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蛙十篇
时间：2023-04-01 15:51:29
莫言小说蛙篇1
【关键词】《蛙》方言翻译 双语能力
一、引言
方言是相对于普通话的一种语言变体。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具有反映说话人的地域、职业、阶层和文化的特点。莫言长篇小说《蛙》出版于2009年，该作品以生活在高密东北乡的普通农村人的生活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其中方言的使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蛙》的英译本Frog，译者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自90年代初，葛浩文便开始莫言作品的翻译，本文就以葛浩文所译《蛙》作为研究对象，探析方言的翻译技巧。
二、方言的翻译方法
国内学者对于方言的翻译，主要倾向使用两种翻译策略：直译和对译。直译可以再现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并且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而对译则能最大程度贴合原文意思，增加译文可读性。同时，意译也是一种常用的方言翻译方法。
直译：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Don’t hit a man in the face in a fight and don’t expose his shortcomings during a reprimand.
分析： 这是方言中的俗语，而译文采取了直译法，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意思，语义通顺。
狗咬泰山――无处下嘴。
The dog that wants to bite Mount Tai， but doesn’t know where to start.
分析：大部分歇后语都可以采用直译加注释或意译的方法，还有一些歇后语因语言的特殊性而不可译。该译文是采用了直译法，简单直接地表达了原文意思。
对译：
我气不打一处来，话像机关枪开火，嘟嘟嘟嘟。
I was furious， and the words came out like machine-gun fire- pow pow pow pow.
分析：嘟嘟嘟嘟是形容机关枪开火时发出子弹的声音，译文 pow 是英文中表示射击、爆炸声等的拟声词，译者使用对译法，十分形象贴切。
你这个臭娘们儿，你们都是生不出孩子的“二尾子”，你们自己不会生，所以才不让别人生。
You stinking hermaphrodites can’t have kids of your own， so you won’t let other people have theirs.
分析：“二尾子”是北方方言，指两性人。Hermaphrodites是两性体，雌雄同体者，来自希腊神话，此处使用对译法，译文与原文意思相符。
意译：
她那样一个小人儿，一步只能挪两，何况还拖着个大肚子，她能跑多远？
Little thing like that， with short steps and a big belly， how far could she have gone？
分析：“”是量词，指张开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原文“一步只能挪两”表示步伐很小，译文中的short steps 使用意译，意思传达准确。
大家都说，在娘肚子里时，王肝把营养霸光了，所以王胆长得小。
Everyone said she was so small because her brother had sucked up all the nutrition in their mother’s womb.
分析：“霸”指靠蛮力无理地占有，本句中指哥哥吸收了母亲体内大部分营养，所以同胞妹妹出生时瘦小，译文sucked up all the nutrition 是较为贴切的译法。
根据黄忠廉教授（2012）的研究，方言的翻译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示。
方言的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即方言至俗计胀话再到译语的转换过程），还涉及文化到文化的交流。因此，正确理解原语方言的意思及其文化内涵是关键。从语言转换层面来看，译语越接近标准语，译文的可读性就越小（余静，2015）。若是译者能将原文中方言的特点在译文中体现出来，即实现原语方言到译语方言的转换，那么翻译效果就达到最佳了。可是在方言翻译过程中，真正达到等值或者完全忠实的标准十分困难，译者应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根据原语的风格和读者的需求选择更加恰当的翻译方式。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方言翻译是对译者双语能力的极大考验。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是指译者在翻译这项跨文化交际活动中所特有的、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差异性的敏感度，以及阐释文化差异、调节化冲突的能力（仲伟合，2006）。
三、《蛙》中方言的特点及其翻译评析
《蛙》中方言总体可以分为两类：方言词汇和方言俗语。方言词汇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拟声词，而俗语包含谚语和歇后语。
（一）名词方言
啊，快去叫你姑姑！
Man-my sister’s name-go fetch your aunt， and hurry！
分析：是对年轻女孩的昵称，有闺女、姑娘的意思，如例句“母亲说：那个有三十多岁了吧？”在这里并不是人名，因此译文是错误的，与原文意思不符。
（二）动词方言
疯骡起初还尥蹶子，但一会儿工夫便浑身颤抖，前腿跪在地上，脑袋低垂，嘴巴啃着泥土，撅着屁股承揍。
The mule reacted by kicking out， but then began to quake as its forelegs buckled and its head hit the ground， mouth in the dirt， rump raised ready for another hit.
分析：“尥蹶子”是指骡马等跳起来用后腿向后踢，也用于形容牲口不听使唤。译文kicking out采用直译，比较贴切。
（三）形容词
王仁美有点二杆子，把她逼急了，我真怕她出事……
Renmei has a stubborn streak， and if she’s pushed too far， I’m afraid she might do something stupid . . .
分析：二杆子是指人的脾气莽撞、火爆。Stubborn streak 是个性倔强的意思，与原文意思并不一样，因此译文不是完全贴合原文本。
（四）拟声词
我们班三十五个学生，除了几个女生不在，其余都在。我们每人攥着一块煤，咯咯嘣嘣地啃，咯咯嚓嚓地嚼。
All thirty-five students in our class， except for a few absent girls， picked up chunks of coal and started chewing， crunching away.
分析：该句中的拟声词是用来表达学生们吃煤时发出的啃咬硬物的清脆声音，crunch有嘎吱嘎吱地咬嚼的意思，表达较为贴切。
（五）方言俗语
沾亲三分向。
Close enough to be considered family.
分析： “沾亲三分向” 意思是只要是亲戚（哪怕沾亲带故）都要偏向三分。表示为人处世偏袒和袒护自己人。译文采取意译法，意思委婉晦涩，没有表达出原文中偏护的意思。
对于不同类别的方言，葛浩文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就名词和动词方言来说，多用意译法，可以很好地解释说明原文方言的意思；对于方言中的拟声词，则选择性地使用了意译和对译法，相比较来说对译更能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也便于译文读者理解。而对于方言中的大部分俗语，译者使用意译和直译法，而歇后语主要采取直译。当然，译文有一些翻译出现偏差、译不到位的情况，这也体现了方言翻译的困难性。
四、结论
方言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难点，因为在语言转换和翻译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方言的特质和功能的弱化。莫言的作品使用方言较多，因此翻g起来很有难度。方言作为语言的变体，本身就比标准语言难懂一些，再加上方言所具有文化蕴涵的特点，因此，想要让方言翻译达到较好的效果，对原语和译语具有良好的掌握程度是基础。双语能力的提高可以帮助译者在翻译中尽可能准确完整地翻译出原文，真正做到全面传递原文信息。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Goldblatt， Howard. Frog [M].Penguin Group Press， 2014.
[3]黄忠廉.方言翻译转换机制 [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12，4（2）：144-147.
莫言小说蛙篇2
“之前,我总在借小说炫技,但现在,我开始降低调门,回到最朴素的状态。我把自己当罪人写。”
有人在QQ签名上感叹到:80后最老的那个已经30岁了。
80后算是一个集体名词,是那些国际社会学家们在讨论社会发展一代时通用的称呼,也可以说,80后指的是国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所出生的一代人(计划生育发展的新阶段是1979年至今)的代名词。有意思的是,无论是70后、90后,还是00后,都是随着“80后”之后才生发的。
80后是计划生育的一代,计划生育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项关于生育的法律政策,那时计划生育四个字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相关单位印在独生子女证上,刷在村口直到村中的每一道墙上。今天被莫言一腔热血地写在了自己的新书《蛙》上。
小说《蛙》描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她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她在乡亲们心目中成为魔鬼一样的人物,但姑姑毫不动摇。最后步入中年的“姑姑”和专捏泥娃娃的手工艺人郝大手结婚,被莫言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
中国计划生育史是复杂和充满争议的,不过莫言并不想把小说卷入到这些纷争中,他自己也坦言,写作归根到底是写人,表现人。“写《蛙》的时候我变得很谦卑。之前,我总在借小说炫技,但现在,我开始降低调门,回到最朴素的状态。我把自己当罪人写。《蛙》就是这样一个开端,作家就得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大概是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他的每一部小说,从《红高粱家族》、《生蹼的祖先们》、《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到如今的《蛙》,都是取材自己的家乡,在他之前善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当中,高密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被莫言一次次狂放地追问。
那些大篇幅的景致中,肆无忌惮的通感与混乱的色彩交叉触目,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渲染。而《蛙》则有着难得的平实与轻松笔调,这和莫言自己童年时期的记忆有关。“我的很多小说都是从一个真实人物渐渐地发展过来的。姑姑也是这样,她是我们高密东北乡圣母级的人物,有很高的威信,接生了三代人,数万条生命通过她的手来到了人间。当然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中的姑姑区别是很大的,她在计划生育工作期间实际上也偷偷地帮了许多人……帮人家玩那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
而《蛙》中的蝌蚪是不是莫言?
