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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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正 文】

一

关于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认识论背景，国内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比较强调从莱布尼兹、沃尔夫到鲍姆加登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注：见邵大箴，《温克尔曼及其美学思想》，载《希腊人的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5—6。） 但是，西方研究温克尔曼的专家阿历克斯·波茨(Alex Potts)则认为，温克尔曼关于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并不像是歌德、施莱格尔和黑格尔那样的德国唯心论者或浪漫主义者，倒是更接近于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 24. ）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必要继续作一番研讨。

我们都知道，尽管温克尔曼在1738年进入曾是沃尔夫的讲坛所在地的哈雷大学学习神学，而且他还听过沃尔夫的学生、美学的创始人鲍姆加登的课，（注：鲍姆加登于1737—1740年间在哈雷大学任教。） 但是他对鲍氏的哲学很是不以为然。（注：见[德]西海·贝格瑙，《论德国古典美学》，张玉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6。） 通观温克尔曼的著作，我们也会发现，尽管温克尔曼是在德国的学术中心哈雷大学接受了正规的神学教育，他也熟知莱布尼兹、沃尔夫一派的哲学理论，但是温克尔曼的著作中并体现不出德国哲学家擅长的形而上思考的特点。显然，从温克尔曼对待鲍姆加登的态度来说，他可能在他的著作中有意避免给人以鲍姆加登式的印象。然而，德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对于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形成所具有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却是不能因为作者的主观姿态而否定掉的。温克尔曼史学思想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作为体系的艺术史、自由与艺术的繁荣、关于理想的美——事实上都与他之前的理性主义者的哲学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温克尔曼把艺术史作为一个“体系”去进行思考首先就得益于他在德国所接受的哲学训练，这种探索体系形式的理论训练先是由莱布尼兹灌输到了德国哲学中，继而在沃尔夫那里得到了强调，最终影响到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而英、法的哲学在笛卡尔之后对于庞大哲学体系的建构则基本上持着一种排斥的态度。（注：关于德国哲学在体系思维上的训练及其与英、法哲学的区别的论述参见[德]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326—327。） 正是因为温克尔曼接受了这样一种训练，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不是已经在研究上走在前面的英法古物研究专家，而是德国人温克尔曼发明了现代的、综合的艺术史学科。在讨论自由与艺术繁荣之间的关系时，温克尔曼把“自由”这一基本的原则当作一个对于艺术之繁荣来说必须事先存在的理由，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美”的问题上，温克尔曼根据他对希腊艺术的研究勾画了一个理想的美——“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正是因为它的高高在上、超凡绝伦，因此一些学者把温克尔曼称作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注：“美”的性质在温克尔曼思想的研究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学者意见不一。克罗齐、韦勒克、贡布里希、朱光潜都把温克尔曼看作是新柏拉图主义者，而文杜里则对此予以否认，黑格尔也把温克尔曼归为从经验的角度研究美的学者之列。相关论述见：[意]贝内戴托·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袁华清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105；见[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凯身、杨自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页199；Gombrish， Ernst， Ideas of Progress and Their Impact on Art， Ⅰ. From Classicism to Primitivism; Ⅱ. From Romanticism to Modernism. New York， Cooper Union( The Mary Duck Biddle Lectures) ， 197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页118，鉴于朱光潜受克罗齐影响之深，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一看法来自于克罗齐；[意]L. 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迟轲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页126；[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19。本文同意文杜里和黑格尔的见解。） 然而，无论说温克尔曼的美是来自于夏夫兹伯里这个赞成理性主义的英国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还是说它来自于莱布尼兹对于“美”的理解，在我看来都只是看到了温克尔曼关于美的论述的一些表面的问题。恰恰是温克尔曼的这两位前辈在模仿普罗提诺，而温克尔曼则是通过分析、归纳和总结，使理想的美从具体的材料中生发了出来，也就是说，他把理性主义者的论述用经验主义的方式颠倒过来了。

对于温克尔曼来说，经验主义的影响确乎更大。经验主义在当时整个德国的文艺理论界也是占优势的。18世纪初的德国思想对于温克尔曼的确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当时的德国学术比起英、法两国的学术来说实在是太薄弱了。（注：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一般状况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页279—282。） 对于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来说，更多的影响来自于英、法。当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进行“古今之争”的时候，德国人考虑的问题却不是古今的优劣，而是他们的文艺是应该借鉴法国还是英国，足见当时的德国知识界在其文化上的不自信。以高特雪特委代表的莱比锡派与以波特玛和布莱丁格为代表的屈黎西派之争，本质上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在德国的延续，其结果则是以经验主义的胜利告终。（注：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页282—286；以及[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页211—281。） 法国的启蒙思想对于德国的启蒙运动当然是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注：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思想家当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收，这与其注重形而上思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参见[英]柏林，《休谟和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载《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页193—224。） 而在哲学史上，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事实上也更多地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根据罗素的分析，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除了英国优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吸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牛顿对于宇宙演化的解释超越了笛卡尔使得人心偏向了洛克，洛克哲学在英法的胜利主要应该归功于牛顿的威望，而把英国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传到法国去的主要人物正是伏尔泰。（注：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页175。）

1726—1729年，伏尔泰流亡英国三年，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曾写道：“尤其在哲学方面，英国人是其他民族的导师。”（注：见[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496。） 在自然科学方面，伏尔泰成为牛顿的信徒；在历史学的领域，他则创立了一种以《风俗论》(1756)为代表的新的方法论方案，也就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卡西勒指出，这种方案就是不让历史写作单纯的依赖哲学或者神学的建构力量，而是试图直接从生动丰富的历史细节中引出新的哲学问题。（注：见[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195。） 伏尔泰的兴趣不在于事件的前后相继，而在于文明的进步和它的诸因素内在的关系。伏尔泰抱怨历史知识较之自然知识而言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历史也应当能够类似于牛顿的科学，能把事实还原为定律。他打破了以前的历史以《圣经》作为基本的叙述结构的局面，而是要模仿牛顿的力学从最基本的历史材料出发建构新的历史模型。这个历史模型把人类的历史从神学的救赎史拉回到了世俗的世界，试图通过对人生活的环境气候、民族、风俗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考察勾画一个世俗的人类文明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洛维特把从鲍胥埃的《世界通史》(1681)到《风俗论》的转变称作是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精神史上危机的标志。（注：见[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121。） 卡西勒对伏尔泰历史编纂观作了精到的分析，他认为伏尔泰并不否认理性作为一种人类先天的禀赋的存在，他的做法是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模型使得理性能够在经验中显现、并能为自身所理解，也就是说在伏尔泰那里唯有分析的、经验的历史才能够充分地展现理性的发展。（注：[德]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页213—214。） 而伏尔泰是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前导，熟悉伏尔泰的温克尔曼显然受到了前者的启发。事实上，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也表现出了与伏尔泰的历史逻辑相似的一面，尽管他深受德国理性主义哲学训练，却也用一种经验的方式去进行艺术史研究。

二

前述的认识论背景对于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构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艺术史》绪言中，温克尔曼说：

