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十篇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1

摘要：孙艳红教授的新作《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根据“词为艳科”和“要眇宜修”的本体特征，提出了词的女性化特征的内涵界定，以词的“女性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唐宋时期大量词作的剖析，勾勒出鹰宋词女性化特征演变的历史图景，是唐宋词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读后感触颇深，发人深思。笔者就其中关于词的起源、苏辛与词体演进的关系及著作的价值意义等问题，表述自己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关键词 ：词的起源 苏辛的“反动”词体的演进 词史研究力作

孙艳红教授的新作《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抓住了“词为艳科”和“要眇宜修”的本体特征，以词的“女性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晚唐五代词》和《全宋词》进行大量的文本分析，剖析女性化特征在唐宋词人作品中的不同体现，钩玄提要，以点带面，层层推进，探究词的内在特性——女性化特征在唐宋时期的历史演变进程。本文通过词的起源、苏辛的“反动”与词体的演进和词史研究力作三方面，表述自己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一、词的起源

在著作中，孙艳红教授把早期文人词放在第一章，把敦煌词放在第四章，并认为“早期文人词是由宫廷开始的”。这就涉及词的起源问题，即词源于民间还是宫廷。

木斋先生的《论盛唐声诗和绝句为唐曲词发生的前夜》《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和《略论词产生于盛唐宫廷——关于词的起源、界说和发生》等文章认为，词起源于盛唐宫廷，由李白首先创制。但是，纵观唐朝的历史、文学史和文化史，李白异军突起之后，宫廷词并无发展。按照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脉络，假若李白当时确实创作了《菩萨蛮》和《忆秦娥》，宫廷应制词人为了迎合玄宗，应会竞相模仿，创制出更多的宫廷词，宫廷词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李白之后，除了张志和、戴叔伦、刘禹锡和白居易之外，几乎没有关于词人和词作的记载。从李白《菩萨蛮》和《忆秦娥》到《花间集》近二百年间，词人词作不兴，宫廷词尤甚，这难道不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一）民间文学传统与词的缘起

中国文学溯源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和原始歌谣，而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通过采集各地民歌和公卿列士献诗、经乐官加工整理、孔子删减编辑而成，体现了劳动人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心声。到汉代，成立乐府机构，采集民间歌谣，以观民俗政风。“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源起于上古神话和原始歌谣的中国文学，历经《诗经》、汉乐府以及南北朝民歌，其中始终贯穿着民间文学这一传统。而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定需要从前代的文学中汲取养料，才能形成和完善。而起源于民间的敦煌曲子词，无论从时间、内容，还是风格上都符合词的早期形态。

从敦煌藏经洞中得到的敦煌抄卷，“最早的为北魏太安四年(458)，最迟的为北宋至道元年(995)，这时北宋立国已三十余年了。”而敦煌词曲作者和创作年代没有定论，“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定年代最早的为五台山曲子《苏幕遮》大曲一套，约作于武则天末年；最迟的或是《望江南》（边塞苦）一首……则是后晋出帝开运间( 944—946)的作品。”从时间上看跨越唐五代数百年时间，但以晚唐五代居多。

在内容上，敦煌曲子词涉及人生疾苦、羁旅别离、隐逸、爱情以及佛道等许多方面。王重民在其《敦煌曲子词集》中说：“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瘾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把他所整理校录的五百四十五首词，分为疾苦、怨思、佛、爱情等二十类。从上可见，敦煌词的内容涉及面多，题材广泛，大量取材于民间。

关于敦煌词的语言和叙事风格方面，在《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第四章《敦煌词的女性化倾向》中，孙艳红教授通过对《全唐五代词》中收录的一百九十九首敦煌词为研究底本，对其中与女性题材相关的一百零一首词作进行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通过大量具体的文本剖析以及数据量化和统计分析，细密详实地论证了敦煌词的女性化倾向。书中对闺情词、恋情词和咏女词的剖析，无论是取材于孟姜女故事、反映民生疾苦的《捣练子》两首，反映征妇思夫的《送征衣》《洞仙歌》（华烛光辉）等词，还是反映女子悔嫁的《倾杯乐》《拜新月》（荡子他州去）和《南歌子》（悔嫁风流婿）等词，都体现了敦煌词叙事的直白、语言的质朴。对《鹊踏枝》（叵耐灵雀多瞒语）一词，“叵耐”“比拟好心来送喜”等口语运用的分析，立足于文本，层层剖析，令人信服。本章虽侧重于敦煌词的女性化倾向剖析，但扎实的文本论证、大量的数量统计和字词分析，也为敦煌词是词的初期形态以及其民间性提供了充实的论据。

（二）宴乐的通俗化与词的草创

1、宴乐的通俗化

词作为一种和歌而唱的文体形式，必定与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沈括《梦溪笔谈·乐律一》（卷五）的记载，音乐分为先秦的雅乐、汉魏六朝的清乐和隋唐宴乐，而与唐宋词配合的主要是宴乐。清乐作为“华夏正声”，主要用于朝廷的宗庙祭祀等庄重场合，不适合于宴饮等日常生活，所用范围狭窄，日益衰落。隋时在雅乐外置七部乐，后来发展为九部乐。唐时置十部乐，宴乐主要由西凉乐和龟兹乐组成，宴乐成为雅乐之外俗乐的总称。

随着唐代政局的稳定，唐代统治者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繁荣昌盛之景。国力的强盛、人民的富足，必然需要音乐的点缀；歌舞升平，载歌载舞，才是一片盛世景象。而宴乐为了适应社会的变迁和大众的需求，也开始进行通俗化和群众化的变革，正如徐连达在《唐朝文化史》中所述：“宴乐自先秦到南北朝，基本上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享受。到了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繁荣，只要有钱财，富就可以敌贵。主宾聚会，广开华宴已成为时代风尚。由此宴乐就具有以往时代所未有的通俗性和群众性而出现。”

2、宴乐与词的草创

隋唐统治阶层与胡夷少数民族本就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加之唐代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西域和边疆少数民族音乐大量传人中原，与本土音乐结合，就产生了隋唐宴乐，而胡夷之乐就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胡夷之乐节奏鲜明、声调铿锵有力，适合于宴饮歌舞，传人中原以后，作为其新形式的宴乐，便很快在民间受到欢迎，成为民间通俗歌曲。“此类民歌多带有和声，把和声引入到宴饮酒令中，因旧曲别创新声、新舞，歌舞加上和声，使宾主们在歌舞欢娱中得到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宴席上的气氛和场面更加欢乐愉快。”

宴乐的和声应用于酒席歌宴的歌舞曲子之中，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在词曲中就需要加入衬字。“唐圭璋先生《敦煌唐词校释》曾立初期词说七条：有衬字，有和声，有双调，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题名。”而这就符合了词体初期的有衬字与和声的特点。

宴乐的“和声”应用于酒席歌宴的歌舞曲子之中，必将打乱原有的整齐划一的歌谣曲子（声诗），产生更利于情感表达、句式长短不一且能随宴乐和声而唱的曲子词。这也就产生了最早的曲子词，它已具备词长短不一的句式特点和依声填词的词体特征。而从这一点来看，敦煌曲子词无疑是词草创阶段的产物。

（三）词源起于民间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敦煌曲子词作为词的早期形态，无论从作品的创作时间、题材内容以及艺术风格都说明，它是从民间文学中脱胎而出的。而随着隋唐宴乐的通俗化和“宴乐和声”在宴席词曲中的应用，词作者一定会在词曲中加入衬字，以便符合曲调、和声而唱。有衬字和和声正是词的初期阶段的特征。而早期文人词如唐玄宗的《好时光》、李白的《清平乐》（禁庭春昼）和《连理枝》（雪盖宫楼闭）等词中，并无衬字。按照文体发展的规律来看，在词的草创阶段，为了与音乐配合演唱，一定需要加入衬字来和曲调，在此过程中词才会得到发展和完善。而前述唐玄宗和李白的词作并无衬字，相比敦煌曲子词来说已经成熟了很多。此外，存在争议的李白词作《菩萨蛮》和《忆秦娥》，从其语言风格、词境意蕴和艺术手法来说，真可谓千古独绝，可比肩于李后主及晏、欧诸公。太白纵有旷世奇才和仙人的气魄胸襟，也不能跨越词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没有前人创作和尝试的基础之上，平地起高楼，使词的发展达到如此高的阶段。

综上，无论是从敦煌词的民间性，还是从隋唐宴乐与词的缘起的关系来看，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词从中国传统民间文学中汲取养料，在隋唐宴乐的通俗化和大众化进程中，由民间歌伎和乐工在酒筵歌席的表演活动中不断进行尝试和改进，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早期词——敦煌曲子词，并在此基础上，最终经过宫廷文人之手而臻于成熟和完善。因此，词起源于民间。

二、苏辛的“反动”与词体的演进

苏轼才华横溢，屡遭贬谪，却愈挫愈勇，以诗人词，通过词作来抒发自己的博大胸襟和旷达情怀。辛弃疾饱含报国之志，却终生未被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通过词作来抒发自己功业难就的愤懑与不平。此二人的豪放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是词人对以往“诗庄词媚”传统的“反动”。

在《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第九章《健笔柔情：苏轼词的女性化特征》中，孙艳红教授通过对苏轼的五十一首歌妓词、三十四首相思闺情词、二十七首妻妾词以及二十二首其他女性词进行了文本分析，总结出苏轼对传统女性化词风的继承和新变。此外，还通过对《定风波》《鹧鸪天》《江城子》《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等豪放词的解读，剖析其豪放旷达词中的女性柔情，虽豪放却不失温婉情怀。

