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十篇

隋炀帝杨广篇1

先看烈女南阳公主。南阳公主是杨广所有女儿中唯一有详细记载的公主，而之所以有如此特殊的待遇，是因为她凭借自己的气节上了列女传，使她有别于其它那些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姐妹。南阳公主也是杨广非常宠爱的女儿，她出嫁的时候，杨广特意让宫里以美貌着称的马尚宫给宝贝女儿作为陪嫁。出嫁后杨广仍要常常看到南阳，不管是下江南还是征高丽，都要把她带在身边。不过南阳公主并没有仗着父亲对自己的疼爱而趾高气昂，反而伺候起生病的公公宇文述是尽心尽力，与丈夫宇文士及也很恩爱，结婚不久就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取名叫做禅师。

不过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由于杨广荒淫无度，老百姓终于忍受不了揭竿而起，而就在杨广继续躲在江都醉生梦死的时候，宇文化及亲手举起了弑君的利刃，杀了杨广。而这宇文化及不是别人，正是南阳的丈夫宇文士及的亲哥哥！

杨广没有白疼这个女儿，眼见最疼爱自己的父亲被丈夫的哥哥亲手勒死，南阳公主悲愤之下毅然决然和宇文士及断绝了关系，擦干眼泪和母亲萧后一起，将父亲草草收拾一番暂时安葬在流珠堂。虽然与宇文士及断绝了关系，但南阳与宇文家的孽缘还远远没有结束。窦建章杀了宇文化及后，为了斩草除根要铲除宇文家的余孽，其中就包括了南阳与宇文士及的独子禅师。尽管舍不得儿子，但只要一想到宇文家与杨家有着血海深仇，曾经最亲密的枕边人如今已经反目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南阳公主最终还是大义凛然地将禅师交了出去。

后来在唐朝成功立足的宇文士及与南阳公主在洛阳城中不期而遇，宇文士及想要与前妻和好，但南阳公主断然拒绝，但宇文士及恋恋不舍，坚持不肯离去，南阳十分愤怒地说道：“你要是想死就进来吧！”宇文士及不得不悻悻离去。

南阳公主虽然是亡国之君的女儿，父亲杨广身前没有留下任何英名，死后还要带给儿女种种羞辱，但南阳公主身为女儿身却有着不输男儿的一份气节，这份气节就算在一片乱世中也熠熠夺目，连魏征都十分欣赏，宁可在史书中多费笔墨，也要记录下南阳公主的生平事迹。

不过有正面就有反面，与南阳公主烈女般的节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广那群犹如荡妇一般的荒淫女儿。这些公主虽然具体封号不详，也无更详细的生平事迹，却完美继承了老爹杨广荒淫无度的特质，更显得她们那节烈的姐妹南阳公主如同基因突变一般与众不同。而这群荒唐的公主们之所以为人所知，完全是拜一桩荒唐的淫乱后宫事件所赐。

话说这场淫乱后宫事件中的男主角宇文皛也是极品一个，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人家宇文皛，毕竟要是皇帝作风正派洁身自好的话，当臣子的也绝对不敢这么放肆胡来。杨广当上皇帝后沉湎于女色之中，成天就知道享乐，不管是下了朝还是在外巡游，经常在林苑山亭间举行大型的宴饮，身边不仅要有后宫嫔妃相伴，甚至还将父亲隋文帝死后那群本该出家清修的嫔妃一起带出来吃喝玩乐。

正所谓是上行下效，当皇帝的都这么以身作则了，这些臭味相投的宠臣们自然晓得紧跟杨广的步伐，宇文皛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备受杨广的宠爱，出入宫廷完全没有限制，于是宇文皛经常到后宫中与杨广的嫔妃淫乱，甚至还借机勾引了不少公主，如此嚣张的行为传到萧后的耳里，萧后忍无可忍之下就告诉了杨广，结果杨广完全不当回事，根本没有怪罪宇文皛。

也正因为杨广的默许，这些与宇文皛大胆通奸的公主们一时间相安无事，而且这样一来也有好处，日后跟着萧后去了突厥，这些公主面对突厥最流行的兄终弟及的风俗也能适应得很快。

随着杨广的身死国灭，这群曾经肆意张扬的公主们一夕之间彻底沦为了亡国女，只能跟着嫡母萧后在宇文化及、窦建章等人手中辗转，最后又被掳到突厥。大唐贞观4年，李靖大破突厥，萧后带着嫡孙杨政道回到长安。去突厥的时候萧后是带着孙子和一群女儿一起去的，结果回来的时候只见孙子不见女儿，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北宋灭亡时，一群嫔妃公主被掳到金朝惨遭众多宗室、将领的蹂躏后，绝大部分也是就此杳无音讯。

不过尽管被杨广带在身边的这些女儿身为公主品行不够端正，行为举止也放荡得很，但话又说回来，比起被杨广丢在长安不闻不问的那些女儿，这些公主也算是曾经幸福过的。

岑仲勉先生统计过，杨广登基14年，在长安待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就连册封嫡长子杨昭为太子时，杨广也都没回长安，就只派了个使者带诏书回去。不过好在杨昭是太子，父亲不想见他他可以主动前往洛阳求见父亲，而那些被丢在长安的公主就凄凉了，生母不得宠自己也没本事跟在父亲身边，嫡母萧后在杨广面前一是说不上话，二也是根本管不了丈夫的事，想要玩的乐不思蜀的杨广自己记起还有这么群女儿，简直就是比登天还难。

