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从现在开始十篇

改变从现在开始篇1

老师说，现在的同学很厉害，通常是能够三心二意，玩着手机听着课，还能顺便看看老师，挺好。我们轰堂大笑，同时又感到万分不好意思，我们违反了课堂纪律。

现在的我们，完全被手机奴役，无论何时何地，少了它就万分不适应。为此，我们有个神奇的称呼：手机控。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心理依赖。有一天，偶然忘记带上手机的我，一整天焦躁不安，生怕有个什么事情。但是其实，手机放在身上，朋友天天陪在身边，极少使用手机的通话功能，因此整天带着完全没有必要。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宛如身体的零部件一般，和自己融入到了一起。近之则不逊，懊恼自己整天无所事事光顾着玩手机；远之则怨，感叹自己终日魂不守舍只想着手机……

知道整天依赖手机非常不好，时不时的，即使没事也要拿出来解个锁看看时间，无聊透顶；丰富我的阅读面的同时，也让我消耗了大量时间在上面；让我交到远方朋友的时候又使我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我还是学生，手机于我，即便利弊相衡，也是理性戒掉的心理依赖。

现在的我，开始了一项重要的改变，或许起始还不太顺利，但是我会坚持。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会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还有身边的人，竟然见到了许多神奇的事，还有许多奇怪的人，脑海中也有许多天马行空的思潮在翻滚。我有了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渐渐的，感悟到许多有关自己的或许可以称之为人生哲理的东西。

改变从现在开始篇2

自从年级委号召大家一起去晚自习，对于学习没有一丝头绪的我们忽然聚集到了一起，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复习。规定，每晚的六点半到八点半，本年纪所有同学，在梯形教室，进行学习任务。

由于从前一直是没有晚自习过的，虽然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些怨言，但是碍于规定，不得不来；也有一些感到庆幸的，总算有了个学习氛围。而我属于介于二者之间的，对于此并没有太大反应。但是，后来，我终于发觉了它的好处。

原来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通常已经是放学时间，待在家里或者宿舍。虽然也有学习的时间，但是玩耍的耗时更多，能够主动学习的人少之又少，完全没有毕业班的自觉。而我，一般来说，是边看动漫，边做作业，然而效率什么的，完全不敢提起。偶尔也会有改掉这习惯好好学习的想法，但是一刻也坚持不了，于是作罢，因此学习成绩也只是泛泛。

既然来了自习室，那就要有一个学习的样子！带上了几本课本，来到这儿，陆续有同学来了，还真不少，一询问，和我想法一样的同学也不在少数。果然，我们都是一颗想要好好学习的心，奈何没有与之相符的行动。现在好了，难得有了这么一个机会。

两个小时，需要好好分配。我将它分割成两个时间段，一用来做作业，二用来看书。自习室人头攢动，但是没有说话声，也没有人发出额外的声响，大家都在努力。教室里安静的，只能听到窗外风声不断，还有雨水打在树叶上的声音。

我的安排果然是明智的，因为做完作业手已经很酸痛了，正是可以通过看书让胳膊好好休息一下。等到放学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从书本间抬起头，才发觉，两个小时就这么过完了，好快！

改变从现在开始篇3

论文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32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经济社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有了大大提高。回顾改革的历史进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其起点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我们便引伸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从农村开始呢？国内外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很少，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进行研究的人就更少了，至少公开发表的文献里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里，笔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分别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给出了一个合理、系统的解释。

一、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按照马修斯（1986）的定义：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与生产费用不同毕业论文模板，它是履行一个合同的费用。[①]这里，我们把交易费用理解为监督和执行一个合约的费用，这样就可以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做出如下的解释。

（一）实行农村改革的执行费用低

实行农村改革的执行费用是指执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一系列费用期刊网。首先，这一改革的技术执行费用是低廉的。农村改革的起点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模式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的实施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它只是把土地使用权下放到农民手中，而土地所用权并未改变，仍然集体所有。其次，农村改革的阻力很小。[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原因之一就是农村改革的阻力较小。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够顺利而迅速地实施推广，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在此过程中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实惠而很少人受到了损失。在由原来的人民公社制改革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过程中：（1）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从这一改革中受益，即使原来的公社干部收入也大大提高；（2）对于政府官员和城里人来说，农民生活的改善多少让人感到欣慰，况且这在当时也不会危及城里人的优越地位，同时还带来了农副产品的增加，对城里人也是有利的。所以，总的来说，农村改革对多数人来说有利，没有遇到什么改革的阻力，因而改革的进程也较为顺利，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实现了农村经济体制的顺利过渡。

（二）实行农村改革的监督费用低

实行农村改革的监督费用是指监督农村改革的政策措施有效落实的相关费用。按委托－理论毕业论文模板，监督费用存在的原因是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和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履行合约的双方之间的利益越是一致，利益冲突越少，这种执行合约的监督费用就越低。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大多数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人都是能带来巨大潜在利益的，而这又是符合政府的利益和初衷的，因此，政府主张的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会得到自发有效地执行，而且由于一致利益改革的监督费用非常低廉。

二、产权理论的解释

我们把个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叫做“产权”，产权系统就是“分配权力的方法，该方法涉及如何向特定个体分配从特定物品种种合法用途中进行任意选择的权利”[③]按照埃格特森的观点，通常我们要区分三种类型的产权：第一是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使用者权力；第二是从资产中获取收入以及与他人订立契约的权利；第三是永久转让有关资产所有权的权利，即让渡或出卖一种资产。[④]

根据科斯定理Ⅱ，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将影响到资源的最终配置。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好产权安排，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科斯定理Ⅲ，当交易费用为正时，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效率。从这一理论思想出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明晰产权。在此，我们可以从产权理论出发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期刊网。

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农村通行的是“三级所有毕业论文模板，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生产队作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是产权的排他性受到严格限制的农业生产组织，它的土地不能出租和买卖，不仅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而且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也归集体所有。农村土地的这种产权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到后来却逐渐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使农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这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有着改革的必然性了。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模式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把土地的使用权下放到了农民手中，而土地所用权仍然集体所有。农村产权制度的这种转变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明显提高，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农村经济也日益繁荣。

而从当时的城市来看，明晰产权（主要是明晰国有企业产权）则困难重重。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还涉及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的利益，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和博弈，如果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一套成熟的改革方案，势必会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甚至社会的动荡不安。

由此可见，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毕业论文模板，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于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产权明晰）相对于城市来说是更加容易进行的。

三、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而被打破的方式，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等，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一种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⑤]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⑥]我们可以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首先从农村开始。

从我国改革的历史发展来看，早在1978年前，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和天长县的农民为摆脱贫困的状况，就首先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探索出了包产到组和小宗作物田间管理负责人的办法，开始打破“人民公社制”的坚冰。之后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又首创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期刊网。与此同时，四川部分地区也在当地领导人的推动下开始了类似的制度创新。这些由农民受利益的诱惑而自发地建立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当时还是完全非法的。为什么这些农民们敢于冒着政策危险自发地去推动这个非法的制度创新呢？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一种经济制度在它包含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或者说当一种经济制度的潜在收益丧失殆尽时，其内在就会形成一种要求变迁的动力。但是，有了变迁的动力不等于制度就开始实施变迁。这种变迁的要求能否成为现实，决定于变迁所涉及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一方面，因为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经济毕业论文模板，旧体制对农民而言没有什么既得利益，从就业到住房再到医疗、子女教育等等，农民从来就是依靠自己来解决的，因此对旧体制的依赖程度很低，相应地对旧体制创新的成本较低，制度变迁也就容易实行；另一方面，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农民在旧体制中是受压抑最重的利益主体，不但受到农业经营机制本身的束缚，也受到诸如工农业剪刀差之类的其他制度安排和整个制度环境对其的剥削，因而新的体制对农民而言利益是巨大的。在这样的成本—收益对比之下，农民作为农业经营的利益主体寻求体制变更的冲动也就最强烈，他们一旦发现通过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来进行的组织制度创新可以以较少的代价(成本)带来传统体制下无法取得的巨大收益时，就会甘冒风险，从而导致了农民们自发地进行“包产到户”的制度变迁。[⑦]