“我所着手写作的古代艺术史不仅仅是一部重要事件的编年史，也不仅仅是要说明在那些年代里发生了些什么变化。我是在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历史’这个词，这种意义就是它在希腊语中所具有的含义；而且我的目的是试图提出一种体系。在第一部分中——关于古代国家之艺术的论述——涉及到每个单独国家的艺术时我已经力图实施这个构想，这一点在论述希腊艺术时尤为显著。……”（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p. 107. ）

这一段话的重要性在于，温克尔曼提出了他的艺术史不是一部罗列事件的编年史，而是“提出一种体系”。把艺术史作为一种体系去研究，也就是说要用一种体系性的思维去构架艺术史写作的结构，这无疑是温克尔曼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体系”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涉及到图像、风格、文献材料的考据等一般的艺术史方法，它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西方现代哲学史上，从莱布尼兹开始，德国的古典哲学大家们多倾其一生，努力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像康德、谢林、黑格尔这样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也被称作“体系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对谢林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论述的相关研究中曾用相当的篇幅讨论过“体系”的概念及其历史，特别是“体系”在近代的形成史。我认为，这一渊博而又深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是很有帮助的，这一论述不只对谢林有效，因为体系的观念是近代哲学思维逻辑的一个基本的“语境”，所以我想首先简要地引述一下海德格尔的研究。（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40-65。）

海德格尔首先考察了何谓“体系”？“体系”来自于希腊语συνιστημι，意为“我来安排”，他有两个意义的指向：其一是内在的、给事情提供其根据与支点的结构；其二是外在的随意的堆积框架。后来“体系”这个词逐渐被使用于认识领域，由于其本来所具有的两种意义指向，从而使得人们一方面创造真正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也把一些随感堆砌起来，以“体系”的名义招摇。海德格尔简要地考察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他认为，西方哲学的开端，也就是古希腊，如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并不“具有”哲学“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在中世纪，像托马斯阿奎那的著名的《神学大全》也不算是体系，其概念十分的混乱，就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不及，更不用说是和像黑格尔、谢林那样的真正的体系相比，因而中世纪的各种神学“大全”不算“体系”，而是神学的教科书。接着，海德格尔对于“体系”的概念进行了集中的论述，他反对把“体系”当成是对现有的教学材料进行的划分排列，指出：“体系一般地首先并非是、也并非仅仅是给现有知识材料以一种次序，以期适当传达知识，反之体系是可知东西本身的内在安排，是给其以论证性的形态和展示，更真切地说，体系是对存在东西在其存在性内结构与衔合的合知识性的安排。”（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45。） 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的“体系”是在近代，也就是17、18世纪形成的，因为直到近代“体系”才具备了其形成所必需的条件，其中首要的就是数学的理性体系在人类思维中占据优势统治地位。在进行了以上论述之后，海德格尔指出，在从17—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变迁的过程中，“体系”是“整个哲学的主导词语”。（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55。）

从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抽出一条最为核心的理念，即“体系”必须是某种理论内在的结构秩序。然而，海德格尔的论述是着重于德国的唯心论哲学传统。前文中，我强调了温克尔曼与经验主义的关系，那么，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接近海德格尔所谓“体系”概念的实质，而与温克尔曼的联系又更为直接的论述呢？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提示，其中对“体系”一词有专门的词条解释，解释者正是那位伟大的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伏尔泰说，“所谓体系，无非是一种艺术或科学中的不同因素按照一定秩序的组合，这种秩序使他们彼此相互依存；从其原始因素可以导致并说明其最终因素。那些用以解释其他因素的，称为原则，而原则的数量愈少，体系就愈完善，最好是减少到只有一个原则……在所有的体系中也只有一个首要的原则，而构成体系的各个因素都依存于它。”（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梁从诫译自[美]斯·坚吉尔的英译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页349—350。） 伏尔泰认为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有三类原则，他们形成了三个类型的体系：第一类原则是一般的或抽象的原理，涉及此种原则的体系被称为“抽象体系”；第二类原则是一些假设，以此作为基础的体系称为假说；第三类原则是由事实所构成的，这些事实，是在实验中收集到并经过考察和鉴别的。伏尔泰认为“真正的体系是在最后一类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它们才有资格被称之为体系。”（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页350。） 而且，真正的体系要以事实为基础，它要求有大量的观察，以使人有可能掌握各种想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伏尔泰坚信“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或艺术是根本不能建立任何体系的。”（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页353。）

伏尔泰的解释使我们意识到，“体系”的问题在17、18世纪是欧洲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阿历克斯·波茨说：“为了认知人类文化和社会某些关键层面的经验的多样性而精心构建一个体系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中心课题。”（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 33.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温克尔曼与孟德斯鸠和卢梭相联系。的确，有许多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体系”，但是这些“体系”的概念和取向都是有区别的，并不像阿历克斯·波茨说得那么简单。从伏尔泰对于“体系”的解释看，“体系”的概念以及人们对于体系思维的认识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因而不能用一种笼统的趋势概括它在当时的发展和影响。卡西勒曾指出，当时的英、法正流行着一股反体系的潮流，对温克尔曼具有重要影响的夏夫兹伯里甚至说“体系是把人变成傻瓜的办法”。（注：转引自[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327。） 孔迪亚克在1759年发表了《论体系》一书，他强烈地主张在物理学中消灭“体系癖”，而17世纪那些伟大的形而上学大厦正是从这种“体系癖”中产生的。孔迪亚克反对任何基于表面的“物性”的一般的、任意的解释，而是主张必须直接对现象进行观察，通过对现象的经验性质的联系作出清楚的规定。接着，把牛顿奉为经典的伏尔泰也用这种理想向笛卡尔的物理学发难。（注：转引自[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51。） 伏尔泰在解释“体系”的词条时，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反对以前的理性主义者主要通过演绎的方法所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主张一种基于现象的观察建立的经验的体系的思考。按照伏尔泰的设想，关于艺术的研究显然也应该能够建立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当然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体系”，也就是基于观察的、由事实建立的体系。温克尔曼在大家都在反对“体系”的时候却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艺术史的“体系”，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体系”，这首先应该说是莱布尼兹灌注到德国哲学中“体系精神”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应。当然，深受英、法经验主义哲学影响的温克尔曼不会把这个“体系”建构成“抽象的体系”，而是伏尔泰所说的那种新的经验的“体系”。

