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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0 12:15:54

孔子思想

孔子思想范文篇1

孔子思想形成的具体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是从历史文献和当时社会现实中逐渐形成的。从他所处的战争频繁和"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可以知道"礼"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话题。"礼"是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是维护宗法与等级制度的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殷周重"礼"，其礼仪往往形成一种严格的上下等级威仪和社会的差别意识。其实在夏、殷时代就已经有"礼"的存在了，但是直到周公时代的周礼，才形成比较完善的礼乐制度，所以人们一般把周礼作为研究"礼"的一个典型时期。由于孔子对"礼"的推崇，许多学者也因此认为"礼"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孔子一生都以诗书礼乐教弟子，非常注重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他指出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礼"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是到了后来，"礼"逐渐被人们理解为盲目保守、因循守旧的思想，并且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自由、婚姻自由的锁链，所以产生了"吃人的礼教"的说法。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孔子的思想，我们应该辨证地去认识和理解"礼"的思想。

还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孔子认为治人之"礼"要深入人心，必须同"乐"结合，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礼乐相结合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是一种颇为完备的典章制度。"乐"作为音乐制度，它包括乐县、舞列、用乐等都有其森严的规定，孔子思想认为，礼是道德行为的规范，而乐能调和性情、移风易俗。二者皆可用以教化人民，治理国家，而礼与乐相结合不仅能维护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等级秩序，更能有效地统治人民。

二、孔子思想的"中庸"

孔子思想中的"中庸"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大家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要思想在于修养人性，在于人们要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中庸是孔子思想范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要自觉修养，从而达到像美好的天一样的理想境界。"中庸"思想的实质就是规范人们的活动行为，试图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中重建理想中的周初文明，恢复长幼有序、上下有别的社会秩序。

中庸之道是孔子集前人尚中贵和的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其重要的代表思想，他主张将中庸发展为认识和对待世界、探究和处理思想情感行为以及各种事物的合乎实际或一定标准的原则和方法的哲学范畴。他把"和"看作一种最高的价值，为了保持"和"的境界必须保持中庸之道。"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凡事都应该采取持中的办法，而不能走极端，这是实现和的根本方法。孔子"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更是中庸准则的典范。孔子的中庸思想不仅对仁、礼有深刻的影响，而且渗透到他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文化观等各个层面。孔子就是以中庸思想为内核，构建起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儒家学说体系。但是《中庸》中儒家极力主张等级社会，无论处于富贵，贫贱，夷狄还是患难的地位，就要严格按照这些地位的要求行事，这显然违背人性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所以，我们在看待"中庸"思想时它时一定要慎重，要辨证地去分析和把握它。

在孔子之前"仁"并不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核心范畴，在先秦思想中出现的最多的是"礼"。但是到了孔子这里，"仁"便有了新的意蕴和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是在吸收以往"仁"的观点的基础上，进而完善成为"仁"学体系。孔子的"仁"主要体现为伦理道德规范和政治统治理念两方面："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志士仁人，不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要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把"仁"看作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并且希望其成为人们恪守的准则；"仁"对社会统治思想影响同样久远，孔子曾提出"为政以仁"的政治论点，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怀有仁爱之心，要"以德治国、以礼治人"，孔子也希望能够从"仁"出发，实现统治者对人民的一种"仁德"的统治，而并非以暴力手段去镇压和管制民众。他认为施行"仁政德治"的君王更能够争取民心，安定统治。孔子的"仁政德治"思想也是孔子留给后人的重大启示。

此外，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他鼓励人们去追求这种境界，把"仁"看成是"君子"需要孜孜不倦去达到的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是一般人都应该追求达到的境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爱自己、爱家人、爱所有的人。从孔子的"仁"的思想中体现出了他对社会民众的关注，对于人民的爱护。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思想的重视，也表明了"仁"的思想和学说是整个孔子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它对于其他的如"礼"、"乐"等思想均处于统摄地位。

参考文献

[1]林凯.从论语看孔子的中庸思想，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3月.

[2]王岳川.孔子思想从"礼"中心到"仁"中心，中国文化网，2006年5月.

孔子思想范文篇2

绝大多数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中高考的后进者，心理上普遍的特点是自卑心重，自信心不强。同时面临着来自社会的不良诱惑、人际关系的冲突，家庭学校等各方面的压力，导致学生心理不平稳，容易叛逆形成心理应激、心理危机、心理障碍等各类心理问题。离开初高中紧张的学习环境，远离父母的管教，加之自身的自控能力较弱，没有了纪律约束，对于出现在周遭的不良诱惑难以抵抗，学生容易出现不良行为，例如抽烟、酗酒、沉迷网络、打架、盗窃、婚前性行为等。不难看出，职业院校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易受环境影响，在其是非观念与道德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若没有接受到正确的指引和有力的监督，极易产生不良的行为习惯。

二、孔子思想在职业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中的运用

要以正确而新颖的方式将孔子思想融合到当今社会所倡导的主流道德观，纳入职业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之中，帮助学生保持良好的心态、高尚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正确的价值观。

第一，以孔子的“仁”“孝”思想帮助学生学会宽宏感恩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高的道德标准，掌握住了"仁”，就是掌握了孔子思想中关于怎样做人的关键。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做到仁，首先要爱人，爱人就包括既爱别人，也爱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何以爱别人？其实这也是自立自强自爱的思想。孝悌是中国文化精神。以孔子之孝悌思想教育职校学生，使其懂得感恩，知恩图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生你养你，是慈爱，你回过来爱他们是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尽孝道，要无违，当然尽孝不适说完全不违背父母的意思，这里的“无违”以不违背礼仪法制为前提，其次不违背父母之命。同时，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体会他们，当自己生病时，父母是多么的揪心担忧，要像父母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们，这就是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对长辈的态度要好，不能摆脸色，辞色要温婉和顺。这就是“不敬，何以别乎？”以及“色难”。同时，以“仁孝”之思想践行于实践，不做违法乱纪之事，并将自己的行为影响扩散到周围。

第二，以孔子之“师道”教育学生尊师重友，求知治学

当今部分青年学生尊敬师长的意识淡薄，有不少不尊重甚至侮辱师长的态度和行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能为人师者必有其长处，作为学生应该认真向老师学习，培养职校学生的尊师重道之意识。从《论语》也可看到孔子的弟子对孔子都是非常恭敬的，孔子的教导他们都铭记在心，终身诵之、行之，唯恐不能践行老师的教导。并且，学生们即使做了大官，仍会向老师汇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行为动态，求得老师的指点，一辈子都尊敬自己的老师。在孔子思想中，“学”具有根本性的地位，除了前面提过的注重个人道德修养，还有学习知识、礼乐、从政、生活等。《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说要持之以恒的学习，并不断温习，没什么比这更快乐了。尤其要培养职校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与热爱，只有爱上了学习，才能在自己的专业上取得成绩，通过学习变得越来越优秀，努力充实自己，齐头并进，实现自己独特的价值。

第三，以“忠信”之道培养学生求实务本、诚实守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传统伦理准则之一。孔子十分中意的弟子曾子就每日反省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不守信用的人，是无法成事的。子曰：“言忠信，行笃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在学文知礼之后，就要恪守忠信，对上尽忠，对人守信。培养职校学生的忠信，不只使其在生活学习中保持诚信行为，也是培养学生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后能肩负责任，忠于企业公司，信守承诺。

第四，以“君子”之范本教育学生知行合一、正直勇敢

在孔子看来“君子”是一个道德符合礼法的形象，要教育职校学生做君子，做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君子自重好学知错就改。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是说人要自重，不断学习才不会固步自封，冥顽不灵。职校学生虽然是前一阶段学习的后进者，但并不代表他们一直就在一个位置上，要让他们明白总有一些朋友比我们厉害，要善于学习，犯了错也不要害怕，知错就改。君子的高境界有三：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不忧”是说像仁德的人一样没有忧烦，很快乐。对国家天下事，相信自有办法解决，遂无忧，纵使没有办法解决也能坦然处之。仁者的修养可以超越物质环境的拘绊。第二是“智者不惑”真正有高度智慧，没有什么难题解不开，没有迷惑怀疑之处，上自宇宙问题，下至个人问题，都了然于心。第三是“勇者不惧”只要公义之所在，心胸昭然坦荡，人生没有什么恐惧。

第五、学习敬业乐群思想，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以及以和为贵的大局意识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是说做人要庄重矜持，但不相互争执排挤；与人和睦相处，但不勾结私党。要与周围的同事同行相处愉快，做好自己的本分。敬业乐群强调的是职业道德规范。知和而和倡导的是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特别是职业学校的学生，在职业学校学到高技能之后，站上岗位后要做到“敬业乐群”，既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断提升技术，同时与周边同事相处融洽。

三、孔子思想融入职业教育的思想道德教育

第一，改革德育课堂模式

改变高职院校课程设置中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的局面，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做到“专”“通”结合，充分发掘文化素质教育课的德育资源，把德育融入到文化学习的各个环节，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德育课可组织学生到校内或校外孔子学院、儒学院学习，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室的学习，将德育课堂变成灵活应变的可移动的课堂，激发学生学习孔子思想的积极性。

第二，孔子思想融入校园文化与校园系列活动之中

在校园文化中积极融入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全面发挥校园文化功能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形势下改进和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工作实效性的重要措施。将孔子思想融入学校精神。如校训可以化用孔子的经典名言。精心组织主题教育活动。将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重大事件结合孔子思想开展讨论会，或定期开展以孔子思想为主题的征文、演讲比赛、朗诵比赛、话剧表演，组织设立孔子协会等，使广大学生在缅怀孔子高尚仁礼之时，深刻认识到学习孔子思想，提高思想，践行道德重要意义。

第三，孔子思想道德教育渗透到网络化课程中

孔子思想范文篇3

举例说吧，什么是儒家学说？或者说如何定义儒家学说？迄今还是学界争论不清的根本问题呢。至於儒家学说裨益了中国，还是害苦了中国？对於今天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科技现代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趋势究竟是促进、相容还是对立？换言之，儒家学说在现世大有可用呢，略有可用呢，还是应该弃之若敝屣？人们居然可以得出种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大多理路驳杂，词意含混，搅成一锅黏粥。这种玄玄乎乎的“学术讨论”，对下里巴人来说，只能是一种雾里看花，遥不可接，与己何涉的奢侈罢了。

眼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般中国人对此天字第一号国粹其实莫名其妙，就积极的正面意义而言，充其量讲得出几款泛泛道德教条口头禅而已。当然别说西洋人了。两百年前德国首席哲学家黑格尔（GeorgeWilhelmFriedrichHegal，1770-1831）眼中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实际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条，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尽管中国学人多不甘苟同，事实上至今孔门儒学尚难建立一种现代科学观念上具有确切定义和严谨逻辑性的理论体系。

孔子“述而不作”。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古汉语本来简约含蓄难解，加之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敲，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一旦被封建王朝御用伪儒搅和得正反黑白颠倒互用，於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其实这些还只是今天理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的表面的或技术性的困难。最大的、决定性的障碍恐怕在於缺乏一种探溯大本大源的研究方法，对於孔子的心路历程或者说儒家学说的思想根源罕有深入探究，苦於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找不到“一通百通”的线索脉络；也无法把握证伪的思辨要素，那“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竟成了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积极探索真理的青年尝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毛润之1917年书信》）

如果吾人至今不能得窥这个大本堂奥，当然无法形成豁然贯通的系统性观念，於是，除了各取所需，就不免像黑格尔大师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孔门儒学的“大本大源”，指的是儒家研究为人之道的基础原理，由此导出儒学博大精深的成套理论。好像欧几里德（Euclid）《几何原本》那样，以最原始的不证自明的五条公理和五条公设为基础，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系列定理，从而建立了被称为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数学体系。

有鉴於此，为了切实理解真版孔子学说，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从根从头，一切从大本大源开始。

主流宗教都自称教义合乎天理，各有一番天启神授的奇迹故事。孔子导人以天理，若非天神天书秘授（天上掉下来或发自石室宝藏），敢问得之何方？

孔子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神性的“天”，以为“万物本乎天”（《家语．郊问》），这个本，既指一切事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规律性之总成，亦即所谓人生“当行之路”的本源。

孔子观史，不以为造物把一切的一切都已设计定当，更没有把一饮一啄都安排好了；恰恰相反，人类的存在，很像一项天工开物的伟大实验，开了一个头，後面的事情，造物者也不能预定，换言之，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类自己来管了。借用今日资讯时代术语，造物为每一个人配备了硬件，提供了最基本的软体平台，如此而已。有关人性的或正或反共性基本规律，存在每一个身心发育正常的人的本体之中，所有未来发展，要凭人类天赋灵性自觉运用，自求多福了。

立足这样的观念，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原其所自，无一不本於天而备於我也。这就是所谓“天不言”、“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庸》）、“故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以及“高明配天”（《礼记•中庸》）等“天人合一”的道理。作为政治家，更应好生领会《尚书•泰誓》中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懂得从广大民意中去寻找和印证天意。

这意思是说，天理的密码就藏在人性之中了。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诉诸奇迹灵异。所阐发有关人生必须遵行之天理，除“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继承、损益前人智慧精华，唯有运用天赋灵性深度“内省”，总结自身生活实践经验，澈悟“性与天道”交汇的大本大源之理，方才可能发前人所未发，创建系统的完整的指引“人之所以为人”“当行之路”的伟大学说。

孔子非常成功的“内省”，就好比后世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那样，不须庞大复杂昂贵的实验室，照样悟出伟大相对论原理，是一种纯属理性、极富创意，决无奇迹迷信神秘性的“思想实验”。

作为普通人，能不能追寻圣人思绪，运用自己的悟性智慧，结合自身生活实践经验，展开一场求诸理性良知，探大本，溯大源的思想原野自由驰骋之旅呢？

每个人的“习”可以相去甚远，但“性”总是相近的，因此孔子从人性出发的的理性“内省”之道本质上具有普遍适用性，孔子的济世学说也因此可能经世致用。身处周敬王以后二千五百年高科技发达的资讯时代，吾人即便智能资质平平，也不应妄自菲薄。先圣既已“发现新大陆”，难道后人还不能摸摸索索跟着走一遭？

拜读孔子关于治学态度的论述，可见“内省”成功的关键在一个诚字（Sincerity）。诚者，无伪、无妄也，不能欺人，也不能欺心。诚是一种老老实实，一心一意，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求学问态度。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之者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天地之化育；可以天地之化育，则可以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并立为三也）。