当安徽、四川等部分地区的制度创新收益被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和广大农民群众所深刻理解后，“包产到户”的制度变迁就转变成为中国农村整体而言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样，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首先自发地从农村开始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人民公社制改革的基本形式就被推广到全国。

（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解释

路径依赖是一个物理学和数学的概念，与混沌理论有关。对于经济学而言，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⑧]也就是说，路径依赖理论强调历史是重要的，我们今天的选择实际上要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一般简单意义上所说的路径依赖意味着“无效率”。一旦我们选择了某种路径毕业论文模板，就意味着我们将会被长久锁定在这一路径上，即使除此之外，还存在更加有效的路径，因为存在转换成本，我们只好锁定在这种已经被历史上的“小概率事件”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事件”所引导的路径上。

一方面，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近代特别是建国以来，虽然现代工业得到了飞快迅速的发展，但仍然未改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历史事实。改革开放之前，在经济结构中，农业仍是产出最大的部分，而且就业人口也是最多的；在社会结构中，农民仍是我国阶级构成中最主要的成份，大多数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都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期刊网。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史上曾创造性地成功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这一革命经验对我党在处理农村和城市的顺序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于是，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时，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自然就会将目光首先聚集在农村。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现代工业和城市化有了较大发展毕业论文模板，工业占产出的比重有较大提高，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也有所增加，而且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也势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从城市开始也是合乎道理和经济发展方向的。但是，改革先从城市开始，把经济社会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转换成本太大，因为走这一改革道路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丰富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也没有基本的物质生产要素。农业和农村的薄弱使得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哪有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丰富供给给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呢？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就被锁定在了农业和农村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我国改革从农村着手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不一定意味着低效率。

四、结语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这一问题，前文已经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给出了一个合理、系统的解释。这对我们加深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历史是重要的”，所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分析对当前及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3］[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王志成、史学军.制度变迁与中国改革[J].经济研究, 1998( 5)：13～17.

改变从现在开始篇4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农村改革

中国改革的实践说明，通过逐步和局部的制度调整，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不仅有可能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变，而且有可能在转变过程中保持经济体制的相对有效性，从而在实现体制变革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但这一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原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变革和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既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也需要进行认真的实践总结。这里只是从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做法来认识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

中国的改革并非“华盛顿共识”的渐进版本，而是完全不同的改革思维模式的结果。改革之初，人们只知道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行，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但究竟什么样的体制行，需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以及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等，人们并不清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要求人们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胆试、大胆闯，对了坚持，错了改正。现在回过头来看，“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成为贯穿于整个中国改革过程的重要思想，也构成了中国渐进改革的最重要特征。

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首先，需要“过河”是明确的，坚定的。建国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尽管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曾经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其次，过河的最终目的也是明确的，坚定的。那就是要通过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富民强国。但要过的河有多宽，有多深，彼岸是个什么样子，则是不清楚的。换句话说，虽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明确的，但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特点、能够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模式，人们或者是不清楚的，或者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因而也就不可能清楚改革所面临的任务、风险和艰巨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从中国不同时期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和检验标准，不断消除体制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措施。同时，根据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对过去提出的改革目标和措施进行调整，并提出新的目标和措施。

有人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始终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我认为这种说法低估了中国改革领导者的思想境界。从中国改革的实际过程来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改革的实际过程总体上是一个逐步用市场体制代替计划体制的过程。但这样的概括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而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从更深的层次看，中国改革始终坚持的，并非是市场的或计划的取向，或者某种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的体制调整，不断消除经济旧体制中制约生产力提高的因素，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只要能够解决中国不同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改革者既不会刻意放弃计划或行政手段，也不会盲目采用市场或经济手段。在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看来，不论是计划还是市场，甚至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过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改革的实际过程之所以呈现出市场化的取向，并非是确立或坚持了市场化的目标使然，而是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结合中国实际，在不断探索合适的解决方案中所做出的选择。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正是由于坚持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先验的目标模式出发－－选择改革目标和改革举措，渐进改革才在不断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和不断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中逐步使得整体体制不断趋于完善，最终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同时，还需看到，“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模式的必然选择，也是克服阻力、争取时间、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明智之举。目标的渐进性首先反映了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过程。如果在人们认识水平没有达到时提出过高的目标，不仅会遇到较大的阻力，而且会面临很大的执行困难。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别说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提出商品经济，也会面临很大的阻力和引发激烈的争论，因此1979年开始改革时只是提出一个比较笼统的改革目标：“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随着实践的进展和认识的深化，改革的目标也呈现不断深化和提高。从1982年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4年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后来对其经济运行模式的进一步表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直到1992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改革的目标。贯穿始终的一个特点，就是根据中国实际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断解放生产力，而具体要建成怎样的经济体制，或者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和内容，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

二、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

这是中国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率先从农村开始进行改革，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最合理的改革选择，对于保障改革的整体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变从现在开始篇5

关键词：新媒体 电视新闻 影响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c）-0204-01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变革，推动了全球化的浪潮。新媒体的出现极大的影响了传统的传播方式。新媒体开始使受众充分享有了选择权以及控制权。受众想要看的节目不需要一定在规定的时间观看，而是可以自由的选择，重复的进行播放。并且可以不限制时间、地点。这样受众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在任何时间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同时，由于一些新型的电子设备的不断出现，使传统的播放方式也开始发生了改变，由传统的单向的线性传播开始向双向传播改变。受众开始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到传播过程当中。受众不再是单纯的一味接受信息，而是通过新媒体能够及时的进行反馈，说出自己的意见[1]。有的甚至可以通过一些平台参与到传播当中，让自己成为信息的传播者。而这一点也就是新媒体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不再是传统媒体的对于信息的垄断，很多受众在一些平台上可以进行媒体的创作、出版以及传播，真正的参与到传播的过程中来。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因此，这也是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一大特点，这就是媒体内容的数字化以及动态化和交互化。而新媒体的发展对于电视新闻的影响也开始逐渐的显现。

1 新媒体对于电视新闻的影响

（1）受众控制权和选择权在不断增加。

新媒体的出现已经开始极大的改变了受众的消费模式。很多受众都开始慢慢变得习惯于在电脑、手机或者是一些移动设备上观看电视节目和新闻。在遇到新鲜的事的时候更习惯去微博或者是一些互动平台上。不仅仅是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受众的消费模式，同时一些新型的电子设备的出现更是推动了新媒体快速的发展。自从新媒体产生开始，受众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传统的被动接受信息和资讯，开始逐渐转变为能够主动的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当中，受众在一些互动网络平台成为了传播的主角。