他的回答如小说一般豪放:“确实有我自己的影子。正因为我考虑到我个人的发展、前途,我要在部队当更大的军官,我要追随更辉煌的前景,所以我没有再要第二胎,没有再要一个孩子。当我年过半百的时候,反思起那段经历,感觉到自己还是有罪的。”
莫言长篇小说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泥沙俱下的,但他说“我也不是一拿起笔就像野骡子撒欢一样,也可以收敛着写。我当然喜欢那种狂欢化的语言,太过瘾了,可以一日万言。”说起民间口头语言,莫言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农村有很多文盲,但是口才极好,说话非常生动。他也曾特别梦想长大了到集市上说书去。家里人骂他“热锅里炒屁”,意思是说话太多。
莫言小说蛙篇3
2、《蛙》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万心的人生经历，也反映出中国计划生育的艰难历程。小说秉承了作者乡土文学的一贯风格，以细腻的笔触、朴实的文字落脚于中国社会的一隅。
3、创作背景
4、《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初版于2009年。
莫言小说蛙篇4
莫言2009年出版了酝酿十年的长篇小说《蛙》，故事主人公以他的姑姑管贻兰为原型，以一位乡村妇产科医生的视角反映中国60年的生育史。
莫言就是由姑姑接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公公在解放初期也是一名妇产科医生。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但依然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跑来，抱着孩子看病。打从写小说开始，莫言就想把姑姑写入小说中。
生长在农村的莫言，童年时候可以听到蛙叫声，在北方有一种蛙崇拜，青蛙崇拜的遗迹至今在很多民间艺术里面都有表现。“比如说民间泥塑的小孩抱着一只青蛙，青蛙是繁衍不息的象征，‘蛙’跟‘娃’跟女娲的‘娲’都是同音字，跟生育、信仰、儿童都有一个象征的意思”，所以当时这本书取名为《蛙》。
莫言在这本书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曾说，自己希望借由这本书让大家关注计划生育的问题。虽然现在“单独二胎”的政策已经在多地实现，但莫言依然关注的是第一代人。“计划生育政策已在中国实施30多年，有效缓解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渐步入老年，特别是一些‘失独’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子女）晚景凄凉，养老和医疗都面临很大困难，建议能够提高这些家庭的待遇。”
张抗抗 享受实体书店
去年和前年，张抗抗连续两年提出对实体书店减免税收的提案。她很喜欢逛书店，穿梭于书与书之间，“这种气氛让我很惬意，感受到的文化氛围是网上书店无法代替的。”张抗抗建议，实体书店的发展需要政府、书店、读者三方面共同参与，政府是规则制定者，书店本身也要应用沙龙制、书吧等形式，更好地与读者建立联系。国外也有经验值得借鉴，如有的国家规定新书出版3个月内只能在实体书店卖，不允许网络销售。
二月河 反腐，借鉴《雍正王朝》
全国人大代表、省作协名誉主席二月河用16个字“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评价当前的反腐力度。他说，“有人主张高薪养廉，我不同意。从历史角度看，历史上官员工资最高的时候是宋朝，“公务员工资”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二月河借用自己的书《雍正王朝》举例，“我写的书里有雍正反腐的内容，对历史的反腐有一些认识，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变成教科书，比如三国时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开封的包公，还有我们现代的共产党员好干部焦裕禄书记。”
梁晓声 希望城镇化的步伐再慢点
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农村，从小的艰难生活，让他对农村留下深厚的感情。他的多部作品都离不开农村生活，他本人下乡采风有时干脆住在老乡家里。
莫言小说蛙篇5
最市井的屠狗场，高渐离与百无聊赖又不得志的狗屠和武士秦舞阳座谈论道，喝得醉醺醺的荆轲摇摇晃晃上场了。
这出戏，一开始就给了观众不一样的期待：剧中四人在一起，像极愤青，痛骂社会，醉心“出名大计”。而至荆轲受任刺秦，出名的机会终于来了。
话剧《我们的荆轲》的编剧莫言选择了家喻户晓的“荆轲刺秦”的故事为题材，对人物的行为与动机进行大胆的推度和解读，强调“我们的、每一个人内心”的荆轲，和“快乐女生”一并出现在文娱版，呼应着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荆轲
这个被誉为当代中国最有活力的作家，并不是第一次触电话剧。1999年，莫言就与朋友合作创作了一部话剧《霸王别姬》，同样是历史剧，在人艺小剧场上演。
《霸王别姬》和《我们的荆轲》创作初衷如出一辙，都是正剧歪说，带有很强的颠覆性。一如莫言的小说，带着残忍、人性的挣扎和其中的黑色幽默，血淋淋展示一个荒诞的世界。
9月6日，演出现场不断被笑声打断。荆轲被塑造成一个假刺秦欲名扬天下的人物，最著名的一场“风萧萧易水寒”戏，豪迈不见，悲壮亦减，几近纠结，像一场闹剧：燕太子丹为使荆轲刺秦不惜下跪、荆轲临阵生怯迟迟不愿渡河……
这几乎可以看做一个解构英雄的戏，在这出戏中，看不到英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活在挣扎中。
而整个戏并不沉重，相反笑点不断，秦舞阳和狗屠两个小人物的搞笑戏大受欢迎。剧中一些台词颇有意味，“调戏民女那叫痞子，勾引了皇上的宠妃，那就是诗人”、“乱世就是舞台，要想成名，必须得和历史反着来”。
笑声和掌声之余，也有观众大呼，受不了，“太狗血了”。
在回应质疑时，导演任鸣称：“好的作品都不乏争议，既然是我们的作品，我们就不怕争议，就像荆轲的故事，历史上自有公论。”
莫言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剧都应该是当代剧。如果一部历史题材的戏剧，不能引发观众和读者对当下生活乃至自身命运的联想与思考，这样的历史剧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人艺荣誉编剧”
而直到9月6日，莫言才第一次坐在观众席看了自己写的作品演出。他直言“很紧张，因为不知道后面的戏会演成什么样”。
颇有意味的是，“要想成名，必须得和历史反着来”这句台词是导演后来加的，娱乐至死也不是莫言的初衷：“我的本意是要表现荆轲成长的过程，人性觉醒的过程，他由一个一般的庸常之辈发展为理智的人的过程。目前从这个戏来看，这一点比较弱。”
就在这天下午，莫言刚刚获得人艺颁发的荣誉编剧大奖。在大奖会现场，人艺还一并颁发了荣誉演员、荣誉导演大奖，得奖人分别为《喜剧的忧伤》的主演陈道明和话剧《原野》的导演陈薪伊。和后两位的盛装相比，莫言的着装显得过于家常，蓝色T恤加灰色长裤，一头谢了顶的发，一双小眼睛。
他第一个发言，声音平淡，带着典型的莫氏“淡定”，但还是笑了出来，称自己获得荣誉编剧奖项有点“莫名其妙，晕头转向”，但转念间又发现其中暗藏杀机，调侃道：“这是人艺的张院长在钓我，让我再给人艺写一部好戏。我的主观愿望非常想写好，不但一定要认真写，还自信一定会比《我们的荆轲》写得更好。”
这距他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刚刚过去17天，“茅奖”引起的争议空前，而莫言的获奖被认为实至名归。他不愿意再谈论得奖一事，但面对《蛙》所受到的质疑，他也带着一个作家典型的固执来一一回击。
在《蛙》的上海会现场，莫言请到了郭敬明扎台型，引来迭声惊诧：骄傲如莫言，“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如今竟也需要如此这般地多卖个三五本吗？
莫言说，只是借机跟年轻人多交流而已；“我相信，不管哪一代人，对人类的一些本质看法总还有一致性，我写得热泪盈眶的地方，80后读了也不会无动于衷吧。”
质疑其故事离现实太远的声音也没有停止过。他的故事人物似乎永远在山东高密乡，农村题材，所以连莫言自己也不免承认，“也许年轻人看《蛙》就跟我读《盗墓笔记》的感觉差不多”。
