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论文十篇

孔子教育论文篇1

【摘 要】孔子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主要言行由其弟子整理编纂成《论语》一书，其真实详细地记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论语》一书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其对我国的传统教育以及教育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千多年过去了，孔子所倡导的许多教育思想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孔子 《论语》 教育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出生在鲁国昌平乡陬邑，是我国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万世之师表”，和其童年的成长经历分不开。据《史记》记载，孔子幼年时便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其父在孔子仅三岁时便离他而去。孔母颜徵在为更好地教育孔子便移居曲阜阙里。孔母的心血没有白费，孔子幼年时就极为聪明好学，其自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在学习之余，孔子常将祭祀用的礼器（俎豆）摆设起来，练习行礼演礼，作为一种游戏。待孔子刚步入成人阶段时，其母颜氏也撒手人寰。

父母的离世使幼年的孔子过早饱尝了生活的艰辛，生活的磨砺也使孔子很快地成长起来；孔子在二十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了，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孔子自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纵观孔子一生，其十七岁开馆办学至七十三岁去世，教学实践长达半个世纪；其教育成果也相当丰富，取得了“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的伟大教育成果。’

一、孔子对教育的态度和看法

孔子对待教育的态度是严谨、认真的，同时他也认为学思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首先，孔子肯定了学习的重要价值， 他认为学是教育的基础。他在《礼记学记》中说：“学然后知不足”，意思是说：“经过学习才知道自己知识的不足”；其又云“不学礼， 无以立”。这句话是孔子对他儿子孔鲤所说，意思是说“不学礼怎么立身处世，不学礼你怎么做人？”可见孔子对学习是非常重视的，纵观孔子的一生也是勤奋好学的典型，孔子自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其次，孔子经典地论述了学习和思考的关系。他曾说，“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仅仅一味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不能深刻理解书本的意义而不能合理有效应用学来的知识，甚至会陷入迷茫。而如果一味空想而不去进行实实在在的学习和钻研，则终究是精神疲惫，一无所得。其告诫我们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学到切实有用的知识。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也重视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该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又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目标，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二、孔子与弟子间的教学活动

孔子约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后来渐渐有了名声，弟子越来越多。它的学生有的出身贵族，有的出身寒门，多数来自邹鲁，也有从遥远的秦、楚、吴等国来的。孔子自三十开始他的教育事业，几乎一生都未间断过，相传孔子先后传授的弟子有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教育成果相当的可观。当然也包括孔子最得意的三名弟子：颜渊、子贡、子路。

三、孔子以及《论语》的教育思想

（一）德育为先。孔子注重君子品格与道德修养，如果把教育分为“德、智、体、美、劳”这五个方面的话，孔子无疑会把德育放在教育之首。孔子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必须先从德育抓起，他曾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是孔子对其弟子说的，意思是要求弟子们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顺从师长，言行要谨慎，要诚实可信，寡言少语，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也是对孔子为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一名老师，他强调自己的弟子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做学问。天地之间人是最宝贵的，只有做到堂堂正正的君子，只有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人才能有资格做学问，当然孔子所言的“学文”不是单单的学习文章，而是“六艺”。

对老师的这番话，其弟子也表示赞同，其中有个叫子夏的弟子更进一步发展了老师的思想，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段话是说，与妻子相处时，要尊敬她的贤德胜过喜好她的美貌；侍奉父母则要尽心尽力；侍奉君主能尽忠职守；和朋友交往要诚实信用，这样的人如果自谦没学过什么东西，我还是认为他算是有学过的人了。由此句话不难看出子夏此言偏重于人际关系的道德化，其中包括了忠、孝、信等德目，但是若要从孔老师的角度来看，仅仅具备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还大致局限于个人品性、道德等内在的修养，虽说已经具备可“学文”的资格，但仍应该继续学习，就连“博学好礼”的孔老师都在“学而不厌”，作为刚具备“学文”资格的人更应该学习。

（二）终身教育。孔子认为人的一生都要接受教育，教育是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伴随一个人生命的始终。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是说，“我十五岁就立志学习，三十岁时便已认识到了自我的价值，到了四十岁就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追求，到了五十岁时就明白天命，到了六十岁时听人说让人不快的话也不生气，到了七十岁时可以听从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超出道德的约束”。“朝闻道夕死可矣”，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学习的鲜明写照。

（三）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实行“因材施教”，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教育方法。在《论语》中，有很多生动的事例，孔子对不同学生教学方法也不同。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仁者爱人”；司马牛常常“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发言；仲弓对人傲慢，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得意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孔子就用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 孔子常常分析每个学生的特点，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他认为：“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孔子对每一位学生的特点都了然于胸。

宋代教育家朱熹说：“孔子教人， 各因其才”，正是有了孔子这样一位好老师，才有可能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培育出众多人才。

（四）有教无类。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基于“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招收学生，有七不分：一是不分贵贱。在孔门中，出身最好，身份最高的，有孟懿子。他是鲁国三臣室之一的孟孙氏的继承人。是遵照父亲的遗嘱，同哥哥南宫敬叔一起“学礼”于孔子的。另一方面，在孔门中也有出身不好的。如冉雍，“父贱而恶”。但孔子没有嫌弃他，而且还很器重他。二是不分贫富。孔子的学生，有贫有富。贫者如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富者如子贡，“结驷连骑，家累千金”。三是不分智愚。孔子的学生，接受能力强的是颜渊“回也闻一以知十”；其次是子贡“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说：“柴也愚，参也鲁”。高柴和曾参的智力水平较差，但他们并不受歧视，而曾参还是孔子的爱徒。四是不分恩怨，不计前嫌。如子路在拜门之前，曾“陵暴孔子”；司马桓的胞弟，桓曾经要杀孔子，但孔子后收二人为徒。五是不分年龄。孔子学生中年龄最大的是颜渊的父亲颜路，只小他六岁，年龄最小的是公孙龙，小他五十三岁。颜路和公孙龙来比，同学间年龄的差距是四十七岁。六是不分国籍。在孔门的“七十二贤人”当中，多数都是鲁国人。此外，如宋、卫、齐、陈、晋、楚、秦、吴等国都有。七是不分美丑。孔子学生中仪表最好的是子张，所谓“堂堂乎张也”。而澹台灭明和高柴二人则是“状貌甚恶”，高柴且身长“不盈五尺”。这七不分说明，孔子对各种类型的学生都是兼容并蓄，一视同仁的。