所以李渊在长安称帝后，这些被丢在长安的隋朝公主就通通被归为战利品一类，对照一下隋灭陈时隋文帝将一大群陈朝公主进行了欢乐大派送：赏几个给功臣做妾，赏几个去伺候自己的儿子，再留几个伺候自己，李渊也有样学样，处理了这些前朝公主。

这群公主沦为了亡国女，曾经好歹也算是皇宫的半个主人，如今却只能给皇宫新的主人三跪九叩，只能低眉顺眼随波逐流，只能任人宰割自己的命运，甚至连正妻也做不了只能沦为小妾。比如李世民的秦王府中，就有这样一位隋炀帝女出身的小妾。这位公主的前半生虽然不得父亲的宠爱，但好歹也是金枝玉叶的出身，原本怎么说也能下嫁给朝中某个大臣子弟作为正妻，但随着杨广的死去，却只能顶着亡国女的身份伏低做小。

隋炀帝杨广篇2

其实历史上可怜的皇帝有很多，如周太祖、汉献帝、宋徽宗、宋钦宗、崇祯都蛮可怜的。李煜、光绪、溥仪之流也可怜，虽然勤政爱民，奈何生不逢时。死得最惨的皇帝当属宋徽宗赵佶，断送了大宋江山，自己也做了俘虏，艳丽多姿的朱皇后，还经常受到金兵的调戏。悬梁自尽不成，最后大病身亡。尸体被架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春秋时晋国的国君晋景公姬，殉难于厕所里，估计是心脑血管病犯了。秦国的君王秦武王赢荡，年轻有为，喜欢和人家比力气，结果在一次比举洛阳大鼎时，一命呜呼。还有晋孝武帝司马曜竟然死于自己的皇妃之手，真是笑谈！再回头看看上面那些可怜的皇帝，和这些死得最惨的皇帝相比较，论生前的功绩政绩，哪个也超不过隋炀帝呀。但是死后栖身之地却小得可怜，棺木是下人拆床板做的，隋炀帝杨广，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怜的皇帝！

我们不妨翻开历史，看看杨广这一生的突出贡献。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中国大一统。开皇十年，南陈旧地的一些地方爆发大规模的叛乱时，杨广被任命为江南的总管，驻营江都（今扬州），平定叛乱，这一待就是十年。真不愧为好将军，文武双全，他的部队在百姓中威望很高！开皇二十年，一度任远征突厥的统帅。

修通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工程之浩大，杨广眼光之甚远，为中国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还有西巡张掖，不但扩大了国家的疆土，还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出兵征战，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西行出巡，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曾经不惧暴风雪的袭击，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真的令人仰慕！足迹遍布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还没有哪位皇帝西巡这么远且威名远扬，隋炀帝杨广，当属第一人！

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也是杨广的一大创举，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其意义深远，不但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政局稳定后，隋文帝建立天朝体系，天朝体系的建立，可以说是影响中原王朝一千五百余年，直至清廷甲午战争的失败。

隋炀帝杨广篇3

大业是隋炀帝杨广的年号，历时13年多。其名称来自《易经·系辞上》：“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隋书》《北史》等记载到大业十三年，而《资治通鉴》只记载到十二年。清朝学者赵翼则认为李渊虽然拥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但是隋炀帝仍在，大业年号并没有废除。

杨广，即隋炀帝，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人，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

（来源：文章屋网 ）

隋炀帝杨广篇4

[关键词]苏威;高G

一、苏威

《隋书》苏威传中记载，苏威本为周朝旧臣，杨坚为周朝丞相时就“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与语大欢。”可见，在周朝时，杨坚就很重视苏威的名望，并且有拉拢苏威的意图。“月余，威闻禅代之议，居盾归田里。高G请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预吾事，且置之。”（1）可见，苏威并不愿意参与杨坚的篡位事变，所以才盾归田里，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为保其名节，二为安身立命。

但是对于苏威而言，第一个原因只是他维持其名望的一个幌子。苏威的父亲为西魏时的名臣苏绰，在宇文泰建立关陇集团时立下不世功勋，而作为回报，宇文氏也给予苏家以高官厚禄，可以说宇文氏与苏氏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北周作为西魏的延续，宇文氏称帝，如果当杨坚代周自立，苏威立即响应，支持并参与杨坚“叛乱”，那么他将背上不忠的罪名。但是，当宇文氏，隋朝建立，苏威就“徵拜太子少保。追赠其父为邳国公，邑三千户。”可见他并不是反对杨坚称帝，更不会拒绝到杨坚建立的隋王朝中做官，只是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一件前途未卜的事情。并且他深知兔死狗烹的道理，历朝历代参与夺权的功臣很少真正实现其政治抱负，不是权力被剥夺，享用衣食租税，就是不能善终。因此，对于苏威来讲，安身立命才是最终要的。

