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家乡十篇

莫言家乡篇1

【关键词】莫言；故乡；创作；高密东北乡

中华民族是一个乡土意识浓厚的民族，很多作家的作品中总是流露出对故乡深切的怀念与渴望，作家对故乡的构建更是屡见不鲜，如鲁迅笔下的“绍兴乡村”，老舍笔下的“北京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陈焕新先生认为作家的“乡土情结”对于乡土作家文学观念的形成，创作方法的选择，艺术境界的追求，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高密东北乡”不仅是莫言的故乡，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符号，莫言作品中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这个舞台上。莫言对其有着极其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他说：“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领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高密东北乡”是指高密县城的东北方向的几十个村庄，它是莫言的小说中永恒的背景。莫言曾说：“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理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高密位于一望无垠的昌潍大平原与山峦起伏的胶东半岛交接之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造就了山东人民的强悍的体魄和粗犷豪放的性格，也给莫言的创作注入了原始的野性。高密东北乡不仅用山川河流哺育了莫言，还用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淳朴的乡土人情滋润了莫言的内心。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也是讲故事前辈蒲松龄的故乡。莫言坦称自己是蒲松龄的传人，他的作品中的《生死疲劳》的框架就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中借鉴来的，其中轮回转世和人兽交替，充满了鬼怪色彩。

故乡是莫言无形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他创作的源泉，里面凝聚着他对过去的回忆和对生命的体验。莫言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常常呈现出种复杂而矛盾的感情，既有对纯真与欢乐的怀念，同时也包含着对童年孤独和饥饿的感受。莫言的童年大部分都是在高密的乡村度过的，这是个交通闭塞、地广人稀的地方，村庄里有不少善于讲故事的人，他们所讲诉的历史传奇、妖狐鬼怪就成了莫言后来的创作素材，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也一直伴随着莫言的成长。莫言从小辍学放牛，长期的孤独让他对大自然的万物都有了亲切的情感，这也培养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喜欢自言自语的习惯。在那个物质及其贫乏的年代，饥饿使得莫言过早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每天吃三餐肥肉馅饺子成了莫言最初的创作动机，他的作品中也总是忘不了饥饿给人带来的痛苦。童年的生活给莫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言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儿童形象，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娃，《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等。

许纪霖说“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 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作家与故乡不仅是血与肉的联系，还有着精神上的联系。莫言是一个有着浓厚的归根意识和恋土情结的作家，他因为经常传达出对乡土文化、对故乡的怀念之情，被归类为“寻根作家”。故乡是莫言摆脱不了的精神纠缠，他在《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中有提到自己对故乡的复杂又矛盾的情感。他曾经作为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对高密东北乡这片贫瘠的土地充满了仇恨，于是他逃离故乡应征入伍，然而当他离家三年重返故土时，他的心中却充满了难言的激动，这时他就隐隐感觉到了故乡对他的制约。部队转业后虽然莫言定居在北京，但他的根依旧在高密，故乡生活中的一切都深深地存在他的记忆中。莫言不断地从故乡的记忆中汲取营养，并加以丰富的想象改造和加工。他的故乡记忆还包括后来返乡的经验，他对故乡的记忆在不断地叠加和深厚。

故乡给莫言提供了无数的创作灵感和自由，同时也在他作品中烙下了不少印记。莫言那滔滔不绝的狂欢话的语言，就带有明显的乡土气息，保存了民间话语淳朴

的风貌。莫言在《檀香刑》中大肆渲染的哀婉凄凉的“猫腔”，就是莫言对故乡声音的记忆。莫言的创作实际上是凭借着对故乡的回忆，寻找故乡的一个过程。莫言在高密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他写自己的村庄、家族和历史，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人物体系：《红高粱家族》写了“我爷爷我奶奶”那一辈人的故事，《丰乳肥臀》写了“我父亲我母亲”这一代人的故事，《蛙》写了“我姑姑”的故事，《生死疲劳》又写了“我”这一代人的故事。莫言的作品不仅描绘了高密东北乡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民风民俗，歌颂了人们淳朴、旺盛的生命力，其间还渗透着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莫言的代表作《丰乳肥臀》就是一部献给大地和母亲的史诗，他通过展示山东高密的一位普通农妇上官鲁氏的生命受难史，热情地歌颂了“母亲”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也巧妙地展现了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其间的历史变迁。

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坛掀起了莫言的研究热潮，高密也成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圣地，然而真实的高密和莫言小说中的高密相差甚远。莫言的《红高粱》中描绘了大片沧桑辽阔的红高粱地，其实70年代以后，高密就已经难寻高粱地的踪影了。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高密东北乡”不是一个狭隘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无边的文学概念，是一种文学的情感的反映。莫言的创作是以生活经验和故乡回忆为主要来源，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通过丰富的想象，把各处收集到的人物、故事等都移植到故乡中，建造自己独特的文学王国。莫言对故乡保持着既贴近又疏远的审美距离，他说“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莫言对故乡的留恋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踏实和厚重，他坚持“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民间立场，在展示高密的自然风光、乡土人情、历史文化的同时，还积极探索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广泛和普遍的意义，这充分地展示了莫言的大抱负。

莫言心中凝聚着对故乡深沉而又炽热的情感，故乡对莫言而言“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心灵归宿，是他灵魂深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他通过写作构建了他的文学故乡，并实现了对故乡的回望。

【参考文献】

[1]莫言.莫言讲演新篇[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莫言.莫言对话新录[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莫言.莫言散文新编[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莫言家乡篇2

前一个高密即高密东北乡，在持续一个多月的媒体热炒中，红得不能再红，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它走出了中国，急速奔向世界，甚至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地理的“首都”。后一个高密，莫言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结婚，然后离开这里，它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居住着一群中国普通的农民。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2012年10月11日13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亿万中国人为之沸腾。两个高密的这次对话由此开始。

熟悉与陌生

1976年2月16日，当莫言爬上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同车的小伙子都流着泪与家人告别，只有莫言连头也没回，他以为自己的幻想实现了，“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但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汽车停在了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200华里的军营，“多么遗憾，这是一次不过瘾的逃离，故乡如一个巨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莫言回忆。

“如果可以，我不想离开高密，”50岁后，莫言越来越恋家，每年都要回高密住一段时间，寻找创作灵感。“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我的心情竟是那样的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满头麦芒、眼睛红肿的母亲艰难地挪动着小脚从打麦场上迎着我走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那时候，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莫言这样写道，他对这块土地的热爱是深入骨髓的。

1955年春天，莫言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他出生时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莫言将这一习俗理解为是对“万物土中生”这一信念的具体实践。“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踏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这也许是我终于成了一个乡土作家而没有成为一个城市作家的根本原因吧。”

