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明的来历十篇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1

小学生关于清明节来历的作文范文一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

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小学生关于清明节来历的作文范文二清明，在遥远的周代已经流行。古人很重视这个节日，历代的诗人词家都有关于清明盛况的描写，自古以来人们在清明节留下了很多习俗。

清明扫墓，追祀祖先，由来已久，相沿成习。扫墓，又叫墓祭、祭扫、上坟。清明扫墓是因为惊蛰、春分已过，冰消雪化，草木萌生，人们想到了自己的祖先坟莹，有没有狐兔穿穴打洞，会不会因雨季来临而塌陷，所以到坟上一方面清除杂草，整修树枝，给坟上添几锨土;另一方面准备一些祭品，烧几张纸钱，给树枝上挂些纸条，举行个简单的祭扫仪式，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

古代二月，三月三有踏青之俗。“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肝闻吹笙”、“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记述的就是唐人踏青盛景。古代每逢这一天，人们聚亲约友，扶老携幼，乘大好春光到郊外踏青，然后围坐野宴，抵暮而归。

人们在扫墓和踏青返家的路上，都愿采几朵野花戴在头上，顺手折几根柳条插在房前屋后。据说这种风俗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民祖师——神农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纪念和希望长寿的愿望。戴柳习俗被淘汰，插柳却盛行起来，成为我国人民春季造林的植树节。 清明前后还流传着很多传统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拔河、荡秋千、放风筝、打马球、斗鸡等活动。清明节的习俗丰富多彩，历代的记载十分浩繁。诗人怀清明之作更是争艳夺彩，不可胜记。从这些意义上讲，清明既是节气，也是一个传统的节日。

小学生关于清明节来历的作文范文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一首关于清明节的诗。清明节是24节气之一，是一个传统的民俗节日。每当到清明节时，人们都会去扫墓踏青植树等。一提起清明节还得从介子推的故事说起。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2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1623-1662年）是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他是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之孙，桂王朱常瀛之子，崇祯年间受封为永明王。1646年11月，受明朝大臣丁楚魁、吕大器、陈子壮等人拥戴为监国，接着称帝于广东肇庆，年号永历，在位15年，后被清兵追逼，逃入缅甸，为吴三桂索回，绞杀于昆明，至今仍留下“逼死坡”这个地名，以及1911年云南都督蔡锷以“三迤士民”名义竖立的“明永历帝殉国处碑”。

对于云南来说，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

小朝廷的“国际影响力”

据江之春记载，“壬辰（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二月初六日，上自广西南宁府移跸贵州安龙府，……时廷臣扈随者，文武止五十余人”，加上少数兵丁、随从人员和家属眷口也不过二千九百余人。《残明纪事》中说：“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处于如此可怜的境地，说它是一个空头小朝廷也不为过。

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一些来看，情况又不同了。在1646年永历政权建立之时，在明朝旗号下的各种势力还控制着中国西南的广大地域，并且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台海地区）也处于强势地位。在明朝残余势力在永历的旗号下，一些原来与明朝敌对的力量也纷纷加入以永历为旗帜的抗清事业。

张献忠的大西军本是明朝的死敌。到了1647年正月，张献忠被清军击毙，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p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率领下急速南撤，进入贵州，占领贵阳。该年9月，大西军余部与明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沐天波达成协议，决定“共扶明后，恢复江山”。在此时，一些投降清朝的明朝将领也纷纷倒戈，归顺明朝。

1648年正月，清朝的江西总兵金声桓在南昌宣布反清复明， 除广信p赣州二城外， 江西全省皆反清归明。4月，清朝的两广提督李成栋也在广东宣布反清归明，领兵北攻赣州。在湖南，清军得知江西反叛退保岳阳，明军趁机反攻，先后收复常德、辰州、靖州、黎平p武冈p宝庆等地；督师阁部何腾蛟则收复了全州，进攻永州。11月，攻下永州，重占宝庆，清军不敌，弃衡州而走。长沙府属十二州县已被明军攻陷九座。至此，明军已收复湖南大部，清兵仅保据长沙p岳阳两城而已。12月，清朝的大同总兵姜也在山西反清，莅年四五月，山西除省会太原及平阳外，都被复明义军占据，反清起义扩展到北方。在东南沿海，郑成功军也于4月攻占福建同安。

其次，永历政权建立后，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清朝定鼎北京后，中国各主要邻邦都表示继续承认明朝，不承认清朝。

南明隆武帝自立于福建后，遣指挥闵邦基诏谕琉球，琉球继续遣使向明朝朝贡。隆武政权为清朝所灭后，琉球仍然向监国鲁王朝贡，并且同支持鲁王的建国公郑彩关系密切。鲁王政权和郑彩通过琉球的朝贡贸易获得抗击清军所需的硫磺，并希望通过琉球从日本购买武器。琉球一直拒绝同清朝建立关系，直到1653年（南明永历七年），琉球中山王尚质才遣使前往清朝，同清朝建立朝贡关系。

朝鲜是明朝最亲密的邻国。清朝兴起后，通过两次对朝鲜半岛的征伐，确立了朝鲜与清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虽然朝鲜屈服于清朝，但朝鲜人对清朝非常反感，称之为“胡虏”。这种敌对的称呼和态度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中比比皆是。朝鲜方面仅仅在外交上使用清朝年号，在国内仍使用“崇祯”年号，致使“崇祯”这个年号被朝鲜士人沿用数百年。

南明诸政权作为明朝的延续，受到朝鲜朝野的强烈关注。由于山海阻隔，朝鲜对于南明消息的直接获得十分艰难。李朝君臣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相关信息，以此了解了南明抗清的概况，并希望寻求与南方南明政权建立联系。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即万历时期明朝出兵朝鲜，将征服了朝鲜全国的日本军队赶出朝鲜），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

安南（今越南）和明朝的关系颇为复杂，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好的时候居多。明朝灭亡后，安南与南明政权保持较好的关系。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安南后黎朝遣正使阮仁政，副使范永锦、陈概、阮滚等，同明朝都督林参航海往福建求封于隆武政权。时值清兵攻占福建，部分安南使者被俘至北京。永历政权建立后，安南使臣阮仁政往广西，拜见新即位的永历帝。

日本是明朝最重要的邻国。万历时期的朝鲜战争后，中日两国之间基本上没有了官方往来。不过，由于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中日朝野依然怀有亲近感。明朝灭亡后，浙东沿海抗清力量曾8次派人到日本，请求日本派兵帮助抗击清军（即“乞师”）。

南明政权也得到葡萄牙澳门当局的承认和支持。后者通过耶稣会士，与南明政权展开了相当密切的军事政治合作关系。南明隆武政权建立后，向澳葡当局求援。葡澳当局命尼古拉・费雷拉（Nicolau Ferreiria）率领300葡萄牙士兵北上援明抗清。

1646年12月，清将佟养甲、李成栋攻占广州，隆武政权覆亡，清军继而转攻肇庆，威胁永历政权。永历出逃广西，被瞿式耜接到桂林安顿，清军随即攻击桂林。明清两军在桂林展开战斗，明军大胜，从而稳定了初建的永历政权，并使得金声桓、李成栋等明朝叛将也都见势反正，从而大大加强了永历政权的声势。而南明军在桂林守卫战中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费雷拉率领的300名葡萄牙士兵的帮助。

因此，永历政权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空头小朝廷。相反，在一段时期内，它是争取明朝复兴的旗帜，在国内外拥有众多的拥护者。在众多人的心目中，永历就如同日本战国时代的天皇一样，虽然没有多少实力，但仍然被公认为国家或者正统王朝的代表。因此，永历政权的命运在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并非微不足道的话题。

大西军入滇

云南的情况就不同了。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明初内地人口大量前往云南，使得云南的外省人口增加到了30万左右，从而大大改变了云南人口的族群结构，但是在全省人口中，汉人依然是少数。此后虽然不断有谪戍、仕宦、贸迁的汉人陆续迁入云南， 但为数不多。终明一代，云南境内仍以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多数。到了明代中后期，少数民族依然是云南人口的主体。

嘉靖年间，桂粤在《云南图序》中说云南“城郭人民， 夷居十七” 。同时代人陈全之在《蓬窗日录》中也说“大抵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稍后，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仍说云南人口中“汉人三之，夷人七之”。这些汉人主要是卫所军人，因此王士性说：云南一省，蛮夷占十之六七，其余所谓的中华之人，“惟各卫所戍夫耳”。

少数民族占云南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和明朝政府的关系也很复杂。明朝在云南的统治，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数有限的卫所军人。到了明代中后期，卫所制度已经衰败，甚至名存实亡，因此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掀起叛乱，夺取云南首府昆明，世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至来年二月， 除楚雄以西外的整个云南都归附了沙定洲。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集中了庞大兵力，分成七十二营，每七营为一大营，将楚雄城层层包围。又环城立栅凿濠，不使一人潜出。围困八十余天，城中弹尽粮绝，几乎失陷。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初，孙可望令李定国进攻沙定洲。李定国和沙定洲相持数月，不见胜负，沙定洲滋长麻痹轻敌情绪。李定国侦知，率兵围营，环以木栅，断绝水源。几天后，沙定洲支持不住，率众出降。到了八月，沙定洲之乱才平息。

平定沙定洲之乱，靠的是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不仅如此，永历政权西迁到贵州后所依靠的武力，也是大西军。大西军本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敌人。

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部队攻下了明朝的中都凤阳城。张献忠命令四乡百姓砍光明朝皇帝的祖陵的几十万株松柏，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并掘了明祖陵。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军攻占武昌府城，将住在武昌的明楚王朱华奎处死，并与部下分食其肉，同时把楚王宫里的金银珠宝统统拉走。崇祯十七年六月，张献忠占领川北重镇重庆，将从汉中逃来的明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c、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俘获并处死。八月，张献忠又攻克成都，住在成都的明朝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到了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干脆在成都称帝， 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这些所为在中国古代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逆天大罪，因此张献忠与明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此外，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也使得西南一带官民闻风丧胆。 时人顾山贞在《客滇述》中写道：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唐王隆武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献忠杀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七千余人于成都东门外。城内城外，一时俱发，男妇老幼无得脱者。”“四川之祸，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自亘古以来，未尝有也！”

对于永历来说，张献忠的大西军也是具有深仇大恨的敌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率部攻陷衡阳，桂王朱常携子安仁王朱由C、永明王朱由榔从南门奔逃出衡州城，离开了王府封地，往西南方向逃往永州。第二年桂王死于梧州，朱由C继位桂王，不久朱由C突然死去，这样就剩下朱由榔，承继桂王之位。因此，可谓是既有国仇，又有家仇。

因此，对于风雨飘摇的永历政权来说，投靠和明朝有血海深仇的张献忠军余部，无疑是最危险的选择。张献忠义子、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对永历朝廷的态度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1652年（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孙可望迎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改安隆所为安龙府。永历帝为摆脱控制，和吴贞毓、李元开、胡士端、蒋干昌等十八位朝臣密谋，企图借助在广西北伐抗清的李定国的势力，翦除孙可望等人的势力。密谋被发现，孙可望杀害了这些大臣，史称“十八先生之狱”。孙可望自己住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制订朝仪，为将来篡位做准备。

在此情况下，永历政权流亡到云南，在宿敌大西军余部的卵翼下苟且偷安，要比流亡到在郑氏控制下的台海地区，在明朝臣子郑成功的庇护下继续存在，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

巨大风险的“西狩”

云南毗邻缅甸，如果永历政权最后走投无路，可以继续向西，流亡到缅甸。但在中南半岛的三个强国（安南、暹罗和缅甸）中，缅甸与明朝的关系最不好。暹罗和明朝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从未发生冲突。安南与明朝在明初发生过战争，后来也不时有小冲突。嘉靖时明朝曾考虑出兵攻击安南。到了明末，永历朝廷曾经考虑南迁到安南，但此时操持决定永历政权生死存亡大权的孙可望派人把永历朝廷从云南广南府，理由是：“广南邻交趾，夷情叵测，非久留之地。惟安隆府地处滇黔粤三省交，会城池坚固，最宜久居。”不过总体而言，明朝和安南两国关系仍然以和平相处为主，安南也承认明朝的宗。但是缅甸就不同了。在明代中后期（嘉靖到万历年间），缅甸不断对明朝发动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这场战争规模、强度都很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四年（1606年）缅甸两次大规模入侵，出动的部队每次都达30万人（或者号称30万人）。从兵力投入来说，堪与差不多同时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作战一方的兵力总投入相媲美。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得明朝丧失了大片国土。因此可以说，在明朝的南方邻国中，缅甸是和明朝关系最不好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永历政权还要向西流亡呢？

永历政权入滇，并非永历小朝廷自身的决定。1647年（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2月，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商讨。孙可望主张继续与明朝作对，到广东南岭一带，建立地盘，密谋自己称帝。如果大事不好，可以向南流亡海外。李定国则力主联明抗清，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恢复大明江山。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将领的赞成，但孙可望反对。李定国表示孙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剑欲自刎。众将夺下剑，撕破一面战旗为其裹伤，并一致表示愿意接受李定国的意见。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由此可见，永历“西狩”主要是李定国的决定。

李定国是大西军余部中最有才干、而且最也忠于复兴明朝事业的将领，他的部队也是永历政权后来的主要依靠力量。他在永历政权流亡尚有其他地方可以选择时，提出西进云南的方针，是从复兴明朝的大局出发的，符合永历政权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选择绝非走投无路时的病急乱投医之举。

白银之国与万民所向

那么，为什么李定国要为永历政权选择西迁云南呢？这是因为在当时，云南可能是复兴明朝的唯一基地。

在今天，云南是一个比较贫穷的边疆省份，不太为人所重视。但是在历史上，云南的地位却大不相同。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主要来自北方。在唐代以前，中国中央王朝从来没有遇到来自南方的威胁。但是到了唐代，这种威胁出现了，即南诏兴起于云南，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国。据《新唐书・南蛮传》，南诏的疆域为“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换言之，其疆域东面包括两爨（云南），东南到达安南，西北连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国（国都在今泰国的南奔）接界，西南和骠国（政治中心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接界，北抵大渡河，东北抵黔、巫（今贵州和四川的长江南岸），俨然成为中南半岛上的超级强权。

南诏的两大邻国朝与吐蕃都是强国，南诏向东、北、西北几个方向发展都遇到困难，因此积极向南、东南和西面发展。南诏在云南的西南地区设置了开南节度和银生节度，统治中南半岛的许多地区。晚清民初时期学者沈曾植说：“开南、安西所部，远皆达于南海。以《地理志》所记通天竺路互证，知非F辞不实者。盖骠之属国，皆为南诏属国矣。”可见南诏势力范围一直达到南海。南诏军队曾与女王国、昆仑国发生冲突，到过真腊国（今柬埔寨）“苍波汹涌”的大海边。

南诏衰落后，大理国代之而起。大理国也是中南半岛地区的强国，其疆域 “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大致说来，包括了今云南省和川西南地区，以及今缅甸东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地区，与南诏国大致相同。除此之外，广西的许多地区也在大理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在公元738年南诏皮逻阁统一六诏至1253年年大理国灭亡的五个世纪中，云南一直是中国西南部和中南半岛上超级强权。元朝灭了大理国后，云南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从而以往几百年的南方威胁也随之消失。

云南被元朝纳入版图后，依然保持着一种相当特殊的地位，实际统治者是元朝的蒙古贵族梁王和大理国后裔段氏。梁王以昆明为其统治中心，段氏则控制着大理一带。元朝灭亡后，元顺帝逃到漠北，称为北元，与新建立的明朝对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奉元朝正朔，服从北元的命令。段氏虽然也直属北元政府管辖，但处于半独立状态，与梁王政权之间不时发生武装冲突。

