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故事十篇

短篇故事篇1

论文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阿拉比》，抒情式短篇小说，瘫痪

20世纪60年代时，关于短篇小说的文类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之前零散的研究大都采用了新批评方式，因为这样有助于教学开展。然而，那种机械式地将短篇小说划分为有情节和无情节的方式掩盖了短篇小说的本质特征。

1964年，约瑟林（M. Joselyn）提出应针对短篇小说进行真正的文类划分，主要分为拟态的（mimetic）和抒情的（lyrical）两种。拟态的短篇小说一般按时间顺序安排情节结构，有完满的结局；而抒情的短篇小说则在拟态的短篇小说基础之上，加入了诗歌的成分特点。(Joselyn) 艾琳·巴德施威乐（Eileen Baldeshweiler）也提出了类似的分类方式，她将短篇小说分为史诗式（epical）和抒情式（lyrical）两种。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相当于约瑟林所说的拟态的短篇小说，由推理演绎的方式，利用人物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最终以明确的结果结束全文。艾琳认为“抒情”二字与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相比，更强调主题和行文语气。（Baldeshweiler）这些短篇小说类型的分类方式大体上都基于重视情节的传统写作手法与重视抒情式风格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之间的区别。

抒情式短篇小说产生于19世纪后期，正值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登上舞台之际。抒情式短篇小说在创作风格上与现代主义文艺创作风潮契合，它颠覆了传统的史诗式的风格，注重人物内心的发展，摆脱了依靠情节发展的旧式框架。M. 约瑟林对抒情式短篇小说的诗性元素的分析十分精辟，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1）摆脱传统的按时间顺序的方式安排故事；2）利用纯粹的言语修辞手法，如语气、意象3）关注意识的增强，而非完整的情节4）仅用最简洁的方式达到高度暗示性，强烈的情感。(Joselyn) 总的来说，抒情式短篇小说轻情节，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波动起伏，故事结构以情绪气氛的跌宕起伏为主线；突出抒情的特点，采用象征、隐喻等言语手法，运用简洁而具有高度启发性的语言营造丰富的意象；使用开放式结局，摆脱传统具有决定意义的结尾方式，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

本文旨在通过细读詹姆斯·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阿拉比》，分析其抒情式短篇小说风格，探究詹姆斯在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创新性写作风格以及他精湛的文字技艺。本文将通过对该短篇小说的诗化分析，展现乔伊斯在创作短篇小说时达到了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协和。他利用诗化短篇小说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天真纯洁，内心充满浪漫艺术气息的男孩形象，反衬出这个瘫痪麻木的都柏林城。

一．淡化情节，关注人物内心发展

现代主义小说对人物精神情感的关注与淡化情节的写作方式源起于人们对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因此这些作品通常从内心的角度映射出世间百态，以荒诞的、富于寓意的抽象表现方式，意图展现现代人们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乔伊斯这样说道，“都柏林那即乏味又闪光的氛围，它的幻影般的雾气、碎片般的混乱、酒吧里的气氛，停滞的社会——这一切只能通过我使用的词语的肌质（texture）传递出来。思想和情节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重要。”（戴从容 2005：11）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体现了这种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手法，摆脱了传统的关注情节故事发展的短篇小说形式，淡化情节的完整性和逻辑发展顺序，将错综复杂的现代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李维屏教授所言，“《都柏林人》的构思与布局超越了传统短篇小说的模式。它是20世纪初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思潮彼此交融的产物，也是作者告别传统、向现代主义道路迈出的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李维屏 2011：117）

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由十五个短篇小说组成，这些故事按照人一生的成长顺序排列。《阿拉比》是《都柏林人》中的第三个故事，也是其中最受评论者关注的一部短篇小说。《阿拉比》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用诗意的语言断断续续地回忆孩童时的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经历，读者成为倾听者，直接参与到主人公的回忆片段里，与男孩一起体验爱情的美好神圣与现实残酷腐化。《阿拉比》看似一个男孩寻找爱情的成长冒险故事，然而，乔伊斯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强调外部矛盾的历险故事文学艺术论文，而是利用男孩的内心情感波动和思维方式来发展故事。整个故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潮，也没有总结性结尾，体现了乔伊斯开创性的现代主义意识流写作手法，也同时展现了抒情式短篇小说的文学魅力。

《阿拉比》中的男孩生活在瘫痪（paralysis）的都柏林城，年幼的他还未经世事历练，对一切事物都抱有美好幻想，拥有一颗追求美与艺术的心。男孩表面上敷衍的完成每天小孩的任务：念书学习、追逐玩耍，却时常在内心默默观察生活中一切美好浪漫的细节。他的艺术家气质与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以及城市里麻木不仁的市民形成鲜明对比。男孩对周遭事物十分敏感，在他的眼中一些破败腐烂的场景变得诗意化，“我最喜欢最后一本，因为那些数页是黄的。屋子后面有个荒芜的花园，中间一株苹果树，四周零零落落的几株灌木；在一棵灌木下面，我发现死去的房客留下的一个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乔伊斯2002：21）叙述者善于描述事物细节，如颜色，状态，声音等，如同在创作一首散文诗。从《阿拉比》抒情的文风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叙述者就像一位心思细腻的青年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诗人，用心遣词造句，把埋藏心底的往事用诗化的语言一一诉说。

叙述者记叙男孩去阿拉比市集前焦急等待的过程时，没有情节结构，仅以人物内心波动来展现故事，明显体现了散文化的行文结构。男孩向曼根的姐姐许诺将会在阿拉比市集带些礼物回来后，脑海里面充满了“数不清的愚蠢的怪念头”，“但愿出发前那段乏味的日子一下子过去。”（ibid：23）接着，叙述者加快语速，连用五个“I”：“我要求……我问问题……我看着……我不能……我没有。”（Joyce 1974：540）随着节奏加快，人物内心的百感交集生动地浮现在读者的脑海里。等待的时间长度是相对的，也许平时男孩与伙伴们玩耍一会儿时间就悄然过去了，但是当男孩在相同的时间内等待去阿拉比市集时，“我坐着望了一会钟，滴答滴答的钟声叫我心烦意乱。”（乔伊斯 2002：24）在与时间抗衡时，眼前的一切事物都令人烦躁。这种典型意识流的心理时间与传统的时间比起来，摆脱了直观式抒情，“梦幻、映像、心理错觉交叉出现，给小说披上一层知性和幻化的色彩”，（李丽琴 2007：101）更增添了故事的节奏感，如同诗人直面听众表述内心。

在表现爱情这一复杂的内心活动时，《阿拉比》采用散文诗的语言表达方式，从男孩的角度将爱情歌颂，用写意的手法描绘梦中情人——曼根的姐姐。“灯光从半掩的门里射出来，映现出她的身影。[……]她一移动身子，衣服便摇摆起来，柔软的辫子左右挥动”。（乔伊斯 2002：22）然而，涉世未深的男孩不敢直面爱情，连女孩的名字都不敢轻易提及，害怕惊扰了爱神丘比特，只能将胸中澎湃的爱情波涛化作崇高的信仰，“仿佛感到自己捧着圣餐杯，在一群仇敌中间安然穿过论文的格式。”（ibid：22）男孩犹如一名高尚的骑士小心翼翼的呵护着爱情的圣杯。这种对爱情的信仰使得男孩莫名流泪，甚至濒临崩溃，只能将感官关闭起来，直至失去知觉，不自觉地将内心那句歌颂爱的诗诵读而出：“啊，爱！啊，爱！”（ibid：23）男孩感官的相互交织激发了读者无限想象力，他将视觉变触觉感受：“这时，我的身子好似一架竖琴，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拨弄琴弦的纤指。”（ibid：23）男孩对爱情的幻想在感官的刺激下不断得到升华，读者也随着叙述者语气的强化产生共鸣。

《阿拉比》采用了散文诗式的结构，没有传统意义上情节的开始、高潮和结尾，全篇由叙述者零散的回忆和跌宕起伏的情感描写拼接而成。故事给出了模糊的时间和地点，将主要笔墨放在人物内心对外部事件的反映上，读者作为故事直接的倾听者，不经意间忽略了这些信息，从而顺利进入乔伊斯笔下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二．丰富的意象，诗化的语言

抒情式短篇小说注重用暗示、象征、隐喻等言语手法，并通过意象的拼接来传达个人体验。（李丽琴 101）这些言语修辞手法渗入叙述过程后增强了短篇小说的语言意境：“使传统的抒情从追求叙述节奏的音乐化、画面的色彩化、情绪的弥漫化转移到现代主义的‘陌生化’和哲理色彩的浓重化。”（ibid：101）

诗歌中的意象将外在物象与主观情意相融合，摆脱了现实中普通的形象，附着了诗人的主观认识和情感，几个简单的意象，经诗人几笔勾勒顿时可以成为一幅宏大景象。《阿拉比》篇幅短小，语句精炼，仅依靠文中丰富的意象的运用，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瘫痪的都柏林的画面。北里奇蒙德街象征了整个都柏林城，为了描绘这个瘫痪的城市，“blind”这个词多次出现。“North Richmond Street,being blind,” “An uninhabited house of two storeys stood at the blindend, detached from its neighbours in a square ground. The otherhouses of the street, conscious of decent lives within them, gazed atone another with brown imperturbable faces.”(Joyce 1974：539)故事一开始的这两个blind分别表示“死胡同”和“尽头”，均表示没有希望。短短的三句话向读者描绘了一幅死气沉沉的街景，房子建筑毫无生气，邻里关系十分冷漠。正是在这种瘫痪的场景下，男孩艺术家的气质与周遭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语气也是抒情式短篇小说创造诗意意象的一个重要言语手法。叙述者面对这个麻木无情的社会环境时伤感低沉的语气与小心翼翼手捧爱情时的浪漫的语气相互交织，营造了丰富的意象。

