此,通货比率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会导致货币乘数增大,从而使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加。同理,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电子货币对超额准备金的影响,使得超额准备金率呈现下降趋势,也会使货币乘数增大,使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大。

三、对电子货币发展的思考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电子货币的产生对货币层次的划分、对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因而,对于电子货币的流通,中央银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为了应对电子货币对货币层次划分的影响,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把电子货币也纳入货币总量的统计中,从而可以更加准确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其次,为了保障支付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应该对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资格进行限定。这样既可以保证支付系统的可靠,又可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发行主体如果为银行,应该选择那些具有健全的财务体制,信誉比较高的银行;发行主体如果为企业,应当选择那些资金实力雄厚和财务制度健全的大型企业。第三,为了应对电子货币对法定准备金的影响,中央银行应该强制要求电子货币的发行者按照所发行的电子货币提取一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还应该积极探讨将电子货币余额纳入存款保险体系种,维护电子货币使用者的信心。最后,为了应对电子货币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各国应该加强国际间货币政策的协调和沟通。中央银行在测定电子货币量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与有关国家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以免通过电子货币实现对货币政策的回避,出现资金外逃,产生金融动荡。应该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对电子货币的跨国界流通进行规范,如电子货币流动管理和报告制度、电子货币产品与系统资料及交换方式、相互影响说明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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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量篇9

货币政策是指由中央银行采取的,通过影响货币和其他金融条件来寻求实现持久的产出增长、高就业和物价稳定等广泛目标的行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则是指货币供给影响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和作用方式,离开这些环节和方式,货币政策工具就失去了作用的前提和依据。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及货币政策模式的选择是与对货币供给特性的认识和判断紧密相连的,货币供给的特性主要是指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是由商品流通及经济活动所内在决定及制约的内生变量;而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则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过程以外的其他因素(如货币当局)所额定制约的外在变量。当代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都是以外生货币供给为理论基础的。然而,自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产生以来,就一直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通过经验事实证实了相反的结论。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因处于非主流地位而略显微弱,但他们的观点与论据为我们拨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认知市场经济运行的真实面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对我们正确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制定货币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首先对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予以简要论述,以便为后面探讨内生货币供给视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一个理论平台。

一、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与外生货币供应理论的主要分歧

从货币理论史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上看,争论的焦点和根本分歧在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的客观关系上,争论的真正意义在于货币内生性供给的客观必然性而非必要性上。从必要性上讲,几乎所有的货币理论家都不否认货币供给有符合货币需求的必要性,并以此作为理想、合理状态,但内生论者不仅认为这种内生性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必然结果。反之,外生论者却否认内生货币供给的客观必然性。现代信用货币供给的内生特性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与主流经济学派的货币争论中得以深入研究和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静态均衡理论。作为这种理论核心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从其本质上讲是一个交换经济模型。这一模型抽象掉了生产过程,从而也抽象掉了生产过程所体现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建立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之上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派的一条共同的主线就是货币至少在长期是“中性的”。也就是说,相对价格,收入和产出与在长期货币数量是无关的。同时,价格的总水平是由货币数量所唯一决定的。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完全是货币数量变动的结果。但是货币数量的变动本身却不是由金融因素作用所内生决定的,而是由金融市场外的一些力量所外生决定的。这包括作为商品货币的贵金属的发掘与流通;或者在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是由政府或货币当局(中央银行)发行所创造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在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提出批评的同时,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货币如果真的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摆脱“面纱”命运,成为“强大的工具”,那么它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而必须进入生产领域,与人类的劳动和物质财富的创造相结合。这就意味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这是使货币与生产相结合,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联系的基础,这也是我们理解货币内生特性的关键。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是深刻而本质的。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在流通之外取得了一个“独立”的“存在”,马克思把他称之为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货币作为“货币”。从内容上看,它是“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是“社会财富的一般概括”这就为货币向资本转化,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打下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对资本所做的首要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并在流通中保存自己,也就是说,货币不应再仅作为流通手段,而是应该成为“进入流通并同时从流通返回到自身的货币”,这是“货币借以扬弃自身韵最后形式。……同时也是资本的最初的概念和最初的表现形式”。这就建立了资本与货币的内在联系。而财富取得了货币的形式,就使得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这一目的的实现只能通过劳动的消费来实现,而劳动的消费就是生产过程,这样,我们就从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流通出发,通过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走到了生产领域,在货币与生产之间建立了内在的联系。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就使得货币本身“作为可能的资本……变成了商品”,在“商品或货币的形式上被购买”。当然,货币资本的这种商品性及其买卖形式,与普通商品有所不同,它是“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贷出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是资本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后,货币内涵及外延的深化和发展。而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则在银行上获得了统一,银行成了专门经营货币存款的特殊机构,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人身份出现,把借贷货币资本集中在自己手中,作为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与职能资本家对立。由于它们为整个实业界贷款,也就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对立。于是,银行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也代表借入者的集中,成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轴心。银行信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具有存款创造功能。马克思指出,银行作为货币资本的集中者,其资本是由公众的存款转化的,而“存款只是公众给予银行家的贷款的特别名称。”实际上,除了少量的银行准备金之外,银行的大部分存款要么由存款人互相提供的贷款而抵消,仅仅作为帐面项目起作用,要么就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它们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是通过贴现、贷款流到企业、通过购买公债流到政府,或者通过有价证券的买卖流到私人及证券交易人手中,也就是说,银行资本的最大部分是虚拟的,是由债权、国家证券和股票构成的,是“银行家向国家、股份公司生产资本家索取未来收入的凭证”。虽然存款可能已被银行贷出或变成了虚拟资本,但存款者的货币提取权却并未消失,人们既可以通过银行转帐又可以通过现金支付把它当作实际的货币来使用。因此,银行具备创造货币,扩大货币流通总量的功能,“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当流通中的货币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时,“存款却有2700万镑”就不令人奇怪了。而且,“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货币的数量最终取决于生产和流通过程对货币的需求。总之,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将货币问题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来研究,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信用货币的本质及其内生创造过程,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上达到了理论与逻辑的统一。而同样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却经历了漫长的认识及理解过程。

