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十篇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篇1

【摘要】2012年6月，结合“巴塞尔协议Ⅱ、Ⅲ”，我国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办法》），就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本文通过对《资本办法》和现行规定的对比，结合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数据，分析了《资本办法》将对我国农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资本充足率 农村商业银行

一、《资本办法》与现行规定的对比

2012年6月7日银监会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将于2013年正式实施。具体见表1：

二、《资本办法》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影响―以重庆农商行为例

（一）信用风险资产权重变化对农商行的影响

1.小微企业贷款风险权重下降，对资本充足率有正面效应

《资本办法》规定小微企业风险权重从100%下调至75%，将减小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分母，对农商行来说是一种利好，减轻了小微企业业务的资本压力。从这条规定也可以看出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具有导向效应和示范效应。

2.调降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权重对资本充足率有正面效应

即将试行的《资本办法》对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权重计算方式作出调整，在第一支柱下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权重统一为100%。新规将大大降低农商行尚未完成整改的融资平台资本消耗，目前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已完成整改，半覆盖、无覆盖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占比降至较低水平，且新规要在明年初开始实施，对于存量融资平台贷款的影响有限。以重庆农商行为例，截止2012年6月末，该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255.12亿元，其中有12.44亿元属于关注类，其余都为正常类贷款。尽管目前对新增的融资平台贷款准入门槛依然很高，但是新规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商行更有动力投放此类贷款。

3.同业债权风险权重提高，将对资本充足率产生负面效应

《资本办法》调高了对同业资产的风险权重，增加原始期限在3个月内的对其他商业银行同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20%，原始期限在3个月以上的权重由20%调整为25%。将促使农村商业银行更多地依赖比较稳定的存款，此项规定将有效防止风险在银行业内部积累。2011年重庆农商行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3个月内的为69.55亿元，3个月以上的为4.49亿元，经测算实行新规，风险资产将增加16.15亿元。可见，新规对同业资产权重的调整将使得计提的信用风险资产上升，资本充足率将下降。

（二）资本覆盖风险范围――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框架将对资本充足率产生负面效应

《资本办法》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框架。由于现行资本要求中并没有针对操作风险计提资本金，实行新规后必然将增大了资本充足率计算的分母。操作风险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公式左边为商业银行用基本指标法计算的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公式右边　GI　为过去三年中每年正的总收入，总收入为净利息收入和净非利息收入之和，n　为过去三年中总收入为正的年数；系数α为　15%。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为例，采用基本指标法对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进行计量。由此可见，操作风险将对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办法中规定中小银行操作风险达标的过渡期较大型银行较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农商行的压力。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篇2

一、政策解读

（一）《资本办法》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范围

《资本办法》借鉴国际资本监管新框架，在广泛吸收业界、学术界和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建立了与国际新监管标准接轨、适度前瞻、符合我国银行业实际的资本监管制度。

《资本办法》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建立统一配套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二是严格明确了资本定义；三是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范围；四是强调科学分类，差异监管；五是合理安排资本充足率达标过渡期。

（二）弹性实施资本充足率达标问题

根据国内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并考虑资本监管对信贷供给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资本办法》设定了6年的资本充足率达标过渡期。商业银行应于2018年年底前全面达到相关资本监管要求，并鼓励有条件的银行提前达标。

过渡期内，未达标的银行将制定并实施分阶段达标规划，银监会将根据银行达标规划的实施进展，采取相应监管措施，而不是硬性要求在《资本办法》开始实施时就立即达标。

（三）增强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和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银行业稳步实施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强化资本约束机制，不仅符合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大趋势，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了我国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商业银行转变发展方式、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一是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资本办法》严格了资本的定义，扩大了资本对风险的覆盖范围，构建了更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增强银行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二是有助于引导商业银行转变发展方式。《资本办法》强化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机制，推动了商业银行从高资本消耗的规模扩张模式转向资本节约的内涵发展模式，提升发展质量。

三是有助于促进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资本办法》下调了对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人贷款的风险权重，降低了相关领域的信贷成本，引导商业银行加强对小微型企业和个人消费的信贷支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二、现实困境

《资本办法》对农村信用社带来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全新的领域

一是巴塞尔Ⅲ并没有像巴塞尔Ⅱ那样引起国际金融界的轰动，国内对于巴塞尔Ⅲ中许多内容还比较陌生。对农村信用社而言，许多县级联社法人连巴塞尔Ⅱ的最低要求都难以满足，巴塞尔Ⅲ无疑更难以满足。二是目前没有运用风险计量，下阶段将引进众多的计量模型。这是农信社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人才缺乏的最直接体现，在风险计量方面无法与国内大银行接轨。

（二）制度、文化、技术的缺乏

制度、文化和技术是实施有效风险管理的三个核心要素，而目前农信社还没有建设一套实施巴塞尔协议的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同时也缺乏计量相关风险的技术和风险文化建设。一是现有制度源于合作制，制度执行没有达到量化效果，不能满足实施《资本办法》的要求。二是缺乏科学的操作流程，不能按流程实施，尚不具备《资本办法》实施的基本制度条件。三是没有员工认可、遵循的风险文化，人情胜过制度，这是农信社不可否认的缺陷。风险文化的建立是风险管理的基石，也是达到《资本办法》要求的必经之路。四是目前农信社仅有综合业务系统和信贷风险系统，缺乏支撑风险预警、计量、缓释的技术。

（三）风险权重高

由于农村信用社肩负支农使命，信用贷款比例及风险权重远远高于商业银行，争取资本持续达标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信用社发展历史长，有大量风险资产没有暴露。已形成的风险资产不能通过有效方式抵补，只能等待核销或依靠外部力量化解。

（四）人才匮乏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篇3

第一条为规范商业银行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是指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要求，取得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受境内机构和居民个人（境内非居民除外，以下简称“投资者”）委托以投资者的资金在境外进行规定的金融产品投资的经营活动。

第三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负责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准入管理和业务管理。

第四条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负责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外汇额度管理。

第五条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投资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国家外汇管理及行业管理规定，并依照投资所在地法律、法规开展投资活动。

第六条商业银行受境内居民个人委托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应遵守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受境内机构委托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应参照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的有关内控制度建设、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和其他审慎性要求执行。

第七条商业银行开展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相关风险的管理。

第二章业务准入管理

第八条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应向中国银监会申请批准。

第九条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应当是外汇指定银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建立健全了有效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

（二）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完善；

（三）具有境外投资管理的能力和经验；

（四）理财业务活动在申请前一年内没有受到中国银监会的处罚；

（五）中国银监会要求的其他审慎条件。

第十条商业银行向中国银监会申请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三份）：

（一）申请书；

（二）相关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制度；

（三）托管协议草案；

（四）中国银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十一条中国银监会按照行政许可的有关程序和规定，审批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

第十二条商业银行取得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后，在境内发售个人理财产品，按照《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管理。

商业银行取得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后，向境内机构发售理财产品或提供综合理财服务，准入管理适用报告制，报告程序和要求以及相关风险的管理参照人理财业务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投资购汇额度与汇兑管理

第十三条商业银行受投资者委托以人民币购汇办理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应向外汇局申请代客境外理财购汇额度。

商业银行接受投资者委托以投资者的自有外汇进行境外理财投资的，其委托的金额不计入外汇局批准的投资购汇额度。

第十四条商业银行申请代客境外理财购汇额度，应当向外汇局报送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的基本情况、拟申请投资购汇额度、投资计划等）；

（二）中国银监会的业务资格批准文件；

（三）托管协议草案；

（四）拟与投资者签订的委托协议（格式合同）范本，协议应包括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收益、风险承担等相关内容；

（五）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外汇局自收到完整的申请文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批复，书面通知申请人并抄送中国银监会。

第十五条在经批准的购汇额度范围内，商业银行可向投资者发行以人民币标价的境外理财产品，并统一办理募集人民币资金的购汇手续。

第十六条境外理财资金汇回后，商业银行应将投资本金和收益支付给投资者。投资者以人民币购汇投资的，商业银行结汇后支付给投资者；投资者以外汇投资的，商业银行将外汇划回投资者原账户，原账户已关闭的，可划入投资者指定的账户。