莫言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其中的情感冲突体现着他对高密东北乡“逃离-回归”般的纠结。

有位作家将高密东北乡比喻为一条“破麻袋”，正是这条“破麻袋”，不仅摸出了莫言一部又一部的小说，还摸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东北乡只是一个民间的称呼，因为莫言故乡平安庄地处高密县城东北方向，当地人习惯以方位来指称。行政区划中的平安庄，乡镇合并前属于大栏乡，地处胶河南岸。

高密历史可追溯到华夏文明之始。《史记·大禹本纪》中记载：大禹字高密，高密禹所封国。现在高密的县治在春秋时称夷维，属莱国。战国时，今前后田庄一带，始名高密，为齐地。据《今县释名》载：“《水经注》应劭曰：县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置高密县，属齐郡后改属胶东郡。按传统文化分类，如果中原文化是龙文化，高密文化属性则是东夷文化、齐文化，亦即凤文化，因此高密又称“凤城”。走在高密城区，以“凤”或“凤凰”命名的街道、宾馆、酒店和公园比比皆是。

高密文风昌盛由来已久，东汉郑玄统一经学，大学士刘墉位列历史名相，而整个清代出进士最多的家族是高密单氏，资料显示，清代高密单氏有进士21人，举人42人，家族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出仕为官者118人，足迹遍及直隶、河南等18个省。

据现存的《高密管氏家谱》记载，高密管氏世居胶东，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历史上因为从军、做官或战乱等原因，曾迁居过江苏海州、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管家后代管师仁喜中进士，由于管师仁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大观三年当上了北宋神宗年间的副宰相，在任不久因病返山东高密定居。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民国元年，因与人打官司败诉，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

从管家苓芝迁居此地，当地人称之为“下洼”，实属迫不得已来此开荒。莫言曾说，“我应该是高密管氏的第二十四代子孙、龙泉管氏的第三十六代子孙。”

但是，在莫言眼中，故乡早就不一样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回到高密东北乡去，遗憾的是那里的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现实中的故乡与我回忆中的故乡、与我用想像力丰富了许多的故乡已经不是一回事。” 他说。

莫言曾经谈到对故乡的感受：当我置身于故乡时，眼前的一切都是烂熟的风景，丝毫没能显示出它们内在的价值，它们的与众不同。但当我远离故乡后，当我拿起文学创作之笔后，我便感受到一种无家可归的痛苦，一种无法抑制的对精神故乡的渴求便产生了。你总得把自己的灵魂安置在一个地方，所以故乡就变成了一种寄托，变成了一个置身都市的乡土作家的最后的避难所。

莫言好友、诗人李丹平说，莫言并不熟悉现在的高密，他只活在自己构建的王国里，这个王国基于对高密生活的精准和鲜活的记忆。现在的高密，已经让他感到陌生。

宁静与喧嚣

1987年，电影《红高粱》在平安庄举行首映式，直至获得金熊奖，莫言也曾名声大噪，但那时高密人并不喜欢莫言，甚至是反感。

“我爷爷”是个土匪种，“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对“我奶奶”的肆无忌惮地描写，往高粱酒里撒尿以促进酒的醇化……这些内容，在笼罩于齐鲁文化正统里的高密人看来是在丑化家乡。

莫言在《红高粱》里还写了村民王文义的一些趣事，结尾安排他死得很难看，结果引起当时还活着的王文义的不满，莫言提了两瓶酒亲自上门致歉，才不再计较。

此后，莫言在小说中就不再敢用村民的真名实姓，以避免麻烦，但“高密东北乡”，几乎贯穿他的所有小说。莫言曾经的同学郭相金评价说：“莫言有个超出庄稼人的胆量，他写的一些东西，是超出当时国情的，是大环境不允许的，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他竟然敢写！”

2012年10月11日21时，莫言获奖消息传来，鞭炮声响彻平安庄，当时很多村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披着夹袄出来问：“谁家大半夜的结婚啊？黑灯瞎火地放什么炮！”“咱村莫言得大奖了，中国人第一个！”虽然绝大部分村民并没有读过莫言的小说，也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什么，但当听到“第一个中国人”这样的解释后，都不由地感慨：“莫言这回可给咱平安庄争气了！”

莫言的二嫂说：“你说俺弟弟莫言得奖了，我们觉得没啥，但是你要说这是咱中国人第一次拿这个奖，那就不一样了，就像打仗胜利了一样高兴，那高兴得不得了！”

莫言获奖第二天天亮，高密大街上的电子广告牌就全部打出了祝贺莫言获奖的字样，平安庄的大道上也挂起了祝贺的横幅，村委会还在村里挂起了30个灯笼，比平时过年时还多，通往平安庄的公路上也竖起了“莫言旧居”的指示牌。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漆黑色的门板已经褪色，院内5间土墙平房。房屋两侧的窗户还是木格子，屋内有些漆黑，摆放着家人几十年前用过的农具等旧物，显得非常狭小，由于多年无人居住，里面的东西已经发生了霉变，一土炕也已经塌陷。唯一与废弃的物件不相副的，就是那块刻有“莫言旧居”的石牌，是当地政府临时制作的，来参观的人无不和这一标识合影留念，要不无法证实自己到过莫言旧居。

“几间破房子，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外面的人看着新鲜，觉得很神秘，我们当地的人都不进去看，没什么，房子破得还不如我们家的老房子呢！村民王德才说。

一位村民回忆，其屋顶原来都是高粱秸铺的（注 ：现在村民的屋顶用麦秸铺，不再用高粱秸），烂得不成样子，后来进行了修缮，还将屋后头的杂草清理开，辟出一块水泥地，以方便来参观旧居的人停车。

莫言旧居四周的水泥路，也是当年电影《红高粱》获奖后铺的，其他村民房屋四周是没有水泥路的，所以以前，村民特别喜欢在这里晒玉米。

在平安庄村口，立着一块“功德碑”，上面刻着2009年为村里修路的捐款者名单，莫言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个。

村民张家芹最近忙着为自己新盖的四间新房打地面，甚至不惜每天花100元、还包吃包喝地雇一个人和自己一起干。这在以前，绝对是不可能的。

张家芹的院与莫言旧居相对，因为距离近，他的这四间新房自然成了外来租户争抢的“香饽饽”。“潍坊的一个画家来了好几次，让我一定要把房子租给他，让我尽快收拾好，说是要在这里卖书。就这几天，光青岛来和我租房的人就有18个，多着呢。我这房子是新盖的，里面放张床，一天100块钱，不贵吧？”张家芹难掩兴奋，“我和莫言一起当的兵，只不过他去了北京，我去了福州，他那会过得没我好，你看里面这房，我那会能盖得起房，他盖不起。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媳妇娶坏了，我娶了个济南的，回来嫌村里穷，后来给跑了，莫言人家娶了个农村媳妇，现在还在呢！”张家芹回村后靠种地为生，一直都不富裕，他将与莫言的差距归结为此。

