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十篇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篇1

关键词：王维 山水诗 山水画 诗品 艺术精神

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长河中，文人画时期涵盖了唐以后直至明清一段漫长的历史阶段，就文人画而言，究其源头，唐代的诗人、画家王维当属其一。

溯源山水画史，有将王维作为山水画始祖之说，其实水墨山水画的渊源可推到更早的年代。东汉墓室壁画、初唐敦煌壁画都有水墨山水画的影迹。盛唐时的吴道子已将水墨山水画的艺术形式确立起来了。王维对于水墨山水画的贡献是将诗意融入画中，体现独特的文人气质和诗人的情怀，并开创了与前人山水画不同的“破墨”一体，将山水画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王维的画作并非像诗作那样传世颇多，只有《雪溪图》《江山雪霁图》《辋川图》和《济南伏生像》等流传至今，而山水画作却只有《雪溪图》《江山雪霁图》寥寥几件。我们在解读王维画作的时候不得不想到他的山水田园诗，同时也是顺其自然地借助其诗作来比对和思考。这样在探析诗人王维山水画作的时候就形成了用山水诗解读山水画的方法，借助王维的坎坷不平的仕途生平就可以找出一些解读其山水画作的线索。

一、以诗意入画，以画义入诗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称赞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①。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和山水诗在构图布局、创造意境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可以互相沟通的美学规律。

诗与画原本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画是存在于空间的形式，诗是存在于时间的形式，画是视觉艺术，诗是听觉艺术。从主体内容来看，诗主要偏重于抒情、写意、表现画主要偏重于理智、写实、再现。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与画的结合，实际上是再现与表现、情感与理智、写实与写意的辩证的和谐结合⑴。中国古代典型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为基础，因此，中国古代典型艺术和美学的基本品格是“诗中有画”，诗的表现性决定了中国古代典型艺术的本质品质。王维作为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其开先河创立的文人画体作为中国最为独特的和富有魅力的民族绘画，它不仅具有诗的表现性特征“诗中有画”，而其“画”(“诗中有画”的“画”)也完全被诗化了。

坡所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理解上，有人认为：王维的诗是有声音的绘画，是使诉之于听觉的有声之诗获得了视觉的无声之画的感受；也有人理解为：王维的诗所描写的自然景物，像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呈现给人们，所画的画，像一首首田园诗那样优美抒情。在我们了解了王维艺术创作实际后，认为这些理解、解释都有偏颇之处。王维的山水诗不是力求勾勒一幅画面，而是表现一种意境，给人以总体的印象和感受。在他笔下，山水不是被肢解的，不是一个个细部的描摹，而是浑然一体的气象。诗人用这种方法唤起读者类似的体验，使他们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如《汉江临眺》：“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诗人从大处落笔，把汉江给予自己的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写了出来。王维的山水诗是以情韵见长，常表现一派空寂的意境，由此我们来看他的山水画作《雪溪图》，这幅画是画江边的雪景，远处江中的船夫正刺篙前行，姿态非常优美而具有神韵，近景寥寥几棵枯树冬枝与朴素民舍相伴，画幅中大面积皆是寒江白雪，渲染了一片无声空寂的气氛。再看《江山雪霁图》，更是寒山与枯枝相伴，空寂肃穆。这种似有画外之音的诗意悠长使我们真正了解到王维的绘画艺术是以诗的表现性、抒情性、写意性为最高美学原则的。

二、文人“诗品”与画家“逸品”

唐代艺术实践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学的成就，特别是“诗”的成就，就其影响来说，是最大的。王维正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遗留下来的诗歌有四百多首。他的诗独具特色，无论是政治诗、边塞诗还是山水诗，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于诗歌的见解，唐代也作了系统的归纳，影响较大的作品，是晚唐司空图的《诗品二十四则》。该作品列出24种品第，它们是：“雄浑”“冲淡”“纤核”“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绚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就司空图本人对待艺术诸“品”的倔爱而言，似乎是在“含蓄”品中⑵。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对诗的欣赏要“辨于味”，“辨于味”就必然要对作品再三咀嚼，这就是艺术欣赏的“体会”和“感悟”的特点。实际上，艺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含蓄”。“含蓄”是艺术普遍性的规律之一，因为有“含蓄”才能使人产生“联想”。有“联想”才可能有所“感悟”。《终南山》是王维的山水诗中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前六句写终南山的高大雄伟，最后两句撇开山写人，用人衬托山，更显出山的崇峻与广袤。《山中》一首极其富有情趣：“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早行山中，忽然觉得衣裳湿了。以为下雨了，细看原来无雨，只有那不可近察的山岚依稀在目。它翠得太嫩了，太润了，仿佛沾湿了自己的衣裳。一首小诗只20个字抵得上一幅秋山早行图。不难看出，王维的山水诗作尤为体现了诗品中的“含蓄”一品。

唐代除了对于诗歌归纳了品第之外，绘画艺术也从书法引申来了品评方式：“神品”“妙品”“能品”及“逸品”。前三品每品又再分上中下三等，说明这三品的容量范围较广泛，但“逸品”则不分等次，说明“逸品”地位特殊。其次，“逸品”和它们最根本不同的标准是不强调“师承”的“合规入矩”，相反，它必须是“不拘常法”，换句话说，它重视的是作者本人的“独创”。随着文人越来越多地介入绘画艺术创作活动及鉴赏活动，“逸品”地位扶摇直上，成为高居于“神品’之上的最高等级，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阶层艺术思想的基本特色。

三、诗画绝迹与生平仕途

王维生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卒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辋川别墅，太原祁县人，19岁取进士，奉使出塞，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作为一代才子，王维少年得志，名传遐迩，但终其一生，仍然多遇坎坷，极不顺利，甚至险遭杀头之祸。作为一个诗人，王维以自己的优秀诗篇，为盛唐诗 坛大增光辉，是唐代乃至中国古代的重要诗人。他才思横溢，多才多艺，又精通音律，擅长书法，更是一代山水画宗师。王维曾自制诗说：“当世缪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大概是他诗名太大，几掩了他的画名，所以，他要吟诗自叹一番。

诗人、画家王维为了摆脱官场倾轧，隐居于“辋川别墅”，里面竹洲花坞，亭台轩榭，辋水环绕，淙淙流淌。王维就在这里过着徜徉山峦林壑的隐居生活。就在这种情形下，王维创作了一首首极富魅力的山水诗，又创作了一幅幅意境深邃的山水画。

王维爱画雪景，画的别出心裁。《雪溪图》表现雪天平远景色，房舍、人物、船篷等不慎却切，但在表现雪景上却造成一种富有诗意的境界，于画中小屋边，画枯树数株，权桠挺立，饶有雪意。他的《雪山图》、《江山雪雾图》，写雪景都不一般，均表现了一派冬雪乍晴、气象萧瑟的画面。此种画境与王维仕途生涯中体会到的凄凉、朝不保夕境地有一定关系。

王维闲居长安时，即他34岁那年，赴洛阳，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求汲引，随后便隐于嵩山。嵩山地近东都洛阳，隐于此正可待机而出。次年他便拜右拾遗，又为朝官，做了两年右拾遗，又为监察御史，40岁时，迁殿中传御史。就在闲居和这样的官职变换中，他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而进入中年，此后或隐或官，所为官为左补阉、库部郎中，品阶虽稍高了点，但仍为侍从闲官，总不得意，这样又过了10年。王维50岁时，丁母忧，离朝屏居辋川，服满后，又做了几年的文部郎中。进一步使他仕途失意的，是安史之乱中曾陷于叛军中，得罪了唐王朝。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走而被俘。被俘后，他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因为他的诗名很大，安禄山派人将他迎到洛阳，拘于菩提寺，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硬委之以伪职。无奈之中，王维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但他的心依旧追随唐王朝。安禄山宴其部下于凝碧宫，王维闻之而悲，暗中作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十月，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与其他陷贼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这些人按律当死。有人提出王维凝碧宫诗可证其忠于唐王朝之心，加之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己官职以赎死罪，唐肃宗特批原谅了他，不但不杀，而且还给了个太子中允之职，可谓不幸中之大幸。这时，王维已57岁，接近暮年了，接太子中允不久，加集贤殿学士，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夏，60岁的王维转尚书右丞，这是他一生所任官职中最高的官阶，也是最后所任之职，只任了一年，第

四、王维诗、画体现的艺术精神

中国远在诗经时代，即可发现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代文人的文学皆源于五经。这是与政治、社会、人生密切结合的带有实用性很强的大传统。因此，庄学思想，在文学中的山水田园，依然会带有浓厚的人文气息。这对庄学而言，还超越得不纯不净。庄学的纯净之姿，只能在以山水为主的自然画中呈现。

王维作为文学家、诗人，其文学修养中饱含根深蒂固的庄学思想。山水的基本性格，是由庄学而来的隐士性格。性情不能超脱世俗，则山水的自然不能入于胸次，所以山水与隐士的结合乃是自然而然的结合。

王维的山水画作是以水墨代青绿，采用“破墨”山水的技法，大大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意境，他对水墨鼓染的追求，影响了唐以后文入画的创作。玄乃五色得以成立的“母色”。水墨之色，乃不加修饰而进于“玄化”的母色。由此可知水墨是颜色中与玄化最相近的极朴素的颜色，也是超越于各种颜色之上，为各种色彩之母的颜色。这是颜色的“自然”。所以说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王维的名字本身就深含禅机，他名维，字摩诘，连读恰为“维摩诘”。稍通佛学的人，都会知道有一部《维摩诘所说经》，其中通达甚深般若智慧，神通广大的维摩诘长者，是一位得到释尊称许的大居士。又此经专说般若，是禅宗的根本经典之一。王维既以维摩诘作为自己的名与字，可以观见他对其人的仰慕之情，又可透露出他与佛教、尤其是与禅宗的深厚缘分。王维一生遍访名僧大德，“以玄谈为乐”，颇有所证悟。其山水画之所以以水墨设色，这与玄学思想背景是分不开的。这种玄的思想所以能表现在颜色上，是由远眺自然山水所启发出来的。因为由远处眺望山水，山水的各种颜色皆混同一体成为玄色。同时，水墨画之所以能具五色，而称之为“墨彩”，不仅是观念上的，并且也需要技巧上的成就。水墨的出现，是艺术家向自然的本质追求。

注释：

①(东坡志林)

参考文献：

[1]彭修银．中国绘画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122-125

[2]刘道广．《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98．11 9-123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89-295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篇2

关键词:唐代宗;王维;应制诗;庄园诗

Abstract:Wang Wei was favorably commented as “the poet of poets” by Emperor of Daizong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emperor's appreciation of Wang Wei didn't represent only an ordinary reader's comment of an average poet but showed also the current supreme ruler's political attitude to and aesthetic interest in literary writing. In terms of imperial politics,Wang's graceful and harmonious poems stood for a novel style of classics in the eyes of the emperor while in terms of everyday life,his poetry reflected the aesthetic norm and artistic taste of the aristocracy in the prosperous phase of the Tang Dynasty. As a result,of all poets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Wang Wei was the only one that fell in with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 and aesthetic expectation of the feudal rulers and their government.

