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谣十篇

长城谣篇1

然而，“辟谣”后仅一天，事件又发生了第二次“反转”。9月26日，国家文物局调查组专家付清远向媒体透露：这次修缮中确实有违规现象，部分方案没有通过审批。《新京报》也在调查时找到了施工方违规使用水泥的证据：施工现场附近有水泥袋，长城样本检出水泥成分。

此前急着“辟谣”的媒体和个人就显得有些尴尬了。当时，很多人几乎毫无保留地相信了陈术石的全部说法，新浪微博还在其官方辟谣账号“@微博辟谣”上转发了陈术石的声明，更是让很多人对“辟谣”信以为真。

留心观察那些“辟谣”的说辞，就能发现很多“辟谣”都引述了文物局调查组专家付清远之前的说法，说“工程采用的是三七灰土外壳，起保护作用。这层外壳将在三五年左右风化消失”，以此证明修缮符合有关规定。然而没多久，同一位专家又指出，这个方案虽然在技术上可行，但却没有经过审批，涉嫌违规。试想，如果“辟谣者”能多一点耐心，等待专家给出进一步调查结论，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在长城“被抹平”事件中，陈术石虽然参与了修缮方案的设计和前期勘察，但是对施工的具体过程和审批流程并不了解，他的说法充其量也只能说明修缮的前期方案没有太大问题，而远不足以将“水泥抹平长城”这个说法打成“谣言”。

长城谣篇2

网络时代谣言的重灾区当属父母的朋友圈， 事实上，那些流传甚广的谣言并不是现代人有了网络才发明出来的。

跟网络造谣、传谣不同的是，古代谣言的载体和传播方式更成熟――最常用的是童谣、谶纬等形式；跟许多无厘头网络谣言相比，古代的谣言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和目的，其效果和影响超越了现在许多条“朋友圈疯转”。

古代的谣言怎样传播？

古人把造谣简称为“谣”，把传谣简称为“诼”，合在一起叫“谣诼”。通常谣言的传播有三种做法：

童谣。在古代，街上小孩子们是不能随便传唱童谣的，因为从执政者到百姓都认为能从童谣里得出世运或人事的预示。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元大都街头出现了一首童谣：“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回头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马。”――“三眼和尚”指我们非同寻常的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因为蒙古人自称马上民族，所以“瞎马”自然是指元朝廷快完蛋了。

谶纬。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在文学作品中，谶纬通常作为作者在文中埋下的隐线和伏笔，人物的宿命感和悲剧形象更为丰满。

《三国演义》里，关二哥年轻时，曾有位老人对他说：“雨水盛，麦子亡”，当关羽水淹七军与在麦城被谋害后，再回想这句谶纬，仿佛那位老人已经看见了他的命运；“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当鲁智深在六和寺里观看了如同战鼓轰鸣般的钱塘江潮信，回想起当年师父给他说的这句话，写下“今日方知我是我”的颂子，竟然坐化了。

而现实中的谶纬之言，信的人只有在最终才能明白啥意思，并表示自己被坑了。

风闻。古代的监察御史等言官有“风闻言事”的特权，其实就是到民间搜集谣言，仅凭谣言就可以对官员进行举报、弹劾。从某种角度来说，倒是体察民情的一个有效途径。

宋太宗有天收到一条消息，说都城到处都在转发一个段子叫“陈三更，董半夜。”是说有一晚，已是宵禁时间，巡逻的兵丁看见一伙人又唱又笑还骑着马在街道中乱走，立即将其拦住测试酒精浓度，结果全是“酒骑”，士兵马上要求对方出示证件，谁知其中一人一甩手就给了士兵一鞭子！后来有人认出这几人带头的正是赵昌言（枢密副使）和陈象舆、董俨（盐铁副使）这三个好基友，这三人几乎夜夜都在枢密院开喝酒聊天，下棋射箭聚会。宋太宗很生气，不久，三人都被降级外放。

谁在制造10W+？

古代的谣言，大多和鬼神之说有关，总体来说，最开始制造谣言的有两类人：

起义者。公元前209年，秋。当时，陈胜吴广他们被朝廷派去北方渔阳地区戍边，才走到大泽乡就被大雨阻断被迫滞留。按照法令，他们不在规定日期到达目的地就要被处死。陈胜等人开始筹谋，为自己找条生路。要怎样说服被吓怕了的普通群众起来造反呢？于是，他们决定制造一个大家喜闻乐见而且极易传播的谣言，那就是鬼神之说。

陈胜在一块布上写了“陈胜王”三个红色的字，然后放在一条大鱼的肚子里，让人假装从市上把这条鱼买回来。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看见了鱼肚子中的帛书，果然都被“震惊了”。当天夜里，吴广又溜进附近的祠堂，将火放在竹笼内，远远看去如同闪烁的磷火。吴广还秀了一番口技：学狐狸的嚎叫“张楚兴，陈胜王”……这里的“王”字念最后一声，意思是称王，意思就是大楚会复兴，陈胜会称王。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就这样轰轰烈烈的拉开了序幕。

从此后，无论结局如何，但凡是农民起义，群众的朋友圈就会出现“转疯了”的谣言，而且最终都很奏效。

帝王。帝王都喜欢制造跟鬼神有关的谣言。刘邦“脚踏七星众星拱，九五南面当汉兵”，自称“赤帝子”；前赵开国皇帝刘渊（304-310）说自己是太阳精之子，号称刘邦第二；朱元璋还提前让人“塔儿黑，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翁”的谣言。（朱衣人正是指朱元璋，暗指他将称帝）

千门八将和拉郎配

里有个术语叫“千门八将”，所谓千门即以骗为生的“老千”。 千门就是老千的学校，千门中的老千，分“上八将”与“下八将”。 上八将分别是正、提、反、脱、风、火、除、谣，合称千门八将。其中的“谣将”就是专门散布谣言，引诱他人相信慌言入局的人。而针对“谣将”，自古以来的法律都是严惩。在周代，八种比较严重的刑罚之中“周礼八刑，造言居一”，“造言”就是造谣，会受到最严厉的刑法；秦汉时期，造谣者要被处死。

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谣言可以带来多大的危害才让执政者定下如此严厉的法律？

西汉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长安城的百姓都在转发一个谣言：大水即将淹没京城。结果百姓纷纷逃跑，引起了严重的踩踏事件，很多人被踩死，长安城大乱。后来经过认真核查，这起引起长安京城极大恐慌的事件真的是一个谣言。

有一首歪诗说：“夜来明月楼头望，唯有娥不嫁人。”而明朝隆庆戊辰，有人假传奉旨选宫女，于是浙、直一路，不问良贱富贵，一语成婚。因而好事者改前两句诗为：“夜来明月楼头望，吓得娥要嫁人。”

后又有谣言，说要选寡妇伴送美女入京。于是，寡妇无论老少，赶紧嫁人，诗曰：“堪笑一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流。”

长城谣篇3

奇台歌谣的产生、发展与繁荣，与奇台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发达的农耕文化和商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物华天宝丝绸路，人杰地灵千古城”，这是人们赞美新疆古城奇台的诗句。奇台位于新疆北疆天山东部，在历史上曾是进出新疆的门户。由这里向北与阿勒泰地区接壤相邻，向南与吐鲁番地区隔山相望，向西直通乌鲁木齐并可抵达中亚细亚至地中海岸，向东则过乌拉斯台口岸抵达蒙古国。

