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范文10篇

孔子学说范文篇1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孔子学说范文篇2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半部《论语》治天下”：“儒术治国”留下的失败记录

孔子死后颇受恩宠，与他生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他首先被鲁哀公诔之为尼父，汉武帝将孔儒定为一尊，司马迁作《史记》以“世家”许之，与王者并列；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孔子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英宗还特意加封孔裔为衍圣公……。自汉以后不分夷夏，凡入主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尊崇孔子，并且抬到吓人的高度。一黄土，一冢枯骨，何以能亨有“素王”之尊？我们可从孔子理论体系与帝王利益关糸中找到因由。

孔子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又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孔子主张帝王唯我独尊，亨有至高无上特权，这与韩非子主张帝王树立绝对权威有惊人相似之处。孔子维护封建帝王最根本的绝对利益，理所当然会受到封建帝王们的尊崇。孔子传人孟子仅说了句“民为贵，君为轻”，就被朱元璋撵出了孔庙，若稍有不合帝王心意就会落得这般下场。《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为封建帝王们设计的一套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政治制度，如果等级名分错位就不合孔子所规定的“礼”。而“礼”是无所不包的，如制度、仪式、婚丧、风俗等等都包涵有等级名分。凡不合“礼”处就要“正名”，何谓“正名”？何晏《集解》释为“正百事之名”，即在方方面面都要维护帝王专制统治的政治秩序，这是颇合帝王心意的。再则是孔子很善于为尊者讳。《史记*孔子世家》：“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历史真相是：晋文公欲会诸侯讨卫、许，担心诸侯不奉命，于是便召来周襄王，以天子名义会诸侯，史称“践上之会”。孔子在编《春秋》时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闹剧曲讳为周天子“巡狩”，保全了周王的面子。孔子很会揣摩帝王心理，如何不受帝王尊崇呢！如果说孔子身后的显赫是帝王们感情上接受了孔子的话，那么，叔孙通说的“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则是帝王们逻辑地接受了孔子儒学。孔子教他们以“儒术治国”，可保持独裁专制统治，一家天下可代代相传。

儒术治国的形象说法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鹤林玉露》卷7）。此说始见于南宋，据称是北宋权臣赵普所言。然而，与其说是赵普之言，不如说是约定俗成之论，它认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基本实行的是儒术治国。那么以“儒术治国”的各代王朝是否国运亨通呢？

汉武帝虽“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仅还仃留在口头提倡上，并未认真实行。如所用之臣或是文法酷吏如张汤、杜周之流，或以经术润饰吏事如董仲舒、公孙弘之辈，绝非纯儒。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正试确立了儒术治国，其时社会危机四伏，儒术治国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儒术治国是救世良方吗？汉章帝至汉灭国仅144年，其后几个统一王朝，晋为154年，隋101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08年，明276年，清267年。儒术治国何曾园过帝王们的家天下传之万世的美梦！尽管孔子设计了一套封建社会的乌托邦蓝图，以“仁”、“中和”、“孝”等政治设计限制帝王们的权力于一个“度”内，这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呓语。历史上一些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只是鉴于前朝的颠覆所有所收敛而已，他们给人民一点好处就大力宣扬，而榨取人民时却不露痕迹。这便是《管子》中为他们总结出的一套“仁政”-----“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恰恰证明了孔子设计的那套“自我调节机制”只徒具文字意义，对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无约束力。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儒术治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

儒术治国使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保守落后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因此，所形成的历史惰性，使任何改革、那怕是改良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如王安石、张居正以及戊戍变法等等。马克思曾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然而出自中国的这三项伟大发明，并未率先将中国由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社会，倒是将火药普及为焰火炮竹，罗盘成为风水先生的法器，而印刷术普及后，结伴而至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

“半部《论语》治天下”究竟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部廾五史足以为世昭鉴！

孔子儒学薰陶下的中国国民精神

孔子儒学是在周鲁文化孕育下生长出来的，鲁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曹刿论战》中可窥见一斑。

《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将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鲁国虽不乏象曹刿这样的俊杰之士，然而故事却反映了当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时，宗室权贵居然束手无策，而众多乡人则以“肉食者谋之”、事不关已的心态置国是而不理。二百年后孔子称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正是对乡人的那种不良心态的赞许和肯定吗！鲁人、甚至其后的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不良风尚的形成也是由来己久的，经孔子的误导，其影响的恶劣和严重后果，我们又岂能低估！当下许多中国国民对国运民生、改革大业的漠不关心，对诸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难道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误导造成的恶果吗！然而二千余年来孔子教诲下的国民又果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到“思不越位”吗？如其能按等级名位去思考去行事，历史上又何以会发生许多不在其位而夺其位的宫庭政变、或以血与火的手段让江山易主呢？又何以会有那么多的官吏极不安分，为加官晋爵或谄谀媚上曲邀恩宠，或卑身贱体卖身投靠…..。这与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岂不是相违悖的吗？又如孔子教导国民要“谋道不谋食”，可谓圣洁高蹈，然而国民们口中念着圣人教诲，私下里却放胆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换一个视野去看廾四史，“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有资格进入贪污史、奸佞传的国民，又有几人没有读过孔孟之书的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儒学哺育下的中国国民，己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吗？人格分裂又造成人性的虚伪，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孔子儒学中没有为中国人提供枳极的进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孔子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把国民的思想禁锢在等级名分的“礼”的范围内，使国民的思想思维得不到充分的伸展。中国长期的保守落后与孔子儒学的保守落后密切相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德国。德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科技、生产力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应归功于黑格尔、康德这些哲学家把德意志民族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哲学是能真正改变人的思维和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强盛的民族总有强盛的哲学，而强盛的哲学一定能滋养出强盛的民族！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积贫积弱、保守封闭，这也说明了孔子儒学不是“强盛的哲学”，它又怎能滋养出一个强盛的民族来呢！又怎能哺育出千千万万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强盛的个体呢！

孔子儒学在其伦理学说中为国民提供了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国民持这种认识论，每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国家政治本是极复杂的糸统，我们竟简单化为清官贪官、善政弊政等等；又将官僚队伍分为清流浊流，而正邪两方又水火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于是便形成朋党，互相对立，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也毒化污染了政治空气。这种认识论无视价值中立原则，不允许国民持中间立场，这势必使国民的思维容易情绪化、情感化，同时也造成说假话的风行。

孔子儒学曾为国民设定了一种理想人格，修齐治平是理想人格的实践和完成过程。如果按这种设定来教化、塑造我们的国民精神，二千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早已是谦谦君子了；那么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何以总是伴随着道德危机？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要伴随着艰难的道德重建呢？国民的伦理道德为什么竟脆弱得这样不堪一击呢？道德危机的周期性，难道不是孔子儒学在道德教化方面失败的记录吗！孔子儒学的伦理教化有很大的消积作用。孔儒以僵化落后甚至违反人性的规范束缚人的自由选择，造成个人自我意识的淡化和萎缩，使人的社会角色类型化，个人创造性受到压抑。长期的历史积淀，国民养成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人格，以及信仰、畏惧、依附权威的文化心态，养成了因循守旧、恪守传统、拒绝创新、随波逐流的内倾型民族性格。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创建儒学之始便摈弃了宗教崇拜，转向于对帝王的政治权力崇拜，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至今不衰的“官本位”文化观念。国民在“权力崇拜”的愚弄和鼓惑下，对权力的痴迷及对官位的追求己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不言自喻，权力和官位的背后是巨大的廉价财富和利益！孔子儒学主张以内省式的修身、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来塑造自我道德形象。道德的自我形象欲求导致国民重虚名而不务实际的行为特征，鲁迅先生称为是“面子”问题，而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对孔子儒学文化品格的虚伪性，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早有观察和认识。《庄子*外物》有“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揭露儒家“彬彬有礼”地掘墓碎尸，夺人珠宝，儒家人格分裂竟达如此！这篇小品对儒家标榜名义、欺世盗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语）的虚伪人格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人格的分裂必然导致人性的虚伪，它对国民、尤其是对官僚群体心灵和精神的毒害是十分严重的，造成了多少官吏夤缘投机、趋炎附势、媚狡谄伪、畏强凌弱、因循苟且，他们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旗帜下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说明孔子儒学不仅需要虚伪，而且不断地制造虚伪。当虚伪盛行时，社会上必然兴起伪善之风；伪善之风起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和世风衰败。

孔子学说范文篇3

具有周文化特色的鲁文化造就了孔子儒家学说

孔子原本是宋国子姓后裔，在他的远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别于公族，失去贵族身份后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从曾祖辈起便举家迁居鲁国。孔子生于鲁长于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鲁国度过的，鲁文化对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

