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方法及作用十篇

论证方法及作用篇1

2、道理论证：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证明论点，使论证更概括更深入。

3、比喻论证：通过比喻进行证明，使论证生动形象、浅显易懂。

4、对比论证：对比论证的作用就是突出强调。

论证方法及作用篇2

一、分解法庭辩论的内在涵义

辩论权利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之一，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总则”和“开庭审理”章节都有明确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当中主要体现在总则部分。《行政诉讼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由此可见，法庭辩论是行政案件庭审的必经程序。审判实践中出现的“行政案件不存在辩论程序”或者“行政案件不需要辩论程序”的提法是不确切的。 所谓分解法庭辩论，就是指在肯定法庭辩论为必经程序的前提下，在庭审过程中不单独设立辩论阶段，将辩论内容肢解，分散体现在事实认定、行政程序和适用规范性文件问题的质辩过程当中，以充分展示质辩混合的审理特点，彻底揭示案件争点和争点中的焦点，避免重复辩论，最大限度地发挥庭审应有的功效。

二、分解法庭辩论的可行性

《行政诉讼法》是我国三大诉讼法当中唯一对庭审程序包括辩论程序未作明确规定的程序法。《行政诉讼法》第43条至第53条规定了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合议制度以及庭审前的准备工作等，第54条规定了不同的判决方式，中间关于开庭审理程序立法空白。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但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或“必须”，是“参照”而不是“依据”或“依照”，由此可见，该解释的规定一定程度上隐含了行政案件庭审程序包括辩论程序的不确定性和有限度的自由拓展空间。况且《民事诉讼法》第12章第3节的规定以及第127条的规定是否意味着“民事案件法庭审理过程中必须单独设立辩论程序”、“法庭调查必须前置于法庭辩论”，其本身值得商榷。

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相关司法解释不仅对分解法庭辩论未作禁止性规定，而且根据条款理解，事实上赋予了合议庭在此问题上的有限度的自由拓展空间。分解法庭辩论从法律角度是可行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当前我省行政审判实践中主要参照的省高院《行政案件审判操作规程》的规定中得到印证。省高院《行政案件审判操作规程》全文没有引用“法庭辩论”的概念，但在不同审理阶段规定了“事实证据的举证、质证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可以进行辩论；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质证、辩论；行政程序问题进行质证、辩论”，实际上隐含了不再单独设立法庭辩论、法庭辩论内容分解的框架。虽然该《规程》同时又要求在当事人最后陈述之前要“逐一询问当事人对案件处理有无新的意见”，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法庭辩论有质的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行政审判方式改革中的一种中和性规定，至多只能是补充辩论性质的内容，而不能成其为独立辩论阶段。

从诉讼原理上来讲，分解法庭辩论不仅不会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而且能够使当事人或其人更加清晰自己的辩论思路，更加充分发表自己的辩论观点，更加有可能展示自己的辩论技巧。

三、分解法庭辩论的必然性

行政案件当中的法庭辩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对单项事实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展开辩论；2、对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是否足以认定行政事实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行政事实展开辩论；3、对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展开辩论；4、对被告适用规范性文件是否准确展开辩论；5、对被告提供的证明其已经履行相关程序的单项程序证据“三性”及证明力展开辩论；6、对被告行政程序是否合法展开辩论；7、对被诉行政行为依法应予撤销或维持等展开辩论。当然，法庭辩论还应包括个案当中的受案争议、起诉期限争议、处罚公正性争议等等。

对法庭辩论的内容问题，首先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对单项事实证据和程序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力、对规范性文件效力的质辩是否属于法庭辩论内容？笔者认为是肯定的。对事实证据、程序证据的证明“三性”及证明力、对规范性文件效力的质辩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质”，二是“辩论”。质辩双方首先可以通过对质方式确认证据的形式状态、取得方式、待证事实等，然后提出对证据是否符合证据“三性”及证明力大小问题的看法并充分发表自己的理由。在当事人提出看法并加以解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争论。因此，证据质辩既是事实调查的过程，又是认定事实问题和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法庭辩论过程，是调查和辩论的混合过程。审判实践过程中，有些人将证据质辩理解为“对质辩认”或“对质辩解”，在证据质辩时，只要求当事人陈述“有无异议”、“哪些异议”，不许可当事人解析理由，不许可质辩双方展开辩论，这是对证据质辩的曲解，是人为割裂调查、辩论的做法。然而，证据质辩过程中，调查内容和辩论内容是不可能人为厘清的。

对法庭辩论的内容问题，其次需要明确的是，原告的诉词和被告的答辩是否属于法庭辩论的内容？笔者认为也应当是。一方面，原、被告在诉辩阶段，对被诉行政行为事实证据是否充分、适用规范性文件是否准确、行政程序是否合法提出自己的主要观点，这本身就包含事实问题辩论和适用法律问题辩论的内容。另一方面，原告提出诉讼请求，是原告展开辩论的开端，是原告作为“正方”立论的诉讼环节。反之，被告提出答辩请求，是被告作为“反方”反驳原告观点并同时确立辩点的诉讼环节。在之后的各审理环节，双方对事实认定、适用规范性文件和行政程序问题的质辩过程，就是双方以充分的论据来论证各自论点、抗辩对方论点的辩论过程，至最后陈述结束辩词。这样，才能解释法庭辩论的逻辑结构和庭审架构的内在缜密性质。 由此可见，法庭辩论从当事人双方的诉辩开始，至最后陈述结束，贯穿于庭审的各个环节。单独设立辩论阶段，从理论上是无法解释法庭辩论的逻辑性和庭审架构的。从审判实践来看，单独设立辩论阶段，就必然要将所有辩论内容包括对诉讼请求的辩驳、对证据的辩驳等，一揽子纳入法庭辩论当中。只有这样，才能称其为调查和辩论完全分离，但是这样必然导致当事人在证据质证时只能作出“有或没有异议”的机械陈述，这当然是极其荒谬的。法庭辩论不仅应当分解而且事实上已经分解。

四、分解法庭辩论的可塑性

我省行政审判实践中主要参照的省高院《行政案件审判操作规程》的规定，体现了庭审的调查与辩论混合特点及不单独设立法庭辩论、辩论内容分解于各庭审环节的精神。主要体现在：1、《规程》全文没有引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概念；2、没有单独设立调查阶段和辩论阶段；3、对事实证据、适用规范性文件、行政程序问题当事人可以分别进行质证辩论。《规程》规定的庭审架构总体科学合理，是我省行政审判实践中必须参照执行的，但有几处内容笔者认为仍值得商榷。

其一，《规程》第35条规定了原告、第三人可以对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进行质证、辩论。笔者认为，事实证据的质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单项事实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问题的质辩；另一方面是对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能否足以证明行政事实或者说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是否充分、确凿问题的质辩。因此，在事实证据质辩阶段，庭审中应适当提示当事人双方就后一方面的内容展开充分辩论，《规程》当中亦应当作出明示。尤其是在根据不同案件情况，举证、质证采取逐一举证、一证一质的情况下，如果不予适当提示，当事人就会自然按照法庭设置的庭审架构局限于单项证据的“三性”和证明力问题进行质辩，而在此后的审理环节，由于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就没有合适的环节就上述后一方面的问题充分发表质辩观点。

从《规程》关于适用规范性文件问题和行政程序问题质辩的规定来看，对适用规范性文件是否准确、行政程序是否合法，《规程》规定当事人可以展开质辩，那么与此相对应，事实认定质辩问题亦应作出明示，而不应笼统地提示为事实证据的质辩。

论证方法及作用篇3

【关键词】鉴定人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新规定；不足

毫无疑问，对一个案件能否查明事实，保证质量，离不开一套系统科学 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和程序，此外，这样的程序制度还能增强司法部门的权威。因此，在我国，设置这样一套制度与程序迫在眉睫。在这一点上，新刑事诉讼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完善了我国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也要充分认识到并为此努力。

