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文章十篇

哲理文章篇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的一个法宝。

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纪检监察事业是做人的工作，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每一个方面都离不开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学哲学、用哲学是锻炼、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改造主观世界，扭住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既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主观世界，思想政治工作是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内容。思想是人的行动的先导，对人的所作所为起着重要作用。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的口子一旦打开，行动就可能一泻千里。做工作对象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抓住思想根子的问题，又要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抓住思想根子问题，要聚焦坚定理想信念这一首要任务。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总开关”，精神上“缺钙”是一切思想滑坡的根源。谈思想，必须抓住理想信念这个“纲”，作为统领，逐步端正工作对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和坚守理想信念和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政治要求，贯穿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个过程。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要在增强认同上发力，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工作对象在思想上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认同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认同反腐败工作，达到政治、纪法、社会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改造对象主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强调主体自我革命的意识。思想政治工作中，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人员的主观世界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其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深度、厚度。这就要求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干部增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武装，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树立反腐败必胜的坚定信心。当前，就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做实功，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掌握和运用这一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不断改造我们的学习，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坚持唯物论，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坚持唯物论，首先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强调，“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纪检监察工作是严肃的政治工作，涉及对人的处理，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名誉、财产等切身利益，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是一、二是二，经得起检验。在实事求是问题上，必须坚持事物的客观性，纠正游离于客观的片面性，同时还要历史地认识和看待问题，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防止因不实事求是而执纪过头、问责过滥的情况。

坚持唯物论，还要把握实践的观点。做思想政治工作虽然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工作，但绝不能离开客观实际搞“空对空”，必须以实践为前提和基础，做好对客体、客观事实的调查研究以及相关材料、证据的收集工作。无论是监督检查谈话，还是审查调查谈话、讯问，或是问责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都离不开第一手材料的收集、整理、综合、分析，这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要经过对第一手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才能达到逐步趋于正确的程度，有了理性认识后，再回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去求证和认识，达到转化思想、查清问题、精准定性、处置得当的目标。

运用辩证法，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运用系统性思维，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和引导力。开展一项监督检查工作或审查调查工作，必须从全局上把握，运用整体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进行统筹谋划。面对纷繁复杂的因素，要善于找准、抓住重点环节，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逐一刺破和解决矛盾。思想政治工作中，还要牢牢把握主动权和引导力，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有“中心思想”，做到言之在理、言之有物，坚持有的放矢，避免被工作对象带偏。

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思想政治工作要树立精准思维，突出针对性，坚持一人一策、因人施策，在全面深入了解工作对象职务身份、成长经历、家庭出身、思想态度的基础上，对工作对象有个比较精准的思想“画像”和政治“画像”，做到“看人”与“看事”相结合，既清晰了解工作对象本人的情况，还要明确掌握工作对象的行为与事实，逐人逐策制定工作方案。

运用辩证的、全面的观点，做到“换位思考”。思想政治工作中，工作对象是不是真的服气，取决于我们能否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要善于“换位思考”，做到知己知彼。思想转化不是强扭的，要像下小雨一样渗透进去，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韧劲和定力，逐步解开思想疙瘩，使工作对象心服口服。

哲理文章篇2

体育是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凝结民族团结、展现拼搏精神以及繁荣社会文化等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审视体育这一既定命题，体育实际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来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逐渐形成了各民族独具特色的体育文化。改革与优化是保证事物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体育自然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审视当代体育发展的路径、矫正体育发展的弊端，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基本命题。在这个层面上的既有主题研究中，《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独具特色，立意之高、叙述之系统是其显著特点，对于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上认知和审视当代的体育文化具有积极的帮助，值得相关学者和体育从业者阅读和参阅。

《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是2011年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术研究性著作，其作者是布特老师。布特老师的学习经历一定意义上与《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具有紧密的联系：布特老师20世纪80年代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教系本科毕業之后，于1994年从内蒙古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更为重要的是，布特老师于2009年获得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育管理方向博士研究生学位，这样跨学科的求学经历保证了《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的整体研究视野和宏大的立意。而该书是作为中国体育博士文丛之一种而出版发行的，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同时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天津体育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的资助，该书自出版发行以来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和高度赞许，其学术视野和研究的独特性可见一斑。

《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结构宏大而完整，立意高远，致力于从哲学的视野上审视和研究当前语境下的体育和体育文化，立足当代体育发展中切实存在的弊端进行一系列的追问和探究，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体育与人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和谐体育文化”和体育伦理这一命题。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实际上是其博士论文的选题缘起、研究意义以及文献述评、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内容，这也是一个专题研究所应该具有的基本模式，为以下专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为“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以审视和批判的角度进行了现代体育和体育文化的剖析工作，主要梳理出了现代体育发展中的三大问题，包括科技异化、道德失范以及制度缺失，以深邃的思考和严峻的现实指出了当下体育存在的弊端，特别是竞技体育中人作为体育主体性的地位已经在逐渐丧失，最为纯洁的道德在体育文化中逐渐被边缘化，兴奋剂等问题长期制约着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些因素都是现代体育发展中的“不和谐”元素，也是本著作所有探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第三章则回归到作者主张的“和谐体育”这一概念，从理论的历史追溯层面上拷问“核心体育”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中涉及了格伦的生物人类学与兰德曼的文化人类学以及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以此论述“和谐体育”的本质及其当代缺失，具有较为厚重的理论元素；第四章即“和谐体育的理论构架”一章中，作者立足“和谐体育”这一核心概念，指出“和谐体育”的逻辑起点是人的生态化，理论体系是体育的人性化，当代主题是和谐和发展，这些概念的提出和界定是针对上述相应的问题而提出的，其整体上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即体育应该回归到其本质属性上来，坚持体育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第五章为“和谐体育内涵维度”，指出和谐体育的物质维度（绿色、生态）、价值维度（人本、和谐）以及制度维度（自由、创新），基本理念与第四章是一脉相承的，为当代体育特别是其中的竞技体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维度；第六章立足人与体育的辩证关系，探讨“和谐体育”理念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和谐体育”是全面、科学意义上的体育类型，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有利于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民素质，使读者对“和谐体育”的当代价值有了深入的感知；第七章的安排是一个具有结论意义的内容，整体上概括了著作的核心概念和关键价值理念，同时也展望了主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对于相关专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引导意义。

整体而言，《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依托作者的多学科学习经验，对于现代意义上的体育进行了哲学层面上的审视、剖析研究，全书立意深远、结构完整，是一本质地优良、值得认真学习和广泛借鉴的学术专著。