周族完成翦商之大业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便在东方封建诸候“以藩屏周”。鲁国是姬姓贵族建立的宗亲方国，地处泰山之阳、汶泗沂沭之滨，较为封闭；国民以农为业，不事渔、商。封建鲁国不仅是为了大启疆宇、“为辅周室”，曲阜是商奄旧地，居住着文化较为先进的前朝遗民，就更需要加强对东夷诸族的镇抚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为鲁君，周公因辅佐成王并未就国，而是由其长子伯禽继承。于是鲁国成为周王室的人以控制这个地区。鲁立国之初，周王室的封赐极为丰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等，各种礼器典籍几乎应有尽有。《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鲁国享有天子器物服饰、奏天子礼乐的政治特权，鲁国虽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从分封之日起，鲁国就是个宗周文化的方国。“用即命于周，是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由此也就决定了鲁的治国方略是以推行周礼周俗为既定方针，伯禽对殷民实行“变其俗，革其礼”，正是这一治国方略的体现。久之成习，凡是必遵祖训和谨守周礼，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便铸就成了鲁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治国方略将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可以与鲁国同时分封的齐国作一比较。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半部《论语》治天下”：“儒术治国”留下的失败记录

孔子死后颇受恩宠，与他生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他首先被鲁哀公诔之为尼父，汉武帝将孔儒定为一尊，司马迁作《史记》以“世家”许之，与王者并列；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孔子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英宗还特意加封孔裔为衍圣公……。自汉以后不分夷夏，凡入主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尊崇孔子，并且抬到吓人的高度。一黄土，一冢枯骨，何以能亨有“素王”之尊？我们可从孔子理论体系与帝王利益关糸中找到因由。

孔子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又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孔子主张帝王唯我独尊，亨有至高无上特权，这与韩非子主张帝王树立绝对权威有惊人相似之处。孔子维护封建帝王最根本的绝对利益，理所当然会受到封建帝王们的尊崇。孔子传人孟子仅说了句“民为贵，君为轻”，就被朱元璋撵出了孔庙，若稍有不合帝王心意就会落得这般下场。《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为封建帝王们设计的一套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政治制度，如果等级名分错位就不合孔子所规定的“礼”。而“礼”是无所不包的，如制度、仪式、婚丧、风俗等等都包涵有等级名分。凡不合“礼”处就要“正名”，何谓“正名”？何晏《集解》释为“正百事之名”，即在方方面面都要维护帝王专制统治的政治秩序，这是颇合帝王心意的。再则是孔子很善于为尊者讳。《史记*孔子世家》：“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历史真相是：晋文公欲会诸侯讨卫、许，担心诸侯不奉命，于是便召来周襄王，以天子名义会诸侯，史称“践上之会”。孔子在编《春秋》时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闹剧曲讳为周天子“巡狩”，保全了周王的面子。孔子很会揣摩帝王心理，如何不受帝王尊崇呢！如果说孔子身后的显赫是帝王们感情上接受了孔子的话，那么，叔孙通说的“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则是帝王们逻辑地接受了孔子儒学。孔子教他们以“儒术治国”，可保持独裁专制统治，一家天下可代代相传。

儒术治国的形象说法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鹤林玉露》卷7）。此说始见于南宋，据称是北宋权臣赵普所言。然而，与其说是赵普之言，不如说是约定俗成之论，它认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基本实行的是儒术治国。那么以“儒术治国”的各代王朝是否国运亨通呢？

汉武帝虽“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仅还仃留在口头提倡上，并未认真实行。如所用之臣或是文法酷吏如张汤、杜周之流，或以经术润饰吏事如董仲舒、公孙弘之辈，绝非纯儒。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正试确立了儒术治国，其时社会危机四伏，儒术治国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儒术治国是救世良方吗？汉章帝至汉灭国仅144年，其后几个统一王朝，晋为154年，隋101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08年，明276年，清267年。儒术治国何曾园过帝王们的家天下传之万世的美梦！尽管孔子设计了一套封建社会的乌托邦蓝图，以“仁”、“中和”、“孝”等政治设计限制帝王们的权力于一个“度”内，这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呓语。历史上一些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只是鉴于前朝的颠覆所有所收敛而已，他们给人民一点好处就大力宣扬，而榨取人民时却不露痕迹。这便是《管子》中为他们总结出的一套“仁政”-----“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恰恰证明了孔子设计的那套“自我调节机制”只徒具文字意义，对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无约束力。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儒术治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

儒术治国使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保守落后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因此，所形成的历史惰性，使任何改革、那怕是改良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如王安石、张居正以及戊戍变法等等。马克思曾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然而出自中国的这三项伟大发明，并未率先将中国由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社会，倒是将火药普及为焰火炮竹，罗盘成为风水先生的法器，而印刷术普及后，结伴而至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

“半部《论语》治天下”究竟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部廾五史足以为世昭鉴！

孔子儒学薰陶下的中国国民精神

孔子儒学是在周鲁文化孕育下生长出来的，鲁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曹刿论战》中可窥见一斑。

《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将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鲁国虽不乏象曹刿这样的俊杰之士，然而故事却反映了当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时，宗室权贵居然束手无策，而众多乡人则以“肉食者谋之”、事不关已的心态置国是而不理。二百年后孔子称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正是对乡人的那种不良心态的赞许和肯定吗！鲁人、甚至其后的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不良风尚的形成也是由来己久的，经孔子的误导，其影响的恶劣和严重后果，我们又岂能低估！当下许多中国国民对国运民生、改革大业的漠不关心，对诸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难道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误导造成的恶果吗！然而二千余年来孔子教诲下的国民又果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到“思不越位”吗？如其能按等级名位去思考去行事，历史上又何以会发生许多不在其位而夺其位的宫庭政变、或以血与火的手段让江山易主呢？又何以会有那么多的官吏极不安分，为加官晋爵或谄谀媚上曲邀恩宠，或卑身贱体卖身投靠…..。这与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岂不是相违悖的吗？又如孔子教导国民要“谋道不谋食”，可谓圣洁高蹈，然而国民们口中念着圣人教诲，私下里却放胆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换一个视野去看廾四史，“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有资格进入贪污史、奸佞传的国民，又有几人没有读过孔孟之书的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儒学哺育下的中国国民，己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吗？人格分裂又造成人性的虚伪，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孔子儒学中没有为中国人提供枳极的进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孔子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把国民的思想禁锢在等级名分的“礼”的范围内，使国民的思想思维得不到充分的伸展。中国长期的保守落后与孔子儒学的保守落后密切相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德国。德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科技、生产力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应归功于黑格尔、康德这些哲学家把德意志民族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哲学是能真正改变人的思维和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强盛的民族总有强盛的哲学，而强盛的哲学一定能滋养出强盛的民族！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积贫积弱、保守封闭，这也说明了孔子儒学不是“强盛的哲学”，它又怎能滋养出一个强盛的民族来呢！又怎能哺育出千千万万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强盛的个体呢！

孔子儒学在其伦理学说中为国民提供了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国民持这种认识论，每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国家政治本是极复杂的糸统，我们竟简单化为清官贪官、善政弊政等等；又将官僚队伍分为清流浊流，而正邪两方又水火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于是便形成朋党，互相对立，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也毒化污染了政治空气。这种认识论无视价值中立原则，不允许国民持中间立场，这势必使国民的思维容易情绪化、情感化，同时也造成说假话的风行。

孔子儒学曾为国民设定了一种理想人格，修齐治平是理想人格的实践和完成过程。如果按这种设定来教化、塑造我们的国民精神，二千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早已是谦谦君子了；那么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何以总是伴随着道德危机？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要伴随着艰难的道德重建呢？国民的伦理道德为什么竟脆弱得这样不堪一击呢？道德危机的周期性，难道不是孔子儒学在道德教化方面失败的记录吗！孔子儒学的伦理教化有很大的消积作用。孔儒以僵化落后甚至违反人性的规范束缚人的自由选择，造成个人自我意识的淡化和萎缩，使人的社会角色类型化，个人创造性受到压抑。长期的历史积淀，国民养成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人格，以及信仰、畏惧、依附权威的文化心态，养成了因循守旧、恪守传统、拒绝创新、随波逐流的内倾型民族性格。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创建儒学之始便摈弃了宗教崇拜，转向于对帝王的政治权力崇拜，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至今不衰的“官本位”文化观念。国民在“权力崇拜”的愚弄和鼓惑下，对权力的痴迷及对官位的追求己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不言自喻，权力和官位的背后是巨大的廉价财富和利益！孔子儒学主张以内省式的修身、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来塑造自我道德形象。道德的自我形象欲求导致国民重虚名而不务实际的行为特征，鲁迅先生称为是“面子”问题，而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对孔子儒学文化品格的虚伪性，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早有观察和认识。《庄子*外物》有“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揭露儒家“彬彬有礼”地掘墓碎尸，夺人珠宝，儒家人格分裂竟达如此！这篇小品对儒家标榜名义、欺世盗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语）的虚伪人格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人格的分裂必然导致人性的虚伪，它对国民、尤其是对官僚群体心灵和精神的毒害是十分严重的，造成了多少官吏夤缘投机、趋炎附势、媚狡谄伪、畏强凌弱、因循苟且，他们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旗帜下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说明孔子儒学不仅需要虚伪，而且不断地制造虚伪。当虚伪盛行时，社会上必然兴起伪善之风；伪善之风起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和世风衰败。