第十七条商业银行从事代客境外理财的净购汇额，不得超过外汇局批准的购汇额度。

第十八条商业银行应采取有效措施，通过远期结汇等业务对冲和管理代客境外理财产生的汇率风险。

第四章资金流出入管理

第十九条商业银行境外理财投资，应当委托经银监会批准具有托管业务资格的其他境内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托管其用于境外投资的全部资产。

第二十条除中国银监会规定的职责外，托管人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为商业银行按理财计划开设境内托管账户、境外外汇资金运用结算账户和证券托管账户；

（二）监督商业银行的投资运作，发现其投资指令违法、违规的，及时向外汇局报告；

（三）保存商业银行的资金汇出、汇入、兑换、收汇、付汇和资金往来记录等相关资料，其保存的时间应当不少于15年；

（四）按照规定，办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五）协助外汇局检查商业银行资金的境外运用情况；

（六）外汇局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一条托管人应当按照以下要求提交有关报告：

（一）自开设商业银行的境内托管账户、境外外汇资金运用结算账户和证券托管账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报告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

（二）自商业银行汇出本金或者汇回本金、收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外汇局报告有关资金的汇出、汇入情况；

（三）每月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向外汇局报告有关商业银行境内托管账户的收支情况；

（四）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1个月内，向外汇局报送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外汇资金的境外运用情况报表；

（五）发现商业银行投资指令违法、违规的，及时向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报告；

（六）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报告事项。

第二十二条商业银行在收到外汇局有关购汇额度的批准文件后，应当持批准文件，与境内托管人签订托管协议，并开立境内托管账户。商业银行应当自境内托管账户开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外汇局报送正式托管协议。

第二十三条商业银行境内托管账户的收入范围是：商业银行划入的外汇资金、境外汇回的投资本金及收益以及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商业银行境内托管账户的支出范围是：划入境外外汇资金运用结算账户的资金、汇回商业银行的资金、货币兑换费、托管费、资产管理费以及各类手续费以及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四条境内托管人应当根据审慎原则，按照风险管理要求以及商业惯例选择境外金融机构作为其境外托管人。

境内托管人应当在境外托管人处开设商业银行外汇资金运用结算账户和证券托管账户，用于与境外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之间的资金结算业务和证券托管业务。

第二十五条境内托管人及境外托管人必须为不同的商业银行分别设置托管账户。

第五章信息披露与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商业银行购买境外金融产品，必须符合中国银监会的相关风险管理规定。

中国银监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风险进行监管。

第二十七条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应在发售产品时，向投资者全面详细告知投资计划、产品特征及相关风险，由投资者自主作出选择。

第二十八条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应定期向投资者披露投资状况、投资表现、风险状况等信息。

第二十九条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应按规定履行结售汇统计报告义务。

第三十条外汇局可以根据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购汇投资额度。

第三十一条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可以要求商业银行、境内托管人及境外托管人提供商业银行境外投资活动的有关信息；必要时，可以根据监管职责对商业银行进行现场检查。

第三十二条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其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报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备案：

（一）变更托管人及托管人；

（二）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三）涉及诉讼或受到重大处罚；

（四）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三条商业银行的境内托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报告外汇局：

（一）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涉及重大诉讼或受到重大处罚的；

（三）外汇局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四条商业银行及其境内托管人违反本办法的，由外汇局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有权要求商业银行更换境内托管人或取消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购汇额度。境外托管人拒绝提供相关信息的，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有权要求更换境外托管人。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商业银行投资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金融产品，参照本办法相关条款执行。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监管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贷业务活动的企业，与一般工商企业及其他经营单位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负债经营，即利用客户的各种存款及其他借入款作为主要的运营资金，通过发放贷款及投资获取收益，自有资本占资产总额比率远低于其他行业。这一经营特点决定了商业银行本身即是一种具有内在风险的特殊行业。商业银行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招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一、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1．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违约而导致贷款或证券等银行持有资产不能收回本息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2．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利率水平变化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3．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不能到期支付债务或满足临时提取存款的需要而使银行蒙受信誉损失或经济损失甚至被挤兑倒闭的可能性。

4．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指由于外汇价格变动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截至2004年末，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7176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13．3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5751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15．62%。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425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5．01%。

二、金融监管的概念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从词义上讲，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涵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内容。

三、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措施

(一)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法律措施

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并自200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对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手段、规范监管行为、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基本法”，是构建完整的银行审慎监管法律框架和体系的核心。

此外，银监会根据我国银行监管实际和国际银行监管最佳实践，在《银监法》和《商业银行法》框架下，系统规划、科学设计审慎银行监管的规章和指引。2003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调整银行市场准人管理方式和程序的决定》、《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人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客户大额授信统计制度和零售贷款违约情况统计制度》、《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等几十项监管部门规章，涉及银行业监管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另外，还有《商业银行授信尽职工作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办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正在制定中。在加强金融法规建设方面，今后应重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结合我国实际，并参照国际上对银行业实施管理的法律和各项规定，对我国现有的银行法规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二是各银行机构系统内制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实行向中国银监会报批制或备案制，以保证有关金融法规要求的协同性、一致性；三是结合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特点和业务创新的实际，提前出台有关的法规，使新业务从市场准人的那一天就能够规范运作，监管工作有法可依；四是针对金融电子化、网络化和金融犯罪技术含量高、隐蔽化的趋势，制订并完善相应的法规，规范电子金融技术操作的规程；五是加强与国外金融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在法律方面的沟通与交流，衔接执法标准。

(二)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技术措施

巴塞尔委员会先后于1999年6月和2001年公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和(第二稿)。新巴塞尔协议全面继承以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继续延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约束，转向突出强调银行风险监管从最低资本金的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约束等三个方面的共同约束。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原则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拓展了风险范畴。尽管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新协议开始重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破坏力，并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分母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

第二，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但风险衡量方式更为灵活。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提出了银行业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协议对银行资本的构成进行了界定，其基本精神要求银行管理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

第三，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在新资本协议中，委员会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银行业监管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监管的有效性受外部环境的制约较大、市场准人监管不够规范、审慎性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强、持续监管力度不够、监管信息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尚存在问题、监管者权威性不强、跨境监管的能力不足，等等。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篇5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 商业银行 资本 影响 应对策略

针对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银行资本约束机制的一系列缺陷，巴塞尔委员会于2010年正式了《巴塞尔协议Ⅲ》（以下简称“巴Ⅲ”），确立了银行资本监管标杆和新高度；中国银监会积极跟进巴Ⅲ的研究，并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台了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以下简称为“中国巴Ⅲ”），了解其主要变化，分析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对商业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巴塞尔协议Ⅲ简介

（一）国际巴塞尔协议Ⅲ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给国际金融业带来了严重损失，充分暴露出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不足和缺陷，加强金融监管改革迫在眉睫。巴塞尔委员会自2009年起着手研究新一轮资本监管改革方案，2010年12月正式了巴Ⅲ。其重大创新：一是引入流动性监管，建立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将资本监管由资产方扩展到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要素。二是对系统性风险较大的业务以及机构提出更高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从单家银行的稳健性扩展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三是将逆周期因子引入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框架，建立起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四是资本数量与质量并重，严格合格资本要求和提高资本充足标准。

巴Ⅲ大幅度甚至成倍提升了监管要求，超越了传统的资本监管框架，从更加宽广的视角理解风险，代表了全球银行业监管强化的新趋向，被认为是最近 30 年来全球银行业在监管方面进行的最大规模改革。

