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当下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工业化水平的快速提升，现代工业发展的负效应也开始进一步显现，资源匮竭、环境恶化等生态失衡形势日趋严峻，成为危及区域乃至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此情况下，西方社会掀起了一场旨在化解生态困境的绿色保护运动，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生态学问题研究中。由此诞生了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关切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涌现出了大批见解独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品。其中，奥康纳所著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以下简称《自然的理由》）被视为代表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高水平的著作之一。在《自然的理由》中，他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生产条件矛盾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与生态危机新形态及其本质进行了全方位剖析。他对东西方生态危机的论述进一步激发了当代生态批判思潮的活力，从而使得“‘全球环境危机’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大多数文化人的心目中”[1](p214)。他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征及其本质，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命运，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对其观点，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地辩证考量，做到所强调的，“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

一、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奥康纳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理解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而言，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空场”命题、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资本主义双重矛盾危机理论和生态学社会主义设想中。（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感受性”的缺失。提出“理论空场”命题在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之前提下，奥康纳提出，“马克思的观点中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不仅指认为生产力，而且指认为终极目的的所谓生态社会的思想”[1](p4)。在奥康纳的眼里，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论证过自然过程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但是他们却遗忘或疏略了本该高度重视的生态伦理和对人类活动影响巨大的自然界的“自主运作性”等问题。而且他认为，这种“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缺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1](p6-7)。因此，奥康纳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理论空场”（Silenc⁃es）。奥康纳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即他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1](p436)。一方面，奥康纳认为，受理性主义自然观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经济系统的传统观念过多地重视其物质性和技术性，而忽略了隐藏于其社会性背后的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因为生产关系不仅受经济规律等客观性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文化价值理念等主观性因素的影响，生产关系在其社会本质上是具有文化内涵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充分关注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奥康纳提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1](p436)。在奥康纳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焦点主要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物质生活，它强调更多的是自然界的人化问题，而忽略了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发展等自然生态系统问题；强调的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能动的改造性，即人化甚至是异化了的自然，而忽略了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客观的制约性；强调的是“劳动力供应的条件，而不是一般性的、外在的自然生态的生产条件”[1](p235)，使得本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自然生态生产条件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关切或被置于边缘位置。因此，奥康纳认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具备一些生态学理论的潜质，但其理论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生态学空场”。通过对“理论空场”进行分析论证，奥康纳提出，“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性斗争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与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1](p8)，奥康纳由此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进行修订是很有必要的”，从而为其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奠定了一种认识论基础。（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场”命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奥康纳认为，“虽然当今世界经济正凸显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种模式”[1](p1)，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态经济学问题的“朴素遗产”已不再适应社会转型时期资本和生态冲突日趋严重的新局势。因此，要想提升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下生态问题的理论阐释力，就必须要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某些观念进行“修订”，将自然和文化范畴更全面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中去以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其应有的生态和文化维度，进而实现他所设想的那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具体来说，一是在考察生产实践活动时，不能仅关注其经济价值实现程度，还要关注其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程度，即是说要将其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分析；二是在考察人类社会劳动时，不能仅关注其技术能动性，还要关注其文化价值性，即是说要将其置于历史文化系统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分析。奥康纳还强调，在将自然和文化范畴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劳动对自然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在奥康纳的理论体系中，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之间内含着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其一，自然和社会劳动是对立统一的。自然是社会劳动的基础和对象，劳动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纽带，劳动价值的实现要以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前提，自然界反过来也会受到社会劳动的影响，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范围的扩大和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等，自然界的面貌和形式会被不断改造。其二，文化和社会劳动是对立统一的。社会劳动既是改造外在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又是受制于价值规范的社会文化实践。因此它不仅要遵循价值规律等客观经济规律，还要遵循一定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规范；反之，劳动的形式对文化规范的形式和文化实践的内容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三，自然和文化是对立统一的。自人类出现以来，自然的发展就从未摆脱过人类文明的影响，反之，每一时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也都带有同时代自然环境的印记，两者借由社会劳动这一中介而产生源源不断的联系。在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中，正是因为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历史才得以不断变迁和发展。沿着这样的分析路径，奥康纳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理论家们提出的方法论范式，也成为他全部理论体系的批判根基，即以社会劳动为核心，同时突出社会劳动的自然性和文化性，以此建构起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三位一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逐步达到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基于这一全新的方法论范式，奥康纳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并在批判中逐步澄明了自己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三）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变化和生态危机的加重提出双重矛盾危机理论。