在苏威的一生之中也一直在遵循安身立命此原则。据《隋书》记载：“宇文化及之弑杀也，以威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化及败，归于李密。未几密败，归东都，越王侗以为上柱国、邳公。王充僭G，署太师。威自以为隋室旧臣，遭逢丧乱，所经一处，皆与时消息，以求宽容。”（2）如果说苏威在隋朝时出仕做官是因为隋文帝是一代明主，目的是帮助明主共同治理国家以造福百姓的话，那么后来宇文化及杀炀帝，苏威立即追随化及，在化及败后，又先后追随李密、越王、王充可就不能以此来下结论了。正如秦王遣人对苏威所说“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弑国亡，见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从秦王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苏威的蔑视，更可以看出苏威为了安身立命而不顾名节。也正是如此，苏威才得到了所谓的“善终”。

二、高G

作为“四贵”之首的高G，在关陇集团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其父亲高宾时代就奠定了其家族的政治根基。高G的父亲高宾在西魏大同六年由西魏进入关中避难，因为投入独孤信的帐下，获赐姓独孤氏，并因此在关陇政权得以立足。高宾死于北周建德元年，不但以“独孤宾”之名撰写墓志，（3）更是葬在当时独孤信家族墓地范围之内。从中可以知道即使在府主被赐死十多年后，故吏高宾与独孤信仍保持着旧有的君臣之仪。这种私人间的君臣关系更得以延续到下一代。可见，对于高氏家族而言，其政治根基可以由整个关陇集团缩小到独孤氏家族。

开皇前期，杨坚为了达到对关陇集团“大洗牌”的目的，重用高G，两人政治关系极为亲密。但是这种君臣无外的亲密关系的大背景却是皇权回归背景下的君臣之别的日益森严，高G因为其与独孤氏特殊的历史渊源，从而和杨坚保持着公私两重的关系，一旦其中一种关系破裂，他的政治基石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说，高G要向顺利度过一生，于公要懂得为臣之道，余私要保持好和独孤氏的关系，和独孤氏以同一个立场站在政治舞台上。但是，高G非但没有如此，还违背独孤氏的意愿，最终落得被诛杀的悲惨命运。

《隋书》中记载，独孤皇后想要废除太子杨勇而立杨广，但隋文帝当时并没有拿定注意，所以就问高G：“晋王妃有神G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如果高G足够聪明，就应该知道这既是独孤皇后的意思，就不应该违背。但是高G却没有，他给隋文帝的回答是：“长幼有序，其可废乎？”（4）这样一来独孤皇后便知道高G与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同，至少在废太子这件大事上的立场不同，所以就已经有了除去高G的想法。

除了政治上与独孤皇后不和，高G在生活上的事情也使独孤皇后甚是不满。众所周知，独孤氏善妒，不能容忍男人娶小妾，更不能容忍男人忽视自己的夫人而对妾好。高G就犯了独孤皇后的忌讳。高G的妻子死后，独孤皇后对隋文帝说，既然高G的夫人去世了，为什么不再给他娶个夫人呢？隋文帝于是就对高G说了这件事，可高G却说自己已经老了，退朝之后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看看佛经，至于再娶这件事就算了吧。可是，没过多久，高G的小妾却生了个儿子，听到这件事后，“后甚不悦”，于是隋文帝问其缘故，独孤皇后说：“陛下当复信高G邪？始陛下欲为G娶，G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5）。隋文帝听了皇后的话，渐渐疏远了高G。

高G在文帝后期虽然已逐渐失势，但是文帝、独孤后仍然顾念旧情，并没有像虞庆则那样被诛杀。可是当文帝驾崩，炀帝即位，对于高G来说，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如上文所说，高G并不支持晋王广继承皇位，高G支持的是太子杨勇，也就是说他站在了杨勇的“队伍”中，与晋王广截然对立。如果高G足够聪明的话，在政局尚未明确，由谁继承大统这个问题还未明确的情况下，既然大的原则问题上已经违背晋王广，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也应在别的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上对杨广让步。但是，高G却没有这样做，《高G传》中记载“九年，晋王广大举伐陈，以G为元帅长史，三军咨禀，皆取断于G。及陈平，晋王欲纳陈王宠姬张丽华。G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陈国平，不宜取丽华。乃命斩之。王甚不悦。”（6）从炀帝性格来看，他并不是一个能海纳百川之人，因此不可能去重用一个曾经强烈反对其继承皇位并且屡次违背自己意愿的人，所以，高G面临的好的结局就是被贬黜，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以各种理由被诛杀。

作为独孤后的“家客”，高G违背独孤后意愿，二人之间始于父辈的私交逐渐破裂、瓦解，这无疑成为高G本人在政治上失势的加速剂。炀帝登基，排斥关陇集团，重用“盘底旧臣”，当然，作为当初反对其继位的高G，炀帝当然不会放过，最终“下诏诸之”。

三、结语

苏威与高G虽然同为关陇集团中的第二代子弟，地位显赫，但是苏威在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后先后追随宇文化及、李密、越王和王充，当王充被大唐秦王平定后，秦王拒绝接纳苏威，最终“卒于家，时年八十二岁。”（7）而高G却在炀帝登基前支持太杨勇，炀帝即位后屡屡违背炀帝的心意，满腹抱怨，最终被人揭发，“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诸子从旁。”（8）苏威虽然最终未能进入大唐王朝，但也算得上是善终，而同为“四贵”之一的高G却被炀帝诛杀。究其原因，苏威深谙“为官之道”，懂得见风使舵，而高G却缺乏“政治觉悟”，未能始终追随其家族显赫的政治根源，违背独孤氏。