（五）学以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虽然熟读了《诗经》三百篇，叫他去处理政务，却处理不好；派他去搞外交，却不能应对自如；读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期望其教学能使每个学生各有专长，将来能从事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据《雍也》篇记载，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又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再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说他的学生有的处事果断，有的通晓人情事理，有的多才多艺，担任大夫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所以他十分注意学用结合、言行相符。

（六）学贵有恒。孔子认为，对待学习要有恒心，坚持到底，才能成功，不可半途而废。他曾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意思是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孔子在这里用堆土成山这一比喻，说明功亏一篑和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孔子很欣赏学而有恒的学生，“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意思是孔子评价颜回时说，他死得太可惜了，我只他不断进步，没见到他停滞不前。

四、结语

孔子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并非能用言语表达清楚的，其实无言也是一种教育。正如孔子所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不管《论语》也好，孔子也好，他们所传递的不仅仅是严谨、务实的教育态度更是一种朴素温暖的生活态度，朴素的就像太阳每天升起一样，我想这也就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最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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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育论文篇2

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和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重要方法是在注重学生教育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个性，充分开发其潜能。孔子在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人性差异的观念，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作为教育实践的指南，并进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说：“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主张根据学生的特点、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即“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孔子对学生的智能、志趣和个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除了在道德上提出基本要求外，他并不要求学生改变自己的个性特点，而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辟如就“政”这一问题，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针对子夏性急且重小利而答。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说如果“必不得已而去”，则依序“去兵”“去食”，强调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观点。孔子意在鼓励子贡首先要牢固树立老百姓的信心。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是针对仲弓的气量小而对他提出的要求。以上几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在回答他们同一个问题时，孔子均针对各人的个性弱点指出不同的努力方向，语言既带有勉励和要求，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孔子实施因材施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闻斯行诸”的回答了。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教学是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从补救其不足方面因材施教的。“因材施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育方法，对我们反思现在的教育现状很有意义。在很长一段时期，“齐步走”的教育模式是我们的主要教育模式，并且现在还依然存在一些学校中。僵化的教育手段、陈旧的教育思想，以升学为教育目标，夸大学习成绩，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和个人特长的发展。应试教育抹杀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教育评估片面性造就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今天，我们在进行素质教育的时候，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宜”，依据学生个体特点，实施适应个性差异的教育，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同一个学生，不同的问题，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实质上就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这句话放在是否能因材施教这一背景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提倡启发式教学，主张学思统一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是一个重要的创造，也是当今素质教育所提倡的一个重要教学方法。启发教育不仅是启发学生透彻理解知识，而且是启发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正如古语所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学生掌握了学习方法，就可以终身受用。启发式教育是孔子最为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他在教育实践中发现，学生要获得知识，就必须养成自觉思考的习惯。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子关于“启”、“发”的论断，就是我们今天“启发”一词的起源。愤和悱是一个人渴求知识的急切心理在外部容颜上的表现，学生已经思考了但还没想通，这时可以去启发他，思考了并有所领会但还不能用适当的言辞表达出来，这时可以去开导他。孔子的启发是建立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的，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举一反三，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只起主导作用———对学生有目的的引导和及时的启发。学生不能从已知的一点推导到其他，不能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孔子就不会再重复去教授，———在学生不理解的情况下，再讲，就会造成学生的死记硬背，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就是说学生不到想明白而又不得明白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出来而又说不清楚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师指导学生要在学生有了求知的兴趣、动机、主动性、积极性的时候才有效，因为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没有兴趣，强迫灌输，学习效果是不可能好的，孔子不仅教学生时用启发的方法，自己和别人谈问题，也善于接受别人的启发。后来的《学记》把这一经验总结为善喻。“遵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是教学上很宝贵的经验。

三.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教师须完善自我、以身作责

国务院在推进教育改革中明确指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由此可见，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不仅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提高教师素质方面，孔子教育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孔子身正不倦，率先垂范。他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提出教师以身作则要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不言之教需要受教育者本人有意无意地感悟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人和事物，获取智慧灵感，孔子认为，教师应认真诚实，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尤为赞同“主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在盛赞老师时这样说：“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之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然从之，未由己也。”这正是孔子高尚人格和高超教育艺术的真实写照。孔子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他热爱教育，热爱学生，“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身体力行，学而不厌。他认为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应该经常自问是否做到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提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鼓励教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学习起来可以说达到入迷的程度，“三月不知肉味”。他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可能不如别人，但在好学方面要比别人强。孔子不但“每事问”，而且“无常师”。他对师的概念的理解也十分广泛，凡有一技之长，明一物之理的他都会拜为老师，所以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应该是“教学相长”的最理想诠释。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是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即师德。教师要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无私奉献。教师能够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够创设一种乐学的气氛，愿意并且善于和自己的学生接触、对话、交流，起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教师应该是知识渊博和见解深刻的人。具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各种自然和社会系统运转的规律，懂得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同时，教师还应该具有继续学习的要求、能力和习惯，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孔子用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敬业爱生的品质，他的进德修业、永不停止的思想，对今天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值得学习的。

四.结语

孔子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论语》；孔子；教育教学；思想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从事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教学思想。