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始终没有发展出如下的观念：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1](p275)。同样，马克思本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也“没有发展出一种解释由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维度的缺失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无法充分解释此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及其导致的划时代生态危机。为此，奥康纳着重以生产条件（ProductionConditions）为核心范畴，以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为理论出发点，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矛盾与危机理论进行“时代化”发展，从而得出“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1](p275)。奥康纳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就是马克思曾着重论述过的内在于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奥康纳认为，资本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生产的扩大和更多劳动价值的产出，然而在社会需求疲软甚至是减少的情况下，资本真正获得的利润会随之下降，其预期的剩余价值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实现程度上的不平衡、不对称终会导致“资本总体的再生产与积累的中断和停止”[1](p285)，即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滞涨危机。在奥康纳看来，第一重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而不是生产环节，因此奥康纳将第一重矛盾引发的危机定义为一种“实现性危机”。奥康纳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也就是他本人着重论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在奥康纳看来，第二重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非实现环节，因此奥康纳将第二重矛盾引发的危机定义为一种“流动性危机”。奥康纳认为，“出现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1](p284)。其一，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资本必然地呈现出无限的扩张性，然而生产条件（水、能源、土壤等维持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无法随资本的扩张而扩张相反会一直不断减少。资本无限扩张逻辑下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对自然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能力”①具有巨大的损害性，就像奥康纳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以非常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对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1](p196)。其二，随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新全球经济”这一统一体中被结合起来，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资本的驱使下往往会将生态破坏性强和生产条件需求高的产业转移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随之也会将生态问题一并转移过去。奥康纳将其概括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积累中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的区域化甚至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最终结果不仅会导致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对生产条件的重组，而且还会引发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等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因此奥康纳说，“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调整时期，它潜在地也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1](p331)。总而言之，奥康纳认为，资本的扩张势必会伴随着对自然生产条件的破坏，这是由资本主义的体制性特色决定的。经济问题与生态问题通常都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们互为因果又相伴相生。经济危机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某种类型的生态问题，而由生态危机所引发的环境、劳工运动等社会运动又会使经济问题进一步恶化。奥康纳将其称为一种“在生产、市场关系、社会运动及政治的维度上——存在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之间的相互决定的关系”[1](p294)。此外，奥康纳还提出，“有许多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生态危机’既是一种科学的阐释，在更大的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范畴”[1](p218)。因此，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往往又会引起民众政治上的反抗，由此引发政治方面的危机。危机背后或明或暗的利益冲突、经济与政治的斗争冲突又会成为下一轮连锁危机的助推器，如此循环往复，使得资本主义在结构性危机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且无法自拔。图1：奥康纳双重危机结构图（四）基于“生产性正义”的理想诉求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设想。奥康纳认为，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生产的非正义性和对生态的破坏性，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源头上解决其内生的双重矛盾，而双重危机的交叉显现又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内部盘根错节的矛盾，最终引发更多的连锁危机问题，因此奥康纳提出“资本主义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1](p378)。同样，奥康纳在考察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后也提出，虽然传统社会主义不具有资本主义那样严重的生态危害性，但由于其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全面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加上“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去了”[1](p409)，因此，他们的生产同样具有非正义性。在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非正义性生产进行思考后，奥康纳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正义社会诉求——“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1](p538)。因此，要建立以生产性正义为旨归、以对生产条件的强调和重建为核心内容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从而使其与自然的可持续性相适应。在奥康纳看来，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互相需要的。一方面，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在场，因为生态学能“使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3]；另一方面，生态学也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在场，因为社会主义能“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1](p439)，而如果“仅凭他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1](p434-435)。因此，生态学社会主义要扬弃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矛盾，进而实现一种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联姻条件下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建构途径，奥康纳提出了以下主张：其一，经济方面，构建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积极外化物最大化、需求最小化、内外贸易民主化的生产性正义，摒弃“在高度社会化生产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实现”[1](p538)的分配性正义。要突出劳动和货币自身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要按照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生产导向而不是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还要对生产条件进行理性保护，对资源消耗进行合理控制。最重要的是确立“保护第一”（PreservationFirst）的生态理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产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其二，政治方面，对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权力关系进行批判变革，克服地方主义和中心论，“将民主的内涵置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1](p491)，将国家置于社会的民主化组织之下进而实现更高程度的民主化、大众化和“国际主义”。在奥康纳看来，“唯一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政治形式，应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1](p439)。其三，突破绿色运动以往的地方性、宗派性和“路线主义”，发展一种国际性视角、批判性和革命性战略战术，将全世界的各种地方性团体和社会运动人士联合并强化起来，建立起“第五国际”，最终组织起一种“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进而实现“一种新的民主的、生态合理的、并且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公平的生活方式”[1](p476)。奥康纳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愿景看似是美好的，而且他关于“生产性正义”的构想也并非全无可取性。但究其实质，他理论蓝图中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目的也并非是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而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这一制度下的某些明显“不正义”的体制进行改良性革新。这样充满折中主义的革新举措注定无法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劳资矛盾，注定无法彻底改变资本的无限扩张、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注定无法彻底改变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更不会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其设想具有理论上的空想性、行动上的不彻底性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附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解释观可以判断，奥康纳所设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注定无法成为现实。