奇台历史悠久，考古中发现的大量文物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就已形成原始村落，有人类活动。在汉代朝庭就开始派兵屯田戍边，属西域都护府管辖。清代乾隆三十八年，即1773年建县。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荣，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奇台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和商家云集的“旱码头”，来自陕西、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北、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工匠、商贾、文人墨客，不断汇集奇台。“千峰骆驼走奇台，百辆大车进古城”正是奇台古城当时繁荣兴旺的真实写照。奇台当时手工作坊林立，商号林立，各种会馆先后形成，各民族人民尤其是众多汉族人民在奇台汇集，在给这里带来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同时，也使这里形成了发达的古城文化。

多姿多彩的奇台歌谣

独具本土特色的奇台歌谣，就是奇台汉文化中一朵奇葩。

奇台歌谣是内地诸多省区的小曲子、道情、贤孝、鼓子、小调和新疆各民族民歌、奇台土语等多种音乐文化与语言艺术相互融合的结果，它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除广泛流传于奇台地区外，还流传于新疆的哈密、巴里坤、阜康、呼图壁、吉木萨尔等地。

奇台歌谣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完整性、即兴性和群众性特征。它涵盖了汉民族在奇台地区所流传的各类民间口头文化、音乐等，但同时又将鼓乐、方言、乐器、演唱与演奏技巧融于一炉。曲目大部分都相对完整，音乐调式、旋律、节奏都有自己的规律，方言中的语法、句子问的韵律都有固定的章法。它是原生态的艺术，以口传心授为主，大部分作品都是不加雕琢的即兴创作而成。奇台歌谣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在民间社火、庙会、婚嫁、祝寿、酬神、自娱等活动中，均要演唱奇台歌谣，奇台歌谣曾是人民群众历史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奇台歌谣的取材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劳动、市政、民俗、爱情、传说等八个方面。歌以咏志，奇台歌谣源于生活，同时也是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艺术创作，是用独特形式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习俗和精神风貌的“百科全书”，是人民群众共同智慧的结晶。历史上奇台是一个商贾云集之地，南来北往的货物都是用驼队来运输的，驼户们常年在外奔波，歌谣《驼户的日月难》正是反映驼户们艰辛生活的代表之作，歌中唱道：“驼户的日月难／自造吃来自造穿／挨饿受；东鞋跑烂／还得自己连／头发千条线／自己梳来自己辫／毛盖子锈成毡／熬不过春月天／遍地青绿惹人烦／抬头见哀雁／两眼泪不干／……”

而《下三屯》则反映的是一个货郎的亲身经历，用的全是本地方言，语言幽默滑稽，音调自然流畅，通俗易懂，乡土气息很浓，具有鲜明的奇台地方特色。歌词是这样的：“来到下三屯／走过了千家门／有一个小媳妇本姓刘，她的男人就叫龚德明／过了杨坝桥／俺把货口鼓儿摇／龚德明的婆娘把手挠／媳妇生的干／脚手又利练／小金莲不大三寸三／她也是青春美少年／……”

奇台歌谣的唱词、段子以当地流行的方言、俗语、杂话和韵语构成，是一种以口头方式传唱的韵文，是流传在百姓中的口头艺术。它以短小和抒情见长，句子结构形式多样，大多数采用长短句结合的形式，长短搭配，抑扬顿挫，前后押韵，加之本土俚语，参差之美、幽默诙谐与智慧自在其中。

奇台歌谣的表演形式多种多样，不仅可以吟诵，还可以歌唱。根据曲目段子的不同需要可以采用独唱、弹唱、对唱、齐唱、坐唱、说唱、走唱等形式。演唱时往往有乐器伴奏，一般使用二胡、三弦、板胡、扬琴等丝弦乐器和瓦子、甩子等打击乐器。

奇台歌谣以汉族农耕生活为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新疆本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衍变、发展的结果，是新疆汉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萌生、发展和最终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劳动的历史反映。奇台歌谣中保存下来的大量故事、方言、谚语、传说、神话、俗语等，对我们今天研究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音乐学、历史学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是不可替代的语言艺术瑰宝，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我们需要传承下去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现代强势文化的进入，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和各类流行文化的风靡，原生态的奇台歌谣受到巨大冲击。年青人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使欣赏、传承、创作奇台歌谣的人越来越少。奇台歌谣中的很多歌种、乐种、方言、杂话、韵文段子和传承曲目已处于失传的濒危境地。

奇台歌谣的现状引起了奇台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不使奇台歌谣失传，自1990年以来，奇台县投入大量资金和抽调大量人力，对奇台歌谣全面开展了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目前已搜集整理出奇台歌谣300多首。然而，面对曾流传的数千首奇台歌谣，这还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还有更多、更艰巨的工作要做。

长城谣篇4

一、宋代政治谣言传播的活跃

应该说，宋代统治集团通过民间舆论与政治信息传递相结合，观察政令传递情况，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而滋生出一套严密的传播与防控体系，无疑使基层民众意见难以通过正常渠道上达中央。于是，民众便传播谣言以表达他们对朝政的态度与看法。同时，统治者出于政治风险考虑，必须做出适宜的回应，这就在时空上形成一种互动的交流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宋代政治谣言内容的丰富多彩。

首先，统治者酝酿的谣言。造谣对于一位赵宋统治者的政治生涯也许是无关紧要，但在它最初兴起的时候却是成败攸关。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前，京师士庶之间就相互传播“点检作天子”的谣言。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严明军纪，防止出现将领纵兵扰民的情况。于是，人们竞唱赞美赵宋政权的歌谣，称之《五来子》或“建隆京师歌”。显然，该谣成为人们向新王朝献礼品，这与赵宋政权走向稳定有关。然而在世道不济的时候，社会上总要出现大量的谣言。当北宋王朝顷刻瓦解，被金所灭，社会上流传各种谣言，如“金虏在门”、“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等。而新建的南宋朝廷被金兵追赶，颠沛流离，几乎是居无定所，在这样形势下统治者需造出有利的谣言，以便稳定人心。宋高宗逃过钱塘江，到达萧山。前来迎接之人言：“宗室赵不衰以下起居。”高宗欣喜地告诉随从：“符兆如是，吾无虑焉。”②没想到宋高宗炮制的“赵不衰”谶言，验证了南宋王朝气脉延续之象。所以，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总是伴随着统治者谣言传播的。

其次，政策导向的谣言。赵宋立国伊始，太祖力矫唐末五代以来的诸种积弊，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随着政策的矫枉过正，从朝廷到民间逐渐形成一股恐武风气，谣证“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③。仁宗皇祐年间有一则汾河谣，“汉似胡人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洲子畔”，流传到朝廷，引起君臣恐慌。宋人曾慥记录了当时君臣谈话：

“狄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灭去，为枢密使。有以谣谶告予者曰：‘汉似胡人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予曰：‘此唐太宗杀李君羡事，上安肯为之。近世有以‘王德用貌类艺祖，宅枕干岗’为言者，疏入不报，卒亦无事。’其人语塞。”④