一、对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新规定

在诉讼过程中，侦查、审判等机关为了查明案件，而委托具有专业的人员或机构对涉案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与判定。而这些专业人员或机构多是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在鉴定时也得依照法定程序。这属于“司法鉴定”的范畴。早在两千多年前，司法鉴定制度在我国就已经基本形成初步的体系。而作为司法鉴定制度现代化的滥觞，则以1907 年清政府颁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为标志。这一章程的颁布对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此前的“审鉴合一”这一传统检验方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把审判官与鉴定人的身份进行了分离，在传统的检验制度下，鉴定人是作为审判的主持者，而现在，鉴定人成为了诉讼参与者。

虽然对司法鉴定立法领域的研究，目前正得到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重视，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我国在司法鉴定领域，还没有一部成形的法律可供遵循和借鉴，只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及《刑事诉讼法》以及能够看到一些有关刑事诉讼程序中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一些规定，除此此外，在这两部法律的相关司法解释中也能看到与此相应的一些条文和说明。

如其中《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一条中规定，在案件诉讼中，如果当事人认为鉴定人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问题，可以通过人民法院，依法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五十六条中也规定，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审判人员有义务告诉他如实地提供证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果出庭作证的时候故意作伪证或者是隐匿罪证的话，证人要为此承当相关的法律责任。在庭审过程中，经过审判长的同意，公诉人可依法对证人或者是鉴定人提出自己的问题并要求对方回答。但是如果审判长认为公诉人或者是当事人所提出问题的内容与案件没有太多关系的时候，应该及时予以制止。同时，参与庭审的审判人员也有询问证人及鉴定人的权利。

在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和仲裁法中，鉴定结论都具有法律效力，属于法定的证据。由此可见，鉴定结论对案件诉讼和审理而言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鉴定人作为鉴定结论的出具方，出庭作证，并且接受法庭的质证，对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客观性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和重要的保障，此种规定和做法对确保诉讼的公正性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为了能保证鉴定人所出具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和的真实性，新《刑事诉讼法》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对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做了进一步的增补和完善。

如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在接到人民法院的通知后，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如果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并且缺乏正当理由的话，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要求他出庭作证。如果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或者是就算出庭也拒绝作证，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鉴定人同样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在庭审当中，当事人如果有新的证人，可以申请让新的证人出庭，以取得新的证据，如对原鉴定结论有异议，可申请重新鉴定。对于鉴定人出具的鉴定结论，公诉人或者是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让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且，如果鉴定人在法庭要求下依然不出庭作证，其鉴定结论将失去法律效力。而对于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鉴定人，法院可强制其出庭，甚至可以予以拘留处分。

二、思考之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

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同时提高鉴定结论可采性在于鉴定人出庭作证，这样可为法官采信正确的鉴定结论提供保证。与此同时，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和质量而言，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是一种的非常重要的方法和手段。有鉴于此，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在案件审理中所具有的作用予以了充分重视，对鉴定人本人及其鉴定结论应该负有的法律责任的作了更为完备的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更有利于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让司法过程更为透明和公正。

鉴定结论的证据属性由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决定。《刑事诉讼法》做出以下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与其他证据一样，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要作为定案的根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方可。根据民诉法及其相关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是不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而且证据必须经当事人相互质证，在法庭上出示。鉴定结论与证据一样，也必须接受质证。由于司法鉴定的证明力高于其他一般书证、试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的观点，业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定案证据之一，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不能成立的。尽管鉴定结论经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对相关问题做的辨别，也依靠一定的科学规律或原理，但本质上，它知识一种受主客观因素影响的意见。在实践中，司法鉴定由于鉴定结论受鉴定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局限以及鉴定方法影响，其正确性与错误性相互交织一起，所以需要进行审查。同时司法鉴定其自身的科学性容易怀疑鉴定结论的“神秘性”，法官形成的自由心证，是通过鉴定人出庭，解释鉴定结论，并接受当事人质询，以及按照证据查证属实的方法和规则审查判断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从而对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大小做出判断。

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是应现代庭审方式改革的要求而规定的。直接体现公正原则、直接言词原则和辩论原则精神的质证制度是证据法的一项主要内容。正当程序要求：“公正必须首先是被看得见的公正”，而“对话”和 “意见交涉”是正当程序的基本特征，这要求将程序、诉讼中所指控的信息都告知他们，以方便他们的答辩。法官应公平注意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而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和证据。正当程序的另一项要求是鉴定人出庭。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庭审改革的基本特征之一，因而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是必须的，除为其鉴定结论参与庭审质证提供支持外，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当事人双方的质证过程有利于合议庭成员厘清与鉴定有关的事实问题，以减少采信司法鉴定结论的偏差。诉讼双方在质证方面的平等对抗是庭审方式改革的重要部分。为体现诉讼地位的平等，诉讼双方必须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言辞证据并接受对方的质证，以便有同等权利向法庭出示支持和驳斥所主张事实的证据和某项对己不利的证据。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根据其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审查、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或判断，其特性决定了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首先，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得出的鉴定结论，而鉴定活动的主体是人，又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和认识水平的差异，并且个人因素及其使用的鉴定方法不同都可影响得出的鉴定结论也可能不同。其次，鉴定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结合，司法鉴定活动规定，对鉴定材料的判断，并没有绝对的真是，有的只是相对的。事物具有相对静止性是司法鉴定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决定了任何结论的得出都有适用自己的条件和范围。因此鉴定结论须进行充分质证以辨别真伪，以便排除不真实或者错误的鉴定结论。

三、思考之二：存在的缺陷与完善

在此前的刑诉法中，对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及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没有明确规定，从而导致鉴定人出庭作证遭受打击报复的恶性案件时常发生，加之对鉴定人出庭作证没有强制的规定，鉴于自身人身安全的考虑，绝大多数鉴定人会拒绝出庭作证，此让其所出具的鉴定结论流于形式化，在实际的案件审理中，其效用会大打折扣。出于以上的考虑，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及其后人身安全的保护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并且申明，鉴定人如果拒绝出庭作证将会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这次修改依然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因为公诉人或当事人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条件太严格，鉴定人出庭作证程序流于形式。新《刑事诉讼法》明确的规定，启动鉴定人出庭程序不仅要公诉人和当事人对鉴定人的鉴定报告存有异议，而且还需要人民法院的同意。也就是说，是否能够让鉴定人出庭作证，最终还是决定于人民法院，在违反人民法院的许可下，与此相关的公诉人和当事人就算对鉴定结论存在看法和意见，也没有办法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这种严格规定会产生诸多不好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是公诉人或当事人对鉴定报告存有意见，还是因为他们受到专业限制，很难掌握鉴定结论得出的过程和原理，或者是法院不同意鉴定人出庭作证，这些情况下，公诉人或当事人都不能申请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这种过于严格的启动条件导致当事人和鉴定人之间对质的权利没法得到很好的保障，因此，鉴定人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也很难发挥其应该有的作用。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法律中直接和言词原则的违背。因此需要适当放松规定，在公诉人或者是当事人因为对鉴定结论不满而要求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时候，法院应该对其要求予以许可，满足公诉人或者是当事人的合理诉求。