熊彼特在回顾西方货币理论发展时,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在信用货币创造问题上的认识是极其狭隘的:他们脱不开实物分析的束缚,只是把银行理解为闲散货币和货币使用者的中介人,把真正的放款者理解为公众,从而认为信用在本质上与银行无关,银行只是使现有的流动资金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会增加它的总额。指出其错误根源后,熊彼特认为,银行虽然在形式上不创造法偿货币,但从放弃货币使用权这一意义上说,存款者并没有因为把钱存入银行而向贷款者借出任何东西,他们通过支票或银行转帐仍在花钱,存款从法律上说不过是索要法偿货币的权力,但经过银行的信贷行为却能在很广的范围内象法偿货币一样使用。所以从实质意义上说,银行的行为几乎等于创造了法偿货币,并通过“非正常信贷”与货币资本的形成联系起来。这对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信用创造”理论,不仅承认了“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清楚地“显示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储蓄投资机制和银行在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实实在在分析上的进步。”而要“经济学家们”理解这一点,却很困难,“即便是现在,该学说的某些最重要方面也不能说得到了完全的理解”。尤其是凯恩斯在其给西方经济学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采用了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之后,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更是一度消沉下来。

直到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货币体系之运转”的引起争论的报告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该报告对以新古典综合派思想为指导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严重疑问。其总的结论是,货币供给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所谓“拉德克利夫流动性命题”。报告认为,“同支出有关的是整个流动性状况,而不仅仅是货币供给。因为购买商品和劳动的支出决策——决定需求水平的决策二—是由支出者和不同金融集团的流动性决定的。”影响一般流动性的因素不仅包括收入、可转换资产和支出者的借贷能力,而且包括原意按一定条件为人们的支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的经营方式、情绪和资金来源。因此,按照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观点,货币政策强调的重点不应放在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上,而应放在“其行为似乎可以对经济中的流动性的大小造成重要影响的所有金融机构集团上”。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实际主张的是,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因而它是不受货币当局控制的。

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观点为金融中介机构职能理论的代表格利、肖与耶鲁学派的代表托宾所继承。他们针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从反面提出材料,力图证明货币当局等外生力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主要是独立于外在控制的经济过程内部活动的结果。格利和肖强调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之所以认为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因为他们为货币仅仅是交易和支付工具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实际上,货币并非只是作为支付和交易工具而是作为一种金融资产而被排他地需求着。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比商业银行发展得更快的非货币金融媒介的增长,“货币机构与非货币的中介机构……都创造金融债权,他们都可以根据持有的某类资产而创造出成倍的特定负债。……它们都能创造可贷资金,引起超额货币量,并产生大于事先储蓄的超额事先投资”。也就是说,这一间接金融过程不仅增加了可贷资金的供给,而且也扩张了经济中流动资产的量,而这种非货币金融是在货币当局控制之外的。正因于此,使得原有的货币金融政策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量已显著削弱。耶鲁学派资产选择理论的代表托宾基本上也按同一思路提出了他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托宾指出,对于公众来说,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实质上的界限。在现代复杂多样化的金融世界中,公众可选择的资产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和具有替代性。商业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大众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又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这样,货币供给量就决非中央银行及其政策所能完全控制的。