由于温克尔曼本人并没有对他的“体系”的概念作出说明，阿历克斯·波茨在研究温克尔曼的艺术史的“体系”概念及其理论结构时采用的方法是通过把《古代艺术史》“体系”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体系”原则相类比得出结论。（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p. 41-46. ） 本文在讨论“体系”的概念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而是从海德格尔和伏尔泰的相关论述中抽象出来的，可以作为阿历克斯·波茨的相关论述的补充。涉及到温克尔曼的“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阿历克斯·波茨认为：“温克尔曼的体系既是一个从那些作为自明真理的原则中推衍出来的概念结构，又是一个从实物证据中归纳出来的分类框架，这些实物证据联系于置于思考之下的现象，在他那里也就是古代艺术。”（注：Ibid. p. 33. ） 进而，他又对这一论点作了发挥，认为温克尔曼的体系尽管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之上，却不能被完全认作是来自于先验原则的推演。他认为这个体系乃是为了认知经验的材料而组成的“假设的结构”(hypothetical constructs)。单是推演或归纳性的论述都不可能证明这个体系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注：Ibid. p. 41. ） 本文在前面说过，温克尔曼的思想从大处说乃是受到了在他之前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综合影响。理性主义注重演绎，经验主义注重归纳，在他的“体系”中，无疑也反映了这种影响。但阿历克斯·波茨的这种表述过于折中，而且从基本的原则往下推演逻辑方式涉及到温克尔曼的“美”和新柏拉图主义的问题。温克尔曼的“美”和“自由”并不是阿历克斯·波茨所说的“先验的原则”(priori principles)，（注：Ibid. p. 41. ） 这些原则是可以“经验”的，而且在古希腊是已经“经验”过的，只不过对于当时来说像是一种“先于当下经验”的存在罢了。我赞成关于“体系”是一种思维综合的表述，但不是一种折中。我不否认这些原则在温克尔曼的脑子里先是作为一种预设的结构存在的问题，但我认为温克尔曼的这个“体系”中的原则都是由经验建构起来的，他以具体的艺术作品和史料为基础对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鉴别，其“体系”不是“抽象体系”，也不是假说，完全可以把他归入伏尔泰所谓的“真正的体系”。

三

温克尔曼的“体系”涉及到基本的原则、操作性的历史学方法以及具体的论证过程。古代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自由与艺术的繁荣之间的关系以及理想的美等问题都是构成温克尔曼的“体系”的基本原则；《古代艺术史》中比较初级的风格分析、题材与历史、神话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分析、辨别真伪的分析等问题都是具体的、操作性的历史学方法；涉及到具体艺术作品、碑铭的论证则更多。我们可以把后两者全部归入到一般经验的领域，而组成“体系”的基本原则却是由这些最基本的经验论证所支撑的。作为思想范式的研究，我们只研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古代艺术的发展规律问题，也就是温克尔曼的历史叙事。这一叙事也就是古代艺术的兴衰模式，他说《古代艺术史》的目的“是要说明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落，以及不同的国家、时代和艺术家所具有的不同的风格，而且要尽可能地从现存的最古老的遗迹开始全面考察。”（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07. ） 他像以前的人一样，把艺术比作人和植物的自然生老的过程。但是，在温克尔曼那里艺术并非如瓦萨里所言来自于上帝的创造，他认为艺术以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出现，在所有孕育它的民族中以相同的形式起源，却没有证据表明艺术到底最早起源于哪一个国家和民族。（注：Ibid. p. 133-34. ） 表面上看起来，温克尔曼关于艺术发展过程的描绘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是陈词滥调，因为把历史的发展比作人或者植物的荣衰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是在温克尔曼的表述下面却是不平凡的发现。首先，尽管温克尔曼继承了瓦萨里的艺术进步论，（注：See Gombrich， '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Artistic Progress and its Consequence' ， in N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 London: Phaidon Press， 1985) ， p1. ） 但是他在解释艺术的起源和发展时却已经不像瓦萨里那样套用《圣经》的历史序列了。（注：见[意]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译本《中世纪的反叛》卷，刘耀春译，(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页21—23。） 他摆脱了一般的历史循环论，（注：德国学者汉斯·贝尔廷将温克尔曼与瓦萨里相比，认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观仍然是循环论的模式，而阿历克斯·波茨则认为，比之一般的艺术史循环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是一个例外。我认为，不能通过《名人传》和《古代艺术史》的简单比较就得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观是循环论的结论。《古代艺术史》写的只是“古代”，而《名人传》则一直写到瓦萨里的时代，后者是能够全面反映作者史观的，而前者只是古代艺术的历史序列，不构成作者完整的历史观。温克尔曼对于当代艺术要朝着古典的“美”前进的观点是深信不疑的，他并没有讨论新的历史循环。启蒙的时代是历史进步论的时代，温克尔曼也是进步论的，只不过他的历史进步的目标是“好古”的罢了。关于贝尔廷和阿历克斯·波茨的观点，参见《艺术史终结了吗？关于当代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史学的反思》，载《艺术史终结了吗？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常宁生编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页295—298和Flesh and the Ideal， p. 39. ） 而把艺术的进程重新确定为对至高无上的理想的“美”的追寻。无疑，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温克尔曼跳出了瓦萨里无法逾越的属于中世纪的“上帝之城”。其次，他给整个古代世界的艺术发展勾画了一个合理的图景，这个图景也就是一个描述古代艺术的通史的结构。正是在这个通史的结构中，希腊真正成为古代艺术的典范，成为古代世界最为辉煌的缩影。哈斯克尔所说，“温克尔曼最重要且持久的贡献是为包括埃及人和伊特鲁斯坎人在内的整个古代艺术——主要是雕塑——制造了一个完整、综合而且清晰的年代学框架。”（注：Haskell， Francis and Penny， Nicholas， Taste and the Antique，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 101. ） 温克尔曼不仅给古希腊勾画了艺术的兴衰，而且给整个他所了解的古代世界，在各个民族之间建立了一个关于艺术兴衰的参照体系，轴心是古代希腊的艺术，这是一个大跨度的人类精神实践的历史综合。他说，直到希腊人去发现之前，埃及人和波斯人的艺术如同一棵没人知道它的好，却被悉心照料的树木；伊特鲁斯坎人的艺术是湍急的溪流；而希腊人的艺术则像是一条穿越富饶峡谷的弯曲的河流，清澈的河水充满河道却不泛滥。（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33-134. ） 这一点对于他以后的西方艺术史的价值描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他还给当时并不为人所了解的古希腊艺术勾画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轮廓，把古希腊的艺术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种风格从远古到菲迪亚斯为止，相当于政治上希伯战争之前的时间，风格以直线和僵直的造型为特点，被称为“远古风格”。第二种风格延续到普拉克希特列斯、留西波斯和阿匹列斯，政治上相当于雅典自由城邦极盛的时期，风格是崇高的、多棱角的，被称为“崇高风格”；第三种风格随着上述三人学派的衰落而衰亡，政治上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时期，风格是雅致的、波浪形的；此后就是衰落时期了，风格以模仿为主。（注：[德]温克尔曼，《论希腊人的艺术》，载《希腊人的艺术》，页173-201。） 以前的法国古物学家也想构建一个希腊艺术史，但是只有温克尔曼给希腊艺术拿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年代学框架，从而描绘了希腊艺术发展的历史序列，这个历史序列也就是希腊艺术风格演变的序列。这个风格序列的不平凡之处就在于：它是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出发，通过对风格的历史分析从而达到对古代艺术的认知。