与张家芹的兴奋相比，王德才显得有点“委屈”。莫言获奖那几天，从青岛来了一位女作家，说要租下他在莫言旧居前的老房子，用来创作。由于不了解“莫言热”的威力，最终以每月100元的价格签了5年的租约，现在他后悔了，责怪自己放手太早。“那会儿不知道能这么火，以前我们这儿的老房子，谁租啊，白给人家住都不来，又远又偏的，那个作家那几天天天缠着我，让我一定要把房租给她，一年给我1000块钱，我说1000有点少吧？就给了1200元，你说咱这么好的房子，租得太便宜了！”王德才把这些租户的到来称为“发高粱财”，房租上吃了亏，他瞄准了给这些人干活，“说是要做泥塑，让我们去坡上挖泥，一天100块钱，还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做起来。”活儿刚开始，他担心这件事的持续性。

面对不断涌入的媒体记者，愿意回忆莫言的人也越来越多，郭相金就是一个。

一件黑色的破旧的棉袄，一双后跟被踩破的红底棉鞋，还有一辆黑色大梁自行车，郭相金的这个打扮让人看不出他是村里的文化人。他是一名退休教师，曾经师范毕业，在大栏至诚小学教语文。他对莫言在写作上的成就非常震惊，从莫言的小说里，他看到了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同学，尽管他们曾经一起玩耍，“没想到他的能量这么大，智慧是超群的，我为有这样的同学而感到骄傲！”

现在的郭相金非常渴望重回讲台，他想把莫言的故事讲给台下的学生们，告诉他们不要害怕贫穷，要有志气，要努力学习，更要热爱这片土地，将来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尽管儿子一再要求他去高密市里住，但郭相金一直没有同意，“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就是这个道理。我喜欢在这村子里住，现在更喜欢了，孕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地方，我舍得离开吗？”他笑道。

追逐与回归

2012年10月，高密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进入关键阶段。“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高密市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感叹，他已经在筹划如何打造和利用好“莫言牌”，突出“莫言效应”：“要借助文化，做一些与经济、高科技挂钩的工作，其中最典型的一块就是招商引资。”按照计划，本届红高粱文化旅游节将尝试市场化运作，不再单纯主打文化牌，会首次出现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此外还有企业高新技术研讨会。

按照邵春生的设想，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下，红高粱文化旅游节最终将办成“囊括一切的重大活动”。高密市期待从红高粱文化旅游节上看到经济效益。“现在莫言获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外面的投资者也愿意来到高密，比如通过招商引资来扩建莫言文学馆，帮助完成高密的文化事业。”邵春生分析。尽管有较大的前景，但他清楚，红高粱文化节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毕竟是个县级市，要想把文化产业在短时间内做得很大，还是有困难的。”

其实，忙的不仅仅是邵春生。莫言获奖让许多高密人感觉到，天地一下子宽了起来。高密一家旅行社的总经理杨连才开玩笑说，说不定以后的青岛宣传语都会改为“紧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故乡”。当地最大的旅行社也在考虑怎么打好“莫言牌”。该社王姓经理说，她们几乎天天都讨论如何开发“莫言”这个旅游资源。在此之前，因为地处平原，无名山无水景，高密本地旅游几乎是个零。但现在，莫言文学馆、莫言旧居等火了起来，如何开发是个问题。她认为，要想达到旅游线路的开发程度，一个景点必须能够留住客人两个小时以上，最好是半天时间。照这个标准，目前的莫言旧居显然不合格。而资料丰富的莫言文学馆，地处高密一中校内，参观必须进入校内，这必然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根本不可能接待大规模的旅游团。

“从旅游开发角度看，莫言文学馆必须从高密一中校园里搬出来，不然发挥不了经济效益。”她说，“莫言旧居、莫言文学馆最好能合二为一，或者说离得很近，集参观访问与文学教育于一体，真正形成一个有人维护管理的旅游区”。

高密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则表示，就如何开发红高粱文化资源、打造红高粱品牌，他们正在与政府及相关企业洽谈协商，“媒体上说少了，不是6.7个亿，而是67个亿，这通过融资来完成，不过，现在只是一个规划，预计在三年之内走上正轨”。10月29日，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开幕。虽然只在新华社发了一条简讯，却吸引来了数十家媒体记者。理由很简单，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将出席开幕式。本届红高粱文化节也成为历届以来最火爆的一次节会，到场的观众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莫言家乡篇3

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作品打动了世界。他的作品广受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莫言的获奖，表明世界文坛对中国文学的肯定以及对中国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他的魔幻想象力通行世界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对于莫言小说的特点，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颁奖词描述得很准确。莫言的想象力极其丰富，作品的传奇色彩异常浓郁，对拉美文学魔幻手法的借鉴与运用，使其作品具有相当的历史感，对历史的评价也有其独特的视角，这是他作品的鲜明特点。

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各种现当代文学流派涌进中国，给中国文坛与当代文学带来了不少影响。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成了莫言在小说技法上开窍的两位重要导师，开阔了莫言的视野和魔幻想象力。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想象力和寓意。但是“到了1987年我已经意识到必须‘逃离’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他们，否则就像挨着两座火山，会把自己给灼烧了。”莫言获知得奖后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他是一位既能接纳、借鉴外国先进创作技法，又能扎根本土、为我所用的中国优秀作家。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说：“莫言的想象力，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诞又现实。他多有魅力，一开口就迷倒所有人。莫言的魔幻写实和想象力，比较容易激发外国人的想象。”从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后震惊文坛起，莫言作品所提供的中国经验、诡谲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以及充满意象、诗意和幽默的独特叙事，都令人赞叹。

莫言此次获奖得益于他的作品已经被大量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不仅仅是英语，还包括很多其他语种，莫言的作品被译成20多种外文、100多种版本，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发行，在西方传播比较广泛。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机构所在地瑞典来说，莫言就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三部代表作被西方汉学家陈安娜用瑞典语翻译出版。对于外界对她的推崇，陈安娜非常谦虚，她说：“谢谢大家！请别忘记，莫言有很多译者，文学院也看了不同语言的版本：英文、法文、德文等。”就翻译水平来说，莫言的作品翻译水平非常高。