有评论家认为，在《蛙》中，“某种意义上说，莫言今日之开始反思生育权问题，其实是他自己在没有了生存压力之后开始想到了生活尊严，而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生活在如今这个权钱膜拜极盛却又无保障体系可言的时代，生存的压力仍然远比生活的尊严重要。莫言以为他的新作会因触及计划生育而引发争论，但许多人觉着，他这部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的力作激不起多大浪花，断难企及那部叫做《蜗居》的肥皂剧。”
对此，莫言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用《我们的荆轲》落幕时的台词，一切是好是坏，“我们历史上见”，巧妙地打发过。
“这个戏我最想表现的是人的成长和觉悟”
时代周报：你有不满意或不够充分表达剧本的地方吗？
莫言：还是有一些，但应该是我剧本的问题，跟导演和演员没关系。演员发挥得很好，把小人物演绎得很生动很形象，比如秦舞阳。我的本意是要表现荆轲成长的过程，人性觉醒的过程，他由一个一般的庸常之辈发展为理智的人的过程。目前从这个戏来看，这一点比较弱。但现在已经演到这个时候了，要改变一部戏也是不现实的。
时代周报：你怎么给这部戏定性，它是悲剧还是喜剧？
莫言：这部戏很难定性它是悲剧还是喜剧，本质上它是一出严肃的正剧。但正剧也未必板着脸说，悲剧也未必哭着脸说，也可以用幽默表现沉痛。戏剧应该是一步步紧张的，越往后越紧张，剑拔弩张、暗藏杀机。这个戏我最想表现的是人的成长和觉悟。
时代周报：你微博里说这部戏能让人看到笑，看到哭，我发现很少有人哭。
莫言：可能没有触发他们的心境。能看到哭，必须和戏中的人物荆轲有相同的心路历程。
时代周报：有观众说这出戏太狗血了，你怎样看待？
莫言：用狗血来形容是不太恰当的，现在大家都厌倦了拿腔作调一本正经的历史剧，应该来个颠覆吧，历史正剧也可以有另外的想法。实际上每一位小说家写历史都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和价值观来取舍、立意和铺陈的。
时代周报：荆轲刺秦的动机为什么演绎成为了成名？
莫言：这是关乎现实的。每个人实际上都在一个坛里面，身边的事跟戏里面的情形和戏中人应该能找到对应。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用小人物的手法来写英雄？或者说，在你的笔下没有英雄？
莫言：对，没有英雄，或者说最后荆轲接近于英雄，他觉醒了，他从一开始是个追名逐利的侠客，接着追问刺杀的本意所在，然后追问到人的存在，最后追问高人的存在。高人可以看做荆轲对美好人生的一个向往。他看透了人生，觉悟到了人生的目的何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何在。
时代周报：在剧中几乎感受不到荆轲的这种成长。
莫言：应该也还是有，演员没向这方面靠。因为戏是流水往前走，没有时间让观众思考，不像读剧本。我建议看一场的观众不要轻易褒贬，最好看两遍，或者能看一遍文本，看到剧作家深藏在文本后面的本意。当然作为一个戏，多解多意，也是这个戏宽厚的一个标志。
时代周报：有人说这是一出冰冷的戏，似乎没有一个足够温情的人物？
莫言：正是因为内核的冰冷，所以需要幽默喜剧的成分来调节，如果板着脸来演，哪还有什么看头？幽默的部分也是现代的，所以会把观众从遥远的古代拉到现代来，仿佛看一场我们生活当中的表演。我们当初讨论的时候也意识到，这样的方式会遭到一定的疑问：这种剧是不是应该严肃对待？这样会不会把荆轲悲壮的豪侠破坏掉了？我建议有这种想法的人最好再看一遍。
剧中的每个人都有温情。到了最后，荆轲和燕姬都表现出了温情，有两场最重要的他们的对手戏，两个人已经产生了感情。
时代周报：在剧中荆轲不由自主地喊出了“看客”这个词，这是不是对媒体或娱乐环境的隐喻？
莫言：这个我倒没想到，或许有一点点。每个人只要在外面都是演戏，到大学讲课，在公众场合处理事情，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发微博，都是给大家看的，都期待着别人的评价。我相信微博也未必完全表达作者的真实想法，有时候必须从众，在意网络的口水和唾沫。所以我看到很多以坦率著称的微博还是有很多的表演成分。人生就是这样，真正的无表演，就是回到家里，关上房门。谁能把真正的无表演做给别人看呢？
不愿再谈“茅奖”
时代周报：你1981年业余发表作品，到今年正好是30年。
莫言：对，弹指一挥间吧。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半业余，大部分的时间还不是写小说。30年后再写小说，难度更大，越写越难―自己写的作品越多，标志着你需要超越的东西越多，最后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对抗。每个作家都不愿意重复自己，每次写都是一场搏斗。写的过程中，很得意的一段，突然想到跟过去哪一部小说太像了，只能换掉再重写。
时代周报：对于获得今年的“茅奖”，你有什么要说？
莫言：我说过了要用10分钟忘掉这件事情，这都过去多少天了，没有必要说了。我在新闻会上说了，一个作家面对这种事情，要用10分钟忘掉它，10分钟忘不掉要用10天忘掉，如果10天还忘不掉，很有问题。
时代周报：那你如何看待“茅奖”引起的争议？
莫言：没有一个奖没有争议。有人说这些作品离读者的距离比较远，怎么说都是成立的，都是可以的。一个文学奖、一本小说、一个作家，一定没有统一的说法。包括莎士比亚这样的伟大作家，也有人认为他写得不好。《哈姆雷特》那么伟大，当初上演的时候也遭到了很多质疑；托尔斯泰那么睿智，对莎士比亚批评也非常严厉。
时代周报：你获奖无数，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奖？
莫言：哎，都忘掉了（叹气）。
时代周报：有人说《蛙》并不是你的代表作，《檀香刑》或《丰乳肥臀》更应该获“茅奖”。
莫言：我支持他们的判断，但不完全同意。我认为这三部作品各有千秋，比如《丰乳肥臀》的丰茂和繁复，《檀香刑》的凌厉和深情，《蛙》的人物独特和人物丰满，它们各有特点。《蛙》最重要的一点是，作家开始向内看，开始自我批判，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这是把自己当罪人来写的第一个事件。我之前的作品都在批判他人、批判社会，只是偶尔触及自己。
时代周报：有人说你从未成功塑造过知识分子的形象？
莫言：我写过一类知识分子，像《蛙》里的姑姑是个知识分子，蝌蚪也是个知识分子，《檀香刑》里的县令也是个知识分子，《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金童也是个知识分子。当然这些人物和大学里面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但并不是后者才是知识分子。
时代周报：也有很多人质疑你只写乡村故事？
莫言：《蛙》的后半部分，乡村不是变成都市了嘛。现在的乡村不是过去的乡村，现在的城市也不是过去的城市，我会去写我生命中的这块土地，会写中国的故事。
时代周报：那会不会和年轻人有距离？
莫言：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作家，让他们去写吧。
时代周报：你不打算占领年轻人的市场吗？
莫言：我没有市场观念。80后作家我都很有印象。《蛙》的会请了郭敬明，是出版社请的，出版社可能有吸引年轻的读者意图。我也很高兴和80后作家见见面聊聊天，他们的青春朝气、艺术创新的勇气、对现代生活的了解、对西方文化接受的无障碍、很好训练的写作基本功，都是我喜欢的。
时代周报：那你会朝这方面靠拢吗？
莫言：不会靠。我走我的路，他们走他们的路。我希望他们向我靠拢。
莫言小说蛙篇6
张乾飞是在网上知道“莫言可能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的。他是大众书局采购部经理，主要负责为这家书店采购文学、社科等类别以及进口书。那时候是9月下旬，一切还只是流言，但已经足够了。张乾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莫言图书的库存，并定下了南京书城和上海的正大广场店、美罗城店，开始做莫言相关图书展览，摆放在门店里显要位置推荐。
这是书店在没有确认时应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常规方案。“原来我想这就是个小小的噱头，如果他没得奖也让读者知道他是诺奖有力竞争者。”张乾飞让助手于磊联系出版社下单，挑了一些莫言的书。其中包括《蛙》、《丰乳肥臀》。《蛙》是莫言的新书，销量还不错，所以出版社没有库存。“我们当时认为村上春树也有可能，他的书我们也加了一些量。”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他当时的预料。10月12日上午，“人们看到莫言的书就买走。就是因为是莫言写的。《檀香刑》两天卖了200本，这还只是一个门店，9个门店就没法预计。”库存全部售罄，于磊再次向出版社补货，“补多少都有可能卖得掉”。