综上，通过对苏轼一百四十余首词的剖析，总结其女性题材词对前人的继承和革新，论证了苏轼词虽有豪放旷达的“反动”，但其豪放旷达之中渗透着女性柔情的点缀，最终概括出苏轼词“健笔柔情”的女性化特征。

在第十五章《阴柔刚健：辛弃疾词的女性化特征》中，孙艳红老师通过对辛弃疾八十余首女性题材词的分析，总结辛弃疾在继承前代婉约词和苏轼豪放词的基础上，以文为词，用吟风弄月、抒发痴儿怨女情态的小词抒发英雄豪情和报国之志，扩大了词境，形成了阴柔刚健的女性化特征。

苏辛二人以豪放著称，其豪放词中不失女性柔情和温婉情怀，并没有脱离词的本体特征——女性化，而是对词的女性化特征的继承和革新，二人词作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影响了两宋词坛的发展。但是，苏辛屡遭贬谪，仕途坎坷，报国无门，二人无疑会受到中国文人“发愤著书”传统的影响，通过自己的诗词来表达“不平之鸣”，通过立言来达到不朽。特别是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在抒发英雄报国无门的愤慨和不平以后，还需要“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需要红粉知己的理解和安慰。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通过苏轼以诗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改革和创新词学传统，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苏辛在继承前代词的基础上，改革词风，扩大词境，发展了词的豪放向上一路，却没有打破词的本质特征——女性化，而是在继承词的女性化特征的基础上，为词注入了新的特质和内容。因此，苏辛虽对词体进行“反动”，却在词的本体内进行新变，词作刚柔相济，推动了词体的演进。

三、词史研究力作

《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是孙艳红教授把性别诗学与唐宋词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曾昭岷《全唐五代词》和唐圭璋《全宋词》为底本，以词人和词派为单位，对大量词作进行分类，对每类词作进行数据量化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每一词人和词派的女性化特征，论据充足，论证充分，令人信服。在著作中把每一位词人的女性化特征都用四个字进行概括，准确凝练地剖析出了每位词人的风格和特点，总结得恰到好处，每每读来，令人颇有意犹未尽之感。由此可见，作者对唐宋词文本的充分把握和深厚的词学涵养。

此外，在书籍出版的过程中，孙艳红教授仔细校对书稿，多次进行删减和调整，还利用参加词学会和各种学术交流会的机会，与多位专家和学者交流探讨．对书稿进行修订。在给我们研究生上课时，孙艳红教授积极引导我们对书稿进行讨论，鼓励我们提出不同意见。书稿出版以后，孙艳红教授一直注重听取学术界各位专家和学者的意见，希望尽快对著作进行修订。刚出书就努力进行修改和补订，使我们看到了孙艳红教授治学的严谨，对学术事业的敬重。

总之，《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是孙艳红教授以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为视角，结合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经验，多年致力于词学研究的成果。它勾勒出唐宋词女性化特征演变的历史图景，是唐宋词词史研究的又一力作，为我们进行词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大量的文本数据资料，有力地推动了词学研究的发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2

     中唐固然没有李白、杜甫那样“集中地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诗人，但中唐文学的总体成就，绝不逊于盛唐。在诗学风格上，呈现“尚意“的总体特征。这对于文学自觉的魏晋“尚情”的诗学理式而言是一较大转变，由此，开启了宋代“尚理”的诗学特征。明代陆时雍云：“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异好详。”又云：“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秀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异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①比之盛唐，像是人到中年，思考多了，风华少了。诗歌往往以意取胜，但元气不及盛唐挥洒自如、酣畅淋漓。这与动荡的时代环境、佛禅新变的氛围、以及文人自身的境遇都有很大关联。

政治因素无疑对中唐诗坛是最大影响因素。从“永贞革新”到“熙丰变法”，由中唐到宋代均以失败告终。永贞革新是以改革大历、贞元以来苟安姑息的弊政为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人民的政治活动，故，虽昙花一现，但留在士人们心灵上的希望却经久耐磨。永贞革新集团的要人如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尤其是刘、柳，他们早年热衷于政治活动，把文学看做余事，但永贞革新失败后，他们远贬荒州，并遇赦不得量移，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们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创作，以求得政治生命的补偿。因此他们被贬折后的创作，完全是政治上绝望后的孤愤、哀鸣，也有激愤与抗争。他们的文学成就，是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结果。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诗风，与刘禹锡“诗多怨刺”的特点，无一不与他们“英雄失志”的身心境遇有关。政治的变化使得文学精神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但留在文人心中的希望还在，因此元和文学就充满了革新精神，成为中唐文学中辉煌的一段。经历了甘露之变后，由于文人全身远祸的心态，整个晚唐文坛反应政治与社会的作品锐减，人们热衷于对细腻的内在感情的挖掘与玩味，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逐渐增多。形成了晚唐特殊的贾岛现象。

禅宗的发展到了中唐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动。中唐之时，洪州禅一枝独秀，它所引领的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在当时的文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思想已经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平常心是道”的境界。不需时刻想着清规戒律，而是将人性与佛性等同起来，这对于文人参禅风的大兴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格局的动荡，文人命运的未知以及儒学的日渐式微，使得文人士大夫更易选择佛禅作为自己的精神依傍，以此寻求心灵的超越弥合不得志的迁折人生。白居易在《醉吟先生墓志铭》中写到：“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②将洪州禅的精神与他素所信奉的老庄道家哲学融合为一，在自己的生命途程之中实践着这一新的禅风。可以说诗文中显现的这种禅风的驳杂也昭示出当时文人创作时广征博取、归于文学本体的发展趋势。文学在此，向其纵深处探寻出路。

再来具体分析“尚意”的诗学总特征。“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③就诗歌的美学理想而言，“四杰”、陈子昂、李白等初盛唐的诗人多追求一种宏阔劲健的美学风格，以抒写盛世豪情和个人激昂的人生理想。追求魏晋风骨。再从创作机制上看，魏晋到盛唐，更多的强调“感物而动”的即时抒写与表达。即：自然景色感动了诗人的情感，随即触发了诗人创作。而转入中唐，诗人们开始着意于内心的体悟和韵味的追求，理论也渐趋深微，精致玄远、以典丽、含蓄为特征。

以皎然的《诗式》为示例。皎然的诗论核心是“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这是对唐诗和宋诗两种诗型的整合。将两极化的表达汇于沉思体味之后的抒写。这在中唐时期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人创作更多的对诗句的传意效果进行反复斟酌， 在物象的选择上，也更侧重于传递内心的一种思绪、积淀。似乎是在波澜壮阔的尽兴之余多了分闭目沉思的体味，读来更为厚重，沉潜。又如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这首诗写早春。摄早春之魂，给予读者全境式审美体验。诗人用文学的斟酌之“笔”描摹出早春那种似有却无的色彩。这是将万千早春之物象加以提炼的结果。再如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其四》）对于“沧海”、“巫山”的选择上，选取壮阔深沉的自然物象，以此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眷恋和热爱之深之切。

中唐“尚意”诗学中心论的转捩意义和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深远的。肇始于“中唐”的这种变化，使得文学的关注重心从盛世理想回归文学自身。削弱功利性的浮夸，增劲审美化的表达。放逐文学宏大气象的声势喧嚣，重构文学内部的结构、章法、意境和神韵。《百家唐诗序》中叶燮进一步从宏观的诗史演变角度指出：“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叶燮不仅认为中唐诗苑群才竞出，极为昌盛，而且认为中唐是五、七言诗歌发展史上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诗人创作不再是整体的、宏观的、感物而动、即兴而发，而是转向对意象的提炼、斟酌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和个人经历的再创作，以此缝合自然景物和内心 历程的裂缝。诗学理论上，皎然的《诗式》力图矫正大历诗坛“复多变少”的衰颓局面，以实现诗学精神由“尚情”向“尚意”的过渡。增强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内涵，对文学自身做了一次更为纵深的挖掘。广义上说，更为唐型诗向宋型诗的变革做了铺垫。开启了后世以禅论诗之先河。其后，苏轼、江西诗派均以此论调，直至严羽《沧浪诗话》“通禅喻诗”，以致明代论诗均沿此评鉴。其次，中唐诗歌不断追求“文外之旨”，将诗道极致立于语言文字之外，影响了后世司空图、严羽、王士祯等，追求“神韵”的诗学理念成为中国诗学史上重要的一支。④从创作论的角度而言，中唐之始对物象的选取，即“取镜”，更多的讲求诗人个人经历而生成的创作经验与创作行为的深思熟虑，精心酌取。更多的，是让文学进一步的向自身窥探，以寻求还原文学性的原貌，打捞文学之精髓。

参考文献：

[1] （明）陆时雍《诗镜总论》

[2] 《白居易集》卷71[M].顾学颉校点本，第四册，第1504页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3

【关键词】魏征 事迹 史料

1 两种最原史始的资料

魏征作为贞观贤相，唐代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之史料应该是极为丰富的。首先应该指出，关于魏征生平事迹特别是其谏事的最原始资料包括两种，即魏征自撰之书和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1.1魏征自撰之书

《旧唐书》卷71《魏征传》有云：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太宗始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

可见魏征谏诤之事确实很多，仅太宗即位之初，就已多达二百余事，其一生进谏，更不知凡几。他还曾经亲自将其“谏诤言辞”录为一书，这应该是一部收录谏疏原文的书籍。后人所编《魏公故事》，当近于今本谏录，仅择其主要内容，字数尚多达“凡数十万言”，如果这部书是收录其所有谏疏，卷数应该很多。但两《唐志》所著录的魏征《谏事》仅有五卷，如果这就是史传所说之书，应该是选编重要谏疏而成，而不会是所有谏疏的汇编。

