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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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篇1

关键词：莫言；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5―0093―06

乍一看，孟加拉语作家泰戈尔是以自译诗歌集《吉檀迦利》和《园丁集》等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而汉语作家莫言主要是以《生死疲劳》和《酒国》等长篇小说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人的创作背景和涉猎领域差异显著，因此，围绕他们进行比较似乎有些违背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原则，但是，当我们仔细打量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们头上分别划出的“美丽光环”时，可比性便呼之欲出。如果将莫言与泰戈尔获奖的历史现象各自视为一种数学的集合的话，那么，采用某种程序便可将这两个集合之间的交集与差集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译者翻译与作者自译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至今，已经颁给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优秀作者。在对各国所推荐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作品进行审读、评价的过程中，翻译无疑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具体到莫言与泰戈尔获奖的事例上，翻译当然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不同的是，以汉语写作的莫言靠着国外众多优秀译者的帮助，最终走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而以孟加拉语为主、以英语为辅进行创作的泰戈尔却完全是凭借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等英语诗集而获得诺奖的青睐。印度已故著名学者S.K.达斯认为，泰戈尔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一位翻译自己的作品以使其抵达更大范围读者的大作家”。因此，译作成为莫言与泰戈尔获奖的基本前提之一，但译者翻译与作者自译却是他们之间十分有趣的差异。

众所周知，由于译者们辛勤的努力，莫言已成为在西方最为著名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迄今为止，莫言的作品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优秀的译本出版，美国、瑞典、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尤为突出，译者们为他走上诺贝尔文学奖的“红地毯”铺平了道路。由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绝大多数不懂中文，没有译本在手，他们就无从评判中文作品的水平。外国译者们为莫言架起了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桥梁。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先后翻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这三部作品。“多亏这些翻译家，莫言成了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位作家，决定性地帮助莫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总之，我们从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得到的启示，主要就这么两条：一是要把作品写好，二是要把作品翻译好。”

莫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译性，这是因其代表作多为小说的缘故。相比泰戈尔的孟加拉语诗歌翻译而言，莫言小说的翻译难度要小一些，这是因为，诗歌的跨语际翻译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创作行为。

毋庸置疑，作为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的强势语言，英语在泰戈尔获奖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以英语翻译的形式为表现的。泰戈尔曾经回忆道，他用英语翻译的那些诗歌使自己在西方引人注目。他说：“直到五十岁，我未用英语写过东西，是否很好地懂得英语，心中也无数，那时我主要用母语写作……那些翻译的书成了我访问西方世界的资本。命运使我逐渐在印度以外的世界获得了地位，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

1912年5月，泰戈尔到达伦敦后，便给他的英国友人威廉・罗森斯坦看了一些自己的译诗。罗森斯坦认为，泰戈尔的诗非常神秘但又新颖别致。他把泰戈尔的诗歌给朋友安德鲁・布拉德雷看时，后者也有同感。罗森斯坦向英国的印度学会建议，它应为自己的成员泰戈尔出版诗选。叶芝同意为之作序。可以说，他为西方世界“发现”泰戈尔助了一臂之力。于是，泰戈尔自译的《吉檀迦利》第一版于1912年11月问世了，所有英国报纸都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欢迎，这使泰戈尔立即蜚声于西方世界。这为他竞争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这从瑞典文学院的评语便可看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是一部宗教颂诗集……这部作品已完全地、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虽然作者本人就文化教养和创作实践而言，是印度本民族语言的诗人，但他却给他的诗披上了新装（英语），而这新装在形式与灵感的独立性上都同样完美。由于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这使英国、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中那些对贵族文学抱有兴趣并予以重视的人士都能接受和理解他的诗作。”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翻译在莫言和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手段都无法替代的。这也是中国的一位汉语作家和印度的一位孟加拉语作家走向西方强势话语圈必须迈出的一步。从目前来看，由于多方面因素，莫言作品的各种外语译本还有逐渐衍生的趋势，而泰戈尔作品的各种外语译本（包括汉语译本）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对于这种现象的历史梳理和学理分析，也将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比较研究。

二、民族传统与世界意识

对于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别是东方作家来说，其作品所体现的民族特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结合是他们获得诺奖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这里的“民族性”可以代指本国传统文学和辞文化、民族精神等，“世界性”可以表示现代意识和外国文学精华等内容。也就是说，古往今来一切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东西南北所有国家高尚的精神文化，都是一位伟大作家走向世界的必要而珍贵的营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意识恰到好处的融合，在莫言和泰戈尔那里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这样评价莫言融合民族因素与世界元素的创作实践：“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他（莫言）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的确如此，莫言的很多作品如《透明的胡萝卜》等体现了极为先锋的探索意识，但其《丰乳肥臀》极为明显地体现了福克纳乡土色彩浓厚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的影响，《生死疲劳》则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民间叙事传统、马尔克斯式魔幻笔法和印度佛教轮回观有机地融为一体，而《檀香刑》的创作则体现出作者本人的敏锐或日新的困惑：“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得还不够到位。”《檀香刑》采用了“凤头一猪肚～豹尾”的叙述结构，融入民间说唱艺术的元素，令人耳目一新。莫言的《生死疲劳》和《蛙》等小说也坚持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创作方针。这说明，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创作方针显然已成为他的不变方向。

