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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6 19:58:53

当下范文篇1

论文摘要:短短20年，池莉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浪潮。几乎她的每部新作都能引起新的一轮“池莉热”。这科现象的出现，有着深深的社会根源，更是与池莉个人的写作态度息息相关。她深知自己写作的优势，追随着时代的发展，牢牢抓住都市平民关注的当下性问题，将它们写入小说中，为自己底得了读者，也底得了名誉。

自1987年发表中篇、说《烦恼人生》以来，池莉的名字红遍了中国文坛。自20世纪go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期，池莉的主要读者还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到现在，她的读者已辐射到广泛的识字阶层。她的每部新作的问世，几乎都能刮起一轮新的“池莉热”。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时代的发展以及池莉个人的写作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20世纪80年代的成名期:烦恼人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口号和目标在政治、经济层面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人们心中的现代化梦想被现实的生存状况冲击得七零八乱。随着改革开放的窗口越开越大，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一地鸡毛”似的现实出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惊醒了人们的美梦，也动摇了作家“宏大叙事”的根基。池莉的《烦恼人生》等新写实作品适应了社会的变化，从而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她挖掘了普通市民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琐碎烦恼与世俗情趣，并用一种“还原生活”的新写实创作手法，将现实的生活轨迹改编成故事，写人小说中，从而使她的小说显示出真实的活力与魅力。通过对当下个体生存状况真实、细腻的描写，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在文学创作初期，池莉不断尝试各种文学体裁。以1980年为界，在此之前，她的创作主要是诗歌，而此后主要为小说。因此，她初期的小说更多地溶人了诗歌的意象和境界，如《月儿好》、《少妇的沙滩》、《雨中的太阳》等。池莉曾说:“我的小说首先是为自己写的。为了获得那一种写作过程的愉快。为了在喧闹的城市悄然潜行。……为了某个感动过自己的画面。为了给自己积累自己的玩具。还为了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对于自己来说，这些因素永远与小说同在。永远与我的生命同在。这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态度。在这个阶段，池莉是个写作的模仿者，没有自己的题材，更没形成自己的风格。

她的身份不断变化:从乡下知青到乡村小学代课教师、医学院工农兵学员、厂医、武汉大学学生、杂志编辑等等。不同的平民式生活体验增加了她的人生阅历，同时也丰富了她的创作题材。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写作内容:当下人生的烦恼与苦闷。带着一种“转向”的尝试，池莉写了《烦恼人生》。几经辗转，最后被《上海文学》郑重推出，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部作品的成功，无疑鼓舞了池莉写作的信心，她说:“《烦恼人生》的面世使我大有柳暗花明之感，我好像这才知道天很大地很大宇宙无边，生活很广阔艺术很广阔可以任你去创造。《烦恼人生》的成功促使池莉反思自己以前的小说创作观念，并使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写作的题材:平民的烦恼人生;同时使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写作信念:为平民写作。

这种平民化的写作方式的选择无疑与池莉平民式的出生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她生于湖北一个没有多少文化气息的县城干部家庭，从小就接触下层市民的日常生活。幼年的种种经历在她那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所以，对于她来说，平民的烦恼琐碎的生活是她所熟悉的。她从不摆出传教者的高贵姿态，也不以“灵魂工程师”自诩，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正因为我深知我自己所知有限，所以不敢对我不知的一切妄加评说。所以不敢以我有限的个体生命去轻率地承诺重大的质问。所以在任何时候我都不愿意失去现实的分寸感。所以我从来都蔑视没有事实背景的激情与崇高。我的写作仅表达我个人以为的对于生活的准确感知。‑is1池莉的这种观念与态度实际上也正是整个新写实作家群的观念与态度。新写实小说家李锐曾说:“所以我不自欺:以为自己的小说可以替他们呼喊痛苦;所以我不自诩:一定要讲自己的小说是‘写给农民看的’;所以我不信:以为写了几篇小说便可以‘改造国民性’;所以我不自傲:以为自己的小说可以赋予他们无尚的‘光荣’;所以我不自美:我要到那近乎残酷的操劳中去寻找园的陶醉;所以我不自狂:以为在小说里开一剂良方便可以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所以我不自作多情:以为自己在小屋里痛哭流涕了.就是替芸芸众生喊了痛苦。

顺着这种写作题材与理念，池莉又写下了《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新写实小说。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等种种生存烦恼的描写，反映出了计划经济时代濒临停滞的世态人心。《烦恼人生》、《太阳出世》写尽了人们在物质匾乏状态下最基本生存需要到难以达到的烦恼与优虑，建构起了一幅幅人的生存需要与生存处境不断冲突的尴尬场景。新写实小说家刘震云在谈到他的小说《一地鸡毛》时说:“……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这些日常生活琐事锻炼着我们的毅力，耐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就是通过对这种平庸的世俗人生作不厌其详的感受与描绘，使得池莉的新写实小说体现出了很强的当下性色彩。

池莉的创作，紧紧地抓住了时展的脉络，不停地追踪着读者的审美趣味。她好在文章中跟读者交心，敢于承认自己的幼稚和浮躁，敢于承认自己文学创造的有限性。为了得到读者，她宁可放弃专家们的意见。她知道自己只属于一部分读者，并为讨好这部分读者而努力工作着。“永远都只有一部分人喜欢你。尤其像我这么一个人，凡胎俗骨，能够得到选择写作的可能，能够得以安静的写作，能够坚持自己的思考，能够拥有一部分读者，这就很是不错。

二、20世纪90年代的卖点:都市传奇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杠杆威力的日益强大，人们在物质上的贫穷和生存上的困境稍微得到了缓解，生活正逐步走向富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历史已经迈进了一个人人追求成功的时代，这是一个“康伟业”(《来来往往》中的大款)呼风唤雨、“印家厚”(烦恼人生)中的工人)普遍“下岗”的时代。平民生活成了失败的象征，不再是社会热门话题，而追逐金钱、财富成了人们最大的兴奋点。

凭着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洞察，池莉及时地捕捉住了社会转型给平民带来的影响，及时地把握住了平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并用朴实的文字将它们写人自己的小说，从而引出了又一阵“池莉热”。

这一时期，池莉将自己作品的主题置于社会转型这一个大的背景下。尽管其作品仍然是围绕着普通平民们，但是又有所不同。为了满足大众普遍的求富心理，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商战中的“成功”人士，叙写了他们的成功以及成功所带来的“另类”烦恼。(来来往往)中的名牌消费、空中约会构成现代都市一道新的风景线。《小姐你早》中的夜总会、宽虹灯五彩斑斓，海鲜城、美人捞与珠光宝气相辉映，显现出了现代气息十足的都市特征。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不再是为生存奔波的芸芸众生，而是在商场搏击的财富英雄、新潮人类。

杜会转型期带来的商业化和个人欲望的膨胀化，促使池莉这样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的作品开始由平民世俗生活中无尽的烦恼走向大款美女的惊世艳情，由平民“仿真”走向都市传奇。有的评论者就说:“池莉的题材重心正在发生战略性转移，正在由静态人生素描转为动态人生速写。由社会结构内部关系的社会静力学研究，转为历史过程、社会变迁等社会动力学研究。”池莉说:“我拿不准我是否喜欢现在的大城市。但我对它非常敏感。它用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和大量的生活垃圾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因家日渐消解，同时却把人的心无限扩张和复杂化，真可谓人心似海。我拿得准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我喜欢人心似海的现代状态”。正是对这种“人心似海的现代状态”的积极介人，使池莉小说的故事性大大地加强了。与前期的“烦恼人生”相比，池莉在她的小说中加强了“动态人生速写”，即加强了对人物外部动作—午夜“起舞”与“来来往往”的叙述。她笔下的人物不再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克己奉公者，而是置身于时代大潮之中搏击风浪的弄潮儿;是在现代社会中，物质欲望与精神欲望两极分化而得不到调适的困顿者。“现在的城市生活无时无刻地发生着急骤的变化，荣l和辱、富和穷、相聚和别离、爱情和仇恨等等，皆可以在瞬间转换，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希望与困惑并存、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撞击起了比物质世界更大的波澜。

《来来往往》中，商界精英康伟业在爱情与婚姻之中尝尽了理想破灭的伤痛。戴小蕾只是他少年时代的一个理想之梦;妻子段丽娜的离休高干子弟的身份，在市场经济中一文不值。段丽娜的言行举止留下了太多的历史痕迹，以至于在这个经济大潮中显得格格不人。康伟业的“出走”，尽管有他自身的原因，但是从某方面来说，也是段丽娜将他通出去的。他以为在白领丽人林珠身上找到了真正的爱情，但是这种爱情正如作品里所说的，“是空中的爱情，飞机里来飞机里去，电话里来电话里去，饭店里来饭店里去，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如梦如幻，带着强烈的理想化色彩，似乎是不打算坠落红尘的”。这种“如梦如幻”的爱情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面前，立刻便土崩瓦解了。爱情理想的破灭使他与时雨蓬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简单”，只有调侃、取乐和金钱往来。小说结尾，康伟业终于抛弃了理想的浪漫情怀，“回到了他日常的忙碌的生活中”。

《姐你早》中，国家粮食部副研究员戚润物无意间撞见了丈夫王自力与小保姆的私情，痛不欲生。后来，她一连6次到歌舞厅追踪观察王自力的行为举止，终于得出丈夫已不可救药的结论，并制订出惩罚丈夫的计划:让他身败名裂。于是，戚润物与另外两位同样遭到男人欺骗、抛弃、玩弄的女人李开玲和艾月携起手来，并肩战斗，最终报仇雪耻、如愿以偿。

康伟业与林珠的婚外恋极尽浪漫之能事，使人看起来就像是中世纪的骑士传奇。而《小姐你早》中，三个被抛弃的女人煞费苦心的联合复仇故事，尽管带有很大的虚构性，但俨然是一部新的都市传奇，小说最后那篇由孙记者编撰的《小姐说不，男士当心》，正是对《小姐你早》传奇性的一个极好注脚。这些传奇性故事，正满足了当下人们追逐财富的心理以及体验异样生活的梦想，反映出了人民精神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而承受的巨大压力，引发读者去进行深人思考。

三、新世纪影视传媒:文本与传媒的融合

《烦恼人生》一炮走红后，池莉的名字在中国文坛红了近20年。几乎她的每部新作都能引起新的一轮“池莉热”，而她本人又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作家，所以，这股“池莉热”潮一直红遍中国，从无停歇。

1995年，池莉被《女友》杂志列为最受喜爱的10位作家榜首。江苏文艺出版社历时数年出版的《池莉文集》洋洋六大册，几乎搜集了作者1998年以前的所有作品，一版再版，长销不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来来往往》两年卖了20多万，《小姐你早》也有十多万的印数。2000年6月，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池莉与人合著的小说《口红》，该书一上市便立即成为市场的新亮点，首印10万册在两天时间里一售而空，出版社随后又组织加印。池莉早已成为了一个闪耀的明星，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之一。

池莉的题材和写法以及她的体裁决定了她的作品流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烦恼人生”阶段，她的那些描写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悲欢故事，一反此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者文学、寻根派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和“伪宏大叙事”。她的小说通过对平民日常生活进行“仿真”式的描摹，再现了生活的原生状态，表现了他们放逐理想、顺应环境的生存现状。因此，赢得了广大市民读者的热爱和赞赏。在池莉的笔下，现实生存的窘状变成了家庭唠叨式的叙说，这也更好地切合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理想的破灭而新的人生理想还没有生成，人们在烦恼的现实中，要求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心态。