近些年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项主要理论贡献就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探讨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研究推向深化。然而,对于货币供给是如何内生决定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被迫满足他们的需求,否则这将影响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活力。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或通过再贴现窗口来满足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要求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数量控制。我们对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其代表人物有温特劳布、卡尔多和莫尔等人。拉沃伊(Lavoie)总结了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观点:“在平时,商业银行准备提供所有的贷款,中央银行准备提供所有的准备或在现有的利率水平上提供所需的差额……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创造准备。货币供给在中央银行或银行系统给定的固定利率上是内生的。它可以用一条给定利率上的水平的直线来表示。”因此,货币供给为需求所决定。中央银行只能控制利率而无法控制货币量。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当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它们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如从联邦基金、欧洲货币市场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处获得。我们对此称之为“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明斯基、罗西斯和埃尔利等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一大特征就是把资金从活期存款吸引至联邦基金、欧洲货币市场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短期货币市场融资工具。这些工具的准备金要求与活期存款相比要小得多,甚至为零。这样,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有效控制准备金的绝对水平,但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既定数额的准备金就可以支撑更多数额的负债管理型储蓄,而更多的储蓄也就可以支撑银行对经济活动的更多信贷。资产负债管理的另一特征是在给定的金融结构中,它会对利息率产生向上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负债管理中更高的利息成本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一方带来的影响。如果商业银行想继续保持它的利息(利润)水平,这种高成本就会传导给借贷者。当然,商业银行也可以创新出新的金融工具来减少高利息成本对借贷利息率的压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适应性内生货币理论观点相反,利息率的决定并不是由中央银行产生并控制的一个单向过程,而是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金融市场的各经济主体包括中央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企业和公众等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通过行为互动和理性选择而共同决定的。这样,在利率——货币供给二维空间上,货币供给曲线就是正向倾斜的,货币供给的数量和价格反应了需求和供给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最近的实证分析证明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在发达国家更具有效性。

二、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虽然货币供给内生论者因分析的角度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者一些分歧,但他们共同的观点是:货币供给量不是由政府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所决定和控制外生变量,而是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共同决定而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这源于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的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上的一种实物交换经济,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基础之上的“货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资本家(投资者)为赚取利润而进行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货币就是投资和生产得以实现和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为避免生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收益的风险,要素所有者在向资本家提供生产要素时,都要求资本家以货币这种为社会所公认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作为预先支付(在国民收入统计核算体系中,这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可视之为货币流量)。而资本家为获得这笔预先支付,可以同银行签订债务契约,以资产(可视之为货币存量)抵押的方式从银行得到这笔借款,并承诺用投资的未来收益来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而银行则通过“信用创造”,为企业提供这笔贷款。因此,货币不仅仅是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更重要的是货币是作为一种债务契约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货币供给和债务,和生产过程就紧密联系起来。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最扼要的解释。这一理论自然而重要的推论就是利息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1.利率在内生货币供给体系中的作用。

在货币与利率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是以外生货币供给变动如何影响利率水平作为研究的内容,认为在货币供给和利率的关系中,外生货币供给是自变量,而利率则是随之而变动的因变量。而如果不再将货币看成外生变量,而是视作内生变量时,利率变动就可以通过对贷款人和借款人就货币供求的态度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货币供求变化而使金融出现紧缩或膨胀,这样,利率变动对经济也就具有调节作用。尤其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中,货币供给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中介机构,贷款创造了存款。这一观点也为前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艾兰·霍尔迈斯(A1an Holmes)所证实,“在现实世界中,银行扩充信贷,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存款,然后再寻求准备。”如上所述,金融中介机构(贷款人)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来寻求其准备的。而市场利率就是其寻求准备的成本,利率的变动会直接影响贷款人的资产负债结构,通过贷款人对贷款决策的调整而影响社会信用利用的可能性。因此,在金融创新造成货币供给内生特性愈发彰显的情况下,虽然中央银行已经失去了对流动性的完全控制能力,传统的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从此以后就毫无作为了。实际上,即使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政策也是重要的,只不过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正如雷(Wray)所指出的,“即使商业银行的预期与借款者的预期同方向变动,商业银行也不能完全适应性地满足信贷需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教科书存款乘数或传统的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的观点。但是,中央银行能够使商业银行难于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而中央银行使商业银行难于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就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过对中央银行利率体系的调控来影响金融机构和企业、个人的资产负债选择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以及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而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2.中央银行利率目标选择及传导机制。