高校语文教材中《论语》12则分别选自《为政》《公冶长》《雍也》《泰伯》《子罕》《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等十二章，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孔子的诸多教育教学思想。教师在《论语》教学中，可以更深入地解析孔子的教育教学思想及其卓有成效的教学实践，从更高的层面领悟《论语》的精神境界。

一、因势利导

《子罕》篇记孔子言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村野农夫问事于孔子，孔子对事务事理并无了解，却能通过“叩其两端”的反问方式，层层剥笋，引导村夫自己得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条语录不仅启示了我们学习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教育的方式，即启悟式教学。孔子以能否在教学中实现对学生的启发作为评价教学效果的标准之一。《卫灵公》篇记孔子言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季氏》篇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这些言论都充分反映出孔子在教学上坚持启悟的方法。

二、学思兼修

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此话阐明了在学习中积极思考、学思兼修的重要性。孔子始终强调“学”的重要性：“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学”的内容又须不断温习，才能充分掌握。“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即言从已掌握的旧有知识中启悟出新的理解和认识，是学习的重要窍门，做到这一点就能为师了。新的学识来源于旧的知识，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是学生的主动思考。学生能否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决定了能否成功“知新”。显然，孔子认为应当学思兼备，缺一不可。学习需要明确思考方向，要抓住根本的东西。

三、有教无类养境界

“有教无类”是孔子首倡的教育主张。这一思想对古今教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教育的国别、地域、种族等方面的限制，使得人人都有机会学习，地位均等。孔子所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乃认为教师应力求道德修B的自我完善，达臻“教书育人”的崇高境界。孔子还主张教师能够把“仁者爱人”的思想灌注到学生身上，做到真正的无私奉献。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勤奋不怠、孜孜不倦固然重要，道德修养也是不可忽视的。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以身作则，《诗》《礼》是孔子教育的主体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是，孔子在教育过程中对弟子和儿子一视同仁，施教无内外之别，这就凸显了孔子公正无私的品德。

四、诗教礼教育情操

孔子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诗教”与“礼教”的传授，以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孔子十分重视《诗》《礼》，反复强调学习《诗》《礼》的重要性。孔子教导孔鲤要学《诗》、学《礼》，以说话立身。又强调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凡此均可见出孔子重视《诗》《礼》的程度。教师在讲解此类篇章时，可以补充有关《诗》《礼》的具体内容，而不必拘泥于作者的表层含义。孔子曾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教师应向学生解释“周公”即代指“周公之道”，说明孔子期待恢复周礼。这也是孔子重视礼教的表征之一。孔子也十分注意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如注重“文、行、忠、信”的培养等。这些都与当代培养社会文明、诚信和健全人格的社会公德教育内涵十分接近。

五、学以致用创价值

为学生开设大学语文，不仅要提高大学生的文学阅读能力和人文素质，更要促进大学生学以致用，能将所学的教育教学理论知识成功运用于教学实践，以真正实现其人生价值。所谓“学而优则仕”，孔子教导学生所要达到的人生目标，是通过优异的学习获取治理政务的权力，并借此服务社会、服务民众。当今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目标，与此颇为一致。从教育对象来看，大学生应当明确学习目标，懂得为何而学。孔子特别强调学习的目的性：“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古代的学者学习的目的在于修养自身的学问道德，而现代学人的学习目的却是用知识装饰自己，以图名利。这说明，孔子认为学习是丰富自身知识、提高自我道德修养的最佳途径，却不是评价个人能力的标尺，更不是用来炫耀学问、追名逐利的工具。所以他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由此可见，儒家学派更注重通过学习来达到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这对今世浮躁、喧嚣的学习态度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孔子作为一位著名的哲人、教育家，他的一系列灵活多变的教育方法促进了其教育活动的发展，也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的课程改革、素质教育中还在进行这样的教学方法的应用。足可见孔子教育影响之深远。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其思想，应用其做法，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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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育论文篇4

一、孔子的文学思想

孔子所说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也即儒家文化学术之总称”,这一文学概念相当宽泛,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一生致力于利用他的儒家学说改良当时纷乱的政治,他的文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孔子眼中的文学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指“能够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后来成为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的总称。”

1.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文与德并”。在《论语•宪问》中,孔子特别强调了文与道德的联系,认为“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将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归根于宣扬儒家的“仁”“礼”的思想。孔子在其文学思想中,始终认为诗与道德、文学与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分的,将“文与德并”的文学思想核心阐述为“志之所致,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坚决反对任何不宣扬“仁”“礼”的文学创作,认为不能“文与德并”的作品,其实就是“恶紫之夺朱也,恶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从《诗论》和《论语》总的来看,可知孔子在与学生论诗时,着重在谈诗的政治伦理的教化功能。政治和伦理的诉求,是孔子论诗、论文学的归宿。

2.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于乐,强调文学作品要有感染力,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强调文学作品要遵循于儒家的道德规范,能“文质彬彬”,这就是礼;强调文学作品要给人们予娱乐,能“乐则韶舞”,这就是乐。可以说,孔子言语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儒,即将言语教学落实到君子个人的心性修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将文学与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结合起来,最终回归于自己理想的世界。孔子对文学的艺术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他对文学的社会性作用论述比较全面。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时,对诗的作用作了较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理论上比前人发展了一步。同时,也为先秦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进行了一次质变性的理论化,形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渗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仁”“礼”思想体系,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体现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文学思想目的。