1.2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唐代设立史馆，负责纂修实录、国史，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本朝史书。《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著录的国史有“《武徳贞观两朝史》八十卷，长孙无忌、令狐徳棻、顾胤等撰。吴兢《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国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起居注类著录的唐高祖、太宗实录有“《高祖实录》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龄监修，许敬宗删改。《今上实录》二十卷，敬播、顾胤撰，房玄龄监修。长孙无忌《贞观实录》四十卷。”据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的记载，还有许敬宗在八十卷本基础上增加二十卷的百卷本国史，武周长寿中牛凤及重新编撰的记事起于武德、终于弘道的《唐书》一百一十卷。诸书在唐代流传之久暂广狭不同，有些甚至只是根据一些传材料著录的，根本就没有通行过。如所谓吴兢《唐书》一百卷，实出误解。《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说：“先是，左庶子吴兢旧任史官，撰《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书未成，以丁忧罢职。至是，上疏请终其功。”《新唐书?艺文志》即据此著录。其实吴兢《国史》在编撰过程中，监修国史萧嵩曾奏取六十五卷，死后其子又进八十余卷，应该都不是定本。韦述曾说：吴兢“别撰《唐书》一百一十卷，下至开元之初”。很可能正是韦述将这两次取进的吴兢《国史》合在一起分为一百一十卷，又在此基础上续撰三卷，成为《国史》一百一十三卷。《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安史之乱平定以后，韦述将其献于朝，后经柳芳等人先后增补，成为一百三十卷的《国史》定本。

唐代实录、国史中记载许多魏征事迹，不仅是就魏征在唐史中的地位和实录、国史在唐代史书中的地位所作的简单推断，也可以从两个具体事例得到证明。一是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载魏征事迹言论，而这部书主要即据实录、国史摘编而成，陈寅恪先生甚至说“《贞观政要》即《（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二是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引用《实录》，不少条目都涉及魏征，特别是有几条与《魏文贞公故事》同时引用，更说明二者的记载有同有异。

唐代实录、国史的编纂，始于唐太宗时期。高宗以后，不但国史经过多次改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也经过许敬宗等人篡改，但关于高祖、太宗时期的史事，大体可以视为太宗、高宗初年的记载。因此，其中记载魏征事迹言论的部分，比魏征自撰之书略晚，却比后人相关著作要早，后人著作应该参考过实录、国史。

2 对《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几种魏征传记史料略作介绍

魏征自传之书在《旧唐书·经籍志》中有所记载，即子部杂家的《谏事》五卷，题魏征撰。此外专门记载魏征事迹的书籍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则著录了六部之多，即史部故事类有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刘袆之《文贞公故事》六卷、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史部杂传记类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子部儒家类有《魏征谏事》五卷。而现今传世的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北宋时的两种目录中并不见记载。笔者对《新唐志》所载几部书籍作简要介绍。

2.1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敬播传》说：“敬播，蒲州河东人也。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寻授太子校书。史成，迁著作郎，兼修国史。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凡四十卷。”敬播是唐太宗时期参预编纂实录、国史的主要史臣之一，应该是在修史过程中，接触到大量关于魏征生平的史料，就同时编撰了此书。这部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宋代以后除郑樵《通志·艺文略》据以转录外，其他公私藏书目录都没有著录，可能早在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失传。从书名中“传事”来看，应该是一部以记事为主的传记性史书，只因多涉朝章典故，而被著录在故事类。

2.2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

《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说：“刘祎之，字希美，常州晋陵人……直昭文馆。俄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上元中，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余篇。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时谓‘北门学士’……除中书舍人……俄拜相王府司马，检校中书侍郎……后既立王为帝，以其参奉大议，愈亲之，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垂拱中……赐死于家，年五十七。”刘祎之在睿宗初次即位时，当过很短时间的宰相，后被武则天所杀。他编撰《文贞公故事》六卷，应该是上元（674—675）年间，在“论次新书千余篇”之内。所谓“论次新书”，就此书而言，很可能是指在敬播五卷书的基础上，又从改编之实录、国史及民间杂书中采摭材料，增加一卷，而成为魏征传记新书。那么自然刘书一出，敬播原书很快就亡佚了。这部书除《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外，还见于其他书目著录。《崇文总目》传记类载：“《文正公故事》三卷，刘祎之撰。”《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载：“《魏玄成故事》三卷。”文贞公是魏征的谥号，宋代讳“贞”字，改为“文正公”，又或以其字称为“魏玄成”。三卷本很可能已是残本，《崇文总目》为藏书目录，著录实有卷数，《新唐志》为史志目录，仍著录其全书卷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唐代传入日本的古书，其旧事家著录《魏文贞故事》六卷，虽然没有题撰人，但卷数相合，应该也是刘祎之此书。

2.3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

这部书《新唐志》故事类著录在刘祎之书下，《通志·艺文略》转录，其他公私藏书目录不载，应该也早已失传。张大业的时代和生平都没有记载，应该略晚于刘祎之。武则天、唐玄宗时有张大素、张大安兄弟，著名于时，张大业或即其同族兄弟。

2.4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

王方庆，雍州咸阳人。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永淳中，累迁太仆少卿。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境内清肃。证圣元年，召拜洛州长史。万岁登封元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转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后以老疾，授麟台监修国史。寻兼检校太子左庶子，进石泉公。长安二年（703）卒。《文贞公事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又《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著录“王庆方撰《魏征传》一卷”，“庆方”二字当为“方庆”之误倒。《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作“王方庆《魏玄成传》一卷”。“事录”与“传”意义相通，卷数又相同，应该是同书异名。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曾经引用“王方庆《文贞公传录》”，这个书名正好介于“事录”向“传”过渡的中间阶段，可以很好地说明这部书的书名变化过程。

2.5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

此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著录。“故书”不知是否为“故事”之误。又日本藤原孝范《明文抄》卷一《帝道部》上、卷四《人事部》下、卷五《武事部》引有《魏文贞故事》，卷二《帝道部》下引有《魏文贞政书》。（据孙猛先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考证》书稿，未出版。）由于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曾传入日本，这几条佚文应以出于刘书的可能性为最大，“政书”亦为“故事”之误。但如果日本果真曾有“政书”流传，则很可能就是“故书”，政、故形近致误。

上述几部书籍都已亡佚，唯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传世至今，然此书北宋以前书目中都未见记载，南宋以后突然出现，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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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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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应麟.玉海[m].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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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兢传.旧唐书(卷102).

[11]王应麟.玉海(卷46).集贤注记.

[12]陈寅恪.元白诗箋证稿.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133.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4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女论语>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社会风俗。于云翰《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认为，地域文化差异的逐渐减弱，使城市风俗呈趋同态势，表现为日常习俗的趋同和语言、食品、日常用具、服饰及城市管理各方面的相近。区域社会习俗也受到关注。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通过对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春月节俗的考察，揭示了中西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交汇与融合。张萍《唐代的文身风气》(《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认为唐以前文身之俗仅流行于东南地区，至唐代始为中原大众所接受，并被视为一种美的追求、流行的风尚。王万盈《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唐宋刺青习俗是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孙立《魏晋南北朝饮茶饮酒之风》(《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对当时的饮茶、饮酒之风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罗新本《魏晋南北朝之风论述》(《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葛承雍《论唐代社会中的浊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风习作了探讨。刘达、辛向军《魏晋薄葬成因的考察》(《甘肃社会科学》l994年第1期)、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文博》1993年第5期)分别考察了魏晋薄葬和唐代厚葬风气的成因及其特点。王昌焕《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论述了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风尚。梁满仓《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民间祭祀的对象、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心态。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5

唐代兵制较为复杂。从兵制演变的角度看，存在着一个从府兵制向节度使兵制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是以士兵的职业化为中心，以士兵身份（或集兵方式）和统领系统为线索展开的。我们将前者称为府兵制时代，后者称为节度使兵制时代。

在府兵制时代，存在着多种兵员。从军队作用上看，有禁军、有到京师番上的府兵，有驻屯防戍的防人和镇军，还有专事征讨的行军；前两种是常备军，后一种属临时组建，而不上番和不从征行的在家府兵，则属预备军。从士兵的身份上看，既有府兵，又有募兵；前者是征点，后者是召募，因此这也是集兵方式的不同，但二者都有强制性。在行军和镇军中，既有府兵也有募兵，还有以力役的形式承担军事任务的民众，如防丁等。从军队的统领系统来看，府兵平时统于十六卫，行军则临时设行军总管，防人统于都督府，而镇军则成为由府兵制时代向节度使兵制时代演进的中介。从军队的编制上看，府兵平时的编制和行军的编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府兵是身份性的终身兵，但不是职业兵。当他服役时，需要自备一些军资，但当他不服役时，却不必向政府承担其它义务；同时，他们服役也有时间限度。逾期服役的府兵，虽然身份仍是府兵，但政府会对其超役时间予以补偿，这就使他们与募兵一样得到了政府的酬劳，使“府兵募兵化”了。“府兵的募兵化”是政府放弃府兵制的方式。于是，禁军也直接全部改成了召募。

随着国家军事形势的变化，驻屯于边地的军队日渐增强。承担这部分任务的军队，起初是由都督府统领的镇戍防人；此后在征服边地部族后，设置都护府或都督府对他们进行监管，这些都护府或都督府所统领的驻兵，我们称之为镇军或边军。再后，随着这些被征服部族的复兴，他们对唐朝边地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唐廷不得不增加镇军的数量和驻屯的地点（这些军队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行军结束后留下的屯防军队，另一种是面对边地形势的恶化，专门在某地设立的屯驻军队），这些军队突破了原来都护府或都督府的统领范围，出现了单独的编制，这就是军、镇、守捉、城等。为了加强彼此的配合，充分发挥其作用，唐廷以划分防区的形式，确立了这些驻屯军队之间的统属关系，形成了安史之乱以前的八个（后分为十个）边地节度使及其下属的军、镇、守捉、城，于是新的防御体系（各节度使之间的配合）和军队统领体系（节度使所统领的军、镇、守捉、城）最终得以确立。