不难看出有人蓄意陷害狄青，而且谣言不止于此，如“农家种，籴家收”等。不久，狄青被迫辞官，在忧郁中死去。无独有偶，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亦因其功高震主，如“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谣谚而为统治集团所不容。

然而，染上“恐武症”的宋廷不得不起用文臣治军。在宋夏战争中，韩琦、范仲淹等边帅屡次击败夏军，保卫了边疆安宁。当时流行民谣称赞，“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⑤当然，文臣中虽然有像韩、范那样的优秀边帅，但总的来说对国家是弊多利少。如南宋文臣张浚虽有抗金虚名，但其志大才疏，时谣“一事无成，二帅枉死，(原注：曲端、赵哲)三军怨恨，四川空虚，五路轻失，六亲招擢，七书旋学，八位自除，九重怎知，十诚不会”。⑥大意讲张浚瞎指挥富平之战而惨败的谣言。由于他战前不听劝告，兵败后为推卸责任，而枉杀部将，造成“陕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怅怅，有叛去者”⑦的环境。于是，“恐武症”的盛行让宋廷陷入一种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与其说人们对文臣张浚治军行为不满，不如说对宋廷长期实行重文轻武政策的批评。

再次，关于政争、党争的谣言。为了政治利益争夺，宋代士大夫间形成了政见不同的派别，往往以地域或学术派系来划分朋党，有谚谓“闽蜀同风，腹中有虫”⑧。宋人经常针对别人在一些微小问题上做文章，造谣抨击对方结党营私。如太宗时陈象舆、胡旦、董俨、梁灏等人日夜在赵昌言宅内讨论大事，故京师流行谣言“陈三更，董半夜”，⑨大意指某些官员半夜三更集会之事。可在百姓眼中“半夜三更”往往是干些见不得人的事。由于谣言有一个好处，不用自己抛头露面，达到攻击对手目的，故为某些人物谋图私利所看重，不惜造谣传播。熙丰变法时，司天监灵台郎亢瑛大谈天星变换并引用童谣为证反对变法，建议罢免王安石的相位。这样的例子亦不胜枚举，如“大娱蛤，小娱蛤，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据载：

理宗景定元年七月，改吴潜建昌军，寻徒潮州。潜为人豪隽，其弟兄亦无不闲丽。有馋于上者曰，外间童谣云。此语既闻，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坚，亦以此也。⑩

这则谣言明显是有人蓄意所为的。因为“龙”是古代帝王专用词汇，而飞上天能“食龙”，无疑是要篡位。造谣人抓住了最高统治者的心理，欲置对手于死地，其用心何其毒也。

最后，品评政治人物的谣言。每当朝廷发生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或变动时，往往会有针对时事或品评政治人物的谣言应运而生。鉴于寇准在“澶渊之盟”中的卓越功勋，赢得“欲得天下宁，莫如召寇老”；(11)范仲淹凭借其文才武略赢得民众颂扬，“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12)同样，“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13)的民谣，吐露了人们对心怀天下的朝廷官员的崇敬。然而，宋代政坛出现一些为时人所诟病的政治人物，缺少礼义廉耻信条，厚颜无耻地附会权贵。有谣“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14)，刻画了程、张两位小人为巴结宰相王安石的嘴脸。如出一辙，有谣“由窦尚书，屈 膝执政”(15)，也是官员为迎合权臣韩侂胄奴颜婢膝的真实写照。面对“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16)的卖官鬻爵的腐败风气，人们用谐音诅咒权臣恶行，“大蔡小蔡，破坏天下；大惇小惇，殃及子孙”(17)，道出“杀了穜蒿割了菜，喫了羔儿荷叶在”(18)的愿望。从上述可见，人们对政治人物的品评难以克制其弊端，仅在嬉笑怒骂之后，则是希冀憧憬朝政好的一面。

总之，宋代统治集团既重视民意又尊重皇权的传播体系，为政治谣言传播的活跃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土壤。在缺乏官民沟通和互动的机制下，谣言传播无疑有利于普通民众了解与其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件及国家的政情和民情。

二、传播的政治禁区

某种程度上，谣言传播有利于赵宋统治集团释放政治压力，缓解社会变动带来的压力。就统治者看来，这个缓冲区一旦被谣言冲垮，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因如此，赵宋统治集团时常设置谣言传播的政治禁区，防控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以保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正常运行。

其一，禁止传播皇室内幕形式的谣言。在帝制时代，人们谈论皇室内幕的话题往往借助谣言带到公共场合中。当然，那些制造皇室内幕谣言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了解统治集团内幕的人士。他们为了揭露真相或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选择不宜暴露身份的民间语言，打着上天旨意的旗号，制作了传布甚广的谣言。于是，宋廷不得不禁止这种破坏力巨大的谣言传播。靖康之变后，宋宗室多数人被金兵掳掠到北方，朝廷出现了权力真空。有人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蠢蠢欲动。绍兴二年十月，夔州人李勃伪称皇弟徐王，宋高宗委大理寺查实将其斩首。左从事郎田如鳌上疏说，“恐奸雄假‘尺布斗粟之谣’以为啸聚之衅，乞以其狱布天下”(19)。‘尺布斗粟之谣’指汉代刘氏兄弟为了皇位而相互残杀，后来专指兄弟不和的意思，此处寓意宋高宗与皇弟徐王不和问题。这个奏章很快得到批准。宁宗嘉定三年(1210)，临安城里流传一则民谣：“东君去后花无主”。不久，这则民谣亦被朝廷禁止传唱。几年后，太子赵询亮病逝。实际上，关于皇室内幕谣言往往带有预见性目的，旨在阐释一种政治权力与社会舆情交汇性的传播。

其二，禁止传播朝政机密信息的谣言。宋廷虽然不以言论杀文人士大夫被世人所著称，但是关乎朝政机密事宜，却禁止其造谣传播。徽宗大观三年(1109)四月二十二日，“臣僚言：访闻近因上殿论事，而好事之人因缘传会，造为语言，事出不根，喧播中外，动摇上下，因以胁持言语，显其震怒，亦恐奸人伺间肆为异谋，浸淫成风，为患不细。伏望特降睿旨，令开封府出榜禁绝施行。奉诏仰开封府严行禁止，仍令刑部立法闻奏。其后刑部修立到条目，臣僚上殿论事而因缘传会与造语言，喧播中外，动摇上下者，以违制论。从之。”(20)可见，最高统治集团与其说担心朝政信息泄露而影响国家安全，不如说谣言传播的危害性让其始终恐惧。

其三，禁止传播谋反谣言。历代谋反者为了调动最大化的社会情绪，往往通过制造某些神化自己的谣言，以便形成一股合法化的舆论气势。所以，宋代统治者为维持政权稳定，均会想方设法将异端思想及领袖扼杀在摇篮中。真宗咸平四年十二月二日，下诏：“昨益、利、彭州戍兵谋乱，自贻刑宪，来就诛锄。眷彼黎甿，或多反侧，用宽诖误，式广好生。宜令逐州除逃亡徒党见擒捕外，其余一切不问。及以西蜀自王均叛乱之后，人心未宁，亦有小民潜相诳惑。宜令长吏严切警察，如有讹言动众、情理切害者，斩讫以闻。”(21)类似的情况，孝宗淳熙间，淮西地区民众不但竞相歌唱一则汪秀才所作曲曰：“骑驴渡江，过江不得。”(22)而且配以舞蹈相伴。后来，舒城狂生汪格图谋不轨，州兵将其捉住。然而他的儿子拒捕，并聚集数千恶少叛乱，声言渡江。朝廷平息这件事后，诛杀了汪格。