Key Words:Emperor of Daizong in the Tang Dynasty;Wang Wei;imperially assigned poem;pastural poetry

面对同一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后世读者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就王维诗歌而言,后人的评价多是肯定性的,但也有否定性的看法。肯定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或以为王维在盛唐时代无人能及,唐代宗在《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中誉之为“天下文宗”,据吴乔《围炉诗话》载唐时流行有“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的说法;或以为王维可以与李白、杜甫鼎足而立,徐增《而庵诗话》曰:“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后人将李白、杜甫、王维分别誉之为诗仙、诗圣、诗佛;或认为王维没有资格与李白、杜甫并列。陆时雍《诗境总论》曰:“世以李杜为大家,王维、高、岑为傍户,殆非也。”在今人的文学史中,多把李白与杜甫并列为中国古代诗歌天空中的双子星座,将王维与孟浩然并列为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否定性的评价可以朱熹和方东树为代表,魏庆之《诗人玉屑》载朱熹之言曰:“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复平,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方东树《昭昧詹言》曰:“辋川之于诗,亦称一祖。……然愚乃不喜之,以其无血色性情也。称诗而无当于兴观群怨,失《风》《骚》之旨,远圣人之教,亦何取乎?”

如何理解这种评价上的差异呢?西方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史乃是文学作品与不同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互交融的结果。“期待视野”决定着读者对作品的取舍标准和基本态度。“所谓‘期待视野’,实际上是指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水平和要求,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尺度。”[1]在影响读者群之阅读动机、接受心态和评价尺度的诸多因素中,读者的社会地位至关重要。读者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莫不与其社会地位相系。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帝王权贵、文人雅士与庶民百姓之间必然会有审美观上的差异。

在王维诗歌接受史上,唐代宗是一位特殊的读者。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代宗好文,常为(王)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常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进王维集表》云:“臣兄文词立身,行之余力,常持坚正,秉操孤贞,纵居要剧,不忘清静,实见时辈,许以高流。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唐代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曰:“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词》。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旰朝之后,乙夜将观。石室所藏,殁而不朽。柏梁之会,今也则亡,乃眷棣华,克成编录。声猷益茂,叹息良深。”据王缙《进王维集表》可知此表上于宝应二年(763)正月七日。代宗于宝应元年(762)四月即位,到宝应二年正月,只有八九个月时间。这八九个月对于代宗而言、对于大唐帝国而言都不是一段轻松的日子。宝应元年四月五日,太上皇唐玄宗去世,同月十八日唐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之时,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把持朝政,碍于政治情势,代宗不得不在五月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此时,安史之乱还没有最后平定,史朝义叛军包围宋州数月。八月,浙江起义军袁晁攻占台州、越州等地。十月,唐军收复东都洛阳。这一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吐蕃攻陷临洮、成渭等州。在藩镇势力猖狂、宦官气焰嚣张、农民起义时有发生的即位之初,代宗为何时常会提到一位已经故去的诗人呢?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在少年代宗的脑海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代宗33年的人生中,王维是当时名气最大的诗人。代宗生于开元十四年(726),到天宝元年(742)时他已经16岁了,他常和其他诸侯王一起欣赏王维的乐章。开元二十九年(741)代宗被封为广平王,至德二年(757)进封为楚王,乾元元年(758)改封为成王,四月册为皇太子。在他成为皇太子的次年,王维去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当朝皇帝,他的“期待视野”自然不同于普通读者。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属于审美期待,而帝王的期待则含有政治因素;如果说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是一种个人期待,帝王的“期待视野”则同时含有“天下”成分。因此,代宗对王维的高度重视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探究代宗推许王维为“天下文宗”的内在原因。

1

代宗誉王维为“天下文宗”,预示王维将“殁而不朽”,其中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肯定。代宗《增修学馆制》曰:“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然后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朕志承理体,尤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虔行。”此制提出的用人标准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它首先要求士人自觉地接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育,培养出“文行忠信”、“祗庸孝友”的人格,继而要求人才“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忠心服务于封建帝国。

在政治生活中,王维终生奉行“文行忠信之教”。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先后担任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吏部郎中、给事中、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等官职。在不同的任内,王维都能够做到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说:“(王维)天机清妙,与物无竞

,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王维在《酬郭给事》中所描写的“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也正是他自己朝廷生涯的形象反映[2]。正因为如此,代宗才誉其“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王缙才敢于用“常持坚正,秉操孤贞”8个字来评价其兄的官场生涯。后人对王维的诟病主要集中在出任伪职一事上,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士人在危难时刻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旧唐书·王维传》云:“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如果王维是唐帝国的叛徒,其行为不可宽恕,那么最为痛恨他的人首先应该是肃宗。面对失节的王维,肃宗嘉其诗,事后“特宥之”,稍后的代宗也没有对其人品提出异议。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共传收庾信,不得比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身。”也对王维表现出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充分肯定了王维对皇帝的忠贞。

在人伦道德领域,王维“崇祗庸孝友之德”。《旧唐书·王维传》云:“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王维为孝敬母亲而购置了辋川别业,其《请施庄为寺表》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王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王维对弟妹也非常友爱。在《偶然作》中他写出:“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他写给弟妹的诗歌为数不少,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林园即事赠舍弟》、《山中示弟等》、《山中寄诸弟妹》等,他的《责躬荐弟表》受到了肃宗的褒扬。《旧唐书·王维传》云:“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亲情,让王维至死难以割舍。对于朋友和同僚,王维从不恃才傲物,以仁厚之心待人处世。他与孟浩然、裴迪等人之间的友谊感人至深。晚年时,与杜甫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王维能够设身处地为朋友考虑,他总是给仕途得意的朋友以鼓励,给人生失意的朋友以安慰。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即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

王维思想上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旧唐书·王维传》云:“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佛教禅宗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王维的诗歌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佛教对王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乱前,主要表现为诗人对佛教超越之境的向往;乱后,主要是对自己“失身”的忏悔。后期王维所表现出的内省精神、忏悔意识,在最高统治者眼里也是值得嘉许的。同时,王维也不排斥道家和道教思想,他在《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中表示:“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唐代统治者提倡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思想上与最高统治者保持了基本一致。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唐时诗家称正宗者,必推王右丞。”王维之所以被视为诗坛正宗,原因是多方面的。王缙曰:“实见时辈,许以高流。” 杜甫《解闷》曰:“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天宝年间殷所编的《河岳英灵集叙》云:“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该集收录王维诗歌15首,李白诗歌13首。殷对李白、高适等人都有人格或道德方面的不满言辞,说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说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但他对王维为人为文皆没有提出批评。

王维善于学习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代宗“抗行周雅,长揖《楚词》”云云,不仅以王维为正宗,而且隐含着以王维诗作为盛唐时代的新经典之意。顾起经《王右丞诗集笺注小引》云:“语盛唐者,惟王、孟、高、岑四家为最。语四家者,惟右丞为最。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王维的诗歌题材广泛,涉及了应制、山水、游览、寄赠、酬答、过访、行旅、饯别、哀悼等范围,尤其是在山水、应制、送别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代宗说王维诗歌“泉飞藻思,云散襟情”,就是对其山水之作的肯定。王维在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绝句、六言诗及骚体诗等体式上皆取得了突出成就。代宗诏书中说他“正五音于逸韵”,强调了王维诗歌在声律方面的贡献。

刘勰《文心雕龙·征圣》曰:“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可见,“雅丽”是许多古代诗人共同追求的审美标准。胡应麟将盛唐诗歌特征概括为“秀丽雄深”,他在《诗薮·内编》卷4中说:“盛唐一味秀丽雄深。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雕,实与盛唐大别。”在盛唐诗人中,李白峻急飘逸,杜甫悲凉沉郁,王维浑厚秀雅。李白为人个性张扬,这种性格特征难以为统治者所喜欢。杜甫诗歌感时伤事,歌哭万端,充满了忧患意识,属于盛唐时代的变风变雅之作。但在许多人的眼里,王维具有中正平和、儒雅谦退、文质彬彬的人格特征。相较之下,王维诗歌最接近“雅丽”和“秀丽雄深”的标准。殷《河岳英灵集》曰:“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李因培《唐诗观澜集》曰:“右丞诗荣光外映,秀色内含,端凝而不露骨,超逸而不使气,神味绵渺,为诗之极则,故当时号为‘诗圣’。”王维诗歌雍容大度,浑厚典雅,秀色内含,充分表达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情感。

2

王维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看,既有清庙之作,也有山林之作;从艺术风格上看,既有高华之作,也有清远之作。徐献忠《唐诗品》曰:“右丞诗发秀自天,感言成韵,词华新朗,意象幽闲。上登清庙,则情近圭璋;幽彻丘林,则理同泉石。言其风骨,固尽扫微波;采其流调,亦高跨来代。”叶燮《原诗》曰:“右丞五言律有二种:一种以清远胜,……一种以雄浑胜。”施补华《岘佣说诗》曰:“摩诘七律,有高华一体,有清远一体,皆可效法。”纵观王维接受史,也有一些读者把王维看做“侍从酬奉”者,例如《新唐书·文艺传》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亻全期、王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黄甫公集序》曰:“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可是,从整体上看,在王维研究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来的研究中,对其应制诗评价不高,重视不够。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云:“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耳。”初唐诗歌染有六朝诗歌中的雕饰艳丽之弊,在应制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王维以前,应制诗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嬗变阶段,出现了许敬宗、宋之问、沈亻全期等着名的应制诗人。初唐宫廷诗人大都自觉的把自己看做御用文人,把写作奉和应制诗视为自己的天职。他们揣摩皇帝的心意,阿谀奉迎,诗歌中缺乏个性色彩。开元贤相张说、张九龄也写有许多应制诗,应制诗在二张的手中有了一定改变,部分诗中凸现出了独立的人格。继二张之后,王维开创了应制诗的新天地,成为唐代应制诗的集大成者。正如吴乔《围炉诗话》所说:“应制诗,右丞胜于诸公。”