其次，人民法院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人民法院要确保在审理案件中的透明公正和公开性，应该保持在中立和被动的位置，这样才是对作为审判机关身份的合理认同。而实际情况是，鉴定人是否出庭作证不是看当事人是否有此意愿，而是看人民法院是否许可，人民法院在其中处于一种决定性的地位，这让人民法院强化自由裁量权得到了强化，自然法院的职权主义色彩加强了，而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一些案件中，经常会出现人民法院拒绝许可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如果公诉者或者是当事人有意见，就一定会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这样不但是一种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对诉讼效率的提升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再次，对鉴定人出庭作证保护所做的规定缺乏实用性。新刑诉法别提出了保护出庭作证的鉴定人及其近亲属，这对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言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但是，这些规定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首先是在规定中没有明确是谁对出庭作证的鉴定人予以保护。在新刑诉中，只是规定公、检、法三个机关都可以对鉴定人进行保护，但是没有明确各自的保护职责，这很有可能导致公、检、法三个机关在保护鉴定人的事务上相互推脱甚至是因为权责不明确而放弃保护的现象发生。其次，是保护主体的能力是有限的，就算是公、检、法三个机关具有明确的分工，但是检察机关和审判机不一定就具备保护鉴定人及其家属人身安全的能力。因此，立法机关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对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更为明确的规定和解释，以提高鉴定人出庭保护制度的可行性。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司法鉴定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对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补偿在法律上予以明确的规定。目前，我国司法鉴定不但可以跨级别，也可以跨地域，所以许多当事人在所委托的鉴定机构经常处于其所在地之外，以此造成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跨地域现象。因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鉴定人出庭作证就会产生一大笔的费用，诸如交通、食宿等等，如果这些费用都要由鉴定人自己出的话，其积极性会受到严重影响。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均等的。既然鉴定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同样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保障。因此，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办法应该尽快出台。

其次，确保鉴定人出庭作证回避制度的贯彻落实。现行法律有关鉴定人回避制度在理论上已比较完善，具体规定了鉴定人回避的程序、主体、时间等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真切的落实鉴定人回避制度却难以实现。为了尽可能防止不公正情况发生，可以做以下几点：首先，立法规定当鉴定人遇有回避事由时应主动提出回避，否则给以相应法律制裁，从而督促鉴定人自动回避。其次，法院应将委托鉴定人的信息告知当事人，便于当事人及时行使回避权，防止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再次，若是由律师事务所委托的鉴定人，则事务所应将其基本情况告知对方当事人，不然其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要言之，只有在法院、当事人、鉴定人多方的配合与法律制度的强力支撑下，鉴定人回避制度的落实才能得到保障。

再次，尽快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制度予以明确。一直以来，鉴定人的法律责任问题都是司法鉴定制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难点问题。作为一种认识的产物，鉴定人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主观性是非常强的，此种结论是否正确，很难绝对化，所以，在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方面，“错案”追究制度效果并不明显，有时候甚至会是负面的。这样一来，在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上，要考虑到鉴定过程中所具有的主观性，明确申明只要存在鉴定人在此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现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和行政责任，如触及刑法，则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鉴定人参与诉讼程序而言，其出庭作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然而，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完善，鉴定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并不能马上杜绝，要真正实现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参考文献

[1] 樊崇义，郭金霞.司法鉴定实施过程诉讼化研究[J].中国司法鉴定，2008（05）.

论证方法及作用篇4

海事诉讼因其专业性强、涉及技术领域广泛，案件的审理较一般民事诉讼而言更需要借助专家证人。但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此并没有作出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建立的也仅是专家辅助人制度而非专家证人制度。也就是说，现行的专家证人制度由于先天的不足而呈现出多种弊端。本文从当事人应享有专家证人申请权、质证权，专家证人的资格及知情权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建立我国海事诉讼中专家证人制度的意义。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民事诉讼中不断出现各类专门性问题，这一点在海事诉讼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案件碰撞事实的确认和碰撞责任的划分，海洋污染案件油污海域的面积、位置的确定，海上救助纠纷救助人采取的救助措施是否合理、正确、及时，共同海损赔偿纠纷案件中共同海损的理算等。对上述专门性问题的认知和确定通常会使用鉴定和专家证人两种办法。毫无疑问，我们常常采用鉴定这种办法，却忽视了专家证人在海事诉讼中运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忽略了专家证人对案件事实的确定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鉴于我国关于专家证人制度的规定并不完善。为使海事诉讼中对专门性问题的认知和确定更符合民事诉讼自身的规律，本文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完善我国专家证人制度的几点思考，旨在抛砖引玉。

一、我国海事诉讼中的专家证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所谓专家证人制度是指，由一方当事人委托的具有相应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就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在法庭上运用专业知识发表意见，作出推论或作出结论的一项法律活动。这种做法有助于改进和完善现行鉴定人制度。英美法系国家称这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为“专家证人”。应该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关于专家证人的明确规定，虽然海事诉讼因专业性强、涉及的技术领域广泛以致审理案件更需借助于专家证人，但作为调整海事诉讼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也未就专家证人作出相关规定。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施行后民事诉讼中才出现了专家证人制度，但是该司法解释创设的仅仅是专家辅助人制度，而不是完全意义的专家证人制度。该司法解释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员进行询问。”根据本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中涉及的具体专门性问题的复杂、争议程度等因素决定是否允许。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作用主要是：⑴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和接受询问或者对质。一方面，当事人可以聘请专家辅助人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帮助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法庭对这些问题作出适当理解，澄清不当的认识；另一方面，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各自聘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就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必要的对质。⑵帮助当事人对鉴定人进行询问。无疑，在现行立法规定的鉴定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专家辅助人（下文中称现行专家证人）制度的创建提高了当事人对专门问题判断的参与性，有助于避免法官介入当事人的纷争而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对于查明事实真相和保证过程的客观公正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暴露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行专家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并不是证据的一种，其作用是阐释和说明，而不象美国的专家证人的意见是对案件中专门性问题所作的结论性意见，因而专家辅助人的意见不是一种法定证据，并不具有证明力，专家辅助人发表的意见在法律上的效力常常远低于一般的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仅仅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参考。虽然专家辅助人和鉴定人都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但其参加诉讼的作用和地位却有着天壤之别：前者由当事人申请，并须人民法院准许，其发表的意见并不构成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其作用是就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以及对鉴定人进行询问。无论诉讼结果如何，费用由申请方承担。后者由人民法院委托，其鉴定结论是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的一种法定证据，作用是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结论性意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尽管现行的鉴定制度带有浓重的职权主义色彩，这种职权主义审理模式混淆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与法官查明责任之间的界限，不恰当地使用公权力与国家资源来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私权纷争，直接动摇了法官中立地位。但是我国现行专家证人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限制现行鉴定制度的职权主义色彩，作为对现行鉴定制度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虽然从形式上体现了诉讼上的对抗，但并不能真正发挥诉讼上的攻击或防御的作用。显然，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青睐的是鉴定结论而不是专家证言。而且，在我们的民事诉讼中，“专家证人”并不象鉴定人一样享用对案情的知情权，专家证人是站在“暗处”的，即，他没有直接找当事人、证人询问的权利。同时，作为专家证人的资格在法律上也没有作出保护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当事人申请专业人员出庭作证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一旦当事人的申请未获准许，则该方当事人对鉴定人的鉴定结论或对专门性问题的认知就无法提出有效质疑，当事人就会承担不利的质证后果。因为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上具有审理和裁判的职权，对于是否同意当事人申请专业人员出庭作证享有决定权。同时，由于当事人不享有对专家证言的质证权，以致于法官能否采用正常的逻辑思维方式与通常的审判经验对这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合理认知并作出正确判断也不得而知。

由于现行专家证人结论不是一种法定的证据，既没有对专家证人为取得公正的专家证人结论必须享有的知情权、作为专家证人的资格作出保护性的规定，也没有明文规定当事人充分享有对专家证人的申请权和对专家证人结论可予质证的权利，因此，这种处于两端空缺状态下的专家证人很难达到由当事人通过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并承担诉讼风险来推动诉讼的进程，充分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的目的。