3.孔子文学教育的内容———“四教”“四科”。孔子关于文学教育的内容的论述,依《论语》记载,有“四教”“四科”。所谓“四教”,即“文、行、忠、信”;而“四科”,是同“十哲”,即十个拔尖的特长联系着的。孔子非常重视通过《诗》来进行文学教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他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对弟子进行的教育本着这样的方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要弟子们树立远大的目标,把德当作行为的根据,把仁当作行为处世的方法,最后落实到具体的本领上。这是德智并提又重视德育的主张,要对弟子进行明道、树德、行仁的思想教育,最主要的方式是讲道理,而“诗教正是讲道理最形象、最深刻、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4.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质”。孔子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就是文学创作达到的完美君子境界,“《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中和之美,就是孔子哲学理论上中庸之道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对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的建立。孔子基于这种思想,排斥任何形式不符合中和之美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创作,说“郑声淫”,主张“放郑淫”,推崇《韶》《武》;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行百般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文学创作应遵循正统和复古,引经执典,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上“文质彬彬”的完美结合。孔子对文学关于“文质彬彬”的完美阐述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历史,引起历代文学正统与诸子的斗争,始终主导着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

孔子的文学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成果,它诞生于“学在王官”向“学在四夷”的学术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春秋末期,是西周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孔子把礼乐文献、礼乐制度作为文教与文学的核心内容,把礼乐文化精神贯彻到文教与文学的整个过程中,又将君子人格培养作为文教与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既有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的理想化解读和真心呵护,又在客观上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和新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孔子的文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观念,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那么孔子的文学思想在当下能给我们什么启发?能否从中借鉴一些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用的东西呢?

二、当代文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观念陈旧。由于长期缺乏文学理论,人们对于“文学教育”的观念显得比较陈旧。有人认为文学教育就是文学教学;或是认为,文学教育就是文学的教育功能。这些观念是陈旧和片面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教育的本来面貌,束缚了文学教育的实施和发展。

2.缺乏理论。过去由于对文学教育的研究不够重视,只有在大学的“文学概论”教材中,才会有一节是谈文学教育功能的,除此之外,很难看到关于“文学教育”的专门系统的理论研究。无论是“主体论”体系的文学概论教材,还是“活动论”体系的文学概论教材,几乎都回避了文学的教育功能,而只谈论文学的审美功能。

3.重视不够。虽然有些院校已经开设了文学课程,还有学分方面的一些要求。但就国家方面对学校的要求而言,没有像“两课”那样的硬性规定,没有英语四六级那样的全国性统一考试,所以学校重视的力度远不及思政、外语等学科,这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热情,也导致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应付了事,难以收到好的效果。#p#分页标题#e#

4.模式老化。大学文学课程应该是鉴赏研究课,启发创新思维课,人文精神传承课。但由于受到科技教育的强烈影响,文学教育仅限于知识层面的传授,却不能把文学内容与现代文化思想以及学生的实际衔接起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采用传统的讲授法,缺乏对学生的引导和启发,受教育者对蕴涵在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难以体会和认同,文学教育无法达到传承人文精神的作用。

三、孔子文学思想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启示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对文学教育的认识已远远超越了审美意义的范畴。虽然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它仍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一份珍贵遗产,对当代的文学教育的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当代文学教育要实现终身化。终身教育可以使人获得、更新和提升知识、技巧和态度的改变,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仅凭《诗》《书》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就基本实现了文学教育终身化。原因就是孔子把握住了文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对文学“悟”的能力以及“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能力的培养,最终实现了学生自学机制的培养。文学教育的终身化是与文学对人的精神特殊需求而提供的满足、滋养的特性不可分的,它既是人的“文明素质”的重要构成因素,又是人的“创新素质”和“文明素质”“精神素质”不断生长的需要和土壤。

2.当代文学教育要体现人文化。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兴、观、群、怨”,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伦理作用、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文学教育既是一种审美教育,也是一种知识教育,更是一种人文教育。我们对文学教育关于人文素养的认识,绝不是对“兴、观、群、怨”的反叛,而是在继承孔子“兴、观、群、怨”的文学观的基础上,强调灌注人文精神。我们必须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塑造健康的文化人格的高度,从提高国民素质的高度认识文学教育,这样,我们才会创造性地进行文学欣赏课的教学改革,并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从而使文学教育达到人与文化双重建构的目的。

3.当代文学教育要注重个性化。文学教育只有把学生置于这种价值世界中,让学生去寻觅、体悟、创造出自我的生活的真意和诗意,这才是文学教育的美学蕴涵。而当前很多文学教师总习惯于把文学作品沦为理论的工具,学生的文学阅读也被束缚在理论中,文学情感逐渐流失。在学习个性化问题上,孔子给我们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开放式教学法,即提问式、讨论式教学法。文学教学首先应该建立在学生的文本体验的基础上,然后教师再给学生解惑,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讨论,即所谓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把学习的主动权归还给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才能实现。

孔子教育论文篇5

一、孔子的体育实践观

先秦时期，一般情况下，对“士”的要求是文武双全，那时的士人也的确多是能文能武。孔子也不例外，孔子是一位身材高大、勇猛有力的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古代的尺比现在的尺要短，周尺的一尺为现在公制19.91厘米，这样计算。孔子的身高约在1.80米以上。《左传》说：鲁襄公十五年，从诸侯之师攻入逼阳城，所悬城门突然放下，孔子举起城门，救出了诸侯之士。《吕氏春秋》也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具有这样的体格和气力，这和他经常从事体育锻炼是分不开的。孔子喜好多种强身活动，射、御造诣尤深。《礼记・射义》谓“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足见他射技高明，因而吸引了如此多的观众。《论语・子罕》中有一段孔子自谦的话：“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什么呀?赶马车呢，还是当射箭手呢?我赶马车吧!)因此，他擅长御车也自不待言。除了射、御之外，孔子也爱好打猎和垂钓活动，曲阜孔庙刻画《圣迹图》中就有他参加猎郊的记叙：“孔子仕鲁，鲁人猎郊，孔子亦猎郊。”在《论语・述而篇》中也载有关于孔子垂钓、射鸟的轶事。孔子还常常和他的弟子们一起进行野游和登山活动，并在郊游和登山过程中，边讲学边议论，边观赏大自然的风光。《论语・颜渊》就有孔子和他的弟子樊迟“游于舞雩之下”的记载。《孟子》中也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记载。另外，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尽管如此，他仍享年七十二岁，这在当时，可谓高寿。因此，无论是他的体力还是寿命都足以表明孔子在各项健身活动中受益匪浅。孔子及其弟子的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先秦儒家的体育思想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新形象，这种儒者风范与后来儒家“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截然不同的。