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把艺术作为社会的一个分支看待，把研究艺术与研究特定国家或民族的气候、政治条件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这种方法的来源，我们在关于背景的分析中讨论过了：它来源于近代形成的因果的解释模式，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历史学方法对于温克尔曼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温克尔曼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这种方法成功地运用于艺术研究。文杜里曾这样评价温克尔曼：“在他之前，人们以介绍的形式所做的艺术论文中，曾描写过著名艺术家的生活。只是在生活描述的过程里反映出某种评论观点，却被人们看作是论文中提出的艺术规则。温克尔曼把这一整套系统都推翻了，他在欣赏作品时试图从中发现能使他作出某种判断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认为自己的看法与富于‘美的风格’的希腊艺术家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艺术是与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相一致的。自然，这样做的结果，使他所研究的艺术作品失去了个性，而成了某种类型。因此，温克尔曼开拓的道路偏离历史和美学的标杆。但同时，他在这条道路上却有相当的收获。他把‘艺术家生活’置之脑后，而创造了‘艺术历史’的一种类型。并用后者作为他于1764年出版的关于古代艺术一书的题目。这是头一次有人采用‘艺术的历史’作为书的名称。”（注：[意]L. 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页126。） 对此，柯林伍德也谈到：“他设想出一种深邃的创造性的观念，即有着一种艺术史存在的这一观念，这决不能和艺术家们的传记混为一谈：它是艺术自身的历史，通过前后相继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在不断发展着，而他们却对任何这样的发展都没有意识的察觉。就这种概念来说，艺术家仅只是艺术发展中某一特殊阶段的一种无意识的工具而已。”（注：[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140，注释1。） 的确，把“体系”性的思维方式纳入到艺术史的研究中，就使艺术史与更为广阔的社会存在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通过瓦萨里的方式了解艺术史，我们需要首先靠近艺术家，知人论世，通过一个个“真实”的生命认识艺术，艺术通过个人与社会发生关系，艺术的价值和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艺术家个人的神话造就的。也就是说，艺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只是根植于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艺术家。温克尔曼通过一种整体性的体系思维让我们认识到，艺术不是一部分人的神话，它的产生根植于社会的固有结构。这样的一种叙述方式使得关于艺术的知识就不再是一部分人创造、一部分人把玩的学问，而是具有了一种民主的、人本的价值。通过艺术史，我们可以研究普遍的人性，透视人类生存和创造的本质。这样，艺术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价值就会渐渐被人们所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克尔曼可以被毫无疑义的归入帕诺夫斯基所讲的人文主义传统。（注：[美]E. 帕诺夫斯基，《作为人文主义一门学科的艺术史》，载《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页1-30；另外，关于温克尔曼于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可参见[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页104—111。）

篇2

传统动画制作经常会受到材料与各类因素的限制，但随着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便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再次的进行展现。例如在大部分动画作品中表现远古时代场景，单纯布景就需要耗费一定数量的成本资金，而数字技术便可以进行合理设计，令一切如梦幻般的场景清晰呈现在观众面前。首先制作人员通过电脑软件建立一个虚拟空间，并在虚拟空间中按动画的要求和意图建立起场景，然后根据要求设制摄影机运动的参数，最后生成直观的动画画面。数字动画技术能够把现实世界中平面图形用直观的方式显现出来，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效果。例如迪斯尼公司用三维动画技术制作的《玩具总动员》《美女与野兽》《狮子王》都是采用了电脑结合的制作方法，这也是目前动画制作最普遍的制作手段之一。从根本上说数字动画技术是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拓展到动画制作领域的一门新兴技术，艺术家们依靠数字技术的平台设计制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二、动画艺术和数字应用技术的关系

数字技术是一种计算机的表现方法，比起传统的手绘表现方法来，有快、精、准等特点，并且效果很快就呈现出来了，很直观，只有精通数字应用技术软件的操作，技巧熟练，才能更好地表现作品的意图。数字的应用并不能代替手绘设计的价值，二者将并行存在。由于技术的发展迅速，创作人员在进行创作时更加方便快捷，而且作品的、宣传的渠道也更加广泛畅通。对有效地传达给观众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但对于创作者来说，运用便捷的数字技术进行大批量的艺术品创作，把这种带有灵感的创作演变为理性的生产活动，但是将艺术创作完成依赖数字技术对创作的发展也有不足之处。长此以往，必将使艺术作品更加机械化。我们必须积极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来结合数字技术一起打造优秀的动画作品，必竟数字技术只是一种手段，艺术是不能离开设计思维的，要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二者不可本末倒置。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外国一些先进的数码技术来促使我国数字动画艺术能够快速成熟起来。

三、数字时代下的转变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动画制作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改变。无论是从前期拍摄还是后期的剪辑制作方面都有着改变，所以说数字技术在动画产业中的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如何合理的运用数字技术制作出更好更完美的作品，这个是我们值得思考的。相对于以往传统的动画制作手段来说，目前通过数字技术的特技制作，创作人员可以将传统电影中经摄相机镜头拍摄记录的画面与场景完全用数字技术所代替，影片的片段既可以是经过拍摄而获得的影像，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合成得到与现实影像不同的特殊画面，从而再经过数字技术任意的改变影像画面的关系和效果。当今有很多影片都是采用真实拍摄和虚拟影像相结合。同时一些软件的的特技也是一个强大的优势，很多现在中实现不了的特技都可以运用软件展现。这样就给创作人员很大的空间。如电影《哈利•波特》中的魔法学校就是采用了美工模型加数字合成达到了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又例如《指环王》系列的创作过程，在前期就利用三维动画模拟出各场景动作，使得影片达到了一定的视觉效果。又诸如《阿凡达》等优秀的数字电影作品也体现了数字技术在电影产业中所具有的种种优势。

四、数字时代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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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从表面上看来是超脱在社会经济之外的，但是，纵观古今的艺术品，其艺术价值的最终评判标准还是其经济价值，即艺术品的价格。赋予艺术品经济价值，既是艺术家们辛苦工作的回报，也是评价艺术品品质的标准。对于工艺品来说，其经济价值的展示，也是艺术品质的重要特征。

2工艺品展示的基本途径

2.1橱窗展示

随着近代商业的繁荣，商品陈列装饰技术已经成为一门视觉科技学科和空间科学技术。这个世界有商品存在，商品陈列装饰就必然存在。近20年来，商品陈列装饰技术在经济发达国家被广泛重视和应用，成为一种体现国家素质、人文进步的表现，更是商家们的一种更高级的竞争手段。橱窗展示能够使商品的优势完全展现在人们面前，橱窗展示吸引人们目光，赋予商品视觉美感的用途也被工艺品展示所吸引。在许多旅游城市和工艺品产地，橱窗都成为展示当地特色工艺品的主要形式。

2.2展台陈列

展台陈列即通过类目分明的，将工艺品搁置于与观赏者有距离的位置，以一种顺序陈列的方式展示在室内或室外，使工艺品能够为人们所观察和欣赏。展台陈列经常用于博物馆的工艺品展出和商店的工艺品售卖当中，这种陈列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工艺品呈现在人们面前，适合于数量较多的工艺品同时展出的情况、

