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方法十篇

论证方法篇1

1、论证方法包括事实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因果论证、引用论证、理论论证。事实论证，又叫举例论证，是一种从材料到观点，从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道理论证的目的是要证明论点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

2、事实论证，又叫举例论证，是一种从材料到观点，从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是从对许多个别事物的分析和研究中归纳出一个共同的结论的推理形式。使用这种方法，一般是先分论后结论，即开门见山提出论题，然后围绕论题逐层运用材料证明论点，最后归纳出结论。这种结构的方法，比较符合人们的思维认识规律。运用事实论证进行论证时列举的事实可以有两种形式，即概括总体性事实和枚举个别事实。概括总体性事实的说服力在于事实所体现的普遍性，它是对事实的总体或全局的全面性统计或概括。采用枚举个别事例的论证方式，不要求全面周到，只需枚举几个事例即可。枚举事例要求有一定的典型性，同时也要考虑到经济原则，尽可能不要同类重复。

3、论证是指阐述自己的观点后，对其加以证明，使自己的观点有了一个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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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方法篇2

[关键词]实证经济学；证伪主义

一、经济解释的概念

张五常（2010）认为，经济解释是说以经济学的角度，用上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经济学关注的是“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以解释现象为出发点。所谓解释是指对许多个别的、特殊的事件所作的一般的、概括的总结性论述，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一般性的定理、规则来认识个别事物。真实世界无比复杂，简单的理论是经济学家认识世界、解释世事的方式。理论是节约信息的工具，因而我们不能用事实来解释事实――事实解释事实一方面会使得现象的“规律”变得数之不尽，失去一般的解释力，同时，人的逻辑推理能力也会失去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有规律的现象在不同情况下其规律会发生改变，这进一步会使我们认识世界与解释事实变得复杂无比。R.卡尔纳普（2007）分析了现实生活中许多看上去的“事实解释事实”其实是简化了的“理论解释事实”的情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流成本。

二、经济学的任务

经济学家用最优化原理来构建经济分析的框架，所谓最优化是指人们总是在他们能够选择的范围内选择他们自己最偏好的。那些影响个人作出选择的变量叫做约束，它们有些是可观测的，另外一些可能不可观测，但都是可以被预知。而偏好通常是难以观测到的，如果不假设偏好是稳定的，则我们难以推断人选择行为的改变究竟是因为约束条件变了，还是因为人不可观测的偏好变了。这就会使理论陷入不可能被事实的境地，失去其解释能力。因此，在社会科学范畴中的经济学寻找基于可观察到的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引起人类行为变化的可证伪的解释，使用关于行为和技术的一般假设，将不可观测的变量即偏好）简化为常量。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家并没有否认偏好的重要性，也没有把它一直当做常量来看待。之所以假设偏好是稳定的，是因为它允许我们考察约束变化时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经济学挑战性的任务是不断地寻找基于约束条件变化的解释。Silberberg（2005）认为理论的结构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一组断言或假说，利用A={A1，…，An}来表示，它们与现实世界客观事物相联系，用来进行进行客观事物运动的概念化描述（也许是数学描述）。这些假说一般以命题的形式出现，如“消费者极大化效用”。以抽象思维为起点的假说，“非真实”是必需的，因为事实不能自作解释。第二，如果关于理论基本构成的行为断言在经验科学中是有用的，那么这些断言或假说必须与实际客体有关。因此理论的第二个部分是一种设定或检测条件，它们用C={C1，…，Cn}表示，用上述设定来检验行为断言与假说。在这里需要注意区分假说与设定的区别。如果理论要付诸应用，那么这种设定或检测条件必须是可观察的。如果没有告知理论所对应的客体，那就不可能知道理论对事物变化解释是好还是不好。假说或断言A是关于抽象物体的一般描述，它们是不可观测的。第三，理论的第三部分由事件E={E1，…，En}组成，这些事件由理论所预测。理论告诉我们一个行为断言A意味着如果检验条件C是有效的（现实的），那么一定的事件E将发生。注意，这里的“一定”就是张五常所讲的推测结果E的出现结果是有限的，有现象限制因而肯定，从而达到可以被否定的含意，叫做经济学理论中的“均衡”；反之，如果E的出现是永无止境的，则被称为“非均衡”。设定和检验条件C以及时间E都应该是可观测的，否则我们说不清理论是否可以应用。因而，理论的逻辑结构是：假说A意味着如果C是真的，则E也是真的。用符号可以记为：A（CE）。理论一定要“可能被事实”，不可能被事实的理论是没有解释力的。张五常（2010）认为实证科学的主旨，是要创立一些可能被事实的句子或言论来作推测1。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可能被事实而没有被事实，理论就算是被证实（confirmed）了。

三、经济学常用原理

我们怎么检验理论呢？首先，以抽象思维为起点的假说，“不真实”是必需的，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检验它，我们只能通过基于那些假说的现实的、可观测的事件，在设定的检测条件下，逻辑上给出预期，并且当这些预期为假的时候，假说才被拒绝。如果推测的事件发生了，我们就有了验证某个假说的依据，理论从而就存活（survive）下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单凭验证条件C与推测结果E成立就断定假说A成立，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总有新的其他的理论产生，能解释已有的一系列现象。因而理论应该是富有逻辑的，却是不能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只能不断地找到新的事实来肯定理论。一个理论所经历检测的时间越长，它就越可信，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证明某一理论就是正确的。在经验主义的科学中，科学的理论是那些在逻辑与事实上可能被证伪但尚未被事实证伪的理论。不可能被事实的“理论”，不能称之为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形。一是套套逻辑，是指一些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错的，最常见的是同义反复。有一个电视剧讲三兄弟考秀才，考之前去抽签问一个老和尚他们三人能考上几个，老和尚默而不语，只伸出一个指头。后来有一个考上了，三人又提着礼品来感谢老和尚夸他料事如神。其实，不管三人考上几个，老和尚的猜测永远都会是正确的。二是模糊不清的理论。因为模糊不清，所以永远也不可能清楚地被证明是错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仍然相信星座分析的原因之一，总感觉很有道理――其实问题在于它对每一个星座都会有一长段模棱两可的分析，每个星座的分析并非完全互斥的，如果真的较真的话你会发现每个星座都有适合你的地方。三是言论互相矛盾的理论。严格地讲，按照林毅夫（2005）所讲的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两个一致性之一，即理论内部的逻辑必须是自洽的，言论互相矛盾的不能称之为理论。四是用以验证理论的推论或推测结果并非事实。同第二种情形一样，我们永远也不能清楚地证伪它。五是被推测会发生的现象没有限制。这最后一种即张五常讲的经济学理论中“非均衡”的情形。

经济学家经常用到的另一原理是均衡原理，他们并不知道现实世界是不是真的是均衡的，均衡只是经济学家理解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这样作的好处是，可以集中于寻找引起变化的外生变量；同时，均衡意味着可重复。我们常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来分析当约束条件变化时，个体的选择会发生什么变化。比较静态学对一个理论的测定包含着两个相对直观的过程。首先，考虑这个理论中所有逻辑可能的方面。也即举出行为的假设暗含的理论上的某种行为变量，这是数理模型要重点关注的。然后，理论的结构会被应用到实际数据中，从而理论会被经验性地测定，这是计量经济学的工作重心所在。检验理论往往是建立在当某检验条件或设定改变时变量改变的基础上。比较静态分析不是针对时间而言，而是针对变量改变方向而言。对理论的测定需要把变化分为两种：决策或选择变量x，参数或者说是模型外在的变量а。根据理论构造函数x=f（a），从经验的角度看，我们很少能够直接测定上式的关系――它需要充分的偏好与约束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们可以对边际数量进行观察从而得出可证伪的假说。

参考文献

[1]Eugene Silberberg and Wing Suen，“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s：A Mathematical Analysis”，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Friedma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1970：3-43

[3]赵敦华．《赵敦华讲波普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论证方法篇3

摘 要：卡尔·波普尔（1920-2002）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其创见性的提出证伪主义科学哲学，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提出新的解释。不仅对西方科学哲学带来深远的影响，更广泛的影响了经济学并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虽然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还有待讨论，但其哲学方法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是空前的。本文旨在简要介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了解证伪主义被运用到经济学的发展经历并由此探讨哲学思想对我国经济研究及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关键词 ：波普尔 证伪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主要内容

（一）划界问题

划界问题是波普尔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他全部科学哲学的基石。1919年发生了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引力论这一震惊世界的科学事件，此次事件给他带来巨大的震动。促使其开始思考，如果像经典力学这等经受了长达两百余年的亿万次检验的理论尚有错误，那么什么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真正称之为正确科学的呢？由此，他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是因为它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证。宗教、玄学等都可以找到这种成功的例证，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科学。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与一切非科学不同，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要在经验事实的发展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以便过渡到更新的理论。也就是说，科学并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正好相反，恰恰在于其可证伪性。可证伪性和不可证伪性，就是一切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界限。

进一步的，如果连科学这种人类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认识形式都是一些暂时的猜想或假说，都有错误，都可以或必将被否定，那还有什么思想观念有权充当绝对权威或永恒真理呢？由此可见，波普尔科学的可证伪性思想也决定了其反权威主义、反教条主义等的坚决态度。

（二）归纳问题

归纳问题是划界问题的必然发展，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性的工具即归纳法是无效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理论都隐含着可能的错误，这也就向传统的归纳主义提出了挑战。因为按照归纳主义，科学理论是从观察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或至少是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的经验材料的证实。因此，由归纳而得来的科学真理是可靠的真理，即使不是绝对的正确，也是具有一定概率的真理。波普尔对归纳法的否定主要针对其经验和理论即观察和假说的关系上，他根据科学实际的发展历程反驳了归纳主义的假说来自于观察的观点，认为观察是来自于假说的。例如哥白尼地动说、牛顿引力论等理论最初的形成都只是一种假说，进而促使人们对其给予关注，形成一定的观察。因此，他认为不仅假说先于观察、理论先于经验，甚至观察来源于假说，假说创造了观察。

进一步的，他认为观察来自于“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而这种猜测、创造并不是凭空得来的，它来自“问题”，也就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已有的理论与新的经验或新的理论之间的矛盾。问题就是矛盾，正是经验世界中的这些实际矛盾才激发了人们的创造。他强调，只有人的创造精神，人们把他们对大自然的永无穷尽的好奇心像探照灯一样不断地把光线聚焦到一个照明圈内，才能推动科学不断的发现新的现象，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的假说与理论。

（三）猜想-反驳方法论

波普尔突破了把知识看做静态的积累的理论束缚，认为科学知识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进而提出著名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其中，尝试性解决就是所作出的科学发现，它们往往有许多个，需要通过排除错误来做选择。他认为，这时才需要经验发挥作用，即接受那些较好的经受住经验检验的理论。还引入确认度这一说法，把较好的经受证伪的理论称为确认度高的理论。根据这个知识增长图式建立了它的“猜想-反驳方法论”。

他提出，科学发现包括猜想和反驳两大环节。科学家根据问题大胆进行假设，努力按照可证伪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说，这样的假说具有较多的真性内容。尝试性的理论即假说提出来后，就进入反驳阶段，这时要根据经验，按确认度高的要求进行排除错误，从而保证所接受的理论假性内容减少或不增加。这样，通过猜想-反驳，科学发现便获致逼真度高的理论。