其四，禁止传播灾异谣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关地震、火灾、水灾、旱灾等现象的谣言传播，造成了民众携妻挈子、四处逃奔等非理性行为，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令宋廷恐惧不止这些，某些灾异性谣言往往被有些组织用来聚众谋反。真宗天禧二年五月，西京讹言传播有一物如同乌帽，夜间飞入人家，又变为犬狼状。百姓多恐骇，每晚重闭深处，至持兵器驱逐者。六月乙巳，谣言传及京师，说能食人。里巷聚族环坐，叫噪达曙，军营中尤甚，而实无状，意其妖人所为。朝廷下诏严捕，抓得数辈，经过审讯之，均不是传播者。可见，在传播过程中，谣言不断变化，从物如乌帽到变成犬狼状，甚至能食人。而从传播范围看，谣言由民间转向军营，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如若宋廷不及时制止谣言传播，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类似情况，如高宗绍兴元年十二月“诏立赏钱千缗，有妄言火灾者，许人告捕从军法。时都人讹言，太史局奏是月望复有火灾，故禁之。”(23)

其五，禁止传播军事谣言。宋代民族、社会危机深重，每当战乱发生，人们就陷入生活混乱之中，心理感受强度降低。每每出现与军事信息相关的谣言传播，就会给人们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和民众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宋廷对此防患于未然，往往采取奖赏募告者来切断传播源头，维护政治稳定。仁宗宝元二年四月，“知河南府宋绶言：‘府界民间讹言有寇兵大至，老幼皆奔走入城郭。又乡民多为白衣会以惑众。请立赏募告者。’从之。”(24)钦宗靖康元年四月下诏“有告奸人妄言金人复至以恐动居民者，赏之。”(25)

三、防控政治风险的辟谣机制

众所周知，在交通、通讯等手段相对落后的宋代，谣言传播速度、规模远非现代社会相比，但传播威力更大。正因如此，宋廷千方百计地制止谣言，仅靠设置谣言禁区是远不够的，故而宋廷建立了一套预警、预案制度，有效地处理那些偶然和新型因素，择其要者言之。

首先，宋廷有选择性地公开政治信息。宋廷通过邸报或进奏院报等媒介有选择公布朝廷内外信息，避免官员被谣言所俘虏，化解不利于专制中央集权的传播因素。朝廷对此公开有关皇室信息，既能消弭皇室内部的谣言，避免政治动荡，又可以树立皇权威望。仁宗嘉祐元年二月，宋祁说：“今年八日得进奏院状报，圣体康复，已于二月二十二日御延和殿，亲见群臣者”(26)。同 样，为了避免引起政治动荡，朝廷选择性传递皇帝信息及任命官员的信息。如宋祁说，在嘉州阅读邸报，知道张叔文由御史台主簿改著作佐郎(27)。如若朝廷不及时公开相关灾异信息，就有可能造成人们恐慌，使得地方官员难以控制局势。哲宗元佑五年(1090)六月九日，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近者伏睹邸报，以诸路旱灾。”(28)当然，宋廷无论是出于国家安全还是稳定人们信心的需要，与军事相关信息必须有选择地公开。陆佃说：“伏睹进奏院报，泾原路卷二城西安州毕功者……寰宇称庆”；又，“伏睹进奏院报，收复青唐故地者”(29)，两则消息均传播了神宗时期与西夏作战取得胜利的信息。宋廷有选择地公开政治信息，减弱了谣言对统治的危害力度。如奸臣蔡京在谢表中提到宋徽宗“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30)。不管徽宗如何宠幸蔡京，至少在信息传递方面进行了一定公开，减弱谣言的危害力。

其次，宋廷派出皇城司等侦缉机构搜集与谣言相关信息，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宋太祖篡周后，习惯于以亲校史珪等人伺察朝廷内外风言风语的事情，逐渐成为他处理各类传言讯息的方式。伴随着政权稳定，皇城司承担了这一任务，伺察京城内外各类传言讯息。仁宗康定五年五月七日，“皇城司言：访闻在京诸色军人百姓等，讹言云道：‘四月不戴皂角牙，直到五月脚?{沙。’恐是不祥之言，乞行禁止。诏开封府严切禁止，如敢狂言，依法施行”(31)。如果说皇城司伺察开封府周边地区人们的传播谣言，那么地方谣言的防控则落在当地官员身上，如若出现差错也会被连坐的。徽宗大观四年六月七日，上批：访闻近?日有诸色人撰造浮言，诳惑群听，乱有传播，赐予差除，以少为多、将无作有之类，可严行禁止。仍于御前降到捉贼赏钱内支一千贯文，开封府门外堆垜，召人告捕。如捉获虚造无根言语情重人，即支充赏钱(32)。针对这些造谣者，宋廷构筑了严密伺察体系，将中央到地方官员均纳入其中，同时鼓励民众相互检举造谣者。

最后，宋廷尊重社会风俗，顺势疏导谣言传播的危害。为了扭转不利的舆论，宋朝统治者往往亲自策划、制造谣言，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同时，大臣也利用谣言对统治者表达警告和不满。诚如包拯说：“王者当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候星辰躔次，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考休咎。若见灾异，则退而责躬，恐惧修德以应之，有不可救者，则蓄储备以待之，故宗社享无疆之福，伏望陛下省灾异之来，验休祥之”(33)。嘉祐七年七月，右正言王陶上疏云：“数岁以来，灾异频数，不可胜纪。今春徐、陈、许、蔡迨京畿之民，讹言相传，掘土而食。……天地人事，皆见变异，其占为兵凶，为人心不安，为甚可惧”(34)。再如，光宗绍熙二年，蔡戡奏称：“自今夏以来，灾异屡见，星变、地震、山摧川竭，黒子贯日，赤氛亘天，上天之所示戒者，不一而足。近则都邑，远则畿甸，闾阎无知之人，兴讹造讪，公肆谤讟，幸灾乐祸，倡言变乱，无所忌惮。人情讻讻，朝不谋夕，其势甚危”(35)。面对这种情况，统治者往往顺势疏导谣言，一边调整政策缓解民怨，一边找出替罪羊平息谣言。绍兴三年，浙右地震地生白毛，韧不可断。平江地区的童谣传播，“地上白毛生，老少一齐行。”该谣意为在天灾兵祸之下，平江百姓生活困苦。于是，宋廷采取一边下诏求言，一边将宰相吕颐浩作为替罪羊罢免。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辟谣的政治体制运作方式即统治者重视民意的谣言，通过畅通的信息渠道而加以掌握并实施控制，同时依据调整自己的政策，从而使谣言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监督作用。