王维的应制诗,以皇帝为中心,描写了皇帝和身边大臣的各种活动,既有朝会之作、游览之作,也有宴饮之作、送别之作等。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云:“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声归向凤池头。”此诗写于乾元元年春天 ,是对贾至的和作,同时和作的还有杜甫、岑参。吴火廷《唐诗选胜直解》曰:“应制诗庄重典雅,斯为绝唱。”胡震亨《唐音癸签》曰:“《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胡应麟《诗薮·外编》说:“初唐七言律褥糜,多谓应制使然,非也,时为之耳。此后《早朝》及王、岑、杜诸作,往往言宫掖事,而气象神韵,迥自不同。”颔联写出了大唐之盛,可惜开天盛况在乾元年间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维对开天盛世的向往之情。有时,皇帝会与宰臣们登高望远,为国泰民安而欣喜。其《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云:“山川八校满,井邑三农竟。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渭水天边映。佳气含风景,颂声溢歌咏。端拱能任贤,弥彰圣君圣。”在皇帝组织的宴会上,君臣欢娱,饮酒赋诗,其乐融融。其《奉和圣制赐史供奉曲江宴应制》云:“侍从有邹枚,琼筵就水开。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来。对酒山河满,移舟草树回。天文同丽日,驻景惜行杯。”[2]其《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云:“明君移凤辇,太子出龙楼。赋掩陈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来捧剑,画益鸟去回舟。苑树浮宫阙,天池照冕旒。宸章在云表,垂象满皇州。”[2]当大殿上长出了“灵芝”、天空中飘浮着“瑞气”的时候,他们会热烈欢呼。其《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云:“欲笑周文歌宴镐,遥轻汉武乐横汾。岂知玉殿生三秀,讵有铜池出五云。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2]其《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云:“德合天兮礼神遍,灵芝生兮庆云见。”[2]

如果说以上诗篇依然沿袭着初唐以来同类诗歌的内容,那么王维的另外一些诗篇则显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是一幅帝城雨中春望图,诗云:“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华。”[2]黄生《唐诗摘钞》曰:“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初唐逊此者,正是才情不能运其气格耳。”尾联的规劝之意符合封建诗教的温柔敦厚之旨,所以得到了沈德潜的推崇,他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结意寓规于颂,臣子立言,方为得体。”其《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云:“上卿增命服,都护扬归旆。杂虏尽朝周,诸胡皆自郐。鸣笳瀚海曲,按节阳关外。落日下河源,寒山静秋塞。万方氛息,六合乾坤大。无战是天心,天心同覆载。”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借“天心”传达了自己的反战思想。

此外,在王维的边塞诗中也有一些“赞圣朝之美”的诗歌。其《出塞作》云:“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方东树《昭昧詹言》曰:“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浑灏流转,一气磅礴,而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其气若江海之浮天。”其《从军行》云:“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其《少年行》写咸阳游侠少年们的报国精神。“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等句慷慨激昂;“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等句气宇轩昂。

以上诗歌既有对帝王之都周边环境的描写,也有对大唐声威的张扬;既有对皇帝圣明的歌颂,也有对臣下忠心的剖白。盛唐时代的繁盛空前绝后,王维写作应制诗的才能举世无双。是盛唐时代催生了王维的应制诗,王维的应制诗充分地再现了盛唐之盛,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庄重典雅,气格雄深,高华精警的清庙之歌,它们深刻表现出大唐帝国国力的强盛,皇都的气象,大国的风范,君臣的和谐,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帝王的赤胆忠心。应该说,在所有诗歌中这是让统治者最为赏识的一类。

3

在王维研究中,人们习惯上认为王维在张九龄罢相之后,对朝廷政治失望,对李林甫集团不满,从此不再关心世事,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用沉浸山水自然来逃避政治,对抗现实。其实,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后汉书·逸民传》中所谓“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的隐士,在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去了;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内也辞别官场,回到始宁庄园隐居。陶谢此时的行为的确有与统治者分庭抗礼之意。但是,半官半隐的王维不仅对最高统治者——皇帝从来没有决裂之意,即使是对自己不满的宰相李林甫也始终虚与委蛇,不敢与之决裂。在张九龄罢相之后,王维《寄荆州张丞相》云:“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对张九龄表现出真挚的思念。但与此同时,王维又有《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颂扬李林甫,诗云:“谋犹归哲匠,词赋属文宗。司谏方无阙,陈诗且未工。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王维与李林甫的亲信苑咸过从甚密,有《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重酬苑郎中》等诗与之交往。读者或以为《重酬苑郎中》中的“丞相无私断扫门”是对李林甫的讽刺,其实未必,正如陈贻火欣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不满意不良政治倾向,不满意李林甫,但也不能不去歌功颂德。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亦官亦隐的‘高人’,始终为统治者所不忍弃。”[3]正因为王维奉行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也由于他长期漂浮在社会上层,因此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没有杜甫那样深切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

王维走向山水、写作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并不在于逃避政治的黑暗。相反,王维山水诗的写作与统治者的热衷庄园山林密切相关。据《新唐书·食货志》载“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从初唐开始,许多宫廷诗人都写到了园林别墅中的风光景致,可以说是初盛唐时代的庄园别墅之风促进了山水诗的发展。在帝王的鼓励下,一些台阁重臣们会时常组织山池宴集,据《旧唐书·杨师道传》载,贞观年间,侍中杨师道退朝之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刘洎《安德山池宴集》云:“已均朝野致,还欣物我齐。”赞赏杨师道将朝臣与山野合二为一。唐中宗游幸世家望族韦嗣立的山庄,封韦嗣立为“逍遥公”,称其山庄为“逍遥谷”。张说《东山记》云:“韦公,体含真静,思协幽旷,虽翊亮廊庙,而缅怀林薮,东山之曲,有别业焉。……兹所谓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唐诗品》云:“开元之际,君臣悦豫,饯别临流,动纾文藻,而感旧瞩芳,探奇校猎,情欣所属,辄有命赋。”唐玄宗《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云:“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对幽栖者的林泉生活不胜歆羡。玄宗还有《同二相已下群臣宴乐游园》等写自己与臣下的山林之乐。朝廷大臣们也多向往“丘壑夔龙,衣冠巢许”的生活方式,李颀《裴尹东溪别业》云:“公才廊庙器,官亚河南守。别墅临都门,惊湍激前后。旧交与群从,十日一携手。幅巾望寒山,长啸对高柳。……始知物外情,簪绂同刍狗。”储光羲《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华岁晚南园》云:“公府传休沐,私庭效陆沉。方知从大隐,非复在幽林。”钱起《宴崔驸马玉山别业》云:“满朝辞赋客,尽是入林人。”利用政务之余走向山林,退朝之后休憩山庄,成为在唐代官员中盛行的风气。在他们眼里,山林生活是朝廷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山水诗是宫廷文学的自然延伸。王维很早就周旋在这个圈子里,从一定意义上说,王维山水诗是唐代帝王和权贵生活的记录,王维诗歌再现了上层贵族的林泉之趣。《旧唐书·王维传》云:“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前面提到的“逍遥谷”等庄园也是王维时常光顾之地,王维集中有许多描写贵族的山林生活的作品。其《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记载了开元二十五年三月的一次集会中,诗人说:“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故可尚也。”[2]这正是王维所理解的半官半隐。其《同卢拾遗过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云:“谒帝俱来下,冠盖盈丘樊。……鸣玉满春山,列筵先朝暾。”这些山水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帝国的富足安适,祥和宁静,折射了盛唐时代高级士大夫阶层悠然闲雅的生活方式。

相较于在他人别业中的盘桓,王维山水诗更多的还是在写自己的辋川别业。《旧唐书·王维传》云:“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 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据《陕西通志》载:“(辋川)川口为两山之峡,路甚险狭,过去豁然开朗,村墅相望,蔚然桑麻肥沃之地,四顾山峦掩映,似若无路,环绕而南,凡十三区,其美愈奇。王摩诘别业在焉。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等二十景。维日与裴迪游咏其间。”据王维在《辋川集》中的描写,这里“北湖水北,杂树映朱阑。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他不仅与裴迪互相唱和,完成了庄园山水诗的代表作《辋川集》,还画有表现别业一代景色的名作“辋川图”。

王维的山水诗不染有官场的气息,他诗意的栖居在庄园山水中。其《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云:“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其《山居秋暝》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归嵩山作》云:“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其《终南别业》云:“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人和自然合二为一,隐逸与山水对许多人而言,可能是附庸风雅。在王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生存方式,他从山水中获得了道。半隐是官场生活的一种补充,半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仕宦。王维的一些山水诗喜欢描写“空”、“静”的境界,胡应麟《诗薮》曰:“如‘人闲桂花落’、‘木末芙蓉花’,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许学夷《诗源辨体》曰:“摩诘五言绝,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摩诘胸中渣秽净尽,而境与趣合,故其诗妙至此耳。”这样的空寂境界远离红尘,没有人间的烟熏火燎之痕,诗人自己超然物外,似乎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其实,且不要说这样生活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作后盾,单说此一审美境界,它需要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修养才能领会把握,无疑,它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精神世界。

施补华《岘佣说诗》云:“摩诘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其实不仅是王维的五言古诗,王维所有的山水诗中都具有一定的清贵气。正因为王维诗歌再现了统治者阶层对山水的审美情趣。这也是代宗为首的贵族集团欣赏王维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吧。