哲理文章篇3

[关键词]方以智；训诂；道；语言哲学

晚明至清初的哲学，在反思汉民族巨大的政治失败的过程，将这种原因归结为宋明理学的空疏。他们在解经方面又极力反对两宋及明代中前期的义理之学，力求通过对经典语言、文字的确切解释，以求准确地理解经典的原意，从而发展出了一套语言哲学的思想。作为这一时期杰出思想家代表之一的方以智，在语言哲学方面取得超越同时代人之上的成绩，他一生所学涉猎广泛，“质测”与“通几”兼治，在音韵、文字、训诂、文章与道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其早期《通雅》、晚期《易余》之《知言发凡》、《时义》、《薪火》和《东西均》之《道艺》、《神迹》、《不立文字》等篇，都是集中借“小学”阐发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篇章，他曾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而他率先提出的“以音求义”语言哲学思想，被戴震及其后学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所继承并得到深化。

(一)“以音求义”

“以音求义”是贯穿《通雅》一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方以智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梁启超说：“密之最大的发明，在以音求义。”方以智十分重视文字、声音的研究，他说：“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箧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艺，不能乐业；不通古今，何以协艺相传。讵日训诂小学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辨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在方以智眼里，“鼓箧”不是故纸堆，不可小觑，其中“必有事也”。他认为古经之声音、文字涵理、涵事，是通晓古今之理事、传续古圣贤之道的重要途径。“小学”不是局限于表面的声音、文字而已，其中涵有古圣贤之心。他说：“小学有训诂之学，有字书之学，有音韵之学。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辩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贴，以至印章、款识，皆所当究心者。”在这里他明确地说明了研究“小学”的目的是“皆所当究心者”，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总结了汉唐训诂与魏晋、宋明义理之学的辩证关系，开创了以文字、训诂的人文实证方法，求达古圣贤之道的新的哲学思考路径。

方以智借“小学”阐发哲学的方法就是从研究声音、文字开始的，即以“声音文字为缘，入之两端”。在早期著作《通雅》中，方以智尤其强调声韵在“小学”中的基础地位与作用，这是方以智语言哲学的一大特色。他说：“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在方以智看来，古经之文字、声韵即涵有宋儒所谓的“体用”之道，而研究声韵乃是较文字更为基础的识“道”工作，这种说法明显是对宋儒贬低训诂工作而空谈性命之道的反动，表明方以智决意另立一种从声韵、文字人手的哲学思考路向。他说：“惟声音可通古今人物之情，文字其寄托者也。”意即人们必须通过语音来会通古今人物之性情，而文字只是声音的寄托者；换言之，只有语音才是圣人性情的原始载体，是古人之心与道的最初体现，所以他说：“今日定序、正音，为万世宗。”从求古圣贤之道与文化的传承方面来说，方以智的这种做法明显较朱子一系以哲学方式求古圣贤之道的方法更具有实证性的特征。

方以智从声音、文字的起源来考查音韵、文字与古圣人之心、意的关系，提出“因形立事，附声见意”的音、义关系，说明“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道理。他说：“人所贵者心，而不离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离五者，则当以意为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见者起意也。名为五官，用时并用；名为六书，一字并存，如见日月之事(自注：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特以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而意多字少，转借为多。总言之惟形与声两端，而意在其中。”古人创造文字以立“意”为主，故人所贵于心；字有形涵事，皆从客观“可见者”起意，说明文字是古人对当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反思的结果，是理性抽象的结晶，其中固然蕴藏着古圣贤之心与意。他还特别强调声音与事、意的对应关系：“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这样，声、事、意一体并存于有形之字，有其事，即有其声，即可见意；见一字而知其形、声、事、意、心，五者同时并用，故可“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见字知音即可知古人之心与意，因此他将研究声音、文字等“小学”的活动提升到“皆所当究心者”的哲学研究高度。

方以智认为对声音、文字等“小学”的研究目的是接续古圣人之道，使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他说：“删述大集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岂忧其断乎?”他考订文字、音韵是为了掌握与传承古圣人之微言大义，使圣贤之道流行不竭而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就是涵于声音、文字等“小学”中的“大者”，他认为《通雅》之作即在于“识其大”，他说：“客有过曼寓者，问《通雅》音义而及之，且识其小。”他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或仅仅是对音韵的考订工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自觉地将对声音、小学的研究工作擢升到作为体认天道的语言哲学高度。

方以智在主张训诂“达其实”的同时，也反对“诵死人之句”，他深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所以他力主“虚实并济”、汉宋兼采，他说：“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第2—3页)即是说在声音文字之实学的基础上要结合时代的要求有所创发，不能死守古人之章句，他甚至认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有错行之用焉”。他说：“读圣作当虚心，以从经见，百氏当化，书以从我，察其两端，由中道行，中备四时，随其环应。”用传统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用现代西方解释学的话来说，这是从被动地解释文本到主动地积极创造。可见，方以智提倡训诂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人文世界，这种理论与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涵。

(二)“言者，载道之器”——方以智工具论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以“欲通古义，先通古音”为基础，积极探讨古人之心、道与言辞、文章的关系及读圣人之书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将语言哲学扩展到对文字、言辞、文章等“艺”的哲学与美学研究，丰富与深化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他经史并济、兼采百家、采撷中西之长，使他的语言哲学理论既表现了通经致用的时代特色，又表现出深刻、系统的个性特征。

方以智以“气”论为基础，简明地揭示了“言”的形成过程及言与心的关系。他说：“气贯虚而为心，心吐气而为言，言为心苗，托于文字。”“言为心苗”，意即“言”是“心”外在表达，这里的“心”当然是指人的思想、思维或理性，将这种“心苗”记录下来的即是文字。“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高度肯定了文字对思维的物化作用。他在《东西均，声气不坏说》一文中提出的“人心以言出气”的说法，揭示了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在《药地炮庄·齐物论第二》的前序中，他明确地表达了“道”对“言”的依存关系，他说：“言者，载道之器，利害极大。”圣人之言承载着圣人所体认的天道，是圣人的思想结晶，是天地之心的体现，所以对待圣人之言一定要慎重，不可“糟粕文字”。在西方约300年之后，像方以智一样，思想深奥又晦涩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在’之家。”二者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语言哲学的人类共通性及中国文化在此方面的优越感。

所以，读圣作不只是弄懂其中深奥的字词而已，他说：“吾少以辞为主，及长乃知文以明道也”，“古人深于义，当于理，文之以其辞而已。”对待古人之言，不可简单地视之为文辞的客体对象，要深明其中的“义”与“道”。不过，方以智并不否认言辞的重要性，他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以言乎使命之辞也。”辞的“使命”就是行使“相传相示”古人之心与意的功能，所以辞不可以缺少。方以智即此提出“贵达”的读书方法，他说：“凡谓之辞未有不贵达者，亦未有达而犹贵枝叶者也”，“彬彬者，辞达之谓也”。“圣人之情见乎辞”，“达”就是要领会辞中圣人之性情、悟圣人之心，并化之为行动，“彬彬者”即是。否则，就会出现“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的社会现象。读圣人之作的最终目的小在教化以提升个人的德性，大在治理整个社会，从而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以达到“善用”之目的。

(三)“文章即性道”