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关于专家证人的做法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对专门性问题的认知上均采用专家证人形式，但在实践操作中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英美法系对鉴定人的选择，虽然立法上赋予法官享有指定专家的职权，但在实践中，这一职权的行使十分罕见。由于英美法系的诉讼机制实行的是抗辩式，鉴定人一般由当事人选定，被作为广义上的证人予以看待，由当事人带上法庭，像对待一般证人那样对其进行主询问和交叉询问，故其所作之鉴定结论不被作为独立的证据方式。关于专家证人在美国采用下列做法，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规定：“如果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将有助于事实审判者理解证据或确定争议事实，凭其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教育够格为专家的证人可以用意见或其他的方式作证。”但与一般证人不同的是，一般证人必须陈述他曾经察觉到的事实（fact），而专家证人可以表示意见（opinion）。专家证人所具有知识、技能、经验或训练，或来自经验或者来自所受教育或者来自这两者。因此，他对某一问题的发言能力往往是以传闻为依据。当事人选定的这些专家证人，许多情况下与律师合为一体置于同一当事人阵营而与对方对抗，故在美国经常发生所谓的“鉴定大战”。而在大陆法系，鉴定人通常被作为与物证相对应的人证来看待，在其诉讼功能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侧重于将鉴定人看作为法官的助手，即由专家代替法官在对待证事实及专门性技术领域从事调查、了解，补充法官的认知能力，同时鉴定人兼具证据方法功能，故鉴定人主要由法庭从可作为鉴定人的登记名册中指派。如法国，它在民事诉讼法中采用“书面证据优先原则”，而且存在预审制度，作出判决的法官并不直接进行证据调查。所以，法国在诉讼传统上一般采用鉴定手段对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其作法是：鉴定是由当事人申请或由法官依职权而采取的。最高法院办公厅每年制作全国性鉴定人名册，各上诉法院也可按不同专业作成鉴定人名单，公布所列的自然人和法人作为鉴定人，法院通常从中指定具体诉讼中的鉴定人。鉴定人登入名册或被删除的程序由行政规章予以规定。鉴定人在程序上通常是借助调查，形成书面意见结论后提交法院，该意见结论在诉讼上即可构成案件记录的内容之一，由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进行质疑、辩论，然后由法院根据情况作出判决。当法庭决定采用专家鉴定时，法庭用判决指定一位专家并规定该专家的任务。专家研究遇到的问题，然后向法庭提交书面鉴定报告。双方律师可以就该报告到法庭交换文书并进行辩论.在德国，根据法律，一旦决定采用鉴定，（法院）即要求双方当事人各自提出鉴定人的候补名单，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提出要求某位专家作为鉴定人，则法院必须受此要求的拘束。但是，审判实践中当事人本人一般不得提供鉴定人，由法官主动指定鉴定人，以保持诉讼的公正，维护鉴定结论这一证据方式的真实、可靠性。但是在对事实的认定上，法官依然坚持自由心证，不受鉴定人意见的束缚或限制，并从立法和司法上通过特定的程序规则使鉴定人的意见接受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质疑。

在英美法系鉴定人与证人相对统一的诉讼机制下，由当事人自己选定专家作证。由于鉴定人系当事人所聘用，所作的鉴定结论具有倾向性，这种取得专家结论的方式导致了无法将科学的鉴定意见所形成的公正结果交给法院以供作为裁判的基础。大陆法系将对鉴定人的选任规定为法院所固有的职权，是基于民事诉讼职权进行主义，在立法精神上要求对鉴定人的选择应超越当事人各自的诉讼利益，从而确保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限制了当事人所拥有的诉讼权利。

三、建立我国海事诉讼专家证人制度的思考

应该说专家证人在海事诉讼中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这一点在武汉海事法院审结的原告巴拿马?天裕轮船有限公司（TENYUSHIPPINGS.A.PANAMA）诉被告洪都拉斯?皮.体.迦亚航运公司（P.T.JAYAMARINE,HONDOURAS）船舶所有权纠纷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该案的案情为：原告巴拿马?天裕轮船有限公司所属“天裕”（TENYU）轮，是一艘巴拿马籍钢质杂货轮，1985年建造于日本三洋造船厂，其国际海事组织（IMO）编号是8514241，呼号是3EHV-7.主发动机制造商为日本赤阪铁工所株式会社，主机编号为9152。1998年9月，该轮装载3006吨铝锭从印度尼西亚库拉天琼港启航前往韩国仁川港，1998年9月27日后，船、货及船员全部失踪。1998年12月17日，一艘悬挂洪都拉斯旗名为“姗妮1号”（SANEI-1）的货轮，配备16名印度尼西亚船员，装载3000吨棕榈油，驶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家港港。“姗妮1号”轮的船舶证书载明：“姗妮1号”属洪都拉斯钢质杂货轮，1981年建造于日本，其国际海事组织（IMO）编号为981114（国际海事组织并无上述编号），呼号为3ETD7，船东是洪都拉斯?皮.体.迦亚航运公司。主发动机制造商为日本赤阪铁工所株式会社，主机编号为9152。1999年11月22日武汉海事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虽然原告巴拿马?天裕轮船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供了大量的如“天裕”轮相关证书、国际商会－－国际海事局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的传真电函等证据，但能够直接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所谓的“姗妮1号”就是失踪的“天裕”轮）是一份由多名验船师、工程师联合出具的专家意见书，该意见中专家通过对“姗妮1号”轮和“天裕”轮的船舶种类、船体材料、船舶结构和外表状况、主机种类、生产厂商、型号、序号进行比较、分析并得出了“姗妮1号”就是“天裕”轮的结论。原告提交的这一由专家们出具的结论意见在审理时被法庭作为书证予以采信。法庭认为，由多名验船师、工程师联合出具的专家意见书从形式要件上符合法律关于书证的规定；其内容表现为专家们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对本案涉及的船舶专门性问题进行检测、分析、判断得出的结论，科学、公正，不仅对证明“姗妮1号”就是失踪的“天裕”轮的案件事实起到了直接的证明作用，而且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当事人陈述）具有补强和印证作用。最后，法庭据此作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在海事诉讼中，一些专门性问题的界定和把握对于审理案件、认定案件事实有时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本案就是很好的例子。几乎大部分的海事案件都存在对专门性问题的界定，比如，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案件碰撞事实的确认和碰撞责任的划分，海洋污染案件油污海域的面积、位置的确定，海上救助纠纷救助人采取的救助措施是否合理、正确、及时等，而这些专业领域往往超出了法官这一职业所应当具备的知识结构与业务素养。因而，海事诉讼会越来越离不开专家证人。专家证人在海事诉讼中至少可以发挥以下两方面的具体职能作用：一方面，专家证人需要陈述就航海、贸易等专门性问题所感受到的印象，并就此发表专家意见，对于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上所具有的证明效力而言，这种专家意见无疑也起到证据方式的作用；另一方面，涉及案件事实的基础证据材料，一般由当事人提供，对此，法官限于自身知识、经验、技能的不足，往往难以对有关证据材料作出合理的评价，从而在认定案件事实上显得无能为力，在此选聘专家证人对有关证据材料就专业技术问题进行合理、有效判断，无疑是填补了法官在认定特殊领域海事案件事实的职能空白。为此，笔者建议借鉴两大法系成功的经验将专家证人作为一种独立于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以外的新的证据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并通过规定当事人享有专家证人申请权、当事人对专家证言的质证权、专家证人应具备的资格、专家证人享有案情知情权、专家证人结论予以采信的证据规则，来建立和完善专家证人制度。

首先明确规定当事人享有专家证人申请权。将当事人具有的专家证人申请权予以明文规定，而不是现在须经人民法院准许。因为当事人是距离案件事实最近的人，他们对案件的理解和了解比其他的诉讼参加人更深入。特别是在大力推进法治建设的现代，律师队伍正在壮大，当事人遇事找律师的观念正在形成，在律师的帮助下，当事人在提讼以前就有可能对自己应当掌握哪些证据材料具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明确赋予当事人享有专家证人申请权，能够保证案件在提讼后，即刻就对某些需要及时聘请专家证人作证的事实申请专家证人出庭。特别是，当法庭已经展示了对对方当事人有利的专家证人结论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与之不同的专家证人申请。对当事人提出的专家证人申请，除无正当理由的外，法官均应当予以准允，以保证专家证人制度所具有的作为当事人对对方实施攻击和防御的方式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作出专家证人申请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的规定，以便对当事人滥用申请权起到限制作用。