二、孔子体育教育观

孔子的体育思想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教育史上，他是第一位提倡体育的教育家。他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思想实际上包含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因素。“君子以器”(《论语・为教》)，是讲孔子要求弟子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而不能只拥有一才一艺。《论语集注》中是这样解释的：“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论语中也曾记载：有一次子贡想询问一下孔予对他的看法，孔子说：“女，器也。”子贡问：“何器也?”孔子说：“瑚琏也。”《论语・公冶长》)“瑚琏”是寺庙盛黍稷之器，贵重而华美，但仍未达到不器。“六艺”，即礼、乐、书、数、射、御。“御”，也就是驾车。射、御是孔子“六艺”教育的重要伪容，是孔子全面发展教育的体育内容。“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这当中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体力活动及行为规范等。孔子以“六艺”、“四教”为教学内容。来实现他“君子不器”的教育思想。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当然，孔子教学生射、御，原则上不是主张武力战争，不是让学生学会打仗的本领。射和御有信礼的成分和内容，但就其活动的本质来说，它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目的是提高练习者的身体机能，具有了现代体育的雏形。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习礼”作为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冠礼、婚礼、相见礼、饮酒礼和射礼。学生在学礼的时候，不仅要闻其道，重要的是践其行。在习练各种礼仪活动中，“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王守仁《教约》)。特别是在习练射礼时，学生们要操弓射箭，这也含有习武的意义。正如《礼仪》中所说：“礼者也，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概括性地列举了四人各具所长，认为兼备了这四个人的长处，就算得“成人”了。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艺，就是体育教育的内容。

三、孔子体育道德观

在孔子看来，培养人才要注意仁、知、勇三个方面。“仁”是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属于德育的范畴；“知”是文化方面的要求，属于智育的范畴；至于“勇”则基本上属于体育的范畴。“勇”主要是指勇敢的意思，但也包括了勇敢的行为和技能。在《论语》中有九处讲到“勇”。“勇者不惧”、“仁者必有勇”，这里的“勇”主要是指“见义勇为”的勇敢精神。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健壮的身体，掌握当时所盛行的射、御等体育技能。从孔子的得意门生七十二人来看，子张、公良孺等都是精通武艺的勇士。儒家教育这种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实际上是将社会的改良与国家的稳定依托于人素质的提高，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是等量齐观的，“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礼是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体育活动也不例外，无论是射是御，都必须中礼。其中射礼分为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等。御礼中对车的大小、马匹数量皆有规定。各等级之间不能互相逾礼，如果礼乱了，“艺”将有害于“仁”，有害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礼”在“艺”与“仁”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孔子将礼引人体育运动中，一方面，促进了体育在全民中发挥全面教育的作用。由于礼居于竞技比赛的主导地位，就改变了人们对竞技目的的认识。因为把竞技当做习礼的过程，从而竞技运动不再具有残酷的色彩，吸引着人们自觉投入到体

育运动中来。通过礼的引导，使一种少数人从事的竞技运动变成了多数人喜爱的体育运动。另一方面。使运动的参与者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点到为止，“礼”在“艺”先。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是可贵的体育道德观。此外，孔子对于一个国家要重视武力，在民众中提倡练习也有论述。他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却戎矣”。充分肯定了有勇者在社会上能起重要作用，强调了武事教育的重要性，表明他对武勇的提倡和推崇。孔子教育中的“礼”，一方面显示了孔子的体育道德观，另一方面是指具体的礼仪。如：“君臣长幼之序”的礼射、“讲论才艺之礼”之投壶、“习兵之礼”的田猎等，都含有体育教育因素。

“文之以礼乐”是说这四种素质要受礼乐的规范。在

四、快乐体育观

孔子弟子七十二贤者之一的曾子(曾参)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明确表示修身既是治国、齐家的前提，又是治国、齐家的根本。也就是说，“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把修、齐、治、平作为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来认识，这也正是诱发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在宣扬“济世安邦”的同时，又总是潜心于养生文化研究和实践的原因所在。休逸养生，也是孔子正心养性的一种方式，即今之快乐体育。

《论语・述而篇》说：“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认为，学习的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憩于六艺之中。《史记・学记》中说：“大学之教也……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处的艺，是指“六艺”，所谓“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是说如果不提倡含有文体娱乐的“六艺”，就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中的乐趣，以至不能胜任学习而无法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孔子用《诗经》来激励志气，用礼作为行为规范的立足点，用音乐陶冶性情，以完成人格修养。这些都含有体育教育的因素。“六艺”中的“乐”，有两层含义，《史记・乐记》论述“乐舞”作用时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养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战国晚期的荀子，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礼乐教育。他认为礼乐教化具有“人人之深，化人也速”的巨大感染力，它可起到“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重大作用。

孔子明确指出“仁者寿”、“德润身”，认为只有讲道德的人，才能精神内守心宽体胖，得以高寿。也就是说，施善则神安，神安则延寿。反之，行恶则心恐，心恐则损寿。所以在儒家经世致用的处世哲学中，把修身这个含有体育教育因素的概念放在安身立命的首要位置。

孔子身为三千弟子的师表，不仅学识渊博，亦善休逸养生。孔子通过钓鱼打猎、射、御、登山活动，结合动、静的娱乐活动方式，以畅娱性情，活动肢体，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获取精神营养，以达到正心养性和益身延年之目的。孔子也非常重视“乐”对人的教化作用。他说“移风易俗，奠善于乐”。他本人对乐就达到了非常痴迷的程度：“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总之，孔子和乐体育总目标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使之达到体育自立。具体目标则是根据孔子六艺结合现行教育方针提出的礼、乐、知、能、健、行的新六艺。