（二）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

1、出台背景及意义

2004年，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旧办法”），沿用了巴塞尔协议I的基本要求，并以此为核心，陆续了巴塞尔协议Ⅱ配套的一系列风险计量和管理指引，此后一直作为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行审慎监管的主要依据。为实现国内资本监管制度与国际标准在更高水平上接轨，并助推我国商业银行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2010年以来，银监会全面吸收巴塞尔协议Ⅱ和Ⅲ，并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1]44号）、《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1]第3号）和《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1]第4号）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2012]第1号，以下简称“新资本办法”）、《中国银监会关于实施过渡期安排相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2〕57号）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2014]第2号）等新的监管法规，被称之为中国巴Ⅲ。

2、主要变化

与我国以往监管法规相比，中国巴Ⅲ主要变化如下：一是严格资本定义，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除明确了最低资本要求外，还提出了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以及针对特殊资产组合的特别资本要求和针对单家银行的特定资本要求。二是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防止单家银行乃至银行系统的过度杠杆化。三是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范围， 不仅要求对信用、市场、操作等风险计提资本，也要求银行评估集中度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等剩余风险大小，并根据评估情况确定是否计提资本。四是调整信用风险权重法下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提高风险敏感性。五是引入流动性风险资本监管，将资本监管由资产方扩展到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要素。六是引入了巴Ⅲ中没有的贷款拨备率指标，强化贷款损失准备监管。七是对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从严规定；八是针对不合格资本工具的退出等规定了单独过渡期；并对新监管指标明确了过渡期内分年度资本充足率达标要求（如表1-1所示），但是对于某些指标的要求高于巴Ⅲ的标准，如表1-2所示。

表1-1 我国商业银行过渡期内分年度资本充足率要求

[银行

类别＼&项目＼&2013年底＼&2014年底＼&2015年底＼&2016年底＼&2017年底＼&2018年底＼&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6.5%＼&6.9%＼&7.3%＼&7.7%＼&8.1%＼&8.5%＼&一级资本充足率＼&7.5%＼&7.9%＼&8.3%＼&8.7%＼&9.1%＼&9.5%＼&资本充足率＼&9.5%＼&9.9%＼&10.3%＼&10.7%＼&11.1%＼&11.5%＼&其他

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5.5%＼&5.9%＼&6.3%＼&6.7%＼&7.1%＼&7.5%＼&一级资本充足率＼&6.5%＼&6.9%＼&7.3%＼&7.7%＼&8.1%＼&8.5%＼&资本充足率＼&8.5%＼&8.9%＼&9.3%＼&9.7%＼&10.1%＼&10.5%＼&]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关于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过渡期安排相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2〕57号）

（表1-2所示）

中国巴Ⅲ的实施给我国银行业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深入分析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北京农商银行资本管理概况

北京农商银行成立于2005年，目前注册资本95.52亿元，是国务院首家批准组建的省级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拥有694家覆盖首都城乡的营业机构，是首都银行业中网点最多、分布最广的金融机构。

（一）资本充足率稳步提升，但资本补充渠道有限

一是2005年到2012年，旧办法下北京农商银行资本净额由44.65亿元增加到306.37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7.22%，其中核心资本净额由64.13亿元增加到188.16亿元；资本充足率由8.1%提升至15.12%，呈稳步提升态势，如表2-1所示。二是作为非上市银行，北京农商银行除依靠内源性资本积累外，新资本办法实施前，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主要有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等；新资本办法实施后，目前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有增资扩股和发行合格的二级资本工具，而后者难度较大，资本补充渠道整体较窄。三是自2005年成立以来，北京农商银行依靠未分配利润留存和计提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共积累资本约160亿元；在外源资本补充方面，分别通过发行次级债和实施增资扩股补充附属资本51亿元和核心资本44.77亿元。

表2-1 2005年到2012年北京农商银行资本充足率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2012年＼&2011年＼&2010年＼&2009年＼&2008年＼&2007年＼&2006年＼&2005年＼&资本净额＼&306.37＼&253.31 ＼&198.87 ＼&117.11 ＼&111.57＼&70.39＼&56.67＼&44.65＼&其中：核心资本净额＼&188.16＼&162.09＼&127.62＼&78.42＼&74.33＼&70.29＼&67.66＼&64.13＼&附属资本＼&125.22＼&91.93 ＼&71.97 ＼&39.42 ＼&37.66＼&0.21＼&0＼&0＼&加权风险资产＼&2026.43＼&1703.45 ＼&1415.14 ＼&1056.9 ＼&1062.47＼&845.76＼&655.85＼&549.84＼&资本充足率＼&15.12%＼&14.87%＼&14.05%＼&11.08%＼&10.5%＼&8.32%＼&8.64%＼&8.1%＼&核心资本充足率＼&9.29%＼&9.52%＼&9.02%＼&7.42%＼&6.99%＼&8.3%＼&8.67%＼&8.1%＼&]

（二）初步搭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2009年，北京农商银行参照国际通行准则，借鉴国内先进银行的风险管理理念、体制架构及运行模式，初步搭建起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近几年，继续完善其框架建设，截至2012年末，形成了由董事会下风险管理委员会、高级管理层下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下信用风险管理委员会、市场风险管理委员会和操作风险管理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总行风险管理部、管辖支行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管辖支行风险管理部组成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构建了前台经营、风控、后台审计稽核监督相配合的“三道防线”。

（三）新资本协议实施取得阶段性进展

2011 年初，北京农商银行正式启动新资本协议实施准备工作，以满足监管要求及实现自身全面风险管理能力的逐步提升。一是成立新资本协议实施准备规划小组，聘请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就新资本协议实施进行差异性诊断的基础上，制定了《北京农商银行新资本协议实施准备规划》，规划内容全面涵盖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二是深入研究论证规划建议，并将其进一步整合和归类。三是2011年完成数据仓库规划并启动对公信贷管理系统（二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建设。四是截至2012年末，搭建了项目管理组织架构，明确了三大支柱建设的牵头部门；顺利投产对公信贷管理系统（二期）和资产负债管理系统；完善押品管理框架，稳步推进数据管控体系建设；着手启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农村银行合作实施新资本协议。

（四）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初步渗透到绩效考核体系中

从2010年起，北京农商银行对总行部门实行分类考核，改进支行绩效考评办法，建立“以利润贡献为基础”的分配体系，并将进一步建立健全绩效考核体系，提高资本使用绩效。

三、中国巴Ⅲ实施对北京农商银行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一）中国巴Ⅲ实施对北京农商银行的影响

1、资本充足水平下降明显，未来几年存在较大缺口

一是受贷款损失准备计入条件变更、次级债合格认定标准变更以及风险覆盖范围扩大等影响，新资本办法下2012年末北京农商银行核心一级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降至8%左右，较旧办法下下降约1.2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降至11%左右，较旧办法下下降约4个百分点，下降显著。二是根据北京农商行2005年到2012年核心资本增长情况、风险加权资产及信贷资产增长情况，并考虑利率市场化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对内源资本积累能力以及信贷规模的影响，按照10.5%的监管达标要求测算，在不考虑达标过渡期内北京农商银行进行外源资本补充情况下，预计未来几年其资本需求缺口约为60-70亿元，缺口较大。

2、资本补充压力显著上升

一是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和杠杆率指标的实施将制约北京农商银行表内外资产的过快增长，从而影响利息和非利息收入；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实施，迫使北京农商银行持有更多收益低、流动性强的资产；监管新规中的拨备率指标将使北京农商银行计提更多的一般风险准备；此外，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银行业息差呈收窄趋势， 同业之间竞争日益加剧，北京农商银行地处北京，面对的竞争对手都是国内竞争力最强的商业银行及其优秀营销团队，北京农商银行明显处于劣势，这些必将削弱其内源性资本积累能力。二是新资本办法实施后，在银监会牵头下，陆续推出了二级资本债券、资本性公司债和优先股，前两者均为二级资本工具，后者为一级资本工具。其中，二级资本债券要求必须具有减记或转股条款、资本性公司债仅面向正在申请上市或已上市的企业、优先股要求非上市企业必须为公众公司且只能非公开定向发行，对于未上市的北京农商银行来说，合格资本限定条件大幅降低了其资本融资操作空间。总体看，北京农商银行资本补充压力较大。