到了20世纪90年代，她的都市传奇故事，迎合了大部分想致富而没有致富的读者对于金钱的那份渴望，对于花花世界生活的那份好奇心。池莉在小说中对大起大落的致富经历的传神描绘，奢侈场景的精雕细刻的写作方法，与现实人们的理想与文化趣味一拍即合。她将写作的视角定位在芸芸众生中平常的“小市民”的位置上，以一个世俗凡人的眼光，密切地关注着世俗常人的生存状态，解剖着一个个与平民百姓息息相关的话题。“池莉并不回避女性的视角。这是一个天然的有魅力的资源，并促使她在艺术判断与创作上，多年来一直与优秀的男性作家比肩而立，甚至更加优秀。”川面对着现今社会中出现的情感贬值、爱情难觅、婚姻脆弱等不尽人意的情感困惑，池莉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代女性立言。她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不再是依赖男人而求生存的弱小女子，而是独自在社会中打拼，独自撑起家庭的“强悍”女人。她们不再是甘愿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而是奋起反抗，用自己的言行大声地向男性说“不”。

当下范文篇2

关键词：；平衡；哲学；社会主要矛盾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重温同志对平衡与不平衡现象的哲学思考，对于正确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更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平衡是指几个力同时作用在一个物体上，各个力互相抵消，物体保持相对静止状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绕轴匀速转动状态。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平衡与不平衡现象客观存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平衡与不平衡现象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1935年12月27日，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2]（P152）1959年12月，同志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应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3]（P282）2.平衡与不平衡现象循环不已。平衡与不平衡现象始终处于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之中。1958年1月，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文中深刻指出：“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4]（P352）1959年7月，同志在庐山修改相关材料（同志后来将该材料题目改为《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以及反思“”问题时指出：“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5]（P85），“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6]（P97）。3.平衡与不平衡现象界限分明。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数量关系和质量变化过程的直接表现，数量关系和质量变化是导致平衡与不平衡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同志多次指出，领导干部要做到胸中有“数”：“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7]（P1442），“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8]（P352-353）。同志强调必须重视比例关系，“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9]（P85-86）

二、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有章可循的、可以被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的

1.体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1937年8月，同志在延安发表《矛盾论》，这是同志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哲学代表著作。在《矛盾论》中，同志通过对统一及统一物的分解、平衡及其状态的破坏等的分析，归纳出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10]（P332-333）同志的分析，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2.体现矛盾相互转化的规律。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稿，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指出：“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11]（P460）。同时，同志断定，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一方：“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12]（P468-469）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同志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3.体现策略决定成败的规律。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3]（P1298）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同志深刻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14]（P152-153）。历史充分说明，党和国家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同我们能否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紧紧联系在一起。[15]

三、平衡与不平衡现象是对立统一的、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当下范文篇3

【关键词】艺术类线下展会；文化语境；传统纸媒；包容；文化自信

一、艺术类线下展会的结构

（一）艺术类线下展会的起源

最早出现的艺术类线下活动主要是以艺术家书和艺术自出版作品为主要对象而组织的艺术书展。对于“何为艺术展——展览（Exhibition）还是展会（Fair）”这个问题，在中文语境中：一是“艺术书的展览”（Exhibition），“展览”主要承担的是艺术品展示和供大众观赏的职能。另一种则是“作为展会的艺术书展”（Fair），是专门为艺术家、艺术书创作者、插画家、作家、出版社、发行商、专业印刷商及其读者进行展示、销售和建立联系而举办的一种细分艺术展会。我国近三年流行起来的艺术展大多属于展会这个类别，这也是在展览存在的前提下应艺术家与受众的需求而必然发生的形式。艺术展会通常由具备艺术自出版经验和创作热情的艺术家或相关从业者组织，具有自发、自愿、社群化等特征。区别于传统展览，艺术展会是开放的，体现为艺术专业的不受限制、参展商团体的不受限制、观众门槛的不受限制，不以各类条件限制对话机会。目前阶段的全球艺术展会与传统展览的根本性区别在于，这种“打破专业性”和带有“内部交流”实验性特征的艺术家出版物尚未形成健全的机制，无法像传统出版行业的书展一样以版权交易为主体功能，但也在不断完善中。就目前常见的艺术展会，如艺术书展的范围而言，主要包括艺术家书——狭义即以书本为创作媒介的艺术作品,小批量的自主印刷品出版物；内容主题也更广泛。除了参展方自主呈现的内容，主办方亦会策划丰富多样的展览、新书会，挖掘艺术书更多的外延（艺术装置、结合互动性的表演），并开展公共教育活动(工作坊、讲座、对谈)等交流活动。

（二）艺术类线下展会举办的常规流程

目前国内的艺术类线下展会大多持续3天，近来也有在首日增设半天的专业读者日。在决定举办时间之后，策展方会进行参展方招募流程。符合参展作品数量、质量及时效性等要求的个人、团队、机构均可发送邮件给主办方，等待主办方的筛选回复。参展方可根据主办方提供的场地和展台情况提前规划自己的展台布置。对于参展方类别的限制通常根据线下展会的类别有细微差别。例如“好！艺术节”的参展方主要为插画师、平面设计师等；“野生青年艺术节”在场馆内的装置布置上额外注重；“油罐玩家艺术节”注重观众的互动性，会设置许多可互动的艺术装置，让艺术摆脱了只能被远观的枷锁；而假杂志艺术书节则专注于一些出版的书籍分享……但由于艺术展会具有包容性这一大特质，因而，无论是哪种主题的艺术展会，都不会局限于单一领域。现今艺术展会的内容构成主要有：各展位、艺术家分享会、乐队表演、视频放映、艺术装置互动、手作坊（WORKSHOP）、讲座等，其类型还在不断丰富中。由于符合参展要求的创作者均可提交参展申请，因此得到主办方认可的作品均可在一个较大的线下平台进行宣传，且前期主办方也会在社交平台上对参展商进行预宣传，而那些已经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创作者也可以反向宣传展会。这种机制对于展方和创作者来说是一种双向的收益。提到收益，现在大部分展会的盈利源于展会的门票，作为参展方，只需支付展位费，参展后能够收获知名度和作品交易的盈利。这是一种相对平衡、积极向上的收益模式。对国外先行创办的展会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部分展会是不收取观众门票的，这需要当地机构等多方面人员的共同努力。希望我国的展会在未来发展中会给更多的创作者和观众提供交流艺术的环境。

（三）艺术类线下展会出现的必要性

丹·费里德曼在《激进现代主义》中提出，设计作为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中重要的创造性活动，对历史性转型时期的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平衡和愿景有着非常大的作用。艺术类线下展会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是艺术家和受众的双方需求促成的。传统的展览对参观者的门槛限制过高，非艺术家的作品难以被世人发掘等现实因素催生了这种“大众化”展览即现代展会。同时，不同的地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这就意味着展会在中国这片文化品类丰富的土壤上势必会越发遍布和壮大。在这种本土的趋势与时代的文化需求相吻合的时候，展会应运而生，成为了当代文化特征的一种显示。这种对于领域具有极大包容性的线下艺术活动，为不同专业的艺术家、设计师提供了多学科、与受众直接交流的平台，流行文化得以快速传播给广大设计师，让设计师们共同集中于某些话题、风格成为了可能。设计师们通过网络途径帖子与大众进行信息交流，将大众自发的想法和价值观连接起来。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民众来说，一个城市的艺术氛围也是其选择久居城市时会考虑的因素。以往的城市艺术类建设多为传统美术馆、博物馆、各类博览会等。这些艺术类鉴赏活动往往对于观众进行着潜在的人群分类，不具备相关艺术素养的观众在这样的潜在筛选机制中与艺术活动进行了双向的排除。但是近年来，许多艺术组织以城市为单位而创办的艺术书展等线下展会却大大地降低了受众鉴赏的门槛。艺术来源于生活。美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波普风格就源自美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摇滚乐、消费文化等。因此，对于中国的“大众”来说，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的“波普运动”。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定期以城市为单位、非官方组织举办的艺术类线下展会在国内应运而生。

二、全球艺术展会热潮下中国艺术展会的前进脚步

艺术书展作为艺术展会的一部分，萌发于美国。元老级的艺术家书机构PrintedMatter1976年成立于纽约。自2004年开始，其每年9月都会在纽约举办艺术书展。随后美国其他地区以及欧洲、亚洲国家相继开始创办本土的艺术书展，详见表1及表2。我国的艺术展会虽然起步较晚，但势头很足，并且以书展为首，发展出了艺术节等配置更多样化的线下展会。abC艺术书展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艺术书展，2015年9月由梦厂在杭州创办。笔者此前参加过几次艺术展会，现场艺术氛围浓厚，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现场的艺术交流不受国家、专业的限制，任何对作品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和创作者进行深入交流。艺术书展的发酵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往来，也带动了书展当地城市的艺术文化氛围，成为一道新的文化风景线。

三、艺术类线下展会带动文化建设

在这种有利的交流帮助之下，越来越多的设计师、艺术创作者开始着眼于自出版刊物这个领域，不需要依附于出版社就能创作出实体刊物。这些刊物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局限于单一方式。内容上涵盖经济、摄影、人文、建筑、音乐文化等；形式上采用不同材料作为印刷蓝本，借助现代印刷、数码打印等手段制作。国内现在有许多印刷工坊不仅提供专业且全面的纸张、工艺选择，有时还会举办学习工坊。许多生产环节的印刷机构也会前来参展，从而衔接出版物从设计到出现在大众视野之间的生产认知空白。值得一提的是，在内容层级上有的展方也开始对年龄分级进行细分，这一举措不仅是给成人类艺术创作家提供合理的发声途径，也是在当下展会观众的“大众化”趋势下必须采取的措施。同时，许多城市的艺术展会也受到了当地官方机构或政府单位的支持，对本土举办具有当地文化符号的艺术展会起到了激励作用。包容性绝不仅仅指与对艺术门类的包容，还包括对不同年龄层级的观众有不同的鉴赏能力的尊重。不仅要承认各种艺术门类的存在，还应给予他们面向大众的平台和机会。2020年全球疫情背景下，美国艺术出版平台PrintedMatter,Inc.倾力推出首届PMVABF虚拟艺术书展，国内abC书展也与躺平APP进行合作，将线上展览搬至移动APP内，不仅让读者阅读更为流畅，还将艺术家们后续的作品售卖渠道也搬了上来，加强了艺术创作者的参与积极性。这种线上展览的方式不仅不会受到时空、疫情等外界因素的影响，甚至将不同时区、地域的读者都聚集到了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去感受艺术的魅力。线上展览模式是对线下活动的补充，因为它无法替代线下展览所特有的时效性、可接触性。这些积极的尝试，有助于改变大众的传统阅读习惯，拉近大众与艺术之间的距离，进而提升国民素质。

四、结束语

当下范文篇4

关键词：胡一川；教育思想；艺术专业

从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艺术与艺术教育始终维系着千丝万缕的互动互联的关系，但在越来越成为显学的艺术策展与艺术史研究中，艺术教育因处于艺术和教育的边缘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中国近现代艺术与教育的胶着状态而言，是中外艺术史其他时段所不曾有过的，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艺术家都经历过现代美术学校教育的经历，并且在美术学校的教育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创作与学术链条。因此，对艺术院校及其负责人的教育思想研究，既是了解和研究艺术现象的重要因素，也是继往开来，推动艺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前提，比如广州美术学院的主要创建者胡一川（1910-2000）。