孔子教育论文篇6

春秋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微，“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孔子倾毕生精力，力图恢复周礼这一基于血亲伦理的宗法等级制度，这一政治取向深刻影响了他的教育观。孔子的问对较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讨论，大多老师讲，弟子听，间或弟子恭敬地提问。老师简要地回答，基本上一两个来回便解决问题，教学过程也就结束了。孔子常常以直接作结论的方式施教，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但实际上却扮演了一个全知全能的人。孔子亦以周公的传人自命，“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论语・子罕》)。巩固旧的权威，确立新的权威。以一人之思想为天下人之思想。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此一流弊恐非孔子之所愿，但他却是始作俑者，而这一切都出于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

苏格拉底生活于雅典的民主制时期。城邦领袖依靠民主选举而非世袭。由此，个体的从政能力便显得十分重要。雅典教育中的“三艺”(文法、辩证法、修辞学)便是与此相适应的。出于表达政见、扩大影响力的需要，古希腊雄辩术盛行，至古罗马时期，培养雄辩家已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了。苏格拉底的问对与孔子相比显得极其冗长。他在问对过程中，不断地与对方进行讨论。显得相当繁琐、唆、沉闷，远不如孔子启发方法简练、明确，且警句连篇。实质上。苏格拉底方法重视过程，他并不以知识教人，而是教人如何获得知识。教人“思想”而非教人“信仰”，这也反映出古希腊与先秦时期政治的差异，

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政治与道德准则是接受而非讨论的对象，是信仰而非研究的对象。教育所要做的不是探究知识本身，而是如何将圣贤传给我们的知识(核心是道德知识)落实到实践。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重行而轻言，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巧言令色鲜于仁”(《论语・学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孔子教育的重心与兴趣并不在思维的明晰与知识的系统上，而在于个人日常之所行。这也是孔子启发方法之所以简练的深层文化原因。

西方文化具有十分明显的“知性”特征。苏格拉底的思想虽与智者派迥异，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是共通的，即都注重思维的严密性与逻辑性。苏格拉底的启发方法通过层层设问帮助对方理清思路。从而使其得到新知或认识到自己原有知识的谬误，进而激发自己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之相较，孔子所教的知识多为直觉感悟式的，主要来自经验而非思辨，因此。孔子教学常常是走到哪儿便教到哪儿，体悟到一句就教一句，绝少苏格拉底式的长篇大论。如果说，在不断的层层诘问中体现出来的逻辑与思辨的光辉，是苏格拉底启发方法的魅力所在，那么，学生由于长期与孔子共同生活所萌生的对其人格的敬仰与情感上的依赖，则是孔子启发方法成功的基础。思想与人格魅力之分野，不仅是孔子与苏格拉底个人的区别，也是两种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使然。

教育是培养人的。因此。每个教育家都不可避免地要论及人性。孔子并未对人性作明确的表述，只是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但他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下愚是不需要教育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孔子的人性观模糊、复杂而又充满矛盾，这为后人提供了非常大的阐发空间。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为圣人，包括尧、舜等上古帝王及周公，但圣人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孔子的教育对象主要是“中人”这一层次。在人性观上，孔子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在教育问题上。孔子强调启发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愤”和“悱”。如果“不愤”、“不悱”，不能举一反三，“则不复也”。“愤”和“悱”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其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一定的知识积累，第二个前提则是主动的学习态度。

苏格拉底的人性观则显得更为彻底和纯粹。他认为人生来灵魂中就蕴含着真理，只是为后天所蒙蔽，通过启发可以让真理呈现，因而智慧不是认识自然，而是“认识你自己”。这种认为人生来便有真理的种子的观点，被其学生柏拉图阐发为“回忆”说，柏拉图认为“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学习不过只是回忆而已”。苏格拉底的人性观与孔子不同，却与孟子相近，尤其与中国的禅宗有异曲同工之妙。既然真理就存在于人的心中。那么教育者就不需要像孔子一样强调“学思结合”，只注重“思”。即运用逻辑理清思路就可以了。与孔子进行教育时所持的现实与沉静的心态不同，苏格拉底是带着近乎宗教般的热情来从事教育活动的。他自诩为雅典的“牛虻”，以自己的“产婆术”来保持雅典思想的活力。而这种理想化的教育理念的现实结果，却常常由于对方缺乏一定的知识储备，使对话沦为智者式的诡辩。

孔子教育论文篇7

关 键 词：孔子音乐教育思想　礼乐教育　和谐社会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从整体上讲就是礼乐教育思想，成为后来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主体，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成为历代统治者施行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伴随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孔子的礼乐教育思想虽然束缚了音乐的发展，限制了音乐创作与实践的自由，但作为教育系统性的反映，却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思想是以培养人的理想人格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孔子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情欲、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

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董子竹《〈论语〉正裁》[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修海林 罗小平 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9年版。

[3]蔡仲德 中国音乐美学史稿[M].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8年版。

[4]《国语》[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孔子教育论文篇8

关键词: 孔子 办学思想教学理论 素质教育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兴办私学的先驱。他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仍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一、办学思想

春秋以后,由“学在官府”而走向“学下庶人”的文化下移时代,即孔子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在他“而立”之年开始创办私学。

(一)办学作用。

《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由仆。子曰:‘庶矣哉!’冉由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即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若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走“庶―富―教”的发展道路,即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化活动。有人认为,治理国家只要依靠政令、刑律就万事大吉了,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能够做到“有耻且格”。因此,教育教化比政令、刑律更重要,更有效。春秋末年,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苛政酷刑和武力征讨,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官学荒废、文教不兴,此时提出并强调教育的作用,抬高教育的地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育人目的。