3、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将被削弱

北京农商银行作为肩负北京地区金融服务全覆盖且网点最多的一家本地银行，在肩负政策性使命的同时，应是市属重点项目的主要支持力量，中国巴Ⅲ的实施对其资本规模增长所产生的冲击将进一步影响其集中度指标，最终影响其服务本地实体经济的能力。以2012年6月末为例，因新旧制度转换，北京农商银行资本净额下降约51亿元，导致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和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分别上升约3.22和2.14个百分点，分别高出监管标准约1.79和1.16个百分点。在资本增长受限的情况下，仅有通过压降授信规模使集中度指标达标，而授信规模的压降实际上相当于削弱了北京农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4、助推全面风险管理建设进程

一是新资本办法规定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均计提资本占用，体现了资本约束机制的理念，这将进一步增强北京农商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意识。二是由于北京农商行风险管理基础比较薄弱、风险计量技术水平不高、业务数据积累不足等，虽然搭建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且新资本协议实施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是距离中国巴Ⅲ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全面风险管理建设尤显迫切。

5、促进深化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助推改进绩效考评体系

北京农商银行已经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初步融入了经济资本管理理念，随着中国巴Ⅲ对资本有限性和高成本性的强调以及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监管力度的加强和股东对资本回报率的不断提高，北京农商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不但要考虑资产扩张的速度、业务发展的规模和预期能带来的收益，而且要充分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和资本占用情况，因此，中国巴Ⅲ的实施将促使北京农商银行进一步深化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并将其更好的应用到绩效考评体系中。

（二）应对策略

面对中国巴Ⅲ实施所带来的影响及挑战，北京农商银行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以增强资本集约化管理能力，尽早达到新规要求，为自身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具体应对策略建议如下：

1、从思想理念入手，提升全员风险管控和资本节约意识

一是中国巴Ⅲ的贯彻执行需要全体员工的积极参与，作为风险管理比较薄弱的农商行，需要大力宣传监管新规，不断提高全体员工的风险管控理念，推动全员风险管理文化形成，确保监管新规的全面执行。二是商业银行要想走出一条资本节约型的发展新路，应坚持“全员、全面、全过程”的原则，做到理念先行，从被动的风险规避向积极主动的风险经营转变。因此，北京农商银行应该先在银行内部树立起全员追求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为实现经济资本管理铺平道路。

2、调整经营战略，增强内源性资本积累能力

一是积极调整信贷结构，注重发展具有较强议价能力的涉农、小微企业贷和个贷等低资本消耗、高收益业务；在稳步推进传统业务的同时，提高中间业务的战略地位，提升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度，推进盈利模式转型。二是积极优化财务结构，提升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规模。三是通过控制成本支出、股东分红等措施，提高内源资本留存率。

3、拓宽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提升资本实力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银行业监管将逐步向混业监管转变，其间将为银行业经营转型提供多种机遇，特别是对中小商业银行而言，资本实力越强，机遇越多。作为非上市银行，为解决北京农商银行目前资本补充压力问题，一是应积极推动股权融资，不仅可以解决其资本缺口问题、提升资本质量，而且还可以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二是积极关注银监会推出的二级资本工具，并结合自身实际和市场情况，在满足监管要求的情况下，考虑适时发行。三是从长远看，北京农商银行应全面提升经营质态，强化内控建设，争取尽早上市，以获得资本性公司债和优先股发行资格，进一步拓宽资本补充路径。通过多渠道补充资本，在资本实力得到增强的同时，也提升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并为自身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潜力需要夯实基础。

4、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全面风险管理，提升风险管理及计量水平

全面风险管理是一种可以有效整合各种风险管理的综合性风险管理方法，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建立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模式己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改革的新标准。虽然北京农商银行在全面风险管理上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是与监管新规要求相距甚远，为了更好地实施中国巴Ⅲ，提升自身风险管理和计量水平，应该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全面风险管理。一是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加强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各类风险管理，并高度关注各类风险之间的联动性和相关性，以实现对所有实质性风险的有效管理，确保所面临的风险类型实现全部范围的覆盖。二是建立涵盖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处置及补偿等在内的一整套全面的风险管理流程体系， 实现对所有机构、所有人员、所有业务、所有过程、所有种类风险的管理。三是加快推进风险计量模型建设，实现对主要风险的准确计量，不仅可以更合理的估计自身风险状况、计提更合理的资本，还是实施资本精细化管理的基础。四是充分执行审计委员会及其下设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职能，建立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监督机制。五是引进精通风险理论和风险计量技术的专业人才， 以满足自身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运作机制的要求。

5、加强数据信息系统建设，为风险计量夯实基础

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以及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运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缺乏完备的数据库以及信息系统的落后严重阻碍了中国银行业对先进风险计量方法与技术的运用，北京农商银行当然也不例外。虽然近几年北京农商行在数据库建设和系统建设上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仍远远不够，因此，为了尽早实现风险计量精细化，北京农商银行应该全面加强数据管理工作，提升数据质量，并加大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开发更有效的管理系统。

6、拓宽经济资本应用领域，提高资本使用绩效

北京农商银行目前仅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引入了经济资本的理念，且比较初级，这还远远不够。随着风险计量技术的提升，北京农商银行应建立健全“自上而下”的资本预算机制，加强资本统筹管理，拓宽经济资本应用领域，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除更深层次的建立以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经济附加值为核心的资本考核体系外，还应尝试将经济资本指标逐步应用于经营费用分配、人力费用分配等方面，控制全年营业费用列支额度；并将产品和客户的经济增加值、经济资本回报率作为信贷评估、授信、审批的重要指标和决策依据，加强对信贷业务风险及回报的平衡分析；还可以将资本回报率引入定价管理，根据实际承担的风险和资本占用情况合理定价产品，以确保合理的收益和资本回报。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业协会编著，解读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2]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翻译，《第三版巴塞尔协议》[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3]杨婧媛.巴塞尔协议下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1

[4]张相贤.银行业监管新规定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J].商业时代，2012

[5]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邢.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J].投资理财，2013

[7]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5-2012年各年年报。

[8]中国债券信息网.北京农商银行发行2012年次级债公告相关材料，2012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篇6

关键词：商业银行；证券投资基金；募集；金融监管；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4-0061-06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商业银行与投资基金的关系，学术讨论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替代论与共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金融学家兹维・博迪(Zvi Bodie)和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从金融体系的功能分析中提出了投资基金将取代商业银行的观点，他们认为“商业银行是个很脆弱的体系”，正在逐步消失，它将由基金取而代之，“未来的金融体系模式应该是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来承担银行曾承担过的职能”，银行将被“一些满足家庭需要的专业机构所取代，如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种类的共同基金”。

该观点自披露后一直饱受争议，反对者提出了“共生论”观点。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金融学家斯蒂芬・罗斯认为：“商业银行有它的独特功能，你必须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它，从存款的角度看也许它可以被取代，但从商业信贷的角度看它是无可替代的”。[1]共生论的基本主张是投资基金与商业银行二者各有优势，彼此间的互补性很强。商业银行目前仍然处于金融支付系统的核心地位，在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办理各种结算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有些金融功能、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只有借助商业银行才能更有效地运转。另外，传统的商业银行正在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银行的业务正在由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为主逐渐扩展到期货、债券、产权交易、股票上市、重组与并购、基金管理、经纪人清算等众多领域。只要商业银行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开拓创新，它就不会被完全抛弃，而是与投资基金以及其他许多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国外商业银行介入证券投资基金的原因及路径

(一)国外商业银行介入证券投资基金的动因

1.扩大盈利业务，增强竞争力。银行传统业务的饱和导致传统业务对银行的利润贡献率锐减，银行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基金业务等其他金融业务，以求实现多元化经营，拓展收入范围，增强竞争力。以欧美国家为例，由于长期以来美国的分业经营模式与欧洲的全能银行模式存在明显的制度性落差，当欧洲银行大规模挺进基金业时，美国的银行却还只能充当基金托管人的角色，致使美国银行的市场竞争力日渐衰落。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美国银行业动用其政治影响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再游说国会，最终促成了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出台。

