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诗十篇

哲理诗篇1

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论里最基本的观点。在讲解“物质决定意识”这一知识点时，引用了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诗中那点点孤帆，覆盖白云，碧澄江水，名楼仙迹，交织了一幅美丽的黄鹤楼画面，仿佛把人们带到绿树红花、风光旖旎的江南，亲眼看到了柳如烟、花似锦的扬州。试问：是这般良辰美景在先，还是李白的创作在先呢？学生回答是：“先有景，后有诗。”只有上述客观事物的存在，才牵动了诗人的万般情思，也才产生了这首诗。诗属于意识范畴，这样层层推进，学生很自然的就能理解和接受“物质决定意识”这一知识点。

2 古诗中的辩证法

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联系的、变化、发展的，而且其变化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一原理要求人们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待和分析问题，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知识点时，学生比较难理解联系的内涵，可将苏轼的《琴诗》引入课堂：“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乐曲是一个由许多部分、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而构成整体的各部分、要素又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如果光有琴，没有弹奏这的演绎不会有美妙的乐曲，反之光有弹奏技巧，没有琴，也不会有动人的乐曲。所以琴、弹奏者以及弹琴者的情感、弹奏技巧等部分、要素构成了一首美妙的乐曲。唯物辩证法认为，普遍联系的基本内涵，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矛盾关系。如果把弹琴者包括在内，那么，弹琴者的情绪和技能可以看作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内因）它是产生音乐的根据；琴、手指则是事物的外部矛盾（外因），它是产生音乐的条件，两者缺一不可。例如在讲完“事物发展是前进与曲折性的统一”时，借用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诗句来说明所有的事物都处在运动过程中，都是发展变化的，所以要求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最后结课时可引用学生耳熟能详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结束语，起到画龙点睛、升华课堂的作用。说明事物都是向前发展的，作为新时代的学生不能因袭古人，不求进取，应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课堂上通过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来加深学生对“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等哲学概念的理解与记忆。

唯物辩证法中另一个重要原理是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而这种普遍联系的根本内涵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矛盾双方的联系。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要正确解决问题，必须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学习“矛盾就是对立统一”时，可借用南北朝诗人王籍在他的五言诗《入若耶溪》中的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佳句，里面包含了两个对立统一关系，分别是 “噪和静”“鸣和幽”。王安石将其改成“一鸟不鸣山更幽”，让学生讨论前后的改动是否合适。通过讨论，学生发现假若山中人欢马叫，鼓炮起鸣，就不会有“蝉噪”和“鸟鸣”了。“蝉噪”、“鸟鸣”将山林的沉寂突显。把“蝉噪“、“林静”、“鸟鸣”、“山幽”放在一起对比，以动衬静，用声响来衬托一种静的境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让学生既陶醉于诗中美好的情境，更折服于诗中蕴涵的哲理。

3 古诗中的认识论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目的，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例如在讲授“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章节时，可以引用罗隐的《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通过一系列的提问，引发学生的思考：这首诗包含哪些历史故事？蕴含了哪些哲学道理？通过讨论，使学生懂得历史有其发展的规律，吴国亡国的真正原因是夫差的穷奢极侈导致国家民不聊生，如果将原因归结在西施身上，称其“红颜祸水”的认识是肤浅的。经过学生的讨论，让他们认识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之分，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4 运用古诗，树立价值观

哲理诗篇2

审美性哲学或"哲性化诗学"成为我的研究对象决非偶然。对我而言，这意味着不再从单一的文艺学学科内部从事研究，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跨学科语境中的哲性诗学思想，同时，还意味着我面对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20世纪哲学的问题和命题在诗学思想中的回应，或诗学的当代命题能否逃避哲学话语。无疑，这一根本性问题给我的研究提出了更为基本的要求。不仅关注理性，同时关注20世纪人类思想者为之纠缠撕扯的无所归依的思想、情感、审美领域，不仅关注随时代而出现的"新"问题，更关注难以解决的、不断反复出现的"旧"问题。尽管这些"旧"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合法性危机"中，拥有了自己不断转型的"新"形态。?

不做包罗万象式的哲学话语或诗学问题的"宏伟叙事"而是注重社会思想理论、语言哲学理论、心理思想理论、文化学思想理论对现代诗学的拓展和改写；不去贸然处理尚未经深入研究和思考过的问题材料或领域，不一味偏重哲学思想家，而是以新兴学科和社会思想大家为关注点；不对任何未经判断证实的结论人云亦云，不以非此即彼的认识理念使自己屈从于某个结论或与之对立的相反的谬论，未有所得就宁愿暂时搁置而不遽下结论。?

不带有门户之见或个体偏见去看问题，不为某些时髦的话题所迷惑。这提醒我，在20世纪流星般的社会学、哲学、美学的思想家中挑选什么样的学者，什么样的知识类型、思想模式、话语流派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使自己既不流于空疏无边，又不拘于狭窄封闭的学术圈层中，确乎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正的思想者是孤独的，社会文化资本或知识增长是靠少数真正独立不倚的精英思想者，而大多数人却在享受思想成果的同时，又使思想的革命性消解成习惯的残余物，或以鄙陋或矮化的形态表征出来。在思潮的涨落中确立思想史的尺度，将自己的思想在与过去他者的历史对话中厘定思想者的踪迹，对我而言，就成为殊为重要的了。?

不写学者个体的学术思想专史，而是尽可能地将其放在20世纪学术思想史的网络中，去展示思想的多元景观。在研究中，即使是对颇有影响的大师的思想，也绝不面面俱到，而只能就我所关心的其中部分问题加以潜对话或对话。我试图透过这个世纪主要思想者的侧面，去寻找这个世纪的时代精神更迭演变的"思想型"问题，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复杂论域中，以生命体验穿过每个思想者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硬壳，对其前提和问题的解决提出新的质疑，从而使之显现出其差异矛盾乃至悖论之处。?

不盲目听从任何未经审理的思想的召唤，并警惕任何未被证实的思想或伪思想的诱惑。我遵循唯一的精神导师就是"怀疑"。但是，这怀疑并不意味着虚无，而是对虚无的穿透。我愿意面对任何充满思想挑战类型的思想家，相反，与一个缺乏独创性的思想家对话则是相当乏味的。同样，我注意到，在这个世纪末回望上个世纪末，同时又面对"未来千年史"时，我只能关注不断重现的问题，并对超越专业知识范围，并且和其他领域的知识有关的现象感兴趣，以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的思想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作为论列的取舍标准。?

不在乎激进的"理论家"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而尽量在积极的意义上理解"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因此，我将在20世纪的历史时间邃道中看到的不断延伸的学术前景作为自己的工作平台，并尽可能地在哲性诗学这一阐释框架中，在20世纪思想家思想的交织中，透视哲人诗人价值关怀的互通性，进而在现代知识系谱构架中分享每个思想家提供的某方面的知识话语，以及其共同组成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理论。也许，这些理论家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20世纪哲性诗学思想史，也许，是为了避免思想变形扭曲的危险，我只能以个体的方式进入每个思想者的问题框架，从中追踪这个世纪学术增长中真正获得延伸的思想本身。也许，这样做的结果并未完全实现我的初衷，但作为一种努力方向，我想不妨作些尝试。?