《尚书．康诰》曰：“如保赤子”。孟轲也说得好，“大人（德行高卓的人物）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反之，不诚无物也，虽有所为亦如无有。只消那怕一点点甚至自己都不易察觉的虚情假意小小鬼心眼，就足以迷乱神思，稍纵即逝间，坐失了其实对人人开放的天机解密良机。

诚心内省之难，就难在这个说说容易，做起来往往难於上青天的诚字。任何一个智能健全、具有一般生活实践经验的人，如果怀诚而来，赤子之心可掬，当真有兴趣，何不接受挑战？

至于那求解密码的“诚心内省”之法究竟如何践行？笔者作为白日梦式非正统业余思想家，不揣冒昧，敢循不登大雅之堂的所谓“理工科思维”，沿儒家心路风景线迤逦行来，设计了一套自问自答的十二题思想实验。

十二题循序渐进，立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汝意还与吾意同”的普遍性情理常识之上，摈绝一切矫情修饰，不怕难为情“率性”作答，寻寻觅觅，推推敲敲，轻轻松松，破谜解惑，居然尝到了醍醐灌顶的愉悦；不知高低深浅，据此编列出了一组信为“性与天道”交汇、显现人生“当行之路”大本大源的“联立方程式”，可堪求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洞察中外古今历史经验，重新解说人类世界？愿与普世同好共此说三道四，高谈阔论，不释不止。

如果读者有意共享一场模拟“与孔子同在”思想实验不亦乐乎美好时光，一道领略豁然开朗、灵性感悟无限乐趣，即便完全没有受过哲学专业教育洗礼，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也没有听说过古希腊的“自然法”之类，都何妨来这此不扰人、不花钱的思想实验试着一道走一遭。“人皆可以为尧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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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大本大源”思想实验十二题问答如下。

一问：君不见“与鸟兽不可言仁”也，试问人类较之禽兽，有何非常高明之处？

答：有思想！不，禽兽可能也有某种“思想”，但禽兽的“思想”只局限於本能活动的范畴而不可能超越之。人类思想具有禽兽不可比拟的明辨、理解能力，特秉无限的创造性智慧，普天之下唯人类思想拥有这种超越性的特徵，可以称作“灵性”吧。

早在古籍《尚书．泰誓》中，就为人类在天地寰宇中定位：“惟人，万物之灵”。

“灵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抽象思维能力，能够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从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发现和运用越来越多的规律性，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进程，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追求越来越高层次的自由和解放。

莎士比亚这样自称自赞：“人类是一件多麽了不起的杰作！多麽高贵的理性！多麽伟大的力量！多麽优美的仪表！多麽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麽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麽象一尊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

请听真：

“思想是打开一切宝库的钥匙。”（巴尔克《骡皮记》）。

“最漂亮的聘礼就是才干。”（巴尔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才能是上帝赏赐的无价之宝──千万别毁了它。”（果戈《肖像》）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赋予了作为人类特徵的“劳动”以不同於通常所谓的“干活”的深刻意义。他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於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意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形态发生变化，同时在改造自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显然，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劳动”，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地树立目的和贯彻目的的实践活动。人类不仅创造手段，而且创造目的；不仅满足需要，而且创造需要，不断超越已有的成就。

要问“人的根本特性”是什麽？它不同於“食色性也”之类生物共性，也不是社会性、“阶级性”之类後天获得的属性，它应该是把人类和其他生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独一无二天赋秉性，这就是通过掌握事物规律性而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非凡创造性能力──“灵性”了。

二问：好啊，好啊。那麽人类较之禽兽，又有何种明显的共性“思想”呢？

答：谅必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者说都有源自一切生物本能的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幸福生活）的本性吧。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个人总是且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也不能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4、286页）

“社会关系的含义在于这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费尔巴哈》，第24页）；至于社会结构，它“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同上，第15页）；所谓“社会存在”，不过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同上）。

因此，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之心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的原动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三问：让我们把人类的利己之心称作私心（PrivateInterest）。设想人类如果没有了私心，会出现什麽情况？

答：利己之心或私心如同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无论是谁，没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心态，没有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的欲望，或者说如果没有了私心，很难想象居然还会活得下去，势必在生存竞争中淘汰出局吧。

“活着而没有目标是可怕的。”（契可夫《契可夫文集》）

“没有目标，哪来的劲头？”（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一个得不到满足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快活的。”（查尔斯．德《患难与忠诚》）

“欲望是有益的，同样，有益的是欲望的满足──因为欲望从而增添。”（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

“只有人类的幸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目的；这个目的使一切规定、行为和手段都神圣化，只要它们都从属於这一目的；一旦这一切不为目的服务而各行其是，目的就要痛骂它们。”（狄慈根《人脑活动的本质》）

“我有权力成为幸福的人，哪里有幸福就到哪里去寻找。”（西班牙伊巴涅斯《不速之客》）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乡里，自己的祖国，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卫国，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共同本能。吾人称颂集体主义，这个集体必指自己的集体，而非竞争对手的集体。提倡阶级观念，要求热爱的是自己的阶级，而非敌人的阶级。归根到底，即便最夸张的集体主义或阶级观念，也总是意味着对於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原动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四问：那麽人类的私心一旦和特秉的灵性──创造性的智慧相结合，会发生什麽情况呢？

答：嗯……私心作为原动力，将驱使灵性能力发挥作用，力求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做出禽兽万万做不到的有利增进自身福祉的创造性成就，即所谓人往高处走，或称为谋求发展吧。相比之下，禽兽纵有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妙本能，但禽兽的利己之心毕竟驱动不出创造作用来。灵巧的蜘蛛和小蜜蜂各有几乎不可思议的织网和筑巢的奇妙本能，但缺乏不断超越自我的创造性智慧，如果环境条件不变，其生存方式可以千年万年因循往复，不见得有什麽长进的。

人类在创造性的实践中，发现和运用事物的规律性，把自然物作为他的工具，变成了他的活动器官，延长和加强了自己的四肢和大脑，从石矛、石斧到牛耕马拉，从蒸汽机、电力驱动、轮船飞机，到宇航、电脑、互联网、燃料电池、基因工程、纳米材料；从茹毛饮血的穴居人，经由图腾部族生涯，创造宗教、艺术、法律、制度，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是体现了灵性人类特有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成功发展过程。

“一切（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於此──在於创造的刺激”（罗曼．罗兰《手简》）

“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罗曼．罗兰《约翰克斯多夫》）

“创造，或者酝酿未来的创造。这是一种必要性；幸福只能存在这种必要性得到满足的时候。”（罗曼．罗兰《母与子》）

“人类的生活就是创造，就是努力去战胜僵死的物质的抵抗力，希望掌握物质的一切秘密，并且迫使它的力量服从人的意志，为人的幸福服务。”（高尔基，引自《俄国文学史》）

“（人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发展”（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

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和发展（见《马恩选集》第3卷）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

生存和享受是一切生物的共性，发展则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的自我超越。人生如果安於现状，以为满足，不图发展，枉有宝贵灵性创造能力，隐而不发，如有若无，尽管人模人样，莫非有意无意放弃或埋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把自己与非灵性生物划上了等号？

五问：诚然如此！试问人类私心驱动灵性带来发展，倒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答：嗯……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要讲一讲什麽叫好事，什麽叫坏事。

立足人同此心的情理常识，事物的所谓好坏，善恶，或正反，就是在考察范围内增进还是破坏人间福祉的正反对照简化代词罢了。

客观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善恶，或正反的标准是什麽？通常以此人在自利之外，懂得利他，能为他人或集体增进福祉（感到快乐）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只图自利，不惜破坏他人或集体增进福祉者就是坏、恶、负了。

如果我们就个人、集体、社会的整体意义上，也就是从广义的人际关上谈论好、坏，善、恶，或正、反，不妨认为，当追求个人（或小集体）利益与增进群体（或大集体）利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取得一致时，亦即人们孔子名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至“利在自己，功在社会”的事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则为坏、为恶、为负了。

发展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正向者固以利己心为始发驱动力，但以利他（而非损人）为实现利己目的的条件，因而也产生利人的效果。例如许多科技发明创造，当事人因此获得荣誉和报酬，尤可改善民生，造福人类，带动社会进步。负向者损人利己，或损人而实际上未必利己，为害他人以至祸延社会，譬如盗窃、欺诈、抢劫、陷害、凶杀、侵略战争……甚至也毁掉自己。

“雄心是生活的动力，也是一切灾难的渊源。”（【西班牙】苏内吉《合同子》）

六问：请仔细想一想，发展取向孰正孰负，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麽？

答：让我想一想……灵性是个中性因素，或者说是一柄双面刃，既可以为正向发展服务，也能够替负向发展效劳，关键端视那驱动力，即私心主导的取向了。

如上所述，利己心无疑是人性当中驱动灵性发挥效能的首要的根本要素，但若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就会走向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唯我主义”(Egotism)或“自私”（Selfishness），驱使灵性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形成上面所说的负向发展。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必须把私心同自私之心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为利己的私心画出一条界限，就是要承认别人同样享有利己的权利，尊重而不是侵犯别人的利己权利。

越过这条界限，意味着天赋灵性会被用来损人利己，做坏事，作恶犯罪。让我们把无视这个界限，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和集体的利益的倾向，定义为“唯我主义”或“自私”；把“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的行为视为伦理意义上的犯罪。

推论至此，我们将要引申说明作为调节控制利己之心的要素的存在，那就是被誉为美轮美奂高尚情操的利他之心（Benevolence）了。

如果一个人有相当强度的利他心，协同利己心以调控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就可能防止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负向发展，导向有益社会进步的正向发展。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利己心没有适当的利他心扶正，就很容易无所遮拦，走上极端，成为自私的唯我主义者，什麽坏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了。因此，利他之心，就是被公认为“善”的道德观念的滥觞。

人类天生的利他因素非常微弱，不足以“自动”地产生堪以调控私心、防范自私的能力，所以人类特秉的灵性与自私相结合导致犯罪，可说是人人与生俱来，在所难免的“天然”恶性性向。据此，基督教神秘难解的“原罪”（OriginalSin）说，莫非可以借助这样一个简明公式，即：原罪＝灵性＋自私，作出合乎理性的诠释。

至於人类以外的一切生物，既然无缘问津人类独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其行为不能超越本能的范畴，无论其表现看去何等凶残可怕，就伦理意义而言，是无所谓犯罪或原罪可言的。

七问：好了。我们常常习惯地把利他心称为爱心（Love，Benevolence）。试问爱心从何而来？是与生俱来的吗？禽兽也有爱心吗？爱心对於人类世界意义何在？

答：好像人和禽兽都有一点儿原始的有限的属於本能畴的“爱心”，或即有限的“利他”因素，藉以维持或至少暂时维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後裔等的合作关系，即社会学家所称“首属群体”（PrimaryGroup）中血缘和亲密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存关系，是为接续繁衍物种的起码需要。其中尤以“母爱”为大端。

人类天然的原始的爱心相当有限，不见得比灵长目动物的本能高出多少。

个人需要依仗集体的强势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应付力所不逮的挑战，并分享唯集体力量才能获致的巨大成果。亚斯多德揶揄得好：“凡离开而自外於城邦（社会集体）的人，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马克思说：“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类文明就是在交叉组合的集体生活即社会生活中存在、发展和进步的。

人类虽然拥有至可宝贵的灵性，但只有靠着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方能在首属群体范畴以外的广大人际相处中，有效调控私心，防范自私作祟，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观念，从而建立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维护人类特秉的创造能力在集体范围联合运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性发展进步。

这种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既非天生，也不遗传，系凭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後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这个“高阶爱心”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根本的必要的条件，否则不用说社会生活了，就是几个人的微型集体也无法维持运行。

下文所说爱心，皆指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下後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超乎非灵性生物普遍本能之上的“高阶爱心”而言。

从昆虫到猿类，许多动物有群居习性。动物的群体生活，与人类社会根本不同，是通过遗传实现的盲目的本能现象，按照进化论的说法，是在适应个体生存和物种延续需要的过程中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结果。在自然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无论千年万载，这种本能行为的模式几乎不会发生变化。

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机械相加，而是爱心调控私心，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具有无限创造潜力的有机系统，藉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谋求增进自身福祉。

这个足以调控发展方向所需的“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弘扬、扩展至集体、社会，就是所谓公心（PublicSpirit）了。

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佛洛依特（SigmundFreud，1856－1939），断言道德的基础来自性本能（Libido）的唯乐原则，并非过甚其词。“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维持生命之馀，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欲。满足性的简单方式是强暴。霸王硬上弓，会遇到阻抗，享受不到两情相悦、和谐美满的性生活情趣，且有遭受报复惩罚的风险。灵性人类终能悟出一个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欲可能就成了灵性人类私心升华，萌发高阶爱心的重要源头。“聪明”人懂得对自己倾慕的异性对象，不是简单地强行占有，而是发扬利他的爱心，投其所好，善献殷勤，培植对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诱发共浴爱河的情欲共鸣；一旦成功，不仅顺畅满足一时鱼水之欢，且能建立持续稳定、互相呵护的恩爱关系，由孤家寡人进至可靠合作伴侣形成的两人世界。於是灵性人类得天独厚，有了超乎鸟兽发情本能之上的人世爱情这回事。

藉灵性智慧选择爱情代替强暴，并感知爱心无限奇妙，类而推之，领悟人际关系“合作比不合作好”这个貌似浅显其实来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们，率先建成比较牢固的“首属群体”和由此为始扩大“组织起来”的血族社会。

血族社会靠着爱心（公心）调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的非常优势，产生了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强大能动性，不复停留在被动因应大自然环境的状态，破天荒显现了“生产力”发展进步，向氏族部落和雏形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在丛林世界的淘汰机制中，那些停留在强暴苟合阶段，不见开窍长进的同类，不免在具有爱心道德优势和相应合作优势的血族社会群体面前相形见拙，若不仿效赶上，终要落後、挨打、淘汰，以至开除球籍。

因此可以说，爱心或公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章句》）。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人类文明由此发端和传承不止。重视和珍惜家庭价值，根本意义在此焉。

爱心萌发，调节私心，刚柔相济，灵性焕发，人类方得出类拔萃，走出丛林，成为天地众生间的唯一强者。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远古以来人类的生命线》（1989）一书中说：“人类组成了血族社会才是脱离动物界的标志。在血族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合作代替了争斗，在获得食物和性伴侣中出现了不同於动物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态。”