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人的本性是接近的,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之产生了差异。孔子提出“为政在人”、“举贤才”的主张,子夏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来准确概括孔子的教育目的,尽管对这句话的解释分歧不小,但将学习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则是毋庸置疑的。做官的人应该是受过教育并继续加强学习的人,学习成绩优异的人应该授予一定的官职。教育就是要培养治国安邦的贤能之士。

(三)教育对象。

孔子将“有教无类”确定为办学方针,无疑是对当时“氏以别贵贱,氏以别智愚”的宗法观念的有力冲击,以实际行动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据朱彝尊《孔子弟子考》统计,孔门弟子遍布鲁、齐、卫、晋、蔡、秦、宋、薛、吴、楚等,人数众多,成分复杂,既有鲁国权势贵族之子孟懿子,又有“贫且贱”的颜渊、仲弓;既有“家累千金,结驷连骑”的子贡,又有曾为大盗的颜涿聚、“缧绁之中”的罪犯公冶长。这种不分华夷、无论贵贱、广收学徒的做法,满足了社会的需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也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教育家宽广的胸怀。

二、教学内容

孔子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和设想,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教学蓝本,并不断加以修订和完善。

(一)重视道德教育。

孔子特别重视学生思想品格和伦理道德教育,并将其放在首要地位,一般文化知识的学习均服从道德教育的统领。《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与操行、道德、礼义有关的内容占了很大一部分,同篇中又说:“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关于这一点,《学而》篇中讲得更明确:“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弟子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在外要敬重兄长,说话要谨慎、诚实,广泛地友爱大众,亲近仁德之人,做到这些之后,有多余的力量,再来学习文化知识。这就是今天素质教育所提倡的“育才先育人,育人先育德,育德先育魂”的渊源。

(二)体现学以致用。

除了强调道德教育的核心地位外,孔子也不忽视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他将这三方面看成是社会需要、人格形成、素质提高的有机统一体。为更好地配合和满足教学需要,明确体现“学以致用”的主导思想,孔子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胆改革、创新。据记载,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史记》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编成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况且“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孔子还对《礼》、《乐》、《易》、《春秋》等文献进行过整理和阐释。这表明,孔子十分重视使学生获得多方面的知识、经受多方面的锻炼,与商周时代的教学内容相比,更加丰富和充实,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加贴切和紧密。

三、教学方法

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不仅是教师教的过程,而且是学生学的过程,教学的质量最终取决于学生掌握的程度。因此,他始终把研究如何教的问题建立在研究学生如何学的基础之上。

(一)师生平等,一视同仁。

孔子在教学中推行“仁者爱人”的基本思想,对每一位学生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他十分重视“师生平等”的教学原则,经常通过自己的认真观察,与学生展开讨论,从而解决问题。他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他经常采用辩论的方式,开创平等自由的学术研讨环境,鼓励学生们对他的讲学提出疑问或不同意见,他认为在老师面前总是无违于师、唯唯诺诺是“愚”的表现,应当“当仁不让于师”。子路性格直率,言语鲁莽,甚至顶撞老师,孔子总是宽容他,原谅他。孔子对学生的热爱,赢得了学生的信赖和尊敬,师生之间相互切磋,感情亲密无间,真正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二)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是“启发式”教学的首创者,他在《论语・述而》中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一三隅反,则不复也。”“愤”即是学生对于某个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想解决这一问题,弄懂其中的道理。这时,老师要抓住时机,指导学生打开思路。“悱”即是学生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但又比较模糊,不知道该怎样将其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状态。这时,老师要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懂概念,规范语言,将其顺利表达出来。这样一来,学生就养成了良好的思维习惯,就能够“举一反三”,否则,就不要继续教他了。此外,孔子还采用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以己推人、取譬喻义、学思并重、由博返约等多种诱导方式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三)不拘一格,因材施教。

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如此高质量的教学效果,得益于他掌握了解决教学中统一要求与个别差异相矛盾的方法。“因材施教”是宋代朱熹对孔子教学经验的经典概括。孔子非常注意观察学生,对所有学生可谓了如指掌,他曾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唁。”“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学生同样问孝、问仁、问政,他的回答往往因人而异,繁简不同。在子路与冉由探讨“闻斯行诸?”同样问题时,他的回答竟然迥然不同,他的解释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原来是一位好勇斗狠的无业游民,见到孔子态度粗野,但孔子总是避其锋芒,谆谆诱导,以礼相待,宽大为怀,终使子路幡然悔悟,从师于他。可见,学生千差万别,教师应该胸中有数,既不能拾优弃劣,又不能良莠不分,最好是因材施教,统筹兼顾。

尽管孔子的教育教学理论中还有瑕疵,我们还是应当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结合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孔子教育论文篇9

关键词：孔子的教育理念；方法；德育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一生大部分光阴课徒讲学，以他超群的智慧与不凡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民族历史中“至圣先师”的地位。今天，我们回顾审视孔子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方法，仍然可感受到它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人格塑造提升与知识传授讲解结合的教育理念

孔子作为教育家，他事业的着眼点，不是孤立地向受众讲解一些知识点，而是将知识学问的传授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开展人生观导向教育，讲解如何做人这一人生大课题。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以仁为核心的。据当代注释《论语》的杨伯峻先生统计，一部《论语》提及“仁”这一概念有一百零九次之多。《论语述而篇》记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话中提及的前三者是关于教育人的思想原则，而艺则包括古人要掌握的礼、乐、射、御、书和数，它带有教习操作性质，近乎我们今日所说的应试教育。在六艺学习的耳濡目染中，要有道、德、仁作为前提条件，并使学生有所意识和感悟。

孔门弟子曾多次向老师请教何者为仁。《论语颜渊篇》中有多处记载——(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2)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孔子这些阐述，都表明仁爱学说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且有多层次的内涵，并以自我约束为指归，带有一定的政治伦理色彩，并非大而无当者。因而可给弟子们以深层次的启发教益。颜渊、仲弓听后皆恭敬地表示“请事斯语”。