无论是府兵制时代，还是节度使兵制时代，从军队的性质来看，都有中央军队和地方军队之别；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后，节度使兵制下本属中央的军队逐渐地方化。从士兵的种族来看，又有汉兵与蕃兵之异。

下面，我们就根据唐代兵制的构成和变化情况，对近五十年来大陆地区的唐代兵制研究作一回顾。因已出版多种相关论着目录，[1] 我们对成果不再一一罗列，仅就自己的理解所及，谈些认识；囿于见闻和理解，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 府兵制时代的兵制研究

（一） 关于府兵制

府兵，既是泛称也是专称。我们所讲的府兵制是专称，是指起源于西魏、北周，经隋代的变化而入唐的一种军事制度。它既表明这一制度下的士兵具有身份性，也表示这种兵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军队组织体系；同时，其内涵前后又有变化。在唐朝的府兵制时代，府兵制当然是兵制的主体，但还有其它相关制度与之配合，为其补充。府兵制渊源于西魏、北周，但唐代的府兵制纔是本文的重点，对其渊源的研究，祇在必要时作些回溯而不予展开。

关于府兵制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相关史料的补充和订正。《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各地折冲府的设置，《新唐书·兵志》又较为集中地记载了府兵制的各个方面，而《唐六典》、《通典》、《旧唐书·职官志》、《唐会要》、《新唐书·百官志》等记载典章制度的史籍中，也从官制的角度，谈到了府兵制的组织、设官、禄秩等。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对唐代兵制记载最为集中和系统的《新唐书·兵志》进行了全面梳理，考辨异同，定其是非，为进一步研究兵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学基础；其中卷一是对府兵制的笺正。[2]

折冲府的设置和分布，是最早引起学者注意的一个方面。劳格、罗振玉、谷霁光、岑仲勉等都曾利用金石、敦煌文书、时人文集等史料，对折冲府的府名、分布、数目进行了考订，证实了折冲府设立最多的地区是关内道，表现了李唐王室居重驭轻的政治意图。[3] 其中，对折冲府的总数和河北道的设府与否成为争论的一个焦点。[4]

另一方面，是对府兵制的渊源、流变、运作等情况所进行的研究；当然，这一研究的基础仍然是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和辨析。陈寅恪在《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中，[5] 首先揭示出府兵制渊源于鲜卑部落兵制，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由西魏制变为唐代制”，特别指出不能以后期的史料来认识前期的制度。具体而言，在军队统领上，是由鲜卑部落兵制下的酋长领兵制变成为君主直辖制；这一变化发生在北周。从士兵的身份上看，则是由兵农分离的职业兵，变成为兵农合一之制；这一变化发生在隋代。这篇文章点出了府兵制的关键之处，将府兵制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此后的研究，或许对他的看法存在着不同意见（如对府兵渊源于鲜卑部落兵制含义的论证，对兵农合一的争论等），或许对府兵制的勾勒更为具体，但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对府兵制的理解和认识大致不出这一范围。换句话说，此文对府兵制的研究具有质的推进，后人的许多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的量变。当然，这篇文章的范围是府兵制的前期，对唐代府兵制的情况涉及不多。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在对府兵制研究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对府兵制作了系统的勾勒，使我们对这一制度的了解更加清晰。可以说，这是一部府兵制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与此前的研究相比，特别是与陈寅恪的研究相比，他不仅勾勒了府兵制的组织系统，还强调了家兵部曲与鲜卑兵制的关系、北周府兵与乡兵的关系（乡兵是如何通过纳入府兵系统而中央化的）、府兵与其它兵制的关系（如府兵与禁军的关系）、隋后期府兵与内外宿卫军及中外军的关系、府兵制与军镇城戍及边兵的关系等，纠正了府兵制是隋唐惟一兵制的误解（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府兵制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跃进，可惜当时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同时，还指出了府兵制与地方州郡的关系等。总的来说，这部著作使府兵制的研究更为具体而深入了。[6]

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以后，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已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作为自己研究历史的指南，多从经济的角度来认识历史上的方方面面。研究者将府兵制作为上层建筑，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加以审视，是当时研究府兵制的一个主要方向（《府兵制度考释》也从经济角度对府兵制进行了思考，探讨了府兵制与均田制、赋税制的关系；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探讨了府兵制的职能等）。这样的研究，一方面为研究者认识这一制度提供了新的视野，但也过于公式化。比如，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府兵制，其经济基础就是均田制；府兵制的设置、破坏，都是由均田制的实施和破坏决定的。从逻辑上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但并不是说，上层建筑的一切变化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事实上，所谓府兵制的破坏，是政府为适应新的军事形势的要求，通过将府兵变成募兵的方式，放弃了府兵制。国家能够对上层建筑进行主动的调整，而不都祇是被动的接纳。

总之，陈寅恪之后的对于府兵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府兵制的渊源和演变，（二）府兵制的组织体制及其与其它武装力量和地方州郡的关系，（三）府兵制这一在中国古代史上颇具特色的兵制，其存在及崩坏的原因，（四）对唐代府兵制研究的加强。

敦煌、吐鲁番文书在府兵制研究中的应用，使我们对府兵制的了解更为具体，还印证或补充了相关史料的记载。史料中记载了府兵的主要职责是番上和征行、镇守，但对镇守的记载很少且很模糊。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7]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对西州府兵的检点、卫士所承担的征镇防戍之役作了全面勾勒。特别是对史籍中语焉不详的府兵的镇戍镇守（镇守分为两种，一种是军镇的镇守，一种是镇戍的镇守），即充当防人的服役情况，以及在此期间所承担的各种杂役的勾勒，尤为重要。另外，按规定，府兵需到京师上番宿卫，但文书中并没有发现当地府兵到中央上番宿卫的史料。唐先生特别点出了这一点，但未作论述。张国刚则认为府兵上番分为到中央服役和在当地地方服役两种。[8] 我们认为，张先生举出的府兵在地方所服之役，与唐先生所举出的府兵在充当镇戍防人期间所服的各种杂役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府兵番役的认识。

府兵的资装问题，史籍记载更为简略和原则；吐鲁番文书则提供了许多详细的情况。孙继民《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府兵装备》，讨论了府兵的马匹、器仗、资装等情况；[9] 陈仲安、张国刚等则对“府兵随身七事”也进行了考辨和分析。[10]

（二） 与府兵制相关的诸方面

府兵制无疑是唐府兵制时代的兵制的主体，但从兵员上说，府兵并不是当时惟一的兵员；政府常常通过召募结集军队，这就是所谓的募兵或兵募。

募兵是相对于府兵而言的。从集兵方式来说，府兵是征，募兵是政府出资召募，二者都具有强制性；从身份上看，府兵具有身份性，而募兵则不具有身份性，事毕放归，仍为百姓。唐耕耦较早注意到了这一问题，[11] 张国刚则对其行赐与资粮作了进一步探讨。[12] 但他们二位都强调了兵募制是既区别于府兵又区别于唐后期募兵制的一种独立的兵制。其实，唐前期之所以强调募，主要针对的是府兵；唐后期的士兵无论是长期服役还是短期服役，都是由募而来。士兵服役由短期而变为长期乃至终身，是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与上述相对于府兵来讨论的募兵并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至于唐后期“兵募”这一名称已不易见，是因为这一时期兵士都是由募而来，而且对他们有了固定的称呼，即“健儿”；这并不涉及制度的变化。

其次，府兵是轮番服役，且以防戍为主。正在上番的军人，总数不过十几万人。遇有战事，即需临时组建军队，这就是所谓的“行军”。可以说，行军是府兵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较早注意并对行军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孙继民。他在1984年完成了《从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行军制度》；[13] 此后，在一系列有关行军研究的文章的基础上[14]，出版了《唐代行军制度研究》一书[15]。该书对行军的统帅、军将及其僚佐，行军的编制、兵种，行军的侦察、预警，战略战术、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考述。这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所作的第一次系统周密的研究。他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行军所作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在其《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第三编与行军有关的文书”中。

敦煌吐鲁番文书也提供了许多行军个案及相关细节。唐长孺《唐西州差兵文书跋》对金牙道行军总管命令地方结集兵员的情况进行了考释，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指出垂拱年间随着军事形势的渐趋紧张，兵员也渐感不足，按常规征点府兵和白丁从军已不足应付当时的战局，为此，他们要求征发本不应参与征行的三卫。垂拱年间成为唐前期兵制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16] 还有不少利用文献对文书中所出现的具体行军个案进行过勾勒和稽考，但总的来说，对文书的考释超过了对行军本身的研究。

既非府兵，又不经政府召募，而是以徭役的形式承担军事任务的人，就是防丁。唐长孺在《敦煌所出郿县尉判集中所见的唐代防丁》中，对此作了讨论。[17]

二 节度使时代的兵制研究

唐前期存在一个府兵制向新的兵制演变的过程。唐长孺是首先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的学者。他把这一变化过程概括为从府兵制向军区的演变，这不仅打破了人们对府兵制的理想化的理解，指出了军区（即军镇守捉）的成立更有利于完成军事任务，而且打破了将府兵制视作唐代惟一兵制的误解，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唐代兵制的认识。此后关于唐代兵制演变的研究基本上是顺着这一思路来进行的。 [18]