2.分散经营风险。银行将对存款人的流动性债务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从而具有较高的负债比率，对外部资金来源和公众信任存在严重的依赖性。这种特有的高风险性使银行对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的需求尤为突出。商业银行参与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实现多元化经营，能够以多种收入来源抵抗经营风险，银行的部分业务亏损可以由其他业务的盈利加以弥补，从而使银行体系保持在稳健经营的状态。美国金融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反思和研究也从侧面证实了上述结论，学界就危机进行细致考察后得出的论断是：金融危机中倒闭的银行有约80%是单一银行，而大量参与证券交易或参股证券公司的银行并没有倒闭。[2]主要原因是单一型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收入来源单一，抗风险能力弱；而从事多种金融业务的银行，收益多元化，抗风险能力较强。

(二)国外商业银行介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模式选择

1.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业务处于混业经营状态。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的近万家银行倒闭，占全国银行总数的49%。[3]美国国会经过调查后认为，这次经济危机以大量银行倒闭为特征，而倒闭的重要原因则是因为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证券业务。于是美国国会在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试图使银行业与证券业、基金业完全分离。然而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怀疑“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的交融应对1929-1933年大批银行破产负责”的论点。1987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经研究后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银行破产是由其附属证券机构承销低质量的证券造成的损失而引起的。许多银行的证券投资组合遭受损失，但这是因为面对大规模挤兑，他们没有足够的清偿力从而被迫以低价出售资产所造成的……银行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公众对银行体系失去信心造成的，因此，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设立和一个有力的最后贷款者远比禁止商业银行从事公司证券的承销和交易更能有效地控制银行破产。”[4]

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联储逐步放松了对银行从事基金业的限制。1989年，一些银行持股公司被准许通过其子公司经营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在内的证券业务。1999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该法对1933年以来有关银行分业管制的法律规范作了突破性的修订，允许银行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经营证券、基金等业务，商业银行终于如愿正式介入证券投资基金业务中。

2.日本。二战后，日本长期实行银行业务与证券、信托、保险业务分离的管制，1981年的《银行法》将一般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限于存款、贷款、票据贴现和外汇交易。但随着金融服务国际化和自由化的发展，日本的银行业迫切需要使用多种金融工具，提供多样化服务，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1998年，日本国会通过了《金融体制改革法》，对《银行法》作了重要修订，允许日本银行以“异业子公司”的形式，即银行可以通过设立一个从事非银行业务的独立子公司来参股或设立信托基金子公司的形式从事基金业务，使银行介入证券投资基金有了合法的依据。[5]

3.德国。德国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混业经营体制，并具有深厚的经济、历史、文化背景。德国的银行是全能银行，可以涉足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银行发起、设立、管理、销售基金基本上没有任何法律限制。这也是欧洲大陆国家的一贯特色。

三、我国商业银行介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

(一)历史与现状

20世纪80年代，受世界上金融创新思潮的影响，我国政府倡导银行的多元化经营模式，商业银行不仅被允许开办信托机构，并且担当起中国证券市场的创立者和积极参与者的重任。但是这次金融混业的尝试最终未能成功，到1992年下半年，房地产和证券出现投资过热现象，国内金融秩序混乱。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结束了原来金融业混业局面，开始走上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道路。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更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同年出台的《保险法》第六条、第九十二条也禁止保险公司以外的个人或机构经营商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也不得从事保险以外的经营活动。1999年颁布的《证券法》更是明确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这三部法律奠定了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律基础。自此，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不得跨业经营金融业务，也不得进行相互投资，我国进入了分业经营的时期。此后，商业银行长期被阻隔在资本市场之外，直接投资设立证券投资基金成为商业银行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由于法律严格的分业限制，商业银行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市场扩张下营利空间越来越小。而不良贷款问题仍然困扰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日益增长的存款规模又加重了银行的付息压力，商业银行面临着严重的经营困境。如果允许银行介入基金管理业务甚至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一方面可以使潜在的储蓄资金转而投向银行的基金业务，改变社会闲散资金的流向，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银行的利润空间，增强银行抵抗经营风险的能力。另外，在当今国际市场上，商业银行之间及其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存、贷、汇等传统业务之间的竞争，而是逐步走向创新业务和中间业务的竞争。对于我国银行而言，随着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金融市场，面对外资银行的强势竞争，我国银行必须走出货币市场的桎梏，以资本市场为平台，实现机制创新和业务创新。[7]

1998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证监会共同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的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的规定》，标志着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得以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回购市场，为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提供了两条合法的渠道。200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在制度层面上认可了商业银行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经营各类投资基金的托管业务的权限。2003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五条也规定：“基金托管人由依法设立并取得基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担任。”但是，银行仅能以“人”和“托管人”的身份参与证券、保险和基金业务，还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并没有彻底突破分业经营的“限制”。这种局面到了2003年修改《商业银行法》时终于有了转机。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虽然没有取消银行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禁止性规定，但在原有条款基础上增加了“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一方面，新法仍然禁止银行资金流入股市，但另一方面也为商业银行拓展业务范围并进行混业经营尝试提供了可能。此外，《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应具备的条件并未将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排除在外，也为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预留了法律空间。

2005年2月20日，我国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问题取得重大突破，央行、银监会、证监会联合公布并开始实施《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试点办法》的最大突破在于允许商业银行直接设立“银行系”的基金管理公司。根据《试点办法》第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的业务范围募集和管理基金。试点初期，既可以募集和管理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投资固定收益类证券，也可以募集和管理其它类型的基金。这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可以完全介入到证券投资基金中来。

根据《试点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申请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商业银行，应按照中国银监会的有关规定报送材料，在试点期间应同时抄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从商业银行总体风险监管的角度，审查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资格，并依法出具商业银行可以对外投资的监管意见。经中国银监会出具同意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监管意见的商业银行，应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有关材料，中国证监会依法进行审批。

《试点办法》第八条鼓励商业银行采取股权多元化方式设立基金管理公司。首家被批准设立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投资设立的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是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的。通过引进境外合格的投资机构和境内的其他投资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共同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一方面有利于引入先进的投资决策理念和风险管理技术，促进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与国际一流基金管理公司接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基金管理公司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架构，促使其稳健运行。

(二)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选择及比较优势

根据《试点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条件及股东资格，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该法第十三条规定，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1)有符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2)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3)主要股东具有从事证券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信托资产管理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管理的较好经营业绩和良好的社会信誉，最近3年没有违法记录，注册资本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4)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达到法定人数；(5)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6)有完善的内部稽核监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7)法律、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不难发现，实际上我国商业银行早已满足现有基金申请人的法定条件，具备了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综合实力。目前，我国已有的基金管理公司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金融集团模式。金融集团模式的典型例子是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两者都是由原国务院直属的超大型企业集团为主体，经过多年的投资和经营，形成自上而下的全资、控股、参股银行、信托、保险及各种实业公司的金融集团。在集团中，控股母公司基本上只起投资和管理作用，不从事具体业务经营，下属的诸多子机构均处于母公司的控制之下，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

2.银行控股公司模式。由于三大金融业基本法的效力范围仅及于我国境内，因此我国金融企业在境外的经营活动并不受分业经营的限制。事实上，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已有两家在海外成立了各自的金融控股公司，分别是1996年中国银行在伦敦注册成立的主要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中银国际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与香港东亚银行合资在香港成立的工商东亚有限公司。这些公司通过注册成立子公司，就可以在境内从事证券、信托、保险这些非银行业务，从而绕开了我国《商业银行法》禁止银行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强制性规定。1995年，由中国建设银行与摩根斯坦利公司在北京合资组建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也被特许从事众多的投资银行业务。[8]