注释：

（1）[唐]魏征：《隋书》卷四十一《苏威传》，中华书局，第1185页。

（2）[唐]魏征：《隋书》卷四十一《苏威传》，中华书局，第1190页。

（3）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第480页。

（4）[唐]魏征：《隋书》卷四十一《高獯》，中华书局，第1182页。

（5）[唐]魏征：《隋书》卷四十一《高獯》，中华书局，第1182页。

（6）[唐]魏征：《隋书》卷四十一《高獯》，中华书局，第1181页。

隋炀帝杨广篇5

我上大学时学的是历史，但刻在童年记忆深处的烙印很难一下清除干净，所以对曹操、杨广这些所谓“奸臣”、“昏君”的反面形象有着根深蒂固的认识。当然，随着对历史的深入学习，对曹操的评价自然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戏曲舞台上的白脸奸雄、评书故事里的乱臣贼子，和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本来面目渐渐分开。

但对于隋炀帝杨广，还真没想过有“翻案”的可能，因为无论是文学化的评书，还是讲实证的史传，都很自然地把他归于“昏君”的行列，甚至是与夏桀、商纣、秦二世、陈后主齐名的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坏皇帝典型。直到这次隋炀帝的墓葬被发现，我们试图深入解读这位著名昏君的身前身后事时，暮然回首间，才发现杨广其实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皇帝，他竟然留给后人几笔无法计算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财富之一就是大运河，这是与长城齐名的中国又一项伟大的工程，在清代后期漕运被海运替代之前，一直扮演着沟通中国南北经济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即使到了今天，她仍旧充满着无限的生命力。如今，大运河及其沿途的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象征，如果今年如愿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又将造福无数沿河的苍生。远在唐朝时，就有人写诗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把隋炀帝修大运河与大禹治水相比，看来那时就有人为杨广鸣不平了。

财富之二是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创举，打破了贵族对权利的垄断，开创了依靠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为不同阶层的人群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

财富之三是修建洛阳。隋炀帝迁都洛阳后，花费极大精力修建了一座布局宏大的都城，在整个中国都城建设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仅这三项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人能完成的伟业了，更不要说其他完成统一、畅通丝路、诗歌创作等事业和才华了。做了这么多事情、有过这么多功劳的一个皇帝为什么偏偏被后人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呢？

隋炀帝杨广篇6

历史有时非常吊诡。比如说隋炀帝和唐太宗，多像啊。什么像呢？首先，身份像。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都出身于所谓关陇贵族集团，更令人叫绝的是，唐太宗的奶奶居然是隋炀帝母亲的亲妹妹，唐太宗见了隋炀帝，还得乖乖叫一声表叔。第二，经历像。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是老皇帝的二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大统的惯例，谁都没有资格接班当皇帝。不过，这两位皇子都功勋卓著，野心勃勃，不肯甘居人下，隋炀帝搞了个仁寿宫变，让老爹杨坚死得不明不白；唐太宗更是搞了大名鼎鼎的玄武门之变，让老爹李渊退得明明白白。两人当皇帝的来路，都不怎么正。第三，理想像。两个人都志存高远，干活儿也都兢兢业业。唐太宗勤政自不用说，隋炀帝也忙得四脚朝天。隋炀帝在位一共十四年多，在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呆的时间不足五年，其余时间都在路上东奔西跑，足迹踏遍大隋的山山水水。可是，就是这么极端相似的两个人，日后评价却是天悬地隔。唐太宗成了明君中的明君，贞观之治，流芳千载；而隋炀帝则是暴君中的暴君，身死国亡，遗臭万年。

原因出在哪儿？两人有三点相同，还有三点不同。第一，对老百姓的定位不同。隋炀帝对老百姓的定位是什么？是工蚁。建东都、挖运河、修长城，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当时全国人口总共4600万，被他征发兵役劳役的竟然累积达到3000万人次，这不是要命吗！一个工蚁自然命贱，说踩死就踩死，可是，4000万工蚁都发怒了呢？这就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在历史上，有一个名词叫土崩。第二，对官员的定位不同。隋炀帝对官员的定位是什么？是走狗。他有一句高论非常知名：“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今天提意见，明天见阎王。有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皇帝听不进意见，当然也就没法修正自己的错误，小错会酿成大错。更重要的是，一个官员，只能领俸禄，不能说真话，这和吃喝不愁、但只许摇尾巴的宠物狗又有什么区别呢！隋炀帝不让官员说话，官员们也就无从产生对国家的主人翁责任感。一旦局势动荡，不仅不会维护国家利益，反倒生出几许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这不就是隋末遍地可见的统治集团内部造反吗！在历史上，有一个名词叫瓦解。第三，对自身欲望的控制能力不同。隋炀帝有什么欲望？不是笔记小说给他栽上去的——隋炀帝一生一共两位夫人，五六个儿女，在封建帝王里真算是清心寡欲，大概仅次于他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老爹隋文帝。他有比这更大的欲望。什么欲望呢？唐朝人总结得好：“轥轹轩唐，奄吞周汉，子孙万代，人莫能窥。”为了实现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字第一号皇帝的大欲望，隋炀帝可是拼了命。从他即位到大业八年第一次东征高句丽，一共8年和平时期，隋炀帝竟然兴修了22项大的公共工程！他往前飞奔，也逼着老百姓跟进，谁若是跑不动，他就拿鞭子抽着你跑。国家高速发展，老百姓却不能分享幸福，这样的局面，又怎能持久呢！