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了《阿拉比》意象，赋予叙事语言高度启发性。“blind”一词出现了3次，首先作形容词，修饰北里奇蒙德街死气沉沉的气氛，又作名词表示百叶窗。男孩不敢直面女孩，只能通过百叶窗的眯缝看到女孩的身影。男孩的动作象征了都柏林人麻木的心使得他们无法看清世界，男孩眼中的爱情也如死胡同一般，毫无希望。男孩乘坐的通往阿拉比市集的列车经过了一个名为“Westland Row Station”的车站，顿时一群人涌向车门，想要挤进车厢，却被列车员拦下，因为这是一班直达市集的专列。这个车站寓意深刻，与T. S. 艾略特的诗歌“Wasteland”《荒原》相呼应，象征了整个爱尔兰民族面对民族危机毫无斗志，长此以往变得空洞麻木，如同一群没有理想的空心人，一副思想瘫痪的状态，因此他们无法登上列车，只能徘徊于荒原中。题目“Araby”是“Arab”的古代名字，在文中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东方色彩的市集。男孩将这个市集看作实现美好梦想的地点，然而实际上，阿拉比就是一个充满欲望的黯淡无光的地方，进门要付钱，里面弥漫着钱的响声，没有想象中阿拉伯式的集市，却只有毫无生气的爱尔兰人和正在调情的英国人。阿拉比象征着当时被英国统治之下暗无天日的爱尔兰民族文学艺术论文，英国女人冷冰冰地声音与仿佛出于“责任感”似的询问，使得懵懂的爱尔兰男孩毫无防备，不知作何反应。

因此，《阿拉比》表面上看似是一首爱情颂歌，充满诗意的意象；但是，将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词汇与当时爱尔兰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看，《阿拉比》其实是一首激励瘫痪的民族积极斗争的抒情式短篇小说。

三．启发性的语言，开放式的结尾

抒情式短篇小说如同诗歌，通常语句简短但却句句精辟，寥寥几行字就能表现出宏大的场景。叙述者在文中回忆了许多场景，没有像传统叙事那样给出具体的时间、地点、事件的来龙去脉，却将回忆生动展现在读者脑海里。男孩将爱埋藏在心底，终有一天压制不住内心澎湃的情绪，躲到已故教士家的后客厅内，在漆黑的雨夜里肆意歌颂爱情。“我听到雨密密麻麻泻在土地上，针尖似的细雨在湿透了的花坛上不断跳跃。”（乔伊斯 2002：23）雨滴仿佛变成了锋利的针尖在男孩和读者的心里到处乱撞。此时，男孩蜕变成一位诗人，把感官隐蔽起来，双手颤抖地合在一起，默读出爱的诗歌。叙述者用几句描绘内心挣扎的抒情诗句，反衬出这个瘫痪麻木，压抑爱情的社会。保守的社会传统如同针尖般刺向每一个爱情萌芽的角落，抑制人们的思想发展。《阿拉比》借鉴了散文诗简洁的写作手法，如此精辟的行文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美的赞颂的主观抒情，更进一步探索了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富有高度启发性。

艾琳指出抒情叙事关注人物内心情感波动变化，拥有开放式结局，旨在引发读者自己去领悟文本内在的含义。（Baldeshweiler）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创作注重叙事留白，把某些重要问题悬置，为读者留有足够空间，让读者参与叙事构建的过程。《阿拉比》中男孩怀抱着对爱情无限美好幻想来到阿拉比，却处处碰壁，最终失望地走出漆黑一片的市集，“我抬头凝视着黑暗，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播弄的可怜虫，于是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愤怒”。（乔伊斯 2002：27）到底男孩的愤怒源于何事，乔伊斯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正如同诗歌中充满寓意的语言一样，情绪迸发，却不道出原因，留给读者空间去思考。通过运用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从《阿拉比》中获得更多共鸣。这篇短篇小说以警钟式的姿态呈现在当时瘫痪麻木的都柏林人面前，让人们进行自我反思：面对民族失去独立自主的权利，爱尔兰人仍然生活在麻木不仁中。每一个爱国的爱尔兰人都应该从男孩的顿悟中感受到压抑的“痛苦和愤怒”。

四．结论

《阿拉比》表现了乔伊斯精湛的意识流写作手法，脱离了传统直观的抒情和叙事方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由一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叙述者向读者娓娓道来那一段关乎祖国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往事。《阿拉比》作为典型的抒情式短篇小说与传统短篇小说的叙事风格不同，它不遵循时间顺序来发展故事，采用散文化行文结构，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它无需使用写实风格的语言来传达世间真理，仅仅简洁的几句充满意象的话语就可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它没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开放式结局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同时，《阿拉比》中诗歌般的语言精炼而寓意深刻，通过对男孩内心浪漫气质的刻画，反衬出都柏林人在面对民族失去独立的权利时如同置身于荒原般瘫痪麻木。乔伊斯笔下这位在荒原中歌唱的诗人，用他抒情的诗歌警醒爱尔兰民族，积极参与当时爱尔兰民族运动。

参考文献：

[1]Joselyn, M. “The Grave as Lyric ShortStory.”[J]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1.1

短篇故事篇2

妈妈说我出生在风筝节那天，天生就是充满浪漫的孩子，喜欢幻想。后来，幻想就成了我的脚，让我越走越远。在我家的卧室顶棚挂着七八个大大小小的红色葫芦，没事的时候，我喜欢盯着它们看。接着，电娃、水娃、火娃很自然地在我的笔下诞生了，对了，还有一个喜欢喝酒的葫芦爷爷呢!

在我的身边，有的同学一写作文就咬笔头，对于这样的人，我想即使他们写出长篇文章来也不生动。因为这是硬憋出来的，没有真情实感，有时为了凑字数，还容易重复说一句话。比如：小刚在园子里捉蜻蜓，捉了一只，放飞了；又提了一只，又放飞了；再捉一只，又放飞了……

也许你要问了，是不是好的作品一定得长呢?当然不是。妈妈给我讲的日本作家新美南吉的童话《去年的树》，篇幅很短，故事情节也很简单，但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不过，对于有特殊写作才能的同学我建议还是写些长篇文章，就当是马拉松长跑。重要的是，在写作的时候享受快乐，如果不快乐，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写。可以写些短篇的，能写出像《去年的树》那样的精品就更好了。

所以，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我的观点是作品好坏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精彩。

单钰晟爸爸如是说：

曾见过果农给果树剪枝。当时不解，让果树多结果子，不是更好吗?果农告诉我，果树结太多的果子不是好事，果子结多了，营养就会供应不足，结的果子相对就会小，而且口感也不好。

时下，见到很多少年儿童都在进行长篇文学创作。如果把作品比成果树，把文字比成果树上结的果子，那么，他们写的长篇无异于树上多结的果子。少年儿童思维活跃，跳跃性强，往往会有超乎常人的想象，但如果没有阅读做基础，他们写长篇的路就走不远，我见过我儿子写长篇，他把长篇的提纲列好后，就开始动笔写，前几章还可以，但后来就虎头蛇尾了。很明显，他的阅读量不足，文字功底还不深厚，才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当然，少年儿童可以做写长篇的尝试，作为练笔也是可取的。我给少年儿童的建议是写作一定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做好写作前的准备，大量品读经典作品，细心观察生活。不要盲目跟风，看见人家写长篇就写长篇。要先从写好每一个短篇做起，写得多了，水涨船高。再写起长篇来也就得心应手了。

祝愿孩子们都能成长为一棵健康的果树!

短篇故事篇3

关键词：欧・亨利；短篇小说；叙事艺术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5-0197-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2.056

欧・亨利是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科夫并称为世界三大著名短篇小说家。作为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欧・亨利一生写过三百多篇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幽默风趣，很受人们的欢迎，也给美国的短篇小说带来了新的气息。他的作品形象地映射了同时代美国人的生活，被称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为了纪念他，1918年美国设立了“欧・亨利纪念奖”，用来奖励每年度的最佳短篇小说，由此可见其声望之卓著。

作为一名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作品在评论界曾引起广泛关注。但是评论界对其作品的关注大多停留在他作品中人性的主题，语言的简洁幽默，巧合的设置以及“欧・亨利”式结尾等方面。而对于欧・亨利独特的叙事艺术的研究却很少。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试图找出欧・亨利小说的叙事特点并运用相关叙事学理论加以分析，目的在于发现其精妙的叙事技巧及其独特的叙事艺术，为欧・亨利的作品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1 . 明暗两线的叙事艺术

对小说进行明暗两线的叙述是一种很重要的叙事技巧。这种叙事技巧可以推进小说情节的演进，故事高潮的发展。在欧・亨利大量的短篇小说中，双重线索交织发展的案例随处可见。明暗线交织是欧・亨利高超写作技巧的表现，也是欧・亨利表达其思想的一个重要技巧。欧・亨利运用这种技巧将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善美的人的品质变得更高尚可贵，把丑恶的人变得更让人咬牙切齿，把可怜的人变得更令人同情。在欧・亨利的作品中，读者往往被作者所设的明线所牵引着，然而在读者不经意间一条暗线已经与明线一齐发展，当一直被明线所牵引的读者读到两条线索交汇之处便会恍然大悟，拍案惊奇，并由此折服于作者高超的叙事艺术。

例如在《麦琪的礼物》中，德拉为吉姆准备礼物是明线，而吉姆为德拉准备礼物则是暗线。欧・亨利在故事的描述中，向读者展现了德拉为吉姆准备礼物的全过程，该过程贯穿着故事的发展，读者在欧・亨利紧凑的故事安排的引导下感受到了德拉内心挣扎的取舍，然而却没有关注到吉姆准备礼物时的种种心理活动和各种行为。这两条线索在故事的结尾处交相碰撞，读者读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并在作者留下的空白中想象着吉姆为德拉准备礼物时的情景。这两条线索的交织碰撞出了令人出乎意料的结局。作者以这样的艺术效果揭示了整个故事发展的来龙去脉，生动地刻画出小说人物的形象，也升华了小说内容所带来的深刻主题。