二、合理性与局限性：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双重考量

奥康纳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向全球蔓延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生态理论的阐释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全球热点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应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对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评价，应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既要承认其思想的合理性，又要充分认识到其思想的局限性。（一）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奥康纳在其著作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其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设想也并非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下提出的。相反，他在著作中多次对那些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家们的欠公平的指控予以拒斥，这一点应给予充分肯定。奥康纳在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语境的前提下，结合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发展形势，将文化维度、自然维度引入到社会劳动维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思想，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领域的研究空间，顺应了时展对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的和谐要求。他所提出的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三位一体的全新方法论范式从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涵。其次，奥康纳在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年代不曾分析过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之外的第二重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关于矛盾和危机的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思想。同时，他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从政治经济领域延伸至生态文化领域，他以双重矛盾思想为理论武器，基于双重矛盾所形成的双重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的危害性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全方位的理论批判。就今天的全球化发展形势来看，他提出的双重矛盾危机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理论前瞻性，他所探讨的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生态失衡给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考，为我们更好把握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最后，奥康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他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自然观的双重维度，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结盟，构建一个以生产性正义为导向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以降低对生态的破坏性，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他的设想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建设的思想。他所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方式为人们从社会制度层面探究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他提出的“保护第一”的生态理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推动社会生产条件与社会形式的重组重构，他提出的生产性正义概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克服资本的无限扩张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破坏，他提出的“既全球性又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性和国际性生态保护合作，从而更好地应对解决当前越来越全球化的生态问题。（二）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确实有其闪光点，但同时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其一，奥康纳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理论空场”及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设想具有形而上学的非历史性和非客观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生产条件、生态文明和生态危机等概念没有较多的理论说明，但他们对自然生态问题一直都有符合他们自身时代背景的理论关切，对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引发的生态破坏性也有过相关思考和展望，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空场”；另一方面，每一时代都有各自时代不同的焦点问题和理论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尚未面临当今时代这种类型和程度的生态危机问题。因此当今时代的理论家们绝不应该把当前社会新发展变化导致的新危机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的理论缺失或阐释力不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立场、观点、方法及建构于之上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非面面俱到的教义、教条。正如恩格斯曾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p284)。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无论社会怎样变化，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与方法是完全正确且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失效的。其二，奥康纳对双重危机理论的论述具有避重就轻的不彻底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相较其经济危机具有更严重的破坏性，因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矛盾，这一判断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所在，颠倒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放大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过分凸显了生产条件在社会关系变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可以发现，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更多的是经济危机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或附加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的体制性问题和矛盾依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奥康纳将其理论重心和批判矛头主要对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及生态问题，因而也就无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矛盾危机进行有效的批判，其结果甚至会转移无产阶级的斗争视线，不利于核心问题的根本性改善。其三，奥康纳虽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寄希望于建构一个生态学社会主义进而从根本上克服当前的生态危机，但是他的思想具有乌托邦式的空想性。他的理论一方面更多的是停留在思维层面，缺乏转向现实行动的具体方案，因而可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他提出以“生产性正义”取代“分配性正义”的设想，但他的理论并未充分论述如何彻底改变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实现这一正义视域的转变，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得不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其生态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不会真正变为现实。此外，他后期在分析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时，多次提出要通过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推动实现一种政治上民主、生态上合理、经济和社会上公平的生产生活方式[1](p476)。这说明他开始转向于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并力图通过绿色环保等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解决。奥康纳过高地估计了社会组织在解决经济与生态危机中的作用，这种寄希望于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内部的社会活动来根本性改善全球生态问题的设想注定是行不通的。