反过来看唐太宗。在唐太宗眼里，老百姓是什么？是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然水有那么大的劲儿，就别轻易激起风浪。有了这样的警惕心，他就知道轻徭薄赋了。官员是什么？是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就可以从谏如流了。自己的欲望是什么？是魔鬼。他说：“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一个君主，不仅要节制穷奢极欲的欲望，还要节制建功立业的欲望，至少，要把这种欲望放在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否则，超出了人民的承受力，连政权都保不住，还怎么能够建功立业呢！

就是这三条不同，最终决定了唐太宗和隋炀帝的命运和历史评价。那么，为什么两个有着共同血脉和文化基因的人会做出如此不同的选择呢？此无他，隋朝忽喇喇如大厦倾的结局给了唐朝统治者当头棒喝——人类永远可以以史为鉴。

隋炀帝杨广篇7

身为隋朝第二任皇帝，也是最后一个。文艺地说，隋炀帝是一道明媚的忧伤。他在他死去后的几百年里被后人褒贬不一。可在我心中，隋炀帝是一个好皇帝。杨广在历史书上被黑的“体无完肤”，这就是我为他鸣不平的原因之一。

说句大实话，其实隋炀帝修建大运河是一件为后人谋取福利的好事，即使在当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可在如今看了，我可不可以说他目光远大，很有谋略呢？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看待问题，当然也不能只从一个角度来看。至于说隋炀帝是暴君，我觉得他在国家建设上其实很有想法，如若不是太急功近利结果闹得后来被黑，他老爹隋文帝一生兢兢业业创建起来的江山社稷也不会因此改朝换代了。

而且我个人认为隋朝虽然短暂却不失华丽，隋朝的两代皇很有作为。杨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明君而且对我国的三省六部制有很大的贡献。天时地利人和？唐朝就这么顺理成章的取代了大隋。然而可笑的是，大唐的很多制度也都是从隋朝沿袭过来并有所改变的，而且隋朝有效地统一了中国。我这并不是看不上唐朝的意思，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其实隋朝的各方面不弱于唐朝。

所以总的来说吧，各有千秋，但不能单从史官编纂的来看待一个皇帝的极端。

初二:旧人旧事旧心酸_

隋炀帝杨广篇8

【关键词】魏徵；王朝兴亡；君主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218-01

上下五千年，泱泱中华史。翻开史册，我们看到的历史，跳不出王朝治乱兴亡的周期循环。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初年至其中期，经历了休养生息，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往往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景。但这盛景之下，又往往蕴藏着危机。危机慢慢扩大，波及面渐广。至王朝末年，无疑是天下大乱，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群雄逐鹿，民不聊生。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亡了旧王朝，在旧王朝的废墟里建立起新的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

每个新王朝都希望自身能够长治久安，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君主、名臣开始探索王朝治乱兴亡的秘密。这些探索有些是以“君主”为中心展开，讨论君主的所做作为对王朝兴亡的作用与影响。魏徵在《隋书》纪、列传后论中所表达的对隋朝兴亡的所思所感即是其中的代表，我们且将其称为魏徵的“隋亡论”。

一、魏徵与《隋书》

魏徵此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由此可见其胸怀大志，且博览众书。在天下纷乱之际，魏徵先后跟随李密、窦建德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最终为唐政权效力，拜为太子洗马，效力于李建成。“徵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魏徵之深谋远虑可见一斑。一方面，魏徵胸怀大志、博览群书，有能力对隋朝治乱兴亡及隋代君主所作所为做出评价。另一方面，魏徵是隋亡唐兴的见证人，亲身经历过隋末乱世，其评价则更加客观中肯。且魏徵为人耿直，不会为阿谀当朝统治者而歪曲客观事实。魏徵的个人素质决定了其史论具有较高的价值。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命“秘书监魏徵修隋史”。由此，魏徵开始以主编身份编修《隋书》。除传统编修之外，魏徵还在《隋书》纪、志、列传或前或后撰写了序或后论。史载“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从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隋书》的这些序、论，尤其是帝纪后论，以隋朝的开国之君与亡国之君作比较，揭示君主心态、作为与皇朝兴亡的关系，尽显一代名臣魏徵政论家、史论家的本色。

二、隋代君主与王朝兴亡

隋代之兴离不开隋文帝的努力。581年，隋代北周。随后便是8年的统一之战，589年，隋文帝杨坚完成了全国统一，史称“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魏徵对隋朝的统一大业极为推崇，称赞隋文帝顺乎潮流，“乘兹机运，遂迁周鼎”，“劬劳日昃，经营四方”，经历了“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的统一过程，出现了“《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的统一局面。《隋书》对隋文帝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可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统一之后，杨坚又“躬节俭，平徭赋”，自身带头提倡节俭，不沉迷于富贵的帝王生活，节俭从政，且轻徭薄赋，思虑、关注民生，不搜刮于天下，这一点尤为可贵，以致最终达到了“仓廪实，法令行”的效果。