他还分别为猜想和反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论原理。猜想的原理包括四点：理论不是始于观察，观察中渗透着理论；形而上学起重要作用；科学发现的心理学；猜想应该满足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就被证伪这三个要求。反驳的原理可归结为三点：批判；排除错误；判决性实验。

二、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波普尔是一位在经济学家中有巨大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其证伪主义方法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19和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新旧观点的分水岭。波普尔伪证主义更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方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就把波普尔置于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核心地位，将其中一章的标题定为“证伪主义者，20世纪的全部经历”以此来评价波普尔对经济学的影响。汉兹也如此评价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过去十年间，经济学方法论已发展成为一个小的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卡尔·波普尔联系在一起。波普尔传统比任何其他传统更能代表现代方法论话语中的优势声音。”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发展历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引入、发展高潮以及最后的批判与革新。

（一）引入阶段

特伦斯·哈奇森在1983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中第一次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引入经济学领域，这是一部把科学哲学观点尤其是波普尔证伪主义引入到经济学方法论的开创性著作。他将科学家的活动表述为：对前人的工具、结论以及其方法的使用与检验，如果有必要的话，当对它们的改进与发展成为可能时，按照公认的标准拒绝这些工具、结论及其方法，并且从事又轮到他传递给后继者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门科学的最终命题必须包括经验内容，那么这些命题一定可以进行经验检验，或可以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演绎导出这种可以检验的命题。因此，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学命题就需要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只有波普尔的“可检验性”能规定经济学命题的科学性。

他提出的用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主旨是要否定当时经济学界盛行的先验主义方法论，否定先验和内省的方法，强调经验的作用。虽在刚提出时，该理论并没遭到太多非议，但不久就受到了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马克卢普的批评，称哈奇森为极端经验主义者。但从1983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到1992年的《变化中的经济学目标》他都一直强调和支持证伪主义原则，称自己为一名坚定的证伪主义者。继哈奇森之后，马克·布劳格、克兰特、博兰德等人也加入了哈奇森的队伍中，成为了专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使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更加被人重视，并成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二）发展高潮

真正把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推向高点的当属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假定之战”，而引起“假定之战”的导火线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的论点。文中提出一个主要观点，也被称为“F论点”，其大致内容是：检验一个理论或假说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是其对现实的预测与实际数据的比较，理论假定的实在性与理论的检验毫不相关。他反对当时主张的要对假说自身的假定与现实二者之间进行检验的观点，他批判说：“这一为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是许多谬误产生的渊源。”F论点遭到了强烈的攻击，也获得了许多有力的支持，“假定之战”成为了一场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

在“F论点”中，弗里德曼对理论或假说检验所采取的正是证伪主义标准，他认为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与经验相抵触，而且这种抵触并非只发生了一次，而是发生得很频繁，那么该假说就该遭到拒绝；相反，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没有与经验相抵触，它就被接受了。而这正是同波普尔所主张的“我们永远也无法证明一个理论，只能说理论没有受到反驳”的观点是一致的。且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弗里德曼还十分强调预测在检验理论中的作用，这也类似于波普尔检验理论路线中的一种，弗里德曼在方法上对证伪主义的运用还体现在许多方面。

方法论之争使得经济学家们更加重视证伪主义思想，对其运用也愈加广泛和普遍，萨缪尔森、哈耶克等人都是经济学中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跟随者。在持续近四十年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不仅使经济学者更加重视了对方法的探讨与研究，促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取得了较为完备的形式。更使经济理论本身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众多经济理论蓬勃发展。

（三）批判与革新

波普尔的影响是空前的，一度被经济学家热情接受。但波普尔证伪主义本身的缺陷以及在经济学中践行证伪主义存在一定的困难等问题使得其在经济学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运用，以至于在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中被评为“现代经济学家常常鼓吹证伪主义，但他们很少付出实践：他们所使用的科学哲学可以恰当的称之为‘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

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过于严苛，于是经济学方法论上也出现了放弃证伪主义的倾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如理查德·利普西在196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导论》第一版中就坦率的支持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能够被单独一项决定性检验挑出差错，而又在第二版的出版时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放弃了波普尔关于驳斥的观点，转向关于检验的统计学观点，即承认驳斥或确认都决不会是最终的，并认为我们只能数量有限的不完全知识，发现两种互相抗衡的假说之间的概率关系，而不能判定假说的真伪。

同时，也有如西德尼·舍夫勒在《经济学的失败》中阐述的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这类的观点诞生，他认为经济理论化的整个假设—演绎传统是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整个社会结构，放弃其妄称经济学能自行服从规律的说法；科学预测只在有不受环境限制的普遍规律是才属可能，既然经济体系总是受到非经济力量和机缘作用的影响，那就决不可能有经济预测这样的东西。

由此可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经历了一个从受到热情欢迎到冷静的批评到最后的放弃的历史过程。尽管在波普尔证伪主义之后又出现了诸如精致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等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方向，但证伪主义对经济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三、哲学思想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一）重视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

科学哲学是对一般方法论的研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又有助于充实和发展科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相对于哲学来说是具有特殊性的，作为特殊应该重视和关注哲学作为一般性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哲学思想。

从波普尔哲学思想对经济学产生广泛影响来看，促进哲学与经济学的合作会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完善产生推动作用。哲学立场是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是各种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方法论意识，更要有哲学意识，学习用哲学指导经济学方法论。例如，在西方经济学界无论是流行的教科书还是专业学术论文都会广泛的融合现代科学哲学的众多内容。对于诸如库恩的常规科学、革命与危机的关系、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以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等哲学的术语相当熟悉，也善于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入手分析现实。相比较来说，我国有很多学者就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尚有的科学哲学知识了解的不够，就更难以吸收其优秀成果来充实经济学方法论，深化经济理论的分析。

对于科学哲学的学习，不仅要了解和学习其基本内容，还要学习其科学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波普尔能够在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毅然的提出反归纳的证伪主义，表明其不拘泥于传统，敢于突破传统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而这一科学批判态度也正是我国当下经济研究所缺少的，大部分经济学者人云亦云，缺乏独立的思考。由此，学习科学哲学中大胆预测、反对权威的怀疑态度也将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性对待哲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陈述问题的能力、分析的角度，而且有助于我们运用经济学进行政策问题分析。但要注意，经济学家对哲学的关注与运用并不意味着是毫无意义的接受指令，例如当有哲学观念反对经济学方法时，不能立即放弃这种经济学方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观点，而是要适当的对待哲学及其方法，了解其反对的原因，以不断的修正自己的经济学方法。

同时，虽然波普尔的方法论曾受到强烈的追捧与欢迎，但用一个独立的哲学原则去指导一切科学研究是必然不会成功的。无论经济学家们如何的修正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得到改善，不能够独自完整的指导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要注意将科学哲学中有积极作用的部分利用起来，剔除不合理因素，对其进行改造并内化，直至可以为我所用的地步。了解不同的方法论中的可学习借鉴的因素与不完善的方面，以不断完善自身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K.R.波珀. 科学发现的逻辑. 科学出版社，1986

[2]“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 三联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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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方法篇4

会计随着时代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我国关于会计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书契”，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的推演中会计这一行业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对于会计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就是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曾经的学者认为只有一种方法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但是经过岁月的考验，我们得出其实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势。只有我们应该在学习时将他们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研究最合理的会计理论。

关键词：

会计理论研究；规范方法；实证方法

时代的发展浪潮中出现了许多的企业，而在这些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会计所发挥的重要性，因为会计的存在才使得工程的账目更加明了清晰，也保证了数据的真实。从价值的层面来说会计可以说是企业发展的幕后英雄，从功利角度来说很多会计的薪资也十分令人心动，所以在每年高考之后都会有一大批的学子涌入财经类大学学习和研究会计专业。但是在学习过程中对于会计理论研究的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令许多人深感迷茫，所以我想就会计理论研究的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进行分析。

一、会计理论研究的规范方法

理论研究的规范方法就是指通过强调演绎方法对会计理论行研究,并由此形成规范会计理论。它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概括或指明最优化的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归纳与演绎①。归纳和演绎虽然都是规范方法中的组成部分，但是却存在很大的区别，因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也就是从具体的事物中发现其抽象的规律，而演绎恰恰相反，它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就是从相同相似的事件中寻找各自的不同，通常会以三段论的形式出现。虽然归纳和演绎各有不同，但是由于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归纳可以作为演绎的基础，演绎会反过来指导归纳，两者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没有二者的结合就不会有今天会计研究方法中规范方法的发展。对于会计理论研究的规范方法，学界普遍认为其具有适用范围广和针对性强的优点，可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同时也具有研究结果容易受研究者的思想情感所左右的缺点，这会导致研究者无法完全客观公正地得到结果，从而使结果缺乏代表性。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证方法

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证方法就是一种以实证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研究方法，旨在寻找出会计现象的规律，从而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会计现象，并预测未来会计发展中会出现的问题，指导会计实务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实证法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实务提供理论依据②。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证方法已经有接近60年的历史，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很多人认为会计已经是实证方法的天下。对于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来说，主要就是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证对于股东和债权人的沟通起了重大的推动和帮助作用，有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财务报表等文件，从而可以随时调整战略，令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一方法所具有的优点就是运用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更加准确，更能经得起推敲，但是由于实证法所得的结果多数是从假说的关联性中推出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得逻辑局限性和错误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三、会计理论研究的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相结合

我们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会计理论研究的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的关系。记得德国著名作家歌德曾经说过，生命在于矛盾，在于运动，一旦矛盾消除，运动停止，生命也就结束了。可见运动和矛盾是事物的本质，万事万物都生活在运动和矛盾之中，更何况是存在于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两种方法。这世界上没有这一种方法是绝对正确的，这些方法之中也一定会存在各种弊端，而学者所要做的就是发现这种弊端，解决这种弊端，以帮助其更好地发展。曾经有学者认为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两种方法是不可以共存的，但我认为这其实就像是存在于在规范方法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一样，尽管这两种方法存在差别，也各自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但是也不能忽视两者之间很强的互补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在具体的实践中结合起来运用。学习和研究一切知识的目的在于能否在实际生活中具体应用，所以我最后所想说的就是真正的运用问题。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发展速度的问题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的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时，要实事求是，做到具体结合我国实际状况，要寻找到最适宜于我国国情的研究方法。不要因为急躁而错用他国的会计研究方法，而导致研究出现错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以后的研究中学者们还会遇见多种多样的问题，在这里无法一一预测分析，但是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就一定会解决它们。在未来学者们仍旧不会放弃对于这两种方法的研究，会找到更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谁都不能令时间停止前进，就像我们无法阻挡发展的步法。而在发展中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随着时代，抛弃自己陈旧的观念，纠正曾经对于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中错误的认识。我一直相信在以后继续将会计理论的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形结合起来应用就一定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总结

论证方法篇5

证据理论是实现基于规则的态势感知主要方法之一。然而，证据理论在多源多证据合成时存在悖论问题。针对此问题，通过相异度计算对证据重要性度量与修正，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证据理论的态势评估方法，该方法包括规则度量、证据修正、规则融合和态势决策等四个阶段。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够避免利用证据理论进行态势融合中的悖论问题，在态势评估效率和准确性等方面优于Dempster、Yager和Leung等典型方法。

关键词：态势评估；融合；相异度；规则；证据理论

中图分类号： TP393.08

文献标志码：A

Situation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improved evidence theory

Abstract：

Evidence theory is one of the main approaches to implement situation assessment based on rules. But evidence theory can result in paradox problem in conflicting evidence combination. Concerning this problem， by dissimilarity calculation， the importance of evidence was measured and original evidence was modified. A new approach based on the improved evidence theory was proposed. The new approach contained four steps including rules measurement， evidence modification， rules fusion and situation decision.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new approach can avoid paradox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fusion based on evidence theory， and it is superior to typical approaches， such as Dempster approach， Yager approach and Leung approach， etc， in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situation assesment.