同样，在《最后一片常青藤叶》中，琼珊得病是明线，而贝尔曼为琼珊画叶子则是暗线。故事中琼珊遭到肺炎病魔的折磨，奄奄一息，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最后一片叶子的身上，“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的藤叶飘落下来。那时候我也该走了。”这样悲情的情节带引着读者将焦点聚集在这个可怜的小女孩的身上，为其遭受到病痛的折磨感到惋惜，为其悲惨的命运感到遗憾。然而对于贝尔曼的人物形象作者则采取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在小说发展的整体安排中他的出场很晚。他是在其他人物都出场之后才露面的。对这位蕴含着深刻主题的人物，欧・亨利却只用了寥寥几笔的白描速写。然而就是在这几句不多的描述中，贝尔曼给我们留下了尖酸刻薄、脾气暴躁、生活潦倒的印象。他是一个在底层生活的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不起眼的贝尔曼却是暗线的主角，作者并未着大量笔墨去描写他如何为琼珊在风雨之夜画上那最后一片“坚强”的叶子，如何在离世之前遭受病痛的折磨，却在明暗两条线索交汇之时留给读者大量的想象空间，和琼珊一起惊讶的同时回味故事发展整个过程，从而感受这个平凡的人物的高尚伟大的形象。

2 . 喜剧和悲剧相交融的叙事情节安排

喜剧性的标志是笑。人的外貌体态、语言表达和动作行为三个方面可以体现出人的喜剧性。而外貌体态的怪异或扭曲，语言表达的幽默与搞笑，动作行为的荒谬和滑稽都能产生喜剧效果。悲剧性表现的是悲。愿望的落空、结局的惨淡、真相的残酷都是悲剧。悲得越深，哀得越甚，越具有悲剧的悲情情调。小说的悲剧性和喜剧性体现小说的主题，小说的作者用一个个小说人物的悲和喜折射社会的美与丑，更体现出人性的善与恶。

正如阮温凌所说“欧・亨利反映社会底层小人物人性是非的戏剧小说，都有自己的喜剧舞台，但其演出的效果，莫不是笑中含泪或泪中含笑，带有发人深省的悲剧情调”（阮温凌，1997）。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幽默贯穿始终，处处可见喜剧性效果，随处可遇幽默的表达方式，但这些幽默的表达却又往往是用来形容有着悲剧命运的人物的，两难的处境和出乎意料的结果总是让人啼笑皆非。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喜剧性地做好事却最终酿成大祸，常常喜剧性的自我牺牲却往往事与愿违。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物本来是喜剧性的伪装却换来悲剧性的收场。这些喜剧性与悲剧性相交融的艺术手法使得读者在最表层的笑料中唏嘘作者笔下世人所看不见的泪水。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似乎一言难尽，亦喜亦悲。欧・亨利用幽默的笔来描绘资本主义世界那幅扭曲的肖像。他有着广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社会的眼光，因此，在他讽刺人物的滑稽遭遇背后几乎都暗含着人物内在的悲剧性。他透过喜剧性情节，直接逼视到了人性的悲哀和悲剧性的社会本质，这是欧・亨利小说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的重要特点之一。

如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苏贝一出场便伴随着一系列的喜剧表演，直到故事快要结束才转为“正剧”的氛围，作者用严肃深刻的语调描写了苏贝对人生的醒悟，然而随即话锋一转，苏贝被捕，他的命运又再一次被宣告为悲剧。在《华而不实》里的打工仔攒十个星期的零钱冒充一天的富家子弟；《汽车等待的时候》中的女主角装扮成富家女却招引来不一样的结局。这两位主人公的遭遇令人可怜也让人深思。喜剧性的伪装换来的是令人咋舌的悲剧。这些喜剧性和悲剧性相交融的情节展露了人物关系，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性格，升华了小说的主题。同时，这些喜剧表演到悲剧遭遇也表现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让读者陷入其无穷的语言迷宫中，在毫无准备之时遭遇意料之外，而在细细评味之后又觉合乎情理。

3 .“现身”的叙事效果

任何故事都必然有一个叙事者，讲述整个故事。而这个叙事者与故事的真实作者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对于叙事者的研究一直不曾停息，它是叙事学中重要的概念。著名学者胡亚敏曾对叙事者的类型进行了总结划分，认为根据叙事者的行为，叙述者可以分为“自然而然”的叙述者与“自我意识”的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对故事的态度，叙述者可以分为客观叙述者与干预叙述者。而“现身”指的就是“自我意识”的叙事者和干预叙事者。“自我意识”的叙事者是指作者或多或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出面说明自己在叙述。而干预叙事者则强调叙述者对作品重实践和人物的态度（胡亚敏，2004）。欧・亨利的小说大都采用非聚焦型视角，并且有许多篇章都采取与“你”进行交谈的方式与读者进行对话。作为叙事者，作者时而出现，对故事中的人物、遭遇加以评论，时而退居幕后，将舞台交给剧中人。这种叙事方式无疑是一种现身的叙事方式。这种适时的现身使得情节发展自然，故事节奏恰当，从而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在《麦琪的礼物》中这样的“现身”艺术比比皆是，例如在介绍德拉的家时，作者写道：“我们不妨抽空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连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八块钱。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在介绍壁镜时，作者写道：“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在描写德拉为吉姆搜索礼物时，作者写道：“噢，此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翅膀似的飞掠过去。诸位不必理会这种杂凑的比喻。”在描写德拉补救剪掉的头发时，作者写道：“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又如在《索利托的牧场的卫生学》中，小说的开头便采取对话的方式开始故事的叙述，“假如你很熟悉拳击界的记录，你大概记得90年代初期有过这么一件事……”。在《剪亮的灯盏中》的开头作者对商店女郎进行了评论，随即引入故事的发展，在故事叙述过程中，作者也使用各种方式对人物和事件做了自己的评价，如“至于南希呢，你会管她叫商店女郎的――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你问他忠实吗？嗯，如果玛丽需要招用十来个传票送达员去寻找她的羔羊时，丹恩总是在场帮忙的。”这些时而现身的评论为欧・亨利的小说增色不少，使得读者读起欧・亨利的小说时更觉得像是一位老者与你面对面地讲故事，指引你走向引人入胜的情节之中，走进各色人物的生活之中。作者利用现身的技巧控制情节进展的节奏。该省略之时便利用事外的身份一笔带过，而需详写之处，作者则让剧中之人尽情演绎。当然这些“现身”也使得作者有机会评论故事中的人物，传达自身的感情倾向，使得小说人物饱满，主题清晰。

4 . 结束语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欧・亨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善于将生活中的点滴融入到自己小说的情境之中，用幽默的语言、诙谐的情节、风趣却又有些玩世不恭的口吻将当时美国的资本主义缩影在一个个悲剧性的小人物身上，以小见大，以平凡露高贵，以事实显丑恶。他利用自己叙述者的身份，把情节剪裁得恰到好处，将幽默与悲情相结合，层层铺垫引向出乎意料的结局。因而他能在很短的篇幅内达到一种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效果，给人留下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而这也正是短篇小说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46.

短篇故事篇4

福克纳的作品一贯以美国南北战争后的没落为主题，体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矛盾。在小说《夕阳》中，也是以种族压迫为主题。小说并没有单纯地将眼光放在对黑人待遇的不公平的揭露上，而是更深层次的分析了种族歧视对下代人的影响，从而向人们解释了种族歧视的消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这一主题的完整揭示离不开作者在整部作品中谋篇的叙事策略。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夕阳》的叙事策略，来挖掘作品中所具有的成功的叙述技巧和其特有的艺术价值。

一、叙事与主题的体现

根据现代叙事学观点，所谓叙述时间是指整部作品通过行和页来进行衡量的文本长度。对于短篇小说而言，如何在较短的叙事时间内将小说的多种功能都实现，需要作者进行精心的设计叙述时序和视角，对整部小说进行精心构思。对于作品，故事的发生时间是立体的，而叙事的时间却是线性流动的。

在小说的过程中，可以同时发生几个事件，但是进行话语叙述却需要按照顺序进行。对于事件的叙事顺序先后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很多优秀的作者，他们经常将故事发生的自然顺序打破，而是从审美与思想倾向的角度进行人工衔接，从而使作品达到预想的美学效果。

小说《夕阳》以一种完全开放的、放射性结构进行叙述。在作品中，叙述事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作者却并不运用直接的方式来介绍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小说的安排并不遵照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进行安排，而是根据文章的主题以及文章想要表达的人物之间的各种矛盾关系来进行安排。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叙述时间完全是跟随小说的叙述节奏和速度进行变化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时间跳跃性运动。这样的谋篇布局，不仅是对现代主义的时间观念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文章结构和主题渲染的一种良好支配。小说《夕阳》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叙述，主要讲述15年前的故事。在小说的开始四个自然段，主要是以一位约24岁左右的成年男子的口吻，通过回忆来描述他童年时期的所有见闻。在第五段以后，小说的故事叙述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跳跃，变成由一个内心充满困惑的9岁男童来进行叙述。这时，如果我们将故事的发生时间和叙述时间完全分开，就会体会出小说开始的叙述语气和故事角色中语气的完全不同。在已经有了柏油马路，人们已经拥有了电灯、汽车和电话的美国，为什么还存在如此严重的种族歧视，为什们直到今天，美国的种族意识还没有完全消失。经过如此长的时间，美国虽然在物质文明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的精神道德却仍然是停滞不前的。小说中故事的发生时间和叙述时间的完全分离必然将引起读者的关注，将我们的阅读时间、故事的发生时间和作者的叙述时间进行全面思考。这种时间上的跨度给读者留下更多思考空间，让他们更加充分地体会作者的预言意义。通过小说，我们可以理解到，几十年前的福克纳就已经对美国的种族歧视进行了很好的预见，并指出其铲除将是难之又难。这样，我们就对作品的主题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