方以智除了对声韵、文字、语言等器与道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之外，还深刻地分析了文章与性道、道与艺等关系，提出“文章即性道”和“道寓于艺”的独特见解。他以声音文字为切入点，全面展开对内与外、道与器的关系的分析，如他在论及道与艺的关系时说：“知道寓于艺者，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这样，他就将语言哲学扩展到艺术哲学。

他说：“士以读书明理为业，犹农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艺，外内一致，张弛鼓舞，全以此养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岂曼语哉。进德必居其业，立诚用在修词，大畜日新。道寓于器，会通典礼。赜不可恶，效天法地，道不远人，所贵振衣挈领，播种培根，一树全仁，何碍葱蔚。”在这段文字中，仅从语言哲学方面来说，他至少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是“文章即性道”，意指文章蕴含着圣人对性与天道的思考；第二是“立诚用在修词”，表述了读书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第三是“播种培根”，意即学问理应从字词等基础工作做起，因为“一树全仁”，字词之中自有天道在，故不能离器而言道、“偏上以竞高”。

哲理文章篇4

   A、文体特性——洋洋五千言，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

《老子》虽为语录体却无对话与场面描写，也无设教授学的痕迹，是更为纯粹的“立意”、“见志”之作。今本《老子》八十一章，结构完整，文辞精练，大体有韵，体近诗歌，加之“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使“五千言”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鲁迅指出《老子》“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第三篇《老庄》），认为其之所以讲究用韵，是为了供人诵读传记。张振镛认为：“其文理精而词简，整齐而有韵，盖冲口而出，自有声律”，认为《老子》用韵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发之于天籁，本之于 自然 ”的结果 。柳存仁认为“其书为有韵口诀体”。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老子》的诗体特征，然而声韵律调却是诗歌的基本特性之一。惟钱基博谓《老子》“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其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似含有诗意品味的意味。朱谦之对《老子》用韵研究用力甚勤，在所撰《老子校释》中专列《老子韵例》作专题研究，并独有心得：“余以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既曰诗，即必可以歌，可以诵；其疾徐之节，清浊之和，虽不必尽同于三百篇，而或韵或否，则固有合于诗之例焉无疑。”至此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已趋明朗。任继愈称之为“哲理的诗篇”。陈鼓应亦认为：“《老子》五千言，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

对《老子》诗性特征的系统深入研究当在80年代以后。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老子》是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哲理诗”，不但是“继《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一部重要诗作”，而且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鸿篇巨制”。汤氏并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老子》作了评说：“作者采用诗的形式，以简洁的文字，流畅而富于 音乐 美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章沧授认为《老子》散文的“显着特征是诗歌化”，表现为“押韵独密，音韵悠扬”，“长短变化，错落有致”，“词约义丰，生动形象”，“多用复叠，尽理穷义”。陆永品虽然认为“不如说它是哲理散文诗更为确切”，但作者的论述仍然是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展开的：“运用音乐的旋律，轻松的笔调，来阐释枯燥乏味、窈冥深邃的哲理”，“言辞简要，旨意深远”，“能够引起人们的兴味”，“既是诗，又是歌，读之能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 。一些研究者还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探讨了《老子》所具有的诗的“意境”。朱俊芳认为《老子》是“以纯熟的诗体写作的”，它“将哲理与诗，精妙地熔为一炉，铸成一种亘古不衰的艺术魅力”，既具有“朦胧的诗意”，又具有“深厚幽远的意境”，因而“它不仅具有思辨的说服力，更有美的感染力”。李严认为“不妨把它视为 中国 文人哲理诗的开端”，“老子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象化和形象化的创作手法”，“是创造朦胧美的能手” 。许结认为老子“是以诗人的情感与形象去表现哲思”，“在创作上，老子对‘天道’或‘人道’的探究首先充满着诗人的情感，而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老子运用比兴手法将宏深的哲理转化为形象，以表达精微玄妙的内心世界”。许结另撰有《〈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一文，探讨了《老子》五千言作为哲理诗的特色及其 影响 ，认为构成《老子》作为哲理诗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处处表现出形象化的情节、抒情性的描写和深婉的理趣美”，以及“《老子》带着诗意的微笑融自然、人生、艺术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并指出，以诗寓理，于自然中悟道豁情、探索人生哲理，在情景意兴中蕴藏机锋理趣，这些《老子》哲理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基本精神，对后世的哲理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老子》独具特色，虽是文的形式，却有“诗”的风致，然而是否即可迳称之为“诗”？有的研究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陈柱认为：“老子多对句矣，多韵语矣，然仍不可便谓之韵文，便谓之骈文也，谓之骈文之祖可耳。”詹安泰认为应称之为“诗文骚赋的混合体”。谭家健称之为“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张松如也指出：“老子是在做诗吗？以其用韵语，也可以作如是观吧。……但一不入乐，二少抒情，吾人只得于惊叹其超凡的智慧中，领悟出丰富的诗的乐趣，难以风雅、骚赋相比附也。”[蔡靖泉《〈老子〉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一文认为：“就整体言，《老子》应归于散文类，故不妨称之为‘诗化散文’”，“《老子》有着较高的艺术性，的确可以称之为精妙的美文。”“《老子》有机地糅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形式而成的诗化散文，一方面将春秋以前韵散结合的语言艺术形式 发展 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宣告了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19]我们认为，先秦尤其是春秋诸子大多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为文多用韵语与偶句，然而说其具有“诗味”尚可，直接称之为“诗”则难免削足适履。实际上，称《老子》为“诗”的研究者，在阐释其艺术特性时，又往往自相矛盾，多是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立论。凭心而论，《老子》在哲学概念与语言选择的困难中与“文学”不期而遇，诗情、哲理、文思、玄言，熔铸为一，从而把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大道之精微，用“可道”的方式会意于它的“不可道”，《老子》贡献于后世“文学”者，正在于哲理与文思的会通处，可谓先秦文章中的别一体，很难于“散文”或“诗”的发展线索上为其找到准确的位置，因此，对于《老子》做出符合实际的文体定位，需要谨慎从事。

   B、现实关怀与情感内涵——宇宙人生的永恒性关照

老子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为其 哲学 根基，以“无为”、“不争”为处世准则，然而老子并未忘怀世事。鲁迅独具慧眼，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欲治天下。”[《老子》文多“愤辞”的忧世之言和“欲治天下”的救世之心为当代学者所认识， 研究 者大多是从现实关怀与情感投入两方面进行探讨。

汤漳平认为：“《老子》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最少宗教迷信色彩”，是“对《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陆永品亦发表了相同的意见：“我国古代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上，具有反映 社会 生活和批判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的优良传统。老子的散文也继承的这个特点。”朱俊芳认为，形成《老子》 艺术 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深沉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指出：“《老子》的许多言词诗章都是关注社会人生的，对现实社会中许多至关重大的大小 问题 发表深刻见解，抒发愤激之情”，“《老子》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对后世的叛逆文学有着深远的 影响 。”蔡靖泉对《老子》文章中所体现的现实意义作了具体 分析 ，认为老聃疾伪求真，所着《老子》充分反映出他对真实的执着追求，真实地描写生活，如实地批判现实，“既是他求真精神的具体表现，又是他作品的艺术特色的鲜明体现。”显然，研究者对《老子》现实品格的挖掘，不过是传统“君人南面术”之说在 现代 文化语境下的另种说法。《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表现了囊括天人、包孕万象的心胸，眼冷心热，于表面的“虚静”中蕴含对现世的执着关怀。