随着新媒体的产生，受众开始能够自主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并且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影响，并且还可以进行反复的观看。而这在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当中是难以想象的。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方式，是电视台进行单向的传播，受众要是比较关注哪个节目只能事先通过节目预告，然后守在电视机前面，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喜欢的节目不会被遗漏。并且喜欢的节目也不能保存，以后要是再想看到，只能通过电视台的重播。可是，当新媒体出现之后，受众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他们不再是呆坐在电视机前面，而是热情的参与者。他们在互动平台上，可以通过留言、交流的方式，留下自己对于节目的看法和意见，通过这种方式扩大了受众的交际圈，也扩大了受众的影响力。新媒体加强了受众话语权以及民意表达权。他们的话语对于信息的传播以及传播内容的选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电视新闻充斥着教育的功能，对于很多传播内容都有一些说教的色彩，而受众也对这种套话、官话感觉到非常反感。因此，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正在日渐流失。而新媒体则是更加注重民众的力量，注重倾听民众的声音，因此，有一些问题一旦反映出来，就能够很快的引起强烈的反响。近几年，有一些热点案件例如“药家鑫”案以及“郭美美”事件都是从网络上开始得到传播的。很多信息的透明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温州动车事故发生了之后，在网络上网友通过留言、捐款等方式督促了相关的部分及时妥善的解决问题。

（2）社交网络的迅速发展。

新媒体对传统电视新闻的另一大冲击就是社交网络的异军突起。从国外的推特、脸书，到国内的人人网、开心网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的不断推行，已经开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气，能够传播的信息以及内容能够渗透到方方面面。同时这类社交网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的电视新闻。社交网络对于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深度都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并且这也是对于传统电视新闻那种不急不躁的风格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很多民众都能真正的深入到信息的传播过程当中，可以将自己的心情、发现的事件都能第一时间传播到网络上，并让很多人看到。这时，很多民众都成为了电视新闻制作人。这点也是传统的电视新闻可望而不可及的。

2 电视新闻传播方式的改变

新媒体的出现对于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方式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而新媒体的出现也促使了传统电视新闻传播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在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方面都发生了变革。从目前来说，虽然新媒体发展的势头迅猛，新媒体仍是不能取代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重要力量，而这两类传播方式将会长期共存、相互补充。

在电视新闻未来的发展道路中也同样要吸取新媒体的长处和优点，这样才能传统媒体更加具有公信力以及权威性。如果传统电视新闻还是像以前一样，不跟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改变自身的步伐，那么终将会失去受众的信任、也终将会被时代所淘汰。因此传统的电视新闻在传播方式上就要进行变革，首先要做到关注受众的需求，以内容为主。对于一些问题要进行及时的跟踪报道、对于热点问题能够做到不回避、而是勇于探索事情的真相。同时，要认真的倾听民众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想要的节目是什么样的。这样才能做出更贴近民众生活、更能反映出他们心声的节目。电视新闻也应该给民众一些平台，让他们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思想、作品在这样的媒介平台上进行展现，从而也可以打破以电视、电台、报纸为代表的媒体精英文化与传统主流文化对传播语境的垄断，使受众不再被动接收信息，转而积极主动地融入到信息创造和传播过程中。进而达到了多元文化信息之间的彼此交互和渗透[2]。

综上所述，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已经为传统的电视新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从某个方面来说，对于电视新闻来说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以及新的转变方向。随着新媒体的日渐成熟，电视新闻开始转变自己原来的一成不变的思路，而是不断吸收新媒体的优点和长处，注重受众的需求，只有这样在变化中求发展，电视新闻才能迎来一个更加明媚的明天。

参考文献

改变从现在开始篇6

关键词：社会转型　我国当代社会转型　阶段

一、社会转型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

“社会转型”一词源于西方社会学现代化理论，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的中文释义。西方社会学家借用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或演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通常指传统的原型社会的规范结构向“发展逻辑”(developmental logic)的更高层次的演化。由此可见，社会学更侧重于把“社会转型”的内涵定义为“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范型社会结构的转换”。

随着全球性改革浪潮的推动，“社会转型”这个新范畴已渐渐被人们所认同，但在具体理解时，许多学者常常会把“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历史转折”等概念作同义语使用。但我们认为，虽然这几个概念意思接近，但实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社会转型”与“历史转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否认，“社会转型”有着客观的历史发展前提，它与“历史转折”相联系。“历史转折”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渐进性中断，是社会存在深层结构的客观变动趋势。“社会转型”的范畴要大于“历史转折”的范畴，只有代表着历史转折性质的社会转变才是社会转型，否则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革”或“社会震荡”。

其次，“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社会变迁”指发生在同一社会形态或同一生产方式内的社会积累性渐变或者突变。这种变化可能是突发的、急剧的，也可能是演进的、缓慢的，但实质上都没有与传统的制度决裂，只是在已有的社会制度、模式框架内的变化。“社会转型”是社会模式和结构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连续性的“中断”或“飞跃”，它更侧重把变化解释为社会发展经过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突破原有的社会模式而发生的全方位的革命性转变。如果说“社会变迁”着意于“流变”的特征，“社会转型”则着意于“转变”的性质。从整体来说，中国社会在过去的百年，特别是近三十年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对于这样的巨变，我们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就能作一个完整而周详的叙述的。但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观念模型来把握这一变化，即这一变化是从“传统”而转向“现代”的，也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我们在谈“社会转型”的时候，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的内涵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避免用两分法来思考问题，即认为我国已经从传统社会走出来，跨入了现代社会。实际上，社会转型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现代化”不是一二十年就可以完全实现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巨大的发展连续体。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倾向于将“社会转型”的内涵定义为：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二)我国当代社会转型

对于世界不同国家来说。“社会转型”是一个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过程。普遍性体现在世界各国几乎都要走“转型”之路，只是时间早晚不同；由于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内外环境、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各国的社会转型之路又表现出其特殊性，所选择的道路和模式各有各的特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社会就把“转型”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经过漫长的摸索和实践，找到正确的社会转型的道路和模式，可以说是历经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磨难的。社会转型对我国而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社会转型”是指1840年洋务运动以来历经、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直至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发展变迁与转型的历史过程，狭义上“社会转型”特指我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社会转型过程。广义的社会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840年至1949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选择了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几番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也没能最终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面貌，以及被列强入侵的局面。惨痛的历史教训让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觉醒，向社会主义找寻救国之路。

从1949至1978年是第二阶段。在建国后的这三十年间，由于缺乏对我国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我国照搬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权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这一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分配上的“大锅饭”局面，使个人和社会日益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痛定思痛，我国开始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

从1978年代末至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三阶段。从社会转型的整体历史进程来说，这场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我国开始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向对外开放，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变，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

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狭义的“社会转型”)特指广义的“社会转型”中的第三阶段，即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社会转型过程。目前，我国理论界针对“社会转型”的内涵、特点，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而展开的。这场转型是指从新时期改革开放开始，以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为突出标志，广泛而深刻地涉及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其实质是两步并一步走，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同时又向信息社会文明的转变。

二、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这场社会转型给我国带来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从表面上看，这些变化是杂乱无章和错综复杂的。实际上，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历经30年的历史跃迁，呈现出了渐进式发展的阶段。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的阶段划分的主要有“二阶段说”、“三阶段说”及“四阶段说”三种观点。