明太祖朱元璋欲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曾多次派使者前往谈判，均被杀害，遂决定用武力统一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太祖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大军30万征云南，梁王派遣达里麻将兵十万屯曲靖抗拒。经过激战，洪武十五年（1382年）一月六日，梁王兵败自杀。因此云南是明朝统一的最后一个地区。

到了明代，云南依然拥有相当强大的地方武力。云南西南边疆的麓川掸族政权兴起，到了元末明初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与明朝和缅甸都发生了多次战争。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征讨（包括有名的“三征麓川”之役），大小战事不计其数，“军费所需，万万不可计”才消灭了麓川政权。

云南在明代中国，经济上拥有一种其他地方所无的优势：白银。在元代，天历元年（1328）全国银产量为775610 两，其中几乎一半（47.42%）是云南生产的。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白银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到了万历时期，全国到处都在积极寻找银矿，但是只有在云南取得较好的结果。除了银矿，云南还拥有全国最大的铜矿，并且是全国林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过云南铜矿和林业资源的开发，要到清代才大规模进行，这是后话。

正因如此，明朝宁可放弃在宋代以前一千年中一直是中国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一个行政区、到了明朝又已占领二十多年的安南，也不愿放弃元代以前长期独立的云南，尽管云南的居民绝大多数并非汉人。

云南还具有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云南陆路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处于中国通过陆路进入南海――太平洋和孟加拉湾――印度洋的两大重要战略通道上，即是中国与中南半岛陆地贸易的通道。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缘优势，早在西汉时期，云南就与南亚、东南亚发生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正在西域进行凿空之旅的大汉使者张骞竟然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地区）发现了来自我国西南地区的邛竹杖、蜀布，就已感觉到中国的西南必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于是这条道路就这样发现了。后世学者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张骞回国后建议汉武帝打通通往西南地区的西南夷道，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因而使得一条从成都，经过云南，在到达印度的官方南方贸易通道正式开通。由于道路的开辟，沿途的贸易也开始兴盛起来。

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古代时期的云南是在用“两条腿”在运转：一条是通往内地的国家向心力和经济发展之路；另一条便是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充满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国际通道。同时，云南地处高原，易守难攻，进可攻，退可守，周边有机可乘时则可凭借自身武力，居高临下，向外出击，攻城略地，称霸一方。不仅南诏、大理如此，就是到了近代，滇系军阀犹能以一省之力，称雄于中国南部数十年，以致滇军首领唐继尧自称“东大陆主人”。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3

关键词：明朝；郑和下西洋；对外政策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15世纪早期这段历史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航海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实力。从对世界航海历史的分析看，早在西方国家开始远涉重洋的前半个世纪，中国明代皇帝已经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的海外航行，最为著名的就是郑和下西洋。明成祖时期的“永乐之治”作为明朝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标志，中华文明就开始远播海外，郑和下西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创了中国航海事业的新局面。但是明朝后期受思想、国力等因素的影响，明朝航海事业并没有在一条主线上延续。因此，本文分析了明朝以来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什么原因使明清政府没有顺应历史潮流发展航海事业，而只是消极防守，导致近代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

一、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脉络

郑和下西洋发生在15世纪，当时世界格局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东方国家的发展明显领先于西方国家，中国处在世界舞台的主要位置。明代永乐年间，国家强盛，政治文明程度较高，明朝政府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与海外国家的关系，多次开展一系列的外交与外贸活动，为郑和下西洋创造了条件。郑和下西洋作为明朝政府的一种外交战略，前三次远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包括东南亚、南亚国家间的和平局面，并为后期向更远的地方航行打下基础。后四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向南亚以西的国家航行，开辟属于明朝政府的新航路，与更多海外国家取得交往。

二、明朝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与功绩分析

明朝郑和下西洋，首先能够向世界展示明朝前期中国雄厚的综合国力，中国海军驰骋西洋，开创了万国朝贡的局面。其次，郑和下西洋加强了明朝政府同海外国家之间的联系。给南洋国家、西洋国家带来了经济实惠，但是由于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目的，树威为义而不谋利，郑和下西洋所需的经费需要国力支撑，经济效果不明显。这也就出现了明朝鼎盛时期之后，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下西洋的庞大开支，下西洋活动就此停止。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郑和下西洋通过推行和平外交的政策，稳定了东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有利于明朝政府震慑周边倭寇，维护明朝的安全。对于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民族的文明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拓展了海洋事业，铺平了亚非地区的航线。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在航海活动层面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明朝政府的这一对外政策其进步意义明显，将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

三、清朝闭关锁国对外政策的危害

与明朝推行的下西洋政策相比，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对外交往，为后期被动挨打局面的形成埋下了祸根。明清两朝对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从历史角度分析，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原因，首先是当时的清政府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环境，统治者沉迷于天朝大国的意识形态，缺乏与国外地区进行经济贸易的动力与眼光。其次，满清贵族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矛盾，影响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再次，明朝中期以后，日本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西方殖民者殖民扩张的东部化等因素，清政府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而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消极政策。清朝的闭关锁国，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导致清政府政治上更加腐败。闭关锁国外交政策增强了官员妄自尊大的心理，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中国的科学技术、军事等在这种时代环境下，发展越来越缓慢。闭关锁国的政策成为中国社会落后挨打的总的历史根源，清政府与世界失去了应有的联系，严重阻碍了中国对世界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吸收，阻碍了中国军事、航海等事业的发展。闭关锁国政策的长期实施，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为后期侵略中国，创造了两个明显的条件。

综上所述，通过反观历史和对现实的分析，当前中国在面临全球化发展局势的时候，既有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挑战与当时明清面临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这要求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好对世界形势的客观分析与把握，在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的驱使下，积极主动地构建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交流合作的新局面，以宽广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气概，吸取世界其他国家的精华，在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蓝本下，加快并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建设民主、高效、廉洁政治，谱写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王翔.对郑和下西洋和平外交政策的探究[J].中国水运（理论版），2006，（03）.

[2]尚畅.从禁海到闭关锁国―试论明清两代海外贸易制度的演变[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0）.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4

但相对于泉州港、广洲港等古代港口的研究,显然,月港及其海外贸易、海商的研究还是比较滞后的。目前出版的关于古泉州港的专著有8本以上之多,如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编的5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6等,而关于海商也有5明代后期徽州海商研究65清代青岛地期海商研究6这样的专著出现。但非常遗憾的是,作为明清最出名的港口、在大航海时挥过重要作用的月港与漳州海商到今天为止只出版过一本李金明教授撰写的5漳州港6[6]。东山岛与漳州滨海火山地质公园各有少数旅游旅游开发的论文出现,但层次不是很高。至于漳州的明清历史古街、漳州海洋美食的研究则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关于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的书籍有两本,一本是水粉画,一本是摄影,但都非研究专著,并且书写没有从漳州明清历史古街浓厚的海洋文化内涵这一角度进行。而东山岛虽然有一套4本的5走遍东山岛6丛书,但可惜基本都是浅尝辄止的介绍,并且也无刻意挖掘其海洋文化特质。至于漳州滨海火山地质公园与漳州海洋美食,则没见到任何专著面世。漳州海洋文化的整理现状已十分不尽如人意,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文化旅游创意研究当然更为稀少了。当前,漳州的旅游产业已开始注意运用海洋文化的资源进行项目创意。如漳州滨海火山地质公园早已于24年建设完成并运营了8年之久;而自21年起东山岛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岛正投入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经过重修,也已成为漳州旅游的一个景点,但漳州人犹嫌如此还未能充分展示出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的历史文化重量,重新打造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的民众呼声如今是一浪高过一浪;纪录片5大海商6开始尝试讲述漳州海商的历史故事。相对于当下实际旅游经济的发展,显然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创意的研究远远没有跟上,而更理想的两者关系还应当是理论研究走在前头。

针对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创意的现状,要做强漳州海洋文化旅游经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漳州市政府或文化部门应牵头组织一批专家学者、设立专项资金整理漳州的海洋文化资源。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1需借力漳州外的学术力量必须善于借力如厦门大学、福建社科院甚至是中国海洋大学等比漳州师院学术层次更高、学术视野更宽广的院校与机构,大力邀请相关领域研究的知名学者如福建社科院的徐晓望先生、福州大学的苏文菁先生等帮助整理漳州海洋文化资源。如果能够借力这些高层次的研究机构与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整理出来的漳州海洋文化资源必定极具学术性与权威性。21需注重立体研究目前关于漳州海洋文化研究基本都还是借助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到了当下,显然只进行历史梳理已经远远不够。因此,应当尽量使漳州海洋文化资源的整理更加细腻、更形立体。如应当注意建筑的研究。漳州明清历史古街之所以是如今的风貌,是否其中有海洋文化的因子在起作用,而它又显示出怎样的漳州海洋文化特色。如应当注意装饰的研究。漳州明清古街建筑上的纹饰、牌坊上的雕塑,民居屋顶上的贝壳装饰,甚至于土楼的各种装饰与雕刻,很多细节其实都是漳州海洋历史文化的明证。如地理研究,东山岛的岛质与海域、漳州火山口的独特性等都应当等到更加深入与完整的论述。当然研究工作应该做得更加细致,如除了研究漳州海商的历史外,对于漳州海商中的知名人物如潘启等,则更应该有专著行诸于世。而林语堂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文化名人,有那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心胸与气魄,是否与其从小受漳州海洋文化的影响有关?这都应该做更细致立体的研究。31需挖掘漳州海洋文化特质必须将它与泉州海洋文化、广州海洋文化、青岛海洋文化、海南海洋文化甚至是香港与台湾等地的海洋文化相比较,从而凸显漳州海洋文化的特质。而找到了漳州海洋文化的特质,也就等于找到漳州海洋文化创意的突破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书写指的是将漳州海洋文化通俗化。漳州海洋文化的整理是学理性的,是先导,这样的整理影响一般只能局限在学术圈,而要将漳州海洋文化打造成文化产业,根据文化产业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特点,就必须扩大其知名度,让一般的民众也都听到、看到。要做到这一点,漳州海洋文化的书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须走在其他漳州海洋文化创意的前面。这里的书写包括文本书写与影视书写两个方向。随着中国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影视书写还应做在文本书写的前面,以影视书写带动一系列文本书写。我们应该聘请知名导演拍摄明清时代的月港传奇、可以以漳州明清历史古街为背景拍摄故事、可以拍摄明清时代的传奇海商。特别是这些海商与东南亚的,极具传奇性又富有异域色彩,正是影视书写一个极有吸引力的素材。而天一总局、潘启的广州十三行拍摄起来会比5乔家大院6之类的影视更吸引人。再者,正如5阿凡达6使张家界名闻海外,我们甚至还可以脱开历史,只以地理来创造现代的甚至是科幻的故事。东山岛、漳州滨海地质公园都有这样的地理提供创造的灵感。而随着影视书写的进行,后续的文本书写应从各个方面更具深度、更加细腻地跟进,从而将漳州海洋文化的影响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与更深的层次。当下也有一些书从通俗方面对漳州的文化或海洋文化进行文本书写,但质量都不怎么高,一般还停留在话说、掌故、揭秘阶段。如何对这些文本书写进行包装,在其中灌注文化、美学、休闲的理念,使其更具现代感,更易于为受众接受,还相当值得探讨。事实上,书写本身已经是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创意的一项重要内容了。

产业链理论指的是企业上下游之间的关系,而这里借用这个理论的上下先后关系来说明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创意的开发需要有链条营销的理念。以漳州明清历史古街文化创意为例。其最主要的营销点当然是文化旅游,但如果只做文化旅游这一项,而没有兼顾到其上下先后的链条营销,就会如当前的漳州明清历史古街旅游一样,游客三三两两,走完了事,显得比较冷寂。有识之士也已看出了这一点,因此,正大力呼吁将其打造成漳州的三坊七巷。福州三坊七巷的最大营销点在于不仅进行文化旅游,还进行文化购物、文化美食等。因此,如果以链条营销为理论进行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的文化创意,首先要营销的是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的书写,其次是实地的旅游,第三则是漳州的美食,第四是有漳州特色的工艺品。漳州的美食种类繁多,而当前还有许多老字号散于漳州各处,如漳州卤面、五香面、牡蛎煎、春卷、豆花、四果汤、肉粽、麻米署、鱼粥、猫仔粥等,如果能将这些散于漳州各处的小吃集中于漳州古街中或其附近,并且注重小吃文化品味的提炼,注重小吃店装修的层次与卫生,这应当就是漳州明清历史古街一个极大的营销点。漳州的工艺品也源远流长,木版年画、棉花画、漳绣、九龙璧工艺品、八宝印泥等都可让其进驻漳州明清历史古街,并且购物方面还可以引入现代艺术,让艺术家在古街上设立工作室,这样让艺术文化购物的范围可以更为扩大,从而也恢复当年漳州明清历史古街熙熙攘攘的繁荣气象。漳州除了有丰厚的海洋文化历史资源,也有非常独特的天然海洋地理资源,而当下社会已进入都市化阶段,现代休闲产业特别是现代休闲海洋旅游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当前,漳州滨海火山地质公园已开发,但因为其只是传统的到此一游式的观光,因此,游客并不非常多,而且游客所来自的地域也相对比较狭窄。东山岛的开发正在进行,以其规划来审视相当大手笔,其目标是国际旅游岛。其中拟建设滨海体育公园、城市体育公园等,并开发海底探险、山海探奇、山木探险、海上高尔夫等一批旅游项目,开辟海上游艇旅游项目,拟举行一系列的节庆与赛会,如海湾沙滩音乐会、海湾沙滩篝火晚会、国际帆船帆板邀请赛、国际沙滩排球邀请赛、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中国海岛美术节、海鲜美食节、开渔节、垂钓节、沙滩风筝节等。观察东山岛的建设规划,会发现这一规划确实是参照了许多旅游景点的开发模式,但其缺点在于还没有找到东山岛的海洋地理特色,还没有将东山岛的海洋文化创意放在漳州海洋文化创意的整体下来思考。因此,看上去创意项目很多,但反而冲淡了其特色与拳头产品的开发。根据东山岛的海洋资源资质,并综合漳州整体海洋文化旅游创意的考虑,东山岛其实只要着力开发现代休闲海洋体育项目就可以了。有关传统漳州海洋文化的创意开发,可以适当让位给月港与漳州明清古街。因此,海底探险、海上高尔夫、国际沙滩排球邀请赛、潜水等体育项目应当是其开发重点。并且开发之时要注意与青岛、海南等地现代休闲海洋文化项目进行比较与区隔。另外,还应考虑将东山岛与漳州滨海地质公园连成一个整体来开发。当然现代休闲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少不了海洋美食。因此,将东山的海洋美食进行现代的改造与包装,使其如法国的海鲜大餐一样吸引饕餮之徒,也有相当大的开发空间。除了以上所提的纵向上的应以产业链的理念来开发漳州各个海洋文化创意项目,使其形成合力,做大漳州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而就横向上,也应当对漳州各个海洋文化旅游创意项目进行整合,让人可以望一念三。针对当前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创意项目的现状,必须努力挖掘打造整条漳州海洋文化旅游线路,而不只是如当前的只到南靖土楼,有时间顺带看看明清古街或林语堂故居这样的一日游而已。况且即使是这样的旅游线路他们也未突出其海洋文化的特质,因此,这样的旅游线路开发还显得非常的粗糙与浅层次。应当可以打造这样的一条漳州海洋文化旅游线路:从古月港进入,沿着南江滨路进入漳州市区,游过漳州明清历史古街,再到林语堂故居,随后游览南靖土楼,之后由平和到东山岛感受现代海岛休闲时光,最后可以通过游艇观览漳浦与港尾的火山口奇观。当然,其中的古月港还需重新开发,部分还原历史风貌;漳州明清历史古街、林语堂故居、土楼等景点还必须深入开发与包装,使其突出漳州海洋文化的特质。厦门、泉州、漳州现已在进行同城化,而他们都一样在福建省海洋文化旅游产业的大发展的前提下大力推展海洋文化旅游,如此,漳州的各个海洋文化旅游创意项目要在这一整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如何做好对接,使整个闽南地区或福建省的海洋文化创意取得更大的产值,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而漳州与台湾一水相隔,共在一个文化圈,共享一个文化传统,在进行海洋文化创意时要与台湾适当对接,如共同打造开漳开台海洋文化之旅,如借助台湾的文学力量与影视力量书写漳台相连的故事等,如此,会使得漳州海洋文化创意项目更具有吸引力。