Key words：

situation assessment； fusion； dissimilarity； rule； evidence theory

0 引言

基于规则的态势感知利用专家的经验构建规则列表，借助数据融合相关理论融合专家的不同意见，形成对网络安全态势的判断[1-2]。证据理论能够描述“不知道”、“不确定”等概念，在融合不确定性知识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有效处理专家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提高态势评估的准确性[3-4]。因此，证据理论成为基于规则态势感知的研究热点。

然而，由于证据理论自身在多源多证据合成时存在悖论[5]，因此，基于原始证据理论的规则融合结果并不理想。针对此问题，赖积保等[6]提出了基于指数加权证据理论的态势融合方法。姜元春等[7]利用D-S证据理论在多元信息融合方面的优势，提出基于D-S证据理论的规则合成策略，但该方法对不一致匹配规则所提供的信息利用不足。Yager等[8]提出了将冲突信息在全集进行分配的方案，但这种方法过于保守，在证据多于两个时会出现一票否决的情况。梁昌勇等[9]基于对一致性的考虑，提出了一种吸收一致性证据冲突的证据合成规则。Ali等[10]提出了通过加性策略替代乘性策略的组合方法，但其采用的方法较为保守，收敛效率较低。Leung等[11]基于证据间一致性的考虑，提出了在交并集动态分配冲突信任的方法，在高冲突环境下，该方法主要将冲突信任分配给冲突相关焦元的并集；低冲突时，主要将冲突信任分配给相关焦元的交集。

综上所述，现有基于证据理论的态势融合方法，主要集中于改进组合规则，但是没有考虑规则的重要性。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规则的重要性和证据组合规则两方面综合考虑，首先对参与合成的规则进行重要性度量，然后采用一种在能够在交并集之间动态分配信任的组合方法进行规则融合。实验表明，该方法适用于基于规则的态势评估，在态势融合效率和准确性等方面优于现有典型方法。

1 基于改进证据理论的态势评估方法

1.1 基于改进证据理论的态势评估模型

在基于规则的态势评估过程中，主要依据专家意见来评判系统的安全状态。专家的意见可表示为若干评判规则，规则定义了安全事件对系统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影响，并以此衡量系统的安全程度，如表1所示。则可以构建安全态势的识别框架为={高，中，低}，高、中、低的含义如表1所示。

在一些情况下，由于专家知识水平的影响，其在设定规则时并不能十分明确地给出一个决策结果，会为信息系统的安全状态给出一个不确定的判定。此时，可以利用证据理论在融合不确定性知识方面的优势，提高态势评估的准确性[12]。此外，在专家群体决策过程中，一般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简化决策过程，提高决策的效率。专家群体决策的过程与证据合成过程类似，专家的每个意见可转化为态势判决的证据[13]。因此，在态势建模时，可将证据理论与群体决策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本文通过相异度矩阵和群体决策，对证据理论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证据理论的态势评估模型（Situation Model based on Improved Evidence Theory，SMIET），该模型由四部分组成，主要包括：规则重要性度量、证据修正、规则融合和态势决策，如图1所示。

阶段1 规则度量。

由于专家经验的局限性，由专家意见所形成的规则的可信程度并不相同，因此，需要对规则的重要性进行度量，为证据的预处理提供评判依据。

阶段2 证据修正。

依据群体决策的思想，对证据进行群组划分与原始证据修正，降低低可信规则对态势估计的影响。

阶段3 规则融合。

利用证据理论将预处理过的规则作为证据进行融合，形成更为精确的结论。

阶段4 态势决策。

依据最大信任作出态势决策，并依据融合结果修改预置参数，以获得更好的融合结果。

1.2 基于相异度计算的规则重要性度量

经典证据理论将交集为空的焦元的基本概率分配的乘积之和作为冲突。在多证据多焦元证据融合过程中，由于Dempster合成规则所采用的乘性策略过于激进，该方法所计算的冲突值往往会偏高，其结果对证据间关系的刻画并不准确，易产生Zadieh悖论[14]。距离的计算一般采用减法策略，可以准确地刻画概念之间的差异性，是表示概念间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法。因此，将距离作为度量证据间冲突的标准可有效防止经典证据理论乘法策略所产生的“Zadeh悖论”。若两证据间的距离越大，表示其冲突越大，其相异度越大，反之亦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异度计算的证据合成方法。基本思想是，以证据间的差异程度作为衡量证据间关系的依据，并考虑证据被其他证据所支持的程度：如果一个证据与其他证据的相异性较小，被其他证据所支持，则该证据比较可信，其权重也相应较大；反之，如果一个证据与其他证据的相异性较大，则该证据的可信度较低，权重较小。

1.2.1 相异度计算

概念之间的相异度一般可采用3种度量方法：欧几里得距离、曼哈坦距离和明考斯基距离。欧几里得距离适用于数值型对象间的距离计算，且计算方法简单。因此，本文基于欧几里得距离计算公式衡量证据间的相异性，并提出了证据相异度的概念，其定义如下：

1.2.3 可信度计算

定义3 可信度。由于证据的相异支持度与其可信度成反比，将式（3）计算的相异支持度进行归一化后可得到该证据的可信度，即证据mi的可信度为：

1.3 群组划分与证据修正

在群体决策过程中，当参与决策的专家有意见分歧时，往往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获取最终的结果，或最终采用倾向于多数专家组的折中意见。证据融合的过程类似于群体决策过程，每个证据相当于一个专家[9]。按照群体决策的思想，依据证据间的冲突关系，将参与合成的证据分为多数组和少数组。多数组产生的意见具有较高的可靠度，在证据组合时应赋予较高的权重；少数组产生的意见可靠度较低，在证据组合时应赋予较低的权重。

1.3.1 群组划分算法

式（2）中，dij值越大，表示证据i和j之间的分歧越大，且其中至少有一个证据属于不可靠证据。若一个证据与其他所有证据的相异度都较大，则该证据的可信度较低，其在整个证据群体中属于少数群体，在参与合成时，应为其分配较低的权重。若一个证据与其他所有证据的相异度都较小，则该证据的可信度较高，其在整个证据群体中属于多数群体，在参与合成时，应为其分配较高的权重。

设定相异度阈值ε，表示对证据间差异性的容忍程度。两个证据的相异度小于阈值ε时，说明两个证据都比较可信，将两个证据都被放入多数证据组。当两个证据的相异度大于相异度阈值ε时，说明至少一个证据的应该属于少数组。

1.3.2 证据修正

Confid（mi）较好地反映了证据的可信程度，因此，可以将其作为证据Ei的权重，即

wi=Confid（mi）（5）

证据的初始权重根据群体决策中少数服从多数的思想进行设置。为多数组证据设置的权重为1，对少数组证据采用折扣操作，以减少不可靠证据对合成结论的影响，从而提高合成结论的正确性与合成方法的收敛速率。本文采用Shafer提出的折扣方法[6]，其表达式如下：

1.4 基于改进证据理论的规则融合

自从Zadeh悖论提出以后，对Dempster组合规则的改进成为证据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10-13]。在冲突证据合成时，Dubois采用将冲突信任在冲突相关焦元的并集进行分配的方法[11]。高冲突环境下的实验证明，Dubois的冲突处理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有效避免Zadeh悖论的发生。但是，由于其采用冲突信任在交集、并集等比分配的方法，导致在多证据源融合时适应性不强，收敛效率较慢。为此，本文对Dubois的方法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种在能够在交并之间动态分配信任的组合方法。新的组合规则是由合取规则和析取规则构成的混合规则，当相异度较大，即冲突较大的情况下主要采用析取规则；当相异度较小，即冲突较小的情况下主要采用合取规则。合取规则与析取规则的权重依据冲突的大小进行动态调整。

定义4 合取规则。

其中：δ（d）应为关于相异度d的单调递减函数，φ（d）为关于相异度d的单调递增函数。d=1时，相异度最大，将冲突全部分配给并集；d=0时，相异度最小，将冲突全部分配给交集。

满足上述条件的函数都可作为交并集调整的系数。为方便起见，本文选择δ（d）=1-d，φ（d）=d。容易验证δ（d）、φ（d）满足上述条件。

1.5 态势决策

证据理论综合利用了多数据源所提供的信息，其融合结果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网络当前的状态。证据理论的融合决策一般采用最大信任的方法。本文的态势决策过程中遵循如下准则：

1）选择融合结论中具有最大基本概率（Basic Probability Assignment， BPA）赋值的焦元作为态势决策对象；

2）态势决策对象的基本概率赋值与次大基本概率赋值之差大于某个门限ε1；

3）态势决策对象的不确定性必须小于某个赋值门限ε2；

4）态势决策对象的基本概率赋值必须大于不确定性概率赋值。

态势决策算法如下所示。

满足上述条件的决策对象作为最终的态势输出结果。根据融合结果的区分能力，调整SMIET模型中阶段1的相异度阈值参数ε，以获得更为精确的态势评估结果。

2 实验仿真

为了检验所提出的融合方法的有效性，本文利用Matlab进行了仿真实验，将本文的融合方法与典型的融合算法进行对比分析与验证。为了方便与现有典型方法的比较，实验中选择现有文献中[10]所使用的经典算例。

假设有4个专家，即D-S证据理论的4个证据，识别框架为={A=1，B=2，C=3}，其中A=1表示很安全，B=2表示安全，C=3表示不安全。每个专家的意见可转化为1条规则，每个规则的基本概率分配如表2所示。

依据式（9）对表3中的证据依次进行融合，并与文献[10]中的实验结果对比，可得表4。

参照杨风暴等[15]的观点，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对规则进行评价：一是看组合结果是否符合人们的逻辑推理，即与直觉是否相符；二是看合成结果中不确定性是否减少，即单元素焦元的可信度之和、单个焦元的最大可信度是否增大。

表4的结果表明，传统的Dempster组合方法的合成结果明显与直觉相悖，出现了Zadeh悖论。随着证据的增多，Yager方法为全集分配的信任越来越大，单焦元所分配的信任逐步减小，决策结果的未知程度逐步增大；由于证据间的冲突程度较高，Dubois方法将冲突信任较多的分配给了并集命题{A，C}，不确定性逐步增加，不利于最终的决策；表2中，证据明显支持命题A，梁昌勇方法和Leung方法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是由于在处理冲突中，这些方法将较多的信任分配给了全集，随着证据的增加，信任逐步向全集扩散，分别达到了0.7357和0.7181，导致最终无法进行态势决策；Ali方法虽然也获得了较好的融合决策能力，但其收敛速度较慢。

本文首先通过相异度计算构建相异度矩阵，将证据划分为多数组和少数组，并对少数组证据进行折扣操作，弱化了少数组证据对融合结论的影响，该方法比较合理地模拟了专家决策的过程，有效地消除了冲突证据2对结果的不利影响。同时，依据相异度，本文将冲突信任在冲突焦元间动态分配，合理利用了冲突证据所带来的信息。从结果可见，本文方法的合成结果中命题A的信任为0.9867，极大地提高了合成结果的态势决策能力。

3 结语

基于规则的态势感知主要采用证据理论实现规则融合。然而，由于证据理论自身在多源多证据合成时存在悖论问题，从而造成态势评估的结果并不准确。针对此问题，本文依据相异度矩阵和群体决策对证据理论进行改进，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证据理论的态势评估方法。该方法首先基于相异度计算对规则的重要性进行度量，并对少数组规则进行折扣，降低不可靠证据对评估结果的影响；然后，基于改进的证据理论进行规则融合；最后，基于最大信任进行态势决策。Matlab仿真实验表明，本文方法能够避免利用DS证据理论进行态势融合过程中的悖论问题，且在态势融合效率和准确性等方面优于现有典型方法。

参考文献：

[1] CIMINO M G C A， LAZZERINI B， MARCELLONI F， et al. An adaptive rule-based approach for managing situation-awareness[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12， 39（12）：10796-10811.