概之,代宗对王维的评价不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一位普通诗人的看法,这一评价折射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态度和审美情趣。从朝廷政治的角度看,典雅平和的王维诗歌是代宗眼里的新经典。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贵族阶层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从而可以说在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才最符合封建帝王及其政权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期待。

[参考文献]

[1] 姜建国.论尧斯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J].社会科学辑刊,1992(6):119.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篇3

1、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 2、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汉族，唐朝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号摩诘居士，世称“王右丞”，早年信道，后期因社会打击彻底禅化。存诗400余首，代表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与孟浩然合称“王孟”。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3、山水田园诗派：唐代诗歌流派，是继承东晋陶渊明的山水田园派，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中 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其中以王维成就为高，他是诗人，又是画家，能以画理通之于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于李杜之外，别立一宗，对后世影响很大。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篇4

关键词：唐代；题画诗；诗与画；关系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4-0163-02

一、题画诗概念

总的来说，题画诗就是根据画面的内容来作的诗，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画家画完画然后将诗题在画上，这是从狭义的方面说，其创作主体也是画家本人。另一种站在鉴赏者的角度，也就是从广意的方面来讲，观画的人在欣赏完画作后抒发自己的审美感受，表达自己情感所作的诗，主要表现在对于画的赞美、评论、绘画特点分析等从而表达画家的想法和意图，其创作主体往往是博学的诗人，而唐代的题画诗往往是属于后者。

二、相互区别

1.融合不完善

唐代题画诗主要的形式是以诗释画，所以说画对诗具有一定的控制力，诗总是潜移默化的受到画的牵制，表现出来的大方向是要体现画面内容。唐代题画诗努力的将诗向画的那一方靠拢，诗对画的大意，情景作相应的发]，由于绘画这种历史局限性，唐代题画诗不能够充分的表达它所想要达到的高度。诗歌和绘画不同。在唐代诗歌已经非常盛行了，并且已经突破了形似的束缚，诗人大多数可以不受约束的表情达意，从绘画来看，唐代的绘画主要是写实的，还不能够完全的达到写“神”的目的。所以从要达到的高度来看，它们还不能在最高层次上的融合。再说，唐代的题画诗不是在画上题诗，题诗的人也不是画家，所以从本质上诗人与画家还未形成统一的思想，也不能在所表达的效果上达成一致，要达到这一点还需多一些努力，多一些积淀。

2.形式上相区别

徐复观在《中国画与诗的融合》中写到：“唐代的题画诗，在形式上是诗与画各自别行，两不相涉”。唐代能够留下来的绘画特别少，所以诗与绘画是否结合在一起，还待考究。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中描绘：“渭城朝雨徘岢荆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诗一看就是题画诗，但是这首诗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唐代的题画诗更多是诗人站在一个欣赏着的角度去欣赏画作发出感慨与评论。诗与画完美的结合是在后来的宋代，自此，诗开始影响着画面，成为画面的一部分，并且在思想上达到了统一。

三、相互联系

1.注重意境

中国画自古以来追求意境的烘托，但是诗歌更注重这方面的要求。苏轼评价王维的《蓝田烟雨图》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以上是苏轼的话，在此不论这句诗是王维写的还是后世补的，此诗与画在意境上都有着共同的追求，前两句 “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诗中所描绘的是一幅深秋的景象。后两句诗“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画中并没有给我们呈现这样的情景，但是却通过诗歌展现给了我们，这就是诗人在观赏画作时不由自主的与画家产生了一种共鸣，诗人通过画面中的环境而想到自然中的人，这与画家所描绘出来的意境相统一，表现了他们对意境共同的追求。

2.诗人与画家交往密切

《历代名画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阎立本在为皇家绘制了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后，受到了皇室和后世人的赞颂，但仅此而已他的地位依旧是低下的，不被尊重的。直到文人画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状。在此时，画家们作画不再是之前为了迎合皇帝官员们的重视与称赞，而更多的是寻求一种精神的释放，情感的宣泄，从而用画来表达他的志趣，这对于画家的修养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天我们的绘画更多是一种自我的突破，思想的传递，这些改变正是由于文人的参与。虽然唐代文人没有参与绘画的工作，但是二者往来密切，他们之间互相赠与诗画，文人也参与到绘画的品评中来，通过多年的文化积累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审美情趣，文人与画家们的思想互相交融，深化了绘画的内涵，无可厚非的影响了绘画的发展。王维他被认为是文人画的发起者，王维的绘画艺术“画中有诗”，最早确立了诗化的文人画美学原则，以至后世的文人画家都把诗画看作一回事。并且他兼具诗人与画家两个身份，虽然在唐代和王维一样的人几乎没有，但诗人与画家在精神上的沟通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共同影响共同发展。

四、相互作用

1.画对诗的影响

（1）画为依托

画对诗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以画为依托，是根据画面内容来作的诗，它作为画面中的一部分，不仅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艺术语言，而且还要反应画的内容，表现作者的用意，阐发绘画的主旨。甚至有时还要结合画面进行合理的布局，达到诗与画合为一体，审美的统一。随着题画诗的不断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对诗的影响日益显著，影响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并且渗透在形象描写、意境创造、风格色彩等各个方面。

（2）取其精华

所谓取其精华，唐代的诗也从绘画中汲取了一些丰富的养分，也可以说唐代绘画为诗歌开辟了道路，找寻了方向，换句话说，绘画对诗歌起着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如唐代袁恕已那首《咏屏风》后两句“山对弹琴客，溪留垂钓人，请看车马客，行处有风尘”这首诗咏的是屏风上的画，描写的也是画面中的景物，虽是在作诗，但更像是一幅画作。只是方式变了，在此诗将其转换成语言，来描绘我们身边的景色。根据史料记载，唐代的著名诗人几乎人人都有题画之作，可见当时的绘画对诗歌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甚至有不少文章都指出绘画与唐诗在描绘画面手法上尤为相似，从展子虔的游春图我们可以看出，山水画开始常常将水画在画纸的最上方，从而表现连绵不断的远山，达到水天相间你的效果，然而唐诗中对此就有不少的诗句来表达此景。甚至还有在唐诗中经常还有描绘从门窗中看到的景象，可见这是将门窗比作了我们绘画的外框，将纵深的景色平面化从而构成一幅完美的画面展现在欣赏者眼前。

（3）绘画美

诗在唐代更多的表现出来一种绘画美。王维便是这一绘画美的创建者，他开创了诗歌美学的新纪元，绘画作为再现性艺术的一种，在描绘外在事物的同时也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主题思想，所以它是以描写对象为基础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山水画中，它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普遍具有一种的模糊性、一致性，但王维却通过这种绘画的方式，创造出一首首的佳作，他的诗使山水画所要表达的画外之意更加明确，清晰，而不是纯粹的用语言诉说情感。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事物也如同画一般形象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他还善于不做华丽的辞藻，也不做琐细的内容，却将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不愧苏轼赞扬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

（4）艺术修养的提高

诗人在作诗前首先对画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他的审美也在分析画，品评画中得到了锻炼与提高。通过在观察、咏画的过程中，他会尝试着用画家的眼光去观察事物，w会画家在绘画中所表现出来的线条、色彩、构图、比例、虚实等绘画元素。从而锻炼了自己的审美品位，不知不觉也在诗中带有通过自己的审美感受所得的美学收获，在此诗人们也是不断地在进行推敲中。

2.诗对画的影响

（1）对文人画的影响

唐代的题画诗虽不如后期发展的那样完善，但对当时的文人画创作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不仅仅只是描绘对象，同时也表达自己的艺术观点与见解。总体来讲促进了文人画的发展，通过对绘画的品评，也相应的影响了后来绘画发展的方向。

虽然王维是唐代题画诗的领军人物，唐代的绘画也仅仅是文人画发展的起端，文人画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还未形成真正系统性的文人画，但是题画诗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人画的发展，因为题画诗的产生他很大一部分是文人们对于绘画后的一种品评，唐代的文人墨客们以诗的形式介入绘画中，并且形成了一些固有美学观点与文人情趣，并且自一定程度下灌输给画家们。我们来看唐代王维的水墨山水画，它里面就充分的表现出这一审美思想的渗透，随着狭义题画诗的出现，绘画的整体构图样式也发生着相应的改变，并且在这种方式的不断渗透下，在这种大的环境中慢慢的促成了文人画的形成与发展。

杜甫在诗《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中说道“简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炉”。南宋后期文人画更多追求的是简练、含蓄的诗歌形式，在此杜甫以其简练的语言把握了文人画发展的趋势，进一步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唐代题画诗在对画家品评的同时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不仅对绘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后世的绘画史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2）画史材料

与此同时唐代题画诗对绘画上面的影响还表现在它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可靠的画史材料。纵观画史，不是每个画家都被一一记录在案的，很多画史上不载的画家，通过题画诗人们才了解到这个人也能作画。如杜甫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的主人公刘单父子他们其实都会作画，杜甫这首题画诗却很有名，最后因此题画诗让人们才了解了这对父子，后来他们的名字才在画史上流传下去。在此唐代题画诗还反映了唐代绘画的发展情况，在初唐与盛唐时期并无咏花草画的，但直到中晚唐时期的时候这类题材才出现，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它为画史材料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充分证明了唐代作为题画诗的开端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五、总 结

唐代题画诗它将诗与画这两种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从而扩宽了唐诗的题材与表现手法。它不仅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艺术成就，而且还反映了这个时代诗人与画家的思想情趣的融合与互鉴，这对于绘画与诗歌来说都是一种新的突破，文人的参与，促使它们发展越来越成熟，完善，这也为我们后期研究其它时期的题画诗提供了更加宝贵的艺术资料。

参考文献：

[1]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刘继才.中国古代题画诗释析[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3] 陈昌华.唐代题画诗的美学意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篇5

摘要：大唐时代及个人经历使王维的思想心态呈现出前后两种特征，这两种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产生差异。从前期的多游侠边塞，呈阳刚之气，到后期的多山水田园，富阴柔之美，题材风格的变化，无不受其心态特征的影响，而其独特的心态特征又受其时代、经历等客观存在的制约。