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

莫言的想象从来不脱离现实。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通过一个乡村妇科医生来反思计划生育、代孕生子等社会问题。在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姑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这便成了《蛙》的主角；《檀香刑》通过描写暴力、酷刑和苦难，来警醒世人抑制欲望和邪恶。

“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他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的复杂情感，他因此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获得国际大奖；长篇小说《蛙》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从《白狗秋千架》里把老家变成“高密东北乡”开始，《秋水》里，他再度触摸这片土地。至此，《红高粱》《丰乳肥臀》《蛙》，他的几乎所有优秀作品，都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有意识地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延伸。今年57岁的莫言1981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三十年来，他摒弃浮躁与诱惑，潜心文学创作，以乡土中国为原型塑造出了一个充满生命张力、寓言式的而又蕴涵深厚历史感的世界。

《檀香刑》曾获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获奖词写道：“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应该归之于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他的《四十一炮》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颁奖词中说：“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的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他的文学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

莫言是用世界的眼光，讲中国的故事。他讲述的中国故事，洋溢着浑厚的人类情怀和浓厚的乡土气息。

正是那种浓烈的乡土气息让西方读者感兴趣。莫言“民间创作”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加上运用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使他的作品元气充沛，想象力惊人。他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关怀和深刻挖掘，他的作品的乡土性、丰富性；文学艺术上的魅力很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于是打动了评委们，也打动了西方文学同行。这是他独有的成就。由此也充分说明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

外媒热评莫言文学成就及其作品价值

对于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外媒十分关注，不仅纷纷在重要位置予以报道，更对莫言作品作出高度评价，称其获奖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创造了良好契机。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作家莫言凭借融合“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对农民生活的描写备受好评，他在西方最出名的作品是《红高粱》。报道引述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的话称，莫言的作品出色地审视了中国社会，是“福克纳、拉伯雷与狄更斯的混合体”。

莫言家乡篇4

莫言的作品和他的面相一样，透着一股质朴且踏实的乡土味儿，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煽情的故事情节，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文字打动读者的心，引起共鸣。这种乡土味儿正是作品的民族指纹。台湾知名作家朱天心说，“莫言的书充满能量，他永远在生活现场”。这个现场主要在高密。从莫言的人生经历与笔下作品来分析，应该有三个“高密”：一是自在自为的高密，二是童年和青年时代记忆中的高密，三是作者想象中的高密。正是这三个“高密”共同组成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乡村概念，也从此确定了他的创作背景。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高密东北乡”既是莫言故乡的实际所指，也是莫言系列作品发生背景的文化代码，对莫言有着至高无上的现实与文学的双重意义。作为莫言的生养之根，莫言曾经这样写道：“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古老、偏僻而闭塞的高密东北乡，成了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文学计划的地方，正如托马斯·哈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同样相似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这些作家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莫言与上述这些作家是比较接近的。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

在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中，一个大男孩，因为偷了生产队的一个红萝卜，被捉，为了索回那双三十四码的大鞋，能多穿好几年的大鞋，他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的画像请罪，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凄凉感，以及小黑孩超常的感觉，都在高密东北乡的世界里回荡着。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生亦疲劳死亦心酸之后的《蛙》。是他的第一部社会问题的长篇，一部在“人类灵魂的实验室”里“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长篇。借助于书信的形式，莫言在打开叙事主人公“蝌蚪”的内心生活时，也找到了一种挖掘表现罪感心理和忏悔意识最为自由灵活的叙事方式，他酣畅淋漓的叙事话语由此指向了作家自身的负罪感，照亮内心的黑暗，反思共和国60年的复杂历史，让他的“高密东北乡”走向更为辽阔的审美空间，而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意义上的简单移植。

《丰乳肥臀》既是一部献给中国母亲的颂歌，也是一部饱含浪漫色彩和历史伤痛的小说。莫言想借助这部小说表达他对母亲和大地、对饱经沧桑、饱受蹂躏的20世纪中国人民的景仰。小说塑造了上官鲁氏这个母亲形象，她活到了95岁，经历了20世纪各种政治、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磨难，艰难地生育了8个女儿和1个儿子。作品在颂扬上官鲁氏坚韧、牺牲、奉献精神的同时，也尖锐抨击了封建男权社会里的“人种”意识与香火观念，堪称反思并抵抗懦弱的精神自传。

“高密东北乡”：中国乡土的真实缩影

与一般“乡土文学”不同，莫言笔下所展现的是另一个中国农村：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这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时期乡间，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它的文化与它的苦难一样恒久、古远。时间滤去了历史阶段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的特征，而将生活还原为最为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在物质化的生存方面，中国农民饱受苦难。他们的生存苦难与他们的文化传统一样古老，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形式（无论是宗法制的还是公社制的）更接近他们生存的本质。这正如莫言在早期作品《售棉大路》中所描写的那样，丰收的农民喜气洋洋地交售棉花，同时却依然饱受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所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如同那位卖棉的姑娘因月经来潮所感到的生理痛苦一样，是与他们的生命本身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肉体生命的一部分。这一点，只有深谙农民生活本质而不被一般文化观念所迷惑的人，才能深切地感受得到。

莫言家乡篇5

1985年莫言以家乡为背景的《透明的红萝卜》引起好评，正好为彼时方兴未艾的“寻根文学”提供范例。论者早已指出“寻根”不是简单的文学写作，而是“”以后文化反思运动的一环；所谓的“根”既有国族命脉的寄托，也有反求诸己的警醒。那伤痕累累的土地在此成为重要的历史/心灵场景，唤起又一代共和国子民的“原初的激情”（primitivepassions）。[2]

但“寻根”仍不足以形成一片文学风景；是与“寻根”相随而来的“先锋”运动号召才真正为其灌注了活力。“先锋”意味主题上的冲破禁忌，形式上的推陈出新。流风所及，文坛出现大量实验作品，从余华到残雪，马原到韩少功，苏童到王安忆等都是个中好手。我们今天回顾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好景，仍不能不以此为最。

莫言的意义正在于他躬逢其盛，同时与“寻根”“先锋”书写挂钩。《红高粱家族》以后，他的作品不论是中规中矩的《天堂蒜薹之歌》或是刻意求变的《十三步》，都能表现其人丰沛的想象力及长江大河般的叙事能量。莫言的创作高峰是1992年的《酒国》。在其中他创造了一个恶托邦，让一群诡异荒唐的人物吃尽喝绝又拉撒无度，充满末世的冲动；同时他又反思小说作者出入虚实，嬉笑怒骂的位置。这真是奉酒神（Dionysian）之名而作的小说。[3]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此时的莫言已经为后来的社会先行写下一部寓言。虽然莫言之后的长篇小说各有创新，以讽刺和幻想的力道而言，我认为皆未超过《酒国》。《生死疲劳》中的蓝千岁和小说家莫言的塑造，其实就有《酒国》人物的影子。