哲理诗篇3

下面择两首诗试以赏评，以求从中感悟、拓展和提升。

[之一]横江词（其一）

[唐]李白

人道横江好，依道横江恶。

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

注：①横江：即横江浦，在安徽和县东南，位于长江西北岸，与东南岸的采石矶相对，形势险要。②瓦官阁：即瓦官寺，又叫升元阁，故址“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高二百四十尺”。

[评析]前两句中，“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率真自然，朴实无华，生活气息浓厚，充满地方色彩。“依”为吴人自称，李白早期诗作深受南朝乐府吴声歌曲影响，语言如此，格调亦然，艺术构思也不例外。吴声歌曲本为民歌，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之中，来自于实践。这说明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人民群众的实践密不可分，必须走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同时，同为横江，人道其好，侬说其恶，这说明意识是有差别的，它由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决定。客观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指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尤其是社会实践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的制约。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立场不同，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法不同，知识构成不同等。不同的立场、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法、知识构成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意识。为什么“人道横江好”？也许看江之人所见的是风平浪静、景色宜人的横江；或者观江者只为游玩，正在捕捉这种大风大浪的奇景，河山如此壮美，怎不让人叫好？可李白是“郎今欲渡”，但路被阻，自然情亦滞，心生恶。看浪，“涛似连山喷雪来”、“白浪高于瓦官阁”、“白浪如山那可渡”。瞧风，“一风三日吹倒山”、“海神来过恶风回”。观情，路途被阻，使作者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压抑，故生恶。

后两句想象丰富，联系巧妙，取譬奇特，以势夺人，令人叹为观止，也使整首诗平中有奇，让人回味无穷。李白扎根现实、合理想象，描写的景物不循常态，展现出了雄奇壮美的世界。你瞧，他写巨浪，不说浪花四溅，不说浊浪排空，也不说巨浪滚滚，而是说“白浪高于瓦官阁”，以瓦官阁作为标尺衡量白浪，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你想，滔滔巨浪，自横江掀起，似连山喷雪，铺天盖地直奔瓦官阁并扑向大海，那是怎样壮观的场面？那情景、那气势，令人振奋。学李白之诗，就应学习其合理想象和创造性思维，就应学习其不竭的创新能力，然后将其化作创作的激情、教学的智慧和才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所作为。

[之二]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唐]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注：①闻笛赋：指西晋向秀的《思旧赋》。向秀与嵇康为友，嵇康因反对司马氏篡权而被杀。后来，向秀经过嵇康故居，听到邻人吹笛，不禁悲从中来，于是写《思旧赋》。②烂柯人：指晋人王质。晋人王质上山砍柴，看见两个童子下棋，就停下来观看。等棋局终了，手中的斧柄（柯）已经烂朽。回到家乡，方知已过百年，同时代的人已亡故。

哲理诗篇4

关键词：陈献章 哲理诗 自然平淡 凝练传神

陈献章在诗歌的创作上崇尚诗句自然、诗为心说的观点。不太推崇对仗工整、格律严密的诗歌， 认为过分工整的诗歌， 所追求的多为诗歌形式上的美感， 而非诗歌的内在含义。其在《认真子诗集序》中云：“诗之工，诗之衰也。言，心之声也。形交乎物，动乎中，喜怒生焉，于是乎形之声，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为云飞，或为川驰。声之不一，情之变也，率吾情盎然出之，无适不可。”[1]5在《与张廷实主事・十九》中云：“诗之不用则已，如用之，当下功夫理会，观古人用意深处，学他语脉往来呼应，浅深浮沉，轻重疾徐，当以神会得之。”[2]167乍一看陈献章这两段话似乎是自相矛盾之论，既说“诗之工，诗之衰”，又说诗歌需“当下功夫理会”。其实否然，其并不是忽视诗歌的艺术性，忽略对诗歌形式美的锤炼，而是在主张契合自然的前提下求得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陈献章曰：“古文字好者，都不见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2]163陈献章评论优秀的诗人作诗“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但这绝非否定诗人作任何艺术锤炼的努力。“信口说出”之前有一个“似”字，无非用来说明不落言筌的自然之妙。这种妙境也是陈献章十分赞赏严羽的诗论主张的原因，在《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迹卷后》，他引述《沧浪诗话・诗辨》说：“昔之论诗者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夫诗必如是，然后可以言妙。”[3]其中“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诗歌意境即是一种自然蕴藉，意在言外的艺术意境，所以事实上，陈献章重视诗歌的艺术锤炼的思想可见一斑。在《批答张廷实诗笺》中，陈献章又说：“概观所论，多只从意上求，语句声调、体格尚欠工夫在。若论诗家，一齐要到”。[4]75陈献章的诗歌创作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他的哲理诗在风格上具有一种自然平淡之美，用语平易自然，用词精炼传神，在平淡平实之中表达了丰富的哲学内涵。

一、自然平淡的风格

陈献章的哲理诗呈现着一种自然平淡的风格之美，这是一种更具深层意蕴的艺术美，也为我国历代许多著名诗人和诗论家所推崇和追求。从艺术表现形式看，这种自然美不事雕琢，少有人工痕迹。在谈到诗歌风格方面，其曰：“大抵诗贵平易， 洞达自然， 含蓄不露， 不以用意点缀， 藏形伏影， 如世间一种商度隐语， 使人不可摸索为工。”[4]74自然即本然，平淡即质朴，都接近口语，通俗易懂。其《赠左明府考绩之京》写道：“六十花封一高要，高要得公当不小。阿衡事业世岂知，天下经纶此中了。百里万里大小同，语默出处非殊调。君今考绩赴天官，我只弄我江门钓。”[5]324《寒江独钓》云：“我道非空亦非小，万事舍旃终未了。朔风吹雪满江天，我只弄我桐江钓。”[6]635两首诗的末句“我只弄我江门钓”和“我只弄我桐江钓”，都以自然、简洁的语言，于平淡之中突显出诗人超脱尘世、悠然自得的情趣。《和世卿》二首其一云：“越山楚山皆白云，楚越如今不必分。三十六峰同一样，不知何处武夷君？”[6]660《题茂叔连》云：“船入荷花内，船动荷叶开。先生归去后，谁坐此船来？”[6]540语言朴素自然，没有华丽的辞藻，用语接近口语，通俗易懂，表现出一种自然平淡之美。《感事》云：“君心如逝水，一往不复旋。谁能万里浪，安坐驾此船？伤哉一何愚，由我不由天！仁者固有矜，智士乃自全。”[5]285不事雕琢，不尚辞采，质朴无华，极尽语言自然纯净之美。《雨中送客，江上偶成》云：“细雨江边送画桡，肩舆如梦看春潮。不知此处谁分付，笑倚南风酒未消。”[6]668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实感，托出诗的艺术形象和意境，于平淡之中见神奇、朴素之中见绮丽，形成一种超妙的自得之趣。

陈献章的哲理诗通常选用一些朴素的字眼直接叙述，全用白描，所以显得格外真切深刻和平易近人。他的诗句魅力，在于全是以其性情中自然流出的言语，在于其内在真实的感情力量。在以“自然为宗”、追求“自得之学”的境界中流露出自然平淡的语言风格。

二、凝练传神的字词

陈献章哲理诗中的用词也颇具精炼传神，常以凝练简洁的文字表达了丰富的内涵。其《是夕范生小酌》云：“日月双轮转，乾坤一气旋。是时冬始闰，细雨夜如年。人语斜风外，天机落叶边。凭谁给灯火，更坐读残篇。”[5]333首联中的“双”和“一”量词的对仗和尾联中的“凭”和“更”副词的对仗都加强了全诗的语气。在《闻陈宗汤、湛民泽欲过江门，遇飓风不果，用张廷实韵寄之》云：“斩蛟须射虎，水石敢谁欺！老梦不知远，客来何怨迟？千休千处得，一念一生持。衰白如见，斯言或可依。”[5]312颈联两句“千休千处得，一念一生持”是全诗的点睛之句，表达了诗人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在《钓鱼，效张志和体》中写道：“红蕖风起白鸥飞，大网拦江鱼正肥。微雨过，又斜晖，村北村南买醉归。”[5]319诗中的“微雨过，又斜晖，村北村南买醉归”用了散文式语句，有清新自然的风格，呈现出诗人一种怡然自得的心境。

