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范文10篇

隋炀帝范文篇1

关键词：隋炀帝诗歌历史作用

一、历史上的某些现象往往是那样具有嘲讽意味：同隋文帝杨坚弃华返朴的理论和实践形成鲜明对照的，恰恰是其子隋场帝杨广对华章丽句的近乎狂热般的爱好。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这位以荒淫无道载人史册的昏暴之君，在诗歌中上竟是一位大力推进南北融合的急激冒进型的先行者。这不仅仅是由于他那些煞费苦心的作品在隋代诗坛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个人的悲剧始终处于历史与时代漩涡的中心。

《隋书·文学传序》载：场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稚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级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二、这段记载涉及到的历史现象比较复杂。

场帝初习艺文时的非轻侧之论与即位后的一变其风、其意在骄淫的诗文内容与词无浮荡的表现形式之间，都蕴涵着内在的二律背反。杨广以阴谋手段易储篡位，政治野心的约束与压抑迫使其文学理论与实践的表里、前后均不一致，这给后人真正认识此人及其诗歌的本来面目带来了难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人身上有着一种强烈的原始生存竞争的欲望。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矫情饰行”本身就是压抑自己内心那些日益强烈的基本愿望；而压宗这一狼子野心的得以实现，即意味着杨广个人的命运悲剧正式开场。为凡夫俗子垂涎艳羡的“九五之尊”，在隋场帝这里其实是一种厄运。隋文帝在位时的大诛杀己为场帝积怨，文帝弥留之际场帝与陈宣华之间的风流韵事及文帝那莫名其妙的死，更为场帝种下了祸根。隋末瓦岗军首领李密那篇以痛斥场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闻名于世的檄文历数他有十大罪状，其中轼杀、娶母为十恶之首(陈宣华在名分上是场帝母辈)。且莫说在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的诗书礼仪之邦，即使在近代西方，这种乱伦行为(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也是令人发指的。正是在人们由捕风捉影的怀疑而确凿不移地认定的这两点上，暴露了场帝性格中原始野性未泯的一面，从而使他成为隋代一系列矛盾的聚焦点。

这颇有些类似于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所剖析的那种现象。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这篇文章中，将儿童的恋母妒父心理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认为“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的第一个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俄狄浦斯王杀了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式，他只不过向我们显示出我们自己童年时代的愿望实现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明显带有其神秘的泛性论色彩，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我们如果扬弃其不合理的悖谬成分，并将其引申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广义角度来理解的话，却可以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弗氏所述心理现象发生于人类幼年。而隋刚刚从中脱胎出来的北朝，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幼年时代。这从诗歌发展史上也可以看出来。例如河朔一带流行的那些以巾帼英雄为主人公的北朝乐府民歌，即明显带有氏族公社阶段之母权制的印记；而隋代诗歌中那种不加掩饰的生存本能的冲动，那种热血腾涌的野性气息，都带有人类幼年时代茅塞未开、没有过多的思想束缚、活泼好动等显著特征。这些特征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当然是背道而驰的。但也许是顺应了人类天性的缘故，它却往往能够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古希腊神话之辉煌成就与此关系密切，中国唐代诗歌艺术的全面繁荣亦与此息息相关。隋唐时代诗歌的兴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始终没有消退的人类幼年时代的稚气，以及与之俱来的旺而不衰的蓬勃生命力。而这些稚气和生命力在隋人心理上及其诗歌中化成的冲击力量，在隋场帝这里可谓集其大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场帝可以说是中国的俄狄浦斯王。他在轼父娶母的宫廷政变中所作所为之野蛮和残暴，乃是人类早期那种强烈得按捺不住的原始生存竞争欲望的体现。人类生存竞争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性的本能，杨广那些直接发自性本能的极端荒淫的行径亦为时人所不齿；但另一方面，性本能又具有升华作用，它可以把感情转变为事业上的追求，亦即舍弃性的目的，而转向更高级、社会更能接受的目标，把本能的能量贯注到替代的目标或对象上，使本能愿望的要求变成一种新的、非性的欲望和思想。性本能背后的这种潜在力量，弗洛伊德称之为“里比多’。里比多在隋场帝事业上的作用，可分为政治与文艺两途。它们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统一，又有着各自独立的特色与差异。在政治上，隋场帝是一位失败的悲剧型人物。修万里长城、开凿大运河这些造福后代的建设性事业，换来的只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烽烟四起，最后终于推翻了他的统治；在文学上，这位疏于治国理民之道的统治者却颇有建树与开拓。即如《冬至乾元殿受朝诗》：

北陆玄冬盛，南至蓉漏长。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至德渐日用，治道愧时康。新邑建高击，双阀临洛阳。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碧空霜华净，朱庭皎日光。缪佩既济济，钟鼓何煌煌。

此诗最初给读者的印象是雍容典雅、四平八稳，似无甚具有魅力之处；但倘若我们从整体上去感受的话，它表现的乃是一代关陇英杰刚刚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时那种如日方升的宏大气魄与意象。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即明显得益于此。再如《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天之骄子的意气更是喷薄欲出：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澳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拒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转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放……后来唐太宗虽也有同题之作，却远不及场帝之作坦荡与畅快：“寨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筛族，饮马出长城。塞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征。’，两相比较，场帝作品中那种对于武功的渴望，对于权利与荣誉的迷恋，以及由此产生的关陇豪强大展鸿图时那种带点沾沾自喜的时代自豪感，都较太宗之作要强烈得多。它不像后者那样刻意追求对仗的工整，许多话想说又不敢说，还时时露出雕琢痕迹；而是赤裸裸地袒露胸怀，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有畅所俗言之果敢，无欲言又止之顾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作为帝王无法与一代英主唐太宗同日而语的隋场帝，在作为诗人这一点上却要比唐太宗高出一筹。不管太宗的拥戴者们是否心悦诚服地愿意承认，诗歌史上的史实是明摆着的。后来唐代宫廷中那些以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为主题的君臣唱和之作，即场帝诗歌作品的余波。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唐太宗的煌煌功业使其诗笔有了依托；不似场帝那般色后内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隋场帝是关陇军事集团的早期领袖之一。此时的关陇军事集团，在政治上还较为稚嫩和不成熟，对如何治理一个涣涣大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

他们对“以马上得天下，非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体会不深，对一般封建帝王用以维系封建统治的儒教纲纪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重视，加之以治国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的种种失当，顷刻颠覆之悲剧的发生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初生的关陇集团内忧外患积蓄之多，好象一个装满了火药的木桶，距离总爆发所欠缺的只是一点火星。以隋文帝杨坚之兢兢业业地小心经营，尚且只能延缓矛盾激化而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消饵；何况隋场帝杨广先天生的缺陷，使他连这一点也无法作到，必然被爆发炸得粉身碎骨。这不仅是杨广个人、也是整个关陇集团和隋那个朝代的悲剧。身为一国之君，杨广未尝不想有一番作为，但隋代的时势尚不容他任意伸展。政治上无处施展的力量转而发之于诗歌，一些诗篇因之充溢着关陇健儿的豪雄之气。如《白马篇》塑造的主人公，展现了一代关陇英杰的风姿，建功立业之心溢于言表：“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文犀六属恺，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轮台受降虏，高网剪名王。射熊人飞观，校猎下长杨。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原。岛夷时失礼，卉服犯边疆。征兵集蓟北，轻骑出渔阳。’，前面提到的那两首《冬至乾阳殿受朝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和《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纪辽东二首》皆属于这一类型。这类诗对后世的影响，是一批以雄豪阔大为美的诗歌作品的出现，后来唐人作品中关陇健儿的主体意识历久不衰，杨广可以说是他们的“始毕可汗”。

隋炀帝范文篇2

为了精简机构,改革吏治,把军政大权集中于中央,炀帝明令废除诸州总管府。又下令改革封爵制度。他下诏:“自今以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又规定“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须德行功能显著者,才能升级。大业三年,炀帝下《求贤诏》,批评各级臣僚,举贤不力,要求从德行、文武才干等各个方面荐举人才,指出人才“不必全备”,只要“一艺可取,亦宜录用”。北周官制,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员冗杂。隋文帝虽改周之六官,但基本上仍依前代之法。炀帝即位后,作了大胆改革。如废除三师、特进官;废除都督以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将光禄、金紫、银青等九大夫,建节、奋武等八尉定为散职。又改三卫为三侍,废除直阁将军、直寝、奉车都尉、别将等武官。文帝时设置了九等爵位,炀帝只保留了王、公、侯,其余都予以废除。尚书省六曹,原各设侍郎六人,共计三十六名侍郎,炀帝改为每曹各设侍郎一名。这些改革,不仅裁减了冗官,精简了机构,同时又削弱了北周的贵族势力,是切中时弊的。