其次，规定专家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为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大陆法系国家在诉讼中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英美法系国家在诉讼中确立了反对传闻证据规则。无论是直接言辞原则，还是反对证据传闻规则，其适用的结果，都是要求证人必须出庭。设置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实行审判方式改革所产生的由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向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转变的一种必然选择。该制度可以解决因法官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与特殊专门经验的贫乏性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建立专家证人制度，由当事人根据情况需要向法院申请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是履行其证明责任的必要形式，是借助一切可能的社会资源、运用司法程序的必然结果，从而使得审判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能够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专业人才、专门设备充分运用的基础之上，使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能够具备广泛的科学性与充分的客观性。同时，由当事人申请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作为一种证据方式，无疑也成为双方当事人采用攻击与防御的一种正当手段，使其诉讼权利的运用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根据现代法律精神以及程序的理性，尽可能地为当事人设置充分的诉讼权利，并且使当事人所应当享有的这些诉讼权利用尽，以便尽量排除司法者可能产生的任何恣意与任性，这实际已构成当代正当程序的价值与理念。明文规定当事人享有对专家证人结论的质证权。专家证人结论是专家证人对专家证人客体所作的主观判断和分析，而且涉及的是专业知识。专家证人结论是否能够客观地反映专家证人对象的真实状态，其所采取的专家证人方法是否科学，专家证人所作的专家证人结论是否具有科学理论依据，该专家证人是否具有证明力，不是仅凭书面审查就可以得到准确判断的，道理是越辩越明。所以，专家证人必须出庭接受当事人对专家证人结论的质证。专家证人可以向对方聘请的专家证人、对方当事人、鉴定人等进行询问。当事人对专家证人的陈述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允许其询问、提出相反的意见。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的专家证人结论，不得作为案件的证据予以采信。以便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有效地制约和监督。赋予当事人对专家证人结论的质证权，保证当事人专家证人质证权的实现，可以防止可能发生的专家证人暗箱操作，令其整个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庭审中，专家证人必须确认他们首先要向法庭负责，及表明愿意遵循行为守则行事，而法庭亦以此作为听取专家报告并由双方进行质证的前提条件。专家证人提交的书面报告以供法庭使用时，须写明他草拟报告的基础即其当事人不论以何种形式给予他的所有重要指示的实质内容。

论证方法及作用篇5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专门对鉴定的有关事项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鉴定制度又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从商事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鉴定结论作为一种特殊证据其运用存在难点，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鉴定结论的一般运用规则，主要表现为：

1、鉴定结论的审查标准。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用“内心确信标准”，而英美法系国家为了限制专家证据的使用，大多规定了不同的客观标准以严格审查条件，如1923年美国哥伦比亚地区上诉法院确立的“普遍接受原则”和1993年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多伯特标准。我国并无明确审查鉴定结论的原则，可以确定鉴定结论应从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方面进行审查的规则。

2、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大陆法系国家鉴定被视为一种准司法行为，鉴定人的诉讼地位超过证人的诉讼地位，英美法系国家鉴定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鉴定结论是专家意见，专家意见与普通证人证言并无本质的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与证人等同为诉讼参与人，但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委托的诉讼参与人，鉴定人不是证人，故我国可以确定鉴定人员有限出庭规则，有效避免鉴定结论无法接受当事人质询的弊端。

3、鉴定结论的效力。各鉴定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鉴定人和鉴定结构接受从事鉴定活动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使一案数份鉴定结论的效力难以认定，但根据各案具体情况，可以选择合法来源的鉴定结论优先、距案发时间近的鉴定结论效力优先、对实物的鉴定结论效力优先、资质高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出庭的鉴定结论效力优先、重新鉴定的鉴定结论效力优先中一种或数种优先规则。

4、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大陆法系国家司法鉴定的启动权一般由法官享有，当事人虽可向法院申请鉴定，但能否得到同意由法官决定，英美法系国家主要实行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与否和鉴定事项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我国将鉴定启动权交由人民法院行使，这与当事人的举证权是矛盾的，因此，应当确定当事人申请作为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前提条件的规则，以减少鉴定启动的随意性、保证鉴定程序产生的正当性。

法官并不是所有专业的专业人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司法鉴定结论在目前的民商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鉴定结论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应该注意避免审判权让位于鉴定权，让鉴定结论成为事实上的裁判者。本文主要是从鉴定结论关联性、鉴定主体、送检材料、鉴定程序、鉴定文书、等几个方面审查认定说起，再从现实的案件审理中遇到的有关司法鉴定的难题如鉴定人员的到庭情况、鉴定周期过长等问题一一分析开，最后提出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设想，结合笔者在审判一线的工作实际，谈谈司法鉴定在民商事案件中的应用。

论证方法及作用篇6

一、议论文写作教学如何体现思维品质的培养在议论文写作教学中，始终贯穿着对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思维品质通常是指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独创性、批判性五个方面。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尤其是高二、高三学生应在思维品质方面达到以下指标：

1．思维的敏捷性。根据作文题目要求，快速提取头脑中的知识储备及有关信息，进行加工，使之变成写作素材。写成1000字以上的作文。

2．思维的灵活性。(1)能灵活运用多种论证方法。(2)根据写作要求，变通知识结构为写作服务。

3．思维的深刻性。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深入地剖析、论证、揭示事物的本质。(1)材料与观点要统一，论证、分析的层次清楚，逐层深入，环环相扣。(2)在阐述论点及论证过程中，语言的表述准确、严密。

4．思维的独创性。(1)要有独到的见解。(2)使用的论据较新颖。(3)在语言运用方面有个性，能吸引读者。

5．思维的批判性。①能独立修改自己的作文。②能判断出别人作文的优劣，取其长处，丰富自已。③能针对自己写作方面的弱项，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并有所改进。

二、针对思维品质的培养目标应进行哪些方面的训练1．给材料作文训练。

这种训练可以达到几个目的：

①提供一个材料，让学生从不同角度提炼论点，从而进行多角度思维训练，锻炼学生思维的灵活性、独创性。

②提供若干论点与论据，从中选择最佳的论点与论据的搭配。这样训练更深入，不仅锻炼学生多角度思维，而且引导学生的思维向集中思维转化，向纵深发展，从而使学生的思维具有深刻性。

③教师给出一个论点，要求学生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运用多种论证方法进行论证，从而达到训练思维的敏捷性与创造性的目的。

2．在写作教学中，运用思维的深刻性、独创性、批判性。

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审题、构思，加强议论的力度。

如面对“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这两个题目，就可以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从几个方面找出论证思路。比如通过内外因的关系来构思：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近墨者”是否变色，主要取决于内因。用这个论证思路，就可以有力地证明“近墨者未必黑”的论点。再比如从量变到质变的观点来分析：一定的量变可以引起质变，“近墨者黑”的可能性较大。以此思路可以证明“近墨者黑”的论点。还比如从矛盾转化的观点分析，近墨者，原来并不黑，但可以随着矛盾的转化，有可能变成黑色，反之亦然。

还有一些论证思路，在此不一一赘述。在议论文写作中，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深入思维，写出的文章就不那么肤浅了。

②在写作教学中有意识地给学生讲解逻辑常识，使之在论证中自觉地恰当运用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使文章合理、严密、说服力强。

3．掌握多种论证方法，以加强议论的广度及深度，进而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深刻性。

论证方法及作用篇7

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理论已成为祖国医学中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进一步阐明中医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理论，并梳理历代血瘀证及其治疗方法，以进一步指导临床。

【关键词】 血瘀证/临床研究；活血化瘀/临床应用

血瘀证是中医临床中常见证之一，自古以来历代医家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我国对血瘀证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引起中西医临床的重现。本文旨在进一步阐明中医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理论，并梳理历代血瘀证及其治疗方法，以进一步指导临床。