一、教育实践

胡一川的艺术教育实践，可追溯到1930年代，他结束在杭州国立艺专的学习后，曾在上海大厦大学附中教刻图章，曾在福建厦门讲授木刻技法并担任厦门歌咏团指导。1937年抵达延安后在儿童剧团和抗战剧团工作，1938年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木刻教员，随后带领鲁艺木刻工作团到敌后工作，曾一度担任鲁艺美术系支部书记。1945年之后随部队转至华北联合大学三部、华北大学三部等单位工作。1949年9月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师生进驻北平国立艺专并任党组书记，负责学校接收和改组工作，1950年8月中央美术学院党总支成立并任党总支书记。王博仁曾将胡一川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归纳为“调整管理机构”、“订立政治学习制度”、“教学体系改造”三个方面。1这基本上概括了胡一川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比如成立研究部、美术供应社，设立院务会议、党总支、团总支、学生会、学习委员会、校产委员会、工会、人事科、辅导科等，在教学中增加创作课、政治辅导课，制订创作计划、加强政治和文艺理论学习，参加、下乡下厂等。胡一川同时还亲自为本科生上创作课、构图课。从政治组织、管理机制、教学改革上为新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提供保障并初步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新的艺术教育方向。中央美术学院校史也认为：“美院在课堂教学上，将延安鲁艺和国立艺专两方面的长处兼收并蓄，除强调素描、速写教学之外，增加了创作课，并在每学年当中拿出一个多月的时间下乡、下厂，深入生活。过去艺专只有构图课而无创作课。现在中央美院从学生时期就练习创作，并将创作与下乡、下厂活动结合起来，发掘题材，收集形象，进行构思构图。”2当然，更系统体现胡一川意志的是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前身）。1953年春，根据全国院系调整计划，胡一川受文化部委派到武汉组建成立了中南美术专科学校，该校由华南文艺学院、中南文艺学院、广西艺术专科学校的美术系科合并而成，胡一川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与中央美术学院组建略有不同的是，三校合并前已经过一定的思想与体制改造，合并工作相对比较顺利，他将解放区的作风和中央美术学院的经验带到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亲自拟定学校章程，设置行政和院系架构，制订教学计划和各项规章制度，使学校在短期内便进入规范运行轨道。胡一川在广州美术学院担任校长直至1983年（除外）。胡一川曾深度参与新中国的艺术教育体系建设，并留下了大批文稿，他的思想见解在教育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教育实践也影响了数代人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艺术教育家。

二、教育思想

作为特定时代的教育家，胡一川要做的工作是如何将国家意志与个人观念结合并实施于教育组织中，从而在大的政策环境下作出倾向性解读及尺度把握，在此基础上释放个人的思想能量。（一）把握时代主流，以作品服务人民。胡一川作为从延安出身并被委以重任的艺术教育家，从其教育实践和文稿中呈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带有强烈的主流意识。在他看来，坚持主流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创作的前提，也是艺术教育必须一以贯之的思想。他曾在1983年退休之时的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们美术工作者，是通过作品为人民服务，……我们的教育任务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美术专业人才，教师自己创作的质量，对于学生会发生影响，而学生创作的质量，又是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3在他主持广州美术学院期间，主张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教师的创作影响学生，学校也举行经常性的创作汇看制度和师生作品展，实现教学相长和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学生，他在毕业典礼上常提出的希望是“报告你们的工作成绩和经验，和经常能在报章杂志上、展览会上看到你们的大作。”4在2006年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持的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成立50周年50件经典作品评选中，有超过80%的作品都出自广州美术学院的教师和校友，其中有不少是作者在学生时期（五十到八十年代）或者毕业之初创作的作品。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胡一川强调精品力作的教育思想。（二）做老实人，画调皮画。胡一川有句口头语：“做人要老实，作画要调皮”。5作为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艺术教育家，在他看来，踏踏实实做人是首要的，先讲做人，再学艺术。诚如我们今天提倡的“立德树人”，“立德”是“树人”的前提和基础，在“立德”的基础上再“树人”。做人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诚实厚道，对于艺术创作，则不能太拘谨，要有自己的风格和创意。他曾在日记中提到：“艺术家的作品如果没有风格就等于没有灵魂。”6p55“你要树立一种与人不同的创作旗子，那就非有伟大的毅力不可，因为当他们还没有了解你以前，你的一切举动都会受到许多讽刺和打击。”6p235这种强调艺术创新、鼓励个性的做法，事实上是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教师只是引导者，而不是学生的样板，学生在艺术上可以“调皮”，可以探索适合自己的风格。这种思想在胡一川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三）强调艺术教育的特殊性及“傻劲”精神。在1950-1970年代，“普及与提高”曾是艺术与艺术教育的重要命题和现象，总体而言，是“普及”重于“提高”，即强调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服务人民，以短平快的教育培养宣传人才。在胡一川看来，在革命和抗战时期，艺术应以普及的方式直接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而在和平时期，应该以提高为主。这种提高，一方面指的是艺术家的提高，他认为“所有艺术院校应该把提高艺术水平成为经常努力的目标，但有些艺术院校领导不大明确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只有水平越高才能越普及。”7p161另一方面是群众的提高，或者说，通过艺术家带动群众审美水平的提高，“艺术要教育人民，主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知识、艺术修养，提高群众的艺术欣赏水平”。8p159因此在胡一川的办学理念中，基础教学是第一位的，鉴于化期间政治和生产运动对教学的影响，他提出教学安排上的“三一八制”，即每年下乡3个月，休假1个月，课堂教学8个月。9纵观他有关教育的各种讲话稿和书面材料，特别是1958年广州美术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之后，尽管面临反右的压力，但他还是反复强调“我们学校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地方，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8p157而校内的学习，则以基础训练为主，同时要兼顾外语、艺术理论和文化课程。胡一川坚持艺术教学的特殊性，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认为“不适当地强调实习，也许一时表面上看来进步很快，但长期后就会对他不利，这种做法要改变。”7p162正是考虑到艺术人才培养的技术性和特殊性，从1959年开始，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教学改为五年制。从1953年的三年制，1958年的四年制，到1959年的五年制，这看似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年，但可看出管理者们观念的变化和对于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期望。我们隐约感觉到，胡一川甚至将培养艺术家作为学校的目标。我们知道，当时的艺术教育以培养艺术工作者为己任，对成名成家基本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作为特定语境中的个人，胡一川也反对名誉地位观念，但他的内心希望将学生培养成专家型人才。比如他在1959年广东省委召开的艺术教育会议上呼吁：“艺术院校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地方，国家办的艺术院校是培养较高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的艺术人才。”7p160在1961年的开学典礼上，他鼓励学生“搞专业一定要专心致志，要有一股傻劲，对自己的专业要着迷，像酒鬼一样迷酒，钻进去搞一辈子才能有更大的成绩。”10在当时宁左勿右的语境下，胡一川甚至在下乡动员报告中要求：“我们全院师生应立大志，努力争取做一个伟大的画家！创作出伟大的作品！”。11（四）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胡一川坚持艺术教育以学校教学为主，但不意味着他不重视深入生活。相反，他是“生活源泉”创作理念的坚信者和执行者。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的首要工作，就是动员师生下乡下厂，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这也是新中国美术教育与民国美术教育的重要区别之一。胡一川长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中无数次记载他深入生活的过程和感想，以便在条件许可时进行创作。他个人的绝大多数作品，也都是源于生活的作品。在教育中，广州美术学院当时制订有详细的下乡下厂和生产劳动制度，并且纳入日常教学计划。当然，源于生活并不是艺术的目的，而是通过源于生活的创作，回归生活，服务社会，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事实上，关于广州美术学院当时注重基础教学、注重生活挖掘的做法，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如1963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学生下乡创作展览，座谈会上很多专家都提到作品“善于敏锐地抓住生活中有特征的东西”、“对基本练习与创作的结合问题解决的比较好”。12p16有意思的是，也有专家认为虽有生活特色，“但思想深刻的就不多……创作中很多还是日常生活劳动中的景象，概括、深化的不够。”12p16-17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教学偏重基础训练和深入生活的一面。（五）兼收并蓄，教师为本。胡一川深刻认识到教师是学校之根本，在办学中体现了较为包容的理念和视野，在1949年中央美术学院组建期间，胡一川以“宁右勿左”的方式进行接受与改造，尊重徐悲鸿等艺术名家，尽量团结民主人士。而1953年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的组建，最大限度集中了中南地区的优秀美术人才，本身就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交融，既有从老解放区来的教师（如计桂森、陈铁耕等），有岭南画派的中坚力量（如关山月、黎雄才等），有现代派艺术家（如杨秋人、阳太阳等），有留美归国的徐坚白，留日归国的梁锡鸿，留苏归国的郭绍纲等。此外还积极从中央美术学院等院校及专业单位吸收优秀毕业生和艺术名家。广州美术学院的学术生态向来有“和而不同”的传统，各种学术流派在此交融、碰撞，始终没有产生一种强势群体，进而压制其他学术发展，这与强调个体的岭南文化有关，也与胡一川相对包容的教育思想不无关联。胡一川充分认识到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从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建校开始就有规划地派教师外出进修。同时，利用广东濒临港澳的优势以及他与北京方面的紧密联系，将国际交流纳入学校计划，与当时的东欧各国、东南亚国家、法国及我国港澳地区保持学术往来。在国内方面，利用各地专家来广东出差和度假的机会邀请他们到学校讲学，并提倡专职艺术家和民间艺人到学校兼课。当时广州美术学院的学术气氛是十分活跃的，据1954级学生杨林的回忆：“母校创建初期，学术研究空气也很浓，学生中建立了艺术理论小组，……苏联纪念碑雕塑，希腊、罗马、法国、意大利雕刻、文艺复兴、巴比松画派都曾使我们神往，甚至十九、二十世纪西方各现代派艺术及其理论也曾初步涉及。”13胡一川主持广州美术学院期间，使该校快速走上正规化的办学道路，来自全国各地（乃至留学归国）的教师，集聚在广东这个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重镇，为新中国广东美术的中外交汇、南北交融与思想碰撞提供了温床与场域，师生们创作了大量充满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作品。事实上，新中国广东美术以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艺术水准受到全国关注，与胡一川等人的艺术教育贡献是有密切关联的。

三、教育思想的来源与成因

胡一川是以主流身份进入新中国艺术史的，作为来自延安并历经革命洗礼的艺术家，被委以重任并成为党的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和执行者。诚如前述，他的思想是在既定文艺政策中作出倾向性选择，比如当时的重要艺术原则如“普及与提高”、“艺术与人民”、“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国际化与民族化”等。这些源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在胡一川的艺术教育行为与观念中均可找到某种形式的对应。这是作为特定时代的艺术教育家的共性及不可避免的思想倾向。不过，作为1930年代成长起来的革命艺政策中也更有定力；二是作为早期的左翼版画家曾受鲁迅思想的影响，比如表现社会的真实，以真诚的态度担当时代责任等。事实上，这一批成长于1930年代的艺术家，尽管他们以主流身份进入新中国，但在比较偏激的“红光亮”的美术作品中，他们基本上是缺席的。这既与他们创作条件有关，更重要的恐怕是他们对现实主义美术的看法更为客观和深刻。就胡一川而言，他建国后的油画作品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表现主义和印象派画风。另外，胡一川是一位带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艺术家，若果我们细读他的日记，会发现即算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都仍然保持一颗乐观的心态。迟轲认为胡一川“不仅是一个严格的组织工作者，而且也常盘坐在土炕上弹奏着缴获来的‘吉他’；他不但在动员大会上善于调动群众的情绪，而且在晚会上也会用柔和的男低音唱两句法文的《马赛曲》。”14胡一川的小学教育主要是在印度尼西亚完成的，中学和师范就读于爱国华侨陈嘉庚开办的福建厦门集美中学，大学就读于杭州国立艺专，该校当时汇聚了不少留样归国的艺术家，而林风眠校长也是现代派美术的倡导者。这些都使胡一川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并保有一丝浪漫主义的气息。当然，胡一川的教育观念还与他个人对创作的诉求有关，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植下了努力成为艺术名家的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制止我或使到减少我时间于创作上的人都是我仇徒。我不管别人怎样批评，我总是热爱着我自己的作品。”6p319“我画画的条件是越来越坏，但我将锻炼另一种毅力来搞业务。”15翻开他的记录本，我们会看到很多地方都记录着他的创作计划，对创作业绩的焦虑以及与行政工作的矛盾始终缠绕着他，也促使他更深刻认识到培养艺术专才的重要性。