南北朝以来,人口大量流徙,形成“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百家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现象。致使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州郡县的数量越来越多。隋灭陈后,全国总计有州253,郡689,县1562。这么多的各级地方机构,供养那么多的官吏,势必加重黎庶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文帝废郡,改为州县两级制。炀帝即位,又废州改郡,大量压缩裁并地方官僚机构。大业三年,全国仅设郡190,县1255,郡县数目较前大为减少。

南北朝时,豪族地主拥私兵,建坞堡。农民罹于战乱,又不堪赋役负担,纷纷依托豪族,加之当时盛行部曲佃客制,士族豪门便隐占大量户口。造成“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局面。丁口不载国家户籍,国家就无法征收赋役,这就减少了朝廷对劳动力与财富的占有。隋文帝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大索貌阅,检括出443000丁,1640500口。隋炀帝即位后,继承文帝的政策,任命裴蕴主持貌阅,进一步取得了成效。“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负租赋。裴蕴历为御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二、对经济的贡献

隋场帝即位，继续推行均田制，于大业四年(608年)和五年(609年)连续两次“诏天下均田”。在均田的同时，坚持打击豪强兼并的行为，专门派司隶台负责纠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者，对赋役制度也进行改革。“场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裨、部曲之课”。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男子服役年龄文帝时二十一岁，到大业时规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多次减免租税，对农业生产也比较关注。“赖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还在今青海地区“大开屯男”，解决了边防军粮的问题。由于有效的农业政策，垦田数大业二年，达到“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其邑居道路，山河沟恤，沙债碱卤，丘陵叶陌，皆不预焉”。国家积蓄更加充盈。大业五年(609)，隋场帝继文帝后，在裴蕴的建议下，再次在江南括户，“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结果，“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这一措施既打击了豪门大族的势力，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和隋朝的强盛。大业元年(605)场帝在宫城东又建筑含嘉仓城，在宫城内右掖门“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次年，“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粮食库藏之多，直到唐朝立国二十多年，西京府库的粮食还未用完，为唐朝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商业也进一步发展，商业城市进一步繁荣。场帝“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又迁徙河北诸郡工艺户三千余家到东都，设置十二坊于洛水，东都的商业空前的繁盛。

三、对文化的贡献

炀帝为晋王时就在藩邸开馆网罗文士。“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等百余人以充学士”。炀帝不仅喜爱文学,且对南北朝以来的浮华文风有所厘革。正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载:“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淫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炀帝还积极倡导撰修典籍。他“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炀帝多才多艺,对音乐也有贡献,他设置了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兼容并蓄,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乃至外国的音乐舞蹈。大业年间东都演出的散乐百戏,大部分是由西域传入的。

扩大各级学校的教育,这是炀帝重视文化的又一表现。《隋书·儒林传序》说:“高祖暮年,不悦儒术,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求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炀帝颇能重用名儒,且不存南北地域门户之见,他拔擢原陈朝名士许善心为礼部侍郎,对许荐岸的儒生亦授为学官。

创立进士科亦是炀帝所为。在九品官人法衰落的情况下,文帝采用州县举荐人才的办法取士,选拔官员,遂有了科举制的萌芽。“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这是科举制确立的标志。从此授官不凭门荫,全凭考试,适应了阀阅士族衰落和庶族地主兴起的潮流。隋行进士科虽因国祚短促而成效不著,但却为唐所继承和发展。“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可见唐代的进士科已成为选拔高官的重要途径。此后,终封建之世,进士科始终是科举取士的最主要科目。

四、对外交的贡献

东突厥臣服于隋后，隋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场帝派裴矩驻于张掖，主持与西域的交通事宜。大业年间，西域“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大业十年，突厥、新罗、勒蝎、毕大辞、诃咄等西域十七国遣使朝贡。长安与东都“西域胡往来相继”，西域的九部乐也在这时传入中国。与南亚和东亚诸国中，除了同高丽和林邑发生冲突外，隋与百济、新罗、日本、赤土、真腊、波斯等国保持友好关系。这种对外交往的盛况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综上所述，隋场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关系等方面均有建树，是一个

有“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之志的封建君王。仅在短短的四年中，

就把隋朝推向极盛时期，其开拓进取精神可谓“过于秦汉”，可恰是这位堪称“功

业隆显”的君王，却步秦二世的后尘，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深重的。

参考文献：

[1]袁刚:《隋场帝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2]林家有:《史学方法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隋炀帝范文篇3

一、隋代商业的经营管理政策及特征

隋朝以前的封建王朝大多采用对民间商业遏制的方式，汉朝统治者借鉴及发展了管仲的“官山海”思想，实行了严格的盐铁官营政策，对历代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隋朝，国家对商业管理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改变了传统控制、禁忌的政策，对商业采取了全面开放的政策，使得社会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最终经济得到了复苏，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隋文帝时期，政府对商业管理重新定位，其主导思想是与民休息。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开山泽之禁、除入市之税的良好政策氛围，为民间商业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隋代商业管理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可分为中央及地方经营两大类，其内容也不尽相同。中央的手工业经营及管理主要由尚书省工部、少府监、光禄寺良运、太子家令司、尚宫局等组成，其中的尚书省工部是总政令机关，掌管国家整个的手工业生产。隋朝政府对地方商业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本身或中央直接派员管理，且经济管理还自成体系。太府寺作为国家的储藏及物价的调节机关，与地方政府职能的相关性降低。兴盛一时的隋代商业到了隋炀帝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在商业管理政策方面，前期许多较好保护商业的政策没有很好地沿袭下来，同时，统治者无视经济规律，对商业直接干预成为了导致经济衰微的直接原因。商业的稳定及发展一定要以社会的稳定为基础，但是隋炀帝时期过度征收劳役，极大地破坏了商业发展的劳动力来源，特别是造成了农业的大萧条，进而使得商业失去了重要的原材料及销售市场。隋代商业在短短时间内走向了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在较短时间内转向了衰落，这在任何朝代都很少出现这类现象。这除了隋炀帝个人的因素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及管理政策原因。

重本而不抑末是隋朝前期发展商业的主要管理措施，实现了资源与政府的共享，不但允许多方经营，而且还免受关市之税，这些前所未有的商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隋文帝的这一政策是对当时国家财政的根本性调整，主要是根据隋朝小农经济的飞速发展及“输籍制”使得政府的农业税费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这是隋王朝明显不同其他的朝代的显著特征。这些商业管理政策的实施使得隋朝社会经济重新获得了活力，新生政权得到了稳固。同时，这些政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前，中国的商业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隋朝开始放开铁、盐、酒等商品经营的禁忌，是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与再分配。隋朝实行这些政策有着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连年的战争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何恢复生产成为了主要问题。另一方面，隋朝政权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的，统治者为了获取民心及打击其他政权，在政治上有着安抚民心的作用。对商业管理方面，隋文帝及隋炀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隋炀帝在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果基础上，对当时的社会生产不加重视，并企图将国家及社会成本转嫁到工商业身上，对它们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与压榨，严重损害了当时的社会基础，进而加速了政权的衰微。

二、隋代商品贸易的管理政策

隋朝时期，统治者对商品流通及贸易的政策较为宽松，没有设置较多的障碍，这样商品的流通及交换的发展刺激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再加上政治上的稳定、大运河的开凿等，直接促使了隋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繁荣。隋代以前各朝为了扩大税收，对商品贸易设置了众多的税收项目，这样就限制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商业的繁荣。但是，隋代对商品贸易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杨坚统一中国后，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故而废除了入市税收，并在社会经济稳定后向全国推广这一政策。这样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及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及南北经济的交融，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全国市场。在管理机构上，隋文帝时期是由司农寺掌管，到了隋炀帝时就改为太府寺掌管。它们的最高行政官员的品级都较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商业发展的重视。在具体管理形式上，中央与地方有着明显的分工，在中央有两京市令，在地方上有不同级别的市令，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掌管商业流动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了有效保障商品交易的顺利完成，隋代政府对商品市场进行了具体的管理规定。隋代不允许随便的商品交易，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它对交易时间还是有所限制的，如“二十门分路入市”。可见，隋代的商品交易是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开市与闭市。在交易地点的选择上也是由政府决定的，并将其纳入统一的城市规划当中。在城市内，政府专门设立了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与居民区分开。例如，隋代根据需要专门设立了两京五市。在商品交易时，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交易的地点。