2012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莫言获奖，理由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等东西方不同元素融合在一起。这充分说明了莫言与马尔克斯的紧密联系。《蛙》和《生死疲劳》等作品体现的魔幻现实主义痕迹非常明显，这体现了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对莫言的深刻影响。莫言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称为“新时期的文学经典”。莫言在2009年出版的《蛙》中借主人公蝌蚪的口表明了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微妙影响，他写道：“这是草稿，姑姑，定稿时我会把人名全部换成外国人名……连高密东北乡，也要换成马孔多小镇。”更为令人惊异的是，号称“大踏步撤退”之作并被誉为“真正民族化小说”的《檀香刑》的开头即是对《百年孤独》开头的模仿：“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

再看看泰戈尔。诺贝尔颁奖辞对泰戈尔在文学创作中融合东西文化精华的努力以这样的话间接地进行了肯定：“为了实现他终身的梦想，泰戈尔努力用各种知识武装自己，他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非常熟悉，通过在国外的旅行和赴伦敦求学深造，他的学识得到了扩充，深厚的阅历使他变得更加成熟。”当然，颁奖辞也肯定了泰戈尔对传统文化的深切皈依：“泰戈尔仔细研读过吠陀颂歌、《奥义书》以及佛陀本人的言论，他从中发现了那些在他看来是无可辩驳的真理”。

正如印度学者所言：“他（泰戈尔）是印度诗人中最有印度特色的一位，也是最有世界意识的诗人……泰戈尔是一位博览群书者，他对人类一切蕴涵永恒价值的东西都保持着强烈的兴趣。”这种将民族因素与世界元素进行完美结合的创作姿态在获奖的《吉檀迦利》中也有所体现。就《吉檀迦利》的民族性而言，它所表现的神人合一亦即梵我合一理念，来源于孟加拉语文学中历史悠久的毗湿奴派诗歌传统。有的学者指出：“由于具有真正的人情味，泰戈尔的虔诚诗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可以视为印度虔诚诗歌的完美境界。”还有学者认为：“泰戈尔接受了毗湿奴派的泛爱观和西方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泰戈尔的宗教观，就是以这种无限虔诚的‘爱’作为其心目中的神与人沟通的纽带，从而去追求‘神人合一’真谛的。”例如，在常被人评说的《吉檀迦利》第35首诗中，泰戈尔超越了宗教献歌的主题，升华为对祖国和世界的理想憧憬。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窥见泰戈尔浓厚的人道主义意识和博大的世界主义胸怀。

综上所述，莫言和泰戈尔都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创作方针，这使他们的作品既带有浓烈的东方特色，又具有或浓或淡的世界色彩。不同的是，在莫言这里，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人不仅影响了他的素材选择和语言运用，也塑造了他独具特色的创作理念；在泰戈尔那里，东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存在，但未达到如此深刻而全面的程度。这个问题当然值得深入探究。

三、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

中国作家王蒙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影响最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奖，它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有北欧的大致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有一批年老的、相当认真地从事着评奖事业的专家，有相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同时也因其不足与缺陷而不断受到质疑与批评指责。”如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相联系，此处所谓“不足与缺陷”在很多时候便与意识形态、身份政治等脱不了干系。自我标榜不涉政治的诺贝尔文学奖遭遇的这种尴尬，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金无足赤”。客观地看，在决定授予莫言和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瑞典的评委们仍旧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的干扰，他们的这种集体无意识自然反映在两份相隔99年、内容完全不同的颁奖辞中。

先看看瑞典的颁奖辞评价莫言的情形。颁奖辞开头便说：“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这种锋芒毕露的褒奖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评委们对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莫言的政治“关怀”。接下来，颁奖辞出现了中国与西方都非常熟悉、但听起来双方感觉似乎不同的几个关键词如“”和“共产主义”等。例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在时代出现的标准化城乡、市民，莫言的主人公可以把整个（时代）的角色和性格非常好地体现出来，也实现了他们当年生存的展现，即使有一些共产主义的宣传，莫言还是把这种故事通过自己夸张的方式讲述出来，这里面有一些讲述，还有来自于自己对民谣的记载，甚至有一点点衍生，这些东西一直是过去50多年他的生存环境。”这段话似乎还带有另外一层涵义，那便是，在莫言作品中可以发现“红色中国”神秘隐晦甚或恐怖诡异之处。至此，不难嗅出颁奖辞中散发出的一丝东方主义气息。当然，莫言小说中的某些夸张叙述或许也是导致西方的文化误读的主要原因，备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称赞的《生死疲劳》中便有很多夸张的艺术表达。