1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的概念

中医学认为，凡离经之血不能及时排出和消散，停留于体内，或因气虚、气滞、寒凝、热阻等病因所致血行不畅，壅遏于经脉之内，及瘀积于脏腑组织器官的，均称为瘀血。瘀血是中医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既是致病因素，又是一种病理产物。由于瘀血内阻而引起的病变，即为血瘀证。现代医学认为：瘀血证是由于血液循环障碍而造成的全身或局部组织器官供血供氧不足，进而引起组织的水肿、变性、炎症、增生、坏死、糜烂、溃疡、萎缩及血栓、出血等病理变化。

活血化瘀法，属于中医治法中的消法，其立法依据是“坚而削之，结而散之”。狭义讲，所谓活血，就是畅通血流；所谓化瘀，就是祛除瘀滞，也就是使血脉畅通、瘀滞消散的一种治法。广义讲则可以说是平衡气血，调和阴阳，有扶正祛邪之功。现在活血化瘀法已成为中医治疗疾病的一种常用、基本方法，同时活血化瘀类药物也已成为临床上使用率极高的药物。

2 血瘀证和活血化瘀

血瘀之说始于《黄帝内经》。《灵枢》中“恶血”即为瘀血最早的记载。《内经》中虽无“血瘀”或“瘀血”之称，但有“血脉凝泣”、“血凝泣”、“留血”及“脉不通”等名称，并且对瘀血的病因、所致病证、治疗方法及方药均有记载和论述。《内经》认为感受外邪、情志所伤、饮食不节、跌打损伤、年迈久病等均可导致瘀血的产生。瘀血产生的病证主要有疼痛、痹症、厥证、症积、血枯、痈肿等。在治疗上，《内经》也提出了基本原则——以疏决通导为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血实者宜决之”，初步形成了活血化瘀的思想。在具体治疗上《素问·腹中论》立四乌贼骨一芦茹丸治疗血枯经闭，该方由茜草、乌贼骨、鲍鱼汁、雀卵组成，有温经补肾、活血散瘀的功效。

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所载365种药中，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药物有41种，如丹参、赤芍、桃仁、水蛭等，大部分至今仍经常用于临床。

东汉张仲景最早确立了“瘀血”这一病名，他所著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奠定了血瘀学说的基础。仲景在书中完整而精辟的论述了瘀血产生的病因、病机以及有关脉证、治法，并创制了桂枝汤、桂枝茯苓丸、温经汤、当归四逆汤、下瘀血汤、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鳌甲煎丸、大黄牡丹汤等活血化瘀经典方剂，诸方用药精当，组方严谨，配伍巧妙，对指导临床遣药组方具有重要意义。仲景以活血化瘀之法治疗内、妇、外科多种疾病，开拓了瘀血论治的新领域。其方剂中活血化瘀药常配以理气、温经、化痰、利水、清热之品，或佐以扶正，或峻药缓攻，或攻补兼施、寒热并用、刚柔并济，为后世医家应用活血化瘀法树立了典范，而且因其确有较好的疗效而被延用至今。

隋唐时期，由巢元方等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病原病理学专著《诸病源候论》、孙思邈所著《千金方》、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等著作，均将瘀血作为一个证候，并在有关疾病(如血证、积聚)的病机中阐述，使活血化瘀治则在理论、方剂、药物等方面进一步得到发展。如《千金方》所载桃仁煎治妇人产后百疾，消石汤治血瘕。由于当时中外交通日渐发达，从国外传入了乳香、没药、血竭、降香、苏木、琥珀等活血化瘀药物。

宋代活血化瘀法有了更多的应用，此时的方书介绍了很多活血化瘀方剂，如《局方》的失笑散、《圣济总录》的虎杖散等，《宋人医方三种》中，有史载之最善于用三棱、莪术的纪录。

金元时期，李东垣不仅以擅长“补土”而名之于世，对于血瘀理论及活血化瘀治法亦不凿执古法，而独具匠心，理法方药自成体系。东垣在其诸多著作中载自创方共300余首，其中以活血化瘀为主或兼有活血化瘀功效者80余方，共使用活血化瘀药35味，运用活血化瘀法甚为广泛。朱丹溪重视解郁散结，创立气、血、湿、痰、食、热六郁之说，其中以气血之郁尤为重要，他所谓的血郁，可看作是血瘀的早期或轻症。《丹溪心法》指出：“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强调疏通气血郁滞的重要性。

明代李时珍历时27年编著《本草纲目》，立有瘀血药专篇，收集了活血化瘀药150种。朱棣等编的《普济方》，重视慢性病久治不愈者之瘀证：“人之一身不离气血，凡病经多日，治疗不愈，须当为之调血”。张景岳对血瘀证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血必由气，气行则血行，故凡欲治血，或攻或补，皆当以调气为先”，“血有蓄而结之，宜破之逐之”，“血有涩者，宜利之”，“血有虚而滞者，宜补之活之”。

清代，血瘀学说有较大的发展。汪昂《医方集解》记载795个方剂，有121个方剂具有不同的活血化瘀作用。这些方药临床治疗范围广泛，配伍灵活，是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叶天士认为初病在经，久病入络，经主气，络主血。他说“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提出“久病入络”的理论，倡导“通络”之说，他在《临证指南医案》一书中，对痹证、痛证、郁证、积聚、症瘕、疟母、噎膈、便秘及月经胎产等多种病证，广泛应用了活血化瘀通络的药物，对瘀滞严重及有干血内结者，还常使用蜣螂、水蛭等虫类逐瘀药治疗，取得满意的疗效。叶氏治疗出血病，提出“入血尤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之观点，对近世治疗出血病证，如弥漫性出血、流行性脑炎败血症、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应用清热凉血化瘀之法，颇有指导意义。王清任对血瘀学说贡献尤大，他以血脉瘀滞论诸病，治疗立足于活血化瘀，不忘扶正，并且根据瘀血的成因和停留的部位不同进行治疗；用药以桃红四物为基础，据证加减变化。他在《医林改错》一书中，列举了50多种瘀血证，创立了22首活血化瘀方剂，其中尤以血府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身痛逐瘀汤、膈下逐瘀汤、解毒活血汤、通窍活血汤及补阳还五汤、癫狂梦醒汤为著名，这些方剂遣方用药别具风格，至今广为流传，其疗效不断为临床实践所证实。继王清任之后，唐容川对瘀血学说也有较大的贡献。他在《血证论》中提出“离经之血”是构成瘀血证的重要病理机制，与现代有关对瘀血的病机研究所论述是基本一致的。他详述了各种出血证的证治，同时阐明了瘀血和出血之间的关系，强调祛瘀为治疗血证原则，提出“以祛瘀为治血要法”，主张“凡吐衄，不论清、凝、鲜、黑总以祛瘀为先”，还强调祛瘀生新的观点，曰：“瘀血不行，则新血断无生理”，“旧血不去，新血断然不生”，大大地扩大了活血化瘀的应用范围。

论证方法及作用篇8

    实证会计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实证法。实证法是解释和预测客观现象的方法，它要以确实的证据，反映或检验客观存在的现象，其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  

    证伪主义的创立者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是反归纳原理，以及建立在反归纳原理基础上的经验证伪原则。波普尔认为，过去的多次重复既不能证明未来的必然重复，也不能保证未来的可能重复，因此归纳推理既不可能得出必然知识，也不可能得出或然知识。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是以"逻辑不对称。原则为基础的，即用数量极大的个别不能证实一般，而用数量极少的个别却能证伪一般。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或理论是不能用经验来"证实"的，只能"证伪";一个"证实"『能证实一个经验事实，而一个"证伪"却能证伪整个理论。由于证伪主义彻底否定了归纳法，故实证方法论的推理方法只能是演绎法，并且主要是假说演绎法。假说演绎法的前提不是公理而是假说，是以假说为出发点进行逻辑推导，从而得出一系列个别结论的方法。假说演绎法的基本特点是，由于演绎推理的结论没有超出其前提范围，前提和结论之间是一种必然的关系，属于必真推理的范畴，盯假说为真，则结论亦真。在假说演绎法下，证伪的具体对象是根据假说进行逻辑推理所得出的预测结论，而非假说本身。  