孔子学说范文篇4

论文摘要：孔子的道德学说是构建在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遭到破坏、宗法等级制度逐级崩溃的社会变迁的基础上的;也是构建在礼治思潮兴起、人们重视社会秩序与社会规范重建的思想资源基础之上的。在具体的构建上,它以“仁”为核心,也包括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修养方法,由此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

孔子的道德学说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色,其道德学说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由孔子开始在中国思想史上才有了针对社会普通的个体成员的独立、系统的伦理道德理论。本文试图对孔子道德学说构建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春秋的社会变迁——社会基础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是孔子道德学说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春秋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社会经济方面。青铜和铁制农具逐渐运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使用。施肥、除草、中耕、灌溉等农业技术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如《论语·微子》中子路遇到的长沮、桀溺和荷丈人都是独自耕作的农民。《左传·僖公三十五年》记载的降为农民的原晋国大夫冀缺夫妇也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个体农民家庭生活的诗,如《王风·君子于役》、《郑风·女曰鸡鸣》等。在工商业领域世袭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出现了独立的私人手工业者和私商,象著名的工匠,如鲁国的公输般,郑国的大商人弦高,越国的范蠡,孔子的学生子贡等。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出现的大量脱离原有族属的个体家庭和个体劳动者,使宗法血缘关系遭到削弱,宗族组织开始瓦解,独立的个人意识开始出现。

2、政治上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遭到破坏。首先,是周天子作为姬姓大宗子的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由于不断的赏赐和诸侯争夺,王畿范围不断缩小,经济军事实力也不断下降。而郑、晋、齐、楚、秦等诸侯国的势力却不断上升,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他们越来越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很多诸侯不再向王室履行缴纳、贡赋、朝聘、会盟的义务。相反,诸侯动辄出兵讨伐周王,召唤周王去盟会。周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渐渐只具有象征意义。其次,大宗、小宗之间出现争夺与兼并。如晋国曲沃武公攻灭晋侯缗,而夺取了大宗子的地位。鲁国三桓以小宗控制鲁国公室大宗。另外,从西周末到春秋中期各诸侯国的异姓卿大夫宗族开始强大起来,也构成了对公室公族的严重威胁,如晋国的韩、赵、魏等大族,齐国的国、高、管、陈氏等。最后,嫡长子继承制开始遭到破坏。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在西周后期就遭到了来自周王的破坏。如周宣王强行立鲁武公庶子括,周幽王废嫡立庶。春秋时期,各国废嫡立庶的事件多了起来,如宋国宋宣公舍嫡长子与夷而立弟穆公;鲁惠公死时违背立嫡原则,由庶子隐公继位。上述宗法等级制度的破坏,使原有的社会调控机制逐渐失去效力,从周天子到各诸侯国君的权威不断遭到削弱,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至于“陪臣执国命”。宗族宗法制度出现了从上到下的逐级崩解。贵族集团以前那种简单的家长制和等级制的统治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政治形式了。

二、礼治思潮的兴起——思想资源

随着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开始遭到破坏、宗族宗法制度的逐级崩解,旧有的政治等级关系趋于瓦解,原有权威的丧失,依靠天然血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与此同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了脱离原有族属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个人的价值开始得到显现。统治者不能再把民仅仅当作臣民来保护,而必须要当作人来对待。旧有的天命鬼神观念和宗族血缘关系已不能很好的起到维系统治的作用了。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政治统治的重点就不再表现为强调权威的作用,而在于建立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在于统治方式的制度化,在于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在原有贵贱有序、尊卑有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春秋时代,人们倍感秩序的重要性,于是人们在既有的政治文化资源中重新发现了“礼”。春秋时期“礼”受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人们把“礼”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独立出来,从政治理论的高度论述礼的政治功能,以礼治国成为时人的共识。

春秋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一大变化即是礼治思潮的兴起,“礼”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了多数人的普遍认同,人们把礼上升到治国的根本大法的高度。《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卫国北宫文子言:“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国语·晋语四》曹负羁对曹伯言“礼以纪政,国之常也。”

与曹负羁的话相类似的是《左传》桓公二年载晋大夫师服所言:“夫名以治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杨伯峻注:“体为‘体用’之体,意谓礼为政治政法之骨干”,师服认为礼是政治统治的核心。与这种认识相类似的言论还有《左传》僖公十一年载周内史过言:“礼,国之干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太叔所云:“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定公十五年载子贡言:“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左传》中有大量的礼也非礼也的评判,人们把礼视为认识上的是非准则和品分人格高低的标准。人们往往根据各级贵族外在的礼仪、礼容判断其修养的高下及政治生命力的兴衰。《左传》闵公元年载,齐欲伐鲁,齐公问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这里仲孙湫即根据鲁国仍行周礼的情况判断其国势未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齐国庄子聘鲁时,臧文仲看到他“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便劝僖公结好齐国,因为“国子为政,齐犹有礼。”

《左传》定公十五年载邾隐公来朝见鲁定公,子贡即根据两国君的礼容对两君的政治命运做出了判断:“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病,君为主,其先亡乎!”《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年间,太宰文公及内史兴到晋国对晋文公行锡命礼,内史兴即根据晋文公在行礼过程中能严格按锡命礼的规定行事,告诉周襄王:“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在《国语》、《左传》中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是否有礼及行礼的好坏已成为反映各国兴衰的一支“晴雨表”。

春秋时期礼无所不在,在王权衰落,权威丧失,战乱频繁的动荡时代里,礼成为内政,外交及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突破礼的周旋揖让的形式来认识礼的政治功能和本体意义。《左传》昭公五年载:鲁侯去晋国,自郊劳至于赠贿,全无失礼之处。晋平公认为昭公“善于礼。”大夫女叔齐认为“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鲁国政权落入三桓手中,昭公无能为力;人民投到三家门下,不为公室效劳,昭公不知自己面临危难,却还利用与大国结盟去凌辱小国。昭公分不清“礼之本末”,“屑屑焉习仪以亟”是舍本求末。《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问:“敢问,何为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则实之。……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这里把礼提升到自然的秩序与规律的高度,并认为礼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这一点可参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国大夫北宫文子所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即在于对处于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的划分与行为的规范。

三、仁学思想——具体内容

春秋时期由于以宗法等级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秩序的破坏使得政治家们在理论上重视礼的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导致礼治思潮的兴起。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却并不理想,礼并没能建立和稳定起春秋时期的社会秩序。春秋时期恰恰是历史上社会运作最无秩序的时期之一,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一个尚利尚力,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政治家们企图用来稳定社会秩序的礼本身就具有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致命弱点,就算它是一套适应新的形势的新的制度,在这样一个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人的价值开始被发现的时代,仅靠外在的制度规范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效的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还要有个人内心的道德自律,要有道德的建设。

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孔子亲身体验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无序。孔子的时代宗法等级制的崩毁已经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地步。他自己生活的鲁国也已经是“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对于现实社会中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的社会无序现象,孔子非常的痛心疾首,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使社会恢复到往日的安宁秩序。要实现社会的有序,孔子所利用的手段是等级名分制即正名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僭礼不越位,在这一点上他与春秋时的政治家的认识并无二致。孔子比他以前的政治家高明的地方即在于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独立个人,人的意识开始觉醒的事实,也看到了单纯的外在规范的不足之处。他试图为礼的外在规范找到一个人们内在的心理情感依据,使外在的强制规范变为人们的内在的自觉认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一点在孔子对宰我问“三年之丧”的回答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把行“三年之丧”礼制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基于血缘的亲子之爱的情感需要,把礼的基础直接诉诸人的心理情感需要。从而对这种礼制的遵循就是一种自觉的需要而不是被迫的服从。孔子这种对礼的改造是相当深刻的。孔子更重视礼的精神实质,礼的情感基础。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认为,没有对礼的内在的心理情感的认同而只具有礼的外在的仪节形式,礼的生命力实际上已经丧失,这样的礼也是不能长久施行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为政》)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为政》)如果人们没有对礼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认同,没有内在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人们自然不会按照礼的规范行事。在继承西周时期“德”的思想和春秋时期礼的思想基础上,孔子创造性提出了“仁”的理论范畴,把“仁”作为“礼”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基础,试图通过人们内在的道德建设来实现对礼的自觉认同。“仁”作为一种最高的政治与道德理想而成为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

首先孔子“仁”的学说是针对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个人意识觉醒这一情况而提出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所谓爱人,是表示人我关系的一个及其广泛的哲学概念。凡是一切与人为善、利人成人的感情和行为,都可以说是“爱人”,都可以归之于“仁”。孔子向统治者提出必须将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看待,把社会成员当做独立的人去对待而不是仅仅当作自己的臣民当作毫无生存能力的“赤子”那样去保护。这就要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真正把社会成员当成平等独立的个人看待,在施行政令时就会以一种恭敬、虔诚、庄重、严肃、负责的态度对待人民,而不是漠视人民的权利和要求,真正做到如孔子所讲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子罕》)。