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对府兵制、节度使兵制的内涵作了明确界定，以士兵身份和军队统领系统为线索对其间的演变轨迹作了勾勒。特别是点出了“府兵的募兵化”，认为所谓府兵制的破坏，实际上是政府在新的军事形势下，对府兵制的放弃。均田制是府兵制成立的前提，但并不是它破坏的原因（政府放弃府兵制时，均田制还没有破坏到连府兵制都无力支持的程度）。在统领系统上，则经过了从都督府到都护府再到节度使的变化。[19]

对这一变化，许多学者归纳为从行军到镇军。这是从军队作用的发挥形式着眼的。这确实是军制转变的一个方面，但却忽略了军人或兵员本身的变化。同时，并不是所有的镇军都是由行军变化而来的，如镇戍防人，如都护府所统领的军队，如平高昌后调往镇守的军队等。岑仲勉就直接视之为废府兵制之后出现的“边兵”，而没有把它视作与府兵制有内在关联的变化。[20] 因此，这一概括不够全面和准确。

所谓节度使兵制下的军队，就是藩镇军队。军队的性质前后有很大变化，即由国家的军队一变而成为地方的军队；其契机就是安史之乱。[21] 对藩镇以及藩镇军队研究最多的是张国刚。他关于藩镇分类、兵变等问题的研究，对后来正确理解唐后期的所谓藩镇割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成果都收集在其《唐代藩镇研究》论集中。[22] 他在《唐代健儿考》中，对藩镇军队的士兵待遇和家口粮作了很好的勾稽，[23] 打破了士兵为争得对家口的供给而要进行兵变的认识。[24] 《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对严耕望所未考或所考未详者作了考证，主要有都头（都知兵马使）、兵马使、同兵马使·散兵马使·同散兵马使、十将、散将·同十将（同正将）·同副将·同散将、押衙（牙）、虞候、教练使等。[25] 在《唐代藩镇的军事体制》中，指出了藩镇军队包含三个部分，即驻守于州的牙兵、各个支州支郡的驻兵、各县的军镇等。[26] 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对唐代方镇的文职僚佐进行了稽考编年。[27] 这虽然不是对制度的考察，但这一工作却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三 其它方面

唐代兵制的一些方面是通贯有唐一代的，或者说，是兼跨府兵制时代和节度使兵制时代，虽然也可能因兵制时代不同而内容有异。比如蕃兵、团结兵、军事武器、烽燧制度等。

在兵员的民族成分上，除汉人充兵外，还有大量的游牧部族参与了唐廷的军事行动，这就是所谓的蕃兵。但同是蕃兵，他们之间又有区别。一种是保有其部落，而且也未必降附唐廷；另一种是不仅归附唐廷，而且不再有部落的组织形式。[28] 同时，唐前期还有一种见诸史籍的“兵员”，就是城傍或城傍子弟。

方积六在讨论团结兵时，纠正了日本学者认为城傍是团结兵的看法，指出他们是因战败或主动归附而迁入唐境的北方游牧部族，因此，他们主要是在河北、朔方地区，时间是在天宝年间以前。他们不是团结兵。这是对城傍认识的一个质的突破。[29] 在此基础上，李锦绣不仅将因归附而被安置在军镇周围的“城傍”一一坐实，而且指出从武后时开始，他们逐渐被纳入到了边军的正式军额中，变成了唐廷边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过程完成于安史之乱中。至此，作为兵员之一种的“城傍子弟”已基本搞清。但她将“侧近军州”、“侧近人”等都视作城傍，则似嫌宽泛。同时，她从陈寅恪所提出的文化史观着眼，认为这部分人是造成唐后期藩镇割据的主要原因。[30] 这一看法，虽是对作为兵员的城傍研究的深入，但结论本身却有些简单化（陈寅恪以“胡化”来解释河北的割据，是把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控制与文化、民族差异等同看待，已使问题简单化了）。

至于以部落或种族形式参加唐廷军事行动的“蕃兵”，实际上并不是唐廷的兵员，而是向他们借兵而已，如帮助唐廷讨伐安史之乱的回纥等。[31] 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种军事制度。

从武则天时起，唐廷在地方组建属于民兵性质的地方部队，即团结兵。方积六对团结兵的数量、团练使与团结兵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辨析，纠正了日本学者的误解；并对唐后期团结兵情况作了描述。[32] 张国刚《关于唐代团结兵史料的辨析》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除健儿、彍骑之外的兵募、防丁、屯丁或土镇兵都是团结兵；这些人不是职业兵，不具有身份性，在役为兵，放役为民。两人对开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书中所提到的“团结”的含义有很大分歧：方积六认为是动词，而张国刚则认为是指团结兵。[33] 对史料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对团结兵人数估计的不同，从而决定了两人对“团结兵”之所指也有了分歧。我以为方先生的理解更为妥当。唐后期朝廷对军队进行过一次整顿，这就是《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所载：“其兵士量险隘召募，谓之健儿；……当上百姓，名曰团练。”此后，地方上民兵性质的军队就有了统称。当然，可能团结兵本身有一个从专称到统称的过程，因此也就有所指内涵不尽一致的情况，而不应一概视之。

与此相关，还有“子弟”，它是一种类似于兵役的役。有人径视之为兵役，而且认为这是兵役之一种。这种理解或欠妥，因为子弟在唐代并不是专称。只能说在“役”中，有子弟一项；虽然此役与军事密切相关。

唐前期在府兵系统之外，有独立的禁军。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军队的地方化，中央不得不再组建军队，这支军队就是以神策军为中心的中央直属部队。这支部队与其说是禁军，不如说它是相对于地方藩镇部队而言的中央部队；或者说是中央军队与禁军的合二为一。关于唐前期的禁军，唐长孺在《唐书兵志笺正》卷三中有所考证。唐后期的禁军因与宦权专权关系密切而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成果也较多，比如齐勇锋《说神策军》、[34] 贾宪保《神策中慰与神策军》、[35] 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等[36]。

关于军费支出，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和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都有论述。[37]前者过于简单，后者虽仅出版上卷，所叙述的只是唐前期的情况，却很详尽。但是，由于对兵制的情况认识不够，后者在叙述的分类上颇显纷乱。她将军费开支分作陇右监牧费、禁军及京师宿卫兵费和边兵费三类，在边兵费下又对军器、军粮、军衣赐、其它杂费分别作了叙述。在这四类开支之下，是将府兵、募兵、行军等混同叙述，这就使边兵与府兵的关系、行军与府兵·募兵的关系弄得非常混乱，从而影响了我们对唐前期不同兵员、不同费用的认识。

烽候制度与兵制密切相关。关于唐代烽候的情况，可参程喜霖《汉唐烽燧制度研究》中的唐代部分。[38]

四 结语

从研究的时间和过程上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府兵制为研究中心。最早是利用墓志等史料对史籍（特别是对《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折冲府进行考订和补充，此后则对府兵制的其它更为重要的方面更加关注，使府兵制的研究取得了质的进步。第二阶段是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注意到了府兵制之外的如募兵、团结兵等方面；节度使兵制也受到了注意（如健儿、方镇幕府等）。同时，还利用新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府兵制的一些细节和一些史籍记载不甚明了之处进行了勾勒和补订，取得了不少成果。

从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来看，已有的成果大致可分作以下几类。第一类成果是对兵制的某一个方面所进行的勾稽，比如劳格、罗振玉等利用金石等史料对折冲府的数目和分布地区所进行的考订（严格说来，这还没有脱离史料收集的范围）。第二类成果是对有关兵制的各种不同记载进行辨析，这种辨析是以对史料所记载的制度有相当深入的理解为前提，否则就不可能通过辨异同而定是非；如唐长孺对《新唐书·兵志》所作的全面整理。与此相关，就是静态地、个案式地恢复兵制某个方面的原貌，比如对兵募、团结兵、健儿等分别进行的勾稽。第三类成果是将兵制视作一个变化的有机整体，研究其演变的过程和契机，探讨其与其它相关方面的联系，比如陈寅恪《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对府兵制演变的研究，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对府兵制向军区演变的勾勒（对唐代兵制来说，《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的眼界更宽、范围更广）。第四类成果是把兵制放到唐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其意义，比如陈寅恪认为在府兵制时代，军府的分布和这种兵制本身所具有的兵农合一之制，是地方革命不易成功的原因之一。

从已有的成果看，对府兵制时代的兵制，研究得较为充分；对府兵制向节度使兵制演变的研究也较有深度；而对节度使兵制的研究，则还处在个案研究的阶段，缺少全面、综合性的研究。将兵制置于社会政治中来研究其意义，最为欠缺；但这方面的研究，与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全面理解密切相关，稍一不慎，就会牵强附会，或求之过深。

从府兵制的研究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出现补充了我们过去对一些问题知之甚少或模糊不清的认识，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基本史籍的基本记载。比如对行军的认识，对府兵制本身的认识，都因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出现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为我们认识的深化提供了条件。因此，我们以为，新史料对我们研究唐代兵制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但对唐代兵制总体的认识和理解来说，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隋唐史研究室编《隋唐五代史论着目录》（1990—1981），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胡戟主编《隋唐五代史论着目录》（1982—1995），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三编（1949—1976），中华书局，1995；卢善焕、师勤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09—1984），师勤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续编》（1985—1989），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印刷；郑阿财、朱凤玉主编《敦煌学研究论着目录》（1908—1997），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出版，2000；等。

[2]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

[3] 劳格《唐折冲府考》，罗振玉《唐折冲府考补》、《唐折冲府考补拾遗》，谷霁光《唐折冲府考校补》；以上四文均收入开明书店辑印的《二十五史补编》中。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第二十一节，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4]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5] 该文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三分，1936；后收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六节“兵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 何兹全撰有书评《读〈府兵制度考释〉书后》，刊《历史研究》1962年6期。后收入其《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7] 该文刊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着《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8] 《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刊《历史研究》1989年6期。