《老子》所重在天道 自然 ，有情之“我”于“五千言”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然而老子以虚静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碰撞，因理想人格被否定而激发起愤世之情，“五千言”乃以天地之“无情”看待人间之“有情”，发而为文，又时时于精微中吐“愤辞”，于玄妙中露真情。8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对此也作了一些探讨。蔡靖泉认为：“老聃之所以作《老子》，正是其愤世嫉俗的丰富而强烈的感情所激动而不得不发”，“老子在抒情之时，往往因感情强烈而不由自主地将自我融入作品中直抒其情，从而鲜明地展现出自我形象”，甚至从中可以看到“老聃那忿懑之极的音容和表情”。朱俊芳认为：“《老子》以叙事、抒情、议论多种 方法 ，刻画了老聃复杂而鲜明的形象”，他坚执理想而遗世高蹈，既是一个“古之博大真人”，又是一个充满愤世之情的“忧世疾俗的士者”。李严则对此作了更带学理性的阐述：“《老子》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在对哲理的阐发中渗透着抒情性”，“哲理为感情所浸透，与感情相融合。作者以其蕴含哲理的感情感染读者，使读者在体验其感情的同时，接受其哲理。”《老子》以五千言精妙，将自然与人生囊括其中，包含着对宇宙本体、天人关系、社会现象的深沉思考与热切关注，研究者论述的范围仅局囿于社会现象这一层面，而《老子》于宇宙人生的永恒性的关照中所融含的“太上忘情”之“情”，将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C、写作艺术——无心为文，自然成采

老子倡言“绝圣弃智”、“美言不信”，似乎不像儒家孔孟那样重视语言表达，罗根泽即认为：老子“既然反对美，反对言，则借助于美与言的文学，更不必说了。”老子诚然无意于沉思翰藻，然而正如鲁迅所云：“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五千言精妙凝练，表现出高度的语言写作技巧则是无疑的。鲁迅所谓：“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即是指其无心为文，自然成采而言。明人朱得之《老子通义》有云：“非善辞章者不能为《老子》。”对于《老子》的“辞章”之“善”，研究者的探讨基本上集中在语言修辞技巧、声韵和审美效果几个方面。

哲理文章篇5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哲学家其实是在回答着同样的问题，有着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根本问题的关注和思索。但是，东西方哲论文联盟学家回答的方式和结论的取向却是相去甚远。正因如此，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学形态和表达形式，为全球化交流背景下的现代学者借鉴和利用多种哲学研究形式观照哲学提供了可能的资源；但同时也使得在研究不同形态的哲学时尤其需要依循和关注其本有的特质。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认知特质来观照中国古代哲学的殊相。

一、认知对象的混成性

西方哲学家在思索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时，很早便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区别。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便是以此为前提喊出重视人的响亮口号，苏格拉底由此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命题，至此，对世界本原与对人自身的认识均产生，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二分的思维取向初步奠定，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方近代哲学推波助澜了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开始，西方近代哲学家先是揭示二者的差别，后来走向极端，把二者对立起来，德国古典哲学则进入了寻求二者统一的时代。不过这种统一，是以主体湮没客体为代价的，对人的关注是以人独立于自然之外甚至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得以呈现的。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界立法”，充分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因此在西方哲学家的认知视野中，有着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二分，并明确地意识到主体、主观和客体、客观遵循着各自不同的规则，分属于不同的领域。

而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哲学家们整体上倾向于主客体之间的融合，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论证和阐扬这种融合，最典型的命题莫过于“天人合一”。哲学家们总是把认识主体的人与自然之天混成一体，以至以人通天和以天观人，一般不会把人置之自然之外。儒家学者孟子便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心、性、天是可以贯通的整体。董仲舒则对天人合一思想予以系统的论述，张载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说：“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①道家学者则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人、地、天、道、自然遵循着相同的法则。庄子甚至把人与外界完全融为一体，提出“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的疑惑，追求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不过儒家将天人合一赋予道德意义，而道家则是纯粹而非德性的。当然，中国哲学史上也有天人相分的思想，如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②，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③等，但它们就像西方哲学中的天人一体思想一样，没有形成主流，只起绿叶点缀鲜花的作用。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哲学家所理解把握的认知对象是混成性的、整体性的，没有明显的主客之界，既可以把对象世界完全收摄为一心，也可以把人心归之于世界。正如《中庸》所言：“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④正因如此我们很难用西方哲学中发达的理性认识论来理解和解读中国古代哲学，因为在中国哲学家那里基本上找不到有明确界限的认识主体和客体来研究，他们的认识对象是涵括了人本身在内的全息世界。

二、认知范畴的意境性

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认知对象的混成性，使得中国哲学家很早便注意到意识表达的外壳——语言的不可靠性，“较之西方哲人，中国古代哲人对于语言的局限性有着更普遍的清楚认识……因此自觉地不追求概念的绝对抽象性”⑤，故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并不刻意追寻认知范畴逻辑的科学界定，更少从事认知范畴间的逻辑推定，从未像西方绝大部分哲学家那样以范畴为纽带构筑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恰恰相反，中国古代哲学家所提出的认知范畴具有很浓的意境性特质，范畴提出的当时或运用的时候总是与具体的事情或背景相关联，很难找到中国古代哲学家专门对某一范畴予以纯粹抽象的界说，这也使得中国古代哲学中许多通用的范畴呈现出多义性、模糊性。

道家学者对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有着十分自觉的意识，道家的著作较之其他各家读起来难度更甚，连西方学者也因道家文本中许多范畴的抽象性而认其为是哲学。殊不知道家学者并未如西方学者所想，是要去创立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的具备严谨逻辑性的哲学范畴体系，而是建基于对语言的不信任而采取的看似较为模糊，实则更加具有涵括性和丰富性的范畴。在《老子》中为此还专门强调他们所使用的“道”这一范畴，也只不过是“强为之名” （《老子第25章》）而已，并“道常无名”（《老子第32章》）。因为他们断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1章》）。所有的称呼、范畴均无法完全表达人类的思想，更无法尽表哲人所领会到的永恒真谛。既如此，便无需也不能把表达思想的范畴定得太死，严谨的文字既不必要甚而有害，甚至应该用便于人们领会同时涵括性更大的比附似的表达方式，乃至是讲故事似的寓言模式来演绎思想。老子对道的模糊描述和庄子书中无数的寓言故事便是明证。《老子》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第21章》）老子并未象西方学者那样给道下出一个精确的定义，甚至使用了十分不确定的恍惚的语言。《庄子》中这样的情形更加明显，他用一则故事告诉人们大道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甚至文字只是一些“糟粕”（《庄子·天道》），而大道却是在文字的背后。持此论者非道家特有，儒家学者也有所察觉，尤其是孟子，认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对文本的理解不能拘泥于文本的词句，甚至不能拘泥于文本原本传达的思想，故而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儒家中较为具备利性特质的荀子，也认为人们的认识实质上是有许多的遮蔽的，《解蔽》篇有着详尽的论述。就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其思想中的核心范畴“仁”也未下过准确的定义，往往是在不同的情境中，针对不同的人和事，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其范畴的情境性特质十分鲜明。庄子更是主张予以世界以情境性的观察，指出对同一事件可以“以道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庄子·秋水》）。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更难于用一确定的范畴来抽象表述具有多种层面的世界。