孔子并不脱离时代需求关门办学，他一生中有十多年的时间周游列国，不辞劳苦地向各国统治者阐述自己儒学的社会意义。在游历过程中不止一次发生偶然事件与不测，孔子皆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表现出他坚定的人生意志和操守，给弟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孔子到宋国，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桓﨎要杀孔子，气势汹汹要拔其树。孔子无所畏惧，自信而坦荡地说：“天生德于予，桓﨎其如予何?”后来路经匡地，匡人误以为孔子是阳货而拘之，孔子亦表明了类似的态度。犹如他自己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种偶发事例的处理化解所产生的人格教育效应要远胜于静态封闭的课堂说教。孔子为人师表，他是以复杂的时代环境为教学背景而教导学生的，排斥了苍白无力空洞的说教。

《论语子罕篇》有这样的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大自然之生生不息，引起了孔子的无限遐思，他认识到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永无止息。人在有涯的生命中要有所作为，以体现生命之价值意义，就一定要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反映出儒学为人称道的积极进取精神。人生离开了坚定不移的信念导航，只能随波逐流，不知所之。《论语子路篇》中记载：“子曰：‘刚、毅、木、讷近于仁。’”孔子关于仁爱的论述，历来为志士仁人所重视，杀身成仁、求仁得仁、当仁不让等名言为人们乐于引用，成为激励自我进取、开拓人生的警言。

由于孔子教育理念中包含丰富而又有人生指导意义的内容，对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孔子深得弟子的敬重。《论语子罕篇》记载了颜回对孔子的景仰之情——颜回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景行行之，高山仰止。孔子胸襟之博大丰美，由其私淑弟子之钦佩可见一斑。儒家学说的继承者亚圣孟轲以未得孔子亲炙而深以为憾。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专撰《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以传后世，并浩叹：“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BF]毛泽东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加以研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一个民族要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前人的思想要批判地加以继承，要古为今用。

二、因材施教与鼓励欣赏结合的育人风范

孔子开门办学有教无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未诲焉”(《论语述而》)。受教的弟子年龄不限，有的小于他几十岁，有的如子路仅小于他九岁。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说，其中颜回、子路与子贡深得孔子喜爱。在《论语》20个篇次中，分别有五、十二、十三与十四以弟子之名名篇，即《公冶长》、《颜渊》、《子路》与《宪问》，由此可见弟子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

孔子作为杰出的教育家，注意到了人的智商的差别，人有一定的可塑性，可后天用知识熏陶感化。而教育园地的耕耘历来又有广种薄收的特点，不能漠视人天资禀赋的客观区别而任意行事，否则事倍功半。孔子深谙他众多弟子不同的天资与性格差别，充分细致考虑每个学生的特点，在引导他们学习祖国文化的过程中，如园艺师精心修枝整枝顺应自然一样，使之体现个性化成长，可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独当一面。孔子于50岁左右时所教的学生数达到鼎盛。诸多弟子中颜回最得孔子的喜爱。一部《论语》有20处语录述及颜回的方方面面。孔子在颜回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深厚的师生情谊甚至超过了骨肉之亲。孔子有儿名鲤，整部《论语》仅两处提及之，也只是孔子过问他研读《诗经》的情况。孔子对颜回之爱，也是建立于颜回有较好的道德品质基础之上的。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记载了颜回的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孔子闻噩耗竟至大恸，而亲生儿子孔鲤早逝，却未见孔子痛彻肺腑。

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拔苗助长。教学相长，学生接受知识的反应如何可促使老师思考方法是否得当。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之中深有体会地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这说明受教育者对知识的消耗理解是有待时日的，悟性高者则过程相对短一些。颜回接受孔子之耳提面命，但要真正融会贯通，却需自己静下心来认真琢磨，才可能有切实的理解与进一步的运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教育成果的期待不可能太过急，一口吃不成胖子。孔子在实践中概括出的带有共性的教育认知规律，足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说明他注意到知识的积累和认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须一定的火候，须恰到好处的点拨。孔子民主平等待人，对学生持鼓励欣赏的态度，这在《论语》中两次描述他请颜回、曾皙等弟子各言其志中可以体会到。孟子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孔子点到即止的教育方法亦富于幽默机智与生活乐趣。曾皙说自己人生理想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闻之喟然而首肯，表现了他历经磨难而愈显淡然融和的心态。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在《论语雍也》中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样的阐述都说明孔子体会到教育工作任重道远，要尊重教育规律，实事求是，方能收到满意的育人效果。

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成为行教之万世师表，也绝非偶然。由孔子相关的自述及弟子们对他的评价，亦可得到珍贵的启示。孔子三岁就丧父，由母亲抚养。他于晚年总结人生，说过一段耐人寻味、流传甚广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又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的学而不厌、韦编三绝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是很感人的。

孔子席不暇暖，为社会大同为仁爱正义理想不遗余力，四处奔忙，在当时就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论语子张》记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这也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佐证。说明孔子在整理古代文化的过程中，以他非凡的智慧与毅力，赢得了驰誉全球的思想家之殊荣。孔子虚怀若谷，谦和进取，学习和实践使他不断深刻认识自然，理解人生社会，树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为继往开来的志士仁人报效国家民族，创建和谐社会奠定了道德伦理规范的哲学思想基础。

孔子去世后，弟子主动为他筑庐守墓三年，子贡更是待同窗挚友星散后又为孔子再守墓三年。王公卿相到曲阜要拜谒孔庙再去就仕上任。孔子崇高之大家风范可谓感人深矣。如此尊师之佳话流传，在中外教育史上旷古少闻。

孔子教育论文篇10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Www.133229.CoM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

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

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2.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