当然，如果对莫言作品进行仔细阅读和全面分析就会发现，他的历史反思并非是迎合西方的阅读胃口，而这一点倒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没有或不愿提及的。例如，颁奖辞提到莫言两部小说即《酒国》和《蛙》，以表达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比“关切”。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莫言在反思人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的某些偏激行为时，也对此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小说中的这些话可以有效地回答西方对中国政府的质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小说中母亲的话揭示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笼前的特殊历史背景。莫言的《蛙》不是简单的“杂耍”，而是含义深邃。“莫言在面对上述种种历史纠结处的无奈时，他表现出了极为冷静与全面、公正而客观的态度。他没有感情用事，简单地采取赞成或反对、歌颂或批判的立场，而是显示出了他深刻而独到的思考，从而使他的创作具有了超越于凡俗的见解与辩证的眼光。而这些，都使得《蛙》在触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题材――计划生育这个领域时，具有了其他作家作品所无法企及的智慧、准确与真实。”但是，很显然，某些西方读者与诺贝尔评委会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考察《蛙》中的“智慧、准确与真实”，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但也不难破解。

再看看殖民时期的诺贝尔文学奖如何以文化误读加身份政治的方式接纳泰戈尔这位来自当时人称“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的东方作家。不可否认的是，泰戈尔的获奖与西方人的身份认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了过去乃至今日处于文化强势的权力话语，它在对待殖民时期的东方作家时不可能完全放弃文化帝国主义视角和殖民心态。瑞典文学院对泰戈尔自译诗集《吉檀迦利》等的获奖评语是：“表彰他那含义深远、清新而美丽的诗歌。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运用自己的英语辞汇，使他诗意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这种评价是对泰戈尔自译的明确肯定和高度赞赏，当然，敏感者不难嗅出其中蕴含的语言文化霸权和殖民政治意味。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女王于1858年直接掌握了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的控制权。印度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此后，“英属印度”无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还是文化地理概念，都已经深入英国人乃至一部分欧洲人的心目中。1912年，泰戈尔的英文诗集《吉檀迦利》在伦敦出版后，英国人T.S.摩尔向瑞典文学院寄出了推荐泰戈尔角逐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信函。此前颁发的12届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只有鲁德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1907年获奖。“日不落帝国”傲慢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摩尔视泰戈尔诗集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并举荐之，瑞典文学院则视其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而属意之，应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1913年的诺贝尔颁奖辞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学院认为，我们毫无理由因为这位诗人（指泰戈尔）在欧洲的知名度相对不高而有所犹豫，他的名字在欧洲尚未尽人皆知，乃是由于他的家乡远离欧洲之故。在本奖金创始人立下的遗嘱中有这么一段话：‘在决定颁发该奖的过程中，不应该顾虑任何候选人的国籍，这是本人明确的希望和意愿。’由此看来，这种犹豫就更无理由了。”事实上，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恰恰体现了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在做出重要决定前的某些“犹豫”。对当时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来说，要把一项西方的奖项授予泰戈尔，确实有些为难。尽管设立此奖的诺贝尔本人曾经要求不考虑任何候选人的国籍问题，但要20世纪初的诺贝尔奖评委们抛却成见，平等对待世界上所有种族和肤色的作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授予泰戈尔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玩弄身份政治的一种“精彩表演”。尽管如此，这种围绕文学评价而进行的身份政治游戏丝毫不能减损泰戈尔作品的魅力和价值。

如此说来，泰戈尔真是家国不幸诗家“幸”。作为英王治下“英属印度”的一介臣民，泰戈尔无形中成功地担起了为印度也为大英帝国争取殊荣的特殊使命。且看1913年诺贝尔颁奖辞的这番叙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即《颂歌集》，1912）是一部宗教的颂诗集，这部作品使评委们尤为关注。自去年开始，这部作品已完全地、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现在，各方面的赞美纷至沓来，这些赞誉并非是由于读到他的孟加拉语诗歌，也不是由于任何宗教派别的信仰，或是文学流派的偏好，或是任何党派的目的，而是由于他是英语诗歌艺术一位新的、令人钦佩的宗师；这种诗歌艺术至少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就始终伴随着英国人的文明而遍及天涯海角。”结合前面的分析来看，这些表述中蕴含的殖民主义意味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篇2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瑞典文学院将莫言的作品描述为：“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莫言的作品将幻想与现实、历史和社会视角等融合在一起，作品中营造的世界，会令人同时联想起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同时又从中国的古老文化和口头文学传统中寻找写作的出发点。