2.3布景展示

展示设计的最终目的在于营造一个“场所”，将需要传达的信息展现在公众面前，而且这些信息必须是在空间中进行传递的。无论在展示设计的概念、展示设计的本质和特征上，还是在展示设计的范畴以及展示设计的程序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空间”这个概念是贯穿始终的。为了使大型的、具有某种环境营造价值的工艺品的作用凸现出来，使用布景进行工艺品展示也是必需的。例如，步行街、公园等处常见的雕塑艺术品，就是以城市环境或公园环境作为布景，进行工艺品展示的过程。

3工艺品的艺术品质与其展示之间的关系

3.1通过展示烘托工艺品的艺术品质

不同的工艺品展示方式都能够起到烘托工艺品的艺术品质的作用。从工艺品的审美品质角度来看，一件精美的陶瓷工艺品被束之高阁，就不能使欣赏者对其形成全方位的观赏，而工艺品之美也无法实现；一件适合于公园、小区或城市广场的雕塑工艺品被摆放在室内，可能会让人觉得突兀，工艺品对环境的点缀作用以及借由环境布景能够传达的工艺品的人文价值以及情感价值也会被削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合适的展示方式能够使工艺品的审美品质完全表达出来；另外，工艺品展示有提高艺术品经济价值的作用，优美的橱窗设计能够吸引人们的目光，使工艺品更有机会实现其经济价值，而展台型的展示则直接标示了某些工艺品“价值不菲”。陈列在普通玻璃柜子里的珠宝首饰、陈列在古玩店里的文件，与大商场里在各种高光照耀下的珠宝饰品、陈列在防盗展台中的文物相比，其经济价值的区别也一目了然。

3.2合理的工艺品展示成为其艺术品质的一部分

工艺品的艺术品质通过展示方式得以完整表达，反过来，工艺品展示也能够成为其艺术品质的一部分，这在橱窗展示和布景展示中比较常见。橱窗展示设计已经成为视觉艺术的表达形式，精心设计的橱窗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而工艺品是其中的亮点。在旅游胜地购买当地工艺品的大多数游客，都是被精致的橱窗所吸引，被游客们带回家的工艺品，不仅实现了其自身的审美品质和经济价值，还使观赏者能够适时记忆起购买时的橱窗展示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这意味着，橱窗展示本身的艺术价值，也通过工艺品艺术品质而传达出去了。布景展示的方式除了使工艺品自身的艺术品质能够表现出来之外，还能够借由艺术品质的实现，使整个布景带给人们更多的审美感受。例如，陈列于住宅小区的景观小品，如路灯、花坛、门牌号等，都属于实用性工艺品，这些工艺品的艺术品质要靠小区整体的布局和规划风格作为布景进行展示，而一旦这些景观小品的艺术品质得以表达，小区也会形成一种整体的艺术风格，这是工艺品为布景空间艺术品质提升带来影响。

3.3工艺品的艺术品质提高促进工艺品展示的发展

工艺品展示行为并不是现代才有的，自从工艺品诞生的那一天起，展示行为也随之出现，有些陈设类的工艺品，其本身的使用途径就是为了观赏、把玩，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展示表达其艺术品质。但是，工艺品展示的途径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不断变化的，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玉器和瓷器，在没有被判定其艺术品质之前，多有被埋没的情况发生；在雕塑艺术没有发展到能够为城市建设提供审美价值的时候，布景类的展示方法也并不多见。因此说，工艺品的艺术品质提高，是促进工艺品展示发展的一股动力。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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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钟山石窟的动态塑造

钟山石窟的造像和我国其他地区石窟的造像内容基本相似，主要有佛教中主佛、菩萨、佛教弟子、金刚等人物。尽管在表现内容上类似于我国其他石窟，但在表现手法上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位于钟山石窟的三号石窟中的胁侍菩萨的动态像就极具特色。

（二）钟山石窟中雕塑造像的线性表达

钟山石窟中的雕塑造像很好地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条韵律美。雕塑造像综合利用了直线、弧线、旋转线和自由线四种线条，既显示了直线刚中带柔的感觉，又体现出了弧线丰满富有弹性的感觉。钟山石窟中的线性表达还涵盖了旋转曲线绵延不断的生长感和自由曲线丰富多变的奔放感。上述这四种线条的应用，在佛手的线性表达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钟山石窟的佛手雕刻得柔润如玉，栩栩如生，位于三号窟内基坛正中央的主佛佛手握着阿弥陀佛九品印中生手印，其无名指与拇指指尖微微屈合在一起。精湛的雕刻技术使得佛手看上去非常逼真，手指肌肉紧绷充满力度，肉中带骨，仿佛有真的血液在脉搏里头流动，不像只是冰冷的石雕。除了对佛手的表达运用了线性表达外，钟山石窟内佛像的衣纹也非常注重线性表达。衣纹的自然柔和之美揉合在佛像的庄严之美中，丰富了佛像的艺术内容。雕塑工匠让衣纹像是用毛笔描画的一般，衣纹线条自然流畅，衣服质地表达明显，反应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整体上给人一种气势恢宏的美感。

（三）钟山石窟中造像的色彩美

钟山石窟的造像色彩经过了千百年的风云变幻，如今却还能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不得不说是历史沧桑给予人类的馈赠。尽管经过千百年光阴荏苒的洗礼，钟山石窟的人物色彩却依然熠熠生辉，给人以金碧辉煌的感觉。纵观我国各个时期的石窟艺术，不乏一些运用色彩艺术的经典例子，色彩作为钟山石窟艺术的重要表达方法，展示出了不同艺术形象的特征，反映了石窟艺术与色彩结合后所绽放出的巨大魅力。虽然钟山石窟的人物雕塑看起来绚丽多彩，但其实它选用的颜色并不算多。

（四）钟山石窟中罗汉表情的刻画

罗汉形象在佛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形象不同于那些庄严肃穆的佛陀，而是倾向于世俗化。罗汉的数目众多且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各有不同，因此给雕刻工匠们带来了较大的思维想象与创作的空间。钟山石窟内的罗汉，个个表情丰富，他们有的若有所思，有的眺望远方，有的面有不悦，有的双眼微合，有的笑眼盈盈••••••每个罗汉的生动形象都是别具一格，神态万千。在三号石窟内从西向东数的第八位是笑狮罗汉，他的面部表情的刻画可谓是妙趣横生。罗汉双手托举着一只幼狮，幼狮一口咬住罗汉右耳的耳环，使得罗汉眉头紧锁，双目圆睁，嘴角向下。但罗汉还是疼爱地将小狮子抚于怀中，任其在怀里撒娇。除笑狮罗汉以外，工匠对于其他罗汉的表情刻画也十分注重表情的变化与运动，融入了丰富的情感，人们可以从罗汉的神情外貌辨别出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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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程式；艺术活动；规范性；排外性