由于商品流通没有加以限制，同时政府为了加强中央的控制力，政府特地将一些地方性的大商户迁至京城。同时，隋代政府也将度量衡标准的统一作为商品交流的前提。当时隋朝政府统一制定了度量衡器，《隋书•律例志》中记载“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这对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隋朝政府还对商品交易进行了管理与维护，严格打击市场上的不法行为，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隋代对民族及海外贸易也非常重视，特别是隋炀帝更加重视海外及民族贸易。这种贸易主要是政治意义，其目的是扩大政权的影响力及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隋代对货币及物价的管理也有所创新，在货币政策上，铸造新五铢钱，并重新确定了价值尺度，建立了新的货币信用制度。这对商业及社会经济的繁荣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物价调控上，隋朝政府采取了广泛设仓的政策，这就大大提高了储备能力，为物价的平稳创造了丰厚的物质保证。隋代相对宽松的商业管理政策使得商业经济充满了生机，规范并保障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尽管隋朝后期出现了商业管理政策上的变异与扭曲，但是与其他朝代相比，隋代有着显著的重农而不轻工商的特色。隋代商业作为其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其发展依赖于政治制度的保障及政权的稳定。隋朝前期由于实行较为开明的抚民以静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商业逐步走向了繁荣。隋代的商业数量较少，同时还对下层民众开放了盐、铁等利润较大的行业。可见，隋代的商业管理政策是官不与民争利，这点可从公廨钱的经营管理方式上看出。公廨钱是隋代财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政权曾拨给京中及诸州官府部分经费，并作为他们经营商业的资本，以补贴其官俸的不足。苏晓慈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建议废除公廨钱，改用给地以营农的方式来解决官府的财政问题。其具体做法就是不再给官府公廨本钱进行投资、生息等，而是根据行政级别直接拨发土地，以地租收入等形式充当行政经费。这样就避免了公廨钱制度出现的诸多问题。隋炀帝时期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商业成为了政权重要的压榨对象，可见，政策在商业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并直接决定着商业的发展道路与趋势。

隋炀帝范文篇4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过来集中表现经济。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型动态关系，彼此相互影响，并非单方面地制约与影响对方。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政治对经济往往具有反作用，且反作用往往又相当明显，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尤其是在古代，政治的影响力特别突出，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皆为政治所掌控，社会经济基本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并在浓厚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中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既往人类社会的国家，“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1］283经济受到政治的胁迫而失去自由，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本身带来了双重影响，辖制的不单单是经济的前行和发展，同时也裹住了政治自身的手脚。这在我国古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凸显出鲜明的“政治泛化”表征，即“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2］6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皇权专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能否发展，与皇帝本人的作为关系极大，因为他们的作为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的好坏又往往直接制约着那个时代的经济走向。隋代山东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就明显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隋代时间不长，历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皇帝，而文帝和炀帝时期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环境截然不同，并由此带来了隋代前后迥乎不同的经济发展现状和表现。文帝时期，政局和社会稳定，创造了“开皇之治”的繁盛局面；而炀帝时政治腐朽，民怨沸腾，则断送了隋运。前后政治环境的明显变化和反差，使山东地方农业经济发展随之波动。

二、隋代山东的政治环境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史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统一中国，从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隋代地方机构实行州县两级（炀帝时改州为郡），当时设在山东的郡县主要有济阴郡、东平郡、济北郡、北海郡、齐郡、东莱郡、高密郡、鲁郡、琅琊郡、武阳郡、平原郡、渤海郡、清河郡等，另外，彭城郡的滕（今滕州）、兰陵（今枣庄东南）、方与（今鱼台）县，下邳郡的郯（今郯城）县，东郡的离狐（今东明）县，梁郡的楚丘（今曹县东南）县等，都在今山东。

（一）隋文帝统治时期

隋文帝统治时期，他与各级官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山东地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在地方，官商勾结是最严重的吏治腐败，他们沆瀣一气，违法经商，垄断市场，哄抬物价，巧取豪夺，牟取暴利，阻碍了地方经济的正常发展。对此种现象，朝廷皆予以严惩。如卢贲为齐州刺史，“民饥，谷米踊贵，（贲）闭人粜而自粜之，坐是除名为民”［3］1143。张威为青州总管，“颇治产业，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菔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谴责，坐废于家”［3］1379。隋文帝对行扰民伤财之事颇为谨慎。开皇九年平陈后，群臣皆请封禅，文帝坚决反对说：“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4］5522至开皇十四年，晋王杨广又帅百官扛表，固请封禅。文帝于是命牛弘制定仪注，看后说：“兹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巡，因致祭泰山耳。”［4］5547于是改封禅为东巡；至齐州后，筑坛于泰山，略具礼仪后，即起驾返京。如此就减少了对沿途百姓，特别是对山东地区的骚扰。慎用刑罚，申明冤狱，既是地方廉政的表现，又是稳定地方治安的举措。薛冑为兖州刺史，“及到官，系囚数百，胄剖断旬日便了，囹圄空虚”［3］1387。辛公义为牟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閤”［3］1682。王伽为齐州行参军，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到京师，行至荥阳，哀其辛苦，尽脱除其枷锁，并约定到京日期，流人感动，无一人误期。文帝闻之，下诏嘉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3］1686通过隐瞒户口以转嫁赋税，是地方豪强普遍使用的手段，而隐漏户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家收太半之赋”的佃农。这种现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对此现象，文帝采取了清查户口的措施，使隐漏户口成为“蒙轻减之征”［5］典四二中的编户，这样既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又抑制了豪强对农民的多余剥削，安定一方。如乞伏慧“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岁余，转齐州刺史，得隐户数千”。［3］1378发展生产，是政治内容中重要部分。隋文帝和地方官员颇有作为。薛胄为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3］1388开皇十年（590年）五月，国家统一，社会趋于安定。隋文帝下诏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3］35诸等措施促进了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帝还关心民情，赈救灾荒，及时保障百姓生活。开皇十七年（597年）三月，“遣治书侍御史柳彧、皇甫诞巡省河南、河北。……（开皇十八年）秋七月壬申，诏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课役。……”仁寿二年（602年）九月，“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仁寿三年）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之”。［3］41、43、47、52在隋文帝统治的20多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由于采取了以上一些措施，政治局势明显地趋向稳定。而山东地区也是“奸盗屏迹，境内肃然”［3］1695。稳定的局势，给山东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隋炀帝统治时期

隋炀帝即位后，统治日趋残暴，大兴土木，苛役四起，民不聊生。第一，营建东都。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杨广即位，十一月赴洛阳并下诏营建东都，诏书中虽曰“今所营构，务从节俭”［3］61，其实不然。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又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4］5617。为营造显仁宫，命“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4］5618。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4］5634。第二，开通运河。大业元年（605年），“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馀万，开通济渠”［4］5618。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馀万穿永济渠”，“丁男不供，始役妇人”［4］5636。第三，通驰道，修长城。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馀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4］5629。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馀万筑长城”［4］5641。第四，四处巡游。隋炀帝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巡游，且每次巡游，“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3］672，增加了沿线百姓的经济负担。第五，三征高丽。从大业八年（612年）到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三次对高丽进行战争，皆从山东海上进军，给山东地区的百姓带来了灾难。隋文帝这一系列不得民心的决定和举动，造成了民怨载道的社会局面，以致“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3］673。三次高丽之征，最终直接酿成了首发于山东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从而颠覆了隋朝。

三、隋代山东政治环境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古代社会经济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在短时期内农业科技不能提高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增加。因此，户口数便成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隋文帝是历史上的一位开明君主，在他统治时期，由于他与各级官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山东地区总体上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经济不断复苏，活力增强，人口呈增长趋势。至开皇十七年（597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3］672。隋平陈之前，全国约有著籍户700万。①到大业五年（609年），据《隋书•地理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2［6］73-77可知：全国著籍户为9，070，414，口为46，019，956，而到唐初高祖武德年间天下户仅剩200万。②隋炀帝统治期间，政府强迫农业劳动力去从事远远超出其本身负担能力的劳役、兵役，大部分青壮年劳动者离开了生产岗位或丧失生命，生产力破坏严重，致使当时“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3］673。山东当时许多州县处在河南、河北地区，是直接的受害区域，隋炀帝的乱政，尤其是对高丽的战争，直接给山东地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