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一般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中央银行决定的基准利率,以及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备付金利率等构成。如前所述,由于金融创新使再融资的主动权不在中央银行手中,所以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通称再融资利率)的变动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更关注的是其告示效应。,即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信号,其变动可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而对市场利率产生影响,因此受到市场的普遍关注。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备付金率曾是中央银行利率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金融体系的开放和发展,货币当局要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来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其重要性已大大降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如美国、加拿大、瑞士、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都降低或取消了法定准备金率,零准备金率正成为一种趋势。

中央银行通常依赖于基准利率来调控货币市场的利率。这是因为基准利率可以直接影响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并通过资金的流动而使货币市场的利率结构趋于合理。作为中介目标的利率一般指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货币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市场,由各子市场,如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短期债券市场等组成。利率作为市场价格,它将信号准确地传达给货币市场的参与者,并以各种短期金融工具为载体,通过市场参与者的买卖而将各子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利率是维系各子市场有序运作的纽带。当然,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体系合理、健全与否关系到货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是否能够稳定发展,建立一个合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前提和目标。

总之,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内生货币供给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货币供给量向货币市场利率转化,而货币政策工具也由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直接调控工具向公开市场操作转化。与外生货币供给下的公开市场操作不同,其目的不是直接调控货币供给量,而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市场利率而影响金融机构和企业、个人的资产负债选择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以及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从而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最终达到货币政策目标。

从实践中看,美国在整个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又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时期,这被人们称之为“新经济”现象。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经济现象是与美联储宏观调控有着密切关系的,尤其表现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也就是由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转移到对利率的调节,并逐渐形成以微调为特色的利率政策。这显示了建立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基础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3.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一般认为,在我国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由于“倒逼机制”和体制外“灰色金融”的存在,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我国货币供给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内生性。

(1)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按照我国货币层次定义,广义货币M2由流通中的货币C和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D构成,即M2=C+D.基础货币B=C+R+Re+NR,其中R是法定准备金,Re是超额准备金(1988年3月之前为备付金),NR是非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若记c=C/D为现金流通比率,r和 re分别为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则(r+re)×D=R+Re,nr=NR/D为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m=M2/B为货币乘数。于是:

m=M2/B=C+D/C+R+Re+NR=1+c/c+r+re+nr可见,影响我国货币乘数的直接因素有现金流通比率c、法定准备金率r、超额准备金率re和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nr,而且货币乘数与这四个因素都是负相关的。但从1988年至1998年3月,法定准备金率维持在13%不变,可视为常数。nr的值较小,而且变化平稳,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金流通比率c按下面的公式分解:c=C/D;C/E.E/Y.Y/D,其中E为消费支出,Y为国民收入,C/E为现金消费比率,E/Y为平均消费倾向,Y/D为存款货币的周转速度。随着金融机构的技术和服务的创新(信用卡、支票帐户等)的发展和深入,C/E可望不断下降;平均消费倾向E/Y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储蓄倾向的上升也在不断下降;存款货币的周转速度Y/D与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效益有关,金融效率的提高,将使货币的周转速度下降。因此,从总体来说,我国现金流通比率的长期趋势是下降的,而我国的货币乘数m却由 1993年的1.45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可见,c值与货币乘数的负相关关系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c值的变化对货币乘数影响很小。这样,在我国现阶段影响m的因素主要是超额准备金率。

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其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而这也就产生了流动性成本,即因持有低收益的超额准备金而无法进行高效益贷款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因此,超额准备金水平主要取决于贷款利率的高低。在经济高涨时,投资需求增加导致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必然造成贷款利率提高,而贷款利率的提高将增加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银行会减少超额准备金,降低超额准备金率,由此提高了货币乘数。而在经济衰退期则产生相反的效应。因此,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是呈典型负相关关系的,货币乘数的变动就与经济波动保持一致,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性特征。对我国货币乘数变化的考察证实丁这一点。我国的超额准备金率由1993年的5%左右一直上升到1996年以后的9%一11%,翻了一番,而货币乘数也由1993年的1.45一直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

