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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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现任职于中国美术学院，曾在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宁波师范学院执教中外美术史和艺术概论。

个展：

2014 《秋山问道》山水画个展

2013 《听此太古音》楼森华山水画展（中国美术学院）

2012 《古雅之道》楼森华水墨画个展（宁波）

2012 《钱塘时代》楼森华油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11 《十二月》楼森华油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08 《澄怀观道》楼森华山水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00 《楼森华水墨与油画》个展（台湾大学）

1997 《回望传统》中国画个展（宁波展览馆）等

近世国画文章大家，五百年间名世者黄宾虹有云：上古书画同源，仰观俯察，以造六书，取乎象形，自有丹青之画，书与画分，后世因重文而轻艺，有士夫之画，画与图分……又云：自来书画同源，书是文字，单体为文，孳生为字，以加偏旁。文字所不能形容者，有图画以形容之，尤易明晓。故图画者，文字之馀，百工之母也。今求画学之途径，非讨论文字，无以明画之理，非研究习字，无以得画之法……学画之用笔，用墨，章法，皆源于书法。舍文字书法，而徒沾沾于缣墨朱粉中以寻生活，适成其为拙而已，未可以语国画者也。

其语何出！六朝谢赫著画有“六法”，所谓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元初赵孟\言书画同体（即后世曲解为“书画同源”），明季董其昌借禅宗以分画有“南北宗”。至于后世影响甚巨，此后史学家竞相引证。赵孟\有诗证曰：《题柯九思画竹》“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此论以理论高度指明了绘画的技术要旨。无论这“本来同”的是源、是体、还是法。后来释语者皆不甚了了，所取也就为不同之已所用。

黄师曾语：“故学古人，重神似不重貌似，面貌随时可变，精神千古不移。”此所谓精神者，实笔墨也。还说：国画正宗。约有三类：一曰文人画，二曰名家画，三曰大家画。而续古画又分四品，一曰能品，二曰妙品，三曰神品，四曰逸品。“古人有置逸品于神、妙、能三品之外者，亦有跻逸品於神、妙、能三品之上者，由神、妙、能三品入者，此大家、名家之画也;不由神、妙、能三品入者，此文人之画也。”而黄师所说文人乃词章家、金石家。

黄师其青年乃至盛年皆创书画同源说，姑且不论此论短长正误，其艺术创作成就却是巨而丰，高而迈的。反顾画史，赵孟\之书画同体，其所依据者实为唐代张彦远，张之《历代名画记》不仅使谢赫“六法”得以方便传播，其首倡“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意在抬高画家地位，并“书画异名而同体之论”。张彦远此书有：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又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宫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张彦远之此“体”以“图形”为本，其所比附“字学六体”中“鸟书”一体及“六书”中“象形”一体近似画体，所以张彦远所论绝无“书画同笔同法之意”。倒是其“同体”说在论“论顾陆张吴用笔”。①有“书画同源之意”，由此知中国文字之为象形字，见《宣和画谱》记黄启宝：“书画本出一体”，盖虫、鱼、鸟迹之书皆画也，故自科斗而后，书画始分，是以夏商鼎彝间，尚及见其典型焉，及宋人郑樵始将张彦远之“书画同体”论悄悄改为“书画同出”。“出，生也”，“生，起也”，明代口语便将“起”与“源”连缀成词。明季、何良俊《四友斋画记》即有：“夫书画本同出一源，盖画即六书之一，所谓象形者是也”，清代张庚《画论论性情》则释读汉杨雄，杨子云曰：“书，心画也，心画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画与书一源，亦心画也，握管者可不念乎，后来的邹一桂更明确指出了“六书始于象形，象形乃绘事之权舆，”并且书是为“济画之不足”，宗画史传言，张彦远论“用笔”使“书与画”相联系，宋人郭熙《林泉高致》亦有“笔与墨人之浅近事，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纵，又焉得成绝妙也哉，此亦非难，近取诸书法正与此类也……”。

自此张彦远之“工善者多善书”至郭熙“善书者往往善画”衍变为后来之“善书必能画，善画必能书”之论，至元季，理论上已完成了“书画家的双重身份论”为后世援画入书，以书入画提供了全部依据，赵孟\即是以书入画之证者。石如飞白木如籀… …如果我们有察微之心眼，也不难看出后来的黄宾虹的书法成就，便有以画入书的奥妙所在。其晚生者林散之更承其衣钵，甚至于墨法也用在其草书中了。元季柯九思有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与之相左，我们也对现当代美术稍稍作一回顾，便有西学归来创艺术革新论者如林风眠，就明确反对绘画过分追求书法的线条韵味，认为笔墨技巧反而会掩盖绘画的基本功能，及至其后学吴冠中所言“笔墨等于零”之论。我们不论艺术大家的理论如何，其实践之成功者皆为“戴着镣铐的舞蹈”的论点倒是有资可证的。

明季董其昌谓：“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 ，陈继儒则以“古人金石钟鼎隶篆往往如画，而画家写水、写兰、写竹、写梅、写葡萄多兼书法”，肯定“书画同源”的历史维度。至于清代郑板桥有“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古人谓竹为写其通于书也，故石室先生以书法作画，山谷道人以画法作书，东坡居士则云兼而有之”。“作书如作画者得墨法，作画如作书者得笔法”，“书画同源，只在善用笔而已”此类言论在清人论画中更是随处可见，是知此时“书画同源”与“书画同法”已归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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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最为关键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它深深地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达到了这个境界，人的精神就进入了自由王国，社会就会安宁。

境界所蕴含的这一文化和精神价值已经受到世界人文学者的普遍重视。现代物理学理论也证明了中国人文精神的高明与伟大，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必然是归一的，但是是归东方，而不是归西方。就境界来说，西方思想是“有我”的，而中国是“无我”的。中国人以抱一为天下式，西方则没有这个“一”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重以不变应万变。而这里的不变不是绝对的不变，而是“得一”大道上的变化，过去中国文人做这样的对联，上联是“千山千水千才子”，下联是“一天一地一圣人”，显然后者略高一筹，这是一个境界问题，而这个境界就是现在人大多不认识的大化之境，它是靠天地万物化育而成，他应是与众生同体，合天地成形的大象之境。其大为无限大，上不封顶，下不封底，有才者任意驰骋，尚不能触其边角。这个境界可谓正大而光明。

