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画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现任职于中国美术学院，曾在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宁波师范学院执教中外美术史和艺术概论。

个展：

2014 《秋山问道》山水画个展

2013 《听此太古音》楼森华山水画展（中国美术学院）

2012 《古雅之道》楼森华水墨画个展（宁波）

2012 《钱塘时代》楼森华油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11 《十二月》楼森华油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08 《澄怀观道》楼森华山水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00 《楼森华水墨与油画》个展（台湾大学）

1997 《回望传统》中国画个展（宁波展览馆）等

近世国画文章大家，五百年间名世者黄宾虹有云：上古书画同源，仰观俯察，以造六书，取乎象形，自有丹青之画，书与画分，后世因重文而轻艺，有士夫之画，画与图分……又云：自来书画同源，书是文字，单体为文，孳生为字，以加偏旁。文字所不能形容者，有图画以形容之，尤易明晓。故图画者，文字之馀，百工之母也。今求画学之途径，非讨论文字，无以明画之理，非研究习字，无以得画之法……学画之用笔，用墨，章法，皆源于书法。舍文字书法，而徒沾沾于缣墨朱粉中以寻生活，适成其为拙而已，未可以语国画者也。

其语何出！六朝谢赫著画有“六法”，所谓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元初赵孟\言书画同体（即后世曲解为“书画同源”），明季董其昌借禅宗以分画有“南北宗”。至于后世影响甚巨，此后史学家竞相引证。赵孟\有诗证曰：《题柯九思画竹》“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此论以理论高度指明了绘画的技术要旨。无论这“本来同”的是源、是体、还是法。后来释语者皆不甚了了，所取也就为不同之已所用。

黄师曾语：“故学古人，重神似不重貌似，面貌随时可变，精神千古不移。”此所谓精神者，实笔墨也。还说：国画正宗。约有三类：一曰文人画，二曰名家画，三曰大家画。而续古画又分四品，一曰能品，二曰妙品，三曰神品，四曰逸品。“古人有置逸品于神、妙、能三品之外者，亦有跻逸品於神、妙、能三品之上者，由神、妙、能三品入者，此大家、名家之画也;不由神、妙、能三品入者，此文人之画也。”而黄师所说文人乃词章家、金石家。

黄师其青年乃至盛年皆创书画同源说，姑且不论此论短长正误，其艺术创作成就却是巨而丰，高而迈的。反顾画史，赵孟\之书画同体，其所依据者实为唐代张彦远，张之《历代名画记》不仅使谢赫“六法”得以方便传播，其首倡“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意在抬高画家地位，并“书画异名而同体之论”。张彦远此书有：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又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宫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张彦远之此“体”以“图形”为本，其所比附“字学六体”中“鸟书”一体及“六书”中“象形”一体近似画体，所以张彦远所论绝无“书画同笔同法之意”。倒是其“同体”说在论“论顾陆张吴用笔”。①有“书画同源之意”，由此知中国文字之为象形字，见《宣和画谱》记黄启宝：“书画本出一体”，盖虫、鱼、鸟迹之书皆画也，故自科斗而后，书画始分，是以夏商鼎彝间，尚及见其典型焉，及宋人郑樵始将张彦远之“书画同体”论悄悄改为“书画同出”。“出，生也”，“生，起也”，明代口语便将“起”与“源”连缀成词。明季、何良俊《四友斋画记》即有：“夫书画本同出一源，盖画即六书之一，所谓象形者是也”，清代张庚《画论论性情》则释读汉杨雄，杨子云曰：“书，心画也，心画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画与书一源，亦心画也，握管者可不念乎，后来的邹一桂更明确指出了“六书始于象形，象形乃绘事之权舆，”并且书是为“济画之不足”，宗画史传言，张彦远论“用笔”使“书与画”相联系，宋人郭熙《林泉高致》亦有“笔与墨人之浅近事，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纵，又焉得成绝妙也哉，此亦非难，近取诸书法正与此类也……”。

自此张彦远之“工善者多善书”至郭熙“善书者往往善画”衍变为后来之“善书必能画，善画必能书”之论，至元季，理论上已完成了“书画家的双重身份论”为后世援画入书，以书入画提供了全部依据，赵孟\即是以书入画之证者。石如飞白木如籀… …如果我们有察微之心眼，也不难看出后来的黄宾虹的书法成就，便有以画入书的奥妙所在。其晚生者林散之更承其衣钵，甚至于墨法也用在其草书中了。元季柯九思有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与之相左，我们也对现当代美术稍稍作一回顾，便有西学归来创艺术革新论者如林风眠，就明确反对绘画过分追求书法的线条韵味，认为笔墨技巧反而会掩盖绘画的基本功能，及至其后学吴冠中所言“笔墨等于零”之论。我们不论艺术大家的理论如何，其实践之成功者皆为“戴着镣铐的舞蹈”的论点倒是有资可证的。

明季董其昌谓：“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 ，陈继儒则以“古人金石钟鼎隶篆往往如画，而画家写水、写兰、写竹、写梅、写葡萄多兼书法”，肯定“书画同源”的历史维度。至于清代郑板桥有“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古人谓竹为写其通于书也，故石室先生以书法作画，山谷道人以画法作书，东坡居士则云兼而有之”。“作书如作画者得墨法，作画如作书者得笔法”，“书画同源，只在善用笔而已”此类言论在清人论画中更是随处可见，是知此时“书画同源”与“书画同法”已归为同意。