对统治者而言,“仁”就是要保民惠民给民以实际的好处,要轻徭、薄赋、省刑、庶、富、教,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统治者要行仁就必须“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统治者要怎样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认为这首先要从“亲亲”中去培养这种感情。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近指与自己最贴近的父母兄弟;譬,譬喻,“能近取譬”就是能以自己对父母兄弟的感情来理解我与一般人的关系。把自己爱父母兄弟的感情和行为施于其他人,那就可以做到“爱人”达到仁。孔子的仁首先从血缘家族内部做起,但又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极限。只有这样以血缘的亲情之爱推广开去,才能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在积极方面才能做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而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消极方面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它更是一个道德概念。孔子不仅仅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对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他更把目光投向了摆脱宗法血缘关系束缚而独立出来的个人。更强调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普通成员的道德修养,道德自律对维系社会安定秩序的重要作用。只有“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外在的制度规范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提出了针对普通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准则并大量论述了如何进行道德修养,这成为孔子“仁”的主要内容。孔子是“仁”、“礼”并举的,他看到了外在规范与内在自律不可偏废,但他却更重“仁”,“仁”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对礼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经作了充分的阐述了,而孔子所看到的正是当时大多数政治家都忽略掉的东西,也就需要他详细的加以说明了。

“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引孔子语)朱熹注《孟子》“仁也者,人也”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即“仁”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有的品德,这是孔子对“仁”的又一个基本的规定。“仁”是孔子为人所规定的各种道德品质的总称,是人所应具有的理想人格,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达到的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即表现为人格,健全的人格正是生命的精神价值的实现,在这里孔子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的意识。既然“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就是每个人都应努力去追求达到的东西,这样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就不是服从外在权威,外在律令的需要,而是作为人的一种类的意识的内在情感的需要。它直接服务和服从于人本身。孔子通过“仁”的概念释礼为仁,把外在的强制规范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需求,为原有的缰死的制度规定性的礼注入了新的活力。“仁”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孔子为社会中的个人规定了许多需要遵循的道德品质。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恭即庄重、谦逊,宽即宽厚、宽容,信即诚实、诚信,敏即勤敏,惠即施恩惠于别人。孔子把这几方面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并多次加以强调。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还说:“主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除了继续强调为人谦逊诚信外,孔子还特别强调了敬、忠。敬是指一种临事庄重、认真的态度,忠是指忠诚、忠实。孔子强调为人要宽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要不念旧恶“犯而不较”(《论语·泰伯》)。为人要讲诚信,孔子针对不讲诚信的社会现实曾经感慨地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除此以外孔子还讲“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讷也是孔子为人所规定的道德品质。刚是刚强,毅是果决、坚毅,木是质朴,讷是不轻易言语,这也是人们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好学善思也是良好的品德,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除此以外“仁”的道德品质还包括“直”、“智”、“义”、“勇”、“和”以及“温”、“良”、“俭”、“让”等内容。

那么怎么样才能具有和保持这些品德呢?孔子认为能否具有这些品德,关键在于个人的内心自觉与主观努力程度。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只要个人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加强道德自律,就能做到。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曾子也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孔子特别强调学习对于道德修养的意义,主张多闻和多见。他认为良好的道德品质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靠后天学习得来的。只有不断学习,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他的学生子夏曾经说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即广泛地占有知识,提高自我觉醒,坚定志向,对不懂的事情切实向人请教,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地进行周密思考,仁的精神境界主体现在这里面了。孔子要他的弟子们学文、学诗、学理、学道,其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仁,树立其行仁的自觉。

孔子重视自我修身和道德自律,是希望以此来培植人们的道德品质,使人们按所公认的道德规范行事,以此维护等级制的“礼”,恢复往日安定的社会秩序。不可否认孔子所要维护的礼已不再是原封不动的周礼,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加以合理的改革和解释后的礼。但它毕竟还是等级制的礼。孔子希望人们通过道德自律来自觉认同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地位,这显然脱离了当时的政治现实,但孔子却由此开创了先秦伦理道德文化。在此之前尚无一位思想家提出过全面的道德品质的内容,也没有人对如何培植道德进行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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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说范文篇5

具有周文化特色的鲁文化造就了孔子儒家学说

孔子原本是宋国子姓后裔，在他的远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别于公族，失去贵族身份后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从曾祖辈起便举家迁居鲁国。孔子生于鲁长于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鲁国度过的，鲁文化对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

周族完成翦商之大业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便在东方封建诸候“以藩屏周”。鲁国是姬姓贵族建立的宗亲方国，地处泰山之阳、汶泗沂沭之滨，较为封闭；国民以农为业，不事渔、商。封建鲁国不仅是为了大启疆宇、“为辅周室”，曲阜是商奄旧地，居住着文化较为先进的前朝遗民，就更需要加强对东夷诸族的镇抚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为鲁君，周公因辅佐成王并未就国，而是由其长子伯禽继承。于是鲁国成为周王室的人以控制这个地区。鲁立国之初，周王室的封赐极为丰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等，各种礼器典籍几乎应有尽有。《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鲁国享有天子器物服饰、奏天子礼乐的政治特权，鲁国虽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从分封之日起，鲁国就是个宗周文化的方国。“用即命于周，是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由此也就决定了鲁的治国方略是以推行周礼周俗为既定方针，伯禽对殷民实行“变其俗，革其礼”，正是这一治国方略的体现。久之成习，凡是必遵祖训和谨守周礼，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便铸就成了鲁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治国方略将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可以与鲁国同时分封的齐国作一比较。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半部《论语》治天下”：“儒术治国”留下的失败记录

孔子死后颇受恩宠，与他生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他首先被鲁哀公诔之为尼父，汉武帝将孔儒定为一尊，司马迁作《史记》以“世家”许之，与王者并列；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孔子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英宗还特意加封孔裔为衍圣公……。自汉以后不分夷夏，凡入主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尊崇孔子，并且抬到吓人的高度。一黄土，一冢枯骨，何以能亨有“素王”之尊？我们可从孔子理论体系与帝王利益关糸中找到因由。

孔子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又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孔子主张帝王唯我独尊，亨有至高无上特权，这与韩非子主张帝王树立绝对权威有惊人相似之处。孔子维护封建帝王最根本的绝对利益，理所当然会受到封建帝王们的尊崇。孔子传人孟子仅说了句“民为贵，君为轻”，就被朱元璋撵出了孔庙，若稍有不合帝王心意就会落得这般下场。《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为封建帝王们设计的一套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政治制度，如果等级名分错位就不合孔子所规定的“礼”。而“礼”是无所不包的，如制度、仪式、婚丧、风俗等等都包涵有等级名分。凡不合“礼”处就要“正名”，何谓“正名”？何晏《集解》释为“正百事之名”，即在方方面面都要维护帝王专制统治的政治秩序，这是颇合帝王心意的。再则是孔子很善于为尊者讳。《史记*孔子世家》：“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历史真相是：晋文公欲会诸侯讨卫、许，担心诸侯不奉命，于是便召来周襄王，以天子名义会诸侯，史称“践上之会”。孔子在编《春秋》时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闹剧曲讳为周天子“巡狩”，保全了周王的面子。孔子很会揣摩帝王心理，如何不受帝王尊崇呢！如果说孔子身后的显赫是帝王们感情上接受了孔子的话，那么，叔孙通说的“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则是帝王们逻辑地接受了孔子儒学。孔子教他们以“儒术治国”，可保持独裁专制统治，一家天下可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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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术治国的形象说法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鹤林玉露》卷7）。此说始见于南宋，据称是北宋权臣赵普所言。然而，与其说是赵普之言，不如说是约定俗成之论，它认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基本实行的是儒术治国。那么以“儒术治国”的各代王朝是否国运亨通呢？

汉武帝虽“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仅还仃留在口头提倡上，并未认真实行。如所用之臣或是文法酷吏如张汤、杜周之流，或以经术润饰吏事如董仲舒、公孙弘之辈，绝非纯儒。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正试确立了儒术治国，其时社会危机四伏，儒术治国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儒术治国是救世良方吗？汉章帝至汉灭国仅144年，其后几个统一王朝，晋为154年，隋101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08年，明276年，清267年。儒术治国何曾园过帝王们的家天下传之万世的美梦！尽管孔子设计了一套封建社会的乌托邦蓝图，以“仁”、“中和”、“孝”等政治设计限制帝王们的权力于一个“度”内，这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呓语。历史上一些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只是鉴于前朝的颠覆所有所收敛而已，他们给人民一点好处就大力宣扬，而榨取人民时却不露痕迹。这便是《管子》中为他们总结出的一套“仁政”-----“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恰恰证明了孔子设计的那套“自我调节机制”只徒具文字意义，对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无约束力。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儒术治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

儒术治国使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保守落后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因此，所形成的历史惰性，使任何改革、那怕是改良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如王安石、张居正以及戊戍变法等等。马克思曾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然而出自中国的这三项伟大发明，并未率先将中国由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社会，倒是将火药普及为焰火炮竹，罗盘成为风水先生的法器，而印刷术普及后，结伴而至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

“半部《论语》治天下”究竟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部廾五史足以为世昭鉴！

孔子儒学薰陶下的中国国民精神

孔子儒学是在周鲁文化孕育下生长出来的，鲁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曹刿论战》中可窥见一斑。