主张二阶段说的学者认为，我国30年的社会转型大体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即前15年(1978－1992年)和后15年(1992－2008年)。前15年中，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揭开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序幕，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到来。会议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并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的“南巡讲话”标志着社会转型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南巡讲话”深刻回答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并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有学者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历程出发，在参考科勒德克对其他国家社会转型历程分析的基础上，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旧体制解体、新体制酝酿建构阶段；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是新旧体制交替专柜阶段；第三阶段从21世纪初至今，是实施新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人们对教条主义、平均主义中解放出来。个性和个人利益得到承认与尊重。在第二阶段中。随着由前一阶段激发出来的人们对物质财富追求的欲望的不断增强，从特殊的原始积累中发展起来的私营和民营经济迅速壮大，从而改变了原先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制度并存的新经济制度。在第三阶段里，由于经济高度繁荣和新旧体制的转轨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涌现出来，大量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开始反思社会转型所走过的历程，理性地看清转型中出现的问题。重新选择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即从过去只讲增长速度、只讲效率优先转移到讲社会公正平等、讲共同富裕上来。

纵观历史发展，30年来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历届党的三中全会上作出的。众所周知，社会转型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展开的，我国经济体制领域的转型与社会转型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可以从30年七次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和关键词的更迭中，找寻我国的社会转型逐步演进和探索的路径。有学者对30年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将社会转型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序幕，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部署。这一阶段改革的任务是拨乱反正，回归人性，回归民主法治，回归市场经济。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这次会议还标志着改革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由此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进入到第二阶段，即展开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将十四大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加以具体化，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改革举措，即企业改革、市场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等。这次会议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便向着纵深发展。极大推动了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标志着我国当代社会转型进入到第四阶段，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以人为本，树立全国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这标志着我国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就此全面展开了。

目前学界对我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的三种划分的观点都有其道理，它们都重视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事实，客观地描述了这段宏伟的历史变迁。所不同的只是有的学者更为重视从史学(更为确切地说是从党史学)角度来划分阶段，有的学者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对这段历史进行划分。这几种划分都有各自的好处，比如：“二阶段”划分法以90年代初期为界限，把30年的转型历程分为前后15年，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为直接的感受；“三阶段”的划分法虽然比较抽象，但它却道出了不同阶段比较本质的属性，从体制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社会转型的阶段特点；“四阶段”划分法使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非常具体感性地把当年一幅幅历史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笔者在分析思考这几种阶段划分的基础上，认为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较为妥当。

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第一阶段的开端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次会议以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被誉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我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

正如持“二阶段”、“三阶段”和“四阶段”的划分观点所表述的一样，目前对于第二阶段的时间划分有一定争议。如持“四阶段”划分观点的学者认为应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第二阶段的起始点，而持“二阶段”和“三阶段”划分观点的学者一致认为将1992年作为第二阶段的起始年更为合适。在这里，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首先，从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间是一个连贯的发展整体，是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启动和初步展开阶段。尽管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构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但我国的经济真正腾飞和跨越式发展则是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开始的。1989年之后计划经济有了回潮的趋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于1992年以“南巡讲话”扭转了乾坤，并大声疾呼要以端正市场经济为改革的大放向。这次南方谈话带来了一次较大的思想解放。当年召开的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由此之后，中国的经济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往无前地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其次，由于经济的高度繁荣发展，许多社会问题的集体“亮相”是在90年代以后。尽管80年代中期以后，在双轨制的影响下，贪污、官僚等社会不和谐因素已经出现，但它只是支流，不是主流。而历史发展到90年代初期以后，即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以后，人们在享受着财富急剧增长的喜悦的同时也越来越感受到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以交换为基础的诚信的缺乏，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社会不公的现象逐渐扩散到住房、医疗、教育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具有开启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

改变从现在开始篇7

一、组装滑轮组的要领

1.确定“n”。根据题意确定由多少段绳子承担动滑轮重力和物体重力。即根据

N=■（G物+G动滑轮）

2.确定动滑轮个数。

（1）当n为偶数时，动滑轮的个数是：■

（2）当n为奇数时，动滑轮的个数是：■

3.确定定滑轮的个数。口诀：“一动配一定，偶数减一定，变向再加一定。”

（1）在不改变施力的方向时，以动滑轮个数为基数，按“一动配一定，偶数减一定”来确定定滑轮的个数。即：一个动滑轮配一个定滑轮；但当n为偶数时，定滑轮的个数等于“动滑轮的个数减一个”。

（2）在需要改变施力的方向时，仍以动滑轮的个数为基数，按“变向加一定”的方法确定定滑轮的个数。即：在“一动配一定，偶数减一定”的基数上，再加上一个定滑轮。

4.组装滑轮组。口诀：“奇动偶定”。

确定好了动滑轮和定滑轮的个数后，再确定绳子的起始点。

（1）当n为奇数时，绳子的起始点从动滑轮开始（即绳子的起始点固定在动滑轮上），经定滑轮依次按画螺旋线的方法绕线。

（2）当n为偶数时，绳子的起始点从定滑轮开始（即绳子的起始点固定在定滑轮上），经动滑轮依次按画螺旋线的方法绕线。

简称为：确n，确动，确定，确装

二、组装滑轮组实例解析

例1：某物重为5000N，现有一绳最大只能承担1200N，站在地面把重物向上提升。请设计一个滑轮组，并画出组装示意图。

【分析与解答】

（1）确定n。根据题意n=5000N/1200N=4.2 在这里n不能四舍五入，n 应为5段绳子。

（2）确定动滑轮个数。n=5为奇数，则动滑轮的个数为■=■=2（个）。

（3）确定定滑轮个数。“一动配一定，偶数减一定。” n=5为奇数，定滑轮应为2个。但又根据题意，站在地面把重物向上提升，需要改变施力的方向，即：“变向加一定”。则应在2个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即定滑轮的个数这时应取3个。

（4）组装滑轮组。按“奇动偶定”，确定绳子的起始点。n=5为奇数，绳子的起始点应从动滑轮的挂钩上开始，经定滑轮依次作螺旋线缠绕。如图所示：

例2：某物重为5000N，现有一绳最大只能承担1200N，站在楼上把重物向上提升。请设计一个滑轮组，并画出组装示意图。

【分析与解答】

（1）n=■=4.2≈5

（2）动滑轮个数：■=■=2（个）

（3）定滑轮个数：n=5为奇数，不变向。即：“一动配一定”。定滑轮个数为2（个）。

（4）组装滑轮组。按“奇动偶定”，确定绳子的起始点。n=5为奇数，绳子的起始点应从动滑轮的挂钩上开始，经定滑轮依次作螺旋线缠绕。如图所示：

例3：不计轮重，绳子及摩擦力，不改变施力方向，把物体从地面向上提升，要求拉力是物重的。请设计一个滑轮组，并作出组装示意图。

【分析与解答】

（1）设拉力为F，物重为G，在不计滑轮重、不计摩擦及绳重时，F=■G。由题意可知F=■G。则n=4。

（2）动滑轮的个数为：■=2（个）。

（3）定滑轮的个数：不变向，且n=4为偶数，“偶数减一定”。即：2－1=1（个）

（4）组装滑轮组。按“奇动偶定”，确定绳子的起始点。n=4为偶数，绳子的起始点应从定滑轮的挂钩上开始，经动滑轮依次作螺旋线缠绕。如图所示：

例4：不计轮重，绳子及摩擦力，站在地面把物体从地面向上提升，要求拉力是物重的 。请设计一个滑轮组，并作出组装示意图。

【分析与解答】

（1）n=4

（2）动滑轮个数：■=2（个）。

改变从现在开始篇8

改革开放25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把政府体制的变革趋势概括为治道变革，也就是政府治理之道的变革。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政府组织得以越来越精简、高效；政府职能得到了迅速的转变，开始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行为日益法制化，开始依靠法律规则来施政；政府权力日益分散到经济、社会、和基层政治领域，自主治理的市民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育；政府人事选拔任命和决策逐渐公开化、民主化，人事任命的个人长官意志逐渐淡化；政府运作逐渐透明化，秘密行政逐渐转变为透明行政，公民的知情权逐渐得到了认可、重视和尊重；政府与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凸现，新闻媒体逐渐发挥独立报道的作用，而不再仅仅是宣传工具。[1]