莫言自陈他的创作受到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GarciáMárquez）的影响；前者诡秘繁杂的家族传奇叙事，后者天马行空的魔幻写实技巧，在他的作品里都有迹可循。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影响来自中国的文学叙事传统，从古典演义说部到晚清讽刺小说，从上世纪40年代延安流行的民间文学、说唱艺术再到50年代的革命历史乡土小说，构成了莫言写作最重要的资源。这里的枢纽人物是赵树理（1906—1970）和孙犁（1913—2002）——他们是共和国开国以前的“寻根”和“先锋”作家。

莫言如此翻转当代乡土叙事，其实碰触了两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如何处理民族形式。我曾经多次讨论“乡土”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轴之一，并不仅只显现现代作家的乡愁症候群而已。“原乡”的召唤必须以“原道”为后盾，而写实和现实主义成为最重要的中介形式。[4]现实主义强调以文字对应客观世界，从来是革命文学的重头戏。现实不但应该被描写被铭刻，更应该被改革塑造，而现实的终极实践正是真理的不证自明的时候。书写现实于是成为一种编织历史，通往神话时刻的手段。从上世纪30年代到当代，左翼文论对“何谓现实”的不断辩证因此绝非小题大做，关键恰在于如何为那不可说，也说不尽的神圣革命持续进行命名的工程。

乡土叙事，现实主义，民族形式：我们至此更为理解莫言在当代中国小说里的书写位置。他继承了共和国开国以来的重要文学命题，但也同时扭转了这些命题的向度。

近年莫言对这些命题的自觉愈益明显；写于千禧年之交的《檀香刑》采取山东民间猫腔（茂腔）的讲唱形式，重述庚子事变在胶东爆发和镇压的始末。莫言一向擅长将大历史还诸民间，写出另外一种层次的现实，而《檀香刑》更是刻意以声音——代表乡土的猫腔对照代表现代文明的火车引擎——作为基调，[5]将一场官方定调的民族“史诗”化作匹夫匹妇飘荡在荒野之间的呜咽。

《生死疲劳》的野心更大，不再集中于一项历史事件的意义，而更思考历史的定位与意义。在《生死疲劳》里，莫言延续他所熟悉的题材，但视野更为奇特。他要写出中国北方农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翻地覆的改变，不仅从人的角度写，更从畜牲的角度写。故事的主人公地主西门闹在解放前夕的运动中被处死，怨气冲天，堕入畜牲道，化身驴牛猪狗猴一再回到纷纷扰扰的人间，也因此看尽新中国的怪现状。

借着说书人的口吻，莫言告诉我们理解乡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田园乌托邦，也可以是凡夫俗妇存身的大千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所以逼真，是因为从魔幻想象汲取了养分———不论是（前）社会主义的魔或是后社会主义的幻；而民族形式的活力根本就是新旧杂陈的积累和生生不息的创造。折冲在共和国当代文学的可能与不可能之间，莫言所面临的困境和他所寻的出路应该持续吸引关心当代文学的读者。

《生死疲劳》那样流畅的说书形式和世故姿态写作不能不使我们想到赵树理一辈的贡献；而莫言能够粗中有细，点染抒情场面，让他有了向孙犁致敬的机会。除此，小说的灵魂人物单干户蓝脸的朴实固执，不正是《创业史》里梁三老汉的翻版？但莫言心目中的山乡巨变只凸现了农村改革后的乱象；他最好的抒情片段竟留给故事中的畜牲们。像是第六章西门驴的坠入情网，第二十章西门牛杀身成仁都是精彩的例子。《生死疲劳》既然以六道轮回为主题，自然暗示了叙事乃至人生的重复节奏与徒然感。比起《创业史》《红旗谱》到《金光大道》所承诺的“雄浑”（sublime）史观，[6]莫言要让我们了解革命大业下“疲劳”的真谛。他的小说嬉笑怒骂，务以身体的变形、丑化为能事，则是犹其余事了。

莫言的长篇写来一向酣畅淋漓，《生死疲劳》尤其如此。小说总长将近50万字，莫言自谓43天之内一气呵成；每天1万字以上的产量十足惊人。[7]但另一方面，莫言强调这部作品的构思是40年以上的结晶，而他能够速战速决，竟是因为放弃计算机，选择传统方式一字一画的笔耕。在一片轻薄短小的写作风潮中，莫言刻意朝厚重密实的方向用力；他回到“手工活儿”的节奏，反而慢发先至。《生死疲劳》因此不只以大部头取胜，更充满对小说写作从速度到密度的反思。

《生死疲劳》一开场就极能吸引读者兴趣。西门闹多行不义，家破人亡，显然沿用了《金瓶梅》的模式。在当时的环境下，所有七情六欲、蝇营狗苟原来应该一扫而光。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强调无欲则刚的社会其实逗引出各种欲望，“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背后尽是人面兽心———或兽面人心。莫言让主人公六入人畜轮回，与中国一次又一次的神圣运动相互见证，讽刺意图，呼之欲出。同时他又暗示农村社会的生产结构虽然发生巨变，但固有的习性和韧性依然存在。莫言以佛经的“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为全书揭开序幕，颇有超越众生表相的用心，但小说叙事效果热闹有余，却似乎尚不足以印证更深沉的宗教启示。尤其后半部急于交代情节，未免有虎头蛇尾之憾。这是莫言的老毛病了。

吴义勤先生等曾以《生死疲劳》为例，指出莫言是当代中国小说极少数能够听任想象驰骋、挥洒自如的作家；他的小说代表“一种完全没有任何束缚和拘束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境界”。[8]吴的品评有夸张之处，毋宁说充满反讽，但他仍点出莫言现阶段的特色。

其实《生死疲劳》卷首不讲自由，而讲自在———“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尤其耐人寻味。“自由”的哲学意义我们在此无从辩证，但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的名言“文学就是自由”可以作为参照。[9]小说既是虚构游戏，理应创造解放和变化的空间。一个世纪以前，新小说的开始的动力正是瓦解国家和个人主体的禁锢。何以到了新世纪，莫言又提出了“自在”的话题？比起上个世纪末的狂欢、解构等“后学”口头禅，两位作家书写“自由”———以及自由的对立面———又代表什么意义？吴义勤从现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文类对小说的局限来谈论莫言新作的解放意义；陈思和则点出《生死疲劳》纯任自然的民间情怀。[10]而《生死疲劳》的偈语“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更投射超越此世的愿景。