然而，隋文帝杨坚并非完人，其亦有性格缺陷，“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魏徵认为，这一缺陷导致了其“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才列，天下已非隋有”，竟为隋代由盛转衰埋下了伏笔！魏徵进而感叹：“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从此处可以看出，魏徵认为隋朝的“衰怠”、“乱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起自高祖，成于炀帝，由来远矣。在后文中，魏徵则以隋炀帝的种种倒行逆施为中心，着重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一系列政治原因。

首先，隋炀帝并非勤政之君，荒淫怠政；且性格狂妄自大，喜好猜忌，易构罪臣下。《隋书》称“帝性多诡谲”，“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隋炀帝狂妄自大、滥杀无辜，尤其是他不听谏官之言，除之而掩过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

其次，隋炀帝穷奢极欲，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炀帝完全摒弃了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的做派，“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这样的奢靡生活，必然会使隋王朝日渐走向衰亡。

最后，隋炀帝大兴土木、三驾辽左，使人民不堪其扰，最终加速了隋代的灭亡。关于这一点，魏徵的评论可谓切中肯要，他说隋炀帝“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隋炀帝大兴土木、三征高句丽，必然劳民伤财，猾吏不断地向百姓征兵、征税、征发徭役，名目繁多，百姓多为破产甚至丧命，略有反抗，便有严刑峻法临之，以致最终民不聊生，群雄揭竿而起，隋朝走上灭亡的边缘。

三、“隋亡论”在贞观年间的影响

魏徵在《隋书》的序、论中阐发了自己的“隋亡论”，探讨了君主的所作所为对于王朝兴亡的影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隋亡论”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存世，它还对现实政治，尤其是贞观年间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使唐太宗不妄自尊大，任用贤能，虚心纳谏，君臣关系良好。其次，使魏徵更加明确了“居安思危”的思想，从而劝谏帝王，进一步完善唐太宗“任贤能，受谏诤”的言论。最后，有利于唐太宗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隋炀帝不恤民力、竭泽而渔的做法使得隋二世而亡，这使得唐代统治者更加重视君民关系。总之，“隋亡论”对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隋炀帝杨广篇9

论文摘要：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据魏征《九成宫醴泉铭》所记，唐代九成宫就是隋代仁寿宫。九成宫与隋唐政治史的关系较少为学术界所重视，笔者将有关史料略作钩稽。

一、仁寿宫的修建与隋朝政治史

仁寿宫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开皇十三年(593)正月，隋文帝杨坚到陕西扶风郡巡游，-Yt至所辖普润县。普润县距长安不远，“去京三百余里”(】卷"‘马周传’。县治五里之外的西天台山‘都8‘地理志一，“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九成宫’这里风景险绝优美，隋文帝下诏营建仁寿宫。

隋文帝谕令尚书右仆射杨素监督营造仁寿宫，杨素推荐封伦为“土木监”负责工程质量，以有“巧思”的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主持设计。‘宇文恺，命崔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具体施工)糊‘崔善为衔。

从开皇十三年二月至开皇十五年(595)三月，历时二年竣工。仁寿宫施工条件差，工期短，在杨素等人的督责下，“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卷4。‘杨素传)。工匠们以生命代价修建了这一奢侈品，仁寿宫的“盛饰”奢侈违背了隋文帝“性俭”的宗旨：

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日：“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杨)素惶恐，虑将获谴。(封)伦日：“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日：“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日：“卿何以知之?”对日：“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卷。‘封伦传’独孤皇后还以“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之理劝谕隋文帝，“上意乃解”卷绱t杨素传)。不管是大臣“孝顺”，还是帝王“法度”，均不能掩盖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与其后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这种残民以逞、穷奢极欲的行为，它们对隋朝统治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唐初史臣总结说：“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史臣隋文帝多次长住仁寿宫，“每岁避暑，春往冬还”。据《隋书》卷2《高祖纪下》记载，从开皇十五年到仁寿四年(604)的九年时间里，隋文帝在仁寿宫将近四年，可见仁寿官表面上是隋朝君主的避暑胜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政治中心。

隋文帝受禅得位，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隋初，山东多流冗之民，隋文帝欲北徙实边，被太子谏止，“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卷4《房陵王勇传)。可见，杨勇有一定的治国权力与能力。但他“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特别是冬至节皇太子接受百官朝见，形成与隋文帝相颉颃的东宫势力。此为杨坚所不容：“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房陵王勇传’自此隋文帝对杨勇恩宠始衰，父子渐生猜疑。

独孤皇后、晋王杨广、越国公杨素相互勾结，阴谋“夺宗”废立之事。史称隋文帝“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杨素、独孤皇后藉此机会相继陷害皇太子，“高祖惑于邪议，遂竦忌勇”。可以说，从京城长安至仁寿宫仅相距三百里，但隋文帝与杨勇父子亲情已远隔万里之遥。隋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0”其举动被皇太子监控，双方已处于十分敌对的状态，隋文帝怒责皇太子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人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私房陵王勇传开皇二十年(600)九月，隋文帝“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卷。史万岁传’。