总而言之，宋廷长期处于垄断、审查并筛选信息传递，人们慢慢地习惯从其他渠道寻找新闻，久而久之，谣言便填补了官方留下的信息空白。宋廷防控政治风险模式是非常奇特的，它既迅速启动辟谣应急机制，利用邸报等信息渠道及时辟谣，或者及时启动预警机制，侦缉谣言传播对象，掌握信息的主动权，有效地阻断谣言传播的链条。同时，为了避免“谣言禁区”成为“传谣”的尴尬处境，故宋廷往往对谣言制造和传播的政治风险做出评估，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实施防控，达到维护赵宋王朝的专制统治目的。

注释：

①流言、讹言、妖言、妄言、谶谣、诗谶、民谣、童谣等，古人统称为谣谚，现代社会学则将它们归为谣言的范畴。转引李传军：《汉代的社会谣言和谣言控制》，《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73页。

②(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798页。

③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4年，4页。

④(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103页。

⑤(宋)王稱：《东都事略》卷59《范仲淹传》，齐鲁书社，1998年，469页。

⑥(宋)张知甫：《可书·富川之败蜀谚》，中华书局，2002年，433页。

⑦《宋史》卷369《曲端传》，中华书局，1985年，11493页。

⑧(清)杜文澜：《古谣谚》卷60，中华书局，1958年，711页。

⑨《宋史》卷267《赵昌言传》，9195页。

⑩《宋季三朝政要》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1)《东都事略》卷41《寇准传》，326-329页。

(12)《东都事略》卷59《范仲淹传》，467页。

(13)《容斋五笔》卷3，843页。

(14)(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6，中华书局，1989年，313页。

(15)《古谣谚》卷21，349页。

(16)(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0，中华书局，2002年，225页。

(17)《古谣谚》卷33，472页。

(18)(宋)曾敏行：《独醒杂记》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284页。

(1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9，中华书局，1956年，1057页。

(2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九，中华书局，1957年，6520页。

(21)《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六。

(22)《宋史》卷六六《五行志四》，01448页。

(2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0，887页。

(24)《长编》卷123，仁宗宝元二年四月乙丑附条，1985年，2902页。

(25)《宋史》卷23《钦宗本纪》，00427页。

(26)宋祁：《景文集》卷36，四库全书影印本。

(27)石介：《徂徕集》卷4，四库全书影印本。

( 28)苏轼：《苏轼文集》卷31，中华书局，1986年，875页。

(29)陆佃：《陶山集》卷8，四库全书影印本。

(30)《宋史》卷352，11128页。

(31)《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七。

(32)《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二。

(33)包拯：《包拯集校注》卷三《谨天戒》，黄山书社，1999年，200页。

长城谣篇5

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互联网恶果之一。在互联网普及的地方，谣言突破时空限制，更易流传，点击转发量瞬间就能上百万，不亚于潘多拉的盒子，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广，会让个人、组织甚至整个社会遭受震荡。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我国的网络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网络谣言“具有隐蔽性、炒作性、攻击性”等等，很容易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社会毒瘤。

与谣言相对的，则是真相。

一种传闻出来，究竟是谣言，还是真相，这个考证的过程，双方甚至多方博弈角力，是可能涉及到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公益等等各个领域的一出出《罗生门》。

在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如果各个机关能加强阳光信息的公开，媒体网站传播可考报道，而公众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不偏信偏倚，不人云亦云，执著向真，多方求证，就能推动社会向文明、幸福进一大步。

一个谣言总能惑众的社会是浑浊的，而真相大白于天下的社会势必清明。

谣言倒逼真相？

谣言倒逼真相，这是一个在媒体和论坛上曾引起热烈讨论的命题：认为有质疑的时候，可以通过传播谣言先闹得沸沸扬扬，再通过舆论压力寻求调查，以此来寻求真相。

有支持者发帖，称读了本书《谣言（rumor）——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作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法国高等商学院教授），书中写道：“谣言增强了政权的透明度：是第一台自由广播电台。而很多学者都指出，谣言是一种反权力，即官方发言之外的发言——无论这个‘官方’指的是政府、大企业还是明星。”所以，发帖人认为，“谣言倒逼真相”是事实，而且谣言不可缺少。

而反对者则称，西方的“rumor”意义丰富，不是确指“谣言”，翻译成“一种缺乏真实依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更为准确，即有可能是真实的。如果认定假的“谣言”有理，就是给恶意造谣者提供了理论拐杖。

谣言常常以名人、知名机构或者政府机关为标靶。普通人也会中招，而且因缺乏平台对抗而饱受其害——现实版的“谣言倒逼真相”，往往充满痛苦和愤怒。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海南师范大学两位女大学生杨惠、陈玉的遭遇。两人都在海南省下面的同一所中学支教，直到警察找上门来，她们才知道自己“被”了，而且是被“支教所在地的校领导灌醉”。原来，有网友“树兜”发帖，故事编得活灵活现，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此帖被广泛传播，一度成了网上头条。两位女大学生辟谣心切，不惜公布手机号码，结果一天24小时不间断有陌生来电，弄得心力交瘁。后来查明，“树兜”是80后，被海口警方抓获时，表示出于“好玩”，而伤害她们“非常后悔”。

造谣容易辟谣难，折射出当下的社会大众心理，包含客观的、主观的各种因素。

造谣帖或者微博往往具有娱乐劲爆的话题，使得某些网友一拥而上，只顾热闹不管真假，比如关于明星演员的种种传言。范冰冰为了击破“流产”“整容”等谣言，不得不报警；柴静遭遇“被辞职”“被失踪”的谣言，则在个人博客说明；尽管一再辟谣，谣言仍会卷土重来，对于造谣传谣者而言，这只是娱乐事件，无关道德。

另一种情况，造谣帖是出于报复泄愤，编造出堪比小说的情节，对仇家进行打击污蔑，而标榜正义的一群人又会自觉站队摇旗呐喊，成了被利用的棋子；网上此类帖子也多，比如林某求爱不成，于是污蔑女方犯有命案，并在QQ发起悬赏10万的公安通缉令；而叶某在打工期间与陈某、杨某发生矛盾，怀恨在心，在得知有摩托车车毁人亡的单方交通事故后，他以证人身份在网上造谣，称交通肇事者陈某、杨某正多方打点以平息事态，并向死者家属提供虚假信息，使得当事人和当地公安机关都受到巨大的抨击。

当下还有一种帖子，迎合部分人仇富、仇官、仇后台等心理，捏造假象，网友会“选择性失明”，宁愿信其有，先打上一枪，再画靶子找证据；而凡是反对者就贴上“”的标签，哪怕看到证据也认为是欲盖弥彰，甚至引发社会骚动。贵州瓮安事件中，网络谣言说“三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湖北石首永隆大酒店事件中，有网络谣言称，“死者是在知晓当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夫人同酒店老板走私贩卖后被害的”凡是涉及到钱权二字的谣言，不少网友以情绪压倒了公正，在心理上先入为主地接受。

这样，求证真相的过程更显得扑朔迷离。能否先撇开态度、阵营、是非观点——理性分析，多方调研，四处求证，真相才是最首要的。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成于公开