在《生死疲劳》的后记里，莫言又提出小说必须有“大悲悯”。悲悯不是听祥林嫂说故事，因为“苦难”太容易成为煽情奇观；悲悯也不必是替天行道，以致形成以暴易暴的诡圈。“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能真正产生惊心动魄的大悲悯。[11]换句话说，唯有对生命的复杂性有了敬畏之心，小说的复杂性于焉展开。《生死疲劳》里人物和动机的千回百转，就是最好的例子。据此，悲悯也是写作形式问题，因为一旦跨越简单的人格、道德界线，典型论、现实论的公式就此瓦解。莫言更认为“小说”之必要，正在于它有其他媒介所不及的救赎力量；长篇小说如此兼容并蓄，繁复纠缠，绝不化繁为简，就是一种悲悯的形式。

只有在以上的两项观察的基础上，我们得以重新看待小说和历史与记忆的辩证。莫言的作品大开大阖，一向被当做是颠覆历史的范本。《生死疲劳》依然沿着同一路数，但对历史起承转合的幽微神秘处有了新解。他写50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融入了世俗佛教的因果轮回和章回小说的下回分解，仿佛现实只是生生世世的一环，又一次故事———和历史———的开始或结束。故事中的冤鬼西门闹拒绝忘记过去的故事，但每一次的投胎转世却使他记忆的方式和内容产生异化。量变带来质变，到了小说的结尾，不该忘却的和本应记住的形成复杂网络，不断释出正史和“大说”以外的意义。莫言似乎暗示，60年的共产革命历史并不轻易被解构，但历史要如何“解放”，不正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顾名思义，莫言的笔名意味“莫/默”言：不说，无可说，不能说，或者欲辩已忘言———不必说。这里也有一层更深的“失语”的含义，不论是心理的创伤（无言以对？），社会道德的制约（人言可畏？），或是政治的禁忌（莫谈国事？），都让作家讳莫如深起来。然而莫言小说给我们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仿佛他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于是一发即不可收拾。如他自陈，长篇小说的形式才最能显现他的能量。[12]噤声莫言的另一端因此是妄语狂言的冲动。《生死疲劳》第十七章回目说得好：“狂言妄语即文章”。这一收一放之间造成的张力，正是莫言创作最大的本钱。

注释

[1]根据拙作《狂言流言，巫言莫言》改写，见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编：《一九四九以后》（香港，牛津，2010），1—21页。

[2]ReyChow，犘狉犻犿犻狋犻狏犲犘犪狊狊犻狅狀狊：犞犻狊狌犪犾犻狋狔，犛犲狓狌犪犾犻狋狔，犈狋犺狀狅犵狉犪狆犺狔，犪狀犱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犻狀犲犿犪（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5），p.26.

[3]见我的讨论，《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二十家》（台北：麦田，2002），251—268页。

[4]DavidWang，犉犻犮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犪犾犻狊犿犻狀犜狑犲狀狋犻犲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犆犺犻狀犪：犕犪狅犇狌狀，犔犪狅犛犺犲，犛犺犲狀犆狅狀犵狑犲狀（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2），chapters6，7.

[5]莫言：《檀香刑》（台北：麦田，2001），3页。

[6]BanWang，犜犺犲犛狌犫犾犻犿犲犉犻犵狌狉犲狅犳犎犻狊狋狅狉狔：犃犲狊狋犺犲狋犻犮狊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犻狀犜狑犲狀狋犻犲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犆犺犻狀犪（Stanford，Calif.：StanfordU niversityPress，1997）.

[7]莫言：《小说是手工活儿》，《生死疲劳》，5页。

[8]吴义勤、刘进军：《“自由”的小说———评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当代作家评论》6期（2006年11月）：125。

[9]SusanSontag，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犻狊犉狉犲犲犱狅犿：犜犺犲犉狉犻犲犱犲狀狊狆狉犲犻狊犃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犛狆犲犲犮犺（Berkeley：SmallPressDistribution，2004）.

[10]陈思和：《“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试论〈生死疲劳〉的民间叙事》，未。

莫言家乡篇6

莫言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名校的光环，没有完整的求学生涯，就是这样靠着“土”走向世界，亲吻诺奖。

曾有人说，作家的一生，必然是复杂的一生。莫言就是如此：苦难而孤独的童年，成就了他的写作背景，敏锐幽默而又疏离感十足的观察，让他拥有了打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写作风格。多样莫言，终成中国文坛问鼎诺奖的第一人。

成长经历

从小被歧视的孤苦孩子

莫言作品的语言风格很独特，那是因为莫言是个孤独中长大的乡下苦孩子。1955年，在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管谟业呱呱坠地，“长得很不好看”的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个黑暗的童年。

由于种种原因，莫言出生后不久就受到歧视，6岁进学校读书，又因为骂老师是“奴隶主”，受到严厉处分。他小学就被迫辍学在家，虽然这没让他失去读书的兴趣，却给他性格带来了很多的阴影，这也在他成年后，转变成了他文字的风格。

比辍学更令他孤独的，是贫困的家庭条件。他曾在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吃，也曾做童工，长期忍受饥饿，还要遭受父亲的冷酷毒打。“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这是莫言对自己当年的回忆。

这样的成长环境，对莫言有着极大的刺激。成名后，他说：“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着我成长。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

1976年，莫言参军，这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他童年听到的各种奇幻故事、看的种种书，在部队转变成了他写作的源泉，随后他进入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写作风格

言辞诡异肆虐、爱写打油诗

莫言的成就，如今在文坛已经尽人皆知：自1980年代中期起，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

莫言的成名作是《红高粱家族》，后来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两人都因为此作品奠定了自己的地位；随后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让莫言渐渐成为最有国际声望的中国作家。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这是诺贝尔文学奖选择莫言的理由。

然而，抛开这些拗口的文学术语，莫言又是个爱写打油诗的有趣作家。

你能想象魔幻现实主义和以下这段文字有任何联系吗？“我回高密，浇麦抗旱。一片白霜，水里含碱。我爹保证，亩产过千。不由感叹，忆起当年。亩产二百，已算丰产。上周大雨，雷霆电闪。旱情解除，打马回转。今年口粮，不会犯难。新麦蒸馍，味道香甜。石磨火烧，高密特产。怀揣两个，临危不乱。”

事实上，打油诗已经成了莫言的另一个标签。和朋友交流，打油诗开道；新小说构思，几句打油诗道明。甚至在他家乡为他建的莫言文学馆，他的打油诗也在其中怡然自得。

爱写打油诗，说明了这位严肃作家的幽默一面。他在和画家朋友聊天时，就喜欢插科打诨，对方国画画一条鱼，大家热火朝天地、严肃地聊着“国画的师古和创新”，他却非常冷不丁地插一句：“何老师啊，这条鱼看上去似乎做熟了。”