《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将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鲁国虽不乏象曹刿这样的俊杰之士，然而故事却反映了当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时，宗室权贵居然束手无策，而众多乡人则以“肉食者谋之”、事不关已的心态置国是而不理。二百年后孔子称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正是对乡人的那种不良心态的赞许和肯定吗！鲁人、甚至其后的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不良风尚的形成也是由来己久的，经孔子的误导，其影响的恶劣和严重后果，我们又岂能低估！当下许多中国国民对国运民生、改革大业的漠不关心，对诸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难道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误导造成的恶果吗！然而二千余年来孔子教诲下的国民又果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到“思不越位”吗？如其能按等级名位去思考去行事，历史上又何以会发生许多不在其位而夺其位的宫庭政变、或以血与火的手段让江山易主呢？又何以会有那么多的官吏极不安分，为加官晋爵或谄谀媚上曲邀恩宠，或卑身贱体卖身投靠…..。这与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岂不是相违悖的吗？又如孔子教导国民要“谋道不谋食”，可谓圣洁高蹈，然而国民们口中念着圣人教诲，私下里却放胆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换一个视野去看廾四史，“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有资格进入贪污史、奸佞传的国民，又有几人没有读过孔孟之书的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儒学哺育下的中国国民，己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吗？人格分裂又造成人性的虚伪，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孔子儒学中没有为中国人提供枳极的进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孔子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把国民的思想禁锢在等级名分的“礼”的范围内，使国民的思想思维得不到充分的伸展。中国长期的保守落后与孔子儒学的保守落后密切相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德国。德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科技、生产力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应归功于黑格尔、康德这些哲学家把德意志民族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哲学是能真正改变人的思维和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强盛的民族总有强盛的哲学，而强盛的哲学一定能滋养出强盛的民族！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积贫积弱、保守封闭，这也说明了孔子儒学不是“强盛的哲学”，它又怎能滋养出一个强盛的民族来呢！又怎能哺育出千千万万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强盛的个体呢！

孔子儒学在其伦理学说中为国民提供了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国民持这种认识论，每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国家政治本是极复杂的糸统，我们竟简单化为清官贪官、善政弊政等等；又将官僚队伍分为清流浊流，而正邪两方又水火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于是便形成朋党，互相对立，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也毒化污染了政治空气。这种认识论无视价值中立原则，不允许国民持中间立场，这势必使国民的思维容易情绪化、情感化，同时也造成说假话的风行。

孔子儒学曾为国民设定了一种理想人格，修齐治平是理想人格的实践和完成过程。如果按这种设定来教化、塑造我们的国民精神，二千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早已是谦谦君子了；那么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何以总是伴随着道德危机？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要伴随着艰难的道德重建呢？国民的伦理道德为什么竟脆弱得这样不堪一击呢？道德危机的周期性，难道不是孔子儒学在道德教化方面失败的记录吗！孔子儒学的伦理教化有很大的消积作用。孔儒以僵化落后甚至违反人性的规范束缚人的自由选择，造成个人自我意识的淡化和萎缩，使人的社会角色类型化，个人创造性受到压抑。长期的历史积淀，国民养成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人格，以及信仰、畏惧、依附权威的文化心态，养成了因循守旧、恪守传统、拒绝创新、随波逐流的内倾型民族性格。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创建儒学之始便摈弃了宗教崇拜，转向于对帝王的政治权力崇拜，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至今不衰的“官本位”文化观念。国民在“权力崇拜”的愚弄和鼓惑下，对权力的痴迷及对官位的追求己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不言自喻，权力和官位的背后是巨大的廉价财富和利益！孔子儒学主张以内省式的修身、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来塑造自我道德形象。道德的自我形象欲求导致国民重虚名而不务实际的行为特征，鲁迅先生称为是“面子”问题，而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对孔子儒学文化品格的虚伪性，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早有观察和认识。《庄子*外物》有“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揭露儒家“彬彬有礼”地掘墓碎尸，夺人珠宝，儒家人格分裂竟达如此！这篇小品对儒家标榜名义、欺世盗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语）的虚伪人格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人格的分裂必然导致人性的虚伪，它对国民、尤其是对官僚群体心灵和精神的毒害是十分严重的，造成了多少官吏夤缘投机、趋炎附势、媚狡谄伪、畏强凌弱、因循苟且，他们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旗帜下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说明孔子儒学不仅需要虚伪，而且不断地制造虚伪。当虚伪盛行时，社会上必然兴起伪善之风；伪善之风起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和世风衰败。

孔子学说范文篇6

孔子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经过附会和演释，已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历代封建帝王和反动统治者不断对孔子加官进爵，顶礼膜拜，以借孔子的偶象来维系他们的专制统治。到了五四时期，中国诞生了一批接受资产阶级现代文明教育的新人和积极投身于社会革新的热血志士，也产生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于是出现了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英雄，鲁迅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如果就抨击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反对复古倒退的意义上讲，“打倒孔家店”无疑是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但从当时运动中存在的好便一切皆好，坏就一切皆坏的历史唯心主义来看，对孔子学说全盘否定，又不无偏颇。当今时代，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探讨如何评价孔子学说，探讨鲁迅和孔子在某些方面的联系与差异，是不无意义的。

一

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孔子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是把孔子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来评价的，不仅如此，还必须认真地总结、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事实上，五四时期做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曾对孔子问题做过恰如其分的论述。他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与宪法》)，“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的历代时君雕塑之偶象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论理观与孔子》)。坚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明确地把孔子本人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雕塑的孔子偶象区别开来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也曾明确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鲁迅的“打倒孔家店”，正是着眼于孔夫子“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且介亭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着眼于“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华盖集·马上支日记》)，着眼于历代封建帝王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儒家的传统——精神“麻痹术”(《坟·春末闲谈》)。诸如，称儒家传统代表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坟·灯下漫笔》)；称顽固坚持儒家传统的国粹派为“现在的屠杀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对“业儒”的男尊女卑，“表彰节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坟·我之节烈观》)的说教的揭露；对“圣人之徒”鼓吹“伦常”、恩养、“孝”、“烈”的批判；等等。对于孔子学说中，类似这些直接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东西，也就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吹捧、崇尚的东西，鲁迅是深恶痛绝的。

鲁迅是把孔子本人和被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孔子区分开来的，是把孔子学说中的消极东西和积极因素区别对待的。所以他对孔子本人的评价，还是较为心平气和的，而且颇有同情之慨。这在鲁迅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看得极为分明。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但后来，“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孔夫子死了以后，运气也不见好，“种种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其实“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而每当权势者“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实在可怜得很”。可见，鲁迅认为，孔夫子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处境都是可悲的，值得同情的。

鲁迅在分析和评价孔子时，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他的“改革”、“进取”的精神。如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对于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孔丘先生是深通事故的老先生”，“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这一段议论，固然含有对孔子“深通事故”的讥讽，但并不是对孔子其人全盘否定，孔子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谈鬼神，是值得称道的，所以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鲁迅这段议论文字，恰似孔子的“《春秋》笔法”，有贬，也有褒。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曾论及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他说：“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有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孔子欲得的是，中道之人，但不可必得时，便求其次，即急于进取之人，又其次，为洁身自好者。这是非常明显地指出了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但对积极进取者也不反感。鲁迅还认为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尽管孔子改革的方式立足于“天意”，“天命”，是不可取的。对于孔子的勇于实践的进取精神，鲁迅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鲁迅之所以对孔子的本人评价采取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孔子思想中确实存着一定程度上的带有远见智慧，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存在着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东西，而这些又是孔子一生为之身体力行的。鲁迅做为文化革命的伟人对孔子思想和人格上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和认同，与他对儒家传统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岂只如此，鲁迅做为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还必然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学说中汲取营养，以为发扬传统文化，建设民族新文化之需。

二

孔子不但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文献整理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孔子的时代，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孔子的美学思想也只集中表现在文艺的社会功能、艺术鉴赏与批评等几个方面。

孔子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把文艺的社会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讲的是“诗教”，把学诗做为一种审美活动。它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包括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感染、娱乐作用；而强调的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功利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使文艺为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服务；也包含了文艺作品不仅反映社会生活现象，还应反映自然现象，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样一些文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孔子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成份。

孔子美学思想中的艺术鉴赏与批评问题，首先应提到他对《诗经》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无邪”，就是“正”、“中正”，是孔子整理文献、鉴赏作品时的政治道德，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放在第一位，可以批评政治上的弊端，但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孔子在欣赏《韶》乐时，提出了“尽善尽美”的主张。“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涉及了孔子的音乐审美标准问题，“善”是指好的事情，“美”是指美德，都属于道德范畴。是审美意识的体现。《韶》是歌颂先王德行的古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兴奋到如痴如醉的地步，是因为他感到《韶》乐达到了“尽善”与“尽美”的统一。孔子在讲到人的修养时，有这样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性，“文”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采，“文质彬彬”，是指人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达到本质和文采的完美统一。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文艺。孔子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既重视内容的决定作用，又不忽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主张文质并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