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家认知范畴的情境性特质，我们很难按照范畴间的差异和内在演绎的规律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其哲学体系的建构不是纯概念性的逻辑抽象，而是对世界和人类的真实生存内容的观照。故而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家遵循的是一种“内容逻辑”“内涵逻辑”，而非西方式的“形式逻辑”“外延逻辑”。⑥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才非常的发达，因为辩证逻辑是与内容密切相关的思维形式。

三、认知方式的直觉性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知对象的混成性，使得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是尽量的摆脱主体的主观参与，恰恰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的融合，主体把自己尽最大努力地融进客体中，来达到由此及彼的理解。这样的认知方式具有明显的个体直接参与性，要求认知主体必得亲身身处其间，“物化”（《庄子·齐物论》）其身、设身处地、交换立场，方能获得真知。故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十分强调“体”为核心的直觉方法。先秦庄子就认为“道”的认识只能是“体道”（《庄子·知北游》）。孔子告诉弟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就其本质也是设身处地物我一体的换位思考。王弼认为对贵无本体的认识也是需要“体无”⑦来实现。东晋名士更是公开宣扬“体认”的作用，并将“一身体之”的认知看作高于读书学习一类的知识接受。宋明学者在其著作中广泛使用“体认”一词，程颢宣称：“吾学虽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怼?rdquo;⑧朱熹就“体”的认知方法作出了解释，指出：“体之义如何？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礼，如格物致知之义，与体用之体不同”。⑨李?在《四书反身录》中更是强调：“不要引训诂，须反己实实体认。”⑩可见体认式的直觉认知方式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是十分普遍地得到认同和运用的方法。

哲理文章篇6

我喜欢看李瑞环同志的文章，爱听李瑞环同志的讲话。所以爱听爱看，不只是因为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工作过，讲的许多事是我们身边的或亲历过的，听起来亲切，看起来熟悉，更因为李瑞环同志的文章、讲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用心琢磨出来的，既来自实践、来自群众，又语言生动、哲理深刻，有很强的吸引力、感染力。他的文章、讲话只要是公开发表，我都注意看，每次都能从中收获新意，受益匪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瑞环同志的《为人民办实事随谈》出版，里面充满了哲学思维的精华，当时我就认真读过，有些篇目还多次重读。最近，他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出版，比《随谈》的内容又丰富了许多，在编排上突出了哲学的主题，分为“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重视总结经验”、“掌握辩证分析方法”、“注意研究特殊性”、“坚持发展的观点”、“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坚持群众观点”、“弘扬中华民族‘和’的思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十章，再加上首尾两章：“提倡大家学点哲学”和“学哲学要学原理，用哲学也要用原理”。由于我曾经搞过哲学教学和哲学研究，所以对《学哲学用哲学》的出版尤其倍感兴奋。[本文来源于文秘写作-www,,找范文请到]

读这部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李瑞环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厚感情。他说：“我一生最感兴趣的一门学问是哲学，下功夫最多的是哲学，对我帮助最大的也是哲学。”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李瑞环同志的哲学情结。学哲学首先要信哲学。这是李瑞环同志的一条非常深刻的体会。他认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信仰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学的问题。他说：“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选择”。信仰不是迷信，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都不要迷信，但却可以信可以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信了才能迷，只有迷了才能钻，只有钻了才能懂，只有懂了才能用，只有用了，在用中尝到了甜头，才会更加信、更加迷、更加钻，这里关键是个“信”字。李瑞环同志把学、懂、用、信的顺序做了调整，把“信”提到了第一位，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要说根本不信、就是半信半疑的人，也是决不会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还发现，有些搞哲学的人，违背了唯物论、辩证法，走入了歧途，究其原因，恐怕是把哲学当成了自己的职业，而没有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终身信仰的缘故。

为用而学，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是李瑞环同志学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从二十几岁开始学哲学，一直坚持在工作中学，边干边学，几十年从未间断。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学哲学，主要是实践中学，在使用中学”。他的切身体会是，如果把学习与自己熟悉的工作结合起来，拿实践的经验同理论印证，就容易懂；把基本的观点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印象会比较深刻，就容易记；把书本的东西融入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干什么就从什么里头学，就在什么里头用，就容易活。这“三个容易”，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对学哲学这一理论武装过程中规律性现象的深刻揭示，从而为哲学的解放提供了一条可信、可靠的道路。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学以致用，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我们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和必然要求。毛泽东同志曾

经把学风问题作为党性的第一表现，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有必要把端正学风、搞好理论武装(不是包装)，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我们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善于把哲学上的方法论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李瑞环同志学哲学、用哲学的又一鲜明特色。李瑞环同志多次谈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成长过程中的影响：“我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回忆说：“1965年从工人转为干部，从一个工厂的总支书记到中央最高领导集体的成员，中间多次转换工作岗位，有时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变化很大，但都能很快适应、很快熟悉，并有所作为、有所创新。这都是哲学帮了我的忙。”他的体会是，一个人要成长进步，要有所成就、有所建树，离不开上进心、求知欲、责任感这三条，这是无法代替的。重要的是学了哲学，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养成了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的习惯。在一次会议上，他还总结了做好领导工作的三句话，就是：学习理论，总结经验，研究工作。从李瑞环同志的

哲理文章篇7

[摘要]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虽然科学地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大有机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在教学实践上却往往把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大大忽视和缩减了。借用黑格尔式的说法，我们可将科学社会主义比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真理”，前者内在地扬弃了后二者，并将它们作为环节包含在内。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黑格尔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思想结构上确有某种隐秘的内在相似性，该结构正是辩证法的“三一式”逻辑运动圆圈。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2-0074-06