二、语言与主题的结合

语言暗示是解决观众视角和作品主题的一种矛盾需要。语言暗示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归根结底都会让读者产生疑问，进而引发他们的思考。在进行创作的时候，现代主义作家会考虑到读者的参与性，因此会通过这种语言暗示来让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对于暗示，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名字暗示、话中有话、用某一件物体来暗示一种意思等。在《夕阳》中，作者所采用的语言暗示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方法――“陌生化”。这一方法也被称为“间离效果”或者“陌生化效果”，源自德国史诗的创作人布莱希特。在布莱希特的喜剧理论中，“陌生化”便是让演员在观众面前显得很陌生，完全感觉到一种意外。简而言之，“陌生化”就是让观众感到可疑且奇怪，进而引发他们的思考。

在小说《夕阳》中，我们将布莱希特中所描述的“演员”变为“人物”，把“观众”变为“读者”，把主动变为被动，于是便有了作者精心编排的“陌生化”的距离感效果验证。如小说中，在描述南茜被斯托费引诱这一事件时，有这样一句话，“黑鬼若吸饱了可卡因，他们将不再是黑鬼”。此时读者心中就会产生疑问：原来的黑鬼是什么？不再是黑鬼又是什么？经过独自思考，读者就会了解到贫困中的黑人为什们要吸毒，从而了解到在早期黑人吸毒的社会历史原因。他们为了摆脱这种受人欺辱的、惶恐不安的贫困局面，他们希望通过吸毒来产生幻觉，让自己也变成有钱的白人富翁，通过这种幻觉来让他们获得短期的精神解脱。这种暗示便将小说的锋芒直指当时的种族歧视。在白人眼中，他们只能看到这种表面现象――黑人吸毒以后的异常表现，而读者却更能体会到黑人的这种痛苦，他们希望改变现实的期望，但却无能为力，吸毒只是一种他们饮鸩止渴的行为而已。

在小说中，南茜所生活的世界是无人问津的，她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同情，甚至在很多次危急时刻，她很绝望地喊道：“我不想做黑鬼，可是我出生是黑鬼，并不是我的错。”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如此写道：“父亲啊，以后谁来给我们洗衣服？”当读到这些时，读者对小说的主题便一目了然，深刻体会到种族歧视对人们的侵害。小说没有安排故事结局，作者是在向读者说明，南茜的窘境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种族歧视并不是很容易被解决的事情。作者福克纳通过深邃的思想向我们展现了整个美国社会的景象，对于处于苦难中的人们，他表现出无比的同情，并用自己的人道主义为他们呼吁。在福克纳的笔下，很多小说人物都是生活的失败者，他们无法改变生活现状，他们在向世界宣布，他们需要对世界进行改变。

三、首尾与主题的呼应

在小说《夕阳》的开始，文章的叙述者是三个白人小孩中的一个，但是他是以成年人的身份出现的。从叙述的语气来看，是从第三人称的角度讲述杰佛逊城的物质文明和进步的。叙述者的语气是冷峻的，他并没有将杰佛逊城说成是自己的故乡。这样的选词体现出了作者对这种文明变化的爱恨交织的情感。他用“鬼似的”“肿胀的”和“没有血色的”来形容路边的灯泡，用“令人讨厌的喇叭声”“鬼似的逃跑”来形容街道上穿行的汽车。叙述者在肯定这种城市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发出这样的微词，为了栽电线杆子，有越来越多的遮阴树，如枫树、橡树等被砍掉。从这样的描述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家乡的物质文明进步带来的不全是好处。

小说以儿童的视角来对主题进行描述。英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珀西・路博克在关于《小说技巧》中讲到，小说中对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解决完全受叙述者角度的支配。叙述视角是作者对小说叙述故事的方式、角度安排，并通过这种安排来更为详细的对故事事件、人物、主题等进行介绍。一部成功的小说与作者所选取的叙述视角是密不可分的，对整部小说的构思和主题表达上都会起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在小说《夕阳》中，作者福克纳选取儿童视角来进行故事叙述。小说虽然篇幅较短，但是作者却对三个年龄段的孩子进行了性格上的清楚刻画，被歪曲的黑人形象在他们的内心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他不能对故事进行清晰讲述，但是他却能对家中的女佣和与她相关的事情进行清晰讲述，并且他还有很多困惑。很显然，这个小孩是非常单纯的，对于成年人的心理，他完全不理解。作品正是通过小孩的这种理解与当时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营造一种讽刺效果。另外，小孩较为肤浅且片面的理解给读者留下更多思考空间，让他们去揣摩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小说中，作者通过康家的大孩子昆丁来对15年前的事情进行描述。在这位15岁的孩童口中，我们知道昆丁和凯蒂对于黑人女佣是非常同情的。尤其是昆丁，他非常不理解父母对南茜的态度，但他能隐约感到其中一定有原因，因为他发现每次父亲送南茜回她的小屋，父亲都会和黑人女佣调情。这样母亲就开始怀疑父亲，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不信任现象便被昭然揭示。在康家的三个孩子中，凯蒂是一个女孩，心肠很软，她对南茜是最为同情的。她充满好奇，经常在大人讲话的时候插嘴，会提出一些很敏感的话题。

四、结 语

作为20世纪美国著名的南方作家，福克纳的作品始终以南北战争后的南方名门没落为主题，从而揭示出美国南方阶级社会中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小说《夕阳》以对种族压迫的揭示为主题，但是与其他同类作家所不同的是，作者在主题揭示方面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黑人不公平待遇的批判上，而是从更深的层次和角度揭示了种族歧视对下代人的影响，进而预示种族歧视的彻底清除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小说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将作者对美国南方社会的爱恨交织的情感表露无遗，这种矛盾在作品中表现为痛苦、愤恨、向往和幻灭等。作者对当时的腐朽社会、种族歧视充满痛恨，对贫困的黑人无知、有钱人的自私自利深恶痛绝，所有的这些思想都增强了作品的内涵，使作品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1] 唐雪峰.论福克纳短篇小说《夕阳》的不确定性[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

[2] 周伟.福克纳小说《夕阳》艺术谈[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3] 孔庆华.论福克纳的短篇小说[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4）.

[4] 白爱宏.传神写照 正在阿堵中――浅谈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That Evening Sun”中的神态刻画[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01）.

短篇故事篇5

呐喊内的文章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共14篇。《呐喊》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短篇小说集，收录鲁迅于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现编入《鲁迅全集》第1卷。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短篇故事篇6

关键词：王渔洋;文言小说;结构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王渔洋是清初著名诗人，以其神韵诗歌创作及理论领袖文坛，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他的小说作品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刻，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民国三年吴灏为刊印《王渔洋山人说部精华》作序时所说“简而意远，语淡而味涵，适与先生之诗相肖” [1] 。从结构艺术方面来看，王渔洋小说没有铺陈渲染的宏大篇章结构，他通过对故事情节进行曲折多姿的设计，对小说视角给予多方位的转换，以微知著、以近知远、以微观反映宏观的方式，在对细节、场面的描写中，以小见大地表现人物及反映社会生活，并成为社会某一方面的缩影。在情节设计上，善于截取生活横断面，着重写主要人物的性格的某一侧面，或写主要人物的情绪心态，往往集中一点，突出强调，勾勒轮廓，重在神似，给人一种更精致、更精巧、更精准的感觉。王渔洋小说如同清澈明净的河水，流越历史时空，流淌在文人心间，给后代文学创作带来巨大的滋养。

一、篇幅精致

正如韩I评价其书艺术特色时说的“直书其目，简而足信” [2] 2657 ，王渔洋小说在篇章结构上多短制少长篇。陈文新也说：“王士G限于记述传闻，故略述梗概，不加描摹，依然谨守志怪小说轨范。” [3] 58 短和美的艺术追求形成了精致的结构技巧。王渔洋小说明显特点是“小”，王渔洋的小说篇目大都在百字左右，长的不过六七百字如《剑侠》、《宋道人》等篇，短的甚至三四十字，如《居易录》中“蜀有墨猴”篇，全文仅37字。但却小而精、微而妙、以少胜多、重在精巧，篇幅虽小却没有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不少篇目写得叙述委曲、层次井然。

如《芜湖烈妇》：

江南初入版图时，有裨将于芜湖掠一妇人，义不受辱，衣服上下，缝纫周密。其夫访赎之，主将坚不许，妇悲愤投水死。至晚泊舟，舵前O@有声，则妇尸已在，次日泊舟复然，以篙逐之，俄顷复至，又次日复然，乃舁而弃之岸。月余，此将在船头纳凉，忽大叫曰：“妇又至矣！”翻身落水而死。①

故事开篇，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时代背景，在人民流离失所、万千人头落地的情况下，一个卑弱女子却义不受辱，通过“衣服上下，缝纫周密”这短短八个字，就为我们粗细条地勾勒出一个图以自保、心思细腻的女子形象，也让我们看出弱女子的可悲之处;通过缝纫衣服又怎能抵过如狼似虎的军人，通过“主将坚不许”五个字，就写出了一个铁石心肠、草菅人命、鱼肉百姓的裨将形象;通过“其夫访赎之”，用“访”和“赎”两个字就勾勒出了一个生逢乱世、辛苦寻妻、与世无争、无可奈何的丈夫形象。在这狭窄短小的文字空间里，三个人物形象鲜明地展现在一起，三人的人生命运形成了解不开的死结，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最终结局是“妇悲愤投水死”。一般的小说故事可能到此就结束了，而在王渔洋笔下却出现了女子死而不僵的离奇故事情节，伴着“舵前O@有声”的情景描写，给我们一种身临其境的恐怖现场感，随着三上船三落水之后，最终女子为保全清白而无奈赴死，也让坏人偿命。这么精彩的故事，在这么短暂的文字停留中得以讲述，全文虽然仅有一百零八个字，但故事却曲折离奇，给我们以深刻的艺术遐想，妇人的形象逐渐丰满，最终故事达到高潮，为我们描述了明清易代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极大灾难。