孔子的美学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适应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需要的，这是它的消极面，但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萌生期的产物，它又有积极的开拓创新意义。这对后世的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的。就是鲁迅，也从中受到过启示。

对于鲁迅的美学思想，这里不做全面研究，我想只就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的贬抑和褒扬、认同之处略予说明。

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贬抑的最突出之点是对“诗教”和“思无邪”的否定。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直接了当地指出：“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对从孔子以来统治中国文坛两千多年的“诗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思无邪”是束缚人们意志，禁固诗人感情的教条。鲁迅还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剖析了“思无邪”的严重危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人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鲁迅对孔子美学中消极因素的决绝态度。

至于对孔子美学的褒扬和认同，就比较复杂了。首先要说明的是鲁迅的一些论述中，存在着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看法的矛盾现象。比如，鲁迅出身的没落封建官僚家庭，是世代为官，诗礼传家，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而他少年时代就读私塾，受的也是儒家传统的文化教育，这是形成鲁迅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熟知孔子学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鲁迅是承认的。他曾不只一次说到：“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坟·写在“坟”后面》)，“‘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熟读过的”(《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但是他又说：“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这显然是矛盾的，或者同他后来对“少看中国书”问题所做的解释相似，是“时间和环境”(《准风月谈·答“兼士”》)使然，是“五四”和二十年代初期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并不表明鲁迅对孔子学说的全盘否定。全面来看，对旧文学，包括孔子的言论和著述，鲁迅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说：“我也认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即《拿来主义》，强调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正确的态度是“占有，挑选”和创新。

上述对传统文化批判与继承的正确观点，也表现于鲁迅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某些方面的认同和褒扬。比如，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就对《诗经》做了客观的评价。他认为“《诗》之次第，首《国风》，次《雅》，次《颂》”，“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特别是《雅》，“或美或刺”，“有甚激切者”。他还举出以揭露周幽王黑暗统治为内容的《大雅·瞻》为例，加以说明。屈原的《离骚》是鲁迅颇为倾心的。在评价《离骚》时，却说：“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甚于此者多矣。”可见鲁迅对孔子整理古代文献之功，及其删定弃取的标准是有所肯定和认同的。所以后来谈到孔子编定的《尚书》中仍保留“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愤恕诅咒夏要桀的文字时，鲁迅说：“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又一次表明了对孔子审美标准的赞许。鲁迅还曾指出；《诗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杂文·从帮忙到扯淡》)。把鲁迅对《诗经》的评价，前后联系起来，又不难看出，这里是包含着对内容和形式，对“文”与“质”的全面要求的。其中是否多少也有孔子美学思想中重社会功利性，“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的影响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孔子学说范文篇7

孔子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经过附会和演释，已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历代封建帝王和反动统治者不断对孔子加官进爵，顶礼膜拜，以借孔子的偶象来维系他们的专制统治。到了五四时期，中国诞生了一批接受资产阶级现代文明教育的新人和积极投身于社会革新的热血志士，也产生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于是出现了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英雄，鲁迅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如果就抨击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反对复古倒退的意义上讲，“打倒孔家店”无疑是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但从当时运动中存在的好便一切皆好，坏就一切皆坏的历史唯心主义来看，对孔子学说全盘否定，又不无偏颇。当今时代，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探讨如何评价孔子学说，探讨鲁迅和孔子在某些方面的联系与差异，是不无意义的。

一

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孔子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是把孔子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来评价的，不仅如此，还必须认真地总结、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事实上，五四时期做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曾对孔子问题做过恰如其分的论述。他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与宪法》)，“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的历代时君雕塑之偶象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论理观与孔子》)。坚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明确地把孔子本人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雕塑的孔子偶象区别开来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也曾明确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鲁迅的“打倒孔家店”，正是着眼于孔夫子“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且介亭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着眼于“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华盖集·马上支日记》)，着眼于历代封建帝王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儒家的传统——精神“麻痹术”(《坟·春末闲谈》)。诸如，称儒家传统代表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坟·灯下漫笔》)；称顽固坚持儒家传统的国粹派为“现在的屠杀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对“业儒”的男尊女卑，“表彰节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坟·我之节烈观》)的说教的揭露；对“圣人之徒”鼓吹“伦常”、恩养、“孝”、“烈”的批判；等等。对于孔子学说中，类似这些直接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东西，也就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吹捧、崇尚的东西，鲁迅是深恶痛绝的。

鲁迅是把孔子本人和被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孔子区分开来的，是把孔子学说中的消极东西和积极因素区别对待的。所以他对孔子本人的评价，还是较为心平气和的，而且颇有同情之慨。这在鲁迅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看得极为分明。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但后来，“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孔夫子死了以后，运气也不见好，“种种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其实“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而每当权势者“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实在可怜得很”。可见，鲁迅认为，孔夫子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处境都是可悲的，值得同情的。

鲁迅在分析和评价孔子时，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他的“改革”、“进取”的精神。如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对于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孔丘先生是深通事故的老先生”，“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这一段议论，固然含有对孔子“深通事故”的讥讽，但并不是对孔子其人全盘否定，孔子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谈鬼神，是值得称道的，所以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鲁迅这段议论文字，恰似孔子的“《春秋》笔法”，有贬，也有褒。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曾论及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他说：“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有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孔子欲得的是，中道之人，但不可必得时，便求其次，即急于进取之人，又其次，为洁身自好者。这是非常明显地指出了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但对积极进取者也不反感。鲁迅还认为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尽管孔子改革的方式立足于“天意”，“天命”，是不可取的。对于孔子的勇于实践的进取精神，鲁迅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鲁迅之所以对孔子的本人评价采取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孔子思想中确实存着一定程度上的带有远见智慧，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存在着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东西，而这些又是孔子一生为之身体力行的。鲁迅做为文化革命的伟人对孔子思想和人格上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和认同，与他对儒家传统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岂只如此，鲁迅做为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还必然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学说中汲取营养，以为发扬传统文化，建设民族新文化之需。

二

孔子不但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文献整理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孔子的时代，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孔子的美学思想也只集中表现在文艺的社会功能、艺术鉴赏与批评等几个方面。

孔子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把文艺的社会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讲的是“诗教”，把学诗做为一种审美活动。它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包括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感染、娱乐作用；而强调的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功利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使文艺为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服务；也包含了文艺作品不仅反映社会生活现象，还应反映自然现象，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样一些文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孔子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成份。

孔子美学思想中的艺术鉴赏与批评问题，首先应提到他对《诗经》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无邪”，就是“正”、“中正”，是孔子整理文献、鉴赏作品时的政治道德，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放在第一位，可以批评政治上的弊端，但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孔子在欣赏《韶》乐时，提出了“尽善尽美”的主张。“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涉及了孔子的音乐审美标准问题，“善”是指好的事情，“美”是指美德，都属于道德范畴。是审美意识的体现。《韶》是歌颂先王德行的古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兴奋到如痴如醉的地步，是因为他感到《韶》乐达到了“尽善”与“尽美”的统一。孔子在讲到人的修养时，有这样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性，“文”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采，“文质彬彬”，是指人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达到本质和文采的完美统一。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文艺。孔子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既重视内容的决定作用，又不忽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主张文质并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

孔子的美学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适应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需要的，这是它的消极面，但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萌生期的产物，它又有积极的开拓创新意义。这对后世的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的。就是鲁迅，也从中受到过启示。

对于鲁迅的美学思想，这里不做全面研究，我想只就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的贬抑和褒扬、认同之处略予说明。

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贬抑的最突出之点是对“诗教”和“思无邪”的否定。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直接了当地指出：“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对从孔子以来统治中国文坛两千多年的“诗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思无邪”是束缚人们意志，禁固诗人感情的教条。鲁迅还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剖析了“思无邪”的严重危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人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鲁迅对孔子美学中消极因素的决绝态度。

至于对孔子美学的褒扬和认同，就比较复杂了。首先要说明的是鲁迅的一些论述中，存在着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看法的矛盾现象。比如，鲁迅出身的没落封建官僚家庭，是世代为官，诗礼传家，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而他少年时代就读私塾，受的也是儒家传统的文化教育，这是形成鲁迅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熟知孔子学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鲁迅是承认的。他曾不只一次说到：“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坟·写在“坟”后面》)，“‘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熟读过的”(《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但是他又说：“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这显然是矛盾的，或者同他后来对“少看中国书”问题所做的解释相似，是“时间和环境”(《准风月谈·答“兼士”》)使然，是“五四”和二十年代初期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并不表明鲁迅对孔子学说的全盘否定。全面来看，对旧文学，包括孔子的言论和著述，鲁迅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说：“我也认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即《拿来主义》，强调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正确的态度是“占有，挑选”和创新。