3.直接控股模式。直接控股模式下，商业银行直接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从而直接控制该基金管理公司。在《试点办法》出台之前，商业银行直接全面介入证券投资基金一直受到《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有关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的规定限制。《试点办法》则允许商业银行直接设立“银行系”的基金管理公司。基于此，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进而全面介入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商业银行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还有以下优势：一是营业网点众多，销售网络发达。我国几大主要商业银行具有营业网点众多，遍布城乡各个角落的特点。借助这些网点，证券投资基金产品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触及广大客户群体，深入到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极大地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面。二是，资金来源充足，客户资源雄厚。商业银行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和储蓄资源，能够满足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需求，这是其他渠道无法比拟的。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每年以1万亿的速度增加，余额从1995年末的2.9万亿元猛增到2006年末的16万亿元，增幅达23%。[9]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机构和居民的银行存款，其实就是银行存款向基金管理公司的分流。三是信誉良好，有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经过多年的积累，商业银行以其自身形象所提供的信用担保，有利于投资人认可并扩大基金销售。

四、我国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存在的风险

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全面介入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固然有利于银行实施全能化和多样化经营，但同时也使银行的风险来源增多，主要的风险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益冲突所导致的舞弊经营风险

所谓利益冲突，是指两个以上个别经济体之间存在两个以上不同利益，且这些利益彼此间产生冲突或对立，则作出以任一利益为重的决定，必将损及其他方利益的情况。[10]从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分析，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有：

一是由于银行对其储蓄客户的咨询顾问作用，银行可能向客户推销其关联公司所管理的基金。即使市场上有更好的投资机会，银行仍可能利用其对储户的特殊影响及客户对银行的信赖，大量向客户推销其关联基金产品，从而使客户丧失了其它获益机会，损害了客户的潜在利益。

二是银行可以利用与客户的借贷关系向客户搭售其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产品。银行可以以拒绝延长贷款期限等为条件，要挟客户购买其基金产品。

三是银行可以利用其业务关系获取其它基金管理公司的内幕信息，并将其披露给其关联基金公司，从而使关联基金公司获得潜在的信息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四是在银行广泛参与基金业的情况下，银行可能将大量的客户储蓄资金拆入基金公司，甚至用于与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或内幕交易，从而造成资金的不安全运用，这种盲目追求高额利润的逐利性与投资者对投资的安全稳健性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上述银行与其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实际上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投资者承受了其本不愿承受的风险，[11]如果事态严重，可能还会伤害银行储户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危及金融市场的稳定。[12]

(二)融资风险及风险传染

证监会于2000年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第二十三条对开放式基金短期融资问题作了肯定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开放式基金运营的需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条件，向商业银行申请短期融资。”开放式基金融资的行为对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来说，均存在较大风险。对商业银行而言，本身对资产流动性和清偿能力的要求相当高，不适当的融资将影响银行的清偿能力。对基金管理公司而言，虽然必要的融资可以提高基金资产的利用效率，为基金投资人谋取最大利益，但融入资金毕竟是一种负债行为，且融入资金用于证券投资，在收益提升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因素。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排除有些基金管理人利用融资从事冒险投资或经营，损害银行和投资人的利益。

另外，如果银行将过多的资金投入到基金管理业务中，可能影响其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此外，银行可能基于其与所控股基金管理公司的特殊关系而大量融资给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利用该资金从事证券投资基金业务，一旦该业务出现亏损，则银行很可能损失惨重，进而发生流动性危机。

五、我国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控制对策

(一)建立和完善风险隔离机制

为了杜绝滥用信息和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在商业银行和基金公司之间应该建立一道信息隔离屏障，从而对信息优势的滥用加以规制。除此之外，对银行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之间不正当的交易，尤其是信用交易也应予以规制。

1.商业银行须通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兼营基金业务，以减少和避免风险在两者之间的传染。《试点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基金管理公司，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由商业银行直接出资作为主要股东、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从事基金管理业务的企业法人。”第十条规定：“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商业银行应当严格按照‘法人分业’的原则，与其出资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之间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制度，报中国银监会备案。”

2.在具体的业务操作方面，应当限制或禁止资金在二者之间任意流动。除了法定的股权投资之外，禁止以关联交易的形式在两者之间任意调配资金；通过办公场所、营销、设施上的分离实现二者的隔离，避免公众的误判，导致非接触性风险传导；要严格贯彻竞业禁止，分设账簿，实现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分离。《试点办法》对此也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第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仅以出资额对所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并通过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越过股东会、董事会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2)第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与其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不得违反国家规定相互提供客户信息资料，业务往来不得损害客户的正当合法权益。(3)第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必须与商业银行脱离工资和劳动合同关系，不得相互兼职。基金管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符合《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4)第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资产不得用于购买其股东发行和承销期内承销的有价证券。(5)第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为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提供融资支持，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6)第十六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担任其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的托管人。(7)第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可以销售其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发行的基金，但在代销基金时，不得在销售期安排、服务费率标准、参与基金产品开发等方面，提供优于非关联第三方同类交易的条件，不得歧视其他代销基金，不得有不正当销售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8)第十八条规定，商业银行与其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不得以优于非关联第三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交易。(9)第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商业银行应分别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二)确立商业银行与基金管理公司“资本双充足”原则

资本充足性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重要指标，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资本充足性监管的特殊性在于对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实行“资本双充足”原则，如此才能保障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将风险抑制在各自业务领域内，不致于造成大的异业风险蔓延，同时确保在风险头寸爆发时有足够的资本来抗衡偿付能力或流动性问题。

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已有法律明文规定，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不得低于8%，即商业银行资本与其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8%。同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注册资本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这是两个硬指标，由此可以基本判定申请商业银行的实力和业绩，从而达到甄别取舍的作用，将一些不符合安全稳健经营标准的中小型商业银行排除在外。

基金管理公司作为管理投资基金的专业金融机构，也必须满足资本充足性要求。目前我国关于基金管理公司的资本充足性要求主要体现在《证券投资基金法》所规定的基金管理公司1亿元实收资本上。此外，可以效仿银行业的做法，确定一个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例，从而根据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规模、经营业绩、风险状况确定不同的实收资本，保持基金管理公司资本与风险资产的动态平衡。

(三)加强金融监管，完善现有监管体制，确定合适的主监管机构

《试点办法》规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对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工作实行分工监管。具体分工如下：(1)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所募集的基金种类，由中国证监会核准；(2)中国银监会对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商业银行制定相关风险监管指标计算标准，并实施并表监管；(3)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募集和管理的基金实施监督管理，保证基金财产的合法运用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4)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依法进行备案和监管；(5)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商业银行应分别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的有关规定报送材料，在试点期间同时抄报中国人民银行；(6)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对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在依法实施监管过程中，要及时相互通报有关信息，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制度。

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中，确立了“主监管制度”，即按照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的相关机构和业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然而，主监管制必须面对另一些难题，如可能出现的三大监管机构重复监管和监管空白，一些交叉性金融产品的监管职责难以界定，不同行业适用法律和监管宽严程度差异，等等。而且由于三个金融监管机构属于同个级别，相互间很难服从，因此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的金融监管案件时，仍需要人民银行出面协调，统一处理。如德隆系一案，单个监管机构已经无法招架，最后还是由人民银行负责总体处理。即使是单一的银行监管事项，如当前正在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改革问题，由于关系到多个利益部门，单由银监会也无法制定和推行合适的方案，结果还是在人民银行下设立了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小组来商订政策。[13]

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监管必须与监管对象的结构相一致。”[14]从金融市场运行角度看，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只是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开始，随着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推进，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在强调适度分工基础上的整个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要从机构监管逐步向功能监管过渡。基于制度变革的渐进性，目前可考虑借鉴美国的牵头监管模式，即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部门合作监管的现行基础上，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牵头监管机构，负责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总体协调和跨行业监管。从而强化监管效果，降低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全面涉足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所可能产生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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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书娇.商业银行开放式基金经营策略分析[J].经济师，2007，(5).