性格特点

积极观察、评价社会热点

事实上，因为写作的原因，对于社会的热点事情、社会现象，他都有着敏锐而独特的观察，并以非常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

今年的北京大雨，很多人受灾，莫言也在关注着，看到有旅馆为此漫天要价，他怒斥“趁火打劫，强盗行径”；坐火车看到有自称欧洲华人的人威胁乘务员，他拍案而起，批评对方没水平没礼貌，甚至写打油诗嘲讽。

伦敦奥运会，这样看似和他没什么关系的事，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刘翔因伤再度退赛，莫言不仅会正常地评论说“把他当人看待，别当神来看，也别当鬼来看”，还会用很多的话，来说自己“坐地铁出来脚抽筋，后来因为有事赶路走得急了，导致肿痛”的一个故事，最终煞有介事地评论一句“抽筋万勿疾走，脚伤切忌跨栏”，让人忍俊不禁。

对社会的敏锐观察，也成就了莫言讲故事的能力。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马悦然就曾“嘲笑”他：“太能讲故事了，其实书可以薄一半！”

但莫言却并不愿意改掉自己的这个特点，他更愿意用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像他在微博上嘲讽某些国人时所讲的故事：在故乡买水果，面熟的摊贩向自己推销绿色原生态，最终水果拎回家，却发现超级难吃，根本不是摊上切片的样品味道。

曾有人评价说，正是因为他对社会敏锐的观察和想象，生动地讲出来之后，让他的家乡高密这个小地方，扩展成了世界性的中心舞台。

重视家庭

外孙比茅盾文学奖更重要

在莫言的作品里，父权有着矛盾的色彩，这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但在现实中，他却是不折不扣的慈父，他在学书法时，就曾手书“为老婆孩子奋斗”的条幅。

莫言家乡篇7

关键词：莫言小说；人物；创作背景；故土；时代

莫言作品创作风格受高密东北乡种族、环境以及时代等多样化因素的影响，正因如此，在莫言小说中人物意志是坚韧不拔、性格是开朗爽快的，这是莫言小说持久发展的内驱动力。故土情怀是莫言小说人物的人格魅力。此外，其人物创作挣脱了时代的局限性，借用伤感的情怀彰显了人类的共性。本文依从原型、故土以及时代对其人物塑造的特征进行探析，能够协助读者对莫言小说人物创作路线有一个基础性认识。

一、原型的写照

莫言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市，高密市得名于战国时期，其历史文化渊源，民风醇厚质朴、神话在民间久久萦绕，这些均是莫言创作的素材，再加上富足的生活阅历，更使莫言小说长期焕发光鲜与活力。尽管后期莫言远离故乡，但是他的作品里很多都是对故乡人物原型的写照，这是其对20多年故乡生活经历的追忆，多年的乡村生活经历使民间神话原型故事在莫言笔下荡然回肠，无愧于“寻根作家”这一美誉。莫言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几乎与是对现实生活的写照，与人物相关的故事情节又融合了人类古老神话原型意愿。

例如《蛙》中陈耳、陈眉、王脚、王肝、王胆、肖上唇等多数人物名称是对“当地的习俗”的崇尚，又意义新颖。特别是陈眉这一人物，其是“无性代孕”女性的代表，可以被称之为现代东方生神话中的圣母玛利亚，貌美无双。还有《檀香刑》小说的眉娘在性格上是极为自由奔放的，其具有强烈的生命价值观念，这正是人类百折不饶原始精神的塑造，同时呈现了爱情伟大力量，以及其对理智的支撑与限制作用，这也正是个体最初个性特征的流露形式，例如在该小说在描写眉娘恋爱过程中，主人公眉娘的食不昧、夜不眠的萎靡精神状态，小说人物憔悴的面容，是对现实形态的写照，可见莫言对人物创作的过程中遵照了“生之本能”这一原则。

二、与故土情怀一脉相承

莫言的大部分作品。是对人性、种族的深度思考，在创作人物之时善于应用传统文化与民间资源，从而使小说中的故事情景带有虚幻与喜剧色彩，彰显出轻盈飘逸之美。其融合自体长期的农村生活经验，构建出“高密东北乡”这一带有象征意义的乡土境界。例如《红高梁》以抗日战争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故事整合了多种混乱的异质，最终通过一种强烈的刺激来塑造时代背景，从民间的角度给读者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年代，展现的是一种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该作品中的戴凤莲这一封建婚姻的受害者，莫言在对其接手绍酒作坊的时候的动作与神态描写，强化了其和传统行为举动之间的一致性。而于占鳌是一个血性男子的代表。尽管有时侯性格勇莽、粗犷，但其不失真挚与朴素，代表着农村辽阔原野上顽强的生命力。

莫言依照自己20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对外来的故事实施同化举措，具体是借助自体想象能力，将其演变成似乎是自己经历的、发生与身边的故事，而不是直述一件事的起因、经过与结果。让读者有莫言经历该故事的感觉。总之，莫言在对小说人物创作之时，基于故乡原型的同时，又理性的跨越了故乡的界限，从而强化了小说人物个性的丰满性，此时莫言作品中的人物体现出普遍性与脱俗性的独特魅力，这也正是莫言作品涫芄愦笄嗄甓琳呷戎缘脑因之一。

三、维护个性的同时迎合时展形式

对莫言作品人物身上特征进行深度剖析，读者能够体会到一个个不甘平庸的普通人生活过程中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也赞叹莫言对顽强生命力讴歌的诗意性，莫言小说的人物创作以故乡实际生活为基点，又巧妙的借助小说叙事途径，对人物原型进行深度描写，彰显蓬勃的生命力。莫言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这是其最大的特征，在人物情怀塑造上，或自由、或浪漫、或神秘、或虚幻，可见人物形象是极为富足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已经上升至一定高度。

例如莫言经典小说《蛙》作为一类写实主义作品，通过简述乡村医生“姑姑”万心的生命历程，阐述了那一时期计划生育国策在山东高密东北乡推行过程的艰辛，其是生命与政治之间的制衡，这也是莫言行文的主要线索，王仁美、耿秀莲这类性格傲娇的人物是农村超生队伍的范例，她们生命力的短暂正是计划生育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产物，而“姑姑”这一核心人物的性格是极为复杂化的，其个性刚烈，在生活磨难的鞭策下其推行计划生育的意念从未削减，以强行的手段对无数孕妇进行引产，使数条生命从此销声匿迹。小说《蛙》以特定时代为创作背景，创作出多样化的人物个性特征。“姑姑”年迈之时性格的唯唯诺诺、整日忏悔与自责与青年时期引产之时的顽固格成为了鲜明的对照。对这类作品的阅读，足以震撼读者内心最软弱的地方，让人深思。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莫言家乡篇8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当天中午（北京时间晚7时）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先后用瑞典语和英语宣布了获奖者姓名。他说，中国作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瑞典文学院当天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此次莫言获奖将会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