当下艺术评论提及“程式”问题时，受众的思维定势总是将其认识首先引向

艺术程式来源于艺术创作过程的积累，以感性形式呈现于艺术欣赏过程。陈幼韩先生认为“程式，不是外加于事物的法式和规程。它是由事物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形式规范和技术格律。”此话很有见地，艺术程式不仅是形式规范，同样是技术格式，是贯穿整个艺术活动的从技术到形式的规范化体系。基于以上的阐述，我们就可以对艺术程式做出合理的解释：艺术程式是存在于艺术活动过程中的技术格式和形式规范，艺术程式的“程式”本质，规定了艺术程式必须具备规范化、标准化的特点；但是进入到艺术领域，程式便是不同程度艺术化了的程式，也就是说，艺术程式虽然来源于生活，但是经过艺术家依据一定美学原则的审美改造，又高于生活，带有了明显的审美化特征。规范化、标准化、审美化是艺术程式必备的三个要素。艺术程式改变了生活的初始形态，却使生活在艺术中得到了更集中、更鲜明、更具艺术性的表现。

二、中西艺术程式存在分析

对“艺术程式”的准确界定，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找出艺术活动中的艺术程式，也就为艺术程式存在分析打下了良好基础。133229.coM置于中西艺术对比的语境下，可以发现，

三、艺术程式与艺术活动

艺术是包括艺术创作、艺术品和艺术接受三个环节的完整的社会实践活动。艺术程式在整个艺术活动的构建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与支撑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于艺术创作与艺术品两个环节。

1.艺术程式与艺术创作

艺术程式既是艺术创作过程实践部分的经验总结，又是艺术家艺术形象再创造的出发点，是艺术家将自然、社会素材转化为艺术形象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中介环节。没有这个中介，艺术家会无所适从，艺术创作同样会杂乱无章。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将原有的艺术程式作为效法和进行艺术形象再创造的参照对象，并根据新的创作需要进行变化和发展，塑造出新的艺术形象。例如对于绘画艺术创作，画家首先要掌握基本的画法跟画理，仅就山水画来说，就要求画家对树法、石法、皴法、山法等各色程式熟练把握，方能进行有效的艺术创作。清代石涛言：“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立于何?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石涛的“一画”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艺术程式，画家的艺术创作都是依据一定的法则进行的，没有法则，创作就失去了约束，成为无源之水，所以画家必须掌握一定的创作法则——即艺术程式。

艺术程式不但是历代艺术家艺术实践的经验积累，同样是历史文化积淀在艺术创作中的最佳体现部分。艺术程式固定地承载了一定的历史文化内容，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即使创作者对某些艺术程式的内涵不甚明了，但是只要将艺术程式完整、生动地再现出来，便能赢得观者的共鸣。有种现象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戏曲演员大都是从儿童时期的“刻模子”开始学习表演，开始他们的心理机能还很不成熟，难以理解剧作的立意和剧中人物的性格以及心理变化，他们并不知晓白娘子为何与许仙一见钟情，但是，当帷幕拉开，他们出场亮相，眉目传情，暗送秋波，一招一式地表现人物时却同样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原因是他们“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显然，这是艺术程式帮了大忙。当艺术程式被复制出来，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便也呈现于观者面前。这就说明，艺术程式本身不单单是一种形式，并且隐含了内容的积淀，其中包含了前人对艺术形象的理解以及审美价值取向，这就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式一种文化延续的载体，它包含的文化积淀令后来人获益匪浅。”。

2.艺术程式对艺术创新的局限

艺术程式的存在，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艺术创新的局限。因为，艺术程式是对过去历史生活和艺术家审美经验的总结，艺术程式总是滞后于社会时代的发展。而艺术则是以创新为最高宗旨，要求反映时代生活。艺术程式不能及时反映新的社会内容，这样就会导致局限性的出现。贡布里希先生注意到在

2.可塑性

可塑性是指艺术程式虽然具有一定的规范和标准，但却是对自然与社会形象的宽泛概括，具体到艺术创作，根据不同创作的需要，用同样的艺术程式可以表现不同的生活内容，塑造出不同的艺术形象。清代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中有这样一段问答“问：关仝师荆浩，画法有异乎?日：大处同，小处异。荆浩用钩锁法以开石，或方或圆，形体自然，故丰致洒脱。关仝亦用钩锁以开石，形体方解，谓之玉印叠素，故筋骨劲健。”e5173z关仝师 法荆浩，二人同用一种皴法程式，大处同，体现出艺术程式的规范性；而在细节处加入个人对自然山水的理解，略有不同，最终二人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一个丰致洒脱，一个筋骨劲健，所体现的正是艺术程式的可塑性。再如戏曲中的“上场亮相”表演程式动作，同一个动作因为不同的剧情需要，不同的演员来演，就可以把不同剧中人物的生活素质一下子体现出来，或是帝王将相，或是绿林好汉，或是宫廷贵妇，或是小家碧玉，都能在那瞬间的审美中明了地显现出来。

3.排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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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面对权威的丧失和话语权的取代，作为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内容博大精深，底蕴宏厚悠久的文学艺术一时手足无措。在影视艺术的冲击下，文学在话语地位﹑审美形态﹑情感的表达及作家的生存方式﹑身份处境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变［4］。“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视觉狂欢时代的到来已是大势所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面对视觉文化的冲击，文学没有必要哀叹和担忧，也没必要誓死坚守和排斥新生艺术。虽然新事物的成长必然伴随着旧事物的抗争，但是文学艺术想要在新的时代下生存下去，切勿故步自封﹑孤芳自赏，与影视艺术斗争到底；而应放低姿态正视影视艺术，敞开胸怀欢迎影视艺术，及时调整自身，与影视艺术交融共生，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从信息的流向来看，文学是信息的者，而电影、电视则是信息的接受者，文学一直是影视最重要的资讯来源。文学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流变中，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叙事手法、结构样式、表现技巧，沉淀了一大批经典之作，为影视的艺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素材和营养，并直接催生出了一批优秀影视剧作品。近年来兴起的“影视同期书”就是影视文化和文学艺术合作的范本。“影视同期书就是与热播的影视剧同期或后期推出的文学读本，它是以影视媒体转换成印刷媒体的形式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剧本———影视的改编过程，而倒置为剧本———影视———小说，它是传统小说与影视剧作两种艺术形式的衍生物”。

这种从影视艺术到小说艺术的讨巧的变迁方式，正说明文学艺术不排斥影视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借助影视的力量来发展自身。但是，在为文学作品带来意想不到的知名度的同时，影视给文学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有目共睹。在影视狂欢的时代，文学一方面必须不拒绝影视艺术，反而应该将文学的各种艺术形式渗透到影视艺术之中；一方面又需要对大众影视文化保持警惕，因为向影视艺术献媚并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出路。例如，近年来出现的为拍影视即兴创作的剧本或脚本，这种为影视而文学的作品，影视化的痕迹明显，文学的味道全无。正如作家、编剧徐小斌分析说：“为了迎合市场，不少作品都被打上了浓厚的商业化烙印，粗制滥造、狗尾续貂之作比比皆是”［6］。这种舍本逐末的文学创作道路，无疑是不可取的。文学应该在融合其他媒介的基础上，丰富自身的表现力和吸引力。