[9] 孙继民《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府兵装备》，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后收入其《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 陈仲安《唐府兵随身七事辨》，刊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张国刚《所谓府兵“随身七事”辨》，收入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

[11] 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刊《历史研究》1981年4期。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第二十一节中已注意到了募兵制，但他认为这是在府兵制废止后才出现的（“随废府兵而连带引起者尚有募兵、边兵两个问题”，第213页），而他所举的几个例子又都是太宗、高宗时期。

[12] 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刊《南开学报》1988年1期。

[13] 该文系武汉大学硕士论文，1984。

[14]《跋〈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队佐张玄泰牒为通当队队陪事〉》，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唐长孺先生在《唐先天二年（713）西州军事文书跋》中也涉及到行军中队的问题，但他认为他考证的这几件文书是在特定军事形势下的地方军队。该文也刊于《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15] 该书由台湾文津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张国刚撰有书评，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6] 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17] 载其《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18]《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刊《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9卷第1号，1948；后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究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二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1957。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第三编第三章“军事制度的变化”中再次出了更为系统的论说。

[19] 刊《唐研究》第一卷。

[20] 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第二十二节。

[21] 见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刊陈祖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2]《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23] 刊《中国史研究》，1990年4期。

[24] 胡如雷《唐五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刊《光明日报》1963年7月3日。

[25] 刊《学术月刊》，1989年7期。

[26] 刊《晋阳学刊》，1991年3期。按：以上各文均收入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中。

[27] 天津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

[28] 陈寅恪：《记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刊《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1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1982。

[29] 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刊《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1985。

[30] 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刊《学人》第8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后收入其《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31] 参张国刚《唐代的蕃部与蕃兵》，载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

[32]《关于团结兵的探讨》，刊《文史》第25辑。

[33] 该文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二。

[34] 刊《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2期。

[35] 刊《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

[36] 刊《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1995；后收入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6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核心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7

历史这门课程包罗万象。从内容上来说，传统的历史教学主要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但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对学生文艺素养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文学艺术的内容也经常出现于各类考题中。这部分内容在提高学生素质方面有它的优势，学生也乐于学习，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1.教师不重视

有这样一种现象，刚发的新书，学生首先津津有味去看的不是数理化，而是音乐、美术或历史书上的图片。在学校里，最受学生欢迎的也往往是这些艺术教师。但在历史课堂上，由于受专业的限制，大多数历史教师处理课本上的文艺专题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果任由问题发展下去，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教师不会上，学生也不乐意学。显然，这与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2.历史课变味

有些历史教师把历史课一会上成语文课，一会上成美术课。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愿意尝试这一非专业领域，但在实践上却脱离了这门课的历史特征。记得听一位中年教师的历史课，题目是《中国古代文学》。这位历史教师的语文功底是比较深厚的，领着全班同学背诵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很多作品，学生配合得很好，课堂气氛也很好。但一堂课下来，身边的一位听课教师问笔者：“这是一堂历史课吗？”笔者无言以对。脱离了历史特征的历史课，就不是真正原历史课了。

二、针对问题采取的措施

1.教师要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及广泛的阅读面

正如前面提到，历史学科包罗万象。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我们的教育对象也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科知识交叉的现象日益增多，历史会用到语文素材，政治会遇到历史素材……这就要求教师对相关知识有一定了解，做到言之有物。

2.注意课程的历史特征

什么是“历史特征”？有一位教师在讲宋明理学时，引用朱熹的《观书有感》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引出“格物致知”；一位教师引导学生感受印象派绘画特点（阳光下物像色彩变化）时，让学生认识到了当时光学技术的进步……诸如此类。简而言之，让所学知识找到在历史中的落脚点。

曾看过纪连海老师的一段视频，他指导学生从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分析总结北宋经济发展情况，角度新颖，论证有力。在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分析解读史料的能力。所谓论从史出，纪老师的这节课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日常教学中，笔者也尝试让学生解读文艺背后的历史。如，在讲中国古代绘画《笔墨丹青》时，笔者做了个课件，取名为《图说历史》，即通过绘画发觉其背后的历史信息。

（1）初识唐朝

教师出示《簪花仕女图》《五牛图》。教师提问：“猜猜看，这是哪朝的作品？”学生回答：“唐朝。”教师再问：“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学生回答：“《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服饰，仕女体态丰腴；《五牛图》中牛健壮有力，跟唐朝的国力相似。”

（2）细品唐朝

①介绍《步辇图》。这是初唐阎立本的作品。以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教师提问：“哪位是唐太宗？哪位是禄东赞？”学生回答：“坐在辇上的为唐太宗，左侧中间站立的为禄东赞（依据服饰判断）。”教师再问：“全图的焦点人物是谁？”学生回答：“唐太宗。”教师又问：“这幅图是怎么突出唐太宗这个焦点人物的？”学生回答：“以宫女的娇小衬托唐太宗的壮硕；以禄东赞的谦恭衬托唐太宗的威严……”教师最后问：“通过对唐太宗形象的刻画，体现了当时大唐的什么风貌？”学生回答：“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各民族友好相处。”

②学生合作探究。教师出示《送子天王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及相关文字资料。小组合作解决的问题：从图中你能得出哪些历史信息？小组合作的成果：《送子天王图》中唐人富于想像力，人物刻画生动；佛教在中原广泛传播，与本土文化融合（人物汉化），体现了海纳百川的大唐胸怀。《虢国夫人游春图》通过描绘杨家姐妹的奢侈生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化，更预示着大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

（3）梦回唐朝

教师提问：“根据已有知识，如果有一天你穿越到唐朝，你会看到些什么？你最想对统治者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学生的答案多种多样。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8

一、两次数百年分裂后的统一王朝与短命帝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 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 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 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不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荒淫残暴有如秦之二世、隋之炀帝者，也是极为罕见。秦二世，是以阴谋手段篡改遗诏，窃取大宝；隋炀帝，是以卑鄙伎俩夺得太子宝座，然后又弑父自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位暴君都不惜大肆杀戮宗室与国家干城，其手段之酷烈，令人发指。皇位甫定，二位暴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又都不惜聚敛天下之财力以供一己之用，导致天下民怨沸腾。在镇压人民反抗上，二人又表现同样的残忍与暴虐。秦二世，“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秦始皇本纪》）。隋炀帝甚至说：“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滥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隋书·裴蕴传》）。正是他们，使王朝前期的种种灾患迅速加剧，最终将锦绣河山尽数输于他人之手。

三、基本特征十分相同的秦末起义与隋末起义

发生在秦末与隋末的两次农民大起义，又具有着诸多相似的特征。

首先，促使这两场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暴政。秦与隋，都是仅仅只存在一、二十年的短命王朝，而且皆上承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土地兼并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秦末与隋末并不异常尖锐。

其次，起义军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暴政与暴君。秦末，陈胜、吴广和刘邦等人在起义前的舆论宣传都是：“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高祖本纪》）。此外，陈胜被陈地乡绅、豪强赞为“伐无道，诛暴秦”，刘邦则被郦食其当场点化：“足下必欲诛无道秦”（同上）。隋末，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包围东都洛阳之后，了李密撰写的讨炀檄文，揭露炀帝十大罪状以相号召，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

第三，两场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都是沉重的徭役和兵役。

最后，两场起义的参加者除以农民为主体外，都吸引了大量的旧贵族、旧官僚以及封建士人参与其中，因而带有全民的性质。

上述这些共同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它王朝的末年大起义中，很难全部看到，因而也带有着很强的特殊性。

四、秦隋制度建设成就及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

秦、隋二朝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前者，集战国时期制度变革之大成，建立了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县制度等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度，开二千余年封建主义专制体制之先河。后者，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之大成，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新型政治体制，从而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政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秦、隋所创立的制度体系，基本上被后起的汉、唐王朝全盘继承，这就是早已成为定论的“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这一历史说明，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其所须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以及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等，它们假秦、隋统治者之手而生，却不必陪伴秦、隋的夭折而亡。

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其中的相似还表现在制度的创建者与继承者的截然不同的命运上。作为制度的创建者，秦、隋都没有能够充分地享有自己在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皆短命夭折。而作为制度建设的继承者，汉、唐却在前人所建造的巨大基础上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治久安的国祚绵延。前者长达214年，（前206—公元8年）， 后者更是长达290年（618—907），在中国封建王朝国运短长的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四，并且籍新制度之功分别创建了中华民族最为辉煌、至今引以为骄傲的两个历史时代。历史假秦、隋之手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草创，又分别假汉、唐之手完成这个时代的辉煌，秦汉、隋唐之间这种王朝的接力，在中国历史上可称绝无仅有。

五、汉唐初年治国方针的清静无为与借武修文

汉、唐的创立者们在建国初年都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休息政策和偃武修文的施政方针。

西汉初年，奉高祖之命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陆贾深刻地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此，为国者只有以柔道治国，才能获得长治久安，即所谓“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新语·辅政》）。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持续长达七十余年，历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统治初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

唐代武德初年，李渊就提出了“安人静俗”的施政方针（见《全唐文》卷一《阅武诏》）。李世民即位后，进一步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他还以养病喻治国：“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魏郑公谏续录》）。对国家在恢复时期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唐初还制定了严禁大兴土木的法律，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非法兴造》）。此外，凡起人功，都必须向尚书省上报所使用人力的多少，否则也要“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使清静无为由方针、纲领完善成为制度与法规，从而也取得了其它封建王朝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战火废虚上的历代王朝，建国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由于汉、唐上承秦、隋暴政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极度凋弊，加上最高统治阶层能够在理论上对前朝之弊作出客观的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上又能较为严格坚决地予以执行，遂使汉、唐初期的无为而治不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封建时代两对治世典型与盛世典范的出现。