篇2

境界最为关键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它深深地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达到了这个境界，人的精神就进入了自由王国，社会就会安宁。

境界所蕴含的这一文化和精神价值已经受到世界人文学者的普遍重视。现代物理学理论也证明了中国人文精神的高明与伟大，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必然是归一的，但是是归东方，而不是归西方。就境界来说，西方思想是“有我”的，而中国是“无我”的。中国人以抱一为天下式，西方则没有这个“一”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重以不变应万变。而这里的不变不是绝对的不变，而是“得一”大道上的变化，过去中国文人做这样的对联，上联是“千山千水千才子”，下联是“一天一地一圣人”，显然后者略高一筹，这是一个境界问题，而这个境界就是现在人大多不认识的大化之境，它是靠天地万物化育而成，他应是与众生同体，合天地成形的大象之境。其大为无限大，上不封顶，下不封底，有才者任意驰骋，尚不能触其边角。这个境界可谓正大而光明。

境界的形成是多纬度的，单纯的线性或面状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古人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镜子再大所映必偏而不能遍，明珠虽小但可鉴包六合。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圆的价值，大事大圆成，小事小圆转，好诗每句如珠圆，流美圆转如弹丸，心灵运行非直线而为圆形，圆象道体，圆者无极而太极也，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先哲道体、道妙，亦以圆为象。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这是人之大境界，非常人所能达到，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甚至为终生所难以企及。人和人的距离很快就会拉开。但是这种差距不是象一些浅薄之士所理解的那样，总是处心积虑地想翻出与前人不同的新鲜花样，你往前走，我往后退，你向上看，我朝下瞧。其实这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谓蔽则新是也。难得是找圆的中心点，不中不正，不正则不大，不大则不久。能从理论上认识够，认识到的很少，这仍需要教育，而且是大境界的教育。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都是具有这种大境界的伟大思想家，他们为世界人民所承认，为世界学者所仰慕。我们现在搞精神文明的画家却并不太了解这个情况，由此看到我们当今的境界仍需要充实。我们还不能搞超越，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超越的地步。古人云：盈科而后进，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继承。由于思想境界的浅薄，心境达不到中和平淡，心态得不到自在松弛，心情也自然不会静下来，也就必然导致身心不健康，因而不能避免出现火、躁、浮、动的心态，作品自然就会流露出这种情境。肤浅躁动、刺激、有火气和有纵横气的作品是病态的，是短命的，更达不到与终生同体的永生。

现在我们看古人，只视表面不看精神，原因是没有识别精神的能力，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内心不知道的自然也就看不出问题，就不可能达到中华民族的大境界。这个境界是不能为威武所屈，不能为富贵所，不能为贫贱所移的精神境界。

现在一些画家的思想处在对现实问题的相互反映和刺激之中，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现在的潮流是什么，什么容易入选，什么容易获奖，什么容易卖钱，就画什么。也有人看外国人的眼色，讨西方人喜欢，别人承认才是对的，这就放弃了最根本的原则：自尊和自信。而把自己的观念建立在别人的好恶上，变成了追名逐利和赶时髦的东西，从而成为后殖民是进步，认为这才有世界意义。这是地地道道的洋奴文化和洋奴意识，这同样是无头脑、无知识、不成熟的表现。孔子讲仁者乐山，主要是仁者的思想能安于义理，厚重不迁，不会随便的改变主意。山主静，水深亦静；深则静，浅则流，不安静深不了，不深也静不下来。还有一种人很有自信心，但缺乏知识，结果表现为狂妄自大，看

不上今人，看不上古人，盲目自我崇拜。又因为多年来接受的都是西方模式的美术教育，所以对自己的祖宗采取的是虚无主义的态度。人类文明的进步，美术家的精神纯化，都需要教育在断裂的鸿沟上架起桥梁，让今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艺术境界。

不深入，表面化，或只见物不见人，只画物不画我，只画死不画生，以科学的思考代替艺术的思考，这都是当今画坛的通病。只看到当今物质的发展，电脑、电器的革新，但是看不到人的精神在实质上是深还是浅、是进还是退。现代化不等于文明化，现代科学有许多是不文明的，可以说是野蛮的，如原子弹。民用科技有许多也是害人的，是伤害生物，破坏生命的。人类大有毁灭地球之势，这是由于精神价值不受重视或是没有文明境界所致。人类在朝自毁的方向迅猛发展，并且毫不觉悟，这是很可怕的。现在仍然把发展经济与发展精神摆错位置，叫做艺术搭台，经济唱戏。当然艺术也可被经济所用，但经济不能摆在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永远是在文化精神主导下的文明。孟子讲：

篇3

我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因而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嫁衣文化。尤其是对于各族人民，本身风俗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对于汉族人民而言，普遍选用红色作为嫁衣的颜色，红色代表着喜庆，体现出汉族人民结婚时心情愉悦的状态。在我国古代，新娘结婚的时候必须头戴凤冠，在外衣穿着上也很有讲究，红花袍、红娟衫等处处洋溢着喜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根据当地民俗风情不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各不相同。