本文将总结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成果，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基本价值，以及隐含的基本逻辑，并分析其未来10－20年的基本走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五届政府的改革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在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这些改革包含着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的基本价值，也隐含着组织效率发展、职能配置效率提高和政治效率改善的基本逻辑。从组织、职能和政治三个逻辑，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并预测中国政府体制未来10－20年的基本改革走向。

一、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成果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包括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党政关系，立法、司法、行政之间的关系等，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运作法制化，政府决策民主化，公务员制度建设等。从具体管理去看，还包括国防、公安、科学、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管理体制改革。

不过，从行政学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是如何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其主要实践表现为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的国家机构改革。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每隔五年均开始一场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的改革。这一变革可以说构成了最近20多年来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

对于这些改革，社会舆论往往有一个误解：每一次改革，似乎都没有什么成绩，每一次改革之后，机构继续增加，人员依然膨胀，政府机构改革往往是表面文章。

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的改革运动过去之后，总有或多或少的回潮。机构精简之后，又往往会膨胀；人员精简之后，又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人们往往把政府机构改革描述为一个个的怪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不过公平地说，虽然有循环，但循环是渐进的，而不是原地踏步的，因为每一次改革，应该说都留下了重要的改革成果：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把100个工作部门精简到61个，除此之外，还精简了大量的领导职数，副总理职数下降，副部级职数也减少了很多，一般一个部为若干个副部长，而改革前有些部门副部长有20来个。此外还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如省部级干部正职65岁退休，副职60岁退休。这些改革，不仅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的组织效率，而且还为后来的实际上具有很多政治发展的意味。

1982年的改革成就是显著的，但改革后国务院机构数有回潮，增加了11个。1988年的改革，国务院部委机构减少到41个，工作机构数继续减少到68个，编制减少9700多个，并开始把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联系起来，重点是实现政企分开，弱化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强化综合管理职能，精简专业部门，强化宏观调控部门。这次改革的特色是认识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的困难，开始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来设计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流产，但政府机构改革的种种设想在随后的改革中却得到了实施，这些改革为将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条件。

1992年开始，中国正式确立要建设市场经济，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转变为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不过，由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建设，政府职能不可能马上转变到位，因此1993年机构精简的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国务院工作部门1993年从86个仅仅减少到59个，但1997年膨胀到72个了。精简的人员也是如此。当然，很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政府机构精简与膨胀的循环，主要与政府机构设置与变更缺乏法律约束，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不过这一语言可以转变为非法律的行政学语言：政府机构能够很轻松地膨胀，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的改革，可以说是大体走出了精简与膨胀的循坏怪圈，其关键是着眼于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精简了很多与计划经济相关的经济部门。这些经济部门转变为国家经贸委下属的9个局，而这9个局没有在改革之后恢复原来的身份，在2001年2月19日，终于找到了各自的归宿：7个局撤销，国家煤炭生产局改称国家安全生产局，只有国家烟草专卖局依然保留。到此为止，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不过，改革的动力虽然是有很大的财政压力，但是改革的成本依然是很高的，中央财政并未因此而节约，反而为此多支出了20％。除此之外，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得到了强化，规格提高了，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经验检疫局合并成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一些部门下面也设立了很多司局级单位，比如外贸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还成立了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还成了了一些正部级单位，如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等。为了加强国家对重点大学的管理和支持力度，一些重点大学校长和书记升格为副部级。这些部门职能的强化或许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提高机构和官员的行政级别来运作。这些现象都可以看作是1998年改革之后的回潮。但即便如此，改革成就依然得到了巩固。

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依据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其核心内容是：（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五）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六）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七）不再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3年春天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没有在机构数量和人员规模上下功夫，

但通过机构调整，为了建设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体制奠定了组织基础。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五次机构改革，可以看到如下特征：

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虽然有精简－膨胀的循环，但是改革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一是机构数和人员数虽然每一次改革之后都有回潮，但实际上回潮的幅度要小于改革的幅度，所以机构总数从长期来看是一直在下降的。

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逐渐放弃了物资分配权，物价控制权，企业经营管理权，国营企业逐步萎缩，并且基本实现了股份化、市场化经营，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市场经济的雏形基本形成，政府职能转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的力量，在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作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政府的职能也因此开始而走向法制化的轨道，领导人的指示、条子、批示，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如通知等，依然发挥作用，但作用已经大不如前。政府的执法职能越来越强化，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政府的权力开始逐步下放，条条的力量依然很强，但块块的力量越来越得到了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强调公民参与，强调公民和公共服务消费者对政府活动的评价。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实行让公民评价政府绩效的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政府改革的焦点依然是机构、职能和人员编制数，但基本的制度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和财务制度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改革、政务信息制度改革等，在宏观的机构和人员改革之后逐步推行。政府管理开始逐步重视质量。

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始得到重视，国外放松管制的改革，行政决策、执行与监督三权相对独立和协调，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里引入竞争机制等，在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多借鉴。

二、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

通过对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隐藏在这些改革背后的基本价值和基本逻辑。从价值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改革主要是追求三种效率，而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改革隐藏着三种基本逻辑。

一个政府效率如何，决定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一是组织效率，二是职能效率，三是政治效率。任何着眼于效率的政府改革，至少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考虑。

从理想化状态来说，组织效率，主要体现在其组织结构的合理性方面。对一个国家的中央行政机关来说，一个充分实现组织效率的政府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总理，一个在总理无法正常行使职务权利时代行总理权力但平时是虚职的副总理，很多临时性的、没有行政责任的、直接为总理服务的专家或专家顾问小组，10－15个内阁成员，由内阁成员领导的10－15个内阁部，每个内阁部内部合理的决策与执行组织结构、总理直接领导很多职能相对单一、法律依据明确、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易于监督的执法性质的行政机构。