本文作者：曾丽琴工作单位：漳州城市职业学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5

20xx清明节放假通知共3天，4月2日—4日，其中4月4日(星期一)清明节放假，与周末连休。原周六、周日安排的教学活动照常进行。

清明节什么时候被定为法定节假日清明节，20xx年被正式确立为法定节假日。20xx年的4月4日——第一个“清明节”法定假日。

20xx年12月14日，国务院正式《关于更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订)，规定自20xx年1月1日起将清明、端午、中秋定为法定假日，清明、端午、中秋当日放假一天。

清明节时间怎么算的1 地球公转一周为黄经360度，当地球到达黄经零度时定为春分，而后每运行15度有一个节气，共有廿四节气。因此，节气在阳历上的日期是固定的，由于闰年的原因，最多相差两天。农历是反映物候变化、指导农时的阴阳历，它还结合了阴历--月相29.5天的周期(一次满月到下一次满月的时间间隔)。一年12个月，每月却是以30为基本天数，这就必然会差异。

按阳历计算，清明可以固定在4月5日或4日(以当年二月平或29日而差异)。从天文角度说，4月5日或6日视太阳(视太阳就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到达黄经15度的时候，这时就可以定为清明。

2 阴历是太阴历，是以月相的周期来计时的，一次满月到下一次满月的时间间隔为一个月，并不是阴间的阴，古代汉语中阴指月亮，阳指太阳。阳历又叫太阳历，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

清明节的来历和习俗但是，清明作为节日，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节气是我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6

关键词：历史概念;历史味道;本质和内涵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12A-0077-03

所谓“历史概念”，是指对历史事物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和概括，体现历史事物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历史概念学习和运用的过程，是学生阅读、分析历史史料的过程，也是学生运用各种思维能力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因此历史概念学习成为学生掌握学习方法、提高思维能力、实现历史课堂教学目标的主要载体，是高中历史教学的核心任务。

当今中学历史课堂，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知识的梳理和分析，不大注重对历史概念的解读，即使涉及历史概念的解读也只是文字的简单堆砌，缺乏“历史味道”。其原因，既有现实考试的需要，也有教师自身专业素养、理论功底不足的问题。如何让教师提高历史概念解读的能力，进而在历史概念解读的过程中进一步透出“历史味道”，本文拟以2014年江苏高考历史第5题为例，结合“天朝上国”历史概念的解读和分析，谈谈笔者对历史概念教学的认识和启示，求教于同行。

一、一道高考试题的分析

近年来，江苏高考历史试卷在注重考查学生的史学素养和人文素养时，也比较注重对历史概念的考查。例如2014年江苏高考试卷第5题：

下图是清道光帝给参与谈判大臣所下达谕旨的部分内容，该谕旨（ ）

A.颁发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B.隐含着天朝上国的外交观念

C.导致了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

D.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试题提供的材料，主要涉及厦门、宁波、上海、福州作为通商口岸的开放问题，香港问题，赔款问题，据此分析这应该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南京条约》谈判时，道光帝给清朝参与谈判代表的谕旨，故A选项不正确。道光帝在谕旨中尽管坚持香港是“赏借”，但《南京条约》最终造成香港被英国割占，中国的领土遭到破坏，故D选项不正确。《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中国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故C选项也不正确。根据排除法，正确答案应为B选项。

笔者在讲授这道试题时曾经问学生，道光帝的谕旨哪些方面隐含着天朝上国的外交观念？有些学生回答说，香港明显是被迫割让，但道光帝竟然用“赏借”这样的字眼，明显是自欺欺人，是想维护天朝上国的脸面，最能体现天朝上国的外交观念。学生的分析有其合理之处，相信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也是这样理解。但仅仅根据“赏借”就得出天朝上国的观念，未免牵强。通商口岸的开放、赔款是不是天朝上国外交观念的反映？如果不是，命题人就没有必要提供相关的材料。如果是，又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的回答，关键是要对“天朝上国”的历史概念作出解读。

二、“天朝上国”概念的解读

天朝上国的观念，最初形成于上古时期。究其起源，有学者认为天朝观念最初形成，不过是华夏民族的自群体优越感[1]。地处黄河流域以汉族为主题的华夏文明，在相对封闭的区域中最先摆脱野蛮和蒙昧的状态，建立了比其它群体较高的文明，产生了最初的自群体优越感，并进而提出“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认为华夏文明是高贵的，具有伦理道德，“四夷”是落后的、野蛮的，不仅没有伦理道德，而且尚未脱离野性。

秦统一六国后，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新王朝。秦的统一，使得国家的实力得到增强，逐步确立了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地位。汉武帝时期，通过武力解决匈奴问题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地位得到巩固。此后，能否“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盛世的标志，甚至是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此后，每个新王朝建立都要“诏谕”属国向自己称臣纳贡，至汉唐时期朝贡体制基本确立。

到了明朝，朝贡国的数量、分布地区的广泛程度以及朝贡的频繁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前朝。例如，规定朝鲜一年三贡，琉球二年一贡，安南三年一贡，日本十年一贡[2]。统治者在属国的“称臣纳贡”之下，国家的尊严得到满足，对进贡者的“薄来厚往”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清军入关后，满清成为“天朝”的继承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华夷秩序”世界中的“天下共主”。在乾隆、嘉庆两朝编制的会典中，甚至将音厄利亚（英国）、拂朗察（法兰西）、意达里亚（意大利）在内的“西洋”，也列为朝贡国家。1793年，乾隆帝在接见乔治・马嘎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时，拒绝了英国通商、在中国开设使馆的请求。天朝上国的观念根深蒂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天朝上国”这一历史概念内涵主要是（一）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中国统治者自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周边国家都是“蛮夷”或者“属国”，这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二）“蛮夷”或“属国”应当定时向中国进贡，而中国为了显示大度和威严，对于来贡国给予“薄来厚往”的待遇，这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

18―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需要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迫切想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此时的清王朝仍然闭关锁国、固守“天朝上国”的观念，坚持“华夷秩序”，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冲突已不可避免。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这场战争从爆发、经过到最后《南京条约》的签订，充分暴露了在天朝上国观念影响之下清政府的盲目自大、守旧落后、故步自封。

道光帝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抚”和“剿”。在道光帝的潜意识里，“英夷”是不听话的“藩属国”，战争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清王朝的手中。当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得清军落花流水，“英夷”宣称要进京时，道光帝慌忙派人同英军“议和”。但道光帝仍然坚守“天朝上国”的观念，认为战争的失败在于琦善等“奸臣”的破坏，导致“剿夷”不力[3]。

鸦片战争击碎了“天朝”的威严，国威严重受损，国际地位相对下降，清政府的实力以及在军事科技方面与西方的差距也暴露无遗。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不断冲击和侵略之下，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受到冲击且最终走向崩溃。

历史的发展表明，被中国人视为“蛮夷”的西方人真的成了“蛮夷”，采用野蛮的手段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历史学家蒋廷黻曾经写道：“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4]。

三、“历史味道”的追寻

从当下历史教学实践看，加强历史概念教学是改进历史课堂教学的关键所在。历史概念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对历史概念的分析、理解和意义界定，建构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从而形成和完善学科知识结构[5]。历史概念的解读如何透出“历史味道”，笔者认为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通过相关材料分析历史概念形成的前因后果，得出历史概念的本质和内涵。历史概念教学切忌空洞的讲述，在分析前面高考试题时，笔者指出道光帝的“谕旨”比较明显体现“天朝上国”概念本质特征的内容是：（一）1841年1月，琦善和义律谈判时，同意英国人“寄居”香港岛，但后来义律单方面宣布且事实上“割占”了香港岛，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光帝“谕旨”中仍强调香港是“赏借”，不是“割让”，意在保全天朝的体面;（二）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认为，外国人通过通商可以获取很多利益，因此将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放，是对“蛮夷”的“体恤有加”和“恩赐”。基于以上分析和解读，笔者提出：那清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自大的心态，其形成原因又是什么？能不能利用教材的材料进行佐证？学生纷纷讨论，有学生利用人教版必修二第4课《古代的经济政策》中“清朝政府甚至认为，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需与外国通商”这样一段材料，说明清政府自大、自恋;有学生利用人教版必修三第14课《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中“林则徐建议朝廷用关税的十分之一制造炮船，以抵抗英国侵略者。道光帝对林则徐建议的朱批是：‘无理！可恶！’‘一派胡言’”，说明在清朝统治者的意识中，英国是落后的、野蛮的“岛夷”，不值得去学习。通过这些材料，教师引导学生不仅得出“天朝上国”概念的内涵，而且对其形成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得到了体现。

其次，在学生掌握历史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通过材料加深对相关史实的认识。笔者在引导学生分析“天朝上国”观念的内涵后，要求学生分析人教版必修一第12课《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中“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的材料。学生从“请求清政府出兵”入手，分析认为朝鲜是清政府的“藩属国”，朝鲜应该定期向清政府朝贡，同时清政府要尽到宗主国的义务，既要对“藩属国”加以保护，又要维护和稳定其社会秩序，这是“天朝上国”观念的应有之义。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结束签订《辛丑条约》，笔者要求学生去分析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学生认为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大的心态，谄媚之态尽显，积累了几千年的“天朝大国”观念完全崩溃。

历史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的，历史概念的解读和分析也应该要处理好史料解读和历史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对史料分析和解读的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解读相关历史概念，学生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化对相关历史概念的认识并进一步体悟“历史味道”。总之，历史概念的解读既需要教师转变教学观念，也需要教师具有良好的学科专业素养，掌握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些都需要广大一线教师不断求索。

参考文献：

[1]屈从文.论天朝观念的形成和演进机制[J].国际政治研究，2007（1）.

[2]雷颐.甲午战争：“天朝”的最后崩溃[J].世界史地，2014（16）.

[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8.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7

关键词：《清实录》；历史文献；满文本；蒙文本

中图分类号：K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4-0001-07

收稿日期：2012-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实录研究”（10FZS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贵安（1962-），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清实录》篇幅巨大，记载广泛，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对于清史研究、清代史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针对《清实录》史料价值的研究，学术界有一些前期成果，奠定了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如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对太祖一朝的实录作了史料学上真实与否的讨论，并未专门进行史料价值的研究；李建宏《（清实录）的史料价值》专门探讨《清实录》的史料价值，但仅以3000余字作了比较笼统的概括；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将修纂与价值合并叙述，关于史料价值部分只有2000余字；王玉洁《（清宣宗实录）福建省史料及其价值》对《清宣宗实录》的史料价值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局限于一朝和一地。本文针对以上文章存在的不足之处，拟系统地对《清实录》的文献史料价值作一梳理和讨论。

有人曾从意识形态立场对《清实录》的价值进行否定，认为：“由于实录是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立场来编纂的，对于某些史实的记载，也成问题，书中对于皇帝皇室的起居、婚丧、祭祀等等，连篇累牍，占了很大的篇幅。这些材料，除开研究清朝宫室的一些礼节掌故之外，可说一无用处。此外对于官吏的黜陟，除极小部分外，也是没有用处的。”这种认识显然比较偏颇。作为清代史料的浓缩和纂辑，《清实录》无疑是清代历史的珍贵记录，特别是雍正以前的实录，因所采用的档案不少都已亡佚，因此，具有不可取代的文献史料价值。

一、《清实录》具有广泛的清史文献价值

《清实录》是对清代起居注和档案整理后的摘录，是对原始史料和史实的有限度的加工和记载，保留了清代史实的原汁原味，记录了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辛亥革命为止长达295年（1616―1911）的清朝历史，反映了清朝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众多历史事实，从清朝开国的神话传说到努尔哈赤举兵称金，从清顺治入关占领中原到康熙平定三藩，从晚清西洋入侵和开展洋务到清末新军的建立与清朝被，无不纳入其中，为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丰富可信的史料。有人认为，《清实录》是有关清朝历史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清史资料长编，对清朝每年每月每日所发生的大事大都有记载。也就是说，《清实录》具有广泛的清史文献价值。

《清实录》广泛地记载了清朝历史的各个侧面，展现了清代宏阔的历史画面，其覆盖面十分广泛，上至帝王将相，中达文人士夫，下及贞女烈妇，社会各阶层的状况都尽收眼底。与此同时，《清实录》还广泛记载了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种史实，为清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清代每一朝《实录》前都有修纂凡例，是其内容的采择依据，从中反映出《清实录》内容的类别，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文化等各方面内容都被它采入书中。下面以《清圣祖实录・修纂凡例》为据，观察一下《清实录》的具体内容：

其一，清朝政治。一是关于清帝的各种活动：对登极、亲政典礼，祭祀天、地，太庙、山陵、日月、社稷，郊祀跻配，奉先殿升附配享，祭堂子拜神；御殿视朝；册立皇后，册封皇妃，册立皇太子等；恭谒山陵、临幸阙里礼仪宴赍，亲征朔漠、阅视河工指示方略等事皆予记载。二是有关皇室的各项重要事件和活动：如太皇太后、皇太后圣寿节、万寿节的庆贺礼仪与筵宴；公主下嫁、郡主、郡君等出嫁；宗室封爵等事。三是有关朝廷举行的重要典礼和仪式：对元旦、冬至等大庆贺礼仪和筵宴；大丧礼仪、奉安地宫礼仪；每岁祭历代帝王、先师孔子及先农等典皆加记载。四是有关政府官吏的升黜除授、入觐陛辞：对异姓王、公、侯、伯、精奇尼哈番升降黜革；外藩王、贝勒、贝子、公之封授袭替及升降黜革；文武大臣的京察、大计和升降等事亦作记载。六是有关朝廷法律与司法：对文武大臣犯罪、拘禁迁谪及正法，特恩宽宥；不论官吏军民犯叛逆大罪正法者；肆赦、停刑、恤刑，律例有更定者；更定督捕条例；特遣官员缉口外窃贼等，均作记载。

其二，清朝民族与外交。对满汉文武官员奉使外国外藩事关大典者；差遣大臣往四十九旗蒙古会盟、劝农、训俗；边远地方土司、酋长归化投诚，宣抚、宣慰、招讨等使授职、袭职，改土归流。远方外国慕化归诚、遣使进贡、赐封爵、给敕印，外藩来朝及遣使进年贡、遣侍子入学、请通市，定年贡则例，特恩减免贡物及宴赍，各作详录。宣宗以后的实录，则记载了与英国、法国、普鲁士、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和外交活动。

其三，清朝军事。对清代开拓疆土，设立、改设、分置和裁并边镇及卫所；命将出征、调兵、筹饷一切方略，军中奏报军机、纳降、献捷、凯旋、迎劳；其山海贼寇、地方官兵剿抚平定；兴灭继绝，绥定喀尔喀拉藏疆土、安集所属人众；平定察哈尔、罗刹，所属兵丁编设佐领，分隶八旗；平定三逆、台湾等处，安插投诚兵丁；平定朔漠，安插厄鲁特降人；筹划海疆事宜；八旗分设佐领，增添甲兵；直隶各省水陆标营兵制，及驿传、烽燧添设、裁减、归并，八旗及直隶、各省绿旗兵奉恩诏及特旨颁赏，扈从、出征、戍防兵于常例给饷外，特恩加赏等事，都予详载。