上述对传统文化批判与继承的正确观点，也表现于鲁迅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某些方面的认同和褒扬。比如，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就对《诗经》做了客观的评价。他认为“《诗》之次第，首《国风》，次《雅》，次《颂》”，“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特别是《雅》，“或美或刺”，“有甚激切者”。他还举出以揭露周幽王黑暗统治为内容的《大雅·瞻》为例，加以说明。屈原的《离骚》是鲁迅颇为倾心的。在评价《离骚》时，却说：“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甚于此者多矣。”可见鲁迅对孔子整理古代文献之功，及其删定弃取的标准是有所肯定和认同的。所以后来谈到孔子编定的《尚书》中仍保留“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愤恕诅咒夏要桀的文字时，鲁迅说：“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又一次表明了对孔子审美标准的赞许。鲁迅还曾指出；《诗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杂文·从帮忙到扯淡》)。把鲁迅对《诗经》的评价，前后联系起来，又不难看出，这里是包含着对内容和形式，对“文”与“质”的全面要求的。其中是否多少也有孔子美学思想中重社会功利性，“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的影响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孔子学说范文篇8

——老子、孔子、和诸子百家

北京市教育局教研部高级教师张桂芳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仁”的学说的内容；孔子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主要贡献。“百家争鸣”的概念；战国时期墨、儒、法家的代表人物及其政治主张；《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

2．引导学生理解并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促进文化的空前繁荣，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许多大思想家及其著作，对后世以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3．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能力：

引导学生思考“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许多大思想家和百家争鸣？”培养学生用历史的观点、政治与思想文化相互作用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4．要求认知的图画和文字史料：

孔子画像。课本大字中和竖排的孔子论教育的原话。孙武的原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①春秋五霸是指哪些人？请按课本大字的顺序将他们排列出来。

②战国七雄指当时的哪七个诸侯国？请按“东、西、南、北、中”的顺序回答。

③东周分为哪两个时期？分别说出各自的起止年代。

④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特点。

2．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回忆一下第7、8、9三课的课题（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经济）。在这三课中，我们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学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同学们已经知道，这500多年是我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形成并逐步确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诸侯争霸，七雄并立，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而贯穿整个时代的是奴隶制度的没落和消亡，各国纷纷“变法”，新兴的地主阶级异军突起，封建经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日趋繁荣。大的社会变革促使那些有识之士去深入思考当时的种种社会问题，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学说和主张。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并且会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当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车轮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滚滚前进的时候，科学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思想、军事、科技、文字各个领域英才辈出，他们中许多人至今还为中国嬴得世界的瞩目与尊敬。下面，让我们的思绪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舞台上，先结识几位著名的思想家和军事家。

3．讲授新课

（板书课题）

同学们可能读过有关老子、孔子的故事吧？“子”在古时在姓氏后边，是作为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你们小学六年级时学过一节关于孔子的历史课，叫做——（《大教育家孔子》）孔子不光是大教育家，还是大思想家。“诸子百家”指的是许多有学问的人提出的学说、主张，“百”在这里不是固定的数，是多的意思。同学们打开课本，先看看第58页上的那个老者，他就是老子。

一、思想家老子与《道德经》（板书）

从画像观察，老子确实很老，背驼顶秃，眉毛都长得很长。不过他不一定姓“老”，史书上对他的记载不详细，大约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又称老聃（d1n），做过周朝的史官，管理王室的藏书。还记载老子晚年看到周朝日渐衰落，就西出函谷关隐居去了。函谷关的守官尹喜对他说：“您要隐去了，请把您的见解学说写下来吧。”于是，就有了《道德经》（又称《老子》）。这是一部富有哲理性的著作，分“道”与“德”上下篇，5000字。流传下来的《道德经》实际上是经过战国时道家学派补充整理而成的。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将《德经》放在《道经》之前，因此又称《道德经》。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子思想中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对立面，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他还认为对立的双方会互相转化，说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什么意思呢，请看课本的小注。

老子是个学问很渊博的人，推想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不然一个守函谷关的官怎么会知道他呢？相传，在老子做史官的时候，孔子曾亲往求救。课本上的图画《孔子见老子》，就是由这段故事而来的。拄杖的老子大概正在对孔子阐说做人行事的道理吧。这位不辞劳苦拜访名师的孔子，后来果真学有所成，他的学问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远远超出了老子。

二、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板书）

请同学们先看课本上的孔子画像，注意《老子》与《孔子》两幅画像的区别，从画像上看，孔子好像有向人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又像是在给学生上课。关于孔子，同学们知道些什么？（由学生的回答导入新课）

1．创立儒家学派（板书）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鲁国，幼时家里很穷，但他非常爱读书学习。孔子曾做过管理牛羊和管理仓库的小吏，课本小字写了他是怎样对待工作的，请大家课下去读。孔子30岁左右开始收徒讲学。后来他到了齐国，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未成，又回到鲁国，官至大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行摄相事。后因与鲁国掌政者意见不合，率弟子辞职出走，到诸侯国奔走游说达14年之久，但始终不得志。68岁时，孔子回到故乡鲁国，潜心编订文化典籍，教授弟子。在长期研究学问和参预政治的生涯中，孔子的思想逐渐系统完善，形成学派。在古代，把为贵族人家相礼、作乐的知识分子叫做“儒”，孔子曾做过儒，因而后世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家。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对这个字，孔子有过许多解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爱人”，爱做动词，即爱别人，爱众人。孔子这样提与他的经历有关，课本小字讲了一个故事（请同学读孔子路见妇人哭墓、叹苛政一段）。孔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希望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让百姓有安定的生产环境，反对严刑酷法繁役，这在不把奴隶当作人看的奴隶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孔子经常对弟子讲“仁”，有的话传至今日，被赋予新的意义，对我们做人行事仍有警醒作用。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生活得好，也必须使别人生活得好。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将他的言论整理成一部语录体的书，叫作《论语》。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和改造，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影响既深且远。

孔子不但有学问，创立了一个学派，而且是一位善于育人的好老师。他虽然没能成为有大作为的政治家，但作为大教育家却成为后世为人师者的楷模。

2．兴办私学，致力教育（板书）

下面，请默读“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这段课文，包括大字、小字、竖排引言，结合小学学过的知识，思考一个问题：“孔子在教育方面有什么建树，哪些值得我们继承？”（教师根据学生回答逐条整理）

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这是很了不起的，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这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个突破。（指导同学看彩图《杏坛》。）

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方法。如“因材施教”、“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编订古代典籍（板书）

为了教学需要，孔子悉心搜集、整理、编订古代文化典籍。相传，《诗经》、《》、都是孔子编订的。他还根据鲁国历史材料编成《春秋》一书。

二、百家争鸣（板书）

战国时期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封建制度刚刚确立，旧的阶级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强国并存、各自为政，新兴的地主阶级对如何治理国家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家从各自阶级立场出发，提出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这些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互相之间展开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为著名的学派和思想家有墨家的墨子，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和法家的韩非等。

1．墨子与墨家：“非政”、“兼爱”（板书）

孔子死后大约11年，墨子出世。墨子名翟，做过较长时间的手工工匠，其技术与当时的鲁班齐名。墨子很爱读书思考，逐渐参预政治活动。当时孔子的儒学在许多国家流行，影响很大。墨子一开始也学儒家，渐渐发现一些问题。后来便自立新说，聚众讲学，（请看课本图《墨子和弟子在一起》）还常与儒家学派辩论，成为当时一大学派，与儒家学派并称“孔墨显学”。

墨子出身于劳动者，自称“贱人”，他的思想代表手工业者和小私有者利益。墨子看到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百姓被迫当兵打仗，人民颠沛流离，困苦不堪，因而提出“非攻”、“兼爱”的主张。“非”在这是责怪、反对的意思，就是反对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兼并战争。“兼爱”即互爱互利，有力的要以力助人，有财的要以财助人。墨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了当时人民的愿望，有积极意义，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怎么可能互助互爱呢？因此，这种主张在当时不可能实现。

墨子还主张节俭，和弟子一起过简朴的生活，从图上也可看出，他们不脱离劳动。这与孔子鄙视生产劳动形成鲜明对照。墨子还主张“尚贤”，官吏及至天子都要选拔贤能的人担任。这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民主思想。

2．孟子：“民贵君轻”和“仁政”（板书）

大约墨子谢世四年，儒家与孔子齐名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孟子降生在鲁国的一个附属小国——邹。孟子名轲，曾就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地主阶级基本上巩固了统治地位。孟子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认为要达到长治久安，必须“行仁政”，让农民有田种，有衣穿，有饭吃；给农民充足的生产时间，减轻赋税，省减刑罚。孟子还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不可轻视，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请看课本上竖排原话）他告诉统治者不能小看老百姓的力量，只有争取人民拥护，才能保住统治地位。他说：“桀纣之失效天下也，失其民也”。夏桀、商纣之所以败亡，就是因为他们太残暴，失去民心。

孟子的上述主张虽然是要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但是，起了劝诫统治者不要过分欺压人民的作用，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孟子之后，荀况成为战国时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他与孔孟不同，注意吸收总结各派学说的成就，从中汲取积极因素，形成自己的学说，成为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提出了著名的“制天命而用之”即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在2000多年前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的时代，无疑是大胆而可贵的。他并不是妄言，而是说自然现象有规律可循，人们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天地官（管）而万物役”，荀子的名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荀子有个学生，叫韩非，不过他没有师承儒学，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家政治学说体系。