我国嫁衣文化概述

对于我国古代人民来说，嫁衣尤为重要，嫁衣能有效反应古代民俗，并能在一定程度体现出古代家庭富裕程度。尤其是对于女孩子而言，嫁衣对于整个一生都非常重要，从女孩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动手制作嫁衣，嫁衣制作过程非常漫长，直到女孩真正出嫁为止。我国古代嫁衣流行必须头戴凤冠，新娘还需用红方巾进行遮脸，以体现出古代新娘的欲遮还羞。新娘一定要穿戴红娟衫，体现出红色喜气洋洋的氛围，通常还要外着大红颜色绣花红袍，鞋子也必须是红缎绣花鞋，这样才能有效凸显新娘千娇百媚特点。下图1所示为我国古代传统嫁衣。

图1 我国古代传统嫁衣

我国古代嫁衣的作用

对于我国古代而言，嫁衣承担着非常重要作用，嫁衣不仅代表了当地的民俗，同时对于新娘来说是嫁人之后的开始。古代男尊女卑思想较为严重，新娘各方面比较依赖丈夫，因而嫁人意味着告别过去，迎接崭新生活，是新娘人生一大转折点。与此同时，古代将嫁人看做十分重要的使命，嫁人的过程中，同时也是新娘最美时刻，嫁衣所蕴含的风俗文化多样，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探索价值。通过了解嫁衣风俗，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全国各地嫁衣习俗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全国各地在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方面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一定多样化特点。浙江富阳地区新娘嫁人过程中，只有花轿到达女方家中之后，女方才让新娘着手准备化妆。新娘穿衣过程中也具有一定讲究，需先穿小衫裤，然后才能更换红棉袄，穿衣的过程中，整个人需立于蒸桶之上。新娘穿大红裙之前，还应准备好12个鸡蛋，然后将鸡蛋放入裤腰，最终鸡蛋沿着裤脚滚出，这样新郎才能正式迎娶新娘。福建泉州地区也很有自身的特点，通常新娘出嫁之前需要认真化妆，以示对南方尊重，出嫁前化妆一般称之为“笄礼”。新郎花轿到来之时，新娘需要再次化妆，此时化妆通常称之为“对轿梳妆”，在加冠的过程中也很有讲究，只有被认为“有福”妇人才能对新娘进行加冠。广西苍梧地区同样有自身特色，一般新娘只允许穿黑色衣服，而不是大红。陕北地区新娘嫁人需要特殊打扮，新娘上轿之前需用锅黑将脸蛋进行抹黑，否则不能嫁人。

全国各少数民族嫁衣风俗

汉族嫁衣风俗以穿红绸缎、红绢衫、红绣花鞋为主，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具有其特有的风俗，下图2所示为我国水族嫁衣。

图2 我国水族嫁衣

赫哲族新娘嫁人过程中，利用鱼皮缝制嫁衣，颜色以黄黑相间为主，并利用手工进行缝制，在衣袖等部位缝制一定数目花纹，花纹十分精致。尽管从材料上讲相对较为原始，但能充分体现别具特色的原始美。土族人民结婚过程中，嫁衣相对较为华丽，颜色非常鲜艳，通常嫁衣由多种颜色构成。瑶族人民在刺绣方面较为精通，因而嫁人过程中，嫁衣刺绣图案非常华丽，充分体现出本族风情。

结语

篇4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篇5

1.文化产业立体化布局已经形成。

从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来看，西安文化产业以规模化、集约化的方式发展，尤其注重与高新技术、旅游等相关行业的关联嫁接，重视文化产业的开放性、多层次性，初步建成了曲江、高新、经开、浐灞、临潼、秦岭北麓、城墙景区七大文化产业板块；培育了广播影视业、文化娱乐业、新闻出版业、文化旅游业、文物及文化保护业、广告业为发展重点的“六大行业”，并规划实施了西安城墙景区工程、大唐不夜城项目、大明宫遗址公园等十二个重大项目，文化产业立体化布局已经确立。

2.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增加迅速。

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看，西安市文化产业增加值逐年上涨。从2008年的127.44亿元到2012年增加到334.68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从2008年的5.5%增加到7.7%。2012年，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快于GDP和第三产业，高出GDP增速18.5个百分点，高出第三产业18.1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文化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从西安文化产业的行业结构来看，传统文化产业平稳增长，新型文化产业迅速扩张，产业结构渐趋合理。以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影电视服务以及文化艺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产业（即文化产业核心层）平稳增长，始终保持41%～42%左右的增加值份额；以网络文化服务、休闲娱乐服务和以广告、会展、文化商务为主要内容的其他文化服务等类别的层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逐年增加，成为西安文化产业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相关文化产业层仍是西安文化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相对于文化产业核心层和层的发展则显得较为缓慢。从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速看，三个层次同步发展，层增长领先于核心层。2012年，层实现增加值117.30亿元，增长36.5%，高出全市5.9个百分点，成为文化产业的主要增长点；核心层实现增加值134.44亿元，增长28.0%；相关层实现增加值82.94亿元，增长26.9%。