其四，清朝经济。对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茶盐、铸钱之数；凡开垦军屯、圈拨地土、编审人丁、折征漕粮、蠲除赋役、停罢岁办诸特、并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定者；王以下文武各官俸禄、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定者；遇恩诏及特旨蠲免直隶各省新旧额赋，遇灾荒发粟蠲赋，及于常例外特恩赈恤，以及赈济外藩蒙古，均作记录。对各项工程，如修葺坛、庙、奉先殿；营建山陵，重建阙里文庙，及凡在祀典诸神庙宇、直隶各省先贤庙宇、书院，岳渎等庙宇及其赐书匾额；重建太和殿、修葺乾清宫；黄淮两河、运河、永定河疏筑事宜；直隶各省及边塞地方建筑城垣，疏浚河渠，滨海滨江地方筑堤捍水，一切重大工役等，进行载录。

其五，清朝文化。对皇帝钦定的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活动；授先贤后裔五经博士世袭；直隶各省乡试、文武会试、殿试、传胪，殿试制题，特恩开科、增广乡会试中额，及增加取进府州县卫学文武生员，御试博学宏词，及钦赐举人一体会试、殿试，选庶吉士及教习、授职；国子监及直隶各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纂修实录、圣训、玉牒、国史、起居注、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钦定各种书籍；对伦常和风俗的旌扬，如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烈妇、烈女等i对天象云物、气候征应及日食星变、地震，以及颁历、进春等，都进行了记载。利用《清实录》记载的文教史料，王惠洁撰写《从看皇太极时期的文化、教育》的论文，对创制新满文、翻译典籍、重用儒臣、设立文化机构等文化措施，以及对重办学、施行科举、尊孔圣等教育措施进行了探讨。

从《圣祖实录・修纂凡例》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它对清代历史的记载是相当全面的。对此，学者们多有肯定。有人指出：“清代实录的内容广泛、丰富，涉及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宗教、教育、财政、赋役、自然灾害、天文地理、皇族、宫廷等各个方面。”

《清实录》虽然记事全面，追求“巨细靡遗”，但也并非遇事皆载的流水账簿。康熙五十九年，副都统永泰上书称《世祖实录》失载其祖图赖的事迹，圣祖即命大学士马齐核查。马齐审核后具奏：“实录只载国家大政，其余细微之事，例不编入。”可见，《清实录》还具有特殊的采录宗旨和取舍标准，史料不仅广泛，而且重要。

二、《清实录》具有独到的清史文献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清实录》不仅具有史料的广泛性，而且具有独到性，不少史实都为其他书史记载不详或完全失载。清代所修的有关当代历史的典籍很多，如《起居注》（今已不全）、《清史列传》、“清三通”、《清会典》、《吏部则例》、《大清律例》、《赋役全书》、《大清通礼》、历朝“奏议”、“朱批谕旨”、“方略”等，民国所修的有关清朝的史籍也有《清史稿》、《清朝续文献通考》等书，虽然这些典籍对清朝历史的记载也相当丰富，但是并不能取代《清实录》的史料价值，由于体裁或内容的局限，它们要么比较琐碎（如《起居注》），要么各有侧重（如“清三通”、《清会典》、《吏部则例》），要么比较零散或绫乱（如“朱批谕旨”），不如《清实录》兼收并蓄，博采综录和首尾相续。仅就史料的记载来看，《清实录》许多记载都具有独到的价值。

《清实录》的独到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记叙同一历史事实时，与其他书史的记载有所不同，实录的记载要么角度独特，要么更加具体；二是其部分史料具有唯一性。换言之，实录的史料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替代性。

第一，《清实录》的史料与其他书史的记载有所不同。《清实录》在记载某些历史事实时，有时候相当具体和完整。如《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所载，顺治十五年七月戊午的一则对吏部的上谕，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十分重要：

自古帝王设官分职，共裹化理，所关甚钜，必名义符合，品级画一，始足昭垂永久，用成一代之典。本朝设内三院，有满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等官。今斟酌往制，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仍为正五品，照旧例兼衔。

内阁，满字称为多尔吉衙门，汉字称为内阁。

翰林院，满字称为笔帖黑衙门，汉字称为翰林院。其侍读学士以下员数官衔，满名照汉官称谓。通着察例详议具奏。

六部，满汉尚书，俱作正二品，满字仍称阿里哈昂邦，汉字仍称尚书。满汉侍郎，俱作正三品，满字仍称阿思哈尼昂邦，汉字仍称侍郎。理事官，满字称为一齐下喇哈番，汉字称为郎中，俱作正五品。副理事官，满字称为爱惜喇库哈番，汉字称为员外郎，俱作从五品。主事，满字称为额者库哈番，汉字仍称为主事，俱作正六品。司务，添设满官，汉字仍称为司务，满字仍称为他库喇布勒哈番，俱作从九品。

各衙门见任各官，俱照本品改衔供职。以后升除衔品，俱照新制。凡改定官名，通行传谕。至各衙门满汉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今宗人府启心郎仍照旧，其余部院满汉启心郎俱着裁去，照原品另用。其太常寺等衙门，满汉官名品级，着一并详议画一具奏。

以上记载了清朝前期满汉官制、名称和品级的画一措施，方便了满汉官制的对应和参考。对于研究清代官制史，这则史料非常珍贵，对清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能够起到深化作用。此条内容，《大清会典》中虽然载录了各衙门的相关情况，但对于将某一官名的满文名称与汉文名称逐一介绍并作一比照，则完全无此记载。此条史料后为《皇朝文献通考》卷七七《职官考一》所转录，但在原始性上，显然不及《清世祖实录》，属于“二手史料”，是实录的“史流”。

第二，《清实录》的部分史料具有唯一性。《清实录》以清代档案为史源，但档案保存并不容易，有不少档案都最终散佚，实录反而成了最早的史源，史料具有独特性甚至唯一性。如《清高宗实录》卷三六载：乾隆二年二月乙丑（七日）：

谕履亲王允构、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皇考世宗宪皇帝临御十三年，所降谕旨、所行政事，现在恭修《实录》敬谨叙入，但皇考前在藩邸时事迹，并无记载。我皇考与皇祖圣祖仁皇帝、世祖章皇帝不同，皇祖圣祖仁皇帝、世祖章皇帝皆自冲龄即位，临御以前，并无应行恭纪之事。皇考即位之时，年已四十有五，从前恭侍皇祖，承欢慈颜，恪遵庭训，仰蒙皇祖恩勤教育。及处朕伯叔之间，诸事如何措置之处，理宜详载，以备将来纂修国史，叙入皇考本纪。雍正七年，皇考曾于养心殿，连日召见诸王公文武大臣、官员等，面谕以皇考所行所历之事。时朕与和亲王亦预闻焉。其后皇考屡向朕弟兄降旨，欲将自幼阅历之事俟闲暇之时，再行详悉告谕，而竞未果。现在大臣中经阅其事者甚少，即或有人虽及其时，而于关系内廷之事，亦无从得知。惟有诸叔父，皆及其时，经阅其事。履亲王庄亲王、果亲王尔三人尚其思绎，各据所见所闻所记者，恭录呈览。候朕笔削更定后，再交大学士等纂入《国史》皇考《本纪》。”

此条上谕，表达了高宗对世宗历史的记录要求，相当重要，但查《乾隆上谕档》第155页载录乾隆二月七日的内容，并无此条上谕，证明了这条上谕最早只见于《实录》的记载，具有独特的价值。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高宗命部臣核对国史《吴三桂传》内所载具疏的内容，发现“上谕部臣一条，遵照康熙十三年四月《实录》原文叙入；又《耿精忠传》内所载议政王等覆核精忠罪状，较尚之信尤为重大，且与安亲王书，语多狂悖一条，遵照二十一年正月《实录》原文叙入。其三桂原疏及精忠原书，馆中积年检查红本，并无此二种，他本中亦未见附载”。这条史料证明，国史列传的史料来自实录，而更原始的档案则散佚无存，无从查找。这使《清实录》无意中成为最独特的史料。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高宗令“国史馆查取《刘进忠传》”，该馆覆称“刘进忠未立专传，惟《实录》、红本内载有刘进忠事迹始末”，并将“摘叙事迹进呈”。从这条史料来看，实录的记载常为国史所没有。乾隆五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有大臣“遵旨查噶礼之母呈控被噶礼用毒谋害一案”，发现“所有康熙年间原案及噶礼之母原呈，俱检查无存，惟查康熙五十三年《实录》内所载刑部原题内叙噶礼之母呈词较详，谨将《实录》抄录呈览”。这封奏疏表明，记载噶礼毒母一案的原始档案均已不存，《清实录》成为记载这一案件的唯一史料。相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有大臣覆奏：“前将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奏章交查国史馆、内阁，据覆查无此件红本，臣遵旨恭查《实录》内载有此事之处，夹签进呈。”显然，吴三桂在康熙十三年的奏疏，原始档案已散佚不见，只有《圣祖实录》卷四十五、四十七间接有所记载，可为此事的唯一线索。

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一事件的原始档案部分散佚，《清实录》成为散佚部分的唯一记载。乾隆五十年五月，有大臣“遵旨查康熙年间给事中王原参奏吏部郎中陈汝弼一案，谨将红本抄录呈览”，但他们发现“其议政王大臣、九卿等覆审及定案二本，检查无存，谨于康熙四十四年实录内将议政大臣、九卿等覆审后节次所降谕旨恭录进呈”。这说明，此案审讯部分的档案皆已无存，只能依靠《实录》的记载，说明在这一部分，实录是唯一的史料。

三、前三朝实录早期版本的特殊史料价值

《清实录》的史料价值，还必须动态地加以审视，即根据其不同的版本，分析其不同的史料价值，然后才能正确地进行应用。《清实录》自《圣祖实录》以后，都只有一个定本流传下来，而其太祖、太宗和世祖三朝实录，则经过多次修纂，产生了多个版本，除雍乾校订本（今定本）外，还有其他的早期版本流传下来。这些早期版本并不完全相同，它们与雍乾校订本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今天流传下来的版本，太祖实录依次是《太祖武皇帝实录》（顺治重修本）、康熙第一次修改本、第二次修改本、第三次改修本（康熙三次改修本后被罗振玉编成《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雍乾校订本《太祖高皇帝实录》（定本）；太宗实录依次是现藏博物院的《太宗实录》初纂本和今天流行的定本《太宗文皇帝实录》；世祖实录依次是《世祖实录稿本残卷》和雍乾校订本《世祖章皇帝实录》（定本）。这些版本的价值规律是：版本产生得越早，其史料的原始性越强，其价值越高；而版本形成得越晚，其改纂和润色得越多，史料的真实性越受影响。三朝实录的早期版本，保存了更多的历史真实信息。

第一，保存了明清君臣关系的真实记录。早期的实录版本，称明为“大明”，后修实录则改为“明”。《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对明朝仍持恭顺和敬畏的态度，在文字上多用敬语，如称明朝为“大明国”等，记录了清建州女真对明朝的臣属关系。但是，后修实录则加以讳饰，康熙重修本《太祖实录》“尽删对明朝的敬词字样，而以明清为对等的国家”。以努尔哈赤祖父与父亲死于古勒兵火的一段记述为例，《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记努尔哈赤听到其祖父与父亲被杀后，在与明朝官员交涉时，这样记载道：“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遂还其尸，仍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太祖奏大明”，显然是臣向君的求诉。康熙朝第一次修改本将这段内容改为：“上闻之大恸，悔恨不已，谓明边臣曰：‘我祖父无罪，何以加害？’明国答言：‘非有意加害，乃误耳。’遂归其丧。”开始将“大明”改为“明国”，明朝所下诏书和努尔哈赤接受明朝敕书之事一笔勾销；康熙朝第二次修改本进一步改作：“上闻之大恸，勃然震怒，谓明边吏曰：‘我祖父无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汝何辞！’明边吏答曰：‘非有意也，误耳！’乃归二祖丧。”将努尔哈赤委屈、悲恸的态度，变成了凛不可侵犯的复仇态度，将努尔哈赤上奏改为责问明朝边吏，强调明朝和建州是有“边界”的；康熙朝第三次修改本，甚至把“明边吏答曰”改成“明遣使答曰”，试图进一步表现出明朝对建州女真的惧怕，以及明满之间的对等地位。相较而言，《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更为真实。此外，太祖、太宗实录的早期修纂本中，天聪九年以前，都经常有“建州卫”的称谓。《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载天命四年朝鲜遣使之事：“五月二十八日，朝鲜遣官一员，从者十三人，并前使者赍书至。其书曰：‘朝鲜国书，平安道观察使朴化，致书于建州卫马法足下，吾二国地土相连，大明为君，吾二国为臣，经二百余载，毫无怨恶……一《太祖高皇帝实录》则改成：“五月庚戌，朝鲜遣使者一人、从十三人，随我国使臣赍书至。其辞曰：‘朝鲜国平安道观察使朴化，顿首致书满洲国主。吾二国接壤而居，明与我二国，历二百余载，毫无怨恶……’”可见，早期修纂本中，保留了朝鲜国书中的“建州卫马法”的称呼，改修本中竟将“建州卫”改称“满洲国”，将“马法（即酋长之义）”改为“国主”。

第二，保存了清女真部落的真实信息。《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家族成员的名字，如努尔哈赤的祖父作“觉常刚”或“觉昌安”（满文作gio―cangga），父亲作“塔克世”或“塔石”（taksi），其生母姓“奚塔喇”（hitara）名“厄墨气”（emeci），其妻即太宗生母作“孟古哲哲”或“孟古姐姐”（monggoieie）等，太祖本人在《实录》中也被记为Nurhaci，“最多只在名字上划些圆圈，以作敬讳的表示”。然而，这些名字在康熙重修本中或因避讳，或因重男轻女而不载。将后妃的名字改为氏名。如长子褚英、次子代善的生母名字“哈哈纳扎亲”被改作“元妃佟甲氏”，莽古儿泰的生母“滚代”被改作“富察氏”，“孝慈武皇后孟古姐姐”改作“孝慈高皇后叶赫纳喇氏”，多尔衮生母“阿把亥”改作“大妃乌喇纳喇氏”，“皇妃赖”改作“侧妃伊尔根觉罗氏”。

三朝实录早期初纂本还透露出满洲君臣关系的真实状态，并不像汉族政权那样等级森严。天聪八年（1634）正月初一日，初纂本《太宗实录》载太宗皇太极前往大贝勒代善府第拜年的场景是：“上行三跪九叩头礼。大贝勒令其子芍托阿哥跪奏曰：‘上行九拜，异日必生九子，一统天下，永享遐龄，共乐太平。’”雍乾校订本则觉得以君拜臣特别不妥而改为：“诣大贝勒代善拜之，以代善兄，行有加礼。代善令其子硕话跪奏曰：‘上恩优渥，臣无以报，惟愿上富寿多男，一统天下，永享太平。’”刻意隐瞒皇太极向兄长代善行三跪九叩头大礼的实情，而改以模糊的“行有加礼”字样。

三朝实录的早期修纂本，还保存了许多满洲旧俗，如子娶后母、侄娶叔母和弟娶兄嫂等等。初纂本《清太宗实录》卷二一“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三日”记载了“莽古儿泰、得格垒二贝勒既行悖逆之事，即为仇敌，因令众贝子愿者便取莽古儿泰二妻，和格贝勒纳其一，姚托贝勒纳其一。得格垒一妻，阿吉格贝勒纳之”的情况。莽古尔泰是清太宗的五哥，和格（豪格）是太宗的长子，豪格纳莽古尔泰一妻，就是侄娶伯母；姚托（岳）是大贝勒代善的长子，岳纳莽古尔泰一妻，就是侄娶叔母；得格垒（德格类）是清太祖第十一子，阿吉格（阿济格）是清太祖第十二子，阿济格纳得格垒妻，就是弟娶兄嫂。初纂本明显留下了满洲旧俗的痕迹，雍乾校订本改为“莽古尔泰六子迈达里、光衮、萨哈联、阿克达、舒孙、噶纳海，德格类子邓什库等俱降为庶人，属下人口财产人官”。此外，人殉旧俗、赏赐“妻奴”制度等在早期版本中有记载，而为改修本所隐讳。初修本《世祖实录》残卷载：崇德八年八月丁丑，“敕谕都尔白特索朗阿：汝都尔白特索朗阿，原系内里特地方人，巴祁蓝、撒木世噶往征黑龙江时，有布颜图带领六十人逃亡，汝率领七人将布颜图追回，又擒获二十人。索海、撒木世噶往征黑龙江时，因汝尽心向导，赐汝达儿汉名，免汝供应马匹牲畜，令子孙仍袭其名”。所载信息丰富，但定本《世祖章皇帝实录》则简化成“以杜尔伯特部落索朗阿，随征黑龙江等处为向导，及擒获逃亡布颜图等功，赐名达尔汉”数语，删除了不少满洲部落情况的细节。