该书引用了M.D.萨林斯《社会的起源》（《科学的美国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话：“在有选择地适应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克服或贬抑了灵长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如自私、杂交、争雄称霸、野蛮地竞争等等。人类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冲突，将团结置於性欲之上。人类社会在其最早的时期中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克服人类所具有的灵长目动物的天性，从而确保了人类的不断进步的特点……人类这种灵长目动物当时正处於同大自然生死攸关的经济斗争中，所以负担不起社会斗争这种奢侈品。合作而非仅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人类，唯有人类，实现了这场历史上不同凡响的伟大的变革。这是万物之灵在漫长岁月严酷生活实践中，特秉天赋灵性引导私心升华，爱心（公心）萌发、丰富、深化、健全，以致理性化和体制化的结果；是人类得以脱离兽性生存方式，逐渐形成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以至社会性的集体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掌握和运用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草创唯灵性人类独有的文明社会、并且不断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八问：让我们进一步弄清楚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爱心（或公心）究为何物？爱心（或公心）和人性的动力之源－私心之间，存在何种关和互动作用？

答：乍一看来，定义为利他之心的爱心（或公心）很像是私心的对立物，是游离於人欲之上高尚圣洁的天使心肠。但仔细想想，又像与私心盘根错节，同根所生。如果我们像敢於惊世骇俗的佛洛依特那样不怕难为情，诚字当头，实话直说，倒不如认定爱心（或公心）源自私心，是私心的衍生物，或者说得文诌诌一些，叫做“私心的升华”来得真切无误。

弘扬爱心，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予人”（《论语•颜渊》），是从自己出发，推己及人。耶苏说“要爱邻人象爱自己一样”，也以爱己为始发点；救赎的目的是自己避免下地狱，争取上天堂。

中国圣人和西方救世主创导仁爱之心，前提都是世人首先必定懂得爱自己；一个不知利己的人是谈不上什麽推己及人的。且不说获取可观报酬的形形色色慈善机构经营者，就算那“纯属”施舍的善人，做善事的背後常常需要沽名钓誉、积德延寿或进入天国等好报作为精神动力，所谓不望报者，不在乎直接回报，甚至不在乎受惠人知不知道，感不感恩，要的是更高层次的收获，或者是一种激励自信以求取胜利，或证明堪获上帝预选的精神力量。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爱心竟然同自身利益毫无关系，岂非无缘无故了？

孔子以“仁”为完美人格。什麽是“仁”？孔子的标准答案包括了“仁者爱人”和“仁者爱己”或“仁者自爱”这两重概念。如果你把爱人和爱己对立起来，这种貌似对立、矛盾的说法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悖论，一些主张“无一毫人欲之私”的伪道学君子，怪不得为此晕头转向了。夫子曾考问三位优秀学生：“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都得到了肯定的评价：“可谓士矣”；颜回答得最出色，他说：“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给予最高评价：“可谓士君子矣”（《孔子家语•三恕》）。谅必出诸自爱的利他之心，通过“使人爱己”实现高境界的“爱己”目的，即以私心为原动力的爱人之心，才是有本有源的或者说真正靠得住的仁心了。

一八六一年三月，反奴隶制的民主主义者、出身低微的林肯就任第十六届美国总统。林肯以为，“我们的中心思想不应当只是‘一切公民是平等的’，而应当是更广泛、更美好的‘一切人生来平等’。”他简括地表明立场，“我们给奴隶以自由，就是使自由人的自由得到保证。”“我不当奴隶，所以我也不当奴隶主。”

“仁则荣，不仁则辱”。“行仁”、“爱人”，总是事关自身荣辱。统观一部浩瀚人类史，最高阶次历史经验莫非就在於此。可以见得，与其说仁道是“为他哲学”，不如称为“为己哲学”才来得真切，才会确有实效。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章句下》）天时、地利、人和，以人和为最能动、最积极的要素，弘扬爱心（公心）就是是实现人和的需要，就是达成自己追求的目标的需要。

摈斥爱心的自私或唯我主义者其实是傻瓜。爱心（公心）不但有利自己，而且是一种最为他人和集体乐於接受的爱己方式，或者说绝顶高明的利己之道，应视为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爱人者，人恒爱之；恶人者，人恒恶之。爱心（公心）为你带来尊敬、赞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谐以及安全感。因此，爱心（公心）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成功和快乐之源。这麽说很容易被道学家怒斥为亵渎了神圣高贵纯洁的爱心（公心），叫人羞羞答答，但如果你我“诚其意，毋自欺”，说老实话，说真实体验，并且相信也是全体人类的共同真实体验，无非就是如此。

诗人歌颂高尚的爱情，据说“爱情是不讲究理智的行为，是自我牺牲。”真的是这样吗？

“一个热情的爱人只需要一点儿鼓励就变得勇猛无比。”（伏尔泰《天真汉》）

如果没有哪怕是“一点儿鼓励”，那“不讲究理智的行为”或“是自我牺牲”会凭空发生吗？

准确一点说，“爱情是一种双重的利己主义。”（盖伊博尔顿《雪莱情史》）

还是罗曼罗兰痛快明白：“在爱情上，谁都光想自己。”（《母与子》）”

任何情况下，唯有私心驱动下的爱心才会强劲有力，也唯有私心支持下的爱心（公心）才是真实可信的。

九问：然则公心与爱心又有何异同？同私心之间究竟是什麽关系？

答：爱心扩展到集体，就是公心了。也许我们可以说，爱心较富情感色彩，比较容易用弗洛伊特的性心理学进行阐释，而公心则更多理智和权衡的成份；它们同属一个利他心的大范畴。弘扬利他的爱心或公心，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观念的基本内涵。

公共利益者，无非众多个人利益共性因素的集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简明方程式表明，为我的私利就是公益的源头、动力和内容。所谓无私的爱心或公心，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做夸张的文学语言或许不伤脾胃，如果认真实行起来，不是弄虚作假，就是害人匪浅了。

自从三百万年前“真人”（Trueman）显踪，十几万年前出现现代智人（ModernHomoSapiens）以来，灵性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一万多年前）草创文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和灵长类动物一般在丛林里讨生活，还干些什麽（较之直立和使用工具）更为重要，堪称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事业”？我们不妨想像，人类足足化了数以十万年计的时间，凭着天赋灵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础之上培育、积累、传承、发展成功那赖以建立文明的爱心或公心（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极大地有助这种观念的培育、积累、传承和发展），逐渐懂得互相残杀并非人际争强的唯一选择，利己又利人，互相合作帮助，方可群策群力，最大限度发挥灵性创造能力，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

有了爱心或公心调节私心，人类方才得以建立集体生活，形成有利於发挥灵性创造能力的环境条件。爱心或公心的发生和弘扬，是造物给予灵性人类的一种选择，是人类逐渐感悟出来，藉以脱离漫长达数百万年的兽性蒙昧时期，开创文明进步，追求幸福美满理想境界的决定性明智选择。

爱心或公心调节私心的伟大功能一旦突破了某个临界点，在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环宇范围，出现了独一无二的灵性智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人类世界终能跨越漫漫长夜般的旧石器时代，脱离丛林生涯，形成合作机制，组建社会集体（由群落、部族到雏形国家），开创文明纪元，由新石器时代而农业、工业，直至今日讯息时代；可望由小康臻大同，营造人间天堂，堪“与天地叁”焉。

十问：没有爱心（公心）不行，爱心（公心）无限扩大好不好？爱心（公心）私心关系何以处之方为得当？”

答：人类得天独厚秉有超越生物本能的灵性创造能力，凭藉这种能力为善抑或为恶，取决於人性两大要素，即“利己之心”──私心，和“利他之心”──爱心（公心）这一双看不见的推手的联合调控作用。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将这两大要素简称为“两心”。

两心联合调控灵性创造能力，这个貌似简单之至的作用机理，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鸟兽）的活动规律性的发端肇始，就是人性畴如假包换的“大本大源”了。

两心按先後而论，私心为先；按主次而论，私心为主。要认定私心为第一性，是生物普遍本能的直接延伸；人类一切行为的真性原动力来自第一性的“利己心”，包括因“利他心”做好人好事的真性动力也是来自“利己心”，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太虚幻境。

爱心（公心）为第二性，是靠着私心加上灵性的感悟作用，从传种接代本能之上衍生出来，但又相对独立於私心。爱心（公心）的功能在於调控制约私心，以防范和克服损人利己的自私之心，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产生“利在自己，功在众人（社会）”，“达则兼济天下”的良性发展进步效果。

基於这样的观念，出於爱心帮助他人，除了救急，重要的是创造条件激励对方发挥私心积极性以自救，而非一味施舍。国际救难委员会（IRC）有这样一条很好的施援原则：“协助饥民不宜只是给他一条鱼，而应教以钓鱼之道。”个中哲理美矣哉。

摆正了私心第一性的地位，老老实实承认人首先是为自己而活着，才有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才有确保自身自由发展权益的要求，才有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又因第二性的爱心或公心的调控制约作用，人们意识到在要求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的权益要求，方才符合自身的根本的长远的也是最大的利益。民众因而需要选择和建立政府，实行民主共和政治，通过制订和贯彻适当的“礼（包括法）”──行为准则，“事之治也”，保障人们都能在互相尊重各自的权益的条件下谋求自身的发展（既有平等，又有自由），从而争取造成一个利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发明创造纷至沓来，先进生产力进阶不止，驱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环境条件。对於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者来说，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全在於此了。

两心在联合调控运行中的地位孰轻孰重？一般情况下，私心与生俱来，主动强盛；爱心（公心）天生微弱，要靠家庭、学校、宗教和社会陶冶、传承、积累、培养和教育形成。因此，能否弘扬爱心（公心），或者说能否弘扬伦理道德，经常是关系着社会健康进步或倒退沉沦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的核心问题。

两心联合调控运行中最普遍发生的失误是自私泛滥、爱心泯灭，特别以握有统治权力的决策阶层腐化变质为甚；其後果必定人祸连绵──表现为社会性的暴政、苛政、贪婪、腐化、堕落、犯罪、衰败、沉沦、停滞、落後、毁灭灵性生命的战争和其他可能的劫难。

两心联合调控运行的另一危险倾向是无限夸大公心的重要性，追求“大公无私”的极端化“至善”之境，“过犹不及”，後果堪忧也。从两心本质概念出发，没有第一性的私心，就不会有第二性的公心，那无私的大公纯属空中楼阁，只能是虚假的伪公，并无真实意义可言。倘若坚持“大公无私”这一悖理，作为政策强行贯彻，人性第一性的私心遭到“大公”压抑、否定和剿灭，失去了正当进取的途径以至合法公开存在的条件；而万恶的自私，特别是统治阶层的自私之心，必定会利用大公旗帜作掩护，改头换面竭尽诡谲伎俩能事以求一逞，其危害社会，较之显性的自私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因浸透了虚伪的毒汁而更形险恶和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为私正名（也是为公正名），澄清私心天经地义的第一性地位，保护正当的私心积极性，就成了拨乱反正，重振爱心，实现真性道德复苏的关键。

孟轲尝曰：“人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奢谈天下国家，否定个人本位，可不忘了根本？

青年曾经致力於寻找“大本大源”，对於人性“两心”曾有非常卓越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後，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论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他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两者以利己性为主，利人也是为了自利，绝非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天生善念，所以两者其实出自一性──利己性。

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个人有无上的价值，百般的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引自李锐《的功过是非》，天地图书1996版）

在1945年举行中共七大上还讲“个性解放”，认为“被束缚之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马克思清醒地识透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即追求利益的动。换言之，就是我们阐述的第一性主动元私心的原动力作用。

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描述未来的理想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Individual）。

可惜後来中国现实政治一度把这种真知灼见抛诸九霄云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狂热无比“破私立公”、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意图通过否定私心根本消灭人性罪恶之源的“至善”理想主义。当时所谓“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为唯有在思想领域破除人性之私，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配套，方能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防止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滋长和复辟的危险，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於是马克思关於“按劳分配”的“有私”原则，也遭公开否定。终至以“斗私批修”为纲，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造成一场希世人为浩劫，就“大本大源”而言，其实肇因於此。

既然两种极端：自私唯我和“破私立公”皆不足取、不可行，则“极高明而道中庸”焉。吾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大原则，当循“黄金中道”（GoldenMean），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在两大极端之间找出一个两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可利己以调动私心积极性，又泽及社会大众，增进集体福祉，归根到底是在更高层次意义上利己的优化解。借用数学术语，不妨比拟为对非线性无约束多元函数寻求每个变量的偏导数等于零时对应的极值。

工程师们从事工程项目设计时，总要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在安全和经济这两大主要对立因素之间，经由计算、研究、分析，集思广益，统筹兼顾，制订两全其美，综合效果最好的优化解决方案。在求解为人之道难题时，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在私心和爱心（公心）之间，追求建立一种“两心相悦”，适足以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顺畅发挥作用的“调谐”状态呢？”

十一问：然则所谓“调谐”状态该当何解？

答：调谐（Harmonization），就是通过协调有关互相影响的因素，使进入和谐状态，获致有效的以至最佳的运行工况。按诸无线电学关於调谐的定义，当调节（Tune）可变电容器或电感线圈，使收音机接收系统与无线电波达到谐振（自振频率一致）范围，就进入了有效收音工况；如达到确切的谐振点，则可获得音正量足的最佳收音效果，称为调谐工况。

如果将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为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其中变革是手段，变革的目的是追求调谐，而不是为变革而变革。调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常常是暂时的、易逝的，事物总要向前发展和运动，原有的矛盾体会分解，重新出现对立，要求进一步变革；但无论如何，变革之所以发生，只是为了追求调谐的需要；变革或斗争不论如何轰轰烈烈，终究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不可以本末倒置的。离开了调谐的目的去谈斗争，或鼓吹变革的绝对性或无条件性，就是没有建设性可言的破坏狂了。

调谐不仅是变革的目的，即便变革本身或即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过程，也应讲究和追求调谐，以减少损失，提高效率。凡是学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卡诺理想循环可逆过程理论，或从事过动力工程回热循环实践的人们，恐怕非常容易对此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调谐是什麽？是协和，是均衡，是恰到好处的配合；是真、善、美；是两个以上复合因素交互作用实现低损耗、高效率、平稳顺利的联合运行方式。调谐是幸福、美好的精华和极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性追求，具有公理性质和普遍意义。

人类和一切生物概莫能外，皆以享受调谐成功的生活为莫大福祉。

天赋灵性的人类，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不受非灵性生物本能追求极限的限制。人生追求幸福不息，一旦达到了某个层次的调谐的目的，又要通过变革去追求更高层次的调谐，永远没有止境，这就是人类独有的“发展”特徵。当然，也只有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调谐，变革才有其合理性质。