莫言谦虚地对媒体说：“一听到获奖的消息，我非常高兴。我将集中精力创作新的作品，感谢每一个人。我认为获奖并不意味着许多东西，因为中国有许多杰出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同样有资格获得这个奖。我感谢那些在过去的半个月里支持和批评我的网友。这是一个相当繁忙的时期，但也是一个让我了解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的绝好机会。”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关于“你幸福吗”的采访时，莫言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幸福。他坦率地说：“幸福就是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但是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吗？不过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刚获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获得诺贝尔奖意味着我不得不抽出个人时间应付你们记者的采访。”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开始创作之前，莫言曾在工厂和部队工作。后来，他采用“莫言”作为笔名创作了大量小说。

莫言在1987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红高粱》使他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这部小说后来被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成了颇受好评的电影。莫言创作的其他著名的作品还有《天堂蒜苔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和《蛙》，其中许多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英语、法语、瑞典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日语。

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于1833年10月21日出生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他是一位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军工装备制造商和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在16岁时就成为著名的化学家。他能够流利地说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瑞典语。诺贝尔热爱文学，在青年时代曾用英语写过一些诗。他也是一位剧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重新开始写小说。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篇3

莫言获诺贝尔奖，这是世界最高文学奖项对其文学成就的一种肯定，但他身上有没有值得质疑、批评与批判的东西呢？当然有，公众完全可以质疑、批评与批判。但不能抹煞莫言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在他领奖的这一刻，这是一个值得和需要肯定与赞美的时刻。

既然瑞典文学院把诺奖授予莫言，就意味着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打动了他们，这代表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力。现在奏响的《阿拉丁组曲之中国舞曲》，隐喻着西方对中国的诸多想象，有美好的，或许也有不美好的，个中意味难以言传。而莫言以其文学作品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这种回应受到诺奖评委们的肯定，证明作家莫言获得了世界的某种接纳。莫言的成功，多少也算中国人的成就。

把莫言置于一个较长历史时期来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莫言获得诺奖的意义。欧洲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大致始于十八世纪伏尔泰等人对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翻译、改编与上演，这个剧本当时轰动欧洲，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的美好想象。此后三百年间，欧洲把中国描述成一个野蛮、愚昧、肮脏的国度，对中国文化自然充满了鄙夷和不屑。而莫言跨越二百多年的历史断层，以其文学作品接续了一种跨国前缘。

有些人无视莫言的文学成就，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政治标准审查作家，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他们杜撰了一种所谓的“诺贝尔伦理”，“要求受奖作品能深刻地表达普世价值的信念”，说穿了就是政治上站队。说“诺贝尔伦理”是中国人杜撰的，是因为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出这么一种“诺贝尔伦理”。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诗作，其中多的是风花雪月，这也是一种“普世价值”，却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法国作家纪德、加缪的作品充满哲学意味，也无关政治。甚至美国作家海明威书写战争，也极少刻意地政治表达。用一种无中生有的“诺贝尔伦理”贬低莫言，一是无知，二是自以为是。

当代中国处于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转型期，人们普遍期待政治革新，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公众有权利用文艺形式进行政治表达，但把政治标准强加给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肯定是不可取的。很多人放弃文学的审美价值，醉心于其政治功能，实际上是人的艺术审美权利的异化。有些人对小说并没有多大兴趣，却总爱拿极端枯燥乏味的《1984》说事儿，这种文学趣味本质上是扭曲的。也许正是社会扭曲了人，作为某种个体趣味来保持和强调，这并无不可，不过不能把个人趣味强加于人，更不能要求所有文学家都写《1984》。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篇4

我看莫言和杨振宁坐在一起，不由叹曰：“两位诺奖得主。”莫言一听竟下意识地侧过点身子，好像要离杨振宁远一点。这一侧，分明是觉得怎么可以把他和杨振宁并提。这只是一种本能反应。不过这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莫言——尽管荣誉加身，他依然只是自己口中那个“会写小说的农民”。

他俩确实相差很远，年龄相差三十三岁，获奖时间相距五十五年，而且从未谋面。后来，席间莫言说，今天见到了当年在他心中像神一样的杨振宁。当年他知道很多流传的关于杨振宁的段子，段子里杨振宁是掌握很多钥匙的神。莫言说在他心中诺奖与诺奖的含金量不一样，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是文学奖不能相比的，那些奖是真金。待席散人去，莫言走到门口时，一如透明的红萝卜那样真性情，说：“如果我得的是物理奖，你看我狂！”当此之时，我又看到了一个好像喝了红高粱酒的莫言，一个狂放不羁的莫言。说起来，科学造福人类，文学是人类的精神之光，本是并蒂莲。不过，莫言的感受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可爱的。