王维(公元701—761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蒲州人。父亲早逝，母亲笃信佛教，对王维影响很大。王维聪颖多才，21岁中进士，为大乐丞，因属下伶人擅舞黄狮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后得张九龄赏识，擢为右拾遗，后升至吏部郎中、给事中等，又受张罢相牵连被派往边地慰军，并留滞节度使幕为判官；安史之乱中陷贼并被迫做伪官，两京收复时因此获罪下狱，因其曾写反乱思主之诗《凝碧池》及平叛功高的其弟王缙请消己官以赎兄罪之力保，被赦罪降官，责授太子中允，后累迁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王维的一生，基本上与盛唐相始终。盛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尚及时代精神对其思想、仕宦、生活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他前后迥异的心态特征。这两种不同的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呈现出差异。人们往往根据其心态变化所引发的题材、风格变异，将其诗歌创作以40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在大唐帝国如日中天、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心理蓬勃进取的时代环境中，前期的王维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对社会、人生、功业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呈现出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积极仕进、自豪自信的心态。

《塞上曲》有“平生多志气，箭底觅封侯”。这是他前期人生理想的宣言，也是此期心态特征的真实写照。由此而来，他在诗歌题材的选择上往往以游侠、边塞为主，兼有政治感遇等，风格上呈现出雄放豪迈的阳刚之气。如游侠边塞诗《少年行》、《使至塞上》等。其他边塞诗如《燕支行》、《老将行》、《陇西行》等，描写边塞战争的雄伟场面，歌颂将士浴血疆场，以身报国的雄心壮志和飒飒英姿，豪气干云，神采飞扬，与高岑同调。

与边塞相关的前期送别诗也同样极富盛唐气象。王维有送别诗70余首，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约五分之一。其送别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同乡，一是同僚。送别事由多是友朋赴边、迁谪、落第和归隐之类，其诗中旨意往往跳出同情、劝勉、祝愿的常规和常境，借机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对开明政治的向往，表现出积极人世的建功理想和崇高的人格精神。他的送别诗一般都能别开生面，境界奇高，表现出踔厉奇发、壮亢激昂的风格特征。国家的空前强盛，经济的空前繁荣，文化的空前融通，拓边的空前需要，使唐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成为很有诱惑的现实。建功马上，立业边陲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并成为盛唐士子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盛唐诗人大都有从戎游边的经历。王维对自己的游侠和出塞经历有着很豪迈、很精彩的描绘，反映出他的人生理想和时代崇尚的一致性。这种与时代相通的情感和心态特征，也同样表现在其送别诗创作中，如《送张判官赴河西》、《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等。

王维前期也写了一些政治感遇诗。这类诗批判当时权贵骄奢、贤士坎坷、荣辱不公等不合理的政治现象，抒发怀才不遇、宦海沉浮的愤慨，同情下层妇女的不幸，表明自己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如《济上四贤咏》写四位失意的下层人士的遭遇，表现出当时正直知识分子的不幸。

《老将行》既是边塞诗，也是政治感遇诗，诗中写的是一位老将的经历：年轻时作战机智勇敢，身经百战，威震敌营，立下赫赫战功，却得不到应有的封赏，闲居在家，寂寞空虚。后边境遭扰，强敌压境，老将军不计前嫌，请缨杀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诗中既歌颂了老将的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冷酷无情。

前期王维诗作的山水题材，也同样呈现出明快热烈的色调，如l9岁时写的《桃源行》：“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对人生的热爱。

又如《渡河到清河作》、《华岳》二首，或写水或写山。写水，写得积水淼浩，波光连天；写山，则是崔嵬峥嵘，黛色葱郁，一派廓大气势。再如《燕子龛禅师》写山间小径的盘曲险恶、山峰的陡峭、飞泉的吼喷、怪石的峥嵘等等，简直可与李白的《蜀道难》相媲美。故《芥子园画传》评此诗日：“王摩诘燕子龛诗，雄奇苍郁，非以李咸熙之笔写之不可。”李咸熙即北宋著名画家李成，其画山水，以力度著称，“骨干特显”、“挺拔坚实”为其特点。可见王维此诗表现出来的雄奇劲健、超拔挺迈之势。

从军入幕、游侠赴边是盛唐的时代风尚，这种风尚的形成，也与朝廷的鼓励政策密切相关。《新唐书?选举志》中有唐代科举把“军谋宏远”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制并列的记载。唐玄宗亦曾明令：不及时行赏有战功的官吏皆斩，能擒贼首的士卒授大将军。这些特别的政策，大大地刺激了唐代读书人对边事军功的关注和投人，军幕中吸引了大批当时富有才华的墨客文人。在唐代布衣才士中，缘军幕而进身的大有人在，有唐以来文人仕途之最达者高适也由此而擢升至散骑常侍，封勃海侯。他在《塞下曲》中心满志得地写道：“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久佐戎幕而官至嘉州刺史的岑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豪情壮志。同样，王维以战斗为美，以豪迈为美的心态特征，也是这一时代心理和民族心理趋导的结果。

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说：“一个以快乐为主的时代，比如那些复兴的时期，在安全、财富、人口、享受、繁荣、美丽的或者有益的发明逐渐增加的时候，快乐就是时代的主调……那时所有的艺术品，虽然完美的程度有高下，一定是表现快乐的。”王维所处的盛唐时代，政治开明、国家统

一、国力强盛，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思想自由，民族心理昂扬向上，积极进取。沐浴在这盛世的阳光之中，王维的心态情感自然也为之感染，怀抱着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积极地追求功名，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开拓进取、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使前期的王维能以开阔的胸襟、炽热的情怀、辽阔的视野、酣畅的笔墨刻划游侠风采，描绘边塞风光，反映边塞感受，表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唱出高亢奔放的时代强音。风格豪放、境界壮阔、情调激昂、笔力雄健，流溢着阳刚之气，“盛唐气象”可见一斑。虽然在诗歌史上他没有被称为边塞诗人，但他确是盛唐第一个大量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是高适、岑参之前边塞诗的最富有者。而这类题材的择取和阳刚风格的形成，又是大唐的时代环境、精神风貌及本人经历对其思想心灵感召后作用于其创作的结果。

二、平和淡远、宁静超逸是王维后期心态的主要特征。

由于时局、经历等原因，40岁以后，王维的思想、观念、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对仕途的失望、对官场的畏惧，不愿同流合污的品性，使他在难舍仕宦的同时，又对社会世俗失去了往昔的乐观执着；佛理禅旨的感悟、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吸引了他的情趣和心灵。他在田园里呼吸着无忧的空气，他在大自然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心态变得平和、淡远、宁静、超逸了。这一心态特征的变化，使他在创作中开始注重对这些带给他慰藉的山水田园题材的择取和心灵感悟的抒发。王维的这类作品，代表了盛唐山水田园题材创作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诗坛上的大师地位。

王维是一个能诗善画、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又工草书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兼艺术家。这些饱含感悟的姊妹艺术对他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能以诗人、画家的眼光和心灵去观察世界，感受生活，并把所见所闻所感用诗、画再现出来，形成一种既有神韵又有情味的美妙意境。在创作中他善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启示作用，唤起人们对光、色、音、态的联想，呈现出宛然在目的生动图画，托物达意，立象传情。苏轼对此评价极高：“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诗现存不满400首，最能代表他后期创作特色的是在宁静超逸、平和淡远心态作用下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山居秋暝》展现秋山雨后的清新气象，《青溪》、《过香积寺》、《蓝田山石门精舍》等写深山溪涧或寺院幽清的景象，而《皇甫岳云溪杂题》5首、《辋川集》20首则是描写隐居幽胜的组诗，大多写得精致美妙，脍炙人口，犹如精美的绘画小幅。描绘田园风景的诗作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等lO多首，勾画了农村平凡而美丽的日常风光。王维把山林描得清幽雅秀，令人神往，把田园生活写得和平宁静，引人入胜。这些作品，表现出诗人对清幽山林和优美田园的感悟与陶醉，对闲适生活的喜爱与留恋。《辋川集》是王维后期山水田园绝句的代表，它反映了诗人的隐居生活，描绘了辋川的自然景致，表现出陶醉于其中的情趣感受，呈现出独特的空明宁静的阴柔之美。

王维后期诗歌中常有“空”字，如“空山不见人”、“空山新雨后”、“夜静春山空”、“空谷归人少”等等。这些“空”字由于后文的意象，不能作“无”和“没有”义来理解，这种“空”是诗人对眼前景的一种心灵感悟，其中内涵着万物生命的实有和灵动，是“空而不空”的特定状态。“空山不见人”，却能听到人的生命之声；“夜静春山空”，却有桂花的飘落和鸟的歌唱。可见这“空”中自有生命的流动，自有诗人独特的心灵感悟。

王维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作，在描绘自然美景和田园风情的同时，都流露出诗人闲逸宁静的情趣和心态，透出佛学禅理的旨趣，表现出对现实漠不关心的情绪。表面上看，其思想心态是消沉颓唐的，但从其深层意蕴和后期创作总体倾向看，王维的“万事不关心”只是对现实仕宦的不关心，对山水田园之美他不仅“关心”，而且迷醉；他的“寂为乐，闲有余”是摆脱世俗利禄烦恼后的另种层次的生命感悟和生存方式，精神并不沉沦；“伤心”而销向空门，是对世俗险恶的失望和寻求心理慰藉的一个方式，这一方式引导他从另一角度理解人生和陶醉真善美的山水田园。从当时的现实状况看，玄宗沉湎声色，昏庸无道，贤者被贬疏，奸佞却当权，政治黑暗，权贵骄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等日益滋长并渐趋激化。而在这种情形下又不能决然离去的王维，要么与之斗争，要么同流合污，要么亦官亦隐、身官心隐。王维最后选择的是后者，走了一条既适合自己又无害他人的淡漠仕宦、寄情山水、研悟禅佛之径。根据当时朝廷、社会及王维个人的具体情况，应该说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是适合包括王维在内的大多数正直官宦设身处地的实际状况的。此时的王维倘若采取“积极”的态度，只能有两种形式：其一，与之斗争，结果是“玉碎瓦难全”；其二，同流合污，结果又与心志相违。无论王维选择何种“积极”形式，都将既是个人政治的悲哀，也是民族文学的损失。从某种角度看，现实中的王维似乎只能走这条貌似“消极”、实不得已、确也并非消沉的道路，并由此创造出其彪炳千古的人生辉煌。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审视王维后期的思想、心态、行为及创作，而不应超现实地简单武断地评判王维后期的思想心态是消沉颓唐的。由于现实和心态的变化，此期王维淡漠的对象只是仕宦功名，而对山水田园则情趣盎然，且渐深渐浓。诗人的追求仍在，志趣仍在，就不应该说其心态真的消沉颓唐了。由对仕途功名的热衷，转为对山水田园的钟爱，新的生命意义、价值取向使他寻觅到新的生命空间和独特自我，获得了另一番人生乐趣，心态特征也由前期对仕宦的乐观进取、自豪自信，转为后期的超脱飘逸、宁静淡远，并影响和作用于其诗歌创作。应该说这是王维对社会人生、宇宙自然的另一种理解和诠释，这种心态特征仍然是主动、积极、健康、充实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难真正地理解王维以《山居秋暝》为代表的后期山水田园诗，在明洁空灵禅旨中所呈现出的生机与情趣，很难真正理解其中蕴喻的诗人对理想社会和高尚人格的期冀与追求的深层意蕴。变化了的心态特征带来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变异，诗人开始更多地择取山水田园题材，并创造出空明宁静的独特风格境界。