（一）百姓负担剧增，生命无保

战争增加了百姓额外的经济负担和无尽的劳役，使百姓的生命朝不保夕。大业六年（610年），征高丽伊始，“有司奏兵马已多损耗。诏又课天下富人，量其赀产，出钱市武马，填元数，限令取足。”［3］687又“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大业七年二月，正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今山东莱州市）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由于敕命急切，服役之人“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以致于“死者相枕，臭秽盈路”。

（二）国库空虚，官员搜刮民财

战争致使国库空虚，官员薪俸不能自保，许多地方官员乘战争之机，行搜刮民财之举。时讨伐大军，齐聚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山东官员“皆以征敛供帐军旅所资为务”，“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办一时”［3］688。炀帝好大喜功，于大业七年（611年）二月，“自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随行官员及侍者数千人，于当年四月至涿郡，“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4］5653、5654。沿途郡县官吏催逼百姓修整道路，照例贡献方物、宝贝及美味食品，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的骚扰和灾难。大运河北段的永济渠，流经今山东的馆陶、临清、武城、德州等地，这些地区的百姓与大运河经过的其它地区的百姓，共同遭受了此次灾难。

（三）战争不断，社会资源耗尽

长期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隋军两次出征高丽，皆从山东东莱海口出发。第二次出征前，他获悉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围攻洛阳，于是率军回师救援。杨玄感败后又率军从东莱渡海，征伐高丽。［3］1515-1516如此反复往来，所需给养皆由山东地区百姓承担。来护儿在第一次与高丽征战中，“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3］688。征伐军中，山东地区百姓被迫服兵役者，应占很大比例。

（四）三征高丽，破坏经济发展秩序

高丽之征直接破坏了山东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战争开始后，于山东“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4］5656，无人耕种。杨玄感叹息：“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3］1617张须陀为齐郡丞，“会兴辽东之役，百姓失业”［3］1645。再加上自然灾害，人们是苦上加苦。大业七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3］76。大业八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3］83。但是“百姓虽困，而弗之恤也”，人们只能“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3］688以延续生命。总之，山东地区已经面临“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的境况，人们最终走向“相聚为群盗”的道路。［4］5656

（五）政乱民反，经济停滞或倒退

隋末乱政直接导致了农民战争，山东地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在山东地区，活跃的农民军主要有王薄领导的义军，窦建德、刘黑闼领导的义军，张金称、刘霸道等领导的义军，北海郭方预、綦公顺、杨厚等领导的义军，西部有徐圆朗、孟海公、卢明月等领导的义军，以及一些曾经在山东作战的义军如杜伏威、孟让、李子通等等。［7］11-26农民军与中央官军和地方军阀，在山东地区不断进行交战，使山东区域的经济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而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王朝建立后的武德七年（624年）才得以结束。

隋炀帝范文篇5

关键词：杨素；杨广；黎阳兵变；家族文化

隋大业九年(613)，炀帝伐高丽。同年，礼部尚书杨玄感反于黎阳。黎阳兵变是隋末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其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其时，“济阴孟海公起为盗”，时所在盗起，齐郡王薄、盂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勃海孙宣雅，各聚众攻剽，多则十余万，少则数万人，山东苦之。翻然而，这些农民起义都不能阻止炀帝出征高丽。可就在辽东城即将攻破之时，“会杨玄感反书至，帝大惧，引纳言苏威人帐中，谓曰：‘此儿聪明，得无为患?’”口隧解高丽之围而还，军资器械皆弃之不要。

为什么隋炀帝不惧怕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而惧怕杨玄感呢?因为这是隋末统治阶级内部第一次重要分裂，对隋代政权的打击是致命的。杨玄感发动兵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起事时讲：“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耳!”杨玄感世受国恩，却冒着破家灭族之险，难道真是欲救黎民于水火吗?对于黎阳兵变的原因。一向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隋炀帝多年来压抑权贵的政策是黎阳兵变的主要原因；有人认为隋炀帝继位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杨玄感起兵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认为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才是黎阳兵变的主要原因。

然而，向来论者都没有注意到杨素父子与杨坚、杨广父子不同的家族文化背景，因而没能把握住杨玄感黎阳兵变的实质。家族文化的不同是黎阳兵变的根本原因。

一

一般认为，杨坚父子和杨素父子郡望都是弘农杨氏，视杨素为隋宗室，因此以为他们的家学传统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细细考察其身世，就会发现问题。

弘农杨氏是北朝显赫大族，因其主要房支在华阴，故唐人柳芳《氏族志》将他们列入关中郡姓。杨素的确是汉弘农公杨播的后代，北齐名相杨情的族孙。从《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可发现杨素的家世传承体系十分清晰。另外，据陈寅恪先生说：“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故其家非万不得已，决无舍弃其祖茔旧宅并与茔宅有关之田产，而他徙之理。”田产之记载已然失传，坟茔所在地则成为现在研究某家族重心的重要证据。杨玄感兵变后，“文升至华阴，掘杨素冢。”可见，杨素的祖坟在华阴，杨素死后也葬于华阴，我们可由此得出，他出自弘农杨氏无疑，且其家族重心亦在华阴。杨素家族属于北方世家大族，继承了北方大族好儒术的传统，他们“通经律，重礼法，不常属文，及不好老庄之书等，皆东汉儒家大族之家世传统也”。弘农杨氏家传儒学，杨情“六岁学史书，十一受《诗》《易》，好《左氏春秋》”，“(杨)情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家传儒学”、“族居”正是北方世家大族的特点。杨素和他的弟弟杨约也很有经术，史载“约有学术，兼达时务”，而杨素则受命于朝廷参与修“五礼”。

杨坚父子也号称弘农华阴人。中古时期自称出自高门的寒庶之士比比皆是，这是治中古史的常识。弘农华阴杨氏是世代簪缨之族，属于北朝显赫大姓，杨坚这一脉自称弘农杨氏自然也可抬高自己的身价。当然，即使真是弘农杨氏，到杨坚时胡化已很深。《隋书·高祖纪》载：“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祯，祯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可见，早在北魏时期，杨坚祖先已居于北魏之武川。武川乃北魏对付北方柔然的六镇之一，六镇民风骁勇，胡汉杂居，东、西魏政权赖以建国，北周、隋、唐三朝统治者都出自武川镇。杨坚的先人们已居于武川数代，杨坚的父亲杨忠为宇文泰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已被赐姓为普六茹氏。即使他们真是弘农杨氏之子孙，亦早胡化，与北方汉姓世族风俗、信仰迥异了。

我们从双方的婚姻关系也可以看出二者区别。杨坚的父亲杨忠娶妻吕氏出生于济南贫家，“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杨广的母亲独孤氏是鲜卑人(《氏族略》第一)，本大柱国独孤信的女儿，因此，杨坚、杨广父子出身本不高贵，胡化又很深。杨索家族则不然，杨素妻郑氏，为山东五姓之一，杨素为其子玄纵所娶清河崔氏，乃崔德之女。清河崔氏是山东一等高门，崔镳“清河武城人也……世为著姓”。像其他北方士族一样，杨素十分重视婚姻的门第。当萧琮嫁从父妹于外族人钳耳氏时。时为尚书令的杨素对萧琮说：“公帝王之族，何乃适妹钳耳氏?”对粱武帝子孙萧琮(兰陵萧氏)的“婚宦失类”很是可惜。

二

隋代最著名的思想家莫过于文中子王通，他们是隋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前者是儒学大师，后者是佛学大师。王通的“河汾学派”被后人认为“开贞观之治”；智顗则创立了汉传佛教第—个宗派“天台宗”。

然而同是大思想家的王通和智顗入隋后命运却迥异。智顗在隋代受到高度重视。隋文帝下敕书劝他“奖进增伍，固守禁戒……以同朕心”杨广于开皇十年(590)末至扬州，前任秦孝王杨俊(杨广的弟弟)已与智顗有过交往，杨俊“遣信延屈。(智龋)对使者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一。杨俊联系天台宗没有成功便离开扬州。佛教是隋文帝和他的皇后独孤氏共同推崇的宗教。隋文帝生于佛寺之中。长于释尼之手；独孤氏则被王劭称做“妙善菩萨”。杨广在江都时多次去请智顗出山，赐号“智者大师”，执弟子之礼，以国师相待。杨广“受菩萨戒疏”云：“弟子即日种罗睺业，生生世世还生佛家。”嗍罗喉罗是释迦牟尼在俗时与耶输陀罗所生之子，后成阿罗汉果。杨广自比罗喉罗，则把他的父母比做了释迦牟尼和耶输陀罗，这一切都反映了杨坚家庭属于典型的佛教徒世家。