其次，影视艺术要以开放谦卑的姿态面对文学艺术。影视艺术是多元吸纳、全方位融合艺术成果的一种新的媒介艺术，诞生发展的历史仅百余年，所以各个方面发展还不完善，在文学艺术面前，多少显得有点稚嫩。文学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流变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叙事手法、结构样式、表现技巧，沉淀了一大批经典之作，为影视的艺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素材和营养，所以我们要看到影视艺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艺术，如果没有文学各种艺术形式作支撑，影视艺术很难获得飞速发展。正如张艺谋说：“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7］不仅仅是小说对影视贡献极大，文学的其他三种体裁（诗歌、散文、戏剧）都极大地影响了影视的发展，无数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不断被直接改编成为电影，如古典四大名著、莎士比亚的戏剧、海明威和莫言的小说等。影视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但如果没有文学的支撑很难有佳作。

众所周知，影视剧本大体有两种类型：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原创剧本是影视编剧专为拍摄影视剧而写的，虽然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爱情公寓》《我的青春谁做主》等。但这类剧本多少有点急功近利，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而“绝大多数有品位、上档次、能吸引观众的影视剧则是来源于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8］。例如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高粱地》，《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小说。这就足以说明，影视艺术若想长期生存，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来提升。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虽然在大众文化浪潮下影视艺术对文学造成了挤压，但是影视艺术固有的局限性使它远远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是“读”，影视是“看”。“读”是一种抽象的理性思维活动，形象思维融汇其中，意义更加丰富深刻，而“看”，如看电影，却主要是一种直观的感性活动，比较平面化，缺乏深层思索。因此，文学的发展为影视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能量和物质基础，而影视艺术也正是强大的文学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述和体现。总之，影视艺术和文学两种媒介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正如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宁宇所说：“影视和文学的联姻，不过是消费时代各取所需的结果。许多文学作品纷纷‘触电’带动了影视剧的发展，更有许多小说因为搭乘影视顺风车，而一跃成为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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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艺术风格？艺术风格就是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个性。这种特色和个性的形成，往往与个人的身世与人生际遇有关系。所以，了解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能够知晓一点有关这个作者的知识，比如他所生活的时代，他一生有哪些重要的作品，这些作品有无因时代或者生活变故而发生风格上的改变？贯穿此人一生的有那些重要的人生理想或者抱负，这些都是了解一个作者一首诗歌的一些必要前提。

再者，艺术风格分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表现手法，比如修辞手法，比如其他的表达技巧等等。

在这里以李白的诗歌为例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情，神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可以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

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望天门山》是李白七绝佳作中的一首。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在大自然怀抱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属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那刹那的感觉，无穷的韵味，所表现出的是自然的美和普遍的人性，人情，平易真切，极富生活情趣，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

当然，仅仅凭借一首《望天门山》是不足以说明李白的七绝之妙的。李白的七绝，以山水诗歌和送别诗为多。在这些诗歌中，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有种一气流贯的俊秀和爽朗，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山中问答》。

李白不仅七绝的成就卓越，而且乐府和歌行体的作品也有不俗的成绩。如乐府诗《蜀道难》，《行路难》等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了磅礴的气势。李白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入乐府，使古题乐府诗歌获得新的生命，把乐府诗歌创作推向无与伦比的高峰。而李白的歌行创作成就比乐府高。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随心所欲而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境界。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气来，情来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综观李白诗歌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李白是个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作品艺术个性也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我们对他的创作风格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他的诗歌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大鹏，巨鱼，长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壮美雄奇之物。这为其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李白诗歌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与世俗的高洁人格。

为什么李白的创作风格是如此的浪漫飘逸又奔放奇逸？这就使我们要看看李白的身世遭遇：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使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道教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大约18岁左右，他学习纵横术。我认为，就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开元十二年（724），李白开始游历生活，并多次希求荐用，屡遭失败。使他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并无减退。直到李光弼出征东南，他半道病还，病逝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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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艺术是广阔的视觉艺术中的一名新成员，在审美特征方面摄影与绘画等其他视觉艺术具有很多共同之处。美，几乎是所有艺术的共通之处。但并不能说所有美的事物都是艺术品一样，有很多照片，只是具备了我们对美的一些要求。人们珍藏一些照片并不是因为它是艺术品或是很美，更多的是为了怀念某个人或事，是人们的情感和记忆促使他们珍藏一些照片，但这些照片并不能称之为艺术品。正如我们普遍认为的生命是美的，但并不是我们看到所有有生命特征的东西时都会产生美感。即便是产生了美感，也未必会成为艺术品。因此，摄影作品若要成为摄影艺术品，必须要满足艺术的审美特征。摄影艺术的审美特征，一部分是作为视觉艺术所共有的特征，即形象性、人文性、情感性和形式美。另一部分是由摄影的本质属性所产生的，包括纪实性、科技性和瞬间性。纪实性是摄影艺术的基本特性，是指通过摄影独有的技术手段，逼真地再现镜头前的客观景物，形成画面影像外观和细节的真实，使摄影艺术独特的美感展现出来。科技性是摄影的基础，摄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是建立在光学、化学、机械学、电子学和数码科技等许多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综合科技手段。高科技不仅能把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真实影像固定为可视画面，同时还给艺术创作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激发了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各种新的科技成果使摄影创造出与人眼视觉感不同的空间透视、形态结构、光色效果，既有真实的现实影像，也可虚拟出想象中的美好形象。瞬间性是摄影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从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层面来讲，摄影艺术既属于空间艺术又是具有时间艺术的特点。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有一个变化过程，那么这个瞬间要如何界定呢？对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一秒钟，一小时，一天、一个月，乃至一百年都可以视为一个瞬间，所以，随着科技的发展，照相机的快门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摄影来讲，这个瞬间是相对的。因此我认为摄影艺术也是选择艺术。我们不仅要选择拍摄的场景、拍摄的对象、拍摄的主题，还要选择事物运动的瞬间，而这一瞬间的选择对于摄影艺术来讲又是至关重要的。也就要求摄影师在拍摄时抓住“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相统一的那个决定性瞬间。

二、摄影中的美感表现语言

自摄影术诞生之日起，摄影就具备了它技术上的基本技巧，即对客观事物的复制功能。但这种复制并不是简单的对事物的复原，它具有更丰富的外延和深远的内涵。这也是使众多艺术家和理论家为摄影而痴迷的重要原因。从造型语言角度讲，摄影艺术主要通过光线、影调、色调、线条和拍摄角度等构成自己的造型语言。从表现内容来讲，摄影的被摄对象是客观的存在物，或是对客观存在的再现、再造和加工。以寻求真实的美，瞬间的美。创作者和欣赏者都希望在其中寻求美，体验审美的愉悦。这种美即包含了形式的美，也包括内容的美。