国家、社会、集体、家庭或个人欲求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采行反调谐的变革手段如暴力、战争，都是逆反天道，应为灵性人类所不取的下下策；唯有作为不得已的反制，这种手段始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调谐化途径，通常具有和平渐进的演变形式；历史经验表明，通过人们常说的“和平演变”以寻求优化决策，常常是损失少，收效大，实现社会发展进步的光明坦途。

人性范畴的两心调谐化，乃人生幸福意义上的调谐过程的基础或起点，是“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必要。私心，与爱心或公心，既矛盾又统一，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更不应该对立。任何个人、集体或社会，欲求经营成功，私心与公心，亦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者必须协调得宜，达到一个合乎当时当地环境条件的最佳交会点，方能烘蒸郁衬，相得益彰，花好叶茂，欣欣向荣。这就是人性两心调谐原理的要旨了。

调谐不仅是人性两心的优化联合运行方式，也是人与自然的最佳相处之道。今日举世认同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灵性人类从自身最大利益出发，感悟、发展起来的合理化社会文明观，要求社会发展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决不要对後代人的需要造成危害。没有“可持续发展”，人类世界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也没有远大前途可言。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最高境界，实质全在於美轮美奂的“调谐”两字。

调谐，是包括人际、人与自然，人自身生理和性灵，以及万物之间一切相互关系的优化相处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中庸章句》）。

对照儒家学说术语，调谐就是“求中致和”。乃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十二问：妙矣哉！可否再就人性两心调谐原理作一些形像化、具体化说明？

答：作为人性大本大源，在每个考察体系内，私心和爱心（公心）这一对不可割裂的“孪生”调节元，客观上总是因时因地因体制宜地存在着某种对应於最有利於发挥灵性创造能力效能的优选的即调谐的状态，等待秉有灵性智慧的人类去认识、去追求，去享用。优选位置不会落在自私唯我或所谓“大公无私”这两个极端状态，也不大可能正巧处于两者的简单折中状态即数学上的几何中点。好象寻求函数极值，这个位置应该是经过全面权衡协调，合乎中庸之道的变量特解。举个例子：从视觉调谐之美而论，一个方形体的短长边最佳比，不是零比一或是一比一（不是一条竖线或横线，也不是正方形），而在某个等于（√5－1）÷2，近似值为0.618的特定比例上，即所谓黄金分割。

再打一个比方，要种好庄稼，土壤酸硷度必须适宜。纯酸性和纯硷性是两个极端，皆不可取，酸度或硷度过高，都会造成一片荒土。只有按照作物特性和土壤、气候条件等有关因素综合研究，找到一个特定的PH值（酸或硷性的指标），才会产生最佳种植效果。

或者还可以想象，从一个出发点奔向一个目标点，其最短捷径是连接的直线。在前进过程中，如果私心过头，自私因素膨胀，行进方向就会偏向‘右方’，反之，过度强调爱心，则偏到“左方”。在设法校正的过程中，必因迂回曲折带来各方面的损失；如偏离严重，不及校正，甚至会迷失方向，根本达不到目标。追求两心调谐，进入优选状态，就意味着少走弯路，趋近於最短捷的直线，以最少代价求得最大效果……

前苏联最後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以为，“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虽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用暴力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要积累起来，必然引起爆炸。最後的损失往往要大上千倍。”高明的政治家懂得，一切成功的政治，都来自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的极致，莫非我们衷心赞美的调谐境界？

两心调谐化导致人类文明诞生，社会发展进步，以至通向未来光明的美好的理想人间天堂。一个社会一旦接近或达到了当时当地历史条件许可的最佳两心调谐境界，人们将能循着利己和利他两大调节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正道，享受至可宝贵的自由发展机会（特别以思想自由为基础），比较顺畅地发挥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总体而言，这种追求不是损害而是增进着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得以好上加好，渐入佳境，进入欣欣向上，普天同庆的辉煌盛世。遗憾的是，这种辉煌盛世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少之又少，而且常常是短命的。人类经常无可奈何地在两心失衡的社会环境中讨生活。

东西方历史发展途径和成果迥然不同，奥秘何在？大哉谜尽管难倒无数史学大师，其实只要循着两心调谐原理一探究竟，怕就洞若观火，谁也瞒不过了。

这场诚字当头、如琢如磨、如切如磋、揆情度理、率性尽致的“十二问”思想实验，导出了令人心明眼亮的一整套灵性人类发展进步不可不遵，如同千江万川总源头那麽至关重要的公理常识组合――人之所以为人的“大本大源”之理，概括名之为：

“灵性──两心──调谐”原理（下文简称“两心调谐”原理）

其中“灵性”为人类所以区别和超越一切生物之上的唯一的也是至高无上的根据。

灵性作用如何发挥，系受“两心”联合操控。

人类的灵性创造能力能否循正道产生既利己又利人的建设性成果；或适得其反，导向犯罪、破坏，以至自我毁灭；或长期自闭，停滞不前，无所长进，略同於非灵性生物而已；或落後挨打，开除球籍，泯灭无存；关键端视两心联合操控的社会性“调谐”水平。

如果借用数学分析表达形式，可将这条原理分列为十项“联立方程式”如下：

1，灵性＝创造性智慧（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的独特秉性）

2，私心＝追求自身福祉的原动力，源自一切生物共有的利己本能。

3，私心＋灵性＝发展（一切生物中，唯人类在谋求生存和享受之外，特有发展的要求和能力）

4，自私＝私心走上极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唯我主义”，是负向发展的驱动力。

5，自私＋灵性＝负向发展的恶质运行系统（唯人类独有的“原罪”的由来），导致伦理意义上的犯罪，趋於自我否定、自我毁灭。

6，爱心（公心）＝私心经由灵性启迪而升华，转进利他运行轨道的超越形态。爱心（公心）相对独立於私心，堪以调控私心，防范自私；是为灵性人类特秉澈悟成果，道德滥觞。

7，私心＋爱心（公心）＝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所必需的联合调控驱动机制，以“两心调谐”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优化组合。

8，“崇公抑私”＋灵性＝发展缓慢、停滞，不进则退的劣质运行系统，自我抑制灵性创造能力的发挥，不免沦为充斥伪善色彩的罪恶渊薮，渐趋淘汰没落。

9，“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灵性＝另类隐性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导致伪善外衣包装下的犯罪横行，灵性创造能力活力尽失，趋於自我否定、自我毁灭。表面上看来，这是与“自私＋灵性”型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遥相对照、追求“至善”境界的另一极端，实质上由于“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虚妄性，必然沦为自私的伪装形式，只是更富欺骗性而已。

10，“两心调谐”＋灵性＝正向发展优化运行系统--导致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灵性人类由此自我肯定，自我超越，体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与天地叁”焉。

一种反映灵性两大调节元--私心和爱心（公心）调谐状况的基本伦理观念，可称“心态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即主导性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推手，隐然操控著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两心联合运行状况进入调谐化区间时，形成正向发展优化运行系统，这双推手应能驱使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相对顺畅发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进步不止。

现代辞书定义的“文化”，广义而言相当於社会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成，包罗万象，囊括一切。所谓文化的先进性，首先应当体现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顺畅发挥，社会良性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上。从大本大源意义上说，这个大方向的成因，在於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的文化，亦即作为思想信仰，亦即深层社会文化意识的“心态文化”的两心调谐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无形推手调控驱动作用。

如果没有内涵两心调谐的“心态文化”为基础，没有一双协调如意、维系正道的无形推手，生搬硬套别人家成功的先进文化成果，包括巨细无遗的法律制度，即便一时见效，总是表面文章，东施效颦，“头重脚轻根底浅”，正果火候何其难得？结果难免水土不服，后继乏力，倒退变质，比比皆是也。

什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千言万语总要聚焦到“两心调谐化”这个基点之上。由此为始，方才可能营造成功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得以相对顺畅发挥建设性功能的社会大环境，不断催生先进科学技术（产生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政治制度（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体制），开创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水平，增我福祉，前程如锦，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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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这个“道”其实不在什么虚无缥缈、暧昧不明的神秘之境。人类天性自然内涵优化法则，等待我们自己去发现、认识和运用。换言之，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问其所自，无不本於天而备於我。用通俗语言来说，就是说人生应循的共性指导原则，其实都可凭著一个毋自欺、贵率真的诚字，从自身内省而感悟，即所谓诚者自成，而道自道也。儒家学说本源无非在此。

如果说儒家学说阐释天道人性，立足於人之所以为人必遵的根本规律性，那麽这个根本规律性一点也不神秘难解，一言蔽之，就是“灵性－两心－调谐”原理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者，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於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

因此，两心调谐原理，作为为人处世最具普遍意义的应遵公理，导向一切正确判断的理性良知大本大源，如此简明易懂，不以繁琐哲学唬人为然；只要怀着一个诚字，人皆可以悟通。一旦悟通，顿觉古往今来万花筒般大千世界显得通体透明起来。

人类社会欲求进入正向发展优化运行境界，从两心调谐原理出发推论，显然必备以下三大要素：

1．一种体现两心调谐化的指导思想，深植人心，形成信仰，构成强固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心态文化”为基础。

2．其次，需要一种符合两心调谐原理的优化决策方法论，方能将正确的指导思想化为正确的社会实践。

3．最后，为了实现社会性两心调谐，进入正向发展优化运行境界，必要运用上述指导思想和决策方法论，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订出适合具体历史环境条件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款、礼仪规矩、社会公约等，从而建立各种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始可落到实处。

如此“思想信仰－决策方法－行为规范”三位一体，共襄盛举，不可或缺，不可分割，逻辑分明地构成了一个人类自我肯定、自我超越之道的完整功能体系。

如果仔细对照儒学经典，可见以孔孟为代表的真儒，将人类自我超越之道的完整逻辑功能体系的三大要素──“思想信仰－决策方法－行为规范”逐项阐发，相应命名为“仁－中－礼”三个金碧辉煌大字，作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无妨称之为儒家学说核心的人间正道“三位一体”论。

仁──两心调谐原理的高度概括（概括为一个字），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指导思想或信仰基础；

中──中庸之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优化决策方法论，当然也是贯彻仁道（两心调谐原理）的优化决策方法论；

礼──以仁为本，经由中庸之道导出切合当时当地社会实际的优化政治制度以及各种共同遵循的实用行为规范。

归根到底，倡导“仁－中－礼“三位一体之说，所求者，无非“肯定人欲，引上正道”而已。”

千载而下，伪儒肆意曲解之馀，学者们多为儒家经典之概念模糊，条理不清，庞杂错乱所苦，以为理清儒学头绪也难。唯从大本大源出发，顺流而下，识得真儒心路历程、始能参透儒家学说科学严谨的逻辑性，明白其中受用不尽的精义主旨；天机解密，家喻户晓，福音广布，可以经世致用也。

从天道人性基本常识公理大本大源出发，悟通“灵性－两心－调谐”三位一体原理，进而导出“仁－中－礼”三位一体论，简称“仁学”，该就是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了。

但“仁学”不是儒学的全部。儒家还须“瞻前顾後”，就“仁学”的大前提和目的性作出全面交待。

“仁学”作为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或即“当行之路”，是天赋人类存乎己心，人人得凭灵性感悟认知，并引为信仰、终身奉行，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优化选择。欲问这个不胜奇妙之至的可选方案所以存在於天地人心的大前提，就像穷究欧几里德几何学那些“不证自明”公理的由来，或者世界创造者是谁创造那样的终极性问题，恐非尘世任何理性圣贤或神学大师殚精竭虑所能解决。如果不去生造杜撰奇迹迷信故事，也不满足於无神论者没有答案的答案，只能老老实实归之於至高无上、其尊无对的“第一因”──“天意”，非“天理”无以名之也。

儒家不负“天之木铎”期许（铎，铃也，金口木舌。施政教时，振之以警众。）以导布“天理”为己任，必要摆正天人关系，提倡一种具有“模糊化”特色的“信天观”，既不失宗教情怀，无限敬畏、尊重那神性之最（代表至上神）和理性之最（代表规律性总成）的“天”，又排除奇迹迷信，“不问鬼神”，确保理性清纯；唯其如此，利於“万物之灵”避开“有神”“无神”无谓争论，融一切学派和宗教信仰的真理内涵于一炉，调动自觉贯彻“人间正道”的使命感和积极性，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效益最大化。

此犹未足也。中外古今，数不尽志士仁人，寻寻觅觅，前仆后继，代价惨重，所为何来？这条“当行之路”，究竟可以通达何方？一定要将“人间正道”的前进方向，追求的近景和远景目标解说明白，方有大奔头，大决心，大动力，大作为。儒家为此提出了经由小康进入幸福美满的大同社会大目标，及其原则性政策纲领设想，这就是儒家的合理化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了。

孔子思想范文篇4

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和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重要方法是在注重学生教育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个性，充分开发其潜能。孔子在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人性差异的观念，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作为教育实践的指南，并进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说：“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主张根据学生的特点、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即“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孔子对学生的智能、志趣和个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除了在道德上提出基本要求外，他并不要求学生改变自己的个性特点，而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辟如就“政”这一问题，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针对子夏性急且重小利而答。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说如果“必不得已而去”，则依序“去兵”“去食”，强调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观点。孔子意在鼓励子贡首先要牢固树立老百姓的信心。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是针对仲弓的气量小而对他提出的要求。以上几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在回答他们同一个问题时，孔子均针对各人的个性弱点指出不同的努力方向，语言既带有勉励和要求，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孔子实施因材施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闻斯行诸”的回答了。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教学是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从补救其不足方面因材施教的。“因材施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育方法，对我们反思现在的教育现状很有意义。在很长一段时期，“齐步走”的教育模式是我们的主要教育模式，并且现在还依然存在一些学校中。僵化的教育手段、陈旧的教育思想，以升学为教育目标，夸大学习成绩，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和个人特长的发展。应试教育抹杀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教育评估片面性造就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今天，我们在进行素质教育的时候，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宜”，依据学生个体特点，实施适应个性差异的教育，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同一个学生，不同的问题，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实质上就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这句话放在是否能因材施教这一背景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提倡启发式教学，主张学思统一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是一个重要的创造，也是当今素质教育所提倡的一个重要教学方法。启发教育不仅是启发学生透彻理解知识，而且是启发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正如古语所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学生掌握了学习方法，就可以终身受用。启发式教育是孔子最为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他在教育实践中发现，学生要获得知识，就必须养成自觉思考的习惯。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子关于“启”、“发”的论断，就是我们今天“启发”一词的起源。愤和悱是一个人渴求知识的急切心理在外部容颜上的表现，学生已经思考了但还没想通，这时可以去启发他，思考了并有所领会但还不能用适当的言辞表达出来，这时可以去开导他。孔子的启发是建立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的，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举一反三，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只起主导作用———对学生有目的的引导和及时的启发。学生不能从已知的一点推导到其他，不能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孔子就不会再重复去教授，———在学生不理解的情况下，再讲，就会造成学生的死记硬背，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就是说学生不到想明白而又不得明白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出来而又说不清楚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师指导学生要在学生有了求知的兴趣、动机、主动性、积极性的时候才有效，因为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没有兴趣，强迫灌输，学习效果是不可能好的，孔子不仅教学生时用启发的方法，自己和别人谈问题，也善于接受别人的启发。后来的《学记》把这一经验总结为善喻。“遵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是教学上很宝贵的经验。