陈献章经常使用叠词，在其哲理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其《六月十夜枕上》曰：“岁岁与年年，几见春秋过枕前。有时自放春风颠，尧夫击壤歌千篇。大醉起舞春风前，碧玉不知今几年？望望衡山眼欲穿，世卿兹来何延缘？”[5]325《赠陈冕》曰：“南有沧溟水，北有昆仑山；我屋正在溪山间，瞻望不远行实难。白云朝暮常漫漫，桃花欲开梅又残，问君此去何时还？”[5]317《梦做洗心诗》曰：“一洗天地长，政教还先王。再洗日月光， 长令照四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终堂堂。”[5]316《赠荣》曰：“翳翳峰顶木，袅袅峡中溪。下有飞古寺，上有哀猿啼。我昔经过日，登临上扶藜。中流日黯黯，两岸风凄凄。远行会离索，四顾仍低迷。羡子意气豪，别我无一凄。行行至斯峡，为我试留题。”[5]315《用韵寄林缉熙平湖》曰：“秋怀夜不寐，更静复闻更，水向漫漫注，心含种种情。”[5]52《秋梦》三首其三云：“南海五千里，不来庄定山。何由到江北，此会非人间。短短目相属，悠悠心自闲。莫言但是梦，好梦亦云。”[5]341《春中》四首其四曰：“长养功劳在此时，好花还借好风吹。朱朱白白天机妙，问著东君自不知。”[6]665《与民泽》曰：“漠漠黄云冈，珊珊铁桥水。宇宙几千年，洞天今有主。借问子为谁，平生子湛子。”[5]312诗中的“岁岁”、“年年”、“望望”、“漫漫”、“堂堂”、“翳翳”、“袅袅”、黯黯”、“凄凄”、“行行”、“种种”、“短短”、“悠悠”、“朱朱”、“白白”、“漠漠”、“珊珊”等这些叠词的运用，增强了语言的韵律感，使得诗文更生动形象，既是对外在情景的细致描写，又是作者内心真挚感情的巧妙抒发，使人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

陈献章的哲理诗呈现着一种自然平淡的风格之美，这种艺术美更是我国历代许多著名诗人和诗论家所推崇和追求的。他的用词洗练凝重，用语恰到好处、浅显易懂，没有晦涩艰深的字词，读起来朗朗上口，给人一种惬意的感觉，又有一种意犹未尽的耐人寻味的哲理性。

参考文献

[1] 陈献章.认真子诗集序[A]//陈献章集・上[M].北京：中华书

局，1987：5.

[2] 陈献章.与张廷实主事[A]//陈献章集・上[M].北京：中华书

局，1987.

[3] 陈献章.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迹卷后[A]//陈献章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陈献章.批答张廷实诗笺[A]//陈献章集・上[M].北京：中华

书局，1987.

哲理诗篇5

1.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物质决定意识，意识的内容来自客观世界。

2.望梅止渴;心灵手巧——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3.一念之差——错误的意识会把人的实践引入歧途。

4.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的知识构成不同，对同一对象的反映和理解也就不同。

5.先入为主——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受其原有知识结构的影响。

6.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材施教;量体裁衣;对症下药;随机应变——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7.掩耳盗铃;画饼充饥——主观感觉决定客观存在，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

8.画蛇添足——人们应如实反映客观事物，不能主观、任意地加以歪曲。

9.闭门造车——做事主观，不从实际出发。

10.听天由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主观决定客观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11.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过远的目标，主客观相脱离。

12.郑人买履;按图索骥;邯郸学步;对牛弹琴;生吞活剥;削足适履;照本宣科——做事情死板、教条，不从实际出发，不顾事物矛盾的特殊性，生搬硬套。

13.抱薪救火;饮鸩止渴——不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对待，必然事与愿违。

14.知彼知已，百战不殆——深入调查实际，全面分析情况，才能获胜。

15.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

16.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物质的运动有其客观规律;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

17.杞人忧天——否认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性，片面地看问题。

18.刻舟求剑——否认物质的绝对运动，不懂得绝对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

19.方生方死;朝令夕改——否认事物的相对稳定和静止。

20.人变一世，天变一时——事物既是运动发展的，又具有相对稳定性。

21.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要善于从整体上看问题。

22.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不从整体和长远方面看问题，局部关系也很难处理好。

23.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事物在时间上的联系。

24.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唇亡齿寒——事物联系的普遍性。

25.无风不起浪;根深叶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事物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26.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坐井观天——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

27.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无视联系的客观性，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

28.盲人摸象——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经验来判断事物，以偏概全。

哲理诗篇6

查找死因

死者的亲属痛苦地对医生说：“请告诉我他死去的原因吧。”

“太可怕了，经解剖发现，他是暴饮暴食死的。”

“啊，难道他就没想到这可怕的后果吗？”

“唉，真遗憾，”医生回答，“我没有解剖他脑袋。”

误诊

一医生对女儿说：“我说你那男朋友是个没出息的家伙，这话你告诉他了吗？”

“我对他说了，他一点也不生气，他说你误诊也不是头一回了。”

漏填

肖恩骑自行车摔伤了，得住院治疗，一位年轻美貌的护士拿着表格让他填。肖恩填好，递上表格。“有没有什么漏填的？”女护士问。

“有！”肖恩想了想说，“我是个单身汉。”

两种病人的区别

问：“精神病人和神经病人有什么区别？”

答：“精神病人认为2加上2等于5，而神经病人认为2加上2等于4，但他们都为吃不准而苦恼。”

【哲理故事】

笑是免费的

一名养路工在五年内先后经历过儿子考学落榜；妻子患重病；父亲去世；家中最值钱的东西被盗，自己被汽车撞断胳膀。

如果你不认识他，可能会为他担忧，觉得他的日子快没法过了。但他留给周围人的，依然是快乐。

在一次本行业评选“公路卫士”的活动中，这名养路工以高票当选了。在介绍自己事迹的演讲会上，这名工人谈到：“大家都以为我快活的人，其实，我活得很累，但我必须快乐。儿子大学落榜，如果我不保持乐观，对他、对我，都会产生更大的打击；妻子住院，当时我忙前忙后，每天累得半死，但我还是将笑容挂在脸上，就是怕她失去信心；父亲去世，我的内心一度空荡荡的，但人死不能复生，我只得调整心态，积极面对工作和生活；家中被盗，那是人祸，我自己防范不严的责任，怨天尤人不管用，还是开口笑吧；而胳膊被撞断后，我告诉自己，趁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休息……我不能垮掉，也不敢垮掉，我必须坦然面对现实――那也是一种快乐!当我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快乐的生活时，我就笑!笑是免费的，它伴随我渡过许多难关……”

钓鱼悟人生

精于垂钓者都知道，当大鱼上钩时，钓鱼的人应该将钓线放得较长，任由鱼拖着跑，等鱼累了，再慢慢收线；如果鱼再一次挣扎，要再一次放线，鱼累了，再收，几个回合下来，鱼就会精疲力尽，任由钓者拖上岸。假如鱼刚上钩，就硬把鱼往岸上拖，往往会把钓线扯断、鱼钩被拉直，或者鱼嘴被撕裂，结果本已上钩的鱼也会逃走。

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被一条无形的线所拉紧，于是我们挣扎、奔突、拼尽全力，却无异于自杀。有时候，你休息一下，再醒来，体力和精力得以恢复，突然奋力一搏，反而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人生也像放风筝，手中的线既不能拉得太紧也不能放得太松。收得太紧，风筝无法飞翔，或者线还会被扯断；放得太松，风筝会被风吹跑，只有收放自如，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人生需要智慧，更需要宽容，要懂得在必要的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尤其老年人，一定要注意游刃有余的养生之道。

【桑榆诗会】

养生百字铭

文唐・孙思邈

怒甚偏伤气 思多大损神 精疲心易衰 气弱病相侵

悲欢勿作极 饮食常令均 再三防夜醉 第一戒晨嗔

夜宿鸣云鼓 晨兴嗽玉津 若要诸疾退 常当节五辛

安神宜悦乐 惜气保和纯 妖邪难侵犯 精气全自身

寿夭休论命 养生本在人 若能依此训 平地可朝真

健康长寿

睡得早，起得早，头脑清醒身体好。

常运动，少烟酒，老人一定要做到。

定饭量，多蔬果，生活规律精神好。

学跳舞，又唱歌，身心愉快少烦恼。

莫贪求，淡名利，保持晚节最重要。

门球战术

临场要稳健，过门莫性急。

进退要得当，前后来照应。

教练要服从，独战要果断。

技术要熟练，敌球方可用。

靠门难保存，切莫冒风险。

红白互有伤，切莫自毁阵。

哲理诗篇7

2、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焕《登鹳雀楼》）

4、 沉舟侧畔千帆过，并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5、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