[10] 张国铭：《浅谈金融集团之监督与管理》，载台湾《存款保险季刊》1997年第11卷1期。转引自蔡奕：《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热点透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 刘莜琳.证券业与银行业兼营下的利益冲突与“防火墙”法律制度探讨[J].法学评论，1999，(6).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篇7

关键词：银行、资本充足性、金融监管

所谓银行的资本充足性是指银行资本数量必须超过金融管理当局所规定的能够保障正常营业并足以维持充分信誉的最低限额；同时，银行现有资本或新增资本的构成，应该符合银行总体经营目标或所需资本的具体目的。随着金融竞争的日益激烈，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增大，自身拥有充足的资本和监管当局对银行资本充足性要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资本充足性管理的内容

银行资本充足性管理真正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各国金融机构间联系日趋紧密，为保证西方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平等参与国际竞争，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1987年12月西方十二国通过了“资本充足性协议”。一是确定了资本的构成，即商业银行的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大类；二是根据资产的风险大小，粗线条地确定资产风险权重；三是通过设定一些转换系数，将表外授信业务也纳入资本监管；四是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与风险资产之比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之比不得低于4％。1996年《关于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补充规定》要求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计提资本。1998年开始全面修改资本协议，资本充足率、行业监管和信息披露构成了新协议的三大支柱。

资本充足性管理在中国的实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业开始对外开放，也着手按国际惯例建立自己的资本充足标准。从1993年起，首先在深圳经济特区进行试点，接着央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对资本充足率进行了规定。1995年《商业银行法》原则上规定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1996年又参考“资本充足性协议”的总体框架制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监测指标和考核办法》，在规范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时，对计算信用风险资本充足率的方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997年7月1日起执行《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内项目的风险权数》用以计算风险资产总额。虽然中国现行资本监管制度在许多方面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但资本充足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银行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近年来，通过国家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强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等途径，中资商业银行资本状况较好。从账面上看，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总体上说是比较雄厚的，资本充足率距离《巴塞尔协议》中8％的要求相差不远，有的银行还超过了8％，尤其是核心资本充足率更是较大地超过了《巴塞尔协议》中4％的要求。

虽然《商业银行法》原则性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但我国现行监管法规一直未对资本不足银行规定明确的监管措施，并且在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上也放宽了标准。为进一步落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4年3月1日开始全面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借鉴“资本充足性协议”和即将出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制定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本监管制度。建立完整的资本监管制度，修改现行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有利于强化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健全商业银行资产扩张的约束机制，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中国对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性管理的创新

《办法》引入国际上成熟的资本监管经验，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在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方面建立了一套操作性强、透明度高的标准和程序。

资本充足率=（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资本）

核心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核心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资本）

《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建立完善的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和管理制度，董事会承担本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的最终责任；银监会有权要求单个银行提高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并根据资本充足率的高低，把商业银行分为资本充足、资本不足、和资本严重不足三类。《办法》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围绕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并表范围、资本、资本充足率以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提出了更为具体、细化的披露要求。与现行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相比，《办法》在确定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方面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态度，同时对1988年协议不合理之处进行了调整。《办法》还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后达标期限为2007年1月1日。

资本充足性管理对银行业经营管理的指导

鉴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总体偏低的状况，在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银监会将监督各行资本补充计划的落实情况，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商业银行一方面通过强化内部约束，提高资产质量，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改善经营状况，增强自我积累能力，提足贷款损失准备，从内部补充资本；另一方面通过敦促股东增加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转债，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还可发行股票等工具，从外部渠道补充资本。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共同努力，绝大多数的商业银行都将在规定时间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届时银行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

对中国资本充足性管理的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资本充足性管理也应与时俱进，既适应于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规则，又适合于中国银行业经营发展的实际。

资本充足性监管理念和方法应不断创新。在构建中国现代银行监管制度中，更新资本监管的理念，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资本监管三大支柱要求，结合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实施银行资本监管战略，突出监管资本作用，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监管能力，改进监管方式，充实并重新配置监管资源，建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发挥市场纪律作用，确保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有效性。

资本充足性管理的量化指标体系应不断完善。衡量银行资本充足性目前只有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比重三个常用指标。针对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仅仅使用这几个指标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扩展和补充，可适当增加真实资本充足率、资产资本率、高风险资产覆盖率和固定资本比率等指标，比较全面地衡量资本的充足性。

真实资本充足率＝（资本总额－固定资产原值－在建工程－5年以上的长期债券）/Σ（某项资产×实际的或预计的风险系数）

资产资本率＝资本总额/资产总额

高风险资产覆盖率＝（核心资本＋贷款损失准备）/高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其中：高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可疑（或呆滞）贷款×50％＋损失（或呆账）贷款×100％

固定资本比率＝固定资产净值/实收资本

资产负债率＝付息负债平均余额/资产平均余额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篇8

关键词：《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银行经营管理；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颁布于2009年10月，其颁布对票据市场具有积极的作用，且随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功能的逐步完善和齐备，电子商业汇票市场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本文将以网上银行系统的建设、汇票业务的调整、经营收益的降低、风险管理这四个方面为切入点，来探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颁布的意义

《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的颁布能充分发挥商业汇票的结算和短期融资功能，提升商业汇票业务处理流程的电子化水平，更好地满足企业支付需要，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财务费用，防范假票、伪造变造票据等风险，提高商业银行支付服务效率、强化资产负债管理，丰富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手段。

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影响

1.促进银行加快网上银行系统的建设

《办法》的颁布要求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必须重视网上银行系统的建设，重视网上业务的拓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网上银行系统，尽快实现与人民银行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对接，更好地为企业提供电子商业汇票服务，增加自身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一个稳定、安全、可靠、便捷的网上银行系统，可以提高银行在业界的竞争力。在建设网上银行系统的过程中，要注重运用新的技术，保证与企业的资源计划系统完美结合，提高管理手段和水平，加快企业和银行间的信息共享。在建设完善网上银行系统的同时，还要注重营销手段运用[1]。《办法》颁布必然会促进电子商业汇票市场的繁荣，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会变得越来越大，闷头搞建设容易丧失战略发展机遇，所以，银行在扩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时应注重营销手段的运用，加快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推广，吸引在交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企业成为我们的客户。这是因为交易核心企业的选择将会促使周边企业选择同一家银行办理电子汇票业务，继而减少接收、转发、存储电子商业汇票的流程。

2.促使银行对汇票业务进行调整

相对于纸质商业汇票，电子商业汇票具有明显优势。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电子商业汇票可以节省大量的的印刷、登记保管、远距离交付等成本，并且唯一的票据号码和严格认证的电子签名使得电子汇票更加的安全，减轻了管理负担，缩小了业务成本，从这一方面来看，银行有足够的动力开展电子汇票业务，引导企业减少对纸质商业汇票的使用。对于企业而言，电子商业汇票更容易申请，申请材料和成本少，能有效地避免损毁、遗失、被盗、被抢等意外状况的发生，电子商业汇票的手续费更低，尤其是《办法》把电子商业汇票延长至1年后，电子商业汇票更加实用，从这一方面来看，企业对电子商业汇票持开放态度，能有意识、主动地减少纸质商业汇票的使用，增加电子商业汇票的使用。综合这两方面，商业银行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所以银行应对自身的汇票业务构成进行调整，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及时规避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中存在的风险。

3.对银行的经营收益提出了挑战

《办法》把财务公司承兑的电子汇票调整为银行承兑汇票，这一调整很大程度地释放了财务公司的功能和作用，对整个金融市场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利用电子商业汇票，财务公司可以克服没有分支机构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财务公司系统能直接接入人民银行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成为电子票据市场的直接参与者，签开银行承兑汇票，使得财务公司有能力取代商业银行向其所属集团下的各企业提供电子商业汇票的开票、承兑、贴现和集中结算等服务。在这之前，这些集团企业都是银行优质客户，大量电子票据流动为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并且，财务公司所属的集团公司为了降低内部融资成本和财务管理成本确定会逐步减少对商业银行贴现和贷款、结算等业务的依赖，建立自身内部金融系统。所以说，银行的承兑、贴现、贷款、结算等业务将会有所减低，银行相关的经营收益会有所下降。