境界的形成是多纬度的，单纯的线性或面状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古人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镜子再大所映必偏而不能遍，明珠虽小但可鉴包六合。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圆的价值，大事大圆成，小事小圆转，好诗每句如珠圆，流美圆转如弹丸，心灵运行非直线而为圆形，圆象道体，圆者无极而太极也，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先哲道体、道妙，亦以圆为象。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这是人之大境界，非常人所能达到，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甚至为终生所难以企及。人和人的距离很快就会拉开。但是这种差距不是象一些浅薄之士所理解的那样，总是处心积虑地想翻出与前人不同的新鲜花样，你往前走，我往后退，你向上看，我朝下瞧。其实这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谓蔽则新是也。难得是找圆的中心点，不中不正，不正则不大，不大则不久。能从理论上认识够，认识到的很少，这仍需要教育，而且是大境界的教育。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都是具有这种大境界的伟大思想家，他们为世界人民所承认，为世界学者所仰慕。我们现在搞精神文明的画家却并不太了解这个情况，由此看到我们当今的境界仍需要充实。我们还不能搞超越，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超越的地步。古人云：盈科而后进，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继承。由于思想境界的浅薄，心境达不到中和平淡，心态得不到自在松弛，心情也自然不会静下来，也就必然导致身心不健康，因而不能避免出现火、躁、浮、动的心态，作品自然就会流露出这种情境。肤浅躁动、刺激、有火气和有纵横气的作品是病态的，是短命的，更达不到与终生同体的永生。

现在我们看古人，只视表面不看精神，原因是没有识别精神的能力，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内心不知道的自然也就看不出问题，就不可能达到中华民族的大境界。这个境界是不能为威武所屈，不能为富贵所，不能为贫贱所移的精神境界。

现在一些画家的思想处在对现实问题的相互反映和刺激之中，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现在的潮流是什么，什么容易入选，什么容易获奖，什么容易卖钱，就画什么。也有人看外国人的眼色，讨西方人喜欢，别人承认才是对的，这就放弃了最根本的原则：自尊和自信。而把自己的观念建立在别人的好恶上，变成了追名逐利和赶时髦的东西，从而成为后殖民是进步，认为这才有世界意义。这是地地道道的洋奴文化和洋奴意识，这同样是无头脑、无知识、不成熟的表现。孔子讲仁者乐山，主要是仁者的思想能安于义理，厚重不迁，不会随便的改变主意。山主静，水深亦静；深则静，浅则流，不安静深不了，不深也静不下来。还有一种人很有自信心，但缺乏知识，结果表现为狂妄自大，看

不上今人，看不上古人，盲目自我崇拜。又因为多年来接受的都是西方模式的美术教育，所以对自己的祖宗采取的是虚无主义的态度。人类文明的进步，美术家的精神纯化，都需要教育在断裂的鸿沟上架起桥梁，让今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艺术境界。

不深入，表面化，或只见物不见人，只画物不画我，只画死不画生，以科学的思考代替艺术的思考，这都是当今画坛的通病。只看到当今物质的发展，电脑、电器的革新，但是看不到人的精神在实质上是深还是浅、是进还是退。现代化不等于文明化，现代科学有许多是不文明的，可以说是野蛮的，如原子弹。民用科技有许多也是害人的，是伤害生物，破坏生命的。人类大有毁灭地球之势，这是由于精神价值不受重视或是没有文明境界所致。人类在朝自毁的方向迅猛发展，并且毫不觉悟，这是很可怕的。现在仍然把发展经济与发展精神摆错位置，叫做艺术搭台，经济唱戏。当然艺术也可被经济所用，但经济不能摆在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永远是在文化精神主导下的文明。孟子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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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因而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嫁衣文化。尤其是对于各族人民，本身风俗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对于汉族人民而言，普遍选用红色作为嫁衣的颜色，红色代表着喜庆，体现出汉族人民结婚时心情愉悦的状态。在我国古代，新娘结婚的时候必须头戴凤冠，在外衣穿着上也很有讲究，红花袍、红娟衫等处处洋溢着喜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根据当地民俗风情不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各不相同。

我国嫁衣文化概述

对于我国古代人民来说，嫁衣尤为重要，嫁衣能有效反应古代民俗，并能在一定程度体现出古代家庭富裕程度。尤其是对于女孩子而言，嫁衣对于整个一生都非常重要，从女孩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动手制作嫁衣，嫁衣制作过程非常漫长，直到女孩真正出嫁为止。我国古代嫁衣流行必须头戴凤冠，新娘还需用红方巾进行遮脸，以体现出古代新娘的欲遮还羞。新娘一定要穿戴红娟衫，体现出红色喜气洋洋的氛围，通常还要外着大红颜色绣花红袍，鞋子也必须是红缎绣花鞋，这样才能有效凸显新娘千娇百媚特点。下图1所示为我国古代传统嫁衣。

图1 我国古代传统嫁衣

我国古代嫁衣的作用

对于我国古代而言，嫁衣承担着非常重要作用，嫁衣不仅代表了当地的民俗，同时对于新娘来说是嫁人之后的开始。古代男尊女卑思想较为严重，新娘各方面比较依赖丈夫，因而嫁人意味着告别过去，迎接崭新生活，是新娘人生一大转折点。与此同时，古代将嫁人看做十分重要的使命，嫁人的过程中，同时也是新娘最美时刻，嫁衣所蕴含的风俗文化多样，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探索价值。通过了解嫁衣风俗，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全国各地嫁衣习俗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全国各地在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方面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一定多样化特点。浙江富阳地区新娘嫁人过程中，只有花轿到达女方家中之后，女方才让新娘着手准备化妆。新娘穿衣过程中也具有一定讲究，需先穿小衫裤，然后才能更换红棉袄，穿衣的过程中，整个人需立于蒸桶之上。新娘穿大红裙之前，还应准备好12个鸡蛋，然后将鸡蛋放入裤腰，最终鸡蛋沿着裤脚滚出，这样新郎才能正式迎娶新娘。福建泉州地区也很有自身的特点，通常新娘出嫁之前需要认真化妆，以示对南方尊重，出嫁前化妆一般称之为“笄礼”。新郎花轿到来之时，新娘需要再次化妆，此时化妆通常称之为“对轿梳妆”，在加冠的过程中也很有讲究，只有被认为“有福”妇人才能对新娘进行加冠。广西苍梧地区同样有自身特色，一般新娘只允许穿黑色衣服，而不是大红。陕北地区新娘嫁人需要特殊打扮，新娘上轿之前需用锅黑将脸蛋进行抹黑，否则不能嫁人。

全国各少数民族嫁衣风俗

汉族嫁衣风俗以穿红绸缎、红绢衫、红绣花鞋为主，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具有其特有的风俗，下图2所示为我国水族嫁衣。