售罄的状态持续到15日。他们在书店收银台上摆着“预订”的告示。3天来，中国绝大部分的书店、网站都面临这一局面：他们一边觉得在“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这件事情上自己也无法预测销量，一边责怪出版社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曹元勇来说，这有点委屈。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和莫言认识已经有十多年了。在9月底，他知道了“莫言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这家出版社拥有莫言5部中短篇小说、11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权，“这几乎就是莫言已经出版的所有小说了。”
得知消息的时候，印厂里正在印刷莫言的这套全集，原计划是8万套，每本定价36元。计划是在2011年11月定下的，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为2012年上海书展制定的年度计划之一。但“因为封面设计都是手绘，因此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正式下印厂是在9月。”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按照原计划做，反正“无论得不得奖，书还是要印的”。但“我们同时也在做如果得诺贝尔奖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打算。比如封面得调整。以前我们在封面上印刷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但如果他真的获奖了，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预案我们也是做好的，随时可以改封面。”
这几乎是当时所有人的心态，包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版权中心主管毛升说：“我们拥有莫言现有的和即将出版的作品的版权，包括数字版权和延伸版权，包括翻拍电影、电视剧等。”他们在几个月前听公司的人说，莫言获奖的概率很大。但每年都有这样的预测，可能是信号，但更有可能是泡沫。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关注——准备于10月中旬发行的莫言新书《我们的荆轲》是更重要的事。
中国国庆节后，势头就不一样了。“我们加快了节奏，包括纸张，如果得奖，那么下印厂应该是多少；如果不得奖，下印厂应该是多少。”曹元勇和同事们开始通知印厂做准备。
石涛也做好了准备。他是京东图书音像采销副总裁。“十·一假期回来以后，公布的前两三天，先做了一个专题。”他说，“同时根据京东自己的系统中一个专题对销售拉动的测算对相关商品进行了补货。”在京东，莫言的书，销量不错的也就是一些1990年代后的长篇，一周能卖出几十本。但像《红高梁》这种已经基本卖不动了。从莫言被提名时，他们开始统计相关商品的销售情况、品种，库存；在宣布前一周，开始小量备货。
获奖前一天，中午11点左右，精典博维毛升他们开了一个会，讨论如果真的得奖了，应该怎么去应对。那天，莫言看完新书的样稿，挑出了一个小错误。
事情的发展超越这群“做书人”以前的经验。在10月11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曹元勇的预案中至少有一条立刻起了作用。“11日我们就做好了祝贺的海报。宣布的时候是7点，正好是他们的下午。”消息宣布后没过多久，印着中英文的祝贺海报就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展的现场。
石涛几乎马上就接到了刘强东的电话，告诉他要在京东的首页上放一个横幅。商城图书音像微博在7：03转发了获奖消息，7：05又了《莫言精品》套装京东热卖的内容，图书频道的专题、焦点图和横幅和两本电子书：《生死疲劳》和《檀香刑》也都上线了。
“我们从国庆节就开始加快莫言图书的数字版权的签约。”盛大文学CEO侯小强说，消息公布前一天，其下属网站云中书城里，《蛙》的电子版开始降价促销，从5.4元降到了0.99元。获奖公布后的一天里，下载量比平时增长了100倍以上。但淘宝网依然是最便宜的，这家网站提供《蛙》的限时免费下载。
购物搜索一淘网的价格监测显示，国庆节后，关于莫言作品的搜索量上升30至50倍以上。消息正式公布一小时时，“莫言”关键词的搜索热度上升幅度超过1000%。莫言作品的网购价格涨幅在10%—20%之间，以新书《蛙》为例，两周前它的平均价格是16.2元，12日，平均价格已经涨到了19元。
精典博维发行部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京东打来的：“得知莫言拿诺奖以后，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京东，当天晚上就打来了，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订了大概1万册。”第二天上午，亚马逊、当当、苏宁、国美开始订书，亚马逊和当当订的数量和京东差不多，苏宁和国美少一些，几千册。“平时的话，几家大的电商订货大概在两三千册，高一些的三五千册。”
莫言小说蛙篇7
关键词：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 魔幻现实主义 人性 文学创作的终极意义
一、文学分类：魔幻现实主义
用魔幻的内容表现现实生活的写作手法，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写作标准。情节怪诞、突显真实，在荒诞中呈现现实的真实面目，来得更加透彻与深入……
20世纪5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崛起于现代拉丁美洲文坛，随即在世界产生轰动效应，成为现代派文学重要流派。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诞生至今，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全方位的广泛影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整合现实主义文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多重经验，并融汇、吸纳美洲本土文学，将幻象与现实、神话与现实相互渗透，大胆借鉴象征、寓意、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派文学各种表现技巧、手法，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伴随以鲜明独异的地域色彩为特征。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体裁上以小说为主。这些作品大多以神奇、魔幻的手法表现现实生活。
“把神奇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使现实的政治社会变成了一种现代神话，既有离奇幻想的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面，人鬼难分，幻觉和现实相混”。[1]
二、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品读解
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因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百年孤独》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使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登上巅峰，成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