四、意义与启示

当下范文篇5

美术史论教育要为提高国民素质服务

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中国美术史博士生导师）

作为美术史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不应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应当有着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干的，尤其在关注社会上应花些力气。

美术史论教学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只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发展速度也较为缓慢。只是最近三、五年才有较大的变化。如除了率先设立美术史论系（或美术学系）的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外，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也相继增设了美术学系，这无疑是件大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发达国家为楷模，争取经过不懈地努力，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如在平均国民收入、产值、住房条件、小汽车拥有、教育水平等方方面面寻找差距，努力追赶。这表明中国人民的省悟与奋发。但是从美术史论教育来进行中西对比者，尚无人进行。其实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发展与精神文明是紧密相联的，二者互补，二者互利，相得益彰。运作好了，就进入良性循环；运作差了，就陷入恶性循环。

我有幸到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地区进行访问与讲学，西方先进的技术、发达的经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我更注意到这些发达国家的全民美术素质也是相当高的。如美国，几乎大学都有美术史的选修课，而且都有自己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如日本，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长年与短期的展览非常活跃，青少年学子、老年人已成为稳定的观众队伍，而且许多事务丛集的“上班族”也常常在休息日参观博物馆和美术展，对展品评头论足。而象箱根的雕塑博物馆、奈良的正仓院，甚至比当地的枫叶、樱花还吸引游客。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内，常常可见中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席地而坐于名画前，听着老师的讲解，展开热烈的讨论（当然，是轻声细语的）。相对而言，国内的大学开设美术史选修课者，几乎寥寥。至于博物馆、美术馆的参观者，也远不及风景名胜；有些美术馆往往开幕式就是闭幕式；有的博物馆门可罗雀，经费捉襟见肘，或挪作他用，与所处风景点或茶吧、游戏房相比，十分寒酸。然而中国的文明史却有数千年，中国的人口却是世界第一。

这一切固然是特殊国情所致，但很大程度上却表明人们文化素质与美术修养的低下。

一是继续努力，培养美术史论的人才，培养更多的博士、硕士和学士，充分利用美术学院这只“工作母鸡”的作用，多做些宣传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事，给各地大专院校输送合格的美术学教师，也给各地的出版、新闻、美术馆所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二是要做些普及工作，与美术馆、博物馆、电视台、出版社及宣传媒体配合，作些深入浅出的讲座、评论，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我曾应香港城市大学之邀，为理工科的学生讲美术史知识，也应邀为德国、美国的老人讲述中国古老的美术；还在上海音乐厅为普通市民讲述中国少数民族的美术。听众反映踊跃，提出不少问题，教学相长，令人兴趣盎然。邵大箴先生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种美术学院围墙以外的事，其实也很有价值。

昔年蔡元培先生曾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大声疾呼要提高全民族的美术与文化素质。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如今中华民族的美育比上个世纪好多了，但是放眼世界，注目先进，我们还是很落后，在新世纪中，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教育，还有许许多多事要做，不仅在象牙塔内，而且在象牙塔外。

外国美术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亟待加强

汪涤（中国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硕士研究生）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基本框架和基础资料建设。一些美术通史、断代史、国别史、画家综合研究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已经成为西方美术史界研究的必读之作，应该有计划地翻译过来。

众所周知，在中国研究外国美术史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经历80年代西方文化介绍的热潮之后，90年代以来外国美术史的研究在学术界倍受冷落，处境甚忧。

目前的外国美术史研究正在向两个极端发展，其中一些问题值得真正喜好外国艺术的人士注意。一方面是外国美术史低层次的通俗读物泛滥成灾。大量粗制滥造的鉴赏大全、艺术史小册子充斥市场。图片质量低劣、内容枯燥、错误百出是这类读物的通病。剪刀加浆糊的便利工作，丰厚的稿费利润使外国美术史工作者误认为此是主业，忽视了基础研究。读者看了这样的读物，非但没有得到美的享受，反而对艺术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是研究的高深化。一些学者热衷于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引进和介绍，挟洋自重，压服国人，凸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一时间图像学、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之类纷纷出笼，大批时髦理论文章涌现在读者眼前。但是读者对文章中的大量人名、地名、作品名、作家名都不知所指，如坠云里雾里。窃以为译者未必尽知，其中错译当不在少数。这些方法论文章实际上是对近二百年西方美术史学发展的总结，不读过大量西方美术史名著的读者是根本无从理解方法论在批判什么、支持什么，更无法对方法论持什么异议了。由此读者大不必遣责自己的无知，埋怨译者的无能，大家实际上都没有一个共同的知识基础，谈何争论与商榷？我国目前对西方美术史中的一些基本流派和画家都没有认真地深入研究，没出过什么专著，可以说严重缺乏研究实践，又何谈在方法论上说三道四？方法来自于实践，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学到方法，以为搬用他人方法就能迎头赶上，得道成仙，乃是刻舟求剑之举。

我们的外国美术史研究要正视现实，调整心态，既不能流俗，也不能超前，而应踏踏实实，一步步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基本框架和基础资料建设。一些美术通史、断代史、国别史、画家综合研究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已经成为西方美术史界研究的必读之作，应该有计划地翻译过来。断代史有个特别的好处就是既宏观又微观，既关注了个别画家的风格特点，又关注了历史长河中画家们的关联，象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罗森布拉姆的《19世纪艺术史》都是大师之作，为该领域的入门之书和通史写作的主要参考书，在西方视为经典。这些著作往往资料翔实，所持观点客观公允，非常有利于我们把握基本情况。有了这类书我们就不至于陷落到方法论美丽的陷井之中了。

画家的画论、日记以及历史上重要的艺术文献都应该比较整体地整理、翻译出来。我们过去喜欢搞摘要、语录，把这些文献全部拆散、弄乱，很不利于研究。实际上这类书很有用，对于艺术家更是这样。比如看《德拉克洛瓦日记》、《马蒂斯论艺术》、《柯罗》之类资料书，画家们就了解了大师的心声和技法决窍，比任何一本鉴赏小册子要有用得多。象Holt的三卷本艺术史文献、《现代艺术家论艺术》之类的资料书，在西方是必需的工具书，应该把它们译出来。

过去曾有一些先生译过诸如《西方艺术事典》、《希腊艺术手册》、《艺术的故事》、《中世纪艺术史》等好书，至今都是该领域写作的主要依据。只可惜90年代以来这样的工作做得太少了，读者们都在引颈企盼此类书籍早日面世。

研究外国美术史是很难成为大学者或是学术明星的，翻译、介绍和整理工作是其主要内容。但是外国美术史的研究无疑可以为艺术爱好者做些有益的事情，让他们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的精美艺术，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在研究中，美术史工作者自己也能感受到审美的乐趣，知识的充实，这就足够了。

“批评的批评”

张坚（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副教授、美术理论博士研究生）

美术批评有什么用？提出这样的问题显得有些愚蠢。最近在读法国年鉴学派史家马克·布洛赫的一本小册子《历史学家的技艺》，书中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布洛赫的小儿子问他：“亲爱的爸爸，你是否能告诉我，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处”，幼稚的问题使这位有二十多年研究生涯的史学大师激起了有关所从事职业价值的思考。扪心自问，以前他从未认真地想过这样的问题，是出于坚定的职业自信，或者有意地回避这类容易让人困惑的问题，似乎也难以定夺，为了澄清心中的疑惑，他动手写作这本著名的历史理论著作。今天，画家办画展，组织研讨会，请各方专家写批评文章，然后在专业或非专业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美术批评的重要作用似乎也是不容置疑的。舆论性工作的程度、范围和操作方式取决于当事人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品位等诸多因素，与艺术本身的关系其实不大。美术批评帮助艺术的从业者支撑起一片似真亦幻的艺术的乌托邦天空，那些文章象是一群花哨缤纷的蝴蝶，辛苦地为我们的城市文化渲染出热闹、活跃的气氛。只是这样的工作就不会让人产生类似于“有什么用？”的疑惑吗？

事实上，美术批评的用途和价值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从业者也完全不必顾及这类容易让人钻牛角尖而无法自拔的问题，心态自如地参与其中。当下美术批评处在一种非常充分的健康状态里，在这种情形下，提出用途的疑问，容易让人怀疑提问题的动机，是不是想惹是生非。批评不外乎描述、阐释、感悟和评判具体形式中的美术作品，专业批评家多半对视觉艺术语言有良好的感悟力，眼光犀利，批评指向中包含了学术自律的意识，也隐含着某种权力意味的价值评判；而一般批评家天马行空的主观发挥往往也引出一些艺术方面的真知灼见。不过，真正归结起来，美术批评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师承关系的梳理，风格、技法的阐释，生平及艺术事迹的概要，加上批评者个人化感悟的抒写。至于非常确定的价值评判通常是功成名就的批评家所尽量要避免的，以便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较之于学术色彩浓厚的艺术史，美术批评可以算是一门显学，专业的要求既不太严格，涉足于其间的自然也是杂色人等，纷繁热闹的场面在所难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术批评繁荣景象背后隐藏着的批评结构理性化和批评家对批评形式的麻木和迟钝也是现实的情况。商业化社会尖锐的理性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磨砺后，已演变为强大的吞噬力量，它无孔不入的渗透力在美术领域里使得原本梳理不清的复杂的关系变得明确而有序，批评家、艺术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结构关系的明晰，使得学术、艺术与市场商业规则形成为运作良好的互动和协作态势。批评于是趋向于仪式化，作为身价的象征物。而精神旨求、文化建设的意义退居为附属性的点缀。频繁出现在各类报纸副刊的美术批评文章有点象是批评家在都市文化的喧嚣中喃喃独语，标题的大小以及所在版面位置的显要与否比文章的内容来得更加重要，在各级专业杂志上的露面多半为了具有表明某种身份。除了艺术家本人，是否有很多人真正在乎这类批评文章到底说了哪些惊世骇俗之语，不敢妄加推断。不过，热闹和欢欣总是第一位的，真实与否无关大局，可惜这是美术批评的悲哀。

美术批评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批评家的学术素养。良好艺术史素养有利于批评家形成独特的批评视角和倾向，同时又使批评具有充分的学术含量。比如，现代美术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巴尔的艺术和批评观念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生，专攻中世纪艺术史时成形的。中世纪艺术包罗广泛，包括壁画、象牙雕刻、插图、建筑等，这造就了巴尔现代美术批评的广阔视野，他的批评除了针对现代绘画外，还涉猎现代建筑、工业设计、摄影、甚至戏剧和电影。当然，艺术史的修养并不必然地导致成功的批评，贝伦森作为公认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鉴赏大师，却对当代美术作品持极端敌意和排斥的态度。第二个要素是批评家之间要有针锋相对的争论。没有争论就无所谓美术批评，这也是与交错混杂的现代美术潮流相互冲撞、融会的局面相对应的。批评家的学术素养和剖析问题的能力最终只有在与其他批评家、艺术家的对抗、辩驳中才能得到强化和丰满。批评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同时更是协作性的劳动，批评家自说自话毫无价值可言。F.R.里维斯说：批评家发现与自己观点相左同时又值得批驳的人，其心情犹如发现新大陆般的愉快。事实上很多成功的批评家都是这种心态。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几乎出于本能地寻找值得与之辩论的批评家和艺术家，而那些被批评的批评家和艺术家在阅读了格林伯格的文章后也觉得有必要与他论一番理，结果双方都从中得益。格林伯格是不喜欢用含糊其辞的句子的，一切总是尽可能地直截了当。据说哈罗德·劳森伯格有一次批评格林伯格的文章结构细部处理不当，他的回复是：“劳森伯格似乎对我的那些东西太看重了”。