[2] ZENG F， LU M， ZHONG D. Using D-S evidence theory to evaluation of confidence in safety case[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3， 47（1）：184-189.

[3] DEZERT J， WANG P， TCHAMOVA A. On the validity of Dempster-Shafer theory[C]//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Fusion. Piscataway： IEEE， 2012：655-660.

[4] MASELENO A， HASAN M. The Dempster-Shafer theory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sect diseases dete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50（1）：111-120.

[5] CHEN X，ZHAO C， LI Y， et al. Multi-feature suitability analysis of matching area based on D-S theory[J].Journal of Computer Applications，2013， 33（6）：1665-1669.（陈雪凌， 赵春晖， 李耀军， 等. 基于Dempster-Shafer证据理论的匹配多特征适配性分析方法[J]. 计算机应用， 2013，33（6）：1665-1669.）

[6] LAI J， WANG H， ZHENG F， et al. Network security situation element 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DSimC and EWDS[J].Computer Science， 2010， 37（11）：64-69.（赖积保， 王慧强， 郑逢斌， 等. 基于DSimC和EWDS的网络安全态势要素提取方法[J].计算机科学， 2010， 37（11）：64-69.）

[7] JIANG Y， LIU Y， LIN W， et al. Rough sets and evidence theory-based method to combine decision rules[J].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2008， 20（4）：951-955. （姜元春， 刘业政， 林文龙， 等. 基于粗糙集与证据理论的决策规则合成方法[J]. 系统仿真学报， 2008， 20（4）：951-955.）

[8] YAGER R R.On the fusion of imprecise uncertainty measures using belief structures[J].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1， 181（15）： 3199-3209.

[9] LIANG C， YE C， ZHANG E， et al. An evidence combination method based on consistence of conflict[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0， 18（4）：152-156.（梁昌勇， 叶春森， 张恩桥. 一种基于一致性证据冲突的证据合成方法[J]. 中国管理科学， 2010， 18（4）：152-156.）

[10] ALI T， DUTTA P， BORUAH H. A new combination rule for conflict problem of Dempster-Shafer evidence the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2012， 3（1）：35-40.

[11] LEUNG Y， JI N， MA J. A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fusion approac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vidence and group decision-making[J]. Information Fusion， 2012， 8（2）：1-13.

[12] HU C， SI X， ZHOU Z， et al. An improved D-S algorithm under the new measure criteria of evidence conflict[J]. Acta Electronica Sinica， 2009， 37（7）： 1578-1583.（胡昌华， 司小胜， 周志杰，等. 新的证据冲突衡量标准下的D-S改进算法[J]. 电子学报， 2009， 37（7）： 1578-1583.）

[13] CHAO F， YANG S. Group consensus based on evidential reasoning approach using interval-valued belief structures[J].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012， 35（1）：201-210.

论证方法篇6

一、环境会计概述

（一）环境会计概念及其特征、基本职能 环境会计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兴起的一门新兴的会计学科中的分支学科，虽然环境会计是围绕环境问题而展开的，但各界学者对于环境会计的具体定义却存在不同理解，主要是定义环境会计的角度不一样，有的学者从环境会计的理论依据、计量单位或学科的性质来定义，而有的学者从环境会计的研究对象上定义，还有的学者则以补偿自然资源的消耗的策略来定义。目前最普遍的关于环境会计定义如下：环境会计是一种会计系统，衡量它的对象是有关环境的议题或者环境活动，其手段是利用已存在的管理系统，如会计系统，以现存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从财务角度来探究企业现有的在环境方面的努力和贡献，即企业的相关活动给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收益和损失，并且对这些收益和损失进行计量、揭示和分析等，主要用于提供环境的有关信息，环境会计能为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资源作为自己的贡献，可以说环境会计是会计学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体。人们对于会计职能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化越来越深入和完善，而由于环境会计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对其职能的认识只能停留在表面上，环境会计的基本职能大体上有外部职能和内部职能，其中内部职能是基于企业的角度对企业各项环境信息进行核算和分析，利用环境会计内部职能的一般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和相关部门，用以考核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而外部职能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分析的，其外部职能是企业对外进行环境信息的披露，这些信息的需求者包括消费者、投资者等，主要是为了供企业管理者进行决策时利用。

（二）环境会计研究的现状和必要性 国外对于环境会计的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标准组织起草的关于国际性环境审计和管理的文件，这时的环境会计是作为关于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会计中的一部分而发展的，此后，国外各界学者越来越关注环境与经济以及与社会的关系，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葛家澍首次提出了绿色会计这个概念，这标志着环境会计研究在我国的兴起。国外对于环境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管理会计来研究，并结合多种方法或形式来处理环境信息，这时环境会计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而我国关于环境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的方面，如环境会计的概念、对象、要素、目标和基本假设等，有的也涉及到了定量的方面，如环境会计的确认、计量和计算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于环境会计的研究大多从宏观的立场来研究，试图建立统一的环境会计准则，这使研究的结果与实际情况脱节，宏观角度的研究使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同时也增加会计计量上的难度；二是对于环境会计的计量研究，存在一种定型的模式倾向，这让环境会计越来越趋向于成为研究环境经济学的使用工具，而不是一门学科，缺乏学科的多样性。

环境会计是因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而迅速兴起的，要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可承受力，从而从新的角度探索国民经济的核算方法，环境会计的目的和原则对于保护环境、维持环境和经济的双向发展有很大的益处，这决定了环境会计研究的必要性。其一这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要，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企业不仅要面临国内竞争，更要面临国际竞争，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就要有一种良好的环境形象，要不断对外界披露自身在环境信息中的良好形象来塑造企业自身的形象，随着国际上对环保问题的日益重视，企业对于环境信息的核算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因此要顺应时展的要求，建立合理的环境会计。其二是生态环境的需要，由于我国先前对于经济发展的大力倡导，而没有过多考虑环境的可承受力，造成了环境保护能力和生态系统支撑力的薄弱，很多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退化问题，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改善环境问题，但执行的力度较弱，为了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建立环境会计。其三是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需求，国家对于保护环境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倡导“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如果企业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企业自然成为环境治理的责任者，而企业的现有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非常看重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自然更加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对于企业财政问题的影响，且银行对于企业的贷款也会考虑企业的环境信息。

二、环境会计理论的实证研究方法概述

（一）会计理论实证研究方法概述及运用现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研究的发展要求，对此，我国学者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创新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代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类：实证法、描述法、演绎法和规范法。近年来，我国会计学界开始关注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传统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单一的规范研究法，而现代会计学界试图转变研究方法，即从单一的规范研究方法向西方盛行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转变。与传统的研究方法规范法相比，实证研究方法的特点：其一是经验的总结，先通过收集国内外研究的成果，对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提出假设；其二是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结合，大量采用数据分析、图表等来标示对象之间的关系。

在国外，人们将会计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研究方法，另一个是实证研究方法，当会计理论研究刚开始在国外盛行时，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研究方法，即规范研究法，以归纳和演绎为核心。传统研究方法的本质特点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综合，只得出结论，对于结论的正确与否不进行论证和验证。而在后来的发展研究中，会计学界的学者基于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证研究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实证研究法占据主流地位，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实证法的应用，才使会计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国外的每篇博士论文中总能看见实证研究的印记，不乏统计数据、图表和模型等。目前国外会计理论研究大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而我国由于经济因素的制约，研究者没有一个具体和系统的数据参照，只能自行收集资料，我国对于会计理论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即归纳演绎的方法，后来随着科技进步和国内外的交流，我国开始在实证研究上深入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也由于这种对实证研究法的重视，使得人们开始出现一些认知偏差，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法才是科学的方法，这样的认识和观点有失偏颇，需要根据会计研究的不同内容和会计的环境以及研究对象来选择不同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传统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需要客观看待。

（二）环境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证法运用 环境会计是会计学中的一个分支，是在环境遭遇严重破坏和生态环境失去平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绿色会计，对于环境会计理论的实证研究法主要有三个用途，其一是验证理论，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或者是描述性研究法都只是得出结论并没有对结论进行验证，而环境会计需要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或者活动进行指导，需要验证理论的实用性；其二是对存有歧义的观点或者方法进行验证，环境会计重在保护环境，使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环境维护，所以对于不同的观点需要验证其合理性和正确性；其三是理论创新，通过分析以往的环境会计理论，淘汰已经过时或者抑制经济发展的理论，根据时代的要求创新理论，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进行理论的创新。作为研究方法的两大分类，实证研究法和规范研究法各有优缺，不能偏颇任何一方，但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需要客观的解释研究对象及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实证研究法占有较大优势。环境会计的理论主要包括环境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披露理论，其对实证研究法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证研究方法与环境会计确认理论。会计确认就是指对相关活动的数据进行筛选，并在账簿上正式记录，将某个活动或者项目确定为资产、净权益、费用或者利润等，最后将这些记录计入会计报表的过程。环境会计的确认是环境会计理论的基础，企业中的经济业务所产生的一些经济数据，能否进入会计核算系统，什么时间进入核算系统，或者属于哪个性质的要素，这些都需要环境会计确认这一过程，如果这些环境会计的信息无用，不需要确认，就不属于环境的计量和报告了，从而环境会计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按照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指导，环境会计确认的目的和动机是尽量降低管理者与会计信息之间的不对称性，通过环境会计的内部职能和对外披露信息的外部职能，确保会计信息能够帮助企业或者外界的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这并不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些决策的判断是实证会计的重要效益和成果，这方面的研究对我国当前环境会计确认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二是实证研究方法与环境会计的计量理论。环境会计的计量是指针对环境会计确认的项目或者活动，按照事务特征，采用一定的计量单位，对这些记录结果进行量化的过程，这种计量包括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涉及到企业的环境事务与财政问题时主要采用货币计量的形式，而涉及到企业的环境绩效时一般采用非货币计量和货币计量相结合的形式。环境会计的计量问题是环境计量的关键点，由于环境会计要素的复杂性、价值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环境信息的核算和计量成为环境会计发展的主要阻碍因素，国内外很多学者试图解决这个难题，有的提出了相关的环境价值理论，尝试利用这些理论指导，将计量的单位通过某种形式进行划分，其关键点就是环境信息的价值与企业当期创造新价值的相关性程度，这首先必须在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提出合理的假设，在假设的基础上建立模型，然后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来验证假设的正确性与否，在这样严格的过程中得出的模型才是最有效的和准确的，而这个过程正是实证研究法的理念。