六、封建治世的两个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封建社会国祚延续较长的王朝，都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一次所谓的“治世”。在历代的“治世”中堪为典范、最为后人称道的又当属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的贞观之治。

作为封建治世的两大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在诸多方面又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大力提倡节俭自律。史载汉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书·文帝纪》）。露台之建，因为所耗约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便被文帝坚决罢去。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多次拒绝为他修造楼台馆阁，生前还将自己陵墓安排好，“因山为陵，容棺而已”（《资治通鉴》卷194）， 以防子孙的厚葬浪费。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贞观政要·俭约》）。在他的带领下，贞观时期的大臣，也都以节俭为荣。

其次，政府都能做到轻徭薄赋，节省民力。如汉文帝曾长达11年不收天下田租，景帝则只收田租之半。文帝将人口税和徭役都减到原先制定的1／3，景帝则规定，诸侯王葬，“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汉书·景帝纪》）。贞观时期规定，丁男每年只需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以用绢替代。太宗还先后减免全国或各地田租十三次之多。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百姓负担最轻的两个时期。

第三，国家政治清明，刑法宽松。汉文帝、景帝都十分重视治民以德，他们先后废止了宫刑和肉刑，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减轻笞法，颁布了令，使被笞者从此可以保全性命。文帝生平，“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汉书·刑法志》）。是以在他的统治期间，全国一年的案件甚至不过四百起，有“刑错之风”（同上）。贞观之世，太宗善于纳谏，能够广泛地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他任用宫吏“不私于党”，作到人人“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因此政治十分清明。太宗治狱，极力减轻刑罚，于贞观十一年制定的《唐律》，仅死刑罪名比隋代的《开皇律》就减少了163条之多。 他还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建立死刑复奏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冤狱的发生。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资治通鉴》卷193）。文景与贞观， 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最为缓和的两个时代。

第四，年丰谷贱，国富民裕。西汉初期，承久乱之弊，“米至石万钱”（《史记·平准书》）。文帝统治时期，则“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史记·律书》），“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唐武德初年，干戈未静，桑农咸废，米价一斗值一匹绢。贞观四年，米价便降至每斗四、五钱，十五年，米价甚至跌至“每斗值两钱”（《通曲》卷七），为中国封建社会创纪录之低价。因此，“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裕的两个时期。

最后一个方面的共同表现是百姓自爱，民风醇厚。由于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加之刑罚宽松，是以百姓都“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社会风气日益改观，“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纪》）。“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使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治世”景象。从这个角度上讲，文景与贞观，也应是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环境最为安定的两个时期。

以上五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评价一个王朝是否取得“大治”以及达到怎样水平的主要标准。而这些“治世”的标准，正是取法于汉之文景与唐之贞观的。

七、封建盛世的两大典范：汉武盛世与开元盛世

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四次公认的盛世，它们分别是汉武盛世（西汉）、开元盛世（唐）、永宣盛世（明）、康乾盛世（清）。其中堪称典范又产生巨大影响的，则非汉武与开元莫属。作为封建盛世的典范，它们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十分一致的特征。

首先，百姓富庶，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汉武之世，承汉兴七十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国家储备空前雄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一般百姓也是家给人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唐开元天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5230余万端疋屯贯石”，这个收入尚不包括“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通典》卷六）。社会稳定使人口获得巨大增长，“管户总8 914 790户，管口52 919 390”， 为有唐之“极盛”（同上卷七）。

其次，武功强大，疆宇辽阔。汉武帝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外事四夷：北击匈奴，雪七十余年西汉国耻；经营西域，首开丝绸之路大门；平三越，定西南，用兵朝鲜，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至大漠以北，西至中亚巴尔喀什湖、葱岭，南至支那半岛中南部，成为疆宇空前辽阔，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唐玄宗时期，面对边疆危机，果断地建立了大军区制，组织军事力量，征小勃律，克阿弩越，史称“拂＠①、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新唐书·西域传》）。虽不免夸大其辞， 然而其时唐帝国的统治疆域， “东至安东，西到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确为有唐之极盛。

第三，文治兴盛，文化繁荣。汉武帝统治时期，不仅“武功”卓绝，“文章号令”也“焕然可述”（《汉书·武帝纪》）。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畴咨海内，举其俊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种种“文治”之功，不仅造就了西汉文化发展的空前繁荣，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天宝年间，既是唐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不仅诗坛产生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一大批杰出诗人，其它文化领域，史学有刘知几、书法则有颜真卿、张旭、怀素，画界则有吴道子，儒学有褚无量、马怀素，天文学有僧一行，等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文人与学者，汇聚在开元、天宝时期，有如群星璀璨，共同创造出盛唐文化最为绚丽的五彩画卷。

八、相似的少数民族政策——和亲征战与华夷一家

汉、唐王朝所共同实行的和亲与征战并重的民族政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对其它封建王朝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垂范”作用。

就征战而言，历代中原王朝都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曾发生过广泛的交战关系，汉、唐也不例外。与汉交战的计有匈奴、羌、南越、且兰、乌桓以及西域地区部分小国，与唐交战的则有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其中汉对匈奴、唐对突厥及高昌的战争皆可谓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征战的典型，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及封建文人所极力推崇。

就和亲而言，汉代以后的大多数中原王朝也都曾积极寻求以“和亲”方式代替征战，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历代的“和亲”，也当属西汉之昭君出塞与唐之文成入藏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影响也极其深远，因而长期受到后人的赞赏。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汉、唐最高统治阶层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上还共同具有“华夷一家”的开阔胸襟和平等态度，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因而十分难能可贵。汉武帝在刚刚击溃匈奴主力后，面对单于的和亲请求当即表示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准备“结为兄弟”（《汉书·匈奴传》）。只是由于匈奴贵族并无诚意而没有结果，汉元帝时，大臣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议，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同上），遭到了朝中保守势力的非议，却得到了汉元帝的大力支持，并最终促成了昭君出塞的成行。唐太宗总结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时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 由于太宗能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各族，所以他也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戴，并被尊称为“天可汗”。回纥等铁勒诸部为了朝见的方便，还特地请求修筑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正是这种宽阔的胸襟和平等的态度，保证了汉、唐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九、汉唐与罗马阿拉伯的同时并存与遥相对峙

作为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舞台，欧亚大陆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其西部世界曾先后分别建立了两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这就是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这两个帝国所创造的成就与业绩，是西部世界的其它帝国所无法比拟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迅速扩张，从前146 年罗马人彻底征服迦太基人始，到公元一世纪止，一百余年的时间，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环绕地中海、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而这一个时段，也正是西汉王朝向外扩张，成为帕米尔高原以东世界最为强大的帝国时期。公元636年， 阿拉伯人在耶尔穆克战役中击败其在西方的主要对手拜占庭之后，迅速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短短百余年间，即建立了一个东起葱岭、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南到北部非洲，北至里海的庞大帝国。正是在这个时期，唐王朝的军队北逐突厥，挺进西域，越过帕米尔高原和葱岭，在中亚与阿拉伯势力展开角逐，成为当时唯一能与阿拉伯帝国抗衡的东部世界的强大帝国。

汉、唐王朝虽然间隔有七个世纪之久，然而却面对着如此相似的国际环境，拥有着如此相近的国际地位。此种现象，虽然纯属巧合，却也饶有趣味，是人类发展史上仅有的独特现象。

十、汉唐盛世皇帝实行的开放政策与文化交流

汉、唐王朝还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时期。汉代以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人不仅了解了遥远的西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迅速打开了通往欧亚大陆西部世界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从此确定了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其凿空之功，是其它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唐王朝作为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与文化大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其对周边地区及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和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都是中国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不唯如此，汉、唐作为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两个高峰时期，其相似性还广泛地体现在高峰的形成条件以及留下的各种经验等众多方面。

就形成条件而言，首先，汉、唐作为当时东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使得它们对周围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了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其次，汉、唐都控制着欧、亚大陆最主要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东端，从而保证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第三，汉、唐文化均在其时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导致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上三个方面，是汉、唐时期形成文化交流高潮的最重要的条件。

就留下的经验而言，汉、唐最高统治者所共同具备的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与积极吸纳的态度最值得后人借鉴和吸取。汉、唐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互动态势，为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

秦汉帝国与隋唐帝国的终始，其间隔七八百年。上述十种重大历史现象以惊人相似的面貌在这两个时期两度显现，且为中国封建时代所绝无仅有，它不仅表明“秦汉隋唐现象”命题足以成立，而且意味着这种“再现”的历史现象，应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事物的本质，显示着事物在发展进程中的某种规律。本文列举十对极其相似而又独特的历史现象，只是意在说明这一命题的成立。至于这种“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和显现出来的规律，会给人们以怎样的启迪，则是作者乐与有兴趣的读者所共同探讨的课题。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9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的诗歌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应该说，自人类有了语言，诗歌便产生了。原始的诗歌与人类的劳动生活紧密相连，是在集体劳动中为协调动作、减轻疲劳、提高效率而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应倡和之声。它们的创作者，鲁迅称之为“吭育吭育派”。《礼记·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吕氏春秋·古乐》载“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都足以说明远古诗歌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纵观诗坛历史，从《诗经》中“周民族的史诗”“颂歌与怨刺诗”“婚恋诗”“农事诗”“征役诗”到屈原的《离骚》；从汉代“骚体赋”“散体赋”到汉代乐府民歌；从魏晋的“建安文学”到晋宋的山水田园文学；从“初唐四杰”到盛唐的李白、杜甫，再到中晚唐的白居易、杜牧；从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到苏轼、辛弃疾······，他们的种种作品，无不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体现了诗文的“合时”与“合事”。笔者想就诗歌最为兴盛的唐代两座丰碑为例加以阐述。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是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宏大蓬勃的盛唐气象的鲜明写照，是他豪放不羁的个性的生动体现，是开元、天宝之际唐朝盛极一时又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的深刻再现。他的诗歌是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方法高度统一的产物。