《百年孤独》以独树一帜的魔幻主义手法，通过描写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来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以及人性在其中的淋漓表现。全书近30万字，内容庞杂，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离奇，再加上神话故事、宗教典故、民间传说以及作家独创的从未来的角度来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地球是圆的，像橙子。”
“乌苏娜失去了耐心，‘如果你想发癫，你就自个儿发吧！’她嚷叫起来，‘别给孩子们的脑瓜里灌输吉卜赛人的胡思乱想。’霍・阿・布恩蒂亚一动不动，妻子气得把观象仪摔到地上，也没有吓倒他。他另做了一个观象仪，并且把村里的一些男人召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根据在场的人谁也不明白的理论，向他们证明说，如果一直往东航行，就能回到出发的地点。”[2]
《百年孤独》中的小镇马孔多在一百年中， 绕了一圈， 同样是没有起点， 也没有终点，从无到有， 又从有到无。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小说的主题展现的人性的孤独在时间的循环中得到全面解析――孤独意味着冷漠、消极、贫困、愚昧和落后，还有封闭的社会。针对拉美社会难以改变的怪异现状，作者表达了渴望孤独的拉丁美洲从此一去不复返， 代之以一个崭新、团结而富有朝气的拉丁美洲。
三、莫言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解构
在中国众多同时代及书写时代背景下人物不同命运的同类作家中，莫言以其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独树一帜，也因对人性的真实淋漓表述而获得非凡成功。
莫言最早的魔幻现实主义思想当然来自中国古代的魔幻巨著《聊灾志异》，当后来拉美文学中的魔幻主义作品传入中国时，莫言成为中国作家中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莫言自己毫不回避马尔克斯对他的影响和启示。他在陈述这种影响时说：
“《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与中国文学界见面后，面对巨著产生的惶恐和惶恐过后蠢蠢欲动， 是我的亲身感受，别人怎样我不知道， 蠢蠢欲动的自然成果就是使近两年的文学中出现了类似魔幻或魔幻的变奏。”[3]
莫言在早期的代表作《红高粱》系列里，整体上的魔幻现实主义构思充分展现，如同《百年孤独》一样，魔幻现实主义的架构一脉相承：“高密东北乡”，莫言的故乡，作品中悠久的历史、肥沃的土地、先人的传说也被糅合而成了一个神话的世界，让人的生活、人的命运在神话的氛围中展开。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4]
《红高粱》中，真实纯粹的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更多可以看到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背离的人性回归。在谈及《红高粱》时，莫言表述了对传统道德人性禁锢的痛恨：
“小说中奶奶和爷爷的‘野合’在当时是弥天的罪孽， 我之所以用不无赞美的笔调渲染了这次‘野合’ ， 并不是我在鼓吹这种方式， 而是基于我对封建主义的痛恨， 我觉得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的‘白昼宣淫’是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和报复， 极度的禁欲往往导致极度的， 这也是辩证法吧！ 。”[5]
大陆作家中，莫言是第一个以如此大尺度、大规模描写“”的当代作家。当然这种是以出离的魔幻方式呈现。《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拥有成人的身躯、婴儿的思想；上官领弟接受鸟儿韩的帮助，却又身中邪气，居然变幻成能洞悉过去与未来的鸟仙；张天赐具有引领死人回乡的本领；国营农场里的养鸡场场长龙姑娘是狐狸精变的。这些人物渗透到现实中去，给现实造成一种魔幻神秘的氛围。作者还赐予所有的事物以魔幻般的生命，沙月亮身上的那块皮肉被削了下来：“那块皮肉很快地从伤口上跳下来，往草丛里钻。”[6]女军医将受伤的马排长眼球摘下随手一扔，“那只眼球在泥土上噜噜转动着，最后定住，仇视地盯着我们”。[6]
《檀香刑》写作风格集中地体现了魔幻式语言和狂欢化叙事的调子：钱丁的本相是白虎、赵甲的本相是豹子、袁世凯的本相是一只大老鳖；魔幻现实主义的描述手法让故事情节更加离奇曲折，让真实人性更加生动感人。《檀香刑》尤其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赵甲这一集恶魔、人渣、杀人机器于一体的刽子手形象――他充分展示出那个黑暗社会的罪恶，表现出深刻的人性异化主题。赵甲杀人前双手会变成火炭一样通红，以致浸入水中会冒出蒸汽……
“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凉气，隔老远就能感觉到。刚住了半年的那间朝阳的房子，让他冻成了一座坟墓，阴森森的，连猫都不敢进去抓耗子……”[7]
《生死疲劳》中，套用了佛教里的六道轮回的故事，地主西门闹一生勤勉、待人宽厚，靠智慧与勤劳致富，但是却因为是地主而被枪毙。在不断地向阎王控诉后，阎王让他转世六道：变驴、变牛、变猪、变狗、变猴、又变人……最后终究让他认识到人性中循环往复的丑恶与扭曲，而人性中的真善、道义一面在扭曲压抑人性的荒唐时代终究归于湮灭。《生死疲劳》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完成了对中国20世纪半个世纪土地问题和农民命运的一次重新讲述，并创造出了中国人人性经验中的文学史诗性篇章。
“冤枉！”
“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8]
诺贝尔文学评审委员对莫言的评价是：以魔幻现实主义融合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这一点在其后期的代表作《蛙》中全方位展现。《蛙》同样表现了魔幻主义在现实社会的反讽投影。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的姑姑的故事，姑姑起初是接生，抗击封建社会遗留的接生婆给产妇造成的伤害，迎接每个生命的到来，而后是计划生育，迫使生命夭折。这两个事业呈现极其怪诞的魔幻主义效果。晚年，反省的姑姑通过泥塑送子而救赎，最终正视生命的高度、体味生命的价值。《蛙》以魔幻色彩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成就了莫言近年的写作巅峰。《蛙》中“姑姑”对“我”说过一段话：
“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这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人类是由蛙进化来的，那种人由猿进化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9]
四、结论
作为华文作家的代表人物，莫言的获奖有着深刻的内外因的结合。外因自然是整个华语文化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在多年偏离世界主流发展方向回归后，历经三十年的文化创造积累获得了世界认同；而内因我们应当明晰地看到，正是莫言先生作品中对人性这一亘古不变的真性情的执著追寻获得了诺贝尔评委们的一致认同，这次获奖实至名归，不应有任何杂音。
参考文献
[1] 阿莱霍・卡彭铁尔.卡彭铁尔作品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2]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北京：北京新经典文化出版社，2011.
[3] 张卫中.论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1）.
[4] 莫言.红高粱[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5] 李国.欲望化的历史叙事――莫言小说创作的三向维度[J].中国学术期刊，2010，6.
[6] 莫言.莫言精品集・丰乳肥臀[M].上海：作家出版社，2006.
[7] 莫言.莫言精品集・檀香刑[M].上海：作家出版社，2006.
[8] 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作家出版社，2006.