图2 我国水族嫁衣

赫哲族新娘嫁人过程中，利用鱼皮缝制嫁衣，颜色以黄黑相间为主，并利用手工进行缝制，在衣袖等部位缝制一定数目花纹，花纹十分精致。尽管从材料上讲相对较为原始，但能充分体现别具特色的原始美。土族人民结婚过程中，嫁衣相对较为华丽，颜色非常鲜艳，通常嫁衣由多种颜色构成。瑶族人民在刺绣方面较为精通，因而嫁人过程中，嫁衣刺绣图案非常华丽，充分体现出本族风情。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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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反抗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的过程。”[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反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7]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许多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制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8]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反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9]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10]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则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大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所以，费斯克认为大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基础，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如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制、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12]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地位、性别等为变量而展开的讨论，是与文本分析联系一起的受众研究路径。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分析受众解读文本的话语组成，带有阿尔都塞式的倾向，将解码者化约成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而各种话语则贯穿主体性向他“发言”。[13]所以，他希望从另外一个立场——解码情境出发，来获知这些话语是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情境中起作用的。与此类似，受众为何选择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种情境下才能真正从文本中获得。这样，受众研究就必须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即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众与日常生活情境

科纳认为，对电视研究来说，最好是把“置收视行为于情境中”的想法视为将分析工作连接两个脉络的范围，而不是单单一个，它们就是收视的“社会关系”以及收视的“时空情境”。[14]前文对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结构性社会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视中“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众研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透过时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为）来探寻其社会关系，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时的物理情境，再要发现受众收看电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电视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不是个别的观众。所以，一切都围绕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此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转向关注收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实践，即作为家庭成员的受众会采取什么位置，达成什么认同，构建什么意义。

对收视过程中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做出贡献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电视》，该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受众总是有着不同的电视使用经验。在受众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内容。打开电视也许仅仅是为了排遣独处的寂寞，碰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不停地换台，也会边看电视边吃饭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众的信息接受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收视体验，尤其是家庭的动态过程是如何与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互动关系的。起初他试图象研究《全国》的观众一样从家庭的社会位置、阶级属性出发，将家庭作为动态单位进行分析，后来却发现“贯穿所有访谈家庭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很明显是性别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性别对收视实践的影响，确认了8个方面的主题，获得了样本中男女收视习惯所体现的经验性差异。①控制节目选择的权力。他发现没有一个主妇有规律地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总是父亲在用，父亲不在，则由儿子霸占。②看电视的风格。男人希望专注地看电视，不被打扰；而主妇则认为看电视是一项社会活动，包括不断地对话以及同时进行至少一项以上的室内活动。③有计划与漫无计划地看电视。男性往往事先对照报纸，了解电视播出情况，决定晚间的收视活动。许多主妇则是抱着有就看、没有就算了的态度。④与电视有关的谈话。主妇愿意承认与朋友同事聊天时会谈论电视，而男人则不愿意承认常看电视，除了体育节目。⑤科技：录像机的使用。主妇并不擅长使用录像机，都靠先生或子女帮她们用。⑥一人独看电视与罪恶的。主妇们表示最大的快乐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看一部她们最喜爱的连续剧。同时，她们接受了男性霸权，认为自己的爱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乐也带有罪恶感。⑦节目类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实型节目，女性则偏好虚构性节目。⑧全国及地方新闻节目。女性对全国新闻不感兴趣，却喜欢地方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闻。[15]对于这些经验性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样，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将我们带离文本和受众的检视工作，更广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话语。[16]

除了电视，拉德威针对已婚职业妇女阅读浪漫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她早期关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转向接受研究，这时文本的内容已不再重要，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的、虽然不自由的、建立意义和乐趣的过程，是文本与读者间的协商，其结果无法由文本本身预测”。[17]她将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快乐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妇女之所以阅读浪漫小说与逃避繁重家务与养儿育女的压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训练成为无私的母亲与体贴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不过，借助阅读浪漫小说这种行为，妇女们能够从日常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她们憧憬浪漫小说中强有力却对女性温柔体贴的男性，也喜欢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女性，由此她们会拒绝父权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认为妇女是在把阅读浪漫小说当作一种“独立的宣示”，通过这种行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别主体性，来反抗父权文化。[18]

当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两例尤为重视的性别权力关系，有学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间大小，空间大可以照顾到每个成员的偏好，空间小就需要成员们之间不停的互相协商。再比如家庭的组成结构，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单亲家庭，电视显得格外重要，电视成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开着，以排解孤独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家庭，看电视往往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段观看特定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些繁杂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而为了获得受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资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盛行起来。

四、民族志方法与受众研究的推进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绍到文化研究领域中来。

文化研究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受众，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爱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受众文化过程的证据。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关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19]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们收集着一些与议题有关的资料。而在访谈这一层，研究者们也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读解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可供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听任整个访谈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图事先规划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尽可能记录下有价值的内容。用费特曼的话来说，就是“开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脑”。[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兴起后，曾经历过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交锋。在文化主义传统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但在后来的传媒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论家们意识到“理论中的‘后阿尔都塞的’甚至‘葛兰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险，它倾向于对文化形式进行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表述。我们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1]因为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传播意义的建构方式，于是从文本意义的建构方面来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预设的主导意义，低估受众真正的解读能力，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从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则主张通过“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因为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中认识世界的。这一主张运用到受众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受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完整详尽的了解，从生活实践来把握受众的传播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作出了何种解读”。[22]

2、经典的受众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始自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国观众》研究。该研究在访谈这一环节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重点访谈。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研究者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该电视节目的话题。不过，在该研究中，由于受众是在非自然的收视状态下接受访问，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责难。

同一年还有霍布森所主持的关于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访谈资料都节选自霍布森未曾发表的硕士论文《对家庭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女性、家务与母性》这也是第一次针对女性受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与主妇们的交谈，霍布森发现，“电视和广播从未被作为消遣或休闲活动而提及，而是被这些女人定位为她们白天的组成部分。”[23]主妇们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据广播来做安排，她们将广播节目当作朋友，并将电台主播们视为她们接触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独感的重要途径。电视根据性别差异也可分为两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对节目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对受众的性别分析初具雏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谓是倡导民族志研究的中坚人物。在尝试了前面的深度访谈之后，他们又都继续开始了参与观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经典的《家庭电视》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纳曾说到，霍布森的研究与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是把观众带进她学术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进他们的世界。[24]她在肥皂剧的播放时段，走进观众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在这期间她对他们进行访问和观察，节目结束后她还要与研究对象们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对话。她特别强调这些访问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想要观众来决定，那些节目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剧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们所关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希望他们说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们挑剔的又是哪些。”[25]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众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众研究《家庭电视》。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

由上可见，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研究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新的天地。

综上观之，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项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页。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39页。

[8]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84页。

[19]约翰·费斯克著：《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页。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11页。

[14]JohnCorner著：《意义、类型与脉络：新阅听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识’的问题意识》，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15]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25—245页。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转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别与/于使用媒体》，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433页。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方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23]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P105.