三.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教师须完善自我、以身作责

国务院在推进教育改革中明确指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由此可见，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不仅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提高教师素质方面，孔子教育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孔子身正不倦，率先垂范。他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提出教师以身作则要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不言之教需要受教育者本人有意无意地感悟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人和事物，获取智慧灵感，孔子认为，教师应认真诚实，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尤为赞同“主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在盛赞老师时这样说：“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之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然从之，未由己也。”这正是孔子高尚人格和高超教育艺术的真实写照。孔子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他热爱教育，热爱学生，“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身体力行，学而不厌。他认为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应该经常自问是否做到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提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鼓励教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学习起来可以说达到入迷的程度，“三月不知肉味”。他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可能不如别人，但在好学方面要比别人强。孔子不但“每事问”，而且“无常师”。他对师的概念的理解也十分广泛，凡有一技之长，明一物之理的他都会拜为老师，所以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应该是“教学相长”的最理想诠释。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是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即师德。教师要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无私奉献。教师能够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够创设一种乐学的气氛，愿意并且善于和自己的学生接触、对话、交流，起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教师应该是知识渊博和见解深刻的人。具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各种自然和社会系统运转的规律，懂得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同时，教师还应该具有继续学习的要求、能力和习惯，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孔子用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敬业爱生的品质，他的进德修业、永不停止的思想，对今天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值得学习的。

四.结语

孔子思想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孔子思想;礼;中庸;仁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孔子的思想影响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它也历来是人们研究中国文化时必不可少的部分，其思想及思想核心也一直为人们所探讨和争论。文章也将浅要地谈谈孔子的思想及其核心。

一、孔子思想中的"礼"与"乐"

二、孔子思想的"中庸"

参考文献

[1]林凯.从论语看孔子的中庸思想，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3月.

孔子思想范文篇6

在思想史上，很少有象思孟学派这样既有着显赫的地位，又产生不断的争议。说它地位显赫，是因为至少从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传，居儒学大宗；说它争议不断，乃是因为对于“思孟学派”具体何指，其特色为何，甚或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都一直是个存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说，我们所知道的只能是流传下来的历史。这句话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典籍文献（广义的）在历史传播中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思想总是要以各种文献记录为载体才能被后人认识、了解，而一旦因为某种原因，这些作为载体的典籍文献意外失传，那么，不管你的事迹如何轰轰烈烈，也不管你的思想如何高明深刻，都只能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而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而这一切正不幸发生在思孟学派身上。当然，我们说思孟学派在历史上争议不断，决不仅仅是因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后已经失传，[1]更重要的，乃是因为后代学者在争论中往往搀杂了自己的意志、观念，他们真正关注的也许并不是思孟学派的真实面貌，而是思孟到底从夫子那里传下了什么样的“道”。在这种情况下，典籍的遗失、缺乏固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理解、判断，但又何尝不会为后人的借题发挥、“六经注我”提供了便利；而这种借题发挥、“六经注我”虽然不无其自身价值，但它终归已不是思孟学派的原貌。所以，要想揭开思孟学派身上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目，除了依赖新发现的材料外，一种客观、历史的态度同样显得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从春秋战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探究思孟学派的演变、发展；同时更要将其原有的内容与后人的发挥区别开来，终归我们探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而不是作为“道统”化身的思孟学派。

那么，思孟学派是如何提出来的呢，它在思想史上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让我们首先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探讨吧。在先秦典籍中，明确把思、孟作为学派看待的应该是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他在《显学》篇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这里虽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们看作“儒分为八”中的两派，对于二者关系如何，则根本没有提到。不过韩非子“儒分为八”的说法也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说的八派并不处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子张、漆雕氏（漆雕开）等属于孔门的七十二子，约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则已到了战国后期，前后相差约二百余年，所以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显然不能仅仅作为并列的学派看待。又比如，八派中有“颜氏之儒”，孔门弟子中除颜回外，还有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何、颜浊邹等人（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但多数学者还是倾向认为是指颜回一派。如果是这样，那么颜氏之儒就应该是由颜回弟子创立，但又尊奉颜回；因颜回先于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乐正氏之儒”，先秦儒家为乐正氏者有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前人考订乐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儒分为八”中有曾子弟子创立的乐正氏之儒，却没有曾子；如果是后者，则孟子与其弟子分别创立了两个学派。此外，韩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并不能概括孔门后学的全部。象《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贱儒”共有“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韩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张氏”一家；还有，《孟子·离娄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提到的“从弟子百人，设取予去就”的澹台灭明等，显然也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但均没有被韩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费解，搞不清韩非分派的根据是什么。与此不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则思、孟前后相续，认为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

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按照荀子的说法，子思、孟轲不仅前唱后和，主张一种五行说，而且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一批俗儒的支持、拥护。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说法自然有一定根据，所以后世所谓的思孟学派实际也就是由这条材料而来。那么，如何看待韩非与荀子不同的说法呢？我们认为这可能同二者的着眼点不同有关，韩非所说的可能是历史上产生的具体学派，而荀子强调的则是学派间的归属和联系。

我们知道，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主要是通过收徒设教的形式，据刘向《新序》，“孔子年二十三岁，始教于阙里，颜路、曾点、琴张之徒，往受学焉。”是孔子第一次收徒设教，后不断通过这种形式，孔子在其门下汇聚了庞大的弟子徒众，形成了最早的儒家学派。从《论语》、《礼记》等典籍来看，孔子与其弟子的关系往往是宽松、自由的，弟子由于信奉孔子的思想，推崇孔子的人格，来到孔子门下；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离孔子而去，[2]儒家内部似乎始终没有形成严格的组织系统，更没有对学派的传授作出明确规定，体现了儒家不同于一般宗教的特点。所以孔子以后，儒家内部虽然出现分化，但各家立派依然是通过收徒设教的形式。当儒家的某一人物，在门下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弟子，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甚或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便形成所谓的“派”。这种“派”的数量自然会是很多，远远不止于八家，韩非的“儒分为八”只是后人一种笼统、模糊的印象，并不能以此为据。同时，由于韩非乃法家人物，对儒家情况不可能十分了解，他只注意到子思、孟子都曾立派，故从旁观者的立场将其分为两派，至于二者关系如何，自然不是他所关心的了。荀子的情况则不同，他主要是从儒家内部的派别划分来看待思、孟的关系，认为二者在儒家内部处于同一思想路线。在十二子之外，荀子又提出仲尼、子弓，称赞其为“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是“是圣人之不得执者也”，认为自己即是出于仲尼、子弓之后。因此，子思、孟轲与仲尼、子弓实际代表了荀子所理解的儒家内部的两条不同路线，他将思、孟联系在一起，并给予批判，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就荀子而言，他也并没有肯定思、孟就是一个学派。[3]因此严格说来，思孟学派应该是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通称，因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将其联系在一起，称为思孟学派；但在历史上二者则可能是分别独立的，当“孟氏之儒”出现时，“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但由于只是在墨守师说，缺乏创造，所以真正发展了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后起的孟子学派。

荀子在批判思、孟时，特别说到“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表明思、孟一系曾自认为出于仲尼、子游之后。对于这个子游，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子弓之误，理由是荀子“屡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讥，则此子游必子弓之误”（王先谦《荀子集解》引）。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别处之所以屡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师承；本处之所以独言‘仲尼子游’者，乃子思孟子的道统。这是丝毫也不足怪的。”[4]所以按照荀子的记载，子游应该是对思、孟产生过影响的重要人物。子思与孔子年龄相差较大，不可能接受孔子的教诲，子思的父亲孔鲤也早卒，说子思受到孔子弟子的影响，完全符合情理。不过从思、孟的言论来看，他们似乎较少谈到子游，而是更多地谈到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曾子。如在《礼记》中，子思常与曾子讨论孝亲执丧；孟子也常将曾子、子思并举：“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於我室，毁伤其薪木。’……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这里的“同道”是说曾子、子思具有相同的思想方法，而并不是说在传授“道统”，但也说明在孟子眼里，二人确实具有某种联系。此外，《孟子》一书提到曾子九次，对曾子十分推崇。在孟子笔下，曾子常常被描绘成刚强、弘毅，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

昔者曾子谓子让、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公孙丑上》）

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公孙丑下》）

这里的曾子显然就是孟子的化身了。孟子在思想上也受到曾子的影响，“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与曾子以“忠恕”释“一以贯之”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往往认为思、孟实际是出于曾子一派。不过仔细分析，以上两种观点其实也并不矛盾。前面说过，子思虽为孔子之后，但他既未及遇孔子的垂教，又经幼年丧父的变故，主要是在孔子弟子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样一来，与其发生联系的人物自然不在少数，而曾子、子游可能是其中较为重要者，子思与其二者在思想上也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荀子说思、孟一系曾经推崇子游，应该是有根据的。至于曾子，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则较为复杂，除了对思、孟产生影响外，可能与荀子也具有某种联系。据笔者统计，《荀子》一书多引曾子的言论，对曾子似乎也十分重视（详见第三章）；而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吴起乃早期法家人物，竟然也曾受学于曾子门下，这样看来，曾子便是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从曾子的思想来看，孟子虽然称其“守约”，突出了其重视内在精神的一面，但史书也不乏曾子有关论礼的记载，说明他对于外在礼仪同样十分关注，这样以后的孟、荀实际都有可能与他发生联系，产生共鸣。而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当荀子在对儒家各派进行批判总结时，便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只将子游划归思、孟一系而不谈及曾子，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可能曾子、子游都对思、孟产生过影响。

及至汉代，思、孟一系的说法得到当时学者的进一步确认。《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司马迁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据学者考证，子思约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而孟子一般认为约生于周烈王4年，公元前372年左右，[5]所以孟子一生实际并没有见到过子思。但孟子虽然不及见子思，却受业于子思弟子，仍然间接受到子思的影响，二者在思想上可能具有某种一致性，后人所谓的思孟学派也应该主要是对此而言。不过当时似乎更流行的是孟子师事子思的说法，如刘向《列女传》：“（孟轲）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班固《汉书·艺文志》：“名轲，邹人，子思弟子。”赵歧《孟子题辞》：“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孟子受业于子思。”《孔丛子》甚至杜撰出孟子拜见子思的一幕：“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子思之子）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杂训第六》）这里似乎在暗示人们，孟子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影响，乃是因为得到子思的提携、欣赏。《孔丛子》还编造出孟子请教子思的内容：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同上）

孟子十分重视仁义，曾批评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但这里的“子思”却似乎对孟子已有所不满，教导他要“先利之”，并讲了一番“利”与“仁义”的大道理。这里内容虽然是虚构，却表露了这样一种信息，即编造者在有意借子思之口对孟子的某些言论作出修正，把子思说得比孟子更高明。此外，编造者还有意将孟子的言论套在子思头上，让子思以此对孟子进行训导：

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赴时，商之趣利，恶有不至者乎！”（《居卫第七》）

《孟子·告子下》有曹交向孟子请教“人皆可以为尧舜”，问“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孟子回答：“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不难发现《孔丛子》的这一段文字实即来自于《孟子》，只不过对原话作了改动，孟子也由教导者变成了受教导者。

“《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6]全书共二十一篇，其中前四篇记孔子事，第五至第十篇记子思事，第十二至十四篇记子高（子思玄孙）事，第十五至第十七篇记子顺（子高子）事，第十九篇至二十一篇子鱼（子顺子）事。除了第十一篇《小尔雅》、第十八篇《诘墨》性质较特殊外，全书可分为五大段，记录前后二三百年之事。据黄怀信先生的研究，书中“记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7]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述文字就有可能是出自子思后学之手，由子思后学加工而成。而他们这样作，显然是要借孟子来抬高自己，属于思、孟一系的内部纷争。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后孟氏之儒已经不传，“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而子思之儒却因为孔氏家族的缘故流传下来。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子思以下的世系为：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顺——子鱼。其中子思是孔氏家族中仅次于孔子的人物，在家族内占有显赫的地位，其思想不可能不对以后的孔氏家学产生影响，并被后者继承下来，这样子思之儒便融合在孔氏家学之中，“子思学派的思想也就是孔氏家学所主张的”。[8]但孟氏之儒虽然已不传，孟子的思想在汉代仍有较大影响。“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同上）不仅《孟子》一书在文帝时曾一度立于学官，设置传记博士，孟子的仁政说更是影响到包括贾谊、贤良文学等在内的众多人士，成为总结历史、评论现实的重要理论依据。可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子思后学故意篡改了思、孟二人的关系，将孟子说成是子思的弟子，编造出子思训导孟子的具体情节，将孟氏之儒归入子思之儒，将历史上曾经相对独立的两个学派说成是同门的师徒相传，这本来不过是子思之儒的宣传手段，却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影响到对思孟学派的理解和判断。[9]

唐宋以后，思孟学派的面貌又有新的变化，这一时期随着道统论的出现，思孟学派开始与道统结合在一起，成为道统的传递者，与此相应，其地位也不断提高，几乎成为儒学正统的代名词。汉魏以降，佛老流行，儒学衰微，逮至唐代，韩愈崇儒学，批佛老，首倡道统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之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集·原道》）儒学之道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传授系统，它从尧舜时代就已经开始，远比佛老要久远的多，这一传授系统后经孔子传与孟子，孟子以后却不传。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送王秀才序》）这实际是将思孟学派置于尧舜以来儒学道统传人的位置，而这个思孟学派在韩愈的眼里是指：曾子——子思——孟子。韩愈的道统说得到宋明理学家的普遍认可，二程、朱熹都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观其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底言语，可见。虽是做工夫处比颜子觉粗，然缘他资质刚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朱子语类》卷十三）