职能效率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比如政府几乎不需要管理国有企业，或者需要管理的国有企业数量极少，有很强的市场经济自律制度，很多市场监管职能如金融、证券和一般市场监管不需要很强的行政监督，因为有很强的立法和司法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公共服务是层级化的，不需要行政机构直接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如教育、体育、医疗、公共卫生等。很多比较特殊的部门，政府的职能也比较有限，与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资源配置完全由市场自身组织，市场的运行，大多数情况下也由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自主监管，政府主要是提供基本的法律与秩序，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提供基础设施，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政治效率主要体现在宏观政治框架是否合理，政治合法性机制是否到位。宏观政治框架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司法事务与行政事务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工，行政机关管辖行政事务，立法机关管辖政治事务，司法机关管辖司法事务，三个机关形成相互监督、相互良性合作、相互支持的关系。另外，一个国家体制、政策和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需要有专门的政治途径来完成，如果专门的政治途径如选举等没有充分发达，不得不让行政机构作为直接承担政治合法性的汲取功能，也就是说国家的政策方针之民间认可，主要由行政机关来承担，那么行政机构的职能配置就不是最合理的，其组织结构也将超出行政效率所需要的水平。如果某个机构，比如行政机关，过多地承担了太多的立法事务和司法事务，那么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就会下降，因为行政机关的职能不得不夹杂很多政治和司法性质，政府职能无法达到最佳水平，职能配置自然不当，最终将导致组织结构无法达到最佳水平。

理想的政府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都处于最大化状态的政府。如果在某个方面没有最大化，其他方面的效率也将随之难以达到最大化。

比如，如果组织效率的最大化，需要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效率的条件。如果政府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政治效率的制度化装置没有建设好，政府组织效率的最大化是很难实现的。也就是说，政府机构和领导职数的数量很难达到最佳精简的水平。

职能转变也需要由组织效率和政治效率相配套。如果组织机构依然庞大，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往往会遇到各个组织部门利益的顽强抵抗。如果政治上行政机关承担了过多的立法功能和司法功能，承担了过多的执法监督功能，那么政府的职能就很难精简，职能转变就有很大的困难。

政治效率，显然也需要政府组织效率和职能转变效率的支撑。如果职能配置不合理，政府管理太多的事情，组织效率就会最小化，而且难以取得改革成就，政治效率也不可能是最优的。政治效率没有改善，反过来，组织效率和职能效率改善也将受到制约。

中国政府的问题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三个方面均不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到目前为止，每一届政府上任伊始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5次。并且可以预料今后还将继续改革，因为三个方面的改革目标都没有实现，组织、职能和政治三个方面的效率都没有最大化。

三、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回顾这五次改革，总结其成果，分析其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可以发现，20多年的政府改革历史，其实蕴含着三个逻辑：组织逻辑、职能逻辑与政治逻辑。这三个逻辑，贯穿着政府机构改革的始终，构成了政府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也构成了进一步推动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尤其是将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的理论思维与进一步操作方案的选择次序和空间。分析这一逻辑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府改革的过去，更好地把握当前改革的性质，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一次改革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后开始启动改革开放政策，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和发展，期间的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官复原职，这解决了期间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也导致了许多新的问题：国务院机构数量达到100个，有些部门副部长达到20来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到达历史最高峰。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组织效率也随之下降到最低点。为了改善组织效率，1982年进行机构精简和人员精简，通过顾问委员会以及提高退休待遇的办法让老干部退居二线。组织效率，工作效率，是此次改革的核心推动力。精简机构与人员，以及妥善安排老干部，是此次改革的核心手段。

1982年改革，组织逻辑推动很大，政治阻力很小，一方面是因为方法得当，对老干部的利益给与了尽可能的照顾，减少了利益方面的阻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老干部的高度的政治觉悟。但是职能逻辑构成了阻力，因为当时整个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部级机构精简，但职能不变，并且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越来越繁杂，这很难让机构精简下来。为了发展经济，精简掉的机构又重新恢复和发展，到1987年时机构和人员已经迅速回潮。不过，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转轨，物资部门和流通部门开始通过双轨制改革逐步进入市场化阶段，这为机构精简提供了职能转变的空间。政府职能转变提上日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这次改革，组织逻辑继续发挥作用，但职能转变逐渐与上升到与行政效率同等的地位。经济改革，与组织人员精简一样成为机构改革的主要手段。

1993年，中国政府宣布正式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建设取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由此开始，政府开始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转轨。政府职能开始全面转变。但当时因为市场经济刚刚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刚刚开始，不可能很快到位，机构只能以此为基础进行局部性的精简，所以成果有限。1996年各级政府开始法治国家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县，依法治市，依法治村，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式的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这为1998年继续推动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提供了充分的职能逻辑的空间。1993年的改革，可以说是组织逻辑与职能转变逻辑同时并进。到1997年时，由于国营企业大规模深化改革，市场经济建设大规模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深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尤其是组织机构的障碍。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组织机构，变成了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的障碍。计划经济政府部门部门的利益集团借助其组织机构的存在，阻碍着政府职能转变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1998年春，国务院以强有力的手段，排除各种干扰和部门利益的阻力，雷厉风行地进行机构撤并，把计划经济色彩的经济部门撤并，铲除计划经济利益集团的组织基础，给政府职能转变提供组织机构的空间。这次改革，大多数经济部门都合并到经贸委，成为经贸委下属的若干个部级总局，集中等于弱化，总局等于是过渡。经过3年的过渡，2001年9个总局7个撤销。机构得到精简，而且成果得到固定。1998年政府改革的特色是，机构改革在现有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功，实现组织与人员精简的效率，同时进一步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缩小国有企业规模，实行政企分开，然后再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为组织与人员精简的组织逻辑服务。组织逻辑与职能逻辑交叉并进，先依靠强有力的总理领导，强制撤并多个经济部门，包括国家体委，突破内部人控制的阻力，然后逐步进行经济改革，探索经济部门改革后的国营企业监管问题，中央企业工委成立，实行政企分开（企业暂时由党组织来管理）。这是1998年政府改革的最简单的概括。

1998年的政府改革进行一段时间之后，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发现，人事管理领域、行政审批领域和财政制度领域，最容易发生腐败。鉴于这一认识，政府组织变革从组织机构和人员规模转向人事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的标志是2002年夏天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标志是在宏观上控制行政审批项目数量，在组织上建立行政服务中心，在审批方面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的标志是取消各个工作部门的预算权，把财政预算权力集中到财政部门，并对财政预算收支进行集中和透明化管理。

2003年3月，新一届政府继续进行政府改革，政府组织继续调整，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上次改革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局部得到了解决，如外贸部，1998年因东亚经济危机而保留，此次撤销，和经贸委的一部分组成商务部，而计划经济委员会也被撤销，与经贸委的一部分组成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这次改革，组织逻辑从精简机构和人员转变为少量精简机构，主要为调整内部机制。2003年8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2004年7月1日开始生效的《行政许可法》，则标志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了有法可依的阶段，进一步在法律上规范了行政审批权力的设定和审批活动。

2003年机构改革没有大幅度精简机构，也没有大幅度转变职能，并且还建立了国资委等特殊机构，主要原因是，在当前条件下，组织效率的提高已经没有什么空间，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主要取决于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的种种问题，取决于如何完善证券市场、金融市场等，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广泛的行政监督无法淡出，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刚刚开始，立法和司法部门发展不充分，无法替代国务院对行政部门比较独立的直属局进行有效的立法和司法监督。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运作没有充分展开，国务院实际上承担着很多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应该承担的工作，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2003年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主要工作是讨论和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草案；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来自党的群众路线，即以民为本的工作路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行政机关的复杂运作，还取决于行政机构的公共服务等政绩。国务院为首的行政机构的复杂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了组织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决策失误可能导致的消极影响。

四、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的新的构想。笔者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价值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在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为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框架，与此同时，也给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如果说，过去的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年为止，可以说已经是驾着船过河或者架着桥过河的阶段了。