四、满、蒙文《清实录》特殊的文献价值

《清实录》除了汉文本外，还有满文本和蒙古文本，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据清代实录修纂制度，实录修成后，要抄缮成五份，分别藏于皇史（大红绫尊藏本）、乾清宫（小红绫御览本）、内阁实录库（小红绫副本）、内阁实录库（小黄绫呈审本）、盛京崇谟阁（大黄绫尊藏本）。除内阁实录库小红绫副本基本散失外，其它四份至今犹存，不过收藏地点多有变动：原藏皇史的大红绫尊藏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藏盛京崇谟阁的大黄绫尊藏本，现收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原藏乾清官的小红绫御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只有原藏于内阁实录库的小黄绫呈审本未发生改变。除了盛京崇谟阁大黄绫尊藏本只有满、汉两种文本各一部，计2部外，其他四份都是满、蒙、汉三种文字的文本各一部，计12部。也就是说，当时共有满文本实录五份计5部，蒙古文本实录四份计4部。这些满、蒙文本的清实录，并非完帙，有部分册数散落于外。

这些保藏在北京、沈阳、台北及其他地区的满文、蒙古文《清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一，满文实录可以厘清被汉文实录所掩盖的历史真相。在乾隆之前，实录修纂的程序是先修成满文本，然后翻译成蒙古文本和汉文本；乾隆以后，是先修成汉文本，然后翻译成满文本和蒙古文本。因此，早期的清代实录，满文实录是最原始的文本，在翻译成蒙古文本和汉文本时，难免出现带有政治倾向的技术性处理。要弄清历史真相，满文本无疑是“第一手材料”。例如，雍、乾校订本《太祖高皇帝实录》删去了原始档案中满洲对明朝的敬称，而在《满洲实录》满文本中，仍然保留了对明朝的敬词，如，“nikan I daiminggurun i wsn lii han i juwan emuci sahahuun honinaniya”，翻译过来就是“汉人大明国万历汗的第十一年癸未”；再如，“daiming gurun I wsn lii I taidzi tai boohergen I lii ceng liyang”，翻译过来就是“大明国万历汗的太子太保官衔的李成梁”，里面都是称“大明”，而不像定本那样改称“明”，似乎与明朝是对等之国。雍、乾校订本《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还删略了满洲殉葬旧习，但《满洲实录》满文本却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如，太祖以四个婢女殉葬皇太极生母之事，《满洲实录》是这样写的：“taidzu sure beile haji fujin ofi，del―heme yadame，fujin i taku raha duin sain hehe，be da―habuha.”翻译过来就是“由于太祖聪睿贝勒所爱的福金，单独的离去，便把福金使唤的四个好婢女殉葬了”。尽管汉文本也记载这一事实，但满文本却以原汁原味的形式，还原了历史场景和真相。

其二，满、蒙文实录还可以用来与汉文本对照，改正汉文本中存在的翻译错误。在记述留守辽阳的满洲将臣时，《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称他们为“多毕（或多铎弼）叔叔”、“背胡吉叔叔”、“沙进”和“素把海（或苏巴海）姑夫”。《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则写成：“命族弟铎弼、贝和齐，及额驸沙进、苏把海统兵守辽阳。”其实只有苏把海娶了太祖的宗妹，可以称为“姑夫”，沙进则不能称为“姑夫”。《太祖高皇帝实录》都称之为“额驸”，显然有误。《太祖武皇帝实录》所称“多毕叔叔”、“背胡吉叔叔”，将“叔叔”置于人名之后，并非表示家庭亲属关系，而是对长辈的尊称，然而《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却译成“族弟”，实有不妥。考《满洲实录》的满文本，则发现所记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相同，从而证明了《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的错误。

关于费扬古的称号与名字，《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称：“天命七年七月乙未朔，一等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卒。年六十四。”这种记载较《太祖武皇帝实录》增加了硕翁科罗巴图鲁的本名“安费扬古”（an fiyanggu），但这种记载却大有问题。硕翁科罗巴图鲁的资料在《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有记载：“初名谙班偏哥，因其英勇超众，故名雄科罗（即硕翁科罗）把土鲁。”康熙朝重修《太祖实录》时，在初稿本中还抄录了这段文字：“舂科落初名昂邦费扬古，因其英勇超众，故名舂科落把土图。”这两段记载中，“谙班”与“昂邦”都是满文“amban”一字的音译，意思有“大臣”、“大人”等，“偏哥”与“费扬古”则为满文“fiyanggu”一名的译音。满洲人的名字常常以排行来命名。“fiyanggu”原意是“老幺”，因此，硕翁科罗巴图鲁的本名应是“费扬古”，“谙班”或“昂邦”只是他的官衔。《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取“amban”第一音节，称硕翁科罗姓“安”，非是。按照满洲早期习俗，所赐“巴图鲁”（勇士）称号，前面再加特殊的限定词，就成了此人的专称。如费扬古的限定词是“硕翁科罗”（“songkoro”，其义为“海东青”，乃东北出产的珍贵名雕），于是，“硕翁科罗巴图鲁”就是费扬古的专称，有专称的人必不再记载他的本名。因此，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称“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满文本作“songkoro baturu anfiyanggu”）既不合满洲习惯，也将其姓名弄错误了。考《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本载：“nadan biyade，uiujergi amban songkoro baturu mimeme aku oho，ninju duin se bihe.”翻译过来就是：“（天命七年）七月里，第一级的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死了，得岁六十四。”这才是正确的写法，既不将“amban”（谙班）断章取义成“an”而硬说成是费扬古的姓；也不在已称费扬古专称“硕翁科罗巴图鲁”后再提他的名字“费扬古”。由此可见，满文实录对于改正《清实录》汉文本中的错误乃至其他满文错误，都有重要意义。

满洲入关后，随着汉化的加深，蒙古文修成的《清实录》似乎成了一种象征，然而，蒙古文实录的价值还是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在满洲统治当时，蒙古公文书或文献，书写的方式，尤其是当时在北京和朝廷中，所用的一套格式”，而且“也可以藉它，来找出若干或部分的，非汉语人名地名的正确读音”。

蒙文实录可以解决汉文本中的地名问题。例如《清世宗实录》汉文本载：雍正九年十月癸卯，“随于木城、噶顺、镜儿泉、察罕哈麻尔、陶赖、搜济一带，各设卡伦”。原文中的地名有译意与译音混乱在一起的。根据蒙文实录，则发现这些地名作“Modun-uQota，Tasun，Toii Bulay，o ayan Qamar，Seuji.”据此可知，“木城”（Modun-u Qota）、“镜儿泉”（Toli Bular）两个地名是译意，其他地名则是译音。

蒙文实录还可以解决汉文本中的人名问题。例如《清世宗实录》汉文本载：雍正九年三月乙丑，“命左副御史二格，协办肃州军需事务”。“二格”，蒙文实录作“Elke”，汉译当作“额勒和”。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8

关键词：新清史；清朝；满族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37-02

一、新清史的产生和主要研究内容

新清史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早流行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但是以美国新清史发展为主流。上世纪70年代曾独霸美国历史学坛的费正清学派被新兴的社会史学派所替代。研究中心从政治、外交、儒学转移到关注普通民众和社会的地方史。由西方中心论（以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待东方的问题）到中国中心论（中国历史研究实际出发以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解读中国历史）。90年代新兴社会史学又被新兴文化史所取代，而新兴的文化史的学者多受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强调重新解读史料，重视在传统史学中边缘化的群体，如妇女和少数民族。正如欧立德（Mark Elliott）所言：“新清史”鼓动了包括“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学术讨论。近年，又将“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与“国族目的论”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纳入“新清史”关注的题材。

新清史起源于美国，其受到了社会史学派和新兴文化学派思想的影响。所以“美国新清史”研究代表人物有柯娇燕、罗友枝、劳拉.霍斯泰勒特、欧立德等人。关于美国新清史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反思

这些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几乎都强调少数民族的自身的认同和统治特点。美国欧立德《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一文也涉及此言论。

（二）“去汉族中心论”

新清史的学者批驳以往清史研究中的满洲全盘汉化理论，认为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强调和八旗制度，在清朝中后期，满洲人保留了他们民族认同，清帝国之所以成功的控制和开拓广大疆域，并非因为满洲人的汉化，而是因为他们保留了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性，并成功地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主要有柯娇燕的著作《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灭亡》和其论文《满洲氏族的来源和演变》、《佟家在两个世界》、《清史问题》、《清朝开国神话浅论》、《明清史论丛》、《满洲源流考与满洲文化的程式化》、《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美国周卫安《新清史》一文也指出清代疆域管理与族群多远性契合等等。

新清史的学者强调满文及其它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对于研究清史的重要性。研究资料采集上，强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语、蒙语、藏语等这些非汉语写成的文献研究和讲述历史这种以非汉人或边疆文化视角看清史。

（三）重新审视清朝的“帝国性”

新清史的学者们重新审视了清帝国的扩张这也使新清史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新清史学者，尤其是研究边疆史的学者，在某些著作中重点讨论了清帝国的扩张问题。他们主要讨论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清军在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台湾的战争性质，他们不关心历史事实本身，而且还关心在这些征服战争结束之后，清代学者、民国的学者，以及共和国的学者是如何书写和构建这些战争史，考察政治目的和民族关系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影响。主要代表作有盖博坚著有《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欧立德的《乾隆皇帝》等。

（四）重新审视清朝的“世界性”

新清史从研究空间上看，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而是主张将清朝纳入到世界历史和版图中重新定位“中国”，在一个亚洲内陆研究空间内。新清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清帝国并非一个孤立的帝国，而是作为在16世纪之后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几个大帝国：如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沙皇帝国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应该将清帝国同这些同时期的帝国联系起来。这类著作有柯娇燕的《世界史：地球及其人民》《全球社会：1900年以来的世界》。

在日本，又有一些学者（包括冈田英弘、片冈一忠、中见立夫、石桥崇雄）也与美国“新清史”有类似的关注，此处不赘述。

二、中国新清史研究趋势

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对中国清史研究产生影响，这样中国出现了清史研究的新趋向，我们定义为中国的“新清史”研究。中国新清史研究较之美、日等国要晚，中国新清史研究兴起是从何炳棣、罗友枝这两位学者关于“满族汉化”“满洲化”问题讨论开始的[1]。事实上，美国新清史所涉猎的问题诸如共同体的形成，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边疆的特殊化治理，满族的特殊性等，一直都为中国学界所关注，只不过由于治学的路径、研究的动因、历史书写等诸文化背景差异，使得所关注的相同问题没能产生聚焦效应和实质性碰撞[2]。如果说“新清史”仅仅在上述研究视角与路径上偏离中国学界的研究习惯，那么它给学人的应该是新的反思。

关于“满族汉化”“满洲化”问题。何炳棣指出罗有枝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前构建一个错误的二分法，认为强调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无需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他通过中国历史上个民族汉化过程的考察，指出汉化是一个漫长复杂持续的进程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汉文明内肯定满族只是创造一个多民族帝国杰出贡献。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中说的那样从清朝文化以冲突到融合以汉文化双向互动过程，并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个性过程。定宜庄《由美国清史研究引发的敢想》提出清王朝的儒化统治无论怎样的成功，都没有将其带到东北、西北以及等少数民族地区。

关于民族认同感、大一统问题。汪利平对杭州驻防八旗由最初的征服集团演变成为城市中一个群体以及在此过程中满汉民族关系变化的纵向考虑讨论了民族以及族群的认同感。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一文中国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华夷之辨”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逐渐确立起来的。近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葛兆光也“区域研究”以“亚洲”或者“东亚”为研究空间单位，都是对“同一性中国历史”的质疑。他认为，中国自从宋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就相当坚实。中国无所谓民族国家的重建。黄兴涛重点讨论了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形态，是一种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杨念群从重新解构“大一统”历史观念出发，强调“大一统”模式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疆域”与“族群”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认同问题。

将清史置于内亚地域空间的研究范式是“新清史”的主要特点之一，应该说“新清史”移置研究空间的预设目的在于强调清朝在内亚扩张的重要性，从而把清朝对周边的战争看做类似于西方殖民扩张行为。刘文鹏解读张勉治对清帝南巡的阐述，最后其对“新清史”的“内亚”观点进行批驳。认为“满族人建立的清朝虽有内亚因素，但是并没有像13世纪蒙古人那样继续西进扩张”。

除了以上这些研究趋势外，关于新清史中满族性研究，中方学者也逐渐重视，杜家骥的《八旗与清代政治论稿》、刘小萌的《北京旗人社会》两部书都是关于八旗的研究，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清代八旗在形成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也将八旗作为社会组织和政治、军事组织来看待，探讨它对有清一代政治的影响。它们的出版问世，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在清史研究中重视清代满族民族特色、满汉关系，也暗合了从民族学角度来重新审视清代政治的学术路径，因此也具有了更深一层的学术意义[3]。对于“满族性”作为新清史研究关注点来看，扩宽中国学者研究视野有着积极作用其所主张的满洲特性问题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边缘化问题了。

三、中国新清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首先，发现并研究了中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反战中的主体地位，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和文化财富。其所主张的满洲特性问题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边缘化问题了。但是夸大甚至只是强调满洲因素，清朝统治区别于历代汉族王朝统治，以及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对“中华民族”以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而这种理论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其次，新清史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内部的重要性。

再次，“新清史”研究资料采集上，强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语、蒙语、藏语等这些非汉语写成的文献研究和讲述历史。这种运用少数民族史料方法，有利于弥补清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史中资料研究的不足，有利于从整体上了解清朝历史。

最后，“新清史”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宏观的视野审视清代历史的发展，扩宽中国学者研究视野有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发现清代中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发现中国历史在当时的世界意义，有利于我们克服在研究历史思路上的“闭关锁国”，但是其移置研究空间的预设动因在于强调清朝在内陆亚洲扩张的重要性，从而把清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看成类似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行为。给清代贴上了早期殖民帝国标示。

综上所述，“新清史”在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历史时，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否认中国认同，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史学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既定发展框架来裁量评判中国历史的权威倾向。但是也要看到新清史扩宽中国学者研究视野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婷.漫谈美国新清史研究[J].满学论丛，2011（1）：79-80.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9

这一境界的构成，基本情况是这么样的：

已二十岁——近几年来——最近两年——我北来后——已二年余

出 那 北 现

生 年 来 在

？———？————？———？

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这样的境界中，不但“那年”和“北来”在时间定位上属于谜团一般的东西，就连“现在”乃至于作者自己的出生，在时间定位上仍然不能不属于谜团一般的东西。应该说，朱自清先生本人对《背影》之所以要振振有辞地公然宣称“我这篇文只是写实”，其实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根本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时空境界构成框架的存在及作用。

它实际上就是《背影》作者朱自清先生自己人生历程真实情况的一个别富机趣令人可以别有会心的别致“背影”。虽然我们单单凭着这个“哑谜”一般的东西并不能得出相关时点定位问题的明确答案，但是有一点却是我们完全可以充分肯定大可不必随轻易疑的，这就是在相关时点的定位问题上（包括在朱自清先生的出生时间和《背影》一文的问世时间的定位问题上），很可能产生见仁见智不一而足的若干种“说法”；同时无论是怎样的“说法”（包括已被权威辞书作为历史“定论”的那类说法在内），在不曾经过这个东西的严格检校之前，其或是或非或真或伪的问题将是永远存在着的。“只是写实”，深长奥妙或在于此。