王维在给好友裴迪的信中说：“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春，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由此可见，在对自然山林的爱恋和陶醉中，其心态特征是主动、积极、充实的。新晨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篇6

李白――“诗仙”。唐代诗人李白诗风雄奇豪放。绚丽多彩，同代诗人贺知章把他比作下凡“谪仙”，故后人尊称他为“诗仙”。

杜甫――“诗圣”。杜甫的诗气势雄浑，忧国忧民，叶燮有“诗圣推杜甫”之句，后人遂称他为“诗圣”。

白居易――“诗魔”。白居易的诗富有情味，雅俗共赏。他写诗刻苦，常常“狂醉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被称为“诗魔”。

王维――“诗佛”。因为王维的诗多禅味色彩。故称他为“诗佛”。

王昌龄――“七绝圣子”。由于王昌龄善写七绝而获得“七绝圣子”的美称。

孟郊、贾岛――“诗囚”。孟、贾十分讲究锤炼字句，为诗拘囚，金人元好问称“长沙一湖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之称便由此而得名。

谢道韫――“柳絮才”。晋代才女谢道韫因有咏雪名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而得“柳絮才”的美称。

，

骆宾王――“卜算子”。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吟诗爱用数目字，人们读后非但不感到枯燥反而觉得兴味无穷，因而人们称他“卜算子”。

郑谷――“郑鹧鸪”。唐代诗人郑谷因一首《鹧鸪诗》闻名于世，故人们送他“郑鹧鸪”的美称。

许棠――“许洞庭”。唐代诗人许棠因其《洞庭诗》脍炙人口，被奉以“许洞庭”之美称。 谢逸――“谢蝴蝶”。宋代诗人谢逸爱蝶成癖，一生写过三百多首咏蝶诗，其中有“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的咏蝶名句，故获得“谢蝴蝶”的美号。

袁凯――“袁白燕”。明代诗人袁凯因一首《白燕诗》闻名遐迩，所以人们称他为“袁白燕”。

王士慎――“王桐花”。清代诗人王士慎因有“郎似桐花妾似凤”的佳句。故被人称之为“王桐花”。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篇7

【关键词】文人画;诗意 ;画境;表现力

文人画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特定的绘画名称,最早源自宋代苏轼提出的“士人画”。“文人画”的真正创始人当推――王维。而王维作为文人画创始人的地位,并不是在唐代形成的,而是由宋代大文豪苏轼鼓吹出来的。苏轼有句评王维的诗句,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境,画有诗意,换句话说,也就是“士人画”中的境界极致,是王维画中那种“空灵”与“超脱”的诗般的境界。这是后世文人画追求的最高境界。

王维:(701――761)字摩诘,出生于官僚家庭,少时刻苦好学,人称俊才。曾官至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晚年隐于蓝田辋川,以弹琴,赋诗,奉佛为事,尤其钟情于诗和画。诗,画皆具有简淡抒情,清新自然的田园意境。作画喜欢采用“破墨”的山水技法,尤其善于采用平远之景,取材多为一些田园景物,如雪景,栈道,捕鱼,山居,农作等景,裁构淳朴,布置重深,“笔墨宛丽,气韵高雅”。 他将诗与画融合为一,强调以诗入画,书写文人情怀。明代董其评价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故千百年来,王维一直被推崇为“文人画宗师”,对山水画的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文人”阶层产生的时代,大批出身平凡,没有社会显赫背景的士人科举考试进入朝廷,成为命官,他们和“座师”有师生之恩,和同榜录取的士人有“同窗”之谊,未免同气相求,在朝廷中拉党结派,形成有别于王室贵族,又不同于民间在野的新阶层。在审美意识上,他们既看不上王室贵族的“雕梁画栋”,也看不起民间的“粗糙俗气”。他们自己高举的是“清高”的旗帜,因而也产生了独特的绘画审美意识。这是“文人画”产生的直接原因。

“文人画”是士大夫文人“独抒胸意”的作品是朋友之间或官场应酬时表露心声的“载体”,是他们“诗画”和“书法”之余的继续和补充,也唯有如此,他们集诗文,书法,绘画,印章于一体,形成“文人画”的最基本的形式特征。

苏轼提出“文人画”的概念时,在境界追求上,是规定在“含蓄”“恬淡”的品格上。魏晋南北朝时的诗歌成就对绘画的影响还不足以渗透到画中。唐以前的诗,从《诗》三百篇算起,可谓诗积如山,但总的来说,多简单的理性思维,少深沉的意境。像顾恺之那样“生平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具有诗人气质的画家,但毕竟是少数,比起唐诗来,令人想象的余地依然是有限的。只是到唐代,文人诗意化的能力才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地步。

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唐宋时期的画家们已不满足于图画状物,而是要求开阔绘画的表现力,展现更多的“画外之致”吴道子是唐代著名画家,在唐朝人眼里,他“冠绝于世”,是位集大成者,其画“六法俱全,气韵雄壮”巧夺天工,千余年来,一直被推崇为“画圣”。独创的图像样式,被称为“吴家样”。民间艺人奉他为祖师。相比之下王维在唐代画坛的地位远不及吴道子,就状物写行的本领来说,他只是二流画家,但是宋代人的审美观与唐代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苏轼也很赞赏吴道子,但认为吴道子的画虽绝妙,却只是个画工,缺乏文人气质,其神韵不如王维。尽管王维的绘画技巧不如吴道子,但他的文学修养超过了吴道子,达到了苏轼心目中的艺术的最高境界。

王维不但是一位大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大画家,他将诗与画很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所以宋代大文豪坡赞道:体味王维的诗“诗中有画”,观赏王维的画“画中有诗”。坡的评价是很中肯的,《辋川图》确是“画中有诗”。据说宋代文学家秦观得了肠胃病,有位朋友特意拿了王维的名画《辋川图》给他,说,你看了这幅画病就会好了。秦观病了几天,心虚沉闷,听了朋友劝告每天观赏这幅山水画,仿佛来到了山谷郁郁,云水飞动的辋川,呼吸者清爽的空气,五脏六腑都被洗的干干净净,心情开朗了,肠胃病很快痊愈了。再看他的诗《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天寒水浅,白石显露,山上红叶稀少,但山中的松柏依然,是那样苍翠,空明翠绿的颜色十分浓郁,像一片翠雾笼罩似乎沾湿了行人的衣裳,这不是一幅韵味十足的山水画吗?“诗中有画”使诗更加生动,形象,耐人寻味;“画中有诗”使画的意境深远,清新而隽永。因此“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文人画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中国古代,除了民间画工外,文人画家大都善于书法,大画家往往也是大书法家,犹如大画家往往是诗人,书法家也往往会做诗一样。中国绘画与文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乃是中国绘画的特点,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绘画

东西方绘画在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十分醒目地表现在与文字差别上。西方绘画无论是大画家达芬奇的杰作,还是无名小辈的习作,不管是油画,水粉画,还是水彩画,在这些画面上,只有绘画的线条与色彩,很少能看到画家题名,作画日期之类的文字,即或有也很简单,完全是绘画本身以外的东西,与绘画的内容技法没有任何联系。中国画就不同了,不仅文人画有提款,宫廷画也有,某些民间画也题有一首诗或一段跋,更突出的是中国文人画,这些饱学之士画完之后,余意未尽,总要题上诗或一段文字,甚至提拔很长,画画反而退居次要地位,末了还有在画面上印上一,二方或三,四方印章。这些鲜红夺目的印章与字迹或飘逸,或顿挫,或秀润,或古朴的提拔,与画面相映成趣,成为画面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结合突破了中国绘画原来的局限性,扩大了绘画尤其是文人画的容量,增加了绘画的表现力,丰富了绘画的内涵。

【参考文献】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篇8

摘要 王维,一个奉佛善诗能画、佛像山水并妙的人物,不管是诗画创作还是佛教信仰,在历代都受到普遍的重视,并得到不少人的探讨和研究,而大多数的研究者只着重于从文学角度去阐释去研究他的“诗中有画”,却很少有人研究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思想及其趣味。

关键词:王维 中国画与中国诗 美学 意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自从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首次提到“书画异名而同体”和“书画用笔同法”的看法以来,这部最早的中国绘画史专著,给世人带来很大的影响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创作的前进,逐渐地,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们把绘画与书法的形式扩大到画与诗的层面上。最早的也是最有影响的当属苏轼在《书摩诘蓝天烟雨图》中评论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王维时提到的说法:“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此论不仅是对王维诗画创作的评介,也是对“书画同源”之说的有力证明。诗画虽以不同的艺术门类而置身在艺术的各自领域,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成为了王维山水诗画的千古定评。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人,开元辛酉进士,官至尚书右丞,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王维出生在大唐帝国,他的一生正当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这种思想历程也为其诗画打上深深的烙印,故其艺术风格也因之发生变化,他由曾师法“笔不周而意周”画论获得启发,借鉴以疏体写意的名画家吴道子的成果,并融合李思训的画法,加以变化,创造了中国国画史上的水墨山水画,由前期的壮阔、绚丽变为疏淡、自然而充满禅趣意趣。他所创作的水墨山水画风,对后代文人画有很大的影响,被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推崇为我国山水画南宗之祖;而他的山水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历来为人们所称赞,在诗学史上,被人以“诗佛”称之。由此可见,他在诗与画两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王维是一个奉佛善诗能画、佛像山水并妙的人物,不管是其诗画创作还是其对禅宗的领悟,在历代都受到普遍的重视,并得到不少人的探讨和研究,但大多数的研究者只着重于从文学角度去阐释去研究他的诗,却很少有人去研究为什么王维的作品能被人认为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地,也很少人问津他笔下的山水何以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质、他的诗画有何美学思想及其趣味。