篇5

1.文化产业立体化布局已经形成。

从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来看，西安文化产业以规模化、集约化的方式发展，尤其注重与高新技术、旅游等相关行业的关联嫁接，重视文化产业的开放性、多层次性，初步建成了曲江、高新、经开、浐灞、临潼、秦岭北麓、城墙景区七大文化产业板块；培育了广播影视业、文化娱乐业、新闻出版业、文化旅游业、文物及文化保护业、广告业为发展重点的“六大行业”，并规划实施了西安城墙景区工程、大唐不夜城项目、大明宫遗址公园等十二个重大项目，文化产业立体化布局已经确立。

2.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增加迅速。

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看，西安市文化产业增加值逐年上涨。从2008年的127.44亿元到2012年增加到334.68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从2008年的5.5%增加到7.7%。2012年，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快于GDP和第三产业，高出GDP增速18.5个百分点，高出第三产业18.1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文化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从西安文化产业的行业结构来看，传统文化产业平稳增长，新型文化产业迅速扩张，产业结构渐趋合理。以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影电视服务以及文化艺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产业（即文化产业核心层）平稳增长，始终保持41%～42%左右的增加值份额；以网络文化服务、休闲娱乐服务和以广告、会展、文化商务为主要内容的其他文化服务等类别的层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逐年增加，成为西安文化产业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相关文化产业层仍是西安文化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相对于文化产业核心层和层的发展则显得较为缓慢。从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速看，三个层次同步发展，层增长领先于核心层。2012年，层实现增加值117.30亿元，增长36.5%，高出全市5.9个百分点，成为文化产业的主要增长点；核心层实现增加值134.44亿元，增长28.0%；相关层实现增加值82.94亿元，增长26.9%。

二、西安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文化管理体制滞后。

西安文化管理体制尽管进行了改革,但仍带有传统的文化事业型的性质。这种管理体制政事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条块分割,与文化产业发展不相适应,资源配置和企业经营项目结构不够合理,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一方面是企业发展的资金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资产利用率不高,闲置浪费现象。以文化价值为灵魂,以科学技术和现代传播载体为支撑,由文化创意、文化产品制造、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服务、文化交流所构成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世界文化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已经走向了快车道。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不断开辟高附加值、高创意、高流通的新领域,并形成一条长长延伸的产业链条,高创意是产业链条的下游,获得高附加值是产业链的归宿。而西安文化产业组织形式还处于小规模状态,大多数文化企业实力弱小,分散经营,缺乏活力,文化企业市场主体意识淡漠,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具有强势品牌或知名品牌文化产品的企业较少,文化产业的总体竞争力不具有市场优势。

2.文化融资体制落后。

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市场化的投资机制,除政府投资外,还包括企业投资、私人投资、彩票集资、基金投资。西安文化产业投资渠道单一,政府投资有限,事业单位发展文化产业投入和社会资金投入都不足。这与发展文化产业和扩大文化市场所需要的资本扩张能力很不适应。此外,政府的投入与产出不协调,投入带有随意性,文化投入资金在运作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资金不足制约着西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技术改造,融资渠道不畅,严重制约了西安文化产业的发展。

3.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挖掘、利用不足。

西安是文化资源大市，却不是文化产业强市。文化企业创意、创新能力与开发西安广阔的文化资源所需的能力之间仍有一定差距，使得西安目前仅仅停留在对现有资源的重复开发，或者仅将眼光放在原有的或历史的发展点上，不能深入进行创新性、长远性考虑。虽然西安拥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产业品牌和项目，但是缺乏进一步的深度挖掘，无法开发衍生产品、形成产品系统，使得西安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不能形成更为广阔的产品群，西安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也难以彰显。西安十三朝古都，尤其是以周秦汉唐文化资源蕴含最为丰厚，但是目前只有曲江在唐文化的发掘保护和开发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西安的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亟待进行。

4.人才机制不健全。

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西安科技实力雄厚，高校众多，为西安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但由于用人体制、机制等原因造成科研机构与实际产业脱节，科研人员与市场脱节，专业培养与企业需求脱节等问题。造成许多优秀人才外流，导致西安缺少具备独到眼光和创新思路的精英策划，因而难以出现文化精品。随着现代传媒、动漫游戏、数字视听、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文化旅游、影视、网络文化、会展博览等新兴文化产业的迅速扩张，人才资源的浪费与闲置、外流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安文化产业向广阔的新兴领域发展。

三、提升西安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1.推进制度改革创新。

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积极推进公益性文化单位机制改革,转换经营性文化单位体制,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支持民营文化企业发展,培育壮大一批文化产业集团和骨干企业。规范发展文化产业协会和具有一定社会文化管理职能的文化中介组织。构建城乡一体、丰富多样、繁荣健康、富有活力的文化市场体系。在文化体制改革创新上,一是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建立强有力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快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通过“服务、咨询、监督、协调”等方式把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完善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要改变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和文化企业自身积累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运用投资控股、金融信贷、资本市场融资等手段,加快建立和发展文化产业基金组织和资本市场融资等多元投资主体，尤其是民间资本的参与；三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建立文化单位注册登记制度,合理划分文化单位的类型与功能,实行分类指导；四是进一步扩大西安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规模，建议根据城市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增加文化产业发展资金规模。

2.促进融资渠道多元化。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导向,企业投入为基础,金融机构投入为支撑,外资和民间投入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融资体系，形成以国有文化资本为主,非国有文化资本为补充的文化资本格局。一是鼓励国有文化企业进行由国有资本控股、社会资本参股的股份制改造,以此来吸收大量的社会资本。二是成立文化中介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与金融机构结合,改善文化行业投融资环境,改变银行在民营文化企业贷款中的约束条件,简化贷款手续。三是积极吸引文化产业外资。吸引外商以合资、合作的方式,与西安的文化企业合作,允许外商以技术、品牌、创意等作为无形资产入股,对经营不善的文化企业,让外商购并,使其复生,以股权互换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共享扩大的市场资源。四是加强基金建设,调整基金结构,发挥好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作用,提高使用效率。

3.深化西安文化资源的开发。

将对西安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文化创意、文化创新相结合，从多方面、多角度对西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研究、挖掘。以古代王朝的历史遗存为依托,培育秦、汉、唐历史文化品牌。创建“秦汉唐文化产业园”,以产业化和商业化思路激活历史文化,使其绽放现代光彩；重新梳理与整合秦汉唐历史文化资源,创新定位其在中国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世界的“秦汉唐好莱坞”。大力开发打造以秦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链，包括主题遗址公园，旅游景区和文化活动节日等多种类型的文化产业项目。不断挖掘秦文化的内涵和丰富秦文化的精神，以阿房宫为核心，借鉴唐文化的产业链开发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秦文化产业链，使之成为西安继唐文化之后又一个西安文化产业的战略高地。

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篇6

国外文化产吸引了全世界目光，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很多国家的文化产业成为一国综合国力最直观、最具体的反映。

1.文化产业政策。

文化产业政策是指国家对文化产业领域进行行政主动干预和调控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总和。与国家的其它政策相比，文化产业政策具有文化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双重属性。为了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都比较重视本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