一、问题缘起：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目前全国高校通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2007年诞生以来，虽经不断修订调整，但也未能达到该课程预设的目的和要求，即引导教师和学生共同去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教学活动。教材内容亟需修改调整的地方也很多。但教材从“形式”上说仍保有一项可贵的优点，即总体“结构”的完整性。教材分为“总领”绪论和七章“主干”内容。在绪论第一节中提出了教材的纲领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整部教材（包括绪论和后续七章）的惟一主题即是循序渐进地或者从不同方向地去回应和展开此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构成来说，在绪论第一节中，教材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概要回答。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而教材的七章大致对应的正是马哲（1，2，3章）、马经（4，5章）和科社（6，7章）的相关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教材编写组为最大限度地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通过短暂的课堂教学“同时”展示给我国大学生的良苦用心。但遗憾的是，依据笔者的调查，目前原理课的普遍教学实际却根本难以实现教材编写组原先设计的意图。教材最后两章即“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和“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基于各种原因往往被免讲和免试了，实际的课程讲授和期末考试大多仅限于绪论和前五章也即马哲和马经的相关内容。至于首要的原因，多半会被归于教学的既定时限：目前原理课的教学时间大致为51学时（17周，每周3学时），即便是跑马观花，在完成绪论和前五章的教学后，时间也所剩无几了。那么，最后两章即科社部分的内容究竟能不能略过呢？质言之，科社对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意义呢？或者，科社、马哲和马经之间究竟是怎样的思想关联呢？限于篇幅，笔者这里只做最扼要的探问尝试。

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运动圆圈：马哲－马经－科社

笔者认为，仅从“思想”层面论，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创立时（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起即“同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三部分。这个“同时”的意思是，马克思是“同时”创造马克思主义之崭新“哲学一政经社会主义学说”的，而非“分别”去创立这些部门理论，最后再把它们“综合”为“大一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自开创以来，一直就是马哲、马经和科社的“三位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即为“本体”，而马哲、马经和科社则为此一本体之三“位格”。马克思主义可以“同时”包括马哲、马经和科社三部分，也可以“同时”既是马哲，也是马经，又是科社。“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作为”马哲、马经和科社之三位一体的“同时”理论体系而彰显于世的。这些都是从“思想”层面也即“道理”或“本质”或“现实”的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而在某个“经验”或“现象”或“现存”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或可偏重于马哲，也可偏执于马经或科社等等，甚至几乎只以某个“位格”的形象现身于世。本文只从本质层面略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内在关联。

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时”涵盖马哲、马经和科社的完整理论体系，缺一不可。马哲即历史唯物主义以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为逻辑起点，描述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者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原初视野，是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这个伟大的全新思想“家族”之真正“开端”的。但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止于“抽象”地描绘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它必须深入到人类历史的根基处——本质的“经济－实践”领域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千回百转，才能不断“实现”自己同时也“印证”自己。“抽象”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了“实现一印证”自身，必须“转投向一外化为”它的“对象”即政治经济学领域，唯物史观之所以是“正确的”或者“科学的”，正是因为由它奠基的“科学的”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第一次发现了人类历史经济实践领域的本质规律。马经的成就“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没有马经的工作，历史唯物主义既“历史”不起来，也“唯物”不起来。马哲与马经是“相互需要”的：马哲为马经提供哲学视野和方法，马经为马哲提供感性的实证素材和空间——因此，马哲和马经是“相互印证”的。与此“同时”，马经决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究的终点，唯物史观在“经受”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千回百转的历练后须得重新“回到”自身，印证自己对于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真理性——基于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和经济危机之本质规律的发现，体认到资本主义必将为共产主义即“科学的一社会主义”所“扬弃”——因此马哲或者马克思主义最终必须将自己的归宿地安放在“科学社会主义”——也即“通过作为革命的感性实践活动去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之上。马克思主义从马哲“开始”，“经过”马经，“转回”科社，一圈走来，“实践”的本质要求贯穿始终。由此，从终极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科社既是马克思主义预悬之“终极目的”，“同时”又是马哲和马经自然得出的“终极结论”。科社、马经和马哲三者两两间都是相互印证的本质关联，缺一不可。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大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哲、马经和科社之间其实并非相互外在的、线性的“无机组合”关联，而是“三位一体”的某种内在的、非线性的“有机结构”关联：三位格本为一体，实为一体之三维面相或三个必需的发展环节。我们既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同时”由马哲、马经和科社三部分构成，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哲，也是马经，“同时”又是科社。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内在“辩证法”：马哲非寻常之哲学，而是以马经为“通道”，以科社为“目的”的马哲，马哲是“马经的一科社的”马哲；马经非寻常之政治经济学，而是以马哲为“本体论”，以科社为“目的”的马经，马经是“马哲的一科社的”马经；科社非寻常之社会主义学说，而是以马哲为“本体论”，以马经为“通道”的“科学一社会主义”——即现实地扬弃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本真之社会主义——科社是“马哲的一马经的”科社。

由此，如上图，我们也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比作“一个辩证运动圆圈”：马哲、马经和科社依次作为这个辩证发展圆圈的正题、反题与合题。马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圆圈的第一阶段即肯定阶段，肯定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即本体论或哲学；马经作为该圆圈第二阶段即否定阶段，否定了“作为”本体论或者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让马哲“外化出去打天下”一一深入到实际的经济生活领域探求最基本的经济规律，这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科社又是对于马经的否定，即对马哲的否定之否定，科社是对马哲和马经的“扬弃”，马哲在“经历”马经后重新回到了自身，马克思主义由此进入其“具体”形态即科学社会主义了。惟有经历即扬弃了马哲和马经的科学社会主义才不是“抽象”的，它所描绘的共产主义也才是真正“具体”的——即“可以”且“必须”实现的。但这个科社并非是马克思主义之单纯“终结”或“完成”，科社既是“终点”，又是新的“起点”。如是的辩证运动圆圈将会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永远在自我扬弃着、更新着。而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辩证运动圆圈之任一环节的马哲或马经或科社，其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辩证运动圆圈，又可分为三个辩证发展环节。该环节亦作为一圆圈而复可一分为三。如此环中有环，环环相济，周而复始，无穷无尽。这正是“永恒的辩证法”——“那一团永恒的活火”（赫拉克利特语）。思路至此我们已能初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史上的一种全新思想家族之独特雄伟气象了。

三、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之“真理”

更进一步，笔者认为，马克思首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与其“老师”黑格尔创作的哲学体系在思想的“建筑学”上确有着某种隐秘的内在相似性，这个建筑学正是辩证法的“三一式”逻辑运动圆圈（正题－反题－合题）。其实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里也曾公开声明自己为黑格尔“学生”——在黑格尔已经“过时”的时代——并且他还要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

“将近30年以前（19世纪40年代早中期，引者注），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

顺此思路，我们如果直接借用黑格尔的“真理”概念，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科社与马克思主义、马哲和马经之本质关联。黑格尔在其首部专著《精神现象学》（1807年）中第一次明确地展示了他的全新真理观。

所以惟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在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本身而言，则不是真理。它（即“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圆圈。预悬它的终点为目的并以它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