其实在这里，“那年”意味着朱自清先生经历往事，“北来”意味着朱自清先生受聘清华，“现在”则意味着朱自清先生撰写《背影》，它们连同朱自清先生的出生降世一起，其时间定位既不可能背离史实也不可能有悖逻辑。因此，问题的真实答案只可能依次是这么样的：

出生降世——1897年；

经历往事（“那年”）——1917年；

受聘清华（“北来”）——1925年8月；

撰写《背影》（“现在”）——1927年10月。

为什么这样说呢？关键就是身为朱自清先生门下高足之一、对朱自清先生人生历程的真实情况幽然心会毫不含糊的季镇淮先生，曾经著有一部《朱自清先生年谱》，其中关于《背影》一文的问世，所述情况是这么样的：

1927年先生三十岁，十月十一日，《唱新诗等等》一文写成，同月，写散文《背影》。

这一情况对朱自清先生人生历程真实情况的了解与研究而言，实可谓字字珠玑、价值连城！它同朱自清先生自行宣称“只是写实”的《背影》一文的时空境界，实可谓浑然天成、机趣盎然！这便是——

已二十岁 ——近几年来——已二年余

出 那 北 现

生 年 来 在

关于清明的来历篇10

[关键词]　经史关系　经世致用　历史编纂学　历史观念史　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

中国史学有史,始于“五四”以后。梁启超、、傅斯年,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这门学科史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尤其是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创设“史学史”之名,并给出中国史学史怎么写的初始方案,使他成了这门学科史的“教父”。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便逐步形成重视中外史学史的传统。这首先要感念当时相继主持系政的东西二周。“东周”周予同先生,于一九四一年在“孤岛”上海,发表长文《五十年来之新史学》②,被认作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开山名作。“西周”周谷城先生,早因一人写出两部通史而蜚声学界。他与周予同先生都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史学专业应该同时设置中国史学史、世界史学史两门主课,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原典教程。③

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扰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两门史学史同时讲授,才在复旦历史系变成现实。一九二七年便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明史稿考证》为题的毕业论文而受导师梁启超激赏的陈守实先生,率先更新了中国史学史的通行陈述体系,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特别关注史学映现的社会结构和时代思潮,强调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才能清理出真的史实④。早年留美并长期从事时事评论的耿淡如先生,作为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特别留意对于前苏联史学以外的西方史学的整合性研究。两位先生讲授的两门史学史课程,都以独特的风格,吸引着青年师生,并且各自都在本系带出传人。⑤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十分注意恢复和改进复旦历史系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固有传统。于是中外史学史重开了中国历史文选、中外史学原典解读、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等等,也都以新貌再现⑥。那以后,包括中外史学史在内的专门史研究生,数量一直增长,同时陆续引进的各科史学专家,更给本系发扬特色注入活力。

三年前,复旦历史系博采众议,决定以自由组合的方式,突破专业分工过细的畛域,通过共同研究一个课题,各展所长,互磋互磨,合撰一部展现本系传统特色又具新意的专著。众多同仁都赞成将主题定为史学史。于是就有了正在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命我承乏主编。⑦

《复旦学报》支持这一项目,设专栏分期发表同仁诸稿,因草此小文,略陈私见。

一　关于经史关系

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史学,由经史不分,而自成一部,而著作数量压倒经部,以至反过来宣称“六经皆史”,那是一个长而又长的历史进程。

中国很早就有“史”。即使不谈遥远的神话传说保存的先民记忆,单看近代的考古学提供的物化文献,便可证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先进于文明的殷商王国,就有了称作“史”的职业分工。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曾著《释史》⑧。那以后中国的古史学者,运用王国维完善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从文物与文献互证的角度,不断证明商周时代,“史”是诸王国不可或缺的高级专家。因为他们负责保存历史档案,熟悉列朝列王祖先和部族神的过去,也记载在位君主贵族的言行,并且通过家族世袭而形成具有垄断性的专长。

相形之下,“经”的名目,远晚于“史”。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⑨。他指的史,无疑是职掌文字档案的专家。孟轲曾说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⑽,那涵义只可释作《春秋》的编纂形式,与同时代列国“史”的文字表述方式一脉相承。因而,自汉至清,经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年的一个问题: “经”是孔子生前死后一切重要典籍的泛称呢,还是归于孔子名下的六种或五种著作的专称?都只涉及秦焚书后重新流传的古籍作者与性质。即使单看典籍而不问职守,“经”也至多可称上古史官的某种记录遗存。⑾

中国史学史研究,大可不必理会六经或五经是孔子之“作”还是“述”的古老争论,却不可不正视这样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中国进入中世纪,作为某几种古史化身的“经”,特别是《尚书》和《春秋》,怎么反而迫使史学成为它的附庸?

《汉书·艺文志》便是显例。此篇是今存最早的古典文献的目录提要。它的原型,是公元前夜刘歆写定的《七略》。⑿

作为刘邦幼弟楚元王的后裔,刘歆和其父刘向,都是西汉宗室内罕有的学者。楚元王是荀况的再传弟子,对于《鲁诗》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授都有贡献。汉武帝初期田尝试独尊儒术,就曾借重楚元王重文的令名。楚元王的子孙多纨绔,但五传至刘向,却复兴祖学,并受命整理改编宫廷藏书。刘歆子传父业,对积累二百年的宫廷藏书,系统清理,分门别目,取长补短,撰写提要,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续成《七略》,由此留下中国早期文明史的一部完整的文献历史记录。清末章太炎盛称其功不在孔子之下,当非过誉。

刘歆最大的贡献或者错误,就是在宫廷藏书中发现了《左传》。他对这部编年史,如此着迷,以至令家中婢仆熟读的同时,还违拗其父刘向的意旨,要求朝廷立于学官,作为可与《公羊》《谷梁》并列的“春秋传”。他的企图得到怎样的失败,史有明征。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刘歆揭露西汉帝国末日学界黑幕的致太常博士的公开信,与后来的僭主王莽无关,因而钱穆指出顾颉刚们论此事背离史实,是有根据的。

这里需要说到刘歆的先辈司马迁。

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西汉帝国的太史令,很快主持完成了修“宪”即改历大业,证明他确有出色的科学事业组织能力。但司马迁也与司马谈一样,在立志恢复早已中断的“史”的世业,即记述“天下之史文”的同时,忘记了孔子关于君子思不出位的遗训。就是说,他虽位居太史令,但在“儒术独尊”以后,古代史官曾经世代拥有的历史记述权,已经被君主信用的经学家,特别是董仲舒、公孙弘为核心的所谓《春秋》公羊学派夺去了。

因此,司马迁主持制订《太初历》成功,随即履行司马谈遗训,着手撰写通观古今历史的著作,就立即招来君主代言人的指斥,说他竟敢自比作《春秋》的孔子。那时董仲舒一派经学家,不仅把《春秋》说成孔子接受天启为汉朝预制的一部“宪法”,还成功地垄断了它的解释权。这里不拟重述在汉景帝时代刚出现文本的《春秋公羊传》,只过了十多年,到汉武帝初期,便成了“儒术独尊”化为国策之后最为重要的“五经”之首。欲知其详,不妨参看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诸著,或者拨冗一阅《经学史: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等拙文。

这里只说一点,即以董仲舒一派的《春秋》解释,高踞汉廷认可的意识形态化的经义核心地位以后,有关历史的写作,特别是涉及当朝人事或制度的历史陈述,就变得十分危险。因为据所谓公羊学者的说法,一部简单到有时每年除时间记录外仅有一字的古老编年史,字里行间竟隐藏了那么复杂的“微言大义”,怎能不引起君主和他们的大臣,对于新出的历史著作说古述今,是否别有用心,感到狐疑呢?于是汉武帝首先抽查司马迁记述他和其父在位大事记,“大怒,削而投之”;于是汉武帝借李陵案将司马迁下狱,施以腐刑后任命他为宦官头目以示侮辱;于是司马迁终因坚持忍辱写作《史记》,而不明不白地从人间消失,这一连串的悲惨遭遇,便不难理解。

还在司马迁因著史而受皇帝亲信大臣指责,说他竟敢在太平盛世效仿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宪,那时他就表白,自己绝无希踪“素王”的野心:“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对于已被董仲舒、公孙弘之流公羊学者“以经术缘饰吏治”的策略,迷倒或者有意迷倒的汉武帝及其子孙,怎会相信这位史学家的真诚?因而直到百年以后,帝国御前会议仍然判定迁史暴露了刘邦及其布衣将相造反成功的秘密,而拒绝一名藩王抄录《史记》副本的请求。因而同样造反起家的东汉王朝,直到崩溃前夕,短暂当政的王允,仍然声称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而留下“谤书”,必须引为历史鉴戒。这也不难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汉书》作者班彪、班固父子。他们的陈述西汉和新朝兴亡史的著作,分明是《史记》关于西汉前期五朝史的续作,却斥责司马迁诽谤刘邦及其子孙。但由《汉书》的《艺文志》,抄袭刘歆的《七略》,仍将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与《楚汉春秋》一起列为儒家经典《春秋》的附庸,便可知时至公元一世纪初,学者仍然经史不分,把述史看作解经,就是说论史等于论政。当然从此以后,写历史必须将有利还是不利政治现状,放在著述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地位。因此,从东汉到满清,不是《史记》,而是《汉书》,便被列朝统治者认作正史的楷模。

不消说,班固仍列迁史为《春秋》的附庸,也起了反作用。首先他本人续作《汉书》,便被指控“私改国史”,从此近现代史的编纂,便直接由宫廷监控。其次导致列朝当局越发夸大史学的社会功能,例如东汉末权相王允总结的“历史教训”,直到明清二朝为胜朝修史,还被君主奉作圭臬。

全部中世纪史表明,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遏阻权力导致的体制腐败取向,没有任何一名圣君贤相能够真正箝制民意,第三即使在思想文化领域擅长运用软刀子 杀头策略的专制者,也没有一人真正实现李斯向秦始皇所献的“安宁之术”,达到“天下无异议”。

于是,在东汉帝国通过“东观修史”,厉行控制“国史”编纂以后,接踵出现的却是三国史记载的兴旺。西晋末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民族大迁徙和南北诸王朝的长期分立,在史学领域引发的效应,便是官方史学互斗,私人史著繁荣。单是记载西晋一统到东晋南迁的史著,到唐初还剩十八家之多。

正因为史学脱离了经学的控制,附庸已蔚为大国,因此两晋王朝清理宫廷藏书,不得不面对现状,将《史记》《汉书》以来的各类历史著作,从经部分出,归为一部,并迫于数量巨大,将它从丙部晋升为乙部。

北宋的理学先驱程颐,曾想直接干预司马光《资治通鉴》对唐太宗的“评价”,要求给予“篡名”,并且要求从忠臣不事二主的角度否定魏征。他的干预没有成功,或许这是朱熹最终将司马光排斥出北宋道学宗师系统之外的一个理由。

然而司马光不肯屈从程颐关于唐太宗、魏征的“评价”,终究表明自从史部独立以后,没有任何正统学者,可以强迫史学回到完全是经学的奴才地位,不待说这并不表明自命道学而憎恶史学的正统论者愿意放弃努力。

朱熹便是显例。他自拟大纲,指使门徒摘抄司马光书内可资明道的段落,编成《资治通鉴纲目》。他晚年索性反对门徒读史,表明他沉湎于孔孟之道宗教化,已使他认定史学只能充当以道学教义淑世的一种手段,“存天理,灭人欲”的一种鉴戒,至于历史本身是怎么回事,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应用必须服从价值取向的左右。因而他以论代史,提倡纲举目张,便隔代相传,特别在清初成为君主通过扭曲历史以辩护现状的一大法门。

清修《明史》是世称廿四史的最后一种,却从清顺治二年(1645)设馆编纂,到清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凡历四帝九十六年,时间之长,没有别的正史可比。但陈守实先生早有考证,其实康熙中叶这部史稿便由万斯同改成,以后全稿被王鸿绪窃取,又稽迟数十年始得面世。事实是清楚的, 背后的曲折更值得深究。关键便在于权力对胜朝史编纂的监控越来越烈。《明史》编修真正的开端,是康熙十八年(1679)诏征“博学鸿儒”。这一特科,修明史乃借口,满洲征服者的真实意向在于牢笼汉族文化精英,将大批学者关进史局,所谓既食周粟,便作不成夷、齐,当然也不再可能再在民间散布思明敌清的言论。 不过接着轮到统治者担忧,唯恐暴露满洲在晚明悖德逆伦、从在明朝边疆而乘明廷之危以攘夺宗主天下的历史真相,于是便出现康熙帝屡次警告监修大臣必须慎重处理明末最后三朝的历史,也导致投机成性的王鸿绪乘康熙中叶宫廷内哄而向君主隐瞒《明史稿》已成的事实,敢于在康熙末才向朝廷报送已被他窃改的部分书稿,敢于到雍正朝颁布《大义觉迷录》后奏呈剩余史稿。

从康熙晚年大讲“真理学”,到其子雍正“以理杀人”,到其孙乾隆将理学迂儒也列入文字狱打击对象,一切学术都只能按照满洲大君钦定的所谓朱子学的教义“躬行践履”,史学特别是牵涉到征服民族源流的历史研究,难道可成例外吗?《明史》编撰的时间与成稿可信度的巨大反差,只可由此说明。

中世纪的君主独裁体制,到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父子在位时期,可说达到极致。乾隆晚年更是举朝鸦雀无声。但正如稍后龚自珍所形容的,衰世与治世,只在表象相似,紧接而来的,就是乱世。乾隆末季,白莲教等等以迷信为集结纽带的秘密组织已遍布华北民间,并由北向南扩散。各地民间秘密组织的动因与形态极其复杂,多半起于自保社区现状或寄托身心安宁,然而朝廷一律指为而进行镇压。所谓,乾隆刚死,其子嘉庆刚通过惩办和以阻遏政权腐化趋势,打着白莲教旗号的造反活动已蔓延到川楚七省。清廷倾力进行武装镇压,但重获安宁没几年,突然在紫禁城爆发的天理教,几乎使嘉庆皇帝沦为流亡塞北的废君。

这表明,专制君权的历史进程,犹如登山,费尽曲折爬到顶峰,随即就只好下坡,说不定前路更加崎岖。雍乾间的文字狱,已由打击民间私修晚明史,转向民间借宣传历史鉴戒而恢复朱熹理学原教旨的种种“假道学”言行。岂知历史决不会服从意识形态画定的路线,它或因政治干预而发生位移或变形,但必定坚持走自己的路。由秦始皇死而地分,到清高宗死而权失,中间的先例俯拾即是。

也许正因为中世纪的列朝帝王,无不以自己的观念依据为“经”,而无不以经衡史,于是在学者中激发经史相关度的世代探究。任何学者,只要对历史真有尊重,便只能承认史先于经,而经书的原型正是史书,所谓六经皆史。

相传六经皆史说,出于隋末王通。但《文中子》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难征信,因此追本溯源,将晚明王学与六经皆史说传播,说成有因果联系,大约更于史有征。

也许出于对王学的偏见,也许因为与官方理学拉开距离,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十八世纪兴旺起来的清代汉学,通常不对经史关系说三道四。然而不论吴派或者皖派的汉学家,无不通过各自研究传统经典的成果,表明他们无不把所谓圣经贤传,看成历史的产物,看成每种每篇乃至每章每节都有时空连续性的痕迹。就是说他们竞相采用并不断完善的音训考辨之类方法,出发点都是将构成传统信仰系统基石的什么五经四书,当作可以考出发生、转化和定型过程的特种历史材料,没有神圣性可言。

所以,倘说清代汉学的共同表征,在于将六经皆史说,由言化作为行,甚至在实际上改变了此说内涵,同认“六经皆史料”。那大约近于历史实相。问题在于,既然人们“评价”古今政治,都强调实践是唯一尺度,为什么论清代汉学,另立标准?