莫言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是院长王文章邀集的一次小聚，为庆贺莫言得奖。当年莫言来研究院，很是叫人兴奋。研究院文化所的刘梦溪，喜欢莫言的无威而重，在席间坦白，曾经“心生邪念”，想请莫言调来文化所。莫言后来想反正同在一个单位，不调也罢。借用童话的结尾：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个院里。

莫言说，他能得奖，是因为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中国的进步，就没有他这么个作家。杨振宁说，他回国九年了，他觉得中国最大的改变，不是高楼大厦，是农村，是农民的思维方式。我想起他刚才一见莫言就走来坐到莫言身旁的沙发上，像小记者那样连连发问，譬如你是怎样一路从农村从农民走来的。一个“年方”九十的人，依然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探索的精神，我突然知道了为什么杨振宁能获诺奖。

杨振宁说华人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有八人。现在中国血统的莫言终于得了文学奖。杨振宁的夫人翁帆说她要好好读莫言的小说，问我先读哪一本好。我说，你还是问莫言吧。翁帆羞怯，不好意思和莫言说话。我只好代她问莫言：“翁帆想读你的小说，先买哪一本好？”莫言对翁帆说：“你不用买，我会寄给你。我寄你哪一本，你就先看哪一本。”这时候，他自信而强势。这个晚上，我好像也感觉到了莫言为什么会得诺奖。

又想起席前莫言和杨振宁坐在相邻的沙发上，之间隔着一只茶几和一个又一个的人。那些得以亲临现场的人很幸运，但谁也比不过那个幸运的茶几，因为只有它长时间地连接起相隔五十五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中国血统的得主。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篇5

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国人笑了，笑得很high，仿佛不是莫言得了诺贝尔奖而是自己得了诺贝尔奖。当然，笑得更high的是莫言老家山东高密的领导们、莫言作品内地独家授权出版商精典博维，还有书店、印刷厂、邮局，以及莫言手稿、签名、合影照的持有者……从此，只要和莫言沾上半毛钱关系的物和事，都有可能成倍地升值。就连与莫言没有一分钱关系的陈光标，都不想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要送豪宅给莫言，幸亏莫大作家婉言谢绝，不然就中了陈光标的圈套。

莫言突然很忙，忙得有点手足无措。应接不暇的媒体采访、会见政府领导，莫言已疲惫，于是宣称不再接待任何人。面对央视记者的采访问题“你现在最期待的状态是什么？”莫言坦陈“结束本次访谈”。

然而，这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不把莫言的诺贝尔奖榨干，领导不答应民众不答应商家更不答应，因为莫言“永远是人民的儿子”。可以想象的是，接踵而至的将是连绵不绝的读者见面会、签售、研讨会、颁奖会……

不禁想起2004年雅典奥运会一跨成名的刘翔，正是这一跨跨出了举国上下的民族自豪感，跨出了纷至沓来的各行各业赞助商，当然也跨走了刘翔在田径赛场上的潜能，从此奥运金牌与刘翔再也无缘。从某种角度上说，“捧杀”比“棒杀”更可怕。

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终结了中国“零诺贝尔文学奖”的尴尬，追逐潮流的民族本性必然推高莫言的作品销售。据统计，网店的莫言图书价格在上涨32%至79%后依然供不应求。像《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蛙》这样热门的长篇小说，必然会追印很多次。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甚至预测，2013年莫言的版税收入可能破亿，很有可能冲击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座。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篇6

回归文学价值，淡化政治意义

诺贝尔文学奖是对获奖者文学造诣的肯定，在文学方面意义重大，值得深挖。若过多地强调政治因素，讨论和分析会陷入桎梏。西方媒体报道与评论的重点并未过多地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是将重心置于文学意义，回归文学层面。多谈文学，淡化政治，西方媒体的文学价值观在报道之中得到诠释。

基于首因效应，媒体最初对于一则新闻的报道往往决定着受众观点的形成，同时奠定媒体评论和深入挖掘的基本立场、方向。《纽约时报》2012年10月11日在头条位置刊出《莫言获诺奖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视野》，指出“过去十年，莫言是被出版商所偏爱的三个作家之一”，以此打破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作家垄断的局面。10月12日，路透社援引《经济日报》的报道《莫言夺文学奖，中国诺贝尔路仍漫长》，评价莫言获奖为“中国文学获国际认同”。同一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刊文《莫言获诺奖 英文著作在美热销》，描述获奖后莫言作品被一抢而空，并指出美国的权威书评很早就给予莫言的文学作品很高的评价，“例如1989年《科克斯书评》形容《天堂蒜薹之歌》是‘史诗性著作’；2004年《科克斯书评》称莫言的《丰乳肥臀》‘反映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实’”。可见，西方媒体对于获奖最初的定位侧重于文学，并未掺杂过多政治内容，这样一来，即便之后的评论涉及政治方面，莫言作品的文学地位也已板上钉钉，不容置疑。