因此我们可以把黑格尔式的“真理”大致理解为“全体”也即“一个完整的辩证运动圆圈”（正题－反题－合题）。如此我们即可说，科社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真理，科社正是马哲和马经之真理。科社内在地扬弃了马哲和马经，并将后者作为自身之环节包含在内，科学社会主义实即马克思主义本身。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的惟一主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扬弃资本主义也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被冠以“科学”之名，只是因为该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将马哲和马经作为其内在环节扬弃和包含的“真理一全体”。如是，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黑格尔创造的哲学体系与其学生马克思首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之间的确有着某种共享的思想识度即“三一式”的辩证逻辑运动圆圈的建筑结构。依据黑格尔代表作《哲学全书》（1817年），其哲学体系大致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构成。逻辑学研究“自在自为的理念”，自然哲学研究“在其他在的理念”，而精神哲学研究“由其他在回转到自身的理念”。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构成一个完满的辩证逻辑的运动圆圈（正题－反题－合题），精神哲学被作为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之“真理”或“目的”或“全体”。我们看到：在“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和“马哲－马经－科社”之间的确有着某种惊人的隐秘的结构相似性！难怪马克思说他作为黑格尔的学生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只不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的，而他要将这个倒立的辩证法再倒正过来——将黑格尔“唯心”的辩证法倒正为“唯物”的，也即“历史－自然”的“实践－辩证法”。

四、结语

哲理文章篇8

2.文化哲学的前提批判和领域划分——从施特劳斯、施米特对文化哲学的批判谈起 高山奎，GAO Shan-kui

3.理解他者:戴维森的"第一人称的权威" 黄勇，HUANG Yong

4.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的修正与超越 后盾，HOU Dun

5.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晚期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史》第四卷要义 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CHEN Cun-fu，BAO Li-min，ZHANG Xue-fu

6.从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比较的角度解读海德格尔的《存有与时间》 张庆熊，ZHANG Qing-xiong

7.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政治概念的重释 王寅丽，WANG Yin-li

8.二阶意欲与欲望的冲突哲学分析 李恒熙，李恒威，LI Heng-xi，LI Heng-wei

9.说谎何以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分析哲学的研究进路 陈常燊，CHEN Chang-shen

10.人权对健康影响力基金及其合理化的支持 涛慕思·博格，田洁

11.符号空间、实体空间与现象学变更 杨庆峰，YANG Qing-feng

12.作为生成的建构与作为构造的建构——对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 邢冬梅，XING Dong-mei

13.笔端常蓄凌云志,直引文思上碧宵——指导一名博士生的心路历程 李醒民，LI Xing-min

14.希腊"求是"、"求真"、"求善"精神的实践者汪子嵩先生 陈村富，CHEN Cun-fu

15.关于虚拟世界扩展的伦理问题——翟振明教授访谈 计海庆，翟振明

16.哲学分析 如何在当下激活古典思想——一种德勒兹主义进路 吴冠军，WU Guan-jun

17.近两年来的中国哲坛争辩及哲学发展问题域 郑东，ZHENG Dong

18.第十三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张帆，ZHANG Fan

19."创造真理":从存在到逻辑——评阿兰·巴迪欧《世界的逻辑:存在与事件2》 张莉莉，ZHANG Li-li

价值四论俞吾金 (1)

义务论——功利主义的宠儿与奴仆阿斯格·索伦森 肖妹（译） 韦海波（校） (8)

格赖斯论说话人意义及其充分性的评价李光程 谢宝贵（译） 朱怡宁（校） (26)

拉丁美洲哲学：一种放弃终极辩护的批判理论？马里奥·罗雅斯·埃尔南德斯哲学分析 牛文君（译） 韦海波（校） 童世 (35)

哲学传统研究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论终极辩护达格芬·弗罗斯达尔 戴潘（译） 郑晓松（校） 成素梅（校） (45)

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倪梁康 (60)

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1章中三条原理的分析邓晓芒 (80)

“需”之于儒的性格养成和身份认同哲学分析 余治平 (91)

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

人何以知而不行？——论以本真与团结责任为基础的德行教育理念林远泽 (103)

从技术批判理论到合理性的理性批判安德鲁·芬伯格 (120)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

结构主义的科学理论观——兼评新经验主义张华夏 (140)

哲学分析 制造分歧：建构主义的分析策略安维复 (152)

随笔与访谈

鱼而人则神——从章鱼猜球说起陈克艰 (160)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卢风 (164)

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及当代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教授访谈（下）陈亚军 (168)

动态与书评

“第六届全国分析哲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张帆 (174)

黑格尔哲学的盛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举办首届“中德哲学暑期研讨班”石永泽 (177)

自由和伦理——“黑格尔和孔子”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赵剑 (183)

还原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主题——《青年马克思》读后邹诗鹏 (186)

论理词与论理陈嘉映 (1)

真理、道理与思想解放王庆节 (17)

最大化合理性、个人观点与道德理由张曦 (32)

公共理性与公共领域理念的扩展谭安奎 (44)

哲学传统研究

中国哲学史：问题与视域杨国荣 (63)

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江怡 (72)

康德眼中的公正世界秩序托马斯·博格 (81)

展开：关于启蒙历史一个侧面的考察韩水法 (91)

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

宗教、法律和政治——论文化多元的世界社会中的政治正义尤尔根·哈贝马斯 (105)

宗教批判与意识现代化居纳尔·希尔贝克 (117)

儒家文明的教养的意义郭齐勇 (131)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

中医的科学性与两种科学概念倪培民 (139)

“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之批判：波普、哈克和波兰尼郁振华 (147)

随笔与访谈

哲学分析 影响我的十二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 (158)

德国古典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及推论主义语义学——罗伯特·布兰顿教授访谈（上）陈亚军 (170)

动态与书评

科学实践哲学在中国：缘起、现状与未来吴彤 (178)

哲理文章篇9

2010年我在墨尔本访学时受邀到老朋友贝安德教授和劳若诗博士家中做客，其间受赠他们二位的新作《理解环境哲学》（Andrew Brennan and Y.S. Lo.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Durham， UK： Acumen Publishing， 2010）。 这本书是英国Acumen出版社策划的“理解现代思想运动”丛书中的一本。由于该丛书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启蒙运动以来各种哲学和历史领域内重要的学派、运动和传统的导论，其目标读者主要是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首次接触这些学科的读者，因而《理解环境哲学》一书的体例并不庞大，且框架清晰，逻辑紧密，语言及写作风格颇为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理解环境哲学》共有九章，可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章中，两位作者从讨论气候变化这样具有极端复杂性的环境问题入手，将读者导向对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从第二章起到第五章，作者循着伦理拓展主义的基本方法，分别讨论了环境哲学中的各种代表性理论，包括代际伦理、动物伦理、以非人类生命为对象的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作者分别就自然性的寓意、环境哲学的世俗基础、环境问题的根源、个人责任与社会管制等环境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和热点论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通过对基本概念、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论争的全面展现，该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环境哲学的框架，为没有接触过环境哲学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有关环境哲学的导论性读本。同时如两位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由于该书介绍了很多基本的哲学概念、逻辑术语，并且在整本书中对休谟、康德等经典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和评述，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当作一般哲学的入门读物。此外，对环境哲学领域内诸多论争的深入讨论也对从事环境哲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提出了挑战。