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行政管理体制不改革，政府发展不到位，市场经济也很难得以完善。这是10多年来建设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决定》特别强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具体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举措，提出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基本原则，确定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方向。这说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已经到了具体实践的阶段。也可以预料，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将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政府行为的法制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政府信息的公开化、政府职能的有限化、政府管理权力的多中心化（地方拥有更多的自）将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从组织、效率与政治的分析框架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未来趋势依然将遵循组织逻辑、效率逻辑和政治逻辑三个逻辑主线，在三个领域展开：组织变革、职能转变和配置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在此期间，可能出现一些变数，但其基本趋势如下：

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政府还将进一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精简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部门，把内阁级的机构继续逐步精简，并实现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但是这需要进一步实行政府职能转变，并需要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组织方面的变革至少在今后10里将不会是改革的重点，也就是说，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都不会大幅度精简政府机构数量。

今后10年里，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将转向职能转变和职能配置的领域：

转变政府职能，从投资型的经济发展型政府走向公共服务性的经济促进型政府，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通过直接投资来发展经济，而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公共管理，解决公共问题，制定公共政策，来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转变政府职能，继续减少微观管理职能，强化执法职能，进行综合执法改革，解决执法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

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即条块关系。

在企业改革的基础上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政事分开，让现有的事业单位，或者恢复政府机构的身份，或者走向企业化改革，或者保留事业单位身份，但与政府分开；

进一步改革财政制度，逐步提高人代会在财政预算方面的权力，以建立公共财政制度。

进一步改革人事制度，在起草和公布《公务员法》的基础上，着眼于反腐败，并着眼于人才兴国，进一步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和一般公务员的制度变革。

为了给组织效率的改革进一步拓展空间，并顺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职能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部门的合理配置，必须提高政治效率，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关键。但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如果没有特别的变化，本届政府和下一届政府，将会认真思考政治文明的发展问题，但都不会实质性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将是两届政府以后的事情了。

但即便如此，新一届政府政府改革的任务依然是艰巨的。今后每一届政府的工作都不会轻松。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应该关注如何在多个层次推进改革，在操作、集体和立宪三个层次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并继续推进政府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与前五届政府的政府体制改革相比，其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多方面是共同的，但可以预料，今后的几届政府，势必会遇到政治改革的挑战。如何使政府改革给政治改革创造条件，让政府改革适应政治改革，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进行政府改革，显然是新几届政府所面临的新的也是艰巨的挑战。

当然，在未来10年里，政府体制改革的动力基本上来是来自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除了自身组织效率目标和政治效率目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从而更好地为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服务。而在两届政府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成为主导政府体制改革主旋律的逻辑了。

结语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非公经济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都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政府体制的改革基本背景。回顾20多年来五届政府的努力，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实现了组织效率，提高了职能配置效率，也改善了政治效率，在多个方面实现了政府治道变革。

当然，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挑战依然是严峻的，任务也依然是艰巨的。对于这些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着眼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思考，理解发展的长期趋势，了解当前行动的空间，着眼于当前的行动，针对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短期的实质性的可行对策和长期改革的战略，从而确保政府治道稳定成功地变革，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府体制的良好条件。

改变从现在开始篇9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认为是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二元经济社会中，来自农业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源源不断地补充到非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此，虽然就业总量不断增加，但是工资水平却保持不变。然而，这种局面在近年来开始打破。从现象上看，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情况已经比较明显;从供求关系的分析，则可以看出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力供给,使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明显转变。

一、人口结构转变：长期趋势的开始

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确定人口数量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联系。观察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最新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近期看，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增加的态势，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实际上反映的是劳动力的实际增长）则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劳动力供给的际递减在本世纪初已开始，而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则大概在10年以后开始出现。在未来几年中，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持续下降，到2010年会下降800万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惯性的变量，因此，人口变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

二、非农就业弹性的变化

而从劳动力需求面看，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不断创造着旺盛的劳动力需求。由于农业部门基本不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所以假定非农部门的GDP是就业岗位的来源。据此，可以根据现有统计体系中GDP和非农就业统计，来计算1990年以来的就业弹性变化。

非农GDP的计算相对简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资料，可以计算出第二和第三产业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生产总值，然后，可以得到每年非农部门的GDP增长率。非农部门的GDP通过非农就业活动创造。非农就业包括城镇就业和农村的非农经济活动创造的就业岗位，而农村的非农就业又包括乡镇企业就业、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部门产生的就业岗位，这样，可以得到非农部门的总就业增长情况。1990年以来，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虽有波动，但并没有表现出递减趋势。除了个别年份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不足0.1以外，其他时期基本保持在0.2以上。近年来，则一直在1991～2006年的平均值0.28左右小幅波动。

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的这种变化特征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就业弹性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特征尚未出现根本改变，劳动力密集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门。同时也意味着，按照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就业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结构变化，因此，根据以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演和预测未来的就业需求是合理的和可行的。

1991～2006年，非农部门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8%，标准差为2.9%;同期的非农部门就业弹性平均值为0.283，标准差为0.14。假定保持1991-2006年平均增长率和平均就业弹性为预测的中位值，分别高出半个标准差为高位值，分别低半个标准差为低位值，我们可以相应地得到九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组合，并可以据此计算出不同的非农就业增长水平。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没有出现巨大波动，就业增长以低增长、低弹性的组合为下限，以高增长、高弹性的组合为上限。

需要指出的是，对就业需求的预测需要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特点为基础，即从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的产业部门看，中国尚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难以创造新增的就业需求；从经济活动的城乡分布看，农村地区也创造着非农就业机会，忽视农村地区的就业创造能力，会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三、劳动力短缺已经开始显现

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开始转变。首先，从数量关系看，劳动力短缺开始出现。2003年春季开始，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随后，这种现象在更大范围内蔓延，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部分内陆省份，有些还是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所涉及的对象也从技术工人逐渐波及普通工人。

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开始从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以吸引劳动力。从价格关系看，劳动力的成本一改以前持续数年保持稳定的局面，开始上升。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考察，近年来，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的确存在。根据来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另一项来自于劳动部的调查资料也显示，2006年被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为1226元/月，比2005年增加181元，增长17.3%。

四、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总体态势向好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态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仅顺利地消化了城市经济重组带来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而且实现了就业总量的持续增加，使失业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渐提高，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综观近年来的劳动力市场态势，有四个特点。

首先，由于经济增长产生的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就业总量不断扩大。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二元经济而言，非农部门的扩张是产生就业需求的主要来源。相形之下，农业部门一般是劳动力富余的部门，并不断释放出劳动力。因此，就近年来的就业形势而言，一方面，就业总量呈现不断增加的局面，2006年和1996年相比，就业总量增加了7450万人，增加幅度为10.8%。另一方面，就业结构也具有更明显的现代经济特征，城市地区成为就业创造的主要区域。数据表明，城镇就业总量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就业总量仅为9514万人，到上个世纪末达到23151万人，2006年为28310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城镇就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与10年前相比，城镇就业总量增加了8388万人，增长幅度为42.1%。而乡村就业中非农就业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并成为非农就业总量扩大的重要因素。