莫言小说蛙篇8
一、活用教材，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要想学生“主动求知”，教师要为学生创造“主动求知”的情境，给学生创造一个合适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有效学习。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是巧设疑问，以悬念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将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并内化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去。
在教学《狐狸和乌鸦》一文时，我首先和学生一起回忆一年级学的《乌鸦喝水》一课，聪明的乌鸦的形象在学生的心中又活起来了。接着引入本课：“今天又有一只乌鸦来到了我们的课堂。这是一只怎样的乌鸦呢？让我们快点来认识它吧。”一下子就把学生的兴趣激发出来了。
小学语文教材文质兼美，有的课文文笔清新；有的课文情深意长；有的课文想象力丰富。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这些课文可以通过朗读、质疑、游戏等手段来创设情境；通过一定的情感调控，架起学生与文本之间的情感桥梁，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教师应认真挖掘语文教材中能诱导学生学习兴趣的因素，在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需要而灵活运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活用教学方法，让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教学活动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手段，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协同完成任务。比如音乐熏陶、画面再现、角色扮演等等。教师可经常引导学生说一说、读一读，遇到不懂的问题动手画一画、动脑想一想，或者在小组内议一议、说一说。这样，多种感官参与教学，课堂才会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莫高窟》一文介绍了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那精美的彩塑壁画。但学生对莫高窟了解得很少，彩塑的神态各异、壁画的精妙绝伦，若仅仅透过语言文字，学生就很难感受到其艺术魅力，就很难产生学习热情。针对这一问题，我从网上搜集了有关莫高窟的图片、资料，并制作了课件。课堂上，当我和学生们谈论到这里的彩塑时，就提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谁能根据课文介绍，结合自己的想象，把那些彩塑的神情给大家演一演？”顿时，学生个个高举着小手，那样子是要把手伸到我的面前呢！学生们积极投入的表演，声情并茂的朗读，不仅使课堂气氛异常活跃，而且大家对神态各异的彩塑有了深刻的认识。
三、标新立异，放飞心灵，展现自我
在语文课堂上，要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关键是要让学生在课堂上独立思考，使学生敢想、敢说，不受拘束地去探究、思考，让学生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去“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学生在无拘无束的辩论中，思维能够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给课堂教学注入生机。
教学《荷叶圆圆》一课时，为了引导学生感悟第四段中所描写的小青蛙对荷叶的喜爱、感激之情，我让学生想象：如果没有了荷叶，小青蛙会怎样呢？这时，一些平日里害怕回答问题的同学也把小手高高地举起来了。一种成就感涌上我的心头，微笑荡漾在我的脸上。有的学生说：“如果没有荷叶，小青蛙就没有唱歌台了。”有的说：“如果没有荷叶，小青蛙会失去快乐。”还有的说：“如果没有荷叶，小青蛙会很伤心，那它就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就不会唱歌了。”
按照备课思路，我该马上总结，并引导学生用感激、高兴的语气去朗读这一段。可这时，我班洪吉却高举起小手，并郑重其事地说：“老师，我不是这样认为的！”“那请你说说自己的看法吧。”洪吉说：“没有了荷叶，小青蛙可以把草地、石头当唱歌台呀！”
莫言小说蛙篇9
莫言，1955年2月17日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原名管谟业，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以一系列充满“怀乡”以及“怨乡”等复杂情感的乡土作品崛起，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8月，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理由是：“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
【名人评价】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评价莫言说：“莫言非常会讲故事，太会讲故事了。他的小说都很长，除了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莫言小说九段》。”“我感觉他写得太多了，他的书如果只有现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他还曾亲自对莫言说：“你的小说太长了，你写得太多了。”莫言幽默地回答：“我知道，但是因为我非常会讲故事，只要开始了就讲不完。”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认为，莫言是中国作家中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教授霍尔德·戈德布拉特曾将莫言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他还将莫言与狄更斯相提并论，说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很宏大、大胆、风格华丽、神奇、有力，而且都传递了道德信息。
阎连科：这是对中国文学30年大发展的肯定，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实至名归，这表明了中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的提升。这个奖项对莫言来说是公正的，他的作品多，并且优秀，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何向阳：莫言创造力旺盛，想象力丰富，每部作品都不重复，具有探索精神，是不断挑战自我的作家。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再到《蛙》，莫言一步步走来，他一直在写故乡的亲人。他的作品始终贴近土地，他是一个忠诚于故乡和文字的作家。
张 宇：莫言获奖是众望所归。像王蒙、莫言、余华、阎连科这些作家，不管哪一个获奖都不会让人吃惊，他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韩少功：这是中国大陆作家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肯定，是一个好的起点，也鼓励了众多中国作家，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学的善意表达。当然，也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学越来越有力量，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中国文学要想进一步得到世界的认可，还需要好的翻译，只有好的翻译越来越多，才能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认可中国文学。
苏 童：莫言获奖是中国作家的成功，也是文学、文本以及他个人文学特质的成功。诺贝尔奖的评委都是专家，以前总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带有政治性，我看未必是这样，这次莫言就是以纯文学性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书完全可以跟大师的作品平起平坐。
【相关故事】
1.酷爱阅读。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12岁时读小学五年级，因“”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闲暇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书可读时甚至读《新华字典》。
2.书架上只剩经典。谈到阅读，莫言说，现在的书太多了，但是他基本只读经典。“我这两年一直在书房里做减法，每年会清理一批书送给一些学校，现在书架上就剩100多本书了，都是经典。比如，中国几部古典小说，鲁迅、托尔斯泰的作品。我觉得有这些书就足够了，因为每次拿起一本书来，还没有读一半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等下一次拿起来，又把前面的内容忘掉了。我觉得越是经典的书越耐得住重读。”
3.孤独是一种财富。莫言在很多地方重复过一句话：“海明威曾经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创作的摇篮’。”莫言常说，饥饿与孤独是他创作的财富，其实莫言童年时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饿得面黄肌瘦、被生活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最后饿成作家，特别是像莫言这样有名作家的，屈指可数。他的不幸，也是他的财富。
4.面向苍生，背对文坛。莫言曾说：“背对文坛是我对自己精神上的提醒。不要被文坛的名和利控制了自己、左右了自己。应该知道作家最神圣的东西是什么，作家应该追求的是什么，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并不代表一种行为。”
5.写作源于生活。《蛙》是莫言的代表作，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60年的生育史，又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中“姑姑”的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莫言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6.媒体上很少露面。2011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出来后，其他获奖者在接受采访时，莫言正悄悄地待在山东高密老家的村子里，记者几乎找不到他。他说自己不是低调，也不是不看重茅盾文学奖，只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作家来说，写作是最难的，但也是不可控的，写完了之后读者买不买，能不能得奖，就不是作家能决定的了。”
7.谦虚。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但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这样谦虚。莫言曾说：“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儿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的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8.获奖不能代表什么，将会继续努力创作。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表示，“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被世界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相关链接一】
莫言获诺贝尔奖引发三大思考
孙丽萍
以书写山东高密乡村形成鲜明文学风格的中国著名作家莫言，于2012年10月11日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次标志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主流社会视野的重大文化事件，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融入世界以许多启示和思索。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拥有包括莫言在内的不少世界一流作家，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交流还是存在不小的障碍。莫言此次获得最受关注的世界文学奖项是一次奇迹般的突破，但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向世界依然任重道远，作品必须善于触动灵魂、书写人性、摒弃浮躁、关注现实，还要通过翻译努力跨越文字和文化的围墙。
中国文学应该关注现实，书写灵魂
长期居于世界文坛一隅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为世界做出贡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赞扬莫言的文学作品发人深省，并评论说，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
许多评论指出，莫言在《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中，以乡土中国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充满生命张力、寓言式的而又充满深厚历史感的世界。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说，莫言诡谲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令人赞叹。他更以持续30年的丰盛的文学创作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