同年十一月，杨广取代杨勇被立为皇太子。接着，隋文帝将第二年改元为仁寿，“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杨广)监国”【)卷《炀帝杨广纪。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又至仁寿宫，“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卷(高祖纪下’。杨广实际上掌控了朝政。四月，隋文帝“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人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卷《房陵王勇传)。杨广荒淫的本性显露无遗。七月，隋文帝暴崩，杨广“矫诏”赐死已废为庶人的杨勇，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隋朝迅速灭亡，仁寿宫也在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废”于战I5)卷37《地理志一)／＼0仁寿宫虽是静态的建筑物，但却与隋朝的兴亡有密切的联系：

(隋文帝)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即仁寿宫)，权侔京室(即长安)，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横绕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卷2《高祖纪下》“史臣”史论认为仁寿宫与京城长安作为两个政治中心，成为隋文帝父子疏离斗争的原因，也是隋朝乱亡的根源。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是极为深刻的。

二、九成宫与唐朝政治史

《元和郡县志》有“贞观五年，复修旧宫，以为避暑之所，改名九成”的记载，为何唐太宗要将仁寿宫修复作为避暑胜地?据《九成宫醴泉铭》叙述，长期的戎马倥偬而餐风露宿，统驭万民而殚精竭虑，使正值盛年的唐太宗“忧劳成疾”。从《九成宫醴泉铭》“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居京室，每弊炎暑”来看，唐太宗身患中医学所谓的“气滞”之病。这种疾病，就湿不就燥，特避暑热。贞观二年(628)}k~J，因皇宫“卑湿”，公卿奏请建高阁而居李世民对他们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卷2‘太宗纪上’拒绝了群臣请建“离宫”，从节省出发，因循隋朝“仁寿宫”，略加修葺以作避暑地。贞观六年三月，唐太宗将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离宫游幸”加以劝谏，李世民晓谕道：“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翔。‘姚思廉传《资治通鉴》卷194所述与此略异：“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将唐太宗去九成宫的目的解释得十分清楚。九成宫居深山之中，确为避暑之佳处。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三月至十月、七年五月至十月、八年三月至十月、十三年四月至十月、十八年四月至八月五次长住九成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九月，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官，乾封二年(667)二月又恢复九成宫之名。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二月至八月、总章二年四月至九月、咸亨元年(670)四月至八月、咸亨四年四月至十月四次长住九成宫。两位君主几乎是春去秋回，公卿相随，冠盖相望，当时有诗序记其盛况：“九成宫者，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远，得昆阆于神京；三山已沈；见蓬莱于右辅。紫楼金阁，雕石壁而镂群；碧瓮铜池，俯银津而横众壑。离宫地险，丹硐四周，徼道天回，翠屏千仞。卫尉寝蒙茸之署，将军无刁斗之警。中岩罢燠，飞霜为之夏凝；大谷生寒，层淮以之秋冱。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效；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郊；群公百僚，扈龙轩而北辅。春秋络绎，冠盖满于青山；寒暑推移，旌节喧于黄首。”帮‘乐府杂诗序’该诗深刻揭示了九成宫因君主的幸临所赋予的政治中心地位。

唐太宗时期九成宫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太子监国与夺嫡之变

唐太宗于避居九成宫等处时，皇太子李承乾受命理政，“太宗居谅圈，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卷《恒山王承乾。李世民离京别处之时，对李承乾缺少足够的管束和教导，“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又加上先天性足疾，唐太宗移爱于魏王李泰，“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雾隙”[】卷’《恒山壬承乾传)。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李泰也被降封。

鉴于皇太子与其他皇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唐太宗对朝臣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卷7《濮王泰传’唐太宗在九成宫等地避暑，将处理国务的权力全部下放皇太子，使皇太子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一方面导致父皇的猜忌，另一方面引起其他皇子觊觎皇权的野心，所以宫廷政争难免。唐太宗所规定“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的制度，对上述政治问题虽有所防范，但实际上使皇太子地位下降而导致储位变动，继承人的选择多受制于皇权等因素的干预，促使皇太子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疏离。

(二)结社率事件与突厥残部安置地的变迁正如《醴泉铭》“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所说，唐朝对突厥采取军事打击与怀柔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前，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先期率部归附。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以其下兵众安置顺、佑等州。贞观五年，突利可汗死后，其子贺逻鹘袭父官爵。

然对于颉利可汗所领突厥残部的安置，唐太宗君臣颇多争议。有廷臣以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而秘书监魏征奏言：“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其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收取河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温彦博反驳说：“遣居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魏征以晋代五胡乱华为例，“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温彦博用“古先哲王，有教无类”向唐太宗蛊惑说：“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我援护之，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民，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单于于内郡，为汉藩翰，终乎一代，不有叛逆。”(】卷1舛上《突厥传上》唐太宗钦准了温彦博的建议，从幽州至灵州设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

隋炀帝杨广篇10

贞观并非全盛日，奈何人心向往之

长久以来，“贞观之治”深入人心，人们都认为那是个富强的、国力鼎盛的时代。相比之下，隋炀帝的统治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与“修凿大运河”、“伐高丽”、“江南巡幸”、“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相联系，这种看法对不对呢?对，可是不够全面。首先，贞观年间的国力并不十分强盛。其次，隋炀帝统治时期并非一片黑暗，相反，在他统治前期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强顶峰。