哲理诗篇8

中国正处于农耕文明向工业化和高科技为标志的现代文明转型。梦一般美好的社会前景与大众创业、万种创新的社会潮流，期间难免伴随着私欲的膨胀，小团体利益的放大，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随之尖锐却界限不甚分明，色彩缤纷、花样繁多的平常生活需要人们调动理性，细细打量静静思索，因此产生一批批民间观察家、考评家，诗人中也出现不少理性分析者。中国当下诗歌像宋代主理的诗歌取代唐代主情的诗歌一样，逐渐偏离抒情的轨道，向着理性靠拢，哲理诗应运而生，日趋增多。刘哲的诗歌集《城市舞会》中的诗作，“从人文角度揭示都市现代文明与人类诗意栖居之间的矛盾冲突。诗歌从一定程度上反射了从乡村文明到都市文明的体验与思索”（刘哲：《城市舞会・后记》），绝大多数或者说基本上都属于哲理诗的范畴。

哲理诗大多是以小见大，从具体的生活细事、生活场景中表现诗人的所思所感，不像大型叙事诗那样必取材于大事件、大影响的人物，即使写重大人事，也只是撷取其中的片段、细节或某个侧面、断面作为抒发的载体。刘哲一直生活在基层，他的诗常常取材于自身和身边普通百姓的生活，故而贴近现实、贴近民众，用今天的话说“接地气”。比如第一辑《城市舞会》吟唱的全是山、水、洲、城、人的长沙，或曰长沙的山、水、洲、城、人。“单行道”“游戏”“点赞”“饭局”，几乎是每个人平日周而复始碰到的事，“地理日志”中的街、弄、楼、寺，南门口、定王台、坡子街、潮宗街、太平街、潘后街、义茶亭、八角亭、走马楼、开福寺、麓山寺等等，也都是普通市民栖居与吃住游乐的场所。其余各辑中的吟咏对象，吉首往事、湘西凤凰、张家界、九o山，无非省内风景名胜，普通人无不熟知。至于雾霾、转基因、过年、股市股民、二维码、空格键、潘浚更是百姓生活中的热点，人人耳熟能详的热词。俗话说，画鬼魅易，画犬马难。越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越难上升为艺术品，原因是人们太熟悉它了。要把这些极平常、极普通的人人孰知的生活事象变成诗，变成人人读得懂的好诗，还硬要一点真本事，要下一番真功夫。像某些人那样借现代派的名义，卖弄技巧、故作玄虚，凑些个连“诗人”自己也不懂的分行文字来糊弄读者，博得诗人的桂冠，那是万万不成的。

把平常的生活细事提炼为不平常的诗歌，刘哲靠两手功夫：一是发现，二是赋予。发现需要敏锐的眼光，法眼观人观事、观物，有所知见，有所体验，便有人们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诗。一经诗人点破，读者便欣然接受、拍手称好。“单行道”，车手和步行者天天遇到，因只能单向通行而叫车手烦心，正因为只能单行，一旦驶上涡械溃只能前进，不能转身，更不能后退，诗人刘哲便从单行道的特点中发现了人生的哲理：人生之路，“其实就是一条单行道”“注定只能前行/不能逆行/出发了就别想停/剑指前方/前方才有令人向往的风景。”不但从机动车的单行道发现了人生的真理，而且从简单的真理中传达出鼓舞人们勇往直前的力量。除了发现，诗句的意义更多的依靠诗人的主观赋予。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将自己的内在情感、心灵体验、思想见地投射到诗行中。吟唱长沙贾谊故居中的贾谊井，“井水可以浣衣/可否洗却历史的伤痕”，后一句就是诗人以引申的修辞方式，通过贾谊井这个载体，赋予诗歌以历史的重量。既然是主观赋予，诗人的思想、情感、态度，务必真诚，若有半点虚假、做作，赋予的东西就会牵强附会，引来读者的反感，反而不妙。因此诗人虽然情思浪漫、多愁善感、甚至免不了冲动，但真正的诗人无不真诚、纯洁、正直、正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诗人气质。刘哲有这种气质，不是为写诗而写诗的诗人。他说：“我用眼睛去照亮眼睛/我用阳光/去搭建人与人之间的/断桥”（《总觉得有一缕阳光照着我》）所以刘哲诗歌意象中所赋予的情感、意念、见识，大都闪烁些引人向上的思想灵光。这类成功的赋予比比皆是，可以随处信手拈来：“半辈子患得患失”的我，“总觉得丢了一样东西”，丢了什么呢？“我丢的/其实就是我自己”（《遗失启事》）――丢掉了自我才患得患失，这是诗人的发现，也诗人赋予“遗失启事”全新的含义。这一赋予，把平常不过的生活事物炼成了不平常的诗歌。

刘哲诗中的寓意，大多表达含蓄，留有不小的空白。他因病住院，发现医院最突出的特点是“白”：白灯、白脸、白帽、白饭盒、白大褂、白床单，还有间或遭遇的“各色白眼”。这最后冷不丁蹦出来的白眼，可有意思：在医疗腐败的日子里，诗人却以往日的清高自居，动手术前居然不给相关医生、护士送红包，当然活该遭受各色白眼了。他诗中的含蓄，高明之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龙”，本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神圣尊贵，湘西人的舞龙，却突出了人的主体性，高化了人，矮化了龙。他所吟唱吉首往事中的《舞龙》，年轻人煞有介事地用稻草胡乱地扎了一条龙，走村串巷讨彩头，“换来户主的烟和红包”，把龙当作为人取乐、替人讨点小钱的工具，显然亵渎了神龙，让“落地凤凰不如鸡/落草神龙不如虫”。 诗歌到此事已完，意已尽，本可以就此收官了，可诗人还加上一节：“呵呵/哈哈”。这四个纯粹的语气字是地地道道的虚词，没有任何实际含义，但正是这两个无意义的虚词，将有限的意思无限地拓宽了，读者怎么加进自己的理解与再创造都可以。含蓄并非朦胧，刘哲诗中的含蓄很多时候表现出辛辣与辛酸。《秘书》一诗中说，“领导/有时也亲力亲为/总爱在女秘书的身上/涂写公文。”诗人笔下的这类恶心的权色交易的腐败现象，虽已在被败露了的官员的情人表中，在女官员的升官图中充分被证明了的，但一旦形诸文字，还是让人感到刺鼻的辛辣。由此，刘哲的哲理诗有的颇为厚重。在《雾霾》中，诗人直陈机理：“世界啊……/也请慢点走/走快了/灵魂跟不上来”。直接的批评却用了曲笔，含蓄地表达了对当下中国国家治理方面的意见：限制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让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让人们的物质生活追求与精神道德修养同步提升。这类诗情诗意无疑是沉甸甸的。

主理的诗须有趣味，方才有读者。这是自宋诗以来诗界所公认的常识，无需多说。刘哲诗的理趣，滋生于生活场景的细节捕捉。一般来说，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趣味性，比作家的想象要高明得多，很多生活细节靠想象是想象不出来的。作家的本事之一，就是善于将生活中某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本色地纳入作品，使文学作品熠熠生辉。诗歌创作也不例外。刘哲写到长沙南门口时，抓住了这样一个细节：“肯德基前崴哒脚/花容失色喊哎哟/帅哥上前献殷勤/捧起双脚/做死的揉/冒晓得/是咂香港脚/熏得虻子/都晕干了头”。姑娘崴了脚常有，故意在异性面前乘机公开撒娇就不很多了，帅哥抓住机会献殷勤的又少了些。这不多的生活镜头本就颇富趣味，可诗人偏在有味处笔锋一转，美丽的姑娘偏长就一双香港臭脚，害得献殷勤的帅哥苦不堪言，这一来就味上加味，趣味横生了。美丑相间、苦乐杂陈的青年男女生活细事虽然难有新意、深意，但献殷勤的帅哥灌了一鼻子臭气却也叫读者开颜一笑。