2.发展战略比较。

由于各国文化传统、政治法律体系、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上也有各自特点。世界文化产业主要以美国为引领，国外文化产业强国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由于这些国家之间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国家文化安全等的不同原因，存在不同模式，在国际文化贸易政策上也形成了两派对立观点：一是以美、英为代表，他们占据了文化产业的制高点，主张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实行文化自由贸易；二是以法国为代表，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主要是基于保护民族文化考虑，主张“文化例外”。日本和韩国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文化例外”的法德等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不足以与美英抗衡，法国、德国主张“文化例外”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抵御别国文化大规模冲击本国文化。

二、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策略

参照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经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策略表现在：

1.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

在宏观体制框架上建构“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的文化领导管理模式。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尽快转变职能，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将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展相结合，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制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动文化产业体制机制创新。

2.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发展。

不断完善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引导和扶持措施。培养与扶持有较强创新能力和较大竞争实力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以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基础，做大做强文化品牌，树立精品意识，打造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民族品牌，使“走出去”文化产品和服务更有国际竞争力，走特色发展之路。

3.完善财政税收政策。

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扶持。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要走向良性发展道路，政府从财政上需给予配套支持。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发挥重要社会效益的文化行业的投入，改善投入方式，创新投入机制，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与审美水平，以税收优惠政策，对国家重点发展的文化行业，予以扶持。

4.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

一是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文化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二是加大文化科技投入，出台更多鼓励政策，不断提高文化科技水平。三是加强文化产业中技术手段的运用。运用高新技术不断地包装、挖掘、改造传统文化资源，对大量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存储、保护与利用开发，形成庞大的文化资源数据库，实行产业化开发。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各个民族的优秀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独特性，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四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利用。将文化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文化产品，提升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提高市场核心竞争力。

5.以绿色发展促进生态文化建设。

篇7

现在翻开台湾关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能够清楚地看到其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上呈现出一种过分依赖美国批评动向的路线，过多地采用美国多元文化中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文化等研究理论去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偏离了华裔美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理论意义。这样不仅没有形成台湾独特的华裔美国文化的视角，也没能抓住华裔美国文化的核心和主流，无法彰显华裔美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与学者本身的求学经历有关，台湾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学者大部分都曾有美国留学经历，或者在美国完成华裔美国文化的硕士、博士论文，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对美国国内的批评动向非常敏感，联系紧密。尽管如此，台湾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较高的成绩，对大陆研究美国华裔文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台湾学者开创性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并取得的诸多成绩和创建的基础框架，为后学者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奠定了基础。

二、具有“文化中国”情节的大陆视角

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陆所有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一共不超过5篇。大陆最初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纯粹自己的见解，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美国本土多元文化和台湾学者对华裔美国文学理解的影响，这一阶段属于大陆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探索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华裔美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国内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像中国台湾境内的学者那样“步调统一”，在对华裔美国文学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现了两类不同文学背景的研究学者：一类是以中文文学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学的中文系学者，另一类则是以英语文学为研究背景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英语系学者。大陆对海外文学的研究开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小范围的海外华人的中文作品进行研究。随着对海外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对港台地区的海外文学感兴趣外，逐渐向世界范围内所有华人文学研究扩展，包括东南亚文学、新加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华人聚集比较密集的国家和地区。相较于以英语系学者为主要研究人员的中文系海外文学研究，研究成员队伍更加庞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学的文化内涵。他们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过程始终以“文化中国”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华裔美国文学，并且试图将海外华人文学与母语文学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发表的多篇博士论文和文学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多元化研究。与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学研究队伍不同，由英语系组成的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队伍最初是以翻译华裔美国文学为主线，侧重于将中国文学与华裔美国文学进行对比。恰逢21世纪初，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持续升温的时期，大陆境内各个大学、期刊纷纷设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机构或者期刊专栏，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和文学作品已增加到近两百篇。这样，华裔美国文学也渐渐进入到了国内大学英语语言学习的课程，为英语系培养了一批专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硕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学研究还是英语系的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华裔文学的属性入手，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分析中国文化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引导和向度。从近几年发表的有关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题已不再仅仅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融与冲突”等角度一同展开。在大陆，虽然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还在持续升温，但都与国内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地区，华人对自己故乡的思念和中华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随时间和空间改变的。

三、美国多元文化下华裔美国文化的差异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始终不变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响和思想观念。美国自称是一个自由国家，也是一个移民大国，随着移民而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创新，这就像一个文化熔炉维系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是美国国土无论多么的开放、自由，美国社会各民族的特点、民族的文化价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饰、语言、思想和政治观念，他们对一些主流的美国政治观念并非完全能够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国多元文化下的差异文化政治。在一个多元化语境之下，美国文化试图通过同化的方式来消除民族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政治观念。如果美国完全丢弃族裔的文化特点，而以白人种族文化作为文化同化的方向，势必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谈。差异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点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单一性和同质性，新时期的差异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识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对华裔美国文学，贯穿整个文化脉络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对美国主流的文化来讲，华裔美国文学是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文化差异冲突和融合，华裔美国文化应该呈现出一种具有正面、正统中国儒家文化和独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创出具有独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学成就，并能够形成影响美国文化，赢得自己生存空间的独树一帜的差异文化政治。

四、中国文化与华裔美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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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快餐食品具有的快捷便利的优势完全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它充分体现了在西方商品经济发达的条件下效率至上的理念。但是这与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是极其背离的，因为中国人的食物结构以谷物为主，粮多肉少，并以菜蔬为辅助，非常讲求烹饪技艺，追求色香味俱佳，就餐时要细嚼慢咽。中国饮食在色、香、味方面的追求，以及多样的菜式，精致的造型而独具特色，往往令人叹为观止。在制作方法上，中国菜讲究的是最终调和美味，就是讲究火候、分寸以及整体的配合。同时，认为菜肴只有合乎时序，才能达到味美可口的效果，讲究夏秋时节的菜肴要以清淡为主，冬春时节要突出浓郁，另外还要因时间、地点和人而有所不同。中国人在饮食的习俗上，食料主要以植物性的为主。五谷是主食，蔬菜是副食，另外再配以少量的肉食，并且由于佛教的影响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人尤其是老一代大多喜欢吃素食。而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们，因为文化血统不同，一般以养殖和渔猎为主，辅助以种植和采集，因此食物以荤食为主。由此可见，这两种饮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之间正面的碰撞，必然会产生不可忽视冲击力。但不容置疑的是，美式快餐对于国人的吸引力还是极大的，其提供的便捷服务和满足口味的食物，以及进餐时节省时间，即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车去买快餐，但其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一日三餐问题解决掉，所以还是受到了大批忠实的消费者的追捧和青睐。尽管美式快餐文化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显然是南辕北辙的，但是随着“得来速”等快餐形式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这种理念仍旧被部分国人所认可和接受。中国有句古语:“食以善人，食亦杀人。”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追求的是膳食的营养和健康，而美式快餐的盐、糖、调料、脂肪、蛋白质、胆固醇都很高的膳食，却往往使消费者身体产生过高的热量，进而造成严重的营养失衡。尽管是这样，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当今社会讲究高节奏、高效率的背景下，美式快餐文化还是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