《荀子·大略》有言：“流言止于智者。”流动的无根之言，遇到智者或者经过智者辟谣后，就会终止流传。

但这个时代不同了。

习惯了质疑的人们，似乎不相信所谓的“智者”，或者某某机构发言人。经历过所谓权威实际只有两张办公桌的“全国牙防组织”长达数年的欺骗，经历过陕西某厅力挺“华南虎”的闹剧，经历过某些专家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砖家”，部分民众选择宁可信任网络上的小道消息。

当疫病、事故意外来临，往往也是谣言四起之时，恐慌的民众曾掀起几轮疯狂抢购潮。非典时期板蓝根被抢购一空，甲流袭来时大蒜涨价离谱，日本核辐射引起中国内地超市“盐荒”每次抢购都似曾相识，民众屡次上当。更有新闻报道，武汉的郭某因此囤积1.3万斤食盐，等到抢盐风波过去后才倍感难堪。

每次权威部门都会辟谣，但是难以博得普遍信任。

时下，部门提高公信力已经迫在眉睫。首先，学会与民众平等沟通，这是一个态度更是一门技术；其次，保证信息准确，加强信息公开，最好的“破谣”方法就是公之于众。

同时，民众也需提高自身素质，不轻信，善学习，建构科学心理。果壳网是个有趣的科普网站，“谣言粉碎机”栏目能帮助网民提高辨别能力和科学知识，比如“为什么板蓝根预防不了禽流感”。宗旨可敬：“爱真相，不爱流言。爱考证，不爱轻信。爱证据，不爱权威。爱科学，不爱迷信。捍卫真相与细节，一切谣言将在这里被终结，由我，由你。”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民众对某件事情有强烈了解的愿望，又得不到官方回复时，处于信息空窗期，谣言便会甚嚣尘上。

2013年5月7日，记者连续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热门话题、天涯社区看到同一个帖子，指丰台区22岁的袁某从京温商城跳楼身亡，生前遭到多名保安蹂躏，而警方不敢立案，因为京温的后台老板很硬8日，记者又看到数条微博，民众因为不满而聚集在京温商城，还附有商城周围警车戒备森严的图片。很多朋友在圈里义愤填膺。8日下午3时30分，北京警方调查通报，称安徽女青年袁某死因排除中毒、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再次确定该通告。

尽管两次通告，民众仍不相信，追问女孩坠楼前的相关视频和医检报告。

5月11日，央视《共同关注》终于两段视频，显示袁某是自主坠楼，无人挟持。5月21日，丰台警方依法逮捕传播谣言引发严重后果的彭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据报道，彭某系袁某男友，因不满商城的赔偿额度，故散布谣言。

有人提议：“在处理危机时，如果有关方面能第一时间公布真相，监控录像完整呈现、涉案人员全面控制、新闻会公布尸检报告等，相信事态也不至于如此。危机面前，真相比钻石更闪耀！”

谣言和真相的斗争永不停息。初是谣言，后来被论证为事实——比如国家发改委前副主任刘铁男被《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后，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指责罗昌平“造谣污蔑”，如今刘铁男已经被证实涉嫌严重违纪；或者情况相反，说是真的，结果是假的。比如“躲猫猫”、“华南虎”等等轰动一时的事件。

网络时代不仅要求网民做“智者”，而且让政府部门、各媒体不得不及时、迅速相关信息，以证真假。

越透明，越公开，真相越明。

捍卫真，严惩假

网络谣言并非我国独有，凡有互联网，就难避其害。

韩国艺人金智厚不堪外界针对他同性恋的流言而自杀，而电影《那小子真帅》的女主角郑多彬也备受整容传闻困扰而离世——谣言可以杀人。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有网民提出“言论自由”，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这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

如何治理网络谣言已成为世界课题。很多国家都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同时保护这个虚拟的数字世界，对引起重大后果的造谣者，绳之以法。

美国对网络造谣者严惩不贷，近年来惩罚力度逐渐加重。

早在12年前，某美国网民冒充米高梅公司前任执行总裁，在网上假信息，被罚款4500美元；两年前，年仅15岁的少女普林斯因自杀，因为同学在其脸谱页面上造谣辱骂。后肇事者被判刑，脸谱网站也因此大力推进实名制，以制止网络犯罪。对于匿名造谣，美国法律规定，原告可以要求网站提供谣言者的真实信息。

201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又出台新法，校方有权将利用互联网散布谣言等“欺凌行为”的学生予以停学或开除。至今，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约130项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谣言等等严格规制。

哪里都没有绝对的自由，美国网民必须完全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印度在2008年就颁布法律，在网上散布虚假、欺诈信息的个人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在英国，谣言治理已经上升到“社会危机管理”的层面，社区还特意设立公民咨询局，“向民众答疑解惑，对社会问题正本清源”。同样，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也设立了“抵制谣言人”岗位，招募和培训工作人员，专门破除谣言，向社区邻里传播真相。

中国如何治理网络谣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协调局局长刘正荣接受采访时说：“根据我国法律，对制造、传播谣言者的处理包括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和承担刑事责任三个层面。”

记者在网上看到，4月4日，海南琼海网友王某在微博造谣“海南感染一例H7N9禽流感病毒，目前患者已生命垂危”，当地人惶惶不安，事后他被罚500元了事。5月23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称，已经抓获两名网络造谣者。此前，手机微信和新浪微博广为流传一条“乌鲁木齐长江路抓住一个自杀式炸弹嫌疑人”的信息，转发量数万，造成社会恐慌。惩罚措施是拘留五日。

不少网友提出，应加大对网络造谣者的惩罚力度，以示警戒。而受到造谣伤害的人，不应忍气吞声，而应该用法律保护自己。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则提议“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运转，真相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他还主张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这跟西班牙的“抵制谣言人”岗位异曲同工。如果再遇到食盐能否预防核辐射等类似问题，民众应能得到科学解答，不至于让食盐货架“售罄”。

长城谣篇6

关键词：湘西童谣；文化；亲情；民俗

中图分类号：J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6-0157-02

一、湘西童谣的类型

湘西童谣主要活跃在天真无邪的孩童口中，但其“创作者”通常是他们的母亲、奶奶、外婆等，在儿歌的大千世界里饱含着她们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些童谣表面上看是以取乐为主，但它的主要功能是在于让儿童了解动植物知识、生活常识、戒懒戒赌等知识，让小孩子体会人伦亲情、生活艰辛和社会的道德情义。

（一）湘西儿歌按其形式可以分为一问一答式，顶真式和绕口令

1.一问一答：这种童谣就像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的孩童要妈妈揭开答案一样，充满了童趣。例如：“什么子叫？西米子叫。西米子怎会会叫？它脚多。螃蟹脚多怎么不叫？它在水里？蛤蟆在水里它怎么不叫？它有口。……这一问一答既考验提问者的水平又考验回答者的智慧，像是一场比赛，一个追一个赶，吟唱者的思维都在迅速的运转着。儿童便从中得到了脑力锻炼，反应能力也得到提高。

2.顶真：顶真的手法无论在文学上，在音乐创作上都是民间最喜欢用的手法之一，它的特点是朗朗上口，易于记忆。例如：“八哥救牛，踩死泥鳅；泥鳅告状，告诉和尚；和尚打鼓，告诉老虎；老虎腮牙；告诉螃蟹；螃蟹游水；告诉乌龟，……。这类童谣可以很好的训练孩童的语言连贯性。