刘哲诗中的理趣，有时也来自语言的泼俏。写的梦：“愿环境/和我们的裤带/一样的松/愿生活/不要像我们的罩杯/一样的紧”。这直白的真实的诉求，通过泼俏的比兴式语言，有几分难堪，也有几分机趣，将粗俗的愿望化作了雅致的诗行。这就是平时人们常说的“化俗为雅”，刘哲基本上练就了这一本领。从刘哲诗中涉事见理，涉笔成趣的理趣，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具备了一种理性思维的习惯，凡事能透过表象发现本质，穿过浅表进入深层，借助感性上升为理性。病人动手术前必然程序是“麻醉”，一般人只希望手术成功，顺利走出手术室，可刘哲想的与众不同：“肉体/在麻醉师/的导管下/静谧，灵魂/却在灯光下/游走”。动手术前，没有思虑生命的安危，健康的危机或转机，而在考虑什么“灵与肉的分离”的哲学命题，这才是真正的书生气或曰诗人气质所生发的，它不合常理，却符合诗人的诗性本能。

哲理诗篇9

摘要： “哲学终结论”认为，传统哲学本体论由于对“一”与“普遍”的重视，导致现实中具体存在的遗忘。而要解决问题，必须使哲学与诗缝合。巴迪欧认为，今天哲学终结的根源恰恰是哲学与诗的缝合。要拯救哲学，就必须将哲学从诗中解缝出来，重建本体论。新本体论的建构只能由数学来完成，因为数学中的集合论真正解决了“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

中图分类号： B565.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3033007

Key words： Alain Badiou； suture； unsuture； multiple truth； mathematics ontology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end of philosophy” thinks that the concrete existence is forgotten in reality because of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ontology paying attention to “one” and “common”.So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make philosophy suture with poetry.Badiou thinks that the root of the end of philosophy is the suture of philosophy and poetry today.So in order to save philosophy，make philosophy unsuture from poetry and rebuild a new ontology.The new ontology is only constructed by mathematics，because the set theory of the mathematics really sol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and “more”，“universal” and “special”.

随着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纷呈，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代性，并试图找出问题的症结和对策。在对现代性诸多问题的反思中，尤以对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影响最大，这是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各种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当然，哲学也曾因此而在历史上一直居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并赢得“科学的科学”“一切学科的女王”等称号。然而，在今天，哲学却遭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像语言哲学、存在论、分析哲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还有人喊出“哲学的终结”。带着对哲学命运的深切P切，法国当代著名左翼思想家阿兰・巴迪欧大声质问道：“哲学终结了吗？”《哲学宣言》就是其与“哲学终结论”抗争的宣言。巴迪欧通过回到柏拉图，将哲学奠定在数学思想的基础上，来拯救被反哲学家们终结的哲学。这种从数学思维视角来拯救哲学的探索，为人们在熟知的框架之外思考哲学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一、“缝合”：哲学的终结

本体论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无不是以本体论为主干，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也是因对本体论的不同批判而形成的。因此，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也就是本体论，对于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本体论的批判。尽管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一直拥有崇高的位置，然而20世纪西方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本体论逆流，其中以意志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学、存在论、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为代表，它们从不同角度对本体论来了个釜底抽薪，致使几千年所垒筑起来的本体论大厦坍塌。既然作为西方哲学支柱的本体论已不复存在了，那么“哲学的终结”当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其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语言学转向”的时候，“哲学终结论”就已初露端倪。“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家们就渴望诉诸超历史的（或至少是普遍必然的）定义、标准和理论来为文化及其所有产物奠定基础”。[1]36自笛卡尔开始的整个近代哲学都是在寻找和奠定这样的基础。因而，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为知识奠定阿基米德点，为人提供行为准则。这一阿基米德点和行为准则在传统哲学家看来就是事物的一般和共性。而语言学的转向，就是从对语言的分析入手来诋毁哲学本体论所苦苦寻求的一般和共性。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的语言是晦涩的，追求的东西是模糊的，然而日常语言并非如此，“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2]3所以，哲学家们所寻求的能够用来辨认事物共同特征的一般性只是徒劳。

伴随语言哲学批判而来的是后学对本体论的攻击。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元叙事，所谓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利奥塔认为现代性是用“元叙事”来将自己合法化的，而用来合法化的“元叙事”无非是政治叙事和形而上学叙事。政治叙事是一种启蒙叙事，形而上学叙事则是德国的思辨哲学，由于政治叙事受形而上学叙事决定并体现着形而上学叙事，因而真正为现代性合法化的则是形而上学叙事。但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尽管一向为科学提供合法化的证明，可它自身的合法性又何在？由于作为“开创科学先河的柏拉图式话语本身就不科学”，[3]41因而哲学的合法性必然遭到怀疑。正因如此，利奥塔宣告“哲学的大厦已经坍塌了”。[4]83利奥塔的做法，无疑为“哲学终结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福柯用系谱学揭示传统哲学追求的永恒性和一般性是不存在的，人类也不过是活在自己的历史中而已。反基础主义者罗蒂也认为传统哲学所追求的真理根本就不存在，因为知识并不存在所谓终极的基础，而只有社会的约定。与后学并肩作战的是存在论，尽管存在论在本体论上还有所保留，但它们也已改弦易辙、另辟蹊径。存在论宣布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存在遗忘的无根的哲学，为了拯救存在，海德格尔试图将哲学与诗进行缝合，认为唯有诗才是通向哲学本体论的途径，主张“人要诗意地栖居”。这一系列对于哲学的攻击和批判，无不是指向传统本体论对于绝对、普遍和“一”的追求。

难道“今天的哲学真的已走到穷途末路了？”“哲学真的终结了？”“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在一片反哲学声中，巴迪欧却宣布：哲学不仅没有终结，而且仍有存在的必要，特别是在这个被“后学”诋毁而丧失了普遍性信仰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哲学的存在。《哲学宣言》就是巴迪欧向“哲学终结论”发出的挑战书，同时也是为终结“哲学的终结”、宣布哲学未来走向的宣言。

当然，巴迪欧对于哲学命运的宣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并非无视现今哲学存在的问题。巴迪欧指出“在今天的法国，仍然有生命力的哲学不多了，尽管在其他地方，毫无疑问，哲学还依然健在。可以说，我们伸出十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地数出幸存的哲学的数量了。”[5]3哲学确实患病了，“还可能在走向死亡”[6]56。但哲学今天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死亡，因而任何关于“哲学的终结”的论调都为时过早，都是肤浅和轻率的。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不是忙于宣告哲学的终结，而是拯救哲学，终结各种关于“哲学的终结”的论调。