2美式快餐文化受到孩子们的青睐，对于传承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造成了阻碍

东西方的饮食文化不同，虽然中国传统的平衡膳食的思想能够保证人们的健康，但是美式快餐文化还是以其快捷的优势迅速俘获了中国人的心，尤其是洋快餐总是把少年儿童作为销售的主要目标，事实也是如此，大多数儿童经常光顾美式快餐店。因为美式快餐店提供的各种甜食，快餐店内配置的简易的儿童游乐设施，派发的系列小礼物、各种优惠券，都对孩子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儿童的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正处在被塑造的阶段，他们的饮食习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所以对少年儿童来说，美式快餐的影响更加的严重，这显然会严重地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2］。

3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饮食结构西化现象越发严重

据有关调查显示，仅在1988—1998年十年间，中国人的肉食消费量就增长了一倍，在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肉食消费量达到了每年46公斤，近两倍于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平均消费量，超越了日本和韩国。在早餐的餐桌上，传统的稀饭、豆浆被汉堡和可乐取代了，在饮食结构上中国居民被西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4严重威胁着中国本土餐饮市场的发展

4．1地方美食中餐厅的市场份额被严重挤占中国的鲁、川、苏、粤、浙、闽、湘、徽等菜系，历史上形成了炒、爆、熘、炸、烹等24种菜肴烹制工艺，并经千年流传至今，其技艺的博大精深享誉海内外，但是在世界文化不断加快融合的当下，中华传统美食文化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挑战方竟然是以精、短的制作时间为特色的洋快餐。我国年轻一代的很多消费者本来是为了节省时间，但是却要在洋快餐厅里花很长时间找位子、等食物，然后再坐下来慢慢品尝，而且明知道洋快餐几乎没有多少营养且对健康不利，还要用其满足一日三餐的需求，各种甜点和油炸食品恰恰适合了青年人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口味，虽然中国餐饮市场已经被美式快餐所充斥，但是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洋快餐店里仍然常常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这无疑严重地威胁着中国本土的餐饮市场。近年来，美式快餐因为自身食品的不健康以及食材来源渠道不正规而屡屡被媒体曝光，例如:“苏丹红”事件，就炸薯条含致癌物问题美国检察机关首次提出诉讼，特别是最近媒体揭开的洋快餐的食材来源问题等，迫使“洋快餐”企业进行相应的完善和调整，针对消费者越来越多的质疑，它们都会及时地加以应对，做出声明，自我爆料:传统洋快餐产品选择少，难以达到营养平衡。并且提出“拒做传统洋快餐，全力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快餐”的口号，不断推出符合中国人口味的饮食产品，从而变被动为主动，进一步抢占了中国的餐饮市场。

4．2从事餐饮经营的小商贩举步维艰在进入中国餐饮市场后，美式快餐逐渐适应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本土化快餐的发展道路，通过改良食品，推出了更加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新产品，例如肯德基一直坚持产品的创新，由不辣的劲脆鸡腿堡发展出黄金烤鸡腿堡，继而又先后推出具有中国风味的老北京鸡肉卷和广东风味的咕噜鸡肉卷，还有新奥尔良烤翅、新疆孜然烤翅、葡式蛋挞、卡布奇诺咖啡蛋挞、芙蓉鲜蔬汤、番茄蛋花汤、草莓圣代、冰纷彩豆圣代、果珍橙汁、九珍果汁等新产品，尽管很多产品的市场生命力不长，但是肯德基创新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总是可以花样翻新地适应国人的口味。其中推出的豆浆油条和爱心粥等早餐产品，无疑是严重冲击着在路边靠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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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化产业创新相关概念及内涵

从人工自然过程论的视角看，产业创新是动态地反映人工物变成制造物的过程。在经济学中，产业通常被定义为“一定区域内生产同类或同一产品的所有企业的集合”。从现代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产业是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群。据此观点可以把文化产业定义为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企业群。但是从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上看文化产业生产出的产品兼有私有性和公共产品特征的一类特殊的“混合产品”，所以文化产业又是区别于所有其它产业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产业部门。单世联（2001）的研究认为文化产业提供的产品不同于商品生产在物质领域的产物只承载单一的“实用”功能，而是同时承载“审美”与“实用”的双重功能，具有的特殊“文化属性”。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因为各国国家战略，传统文化，文化政策，地域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出现不同的见解也在所难免。但综合起来说，他们不管如何定义，文化产业的内容和关注重点基本是一致的。

1.2文化产业的金融制度创新

由于文化产业项目具有高风险、难量化的特点，所以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发展瓶颈。为解决文化产业的融资难问题，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从文化产业宏观角度出发，俞晓敏（2008）指出国有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和机制的单一性，是导致文化产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指出金融机构的缺乏和金融的创新性不足，阻碍了地区文化产业的融资。高宏存（2013）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引进风险投资虽然是文化企业融资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在具体运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并针对研究发现的以上问题，从政府，风险投资机构，文化企业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探索性建议。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相对微观角度对融资难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贾瑛瑛（2011）认为目前文化产业的无形资产比重大，加之对无形资产的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大部分抵押担保机构对无形资产抵押这种贷款方式的信心不足。于孝建，任兆璋（2011）的研究认为单个或多个知识产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方式更为灵活，能有效降低银行贷款风险，为文化企业融资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刘德良（2013)等创新性提出6个模型评估方法，通过评估模型的系统分析，就有了具体的考核指标。这就相当于对整个文化项目或产品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体检，可以有效地规避政策风险，制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等。总的来说，以上相关文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本文认为文化产业项目要想解决融资难问题，一方面应该加强文化产业项目本身的质量，了解项目的潜在价值，评估项目的风险；另一方面要规范健全文化产业行业法律法规，要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民间资本的参与支持，融资方式的创新等等。

1.3文化产业集群创新

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从集群企业间互动、创新动力两个角度对文化产业的集群创新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1.3.1集群企业间互动。

Kieron、Mark(2004)研究发现，集群创新企业之间通过创新网络组织，不仅有利于创新企业向同行或上下游企业以拆借、购买等方式筹措到实施创新所需的设备、零部件、资金和原材料等硬件资源，而且有利于创新企业获得实施创新所需的技能、知识等软件资源。Jerez-Gomez(2005)研究发现高效学习的方式最终会影响到集群企业的创新行为。王铮(2004)等人进行的知识网络动态学研究，把主体间的广义距离和互动状态变量结合起来，通过构建数学分析模型创新性的把网络主体间的接近性耦合与互动强度结合起来，很好的解释了区域企业集群创新实现的机理。