李白以景成诗抒发自己孤傲清高、狂放不羁的情怀,杜甫以景成诗表现自己雄伟抱负,忧国忧民的胸怀,众多诗人以景成诗述说自己的忧愤、惆怅、失意、愁思情绪的时候,王维却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寄情山水,迷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钟情于“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使得王维山水具有独创性。

在唐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全面发达昌盛,为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画家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创造了广泛的空间和必要的条件,成为进行诗画创作的巨大的动力。中国山水画至唐展成熟,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王维一改吴道子的表现形式,不仅仅以线条作为表现手段,而且用水墨的浓淡变化来表现物象,独创出所谓的水墨山水画,并且艺术风格也已由“二李”富丽精工的青绿山水变为疏淡自然的水墨风格,使中国的山水画不再只重视描绘形似,更多地去重视表现对象的神似,以及对宇宙和人的生命的体验和感悟。而其山水画的形式风格的变化也推进了其山水诗的发展。

同时,六朝以后,由于思想的解放,新的美学思想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维和审美情趣。人们开始追求自然美,更多地表现自己,重视对自己生活的表现。宗白华先生曾指出:“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时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这种追求静默、追求与自然浑然合一的精神,正与王维的山水诗《山居秋暝》中描绘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达到高度的吻合。我们看到,与其山水画一样,其诗也创造了一种清新、宁静而又洋溢着和平安定的气氛。王维诗画的高度一致性,诗画所表现的共同美学追求,正是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共融的最主要原因。

《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王维自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的山水诗与山水画也都达到一种极高的境界,他可谓是诗画集于一身、多才多艺的大家,把中国的诗画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的诗画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一个迹象,伴随着中国历史的长河进行不断演变和发展。那中国的诗画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王维的诗画境界是如何在其作品中进行完美的融合?

中国画与中国诗同属于艺术领域,是属于两种不同的门类,这就决定了两者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就有所不同。两者各有其艺术表现的特殊手段以及特殊功能。两者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两种艺术所使用的物质媒介不同,绘画属于造型艺术,是空间艺术的门类,它以一定的色彩、线条和块面的结合为中介,并以绘画的可视性形象来表现物体对象,折射出画家的思想感情,以此反映生活,再现现实。而诗歌属于时间艺术,以文字语言为物质媒介,构成一种表象和想象的艺术形象,以再现现实生活和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意识,把可见的特征化为运动,去充分地展示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表现动态的形象,直接传达诗人的思想感情,言志抒情可以说是诗的本质特征。

中国画与中国诗共同扎根在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之上,在长期的生长发展过程中,就会不断地相互影响,促使彼此之间形成相似性,达到诗画之间的融合性和高度统一性,很多艺术家对此说达成了共识。北宋山水画家郭熙指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明代李贽在《诗画》中说:“杜子美云:‘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此诗中画也,可以作画本矣。唐人画《桃源图》,舒元舆为之记云:‘烟岚草木,如带香气。熟视详玩,自觉骨戛青玉,身入镜中。’此画中诗也,绝艺入神矣。”清代叶燮在《赤霞楼诗集序》中说:“昔人评王维之画,曰‘画中有诗’;又评王维之诗,曰‘诗中有画’。由是言之,则画与诗初无二道。……故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清代石涛说:“诗中画,性情中来者也,则画不是可拟张拟李而后诗。画中诗,乃境趣时生者也,则诗不是生吞活剥而后成画。”……这些论断都已说明诗画的密切关系。诗画都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承载体,人们借助它们寄托人心灵的感受,描绘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

诗画并于一身的王维,不但突破了山水诗人实录描摹的手法,以画法入诗,追求诗画的意境,使山水诗具有浓郁的形神兼备的诗画美。具体地说,王维借助自然景物来烘托、映衬内心深处的情感,如“闲花满岩谷,瀑水映杉松。啼鸟忽临涧,归云时抱峰”。这些经过艺术家的慧眼和审美心理精选绘制的山水景色,比之自然景象,更富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和内在的律动,写出了动与静的矛盾的统一。这就是王维所谓“诗中有画”所赋予的诗画美意趣。

历代对王维诗中的画意的研究众多,认为其画意都已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山水诗作里面。如《山中》一诗中的“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积雨辋川庄作》中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鹿柴》诗中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等等。很多研究者在这方面表现了王维的很多作品都是通过诗展现给人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表明了王维的诗歌充满诗情画境,借大自然中的山水景物,寄托感情于景物,抒发内心感情。

同样,王维的画里也具有完美的诗意,他的画中有诗,就是能通过对画的构思、布局、形象、赋彩进行诗化审美,这是王维绘画艺术中的鲜明特征。从历代名家对王维绘画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其“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唐人封演在《封氏见闻记》中云:“玄宗时,王维特妙山水,幽深之极,近古未有。”五代荆浩在《笔记法》中,极力推崇王维等人的水墨画,评价王维“笔墨婉丽,气韵高清,巧写象成,亦动真思”。他晚年隐居辋川时所画的《辋川图》,在表现和描绘辋川的山水景物时,传达出了诗的意境,这就是苏轼所说的“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之意。

画史上又称王维之画“皆如刻画”,显然这又与李思训有相似之处。但王维并未墨守成规,而是从吴、李的画法中脱胎出来,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泼墨山水”的新技法,从而创作出一幅幅“画中有诗”的山水画名作。王维在《山水诀》中总结道:“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远岫与云容相接,遥天共水色交光。”这种水墨山水画的创新,正是王维最有价值的艺术创造与最伟大的艺术贡献。而这种水墨渲染的真正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启发了此后“皴法”的出现,对后来画法的创新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后世文人画家更把王维尊为“南宗”始祖,可见他在山水画上的高深造诣和在中国画史上的崇高地位。

一向兼有诗人与画家天赋的王维,他用画意作诗,借诗情绘画,使山水诗与山水画互为渗透,融而为一。他的山水诗不仅体现出画的构图、色彩和造型之美,还能充分表现山光水色在时空瞬变中的神采。他怀着诗人的情愫,紧握画师的彩笔,使简洁优美的诗句能同时显示千里山河的绝妙画境,使得诗画相互沟通;他通过诗画的融合相通,绘制绝妙的山水景象,使他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的情趣和意趣。

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融合,达到了完美结合的诗画意境。而能达到这种高超的艺术境界,全系于一个“情”字。诗也好,画也罢,王维都注一“情”字。没有情,虽有诗意,不会感人;纵有画意,也不会感人。只有倾注感情的诗画作品,才会真正地打动人。王维将情感倾于诗画之中,并以情感将诗和画有机地维系在一起,呈现给人诗情画意融于一体的审美境界,使他的诗画作品中带有明显的动静结合、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色。

王维的诗画之所以能完美融合,重要一点就是王维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王维信奉禅宗,注重人自心的修养,并且崇尚自然。王维首倡“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之说,就是认为以简素的水墨最能表达画家的心境,自然之性是最为重要的,画家求索自然之性,才能引起对自然景物的审视和摄取的重视。诗中之画,是道心显现的结果,是观察自然体察万物的结果,是人自心向自然之外化的过程,是两道合一,物化为我的过程。不管是诗中之画还是画中蕴含的自然真实而生动的诗,都能表达一种真切、自然的“静、远、淡”的特征。

王维诗与画的融合,使中国画的思想情感、寓意更加豁达、深远,增添了艺术趣味和审美意趣,在艺术境界上更上一层楼。诗与画在意境与形式上的完美融合,达到了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地,使中国山水画在唐代进入一个自由的新天地,为五代两宋山水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诗画并妙的王维,他把中国的诗画艺术发展的那么完美,那么淋漓尽致。欣赏他的一首山水诗,眼前仿佛呈现一幅山水画;观看他的一幅山水画,彷佛隐隐地吟出一首山水诗,可见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功底何等深厚,造诣何等精深,诗画融合带给人何等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陈铁民:《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

[2] 张福庆:《唐诗美学探索》,华文出版社,2000年。

[3] 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程至的:《绘画 美学 禅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5] 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6] 洪再新:《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

[7] 郑午昌:《中国画学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篇9

思维的深刻性,是指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唐诗中有一些咏史怀古的诗歌在这方面会给我们不少的启示。下面举例说明:

西施

罗 隐

家国兴亡自有时,

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

越国亡来又是谁?