三是实证研究方法与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理论。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是指企业通过财务报告或其他形式向外界的投资者、供应商或者消费者等信息使用者报告企业的财务信息，给他们提供相关的数据以供其决策时使用，这种信息披露形式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理论是环境会计理论的核心，当前我国会计理论界涉及到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两种形式，一些学者主张采用传统的信息披露方法，主要是创建关于资产、权益和利润的核算体系，形成单独的会计报表，以此来向社会外界进行企业的信息披露；另外一种观点主张采用环境会计的彩色报告，这种彩色报告是采用表内和表外两种形式进行信息披露，虽然主张的角度不一样，但都是基于企业环境会计报告的成本效益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披露的形式等问题的决策，这主要考虑的是企业的成本以及获得的效益，由于近年来实证方法在国内外的普及，现在大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反过来也说明了实证研究方法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三、环境会计理论实证研究方法不足与改进

（一）环境会计理论实证研究方法的不足 我国实证研究法的运用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引进，这种引进和介绍，在初期阶段对我国的实证研究方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陆续出现了一些有用性的实证研究，并且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程序。但由于环境会计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发展的时间较短，所以自身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于环境会计的实证研究方法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二是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时处理不适当，如研究课题的创新性不足，或者模型的选用没有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直接照搬照抄国外已经存在的模型，在选用线性与非线性模型上，更多的选用已经存在的线性模型，而不顾研究对象的性质忽视了非线性模型的使用；三是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中，对于得出的结论没有进行合理性的解释，当有的结论与假设不相符时，也没有进行一定的解释说明。

（二）环境会计理论实证研究方法的改进 针对环境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不足，笔者提出以下改进：第一，从认识上改变，正确认识实证研究方法的本质和特征。实证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是客观性和可预测力，以及可验证性，在对一些课题进行实证研究时，要注意方法处理的适当性，数据处理和模型的选择都要结合研究对象的性质，遵循实证研究方法的原则，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实证研究方法所处的客观环境是抽象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从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上进行改进，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模式中强调的是程序的操作性，即假设-数据-检验，这三个关键的环节是实证研究方法运用的核心，只有通过这一步步的操作，设计出来的模型才有可能是准确的和合理的，才能构建出关于环境会计研究的高质量模型，从而使研究成果或得出的结论具有可预测性。第三，从环境会计的专业实证人才的培养上改进，每一项研究其核心的力量都是人的因素，专业的实证人才能初步保证选题的创新性、模型设计的合理性还有企业资金投入的可再生性，当然实证人才的培养需要领导的重视和投资，实证研究需要理论资料的收集和数据资料的参考，而这些都需要经费的支持，经费足够，研究对象涉及的范围就更广更深入，这些对于实证研究的准确性和模型建立的合理性很重要。

四、结论

环境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们开始关注其生存环境，开始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各种环境经济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占有一席之地，而环境会计在国外起步早于我国，由于兴起时间上的差距，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工作还需要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是要善于借鉴国外环境会计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更好地组织我国环境会计制度和方法研究的建设。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我国也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国家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但成效甚微，在这种行政手段不能有效控制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情况下，利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来试图减少环境破坏和污染的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解决问题的视角，是一种创新，值得去尝试。在环境会计的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新的突破，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环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法、归纳演绎法等，而比较受重视的是实证研究方法，相比其他研究方法，实证法有会计的原则、准则和程序的评价等，能更加准确地为企业经济发展提供丰富和多样化的会计信息，使企业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获得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杨思琴：《我国企业环境会计研究综述》，《会计研究》2009年第4期。

[2]孟凡利：《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会计研究》1999年第4期。

[3]陈小悦：《对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认识》，《会计研究》1997年第7期。

[4]汤云为、赵春光：《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会计研究》2001年第5期。

论证方法篇7

【关键词】反水雷装备；RMSST；定量要求；论证程序；参数选择；指标确定

1.引言

反水雷装备要求论证是现代反水雷装备研制工作的龙头，是决定新研反水雷装备能否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付各种威胁、满足军事需要的关键。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RMSST是影响反水雷装备效能、作战适用性、作战能力、生存性及寿命周期费用的重要因素，反水雷装备RMSST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反水雷装备战斗力水平发挥的高低，对战场或战争的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反水雷装备RMSST水平的高低与性能水平的高低有同等重要的作用，RMSST要求论证与反水雷装备性能论证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文探讨了在新一代反水雷装备研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RMSST要求，以反水雷装备系统实际作战需求为依据，采用相应的技术方法和工具，对未来反水雷装备系统战备完好与任务成功能力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在反水雷装备RMSST需求和反水雷装备效能、寿命周期费用之间进行权衡，提出科学合理的RMSST要求，对尽可能减少反水雷装备的寿命周期费用、降低对维修和综合保障要求，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反水雷装备RMSST之间的关系

反水雷装备RMSST内涵各有不同，在工程实践中，反水雷装备RMSST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专业工程领域。但其追求的最终目标都是提高反水雷装备战备完好性水平和降低寿命周期费用。反水雷装备RMSST要求是在战备完好性要求和寿命周期费用约束条件下进行权衡。它们之间是相互交融，紧密关联的。

（1）可靠性、维修性与测试性的关系

一般认为，可靠性、维修性与测试性之间是互补的关系。一个系统或设备不可能永远正常工作，出现故障是不可避免的。可靠性赋予了反水雷装备是否容易发生故障的属性，测试性赋予了反水雷装备便于确定有无故障和何处发生了故障的特性。维修性赋予了反水雷装备便于进行预防性维修和修复性维修的特性。

（2）可靠性、维修性与保障性的关系

在确定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指标时，应根据战备完好性指标，采用保障性分析来导出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的指标。如先有AO导出Ai，再通过Ai进行MTBF与MTTR的权衡，最后可根据确定的MTBF、MTTR，利用AO导出MLDT，通过反复权衡得出协调的RMS指标。

（3）可靠性与安全性的关系

为了保证达到安全性指标，通常需要采用冗余、容错、隔离、监控、逃逸等安全性设计技术，这将降低这些装备或系统的基本可靠性水平。因此，在规定安全性要求时，应进行权衡分析，来协调安全性与可靠性要求。

随着反水雷装备系统工程的发展，RMSST有一种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其原因是这些属性之间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它们共同决定了反水雷装备的战备完好性，并对反水雷装备的寿命周期费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反水雷装备系统工程实践中，特别需要将这些特性综合在一起考虑，进而完成反水雷装备系统的设计。

3.反水雷装备RMSST定量要求论证程序

反水雷装备RMSST定量要求论证是反水雷装备要求论证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关键工作：

（1）确定RMSST顶层参数及指标。根据已定义的反水雷装备战备完好和任务成功准则以及典型任务剖面，参考相似反水雷装备RMSST指标，论证分析或计算给出能满足作战需要的反水雷装备系统效能、或系统战备完好性和任务成功性的定量要求，这些要求是综合性的使用参数。如果已建立反水雷装备效能模型，则在确定战备完好性和任务成功性定量要求过程中，使用效能模型进行权衡[3]。

（2）指标分解和分配，初步确定RMSST目标值。建立能反映RMSST指标要求的反水雷装备效能模型或反水雷装备战备完好性和任务成功性模型。依据这些模型进行反水雷装备顶综合参数及指标的分解，并根据相似反水雷装备RMSST指标、调研数据和反水雷装备设计要求，从工程合理性的角度，初步确定反水雷装备的基本可靠性参数、任务可靠性参数、维修性参数、测试性参数、保障系统及其资源参数的成熟期目标值。分解过程中应首先将易于确定的指标确定下来，然后再根据模型推算其他指标，并将它们作为今后RMSST指标权衡和验证计算的起始值。

（3）RMSST指标间的相互权衡。反水雷装备RMSST成熟期目标值初步确定后，应进行综合权衡分析，判断RMSST目标值的符合性、协调性。权衡分析的内容包括RMSST指标之间的权衡，以及RMSST指标与其他战术技术性能指标之间的的权衡。

（4）RMSST要求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分析。对立项阶段所提的RMSST要求进行技术可行性分析，主要是从RMSST设计分析角度判断RMSST要求实现的可能性，其判断的方法可采用RMSST的分配与预计。RMSST要求的经济可行性分析应结合性能要求、RMSST要求及费用，进行权衡分析。由于立项阶段武器系统的详细方案还没有形成，RMSST的分配最多到达分系统级，详细预计难以开展，只能采用与现有类似反水雷装备对比分析其实现的可能性，然后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调整并进行权衡。

（5）根据RMSST成熟期目标值确定门限值。RMSST目标值是期望在反水雷装备部署使用后达到成熟期时实现的，而门限值则是要求反水雷装备在设计定型时达到的RMSST水平，必须经过实际验证考核。因此，在反水雷装备目标值确定的前提下，应考虑反水雷装备的研制规律和可靠性维修性可能的增长潜力，科学合理的确定门限值，以确保门限值经过一个可靠性维修性增长过程能最终达到目标值。

4.反水雷装备RMSST参数选择原则

在反水雷装备RMSST定量要求论证过程中，RMSST参数选取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4.1 充分性原则

（1）覆盖整个装备系统，含主装备、系统、设备、保障资源等；

（2）体现反水雷装备类型和使用特点，如一次性使用或重复使用、可修复和不修复、战时和平时等；

（3）覆盖寿命剖面和任务剖面各阶段，如储存、停放、准备、待命、执行任务、机动、战斗、维修、保养等阶段；

（4）覆盖装备寿命周期的需求，如论证、研制、使用等；

（5）体现提高战备完好性和任务成功性，减少维修人力和保障费用的需求；

（6）体现反水雷装备RMSST的综合性与相关性特点，即可靠性应考虑基本可靠性与任务可靠性要求，维修性应考虑维护保养、预防和修复性维修的要求，保障性应考虑战备完好性和任务成功性、与反水雷装备保障有关的设计特性和计划的保障资源的要求。

4.2 必要性原则

在满足充分性要求的基础上，剔除冗余和具有相关性的参数，尽量选择常用的RMSST参数。

（1）非相关性。在论证工作同一阶段中选用的参数不应存在相互关联，或互相可转换。这里的相关性针对的是同一层次参数，对于顶层参数与下层次参数之间的关系不受非相关性要求的约束。在RMSST参数基本集中，存在顶层参数与下层次参数之间的分解问题，如使用可用度AO可分解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平均修复时间MTTR、平均预防维修时间、平均延误时间。在确定参数指标时应防止出现矛盾。