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他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丰乳肥臀》 《蛙》 《红高粱家族》 《檀香刑》 《生死疲劳》 《四十一炮》等。其中，《红高粱家族》被译为20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并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获得国际大奖；长篇小说《蛙》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致信中国作家协会，对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李长春希望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作家协会当天对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贺辞。贺辞如下：

欣闻莫言先生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莫言家乡篇9

事实上，无论是此前穿西装还是宣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演讲题目为“Storyman”）时穿的新式中山装—不管哪种场合，莫言这一次都表现得从容而得体。这个来自乡村的农民之子，毫不费力地跨越了种种沟堑：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中世纪，乡村与城市，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与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国家作协副主席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这个时刻及以后，作家莫言和他的作品一起从此不朽。

在经历种种情绪之后，必须承认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地方，硕大吊灯里其实没有巨蟒。由此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到底是什么让莫言成为了最后的成功者？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让莫言从此“不朽”？

答案一开始就很清楚，是这个国家。正是国家的神奇，让莫言的文学变得足够神奇。颁奖词中称，莫言的天赋能力是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实际上，莫言比他的作品更真实。作为作家，他的外表看似木讷，实则内心清明。他的人生哲学是“活着并更好活着”，他善于在夹缝中寻找道德与危险的平衡点，他刻意保持一种含混的价值观，他在是非面前本能地展示出一种机敏与灵活—这实在是眼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真实”。

另一方面，在莫言的文学王国里，“饥饿”（无论是食物的缺乏、性的缺失或人之品行的匮乏）这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也正是中国人曾经生活的最真实写照。莫言最终以自己讲故事的天赋，以魔幻的表达方式回应了种种神奇，并创造了另一个犹如现实镜像的国度。实际上，如同李安电影中、少年pi所讲的两个故事一样，很难说，哪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哪一个世界是虚拟的。

莫言家乡篇10

关键词：主体间性;赫塔・穆勒;莫言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1-0275-01

主体间性理论是主体性认知的发展性学说，在拉康的哲学世界里，主体间有了交互的可能性，物质世界不在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可以与主体相互作用和沟通的交互性主体。这一理论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在本体意义上突破了人对世界的认识。

在文学活动的世界里，主体间性理论对于作家、作品和创作思维的认知是觉有全新的视角的。针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穆勒与莫言两位作家而言，主体间性的认知是多维度认识两位作家文学活动的全新视角。

一、生活环境的交互性影响

赫塔・穆勒的生活经历对于她的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早年她生活在罗马尼亚，作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由于作家的意识形态与当地政治不和，赫塔・穆勒被忽视，甚至被排挤和压榨，这就对她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在现实中无法排解，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鲜明风格。赫塔・穆勒的小说在语言风格上是犀利的，这种语言是现实情绪和情感的无意识的堆积;赫塔・穆勒的小说故事沉重，这也是生活状态的写照。

莫言的生活经历相对简单，高密东北乡是他的故乡，莫言的生命之源和创作之魂都是东北高密乡。这个既爱又恨的地方。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的栖息地在童年的记忆中并不美好，在莫言的二十一年生活记忆中有童年辍学之恨，有饱受饥饿、孤独之痛，有无书可读之苦。

二、赫塔・穆勒与莫言的创作视角差异

赫塔・穆勒的文学创作多以第三人称零视角的角度去观察和体验的，这样的作品从题材来看是体验过的生活的积淀。在政治的角度上看，“专制”主题是赫塔・穆勒作品中的主线。这与当时罗马尼亚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同时集中的体现了作家对时政的关心。虽然在主题上难以逃脱政治因素的束缚，但是在严肃主题背景下的苦难的述说，也是作家作品的一大特色。

莫言的文学是直入式的，生活中的人和事都是作品的素材，在创作思维上全情地投入，在作品人物的描绘，环境的描写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思维模式。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山东是儒教文化的发祥地，莫言的文学作品在精神信仰的领域中，都是儒家文化的传承。

三、主体世界的建构

赫塔・穆勒作品中的主体世界是受冷遇的，格格不入的世界，在主体情感上是受排挤的，赫塔・穆勒主体世界出现的较多的主题，与战后罗马尼亚的政治环境、德裔少数民族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亲身经历都密不可分。尽管穆勒20多年前就离开了罗马尼亚，然而她之前的生活经历应该说是巨大的写作财富。她的诗作也好，小说也罢，都较多着墨于集权统治和社会底层的现状。《约会》，一个在集权统治下服装厂工作的女工，把小纸条放在来自意大利男人的西装里，写着“娶我吧”。她的另一本作品，英译为《护照》，讲的是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小村落里，一个乡下人移民西德的故事。穆勒的新作今年8月出版，这次她的视角移至一个去乌克兰工地的17岁男孩身上。

莫言创作是动态的过程，他的生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但是社会发展是动态的过程，文学批评是动态的过程，读者接受心理也是动态的过程。在动态中进行文学批评本事需要批评原则，这也是动态的。在动态的过程中研究莫言中国梦的讲述是难上加难的。在当下社会环境中，莫言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影响。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动态的作家、动态的文本、动态的读者进行全景式、整体性的关照，有理有据的进行动态式整体性的分析，从中得出客观的、真实可信的结论。

在新世纪文学转向的过程中，网络文学的兴起，受众对莫言小说的接受也产生也期待视野的变化，在经济主导的当下语境中，莫言文学民俗化的艺术追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是古代民间故事的全新纬度的述说，在浮躁，虚无娱乐至上的现实世界里，莫言保持一份民俗的本真，这谈何容易啊，但莫言做到了。他是个讲故事的人，在他的近几年的小说的形式外壳中，都装着洋溢着一种现代精神的小说新酒。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借鉴上，莫言借鉴的是小说创作的技法，小说理论和审美形式，把这些形而上的理论具体转化为小说创作，达到了理论本土化的移植，达到了与众不同的风格特征。莫言是中国文学对话世界文学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作家的代表性人物，更是文学理论界、批评界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郇存瑞，刘洋.“莫言作品的乡土情结”学术研讨会在高密举行[M].新华网，2013.

[2]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M].文艺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