说到另立标准,便不能不提及章学诚。由于清末民初章太炎、胡适之等的表彰,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已成六经皆史说的圭臬,而照上个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著的通行说法,在八世纪刘知几《史通》问世以后,度越千年,才有章氏《文史通义》与之比高。

是这样吗?二十多年前,我修订《中国历史文选》,通过考证其人其书的历史,便曾提出:“章氏生前死后,长时期中,少被人知;直到清末,才渐受注意。至于他的著作全部刊行、学术思想被人研究,则是晚近数十年的事。”章学诚生前已对人们将他比作刘知几感到愤然,声称刘氏仅知“史法”,而他才懂“史意”,可上比孔子作《春秋》。但依据我的考察,《文史通义》不但力为满清君主利用程朱理学辩护,而且他是歌颂六经是史学的楷模,他痛诋戴震、汪中“诽圣谤贤”,他论史再三声明旨在反对“乱臣贼子之居心”,诸如此类都清楚证明他关于六经皆史的理论,与同时代的汉学家从史料真伪角度解构经传的实证取向正好相反。

关于章学诚其人其书,我们将另行讨论。这里只拟通过此例,表明时至十八世纪,中国的传统史学,已接近它与传统经学的悲欢离合的漫长旅程的尾声。然而尾声并不意味着过程的终结。相反,堪称尾声的六经皆史说,由于《文史通义》受到近代学者过度重视,再度引发经史关系的争论。

十九世纪出现了经今文学的复兴。清代汉学的这个内部异端,没有刘逢禄便不成学派,没有龚自珍便不成气候,它将六经皆史说推到极端。倘说廖平的经学四变,还是晚清学界企图复活经史不分传统的尝试,那末康有为及其门徒在前夜赶制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皇朝经世文编》诸书,都表明这个提倡帝国自改革的学派,昧于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陈腐偏见,如何以今律古而扭曲历史。

二　关于“经世致用”

史学有没有“经世致用”的功能?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难道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注意么?难道历史的教训不值得记取么?难道历史的兴替不值得借鉴么?难道历史上的圣贤忠义不足以垂范后世么?难道历史上的昏暴贪诈不足以警示来者么?既然如此,倘若说治史读史,都为了“鉴往知来”,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岂成问题?

很有趣,类似的疑义,中国有,外国也有。人们很早就熟悉黑格尔的观察历史三分法,其中第二种称作“反省的历史”,也即目前通常所称的“反思史”。这种反省的或反思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区分为四类,而第三类所谓“实验的历史”,如今又常被引用者改为“实用的历史”。⒀据黑格尔的叙述来看,那类在十八世纪初叶仍然盛行于德国的“实验的”或者“实用的”反思史,活像经世致用论的西方版⒁,可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显例。

于是,对于史学究竟能不能起到“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略作再考察,似非多余。

人所共知,所谓“春秋经世”初见于号称庄周本人遗作的《齐物论》⒂,《庄子》外杂篇还不止一次提到孔门的“六经”,但所述原始儒家的言行,又大多数不见于同时代的孟、荀等自命孔门真传的遗作。因而庄周及其学派说孔道儒,是否属于“寓言十九”的范畴?诠释者历来争论不休。

就说《齐物论》那句名言吧,“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其中“春秋”一词,到底指时代呢,还是指相传孔子晚年笔削而成的那部儒家经典?即使在清末,墨守清代古文经学传统的《庄子集解》作者王先谦,便以为唐代道士成玄英的疏解正确,断言“春秋经世,谓有年时以经纬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⒃。可是行辈虽后而诠释此语同时的章炳麟,却以为“春秋”应当释作书名,即孔子据鲁史改编的《春秋》⒄。谁说学派相同就必定见地一致?“经世”说的源头与孔子《春秋》的相关度,在研究治史的学脉一致的两大巨匠笔下,诠释便如此相反,怎不使人对它的本义是什么,发生疑问?

再看“经世”一词的由来。《易传》非孔子所作,其中两篇《系辞》同样来历不明乃至具有杂凑性质的说法,迄今也不新鲜。因而上《系》所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云云,第一绝不可能出自孔子的笔或舌,第二似与战国孟、荀诸派儒者也没有明显联系,第三可证“致用”一词初见于文献,便散发着形而下的气味。⒅

令人感兴趣的,更有“经世”与“致用”二词连缀成一个复合术语,始于何时?

恕我寡闻,在中世纪前期的经史论著中间,没有找到“经世致用”四字连用的先例;即如《庄子》所称“经世”一词,也才在晚唐五代的诗文中偶有发现。北宋王安石驳斥反变法者批评他但知“经术”而不识时务,曾说“经术正所以经时务”。于是,熙、丰变法,便以重订“经义”造势,以改革教育塑人,而打着周公原教旨旗号并以急功好利为特色的荆公新学,便凭借专制权力,骤成显学。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吧,新党很快便成为奔竞权势而不择手段之徒的渊薮,他们的格言是“笑骂由尔,好官我自为之”,他们的策略是包围急于“治世”重现的君主而假新法之名攘除异己,最后连王安石本人也被他们挤出新政舞台了。这是不是王安石新法新学迅速变质的一个理由?姑且存疑。有一点似无可疑,即当时批判乃至否定新法新学的人士,例如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经学家程颐等,其实治学论世都与王安石取向接近或类似。比如王安石藐视孔子的《春秋》,司马光《通鉴》也声明效法荀悦《汉纪》,而不取法《春秋》“诛心”。比如程颐,不满汉唐经学而致力于重构经学原教旨系统,特别提倡“尊孟”,更是接过王安石的口号为我所用。可是他们都不认同新学,显然由于恶其党而憎其术。

从程颐到朱熹,完成了中世纪经学形态的重构。道学作为经宋学的主流,与佛、道教义的复杂关系,已有种种讨论,但它渗入中世纪后期史学的过程,仍不能说已经厘清。这里也只说一点,即程朱及其之徒,也说“经世”,却都看重概念中寄托的所谓先圣义理,而讳言“致用”。程颐晚年甚至声称,“道着用,便不是”。朱熹可能接受姻戚吕祖谦影响,中年一度究心史学,编过《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史著,尽管每种都有“以理论史”的强烈主观色彩,终究可称不废史学的体现。但晚年却一再抨击吕祖谦的史论史著,如说吕著《大事记》背离孔子作《春秋》本意,“恐其所谓经世之意者,未离功利术数之间”云云,进而否定既往史著,蔑称看历史不过看人“相打”而已。梁启超在清末指斥二十四史乃地球上一大“相斫书”,其源盖出于朱熹语录。

然而正是梁启超,在五四以后,论说由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赞颂“经世致用之学”,将它描绘成贯穿这三个世纪的思想学说的一根主线。照他的说法,晚明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与本土的士大夫徐光启等,共同促使“欧洲历算之输入”,“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造成学界空气变换,因而此后的清代学者,“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少”。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晚清的洋务学者和在华外人都曾说过,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他把清学史上的历史观、价值观及治学方法往往大异其趣的学者学派,都串在中外难辨的“知识线上”。然而,对于明末陈子龙、清初陆耀到晚清的贺长龄、魏源,以及清末竞相上市的那一大批“经世文编”,不断以集合方式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思潮及其与时俱变的形态差异,梁启超与同时代的钱穆,以及后来的清学史研究,多半置于视野之外,偶有论及,也限于书目提要式的皮相考察。

正因如此,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包括史学史研究在内,说到“经世致用”,空泛的褒扬与模糊的界定,常常形成明显的反差。比如说它表征传统史学重视教化作用,或者表征中国历史理性特重实践,但那真是中国史学独有的特色么?前引黑格尔说法可作否定的回答。问题更在于概念的界定。毋庸置疑,中世纪到近代的中国史学,尤其是所谓正统史学,越来越偏好将历史当作鉴别时政、预测未来的镜子。关于史学具有“鉴往知来”的特异功能的认知,得到中世纪若干“圣君”的肯定,越发走红。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清圣祖,无不留下亲自干预或者关注“以史为鉴”的记录。甚至到辛亥革命以后,那个紧握军权而跻身民国总统高位的袁世凯,虽是不学的草包,却深谙“国灭史存”乃传世统治术的诀窍,甫即位就开“国史馆”,又开“清史馆”,牢笼逊清学者名士,免得此辈在外指手划脚地讥弹时政。效应呢?自唐初到民初,由“正史”可证,还只可套用古语,说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经常显示比梁启超更缺乏历史感。梁启超谈“经世致用”,还限定于清学史,并随即用“学术主潮”、“一个支流”等提法,表明概念的时空限定。史学史研究却将梁说扩张到中国史学的全部传统。似乎梁说清代学术主潮,所谓“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及梁说清代起伏不定的一个支流,所谓“排斥理论提倡实践”,都可挪用来形容全部中国史学史的本土特色或历史理性。休说梁启超论“经世致用”,以为近代起点在于晚明利玛窦、徐光启合作的中西合璧的历算学,已经大悖朱熹否定经世史学等于功利术数的教旨,就说梁启超所指的理论,意为满洲君主肯定的朱熹理学,而所指的实践,也特定为清康熙帝钦定的所谓真道学的躬行践履准则,用其孙乾隆帝的钦定诠释,那准则便是“忠君亲上”。准则的反题,当然是韩愈吟唱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梁启超不承认满清君主的这类准则是一回事,但他称道“经世致用”是清代学术的历史特色,蕴涵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又是一回事。

谁都知道梁启超曾自称是清末思想界的陈涉。陈涉即陈胜,在秦末首先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点燃了颠复大秦帝国的篝火,但他才称楚王,便立即追步秦始皇,背叛了当初与贫贱农民弟兄“苟富贵,毋相忘”的诺言,很快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梁启超在晚年论清学史,自比陈涉,把自己封作晚清学界革命的首倡者,可惜不合历史事实。梁启超对于清末“思想解放”的作用,前不及康有为,后不及章太炎。假如不顾比喻不伦,那末梁启超至多可以譬作汉初以“识时务”著名的叔孙通。当然时代与境遇不同,梁启超没有以“面谀得亲贵”,在民初先拥袁而反袁,先尊师而叛师,乃至章太炎对他盖棺论定,以为当称“再造共和”的功臣。正如他在民初政治中力求用世一样,梁启超晚年无论说传统文化,还是论清代学术,仍然情系“经世致用”。当然他的关注重心越来越由现状移向历史,似乎与时期他策划辑集《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目标,已有显著区别。然而区别仅止于浮面,由他晚年依然积极促进“联省自治”,希望借此平息源出北洋的各派军阀的混战,共同阻遏广东军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可得确证。只是他和他的派别的这种努力屡遭挫折,反过来也促使他寻找“理想的政治”为什么止于理想的原因。他找来找去,自以为发现了症结所在,便是“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积极的表现是为建设理想政治努力,消极的表现就是安习或默认先行政治。“所以研究政治,最要紧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据他说,国民心理的根核在于历史遗传,而历史遗传“以先代贤哲的学说为最有力”。因而他认定,要改革政治,必须首先“看清楚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才能对症发药”。

用不着特别指出,梁启超此说,并非他个人的创见,而是五四时代包括《新青年》若干主将在内的强调“国民性”的改革者的共同心声。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所以值得史学史研究注意,就在于他晚年讲授先秦政治思想也好,讲授中国文化史也好,都围绕“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这一主题,以史论为政论,抒发他的“经世致用之学”。

从梁启超晚年论史的种种著作来看,这时他赋予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没有超出中世纪官方史学“鉴往知来”范畴。

所谓鉴往知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作者读者的共同情结。它的现代起源,也可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论著,提及“经世致用”,便众口一词地称道那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难道忠于鉴往的《史记》,不曾被后来统治者斥作“谤书”么?难道志在“资治”的《通鉴》,不曾长期遭受冷遇而被朱熹看作背叛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义的反面典型么?指斥者受指斥,因为从《汉书》、《汉纪》以后,没有一部纪传史或编年史,真正起过预测未来的历史走向的所谓社会作用。

于是又要回到黑格尔《历史哲学》,这部讲义,关于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的见解,至今仍是欧美史学界讨论历史研究本质的出发点。既然我们的史学史,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无不在于历史的经验,或者历史的教训,那末黑格尔也许仍可作为他山之石。

以下引自《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关于实验的历史即今称实用的历史的表述: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从这一点来看,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时常称道希腊罗马的前例,真是浅薄无聊极了。

列宁《哲学笔记》曾摘抄黑格尔的这段论述,且在旁注赞赏“聪明极了”。不消说,假如同意列宁这个赞语,那就对任何自称马列主义却又力倡史学“资治”者,煽了一记耳光。我不以为黑格尔论史学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却以为反思近代中国史学是否以“经世致用”为主流取向,前引黑格尔的这段话足资参照。“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谁若反其道而论之,岂非恰好证明缺乏列宁肯定的“聪明”?

我赞成黑格尔对于实验的或实用的反思历史学的批判。因为对照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一种的出发点和归宿,超出“经世致用”的陈腐说教之外。

三　关于史学史结构

如所周知,梁启超晚年首倡中国史学应该“独自做史”,并且设计了“做”史学史的四部曲,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

那以后,便出现了“以梁氏之条目”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的首出专著。迄今近七十年,在这门学科史的领域里,论著日增,但对史学的诠释,对史学史的编纂思路,有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梁启超呢?似乎不见得。

不能说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结构没有道理。一如他的老师康有为,梁启超也很爱讲“学术源流”。他晚年提倡研究中国学术史,就说史学史应该成为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有人说他晚年已经变成“新传统主义者”。可是他改变的主要方面,是对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而对中国历史过程的基本认知,便没有大变。

比如说对中国“旧史学”的看法。从前梁启超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判断它属于“劣败”一边。晚年梁启超却改信东方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欧洲某些哲人的说法,判断重历史就是中国文明“优胜”的表征。怎么见得他的基本认知没变?因为梁启超没有放弃过人类社会总是由低向高“进化”的信念,并始终认为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

很难厘清梁启超的认知来源。他学问混杂。就像他宣称史学史应归入学术史,而学术史则是文化专史的组成部分,似乎在复述培根关于学问分类的见解;但他认为不断进步是历史的主线,又似乎取自费希特;他强调史学的最终任务在于寻找导致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又明显受到严复介绍的孟德斯鸠《法意》的影响。同时也不能排除他在各个时期的师友乃至论敌,也对他的史学见解,起过不同作用。

也许因为认知来源之杂,反而呈现做学问可以兼收并蓄的色彩,因而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的结构,给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陈述,留下了可供回旋的较大空间。自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等,相继按照梁启超的方案写出《中国史学史》以后,作者踵出,也包括若干新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内,陈述重点或价值尺度虽有差异,但总的架构却很难说都已跳出梁启超的窠臼。

不妨引用黑格尔所述“观察历史的方法”进行比照。黑格尔曾将历史分作三种:本源史、反思史和哲学史。其中反思史,或“反省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分作四类:普遍的历史即通史,实验的历史即致用史,批评的历史即批判史,以及艺术、法律、宗教等等专门史。按照我们的积习,“对号入座”,那就只能将史学史归入反思史的第三类,即批判史。

关于这一类反思史,据黑格尔说,它正是他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的十八世纪初叶德国通行的治史方法:“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它在事实上和旨趣上的特质,在于著史的人锐利的眼光,他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来。”

这里说的,不正是我们称作史学史的那种历史么?末句关于“特质”的指陈,也立即使我们记起从康有为到顾颉刚“疑古”的眼光。

可惜黑格尔紧接着借抬举法国史学家来贬斥他的德国同行:“人们曾经假借了‘高等批判’之名,就荒诞的想象之所及,来推行一切反历史的妄想谬说。这样,我们又添了另一种方法,使过去成为一种活跃的现实,就是以主观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记录,幻想愈是大胆,根基愈是薄弱,愈是与确定的史实背道而驰,然而他们却认为是有价值。”

史学史不应该只是既往史学的批评史,却更不可以变成单纯的历史编纂史。“学之为言,觉也,觉悟所未知也。”这是公元一世纪中叶参与白虎观会议的东汉几十名学者通过辩论所得的共识。时近两千年,倘若我们的史学史论著,给人的一般印象,多半只着眼于编纂过程、体例得失、材料处理以及作者生平之类已知事项的描述,或者连叙事也不过因袭昔有几种作品,连顾炎武所讥“著书不如抄书”中间指出的“抄”的水准也远未达到,就是说对“学”的认知,甚至不及迷信纬谶的《白虎通》时代的儒者,岂非今不如古?