二程、朱熹不仅肯定了曾子、子思、孟子的传授系统，还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一起合为四书，并将《大学》定为孔子之传而“曾子作为传义以发其意”。这样理学家所推崇的四书便成为思孟学派的传世文献，是了解思孟学派道统的依据，而理学家则成为道统的承继者，一部宋明理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思孟学派重新理解、阐释的历史。由于理学家是用道统论看问题，而道统论并非一种历史观，而是一种文化观，它所关注的不是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而是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所以他们不是将思孟学派看作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注重其内部思想的分歧和差别，而是认为孔、曾、思、孟“一以贯之”，传递着相同的“道”。这个“道”他们认为主要是“性与天道”的问题，是心性的问题，并以各自的理论形式对此作了重新阐释和发挥，形成理学、心学的不同派别。可以说经过理学家之手，思孟学派呈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晰的面貌，其每一个概念、命题都得到细致的分析和梳理，并深深影响着后人的理解，不过由于理学家主要是在“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这种分析和梳理越是细致，越是可能偏离了本来的面貌。

理学家将思孟学派说成是道统的传递者，而这个道统又主要是指内在的心性问题，这一看法在当时已受到学者的非议，如南宋学者叶适认为曾子以“忠恕”解“一以贯之”，并没有得到孔子的认可，未必符合原义，只能算是个人的理解。“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习学记言》卷十三）说孔子传道于曾子，并无事实根据。叶适还非常重视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一语，认为它才真正是孔子所传之道：

孔子曾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案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不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同上）

“克己复礼”是以外在的礼仪为实践原则，“盖欲此身常行于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临终前告诉孟敬子的仅有“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事而已”（见《论语·泰伯》），对于“度数折旋”等外在礼仪则有所忽略。所以“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既然曾子并不曾得道，那么，说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自然就没有了根据。可见，即使在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对于思孟学派也是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清代以降，考据学盛行，宋儒推崇的四书自然成为人们考证的对象。据说戴震十岁入塾读《大学》章句，便向塾师质疑说：周朝、宋朝相去二千年，《大学》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朱子何以知其然？（见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在清代考据学者看来，宋儒将《大学》归于曾子，本身根据不足，是个需要证明的问题。以后陈沣、陆奎勋等清代学者通过考证认为《大学》成书较晚，不可能为曾子所作；而袁枚、叶酉、俞樾等人根据《中庸》“车同轨、书同文”等语，断定《中庸》一书晚出，同样非子思所作。既然理学家据以立论的经典并不可靠，那么，他们所宣扬的道统自然也就有了疑问。为了反对宋儒空谈心性，清代学者提倡躬行践履，对于礼学尤为重视，一度出现礼学复兴，于是有学者主张孔门真传实际是礼，如黄以周说：

圣门之学者重约礼，礼者理也。曾子之学尤湛深于礼，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孔圣一贯之传。《大戴记》录《曾子》十篇立言制事，悒悒勿勿，深有得于礼教者，其受学孔圣也。内验身心，外究事理，于礼之大本大经，聆之，审体之，退而与游、夏诸子互商节目，吊之裼袭，奠之东卤，祖之反宿，一一讲明，必求礼义之安而后已。初未尝偏执己见，悻悻自是，曾子忠恕气象乃尔。……曾子之穷理，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见孔圣一贯之传，又何闲焉？（《儆学杂著·曾子论礼说》）

孔子的“一以贯之”并非是忠恕，而是礼，曾子得孔子之传也主要是礼，这里曾子又被说成“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深有得于礼教者”。不过到了晚清，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早期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均力排曾子，认为传道统者实为子游。如康有为说：“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孟子微·序》）梁启超说：“《春秋》太平世之义，传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可见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孔子也。此派为荀派所夺，至秦而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康、梁之所以重新提出子游，除了学术的原因外，恐怕还是因为从子游那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大同”说吧。看来思孟学派已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还往往被赋予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内容，由此呈现出一幅幅不同的面貌。

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和资料的缺乏，当代以来的思孟学派研究难以取得较大突破，不过仍有学者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如郭沫若先生考察了儒家八派，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孟氏自然就是孟轲，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乐正氏当即孟子弟子乐正克。但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郭氏还对思孟五行进行了考证，认为可能是指仁义礼智诚。[10]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中专门列有思孟学派一章，并对其作了重新评价。“我们认为，曾子与思、孟的思想确是在一条线上发展的，然而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则绝非事实。因为，曾子思想本来是思、孟学派的理论来源或其萌芽形态，但不是孔子思想的真传。这就是说，曾子虽然在文字形式上‘言必称师’，而在思想实质上，则抛弃了孔学的积极成分，而片面地承继了并且扩大了孔学的消极的成分。我们在第六章里，所以将曾子列为孔学优良传统萎缩阶段的一个支派的开端，正指此事。”[11]

1973年马王堆帛书出土，其中《老子》甲本卷后附录古佚书四种，庞朴先生经过研究，将佚书之一命名为《五行篇》，认为其中谈到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即是人们争论不休的思孟五行说，由此揭开了思孟五行之谜，同时将思孟学派研究向前推进一步。[12]不过由于帛书的年代较晚，当时学者一般倾向将其看作思孟后学的作品，这多少使帛书的学术价值打了折扣，加之在《五行》的理解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思孟学派的研究虽出现一缕曙光，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观，有学者甚至针锋相对，提出不同意见，根本否定帛书的“五行”说。[13]

（二）

王国维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郭店竹简的出土，给思孟学派研究带来新的转机。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经整理有文字的共有730枚，其释文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掀起研究的热潮。郭店竹简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经整理者编连后，属于儒家的著作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二、三等十四篇。目前的编连结果可能不是最佳的，研究者已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其中尤集中在《成之闻之》一篇，类似的调整还可以进行，不过总体来看，各篇的内容基本是清楚的。由于郭店竹简的形制不完全一致，十四篇儒家简的形制可分为三类：（1）简长三二·五厘米左右，两端修成梯形，编线两道：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五篇。（2）简长二六·五——三○·六厘米，编线两道：有《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四篇。其中《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简长二六·四厘米，两端修成梯形；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简长二八·一至二八·三之间，两端平齐。（3）简长一五——一七·五厘米，编线三道：有《语丛》一、二、三等三篇。

据发掘报告，[14]郭店一号墓属于战国中期后段，约当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初。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该墓位于楚国郢都外墓地的范围之内，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这一带楚墓的时代序列已经排定，因此整理者对墓葬年代的推断应该是可信的。通过对相邻楚墓的分析，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断定郭店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三○○年；竹简的书写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竹简著作的年代自然还要早些，均在《孟子》成书之前。而从竹简的内容看，其中有据记载原属于《子思子》的《缁衣》一篇，有曾经在马王堆出土，记录思孟“五行”说的《五行》一篇，更有明确提及子思的《子思见鲁穆公》一篇，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人们一个信息：这批竹简会不会属于已遗失的《子思子》中的一个部分？有没有可能早已失传的《子思子》不经意间被我们重新发现？如果是这样，透过这批竹简我们将看到思孟学派怎样一副面孔？围绕这些问题，学者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时间思孟学派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李学勤先生率先著文，根据墓葬的年代以及竹简的内容，认为“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孔伋一系的作品，这些简的发现对于学术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子思子》，李先生认为“同其他子书一样，不一定是子思一人的手笔。《韩非子》说‘儒分为八’，有‘子思氏之儒’，是子思的徒裔颇多。子思卒于公元前五世纪末，到郭店墓下葬不过百年，估计竹简《子思子》不会晚于子思的再传弟子”。至于竹简哪些属于《子思子》，李先生认为有《缁衣》、《五行》、《鲁穆公》三篇。[15]在另一文中，李先生肯定《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与《子思子》也有一定关系，并指出郭店竹简对于理解《大学》、《中庸》等传世文献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儒书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中庸》出于子思，而且可以推论《大学》确可能与曾子有关。《大学》中提出的许多范畴，如修身、慎独、新民等等，在竹简里都有反复的论述引申。……由此可见，宋以来学者推崇《大学》、《中庸》，认为《学》《庸》体现了孔门的理论理想，不是没有根据的。”[16]

姜广辉先生进一步推断郭店竹简多数应属于《子思子》，他提出四条判断标准：（1）以《荀子·非十二子》之语为参照，（2）以《中庸》为参照，（3）从子思“求己”的学术主旨出发，（4）透过子思的思想性格。通过以上标准的审查，他认为竹简中《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达以时》、《成之闻之》前半部分、《鲁穆公问子思》、《六德》诸篇应为子思所作。姜广辉先生还对孔门后学进行了重新划分，以此来确定思孟学派的传承。他认为所谓的思孟学派是指子游、子思、孟子一系的“弘道派”，“在早期儒家之中，这一派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而曾子一系属于重孝道的“践履派”，“这一派重孝道的践履，其基点在家庭父子关系上。这一派所讲的孝道是广义的。”认为子思出于曾子一系，是朱熹等理学家出于建构道统论的需要，并无事实根据。此外还有子夏一系的“传经派”和子张一系的“表现派”。姜广辉先生根据新出土的竹简资料，对儒家道统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它并非是由理学家所宣扬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真传，而是“由‘大同’说的社会理想、‘禅让’说的政治思想和贵‘情’说的人生哲学所构成的思想体系。”[17]这一思想体系主要由思孟学派所倡导、发扬，并在今日依旧显示出积极的意义。

庞朴先生则着眼于儒家思想的发展线索，将郭店竹简定位为“孔孟之间”，对思孟一系的心性说作了有益探讨。他认为孔门后学“在解释为什么人的性情会是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大体上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两种致思的路数。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明心见性；向外探寻的，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大学》而荀子”。郭店竹简在思想上代表了向内求索的方向，“它也谈天，甚至很有可能是从天开始构筑自己体系的。但它着眼之点不是天道，而是天命；不是天以其外在于人的姿态为人立则，向人示范，而是天进入人心形成人性，直接给人以命令和命运。”并由此展开为性与命、性与情、性与心三方面的问题。[18]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李泽厚先生认为郭店简“虽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诸篇，却并未显示出所谓‘思孟学派’的特色（究竟何谓‘思孟学派’，其特色为何，并不清楚）。相反，竹简明确认为‘仁内义外’，与告子同，与孟子反。因之断定竹简属‘思孟学派’，似嫌匆忙，未必准确。相反，竹简给我的总体印象，毋宁更接近《礼记》及《荀子》。……就总体说，竹简重视外物对‘心’‘性’‘情’的作用，强调陶冶、教育的人为造作，分析、论述具体细密，而不是孟子那种模糊、笼统而神秘的‘扩而充之’‘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类的说法。此外，竹简专注于‘人道’，‘知天’处于次要位置，……凡此种种，其基本倾向似更近荀而不近孟；更可能是当时派系分化尚不鲜明，只是处于某种差异中，因此不能判其属于某派某子”[19]。此外，还有学者反对将郭店竹简多数归于《子思子》，而是认为应将其看作类似于《礼记》的儒家总集。[20]

郭店竹简与《子思子》的关系似难以否定，即使最有怀疑精神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至少竹简中的几篇与《子思子》具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对于思孟学派而言，分歧的焦点可能就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同时还是理解的问题。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一代一代学者的“六经注我”、借题发挥，使思孟学派被涂上各种色彩，显得班驳陆离、面貌杂驳，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何谓‘思孟学派’，特色为何”的疑问，应该说并不奇怪；同时，由于道统论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在讨论思孟学派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思、孟将等量齐观，而忽略了从子思到孟子乃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既然是发展过程，其间自然有差别、有变化，当然也有统一；人们往往认为思孟学派突出、发展了孔子的仁，具有“内在性”的特点，却忽略了在儒学那里，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起初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所谓“内在性”和“外在性”本来也只是相对而言，就思孟学派来说，其“内在性”的一面也是逐步发展而来，一开始并不可能那么绝对、纯粹；人们往往用孟、荀的差别看待早期儒学的历史，总是要在儒学内部划分出泾渭分明的不同阵营，并由此产生非此即彼的无谓争论，而忽略了儒学内部的分化乃是逐步形成的，不同阵营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渗透。我们认为在思孟学派研究中，历史的观念是十分重要的，要想揭开思孟学派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貌，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将思孟学派看作一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应以任何形式的“道统”论先入为主；同时我们坚信，思想、学说的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具有自身的规律，而不应是杂乱无序的。在儒学的发展中，思、孟因处于同一思想路线，因而前后相续，具有某种思想上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是“具体中的同一”，只能在具体的历史中表现出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我们最为强调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对以下问题作出讨论，以期对思孟学派有一全面、客观同时是全新认识。

孔子的思想如何？他提出了怎样的问题？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线索是什么？从这一线索出发，思孟学派处于何种地位？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具有哪些特点？

孔子到子思的中间环节是谁？是荀子所说的子游？还是孟子经常提到的曾子？抑或是他们二者？尤为重要的是，将曾子或子游与思孟看作一系，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因为曾子或子游与子思、孟子有“道统”的一脉传授？还是因为子思曾经从曾子或子游问学，有学术上的交流、讨论、启发、影响等等，而子思与他们的思想也具有某种一致性？

《大学》、《礼运》、《大戴礼》“曾子”十篇等传统文献的作者、成书如何？《大学》是否是如宋儒所言，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礼运》与子游氏之儒关系如何？其成书大致是在什么时间？《大戴礼》“曾子”十篇与《汉书·艺文志》儒家类的“《曾子》十八篇”是一种什么关系？它是否即是“十八篇”中的一部分？透过这些文献，我们能否对曾子、子游的思想有一新的认识？

竹简《性自命出》的作者和思想如何？它对于理解早期儒家心性论具有何种意义？竹简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命题，与《中庸》“天命之谓性”形式相近，但所谈人性有所不同，有学者提出“后儒直到今天的现代新儒家对‘人性’和‘天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阐释，似乎值得重新考虑”，那么，早期儒学是如何看待“性命”、“天道”问题，其道德形上学有何特点？具有哪些类型？

子思的作品有哪些？竹简中哪些可能与子思有关？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五行》的内容如何？它是否即是思孟的五行说？《中庸》的成书又如何？根据新出土和传统文献，子思将会呈现出一幅怎样的思想面貌？其思想是否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还有，从子思到孟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他们思想具有哪些内在联系？又具有哪些差别？我们将思孟看作一系，真正根据是什么？

郭店竹简有大量“仁内义外”的论述，结合《墨子》、《管子》、《孟子》等文献，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存在一个“仁内义外”思潮，那么，这一思潮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具体内容如何？与思孟学派是什么关系？孟子批判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