3．韩非子和法家（板书）

韩非子生活在战国晚期，出身韩国贵族。看到韩国日渐衰败，他很着急，屡次上书韩王，提出种种使国家富强的方略计策，但未被采纳。韩非主张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制订国家政策。认为国家应实行“法治”，以法令为准绳，不论官吏百姓，人人都当知法守法、受法度制约。韩非还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君主将大权独揽。

韩非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写作，他的许多散文都成为传世名篇。为说明抽象的道理，他写了不少著名的寓言故事，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滥竽充数》等，已为后世熟知常用。

韩非的著述有10多万字，后来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后赞叹不已，说：“我得见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并逼着韩王派韩非入秦。可是韩非来到秦国后，没有受到重用，反而遭到同学李斯及他人的陷害，被迫自杀于狱中。韩非虽死，但他的政治主张却被秦王嬴政采用。

上面，我们介绍了战国“百家”中主要几家的代表人物。同学们已经知道，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初步确立，各国的封建统治者都力求图强革新，以巩固其统治，进而称霸天下。请大家从这个时代特点出发，想想哪家的学说对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最为有用？（引导同学回答问题，并加以归纳）当然是韩非子的学说。一方面他从历史进步的观点出发，赞赏改革，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另方面，他提出的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实行法治的主张，适应强国之君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一统天下的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嬴政才赞赏并推行了韩非子的政治主张，并由此成就帝王之业。

“百家争鸣”，我们主要介绍了政治学派。春秋战国时，由于大小战争连年不断，许多有志报国的人都研究战争，探讨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因而有所谓“兵家”，有人将他也放在“百家”之列。下面介绍两部著名的兵书。

四、《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板书）

《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是最早的兵书，在世界军事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兵经》，译成英、日、俄、德、法等多国文字出版。这部书是春秋晚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写的，书中叙述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一直为历代兵家所遵循。如“我专而敌分”、“以十攻一”、“以众击寡”，讲的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指导同学看课本竖排原文，并作文字解释）讲的是充分了解和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还有，“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等更为我们所熟知。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时，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据说现在连日本的企业家也研究《孙子兵法》，以求在商业竞争中削弱对手，发展自己。

《孙膑兵法》是战国中期孙武后代孙膑所著，就是那位创造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法的孙膑。这部兵书继承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有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可惜传诸后世的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

4．巩固小结

这节课，我们认识了春秋战国时期几位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了解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希望同学们能够准确地记住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孙武、孙膑这几位重要人物生活的时代（春秋还是战国），以及他们的主要建树或主张、精辟名言。这些大思想家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关心天下兴亡，对学问孜孜以求，值得我们学习。

5．作业

简述孔子的主要建树。

将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归纳列表。

（三）教学建议及教学设备

孔子学说范文篇9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孔子学说范文篇10

[关键词]启蒙时期；儒家思想；传播；影响。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礼”“忠”

“孝”“知”。它历经孔孟哲学、西汉独尊儒术、宋朝程朱理学的发展过程。当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时，他们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也把儒家思想带回了西方。儒家思想的传播对启蒙时期的西方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传入西方的背景条件。

儒家思想主观上并不具有基督教的普世性质，但它却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书信、著作和译作传到了西方。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与当时西方的社会环境相契合，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与古希腊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有共通之处。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都反映了古希腊哲学对道德伦理的重视。苏格拉底的哲学集中表现在“认识你自己”，主张建立人的哲学，发挥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认为人的幸福与否取决于灵魂的好坏。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学说相似，孔子因而被尊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古希腊的伦理道德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追求和拥有伦理道德成为许多人的理想。这种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基督教文化中。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都体现了对言行举止进行规范的道德标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①“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而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获得拯救。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与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爱”也有一定共通之处。“仁”的核心就是“爱”。

仁爱就是要关爱别人，从爱自己的家人推及到爱自己的朋友、左邻右舍。孔子关于“仁”的说法在《论语》中有较多论述。“仁者爱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克己复礼为仁”。基督教则提倡在神爱的基础上的博爱。在爱上帝的前提下，人们要爱自己的亲人、朋友、甚至于爱自己的敌人。

“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不认识神……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兄弟们，神既然是这么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1]（P.275-276）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当时欧洲社会反对封建世袭特权、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这些著作和译作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使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及其文化，满足西方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与探究之心，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从而更好地传播基督教教义。

根据传教士利玛窦的日记整理编撰成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向西方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民族，同时对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都有评述。

利玛窦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起到的思想统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他推崇儒教、称颂孔子，把儒教称为文人的宗教：“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信任别的教派的”。[2]（P.101）利玛窦对儒教的了解、介绍主观上是为了以一种中国信众更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客观上却对儒教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耶稣会士基尔歇所著的《中国图说》一书也提及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的《中华帝国纵览》的第三部分提及了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辑录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朱熹等历代先哲的言论。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都曾阅读过此书，认为这本书对了解中国大有帮助。1687年，柏应理的《中国圣贤孔子》在巴黎出版。作为全面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此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其拉丁文本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这本书包括了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也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中国圣贤孔子》是欧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读物，莱布尼茨和孟德思鳩都曾阅读过此书。1709至1713年耶稣会士卫方济整理出版了《中国典籍六种》，收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

《小学》的拉丁文译文，从而首次将四书完整地介绍给欧洲读者，使欧洲读者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②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思想家和哲学家中引起了不同凡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伦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伦理道德的许多方面契合相通，并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因此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受到了众多西方人士的称颂。其二，政治体制方面，表现为对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的政治体制的颂扬。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以父权为基础的专制政体保障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三，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儒家反对世袭制度，提倡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同时儒家思想的“民贵君轻”把“民”置于学说中心。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应有君主的样子，实行德政、以德服人。这一主张与资产阶级追求平等和权力的民主政治学说相兼容。

作为欧洲研究中国名气最大的学者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国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钦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自然神学相贯通”[3]（P.72）“在实用哲学方面，也就是说，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适用于现实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们肯定超过我们，尽管承认这一点令人脸红”[4]（P.69-70）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赞颂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任何人都不具有这种道德”。[5]（P.496）对儒家思想谈论和赞颂最多的当属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以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和美化被称之为“欧洲的孔子”。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6]（P.369）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6]（P.369）伏尔泰根据中国元剧《赵氏孤儿》改编成的《中国孤儿》中，征服者成吉思汗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被征服者所折服，最终放下了屠刀。这个结局正是孔子道德情操的最好诠释。

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政治体制得到众多启蒙思想家的推崇。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他渴望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期盼仁慈开明的君主，并以中国的长治久安来论证中国体制的优良。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最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社会的基础上。”儿女孝敬父母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7]（P.216）在启蒙运动大潮中产生的”重农学派“理论也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学派创始人魁奈主张农业为一国之本。中国的历代帝王都重视农业，而这一传统正源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赞扬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他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合法“的专制主义，符合自然法、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在魁奈眼中，中国的谏议制度和监察机构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权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专制主义。

三、儒家学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促进作用。

”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得到了颂扬。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强调依靠品德、学识和才干而不是凭借出身和门第选拔人才，与西方尊重个人价值、提倡民众的权力和平等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魁奈也曾提及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中国没有世袭贵族，一个人的功绩与才能是他可能获取显贵地位的唯一标准……儿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学上，以此作为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8]（P.44）对中国用人制度的颂扬揭示了当时的欧洲社会对封建贵族世袭制度的不满和抗议，反映了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和愿望。同时儒家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思想成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来源。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都体现了反对专制特权、争取民众权利和自由的精神。

尽管启蒙思想家并未去过中国，但他们通过传教士的著作和译作了解了儒家思想，并对这种异域思想大为赞赏。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接受者基于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所做的理解、加工和有选择性的接受。首先，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对稳定、和谐、开明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他们认为儒家提倡的道德思想不仅与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契合相通，而且有助于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定。以道德为基础的”礼“规范了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伦理秩序，规范了每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处事准则，由此避免了冲突和纷争。儒家倡导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儒家思想反映了当时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17、18世纪孔子及其学说在欧洲风靡一时。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眼中，孔子不仅教导人们如何做人，也教导人们如何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成为许多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世袭专政的重要思想武器。启蒙思想家惊喜地在儒家思想中发现了与自己的想法相契合的学说与理念。儒家反对世袭制度的思想与启蒙时期反对封建专政和宗教神权，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诉求和主张不谋而合。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西方社会反对特权政治、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源泉。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给予西方的影响做出了如下阐述。”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9]（P.5）结束语。

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但它们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二者都是对人类的生命价值和世界的终极意义进行思考和探索的领域。双方都互有可借鉴之处。儒家思想的许多理念能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解决西方文化的危机。因此它在西方的传播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当代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有关于孔子的引述都出自张燕婴译注的《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②有关”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参阅了徐明龙著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参考文献：

[1]圣经新约[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

[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93.

[4]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评、译[M].火奴鲁鲁，1957.

[5]戴格拉夫编。孟德斯鳩的随想与随笔[M].巴黎，1991.

[6]伏尔泰。哲学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7]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