长久以来，我们将隋炀帝描述为昏君暴君，鲜为人知的是――隋炀帝的亡国是“极盛而衰”，并非常见的“积重难返”，他统治时期的富强程度是唐太宗统治时望尘莫及的。那时隋已平陈(平陈战争的总指挥正是当时的晋王杨广)，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周边局势稳定。到了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政府仓廪丰实，后人称赞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隋炀帝大业年间的富强程度，唐朝花费了百年时间，历经了太宗、高宗、武则天等，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才重新超越。

相比起隋朝大业年间，唐太宗的贞观时期似乎远非一个“黄金时代”。隋炀帝时期的富强令唐太宗艳羡不已，以至于大业年间的各项经济指标成了他心目中的“标尺”。史料中记载太宗多次向臣下询问：“xx数字比起大业年间如何?”魏征等大臣也常常诚实地回答他“度长计大，曾何等级”，意即“简直不成比例”。

一个国家可能在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走向衰落，也有可能在国力强盛的情况下走向崩溃。今人常常谈及“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效率”与“公平”孰重孰轻?或有言效率为先，公平就会达到。但就隋唐历史来看并非如此，富强(“效率”)并未给隋朝带来长治久安，而对于“公平”的追求，却使得满目疮痍的唐朝在唐太宗的统治下走向稳定。

能够统治人心才是真正的王道

唐太宗是以“公平”使人民看到希望，使人民知道他与他们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倚仗强盛国力肆意妄为。一句话――统治者能够统治人心才是真正的王道。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贞观元年，关中大饥；第二年，天下又遭蝗灾；第三年，又遭大水灾。但是唐太宗做得很好。他看到蝗虫成灾，就抓住一个蝗虫吞下去，说“宁可让你食我五脏，也不要吃百姓的庄稼”。你尽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秀，但是你要是站在受蝗灾摧残的民众角度想问题的话，就会体会到他们看见、听说这一幕时的心情。与此相对比，隋炀帝巡游江南，沿途官府上供各种珍馐美味，耗资巨大，大量吃不了的东西被隋炀帝的队伍随地丢弃，在老百姓中造成恶劣影响。

隋炀帝时期曾经一次捕获“盗贼”两千余人，并下令全部斩首。负责司法的大理丞张元济觉得案情可疑，推勘发现这些人中具有重大嫌疑的只有9人，最后能定罪的不过5人。但是却无人敢向隋炀帝汇报，于是两千余人同时被斩。那么唐太宗怎么对待囚犯呢?他反复向臣下灌输的思想是“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对待死刑案件十分谨慎，据说每年被处死刑者不过寥寥数十人而已。还有一次，唐太宗亲自审查死刑案件，因怜悯这些囚犯，放他们回家探亲，约好来年秋天回来就刑。第二年秋天，这些死囚无一潜逃，全部按时归狱。唐太宗欣然赦令，将其全部释放。这番历史佳话的背后，是民众对于君主大度的回报。

上面那个故事还反映出隋炀帝对待谏言的态度，隋炀帝早已放言：“我性不喜人谏。”于是无人敢反映死囚的冤情。一直到农民起义星火燎原之时，隋炀帝还在处罚向他汇报真实情况的人。于是大家都保持沉默。隋炀帝像一头巨大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入沙子里，直到风暴将其吞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太宗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有关他纳谏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兹不赘焉。纳谏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皇帝一天能听多少谏言呢)，但是纳谏的作用不仅使皇帝能修正行为、准确掌握国家基本形势，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人民相信一切问题都能上达天听，从而使得这个社会拥有了一个压力释放口。

唐太宗还很明白社会各阶层的所欲所求，科举制的恢复就是他给予知识分子的“礼物”。科举制发明于隋文帝开皇年间，隋末战乱使其搁置，至太宗时全面恢复。隋文帝初建此制度时，每年取士寥寥无几，并不是主要的选拔人才渠道。而唐太宗举办的科举，取士名额增加，报考人数更是明显增加，据说考试那天，唐太宗望着滚滚人流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那时的中国，距离门阀政治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不远，贵族政治的阴影尚在，一个人要想当官，血统比才能更重要。而科举制则从根本上撼动了这种陋规，使得广大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出口，看到了希望，所以才如过江之鲫入太宗之彀，这不能不说是太宗的“长策”。科举制此后继续发扬光大，以至于千年后被法国启蒙思想家借鉴，用以反对法国的贵族政治，可见太宗之举是多么英明。

“效率”与“公平”，孰重孰轻

说到这里我们回到“效率与公平”这个话题上来。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证人民基本温饱，无疑将导致动荡，但是在基本温饱得到保障之后，“效率”与“公平”究竟孰重孰轻就值得玩味了。隋炀帝为国家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他开凿的大运河泽被后世，沿用至今；他召开的外国酋长大会气势恢宏；他对突厥的威慑、对吐谷浑的进攻彰显了隋的国威，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符合人们心目中一个伟大帝国的形象。当他对高丽发动进攻的时候，百万大军从洛阳出发，四十天方走出洛阳城，旌旗绵亘千里，隋王朝的富强可谓前无古人。可是月盈则蚀，盛极而衰，当两百多万民夫夜以继日在皮鞭催促下为前线运粮之时，当山东民夫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为军队制造战舰以致下身溃烂生蛆之时，这种富强就势必如过眼烟云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