莫言的想象力从来不脱离现实：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通过一个乡村妇科医生来反思计划生育、代孕生子等社会问题；《檀香刑》则通过描写暴力、酷刑和苦难，警醒世人抑制贪欲和邪恶的人性。
莫言不回避黑暗和丑恶，他通过写作来解剖人类灵魂，认为“只有跟恶和平共处，善和美才可以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莫言还曾多次表示“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在巴金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文学评论家周立民看来，“莫言的贡献在于，他从《红高粱》开始，就在寻求讲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方式。他始终没有从当代中国的现实中退场。”而缺乏对现实的关注，正是不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软肋。
拒绝浮躁的写作态度
今年57岁的莫言小学辍学，1981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踏上文坛。30年来他的写作态度始终如一：摒弃浮躁世界诱惑，潜心文学创作。
与莫言相识20多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形容，无论是当年初登文坛的腼腆少年，还是后来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莫言“始终低调，窝在山东老家的乡村里写作”。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对于微博，莫言直言，“我经常在睡不着觉时，闭上眼睛想象：此刻的空中有数以万计的短信、微博，在不断地覆盖。上亿人都在写微博，将来谁的微博能够留下来？绝大多数微博都是写作者自娱自乐、自我膨胀的产物。”
与一些作家热衷于网络曝光率、关注度和点击率相比，莫言始终保持着一个写作者的本色和对文学的虔诚。
中国文学需要翻过“翻译围墙”
程永新指出，莫言获得诺奖，将大大鼓舞与刺激中国作家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回顾历史，鲁迅、沈从文都曾经离诺奖很近。但不可回避，“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汉语的特质，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中国文学与世界的交流还是存在不小的障碍”。
事实上，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作家，在世界上也享有广泛声誉。王安忆、王蒙、北岛、欧阳江河、苏童、余华、格非、贾平凹等众多作家正在让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前行。
“中国文学一直在进步。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要说不足，我们缺少强大的哲学背景，还缺少一点宗教情怀。”程永新说。
但唯一令人忧虑的是翻译会成为阻隔中国文学和世界联系的围墙。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认为，莫言此次获奖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他笔下的乡土中国吸引西方文学界和读者。二是因为莫言的作品已经被大量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不仅仅是英语，还包括很多小语种，在西方的传播比较广。
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地瑞典来说，莫言就有三部代表作被西方汉学家陈安娜翻译出版，分别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中国当代虽然有许多像莫言一样的优秀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往往很少被以精妙的翻译传播给世界各国的读者。”
史领空期待，随着莫言的获奖，世界将把目光到更多的中国当代作家身上。这也会激励更多外国翻译者、作者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这对于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意义非凡。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出版界、文化界等方方面面也应该增强文化交流意识，推动更多中国优秀当代文学作品走向西方读者、走向世界。
（选自2012年10月12日《新华日报》）
【相关链接二】
莫言 ——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桔 梗
由于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莫言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的影响。幼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成为莫言荒诞小说的材料。如《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莫言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想象是其最大特色。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曾说：“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莫言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强悍的民风与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振聋发聩。冯牧文学奖评委曾评价说，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莫言的《蛙》则折射出中华民族在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一位乡村妇产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为线索，重点回顾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刻变化与影响，以多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
莫言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影响较大，在国际上也已享有盛誉。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对其评价称：“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莫言小说蛙篇10
关键词：莫言；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5―0093―06
乍一看，孟加拉语作家泰戈尔是以自译诗歌集《吉檀迦利》和《园丁集》等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而汉语作家莫言主要是以《生死疲劳》和《酒国》等长篇小说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人的创作背景和涉猎领域差异显著，因此，围绕他们进行比较似乎有些违背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原则，但是，当我们仔细打量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们头上分别划出的“美丽光环”时，可比性便呼之欲出。如果将莫言与泰戈尔获奖的历史现象各自视为一种数学的集合的话，那么，采用某种程序便可将这两个集合之间的交集与差集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译者翻译与作者自译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至今，已经颁给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优秀作者。在对各国所推荐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作品进行审读、评价的过程中，翻译无疑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具体到莫言与泰戈尔获奖的事例上，翻译当然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不同的是，以汉语写作的莫言靠着国外众多优秀译者的帮助，最终走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而以孟加拉语为主、以英语为辅进行创作的泰戈尔却完全是凭借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等英语诗集而获得诺奖的青睐。印度已故著名学者S.K.达斯认为，泰戈尔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一位翻译自己的作品以使其抵达更大范围读者的大作家”。因此，译作成为莫言与泰戈尔获奖的基本前提之一，但译者翻译与作者自译却是他们之间十分有趣的差异。
众所周知，由于译者们辛勤的努力，莫言已成为在西方最为著名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迄今为止，莫言的作品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优秀的译本出版，美国、瑞典、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尤为突出，译者们为他走上诺贝尔文学奖的“红地毯”铺平了道路。由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绝大多数不懂中文，没有译本在手，他们就无从评判中文作品的水平。外国译者们为莫言架起了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桥梁。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先后翻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这三部作品。“多亏这些翻译家，莫言成了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位作家，决定性地帮助莫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总之，我们从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得到的启示，主要就这么两条：一是要把作品写好，二是要把作品翻译好。”
莫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译性，这是因其代表作多为小说的缘故。相比泰戈尔的孟加拉语诗歌翻译而言，莫言小说的翻译难度要小一些，这是因为，诗歌的跨语际翻译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创作行为。
毋庸置疑，作为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的强势语言，英语在泰戈尔获奖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以英语翻译的形式为表现的。泰戈尔曾经回忆道，他用英语翻译的那些诗歌使自己在西方引人注目。他说：“直到五十岁，我未用英语写过东西，是否很好地懂得英语，心中也无数，那时我主要用母语写作……那些翻译的书成了我访问西方世界的资本。命运使我逐渐在印度以外的世界获得了地位，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
1912年5月，泰戈尔到达伦敦后，便给他的英国友人威廉・罗森斯坦看了一些自己的译诗。罗森斯坦认为，泰戈尔的诗非常神秘但又新颖别致。他把泰戈尔的诗歌给朋友安德鲁・布拉德雷看时，后者也有同感。罗森斯坦向英国的印度学会建议，它应为自己的成员泰戈尔出版诗选。叶芝同意为之作序。可以说，他为西方世界“发现”泰戈尔助了一臂之力。于是，泰戈尔自译的《吉檀迦利》第一版于1912年11月问世了，所有英国报纸都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欢迎，这使泰戈尔立即蜚声于西方世界。这为他竞争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这从瑞典文学院的评语便可看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是一部宗教颂诗集……这部作品已完全地、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虽然作者本人就文化教养和创作实践而言，是印度本民族语言的诗人，但他却给他的诗披上了新装（英语），而这新装在形式与灵感的独立性上都同样完美。由于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这使英国、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中那些对贵族文学抱有兴趣并予以重视的人士都能接受和理解他的诗作。”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翻译在莫言和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手段都无法替代的。这也是中国的一位汉语作家和印度的一位孟加拉语作家走向西方强势话语圈必须迈出的一步。从目前来看，由于多方面因素，莫言作品的各种外语译本还有逐渐衍生的趋势，而泰戈尔作品的各种外语译本（包括汉语译本）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对于这种现象的历史梳理和学理分析，也将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比较研究。
二、民族传统与世界意识