二、西安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文化管理体制滞后。

西安文化管理体制尽管进行了改革,但仍带有传统的文化事业型的性质。这种管理体制政事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条块分割,与文化产业发展不相适应,资源配置和企业经营项目结构不够合理,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一方面是企业发展的资金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资产利用率不高,闲置浪费现象。以文化价值为灵魂,以科学技术和现代传播载体为支撑,由文化创意、文化产品制造、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服务、文化交流所构成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世界文化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已经走向了快车道。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不断开辟高附加值、高创意、高流通的新领域,并形成一条长长延伸的产业链条,高创意是产业链条的下游,获得高附加值是产业链的归宿。而西安文化产业组织形式还处于小规模状态,大多数文化企业实力弱小,分散经营,缺乏活力,文化企业市场主体意识淡漠,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具有强势品牌或知名品牌文化产品的企业较少,文化产业的总体竞争力不具有市场优势。

2.文化融资体制落后。

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市场化的投资机制,除政府投资外,还包括企业投资、私人投资、彩票集资、基金投资。西安文化产业投资渠道单一,政府投资有限,事业单位发展文化产业投入和社会资金投入都不足。这与发展文化产业和扩大文化市场所需要的资本扩张能力很不适应。此外,政府的投入与产出不协调,投入带有随意性,文化投入资金在运作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资金不足制约着西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技术改造,融资渠道不畅,严重制约了西安文化产业的发展。

3.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挖掘、利用不足。

西安是文化资源大市，却不是文化产业强市。文化企业创意、创新能力与开发西安广阔的文化资源所需的能力之间仍有一定差距，使得西安目前仅仅停留在对现有资源的重复开发，或者仅将眼光放在原有的或历史的发展点上，不能深入进行创新性、长远性考虑。虽然西安拥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产业品牌和项目，但是缺乏进一步的深度挖掘，无法开发衍生产品、形成产品系统，使得西安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不能形成更为广阔的产品群，西安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也难以彰显。西安十三朝古都，尤其是以周秦汉唐文化资源蕴含最为丰厚，但是目前只有曲江在唐文化的发掘保护和开发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西安的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亟待进行。

4.人才机制不健全。

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西安科技实力雄厚，高校众多，为西安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但由于用人体制、机制等原因造成科研机构与实际产业脱节，科研人员与市场脱节，专业培养与企业需求脱节等问题。造成许多优秀人才外流，导致西安缺少具备独到眼光和创新思路的精英策划，因而难以出现文化精品。随着现代传媒、动漫游戏、数字视听、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文化旅游、影视、网络文化、会展博览等新兴文化产业的迅速扩张，人才资源的浪费与闲置、外流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安文化产业向广阔的新兴领域发展。

三、提升西安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1.推进制度改革创新。

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积极推进公益性文化单位机制改革,转换经营性文化单位体制,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支持民营文化企业发展,培育壮大一批文化产业集团和骨干企业。规范发展文化产业协会和具有一定社会文化管理职能的文化中介组织。构建城乡一体、丰富多样、繁荣健康、富有活力的文化市场体系。在文化体制改革创新上,一是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建立强有力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快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通过“服务、咨询、监督、协调”等方式把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完善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要改变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和文化企业自身积累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运用投资控股、金融信贷、资本市场融资等手段,加快建立和发展文化产业基金组织和资本市场融资等多元投资主体，尤其是民间资本的参与；三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建立文化单位注册登记制度,合理划分文化单位的类型与功能,实行分类指导；四是进一步扩大西安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规模，建议根据城市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增加文化产业发展资金规模。

2.促进融资渠道多元化。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导向,企业投入为基础,金融机构投入为支撑,外资和民间投入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融资体系，形成以国有文化资本为主,非国有文化资本为补充的文化资本格局。一是鼓励国有文化企业进行由国有资本控股、社会资本参股的股份制改造,以此来吸收大量的社会资本。二是成立文化中介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与金融机构结合,改善文化行业投融资环境,改变银行在民营文化企业贷款中的约束条件,简化贷款手续。三是积极吸引文化产业外资。吸引外商以合资、合作的方式,与西安的文化企业合作,允许外商以技术、品牌、创意等作为无形资产入股,对经营不善的文化企业,让外商购并,使其复生,以股权互换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共享扩大的市场资源。四是加强基金建设,调整基金结构,发挥好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作用,提高使用效率。

3.深化西安文化资源的开发。

将对西安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文化创意、文化创新相结合，从多方面、多角度对西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研究、挖掘。以古代王朝的历史遗存为依托,培育秦、汉、唐历史文化品牌。创建“秦汉唐文化产业园”,以产业化和商业化思路激活历史文化,使其绽放现代光彩；重新梳理与整合秦汉唐历史文化资源,创新定位其在中国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世界的“秦汉唐好莱坞”。大力开发打造以秦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链，包括主题遗址公园，旅游景区和文化活动节日等多种类型的文化产业项目。不断挖掘秦文化的内涵和丰富秦文化的精神，以阿房宫为核心，借鉴唐文化的产业链开发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秦文化产业链，使之成为西安继唐文化之后又一个西安文化产业的战略高地。