1.3.2创新动力。

Freeman&Rothwell(1991）指出，创新早已不是单个企业的活动，与外部的知识资源的关联已经成为创新的主要因素，系统整合网络资源是创新的重要动力。Martin&Michae（l1999）认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相对于生成动力来说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层次性，因此，产业集群强大竞争力的体现，要靠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驱动力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区域知识创新、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互信度和信息共享等可以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Saxenian(1994）发现良好的社交氛围有利于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Enright(1996)认为集群的发展依赖于知识成果共享程度和熟练技术劳动力的推动；Debresson(1996)认为区域化的知识创新是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内对文化产业集群创新动力方面的研究文献也比较多，总的来说主要集中在外部经济，技术创新，合作效率，社会资本整合，竞争效应，创新收益，创新积累，地域分工和市场需求等中的一个或多个作为创新驱动力来进行的研究。对比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很多学者都认为文化产业的集群创新的动力需要很多方面的驱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在很多驱动力中，核心驱动力最重要，而核心驱动力包括技术，资源，学习能力，知识，信息的获取和分享等等。至于最终如何选择驱动力，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1.4文化产业创新评价体系

对于文化产业创新评价体系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评价方法、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结合具体事例，说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可靠性，实用性的研究上。魏亚平(2009)等对文化企业选择EVA评价方法的原因做了分析和说明，得出EVA评价方法要优于基于利润的企业绩效评价方法，更能实际地反映文化企业投入情况。臧志彭、解学芳(2013)等通过建立三维评价模型和创新指标评价体系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网络文化产业制度体系得以确立，但制度效力、权威性尚待加强；②网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能够根据产业的发展演化从层级、范域以及强度方面进行适应性的制度创新。孙彤(2012）等在综合考虑文化产业融资环境影响因子的基础上，构建文化产业融资环境评价体系，得出某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瓶颈在于科技创新环境方面。张润清（2014）等在遵循科学性，可度量，客观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河北省农村的集体数据进行了具体的操作演示。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说明该体系具有相对广泛的实用性，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提出不同建议。

2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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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票市场（StockMarket）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金融（Finance）竞争（Competition）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306（2000）04-0033-04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人类总是在发展中不断走向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作为生产力重要构成的人的智力水平提高、生产工具的替代、科学技术出现新的突破，都会促使社会发展变革加速。如果说在工业革命时代以前，经济的状态还是处于一步步从自给自足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循序渐进式发展，其规模还仅仅局限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的话，那么，在后工业时代即我们今天称作“新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经济发展是借助于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和金融工程，使人类获得跳跃式发展的高速引擎，其规模已经自国内向世界市场范围扩张。

我们发现，自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了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生产布局和市场趋于合理。而发展中国家此时正在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中摆脱出来，寻求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20世纪后半期，不断发展的高新技术为推动社会变革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发动机，值此机遇，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第二次产业结构大调整，即逐步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在本国大力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智力密集型产业，从而形成了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新一轮国际大分工。此时，发展中国家虽然经过战后数十年发展，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高新技术发展相对滞后，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的大批淘汰型产业的转移，新的世界经济和市场分工一体化的态势由是形成。

新的世界分工格局存在显然不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拒绝进入一体化，将会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实力的差距再一次拉大。基于这一原因，也就是我国明知WTO规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也要倾13年努力致力于加入其中，以谋求发展的真正动因。

二、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国股票市场

当世界经济逐步纳入一体化的范畴，其资本市场也未能游离之外。而且，资本市场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世界经济一体化在股票市场的集中表现在于，各主要国家的市场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交易所间联系越来越紧密，市场之间的分割日趋减少，“牵一发而动全局”频繁发生。股票作为资本证券化的工具，一种虚拟资本的代表，可以很便捷地在国际市场筹集和融通资金。股票价格指数，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晴雨表”，其联动效应正日益在欧洲市场、美洲市场、亚洲市场，进而在世界统一市场中表现出来。在股票原生工具基础上不断衍生的工具如股票指数期货交易、期权交易，既可以平抑股票市场风险，又可导致“巴林银行”一夜之间陷于倒闭。已经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股票市场更为新的竞争和兼并创造出了一个个神话。从IBM兼并莲花公司，到波音和麦道的合并，再有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青岛啤酒、中国电信、新浪在美国上市，高速流动的资金给每一个企业跻身世界市场创造了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1997—1998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索罗斯之流的“国际金融狙击手”对亚洲国家经济的摧毁，就是将股票市场作为其主战场的。

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国股票市场，可谓是忧喜参半，有利与不利并存。其利在于：第一，可以增加市场竞争主体，促进竞争局面形成。中国股票市场一旦进入国际化的市场操作，国外的机构、投资者会大批涌入，他们以其资金、人才、经验等优势，对我国新兴市场造成强有力冲击。这对长期安于现状，缺少竞争压力的中国市场应该是一种内在推动力，有助于整个市场的效率提高，服务改善。第二，可以用充裕的国际流动资金来发展自己。众所周知，我国国情相对而言是资源和劳动力充足、资金匮乏为显著特征，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缺口较大。举借国债固然可以解决一部分，但债务终究是要加息偿还的。而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利用股票不退本的特质，可以将境外资金长期锁定在中国企业的生产线上。第三，推进中国股票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较之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我国起步晚且发展尚不成熟完善，因此，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股票市场的经验教训可为我们所借鉴，避免走无穷无尽的弯路。比如在市场规则、交易品种和工具、计算机技术在交易中的运用、科学的市场监管手段等方面，都可以在融入一体化过程中逐步学习和总结，为中国股票市场走向国际化提供经验。第四，可以化解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可能出现的风险。将我国股票市场纳入国际化系统之中，在承担相应的国际市场风险的同时，也就是将由过去国内投资者完全承担的风险转移一部分给国外投资者的过程。因为，投资者不断增多的过程，也就是风险不断地被释放的过程。

中国股票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培育尚不完善，马上就要参与相对成熟的国际市场角逐，显然是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因素。

1我国股票市值占GDP比重小。评判股票市场规模的重要指标之一是资本证券化率，而我国股票市场市值占GDP比重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其他新兴市场（见表1）。

2上市公司的数量少，股票市场的规模小。资料显示，1994年，美国纽约、纳斯达克两家证券表11993年部分国家股票市值占GDP比重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203284396117112107139155195资料来源：厉以宁主编：《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432000年第4期