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各种影响，并由此引出现代环境哲学诞生的背景和一些基本概念。作者重点讨论了他们所认为的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key puzzle），即如何将我们的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之外，同时又不损害表达和保护人类尊严的各种人权。由于人类展现出强烈的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物种具有更高的“道德重要性”的倾向，即便在生物学意义上亦是如此，因而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倾向给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带来了困境，也构成了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

第二章的主题是代际伦理，我们对后代人的义务。作者首先介绍了功利主义，包括整体效用和平均效用的区别。在仔细分析了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可能推出的著名的帕菲特的“矛盾的结论”（repugnant conclusion）之后，作者讨论了 “消失的受益人”（disappearing beneficiaries）的论证。这一论证主张，由于环境政策会影响到未来哪些人会实际存在，因此，对于那些最终无法来到这个世上的人而言，他们的境遇无所谓更糟，而对于那些实际存在的人而言，尽管他们会因为曾经缺乏必要的环境政策而受到消极的影响，但仍然比那些根本来不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强，因而当代人对后代人没有义务。事实上，很多国外的著作在涉及代际伦理时都会讨论“消失的受益人”的论证，而每次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看到这种似乎是根据理性和逻辑进行的严丝合缝的推论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反感。令人沮丧的是，国内很多论文在介绍西方代际伦理的理论时也往往会花大量笔墨在这种貌似技术上十分复杂、逻辑上非常严密的论证上。我很高兴看到两位作者对这一论证进行了批驳。作者首先指出，诸如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由于当代人和以前的人们未能对气候变化采取预防性措施，对于那些未来人而言，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可能还不如没有来过。第二种批驳在我看来更加有力，作者指出，“消失的受益人”论证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无论是否采取或采取了何种环境政策，未来总会有大量人口来到这个世界。很明显，这些人会因为我们这些当代人没有采取会对他们有益的环境政策而过得更糟，因而我们负有关怀他们的义务，至少负有这样的最低义务，即不能把他们将要生活的环境搞得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满足。

第三章介绍了动物伦理。作者分别介绍了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动物福利伦理与汤姆·雷根的道义论动物权利伦理，并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尽管有关动物伦理的理论几乎在所有环境伦理、环境哲学、甚至应用伦理学的著作中都有相关介绍，但这本书对动物伦理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的清晰的总结和深入的比较仍然非常值得称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作者认为比起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为动物提供了更多的保护，而实际上，由于动物权利论所涉及的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等高级动物，因而我们很难断言这两种动物伦理哪种能够给予动物更多的保护。而且，在现实世界中，辛格的动物伦理为在西方世界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动物的认知和态度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实际保护和改善动物的处境产生了巨大影响。

哲理文章篇10

《剑桥中国哲学导论》

【新加坡】赖蕴慧 著 刘梁剑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2月版

要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阶程，我们一般都会想到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尤其是前书，堪为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之作，几乎圈定了此后哲学史书写的观念、分期、叙述模式乃至基本看法。不过，胡适的书其实也并不适合做入门书，它的理想读者应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定程度之理解的读者。后书虽然最早以英文写成，但由于学生有意反对老师，有时难免“为反对而反对”，而另一方面，此书回译成中文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早期的中译本很难称得上是一本入门的理想读物。从此以后，掰着指头往下数，最多的就是各种“哲学史”教材了，不说其他，单说其中概括某一学说的特征、意义、原理时总要凑上个一二三四点，就有点低估读者智商的意味。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道家道教满天飞，究竟何谓“道”？这里我不拟讨论“观念史”研究的成就与局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中国文论读本》的导言部分），只想指出一点，国内通行的教材往往会将各个时期各哲学家、哲学思潮分章节论述，关于“道”的论述因此就被割裂开去，事实上，各时期的相关论述隐现不一，且发端于不同的学术潮流，论述重心也颇为不同，如果忽视了这个前提，而且没有一个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的比较连贯的、集中的叙述的话，可以想见读者的认识会多么混乱。那么，怎么办？拜图书市场愈来愈强劲的海外中国研究著作之所赐，我们慢慢地就把注意力转到海外学者身上去了。

最新出版的《剑桥中国哲学导论》正是这样一本足以让我们大致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阶程、进而游览西方世界的中国哲学视景的入门书。全书第一章纵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并在与西方哲学比较的过程中阐明中国哲学的特质，包括“修身”、“理解自我：关系与情境”、“和谐”、“变易”、“《易经》哲学”及中国哲学特殊的论说方式六大方面。其后数章分别讨论孔子与儒家的“仁”、“礼”观念，孟子和荀子的创造，墨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名家与后期墨家，庄子哲学，法家哲学，《易经》的精神与影响，中国佛教的思想要义（在印度哲学中的起源、与中国本土思想之间的交涉、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等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系列关键议题。而对汉朝以后的哲学家与哲学思潮的讨论，本书付之阙如，至于其原因，除了受制于篇幅，作者亦承认“考察早期中国哲学的主要概念、主题和文本”最为重要，而其所挑选出如上有代表性的题目意义深远，在今天仍能激发连绵不绝的回响。

有人可能会担心，当孔子遭遇英文，这种“跨语际实践”的有效性该如何评估，而孔老夫子的伟大观念会不会歪曲、走样，《剑桥中国哲学导论》坦率地面对这样的疑问，并简要回顾了这一充满争议的论题的始终：早在1983年，华裔学者陈汉生教授（hansen， chad）在其名著《古代中国的言与道》中就已指出，西方哲学中的“意义”（meaning）、“概念”（concept）、“观念”（notion）或“理念”（idea）等词语无法在中国哲学中找到相应的位置。虽然他的看法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却启发了一些同人立足于中国固有的思想史背景而讨论中国早期语言哲学、伦理学乃至元哲学问题的思路。不过，作者的看法无疑更为公允，结尾部分她大胆检讨“中国哲学”的定义，之后又提出界定并且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两大预设，即一是不能过分扩张“哲学”定义，将任何带有反思性的东西都界定为“哲学”，二是不能因为急于将中国思想论争纳入现有的西方哲学概念框架而对它们做出错误的诠释。这两大预设，研究者若能时常加以注意，或能洞见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本文由收集整理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徐 贲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5月版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他们猜测、嘲讽、诅咒，始终不过是局外的看客。政治就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吗？普通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吗？怎样才能成为“精明的公民”？本书为这些问题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

《<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

【美】阿博特·格里森 玛莎·努斯鲍姆 杰克·戈德史密斯 编 董晓洁 侯玮萍 译

法律出版社2013年2月版

1999年，为纪念乔治·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出版50周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来自法律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10余位大师级学者共聚一堂，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写于半个世纪前的《一九八四》有没有过时？它对当今世界有何意义？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