王渔洋在《居易录自序》中明确表示不欣赏“浮诞艳异之说” [2] 3673 。王渔洋的小说“据事写实，风格质朴，忠实地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这些小说虽然篇幅简短但故事内容并不简陋，虽然人物偏少但形象并不偏颇，虽然情节比较单纯但故事冲突并不单一。他博取魏晋时期优秀笔记小说之长，随意选取最能表现人物精神风貌和最具感染力、最富戏剧性的片断、场景等，如临其境地加以记叙，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受，能够延展人无穷的想象力，体现了王渔洋对于语言文字、故事创作挥洒自如、收放灵动的驾驭能力。

二、情节精巧

韩I在《皇华纪闻序》中称：“读《王渔洋集》而知诗，读是书而知史，赞王渔洋真有叙事之才也。” [2] 2657 。王渔洋小说不少篇章写得情节曲折，腾挪跌宕，很有艺术魅力。

如《济宁妇人》：“康熙丙寅岁，济宁南池侧居人王姓者，与众约会武当山进香，既再往矣，归为其妻述咴榔胬鲋状，妻亦欲往，夫以道远艰费难之，妻恚而自经。夫归惊懊，言于众，众为置榇殓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见其妻在路旁大树下坐憩，以为鬼也。”将一个家庭故事讲得一波四折，丈夫武当山进香，意外引来妻子参岳强烈欲望;丈夫以道远艰费阻止她，妻子却意外地生气自杀;妻子自杀之后，丈夫却意外地送尸参岳;抬尸参岳过程中，意外地在河南路遇妻子。故事情节在冷静客观叙述中曲折前进，重要转折处引人入胜、催人急读，最终以路遇妻子而迎来欢喜结局，为我们描绘了一对恩爱有情的夫妻、两个性格倔犟的凡夫俗妇、四段荡气回荡的戏剧冲突，让人不禁心生联想，具有文约意丰的强烈艺术效果。

如《李学颜》：

新城诸生李学颜，闱后于历下候榜，夜梦有人告云：“君名在第十八。”觉而喜甚。榜将发，行过藩司街，旧例，自领解以下皆有官马候赴鹿鸣宴，会按名雁行排列。李径至第十八匹前，抚之曰：“明日即乘汝矣。”顾视圉人，腰间有小牌，书名乃李学颜也。大恶之，果落第。

故事仅有百字，但却波澜起伏、曲折多转、引人入胜，具有极强的喜剧气氛，李学颜梦见神人告知“君名在第十八”，自以为是自己高中第十八名，而且由于喜不自胜专门到藩司马厩看自己即将骑乘的第十八匹马。按照常人的发展逻辑，李学颜应当高中第十八名，然而却发现养马的人与自己是同名，也叫李学颜，这时候感到事情有些蹊跷，最后果然是李学颜落第。读到这里，我们才明白“君名在第十八”并非“中第十八”，而仅仅是“重名在第十八”，真是一出“金榜题名时，却是重名”的喜剧。整个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不断铺垫，渐至高潮，却在高潮之时戛然而止，峰回路转，从而激发强烈的喜剧效果。

三、视角精准

“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是一种最本质的关系，这种本质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叙事角度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以全知视角为叙事角度，然而实际情形却要复杂得多。尤其是文言小说，其叙事角度与白话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其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 [4] 75

所谓全知视角，简单说就是作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对于人物内心和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他可能一一告诉读者。著名的例子是《左传》宣公二年I不忍下手刺杀忠臣赵盾，回来后自杀前的一段心理活动，这种自言自语或心理描写，从写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必要的，但它却有“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5] 272-273 的好处，而这种写法，正是后世小说戏剧所仿效的地方。正史主要面对政治生活的整体世界，需要进行全方面、完整性的宏大叙事，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是必然选择，也就是站在第三人称的立场上对整个社会运行有全方位的记录，因此涉及的都是国家典章制度、重要礼仪、经济运行、重要官员，简言之是一部分“达官贵人、政治大家”的名人事迹汇编。志怪志人等笔记小说，主要面对的社会生活的微观世界、个人世界，是通过个人视角的观察思考，主要是个人见闻尤其是个人的奇异见闻，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香祖笔记》卷十中明确提出“小说演义亦各有所据”，主张将小说与历史紧密结合起来，因此王渔洋小说注重真实，强调记叙要可信，所写题材多出于见闻，常标示材料来源。在王渔洋小说里面，对于典章制度、重要活动的描写主要采取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模式，但是由于王渔洋身居九重、高官显贵的独特身份，是这些活动制度的参与者、见证者，又具有第一人称叙事的特点，多种视角混合在一起，使王渔洋笔记小说中这些政治活动的描写生动、活泼、形象，全不似过去史料描写的刻板、原则、抽象，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除此之外，大量的王渔洋小说都是采取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模式，通过他人的视角来叙述故事甚至加以评论，一些记叙神仙下凡的故事，都以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方式，刻意以这种叙事方式制造真实感，如：“《关壮缪》袁太常密山（景星）言：‘顺治丙申年五月廿二日，关壮缪忽现身广东韶州府西城上，身凭女墙，以右手捋髯，时方亭午，须眉面目，历历可睹。廿三日、廿八日复现，举城官民奔走礼拜，总督尚书李栖凤亲诣庙祭焉。’”以叙述人的所见所“识”为限，作家有意限制自己的叙事权力，这就增强了可信性。所谓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意味着作者只能从“这个人物”那里得到信息，作者不能告诉读者“这个人物”所不知道的东西。

再如《池北偶谈・火神》一文：

武进诸生杨某馆于某氏，其人富而豪侈，每夜饮，必三鼓。一日醉归，见馆中灯火甚盛，从窗隙窃窥之，见案边二烛卓立甚巨，有绯衣人据案观书，意其杨也。明日询之，杨对以实早寝，未尝夜读，然心怪之。至夜，假寐以伺，近三鼓，忽有大声传呼！排户而入，随有二巨烛出地上，已而红焰满室，仆隶杂沓，拥一绯衣人至，据案而坐，取案上书册翻之。杨惧而叫呼，绯衣人若不闻者。将五鼓，绯衣者徐起，径趋杨卧处，众皆从之。忽举床四脚，盘旋室中，复掷之空中者数四。天将曙，又闻传呼声，寂无所见矣。久之，杨始苏，起视门户，扃~如故;问院中人，毫无所闻也。因急谢主人归。归数日，火大作，所居皆烬，始悟所见乃火神耳。杨后中乡试。

在上文中，叙述人发生了转换，开始是主人某氏，他“一日醉归”，从窗隙窥见“有绯衣人据案观书”，“意其杨也”是某氏的心理活动。之后的叙述者和观察者变成了杨生，在第二天的夜晚，他听到了“大声传呼”，看到了“有二巨烛出地上，已而红焰满室，仆隶杂沓，拥一绯衣人至”，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恐怖，“绯衣者徐起，径趋杨卧处，众皆从之。忽举床四脚，盘旋室中，复掷之空中者数四”。我们随着某氏、杨生的足迹，通过他们的眼睛见到火神的前后表演。作者仍然是叙事者，但无权对事件进行“全知”的描述，这样写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营造了紧张、突兀的神秘气氛。

除上面的例子外，还可以《池北偶谈・五l大夫》为例，河津畅体元，字汝玉。为诸生时，梦人呼为“五l大夫”，喜为佳兆。及遇流寇之乱，尽剥其衣，闭置空室。时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数羊皮护体，仅不至死。质明，视之，恰符五数。哑然自笑神之戏己也。后以明经受雒南知县。王渔洋明确写到这则故事来自“毕载积先生志”。由此可见，既交代了故事的来源，又通过叙述视角的适当选取，营造了真实的故事氛围，编织了生动的故事情节，对人物塑造、读者心理、主题表现都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吴灏.王渔洋山人说部精华序[M].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本.

[2]王士G.居易录序[M]MM袁世硕.王士G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

[3]陈文新.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J].青海社会科学，1992，（6）.

[4]王平.论文言小说叙事角度的特征及演变[J].山西师大学报，2002，（4）.

[5]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7.

Structural Art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Short Stories of Wang Yuyang

XIN Ming-y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Jinan University，Ji'nan 250022，China）

短篇故事篇7

关键词： 面包； 博歇尔特； 说谎； 战争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7-0111-01

博歇尔特是废墟文学的代表作家，尽管他英年早逝，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面包》是博歇尔特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也是废墟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德国著名作家伯尔对这部短篇小说的评论是：“博歇尔特的短篇小说《面包》是饥馑见证者的文献、记录，但同时也是杰出的短篇小说，冷峻，简洁，一句也不多，一句也不少，它使我们感到博歇尔特具有多么大的才干。这篇短短的小说抵得上许多篇有关战后饥馑的明智的评论。”

博歇尔特的作品描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物，文章中很少出现具体的名字，通常只是一个职业或身份的称呼。他们所代表的是德国战后的人们，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每个战后德国人身边。《面包》就是这样的故事，它没有过多复杂的人物，场景亦非常简单，时间就是短短的一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感染了无数读者。

小说反映的是战后德国人面临饥饿的辛酸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老夫妇，故事在厨房和卧室两个场景中切换，妻子听到椅子响动的声音，循着的声响来到厨房，看到厨房的桌子上放着盘子和刀，桌布上散落着面包屑，老人马上意识到，面包刚刚被丈夫切过，也许这个场景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了，然而它是发生在那样的一个特定时期，甚至于他们每天的伙食都是定量的，每人3片面包。也许平日都忙于生计，也许这一刻对他们来说都觉得对方很陌生，他们互相审视着对方，都觉得对方变得苍老了。丈夫不断的重复着“我觉得这有声音”，以掩饰着自己的尴尬。妻子并没有戳穿他的谎言，而是极力的掩饰着内心的不平静，她无法忍受他们在结婚39年后他依然对她说谎。当他们重新回到卧室时，妻子听到丈夫咀嚼面包的声音，她装作熟睡的样子，以免丈夫知道她还醒着。第二天，妻子递给丈夫四片面包，对男人说“你尽管吃四片面包吧 ，” “我不太吃的惯这面包，你多吃一个，我吃不惯” 说这话的时候，女人离开了灯光，过了一会才回到灯光之下。而男人把身体深深的弯向盘子。