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篇6

许昌历史源远流长，文化旅游资源异常丰富。按照《国标》的标准，我们把许昌的文化旅游资源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人类活动遗址遗迹。作为三国时期活动最为频繁活跃的著名人物——曹操，他在许昌留下了很多的遗址。曹操割发代首处，毓秀台，用来议事的仪式台，进行重大活动的受禅台，与军事有关的练兵台、藏兵洞，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公园等等。第二类：建筑、设施与认为旅游地。它包括四个部分，景观建筑和附属建筑，如魏文帝庙、三绝碑、关于挺风勒马画像碑；居住地与社区，如春秋楼景区、曹丞相府、钟繇园林；归葬地，如张公祠、愍帝陵、董妃陵、张潘二妃墓、伏皇后墓、华佗墓、王允墓、夏侯渊墓、马腾墓等等；水工建筑如运粮河等。第三类：人文活动。这一类的内容较为复杂，有人物、事件、戏剧、文学作品、地方风俗、民间礼仪等，如曹氏父子、建安七子、郭嘉、蔡文姬、关公挑袍、夜读春秋、许下屯田、豫剧、建安文学、三国传说、三国地名、酒令等等。许昌市三国文化旅游资源特征鲜明。首先，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独具特色。曹魏集团在许昌打下根据并走向鼎盛，成为中国历史上精彩纷呈的一笔；三曹七子为代表的文人在许昌慷慨陈词，创造出以刚健沉雄为特征的建安文学，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天地；2006年，许昌被授予“中国三国文化之乡”的称号，每年都要举办大型的文化周活动，并发行多枚三国文化邮票，进一步提升了三国名气，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其次，蕴含着极高的旅游价值，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三国时期遗留下的各种历史人文遗址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通过阅读奸商墓葬、碑刻等，游客可以感受三国人物爽朗的风姿、恢弘博大的历史场面、享受酣畅淋漓的美学体验。通过追溯三国历史，游客们可以积累知识、开阔视野。此外，许昌会定时开办民俗表演、三国文化历史周等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积极参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学，获得更好的文化体验。

二、许昌三国文化旅游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许昌拥有宝藏一样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但是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却并没有尽善尽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旅游资源开发水平低。由于某些遗址遗迹容易遭到破坏、不易保存、修复费用较高等原因，一些旅游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某些非物质性的旅游资源则压根没有得到开发，如建安文学资源，三国服饰、饮食、生活资源，三国民俗等等。此外，许昌市的三国文化资源还存在着“封闭独立”的情况，零散不成系统，也没有形成较大的旅游规模。第二、管理理念不够先进、资金短缺。目前，许昌市对于三国旅游景区的管理是事业型管理，政府管得过多过死，缺乏市场竞争，此外，资金缺乏问题，也大大地限制了景区的发展。此外，许昌三国文化旅游还存在着客源市场狭小、吸引力不强、营销手段落后、宣传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

篇7

现在翻开台湾关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能够清楚地看到其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上呈现出一种过分依赖美国批评动向的路线，过多地采用美国多元文化中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文化等研究理论去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偏离了华裔美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理论意义。这样不仅没有形成台湾独特的华裔美国文化的视角，也没能抓住华裔美国文化的核心和主流，无法彰显华裔美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与学者本身的求学经历有关，台湾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学者大部分都曾有美国留学经历，或者在美国完成华裔美国文化的硕士、博士论文，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对美国国内的批评动向非常敏感，联系紧密。尽管如此，台湾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较高的成绩，对大陆研究美国华裔文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台湾学者开创性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并取得的诸多成绩和创建的基础框架，为后学者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奠定了基础。

二、具有“文化中国”情节的大陆视角

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陆所有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一共不超过5篇。大陆最初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纯粹自己的见解，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美国本土多元文化和台湾学者对华裔美国文学理解的影响，这一阶段属于大陆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探索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华裔美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国内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像中国台湾境内的学者那样“步调统一”，在对华裔美国文学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现了两类不同文学背景的研究学者：一类是以中文文学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学的中文系学者，另一类则是以英语文学为研究背景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英语系学者。大陆对海外文学的研究开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小范围的海外华人的中文作品进行研究。随着对海外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对港台地区的海外文学感兴趣外，逐渐向世界范围内所有华人文学研究扩展，包括东南亚文学、新加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华人聚集比较密集的国家和地区。相较于以英语系学者为主要研究人员的中文系海外文学研究，研究成员队伍更加庞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学的文化内涵。他们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过程始终以“文化中国”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华裔美国文学，并且试图将海外华人文学与母语文学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发表的多篇博士论文和文学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多元化研究。与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学研究队伍不同，由英语系组成的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队伍最初是以翻译华裔美国文学为主线，侧重于将中国文学与华裔美国文学进行对比。恰逢21世纪初，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持续升温的时期，大陆境内各个大学、期刊纷纷设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机构或者期刊专栏，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和文学作品已增加到近两百篇。这样，华裔美国文学也渐渐进入到了国内大学英语语言学习的课程，为英语系培养了一批专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硕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学研究还是英语系的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华裔文学的属性入手，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分析中国文化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引导和向度。从近几年发表的有关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题已不再仅仅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融与冲突”等角度一同展开。在大陆，虽然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还在持续升温，但都与国内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地区，华人对自己故乡的思念和中华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随时间和空间改变的。