对于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别是东方作家来说，其作品所体现的民族特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结合是他们获得诺奖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这里的“民族性”可以代指本国传统文学和辞文化、民族精神等，“世界性”可以表示现代意识和外国文学精华等内容。也就是说，古往今来一切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东西南北所有国家高尚的精神文化，都是一位伟大作家走向世界的必要而珍贵的营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意识恰到好处的融合，在莫言和泰戈尔那里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这样评价莫言融合民族因素与世界元素的创作实践：“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他（莫言）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的确如此，莫言的很多作品如《透明的胡萝卜》等体现了极为先锋的探索意识，但其《丰乳肥臀》极为明显地体现了福克纳乡土色彩浓厚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的影响，《生死疲劳》则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民间叙事传统、马尔克斯式魔幻笔法和印度佛教轮回观有机地融为一体，而《檀香刑》的创作则体现出作者本人的敏锐或日新的困惑：“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得还不够到位。”《檀香刑》采用了“凤头一猪肚～豹尾”的叙述结构，融入民间说唱艺术的元素，令人耳目一新。莫言的《生死疲劳》和《蛙》等小说也坚持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创作方针。这说明，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创作方针显然已成为他的不变方向。
2012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莫言获奖，理由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等东西方不同元素融合在一起。这充分说明了莫言与马尔克斯的紧密联系。《蛙》和《生死疲劳》等作品体现的魔幻现实主义痕迹非常明显，这体现了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对莫言的深刻影响。莫言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称为“新时期的文学经典”。莫言在2009年出版的《蛙》中借主人公蝌蚪的口表明了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微妙影响，他写道：“这是草稿，姑姑，定稿时我会把人名全部换成外国人名……连高密东北乡，也要换成马孔多小镇。”更为令人惊异的是，号称“大踏步撤退”之作并被誉为“真正民族化小说”的《檀香刑》的开头即是对《百年孤独》开头的模仿：“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
再看看泰戈尔。诺贝尔颁奖辞对泰戈尔在文学创作中融合东西文化精华的努力以这样的话间接地进行了肯定：“为了实现他终身的梦想，泰戈尔努力用各种知识武装自己，他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非常熟悉，通过在国外的旅行和赴伦敦求学深造，他的学识得到了扩充，深厚的阅历使他变得更加成熟。”当然，颁奖辞也肯定了泰戈尔对传统文化的深切皈依：“泰戈尔仔细研读过吠陀颂歌、《奥义书》以及佛陀本人的言论，他从中发现了那些在他看来是无可辩驳的真理”。
正如印度学者所言：“他（泰戈尔）是印度诗人中最有印度特色的一位，也是最有世界意识的诗人……泰戈尔是一位博览群书者，他对人类一切蕴涵永恒价值的东西都保持着强烈的兴趣。”这种将民族因素与世界元素进行完美结合的创作姿态在获奖的《吉檀迦利》中也有所体现。就《吉檀迦利》的民族性而言，它所表现的神人合一亦即梵我合一理念，来源于孟加拉语文学中历史悠久的毗湿奴派诗歌传统。有的学者指出：“由于具有真正的人情味，泰戈尔的虔诚诗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可以视为印度虔诚诗歌的完美境界。”还有学者认为：“泰戈尔接受了毗湿奴派的泛爱观和西方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泰戈尔的宗教观，就是以这种无限虔诚的‘爱’作为其心目中的神与人沟通的纽带，从而去追求‘神人合一’真谛的。”例如，在常被人评说的《吉檀迦利》第35首诗中，泰戈尔超越了宗教献歌的主题，升华为对祖国和世界的理想憧憬。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窥见泰戈尔浓厚的人道主义意识和博大的世界主义胸怀。
综上所述，莫言和泰戈尔都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创作方针，这使他们的作品既带有浓烈的东方特色，又具有或浓或淡的世界色彩。不同的是，在莫言这里，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人不仅影响了他的素材选择和语言运用，也塑造了他独具特色的创作理念；在泰戈尔那里，东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存在，但未达到如此深刻而全面的程度。这个问题当然值得深入探究。
三、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
中国作家王蒙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影响最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奖，它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有北欧的大致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有一批年老的、相当认真地从事着评奖事业的专家，有相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同时也因其不足与缺陷而不断受到质疑与批评指责。”如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相联系，此处所谓“不足与缺陷”在很多时候便与意识形态、身份政治等脱不了干系。自我标榜不涉政治的诺贝尔文学奖遭遇的这种尴尬，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金无足赤”。客观地看，在决定授予莫言和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瑞典的评委们仍旧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的干扰，他们的这种集体无意识自然反映在两份相隔99年、内容完全不同的颁奖辞中。
先看看瑞典的颁奖辞评价莫言的情形。颁奖辞开头便说：“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这种锋芒毕露的褒奖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评委们对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莫言的政治“关怀”。接下来，颁奖辞出现了中国与西方都非常熟悉、但听起来双方感觉似乎不同的几个关键词如“”和“共产主义”等。例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在时代出现的标准化城乡、市民，莫言的主人公可以把整个（时代）的角色和性格非常好地体现出来，也实现了他们当年生存的展现，即使有一些共产主义的宣传，莫言还是把这种故事通过自己夸张的方式讲述出来，这里面有一些讲述，还有来自于自己对民谣的记载，甚至有一点点衍生，这些东西一直是过去50多年他的生存环境。”这段话似乎还带有另外一层涵义，那便是，在莫言作品中可以发现“红色中国”神秘隐晦甚或恐怖诡异之处。至此，不难嗅出颁奖辞中散发出的一丝东方主义气息。当然，莫言小说中的某些夸张叙述或许也是导致西方的文化误读的主要原因，备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称赞的《生死疲劳》中便有很多夸张的艺术表达。
当然，如果对莫言作品进行仔细阅读和全面分析就会发现，他的历史反思并非是迎合西方的阅读胃口，而这一点倒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没有或不愿提及的。例如，颁奖辞提到莫言两部小说即《酒国》和《蛙》，以表达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比“关切”。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莫言在反思人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的某些偏激行为时，也对此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小说中的这些话可以有效地回答西方对中国政府的质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小说中母亲的话揭示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笼前的特殊历史背景。莫言的《蛙》不是简单的“杂耍”，而是含义深邃。“莫言在面对上述种种历史纠结处的无奈时，他表现出了极为冷静与全面、公正而客观的态度。他没有感情用事，简单地采取赞成或反对、歌颂或批判的立场，而是显示出了他深刻而独到的思考，从而使他的创作具有了超越于凡俗的见解与辩证的眼光。而这些，都使得《蛙》在触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题材――计划生育这个领域时，具有了其他作家作品所无法企及的智慧、准确与真实。”但是，很显然，某些西方读者与诺贝尔评委会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考察《蛙》中的“智慧、准确与真实”，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但也不难破解。
再看看殖民时期的诺贝尔文学奖如何以文化误读加身份政治的方式接纳泰戈尔这位来自当时人称“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的东方作家。不可否认的是，泰戈尔的获奖与西方人的身份认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了过去乃至今日处于文化强势的权力话语，它在对待殖民时期的东方作家时不可能完全放弃文化帝国主义视角和殖民心态。瑞典文学院对泰戈尔自译诗集《吉檀迦利》等的获奖评语是：“表彰他那含义深远、清新而美丽的诗歌。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运用自己的英语辞汇，使他诗意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这种评价是对泰戈尔自译的明确肯定和高度赞赏，当然，敏感者不难嗅出其中蕴含的语言文化霸权和殖民政治意味。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女王于1858年直接掌握了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的控制权。印度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此后，“英属印度”无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还是文化地理概念，都已经深入英国人乃至一部分欧洲人的心目中。1912年，泰戈尔的英文诗集《吉檀迦利》在伦敦出版后，英国人T.S.摩尔向瑞典文学院寄出了推荐泰戈尔角逐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信函。此前颁发的12届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只有鲁德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1907年获奖。“日不落帝国”傲慢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摩尔视泰戈尔诗集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并举荐之，瑞典文学院则视其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而属意之，应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1913年的诺贝尔颁奖辞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学院认为，我们毫无理由因为这位诗人（指泰戈尔）在欧洲的知名度相对不高而有所犹豫，他的名字在欧洲尚未尽人皆知，乃是由于他的家乡远离欧洲之故。在本奖金创始人立下的遗嘱中有这么一段话：‘在决定颁发该奖的过程中，不应该顾虑任何候选人的国籍，这是本人明确的希望和意愿。’由此看来，这种犹豫就更无理由了。”事实上，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恰恰体现了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在做出重要决定前的某些“犹豫”。对当时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来说，要把一项西方的奖项授予泰戈尔，确实有些为难。尽管设立此奖的诺贝尔本人曾经要求不考虑任何候选人的国籍问题，但要20世纪初的诺贝尔奖评委们抛却成见，平等对待世界上所有种族和肤色的作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授予泰戈尔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玩弄身份政治的一种“精彩表演”。尽管如此，这种围绕文学评价而进行的身份政治游戏丝毫不能减损泰戈尔作品的魅力和价值。
如此说来，泰戈尔真是家国不幸诗家“幸”。作为英王治下“英属印度”的一介臣民，泰戈尔无形中成功地担起了为印度也为大英帝国争取殊荣的特殊使命。且看1913年诺贝尔颁奖辞的这番叙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即《颂歌集》，1912）是一部宗教的颂诗集，这部作品使评委们尤为关注。自去年开始，这部作品已完全地、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现在，各方面的赞美纷至沓来，这些赞誉并非是由于读到他的孟加拉语诗歌，也不是由于任何宗教派别的信仰，或是文学流派的偏好，或是任何党派的目的，而是由于他是英语诗歌艺术一位新的、令人钦佩的宗师；这种诗歌艺术至少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就始终伴随着英国人的文明而遍及天涯海角。”结合前面的分析来看，这些表述中蕴含的殖民主义意味的确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