美国中文网2012年10月11日转载综合报道《莫言诺奖感言：该干什么干什么》，称莫言为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并高度评价其写作风格；同日，《纽约时报》的《莫言用残酷叙事建立一个隐秘王国》，详细介绍了莫言的代表作品，并做评价：“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个人魅力”，“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是对他文学成就的又一次肯定。”介绍莫言及其作品，话题涉及政治的报道是同日法新社的《莫言作品粗俗充满黑色幽默》，正文区区三百余字草草了事，且内容以介绍莫言作品为主，与政治有关的语句则轻描淡写，例如：“莫言的作品通常都是避开时代问题，转而以故事的形式反思20世纪的中国，在故事中莫言还融入了政治因素以及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感。”在描述上，虽然提及政治，但语气委婉，之后也未展开叙述。另外，从新闻编辑选取素材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内容的大量选用，必然会导致其他方面内容的缩减。西方媒体对于莫言生平及其写作风格、作品的介绍采用较大篇幅，叙述详尽，必然会减少对于政治因素的谈论。

莫言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虽然在体制内写作，但一直是从人性角度出发，作品早已突破阶级和政治界限，所写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西方媒体立足这一点，报道中通过一些词语的运用，巧妙地撇清莫言与政治的关系，将受众拉回对于文学意义的思考。2012年10月11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过去25年中，莫言一直在写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残忍却鲜活的故事，这些作品藐视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标榜个人主义”。报道将莫言笔下的中国农村生活形容为“残忍却鲜活”，对于官方意识形态则是“藐视”，如此，莫言与体制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作品的现实意义与批判精神得到肯定，政治方面的轻描淡写，造就了对于文学意义的思考与回归。

注重人文关怀，关注受众心理感受

新闻报道应当贴近普通读者，还原生活中的真实，满足受众的阅读欲和知情权，从文化的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渗透人文关怀。西方媒体对于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报道和评论，以人文的视角，还原了莫言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思维与生活，充满人情味。在强调以人为本贴近受众的同时，体现出对于人文关怀的注重。

对于媒体来说，拉近受众与莫言之间的距离，使莫言平民化，才能提高报道的接近性，吸引更多受众关注。《莫言获诺奖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视野》这样描述莫言：“有位农民，整天弯腰劳作，与驴马打交道，非常贫困，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后来听说，写文章的作家可以‘一天吃三顿饺子’，他决意用写作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作为十三亿中国人的一分子，莫言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化无疑是中国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对于莫言的介绍，通过平民化的角度来展现，“弯腰劳作，与驴马打交道”是许多普通百姓经历过的艰苦生活，“一天吃三顿饺子”则是那个穷苦年代人们普遍的向往。莫言生活的变化被视为中国三十年发展的缩影，某种程度上强调了他与受众的共性。总之，寥寥数语将莫言的光环褪去，受众眼中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再神秘，成了一个土生土长、有血有肉的普通中国人。对于莫言平民身份的还原，使报道更具人性化，可读性更强。

不单纯地追求感官刺激和轰动的传播效果，在关注新闻事件本身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当事人及受众的心理感受，这样的报道才能充满人情味，彰显人文关怀。2012年10月15日FT中文网刊登文章《莫言不幸福》，引用瑞典俗语：“无论你转身多少次，你的屁股还在你后面”，解释为 “无论你怎么做，人家都会说你不对”。文章站在莫言的角度，安慰他要以平常心面对意见人士的批评。

西方媒体的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对莫言本人，更在于对中国的广大百姓。2012年10月12日，美国中文网转载新华社记者的专访稿《莫言：奖金在北京够买120平方米房》，莫言说：“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不管莫言的话是否当真，西方媒体对于关系中国民生的这一事实的展现，着实体现其人文关怀。在北京，诺贝尔奖获奖者用奖金只能买到120平方米的“豪宅”，更何况普通百姓？莫言和受众之间的距离感瞬间被缩小。

凸显西方中心主义，阐释西方价值

西方媒体站在西方的角度解读东方作家，报道和评论无疑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其观点的片面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界公认的巅峰，反映了西方价值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毫无疑问，西方媒体作为对外宣传的窗口，履行着对外输出西方价值的使命。在对莫言获奖的报道中可以发现，单纯从东方角度来客观分析的文字是有限的，西方中心主义暗含在字里行间。

《莫言获诺奖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视野》说：“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西方媒体解读莫言，不免要与西方文学做比较，“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正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审视东方文学作品，言语中，本属于莫言土生土长的文学风格被替换为两位西方作家风格的融合，作为莫言作品亮点的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也被描述成了“寻找到的一个出发点”。