3.训练语言的绕口令：由读音相近又易混淆的字组成儿歌，可以训练儿童的发音能力。例如:“城内有个搬短板凳儿的，城外有个搬短扁担儿的。城外那个搬短扁担儿的，打城内那个搬短板凳儿的；……。

（二）结构特点

童谣的结构多种多样，不同的句式产生不同的节奏。句式和节奏的变化，主要依据不同内容而创作，常见的格式有以下几类:

1.三言句式：排排坐，吃果果，果果甜，吃黄连，黄连苦，吃鸡肚，鸡肚香，吃老姜，老姜辣，吃枇杷；……这样的三言句式利用顶真的手法像串葡萄一样，便于记忆。

2.三言七句：如：“鸡屎藤，开黄花，我娘养我送刘家。……糠也量，米也量，赖我偷米送爹娘。又如：“易禾是，天天唱，一唱唱到谷子黄。唱累了，歇一气，切切莫歇树枝上。这类童谣在颇有节奏感，读起来趣味十足。

五言句式：“龙灯口喳喳，进屋讨粑粑。粑粑还没熟，进屋讨蜡烛。蜡烛还没买，恭喜老板得个崽。除了以上几个句式外，还有四言，七言，以及其他杂言句式。

二、湘西童谣的文化解读

（一）湘西童谣与竹枝词

竹枝词，发源于古代巴族地域即今天的武陵山地区的长江三峡。沅水、酉水、清江及乌江流域的中下游一带。湘西便是竹枝词发展最繁盛之地。竹枝词在朗读上易学、易懂、易写、易流传。从文学手法上则不拘格律，束缚较少，广为记事，因此成为创作童谣最好的格式。岑参曾在《赴犍为经龙阁道》云：“骤雨暗溪谷，归云网松萝，屡闻羌儿笛，厌听巴童歌”。其诗句工整，句句对仗，以“羌笛”对“巴童歌”。与岑参同时代诗人常建在《空灵山应叟》诗中，也记录了“牧童唱巴哥，野老亦献嘲，泊舟问溪口，言语皆哑咬”，说明当时的孩童们全是用巴语唱的童谣。竹枝词写的童谣其内容广泛，知识趣味性较强，它音韵铿锵，朗朗上口。如：

大月亮，小月亮，

哥哥起来做木匠，

嫂嫂起来打鞋底，

婆婆起来蒸糯米，

公公起来吃现的。

（二）湘西童谣中的湘西文化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湘西文化，也就是对湘西地区各民族所创造的所有文化的一种称谓，它包括湘西各族人民的各种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即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思维方式等，是以湘西为主的区域文化。从湘西童谣中所反映的也反映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就是湘西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反映湘西精神文化方面的主要是湘西人的不拘礼节，直来直往的豪爽性格。这些童谣都是运用平日里说话的语气，诙谐有趣的童谣既开发了孩子的智力，又有利于培养发展孩子的想象力，具有亲切和生动的教化作用，成为湘西儿歌的独特文化现象。如《张老三，不在行》

张老三，不在行，屙屎屙到大路旁。

他妈把知是豆酱，炒到锅里有屎香。

吃的不快活，跑到茅屋里翻大肠。

翻又翻不掉，屙了一裤裆。

（不在行：不听话的意思）

这首歌主要是教导小孩子要有礼有节，其中的话语幽默风趣，虽然有失文雅，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湘西人质朴坦率的一面，再如这首《吐口水》：

吐口水，生百病，

你死了，我还在。

揩屎棍棍抬你，鸡蛋壳壳埋你，

蛤蟆做道士，蚂蚁做孝子。

这首歌表现了湘西地区的禁忌和仪式方面的内容。湘西人认为口水是非常有效地药，在湘西，有时会被一些蚂蚁叮咬、毛毛虫刺激而身上出现红肿的包块，长辈们一般就用口水涂抹。因此长辈们常常教导孩童不要乱吐口水，吐口水会生病。湘西人的诙谐的精神与深刻的教训都凝练进了这两首短短的童谣之中，湘西的孩童也从这些故事里看到了许多生活的缩影，学会了许多生活的经验。

长城谣篇7

古堡，作为古代一种抵御外来侵略的防御工事，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承载着独特的人文内涵。早在周代，周人为防御外来入侵，就建有连接城墙和城垛的烽火台，这大概是我国最古的城堡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抵御塞外来侵，修筑了万里长城，寄寓了一个帝王千秋万世永保江山的梦想，这是我国最宏大的“古堡”了。到了汉代，西北地区为了防御胡人入侵，朝廷下令修筑“连城堡”。南宋时期为抵御金人入侵，西北一带修筑了大量土堡。但是，无论秦始皇的万里长城，还是老百姓的民间土堡，最终都没能抵挡住呼啸而来的奔腾战马，历史一再被马鞭改写。只有心灵的自信和精神的强大，才能抵御来自外界的任何压力。国如是，人亦然。

甘谷地处“甘陕之关锁，益梁之咽喉”。加之山皆复岭，古时又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战乱频繁，匪患不断，因而，境内多置堡、寨，操兵练马，以保安宁。甘谷堡子数量多、占地广、规模宏大、结构严整，堪称陇上一奇。据说现在甘谷境内遗留的土堡尚有200多处。其中，最古老的是汉朝时在今磐安四十铺所建的四十铺堡，最著名是在今大庄乡城子村修筑的甘谷堡，又名筚篥城。甘谷土堡多系明末清初所建，多居山尖，依势而建，或圆或方，以方居多。其堡墙一般宽6米，高10米，占地10余亩，亦有大者占地数十亩。礼辛下堡子，现内有居民30余户，至今堡墙完好。

堡子于我，既熟悉又陌生，既简单又神秘。在浅淡而平常的生命岁月里，我曾无数次地遥望过古堡，它们居于山巅，远离大路，静穆、淡定、神秘、久远，目睹过凄凄惨惨戚戚的故事，收藏过隐隐约约、扑朔迷离的传说，见证过沧海桑田、天翻地覆的变迁。每当我凭窗眺望或注目凝视时，总会无端想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诗句。古堡，它没有风的走姿，没有鸟的意象，静止是它的姿势，守望是它的宿命。然而，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峥嵘岁月，在那些匪乱横行的乱世年间，对于手无寸铁、老实本分的庄农人而言，堡子就成了他们安全的保证、生命的寄托。

长城谣篇8

角色游戏是幼儿创造性地模仿现实生活的活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出，成人要为幼儿创造游戏的物质环境和条件，支持幼儿与伙伴的共同游戏，亲身参与幼儿的游戏，引导在游戏中学习。

连城自古人文昌盛、地灵人杰，拥有“中国优秀旅游县”、“中国红心地瓜干之乡”、“中国连城白鸭之乡”、“全国武术之乡”和“中国客家美食名城”等美称。同时，游大粽、舞龙舞狮、游花灯、游公太等中原古习俗在连城代代相传。这些旅游文化资源为开展幼儿角色游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1 连城旅游文化在幼儿角色游戏中的运用