巴迪欧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认识到“哲学终结论”不过是自尼采和海德格尔以降诗人时代的产物。海德格尔试图以诗来拯救哲学，然而恰恰是诗将哲学推向终结的边缘。因为在尼采和海德格尔之前，作为哲学四个前提之一的诗“不过处于哲学踽踽而行的领域内的语言的领地，在诗中，关于存在，关于时间的命题得到实现。”“诗人并不打算取代哲学家的位置，他们并不写作明显关注这些功能的作品。”正因如此，巴迪欧说：“在尼采和海德格尔之前，诗还没有成为哲学优先缝合的前提，它仅仅被看成将辞藻同经历结合在一起的艺术”。[5]44然而，自尼采开始，诗人便开始对哲学进行报复。我们知道，自柏拉图哲学开始，诗人就与哲学家存在着紧张的关系，柏拉图就曾让诗和诗人臣服于严肃的思考之中。“但自尼采之后，所有的哲学家都自称为诗人”。[5]45这样，诗便优先地与哲学缝合起怼N侍馐亲魑哲学前提之一的诗，一旦与哲学缝合就遮蔽了哲学与其他前提（数元、革新的政治和爱）缝合的可能性。诗的一手遮天给客观性构成巨大威胁，而哲学与诗的缝合在存在论中已经实现，巴迪欧认为，“赋予海德格尔思想巨大力量的正是以其诗性的解构超越了哲学上对客观性的批判。” [5]49在诗的隐喻里，真理程序中的主客体的“客观性”框架被消解了。所以说在诗人时代，诗人的作用就是去建立一个接近存在与真理的路径，而正是这条路径摧毁了客观范畴，诗的祛客观化，最终将我们的时代变成了一个无方向的时代。没有了客观性，也就意味着传统哲学中的主体和真理都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

在巴迪欧看来，诗人时代哲学与诗的缝合，诗消解了哲学中的客观性，造成传统哲学的真理与主体都不复存在，最终哲学也不再是寻求和坚持真理的形而上学了。而语言学的转向又将语言置于核心位置之上，更是使哲学变成为多余。因而，巴迪欧断言，从哲学与诗的缝合逻辑来概括，“直到今天，这些东西导致了当代哲学的荒芜”。[5]67尽管如此，巴迪欧并不悲观，而是坚信哲学并没有终结。正如A科恩说的：“哲学的长期性是人类自我能力的深刻反映；正是这种能力使得哲学思维对人类未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人类存在，就离不开哲学思维。”[7]7585巴迪欧也认为在无导向性的时代中，我们反而更需要哲学的存在。也因如此“在今天，才有可能，也如此有必要去解放哲学，并宣布哲学的复兴”。[5]53

二、“解缝”：终结“哲学的终结”

在巴迪欧看来，诗人的时代，海德格尔宣判了哲学的终结并以诗来拯救长期以来一直被哲学形而上学遗忘的存在，然而最终作为感性形式的诗也未能拯救存在。海德格尔曾在一次访谈中哀叹到：只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同样，在后学的狂轰滥炸下，怀疑论和文化相对主义乘虚而入，占据了哲学的地盘，致使哲学在后现代社会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然而，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尽管将人们从普遍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也并未因此而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反而导致人们因普遍性缺失而产生信仰危机。因而，如何克服信仰危机，重塑人们对于普遍性的信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巴迪欧认为必须终结“哲学终结论”。

既然诗并没有将存在带出困境，后现代主义也未能将人们引向真正的自由和幸福，那么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只有让哲学重新登场。当然，哲学的重新登场绝非是哲学的“返乡”，而应是哲学的一次“远征”。正如巴迪欧所言，“这个世纪如何认识他自己的运动、他自己的轨迹？当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源头，即对新的严格的建构，以及在其开端处的流放的经历。可以用一个古希腊词语来概括这些意义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个词就是‘远征’（anabase）。”[8]89在希腊人那里远征是一种迷失，同样今天哲学的“远征”也是源自于哲学的迷失。回溯哲学的源头，巴迪欧认为“从哲学上考察哲学史，几乎我们同时代所有的人都赞同宣布，哲学史已经进入了哲学终结的无穷无尽的时代之中。其结果是导致了一种‘哲学的疾病’，我们应当命名一种再定位：哲学不再明白它是否还有一个合适的地位。”[5]85哲学之所以会在近代走向迷失乃至于趋向消逝，那是因为“从黑格尔到尼采，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各种缝合所支配的”。[5]37在巴迪欧看来，这各种缝合就是哲学与其前提――数元、政治、诗和爱的缝合，“自笛卡尔以来就把存在、真理和主体这三个结节概念与哲学的条件捆束在一起的一步。”[9]90而今天哲学的“远征”就是要同各种前提条件解缝，所以，哲学已不再是一种缝合，而是一种反缝合，因而“解缝”就是对“哲学终结论”的终结，是哲学复兴的前提。那么，哲学如何才能与其自身的诸前提进行解缝，这需要我们再一次去构想它的四个前提（数元、政治、诗和爱），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

对于巴迪欧而言，既然哲学的“远征”是哲学的复兴，复兴的前提是解缝，只有解缝才能终结“哲学终结论”，那么，能否实现解缝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关键。在巴迪欧看来，哲学的解缝是要有关键性事件的发生，“如果没有奠定其意义的关键性事件发生的话，这些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巴迪欧坚信：哲学“尽管其仍然与悬置的或漂浮不明的命名一致，尽管其记录了每一种前提的痕迹。这就是数元、诗、对爱的思考和革新性政治的事件，这些事件决定了哲学的回归”。[5]54在近代哲学中，由于哲学的四个前提：科学（实证主义）、政治（马克思主义）、诗（从尼采到今天）长期对于哲学的“绑架”，致使哲学一直遭受质疑。打破这种局面，实现哲学与各种前提的解缝，则需要科学、政治和诗中关键性事件的发生。而在巴迪欧看来，这样的事件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因而哲学的解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然的。

在巴迪欧看来，来自于科学前提中的关键性事件，则是从康托尔到保罗・科恩的集合论的提出和发展。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第一次用一个清晰明了的概念彻底并论证地说明了什么是不可识别的多元（multiplicité）”。[5]54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存在学说的核心问题是不连贯的多元。”[10]30这个不连贯的“多”即不确定的“多”，在巴迪欧看来，无论是唯名论还是先验论都没有真正把握。（当然这也是哲学在现代遭致批判的重要原因）唯名论拒绝了无限中漂浮不定的溢出，只认可可以命名的多元才能实存；先验论虽然规制和固定了溢出的漂浮不定即承认了不可认识的东西，但却拒绝了溢出和漂浮不定是存在的规律。然而，唯有集合论的类性的多元，“将不可认识之物作为所有真理存在的类型，并坚持认为漂浮不定的溢出就是存在之真，存在之所为存在。”[5]56由于是溢出，因而所有的真理都执着于事件的无限生产，而不能被简单还原为现有的知识。因此，集合论为哲学中的非连贯性的多的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

在爱的秩序上，可以说，拉康的作品构成了一个事件。因为拉康运用精神分析学，使爱成为了一种真理的建构，有着某种本体论的维度。在拉康看来，正是爱在邂逅之中让存在本身崭露出来，但爱永远不仅仅停留于邂逅，邂逅只是爱的开始。爱不应该是一见钟情，而是一种磨难中的坚守和忠诚，因为在爱中始终存在的是两个相异的个体。实际上，拉康谈论爱就是要表达一种二的思维，“通过滑离了大写的一（Un）的统治，让二（Deux）成为思想，而爱永远承受这一形象。”[5]58这也就是说，爱并非是两个相互差异的个体融合为“一”，而是相互差异的两个个体形成的一个‘两’。而爱之所以需要忠诚，就是因为它需要忠诚来保证差异性的同时，又能使差异性可以形成为一个“两”。所以爱“不是将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绑在一起”。[5]71而是一种无限的差异，“一种相遇，一种宣言，一种忠诚，从而最终能够把这种无限差异改变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存在。”[11]88其实，拉康的这种二，在巴迪欧看来，它的日常表达形式就是辩证法。因而，拉康的重要性在于他使大写的一的形象在二中解放，这不仅处置了爱的类型悖论，而且解决了主体与真理的问题。因为二不再是从天而降，而是事件之后的东西，“没有什么比二更困难的事情了，没有什么比二更能同时服从于偶然机会和忠诚的劳动了。”[5]66这种对于二的思维的阐释，使已被诗所消解的主体重新获得了生机。也正因如此，巴迪欧认为拉康的爱的问题就是一个事件，因而也是一个哲学复兴的前提，因为它真正打破了哲学中的绝对主义。在巴迪欧看来，20世纪世界的共同法则就是二（Deux），“世界展现为二的模式，这里排除了一致性屈从和组合性平衡的可能性。”[8]41