(2)基础货币供给成为内生变量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

首先从再贷款渠道来看,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财政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投资饥渴症的刺激下,必然转化为银行信贷的软约束,从而形成“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式的“倒逼机制”,导致信贷规模失控。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基本告别短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下,企业亏损面增大,市场投资获利机会少,企业投资意愿不够,信贷需求萎缩,而银行也在风险约束下出现“惜贷”行为。这造成从1996年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再贷款余额从14088亿元下降至11520亿元,而且出现提前归还再贷款的情况。这显然与央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治理通货紧缩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以上分析表明企业信贷需求的顺周期特性决定了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伸缩,央行的再贷款具有典型的内生性。

其次,再贴现也具有内生货币的典型特征。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信用体制不健全,商业票据尚未普及,票据贴现市场远未发育成熟,使得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缓慢。2000年,央行再贴现贷款仅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3.5%。而即使再贴现业务形成规模,也难以成为央行调控货币供给的有力工具。因为再贴现同再贷款一样,其主动权是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的,这一点已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再次,中央银行并不具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绝对主动权。这主要是因为适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而中央银行本身债券也不足,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只能做投放短期资金的单向操作,灵活性受到束缚。据统计,1999年底,央行资产负债表列明的各种债券仅为118.9亿元,仅相当于其总资产的0.34%。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而不愿出售,这些都使得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从而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调控基础货币的主动性受到很大限制。

最后,外汇占款的形成在目前体制中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具有很强的被动性,经济高涨,国际收支顺差时,央行为保持汇率稳定,保证银行结售汇制度正常运行,必须抛出本币,增加外汇占款。如1994—1997年,外汇储备大增,中央银行资产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 3070.62亿元,外汇占款也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主要渠道,1995年,外汇占款增量与央行资产运用增量之比高达75.2%,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央行试图控制基础货币投放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关键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人民币不贬值使我国出口增长下降,外汇收入减少导致外汇占款增速缓慢,2000年外汇占款增加753亿元,占全年央行资产运用增加额的26.1%。这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货币数量成为依赖于外汇市场状况的内生变量。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目标下,外汇占款不是中央银行可以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

货币供给量篇10

开放金融市场,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结构会发生如下变化:第一,现存的银行信用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将转换为间接融资与市场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第二,金融资产将大大丰富起来,单一的银行资产将由银行资产、政府资产、企业资产、保险资产、信托资产等多种多样的金融资产所代替:债券、股票、商业票据等将成为现金和存款通货之外的又一种流通一上具,第三,传统的资金地区割据、部门封锁、纵向归流的状态将被打破,而形成与一定经济区域相适应的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的资金纵横流动的金融网络中心,第四,我国货币信用关系的深化,将促使人们观念的更新,树立起资产效应观念、生息盈利观念,从而增强对金融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度,第五,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将冲击目前的利率水平和结构,利率的僵化性和不合理性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总是受一定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影响的,因此,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上述金融结构的变化,无疑也会给我国的货币流通带来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流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对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流通的结构三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对货币量的单方面影响或是扩张或是收缩。

(一)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由现金和存款两部分构成。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区分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和潜在的货币两层。所谓现卖流通中的货市是指经常处子商品和劳务市场上为其服务,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潜在的货币.则是指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处于价值储藏职能执行形态的货币。货币供给一般就是指这两种货币形态之和。为了以后叙述方便,我们用公式来表达:假如用Ms表示货币‘总供给,M:S表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Z。表示潜在的货币,则:Ms=M25+M:s

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供给带来什么样和什么程度的影响,又可分下而三种形况进行分析:

1.如果流向金融市场的资金不是直接来自于银行的货币发行(包括现金货币发行和存款货币信用创造),则货币供给量M。不变,但货币供给层次结构、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货币供给所形成的现实购买力总量会发生变化。

(l)供给层次结构效应这是指金融市场开放引起的货币供给总量中M:。增加M、M:s减少M:s的变化,以致原有结构M;s,M:S变为。这种结构变化程度可以用dms来衡量:

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是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到该变化的出现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由于金融资产、投资场所的提供,人们的资产效益,利息意识加强。使得他们产生了货币资产价值下降,金融资产价值上升的意识,从而,改过去用货币形态来实现价值储藏的习惯为用多种金融资产来实现的新方式。