文中子王通在整个隋代是不得志的，遭到隋朝两代帝王的冷遇，其复兴儒学的志向在隋代统治者面前化为泡影。仁寿三年(603)，王通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结果未能见用。王通二入长安在大业初年，这次连炀帝面都没有见到，只得作《东征歌》而归。苏威在南方推行“五教”的失败和王通的遭遇足以证明在关陇贵族执政的隋代，儒学是没有多大市场的。

杨素是北方汉人世族的典型代表，由于“遗子黄金满篡，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传统，使其家传儒学得以保存。王通尽管得不到隋代二位君主和公卿大夫的赏识，却与杨紊、杨玄感父子过从甚密。《资治通鉴》载：“杨素甚重之(王通)，劝之仕”，当有人在杨素面前讲王通坏话时，“(杨)素待之(王通)如初”。在王通的《中说》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到杨素、杨玄感父子，《中说·周公第四》载：“杨玄感问孝。子曰：‘始于事亲，终于立身。’问忠，子曰：‘孝立则忠遂矣。’”《中说·王道第一》载：“越公(杨素)以《食经》遗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无所用也。’答之以《酒诰》及《洪范》三德。”甚至到了玄感起兵时，仍然欲召这个不得志的大儒，但这时的王通是清醒的，他很可能预见到这场兵变的失败，答书道：“为我谢楚公(玄感)，天下崩乱，非至公血诚不能安，苟非其道，无为祸先。”(《中说·天地第二》)杨素父子与王通的交游表明他们有共同的文化信仰。

儒学在东汉以后，逐渐转为私学，变成北方汉人世族家传之学术。杨坚统一北方后，深知北方士族儒学及礼乐文化之深厚远胜关陇贵族。杨坚要以汉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必须重用北方士族。《隋书》载：“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诏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北史》载：“其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通鉴》载：“闰月(十月)，甲申诏杨素、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等侈定五礼。”对此陈寅恪先生说：“修撰五礼之薛道衡、王劭及与制礼有关之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其本身或家世皆出自北齐，以广义言，俱可谓之齐人也。”北齐所辖地为山东诸境，尽管北齐亡于北周，其文化的发达却远非宇文氏的北周所能比拟。杨素与他们同修“五礼”。足见其并没有像杨坚家族那样胡化，仍能代表汉人世族，因而与胡汉杂糅的关陇贵族杨坚父子不同。《隋书》载杨素“后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及献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于素”，这也是杨素信儒之明证。

三

杨素和杨广都是隋代极富盛名的文学家，二人文学作品的意趣却大为不同。杨广的文章大部分都与佛教有关，《全隋文》录他写给“天台宗”智顗的书信就有35篇之多。其诗歌中的佛学思想比比皆是，如《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书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这正是“净土三经”之一《阿弥陀经》所载的西方极乐世界。再如《谒方山灵岩寺诗》：“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沈沈。平效送晚日，高峰落远阴。迥幡飞曙岭，疏钟响画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写的是去灵岩寺的途中，路上幽深的景色和安静祥和的气氛让他内心清静，发念菩提之心。

隋代儒学衰退，佛教盛行，隋代诗歌中的佛教思想比比皆是。但杨素与王通一样，以儒学的复兴者自居，其文章和诗歌中与佛教有关的一篇也没有，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大气候。《隋书·经籍志》记杨素集有十卷，今存诗六首，有三首十七章是赠于薛道衡的，如《赠薛播州诗》十四章，史称其“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为一时盛作”，反映了北方士族良好的文化底蕴。杨素的诗歌中只有“麟伤世已季，龙战道将穷”(《赠薛播州诗》)这样道学气很浓的篇章，表达了与王通一样的忧世之心，担忧儒学的衰亡。

四

隋炀帝在江都时曾置王府学士，“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嗍《隋书·柳辩传》载：“(柳辩)转晋王咨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琨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辩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杨广热爱南方，所置王府学士也大多是南方人。

杨素与薛道衡友善，杨素死后，“道衡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岂若是乎。”薛道衡为北方士族，家学渊源，精于儒学，在北齐时就曾参与修过“五礼”，人仕后为北齐尚书令杨悟(杨素之叔祖)赏识。被时人誉为“郑公业不亡”、“关西孔子”(指杨素之先人后汉大儒杨震)再现于世。这说明，北齐上层人士把薛道衡看成一个儒者，薛道衡和弘农杨氏文化传统相同。

与杨素一同修“五礼”的薛道衡、王劭及与制礼有关的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皆出自北方士族。杨素的亲家崔德“少与范阳卢思道、陇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读书为务……寻与熊安生、马敬德等议‘五礼’。”杨素交往的人大多是北方士族。

杨素父子与杨坚父子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文化信仰上的巨大差异使杨素父子与杨坚父子间的关系难以调和，杨素集团一直遭到杨广的迫害。尽管杨素以其出色的才能赢得高官厚禄，“然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杨素病重时。杨广派人看望他，“赐以上药。然密问医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极，不肯服药，亦不将慎，每语弟约曰：‘我岂须更活耶?”杨素死后，“帝谓近臣曰：‘使素不死，终当族灭。’玄感颇知之。”杨素的弟弟杨约由于拜哭其兄之坟也遭免官，“后帝在东都，令(杨)约诣京师享庙，行至华阴，见其兄基，遂枉道拜哭，为宪司所劾。坐是免官”。嗍薛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颂》，炀帝看后不悦，“顾谓苏威日：‘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借故将他杀死。道衡重要的一条死因就是他与杨素等人由于文化上的趋同而过从甚密之故。他们对非北方士族的文人如杨广等心理上仍存有文化上的优越性，杨广对他们这些北方世族的行为是不满的。虞绰本为杨广晋王府学士，也是杨玄感拉拢的对象，“时礼部尚书杨玄感称为贵倨，虚襟礼之(虞绰)，与结布衣之友。绰数从之游。其族人虞世南诫之日：‘上性猜忌，而君过厚玄感。若与绝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无咎；不然，终当见祸。’绰不从。寻有告绰以禁内兵书借玄感，帝甚衔之。”虞世南知道杨广打击北方世族的同时是不能容忍身边人才被对方挖走的。杨玄感还曾经拉拢晋府学士王胄，“礼部尚书杨玄感虚襟与(王胄)交，数游其第。”嗍结果，二人皆被炀帝诛杀。

隋炀帝范文篇6

关键词：习题教学、准确性、层次性和有序性、人文性和主体性、深透性

习题教学就是要把教授的历史内容设计成一个个的问题，用习题的形式在教学过程中逐一加以解决，实现教学目标，加强知识的巩固和能力的提高。平时的教学效果如何？学生掌握多少知识及能力水平有哪些缺陷？这一切肯定要通过习题的训练才能得到反馈，习题的训练不仅可以打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避免教学的盲目性，更可以使学生不断感到自己在掌握和理解历史知识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空白点，从而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深入研究，最大限度地增强理解能力，提高思维能力。

高中历史习题教学中应注意准确性、层次性和有序性、人文性和主体性、深透性等几个方面。

一、准确性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习题教学中必须训练学生学习历史的准确方法，方法的训练就是能力的培养。习题分析的方法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一般方法即比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等，是历史学习中常用的基本思维方法；特殊方法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分析历史现象，如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如评价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的康熙皇帝，可以先让学生发散思维去思考康熙的所作所为，掌握基础知识。具体在评价这一历史人物时，指导学生从康熙帝对巩固清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当时汉族（明朝）发达的农业文明与满族（清朝）游牧文明比较的角度，康熙帝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当时人民利益的角度，所处的时代性及阶级性的角度，康熙帝的人格品质的角度，中原汉族的先进与东北满族落后的角度，康熙帝的一切行为对历史的发展究竟起进步与倒退的角度，放射状，多层面地联想。然后再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史观出发，进行思维，归纳、总结出有独到见解的正确结论。

最后引导学生归纳解决这一类历史问题的思维方法，即评价历史人物时，要认识到历史人物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掌握历史人物的活动、主要事迹、主要思想，然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历史分析的方法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能拔高，也不能贬低。这样，方法以知识为载体，知识以方法为钥匙，相得益彰，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二、层次性和有序性