文章对男人的描写主要集中在语言和动作上。通过其语言和动作读者可以体会到他的内心世界。被妻子发现时，他说：“我以为这儿有什么事儿。”而后不断重复这样的话，来解释他在夜里两点半这个时间出现在厨房里的合理性。同时掩饰内心的慌张和不安。文中几处对男人动作的描写也表现了他当时的不安。“他环视一下厨房四周”；“他的目光漫无目的的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他向窗外望去，”这些场景都发生在厨房里，寥寥几笔让读者感受了男人此时的内心世界，他不敢看向自己的妻子，他怕妻子看穿他的谎言。

当场景切回到卧室时，依然没有对丈夫心理状态的描写。在经历了刚刚如此尴尬的局面，丈夫并没有觉得羞愧，也许他并未发觉妻子洞悉了他的行为，也许是饥饿战胜了羞愧感，他吃了偷来的面包。文中这样描写到：“随后寂静无声，许多分钟后她听到，他在小心、轻声咀嚼。”

第二天当妻子把自己的一片面包让给了丈夫时，他把身体深深的弯向盘子，不敢抬头看自己的妻子。就在这一刻，他必定也知道了真相。

作者对妻子的描写则是多层面的，不但有语言动作上的描写，也有心理上的描写。当她来到厨房发现丈夫偷吃面包时，“她感到地上的凉气慢慢地传到她身上。”同时她觉得丈夫突然间陌生起来。从文章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出妻子对丈夫是非常熟悉的。她甚至于对丈夫的呼吸声都很熟悉。当她感觉到特别安静时，她知道丈夫不在身边。然而当她来到厨房时，她意识到发生的一切。“这时她发现，他夜晚穿着衬衣看起来还是老了。跟他年龄一样老了，六十三岁。白天他看起来还年轻些。”在一起生活了39年，前一秒钟她还对他如此的熟悉，然而此刻她感觉到他陌生了，也许是平时两个人忙于生计而忽略了对方，也许是他的行为和举动让她惊讶，于是她重新开始审视丈夫。心理上的陌生让她产生了视觉上的陌生。

“她没有注视他，因为她不愿意忍受他在撒谎。”，“她把手伸向电灯开关。我必须现在就关灯，否则我必定还会去瞧那盘子”这两处对妻子心理的描写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极力隐忍着不让丈夫发现自己已经了解了真相。此时妻子还要极力维持丈夫的尊严，替丈夫圆着他的谎言，“过来，大概是外面有什么事。”。

回到床上后，她依然照顾丈夫的感受，假装熟睡了，然而她听到丈夫均匀的咀嚼声，内心必定是痛苦的。第二天，她称自己吃面包消化不好。此刻，她也说了谎。她说这话时看到丈夫把头深深的埋向盘子，反而开始同情起丈夫来。从某个角度来讲，丈夫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妻子牺牲的是每天的一片面包，而丈夫失去的却是尊严。她说谎时内心也是很不平静的，“过了一会儿，她才又坐在桌旁的灯下。”，她怕丈夫看出她的异样，不敢把自己暴露在灯光下。

他们宁愿说谎，也不说出实情，而事实上，两人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只有通过互相欺瞒来维持彼此的尊严。这不免让人觉得心酸和无奈。战争摧毁的不仅仅是两个人39年来的信任，也摧毁了彼此内心的平静和尊严。当人类的生存本能面临威胁时，一切都变得卑微了。

如同博歇尔特的短篇小说《面包》一样，他的其它作品也没有对战争血淋淋场面的描写，没有战场上的硝烟，甚至于对“战争”二字只字不提，然而我们却能清晰的看到战争的痕迹，看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失望、彷徨和无助，沃尔夫冈・博歇尔特从别样的角度让我们认识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上的伤害甚至于比战争本身还要残酷。他的作品没有犀利的文字，就像一个静静的讲述者，深深的震撼人心。

参考文献：

[1] 李明滨.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3）[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德）伯尔（Boll，H.）著，黄凤祝 等编.伯尔文论[D].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 吴元迈.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四卷）：1946年至1969年的外国文学[M].译林出版社，2004.

[4] Wolfgang Borchert，“Das Gesamtwerk”，Deutschland，Rowohlt Verlag GmbH，1982.

[5] Bernhard Meyer-Marwitz，“Wolfgang Borchert”，Max Niemeyer Verlag GmbH，T¨bingen，1973.

短篇故事篇8

关键词：D・H・劳伦斯；盲人；人文主义；研究

D・H・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作家和小说家，他虽英年早逝，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强烈反对工业文明对自然的侵蚀和破坏，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他擅长对人物灵魂和心理进行深入的挖掘，倡导人性的自由发展。《盲人》在其众多小说作品中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对于D・H・劳伦斯作品中人文主义的研究却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作品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与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其中一个是因意外失明的丈夫莫里斯，另一个是从小青梅竹马的知己伯蒂，因莫里斯与伯蒂不和，伊莎贝尔饱受着内心的痛苦与煎熬，劳伦斯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将故事娓娓道来，作品中充斥着二元对立元素，使得我们对于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和关系有着更加深入透彻的了解。

一、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创作背景与主要内容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创作背景

D・H・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戏剧家，他擅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及书信等多种文学形式，他的文学作品主题多样，同时又相互关联，阶级意识是贯穿他一切作品的主线。D・H・劳伦斯的作品基本属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其成就核心集中于小说领域，他在小说中对于人物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都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探索。

D・H・劳伦斯于1885年9月11日出生于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而当时的英国社会还很注重人的出身和教养，劳伦斯既没有名门望族的出身，又没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只是空有一身才华。他曾担任过屠户会计、厂商雇员和小学教师，在国外漂泊十余年，对现实社会抱有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他在作品中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将视线投入到两性关系当中，对西方文明的缺陷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此外，D・H・劳伦斯是一位深具强烈的救世主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伟大作家，他努力为生活在西方文明的病态泥沼中的现代人寻找心灵和精神上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D・H・劳伦斯坚信欧洲的“地之灵”已经走向衰落，转而追求精神世界当中的“乌托邦”，对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审视和反思，不断探索人类灵魂的新生之路。劳伦斯在作品中努力张扬人性的复归，倡导人性的自由和解放，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主要内容

D・H・劳伦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四十余部诗歌、小说和游记作品。他的短篇小说《盲人》发表于1924年，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与她因意外而失明的丈夫莫里斯以及她的好友伯蒂三人之间的情感故事。D・H・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力求探索人类的灵魂深处，对小说中人物的内心生活和心理活动都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刻画。他在《盲人》中生动且形象地刻画了异性恋婚姻关系、同性亲密情谊关系，他倡导人性的自由与解放，他所提倡和刻画的爱都是不受世俗成规戒律所约束的，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蕴涵。

二、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内涵及表现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内涵

D・H・劳伦斯是才华横溢的英国小说家、散文家、思想家、画家和文学艺术评论家，他倡导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强烈反对工业文明对人类心灵世界和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冲击。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就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核，这也是其作品的思想价值所在。D・H・劳伦斯以一位在后现代社会卓尔不群的不朽作家的形象向我们展现了他所构建的精神世界，他对人的肉身具有崇高的信仰，并主张人的思想是来源于人的肉身感受，因此，他的作品中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蕴涵，而将理性放在第二位。D・H・劳伦斯被称为“一个永远的局外人”，他的短篇小说作品《盲人》也是以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的身份娓娓道来的，作品展现了异性婚恋与同性情谊之间的微妙关系，表现了作者对人性自由的充分提倡，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他将“人性”放在第一位，倡导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力求突破现实社会的一切关于人伦和理性的束缚，还原 “人”的主体地位，擅长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表现

D・H・劳伦斯崇尚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反对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他的短篇小说作品《盲人》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劳伦斯用他独特的叙事语言建构了一个复杂的二元对立的故事。作品中的二元对立元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读小说的主题思想以及小说当中的人物性格，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内容与思想内涵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劳伦斯在《盲人》中解构了异性之间的婚恋关系以及同性之间的美好情谊，他的作品当中人物的情感表现坦诚而直白，他把隐藏在人物内心和灵魂深处的混乱不整的隐秘现实直白而生动的描绘和表现出来，也把人们通常避而不谈的性话题引入到小说当中，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活而生动，并且具有丰富的情感，追求人性的本真状态。D・H・劳伦斯作品中关于性的描写通常都与人的思维和情感，以及人生的哲理和人类的文明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三、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分析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充斥人文主义的社会因素分析

D・H・劳伦斯小说创作的根源是西方文明和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之下，劳伦斯对西方工业文明下人类灵魂和情感的缺失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其短篇小说《盲人》当中，伯蒂就是深受理蚀的代表，他是一个完全依靠头脑生活的律师，同时也非常富有，颇富声望。他拒绝感觉和理智的沟通，在伊莎贝尔的丈夫莫里斯企图运用抚摸来消除他们之间的芥蒂成为朋友之时，他对此是敷衍并感到厌恶的。他总是运用理智来控制着自己的头脑，拒绝与人亲密接触，像一个软体动物一样始终蜷缩在自己的躯壳中。这就是劳伦斯所谓的血液与精神、灵与肉的对立与冲突。莫里斯通过触摸感受到了友谊的存在，而这对于过分理性的伯蒂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同时，女主人公伊莎贝尔与丈夫莫里斯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夫妻关系的体现。劳伦斯认为，任何一对夫妇，他们之间的关系每隔几年都会变化一次，所以小说中的伊莎贝尔和莫里斯的关系由最初的如胶似漆开始发生裂隙。莫里斯因为失明而逐渐变得敏感和猜疑，这使得原本因为爱情而断了联系的伯蒂再一次闯入了伊莎贝尔的生活。通过解读和分析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对丈夫莫里斯还是对好友伯蒂，伊莎贝尔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她处于两个男人之间才会因为纠结而不知所措，使得自己的内心饱受折磨。D・H・劳伦斯正是深入了解和体味了这种感情，才会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力求呼吁那种自然而充满温暖情感的男女关系的复苏。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充斥人文主义的自身因素分析