（2）包容性。在论证工作不同阶段选用的参数，后一阶段的参数应包容前一个阶段参数所描述的特征，后一阶段的相关参数可由前一阶段参数导出或与前一阶段参数相同。

（3）工程性。选择使用符合工程习惯的、效率高的的参数。

4.3 可论证性原则

对于选定的参数，在论证的不同阶段其指标应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和技术进行分析，至少应有可供参考的基础数据，否则无法量化。指标的确定方法有很多种，可根据实际需要和技术可能性选择。有些指标是通过计算和仿真方法得出的，如可靠性指标；有些指标是通过分析方法提出的；有些指标则是通过试验方法确定的。不论采用什么方法，指标的论证都必须遵循下列原则：（1）要满足未来作战使用的需要；（2）要立足于采用现有技术和成熟的研究成果；（3）原则上应不低于已有同类武器装备或配套使用武器装备的指标；（4）经过一定的努力能够达到；（5）便于控制、检测和考核。

4.4 可设计性原则

所选用的使用参数尽可能转换成合同参数，以便承制方进行RMSST设计。对于选定的用于研制合同的RMSST参数都应当是可以设计的。

4.5 可验证性原则

可验证性是指所选参数指标应在装备研制阶段或使用阶段，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和手段进行验证和考核。如果提出的参数指标没法验证与考核，那么所提的参数指标也没有任何意义。因此，确定参数指标时应该明确验证的方法和验证的时机。对RMSST定量要求进行验证考核的方法主要有试验验证、仿真验证、演示验证、分析验证等，有些还需采用工程计算法给出结论。由于装备系统在定型时要做大量的试验，因此，RMSST参数指标的验证应当结合性能试验进行，并规定不同试验中收集所需信息的要求。

5.反水雷装备RMSST指标确定方法

国内外在确定反水雷装备RMSST指标时，从早期采用的类比分析法和后来的计算分析法，发展到现在采用的仿真分析法，方法和手段在逐步改进和多样化。

5.1 类比分析方法

主要通过对国内外相似反水雷装备RMSST指标进行比较分析，考虑新研反水雷装备的复杂性和成熟性，对RMSST指标进行专家评判或简单的加减，确定新研装备的RMSST指标。在过去缺乏基础数据和方法的情况下，经常采用此方法。

5.2 计算分析方法

主要利用相似反水雷装备的RMSST基础数据，建立可靠性、维修性模型，通过计算和图表的统计分析，分别确定RMSST指标。这种方法针对性较强，更便于对参数的分解和指标的分配，是目前常用的方法。

计算分析方法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难以与作战需求、保障资源和费用等因素相结合，不能有效的确定系统效能、战备完好性和任务成功性等顶层指标，不能有效的对RMSST指标进行综合权衡和系统优化。

5.3 仿真分析方法

随着反水雷装备系统的日益复杂，RMSST要求的论证必须与反水雷装备系统效能评估相联系，必须综合分析反水雷装备作战使用方案、维修保障方案、以及人力、备件等保障资源对战备完好性、任务持续能力的影响，需要分析计算反水雷装备系统采办过程的寿命周期费用，并对各类备选方案进行综合权衡。因此RMSST要求的论证过程必然是一个考虑大量可变因素影响、需要反复迭代的复杂逻辑分析与计算过程，原有的常规解析手段，已经无法完成这些复杂分析工作，难以完成细节分析和达到对精度的要求。仿真技术和手段被大量引入装备RMSST要求论证工作中。

运用仿真分析方法进行装备RMSST要求论证，就是根据装备系统作战使用需求，将装备RMSST与作战使用性能相结合，建立系统效能或作战效能的仿真模型，按照作战使用时序进行仿真试验，通过不断权衡优化，确定新研反水雷装备RMSST顶层指标。仿真分析方法支持反水雷装备在作战效能和费用约束条件下的RMSST指标优化权衡分析，支持多方案的择优选取，可实现反水雷装备效能-费用的优化权衡。

6.结束语

以上提出的反水雷装备RMSST定量要求论证程序和方法，都是从任务需求出发，结合相似反水雷装备的RMSST水平，考虑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确定反水雷装备RMSST的顶层参数和指标，通过分析权衡和转换，最终转化为可设计、可验证的反水雷装备RMSST底层指标。但是，在反水雷装备RMSST实际论证工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何把军事需求转化为反水雷装备RMSST设计要求，以及反水雷装备使用方案确定后，如何进行RMSST权衡分析等，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解决。

参考文献

[1]GJB1909A.装备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要求论证[S].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

[2]美空军指示AFI 10-602，确定任务能力与保障性要求[M].2005，3.

论证方法篇8

［作者简介］沈朝晖，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

①Robert A. Prentice, Regulatory Competition in Securities Law: A Dream, 66 Ohio St. L.J. 1155 (2005), p. 1155.

②沈朝晖：《监管的市场分权理论与演化中的行政治理——从中国证监会与保荐人的法律关系切入》，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第868页。

③沈朝晖：《地方政府与企业上市》，载《证券法苑》（卷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32页。

摘要：证券法的权力配置存在三种类型：单一监管者、私人合同和地方监管竞争体制。中国二十多年来形成与不断强化的证券监管体制是单一监管者垄断权力，但其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它使得发达地区与非发达地区的公司能进入资本市场的数量非常不平衡。提出中国证监会系统内部自上而下向地方分权的地方监管竞争方略，不仅可能拥有监管竞争理论所预测的优势，而且是治理当代中国金融体制弊病的一剂药方。

关键词： 分权地方竞争公开发行多层次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DF43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3-0063-11

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晚清以来一百多年永恒的话题。具体到证券发行上市的监管权力配置方面，存在三种观点：一种主张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证券监管体制，并主张全国的证券交易场所大一统，这样有利于国际竞争；第二种主张则是完全的市场化，投资者的保护完全依赖私人合同，因此不需要政府监管；①第三种主张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也是本文的观点——地方监管竞争体制：中国证监会系统内部自上而下向地方证监局分权，地方具有相应的证券执法权力，尤其是证券发行上市的地方决定权，建立相应的区域证券市场，形成监管竞争和交易所竞争的双重态势。

在证券发行上市的审核权力方面，中国的证券执法或监管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监管者。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式成立与中国证监会的建立，经过20多年的制度演化，已形成并不断强化全国证券集中监管体制。这体现在证券发行上市监管制度上——高度中央集权：公司证券发行上市的行政决定权力（1）不分享给地方政府；（2）不分享给中国证监会系统内部的地方证监局；（3）不分享给证券交易所。总之，公司能否上市融资的决定权力几乎完全掌握在中央证监会手中。②

的确，证券发行上市监管体制的高度中央集权，客观上有利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全国的层面展开统一的竞争，③但是，问题也已经暴露出来了。除了大量的内地企业赴海外上市导致中国A股市场流失优质的上市资源之外，本文通过手工收集近几年来所有向中央证监会申请证券发行上市的公司数据发现：取消配额制的十多年来，中国公司上市资源地区分布的不平衡问题非常严重。上市资源分布的地区不平衡有违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应平衡地方发展的价值目标。笔者将从价值分析与法政策学的角度，提出证券发行上市监管的地方竞争方略。这套方案不是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配额制与地方分权，而是在中国证监会系统内部自上而下地分权，相应地建立地方性的交易所。其理论根据是监管竞争理论；其目的是解决中央监管者长期忽视的发达地区和非发达地区在直接融资方面的地区不平衡问题。证券法领域有可能先于公司法领域，展开中国地方制度和监管竞争的实验。

一、上市资源的地理分布不平衡日益加剧

本文取材于2006年至2010年所有向中央证监会申报并进入发审委审核流程的公司数据。经研究发现，进入证监会发审委首发上市审核流程中的公司地理分布呈现7比3的比例。具体来说，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经济圈有7家公司进入发审委的审核程序，对应地，其他地区（大西北、大西南、东北、中部六省）只有3家公司进入发审委的审核程序（见表1）。

表1不同省份的证券首发上市通过率/否决率情况（2006年—2010年11月）省、自治区、

直辖市取消%通过%否%（含：民企

否决率）缓%合计（一）大西北00%3086%514%未统计0035陕西00%1387%213%33.3%00%15甘肃00%480%120%0%00%5青海00%1100%00%无民企00%1内蒙古00%1100%00%000%1宁夏00%1100%00%000%1新疆00%1083%217%25.0%00%12（二）大西南244479%1018%未统计0056广西00%467%233%20.0%00%6重庆00%686%114%000%7云南111%667%222%20.0%00%9四川13%2483%414%14.3%00%29贵州00%375%125%0%00%400%1100%00%000%1（三）东北132379517未统计0029黑龙江00%3100%00%000%3辽宁16%1583%211%9.1%00%18吉林00%563%338%40.0%00%8（四）中部22%9180%2118%未统计00%114山西00%360%240%33.3%00%5湖北00%1482%318%15.4%00%17安徽00%2181%519%21.1%00%26江西110%770%220%14.3%00%10湖南14%2279%518%11.1%00%28河南00%2483%517%22.7%00%29（五）环渤海32%14978%3619%未统计21%190天津00%1185%215%14.3%00%13河北17%1280%213%14.3%00%15山东00%4876%1422%20.4%12%63北京22%7879%1818%21.7%11%99（六）长三角42%22183%3915%未统计21%266上海00%4180%1020%27.8%00%51江苏00%8482%1717%16.7%11%102浙江44%9684%1311%12.5%11%114（七）珠三角21%18284%3114%未统计21%217海南00%267%133%0%00%3福建00%3286%514%19.2%00%37广东21%14885%2313%13.4%21%175总计142%74082%14716%未统计61%907来源：笔者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与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公布的发审委工作会议公告、发审委审核结果公告与上会企业预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整理而成（全样本）。

④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9年）。

论证方法篇9

主题词：西方文化人类学 ； 方法 ；以今证古 ； 类比 ； 或然推理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3）02-

在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积极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西方新兴的“文化人类学”也逐渐传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史学界普遍遵循的方法论。如史学界基本以摩尔根的“进化论人类学”为圭臬、神话学基本以茅盾根据朗格“人类学神话学”建立的中国神话学理论为准绳。然而，在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中国上古史学和神话学研究迄今仍未“走出迷茫，超越疑古”，且在不少方面误入歧途。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实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以今证古”方法关系极大。我们知道，“以今证古”在形式逻辑中属“类比”之法，是有待证明的“或然推理”，是不可全信的。我们又知道，西方文化人类学主要是根据近存原始社会来推论人类上古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规律，然而谁敢保证近存原始社会就是人类上古时代的“翻版”？在没有见到上古证据之前，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见解实质上仅仅只是一种推论和猜测，是有待证明的“或然推理”！西方文化人类学之所以“以今证古”，原因即在于西方国家的上古史料非常有限，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我们拥有极为丰富多彩的上古史料，我国史学家完全可以走“以古证古”的科学之路！诚然，我们只有走“以古证古”之路，才能最终脚踏实地地见华夏童年时代的历史大真相。由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以今证古”方法的确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根本方法“以今证古”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分析，以利中国史学的振兴。