与早期儒家重“情”的思想特点相应，孟子的“四端”说似乎更应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它又是如何产生、提出的呢？在孟子思想中又居于何种地位？孟子对孔子的仁作了哪些发展？他的“仁义内在”说在思想史上具有何种地位？

郭店简中有大量谈“生”的文字，提示我们古代“生之谓性”的传统曾对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儒家人性论包括孟子性善论，均不应与这一传统对立起来，而应放在这一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那么，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我们将对儒家人性论将获得怎样新的认识？对思想史研究的范式又将带来怎样革命性的变化？

注释：

[1]除《汉书·艺文志》外，《隋书·经籍志》也提到“《子思子》七卷”，但对这个“七卷”的内容有学者表示疑义，如宋濂《诸子考》说：“《子思子》七卷，亦后人啜辑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故暂不讨论。

[2]《战国策·赵策》：“楼缓（对赵王）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之母乎？公甫文伯宦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者二八。其母闻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者，（《新序·善谋》作“孔子”）贤者也。逐于鲁，是子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这位公甫文伯就曾作过孔子的弟子，后因孔子“逐于鲁”，又离开了孔子。

[3]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判的对象如它嚣与魏牟，陈仲与史鰌，墨翟与宋鈃，慎到与田骈，惠施与邓析等等，往往是由于其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或同属于某一家，而并没有肯定它们就是一派，子思、孟轲的情况应该与此相同。

[4]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14页，群益出版社民国三十五年版。

[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子思生卒考》及《孟子生年考》，第173～175页、第18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6]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60～64页。

[7]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31～37页。由于《孔丛子》提到孔子十九代孙孔季彦之死，没有再下一代，可知其最后的编定者离孔季彦不远。黄氏推定为“东汉桓帝永康元年（167）至灵帝建宁元年（168）之间”。

[8]王葆玹：《晚出的“子曰”及其与孔氏家学的关系》，《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论文会》，第927～931页，国际儒学联合会1999年10月编。

[9]如《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司马贞索隐云：“王邵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反倒以后来的“宣传”修正历史的原貌。

[10]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13～123页。

[1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版。

[12]参见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7月版。

[13]赵光贤：《新五行说商榷》，《文史》第14辑，第341～346页；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第290～299页,人民出版社1983版。“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14]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35～48页。

[15]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第28～30页；又见《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第75～8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6]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人民政协报》1998年6月8日；又见《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第13～1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7]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56～61页。（又见《中国哲学》2000年第20辑，81～92页。）及《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儒学传统重新诠释论纲》，《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第13～4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18]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88～95页；又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22～35页。

孔子思想范文篇7

节目创意

2004年是孔子诞辰2555年，借此举办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目标是为了弘扬、扩大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孔子文化博大精深，他所倡导的诸多思想、格言、理论、学说无不成为东方文化的代名词。孔子的思想渊源流长，上至治国，下至安家，以至于个人修养、礼仪、处世、品德等无不渗透着孔子的儒家文化，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晚会的目标主题只能有一个：宣传孔子，弘扬儒家文化。在我们的节目设计中，从纷繁复杂的孔子思想里抽丝剥茧，把提炼出的孔子思想节目化，呈现给观众一台主题思想明确、文艺形式轻松活泼、极具文化内涵、充满国际化气息的大型文艺晚会。

总体设计

整台晚会以孔子思想中最具生命力、对现实生活最具有指导意义的五个主要方面，分为五个篇章——“学篇”、“诗篇”、“友篇”、“和篇”、“仁篇”，也就是五个方面的内容：学习、爱情、朋友、治国、仁爱，与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遥相呼应。整台晚会创作一部贯穿始终的大型史诗般音乐，沿着这条脉线我们把有关的歌曲、舞蹈、音乐、舞美等文艺形态重新梳理，把所邀请艺人的文化表演张力达到“表现最大化”，用电视文艺的表现手段实现“孔子思想”的全球传播。一切为了强化“孔子”所服务，使这台晚会成为向全世界传播“孔子思想”的最具代表性、最具文化内涵、最展现华人魅力、最具东方人文思想的文艺盛会。在众多晚会中脱颖而出，使之成为展现“孔子思想”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庆典。

序篇---东方圣人

3’30”1、开场节目演员：150人

静场——

音乐响起，灯亮

九个古琴一字排开，白衣乐手弹奏古琴

“当！当！当……”九次钟声响起

众多“着古代盔甲”的兵士手持火把跑上舞台、“春秋礼官”

分上行大礼，在舞台上变换队形，最后沿舞台两边排开

百人合唱团上舞台，在舞台中央站好，

吟唱“论语”、“诗经”

画外音：“公元2004年，五洲远客、四海高朋汇聚于曲阜圣地、

泗水之滨，纪念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诞辰2555年，

是日，金风送爽、瓜果飘香、钟磬和鸣、

五谷丰登……”

舞台上放九个古琴，九个白衣少女翩翩起舞

从剧场四周射出九道激光束，吐着火，在舞台中央汇聚，

“砰！”的一声，

舞台灯光全部变亮，全场沸腾！

主持人走上舞台

第一篇章：学篇

“学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学习伴随着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从呀呀学语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人类的四分之一时间都是在学堂中度过，甚至更长。现在更是“活到老，学到老”，孔子教给了我们许多学习的方法和态度，作为老师，孔子已经是古今中外、名副其实的大教育家，因此我们要尊师、要展现文治武功、要表达学习的乐趣。

孔子提倡的“修身”当从学习开始。

设计思想：展现六艺，展现尊师的古老传统，宣布联合国设立“国际孔子文化奖”的事宜。

5’2、歌曲：《制学歌》两首：《学堂乐歌》、《读书郎》

演唱：儿童歌舞

表演：孔子六艺(礼、射、乐、御、书、数)

4’3、歌曲：《千古孔子》

演唱：麦穗于爽

6’联合国官员宣布设立“国际孔子文化奖”(设计成节目形态)

4’4、歌曲：《爱我和我爱的老师》

作词：甲丁

作曲：浮克

演唱：丁子峻(香港)陈倩倩

4’5、歌曲：《中国功夫》

演唱：屠洪纲

表演：宋江武术学校

第二篇章：诗篇

“诗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人类最纯洁、最美好的情感，同时也是诞生家庭的开始。在这里这种情感已延伸为夫妻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父母之间最美好的家庭和睦关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睦了，乃至社会、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因此我们提倡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家庭和谐融洽，邻里和睦相处。

孔子提倡的“齐家”当从创造家庭美好、和谐的关系开始。

设计思想：反映男女之间、父母之间、家庭之间美好情感的歌曲荟萃，让我们体验家庭和谐带给我们的愉悦心情。

4’6、歌曲：《诗经•隔三秋》

演唱：杨小琳(香港)

表演：古典双人舞

4’7、歌曲：《我是女生》

演唱：徐怀钰(台湾)

表演：现代劲舞

4’8、歌曲：《下沙》

演唱：游鸿明(台湾)

3’30”9、歌曲：《简爱》

演唱：冯晓泉曾格格

表演：新民乐、飞天表演

4’10、歌曲：《最浪漫的事》

演唱：阿朵、中国力量组合

第三篇章：友篇

“友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思想在全世界开花结果，孔子已不仅仅属于中国，他属于全世界，他所倡导的广义“朋友”思想，倍受世界人民所推崇，因此我们要讲讲“朋友”这个主题。

孔子的“国际”概念早在2000年前就提出来了。

设计思想：来自世界各国的歌手唱着呼唤友情、表现对友谊的珍重，体现孔子思想“友情”的全球大统一。

4’11、演奏：《茉莉花》

表演：东方天使女子乐团

▲各国歌曲联唱(12、13、14、15、16)

3’▲12、歌曲(乌克兰)：《喀秋莎》

演唱：功勋乐队3人(乌克兰)

3’▲13、歌曲(新加坡)：《天下有心人》

演唱：范文芳(新加坡)

3’▲14、歌曲(韩国)：《阿里郎》

演唱：朴在勋李太利(韩国)

3’▲15、歌曲(日本)：《朋友居住的城市》

演唱：中野良子(日本)

3’▲16、歌曲(罗马尼亚)：《照镜子》

演唱：伟华(2人)(罗马尼亚)

4’17、歌曲：《朋友》

演唱：周华健(台湾)

4’歌曲：《风雨无阻》

演唱：周华健(台湾)

齐声合唱：新加坡、日本、韩国、乌克兰、泰国等嘉宾

第四篇章：和篇

“和篇”——“四海之内皆兄弟”，国与国之间、集体与集体、个人与个人，其实都存在“关系”的协调问题。自古以来“和为贵”，在现实生活中要注重“和谐”：人与自然要和谐，夫妻之间要和谐，人体健康要和谐，民族之间更要和谐。中华大家庭，56个民族能世世代代地生活在一起，正是因为受到了儒家思想“和谐”的影响。

孔子提倡的“治国”当从创造各民族、各地区融洽的关系开始。

设计思想：邀请各民族优秀艺人唱本民族典型歌曲，以少数民族歌曲大联唱，体现华夏民族大团结，最后，同是《龙子龙孙》推向高潮。

4’18、歌曲：《我爱你中国》

演唱：张咪

表演：少数民族服饰表演

▲民族歌曲联唱(19、20、21、22、23)：

3’▲19、歌曲(蒙古族)：《牧歌》

演唱：斯琴格日乐、合音骑士(蒙古族)

3’▲20、歌曲(彝族)：《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演唱：彝人制造(彝族)

3’▲21、歌曲(藏族)：《翻身农奴把歌唱》

演唱：拉姆措三姐妹(藏族)

3’▲22、歌曲(朝鲜族)：《新道拉吉》

演唱：金月女(朝鲜族)

3’▲23、歌曲(维族)：《大板城的姑娘》

演唱：艾斯卡尔(维吾尔族)

5’24、歌曲：《龙子龙孙》

演唱：费翔(美国华裔)

表演：上海火龙队儿童表演模特走秀

4’歌曲：《橄榄树》

演唱：费翔(美国华裔)

尾篇---仁者爱人

“仁篇”——“仁者爱人”，这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仁，既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智慧；爱，是对生命的尊重，是和平的天使。孔子倡导：对他人之爱，对人类之爱。当世间充满爱时，天下就太平了。但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战争史，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点缀着一段段和平的间隙，现在是公元2004年，我们这边沐浴着和平的阳光，那边仍然有人类在自相残杀，这就是现实。因此，我们对和平的追求丝毫不能妥协，短暂的和平确实来之不易，“仁者爱人”，是人类值得长时间追求的最高境界！

孔子提倡的“平天下”实际上是从“仁者爱人”开始的。

6’25、朗诵：《兵车行》(作者：杜甫)

战争场面：

声音：战鼓雷鸣，号角吹响，人翻马嘶……

道具：大炮、战车、军旗……

士兵：古代中国士兵、古罗马士兵……

朗诵：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和平曙光：

战争场面继续，最后和平曙光出现，中外兵士拥抱，满台鲜花，庆祝和平的到来。

4’26、歌曲：《好人好梦》

演唱：黑鸭子

表演：白衣少女舞蹈

4’27、歌曲：《江河万古流》

演唱：杨洪基

表演：历代服饰表演(模特)、民族演员、武术演员

画外音：“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摘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的宣言。

孔子登台：激光束飞射，从舞台中央出现一轮太阳，光芒四射，孔子驾车登上舞台。

九响钟声响起，晚会达到高潮。

全体演员谢幕。

中央电视台特别节目

2004年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大型文艺晚会

导演组

2004-9-14

备注：

1、时长安排：

节目时长：120分钟

主持串场：25分钟

孔子思想范文篇8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孔子思想范文篇9

孔子创立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沿袭2500多年的历史上，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四治”思想，作为儒学的核心和精髓，不仅是中国宝贵的优秀文化，也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只有正确认识评价孔子的“四治”思想，才能在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中提供有益的借鉴。

孔子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

提倡“仁治”。“仁治”是孔子“四治”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一书中讲到“仁”有104处，君子107处。人与仁的概念，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提倡“德治”。就是主张用“德治爱民”的思想治理国家。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指奉行德政者，人民就像群星环绕北极星那样，心悦诚服的接受统治。孔子的“德治”思想：一是要求统治者必须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削减苛捐杂税，使人民得到“宽、惠”。二是注重犯罪的经济原因，认为盗窃的发生在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百姓得不到好处而为，主张富民、裕民，先富后教，反对“不教而杀”。

孔子的这种对庶民也要“齐之以礼”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周礼“礼不下庶人”和“折民惟刑”旧传统的重大修改和突破。三是“宽猛相济、德主刑辅”。孔子虽主张“德治”但从不否定刑罚等暴力作用，每当教化无效时，他也主张诉诸刑罚强制力。如“郑国多盗”，统治者出兵镇压，孔子称赞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提倡“礼治”。就是主张用“礼”的方式治理国家。孔子认为立身治国非有礼不可，在《论语》一书中有74处记载论礼。孔子说“为国以礼，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意思是礼是治理国家的法则，就像秤、绳墨、规矩一样的重要；不以“礼”治国就如没有耜（古代的农具，用于锄地）而要耕地一样。

孔子主张“礼治”，但不排斥“法治”，他认为“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治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这就是说，礼则重于教化劝善，“防患于未然”，而法则惩戒于后，测重于罚恶，两者各有不同的作用。

提倡人治。在治国的问题上，孔子很重视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提出“为政在人”，这是从“德治、礼治”的结合中得出的必然逻辑。孔子认为，在“礼治”下，各级贵族都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个人的作用比较突出；而要实行“德治”，又必须以有德者能居高位为前提，否则便不能发挥道德感化的效果。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统治者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到国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礼记.中庸》）的兴衰问题，因而他不惜修正周礼的“亲亲”原则，要求“举贤才”，主张让非贵族出身的“贤才”也能参与国政。因此，提出了“为政在人”和“先有司，郝小过，举贤才”的主张。后人把这种主张叫做“人治”或“贤人政治”。