4.引导银行强化风向管理

随着电子票据市场的发展，银行的电子商业汇票的业务将会逐步增加，尽管电子商业汇票本身具有很高的安全性，但从整体业务上来看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相对于企业金融业务，电子商业汇票业务起步较晚，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说，企业应强化风险管理的理念。首先，应培养银行员工的风险管理意识，除了严格执行现有的电子票据的规整和流程外，还应有计划有目标地把风险管理意识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尽可能避免风险的发生。建立对应的风险及评价体系，鼓励员工参与到企业的风险管理中。其次，构建健全的风险控制制度，对各个风险管理体系进行优化，提升银行资金的流动能力，拓展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调控的能力[2]。再次，创新中间业务，提高待用资产负债的流通程度，加强与理财、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进行合作，扩展中间业务。最后，积极引进风险管理人才，随着电子票据的市场细化和分工，该领域的风险管理人才将非常紧缺，除了积极从外部引进风险管理人才外，还应注重对银行内部人才的培养，因为原有员工更熟悉银行现有的业务，对内部的风险认识的也更加深刻。

三、结束语

随着《办法》的颁布，票据市场更加的成熟规范，金融体系更加的完备，银行在迎来一个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又不得不面临严峻的挑战。银行只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才有可能抓住电子商业汇票市场快速发展的良机，才能尽量避免风险的影响。

参考文献：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篇9

关键词：银行 银行监管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后两类文件并未真正起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

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篇10

论文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 经营风险 信息披露 中国 比较分析 

一、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信息披露制度的比较分析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政府更看重银行业的稳定性，因而对于银行风险的信息披露一直比较慎重、敏感，相应的规范化制度与规则基本上是空白。在国际影响与金融改革的推动下，近两年来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信息披露的主要依据是《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于上市银行，则还要遵循中国证监会特别制定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下面主要从《办法》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信息披露制度进行分析。

1．信用风险。中央银行可能考虑到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普遍较差，不良贷款比例偏高，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信用风险，因而在信用风险信息披露方面显得较为重视，列出了9项披露要求，较为全面。但是内容上比较笼统、不够具体，比如“信用风险集中程度”应该说明包括客户集中性风险，行业区域集中性风险等，但从实际披露情况看，各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未披露客户集中性风险，而这在信贷质量信息披露中是较重要的信息。另外，与《规则》相比，《办法》中没有“银行的贷款准备金制度及目前准备金水平”的规定，缺少了信用风险防范措施方面的信息披露。

2．流动性风险。由于上市银行需要考虑在资本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因而上市银行更注重流动性风险的信息披露。如果流动性不足．就会因存款人的利益失去保障而导致存款的流失．银行的筹资市场将会缩小或者说筹资困难。有关流动性风险，《规则》中列出了9项应披露的内容，较为全面。但是对资本充足性的信息披露不如《办法》中的要求高。《办法》第16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资本充足情况，包括风险资产总额、资本净额的数量结构、核心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等。

3．市场风险。目前，我国利率和汇率的确定还没有实现完全市场化，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还很严格。因此，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还比较小。《办法》与《规则》的要求基本相同，《规则》还要求对利率风险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

4．操作风险。与《规则》相比，《办法》要求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作出说明。操作风险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人员、技术、系统等原因，但最重大的操作风险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因此，内部控制体系是风险管理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风险信息的披露应该对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加以说明。 

二、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信息披露的比较分析

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指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主要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截至2003年12月23日中国农业银行公布其2002年年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002年年报均已公开披露，而且都对风险信息进行了披露。下面通过对这四家银行的横向、纵向比较来分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信息披露的状况。

1．2002年年报中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的比较。《办法》规定5类风险披露的内容总共是20项，四家银行中两家披露了10项内容，另外两家披露了8项内容，不到应披露信息量的一半。从总体上看，披露的信息量偏少。对于各项不同的风险，各家银行披露的质量也不同。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办法》要求披露但各银行未披露的信息关于信用风险信息的披露，四家银行都未披露贷款重组、资产收益率等。贷款重组对于银行而言一般都有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如果银行有重组行为，则应当进行披露。收益水平的信息披露，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对银行信用水平和所获得收益之间的匹配关系进行了解，进而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和客观地评价银行的经营能力。关于“产生信用风险的业务活动”，除了中国建设银行外其他几家都未披露。银行若能指明信用风险在哪些业务活动中产生，则可以使监督部门了解银行对信用风险的防范以及产生信用风险的银行经营活动。此外，四家银行都未披露“影响流动性的因素”及“汇率、利率的变化对银行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等这些重要的信息。

(2)披露的各项风险信息中，各银行披露的质量也不一样。例如，虽然四家银行都披露了“信用风险分布情况”，但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只披露了行业分布情况，没有披露区域分布情况，而另外两家则都披露了。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披露的“反映流动性状况的有关指标”，仅有余额贷存比率和流动性比率两个指标，披露的内容比较少，反映流动性状况的指标如备付金比率、资本充足率、中长期贷款比率、不良贷款比率等都是很重要的衡量流动性和清偿能力的指标。操作风险中四家银行都对其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披露，但均只对内部管理制度的有效性进行了说明，对完整性、合理性都没有加以分析。另外，对于各项风险信息的披露，四家银行里仅中国银行是按境内外或者本外币分开披露的。

(3)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信息披露中的闪光点。市场风险中有关“市场利率变动而产生的风险”，仅有中国建设银行披露了，其将风险价值分析(var)和敏感度分析作为管理该风险的基本手段，并披露了利用这一风险管理系统分析的结果。风险价值分析法是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某一项资产组合在未来特定的一段时间内，当市场利率发生不利变化时可能发生的损失。风险价值分析法是目前国际上较常用的衡量市场风险的方法，中国建设银行对该项信息的披露反映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信息披露标准正在努力向国际标准靠拢，值得其他银行借鉴。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公布了反映流动性状况的有关指标。这些定量信息的披露，都大大提高了风险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另外，各银行还披露了一些《办法》中没有要求披露的内容，比如资产保全措施、内部信用评级系统等信息，使得所披露的风险信息更为充足、完整。

2．各银行2001年、2002年年报中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的比较。从时间比较上看，《办法》出台后，风险管理信息的披露就更加规范了。从披露的数量上看，2001年披露的风险信息普遍少于2002年。例如，中国农业银行2001年只披露了4项内容，仅占要求披露内容的20％，没有披露操作风险，信用风险也只披露了“信用风险管理和控制政策”这一项内容。中国工商银行2001年也只披露了6项内容，占应披露内容的30％，比2002年少披露了“信用风险分布情况”及“信用风险集中程度”。从披露的详细程度看，2001年有关各项风险管理政策的描述以及内部控制制度的说明，都不如2002年详细。 

三、风险管理信息披露制度比较的启示

1．借鉴规则》的优点，对《办法》进行补充修改：比如客户集中性风险，对于市场风险的敏感性分析，可将“信用风险分布情况”与“信用风险集中程度”合并为“贷款重组的披露和分析”，这样更为准确、具体。此外，部分风险信息的披露比较分散如对准备金制度与状况的披露，中国工商银行在财务回顾中列示，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列示；对资本充足率的披露，中国建设银行在财务评述中列示，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列示。这样既不利于风险的管理，也不利于监管者和信息使用者的使用。笔者认为，应将与各风险相关的定量和定性信息都纳入风险管理下披露。

2．关注国际银行风险改革动向，找出差距，明确发展方向。以市场风险信息披露为例，国际上要求披露银行对市场风险的评估与管理，包括所采用的风险计量方法、对各类资产的风险状况和程度分析的结果等，而《办法》没有对国有商业银行市场风险评估提出定性披露的要求，也没有要求国有商业银行披露市场风险组合使用的方法。这降低了国有商业银行披露市场风险信息的质量和真实性。在信用风险方面，国际上提倡建立内部评级体系对信用风险进行计量，相应披露资产组合及其内部级别、内部测算模型和使用效果等定量和定性信息，而《办法》在这方面的要求尚是空白。改进这方面的要求将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计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