因此,史学史如果重视治史之“学”,那么不能因噎废食,对于既往的历史批评置诸不理,即使其中也可能充斥着“反历史的妄想谬说”。批评不等于否定,相反经常涵咏着否定之否定。中国自古便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舞台。生态环境极其复杂,生活在平原、高地和草原而靠水靠山或靠草谋食的不同民族,通过冲突、同化而走向中心或雄踞方面,建立起大王朝或小国家,各自反思与解释历史,怎会出现相同的音调呢?不同的传统,社会的,语言的,信仰的,风俗的,伦理的,教育的,都会造成对于本族本国以及他族他国的历史,作出差异的理解、误解乃至曲解。因而历史批评从来存在。批评者不限于专业史学家,也不限于那班好讲什么历史经验的君贵,也包括处在社会下层的广大平民。中国人似乎全民关注历史,至少到上世纪初,还凸显为文化传统的表征,难怪当时章太炎要说中国人属于“历史民族”。因而,历史批评堪称体现传统的历史观念。观念未必形成理论。但观念的萌生、分蘖、争存或荣枯,却是历史的整体影像,在历代史学遗存特别是非官方的载籍中多有踪迹。除了狭义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批评,史学史还需要从更高层面系统考察历史观念史。

正如文明社会不可能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状况中生成,中国高度发展的各类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以及举步维艰地走出中世纪的近代文明,都无不以内外或中外的文化交往,作为蜕变的条件。史学当然在例内。

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也经常陷入上个世纪人文研究那种左右支绌的困境,既要批判固步自封,又要否定所谓西化。但清末风靡一时的“新史学”,不正是把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种种历史观念,当作开新的尺度么?五四以后渐成主流的“现代史学”,主张以阶级斗争学说衡量史学进步与否,不又正是另一种西化,即经过斯大林裁定的“苏联牌”历史唯物主义么?姑且不论观念是非,就看中国史学几次变动较大的时期,哪一次不与外来思潮的碰撞无关呢?近百余年的急剧蜕变仅是一例。

因此,正如中世纪经学总在与佛学等来自域外或周边诸异己思潮的交往中改变自身形态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用汉字表述的传统史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论世到述往,必受外来的或周边的非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不断地变异。

举例说吧,《汉书》以后的“正史”,无论采用纪传体还是编年体,辨夷夏都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区别的尺度便是相传由孔子论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四世纪初发生的民族大迁徙,根本改变了夷夏分布的空间格局。由南北列朝隔江对峙,到承袭北朝而重建一统的隋唐,都由泛称胡人的非华夏族主宰古华夏诸族活动区域,因而也都自命华夏正统。被迫南迁占据原称蛮夷的吴楚地区并将原居民挤压到岭海百越地区求存的古华夏后裔,又打起文化牌争正统,刻意彰显所谓衣冠礼乐不变。双方都把史学当论战工具,通过官修的王朝史互相辱骂,但双方又都把西来的佛学当作证明统治合法性的信仰手段。这中间随着游移二者之间的道教渗入宫廷,双方的文化都变得内涵与外延分外模糊。时至九世纪初叶,韩愈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即将夷夏的区分标准,由族类改作文化,说是华夏意味着先进于文明,反之则是夷狄。历史仿佛证明韩愈的判断不错,经过晚唐、五代而再度形成辽宋二朝对峙的格局,契丹族建立的辽朝,通过内部体制改革而先进于文明。这曾使同样怀有改革现状要求的北宋学者文士吃惊,愈来愈用较为平等的眼光看待属于夷狄的契丹,甚至承认夷狄从政治到道德都可胜过“中国”。那以后的史家大都倾向于接受韩愈的说法,以为夷夏之辨在文明而不在族类,乃至满清统治者也利用此说替自己的“以满驭汉”的民族压迫行径辩护,宣扬“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则夷狄之”。

类似例证在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很多,可惜多半没有受到史学史研究的充分注意。原因之一在于专业的过度分工导致的认知限制。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不顾世界史的中国史,在史学界久遭诟病,体现于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便是既分中外两门,却不互相沟通。随着人文学科比较研究在近年崛起,比较史学的课题也提上日程。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我们这里是否已经不算空话?难说。比如中外史学比较,首要的前提就是研究者需要对古今中外史学的基本进程有整体的了解,这岂是个别史家所能胜任的?倘若只作个案比较,同样面临可比性问题。人们早就注意历史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别,同时同地的历史过程充斥着复杂的矛盾,没有结局相同的历史事件,也就不可仅从形式来作比较,追寻个案发生的偶然因素或许更加必要。况且要对不同环境条件下发生的事件或人物进行比较,更不可只看局部的相似性而无视整体的差异性。近些年我们的人文领域内的比较研究,经常给人以重形式而轻内涵的印象,所谓历史比较也往往给人以拿主观理念来代替历史分析的感觉,似难否认。

以上的简单讨论,表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在若干关节点上,不是需要深化,便是需要增补。于是,困扰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老问题,即史学史写什么、怎么写等等,就再度摆在我们面前。问题的涵盖面,也已越出当初梁启超设计的史学史“做法”的框架,不再是局部修补或扩容所能满足。这就突显了史学史编纂应该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结构改革的前提,在于承认既往的结构,又合理又不合理。所谓合理,意味着历史逻辑应与历史事实力求一致。历史属于过去。过去种种,犹如铸成的铁板,不再能随某种主观愿望而改变。因此逻辑的雄辩,决不可能改变既成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史学,备受权力的干扰,总体取向就是主动地或被迫地适应当前的意识形态,隐讳或曲解史实,乃至伪造历史,以迎合统治者的功利需求。因此中国的史学史研究,长期注目于历史编纂学史,很少涉及学科以外的历史观念,尤其避免讨论域外观念特别是宗教思潮对于中国史学的隐显作用,都可理解,却不可盲从。

史学史的结构改革,第一需立足于传承,不可学秦始皇将古典文化一扫而光;第二需立足于察变,不可以逻辑代替历史;第三需立足超脱,不可追求与时俱进而牺牲客观历史。

假如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那末史学史的结构,可以析作交叉重叠的三个系统。

一个系统便是历史编纂学史。这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史学史从业者耕耘的主要园地,收获也堪称丰富,包括通史、断代史和专题论文等不同类型的成果愈来愈多,致使后来者很难别开生面。只是数量不等于质量。编纂学史既需要继续探究各类历史纪录形式的递嬗与衍变,厘清与重要作品攸关的人和事的历史实相,还需要深入考察与作品作者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和重大事变。从事后一项工作,尤其需要克服种种非史学的干扰,诸如古为今用、以术代学、以论代史、惟权是尚等等。仅此一端,便可证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仍有许多事情可做,何况对于这门专题史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的实相,还缺乏一般的清理。

第二个系统当为历史观念史。历史观念不等于历史哲学。因为在中世纪中国,所谓史观史论,从来是经学的话筒,而所谓经汉学或经宋学,本质上是辩护论,辩护当前统治体制的既得的或正在追逐的权益。上个世纪中国开始出现哲学自主的声音,却很快淹没在种种当今的意识形态喧哗之中。而当今的意识形态总是紧紧抓住历史的所谓经验教训当作护身符,每令次政治恶斗总是拿史学当作祭旗的牺牲。照列宁曾经激赏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定义,“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那末上个世纪的及其前后的岁月,连忠于马列而企图不悖史实的历史思想考察,也无不被判作封资修的变种,岂有历史哲学的生存空间?不过没有历史哲学,不妨碍中国人上上下下都好用自己的眼光看历史,而且各有各的价值判断尺度。价值判断属于观念。看历史的尺度差异,当然表明并存的复杂历史观念,在共时性中具有历时性。若干传统的乃至虚幻的历史认知,得以打中各色人等的心坎,只能从不同时空的“现状”冲突中得到合乎实相的历史解释。史学史表明,自古及今的中国史学,作品作者的关注重心,或隐或显,无不与某种行时或悖时的历史观念有联系。因此,晚近的史学史论著,虽将陈述范围向史学的思想方面扩容,却忽视在社会历史中互相冲突又互相吸纳的复杂历史认知的存在,那复杂性就在于这类认知总是呈现历时性与共时性错综交集的特色。历史观念史尤其需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第三个系统就是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中国人很早就对域外历史感到好奇,世代都有目治耳食的记述,致使毗邻区域的若干史实,每每要由考察中国史籍才能清楚。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同样受到来自域外的种种思潮特别是所谓异教信仰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形态。同域外文化的互动而促使本土文化传统不断畸变的历史,已在人文学科诸领域引起广泛注目,跨文化研究的崛起便是例证。但史学史研究的回应似乎比较迟钝。尽管边疆史地、中西交通史和“西学东渐”、留学异域等方面的考述,在中国早有实绩,却通常被史学史论著描述为园地的增辟,很少从“学”的角度,去讨论这类互动过程,怎样成为中国史学传统克服惰性的内在力量。前述比较史学还没有超出形式类比的混沌状态,或许不算苛评。因此,如果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而这一足仍然有待铸造,应该说是有理由的。

①依时序,于1920年在北大所编《史学思想史讲义》,较诸梁启超于1922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早一年。但梁氏讲义概述“二千年来中国史学经过之大凡”,虽重在史料考证,却被以后重编纂史而轻思想史的史学史主流视作滥觞。1926年至1927年间,梁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讲义在他身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题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内中提出应该编撰“文物的专史”,特别强调“史学史”做法的四部曲,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以后出现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如金毓黻、魏应骐、李宗侗诸书,无不墨守梁氏设计。也有的讳言梁名而实袭梁说。但透过其中的意识形态化术语,察其述史思路,很难说已经实现对于梁氏四部曲的超越。

②已收入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增订版。此文末附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国史学家的著作目录,指出选择标准是民族主义史学,可知先生当时身处“孤岛”上海,向暨南大学师生讲授中国史学传统的心境。抗战胜利后,周予同先生转入复旦大学任史地系主任,又以公开抨击政权腐败著称。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周先生也是第一人。

③周谷城先生在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即任教史地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继已晋职大学副教务长的周予同先生为系主任,通过智谋,为复旦历史系赢得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章巽等知名专家来系任教。其后,周谷城先生改授世界上古史,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西周公”当年在学术辩论中的顽强精神。

④陈守实先生中年与郭大力合作研究《资本论》,从此终生服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而对“苏联牌”的历史观念不愿理会;对于国内史家唯独钦服陈寅恪,而极不喜郭沫若。一九五九年因拒绝参与批判陈寅恪,被指斥为学考茨基“修正”马克思。他的“傲骨”,他的文章高度凝炼并充满思辨色彩而被称作“天书”,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⑤当时陈、耿、二周在本系并称“四老”。陈、耿二先生都已不再“参政”,恪守教授本职,反而对本系的学术薪传的实际贡献较大。

⑥谭其骧先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后期首次主持系政,旋因受命改绘“杨图”(即后来名闻遐迩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由胡绳武副系主任代行其职。胡先生十分注意本系教学科研的全面建设,总设法使每位教师展其所长,屡因此被指作政治“右倾”。正因为胡先生与另一位先生再三敦请,陈守实先生才肯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虽只主讲两届,却使我们得以跟着讲。后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不顾谤议,同意我接续已故的陈守实先生开创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任主讲,并且多次与我讨论中国史学史该怎么讲。凡此均使我感知前辈史学大师以学问为生命的真精神。

⑦项目拟题《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拟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中国历史观念史》、《中外史学的交流与比较》三卷,以及各卷的暂拟结构和分章,都是我与合作同仁多次研讨后所订。

⑧见《观堂集林》卷六。王国维此文撰于1916年,是利用文物与文献史料互证,而通考古“史”职守与功能的首出名作。顺便指出,王国维由沉湎叔本华哲学而转向古史考证,固然与罗振玉提供甲骨史料攸关,而从治学取向来看,更明显受沈曾植的影响,惜此点迄今未见专文考察。

⑨《论语·卫灵公》。此“史”当指春秋晚期尚存的前代史官整理过的档案史料,所谓“阙文”则指官府档案以外的散存的前代史官的记载。

⑩《孟子·离娄下》的这则说法,在西汉经今文学诸传论及《史记》中均未见引用,至唐宋经学更新运动过程中,才备受“新儒学”论者重视,到明清更成孔子“作”《春秋》的最早证据。但三百年来的“疑古”学者,都怀疑孟轲说古史大半属于想当然。近年在古楚地不断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内有若干片断与传世《礼记》某些语句相似,于是有的学者竞相发挥想象力,乃至断言昔人疑古全错。问题是楚国祖先早就自称蛮夷,由屈原留下的《离骚》《天问》《九歌》等名篇,更可知道战国间,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在总体上自有特色,因而表明逻辑推论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⑾说据章炳麟(太炎)在清亡前刊布的《国故论衡》。

⑿西汉末刘歆继承刘向主持整理宫廷藏书,增订刘向《别录》为《七略》。除总论性的首篇“辑略”外,“六艺略”以下六篇,全部被抄入《汉书·艺文志》。这是中世纪经学史家都不敢明白否认的史实。参看晚清章宗源、姚振宗分作的《汉书艺文志》的考证,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

⒀黑格尔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区分成三种,见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的“绪论”。王译本于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初版,于一九九九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改为简体字重印。据后者的出版说明,重印本曾对照王本转译所据的一九??年英译本修订版作过校订。此后未见新译本。但近阅有关译著或文章,引述《历史哲学》区分三种历史,却将其中的关键词语均予改译。例如“原始的历史”改译为“本源史”,“反省的历史”改译为“反思史”。而“反省的历史”中间又分四个类型的名目,也逐一改译,如“普通的历史”改作“一整部文明史”,“实验的历史”改作“实用历史”,“批评的历史”改作“批判史”,“专门部分的历史”改作“专科史”等。上举关键词语的改译,较全面的可参看法国阿隆著、梅祖尔编注的《论治史》的冯学俊、吴弘缈译本,北京三联书店二??三年八月版,特别是《编年史与历史》一节(该译本页113—123)。任何一种涉及基本概念或观念的名词术语,由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都很难做到既准确又达意。由于王译本《历史哲学》通行已久,如别的译者或作者以为王译本关键词语不确乃至有误,需要改译,最好有所说明。

⒁前揭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的《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实验的历史”(页5),据该书附录一重要词语对照表,英文译名为Pragmatical History,按照通行译法,改译成“实用的历史”,较妥。王译似乎受胡适《实验主义》一文影响,或因译此书时正值国内大批胡适“实用主义”之际,故有此译。

⒂《齐物论》列于今本《庄子》的“内篇”。历来解庄者均谓内篇体现庄周本人的思想,章太炎于清末民初作《齐物论释》及其“定本”,至谓此篇能体“忠恕”、“道通为一”。但后起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此颇有异说,或以为外篇杂篇才较多保存了庄周本人的言行。世传古典时代诸子作品,结集多历年所,几乎没有一种纯属个人著作,至多可视作某个学派主旨的体现。

⒃参看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二《齐物论第二》,引成玄英疏及按语。王氏《集解》成书于清宣统元年(1909)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