    一般认为，实证法包括下述方法: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利用现有资料(如报刊、官方统计资料和数据库等)、资本市场研究、预测能力、比率分析、实验室研究、建立模型、模拟法、小组讨论和实地试验等。在假说检验过程中，又要涉及到许多数理统计方法。  

    二、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  

    实证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假说演绎法。假说演绎法的过程可描述为:提出假说（猜想），然后进行逻辑推理，导出具体需要或关心的结论，最后进行实证检验，予以证实或证伪;若被证实则暂时接受结论，若证伪再进行新一轮的演绎过程。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确立研究课题。会计中存在大量可作实证研究的课题，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受何因素影响，公司为何采用某一信息披露策略，公司信息披露策略的选择和变更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及对管理人员、投资者、信贷者和职员的影响，选择和变更会计方法的制约因素，会计方法的选择和变更对企业、企业股票价格、投资者和管理人员的影响，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信息需求的差别等等。  

    选择和确定实证会计研究课题，通常需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课题是否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定者、公司决策和管理者、信贷者及投资者有政策意义;②课题是否对其他会计研究人员有意义，即是否具有学术价值;③是否有合适的理论来指导实证研究;④该项研究所需证据是否能取得;⑤是否有适当的数量方法来分析数据和测试假设。  

    2、进行文献评述。研究者应根据所研究的课题寻找相关的基本理论，并对已有的相关文献与研究成果进行检索和评述。通过这一主要环节，了解有关问题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如所涉及的理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研究结果、研究特点和缺陷、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可能性等等。  

    从提出理论假设。实证会计研究中，直接对理论加以实证是困难的，因此一般的做法是根据理论作出合乎逻辑的预测，然后对它们加以检验，这种预测就是假设。如经济学中的理论认为，委托人和人均是理性的最大利益追求者，因此，人会将其自身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之前。据此，我们可就企业会计方法选择和信息披露作如下假设:第一、公司管理人员选择有利于本身利益的会计方法;第二、公司管理人员不披露或者有意粉饰于己不利的财务信息。  

    提出假设需注意如下凡点:①假设中的概念必须清晰明了;②假设应保持一种中立态度;③假设应明确表明它预测的是什么;④假设的提出要考虑到相应的验证技术;⑤假设应能与一种现有理论相联系。  

    4、搜集数据资料。假设提出以后，研究者就应考虑如何搜集数据资料。收集数据资料前，需将假设具体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即:①对假设中的概念予以严格定义，使之转化为可以计量的变量;②确定变量的计量方法;③检查计量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由于实证会计研究要求通过数据资料来验证假设是否成立，因此应尽可能采用科学的方法，从被研究对象的总体中采集数量足够的、有代表性的数据资料。数据资料采集的方法有: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利用现有资料、实验模拟、建立模型等。  

    5、检验理论假设。假设检验，最能体现实证会计研究的特色。一般是在提出需要验证的假设(动机假设)的同时，再从反面提出一个虚假设。假设检验存在着两类错误:第一类是弃真错误，即虚假设为真却被拒绝的错误;第二类是取伪错误，即虚假设为假却被接受的错误。一般而言，研究者在进行测试前，要确立需承担多大风险来声明动机假设的真伪和拒绝虚假设，亦即需确立一个显著性水平。通常人们取其值为0.05或0.01，即有95%或99%的把握确信动机假设为真。如果检验结果表明经验事实并未证伪虚假设，则意味着动机假设未能得到确证，不可能被接受。如果检验结果表明经验事实证伪了虚假设，则意味着动机假设已得到确证，可被接受，并可用以解释和预测会计现象。  

论证方法及作用篇9

[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 经济学 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 指导 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 总结 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 逻辑 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 检验 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 调查 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论证方法及作用篇10

关键词：法务会计　会计调查　诉讼协助　司法会计

一、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

法务会计实践的发展离不开其理论的指导，会计理论早期对法务会计的研究，是随着会计人员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作证而产生的。虽然国外关于法务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早，但是对法务会计的理论渊源和理论框架的探索则非常少，从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侧重于对法务会计实务的探讨。而在我国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教授开始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推动我国法务会计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以下基本理论是研究及构建法务会计整个理论框架的基础。

(一)法务会计的定义　自美国会计师默瑞克・派勒博特(1946)首次提出“ForensicAccounting”(法务会计)一词以来，关于法务会计的定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有很多阐述。如美国著名会计学家G・杰克・波罗格纳与洛贝特・J・林德奎斯特(1995)认为，法务会计是运用相关知识，对财务会计事项中有关法律问题进行解决处理，并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不管这些证据是刑事方面的，还是民事方面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香港召开的主题为“舞弊与法务会计”的全球化研讨会(1998)上将法务会计定义为：通过财务技能的运用以及对未决策问题的调查方法，将证据规则与此相结合的一种会计学科。我国学者盖地(1999)分别从学科和实务两个角度对法务会计进行定义：从实务角度定义，法务会计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以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为基础，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会计资料为凭据，处理涉及法律法规的会计事项，或者以法律法规和相关会计知识审查、监察、判定、裁定、审计受理案件、受托业务；从学科角度看，法务会计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以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为基础、融会计和法学于一体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这些定义存在以下共识：法务会计的理论基础是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是会计学和法学相交叉的一门边缘性学科；法务会计所运用的知识和技能是会计知识、法律知识以及审计、调查的技能；法务会计的目的是为法律事项的解决服务的。同时这些不同的定义存在的分歧在于阐述法务会计的角度或者出发点不同。笔者综合上述定义并从法务会计的主体、客体、内容、目的、属性五个主要方面对法务会计做出如下定义：法务会计是受委托的特定主体针对法律事项中涉及经济纠纷的会计事项，综合运用法学和会计学知识进行会计调查、分析并做出会计解释，最终为法律鉴定提出专家意见或在法庭上作证的一种会计活动。

(二)法务会计的目标　法务会计目标是法务会计体系框架的最高层次，法务会计及其理论是建立在其目标的基础上的。法务会计目标是指法务会计信息系统运行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的，法务会计为哪些人提供何种会计信息以满足其哪些需要。盖地(2000)认为不同领域(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机构、公检法等机关)的法务会计有其不同目标。赵如兰(2001)将法务会计的目标概括为：对经济活动(或者经济纠纷)中的法律问题提供专家意见，以供法律鉴定或者在法庭上作证。戴德明、周华(2001)认为法务会计的目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约束会计职业行为使之符合恰当的法律规范；二是保护会计职业界使之免受不公正的制裁。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下，我国目前法务会计的目标，主要是为法庭审判也就是诉讼支持服务的。法务会计的其他服务如企业舞弊调查等，都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目前我国法务会计的基本目标应当是向法务会计的委托人或者授权人提供法律事项中所涉及的经济问题的会计学解释和专家意见，以有助于其对此法律事项做出决策。法务会计的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法务会计业务范围和职能的不断扩展，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法务会计的目标也将发生变化。可以预见，我国将来逐步向西方的对抗式诉讼模式转变，如准许民事诉讼的原被告提供专家证人，法务会计的目标也相应会转变。因此，在确定法务会计的目标时，应在立足本国基础上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三)法务会计的职能　法务会计的职能是法务会计本身应具有的功能。李若山(2000)按照法务会计的主要工作领域、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将法务会计的功能概括为：确认财务问题；调查财务问题；收集财务证据；解释财务信息；表达测试结果。冯萌等(2003)认为，法务会计的具体职能是专家证人、法务会计咨询和法务会计鉴定。而西方比较成熟的观点认为，法务会计具有两大主要职能：调查会计(Vestigative accounting)和诉讼支持(Litigation support)。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务会计职能应参考财务会计的两大基本职能，同时结合我国的法律体系和现实情况，并借鉴国外的研究，将法务会计的职能概括为两大基本职能，即会计调查和诉讼协助。会计调查是指对法律案件的经济纠纷或犯罪的调查。会计调查的工作内容是调查并分析与法律事项相关的财务事实，主要涉及调查犯罪行为证据、要求获得或拒绝给予赔偿两个重点领域。诉讼协助是指法务会计在诉讼程序中发挥作用，是指法务会计工作人员作为专业人员为协助法庭或类似司法机构做出决策，提供法律事项中的会计事实的解释并提出专家性意见。