也许我们过于夸大了美术批评中的争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缺乏坚定信念的征兆。至于为了某种实际上并不那么稳固的眼前利益而牺牲美术批评整体的活力，结果是得不偿失的。这样下去，有关美术批评用途的疑问会变成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重返传统掇英撷华

毛建波（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副教授、中国美术史硕士）

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

1999年12月11日，由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的真实性”研讨会备受美术界瞩目，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溪岸图》的真伪之争。作为五代董源唯一有名款的作品，《溪岸图》是徐悲鸿1938年在桂林阳朔购得，同年初秋张大千到桂林，硬是“挟吾董源巨帧”而去，1968年张大千以《溪岸图》与王己千交换，1997年5月再由唐骝千（OscarL.Tang）家族购藏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同年八月，《纽约客》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引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著名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Cahill）的看法，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激起轩然大波。研讨会上，高居翰作了《对〈溪岸图〉十四点质疑》的发言，再次力主《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中国学者则进行反驳，认为至少是宋人之作。按常理，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但不仅有近千人出席旁听，且在高氏讲完后，在场的美国人长时间鼓掌。中国专家陈述观点时，美国人却“听不懂”了。后学如我，对鉴定素无必得，更无缘亲睹《溪岸图》真面目，对此事本不敢置喙。但看了有关的报道，却觉如鲠在喉，必欲一吐。且不言西方“科学”的鉴定方法在鉴定中国书画时未必胜过中国传统的“望气”、“目鉴”法，单研讨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已显出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之态。对此，连美国美术史家CroigCluns也指出，这场研讨会，“甚至可以解读为隐含着令人不愉快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西方学者挑战中国学者。”由此，我也联想到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在美术史与美术批评领域，近百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美术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中，确实很大程度地存在着空疏玄虚之风，尤其在美术批评中，周易八卦、河图洛书、老庄思想、魏晋玄学，似高头大章，精彩绝伦，实隔靴搔痒，虚空缥缈，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作者自身也莫明真谛，徒弄玄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美术理论的引进，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矫正作用，这种引进自然是多多益善。但随着西方美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反思建立在西方美术演变基础上的西方美术理论，能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简单地去套中国美术。以中国画而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画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审美体系、价值标准、欣赏方式，六法精论、逸神妙能、传神写照、意境格调也好，计白当黑、五笔七墨、布局如弈、三远七观也好，都与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画的写生不同于西画的对景写生，中国画的远近法不同于西画的焦点透视，更不是今人假设出来的“散点透视”，简单地把自身尚未真正理解、消化的西方绘画理论，不切实际地移用到中国画的评价上，无异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之举。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西方经济、军事的相对强大，并不是意味着文化的必然精深，但在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许多人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精神不作深入研究，对中国艺术的深层内涵缺乏体悟，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堂奥却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真正搞懂、吃透西方文化，看了几本翻译得半通不通的西方论著，盲目地借用几个自己也莫明所以的外国术语，对中国传统艺术横加指责。于是，强调西方绘画“科学性”，认为“中国画不科学”的有之，高举“笔墨等于零”者有之，刻意求新求怪求野者亦有之。眩人耳目，引入歧途，服己尚难，服人更是妄想。

中西艺术的文化底蕴、审美方式各居一极，二者是各自独立的艺术体系，许多有睿智的、清醒的艺术家已意识到一味从西方寻找“真经”，是无法拯救传统艺术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内涵使得它具有无法想象的生命力和生发力，吸收借鉴他者的经验固然不可或缺，挖掘、发展自身的优良传统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是否也该好好反省呢？我们不必固守祖宗之法一成不变，也不该把祖宗之法一概地抛在脑后吧。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如此，这一领域中的诸多弊端方有望改进。

美术批评需要交流和对话

李敬仕（绍兴文理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花鸟画家）

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的对象通常是美术作品和美术家，因此，它同美术家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在现时代，欲望、金钱这些物质追求经由市场消费逻辑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词时，一些画家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包装推销自己，对美术评论宠爱有加。而另一些美术家则对美术批评持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这其中有美术家本身的原因，如理论素质的低下和学术视野的狭隘，使他们对美术批评毫无兴趣。但也有对美术批评现状感到不满的原因。有位画家对我说：“那些写美术评论文章的人，读了几本理论书，就到处乱套。他们也许有丰富的哲学、美学、艺术史的知识，但并不懂画，他们哪里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块颜色，怎能看得出这块颜色好在那里？”这话虽有些偏激，却也不无道理。对于美术理论家来说，需要以宽容的学术胸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加强同美术家乃至广大读者的交流和对话。这里我冒昧对美术批评中某些现象谈一些浅陋的看法。

首先是不少文章对视觉形式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或分析不能令人信服。在艺术家心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却被转译成了他所理解、把握的艺术媒介形式，而其它因素都退而成为艺术创造的潜在背景因素。对这种艺术审美创造上的形式的“特殊性”不进行深入分析，就难以切入作品的本体。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绘画史上卓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大多出自大画家之手。如中国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论画》和《画品》，作者是顾恺之和谢赫，北宋《林泉高致》的作者是郭熙，明代作《华山图序》的王履，倡导南北宗论的董其昌，清代作《苦瓜和尚画语录》的石涛，都是赫赫有名的画家。这些著作不仅被历代画家们奉为经典，就是在中国美学史上也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对各种视觉形式的感悟和理解，殊非易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即使是专业画家，对他所从事本专业以外的美术作品也难以作完全的解读。一个中国画家看油画，大多也只能停留在欣赏层面上，很难在形式层面上作出令油画家心悦诚服的深刻分析。美术批评家批评的范围涉及国、油、版、雕、年、连环、宣传、壁、民间美术、艺术设计甚至建筑、书法等等，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家对美术各门类的样式都进行实践，但评论家必须花大力气对其形式语言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发言权。如果评不到点子上，对美术家来说无异是隔靴搔庠，无济于事。美术评论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评论家写文章大加赞扬的作品，画家却认为并不见得是好画。有些推介文章，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文字不多，却东拉西扯地写了不少有关文学史、美术史甚至哲学方面的知识，生硬地和他所要评论的对象联系起来，给人一种评不出什么也硬要说些什么的印象。还有对美术现象的一些评说，也难以使人认同。如有文章说：齐（白石）体的后人，“以吴作人为代表”；并把水墨人物画分为徐（悲鸿）和蒋（兆和）两派，说在明暗造型的手段上，徐氏以染为主，蒋氏以皴为主，把方增先归为徐派，把刘文西等一大批画家归为蒋氏门徒。这种说法未免武断。因为在中国画家眼中，蒋氏的人物画有以毛笔代替木碳笔画素描之嫌，作为中国画中特殊笔法的“皴”，和西洋画中的明暗完全是两回事，且在人物肖像画上运用皴染技法早已有之，怎么成为蒋氏的专利，谁用了皴法，就成了他的门徒呢？

其次是美术批评的话语方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很大变化，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一些自命精英的前卫理论家依据这一表象，相信中国美术的进程也应实现同一模式的转型，而对本土民族文化和写实画风给予轻蔑的否定，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不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加以观照，不作批判性的理解，而是沉浸在现代迷信之中急于建构现代乌托邦。一些理论家屈从西方话语中心，并以此为荣。他们以单一的线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把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处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具有斑斓色彩的本土美术。按照耗散结构的理论，进化不是按单一轨线进行的。因此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中还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某些文章故弄玄虚，语言晦涩难懂。文章写给什么人读，应该有一个定位。读有些文章远比读黑格尔著作还难，画家看不懂，一般读者就更不懂了。如果只给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读的话，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有的文章中大段深奥莫解的文字，在仔细琢磨之后，原来说的是很平常浅显的道理，学问不深，文章很深，只会令人厌弃。再有是某些评论家有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指手划脚，口气武断专横，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不能容忍别的声音，这当然令人反感。还有一些心浮气躁的理论家，在和某些画家作互利性的交换，其后果必然导致美术评论的庸俗化和学术人格的沦丧。凡此种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谷流（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艺术史学者）

真正的艺术评论家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关于艺术的评论话语都是源自牧羊人内心的亦或附庸的神话。牧羊人不但可以是神明的上帝，也照样可以是艺术评论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牧羊人就没有羊，没有羊也就没有牧羊人，没有牧羊人就没有这个世界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更没有必要再有牧羊人和羊所必需的食物和水。既然有了牧羊人，就必须有应该属于他的羊、他的食物和他的水。为了能顺利地找到并得到食物和水，艺术评论家便毫无必要再顾及颜面而不好意思以一种有时连艺术家都拍手叫好的相当体面的圈层话语，如帝国主义般地肆意强奸和占有艺术品创造的原初意义，并美其名曰指点创作和引导时尚，直到把好端端的艺术家糟蹋到不会画画才肯去折腾点儿别的。惟惜乎斯世艺术家众矣，却教那牧羊人太也不好意思停业盘点。是为天职艺术评论家之一副活形也。

艺术品是真正艺术家真正天才的创造，是原初的价值性话语文本，但又有优劣之别，诚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和自我超越》所说：“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里令人惊叹的伦勃朗作品——仅仅为这些作品，我们就值得来这儿——和同一美术馆的一幅华托的珍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然而，在任何时代里，像华托那样的艺术家，甚至尚根本无法与华托相提并论的绘画从业者，实实在在地多如牛毛，并缘此无限地孕育着所谓的艺术评论家的温床。

当下范文篇6

关键词：医院财务管理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深化和医疗市场的激烈竞争，财务管理在医院的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对财务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人、财、物的作用，降低医院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医院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当前医院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医院领导财务管理观念落后，财务人员素质较低，财务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目前，大多数医院的领导是医疗界专家教授，对财务管理不熟悉，只重视医疗业务的管理，忽视医院的财务价值管理。

﹙二﹚预算管理意识淡薄，医院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目前许多医院的预算管理流于形式，只重视预算收支，忽略预算编制和预算评价，预算执行主观随意性很大，资金使用效率低。

﹙三﹚医院成本核算不科学、不规范。

长期以来，医院作为国家事业单位，不重视成本核算，开展成本核算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奖金核算，以此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影响医院的长期稳定发展，并给医院带来了一定的财务风险。

﹙四﹚医院财务分析没有深入开展，缺乏对经营活动的综合分析和控制。

大多数医院的财务人员工作重心都放在收款、记账、汇总报表等简单的会计核算业务方面，或仅侧重单一的财务信息分析，对医院经济活动很少进行全面的财务分析，致使管理人员无法了解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从全局角度掌握医院的经济运行情况及发展趋势。

﹙五﹚网络信息管理滞后，难以满足现代医院管理的需要

目前，大多数医院受计算机软件功能限制和计算机人才的缺乏，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于网络信息化建设无法达到有机融合，医疗科室之间，医疗科室与财务科室之间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互不联系，无法实现信息资源网络共享的优势，造成资源浪费，重复劳动，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医院的管理水平。

二、加强医院财务管理的思路与对策

﹙一﹚强化医院领导财务管理意识，全面提升财务人员的自身素质。

首先，领导要重视、支持财务工作，树立知识化理财观念，完善从业资格管理体制，积极培养、选拔和多方面引进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才；重视全体在职财务人员的学习、培训、进修，加强会计后继教育；建立年度考核制度，完善约束和激励机制；同时积极组织财务管理人员制定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医院的财务管理制度。

其次，会计人员要加强学习，积极提高自身素质。会计人员要有较扎实的业务素质，财务人员不仅要掌握财务基础知识，而且要掌握与经济活动有关的金融、税收、法律法规等其他知识，要有财务创新理财观念，这就要求财务人员要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及业务水平，同时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及责任感，承担起理财的主导作用。