■■交易所上市公司为7229家；1993年伦敦证券交易所为2138家、东京证券交易所为2115家。①而我国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1993年共计有上市公司183家，1994年291家，直到1999年底才超过1000家。②3股票市价总值低于国际市场水平。以1994年为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695亿美元、中国台湾2473亿美元，韩国1918亿美元、泰国1315亿美元，中国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总市值435亿美元。③我国1999年的流通市值虽然增长到约012万亿美元，但这一指标也低于欧洲中小国家的规模。表2欧洲九大股票市场流通市值国别、市场股票流通市值（万亿美元）英国伦敦2526德国法兰克福1187法国巴黎1111瑞士苏黎世0651荷兰阿姆斯特丹0614意大利米兰0517西班牙马德里0373瑞典斯德哥尔摩0272比利时布鲁塞尔0185资料来源：《金融时报》1999年11月。4股票交易量在与西方发达市场相比也是很低的（见表3）。英、美、日资本市场表31993年交易额（亿美元）纽约证交所纳斯达克东京证交所伦敦证交所228341350179308487资料来源：霍学文：《英、美、日资本市场效率比较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而我国上海、深圳两个证交所年交易额不高（见表4）。90年代以来中国股票市场表4年交易额统计（人民币亿元）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436813667812743962133130720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成就辉煌的2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从日成交量看，上海、深圳两个市场日交易量一般维持在500亿元以下，有时甚至萎缩到150亿元，平均每只股票只有1500万元货币交易量，两个市场总的交易规模不仅大大低于纽约、纳斯达克、伦敦、东京证券交易所，也低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联交所。5上市股票交易品种不多。我国现阶段除了原生市场的A、B、H、N股现货交易和少量的可转换债券外，就再没有可供投资的股票品种，与其他市场相比，国际化程度很低，这就难以吸引各类投资者进入其间。世界主要证券市场中，在股票原生工具基础上衍生有指数期货、期权、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股票存托凭证等，多品种的市场，有利于广泛吸收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角逐。除此之外，在交易规则、市场监管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相比，我国也存在不小的差距。这就充分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面对一体化市场挑战，国际化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的。特别是中国即将加入WTO，世贸组织早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就通过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1997年12月，7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国达成了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同意对外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确定了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参与了GATS谈判，并两次递交了初步承诺，表示一旦进入WTO，将承担开放市场的义务。也就是说，中国要想跨入WTO的大门，必须首先打开本国证券市场的大门。而且，更严重的危机还在于，伴随全球化收购、兼并浪潮，一轮更猛烈的证券市场强强联合、战略重组正在超越国界实施。最近，德国、英国宣布：法兰克福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于2000年5月3日合并，命名为“国际交易所”。④合并后的国际交易所成为欧洲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其证券交易量几乎占据了全球证券交易总量的一半。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还会出现各大交易所合并，从而使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证券市场实现无地域和全天候交易。在世界证券市场一体化的推进中，新兴的中国股票市场是否感到危机已经来临？

三、中国股票市场的国际化对策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资本市场竞争，中国股票市场走向国际化的方向和目标已经确定，只是一个时间早迟的问题。要进入强手如林的国际资本市场，必须要有足够的准备，确保在国际市场中发展壮大自己，而不致于被对手分割和吃掉，其对策主要有下列几点。首先，按照国际惯例规范中国股票市场。国际惯例就是各国进入国际化市场必须遵循的既定准则，这样才有可能相互融通。如同世界杯足球赛一样，各国共同确认的规则是保证比赛能够进行的基础。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起步的时间迟，国情比较特殊，在很多问题上与国际惯例不尽一致。比如占股份比例70%的国家股、法人股在我国长期不准上市流通；普通股、优先股没有明确界定；市场对连续亏损公司没有安排退出机制；万国华等：《证券市场———大趋势》，工商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133页。霍学文：《英、美、日资本市场效率比较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中国证券报》2000年4月29日。霍学文：《英、美、日资本市场效率比较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国外资金不允许进入A股市场等等。这些人为设置的樊蓠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正处于发展初期的市场，但却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障碍。随着我国加入WTO进程的推移，股票市场迟早要对外开放的。国际惯例不会因为我们的规则不一致而进行调整，只有我们努力去服从和遵守国际惯例，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因此，从现在起，我国股票市场就要逐渐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统一规则调整，并据此修改我国不能适应国际化的法规和准则，使中国股票市场能够与国际一体化资本市场的运作顺利接轨。

其次，借鉴国际市场的成功经验，根据中国实际，扩大市场规模，拓宽融资渠道。一个融入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能够广泛吸纳国内外资金、满足各类投资者投资需求的市场。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要纳入国际化进程的中国股票市场，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A股B股的合并，其前提是逐步由现行开放的人民币经常性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向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过渡，以此激活长期低迷的B股市场，最终实现与A股市场的合并。二是开设二板市场迫在眉睫。从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看，凡是成熟发达的股票市场都有二板的设立（以高科技、创业型上市公司为主，日本在股票交易所设立第一部、第二部、国际部）。二板市场独到的功能，如上市资格、交易方式的规定等，是主板市场所不具备的，两个市场并行发展完全可以达到优势互补，扩大国家的股票市场规模。三是考虑恢复STAQ、NET两个法人股市场的交易，并尝试以此为依托，推动国家股逐步走向市场流通。四是向国外投资者开放上海、深圳市场，允许国外企业到这两个证交所上市，使我国上市公司有相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形成中外上市公司竞争态势的良性发展构架。竞争的结果让投资者在择优中受益。当然，采取以上措施都会遇到资金来源和股票市场扩容的消化问题，但只要我们承认居民存款高达近6万亿的现实，填补投资者急于进入中国新兴市场的心理，充分认识到国际化需要我们一一去“闯关”，那么，早闯比晚闯好，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总要比逼到“置于死地而后生”境地要好些。

再次，加速证券市场的体制改革，为全面开放市场作好准备。上市股票多了，市场扩大了，就给市场的制度法规和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法规还未跟上市场发展。1994年实施的《公司法》已经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1999年实施的《证券法》也无法应对和处理股票市场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根据已经变化的市场实际进行修订。除此而外，正在参与市场交易的投资基金、即将纳入市场交易的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全方位发展的股票市场呼唤《信托法》、《投资基金法》、《期货交易法》、《公平交易法》尽快出台，使市场得到有效规范，投资者权益能够得到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国际化资本市场赖以运行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法则，主要依赖于市场自身规律和行业协会的制约进行关系调整。而中国股票市场长期纳入计划经济模式运行，主要依靠政府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管理，显然，一旦参与国际化竞争后，这一套就行不通了。因此，政府管理要跳出微观领域，着重从规范制度文件等宏观层面进行入市引导，加强调控力度，即使不得不对股票市场的突发事件进行调控，也应该主要采取经济杠杆和手段，如利用公开的市场买卖操作、利率的调整等方式进行，否则，以行政命令左右股票市场，会令广大投资者望而生畏，把握不了股市运行规律，持币而不入市，致使市场发展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