(四)法务会计的特征　从以上对法务会计的定义和职能的探讨中，并考虑到我国具体法律体制、经济环境和会计制度，本文概括出法务会计的如下特征：一是学科综合性。法务会计涉及学科广泛，同时涉及会计、审计、法律、金融等多个领域。法务会计人员还要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具备会计知识，才能通过企业财务报表和会计凭证了解经济活动内幕；熟悉审计和调查技术，才能发现问题，指出疑点，深入调查，挖掘出问题的根源；具备刑事、民事等法律知识，才可能综合施展才能，充分利用自身发现来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客户利益。二是法律服务性。法务会计关注的焦点是解释和处理法律事项中的经济纠纷或涉及财务、会计的问题。包括民事和刑事案件。法务会计是围绕法律事项开展业务，最终是为法律事项的处理或解决提供专家性意见或出庭作证，是会计工作者对法律工作者或当事人的专业支持，而非直接处理或解决法律事项，这是由法务会计的最终目的所决定的，这也划定了法务会计的空间活动范围。从我国目前实践看，法务会计最根本的业务还是诉讼支持，这也是构建法务会计理论框架的主要立足点。三是会计学属性。法务会计是在法律事项的范围内主要运用会计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开展调查和分析取证的工作。从法务会计的工作内容、程序以及手段来看，其归根结底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

(五)法务会计的基本假设　法务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也有其假设条件，法务会计基本假设衍生于法务会计环境，是会计报告发挥作用的限定性条件，是法务会计工作的先决条件。笔者认为，法务会计作为法学和会计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其假设应该具

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应有以下四个假设：一是法律事项。类似于财务会计中的“会计主体假设”。在财务会计中，会计主体是指会计所服务的特定单位或者组织，会计主体假设规范了会计工作的范围。会计工作的目的是反映一个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而法务会计的业务范围限于法律事项(即指等待处理的涉及财产权益的案件、纠纷或未决事项)。法务会计不可能遵循会计主体假设，而应遵循法律事项假设，即事先明确为哪个法律事项的处理提供专业服务。二是犯罪留痕。此假设条件是假定法务会计所实施的对象，即法律事项中的经济问题所涉及到的财务会计资料和信息中留有犯罪痕迹，犯罪痕迹中蕴含着犯罪信息，只有犯罪留痕假设，法务会计人员才得以恰当地运用有关的技术与方法，对财务会计资料和信息中发现的有关犯罪线索和犯罪事实进行会计调查和分析取证，来证实和揭露犯罪与欺诈行为。三是可验证性。是指法务会计人员所收集的财务资料等证据是可验证的。这类似于莫茨和夏拉夫等所提出的“财务资料是可验证的”这一审计假设。该假设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脱离可验证性假设，法务会计人员的结论就没有可以依靠的证据，也就根本无从检验其真伪。可验证性假设包含了对法务会计活动的证据界、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规则要求。证据界是指一切可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都属于证据；证据能力是指证据的适格性，即证据资料可以被采用为证据的资格，如物证必须是原物的规则等；证明力是指证据的价值，如仅凭口供不得作证等。四是货币计量。法务会计关注的是法律事项中涉及经济纠纷中的会计问题，特别关注的是金额方面的事项，要查实法律事项涉及的财产损失、纠纷金额、犯罪金额等财务数量信息。因此，其与财务会计一样需要货币计量假设。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法务会计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法律鉴定或法庭作证提供专家性意见的证据，为了将调查结果恰当准确地表达出来，注重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双管齐下”，计量中也会参考运用法学、证据学方面的计量方式，如调查表、流程图等计量手段，同时也会用实物指标反映，另外还可以用文字叙述来说明具体原因和情况。

二、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的关系

司法会计在我国产生相对法务会计要早，20世纪50年代由前苏联传入我国。而在1996年《参考消息》转载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关于“法务会计”成为美国最热门工作的报导之后，将“Forensic Accounting”译为“法务会计”就在会计学界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并成为研究热点。法务会计源出于英美法系的“ForensicAccounting”，“Forensic”一词的原文即“法庭的，辩论的”，有人将其译为“诉讼会计”。而大陆法系有一个词“Judicial Accounting”，一般译为“司法会计”。

(一)司法会计的概念　在我国司法会计发展的过程中，对司法会计的概念和研究范围先后出现了“一元论”、“专业论”、“二元论”的观点。较为科学合理且目前被司法实践所接受的是“二元论”司法会计观，其将司法会计活动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前者以诉讼中侦查原理为依据，借鉴审计方法，将“勘验检查”与会计查账相结合，形成独立的司法会计检查技术；后者以司法鉴定理论为指导，将司法鉴定与会计要素结合起来，建立司法会计鉴定学。对司法会计的定义，目前也还没有统一的结论。顾洪涛(2000)将司法会计定义为：所谓司法会计，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为了查明经济案件或其他案件中有关财务会计问题，依据法定程序，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审核、检查和验证，对照法律、法规和一定标准收集证据并且提供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武汉大学、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课题组(2003)给司法会计下了一个相对简略的定义：司法会计是为了解决案件或经济纠纷中涉及财会的专门性问题，根据诉讼主体的委托，由公安司法机关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对相关财务账证进行检查鉴定，从中收集证据并做出答定结论的独寺诉讼活动。

(二)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的关系　对于两者的关系，我国会计界一直以来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司法会计就是法务会计，将两者视作等同；第二种观点认为两者是平行的、不同的，如黄申(2000)、谢玉爽(2003)从法律体系、理论来源、定义、主体和人员资格、工作划分以及具体工作六个：疗面进行论证，认为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存在区别；第三种观点认为司法会计包含在法务会计内，如赵如兰、戴建宏、喻景忠、盖地；第四种观点的代表是戴德明，认为法务会计是司法会计的一种，当司法会计的目的是为在法律框架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的联系。从学科角度来看，两者都是会计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操作，都需要操作者有较强的会计理论知识和尽可能多的法律常识。从服务内容和目的看，两者都是为法庭的诉讼活动服务的。法务会计人员与司法会计人员工作的最终价值都是在法庭上体现出来的。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法官能够根据自己提供的报告对整个诉讼案件做出公平、公正、合理的判决。

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的区别。两者的区别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法务会计的法律基础属于英美法系，而司法会计的法律基础属于大陆法系，两大法系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的法庭委托制度不同。法务会计不是一种诉讼活动，是一种独立的活动，法务会计人员通常接受法律事项的当事人委托，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席法庭就案件涉及的财务问题发表专家意见，法律事项的当事双方可各自同时聘请法务会计人员提供专家证言，这与普通证人的证言在法律效力上是一样的，只有被法官认可后才能作为证据采用。而受法官授权或委托的司法会计所得出的鉴定结论可直接作为证据被采用，对法官的判定具有很大的的影响力。作用结果的差异也导致了研究角度的差异。实践中，一般将法务会计视为会计学中的应用会计学，主要由会计界人士研究，文章也多见于会计专业期刊，主要研究会计问题，兼顾法律。而司法会计则被认为是法学中的一门应用学科，主要由法律界人士学习和运用，相关书籍和文章也多站在法律的角度，兼顾会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