中国古代有“女人是祸水”的看法,多把误国、亡国之过诿于女色。罗隐是晚唐的一位诗人,他在这首诗歌中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西施是春秋时代越国的美女,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作战失败,将她送与吴王求和,勾践从此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最终把吴国灭掉。一般人便将吴国灭亡的原因归罪于西施。但这首诗一开头就表明吴国灭亡有其自身深刻的原因,不应归罪于西施。然后反问道,如果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罗隐的这种联系时运分析国家兴亡,反对“女人祸水”陈腐历史观念的认识无疑是由他思维的深刻性所决定的。

思维的灵活性,是指思维活动的灵活程度,善于从不同角度与方向思考问题,作全面综合的分析。请看:

放言五首(其三)

白居易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是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其时二人皆前后被贬官,感情相通,故写诗相应和。诗开头说告诉你一个解决怀疑的方法,不要相信那些占卜之术。要知道事物的真伪优劣只有让时间来检验。周公辅佐成王时有人怀疑他有篡位野心,王莽在未篡位时假装谦恭蒙骗了不少人,假如当时他们死了,他们一生的真实面目又有谁能够识别呢?这首诗寓哲理于形象之中,以具体事物来表现普遍规律,用通俗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道理:对人对事要全面分析,要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而不能凭一时一事就下结论,否则就会好坏不分,遭受诬陷的人则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思维的独创性是指思维活力的创造精神,或叫创新性思维。下面举例说明:

劳劳亭

李白

天下伤心处,

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

不遣柳条青。

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写这方面的诗作很多。李白这首诗却不像其他诗人写折杨柳表达送别之情,而是写春风好像深知人间别离之苦,不忍看到人们折柳送别的场面,故意不让柳条发青。这种出人意外的巧妙构思就是思维的独创性。

思维的批判性是指思维活动中独立分析和批判的程度,反映的是能否独立思考,还是循规蹈矩。唐诗中许多诗歌对时政的批判是十分大胆的。例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尖锐揭露了安史之乱来临时贫富极度悬殊的社会现实。再看下面这首唐诗:

悯农二首(其一)

李绅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李绅是中唐时期的诗人,很受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影响。这首诗赞美了农民的辛勤劳作使荒地变良田,迎来粮食的大丰收,但到头来却两手空空,得到的是饿死的结局。唐代诗歌有许多都具有这样深刻的批判性和敏锐性。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篇10

一、唐代山水诗歌的文化土壤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为唐代山水诗歌沉淀了丰富的文化土壤。唐代的政治清明、经济发达这些良好的社会因素，为山水诗歌的大量出现创造了条件，文人无须为生计而苦恼劳累，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游山玩水，从事诗歌创作。比如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就展示了大唐盛世的昂扬向上、勃勃生机。社会的大环境为当时的文人们纵情山水创造了经济基础，唐代的诗人们因而有了大把的休闲时间，有了恬然淡定的心境，从而能够寄情于山水风景，写出无关功利的审美文字。

孟浩然有诗云垂钓做磐石，水清心亦闲(《万山潭作》)，此时，诗人虽然仕途失意，但依然能够在山水的宁静淡泊中抒发自己的志向与情怀，山水风景处于俗世之外，远离了喧嚣的人生和世俗的尔虞我诈，诗人仕途不得志的心灵创伤能够得到修复，能够获得来自山水的精神慰藉。因此，有人这样评说，唐代的文人无须为个人生计所忧愁，无须为政治前途的黑暗而苦恼，他们无须通过隐居山野来排遣心中难以表述的隐痛，也无须用歌颂山水来抒发内心深处的忧伤与决绝，他们生于千载难逢的大唐盛世，他们的山水诗歌相比前辈，显得明快而温和。

唐代文人之所以能有大量的山水诗歌作品，经济的发达、社会的稳定以及文化的繁荣等多重因素缺一不可。在崇尚诗歌文化的环境中，文人们都寄希望于作品展示来达成个人的政治理想，许多文人在科举考试之前，都会去灵山大川、山林古庙采风，捕捉山水自然中蕴含的灵气，从山水风光中求得诗歌创作的启发，很多山水诗歌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创作出来的。

到了科举放榜之时，考取功名的文人们又会呼朋携友，到郊外的山水之间喝酒谈心、吟诗作词;落榜的文人心情低落，往往也会到山水之间寻求心灵的安慰，他们笔下的山水通常已经不是较低层次的排遣抑郁，而是上升到悠然自赏、与山水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无论是哪一种，文人们都与山水风景有了更加亲密的互动，互为可以倾诉理想和情怀的好友，大量优秀的山水诗歌因此而萌生。

二、唐代山水诗歌的特征

1.风格多变

唐代诗歌，意境是十分深远且丰富多彩的，创作意境处于变化完善之中，而在盛唐、中唐及晚唐的不同时期，山水诗歌又呈现出意境各异的多种艺术风格。王维生于盛唐时期，他的山水诗歌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一体的清净明秀的境界，在山水风景中寄托个人的情感，比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就是王维山水诗歌中的优秀作品代表，在描写山水自然清净美好的同时，诗人也寄托了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以及高雅圣洁的个人情怀。李白的山水又呈现出另外一种艺术风格，比如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境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清溪行》)，表现的就是诗人借山水慨叹人生，用眼前的山水美景引出心中的昂扬情操。

唐代是一个杰出文人辈出的朝代，唐人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山水诗歌，不同的艺术风格对应着深远而个性化的创作意境。刘长卿生于中唐，他的山水诗歌，简约精练，含蓄而冲断，他笔下的山水，大都是夕阳秋山、冷雨奇峰、高山哀兽以及荒野中的路人，带给人忧伤和肃杀的感觉，完全不同于盛唐时期山水诗歌作品的恬淡惬意及勃勃生机。白居易生于中唐，长于晚唐，其山水诗歌中更多地掺杂了诗人对日渐黑暗的社会现实的鞭笞，对人生的无奈，对大自然的浮想联翩等，这和盛唐时期王维等诗人不谈政治、寄情山水的山水诗歌的风格和意境有着明显区别，而和宋朝的诗歌更加接近。

2.情景交融

唐代山水诗歌，较为典型的特征是情中带景，景中含情，情景交融，正如王国维对唐代山水诗歌的评价文学中有二元，一曰情，二曰景。具体来说，唐代山水诗歌的情景交融又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是写景为主，抒情为辅，寓情于景。文人们把内心深厚的感情藏在山水风景的后面，诗歌描写的是写实的山水风景，虽不言情却彰显情谊深厚，比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诗中山是用绝来形容的，舟则是用孤来描述的，江雪是寒的。诗中完全没有涉及文人的个人情怀，只是描绘了一幅寒冷孤寂的景象，而文人自己的孤苦与寂寞却已跃然纸上，景就是情，每一处描绘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景色给人昏沉暗淡的感觉，折射的情感自然也是暗淡无华的，也因此，这首作品被誉为唐代山水诗歌中的精品，以清俊悠长、韵味深刻而著称，在简约的文字中表达出丰富的情感。

第二类是抒情为主，写景为辅。尽管山水景色描绘得不多，但是读者看来却如身临其境。比如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这首诗歌中，春日与天涯搭配，莺啼与有泪配合，美好的景象化为凄婉的情话，营造了一种春天即将逝去、黄昏悄然来临，花落莺啼的情景，把文人的情感融入景色当中，用景象来激发和容纳与之相衬的情感，凸显出强烈的情感张力，这种情感远远超出景色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的意境其实是诗人的心境。

第三类则景中有情，情寓于景。在这类山水诗歌中，抒情和写景完全融为一体。比如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就是这类山水诗歌的典型作品，作者李白把政治上的失意与低落，借助写景畅快地抒发出来，诗歌写山水良景，表达的是诗人心中的抑郁，情景相衬，相得益彰。

三、唐代山水诗歌中的山水情怀

1.用山水来抒发志向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就有借助山水来抒发个人胸怀、崇高志向的习惯。无论是巍峨险峻的山脉，还是奔腾不息的江河，都会带给人雄壮开阔的心理感受，在这样的壮美山水面前，个体的失意落寞都会显得微不足道，剩下的只有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人生的深刻反思。这种壮美，最容易激发文人们立志报国的慷慨情怀，面对如此壮丽的锦绣山河，谁又能自我放逐，不为黎民和社稷尽一份力呢?于是有了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望蓟门》)的佳句。面对祖国山水美景，李白留下了诸多美文佳句来直抒胸臆，比如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杂歌谣辞襄阳歌》)等，大气磅礴的诗句中，诗人惊世骇俗的才情跃然纸上。事实上，缺少了山水的培育和启发，文人的情怀就失去了源泉和基础。在诗仙李白笔下，咏叹山水与抒发情怀完美融合，彼此辉映，山水诗歌化，自然唯美化，这样的山水诗歌才能成为最为华美动人的艺术篇章。

2.用山水来表达心情

在唐代，很多文人为了逃离现实、隐匿遁世而游离于尘世之外，他们有着超脱世俗的淡然心境，因而表现出一种不畏权贵的高贵气节，这种情怀在山水诗歌中多有体现。为了实现浪漫的人生理想，诗人们在山水之间涤荡灵魂、陶冶生命，与大自然形成了深刻的默契，也从山水间获得了大量的灵感和创作的素材。比如王维、孟浩然等唐代诗人的诗歌作品，都是通过描绘优雅安静的山水风景来抒发宁静平淡的心境。以王维为例，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这样的诗句可以信手拈来，这样的文字让诗人能逃离于世俗之外，也表达出了诗人对趋炎附势、热衷权势之人的鄙夷，是一剂享受山水自然之美、清凉心脾的良药。王维等山水田园派的代表诗人，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等前辈的庞然气象，而且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3.借山水寄托忧思

唐代的文人喜欢将山水进行拟人处理，与之交流感情，借山水来寄托细腻的情感。较为典型的诗句有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诗人们在山水中寄托的情思，有欢喜，有淡然，也有悲愤和哀伤。在诗人们眼中，山水是通人性、有灵性的，更能抚平自己心中的哀伤，寄托心中的愁思，承担心灵的压力。山水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力量，能够坦然接受文人们的喜怒哀愁。

4.借山水以悟道

在山水中，诗人们可以领悟深刻的人生道理。在文人们眼中，玄机、禅机都是奥妙高深、无法言表的，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伦理经验，而山水自然更是由于变化多端，可以让诗人们从中体会最深刻、最奥妙的禅机，儒家所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正是阐明山水与悟道之间直接而微妙的联系。山水诗歌往往能够通过具象的阐述来映射作者的主观看法，正如当代文学领域所说的哲学观望。中国传统的哲学之道讲究以小望大或大中见小，这种观点在唐代山水诗歌中也有所体现，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入山寄城中故人》)，由此可见，唐代文人一直注重对山水自然中蕴含的哲理的探索和追求，并将之体现在诗歌创作之中。

唐代文人借山水以悟道，还体现在山水诗歌中借鉴的道家思想理论，比如有些文人选景时更愿意选择丑的山水景象，如韩愈倾心峥嵘的奇山，孟郊中意枯黄的草木，他们更倾向于奇在诗歌的遣词造句方面，很多唐代山水诗人热衷怪语和奇境，用怪奇来渲染语境、感染读者。这和道家的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