学生对问题的认识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有浅入深，有表及里。只有按照一定的顺序和层次去分析，才能思路清晰，深刻记忆和理解忆历史问题。如讲述“江南的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问题”时，我设计了这样四个小问题：（1）经济重心是怎样完成南移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北方经济远胜南方。主要在商周时期和秦汉时期。第二阶段：由南北平衡到重心渐移。主要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十国时期。第三阶段：重心在南方。主要在辽宋夏金，尤其南宋时，已经完成南移。元明清：南方经济重心得到巩固和发展。（2）南移的过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北方战乱，北方人民南迁，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统治者推行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政策：劝课农桑、奖励耕织、安抚流民、兴修水利；南方局部统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别；南迁农民与江南人民一道辛勤劳动，加速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南方还有优越的自然环境；政治中心南移的推动。（3）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具有什么明显的特征？A、体现了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北方的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B、南移趋势往往是在国家分裂或封建割据或封建战乱时期最突出。C、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4）经济重心的南移说明了什么？有什么启示？政局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及时引进、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这题的设置先从提高学生的识记水平开始，培养学生再认再现历史知识的能力。在遵循教材正确的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提炼高于教材的新观点。

基础知识是完成其他教学目标的基础，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提高学生认知水平的依托，习题教学中注意层次性，能较好地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避免学生不求甚解造成肤浅认识的现象。

三、人文性和主体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新世纪对基础教育提出的新的挑战，面对课程改革的深入，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教师对课堂教学新理念的思考，课堂教学中“新理念”的实施被广泛关注，历史课也不例外。课堂教学的功能从以本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从授知转化为启智；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化为人的整体的和谐发展。

习题教学也不能排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教师讲解习题时，不能一味地给学生对答案，要鼓励学生参与思维，在操作上要积极引导，允许学生对答案进行辩论。只要有新意，教师就应该肯定，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对习题的全面认识，让习题课的教学也能焕发生命的活力。如在复习隋朝历史的时候，对隋炀帝的评价问题，教师完全可以让学生自主考虑。历史上一般认为隋炀帝是一位昏庸无道的昏君，几乎一般的同学都对隋炀帝持否定态度。教师可以让学生先对书中有关隋炀帝的史实加以整理，然后以2003年江苏高考试卷的29题为例“隋炀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但他的许多政略举措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列举这些政略举措，并说明其历史意义”，让学生根据这一习题加以讨论。结果是学生通过自主分析和概括，得出了对隋炀帝这样的皇帝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他在灭陈统一南北、开运河、创进士、修弛道、与日本东南亚等国的友好往来、巩固多民族国家，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南北经济交流和中外交往等方面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本题的实践中，师生互动合作，形成全方位的合作，使课堂气氛处于和谐、民主、自由、活跃的状态之中。这样的习题课堂教学有别于传统的以讲解为主的课堂教学，有封闭走向开放，不在拘泥于某种固定不变的程式。需要指出的是，教师在讨论过程中应起的作用，由过去主动地将变成“被动”地听，然后用寥寥数语在节骨眼上给予启发、点拨，使学生产生柳暗花明的感觉。师生之间的交流、多向合作也使学生感知了知识，同时使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了升华，发挥了学生思路开阔、敏捷灵活、勇于探索的优势，在思维的撞击中相互启悟，相互开拓，也弥补了其贫乏的历史知识，改变了其传统的对历史问题的理解。`

四、深透性

深透性是指引导学生深刻而透彻理解历史，在透彻理解历史的基础上使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培养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教师的教学不仅要传授基本历史知识，更要“能把一些思想重新综合为一种完整思想，产生出新的结构和新的思想即是创造思维等能力”（布鲁姆语）。如讲述洋务运动的一课时，我以1999年的高考题为例，“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是：（一）主要是积极作用，但也有消极作用；（二）主要是消极作用，但也有积极作用，请按照自己的理解说明你同意哪种看法并阐述理由”。通过分析学生深刻理解了洋务运动，并在教材基础上得出新的结论，体现在进步性方面：（1）洋务运动反映中国人谋求近代化的道路，体现在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洋务思想得以宣传，也为西方政治学说及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条件。（2）洋务运动具有爱国的性质—出于维护民族利益的要求。（3）洋务运动以商战为主要形式抵制外国侵略。但其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由清朝政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能为社会求富；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利用控制；经营管理腐败。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选择这题主要是变换角度训练学生，给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留给学生思维的空间，透彻理解洋务运动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以及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教师能设计好习题，并有机地贯穿于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听”和“习”结合，教师的“教”和“查”挂钩，就能活学活用历史知识，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促进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这对开阔学生的视野，改善学生学习的方法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在复习德国国别史的时候，也可选1999年的三幅德国版图形成一题，“结合德国本身及欧美大国对德政策的变化，说明各图形成的原因”。这题主要是培养学生在理解能力上突出整体性。也就是将德国的历史放在宏观的历史大背景之中去理解，去深刻领会其实质，并把握三幅图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将相对独立的知识联结为整体，使知识系统化，对开拓学生的思路，深刻理解德国发展的历史，提高历史的思维能力有很大帮助。

隋炀帝范文篇7

一、基本特点

历史小论文，实际上就是“小型的政论文”，篇幅不大，强调史论结合，具体地说有以下特点：

1.议论的方式，有立论与驳论之别

①立论题，就是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如范文澜先生说过：“腐烂了的封建主义决不能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请结合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情况对这一观点进行分析。

②驳论题，就是对错误的观点或立论进行反驳，否定对方的错误之处，以辩正是非，形成正确的认识。如，赵尔巽在《清史稿》中说：“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国危亡，实兆于此。”这一观点对不对？请围绕阶级斗争的进步作用，结合太平天国革命作一小论文。

2.命题的形式，一般有三类

①直接提出评论的对象与内容。评论的对象有人物、事件、制度、著作及现象。评论的内容不外乎原因、性质、制度、地位、影响、作用等。如，试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

②提供一些材料进行命题论析。如，1990年上海市高考历史试卷问答题：根据下列论述，联系有关中外史实，谈谈你对爱国主义的看法

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③提出一种或几种观点，进行立论或驳论。如，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一身是过”，有人说他“功不可灭”。请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一评价。

3.评分的要求，大致有四条规则

①字数限制，一般在400～500字以内。

②分层次划等第给分。评定标准为：基本观点正确、全面，基本史实准确，能说明其提出的观点。

③史论结合，论证逻辑严谨。

④文字表达简洁流畅，条理清楚。

二、训练技巧

1.理解要求，解答入规合范

历史小论文存在命题形式和议论方式的区别。因此，应注意正确审题与规范答题。首先，要判定题目主题与解答范围：其次，要提炼观点，归纳史实，考虑史论如何结合；最后，判定立论还是驳论，选择答题格式，展开评论。

立论题，一般要求依据或者确定正确的观点、结论，运用正确的理论，选取有关的史实，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论证的方法有归纳论证，对比论证，层递论证，因果论证等，根据需要采用一种或几种。答题格式是：指出观点正确。围绕观点或结论，按题目的具体要求和限定范围，进行评述或论证。如前举分析范文澜观点一题的答题格式为：理论（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自然规律与新兴对腐朽的强烈落差）→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朝后期与同时代英、法、美等国的情况对比→鸦片战争的战况、结果及其原因→结论：范文澜的观点正确。

驳论题，先要认真思考对方的观点及支持观点的理由和根据，弄清其错误的实质。然后展开批驳，一要批驳对方的论点，以揭示其错误的性质；二要批驳对方的论据，以证明其虚假或证据的不足；三要批驳对方的论证，以揭露对方议论中所运用的论据与论点之间存在的矛盾或逻辑错误。这样，才能驳倒错误观点，阐明正确的思想与结论。答题格式是：判断观点或结论的错误，围绕主题及规定范围确定正确的观点并进行史实论证，亦即对错误的观点进行驳斥的过程，最后，进行理论分析，指出错误之处及其根源和实质。如前举评论赵尔巽观点一题的答题格式为：判定赵尔巽的观点是错误的→根据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直接动力的正确理论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进步作用，说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兆始于鸦片战争，而不是太平天国，指出赵氏观点与史实不符→分析赵氏观点错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这是由他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2.观点统帅材料