﹙二﹚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医院财务预算管理按照“收支统管，统筹兼顾、量入为出”的原则，医院的一切收支都应纳入预算管理。

首先，医院要成立预算管理组织机构，建立并逐渐完善预算管理制度，编制收支预算、效益预算、分配预算、资金使用计划等，编制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时，要参考上年度实际收入、支出情况，结合本年度医院的发展和工作计划，以医疗收费标准和药品价格变动、人员编制、物价变动等因素作为预算年度基本编制依据。

其次，要求各科室严格执行预算。对预算执行情况建立考核制度，层层控制支出，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和计划使用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加强成本核算管理，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成本管理是全方位的管理，贯穿于医疗业务的全过程。

首先，改革医院的成本核算方法，转变成本核算理念。要由不完全成本核算向完全成本核算转变，实行科室全成本核算。直接费用完全计入科室，医院行政、后勤部门发生的管理费用要按科室人数比例等方法合理分摊到科室成本，科室使用的新、旧固定资产都要计提折旧，计入科室成本。

其次，实行成本控制，严格控制各项成本费用标准。通过制定定额成本，对科室的材料消耗、水电消耗、公务消耗等实行事前控制，对服务质量等进行量化考核，实现成本的全过程控制。

﹙四﹚完善医院的财务分析，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首先，做好财务数据的基础分析工作。财务分析通过对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等会计报表的内容，计算出经济效益指标、负债比率指标、床位使用率等财务指标，进而对医院的资产结构、变现能力、运营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资产管理能力进行分析。

其次，加强财务风险预警分析，做好事前预测工作。建立财务风险预警分析系统，根据医院实际运行情况、历史资料、同行业资料等经济信息设立敏感性指标，对财务危机进行监测和预防。

﹙五﹚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实现财务管理手段的新突破。

首先，建立收费管理系统，包括门诊收费系统和住院收费系统，将该系统与医院财务管理系统进行网络连接，可轻松实现医院管理层及时掌握医院每天的收入情况、门诊住院人数等信息。

其次，建立病区网络连接系统，该系统能提供病人床位情况、住院费用明细、医嘱处理等信息。加强业务科室的横向联系和交流。

第三，建立药品管理系统，将药品按照品名、厂家、价格、数量等相关信息进行精确的统计，准确、及时地反映药品的购入情况、药房领药情况、以及库存情况等，使得管理者能够全面掌握药品的动态信息。

当下范文篇7

一、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

1人员结构复杂，价值观多样化国有企业是吸收社会劳动力，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的重要平台。目前，有的国有企业的人员数量很庞大，同时因企业发展需要，陆续招收引进一些新员工，企业干部员工的人员构成、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社会阅历、劳动关系、收入水平都在发生很大变化。新员工如“80后、90后”青年员工群体，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政策一起成长过来的，物质比较富足，接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知识文化素质都较高，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发展机会等有更高的要求，与父辈们相比，思想、经验、阅历等有着天壤之别，新老员工在思想领域发生激烈碰撞，出现新的问题和局面，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2文化多元化发展产生不利思潮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经济不断壮大，多元的文化和思潮不断涌入，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国企发展的言论，如“国企垄断”、“国企低效”等，特别是近年来，像中国铁道部、中石化、中国移动等国企出现的腐败事件，更是把国有企业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引起全民对国有企业的质疑和猜测，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3企业政工人员机构少、沿袭传统的简单说教，方式落后，效果差有95%的走访企业都设置了负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机构并落实了一些人员，也有一些企业，是为了“迎检、迎评”而设立的“政工室”，人员则是兼职负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的企业政工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流于形式，疏于深化，开展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时就像“传声筒”，拿着稿子念一些“假、大、空”的文件或政策，照本宣科；一些普通的政工干部因为手中不掌握任何的“权、钱、人”等资源，对干部职工面临的实际困难、切身利益诉求无法给予解决，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被职工认为是“没用”的活，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热情期盼变为失望、消极不配合。4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随着国家和社会的深入改革发展，企业经历用工制度、医疗、失业保险、住房及其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有时出现利益分配不公平、职工权益损失、工作生活保障缺失等情况，特别是一些企业在征地、拆迁、安置工作不细致到位，与群众关系紧张，甚至出现冲突事件等。这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制约了企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新形势下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思路

1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制度和机制首先，企业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以国企党委统一领导、一把手亲自抓、各分公司和各下属单位负责人具体落实，各单位领导“一岗双职”责任，既要管事更要管人、管思想，上下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建立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配备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工作人员，认真履行组织、协调、监督的职能，从组织上确保思想政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其次，要建立健全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各项制度、规范、激励机制，制定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将年度工作细化、量化，层层分解，落实到科室和个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机制，提高工作费用标准，以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必要的经费和设备。2加强理论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形势下，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以学习实践十八大精神为主题，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内容的学习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全体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企业决策部署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各项目标任务落实上来，自觉落实“严管严控、诚信履职、层级负责、高效执行”要求。3改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方法和形式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传统方式让人的感受是：高调，口号比行动多；虚浮，飘在空中，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生硬，生拉硬拽，强词夺理，不近人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企业不断更新观念，结合实际，改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方法和形式。主要有以下设想：（1）从以前“命令式”单纯说教向“互动式”交流沟通转变。政工干部要改变耳提面命的粗暴工作方式，与受教育者就事论事，互换角色，站在工作对象的角立场上思考，现身说法，循循善诱，引导工作对象回归到正确的思路上来，以理服人，启发心灵，让受教育者易于接受“。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从事不同工种的干部职工，采取不同的标准和要求，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力求有针对性、有效性，逐一攻破。（2）紧紧围绕时代精神和企业发展，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文体活动，注重寓教于乐，发挥群众性文体活动在教育干部职工中的潜移默化作用。利用有线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媒体，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把思想教育寓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使干部职工在活动中受到教育，思想受到启发，从而使枯燥、单纯、空洞的说教变得生动活泼，易于接受。（3）企业政工干部要从“消防队员”改当“家庭医生”，改变被动应付为主动防治。一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日常就是停留在“一杯茶、一张报纸、看一上午”的工作状态，无所事事。有了问题出了事才像“消防队员”做工作，应付了事，缺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企业政工干部自觉履行好职责，当好企业的“家庭医生”，日常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教育，经常性开展与干部职工的思想交流互动，查一查，摸一摸，对职工的思想稳定进行动态跟踪反馈，及时排查发现自身可能发生的“病变”隐患，对症下药，采取多手段多渠道多方式进行治疗。针对干部职工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确保干部职工思想稳定。4把关心企业员工利益、解决实际困难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切入点当前，一些企业出现了一些收入分配不公、少数领导干部贪污腐败行为；一些企业职工由于经济收入低、在住房、医疗、养老、子女上学、就业等方面确实困难，这些问题反映到政工部门又迟迟得不到解决，很容易让他们的信仰受到冲击、扭曲。因此，把关心企业员工利益、解决实际困难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切入点，积极为干部职工排忧解难，及时回应干部职工的新要求、新期盼。既讲道理、又办实事，办了实事，再讲道理，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黄聪单位：南宁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罗文管理区

当下范文篇8

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中国美术史博士生导师）

这一切固然是特殊国情所致，但很大程度上却表明人们文化素质与美术修养的低下。

外国美术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亟待加强

汪涤（中国美术学院西方美术史硕士研究生）

“批评的批评”

张坚（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副教授、美术理论博士研究生）

重返传统掇英撷华

毛建波（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副教授、中国美术史硕士）

美术批评需要交流和对话

李敬仕（绍兴文理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花鸟画家）

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谷流（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艺术史学者）

真正的艺术评论家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当下范文篇9

关键词：贸易保护/舆论壁垒/应对措施

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往往采取各种贸易政策措施如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以保护本国利益。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状况看，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贸易纷争此起彼伏，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并已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交流中的重大障碍。特别是在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形势严峻、产业发展萧条，在一系列压力之下，不少国家纷纷构筑起许多新型的贸易壁垒，这些形形色色的新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最主要障碍，这其中就包括本文要探讨的舆论壁垒。

舆论壁垒也称为传媒壁垒，是近年兴起的一种“软贸易壁垒”，指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或一国媒体有意的负面宣传报道，贬低他国的产品质量，使他国产品声誉受损或消费者对其产品误解，从而达到限制他国产品流入和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舆论壁垒通过媒体宣传影响舆论，进而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以达到贸易保护的实际效果，实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隐性手段。

一、舆论壁垒的成因分析

1.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一些国家的产品享有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其他国家构成较大的压力。生产能力的优势必然冲击那些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劣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当然会影响到部分人的利益，于是经营情况日益恶化的当地产业纷纷蓄意炒作、夸大其词，妖魔化外国产品，希望借助这种手段一举将该外国产品挤出本国市场。这些不实宣传的背后实际上是出口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市场之争、利益之争。例如，2004年越南报纸、电台大肆宣传中国水果“有毒”，事实上中国水果进入越南时都经过了越方严格检疫，进入越南本身就说明了产品的质量没问题。但越南政府无意进行调查为中国水果辟谣，甚至放任越南一些媒体，对“中国毒水果”流言推波助澜，以达到利用流言打压中国水果、保护本国水果市场的目的。

一些媒体对外国产品质量的报道以偏赅全，甚至无中生有、恶意炒作，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企图通过构筑各种壁垒阻止外国产品的做法，其实质不过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又一翻版而已。

2.非关税贸易保护手段的盛行。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近年关税壁垒的作用在逐步削弱，各种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传统的贸易壁垒的运用空间越来越小，国际贸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然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新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由于WTO对使用关税贸易壁垒的限制，发达国家转而以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标准、卫生标准、反倾销等花样繁多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替代关税壁垒对进口的限制作用，使其成为各国保护国内产业和企业免受他国产品损害的最主要手段。作为众多非关税贸易壁垒中的一种，舆论壁垒与其他措施只是手段的不同，其本质都是要达到限制进口，保护本国的贸易利益这一目的。

3.信息传播方式的发达。

要将社会舆论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来使用，前提是高度发达的传媒产业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社会。这是因为：只有国内媒体的高度发达，影响力强大，才有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将一突发事件传播得更广，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也只有在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社会中，人们接收信息的途径更多，信息来源更广，对媒体的信任度更高，受舆论影响的程度更大。科技的不断昌明使得当下信息传播方式愈来愈多元，传播内容愈来愈丰富，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提供了一个最快捷、最便利的信息传播平台。人类也借助着这个虚拟空间，极大地扩大了信息源，增加了社会的透明度。与此同时，网络本身的虚拟性也为各种虚假消息的传播提供了滋生蔓延的温床。2008年1月30日，在日本发生的食用中国饺子中毒的事件在日本成为舆论热点。虽然经调查被认定为一起人为的个案，不属于产品质量问题，但通过网络传播的传言误导了一大批消费者，这一事件影响到所有中国食品在日本市场上的销售。

二、舆论壁垒的特征分析

1.方式的隐蔽性。

传统贸易壁垒无论是数量限制还是价格规范，相对较为透明，人们比较容易掌握和应对。而舆论壁垒最大的效力在于通过不实宣传使消费者对外国产品望而生畏，从根本上消失了购买的欲望。试想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如果报摊上摆满了非议某外国产品的报纸，那么该国产品打入这个国家市场的难度可想而知。舆论壁垒正是通过影响消费者心理，引导民众对特定当事国的整体形象产生抗拒，打击他们的购买信心，降低消费者对外国产品的消费偏好，从消费者这一终端抵制外来产品，迫使出口国自动减少乃至停止出口。负面舆论在发酵之后以所谓“民意”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极其隐蔽的形式造成竞争对手的产品逐步丧失市场，达到最大程度地占有国内市场，抵制同类外来产品的目的，同时不会有任何贸易保护的嫌疑，使得出口国往往“欲诉无门”，难以应对。