三、《自然的理由》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启示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转折性的变化，生态环境整体上也呈现出稳中向好的趋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成效依然不够稳固，建设美丽中国面临的挑战、压力和矛盾也是前所未有。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就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国外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做法并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当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奥康纳虽然着重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及其应对策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第一，虽然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生态学上的“理论空场”需要重构，但他并非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予以肯定的。在《自然的理由》中，他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可信度应该被建立起来”[1](p1)。他对绿色激进主义者批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不当做法始终是予以驳斥的，他认为批评家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猛烈攻击是欠公平的，这一点值得学习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国内质疑、贬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仍然大有人在，这是错误的。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仍存在各种各样消极的现象和问题，但无论怎样、无论是谁都不应该将这些问题的出现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理论指导力的不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的行动指南，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必须要随着时代条件和实践的变化对其进行发展。就生态建设而言，我们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用生态文明建设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环境的理论内涵。应该说，生态文明思想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解决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也为解决世界范围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第二，在谈及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保护生产条件、改善自然环境以应对生态危机时，奥康纳提出了他的生产性正义概念。虽然他未曾充分论述生产性正义的具体内涵和实现路径，但他提出资本不能仅仅追逐利润而进行无限扩大的破坏性生产，要树立“保护第一”的生产理念，在商品生产环节加强对生产条件的保护以减少生产环节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损害，并由此实现生产的正义性并降低对自然的破坏性，这是值得借鉴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总体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8—2017年，中国国内GDP年均增长9.5%，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水平年均为2.9%，美国为2.6%[6](p6)。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曾让我们快速发展起来的那种“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粗放生产模式也确实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国家环保部门的绿色GDP核算结果表明，仅2004年到2009年的5年间，我国付出的直接环境污染代价就已从5118亿元提升到了9701亿元，由此引发的间接不良后果更是不计其数。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环保理念，始终坚持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五化协同”的发展方向，杜绝走“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坚持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绿色发展新路。一方面，从生产源头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摈弃“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树立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价值观念，实现经济社会考核评价体系的深刻转变，在全社会树立起绿色节约低碳的生产生活理念，并真正贯彻到具体行动中去；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能源结构调整，改造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和新型循环经济，从生产源头上尽可能减少甚至是杜绝破坏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第三，奥康纳认为，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其生产的无限扩大性和生态破坏性，因此它需要一种制度上的约束和控制，以避免由于资本的趋利性而导致的生产的无计划性及由此引发的生态环境破坏，这一观点也是很有道理的。近些年来，中国不断加大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在中央顶层设计上做出了极大努力。也多次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7]。为此我们更要把制度建设作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坚决贯彻贯彻党的报告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此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还应该与政治、文化等体制改革紧密联系起来，以最大化发挥全面深化改革的效果。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指引生态制度构建，通过制度规范引导生态保护行动，通过文化教育培养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念，通过制度和法治建设规范整个社会的生态行为。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力作用，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进行严格控制，又对破坏生态资源环境并由此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追究责任，确立“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可靠的制度保障。第四，奥康纳憧憬的生态学社会主义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但他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宗旨之一是希望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抗争、共同奋斗，进而共同享受生态环境改善为人类带来的福祉，这种美好愿望是值得肯定的，反映了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重要需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建设为了人民、生态建设依靠人民、生态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方面，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而推进的民生建设。因此，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应始终坚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为根本原则，各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从而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业，而是与全社会、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福祉事业。也不是一国的事业，而是与整个人类命运都息息相关的事业。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既要加强本国本地区内部之间的协作，又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生态环境保护交流与合作。做到提倡的，与世界各国携手“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共建美丽地球家园”[8]，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中国力量，使中国的新型绿色发展理念逐渐传导至世界的每个角落。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首观望，如今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已超越了奥康纳所憧憬的那种生态学社会主义，他的诸多架构和设想也早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变为了现实，这是毋庸置疑的。4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早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4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已为我们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和条件，因此我们要坚信中国有条件有能力搞好生态文明建设，有能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但同时我们也要增强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足，持之以恒、永不松懈地抓紧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作者:崔 洁 张博颖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