1.现当代摄影中的美感表现语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于1918—1959之间出现抽象摄影和“超现实主义摄影”，被称为现代摄影。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摄影器材和技术也是日新月异，电子全自动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相继问世，开创了数字视像时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当代社会人们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必然会出现纠缠、碰撞、磨察。有些陷入了认识危机之中表现为滞后、不解、困惑、反感等；有些则积极奋然反思，适应时代潮流，去寻求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这两种思潮也将当代艺术家推向了探索自已新的思想情感，反映和表达的新的方式。从摄影的基本风格来看即表现为在纪实摄影和艺术摄影的进一步发展，超现实主义摄影也应运诞生。

2.超现实主义摄影的美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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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前期，庞熏栗选择到法国巴黎深造，恰逢每十二年举行一次的巴黎博览会。这次机缘巧合的观摩和学习机会，促使庞薰琹对艺术与设计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开始理解生活中处处充斥着设计的美。回国后，庞薰琹一直在国立艺专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他逐步意识到中国艺术设计与世界艺术设计理念在概念、选材范围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艺术设计概念过窄，这就导致学生难以用更加开阔的眼光进行艺术设计。为了扭转这种不正确的倾向，其针对当时学生进行艺术设计时，主要集中在绘画设计上的弊端，通过积极的引导与教化，逐渐将西方的艺术设计理念引入到课堂中，使学生意识到艺术设计并不仅仅是绘画设计，而是与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二、庞薰琹艺术设计思想对当前艺术设计教育的影响

庞薰琹在当时艺术设计刚刚起步、国内艺术教育相对狭隘的社会条件下，其艺术设计教育思想对于当前艺术设计教育是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艺术设计教育是多样化学科的综合表现，需要美学、艺术学、工学或哲学的交叉研究，为我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指明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庞薰琹在管理和指导教学活动中提出，设计要突破“绘画”的局限，实现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综合，为我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指明发展的方向。首先，确定的艺术设计的实用性原则，摆脱了传统概念中“艺术”只是单指绘画的基本概念，为创建更加广阔的艺术设计领域和获得更多的创作题材，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支撑。该种艺术设计思想为推动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现代化，促进我国艺术设计理念与世界早日接轨，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学术支撑。

（二）本土民族工艺文化是我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基石，发展现代设计科学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思想。庞薰琹的工艺美术思想是建立在深入研究传统装饰图案的原理和效果基础上,是美学和艺术学结合的产物。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庞薰琹便开始针对我国装饰艺术研究，在其著作《论工艺美术》中总结了传统图形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等大量思考和经验。“在装饰绘画设计工作中，必须根据不同对象，各种不同材料，各种不同生产方法和各种不同题材内容等等的要求来进行设计，它受到各种各样限制。所以，学装饰艺术的人，必须严格锻炼自己，训练自己的眼睛，使它能识别好坏。训练自己的头脑，使思路能比较宽广，思索能比较敏捷。同时还要训练一双手，熟练各种表现技法。”庞薰琹通过传统纹样和装饰图案的研究，借鉴西方先进的图像学和艺术学研究方法，使自己的装饰艺术思想博采众家之长,并在设计实践中具有实用性的效果。因此，在设计教育方面，他提出首先要对中国传统工艺美学思想进行科学的梳理和继承；其次要赋予传统工艺新的生命力，为中国现代设计奠定创造审美价值的基础,提高工艺美术教育的学科价值和意义。

（三）创造性的将传统艺术设计与当代艺术设计进行融合。庞薰琹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坚信传统艺术创作和现代艺术设计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因此他在具体的教学中，十分注意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其画作《小憩》便是在保持中国传统绘画题材的同时兼顾了西方绘画的优势，庞薰琹十分注重在具体的教学中对其进行讲解。艺术设计思想不仅仅在艺术设计教学上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国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也建立起了新的评价标准。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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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服装的演变

秦朝统一了中国，在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之后，经济开始发展，政权逐步稳固，封建社会成熟，服制也更加严格。秦尚黑，始皇规定大礼服为黑色祭服，衣色以黑为最上，三品以上的官员用绿色，平民用白色。衣料重锦绣，纹样繁复。秦汉时期深衣的发展，使“深衣广袖”极具古代服饰的代表性。深衣有着千年的发展历史，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占有重要的主导位置。汉朝沿袭了深衣的形式，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西汉时期建立的“丝绸之路”对古代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景之治”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汉朝服饰由俭入奢。丝绸出换进来的珠玉犀象、琥珀玳瑁等饰品，织绣工业的发达，使汉代的衣着水平提升。魏晋南北朝时期，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宽衣广袖成为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平民百姓的流行服饰，服装力求俊逸潇洒。文帝曹丕制定了九品官阶服制，用紫绯绿三色区分九品。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元明时代。隋文帝结束战乱，统一中国，政治稳定，厉行节俭，不注重服制等级，服装制度杂乱。隋炀帝即位后，为了宣扬皇帝的威严，结合前朝制度建立了本朝的服制制度。妇女戴幂罗的外出装扮，皆吸收融合了南北朝时期胡服的特色，对唐代女服有很大影响。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繁荣，服饰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唐朝经济的对外开放，使得“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变革。此时黄色成为皇帝专用色，是帝王的象征。由于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唐代妇女服制形式开放，汲取了北方民族服饰的特点，尤其胡服盛行。在唐代的壁画中，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妇女形象。《簪花仕女图》中高腰襦裙，半抹胸，外披大袖纱罗衫，衣料透明，肌肤若隐若现，足见当时的开放程度。日本的和服、朝鲜服、韩服均吸取了唐、明时代的精华。日本和服更是继承了大袖衫的服饰特征。唐装多变、服饰大胆，成为中国服饰史上的一朵奇葩。宋代沿袭继承了唐代服制，稍有革新，出现了褙子。辽金元为少数民族掌权，各自继承了民族特性。明代恢复了唐代冠服制度，女子上衣比唐代拉长。由于明代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推广棉业，棉布得到普及，普通百姓的衣着也得到了改善。明朝因帝姓，以红为正色，但平民禁用大红色。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官员的品阶。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清兵入关后，推行“剃发易服”，男子服饰按满族习俗，官服为长袍马褂。清代女着旗装，外罩坎肩，花样翻新，颇为流行。

二、近现代服装的演变

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同时，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西式服装流入中国。但男子的服装还是以长袍、马褂为主，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普遍着满式旗袍。后来旗袍经过改良，已成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服饰。从清末民初到三十年代，旗袍成为女性的主要服饰之一。衣袖的宽窄、长短；衣领的高低；下摆由长至短，由短至长；衣料由俭入奢，由奢就俭，都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而后，受革新思潮文化的影响，男子服装中出现了中山装。但主要服装还是长袍、马褂。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香港来的洋装，喇叭裤、牛仔装，西方的西装逐渐占领了市场。而今，随着经济的繁荣、世界服饰的融合发展，带有政治色彩的服制制度早已不复存在，现代人在服饰上追求个性、时尚、多变。人类服饰文明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凝结了民族审美和文化。现今人类需要思考的服饰问题是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再发展，服饰也终将进入新的文化领域。

作者：刘秀东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唐山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