巴迪欧认为，在政治秩序方面，1965―1980年的这段历史则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政治事件。其间发生的“五月风暴”、中国的“”、伊朗革命、波兰的工人阶级和国民运动（“团结工会”）之所以被称为政治事件，是因为事件是额余之物，而它们在历史发展之中相对于历史进程而言都是一种溢出物。当然，也正是这些作为溢出物的事件参与了对哲学的解缝。在巴迪欧看来，“哲学是可能的，正是因为哲学并不存在历史或者在政治上合法化，而仅仅只是去思考肇始于蒙昧事件所重新开启的政治的可能性。”[5]60所以，政治性的事件其意义在于促发我们重新去思考政治的未来。

尽管哲学与诗的缝合促使哲学走向终结，但在巴迪欧看来，在诗的秩序上同样也是有事件的发生，而这个事件则是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的作品。尽管生活在诗人时代，同样还是作为一名诗人，他却与同时代的德里达、伽达默尔、拉库拉巴特等哲学终结论者要求哲学与诗缝合的观点截然相反，而是主张诗与哲学的解缝。他希望诗能够放下缝合的负担，也希望哲学能够解除诗的那些压倒性的权威，真正走出诗的哲学拜物教，从而使诗在今后的思想路途中，能够“与数元、爱和政治革新肩并肩地待在一起。”可见，诗与哲学缝合的中断并非意味着诗的中断。在巴迪欧看来，策兰的诗的最大意义是提出了诗“在时代的无意义无方向之中，不得不去面对意义”。[5]6163因而，策兰的诗构成了一个事件，将哲学从诗的绑缚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解放，从而使得终结“哲学的终结”成为了可能。

综上所述，巴迪欧通过对哲学的四个前提数元、爱、政治和诗中所发生的关键性事件的阐述和分析，指出了哲学解缝的可能。正是有了哲学的解缝才能迎来哲学的复兴。

三、数学本体论的建构：哲学的复兴

在巴迪欧看来，无论是现实的需要还是哲学的功能和作用，都提示着哲学不仅不能被终结，而且必须要复兴。当然，哲学的复兴也并非是旧哲学的回复，而是新哲学的建构。在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危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巴迪欧提出回到柏拉图，重建哲学本体论。在柏拉图主义遭致批判的今天，巴迪欧为何要求回到柏拉图并声称自己所拥护的哲学姿态就是柏拉图的姿态？这当然与巴迪欧对新哲学本体论的认识有关。巴迪欧认为新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只能依靠数学，而柏拉图是唯一对数学及数学与哲学关系进行正确认识的人。在柏拉图哲学中，数学作为一种思想，要远远高于诗，因为诗只是一些华丽的感性辞藻，无法把握绝对的真理，而唯有数学的纯粹思想形式才是通往绝对的通道。正因如此，柏拉D曾“将诗人――无辜的智者的帮凶――排斥在哲学奠基的规划之外，将数学上对无理数的处理纳入到他所谓的‘罗格斯’的视野之中”。[5]72然而，这种被柏拉图所高度重视的数学却在哲学终结论者那里遭致批判，柏拉图主义也因此而成为 “哲学终结论”所要终结的重要方面。

在“哲学终结论”看来，柏拉图用数学来思考哲学，将诗排除在哲学之外，使意见遭受真理的浸淫，最终导致现代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柏拉图主义似乎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在斯大林的哲学辞典中，柏拉图是奴隶主的代言人；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柏拉图是导致存在遗忘的元凶；在当代政治学中，柏拉图成了极权主义滋生的摇篮，等等。这些对于柏拉图的数落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反传统哲学就要反柏拉图主义，而反柏拉图主义也就要驱逐数学，从而使诗回返哲学，与哲学缝合。在巴迪欧看来，哲学史上将诗与哲学缝合的“缔造者”是尼采。尼采曾将柏拉图视为西方精神疾病的代名词，反对柏拉图就是反对西方的精神疾病。在哲学终结论者看来，西方精神疾病的症状集中体现在真理问题上，要治疗柏拉图主义无异于治疗西方的真理。如何治疗西方的真理？关键在于对数的舍弃，如果“不能坚决地对数进行憎恨的话，这种治疗就不会是彻底的”。[5]75因为数是柏拉图主义所有疾病寄居的硬壳，只有揭去这层硬壳（“面具”），才能彰显具体存在。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一切对于哲学本体论的批判，无非是要拯救现实的具体存在。无论是尼采还是维特根斯坦，对这些“反哲学家来说，个人生命的痛苦与痴狂见证了思想始终纠缠着短暂的现在，出没于身体的极度痛苦之中。”[12]16所以，思想是与短暂的现在相关，而并非是没有期许的未来和永恒。因而，作为追求永恒、绝对和普遍的数学是永远无法关涉到现实中具体而短暂的存在。正是基于对数学的此种认识，巴迪欧认为“反哲学家都自愿屈服于一种诱惑，即对数学的蔑视”。[12]19

追根溯源，终结论者对于数的批判无非是要控诉哲学本体论在“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上对于“多”的不公。在巴迪欧看来，“一”与“多”是所有可能的本体论的首要条件，如何处置二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哲学发展的路向和命运。“几个世纪以来，在展现出来的存在的思想上，哲学使用两个辩证的对偶范畴，而这些对偶范畴的介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裂痕：这两个对偶范畴分别为一与多，整体与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对大统一体（Unité）和大总体（Totalité）之间关联和断裂的考察，是所有思辨本体论的保障。”[10]81然而，在哲学史上，无论是笛卡尔的“第一原理”、康德的“物自身”，还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都是以“一”对“多”的压制来解决“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尽管传统本体论这种对于“一”的崇敬曾给予我们普遍性的信念，也构成我们信仰的支撑，但它却又是以牺牲一个个鲜活的多（特殊性）为代价的。由于西方哲学本体论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所开启的，因而柏拉图主义在“哲学终结论”那里成为众矢之的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在巴迪欧看来，“这些对柏拉图的怨恨，所有对柏拉图的解构都是有问题的。”[5]73

在今天，要想哲学复兴，必须治愈反柏拉图主义的病症。在巴迪欧看来，这种治疗恰恰又是需要数学来完成，而自康托尔到科恩的数学集合论实际上已为我们开启了这条道路。康托尔用集合论来思考无穷问题，通过“计数为一”的运算法则为我们呈现出纯粹的多。然而，在康托尔的集合论中，“计数为一”的运算法则是无法把握非连贯性的多，因为每下一个元素的到来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数学家科恩则在康托尔集合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类性”概念。作为一个数学术语，“类性”在科恩那里是指“类性集合”，实际上是要表示类性的多，并以此用来解决自康托尔提出的集合论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无限多元的问题。由于康托尔按照“计数为一”的运算法则来阐述存在的多，那么无限始终是在有限之中，因而最终还是无法给出一个真正的纯多（非连贯性的多）。而这个非连贯性的多，其实就是一种“不可判定”“不可识别”的多。在巴迪欧看来，科恩数学中的类性集合就是表示这样的多，“‘类性’积极地意味着，那些没有被区分的事物，实际上是情境的普遍真理、其自身存在的真理”。[10]327“类性”揭示的是非连的多，巴迪欧认为自己所思考的正是这种多，“如果非用一个范畴来标记我的思想的话，那既不是康托尔的纯粹的多，也不是哥德尔的可构造性，更不是空（通过空存在得以命名），甚至不是事件（在事件中，什么是非在者在[whatisnotbeingquabeing]的补充得以发生）。这个范畴应该是类性（generic）。”[10]15正是认识到类性多元思想能解决传统本体论中一直没有正确对待的“多”的问题，巴迪欧开始将类性真理的建立作为自己数学本体论建构的主要任务，认为类性真理可以拯救哲学本体论。