一、西方文化人类学之缘起

人类学由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构成。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体质特征的起源发展规律，文化人类学则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发展规律。1501年德国学者亨德的《体质人类学》一书标志着体质人类学的诞生。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著作《物种起源》横空出世，论证地球上的生物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进化”而来的。进化论摧毁了自古以来的“神造万物”宗教观念。但进化论仅仅是对生物而言，并不包括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于是当时以泰勒、摩尔根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始借助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论证人类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规律，认为人类的文化也不是“超自然的成就”和“神赐产物”[1]，也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而来的。一些欧洲学者发现探险家、传教士、海员从异国带回的远古人工制品在近存原始社会中仍在使用，于是调转船头到近存原始社会中去收集原始文化材料，并将其视为早期人类文化的“活化石”。1871年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出版标志着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正式形成，泰勒也被誉为“人类学之父”。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文化人类学是狭义的，也就是民族学，其后的文化人类学是广义的，即运用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材料来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规律。文化人类学萌芽壮大于西方欧美国家，“新文化运动”时传入中国，建国后又作为资产阶级学术被打入凉宫，改革开放后再次在中国生根开花并有待壮大。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西方文化人类学学派林立、理论众多、此消彼长、纷繁复杂。日本学者绫部恒雄主编有《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2]一书，较有代表性的有“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

二、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根本方法：“以今证古”

文化人类学“以今证古”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对那些不太了解这门学问的人，这里才有必要举证说明。学界很少有人对文化人类学的“以今证古”方法进行商榷。也许是因为门户之见，文化人类学家很少自称其方法是“以今证古”。但很少并不等于没有，例如茅盾极力推崇的西方文化人类学的集大成者安德鲁·朗格[3]就自称这门学说的研究方法是“取今以证古[4]”。文化人类学的起点是研究人类文明初期的起源状况[1]，然而由于在欧洲这方面的材料非常缺乏，所以其主要方法是通过近存原始民族的社会状况来“类比”人类文明之初的状况，例如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就提出了他的大胆假设：“现今研究的蒙昧状态很大程度上和人类的早期状态相符[5]。”西方文化人类学之所以学派林立、众说纷纭、难有统一的认识，其根本原因理当就在“以今证古”的研究方法。因为“以今证古”根本上属于“类比”之法，而“类比”之法根本上又属于“或然推理”，实质上是有待证明的“假设”和“猜测”。

（一）文化人类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从文化人类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方法实质是“以今证古”。孙秋云先生在《文化人类学教程》一书中列举了文化人类学的五种研究方法：一是“田野调查法”，即深入到近存原始社会中去实地调查收集资料。此法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标志”[6]，李月英也写有《田野调查：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7]一文。如摩尔根为了研究人类社会进化规律就曾深入到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长期生活，甚至被易洛魁塞纳卡部落鹰氏族吸收为该族成员。而摩尔根运用近存原始社会文化材料来推测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状况则无疑属于“以今证古”之法。二是“背景分析法”，即运用背景构架来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其基础和前提还是“田野调查法”，其实质还是“以今证古”。三是“跨文化比较法”，即对田野调查来的世界各地的民族志报告进行抽样比较研究，其基础仍然是田野调查法，其实质仍然是“以今证古”。四是“主位与客位研究法”，即采取主位与客位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来进行研究。例如以学者立场或以巫师立场来研究巫术，其认识可能大不相同。而“主客位研究法”的基础还是“田野调查法”，还是“以今证古”。五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研究法”，所谓“大传统”即以都市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所谓“小传统”即以村镇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其基础显然还是田野调查法，其实质显然还是“以今证古”。——所以，文化人类学的根本方法是“以今证古”。

在众多中外民族学家的著作中，都充满了近存原始社会的文化材料。而这些材料又往往用来论证远古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规律。在广义文化人类学的阵营中，我们看到民族学的比重显然远远大于考古学和语言学，其方法也主要是“以今证古”。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也指出：人类学的依据主要是近存原始民族的文化材料，所以其方法主要是“以今证古”。有学者说，历史学是研究“文化化石”的，而文化人类学则是研究“文化活化石”的。这里所说的“文化活化石”即指近存原始社会。这些也都表明文化人类学的主要方法是“以今证古”。

（二）文化人类学先驱们的“取今以证古”

从文化人类学先驱们的探索途径看，其方法也均不出“以今证古”之畛域。1724年法国天主教神甫拉菲托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古代习俗的比较》一文即是把印第安人的习俗与文献记载的古代习俗进行比较研究。在17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学者们也是广泛利用美洲、大洋洲、非洲的近存原始民族文化材料来论证他们对人类远古时代的看法。19世纪以后的欧洲学者也正是因为发现古代的人工制品竟然在近存原始社会中还在使用，于是调转船头开始对近存原始社会进行调查取证从而建立了文化人类学的雏形。这些方法，都是“以今证古”。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几位文化人类学巨匠的研究方法。

英国人泰勒（1832—1917）是“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英语世界学院派人类学创始人，第一部人类学教科书的作者[8]，世称“人类学之父”。泰勒的方法实质也是“以今证古”，这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泰勒年轻时因健康原因四处旅游，在墨西哥边僻山村考察后出版了《阿那瓦克：古老和现代的墨西哥与墨西哥人》，1865年又出版《关于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1871年出版了集其思想之大成的不朽名著《原始文化》，该书系统表述了泰勒的人类学思想，在学术界赢得极大声誉。

泰勒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二：一是“比较法”，即对世界各民族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原始文化》就是比较法的产物。比较法至今仍是文化人类学的主要方法。二是在《原始文化》中首创了“残余分析法”，认为近存原始社会中的某些文化现象虽已失去远古原型，但惯性力量使其以“残余”形式存在，考察这些“残余”，即可恢复其旧有结构，重建人类文化进化史。泰勒的主要取证对象是近存原始社会，其方法实质是“以今证古”。

美国人摩尔根（1818-1881）是与泰勒比肩而立的另一位“古典进化论”的学派代表，也是与中国建国后的社会科学理论关系极深的人物。摩尔根为了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深入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长期生活，甚至被易洛魁塞纳卡部落鹰氏族吸收为该族成员。他1851（33岁）出版《易洛魁联盟》、1869年（51岁）出版《人类家庭的血亲与姻亲制度》、1877年（59岁）出版《古代社会》、1881年（63岁）出版《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人类社会三阶段进化序列（“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提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不断发展的，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灭亡还将走向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的理论大加赞赏，认为他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3）一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一书是执行马克思遗言而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中盛赞摩尔根“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然而近人常金仓在《进化论人类学的终结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9]一文中说：“以摩尔根为代表的进化论人类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遭到全面的批判，被相率放弃，他的做法却在中国史学界延续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仍旧在重蹈摩尔根的覆辙。21世纪的史学工作者应该战胜自己头脑中的固执和偏见，积极探索新的道路，中国史学才能焕发自己的活力。”显然，摩尔根的方法也是“以今证古”。

英国人弗雷泽（1854-1941）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化人类学家，一生著作颇多。他的巫术研究巨著《金枝》使其在世界学术界获得崇高声誉，是闻名遐迩的学术必读书，是人类学的百科全书，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至今仍是巫术与宗教起源的权威之作。《金枝》以古罗马作家的“金枝”神话传说（一座神庙中的被称作“森林之王”的祭司可以由逃奴担任，但逃奴必须折取现任祭司日夜守护的神树上的树枝〔金枝〕，从而取得与现任祭司决斗的资格，并杀而代之）为起点分析巫术的起源与发展。他运用泰勒的“比较法”，对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巫术材料进行广泛搜集，并进行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系统梳理，演绎出一套严整体系，对巫术的由来与发展作出了令人佩服的阐述，首次得出“巫术先于宗教”的结论。弗雷泽把巫术归为两类：一是“模仿巫术”（相似律、同类相生、果必同因），二是“接触巫术”（接触律、触染律）。前者通过“模仿”施展法术，后者通过被某人接触过的物体对某人施展法术。弗雷泽的巫术研究也对后世影响颇深。——但是，我们通过中国周代（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以前的“上古图文”[10]研究上古巫术的起源，发现巫术的起源与上古先民普遍崇拜的天帝高祖夔有至深关系，而这些恰恰是弗雷泽没有、也无法看到的，因为他所收集的原始巫术材料并不包括年代极其古老的中国“上古图文”。但他对巫术的分类和剖析与我们的看法基本一致，这是因为在他所收集的材料中还“残余”着较为丰富的上古巫术的内容。从弗雷泽的材料根据看，仍不出“以今证古”的范畴。作为世界三大古国的中国“上古图文”是在近数十年来才逐渐面世的，弗雷泽身处近百年前是无缘相见的。若不然，凭他的智慧，恐怕还会干出更加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英国人安德鲁·朗格[3]（1844-1912）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集大成者，他确立了人类学派的神话学。朗格的神话学理论认为：古代神话是先民“生活和思想的产物” [4]。朗格的著作有《近代神话学》、《风俗与神话》、《神话：教仪与宗教》，《大英百科全书》的“神话”条也是朗格所撰。朗格的人类学神话学对中国现代神话学影响巨大。中国现代神话学奠基人茅盾是朗格的极力推崇者，他认为朗格的神话理论是“最圆满的”。茅盾介绍朗格的研究方法正是“取今以证古”，他说：“神话缘何而发生呢？神话中的不合理质素又是什么缘故呢？兰回答道：原因都是在创造神话的原始人的心理与生活状况。但原始人去我们且逾万年，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已非我们所能目睹，又无可靠的文字记载，然则我们在万年之后，论述万年以前的事，必如何而可不陷于悬揣臆说的弊病呢？换言之，即如何而可使我们的论断合于科学方法。对于此点，兰的方法是‘取今以证古’。这就是研究现代野蛮民族的思想和生活，看他们和古代神话里所传述的，是否有几分相吻合。果然研究的结果，证明凡古代神话中一切怪异的记述为吾人所怀疑惊诧者，在现代野蛮民族中方且以为理之固然，日行之而不疑。例如古代神话中一切易形的故事，皆起于万物皆有精灵一观念，而现代野蛮民族正有以为凡物皆有精灵故奉为‘图腾’而崇拜之者；又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姊妹的血族结婚，现代野蛮民族中亦有视为常事，不以为罪的，正象古代神话所述神的乱婚。我们如到现代澳洲土人，南非布西曼族，红印第安人，南美落后民族的小社会内一看，便见活的神话正在他们中间开演。这些现代的野蛮民族，因了种种关系，大概是不能进于文明之域的了，人们往往称之为，好象他们是天生的劣种；实则我们文明民族的祖先，在数万年前正和他们一样，不过因了种种机缘，乃能逐渐进化，有今日的文明。我们如果承认人类进化的事实，便亦不能不承认他们确可称为我们祖先的现代的代表；因而不能不承认人类学派的解释是合于科学方法的。” [4]

总之，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大师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近存原始民族正是“我们祖先的现代的代表”，所以他们就要“取今以证古”。

三、“以今证古”属“或然推理”