2.影响的广泛性。

舆论壁垒对出口国的负面影响和伤害要远大于其他的贸易壁垒形式。因为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都是可以克服的壁垒，如通过对产品采取一定技术措施，可以消除或减轻这些壁垒的影响。而且以往各种传统的贸易壁垒都是针对某个产品或某种产品而制定的，影响一般都只是个别产品，舆论壁垒则是针对整个行业进行全面封锁，具有影响范围广，时间长的特征。舆论壁垒最大的特点在于以点盖面，以偏赅全，一些媒体故意将个别企业、个别产品的质量问题与该外国所有出口产品的质量相挂钩，将对个别厂商行为的责难夸大为对整个外国商人的信任危机，一个产品不合格在舆论的放大效应下往往导致整个行业的相关产品都会受到影响。2008年毒饺子事件爆发后，日本开始集中散布和中国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虽然这些消息最终证实不是中方责任，但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对毒饺子事件的影响起到放大作用，在广大消费者心中造成中国食品都不安全的舆论效果。致使我国整个食品出口贸易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毒饺子事件距今已经过去一年，但其影响仍在继续。目前相当多的日本家庭主妇对中国食品敬而远之，一些家庭主妇经常会在商场拿着食品询问工作人员：“这是不是中国产的？”一听说是中国产的，马上就放下了。

3.传播的迅捷性。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传递渠道日益多元化，信息可因国际互联网的应用而达即时更新、瞬时传播的网络传播时代。现代媒介传播方式决定了其传播信息的速度和转移焦点的速度都非传统媒介可比。网络资源每天都在大量快速地更新，google信息栏更新的速度是以毫秒计。舆论焦点转移迅速，限制了当事人的反应时间和空间。出于对“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方针的机械式的理解，我国媒体关于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传播不能跟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步伐，在发生危机性突发事件时我国传媒系统经常迟疑不决，造成“失语”或报道迟缓，结果由国外媒体占报道先机，既不利于发出我们的声音，也不利于我国传媒的公信力，就可能会出现小道消息、传言乃至谣言充斥传播场的情况。

4.目的的双重性。

舆论壁垒除了具有经济上的贸易保护目的之外，还往往具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以中国为例，目前一些国家恶意诋毁“中国制造”，其实质不过是政治上的“中国威胁论”在经济上的翻版罢了，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干扰中国的发展。

国外一些媒体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大肆渲染，肉价与瘟疫，鸭蛋与苏丹红，纸馅包子等都是宣传对象。同时，对中国国民的饮水、饮食安全表现出极度的关心；对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等问题也关怀备至；对生态破坏、大气污染、水污染等也颇多微词。总之对中国的民生问题以找毛病的方式表示关切，其目的无非是让中国人产生“内忧外患”的感觉，有制造混乱的图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现在打出“中国制造”这张牌，为的也许就是经济以外的政治目的。通过给“中国制造”不断制造麻烦，激发民众的不满情绪，给领导层增加压力，迫使政府出台一些措施，以便影响中国的大政方针走向。这与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的做法颇为相似，不能不让我们警觉。

三、舆论壁垒对于出口国利益的影响

舆论壁垒通过故意夸大某国产品的质量问题，对其出口产品质量的缺陷进行妖魔化宣传，从而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这一做法破坏了国际贸易交往中的公平和平等原则，阻碍了正常贸易往来，给双方的当事人尤其是出口方利益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威胁出口国产品市场。

一些国家利用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媒体，频繁报道他国产品质量问题，故意妖魔化他国产品，必然影响消费者对该国产品的消费。例如，中国水果因农药残留问题被越南媒体曝光后，销量大降，以至要换上韩国水果的包装，才能在越南顺利出售。2002年日本有关媒体故意夸大从中国进口蔬菜中检测出部分残药事件，将之说成是“威胁到国民健康的重大问题”，以致造成日本人对中国蔬菜产品的“恐购症”，直接导致中国蔬菜中荷兰豆、青花菜、大葱等6个品种出口日本严重受阻，不少订单被取消，一些大型商场或超市甚至将中国蔬菜撤下柜台。

2.出口产品价格下跌。

由于国外媒体的恶意宣传和炒作，导致国外消费者对出口国产品产生抵触情绪，出口国企业为保住海外市场，只有降低出口价格。例如，自中国水果在越南遭受舆论壁垒后，越南市场上中国产富士苹果售价每公斤比以往下跌了5000~7000盾，柑桔则下跌了1万盾左右。

3.产品竞争力下降。

一些媒体的报道对于他国产品以偏赅全，蓄意炒作，极大程度上损害了他国产品的声誉，影响了他国产品的竞争力。2007年6月，全球最大的玩具商美国美泰公司召回中国生产的玩具，称“回收的这批玩具含有铅，对儿童的脑部发育会造成很大影响”。事后，经中国质检总局和中国商务部调查查明：美国玩具公司大规模召回涉及的2100万件玩具当中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属于所用的涂料和油漆含铅超标的问题，这一类大概有300万件，占整体召回数量的14%。造成铅含量超标的原因，一方面有生产厂家在购买和使用原材料中，在生产管理当中的漏洞；同时也有品牌的经销商在验收环节当中的缺陷。第二种情况是1820万件中国产的玩具，因为今年5月份美国材料测试协会公布了一项针对玩具材料使用的新标准，玩具经销商自愿根据新的标准召回。这些玩具主要是2007年以前生产和销售的、当时符合美国标准的玩具。换句话说，这是对消费者，特别是对儿童健康负责的一个举动。严格来讲，同这批玩具的产地和质量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针对这些大规模的召回事件，个别海外媒体不顾事实，以偏赅全地做出评论和判断，借机煽动当地消费者的不满情绪，使中国产品蒙受了巨大损失。

四、中国应对舆论壁垒的措施

国家统计局日前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2007年提高到8.8%，世界排名跃居到第二位。由于我国产品享有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其他国家构成较大的压力。于是经营情况日益恶化的当地产业纷纷采取多种手段希望将中国产品挤出本国市场，这其中也包括舆论壁垒。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应对。

1.建立预警机制，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

舆论壁垒的产生在于信息的不对称。近年，国外多次以各种贸易壁垒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由于信息不灵，山东、浙江、江苏等省企业农产品出口到日本时吃大亏，原因是我们不了解对方的情况，而对方对我们了如指掌，一旦发现我们有优势产品，对方就制定相应的对策限制我们的产品。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机构，收集、研究我国主要出口商品可能遇到的舆论壁垒的信息情报，紧密跟踪重点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及时了解、收集、跟踪国外一些媒体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向企业预警信息，以此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3]，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对国外可能实施舆论壁垒时有所估计和预测，提醒企业及时做好相应的准备。

2.积极与境外当事媒体沟通。

中国向有“酒好不怕巷子深”、“身正不怕影斜”的传统，但面对舆论壁垒，积极与境外当事媒体沟通才是化解危机的上策。当国外媒体对中国出口产品存在歪曲事实的报道时，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或当事企业应尽快与有关媒体取得联系，相互沟通，讲清事实。必要时请国外媒体和相关政府部门参观中国产品加工企业，展示规范化的生产流程，达成正本清源的作用[4]。例如，2005年1月，印尼最大的电视台SCTV声称，中国向印尼提供的救灾食品是“过期的，不能食用”。而实际情况是，中国食品包装袋上标明的2004年12月是生产日期，而印尼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把它说成是保质期。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对这一事件非常重视，分别对印尼海关、机场工作人员、北苏门答腊省药品食品监督局和北苏门答腊省政府做了说明和解释。大使馆还通过接受电视采访、发表声明、召开新闻会等各种形式，向印尼民众进行解释说明，最后多数曾经发表过错误报道的媒体都进行了更正。流言来自媒体，化解流言的方法也要借助媒体。中国企业在面对国际上一些不实报道时，应努力抢占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话语权，对国外的不实报道给予针锋相对的回应，以最大可能地挽回损失。

3.提高产品质量，走发展品牌的道路。

从根本上讲，破除国外舆论壁垒，主要依靠产品质量的提高。产品质量没有问题，舆论壁垒也就难以施展拳脚。因此，企业苦练内功，提高产品质量，使其各项指标都达到国际标准是避免遭遇舆论壁垒的根本措施。同时国家也应当加强对出口产品的质量监管力度，完善质量监督的体系，防止一些不合格产品流入国际市场，影响我国产品的声誉。

我国目前许多企业仍只顾闷头赚钱，不愿意在品牌建设上投入，致使我国目前出口产品中知名品牌仍然偏少，甚至有不少企业根本没有申请注册商标。由于对中国品牌的熟悉感不强，加之我国产品价格低廉，一旦有质量问题发生，国外消费者很容易滋生疑虑。没有自己的品牌，就无法在国外消费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得不到消费者的信赖，就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知名品牌的缺少，使得一家中国企业的产品出问题，外国消费者不能把其他众多中国产品与其区别开来，致使其他无辜的中国企业都受到牵连。因此，为避免一些国家因某个特定产品质量问题而对所有相关中国产品实施全面封杀，中国企业就必须加快品牌化建设步伐，尽快使我国的出口产品进入品牌化时代。

4.正确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对于确保产品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及时曝光和揭露产品安全的事件，才能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少数的媒体不顾事实、违背道德、以偏赅全、蓄意炒作、制造事端。目前国内媒体在对产品质量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少数媒体却存在一定的新闻炒作现象，为国外媒体的反面报道提供了口实和证据。例如，中国水果在越南被媒体宣称“有毒”，其新闻源头恰恰在于国内媒体对中国水果质量的监督性报道，本来国内媒体的本意只是指出一小部分产品有问题，但被越南方面添油加醋后就变成了全部中国产品的问题。我国媒体现在对国内反面的例子炒作十分凶猛，容易给国外留下负面印象，因此国内媒体应杜绝浮躁之风，否则，媒体的浮躁就有可能在导向方面发生错误，误导消费者。

5.建立一套完整的舆论壁垒调查制度。

一套完整的舆论壁垒调查制度，对可能采取舆论壁垒的国家政府具有很强的威慑力。令其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前，必须仔细考虑是否会受到相应国家发起的贸易壁垒调查，这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潜在舆论壁垒的产生。我国已在2005年制定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标志着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贸易壁垒调查制度。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问题，如立法等级较低，仅仅是一个商务部制定的部门规章，约束力有限、制度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有限；贸易壁垒调查工作由商务部负责，具体实施是由公平贸易局进行的，实施机关等级较低，难以调动多方行政资源，震慑力不大等。这就需要我们对上述问题加以完善以便切实发挥壁垒调查制度的威慑力，有效维护中国的贸易和产业利益，促进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从当前世界对外贸易的整体环境来看，贸易壁垒已经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传统形式，过渡到涉及宏观舆论的新型贸易壁垒形式。贸易壁垒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丑化一国产品的形象。我们应积极和客观地对待这一现象，加以认识和把握，以尽早制定出相应的对策，保证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

注释：

[1][4]姜鸿.对国际舆论壁垒的策略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3）.