三、美国多元文化下华裔美国文化的差异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始终不变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响和思想观念。美国自称是一个自由国家，也是一个移民大国，随着移民而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创新，这就像一个文化熔炉维系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是美国国土无论多么的开放、自由，美国社会各民族的特点、民族的文化价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饰、语言、思想和政治观念，他们对一些主流的美国政治观念并非完全能够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国多元文化下的差异文化政治。在一个多元化语境之下，美国文化试图通过同化的方式来消除民族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政治观念。如果美国完全丢弃族裔的文化特点，而以白人种族文化作为文化同化的方向，势必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谈。差异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点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单一性和同质性，新时期的差异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识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对华裔美国文学，贯穿整个文化脉络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对美国主流的文化来讲，华裔美国文学是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文化差异冲突和融合，华裔美国文化应该呈现出一种具有正面、正统中国儒家文化和独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创出具有独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学成就，并能够形成影响美国文化，赢得自己生存空间的独树一帜的差异文化政治。

四、中国文化与华裔美国文化

篇8

实事求是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快餐食品具有的快捷便利的优势完全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它充分体现了在西方商品经济发达的条件下效率至上的理念。但是这与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是极其背离的，因为中国人的食物结构以谷物为主，粮多肉少，并以菜蔬为辅助，非常讲求烹饪技艺，追求色香味俱佳，就餐时要细嚼慢咽。中国饮食在色、香、味方面的追求，以及多样的菜式，精致的造型而独具特色，往往令人叹为观止。在制作方法上，中国菜讲究的是最终调和美味，就是讲究火候、分寸以及整体的配合。同时，认为菜肴只有合乎时序，才能达到味美可口的效果，讲究夏秋时节的菜肴要以清淡为主，冬春时节要突出浓郁，另外还要因时间、地点和人而有所不同。中国人在饮食的习俗上，食料主要以植物性的为主。五谷是主食，蔬菜是副食，另外再配以少量的肉食，并且由于佛教的影响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人尤其是老一代大多喜欢吃素食。而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们，因为文化血统不同，一般以养殖和渔猎为主，辅助以种植和采集，因此食物以荤食为主。由此可见，这两种饮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之间正面的碰撞，必然会产生不可忽视冲击力。但不容置疑的是，美式快餐对于国人的吸引力还是极大的，其提供的便捷服务和满足口味的食物，以及进餐时节省时间，即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车去买快餐，但其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一日三餐问题解决掉，所以还是受到了大批忠实的消费者的追捧和青睐。尽管美式快餐文化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显然是南辕北辙的，但是随着“得来速”等快餐形式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这种理念仍旧被部分国人所认可和接受。中国有句古语:“食以善人，食亦杀人。”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追求的是膳食的营养和健康，而美式快餐的盐、糖、调料、脂肪、蛋白质、胆固醇都很高的膳食，却往往使消费者身体产生过高的热量，进而造成严重的营养失衡。尽管是这样，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当今社会讲究高节奏、高效率的背景下，美式快餐文化还是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

2美式快餐文化受到孩子们的青睐，对于传承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造成了阻碍

东西方的饮食文化不同，虽然中国传统的平衡膳食的思想能够保证人们的健康，但是美式快餐文化还是以其快捷的优势迅速俘获了中国人的心，尤其是洋快餐总是把少年儿童作为销售的主要目标，事实也是如此，大多数儿童经常光顾美式快餐店。因为美式快餐店提供的各种甜食，快餐店内配置的简易的儿童游乐设施，派发的系列小礼物、各种优惠券，都对孩子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儿童的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正处在被塑造的阶段，他们的饮食习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所以对少年儿童来说，美式快餐的影响更加的严重，这显然会严重地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2］。

3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饮食结构西化现象越发严重

据有关调查显示，仅在1988—1998年十年间，中国人的肉食消费量就增长了一倍，在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肉食消费量达到了每年46公斤，近两倍于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平均消费量，超越了日本和韩国。在早餐的餐桌上，传统的稀饭、豆浆被汉堡和可乐取代了，在饮食结构上中国居民被西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4严重威胁着中国本土餐饮市场的发展

4．1地方美食中餐厅的市场份额被严重挤占中国的鲁、川、苏、粤、浙、闽、湘、徽等菜系，历史上形成了炒、爆、熘、炸、烹等24种菜肴烹制工艺，并经千年流传至今，其技艺的博大精深享誉海内外，但是在世界文化不断加快融合的当下，中华传统美食文化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挑战方竟然是以精、短的制作时间为特色的洋快餐。我国年轻一代的很多消费者本来是为了节省时间，但是却要在洋快餐厅里花很长时间找位子、等食物，然后再坐下来慢慢品尝，而且明知道洋快餐几乎没有多少营养且对健康不利，还要用其满足一日三餐的需求，各种甜点和油炸食品恰恰适合了青年人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口味，虽然中国餐饮市场已经被美式快餐所充斥，但是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洋快餐店里仍然常常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这无疑严重地威胁着中国本土的餐饮市场。近年来，美式快餐因为自身食品的不健康以及食材来源渠道不正规而屡屡被媒体曝光，例如:“苏丹红”事件，就炸薯条含致癌物问题美国检察机关首次提出诉讼，特别是最近媒体揭开的洋快餐的食材来源问题等，迫使“洋快餐”企业进行相应的完善和调整，针对消费者越来越多的质疑，它们都会及时地加以应对，做出声明，自我爆料:传统洋快餐产品选择少，难以达到营养平衡。并且提出“拒做传统洋快餐，全力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快餐”的口号，不断推出符合中国人口味的饮食产品，从而变被动为主动，进一步抢占了中国的餐饮市场。