观点是历史小论文的灵魂，而史论结合才构成它的身躯。当然，这观点必须是正确的观点，它的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进行历史小论文的审题和解答时，不管是否定和驳斥错误的观点，还是正确地评价人物、事件或是确定和论证正确的论点，都应该选准理论观点和有关史实，进行评论，否则将离题千里，不合要求。

3.着眼重点，训练多向思维

历史小论文主要考查学生理论应用和分析论证的能力，虽高于教材，但仍源于教材，它一般都是针对教材中的重点知识设计命题。因此，在掌握教材重点知识的基础上，注意指导学生多向变换角度分析教材，升华认识，十分有助于学生解答好历史小论文题目。

变换基础知识认识角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提供材料或观点，创设新情境，以深化认识，提高分析能力。一种是对已形成结论的知识问个“为什么？”以训练归纳史实、论证观点的能力。还有一种是联系相关知识提出问题，以培养学生的纵横联系、比较分析的能力。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因，根据教材归纳出的基础知识是：①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改变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力量的对比，造成了它们之间的新矛盾，形成几个帝国主义大国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局势。②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两大军事集团互相争夺、疯狂扩军备战的结果。③争夺巴尔干是矛盾的三个中心环节之一，巴尔干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和欧洲的火药库。发生在该半岛上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点燃了一战爆发的导火线。我们若再把它们变换不同的角度设问，便可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认识，训练多向思维，提高史论结合的水平。

设问一：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偶然的灾难，假如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不打死奥匈帝国皇储夫妇，一战就不会爆发。请你谈谈对这一观点的看法（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

设问二：在巴黎和会上，德国代表在接受《凡尔赛和约》文本时说：“有人要我们承认我们是战争的唯一祸首，我本人承认，那就是欺人之谈。”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这句话有德国代表为推卸战争罪责而进行狡辩的一面，但也可以看出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从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看，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发动战争的罪人。尽管德国特别急于发动战争，是战争的挑起者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祸首。）

设问三：结合一战爆发的原因，谈谈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或：为什么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永远不会消失，只会层出不尽；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必然导致战争。因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设问四：比较一战和二战爆发原因的异同。

设问五：近现代史上，帝国主义各国是怎样在巴尔干半岛进行争夺和战争的？

设问六：针对两次大战爆发原因并结合当今形势，请你对战争与和平作一展望。（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争取持久和平仍是当今世界头等重大的政治问题；但也要看到争取和平，防止世界性战争的许多有利因素，防止世界大战还是有可能的。）

4.重视渗透、迁移，全面提高学科能力

尽管历史小论文这种形式，对广大师生来说是新问题，而且比分大，难度高。但我们只要充分发挥技能迁移的作用，重视学科知识与答题技巧的相互渗透，完全可以找到迅速有效地提高解题能力的捷径。

所谓迁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指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对后来的学习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起促进作用的影响叫正迁移，起妨碍作用的影响叫负迁移。我们要利用的当然是正迁移的作用，主要是利用学生已经掌握的相关学科知识和解题分析能力，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历史小论文的答题要求。

审题思路方面，我们能迁移的知识与技能有：①语文学科中的文言文和现代文正确释读与概括的能力，议论文立论与驳论的技巧，以及文字表达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基本功。②政治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③历史本学科中学过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规律。

解答结构方面，根据已经掌握的几种问答题答题结构，只要稍作调整，即可顺利掌握历史小论文的答题结构，回答好这类题目。见下图：

第一种：论述题＼

（史实＋评论）＼历史小论文第二种：论证题───（观点判断＋论点＋史实＋理论分析）（论点＋史实＋结论）／第三种：材料评论题／（判断＋史实＋理论分析）

例如，前举关于隋炀帝评价一题，我们确定其主题是“到底应怎样评价隋炀帝？”选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地、全面地、一分为二地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观点，根据教材中叙述隋炀帝有功有过的客观史实，采用观点判断、摆出正确论点，史论结合地进行分析的结构，指出说他“一身是过”或者“功不可灭”，都是片面的看法，隋炀帝是一个既有功也有过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皇帝。

附：历史小论文训练

1.杜鲁门在194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讲到：“本世纪上半叶的特点是：人权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粗暴的践踏，以及经历了历史上两场最可怕的战争，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需要是学会和睦相处。”

请根据以上材料提供的信息，结合你所学的有关知识，写一篇在400字以内的历史小论文。

题目：“好一个和睦相处”

（提示：①观点：杜鲁门叫喊的“和睦相处”，其实质则是粗暴地践踏人权，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②史实：举出19世纪上半期以及二次大战前后美国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来论证。③结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隋炀帝范文篇8

一、培养学生历史想象的意义

1.从知识层面讲，历史想象能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历史真相历史因为时间久远而生疏，因为尘埃掩埋而间断，因此，历史知识的理解需要想象。台湾清华大学张元教授在讲到隋炀帝时，连续提出“范文澜说隋炀帝是浪子，浪子的条件是什么？”第一次问，学生说是会花钱，他说不是，是长得帅，然后用材料证明隋炀帝长得很英俊；第二次问，学生还是说会花钱，他说不是，是头脑聪明，再次用材料证明自己的说法；然后才是胡乱花钱[1]。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脑子里的隋炀帝丰满了。以后再说到隋炀帝，一个张老师给的“浪子”的印象一定会在学生脑中浮现。2.从能力层面讲，历史想象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历史想象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想象力是创新能力的前提。譬如，关于秦始皇的身世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秦庄襄王嬴异，另一说是吕不韦。这桩疑案都是司马迁惹的祸，源于《史记》的不同篇目（《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对同一事情的不同记载。李开元先生通过历史想象（推论）得出结论：“秦始皇嬴政的生父是子异，生母是赵姬，他是秦国第三十三代王庄襄王的嫡长子。”[2]可见，历史创新能力一刻也离不开历史想象。3.从精神层面讲，历史想象能更好地让学生沐浴人文精神其一，历史想象可以升华学生的情感，例如通过想象文成公主西行的艰辛，感受文成公主的胆识；通过想象丝绸之路上旅客的苦乐，体悟他们的心路历程，由此与历史人物对话，产生心灵的共鸣。因此，王世光说：“对历史可能性的想象能够激发学生对曾经可能的历史道路产生探究兴趣，由此产生历史主体的担待意识，以及对历史的同情之了解，乃至温情与敬意。”[3]其二，历史想象也能让学生臻于审美之境。例如，苏轼的《赤壁怀古》，正时古国神游之际，向我们呈现出东汉末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丽历史画卷。因此，马克•布洛赫说：“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想象力。”[4]

二、培养学生历史想象的方法

既然历史想象在历史教学中有如此重要的价值，那么，在历史教学中可以采取哪些方法培养学生的历史想象呢？1.综合成像法即运用多种材料叠加合成一种丰满的历史形象。李惠军先生在《笃学行思录》一书中谈到他们工作室一位教师在讲“东方村社”时的历史想象——教师通过“对考古学家的发现、古代思想家的论述、当代史学家的成果、落魄文人的寄情之作、失意诗人的感时之言等各种类型资料所作的深入分析”勾勒出“东方村社”的基本轮廓：原始公有遗风，组织相对封闭，成员早出暮入，小农经济形态。[5]此处即是教师通过综合成像法培养学生的历史想象能力，通过历史想象丰富“东方村社”的社会历史风貌。2.合理推论法“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历史思维中，逻辑推论的骨架，它规定历史玄想运用的范围与限度；历史玄想则如同血肉，在逻辑推论之上形成一副富有表情的外形，使历史意识有了传达的载体。”[6]因此，运用合理推论展开历史想象是历史教学的应有之意。例如，《庄子》一书中有庖丁、轮扁、梓庆等一批技艺高超的手工艺人，并对他们极尽赞美之言，但为何很少有关于农业以及农民劳作情况的描写呢？尽管有“春耕种”“夏收敛”的事例，但这些人大多是作为隐者出现的。而庄子的时代，正是铁农具开始普及、农业快速发展时期，是庄子厌恶农业吗？张洪兴先生想象道：“大概的原因就是庄子没有生活在农村而是生活在城市里面，接触不到农民的劳作，而他又曾为漆园吏，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很多的手工艺人。”[7]此处张先生的历史想象是即是一种逻辑推论。可以说，任何历史想象都离不开合理推论。3.破旧立新法赵士祥先生对历史想象作了他的解读，认为三个“超越”（超越已有情境、超越已有方法、超越已有观点）是历史想象创新的核心阶段。[8]笔者以为，三个“超越”系一个事物的三个方面，从历史教学的视角看，最关键的是超越已有情境，因为方法是一种工具，而观点则是“超越”（或者说是历史想象）带来的必然结果。笔者将赵先生所说的三个超越谓之“破旧立新法”，即打破原有的历史思维框架确立新的历史形态。“‘想象’超越旧情境，其目的是捕捉具有一定启发和暗示性的描述，激发想象的兴趣和欲望，让猜想具有广阔的环境，而不是局限于旧情景（已知条件）狭隘‘再现’。”[9]例如：由于史料缺失，仅《史记》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10]故对庄子的人生之旅知之甚少。如何超越旧情景实现对庄子的人生传奇想象呢？张洪兴先生凭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的时代背景，想象出：即便战国时私学之风渐盛，受教育对象扩大。但能够接受教育的人还是很有限的“条件”；且在当时书籍（竹简）抄写、流传非常不便，私人藏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庄子能够接受良好教育，能够博览群书，还能够达到“无所不窥”的程度，一般人肯定是做不到的。这样，超越已有情景的“机会”就成熟了，从而得出合理的历史想象：“庄子是贵族的后裔，有着显赫的家世，小时受到贵族‘官学’的严格训练，长大后能够阅读国家的各种藏书，只是可能后来家世没落。”[11]4.先验还原法对于一些从未遇见的历史境遇，师生通过历史想象还原历史真相，一般需要依托人类的一种先天的认知结构。这种先天的认知结构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和康德所说的“物自体”，通过这种人类先天的认识结构展开历史想象，从而建构历史的方法，即先验还原法。例如，建构一个人的生平时，人们可能会从家庭出身、早期教育、人际交往、婚姻家庭、情感性格、人生遭遇、工作业绩等方面去展开历史想象，而人物的命运可能是喜剧、悲剧或者闹剧等等。当然，这种历史想象也不是臆想，而是建立在一定的证据和推理基础上的。