在数学本体论的建构中，巴迪欧所要建立的类性真理已不再是传统哲学中的真理了，他赋予真理以全新的含义，认为真理并非是一种现成的知识，真理不是有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总是情势的真理，由于情势的存在是多，因而真理也必须是多，但这个多并非是一种给定，而是源于一种独特的程序，程序要运作必须有事件发生，即从情势中溢出的东西，所以所有的真理又都是事件之后的真理。由于情势中溢出的东西是一种不连贯性的存在，因而是“不可判定”“不可识别”的多，是任意的多，这个任意的部分正是情势的类性部分，而真理就是由这种溢出而产生的。所以，作为情势的真理必然是任意的多元，是在情势的不连贯性之中被创造出来的。巴迪欧认为，“从这样的真理概念出发，在事件之后的情势之中作为真理的类性的多的生产中，我们可以再一次承担其现代哲学建构性的三位一体：存在、主体和真理。”[5]81而这一切又都是在数学中完成的，因为只有数学曾在其字母空洞的力量下，对纯多、无法预测的多的无限进行了刻画，因而数学才是构成思想的唯一可能。正因如此，巴迪欧断言：数学就是实际的本体论。

在巴迪欧对类性真理产生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类性的多元不仅构成了真理的前提，而且还是促使哲学成为思想空间的原因。“哲学是思想的场所，在那里，哲学说出了‘存在’真理，并声称诸多真理具有共存的可能性”，哲学的行为就是把握各种真理。[5]115同样，类性的多元也“奠定了多的柏拉图主义，让我们思考一种既作为独特程序多之后果，也作为在可命名的领域上的一个黑洞，或者一个抽离的真理程序，这让一种纯多的本体论成为可能，而无需贬斥真理，无需认识语言变量的构建性本质。”[5]78所以说，巴迪欧认为是数学最终使本体论成为可能，最终解决了本体论中“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正是借助于康托尔的集合论，特别是科恩的类性集合思想，巴迪欧建构起数学本体论以拯救哲学。而《存在与事件》一书，就是在完成数学本体论的建构任务。

结语

巴迪欧用数学本体论的建构来拯救哲学，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在传统本体论中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最大问题是以“一”来漠视和排斥“多”，那么“哲学终结论”的问题则是以“多”来摧毁和消解“一”。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对待“一”与“多”的关系的态度，其实都是在绝对不相容的思维框架中思考和解决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要么导致绝对的专制主义盛行，要么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泛滥，最终都是对哲学的本性及其价值的戕害。巴迪欧从数学思维特别是类性集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一”与“多”的关系，指出任何“一”都不是“多”的对立面，因为“普世性必须接触各种差异、通过其分化的苦难表明它们能够欢迎从这些差异中得出的真理。无论男女，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最重要的是差异携带着像恩典一样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普世性。反之，只有在差异中识别它们携带着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普世性的能量，普世性本身才能证实其自身的现实”。[9]283巴迪欧这种对于“一”（普遍性）与“多”（特殊性）关系的阐释无疑为本体论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也正因如此，巴迪欧对今天哲学的态度是“更进一步”或“必须前进”，[13]9697而不是走向终结。

尽管巴迪欧对于哲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的数学本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本体论问题上“一”与“多”的矛盾和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数学本体论即使给予了“多”（特殊性）以颇多的尊重，可对于普遍主义的追求还是无法逃脱专制主义的嫌疑。这正是齐泽克将巴迪欧的思想视为康德主义现代翻版的原因，同样它也是巴迪欧用数学本体论来拯救哲学所招致较多质疑的根源。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用数学建构起来的哲学本体论大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拯救哲学？它是一种哲学的复兴还是向传统哲学的回归？这些质疑显然揭示出巴迪W哲学存在的困境，也说明了他并未真正为哲学的未来找到出路。尽管如此，巴迪欧对拯救哲学所做的努力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数学本体论对于我们认识哲学的本质和价值以及该如何来对待本体论和维护哲学的本性，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这个因本体论遭颠覆而导致普遍性缺失的时代，数学本体论对于普遍性的恢复和强调，有助于人们重建起对普遍性的信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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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诗篇10

关键词：哲学教学生活化；名言俗语；价值；选用策略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21-076-1

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是以整个世界及人与世界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基于这点来认识，哲学学习就应该从人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或者从与这个世界的相处当中出发去获得认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又指导生活。所以在哲学教学中，教师应该做到教学生活化，这也是江苏省新课程实施的要求之一。哲学教学生活化在《生活与哲学》教材中最好的实施载体就是古今诗句，名言俗语。

一、名言俗语是哲学教学的重要载体，哲学教学生活化离不开名言俗语的选用

名言俗语是哲学知识、哲学思维的载体。哲学教学中选用有效的名言俗语有利于学生的哲学学习、交流和共鸣，从而提高高中生的哲学素养。《生活与哲学》教材每一框都覆盖了课堂探究、名言、相关链接、转嫁点评等板块，这些板块中的哲学名人名言、俗语警句是哲学教学很好的素材和教学的载体。

东西方、古今都有许多富有哲理的名人名言、俗语警句，这些是哲学教学中很好的素材，它们见证着哲学发古人之思，能解今人之惑的睿智。这对初学哲学尝试体味哲学和激发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均大有裨益。《生活与哲学》教材上名言俗语有很多，如何在哲学教学中适时适当的选用，关键在于取舍。

例如在初涉唯物论时，可以先利用第一单元所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决定意识。明确唯物论整体的基调是强调物质的决定的作用，这是一个大前提。物质决定意识，有些学生欠于理解，往往留于死记硬背。这时，我们可以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俗语告诉他们，巧妇再心灵手巧，没有米也做不出饭。有米这是前提条件，物质是先决条件，物质决定意识。比如唯物论中，讲到规律，就可以利用教材的名言板块中荀子的一句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指出规律不以任何的人的意志而改变，强调规律的客观性。再辅助自选的一些俗语、成语去理解，如：顺水行舟、庖丁解牛，更直观更通俗易懂地去理解我们要遵循规律，事半功倍；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揠苗助长告诫我们不能违背规律，违背规律做事往往收效甚微或者失败。我们可以把俗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深入浅出地引出，让学生理解了成功既需要我们遵循规律，又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两方面的结合。

成语、古诗词的选用最常见于辩证法的教学中，辩证法是哲学的精髓，一些重要的考点都集中在辩证法。在辩证法的联系观中，我们有一些成语非常恰当的引出事物的联系，如利用成语：唇亡齿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学生自然就能理解一个事物与周围事物的联系。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成语的辨析和比较来突破一些难点，如：涸泽而渔，学生都明白鱼儿离不开水的道理，如果涸泽而渔，必然破坏了自然界联系的客观性。成语东施效颦，我们既可以理解为没有做到从自身实际出发，一味模仿，也可以从违背联系的多样性去理解，突破了联系多样性这一难点，同时还能训练学生的哲学思维，多角度去分析观点。

二、重视名言俗语的阅读能力，聚焦哲学教学生活化的趣味和哲理

学生阅读分析、应用迁移能力的培养体现了新课程的要求。因此，在哲学教学中训练学生对名言俗语、古诗词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哲学教学要使学生喜欢哲学，探索哲学，从中感悟哲学的精妙，让学生由“会”哲学到“懂”哲学，新课程背景下的哲学学习也需要一点理解技巧和方法。

在讲到辩证法的发展观，有很多古诗词需要理解。在寻找古诗词对应的哲理时，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先从该句诗词的本义出发，再顺藤摸瓜，找出对应的哲理，不能寄希望一眼就能看出哲理。较难的古诗词，需要较好的语言功底和阅读能力，同时也需要恰当的技巧和方法。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两句诗的重点都落在后半句，“春”和“柳暗花明”都很好地戳中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或发展的实质）。

在发展观中，还有一些诗句很容易误判，比如：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很容易被误判为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引起质变的过程，看到“千剑”“千曲”，很容易联想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误以为是量的积累，然则应从“观千剑”而后“识”，“操千曲”而后“晓”，整句诗去理解，不能断章取义，所以理解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更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