然而，我们对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以今证古”根本方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以今证古”根本上属“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根本上又属“或然推理”，而“或然推理”又是一种有待证明的推理，本质上还属于“假设”与“猜测”的范畴。“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事物在某些属性上相同从而推测两事物在其他属性上也可能相同。而这个“可能相同”是有待证明的“假说”。再者，如果前提中确认的共同属性很少，而且共同属性与推理出来的属性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样的类比推理就是极不可靠的，被称作“机械类比”。如果我们完全根据近存原始社会的材料来构建我们对上古原始社会的理论，那是很危险的。因为近存原始社会与上古原始社会说到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没有真正见到上古原始社会的材料以前，谁也不敢保证上古原始社会与近存原始社会就是一样的。更何况上古的自然人文环境是不是与近存原始社会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相同，这也很难说。

我们认为，应当用尽可能直接的上古证据论证上古历史，而不是以近存原始社会的材料来“类比”上古历史。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根据中国周代以前的“上古图文”看到的华夏文明发祥史，的确与中国乃至世界的近存原始社会存在天壤之别！远古时代的自然人文状况与今日世界的自然人文状况的确存在很大不同。远古先民信仰的“天神”与今日野蛮民族信仰的“天神”完全不是一回事！例如3500年前的商代甲骨卜辞、钟鼎铭文、岩画陶纹等“上古图文”中所记载的上帝高祖“夔”与近存原始民族所信仰的抽象的神灵显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或者可以这样说，远古先民信仰的“天神”是其“原型”，而今日野蛮民族所信仰的“天神”则是演变得已经失去“原型”的“变型”。通过这些“变型”想还原其“原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途径，就是直接到“上古图文”中去考察其“原型”真相，而不是通过近存原始社会的材料来类比推理。我们认为史学研究的方法总则应当是“实事求是”，具体到上古史研究，就应当尽可能找到当时当事的“直接证据”，如果是后来的史料，也是离得越近越好。三千年前的甲骨金文记载自然比后来的传世文献可靠性更高。神话传说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或“口耳相传”，或“文字传承”，然而一个“传”字就决定了它必然存在“删改讹亡”之虞。近存原始民族的神话传说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它是不是古传，或许还是后来才编出来的，就算是古传，也同样存在“删改讹亡”之虞。

当然，我们也并非说“以今证古”方法就完全不可取，泰勒的“残余”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今日的“变型”中也理当残余着上古的“原型”的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有可能与上古史料接轨。但我们反对把“以今证古”作为主要方法来研究上古史，作为一种辅助方法还是可以的。现代广义的文化人类学是由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构成，这其中还是应当偏重考古学和语言学中的历史资料，民族学对近存原始民族的“田野调查”材料只可以作为辅助，而不可成为主要依据来推测上古历史。总之，我们主张“以古证古”而不是“以今证古”。

四、西方文化人类学“以今证古”方法产生的地理原因

西方文化人类学为什么会采用“以今证古”这种“或然推理”之法呢？这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可能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文化人类学的产生发展之重镇是在欧美国家，然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却主要是在东方：一是东亚的中国文明，二是西亚的两河流域之苏美尔文明，三是东北非的古埃及文明，四是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11]。这四大最古文明三个在亚洲，一个在非洲。欧洲最早的爱琴文明出现时，四大文明已经出现了上千年。然而美洲最早的印第安文明出现时已近乎我国的五代十国时期，已经非常晚了。所以，欧美国家并无人类文明发祥期的遗址遗物，也自然缺乏这方面的传世文献。虽然欧美的探险家、传教士、海员从海外带回一星半点异文化的文物，也远不够表现应当的历史环境。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条件，才使得欧美学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发现海外带回的原始制品在欧洲当时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于是就走上了借近存原始文化材料来“类比”人类文明发祥期的“以今证古”之路，即是地理条件所迫。

另外，正如杨堃在《民族学概论》一书中所说，欧洲学术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无论讲任何科学，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总是从希腊、罗马讲起。特别是从古希腊讲起。他们认为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来自希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东方的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的文明比希腊、罗马更早，所以讲到最早的科学、文化来源，应从古代东方讲起。” [12]西方文化人类学之所以走上“以今证古”之路，与这种“学术传统”也有一定关系，他们忽视东方文明在人类文明起源史上的重要地位。

五、“唯识论”式的狡辩

面对西方文化人类学学派林立、理论众多、此消彼长、纷繁复杂的局面，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文化人类学不求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各种解答中寻找更加可能的正确答案。在其他学科看来，文化人类学家是在玩“换句话说”的游戏，是一种不科学的社会科学。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所以文化人类学并非追求一个真实，即使真实只有一个，但每个人看到的“真实”也往往是难以整齐划一的。这种说法颇有些利用佛教“唯识论”的狡辩，即世界是什么样的，都取决于人心，每一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人类文明发祥史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其实是一种逻辑纹乱的理念，历史就是历史，它只有一个样子，具有客观唯一性。也许正是由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根本方法问题及其纷繁复杂、无所是从的现象，才使一些西方学者指责说这里潜伏着“文化爆发户的劣根性”。

我们知道，中国的上古史是由神话传说与考古材料构成的，其中的神话传说一直是中国史学的研究重镇。然而长期以来神话研究迷雾重重，不得其解。究其原因，主要症结即在受西方文化人类学及其神话学影响太深，未能“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史料。作为四大古老文明的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以古证古”的神话学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文化人类的理论框架》[M]庄锡昌、孙志民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M] [日]绫部恒雄编，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3]Andrew·Lang，茅盾译为“安德烈·兰”。

[4]《神话研究》[M]茅盾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5]《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M]王铭铭编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6]《文化人类学教程》[M]孙秋云主编，民族出版社，2004.

[7]《今日民族》[J]，2007（9）.

[8]《文化人类学》[M] [美]马文·哈里著，李培茱、高地译，东方出版社，1988.

[9]《陕西师范大学学报》[J]，2009（3）.

[10]即指上谷岩画陶纹和甲骨金文等。

[11]《中外历史发展大系对照表》[M]，书海出版社，2004.

[12]《民族学概论》[M]杨堃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陈文敏，男， 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古籍室研究馆员

论证方法篇10

关键词:房产测算测算方法 测量规范

引 􀀁言

房产面积测算就是指涉及到房屋产权的有关面积测算,它主要包括房屋本身的面积,也包括房屋用地的有关面积。因现在房屋产权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已作为商品而进入市场,面积实质上已成为衡量房屋价值的重要标志。房屋面积误差的大小, 意味着产权人经济的损失,影响产权人的直接利益,有时会引发矛盾和冲突,甚至诉讼法律。房产面积测算的方法和精度是保证今后产权登记最基本数据的准确性, 其测量成果一经产权登记确定下来,即具有官方证明的法律效力。

1 房产面积测算方法

面积测算就是指水平面积测算。又可以分成为房屋面积和用地面积测算两类,其中房屋面积测算包括房屋建筑面积、共有建筑面积、产权面积、使用面积等测算。房产面积测算方法有图算法、坐标解析法及实地量距法。

1.1 􀀁图算法

图算法是依据图纸量算面积,量法多种多样,即在图上量取有关房屋图形的长度,计算出图形的面积,或量取图形坐标计算图形的面积,这种方法精度比较粗略。

1.2 􀀁坐标解析法

坐标解析法的测算,能够保证在房产测量当中对成果精度的要求,可以大大提高成果的质量,因此,主要介绍这种方法的使用。

采用坐标解析法的前提,是在房产平面控制测量的基础上,掌握了准确的房屋用地界址点、边界点或房角点。对控制点精度的要求也比较高(末级相邻基本控制点的相对点位中误差不超过±0.025),所以,它较适合于范围大、形状特殊的房屋测量。

操作步骤:

利用全站仪野外收集房角点坐标数据,然后再传入计算机中进行坐标展点和编辑,绘出房屋图形后,求得面积。

例图:

式中: S――房屋面积、房屋用地面积或丘面积,单位m2;

X――界址点、房角点或边界点的纵坐标,单位m;

Y――界址点、房角点或边界点的横坐标,单位m;

X,Y――测区范围内纵坐标、横坐标的任意一个整数,

加入X和Y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面积计算的位数;

N――界址点、房角点或边界点的个数;

I――界址点、房角点或边界点的序号。

面积中误差按下式计算:

式中􀀁 ms――面积中误差, 单位m2;

mj――界址点、房角点或边界点的点位中误差, 单位m;

n――界址点、房角点或边界点的个数;

――界址点、房角点或边界点的点号;

D――界址点、房角点或边界点连线所组成的多边形中, 相邻点连线的间距。

1.3 实地量距法

由于现在的商品房很多都是以单幢楼、多幢楼或是小区的形式来进行房产面积测算,用实地量距法测量这些范围比较小的商品房最快捷、最适用。

实地量距法是在实地用仪器、测距仪或手持测距仪、卷尺量取有关图形的边长,而计算出这个图形的面积。对一些不规则的、特殊的图形的测算,可以将其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的几何图形,然后分别计算出这些图形的面积,再用简单的加减法算出总面积。

使用实地量距法对精度要求和误差限制有一个新的标准,即依据《房产测量规范》的修订原则制定的全国房屋面积的精度要求有三个等级(如表所示)。

2 商品房面积测量精度要求分析

房屋的面积是根据房屋的边长计算而来的,房屋边长测量的精确度决定着房屋面积的准确性。房屋边长的测定普遍采用测距仪或卷尺(皮卷尺、钢卷尺、玻璃纤维卷尺),那么也就产生了随机而来的测量误差。

2.1 边长测量误差比较

边长的测量误差主要分为固定误差和比例误差。固定误差对每一条测量的边, 无论其长度如何,其误差总为一常数,是一个固定值。可以说,固定误差与边的长度无关,而比例误差恰恰相反,其误差的大小与边长成正比,边长越长,误差越大。 边长中误差为:

式中􀀁 mD 为房屋边长的中误差,单位m;

m0 为房屋边长误差的固定中误差,单位m;

D 为房屋边长的长度,单位m。

为房屋边长误差的比例中误差的比例系数。

除此之外,房屋边长误差的固定中误差,包含边长测量中本身具备有的固定性误差, 如测量对点误差、测量器具上的固定误差、观测中的读数误差、测量面不规则误差等。此外,温度、湿度、气压变化及测量器具本身的误差可归入比例误差之中。在房屋边长测量中,应保证测量对称边取中数或独立测量两次取中数,以提高边长精度。

2.2 坐标解析法与实地量距法测算面积的精度比较

坐标解析法测算面积的精度主要还是取决于界址点坐标的测算精度。用界址点、房角点或边界点测算地块或宗地面积是地籍测量和土地测量测定土地面积的主要方法。界址点的精度等级与标准是由权威主管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经过分析、比较和论证而决定的。

实地量距法测算房屋或者是房间面积的精度,全部都要考虑量距的精度。用实地量距法测算房屋或房间面积是房地产测绘部门普遍采用的方法,房屋面积的精度标准是由国务院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的。房屋面积的精度通指实地量距法测算房屋或房间面积的精度。

3 􀀁结束语

由于信息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的完善以及提高,测算房地产房屋面积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坐标解析法测算面积与实地量距法测算面积交叉使用的现象,协调好两种测算房地产房屋面积的精度标准是提高成果质量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吕永江.房产测量规范技术说明[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