三、历史想象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隋炀帝范文篇9

关键词：历史教学讨论法四部教学重要意义

高中历史的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理论的影响，另外，教师又要受到教学大纲、考试说明的约束，而学生为应付激烈的考试竞争，不得不去死记硬背。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股脑地灌”，学生则被动地吸收、学习，素质教育的实施无从谈起。

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大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小到素质教育的实施及学生能力的培养，都已经明显落后，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校领导“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实施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历史教研组提出：通过“讨论法”在教学中的运用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研课题。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摸索、实践、力求探索出一条以“讨论法”为核心的新的教学模式。

一、历史“讨论法”四部教学程序

1.设计讨论题目，引导学习。并不是任何一道题都可以讨论，讨论题目必须有讨论的价值，通过这个题目的讨论，学生能自己把课上所学的知识连贯起来，还可能和政治、地理学科结合起来，甚至通过这个讨论题目，使学生自己能认识到什么，能有所感悟。

2.分组定时讨论，合作学习。把学生分成讨论小组，然后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讨论给出的讨论题目，并总结出知识要点。这样可以使学生在既紧张又热烈的气氛中完成讨论任务。不分组，容易出现“大帮哄”、“浑水摸鱼”的现象；不给学生时间限制，学生没有紧张的感觉，会出现“嘻嘻哈哈”甚至“跑题”的情况。在时间限制下、紧张气氛中，学生积极开拓思维，既适合高考的需求，也适应时代的节奏。

3.学生回答总结，自主学习。在学生自由讨论结束后，还要把学生讨论的结果反馈上来。可自由发言，也可按组发言，这要视不同情况而定。在学生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得出的认识，用一些诸如“好”、“非常好”、“太棒了”、“继续努力”之类的词语给予鼓励，让学生有成就感，既使学生说错了，教师也不要生硬地否定，要委婉地说出，并鼓励其站起来的勇气，使一些不敢开口或怕说错了的学生，消除顾虑，让所有的学生都活动起来。

4.师生归纳升华，创造学习。在学生把讨论的结果反馈上来之后，教师要进行概括性总结，把学生总结的知识点系统化、条理化，还要补充学生想不到的知识点。

比如，我在讲中国古代史隋朝历史的时候，我认为“大运河”是一个能和地理结合，并且比较重要的知识点，于是，我设计了一个讨论题目“你如何认识大运河”？我规定了10分钟的时间来讨论，学生们分组讨论10分钟后，在我的主持下，他们开始踊跃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A、我组认为：大运河横贯南北，沟通五大水系，这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历史现象，所以我组认为首先应该有隋的统一作为政治前提，并且运河开凿后又可以巩固统一；其次，大运河的开凿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开凿运河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南方的物资运往京都。（教师评价略）

B、你说的都是好的方面，开凿大运河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仅耗费大量的财富，而且徭役繁重，也是隋暴政一方面的表现，最终导致了隋的灭亡。唐朝诗人胡曾写道：“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教师：学生们说得非常好，大运河的开凿有利也有弊，但它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现在的“南水北调”的东线工程就是借助大运河的故道（当然元朝时又裁弯取直，但隋运河是基础）学生们可以从地理、政治多角度来认识，谁还有补充，接着说。

学生们的思路已经打开，又经过教师的点拨，提到地理学科的“南水北调”工程，热情很高。

C：大运河沟通了五大水系，便利了南北交通，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还有利于运河沿岸的灌溉，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教师评价略）

D：大运河的开凿在便利了交通的同时，也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教师评价略）

E：隋朝时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运河的开通解决了军粮运输的问题；还有，隋炀帝巡游江都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并且加重了两岸人民的负担。（教师：很好，隋炀帝巡游江都，路经州县，地方官员为取悦龙颜，大肆搜括百姓，当然也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F：我认为大运河的中心是洛阳，这样就巩固和强化了洛阳的中心地位，这和中国古代政治重心东移有关系。（教师：太棒了，中国古代存在经济重心南移、政治重心东移的问题，隋朝的都城是长安，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而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推动了政治重心的东移，学生们的思路越来越开阔了。）

G：教师，大运河的开凿是我国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这样说吗？（教师：当然可以，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大运河也是。谁还有补充，学生们说得都非常好。）

这道题讨论到这儿就基本结束了，我又把学生们刚提到的知识点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学生的热情仍很高涨，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而我也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二、讨论法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讨论，学生们各抒己见，在讨论过程中，涉及的知识面往往比教材的涉及面宽，而知道的越多，理解越深，说得越透彻。学生经过讨论交流，不仅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之间也相互看到了差距，学习劲头也就被带动起来了。

2.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自信心。经过讨论，他们原本认为无从入手的问题，他们自己都解决了，而且有的想到的知识点比教师总结的还要全面，无形当中，学习的自信心进一步增强。

隋炀帝范文篇10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唐朝建立、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统治等基本史实，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唐朝的历史奠定基础。

通过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通过引导学生对唐太宗和武则天进行简单的评价，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唐太宗、武则天二帝的开明思想及其开明政策，促进了唐朝的繁荣，从中体会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一定推动作用。

教材分析

本课的主题是唐朝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

本课的重点是“贞观之治”。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封建盛世。唐太宗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的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见，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贞观之治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本课的难点是：如何帮助学生对唐太宗、武则天等历史人物做出恰当的评价。对于初中学，他们评价一个人物，往往会带有感情色彩，从“好”或“坏”出发，而不能客观地分析，这就需要教师加以引导，使学生能够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他对历史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

教学过程

导入：引导学生回忆隋朝的繁盛，然后思考“为什么如此繁盛的隋朝很快就灭亡了”，使学生理解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在农民起义过程中，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一、唐朝的建立(略讲)

隋朝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起兵，618年攻占长安，建立唐朝。

时间：618年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都城：长安

出示《唐朝疆域图》，强调唐朝长安城的位置。

二、贞观之治

出示材料：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又谓曰：“汝(指太子李治)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

学生讨论这段话的含义及从中可以得到的结论：由于唐太宗对君民关系认识较为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贞观年间，他的治国政策和措施就是依据这一思想而制定的。

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归纳唐太宗采取的主要措施(突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三个人物，也可以让学生讲述有关魏征的小故事，加深印象，增强趣味性。)

1、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2、注重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

3、崇尚节俭;

4、任用贤才、虚心纳谏。

唐太宗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出现繁荣景象，国力逐步强盛。历史上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三、女皇帝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强调)

展示武则天画像，边引导学生看图，边简介武则天经历。

重点介绍武则天的统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二是破格提拔有才能的人。最后，引用郭沫若对其统治评价的话：“政启开元，治宏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