李白的诗歌表现了他的理想抱负和性格气质，抒发了他的思想感情和矛盾痛苦，从中折射出社会的精神，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既反映了盛唐的强大、繁荣、昌盛，也暴露了它的腐朽黑暗和危机四伏。李白作为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文人，与上层统治集团既有矛盾，又有依附关系。他蔑视权贵，却又不得不向他们干谒求荐，没有他们的举荐赏识，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所憎恶的，却是他不得不依靠的。所以尽管他清高孤傲，有时只能庸俗地妥协。他以个人的孤傲去反抗现实，去争取个人自由和个性独立，是势单力薄而没有出路的。他在诗中愤怒地抗议封建社会对人才的摧残扼杀：“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尖锐地揭露忠奸不分，贤愚颠倒的现实：“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其三十七）。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35期2014年第0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他刚正不阿，不愿曲意逢迎：“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其十二），也不屑于与俗沉浮：“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在这难以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情况下，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但他并不忘记对现实和黑暗的揭露。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文臣武将们便滋衅生事，希旨邀宠，李白指出“乃至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对玄宗不惜牺牲数万士卒去夺取吐蕃石堡加以斥责：“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李白的抱负和气概生成于“一百四十年， 国容何赫然”（《古风》四十六）的盛唐，孕育于“伊尹运元化，卫霍输筋力”（《君子有所思行）社会风尚，体现了“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塞下曲》其六）的时代精神。他的理想抱负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内容，他的英雄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他立志报效国家、建功疆场“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一）。安史之乱爆发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程，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这些诗歌既有李白豪迈自信的个性特征，但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得了高昂奋发的盛世时代精神，诗歌之中已经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与李白不同的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他的诗歌在反映天宝末年到大历年间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时代的动乱和民生的疮痍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被称为“诗史”，更加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杜甫诗歌内容博大精深，安史之乱前后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得到高度的统一。杜甫诗中所反映的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安史之乱前后二十余年的军国大事，不仅可证诸史实，而且可以补充史实。这样正是被称为“史诗”的原因所在。

安史之乱前夕，唐朝已是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潜滋暗长。唐玄宗宠幸杨国忠兄妹，《丽人行》铺陈了诸杨游宴曲江时侍从之盛、饮食之精、衣着之丽，揭露了他们的骄横跋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对唐玄宗骄纵安禄山，杜甫也有所揭露：“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敏感的从诗人这些日渐激化的内外矛盾之中预感到祸乱将作：“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君看随阳雁，各有蹈梁谋.（《同诸公武慈恩导塔》）在《咏怀五百字》中这种忧虑则表现得更急迫、深重了：“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不朽的《三吏》《三别》，不仅深刻广阔地反映了这一现实，对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寄予更大的同情而且能敏锐地把握社稷倾覆，民族矛盾上升，战争由先前的穷兵黩武转为平叛戡乱这一历史变化。如《新婚别》中作者摄取新婚夫妇“暮婚”而“晨告别”这一战乱年代特有的事件，传达强烈的时代悲剧气氛。诗人既写出了新妇生离死别的悲痛，“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歌颂了她们的练达人情、深识大体：“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从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反映出广大人民深明大义、同仇敌忾的爱国感情。

两京收复，杜甫喜不自胜，写下了著名的《洗兵马》一诗。“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命危在破竹中。”表达了广大军民的欢欣喜悦之情，歌颂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人的中兴功绩，并对吐蕃、回纥势张，诸将骄纵等尾大不掉的隐患表示忧虑：“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蒲萄宫”“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10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

从这些引用中可以看到，杜诗因其真实广阔的直陈时事，多用来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这也真实反映出当时人对杜诗的接受形式和角度。在他们眼里，杜诗已不仅是杜甫个人的情志抒写，而成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史实纪录，若想描述当时历史面貌，完全可以将杜诗视为确实的史实材料。杜诗具有史的功能，在当时人的意识中也就成为史了。孟綮所载真实反映了当时杜诗的接受情况。

论文关键词：夜大学教学计划教学质量

论文摘要：普通高校夜大学应结合夜大学学生特点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教学环节等方面进行改革，并通过选聘有实践能力的专业课教师、选订适合夜大学生的优秀教材、改进传统考试方法等措施，切实保证其实施。

依托普通高校全日制教育是普通高校夜大学教育的优势，但如果不能对全日制教育资源妥善加以选择利用，则会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不利因素。特别是教学计划，普通高校夜大学的教学计划就应摆脱全日制教学计划模式的束缚，体现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特色，否则会影响教学效果，不利于提高夜大学教育质量提高夜大学教学质量，应抓住以下方面。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一、专业设置以适应地方需求为主

普通高等学校的夜大学专业设置一般依托日校，与日校相同或类似。这样可以利用日校长期的办学经验，学科、专业、师资、教材、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上马快，教学质量也有一定的保证。但这样容易造成“普教化”的现象，学习内容、方法、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等与成人工作岗位脱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距离拉大使学员觉得学不到知识和技能，从而产生消极情绪.助长了混文凭的学习风气，教育质量难以真正得到保障和提高。因此夜大学专业的设置应同日校有所区别，加强与行业或企业等学员单位及用人单位的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专业的设置和专业所需理论知识、实践能力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选定专业主干课程。积极设置主要是而向地方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应用型学科专业。

二、培养目标以服务于从业人员为出发点

教学计划的制定应具有针对性、科学性、时代性夜大学教育的培养对象来源广泛，主要是具有丰富社会生活和工作经验的在职从业人员，年龄跨度较大，家庭、社会及工作背景千差万别，基础水平参差不齐。学习的目的不是漫无边际的知识储存，而是希望学以致用、学有所用，把所学理论知识、技能、增强的能力用于社会实践，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应针对学员这种学习的现实性、定向性，夜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要以服务于从业人员为出发点.以传授专业技术为发展目标，将理论知识融于应用技术中，培养社会急需的、既懂专业理论知识、又有专业技术和动手能力的、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且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的应用型人才。

三、人才培养规格突出能力、素质

使学生具有本专业必须、够用的理论知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加强职业道德与公民素质教育。

四、课程设置做到少而精

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中心，根据夜大学学生和教学特点，成人教育的课程体系和课程结构应彻底打破普通高校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层楼的结构和课时比例，更改为基础课应用性专业课、专业技术实践课，课时比例根据各专业的性质和特点及生源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定，不搞一刀切、主要是突出专业特色，体现实用性原则。但也要克服片而的短视行为和实用主义。

夜大学教育对于基础课的设置，要坚持以“必需”和“够用”为度和夯实基础的原则不能照搬普通高校的教学方法。基础课要适当教学中要努力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教学内容上不能面面俱到，而应以后续课程够用为度。但我们也必须重视基础课在整个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像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应用等基础课程，不但在课时上应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在教学中还要通过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以保证毕业生的可持续发展。

五、教学环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与学生工作实际相结合

教学环节主要为基础课、应用性专业课、专业技术实践课。授课时间的安排主要为，基础课及职业道德课第1～2学期，应用性专业课第3～4学期，专业技术实践课第5～6学期，与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相衔接，构成一个连续的实践训练环节。在实践环节上，将学生的集中实习转为分散实习，主要结合原工作岗位进行实习，产、学、研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缩短知识到能力的转化环节。实践教学应采用教学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课时的分配上，要有一定的讨论、分析课时，使上课更注重分析、讨论的环节，鼓励学生提出间题供大家探讨、解决，激发学员的学习、科研兴趣、积极性和创新惫识，逐步把学员培养成为具有理论知识更具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六、充分利用教学计划执行环节，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这里所指的“双师型’，教师，是指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且具有相当的教学能力的教师夜大学因其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要完成好教学仟务，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就要注重因材施教。针对夜大学生都是在职的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学习目的主要为学以致用的特殊性，教师也应有其特殊性。教师在实施夜大学教育的教学活动之前，应深人细致地了解和把握夜大学教育对象的特点与基本素质，对夜大学生特点有一定的了解，最好是具有实践经验的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能只安排一些刚走上讲台的助教给夜大学生上课，将夜大学教学作为全日制教学的练兵场，这样，很难保证夜大学的教学质量同时，可聘请企业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相当教学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授课。

教学中也需要改革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理论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专业课教学要强化针对性和实用性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家质为一体。

(二)选择适应夜大学生学习特点的优秀教材

高质量的教材是实施好教学计划的前提条件。目前，成教教材普教化的问题还很严重，其理论联系实际不够。成教教材除应具有一般教材所具有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和适应性外，还应突出成人教育特色，强调针对性、实用性、职业性和再教育性。成教教材应以体现现代科学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为重点，把能力培养和家质教育有机地渗透到教材中。

结合夜大学生一般缺少理论知识，但具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和能力的特点，选用的教材应尽可能深人浅出将深奥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便于学生自学，充分开发夜大学生的思维潜力。选用的教材要体现成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学科的教学要求要适应社会的需求方向和学生的接受能力，要及时更新教材，教材内容、知识点要具有前瞻性，能反映成人教育改革的新思想、新目标，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成果。要选择含有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管理经验的内容新颖、程度适中、质量上乘的教材如教育部编写的适用于专科的“二十一世纪成人规划教材”就比较好。

(三)改进考试方法或试题题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