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

孔子虽主张“人治”，但他并不否定“法治”作用。一是对社会犯罪，他主张“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反思历史，笔者认为，“人治”与“法治”，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国家的统治秩序就没有保障；只有“法治”没有“人治”，“法治”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正确的“人治”是奠定“法治”的政治基础，“法治”是“人治”的具体体现，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这就是说要想通过法治实现统治，必须有一个严格的守法、执法队伍即“人治”。而真正的法治是与政治的民主相联系的，没有民主政治，法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总书记提出要建设“民主法治”，实行“依法治国”，防止社会不正常情况下的“人治”即“以人定法、以权压法”的历史悲剧重演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孔子提倡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在历经古代、近代血脉承继和修改完善后，已对中国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时隔2500年后的当代，仍保留着其它文化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孔子“四治”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创立的人类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产生了长久而深远影响，但却经受了历代不休的争议，褒贬不一。尊孔者将其奉为金科玉律，反对者视为绳索桎梏，时而捧上云端，时而打入地狱。誉者自誉，毁者自毁，分歧扰攘，史不绝书。他在历史上的美名和骂名是罕见的。在封建制度诞生初期，孔子思想以其保守迂阔之特点，见恶于诸侯，斥逐于新贵，非议于诸子，焚禁于秦皇，其政治厄运，无以复加。然而奇怪的是，秦始皇以残酷暴政由西向东统一了中国的政治，而孔子却以儒教“四治”自东向西统一了中国的思想。试想，一个能让历代中国人极力推崇、顶礼膜拜，让历代帝王不断加封追谥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不会声名狼藉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不论是秦朝的“焚书坑儒”，还是“十年浩劫”中“批林批孔批大儒”，在历尽沧桑和洗礼之后，其思想继续闪烁着光芒。

当然，孔子学说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可能视为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因为，孔子创立“四治”思想的政治背景，是在诸侯争霸的西周末期，当时面临晋、齐、鲁交恶于北，楚、吴、越争雄于南，秦、晋、楚相逐于西，吴、楚合谋鲁于东的乱世更替社会中，距今2550多年；孔子攻读和整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时的生活环境，单说照明设备，何谈电灯电器，恐怕有否蜡烛油灯，亦不可得知。即使在如此简陋原始条件下“创办儒学”，孔子仍然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而用25个世纪后的现代科技文化包括手机电脑、宇宙飞船探究孔子思想，无异有着落后时代和消极的一面。

解放后，极左思潮特别是“”时期对传统文化一概排斥，对孔学更是曲解谬释，以至于一些人用成见定势去看远远没有理解的文化遗产。历史是无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在历史的山峦丘壑中看，非但平民学者，就是、鲁迅这些思想巨人，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些文化伟人曾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又是继承者。例如，从小学过《论语》的革命领袖，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是很透彻的。他在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还写过文章”。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孔子思想中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很好的继承学习，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总之，对孔子思想，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教育我们的后代很好地发杨民族优良传统。

孔子思想范文篇10

在《〈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我将《诗论》共29号简，按照文句之间、各章之间语意和位置的关系，分为4组，然后寻找各组间最佳的排序，也考虑到一部分简首尾皱缩脱字的现象，由此推想原简不少于23支。依此做出的编排，是简数最少的方案，能体现简文自国风二南到颂的叙说次第，似可供读者参考。为了方便，现将初步的分章释文附于本文后面，以下的论述便从这一释文出发。不妥之处，敬希方家指教。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这篇《诗论》是有严密组织和中心主旨的论文。大家知道，《诗》固然有的出自民间，有的成于庙堂，在当时已居六经之列。孔门论《诗》，必有着思想的涵义。《书·舜典》已云："诗言志，歌永(咏)言，声依永(咏)，律和声。"儒家《诗》学由此引申，故《诗序》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吠之不足，故永(咏)歌之，永(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对照《诗论》所载：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观点全然一贯。《诗论》这一篇论文，正是从这种角度论《诗》，并涉及性、情、德、命之说，可与同出《性情论》(郭店简《性自命出》)等相联系。有关这些问题，容另文详论，这里先就《诗论》的组织结构，作一探讨。

如果我们的分章释文是可取的话，《诗论》简文可分为十二章。

在十二章中，第二、六两章都冠有"孔子曰"，而且看来全章都肯定是孔子的话。如第二章："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以下有"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吾以〕□□〔得〕币帛之不可去也"，"吾以《杕杜》得爵〔服〕……"，四语互相比次，"吾"都是孔子自称，非常明显。

第六章也是这样，孔子列举《宛丘》、《猗嗟》、《鸤鸠》、《文王》《清庙》、《烈文》、《昊天有成命》七篇，反复评论，其间"吾"也必是孔子自称。

第十二章即上引"诗亡隐志"一条，语意似已完备，可能孔子就讲了这么多。假如是这样，自然没有别人的话在内，但这一点无法确定。

还有第九章，开头也是"孔子曰"，下面若无整支缺简，孔子的话一定很简短。不过这一章也可能接在第八章后面，详见下论。

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只有第三章首冠以"孔子曰"，以下是否还有，缺损太多，不能知道。看第五章的第二十三简有：

《兔罝》其用人，则吾取……

很像也是孔子所说。把这三章看成是孔子的话，或许不会大错。

第一章开头是：

《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这显然是在对"《关睢》之改"等七句进行阐释。这样的文例，可参照郭店简《成之闻之》

下列文句：

《君奭》曰："惟冒丕单称德"，曷?言疾也。

《君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才(在)言"，曷?道不悦之词也。

"槁(乔)木三年，不必为邦基"，曷?言富(逼)之也。

《大禹》曰："余(舍)才(兹)宅天心"，曷?此言也，言余(舍)之此而宅于天心也。

昔者君子有言曰："圣人天德"，曷?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

《康诰》曰："不还〈率〉大暊〈戛〉"，"文王作罚，刑兹亡赦"，曷?此言也，言不敦大常者，文王之刑莫厚焉。

《诗论》下面第七章还有：

……〔"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

所有这些都不难看出，有"曷"字前面都是前人所说，或系《诗》、《书》，或为成语，无一例外。

因此，《诗论》的"《关睢》之改"云云，也只能为前人所说，不是作者的话。假设这些话来自孔子，后面的论述就不能属于孔子。

第七章的情形尤为清楚。在上引"诚谓之也"，"诚命之也"等语下面，有：

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也，得乎?

等语，容易明白，"诚谓之也"二句都不出于孔子之口。

第八章也没有"孔子曰"。这里可以有不同理解，如将第九章接于第八章下，其文例便同于第七章，也就是说作者引孔子的话。但由于第九章孔子所言已缺，不能作出判断。无论如何，第八章很难视为孔子所言。第十一章情形，与第八章相同，没有"孔子曰"字样。

第十章前云：

〔孔子〕曰：诗其犹平门与?

同下面的文字并非一体，看来也是引文。"戔民而裕之，其用心将何如?"等语，则是作者口气。

以上关于《诗论》体裁的分析，表明一个重要事实，即《诗论》非出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类似的作品，在儒家著作中还有不少，最适于比较的，是子思的《中庸》。

《中庸》乃子思所作，见于《史记》等书，通过近些年竹简佚书的发现研究，应认为可据。该篇保存于《礼记》，宋明以来备受推崇，有关说法很多，本文只为与《诗论》结构对比，没有必要一一征引，只用最流行的朱子《中庸章句》之说，也就够了。在此特别要说的，是朱子把《中庸》分为三十三章，这和我们试把《诗论》分章一样，仅是一种办法，并非古人本意。

《中庸》的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脩道之谓教"云云，文字很长。朱子说："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这意味着文字出于子思，而思想来自孔子；其中"慎独"之说，又来自曾子。

第二章至第十一章，开头都冠以"仲尼曰"或"子曰"，朱子认为都是孔子所说，故于第一章下云："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这些章，有的很简短，如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但第十章、第十一章等便比较长，语意也有曲折，如第十一章：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两处"吾"字均孔子自称，而"君子依乎中庸"以下，是不是孔子语，就难讲了。

再往下，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一大段，朱子说"子思之言"，怎样与第十一章分开，却没有确切理由。

以上情形，和《诗论》颇多相似。后者有"孔子曰"的，也有非常短的话，易于判定；比较长的，有的即难与作者的文句区分。

《中庸》第十三至二十章，文中均有"子曰"，然而容易知道不都是孔子的话，故朱子云系"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十章"哀公问政"云云。这一章非常长，后半论点繁多，朱子划为一章，只是由于"《孔子家语》亦载此章，而其文尤详"。按晚出《家语》列此章文于《哀公问政》篇，多了一些话，成为问答体，实际恐为改编《中庸》而成。《中庸》此章里的好多话，很可能仍出子思。

《中庸》第二十一至三十二章，朱子云"皆子思之言"。看第三十章有"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等话，当属可信。其间第二十八章也有"子曰"二处，前面一处是：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朱子认为"烖及其身"句"以上孔子之言，"非天子""此以下子思之言"，也只是一种分法而已。

第三十三章仍是子思之言，最后又引有：

子曰：声色之于化民，末也。

这与《诗伦》末引孔子语，亦甚相近。由以上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到孔门弟子的论文是怎样引述阐释孔子。他们在有些地方全系征引孔子，有些地方杂引原文，同自己的话联成一体，再有些地方则只申述孔子之意，不少是作者自己的思想语言。这样的作品，可说是七十子及其弟子常有的风格。

《诗论》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论《诗》这么多话，无疑和子思一般，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符合这个条件，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

东汉时徐防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④子夏在孔子身后，教经艺于西河，为魏文侯师，对六经的传流贡献甚大。即以现存子史记载而论，子夏问学孔子，或其本人论述，涉及《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都有若干条⑤。在经学历史上，子夏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子夏与《诗》的关系，最为密切。《汉书·艺文志》言《诗》"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子夏)，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主胃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传授相当明细。《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说，则释："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陆玑、徐整，都是三国吴人，而所说不同。吴承仕先生曾评论说："徐以子夏四传而及毛公，世次疏阔，又谓大毛公为河间人(应为鲁人)，似不如陆疏之谛。"⑥

吴承仕先生又指出，"高行子即高子，与孟仲子俱见于《孟子》书，《诗·丝衣》序引高子，《维天之命》及《閟宫》传引孟仲子是也。"⑦是二人传《诗》都有一定根据，陆、徐二说均未必是杜撰。郑玄《诗谱》还提到孟仲子是"子思之弟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战国中期传《诗》的一些情况。

这些表明，传《诗》的源头，一定要追溯到子夏。

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卷三云："子夏始见《论语》。姓卜，名商，是为卜商，字子夏，卫人。亦曰子夏氏(《檀弓》)，亦曰卜子夏(《吕氏春秋·察贤》)，亦曰卜先生(《韩诗外传》六)。魏文侯师之。……案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九。"⑧《先秦诸子系年》估计其生率年为公元前507-420年，约88岁。他活动期间长，影响特别深远。

《论语》一书，郑玄云系"仲弓、子夏等所撰定"⑨，其《八佾》篇记：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所论为《卫风·硕人》。由此已可见子夏对《诗》的兴趣，且有突出心得，故《韩诗外传》称"子夏问《诗》，学一以知二"，认为是"教学相长"的范例。

孔子与子夏论《诗》，更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篇。篇中记载"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以《大雅·泂酌》诗义问于孔子，孔子讲了"五至"、"三无"等说，引及的《诗》，有《周颂》的《昊天有成命》、《邶风》的《柏舟》、《商颂》的《长发》、《大雅》的《嵩高》和《江汉》等篇。《孔子闲居》正好在上博简中存在。

一些书中记录的子夏言论，也有引《诗》的，如《韩诗外传》卷二载，孔子与子夏论《书》，子夏曾引用《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同书卷五及《新序·杂事》记，鲁哀公问子夏："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也引用《大雅·假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10

总之，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

2002年1月20日

附录《诗论》分章释文

说明：简号注于简末。缺字能补出的，用〔〕号表示；不能补出而可数的，用□表示；不能补出又不可确数的，用……号表示。原有误字照写，用〈〉注出正字。句读符号不再标出。《楚竹书》已释出的字，一般不作隶定。分章系为阅读方便，仅供参考。

第一章《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睢》以色喻於礼，……十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十四□□□□好，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十二……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恒乎？《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离）乎？《甘[棠》]十三……及其人，敬爱其树，其保（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十五……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賹（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知，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者十一……[召]公也。《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

第二章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葉萋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吾以]二十四□□[得]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隐）志必有以俞（抒）也。其言有所载而后内，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也。吾以《杕杜》得雀（爵）[（服）]二十……如此可，斯雀（爵）之矣。（离）其所爱，必曰吾奚舍之，宾赠是也。

第三章孔子曰：《蟋蟀》知难。《仲氏》君子。《北风》不绝，人之（怨）子，泣不……二十七……志，既曰"天也"，犹有（怨）言；《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因《木瓜》之保（报），以俞（抒）其（悁）者也，《杕杜》则情，喜其至也.

第四章十九……《十月》善諀（譬）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少有（仁）焉；《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伐木》……八咎于其也。《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故也。《祈父》之贵，亦有以也。《黄鸟》则困而欲反其故也，多恥者其病之乎？《菁菁者我》则以人益也。《裳裳者华》则……九

第五章《东方未明》有利词。《将仲》之言，不可不韦（畏）也。《扬之水》其爱妇悡（烈）。《采葛》之爱妇□。[《君子]阳阳》少人。《有兔》不逢时。《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小明》不……二十五……忠。《邶·柏舟》闷。《谷风》（悲）。《蓼莪》有孝志。《隰有萇楚》得而悔之也。二十六《鹿鸣》以乐司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学，终乎不厌人。《兔苴》其用人，则吾取二十三……恶而不（悯）。《墙有茨》慎密而不知言。《青蝇》知二十八（患）而不知人。《涉溱》其绝而士；角妇。《河水》知……二十九贵也。《将大车》之嚣也，则以为不可如何也。《湛露》之賹也，其犹与？

第六章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憙之，《鸤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清[庙》吾敬之，《烈文》吾悦二十一之，《昊天有成命》吾]□之。《（宛）丘》曰："询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弁（反），以御乱"，吾憙之；《鸤鸠》曰："其仪一"，是"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二十二[《清庙》曰："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乍〈亡〉競维人"，"丕显维德"，"於乎前王不忘"，吾悦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贵且显矣，讼（颂）……六

第七章……["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谷（欲）也，得乎？此命也……七……寺（时）也，文王受命矣。

第八章颂，平德也，多言後，其乐安而迟，其歌绅（引）而（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雅），盛德也，多言……二……也，多言难而（怨）退（怼）者也，衰也，少（小）矣。《邦风》其内物也尃（博），观人谷（俗）焉，大佥（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

第九章孔子曰：惟能夫……三……

第十章[孔子]曰：诗其犹平门与？戔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四……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

第十一章《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显相]……五……行此者其有不王乎？

第十二章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共十二章，原简二十三支。

注释：“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

②李学勤：《〈诗论〉简的编排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③李学勤：《〈诗论〉与〈诗〉》，《中国哲学》，待刊。

④《后汉书·徐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