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人物原型的。小说中的莫里斯和伊莎贝尔夫妇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卡斯维尔夫妇为原型塑造的，而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好友伯蒂则是以伯特兰・罗素为原型塑造的。劳伦斯以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及人物关系为原型创作的这部小说，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小说中的丈夫莫里斯的失明是有双重含义的，既是指他身体上的残疾，更是指他精神上的残疾，即他精神和理性上的缺陷。但是，虽然丈夫在精神和理性上是具有缺陷的，伊莎贝尔仍然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并且感觉丈夫身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着自己。这一点，对于过分理性、对于自我缺乏认知的伯蒂而言，将永远不能体会。小说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形式，以及多种暗示和隐喻，强调了人性是第一位的，而理性永远的第二位的，呼吁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3、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充斥人文主义的作用及意义

D・H・劳伦斯的小说创作大多带有人文主义的印迹，他深刻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呼唤人性的回归和复苏。他的短篇小说《盲人》不仅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更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意义。劳伦斯是一位笔尖上的战斗者，他运用自己富裕想象力的头脑创作出一系列极具反思和批判意义的作品，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理性主义还是占据上风的，这就使得人的真实欲求和本性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和压制，这继而转化为一种心灵和精神的压抑。小说中的丈夫莫里斯和好友伯蒂实质上就是一种人性与理性的对立，所以尽管女主人公一直希望他们可以合得来，能够和平相处，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合得来。而女主人公最后对好友伯蒂说，她的丈夫莫里斯的身上有一种难以描绘的东西，而这是她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的。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恰恰正是直觉、肉体和活力。她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几乎感觉丈夫就是一个报废了的人，她感觉他的一切生活都像是处于无尽的黑暗之中。当她真正意识到丈夫莫里斯身上所闪现的生命活力的时候，才被这种难以征服的雄性力量所深深折服，而这一点，是被过度的理智所束缚的伯蒂所无法体会的。D・H・劳伦斯通过这不短篇小说，深切讴歌了人的感性、直觉和本能，而对过度的理性予以深刻的批判，表达了作者呼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建和谐自然的两性关系的欲求。

四、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文学价值与意义

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运用了血性与理性、肉体与精神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元素，使他的两性哲学和生命哲学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他在小说作品中充分运用视觉效用和身体接触来表现和反应人物之间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无形抗争，并最终表达出他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即这两种力量通过不断地拼搏斗争其实是可以达到和谐统一的。他的文学价值在于，D・H・劳伦斯将异性婚恋与同性情谊都带入到了文学作品中，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创新和丰富了小说内容与形式，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D・H・劳伦斯的小说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更富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意义。D・H・劳伦斯深刻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冲击，倡导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对于拯救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正确认识到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D・H・劳伦斯被誉为“血性的歌手”和“生命”的祭司，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出于对立和统一的矛盾之中的，人性与理性亦是如此，并且人性永远屹立于理性的丰碑之上，他的思想对于当时的英国社会具有深刻的审视、反思与批判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小结：

《盲人》是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小说家D・H・劳伦斯的作品，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和她因意外失明的丈夫莫里斯以及她的好友伯蒂三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创作于1918年12月，是劳伦斯众多作品中不太被关注的一部短篇。《盲人》延续了劳伦斯一贯的对人物心理进行深入挖掘的特色，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在纠结和矛盾中努力和谐相处的故事。面对丈夫莫里斯与知己伯蒂，伊莎贝尔忍受着痛苦的心理煎熬，小说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失败的异性恋婚姻关系与同性亲密情谊之间的微妙关系，倡导人性的自由发展。劳伦斯为自己的心灵而活，他笔下的人物亦是如此。（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田凤娟.人类精神荒原的救赎――劳伦斯作品的主题探索[J]. 青年文学家. 2011（09）

[2]沈雁.男性力量的失落与重塑：论劳伦斯笔下男性角色的发展[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06（00）

[3]王坤，李凤英.劳伦斯作品主人公的情感解读――以《儿子与情人》为例[J]. 作家. 2011（06）

[4]区林.《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及劳伦斯式的和谐人生观[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3）

[5]孙欣.劳伦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现代启示[J]. 作家. 2008（16）

[6]叶晓琳.论劳伦斯的色情倾向[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3）

短篇故事篇9

在叙事作品中，总会涉及到叙事时间，任何事件都会在时间轴线上体现出来。对叙事文本时间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指叙事文本中的时序关系。用热奈特的话说：“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就是对照事件或时间段在叙事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这些时间或时间段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①因此，区分出两种时序，一是故事时序，一是叙事时序，故事时序是故事发展的自然时间顺序，叙事时序是故事在文本中被讲述被安排的时间顺序。在时间的分析中，把叙事时序和故事时序发生的不吻合情况称为错时，按照这两种时序的差异，可以分出追叙与预序这两种主要的错时关系。追叙是事件发生之后讲述所发生的事实，是先前发生的事件。预叙则是指提前讲述后来所发生事件的一切手段，对未来事件的暗示或预期。

关于这种时序叙事艺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中，都大量存在。不仅在长篇小说中对这种错时关系有充分的应用，就是短篇小说中追叙与预序也并不鲜见。《聊斋志异》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在叙事方面有独特的成就。笔者选用清代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为例，来对追叙和预序这两种错时叙事进行论析，以此来说明这部小说在“时序”叙事上的突出成就。

一

根据时序叙事的理论，所有错时都称为第二叙述层，把错时相对的原叙述层称为第一叙述层。根据追叙的整个广度处于第一叙述层之外还是第一叙述层之内，把追叙分为外在式追叙和内在式追述。外在式追叙时间的起点在第一叙述层叙述时间之外，只是对某件往事的补充和说明。内在式追叙时间的起点在第一叙述层之内，与第一叙述层的叙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一种混合式追叙，追叙覆盖的时间在第一叙述层起点之前，但时间的广度却超过了这个起点或与这个起点重合。《聊斋志异》虽然是文言短篇小说集，但有一些故事情节相对比较复杂，其中关于时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在式追叙的应用

《聊斋志异》中的外在式追叙，是对往事的补充说明，或者为了某一个特定目的，这种叙事方式在小说叙事中比较常见。如《林四娘》青州陈公，夜独坐时，有一绝艳女子来，自称家在西邻。陈公知道她是鬼，但心存爱慕。从此夜夜必至，谈宫商唱曲。时间久了，夫人见她的容貌，认为非鬼必狐，劝公远离。陈公问四娘，叙事至此中断，借女主人公林四娘之口追述往事：“‘妾衡府宫人也。遭难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义，托为燕婉，然实不敢祸君。倘见疑畏，即从此辞。’公曰：‘我不为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实耳。’乃问宫中事。女缅述，津津可听。谈及式微之际，则哽咽不能成语。”②

这段文字中叙述者借助小说中的人物林四娘来追述往事，这段追叙的时间跨度早于第一层叙事时间的起点，距今已十七年，追叙的目的是对林四娘的身份作一个交代，这样通过人物自己追叙前事，不仅可以节省笔墨，而且填补了叙事的空白，同时也有助于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具体塑造，工于度曲的原因就更明了了，比叙述者自己讲述更加自然，更重要的是使得文本有了一种悲凉萧瑟的氛围。

（二）混合式追叙的运用

《聊斋志异》中对混合式追叙的运用相比来说比较广泛，因为短篇小说的局限性，使得对事件的追叙虽先于第一叙述层时间的起点，但总要和第一叙述相衔接，使得故事可以进一步的发展，对时间的回忆叙述主要是服务于小说的故事情节的完整以及引起下文，推动故事的进展。这种追叙主要通过叙述者讲述小说中人物的过去之事。

《薛慰娘》中丰玉桂卧在冢旁休息，在梦中梦至一村，见一叟称姓李，流寓这里已经三十二年了，称家中的子孙来拜访，请指示这个地方，并把自己的义女慰娘配于生。醒了之后，村人称他已死道旁几日了，玉桂才知道叟为鬼，后有人来找自己父亲的墓址，自称是平阳进士李叔向。在丰玉桂的指示下找到了叔向父亲的墓址，这时女慰娘起死回生，问她的家世，以叙述者之口讲述：“先是，女父薛寅侯无子，止生慰娘，甚钟爱之。女一日自金陵舅氏归，将媪问渡。操舟者乃金陵媒也。适有宦者，任满赴都，遣觅美妾，凡历数家，无当意者，将为扁舟诣广陵。忽遇女，隐生诡谋，急招附渡。媪素识之，遂与共济。中途，投毒食中，女、妪皆迷。推妪堕江；载女而返，以重金卖诸宦者。入门，嫡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为礼，遂挞楚而囚禁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始末，女大泣。一夜，宿于沂，自经死，乃瘗诸乱冢中。女在墓，为群鬼所凌，李翁时呵护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合不死，当为择一快婿。’前生既见而出，反谓女曰：‘此生品谊可托。待汝三兄至，为汝主婚。’一日曰：‘汝可归候，汝三兄将来矣。’盖既发墓之日也。”之后叔向就认慰娘为妹，慰娘与丰玉桂夫妻就跟随叔向回家，才能重遇自己的父亲。

这整段追叙交代了很多的内容，追叙的时间起点早于第一叙事层，终点与故事现在的时间相重合，属于混合式追叙。这种追叙更多的是为了情节的发展服务，叙述与情节有关的片段，这段追叙对情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使慰娘与丰玉桂跟随叔向回家；另一方面也为慰娘在下文重遇自己的父亲提供了

依据，既是对上文情节的承接与补充，也对故事叙事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填补了叙事的空白。