不但如此，莫言小说中的人物甚至也被西方媒体拿来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相比。2012年10月1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莫言用残酷叙事建立一个隐秘王国》中说，有人将《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与马尔克斯名著《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相提并论，“主人公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双胞胎，也是一个‘杂种’”，报道简单地指出二者经历的相似之处，没有进一步表明立场，但其潜台词不言自明：莫言深受西方作家的影响。虽然媒体不是比较者，但对于这一新闻事实的报道，无疑使得西方作家和西方文学又一次被摆在了主导地位，西方媒体对于莫言作品的理解充满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

为了显示西方文学的霸主地位，对于诺贝尔奖颁奖词，西方媒体甚至也利用中文版的翻译之便，将莫言的创作风格描述为根源于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着实显露出其西方中心主义。官方英文版颁奖词中，莫言的风格被概括为Hallucinatory 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而非源于西方的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新闻报道中却不然。幻觉现实主义包括了中国古老的神话、民间传说等叙事艺术，所以它扎根中国，具有中国特色。莫言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当今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独创了幻觉现实主义。而魔幻现实主义源于拉丁美洲，是受西欧文学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本质上扎根于西方。用它来概括莫言的写作风格，从理论上讲，莫言的创作过程在无形中被 “西化”，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他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了西方文学的附属品，似乎诺贝尔奖不是颁给了莫言，而是颁给了西方文学。

结 语

西方媒体立足西方视角审视东方文学，注重文学意义的传达。在对莫言获诺贝尔奖这一文学界重大事件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对政治因素的谈论较为委婉，在细节方面也有淡化的趋势。从报道内容来看，话语之中反映出的是基于西方价值对于莫言本人以及中国受众的人文关怀，这一举动有效拉近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毋庸置疑，视角的单一性不可避免地造就了思考的主观性，西方媒体报道中暗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文学置于崇高地位，莫言的文学成就在不知不觉中也就成了西方文学的“附庸”。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篇7

证券市场的一批投资者也因此闻风而动。10月12日，传媒板块表现亮眼，板块个股全线飘红，6只个股开盘涨停。截至10月12日9：33，新华传媒、出版传媒、长江传媒等6只个股封涨停。此外，天舟文化大涨逾7%。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不仅令文艺界沸腾，也搅动了证券市场的一批投资者。据证券时报报道，除长江文艺出版社外，上海文艺出版社早在莫言获奖消息公布前的10月9日，就集中出版了11部莫言的作品系列。上海文艺出版社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则分别是新华传媒（600825）的合作方、长江传媒（600757）的全资子公司。

据东方网报道，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在获此喜讯后表示，他将安排加紧印刷莫言的全集书册，并在书册上注明其诺奖获得者的身份。事实上，上海文艺出版社已于10月9日出版了莫言作品系列共11部，当当网随即于昨日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向外推介。

此外，与莫言合作的出版社还包括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众多出版社。而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上市公司长江传媒的全资子公司，仅于2009年7月1日出版了一部《莫言作品精选》。2012年上半年，长江文艺为上市公司贡献的现金红利为915.48万元。

资料显示，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的成员单位，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是新华传媒大股东新华集团的股东，持有新华集团5.1%股权。

2011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与新华传媒旗下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签订了《数字出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分别以出版、发行为主的两大集团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携手向数字出版进军。

此外，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作为目前莫言作品在中国内地的唯一授权出版方，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副主管副总经理史翔透露，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会使公司业绩有“可观”的提升，还将加速该公司上市的进程。

“我们签的这个作家，他居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想想这个意味着什么，就相当于经纪公司签的电影明星获得了奥斯卡奖一样的感觉。”昨日，唐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感慨道。

唐娟是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典博维）营销部副主管。该公司官方微博上显示，它是目前莫言作品在中国内地的唯一授权出版方。

“我们目前签一个作家的话，都是全版签合同，所涉及的版权主要包括图书的出版权，再一个就是在出版权基础上延伸出去的权利，包括影视改编、数字出版等。延伸权利这一块，我们一般也是全签的。”唐娟说。

谈到莫言获奖对公司的影响，唐娟认为，影响主要有几点：首先是关于莫言作品延伸的版权的售价，可能会更有话语权；其次是莫言图书的再版印量会有大的提升；第三是莫言之前已经出版但是没有引起太高关注度的文论、散文等，会在这次热潮中提高印量。

据了解，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办于2005年，作为国内一家领军型民营文化传媒机构，致力于大众传媒产品（图书、杂志）的选题策划、市场运作和发行销售业务，以“把握出版脉搏，引领出版时尚，创造出版价值，繁荣出版市场”为宗旨，多年来策划发行书籍刊物累计数千万册。