(2)测算速度效应是指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的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正反两种影响,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一般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用GNP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则货币周转速度Vo可以这样倒推:

v。是包括M、。,MZ。在内的周转速度,可称之为真实周转速度,而现实流通中货币的周转速度为名义的周转速度。即

我们国家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是指真实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开发,真正对商品市场发挥影响的是名义的货币流通速度,即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和由潜在货币转化为现实流通中部分的货币增量才M,s的货币周转速度。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有正反两个方而的影响。一首先,是导致名义周转速度放慢,实际上,这只是货币供给层次效应的一种表现。即由于潜在的货币一部分转化化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使得其流通速度公式中的分母变大,从而,名义货币周转速度放慢。

v:为负,表示速度放慢。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开放,又产生了导致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加快的因素。因为,在金融市场机制下,金融信用活动活跃,生息偏好增大,人们将尽可能缩短手持货币收人的时间,而将货币尽快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为了本身效益,同样将尽力减少闲置资金数量和滞留时间。货币的平均手持时间缩短。周转速度加快。因此,名义的货币速度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究竟是加快还是放慢应根据这两种因素综合考虑。但是,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真实货币速度,一般而言应呈加快的趋势。

(3)购买力流量效应这是金融市场开放后给货币供给形成的购买力总量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受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及其周转速度的制约。设货币总需求为:

D==Mls.VI

那么购买力流量的效应程度可以用dD表示:

2.前面讨论的是假定货币总供给M。不变。实质上,货币总供给Ms在金融市场开放后也会发生变化。同业拆放市场的开放,提高了专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相对引起货币总供给增加。因为,一方面,同业拆放市场使各行之间的资金余缺得到迅速调剂,从而提高了资金的周转运用效率,使各专业银行对信用扩张更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周转运用效率提高,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一般转存款(即超额储备)将减少而变成存款货币扩张的法定准备金。一般转存款的减少,由于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使得各专业银行的货币扩张能力相应增加。这是因为,货币供给的一般扩张模式是M。=mxB,其中B是基础货币,m是扩张乘数:其中r工、r:是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占存款货币D的比率,K现金货币与D之比,从乘数公式可见,在其它变量一定时,m与rZ成反比变化。即超额储备率rZ越高,乘数m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金融市场开放后,rZ将减少,从而m将增大。而在货币总供给M。mxB中,尽管基础货币仍不变,由于乘数m的增大,货币供给也就呈上升趋势升的程度由rZ下降的程度而决定。

影响货币总供给的另一个因素是“替代货币”的出现,即是指部分债券、票据的流通转让,将发挥类似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这在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增加了货币供给量。

(二)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开放也给货币需求带来影响,具体表现在:

1.金融资产型货币需求增加。这种需求又可分为交易型需求和投机型需求。

(1)交易型需求金融市场中的二级市场形成后,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成为直接的买卖对象,并象商品一样有自已的价格。这样,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就必然要吸收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量与二级市场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的增大,服务于金融资产的货币就要增加。假如原来的商品流通规模为Q;,增加的蠢融资产交易规模为Q:,则过去的货币需求为:

(2)投机型需求这部分需求即是二级市场土的投机者的投机堆备金。二级市场开放之后,由于价格的变动,投机不可避免。一些人将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货币以准备时机一到就及时买进证券,这种货币需求量要超过正常的需求,它的变动与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幅度成正比,与金融资产的收益成反比,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一般用利率来衡量,所以,投机型货币需求又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当价格波动幅度越大越频繁时,投机型货币需求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当资产收益率越高时,更多的手持货币将被放弃转而购买资产;反之就越少。

2.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金融市场的开放,导致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可从短期与长期进行分析:

从饭期来看,在物资商品市场上,生产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增加,生活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因为,企业长期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市场的开放、打破了企业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短缺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利率的诱发作用,潜在货币的转化,替代货币的增加,使得企业对货币需求现实增加,生产资料市场扩大。另方面,由于消费水平的相对稳定,金融市场的开放,对消费资料市场无甚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生产资料市场扩大的结果是企业的生产得到了发展,商品市场得到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与生活资料市场共同扩大。

(三)对货币流通结构的影响

货币的流通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这里强调的是货币投向结构和货币种类结构两种。

1.对货币投向结构的影响。货币投向结构是指货币投向不同的对象所形成的购买力需求层次。由于货币可形成多种购买力从而可划分为不同程度的多层次,我们在此仅区别其中的两种。即投向生产资料的货币层和投向消费资料的货币层。金融市场的开放,将打破这两个层次的现有比例,即生产资料货币层增加,而消费资料货币层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