（三）内在式追叙的体现

内在式追叙的起点在第一叙述层之内，如《诗谳》开头就告诉我们，范小山外出经商，妻子独居，被盗所杀。根据一把题诗的扇子是王晟之赠吴蜚卿的，断定凶手是吴。后经吴周元亮细心勘察，将真凶捉拿。这是叙述者追叙了凶手的作案经过：“先是，成窥贺美，欲挑之，恐不谐。念托于吴，必人所共信，故伪为吴扇，执而往。谐则自认，不谐则嫁名于吴，而实不期至于杀也。逾垣入，逼妇。妇因独居，常以刀自卫。既觉，捉成衣，操刀而起。成惧，夺其刀。妇力挽，令不得脱，且号。成益窘，遂杀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狱，一朝而雪，无不诵神明者。”先写案发，接着写审案，等到捉住真凶之后，再把作案经过追叙出来，符合事情发展的逻辑。内在式追叙与第一叙述层是紧密相关的，往往是在第一叙述层的时间告一段落后，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叙述，先知道结果，再说结果是怎么发生的。

二

所谓预叙就是提前讲述某个后来才发生的事件的一切叙述手段。预叙也有内在式预叙和外在式预叙，以及重复式预叙。日奈特认为，与追叙相比，预叙在西方19世纪小说中“明显地较为罕见”③，但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不仅是在长篇章回小说中，甚至是在文言短篇小说中也多有涉及。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中的预叙常以伏笔的形式出现，并且都带有神秘色彩以及宿命意味。如在《红楼梦》中一僧一道对顽石所说的一番话，以及太虚幻境中的判词和十二支曲都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预叙。在《聊斋志异》中预叙常以鬼狐以及道士神仙之口说出，也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预叙多采用内在式预叙，对重复式预叙也有涉及。由于外在式预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运用极为有限，在《聊斋志异》中也是如此，所以笔者就不再多述。

（一）内在式预叙的运用

内在式预叙是指先于第一叙述层的结尾，但又后于其叙述点的一段时间。内在式预叙在《聊斋志异》中大量的存在，多带有宿命论的色彩与神秘意味，并且尤为突出的是，预叙最终都会被证实是正确的。《钱卜巫》中夏商之父豪富奢侈，暮年家贫，某富翁可怜他，借给他钱，使学行商，还是贫。后来有外来巫来，是一老妪。文本中以聚焦者巫的视角和聚焦者夏商的视角进行预叙：“寓室精洁，中设神座，香气常熏。商人朝拜讫，巫便索资。商授百钱，巫尽纳木中，执跪座下，摇响如祈签状。已而起，倾钱入手，而后于案上次第摆之。其法以字为否，幕为亨；数至五十八皆字，以后则尽幕矣。遂问：‘庚甲几何？’答：‘二十八岁。’巫摇首曰：‘早矣！官人现行先人运，非身运。五十八岁方交本身运，始无盘错也。’问：‘何谓先人运？’曰：‘先人有善，其福未尽，则后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祸未尽，则后人亦受之。’商屈指曰：‘再三十年，齿已老耆，行就木矣。’巫曰：‘五十八以前，便有五年回润，略可营谋；然仅免饥饿耳。五十八之年，当有巨金自来，不须力求。官人生无过行，再世享之不尽也。”后果如巫所预测，夏商五十七岁时得巨金，后被邑宰索要去，五十八岁时又得金，由此暴富。

《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多可以先知，如《狐妾》中刘洞九之妾为狐，凡事能先知，遇有疑难，与之说无不明晰。一日，并坐，忽仰天大惊曰：“大劫当至，为之奈何！”刘惊问家口。曰：“余悉无恙，独二公子可虑。此处不久当为战场，君当求差远去，庶免于难。”刘洞九听从她的建议，去云贵间为官，不久后，姜叛乱，汾州成为贼窟。后果然是刘仲子自山东来，恰遇叛乱被害，城陷，官僚皆罹于难，刘公得以免。

在《聊斋志异》这种内在式预叙大量存在，由于其特殊的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使得预叙这种叙事艺术得到充分的运用，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不仅设置了悬念，更加增添了故事的可读性。

（二）重复式预叙的运用

重复式预叙是表现某一个在以后反复发生的事件时，对该事件的重复加以预叙。如《道士》中：“自是每宴会，道士辄至，遇食则食，遇饮则饮，韩亦稍厌其频。”告知我们，每次宴会道士都会出现，这个重复式预叙的描写，实则推动了文本故事情节的发展，才会有徐氏的嘲笑，以及使道士做主人时出现陈设华丽的世家的幻象。

《鲁公女》中张于旦，因见鲁公女的风姿娟秀，心生爱慕，听闻女卒，悲痛欲绝。“鲁以家远，寄灵寺中，即生读所。生敬礼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酹而祝曰：‘睹卿半面，长系梦魂；不图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邈若河山，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无禁忌，九泉有灵，当姗姗而来，慰我倾慕。’日夜祝之，几半月。”

上文中以叙述者的视角，以张于旦的所见、所闻、所作为叙述的主要内容，叙述了他对鲁公女的祭奠，并且运用了重复式的预叙，“日夜祝之，几半月”，由于他的这个举动，才有了下文中鲁公女因对他的感激出现，引出了下文的情节发展。可以看出重复式预叙常常以概述的方式来表达，几句话预示今后一段时间的情景。

三

与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聊斋志异》在“时序”叙事艺术的运用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在追叙与预序的运用上，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填补了叙事的空白，设置了悬念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小说尚处于起步阶段，篇幅比较短小，叙述比较简单，倒叙与预序很少使用。唐传奇中追叙与预序进一步增多，但追叙篇幅较短，预叙逐渐增多。到了清代蒲松龄继承了前代小说的艺术成就，在叙事上将追叙与预序灵活运用，造成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

① [法]杰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短篇故事篇10

[摘要]作为当代新加坡最有影响力的英语女作家之一，林宝音在新加坡国内外享有巨大的声誉。林宝音用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描绘了当代新加坡社会的人生百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林宝音的小说创作反映了新加坡英语文学从批判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转变，是新加坡英语文学的一个缩影。学习和研究林宝音的文学创作，对于我们了解新加坡文学和新加坡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英语女作家；林宝音；小说创作

一、前言

作为当代新加坡最有影响力的英语女作家之一，林宝音(Catherine Lira)在新加坡国内外享有巨大的声誉，林宝音用自己独特的、辛辣的讽刺笔调描绘着当代新加坡社会的人生百态，亚洲周刊评论林宝音时，认为她是“新加坡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和“新加坡最好的作家”。

二、生平背景

林宝音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大家庭中，这个家庭有总共14个孩子，其中有4个男孩和10个女孩，林宝音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她的父亲是来自于中国福建省的第三代华侨。林宝音的祖母、姑姑和母亲都很擅长讲故事。林宝音后来回忆认为：“我很可能是从我母亲那里遗传了喜欢讲故事的爱好。”在林宝音自己看来，她是一个喜欢听故事、早熟的聪明孩子，满脑子的奇思妙想。事实上她是个闲不住的孩子，“经常在邻居家敏捷地窜进窜出，因而经常会无意听到一些大人谈论的奇闻异事。我对那些事情很感兴趣，凡是我听到的我都会记下来”。有时候她甚至会跑到当地的大烟馆里去玩，所有的这些经历在后来的她的作品中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反映。

在林宝音开始入学的时候，她的家人将她送进了当地的一所英文学校。从此以后英语成为林宝音的主要的写作语言。在小学毕业之后，林宝音在当地的一所英文学校开始了自己的中学生活，在那里她以凯瑟琳(Catherine)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字。在她的中学时代，林宝音对于写作情有独钟。1959年中学毕业之后，林宝音进入到著名的“自由学校”(Free School)进行大学预科的学习。在那里她参加了当地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写一些和日常生活有关的文学评论，有时候也写一些短小的诗歌。两年以后，林宝音进入位于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学习，并且于1964年获得英语语言文学的学士学位，后来又先后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语言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70年林宝音全家从马来西亚移民到新加坡。她曾经在很多的新加坡学校担任过教职。1979年林宝音进入新加坡教育部主管的课程发展协会的英语语言文学部门工作。1988年，林宝音在位于新加坡的东盟语言中心担任教职，负责教授语言学和语法等课程，并且指导硕士研究生。

1992年1月，在林宝音即将满50岁的时候，她辞去了所有的工作，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成为一名专职作家。

三、创作综述

在3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林宝音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以及两本诗集和大量的政论。虽然她的诗歌和政论也很有名，但是毫无疑问，小说代表了林宝音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从创作时间来说，林宝音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前期和后期。

1、前期的小说创作

短篇小说集《小小的讽刺：新加坡故事集》(Little Inonies：Stories of Singapore)，是林宝音最早的一部作品，也是林宝音文学生涯的开山之作。这部小说集1978年首次出版，首次印刷就销售出了3000多本，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成绩了，后来这部小说集又多次在新加坡国内和国外出版。至今在新加坡的当地书店，这部小说集依然是书架上推荐的畅销书之一，可以说是新加坡英语文学出版史上的一个传奇了。如今这部小说已经成为新加坡文学作品的经典之作，书中的某些作品已经被选入新加坡学校的英文课本，作为学生阅读的范文，与莎士比亚等文学大师的传世名作一起被学生学习，由此可见这部小说集在新加坡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第一本小说集取得成功后，林宝音在1980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雷公和其他的故事》(or Else，the Lightning Cod and Other Sto-ries)。小说主题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脆弱的关系，在小说集中，林宝音对于华人移民的某些传统风俗，例如迷信等进行了讽刺。

在随后198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他们一定会回来，请温柔的领他们回来》(They Do Return…But Condy Lead Them Back)，作者延续了以往的风格，继续对于超自然力给予关注。这本小说集反映了作者童年时代的一些经历。林宝音对于这部小说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像我这样的人，使用英语比使用汉语更加舒服，特别是我们在对于一些迷信的现象进行嘲笑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华裔，总有些来自于传统迷信的恐惧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即使是后天的教育有时也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