精典博维先后和美国、欧洲、日本、东南亚、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区著名出版机构进行了版权贸易和合作交流，出版物成果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赞誉，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欧阳中石、冯其庸、文怀沙先后为公司题辞。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篇8

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为：美国科学家John O'Keefe（约翰・欧基夫），挪威科学家May Britt Moser（梅・布莱特・莫索尔）；以及挪威科学家Edvand Moser（爱德华・莫索尔），以奖励他们在“发现了大脑中形成定位系统的细胞”方面所做的贡献。

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日本名古屋大学的赤崎勇，天野浩以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中村修二，以表彰他们在发明一种新型高效节能光源方面的贡献，即蓝色发光二极管（LED）。

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为埃里克・白兹格（Eric Betzig），斯特凡・W・赫尔（Stefan W. Hell），威廉姆・艾斯科・莫尔纳尔（William E. Moerner），他们的获奖理由是在超分辨率荧光显微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称，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作品“他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颁奖官员称：“诺奖获得者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作品的三个关键词是：记忆、身份、历史。他的书大都与记忆有关，读者可以穿过时间与自己相遇。他大部分的作品都只有30-50页左右，语言也非常好懂，可以下午读一本，晚上再读一本。推荐该作者的一部作品是《Missing Person》。”

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为印度儿童人权活动家萨蒂亚尔希及巴基斯坦为呼女性受教育权利而遭组织枪击的马拉拉・尤萨夫扎伊。2009年，不到13岁的马拉拉开始为英国广播公司写博客，以亲身经验批判武装组织禁止女孩上学的政策以及恐怖活动。去年4月，马拉拉登上《时代》杂封面被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百人；7月，联合国宣将她的生日定为“马拉拉日”她於2014年被提名“世界儿童奖”。另一名获奖人萨蒂亚尔希则是印度著名的儿童人权活动家，他继承了先贤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多次组织和参与和平示威活动，他的主要目标是抗严重剥削儿童经济利益的现象，以及呼国际社会重视儿童正当权利，为儿童发声。

诺贝尔经济学奖新闻会於瑞典当地时间13日中午1时准时举行。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诺尔马克宣，由於发明了“驯服垄断企业的科学”，法国图卢兹大学的梯若尔教授成为今年经济学奖得主。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篇9

互联网平台在传播莫言获奖消息的同时也因此受益，不少互联网公司开始迅速抓住这个话题开展营销。互联网具有媒体属性，这个话题的新闻性吸引了更多用户上网看新闻，人们想更多地了解这位为国争光的莫大师，不可避免地要增加互联网流量。下面我们从几方面深入了解一下莫言散发的营销魅力：

国内电商图书的比拼

其中最为夸张的当属风云迭起的电商界：京东有备而来;当当只慢一拍;天猫反应迟钝;苏宁易购虎头蛇尾;亚马逊起大早赶晚集。

京东：瑞典文学院7点宣布莫言获奖，过了3分钟京东商城图书音像便转发了此消息，又过了2分钟微博上就出现了《莫言精品》套装京东热卖的内容。

当当：作为老牌网上书店的当当虽然比京东晚了一拍，但7:19的时候微博上也指向了莫言图书页面，随后还发起“#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转微博送莫言全集】”的活动。

苏宁易购：官微在7:09便发布了祝贺莫言获奖的消息，可是官方微博的营销内容很是不给力，随后便没有活动、内容、微博等再跟进了。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篇10

就在莫言获奖的当晚，代表中国作家群体最高组织的中国作协在其官方网站所致的贺词中将莫言的获奖看做是“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称赞莫言“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

而在诺贝尔奖的授奖仪式上，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给莫言的授奖词却依然显示其攻击性。他称赞“莫言是个诗人，他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遗憾的是，中国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没有转发瓦斯特伯格一千来字的授奖词，只是以“节选”的办法做了“技术处理”。

我最赏识的是莫言的大智若愚。从神情的宠辱不惊，到出席授奖仪式“忘带演讲稿”的巧妙率性，以及平和随意、妙语连珠的故事。听到莫言受奖演讲的结束语“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的没有用处”，想到莫言被人诟病的抄写《讲话》以及他对央视记者提问“您幸福吗”时的一句“我不知道”，笔者的脑际跳出了词组“农民式的狡黠”。莫言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他需要参与体制内的活动，但这并不影响他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更不影响他的写作。

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的许多言行可圈可点。他断然拒绝了陈光标的赠送别墅，显示了与商业浮躁的格格不入；他谢绝了家乡官员在他获奖之后的种种荣誉性建议，表明了不图虚荣的厚道本色；尤其是他在包括获奖演讲、接受采访在内的多种场合均表达了自己最大的意愿：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希望回到平静的生活中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