4．2从事餐饮经营的小商贩举步维艰在进入中国餐饮市场后，美式快餐逐渐适应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本土化快餐的发展道路，通过改良食品，推出了更加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新产品，例如肯德基一直坚持产品的创新，由不辣的劲脆鸡腿堡发展出黄金烤鸡腿堡，继而又先后推出具有中国风味的老北京鸡肉卷和广东风味的咕噜鸡肉卷，还有新奥尔良烤翅、新疆孜然烤翅、葡式蛋挞、卡布奇诺咖啡蛋挞、芙蓉鲜蔬汤、番茄蛋花汤、草莓圣代、冰纷彩豆圣代、果珍橙汁、九珍果汁等新产品，尽管很多产品的市场生命力不长，但是肯德基创新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总是可以花样翻新地适应国人的口味。其中推出的豆浆油条和爱心粥等早餐产品，无疑是严重冲击着在路边靠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

5结语

篇9

1.1文化产业创新相关概念及内涵

从人工自然过程论的视角看，产业创新是动态地反映人工物变成制造物的过程。在经济学中，产业通常被定义为“一定区域内生产同类或同一产品的所有企业的集合”。从现代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产业是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群。据此观点可以把文化产业定义为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企业群。但是从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上看文化产业生产出的产品兼有私有性和公共产品特征的一类特殊的“混合产品”，所以文化产业又是区别于所有其它产业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产业部门。单世联（2001）的研究认为文化产业提供的产品不同于商品生产在物质领域的产物只承载单一的“实用”功能，而是同时承载“审美”与“实用”的双重功能，具有的特殊“文化属性”。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因为各国国家战略，传统文化，文化政策，地域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出现不同的见解也在所难免。但综合起来说，他们不管如何定义，文化产业的内容和关注重点基本是一致的。

1.2文化产业的金融制度创新

由于文化产业项目具有高风险、难量化的特点，所以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发展瓶颈。为解决文化产业的融资难问题，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从文化产业宏观角度出发，俞晓敏（2008）指出国有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和机制的单一性，是导致文化产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指出金融机构的缺乏和金融的创新性不足，阻碍了地区文化产业的融资。高宏存（2013）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引进风险投资虽然是文化企业融资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在具体运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并针对研究发现的以上问题，从政府，风险投资机构，文化企业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探索性建议。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相对微观角度对融资难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贾瑛瑛（2011）认为目前文化产业的无形资产比重大，加之对无形资产的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大部分抵押担保机构对无形资产抵押这种贷款方式的信心不足。于孝建，任兆璋（2011）的研究认为单个或多个知识产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方式更为灵活，能有效降低银行贷款风险，为文化企业融资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刘德良（2013)等创新性提出6个模型评估方法，通过评估模型的系统分析，就有了具体的考核指标。这就相当于对整个文化项目或产品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体检，可以有效地规避政策风险，制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等。总的来说，以上相关文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本文认为文化产业项目要想解决融资难问题，一方面应该加强文化产业项目本身的质量，了解项目的潜在价值，评估项目的风险；另一方面要规范健全文化产业行业法律法规，要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民间资本的参与支持，融资方式的创新等等。

1.3文化产业集群创新

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从集群企业间互动、创新动力两个角度对文化产业的集群创新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1.3.1集群企业间互动。

Kieron、Mark(2004)研究发现，集群创新企业之间通过创新网络组织，不仅有利于创新企业向同行或上下游企业以拆借、购买等方式筹措到实施创新所需的设备、零部件、资金和原材料等硬件资源，而且有利于创新企业获得实施创新所需的技能、知识等软件资源。Jerez-Gomez(2005)研究发现高效学习的方式最终会影响到集群企业的创新行为。王铮(2004)等人进行的知识网络动态学研究，把主体间的广义距离和互动状态变量结合起来，通过构建数学分析模型创新性的把网络主体间的接近性耦合与互动强度结合起来，很好的解释了区域企业集群创新实现的机理。

1.3.2创新动力。

Freeman&Rothwell(1991）指出，创新早已不是单个企业的活动，与外部的知识资源的关联已经成为创新的主要因素，系统整合网络资源是创新的重要动力。Martin&Michae（l1999）认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相对于生成动力来说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层次性，因此，产业集群强大竞争力的体现，要靠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驱动力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区域知识创新、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互信度和信息共享等可以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Saxenian(1994）发现良好的社交氛围有利于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Enright(1996)认为集群的发展依赖于知识成果共享程度和熟练技术劳动力的推动；Debresson(1996)认为区域化的知识创新是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内对文化产业集群创新动力方面的研究文献也比较多，总的来说主要集中在外部经济，技术创新，合作效率，社会资本整合，竞争效应，创新收益，创新积累，地域分工和市场需求等中的一个或多个作为创新驱动力来进行的研究。对比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很多学者都认为文化产业的集群创新的动力需要很多方面的驱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在很多驱动力中，核心驱动力最重要，而核心驱动力包括技术，资源，学习能力，知识，信息的获取和分享等等。至于最终如何选择驱动力，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1.4文化产业创新评价体系