其次，农村转移劳动力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更加剧了非农部门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构成了劳动力的重要来源。2006年，农民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46.7%。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不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福利和社会保护状况也值得关注。就福利体制的改革而言,把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排除在外的体系很难说是成功的。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是跨城乡的，也是跨地域的，他们的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然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是提高还是下降，一时间却存在着争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包含着几层含义：首先，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而言，不同所有制的经济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增加，有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制分割。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一体化，既能够体现经济转轨的特征，也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中最具约束性的环节；其次，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统筹发展是打破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最有效手段；第三，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则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城乡关系的不断改变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作用,是城乡劳动力市场正在统筹发展的最好证明。同时，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也有效地促进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根据对单位就业的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变动和区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分析，工资在区域间都呈现出收敛的趋势。这表明区域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不仅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第四，劳动力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劳动力市场规制更加规范。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体现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日益成熟和规范，大大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环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措施和手段日益丰富。近年来，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相继出台，使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有法可依。对部分法规的修改不仅适应了形势变化，也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劳动法》、《最低工资条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在管理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次，政府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能力也有所加强。例如，在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失业比较严重的时期，综合运用积极的就业政策，起到突出的效果；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比较严重的时期，对企业行为的规范管理有效地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些调控手段的运用表明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正在走向成熟。

五、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继续努力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既包括挖掘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潜力，也包括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根据以前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内地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这种下降，一方面和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全面就业体制下的高就业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经济重组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短期因素相联系，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要素积累型增长模式的背离，使我们必须思考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以及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对于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贡献。

（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是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准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的推动力。我国内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相当迅速。200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结构和韩国1990年时的分布大致相当。尽管如此，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来进一步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仍然是可行的。此外，除了正规教育以外，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途径中，培训有着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三）通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降低失业率，尤其是降低结构性失业是当前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目前来看，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信息的传递还不充分，一些新兴的行业和职业对人才，尤其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难以很快地在劳动力供给体制（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得到反映。因此，通过政府搭建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平台，将有助于降低这种类型的结构型失业。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改变目前高等教育供给主导型的劳动力供给体制，建立需求主导的发展模式。

改变从现在开始篇10

 

这些现象与蝴蝶效应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蝴蝶效应是196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在用计算机求解仿真地球大气的方程式时提出的 “非线性”理论。由于描述气象系统的吸引子的“形状”往往都呈现出类似蝴蝶的图案，这就有了“蝴蝶效应”的称谓。这种效应更为诗意和普遍的阐述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类似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理论，每件事情有形或无形地联系在一起，一次改变会引起后面很多事情的改变。

 

什么是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说明任何事物在其发展道路上都存在不可测的“变数”，一个非常细微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事物的发展方向。

 

因此有些小事可以糊涂，但有些小事如经系统放大，则对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至关重要，便不能糊涂。蝴蝶效应其实是一种混沌效应。具体说来，是缘于它的最终“吸引子”(一个系统在经过时间无限长后的最终归属)。在未发现混沌现象之前，科学家认为自然界的所有系统的“吸引子”只有两种：或是一个固定点(例如：一个皮球被踢出去之后，最终会停止到一个点);或是椭圆(例如：两个天体运行在椭圆轨道上，始终保持一种互相吸引)。但是，洛伦兹通过计算发现，计算的结果对参数的初始值非常敏感，即使两个初始值只是相差到小数点后的第6位数，计算结果也相差巨大，因此说气象是很难准确预测的。

 

蝴蝶效应之所以令人着迷、令人激动、发人深省，不仅在于其大胆的想象力和迷人的美学色彩，更在于其深刻的科学内涵和内在的哲学魅力。“蝴蝶效应”一词一经提出便迅速成为许多领域的热门词汇。它不仅应用于天气、股票市场、社会学及心理学等领域，还可应用于经济学和数学，就是在我们熟悉的电影业中也有涉猎。

 

电影中的蝴蝶效应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界人士对蝴蝶效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些作者将蝴蝶效应表述为一种人生的幻象，也就是一些人展现出对初始值格外敏感的人生。假如人们在时间的长河中回溯到过去，如果改变了过去的一个(初始值)点，则会改变这些人的人生历程，甚至会改变现有的世界。一些导演在创作上都试图从时间长河中改变一点，并对此进行情节上的大肆渲染，再将这些回归到历史的激流中，这种手法让观者大呼过瘾。像《大话西游》《寻秦记》《步步惊心》和《达芬奇密码》等影视作品中都有这样的设计。

 

许多人都看过2004年上映的电影《蝴蝶效应》。电影被命名为《蝴蝶效应》，大概就是为了表达某种“不确定性”。影片中的主人公埃文是一名大学生，他有一种“特异功能”。当他不如意的时候，就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找到笔记中的某个场景，再次回到笔记中所记载的那个年代，并重新走一遍自己的人生。主人公经过多次的反复后，却总也无法找到令自己满意的人生旅程。

 

2014年上映的美国大片《明日边缘》与《蝴蝶效应》恰好相反，主人公在一次次的重新开始人生时，选择积极地学习各种技能，每一次都距离成功更近一步，直至最后的成功。他甚至还通过努力改变了未来的世界。

 

由此可见，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影视作品相比，当今的电影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所表现和传达出的价值观更加积极，人们已经不再只是安于现状，而是已经开始探索如何改变历史、改变未来，希望能通过重设人生的初始值，从而达到改变未来的目的。

 

寻找人工智能的初始值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已经从一种只是进行机械运算的机器发展成为无所不能、甚至可以穿戴的技术产品，未来还会逐渐成为人体的一部分。计算机运行的逻辑基础就是二进制的0和1，经过无数次的分形迭代后，可以组合成人们现在已经看到的无所不能的计算机世界。既然计算机的基础是0和1，那么计算机程序对于初始值的敏感程度更甚(不是0就是1)。人们在尝试寻找出一条分形迭代N次之后的路径的难度可想而知。人们在编写计算机程序时，最常用的语句就是判断：符合某种情况时，就执行某些程序;不符合某种情况时，则执行另外的程序。虽然计算机的初始值并不复杂，就是简单的0和1，但是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如此之快，每秒钟计算几亿亿次已属平常，分形迭代的速度自然被大大提高。据科学家推测，随着计算速度的不断加速，未来可能会构建起某种精彩的计算机文明—— 一种新型的人类文明。

 

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人们又开始借助计算技术重操“旧业”——定制未来的思想。这次要启用“人工智能”或者用机器替代人，或人工和机器相结合，以实现机器在规定的程序动作外可以自我学习，自我复制，甚至自我进化，从而可以达到某些高级动物的智能。

 

不过，目前人工智能科技技术的发展仍然是横在计算机发展过程中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另外，人们要想创造人工智能，必须保证初始值的正确。如果初始值的设置有问题，以后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甚至南辕北辙。如果能找对方向，未来通过计算机的超高计算能力，会使发展的路径更加顺利一些。当前，我们的时代似乎就处在寻找人工智能的初始值的节点。

 

当然，最令人们感到有诱惑力的是：人类是否可以采用改变过去的方式来改变未来呢?不同时期的科幻电影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蝴蝶效应》里，尽管主人公不断做出努力，还是逃不出“宿命”的安排。在《明日边缘》里，人类通过自我学习、自我进化，最终改变了人类的未来。在电影《源代码》中，主人公可以反复“穿越”到一名在列车爆炸案中遇害的死者身体里，在一次次地“穿越”中最终寻找到元凶，阻止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恐怖行动。在现实中，人类要变被动为主动，找到正确的初始值，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设计未来，我们期待着人类即将进入的又一个新的进化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