当下范文篇10

一、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奥康纳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理解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而言，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空场”命题、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资本主义双重矛盾危机理论和生态学社会主义设想中。（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感受性”的缺失。提出“理论空场”命题在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之前提下，奥康纳提出，“马克思的观点中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不仅指认为生产力，而且指认为终极目的的所谓生态社会的思想”[1](p4)。在奥康纳的眼里，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论证过自然过程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但是他们却遗忘或疏略了本该高度重视的生态伦理和对人类活动影响巨大的自然界的“自主运作性”等问题。而且他认为，这种“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缺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1](p6-7)。因此，奥康纳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理论空场”（Silenc⁃es）。奥康纳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即他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1](p436)。一方面，奥康纳认为，受理性主义自然观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经济系统的传统观念过多地重视其物质性和技术性，而忽略了隐藏于其社会性背后的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因为生产关系不仅受经济规律等客观性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文化价值理念等主观性因素的影响，生产关系在其社会本质上是具有文化内涵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充分关注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奥康纳提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1](p436)。在奥康纳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焦点主要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物质生活，它强调更多的是自然界的人化问题，而忽略了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发展等自然生态系统问题；强调的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能动的改造性，即人化甚至是异化了的自然，而忽略了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客观的制约性；强调的是“劳动力供应的条件，而不是一般性的、外在的自然生态的生产条件”[1](p235)，使得本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自然生态生产条件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关切或被置于边缘位置。因此，奥康纳认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具备一些生态学理论的潜质，但其理论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生态学空场”。通过对“理论空场”进行分析论证，奥康纳提出，“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性斗争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与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1](p8)，奥康纳由此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进行修订是很有必要的”，从而为其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奠定了一种认识论基础。（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场”命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奥康纳认为，“虽然当今世界经济正凸显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种模式”[1](p1)，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态经济学问题的“朴素遗产”已不再适应社会转型时期资本和生态冲突日趋严重的新局势。因此，要想提升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下生态问题的理论阐释力，就必须要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某些观念进行“修订”，将自然和文化范畴更全面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中去以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其应有的生态和文化维度，进而实现他所设想的那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具体来说，一是在考察生产实践活动时，不能仅关注其经济价值实现程度，还要关注其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程度，即是说要将其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分析；二是在考察人类社会劳动时，不能仅关注其技术能动性，还要关注其文化价值性，即是说要将其置于历史文化系统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分析。奥康纳还强调，在将自然和文化范畴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劳动对自然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在奥康纳的理论体系中，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之间内含着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其一，自然和社会劳动是对立统一的。自然是社会劳动的基础和对象，劳动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纽带，劳动价值的实现要以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前提，自然界反过来也会受到社会劳动的影响，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范围的扩大和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等，自然界的面貌和形式会被不断改造。其二，文化和社会劳动是对立统一的。社会劳动既是改造外在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又是受制于价值规范的社会文化实践。因此它不仅要遵循价值规律等客观经济规律，还要遵循一定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规范；反之，劳动的形式对文化规范的形式和文化实践的内容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三，自然和文化是对立统一的。自人类出现以来，自然的发展就从未摆脱过人类文明的影响，反之，每一时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也都带有同时代自然环境的印记，两者借由社会劳动这一中介而产生源源不断的联系。在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中，正是因为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历史才得以不断变迁和发展。沿着这样的分析路径，奥康纳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理论家们提出的方法论范式，也成为他全部理论体系的批判根基，即以社会劳动为核心，同时突出社会劳动的自然性和文化性，以此建构起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三位一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逐步达到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基于这一全新的方法论范式，奥康纳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并在批判中逐步澄明了自己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三）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变化和生态危机的加重提出双重矛盾危机理论。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始终没有发展出如下的观念：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1](p275)。同样，马克思本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也“没有发展出一种解释由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维度的缺失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无法充分解释此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及其导致的划时代生态危机。为此，奥康纳着重以生产条件（ProductionConditions）为核心范畴，以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为理论出发点，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矛盾与危机理论进行“时代化”发展，从而得出“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1](p275)。奥康纳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就是马克思曾着重论述过的内在于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奥康纳认为，资本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生产的扩大和更多劳动价值的产出，然而在社会需求疲软甚至是减少的情况下，资本真正获得的利润会随之下降，其预期的剩余价值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实现程度上的不平衡、不对称终会导致“资本总体的再生产与积累的中断和停止”[1](p285)，即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滞涨危机。在奥康纳看来，第一重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而不是生产环节，因此奥康纳将第一重矛盾引发的危机定义为一种“实现性危机”。奥康纳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也就是他本人着重论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在奥康纳看来，第二重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非实现环节，因此奥康纳将第二重矛盾引发的危机定义为一种“流动性危机”。奥康纳认为，“出现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1](p284)。其一，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资本必然地呈现出无限的扩张性，然而生产条件（水、能源、土壤等维持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无法随资本的扩张而扩张相反会一直不断减少。资本无限扩张逻辑下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对自然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能力”①具有巨大的损害性，就像奥康纳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以非常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对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1](p196)。其二，随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新全球经济”这一统一体中被结合起来，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资本的驱使下往往会将生态破坏性强和生产条件需求高的产业转移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随之也会将生态问题一并转移过去。奥康纳将其概括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积累中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的区域化甚至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最终结果不仅会导致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对生产条件的重组，而且还会引发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等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因此奥康纳说，“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调整时期，它潜在地也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1](p331)。总而言之，奥康纳认为，资本的扩张势必会伴随着对自然生产条件的破坏，这是由资本主义的体制性特色决定的。经济问题与生态问题通常都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们互为因果又相伴相生。经济危机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某种类型的生态问题，而由生态危机所引发的环境、劳工运动等社会运动又会使经济问题进一步恶化。奥康纳将其称为一种“在生产、市场关系、社会运动及政治的维度上——存在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之间的相互决定的关系”[1](p294)。此外，奥康纳还提出，“有许多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生态危机’既是一种科学的阐释，在更大的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范畴”[1](p218)。因此，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往往又会引起民众政治上的反抗，由此引发政治方面的危机。危机背后或明或暗的利益冲突、经济与政治的斗争冲突又会成为下一轮连锁危机的助推器，如此循环往复，使得资本主义在结构性危机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且无法自拔。图1：奥康纳双重危机结构图（四）基于“生产性正义”的理想诉求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设想。奥康纳认为，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生产的非正义性和对生态的破坏性，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源头上解决其内生的双重矛盾，而双重危机的交叉显现又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内部盘根错节的矛盾，最终引发更多的连锁危机问题，因此奥康纳提出“资本主义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1](p378)。同样，奥康纳在考察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后也提出，虽然传统社会主义不具有资本主义那样严重的生态危害性，但由于其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全面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加上“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去了”[1](p409)，因此，他们的生产同样具有非正义性。在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非正义性生产进行思考后，奥康纳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正义社会诉求——“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1](p538)。因此，要建立以生产性正义为旨归、以对生产条件的强调和重建为核心内容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从而使其与自然的可持续性相适应。在奥康纳看来，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互相需要的。一方面，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在场，因为生态学能“使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3]；另一方面，生态学也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在场，因为社会主义能“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1](p439)，而如果“仅凭他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1](p434-435)。因此，生态学社会主义要扬弃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矛盾，进而实现一种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联姻条件下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建构途径，奥康纳提出了以下主张：其一，经济方面，构建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积极外化物最大化、需求最小化、内外贸易民主化的生产性正义，摒弃“在高度社会化生产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实现”[1](p538)的分配性正义。要突出劳动和货币自身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要按照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生产导向而不是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还要对生产条件进行理性保护，对资源消耗进行合理控制。最重要的是确立“保护第一”（PreservationFirst）的生态理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产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其二，政治方面，对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权力关系进行批判变革，克服地方主义和中心论，“将民主的内涵置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1](p491)，将国家置于社会的民主化组织之下进而实现更高程度的民主化、大众化和“国际主义”。在奥康纳看来，“唯一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政治形式，应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1](p439)。其三，突破绿色运动以往的地方性、宗派性和“路线主义”，发展一种国际性视角、批判性和革命性战略战术，将全世界的各种地方性团体和社会运动人士联合并强化起来，建立起“第五国际”，最终组织起一种“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进而实现“一种新的民主的、生态合理的、并且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公平的生活方式”[1](p476)。奥康纳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愿景看似是美好的，而且他关于“生产性正义”的构想也并非全无可取性。但究其实质，他理论蓝图中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目的也并非是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而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这一制度下的某些明显“不正义”的体制进行改良性革新。这样充满折中主义的革新举措注定无法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劳资矛盾，注定无法彻底改变资本的无限扩张、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注定无法彻底改变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更不会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其设想具有理论上的空想性、行动上的不彻底性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附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解释观可以判断，奥康纳所设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注定无法成为现实。

二、合理性与局限性：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双重考量

奥康纳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向全球蔓延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生态理论的阐释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全球热点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应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对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评价，应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既要承认其思想的合理性，又要充分认识到其思想的局限性。（一）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奥康纳在其著作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其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设想也并非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下提出的。相反，他在著作中多次对那些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家们的欠公平的指控予以拒斥，这一点应给予充分肯定。奥康纳在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语境的前提下，结合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发展形势，将文化维度、自然维度引入到社会劳动维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思想，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领域的研究空间，顺应了时展对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的和谐要求。他所提出的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三位一体的全新方法论范式从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涵。其次，奥康纳在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年代不曾分析过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之外的第二重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关于矛盾和危机的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思想。同时，他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从政治经济领域延伸至生态文化领域，他以双重矛盾思想为理论武器，基于双重矛盾所形成的双重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的危害性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全方位的理论批判。就今天的全球化发展形势来看，他提出的双重矛盾危机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理论前瞻性，他所探讨的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生态失衡给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考，为我们更好把握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最后，奥康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他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自然观的双重维度，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结盟，构建一个以生产性正义为导向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以降低对生态的破坏性，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他的设想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建设的思想。他所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方式为人们从社会制度层面探究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他提出的“保护第一”的生态理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推动社会生产条件与社会形式的重组重构，他提出的生产性正义概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克服资本的无限扩张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破坏，他提出的“既全球性又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性和国际性生态保护合作，从而更好地应对解决当前越来越全球化的生态问题。（二）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确实有其闪光点，但同时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其一，奥康纳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理论空场”及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设想具有形而上学的非历史性和非客观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生产条件、生态文明和生态危机等概念没有较多的理论说明，但他们对自然生态问题一直都有符合他们自身时代背景的理论关切，对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引发的生态破坏性也有过相关思考和展望，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空场”；另一方面，每一时代都有各自时代不同的焦点问题和理论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尚未面临当今时代这种类型和程度的生态危机问题。因此当今时代的理论家们绝不应该把当前社会新发展变化导致的新危机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的理论缺失或阐释力不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立场、观点、方法及建构于之上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非面面俱到的教义、教条。正如恩格斯曾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p284)。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无论社会怎样变化，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与方法是完全正确且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失效的。其二，奥康纳对双重危机理论的论述具有避重就轻的不彻底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相较其经济危机具有更严重的破坏性，因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矛盾，这一判断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所在，颠倒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放大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过分凸显了生产条件在社会关系变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可以发现，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更多的是经济危机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或附加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的体制性问题和矛盾依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奥康纳将其理论重心和批判矛头主要对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及生态问题，因而也就无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矛盾危机进行有效的批判，其结果甚至会转移无产阶级的斗争视线，不利于核心问题的根本性改善。其三，奥康纳虽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寄希望于建构一个生态学社会主义进而从根本上克服当前的生态危机，但是他的思想具有乌托邦式的空想性。他的理论一方面更多的是停留在思维层面，缺乏转向现实行动的具体方案，因而可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他提出以“生产性正义”取代“分配性正义”的设想，但他的理论并未充分论述如何彻底改变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实现这一正义视域的转变，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得不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其生态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不会真正变为现实。此外，他后期在分析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时，多次提出要通过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推动实现一种政治上民主、生态上合理、经济和社会上公平的生产生活方式[1](p476)。这说明他开始转向于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并力图通过绿色环保等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解决。奥康纳过高地估计了社会组织在解决经济与生态危机中的作用，这种寄希望于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内部的社会活动来根本性改善全球生态问题的设想注定是行不通的。

三、《自然的理由》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