对于文化产业创新评价体系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评价方法、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结合具体事例，说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可靠性，实用性的研究上。魏亚平(2009)等对文化企业选择EVA评价方法的原因做了分析和说明，得出EVA评价方法要优于基于利润的企业绩效评价方法，更能实际地反映文化企业投入情况。臧志彭、解学芳(2013)等通过建立三维评价模型和创新指标评价体系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网络文化产业制度体系得以确立，但制度效力、权威性尚待加强；②网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能够根据产业的发展演化从层级、范域以及强度方面进行适应性的制度创新。孙彤(2012）等在综合考虑文化产业融资环境影响因子的基础上，构建文化产业融资环境评价体系，得出某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瓶颈在于科技创新环境方面。张润清（2014）等在遵循科学性，可度量，客观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河北省农村的集体数据进行了具体的操作演示。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说明该体系具有相对广泛的实用性，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提出不同建议。

2结论与展望

篇10

火棘喜光，稍耐阴，可以耐受－6℃左右的低温。耐旱力强，不择土壤。萌芽力强，耐修剪。火棘又名救兵粮、救命粮、火把果、赤阳子，蔷薇科火棘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高可达4m，短侧枝常成刺状，小枝细长，水平延展或平卧。叶倒卵形或倒卵状长圆形，先端圆或微凹，边缘有钝锯齿，齿尖内弯，近基部全缘，表面暗绿色，两面无毛。花集成复伞房花序，直径3～4cm，花白色，直径约1cm，萼筒钟状，花序梗和小花梗近无毛，雄蕊20枚，花柱5枚。梨果扁圆形，萼片宿存，果实橘红或深红色。花期5～6月，果期9～12月，种子千粒重2g。

2繁殖技术

2.1播种繁殖

（1）种子采收和贮存。火棘果熟期在9～12月，育苗果实适宜在1～2月采收。采收后，除去叶片、枝刺、果柄等杂物，置于阴凉处摊开通风约10～15d，并每天翻动1次。

贮存方法：先用塑料盆或桶，放入适量40℃的温水，再把果实放入容器中浸泡2h，使果皮松软，用手挤压，使种子从果肉中挤出，再用清水漂洗4～5次，除去果皮、果肉及瘪种子等杂物，即获得纯度较高成熟饱满的黑色种子。将种子与细沙按1∶3比例进行混合，细沙要经过200目的筛子筛过，湿度为手握成团，松手即散为宜。在室内墙角下层铺3cm厚细沙置入种子，上层覆5cm厚细沙进行贮藏，并经常检查湿度，防止冻害。也可以将火棘种子从果肉中取出，晾干备用。

（2）播种。火棘适宜翌年春季播种，种子贮存时间太长，其萌发率明显下降，并且火棘不宜在20℃以下的环境中播种。应于3月上旬，将种子和细沙一起均匀地撒播于冬前准备好的苗床上，覆盖细土，厚度以不见种子为宜，因种子较小，覆土不可过厚，并在苗床上覆盖稻草，浇足水。约10d左右开始出苗，此时去除稻草，并视苗床湿度进行水分管理。播种出苗率为82%，用0.2‰的赤霉素处理能够提高火棘种子的发芽率。

（3）苗期管理。苗期3个月内每天要查看温、湿度。若低于20℃或高于30℃，均应采取升温或降温措施，主要措施有控制遮荫、喷雾等。若无异常情况，每周浇水1次即可。雨季要注意防水、排水。

2.2扦插繁殖

春插一般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选取一至二年生的健康丰满枝条剪成15～20cm的插条扦插。夏插一般在6月中旬至7月上旬，选取一年生半木质化带叶嫩枝，剪成12~15cm的插条扦插，并用ABT生根粉处理，注意加强水分管理，一般成活率可达90%以上，翌年春季可移栽。

2.3压条繁殖

春季至夏季都可进行，进行压条时，选取接近地面的一至二年生枝条，预先将要埋入土中的枝条部分刻伤至形成层或剥去半圈枝皮，让有机养分积蓄在此处以利生根，然后将枝条刻伤至形成层埋入土中10～15cm，1～2年可形成新株，然后与母株切断分离，于翌年春天定植。

3应用

3.1制作绿篱

因火棘适应性强、耐修剪、萌发快，作绿篱具有优势。火棘的自然抗逆性强，生长迅速，病虫害也少，只要勤于修剪，当年栽植的绿篱当年便可见效，适宜在城市中作绿篱植物。

3.2景区、庭院布景

火棘作为球形布置可以采取拼栽、截枝及修剪整形的手法，错落有致地栽植于景区草坪之上，点缀于庭园、花坛中。火棘球规则式地布置在道路两旁或中间绿化带，还能起到绿化美化和醒目的作用。

3.3作盆景和插花材料

火棘耐修剪，主体枝干自然变化多端，火棘的观果期从秋到冬，果实愈来愈红，是优良的树桩盆景材料。火棘的果枝也是插花材料，特别是在秋冬两季配置、蜡梅等作传统的艺术插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