1.1 地方特色和角色游戏的融合

地方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特色产品上，而特色性的产品，都含有交往、交流、买卖的文化元素。为此，我们了开发土特产一条街为主题的角色游戏。教师以角色身份，指导幼儿对货架的物品进行摆放分类，正确标价和收钱找零，以及如何热情给客人介绍特产，吸引客人来买，从而培养幼儿的分类、计算等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1.2 将连城美食文化融入角色游戏

教师从幼儿喜欢新奇食物的兴趣点出发进行筛选，将连城美食、小吃等有机地融入角色游戏中。因此，我们预设“连城美食城”为主题的角色游戏活动，将捆板、灯盏糕、勾汤等小吃和白鸭宴、地瓜宴等美食融入到游戏中，使幼儿进一步了解、感受连城地方饮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扩展幼儿的经验；感受连城客家美食文化的魅力；学习客家人热情待客、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1.3 创新改编连城民间童谣

连城民间文学丰富多彩，民歌童谣广为流传，这些地方文学来源于生活实践，贴近幼儿的生活，是对幼儿进行教育的极好素材。我们选取具有游戏情境和益智内容的童谣，以角色游戏的“小剧场”表演为载体，让幼儿在玩中理解、体验民间文学的内容。例如我们将童谣《灯盏糕》“灯盏糕，溜溜圆，又想食，又无钱；灯盏糕，扁那那，又想食，又还那（烫）。”改编成具有一定喜剧内容的小情景剧，在“小剧场”里表演。

在改编时，教师要深入地挖掘童谣中蕴涵的教育因素，创造性地开展客家童谣活动，使其教育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对其内容、情节、规则不符合时代精神、不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地方加以改编，赋予其新的含义，在名称、内容、角色、情节等方面，尽可能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使其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与此同时，我们还可引导幼儿一同参与改编和创造，扮演其中的角色，提高幼儿的创造力和主动性。

1.4 把民俗文化引入角色游戏活动中

连城客家民俗活动多姿多彩，如姑田游大龙，新泉犁春牛、烧炮，朋口、宣和游公太，隔川龙狮花灯，罗坊有走古事，北团游大粽等。幼儿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民俗文化活动，将其规模缩小至适合幼儿游戏的程度，组织幼儿在角色活动的“民俗村”中开展这些民俗的模仿游戏。结合《指南》精神，教师可以让家长参与其中，先带领幼儿实地参观，或通过多媒体展示，以此来丰富幼儿的经验，激发兴趣，并在活动中指导幼儿扮演其中的游戏角色，这样既能让幼儿了解连城的民俗文化，也能培养幼儿爱家乡的情感。

2 本土旅游文化在幼儿游戏运用中应把握的原则

2.1 关注幼儿实际生活

连城的幼儿在其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已经接触了大量的本土文化资源。如孩子们游戏时会经常朗诵方言童谣，一些家长也曾带孩子到乡村参加各种庙会活动，因此，应对幼儿家长展开一定的调查，了解幼儿的生活场景和内容，进行相应的数据统计，把多数幼儿生活中熟悉的、听到或见到的连城旅游文化元素纳入角色游戏的研究范围。

2.2 培养爱护幼儿兴趣

幼儿只有对某一活动产生强烈的兴趣后，他们才会兴致勃勃地投入到这一活动中去。有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才会对活动有主动积极的态度，能较长时间地专注于活动，这种兴趣需要教师的诱发、引导、培养和爱护。因此，在挖掘民俗文化资源时，要充分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对连城的各种民俗活动资料进行收集，并对其规模、内容、主题可以进行适当的改编，使其更符合幼儿兴趣和实际参与能力。

2.3 注重幼儿情感体验

在游戏运用的实践中，幼儿教师应摆正与幼儿的角色地位，鼓励、引导幼儿主动、自主地参与活动，根据幼儿现有的经验，比如，大班的幼儿，相当数量的已经有了一定的购物体验，部分幼儿也会经常跟随父母上街就餐，在游戏中，要围绕幼儿熟悉的方式展开主题活动，以此提升幼儿已有的知识经验，使他们获得丰富的社会交往等情感体验。

2.4 发展幼儿创造潜力

长城谣篇9

2015年开始，新《机动车驾驶证使用规定》开始执行

真相：目前，我国关于机动车驾驶证使用方面的规定，只有公安部颁布的部门规章《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123号令），且在2013年1月1日就开始实施了，直到现在依然在执行。现行法律法规中，根本不存在《机动车驾驶证使用规定》这项规定。

谣言二：

闯红灯，头次罚款100元记6分，再次吊销驾照

真相：“123号令”中规定，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一次记6分。至于罚款，各省都有不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处罚幅度为20元以上200元以下。经济较发达地区大多是上限处罚，而一些偏远省份执行的罚款标准较低，但计分标准是全国统一。闯红灯两次，现场查处后要被记12分，按照规定是要重新去车管所参加理论学习，并非是吊销驾照。

谣言三：

不系安全带，罚款100元记3分

真相：“123号令”中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系安全带的，一次性记2分。城市快车道主要指的是，快速内环路、高架、隧道等少交通信号灯的道路。至于罚款标准，同样是各地不同。

谣言四：

酒驾记12分，5年内不得再考取驾照

真相：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饮酒后驾驶，这种情况记12分，处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另一种是醉酒驾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谣言五：

副驾驶乘客不满14周岁记6分，罚300元

真相：现行的交通管理法律法规中并没有这一规定。但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家长抱着孩子坐副驾驶位，只要速度略快，碰撞发生后，大人根本抱不住孩子。因此，为了儿童交通安全，在儿童乘坐汽车时应该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并让小孩坐在后排座位。

谣言六：

超速驾驶，记6分

真相：“123号令”规定，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以及驾驶其他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一次性记12分。另根据超速情形还有一次性记6分、一次性记3分两种处罚。

谣言七：

故意遮挡号牌记12分，顶额处罚

真相：根据“123号令”，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悬挂号牌的，一律记12分，“123号令”中没有涉及到罚款的具体数额。

谣言八：

行驶途中拨打手机，罚款100元记3分

真相：“123号令”中规定，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一次记两分。关于罚款方面，各地会有不同。

谣言九：

长城谣篇10

再强大的镇制力量要想消灭鬼话几乎总是徒劳无益！秦朝强大无比，把天下的兵器都敛在一起，熔化后铸成金人铜像；法律也严苛无比，一帮戍卒如果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要统统被斩首。但是，一句鬼话就给这个强大帝国下了病危通知，接下来便是死亡。

野狐叫声里的虚弱帝国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朝廷命令九百名贫苦百姓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集结，去帝国东北部地区渔阳（今北京密云）边境卫戍。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在被征发的人当中，两人素怀雄心，不愿生活在残暴的奴役之下。这次远戍渔阳，两个被选为屯长，负责集结与途中事务处理。正值秋天，是多雨的季节。也是暴秦该亡，大雨冲毁了道路，也改变了戍卒们的命运。两人私下一核计：“造反吧！这么大的雨，道路冲毁了，按期不达就被处斩；造反大不了也是个死，一样的死为什么不干大事呢？”

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就借扶苏与项燕的名义吧。扶苏与项燕早已作鬼了。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因不满始皇暴政，遭贬黜，领兵在外；始皇一死，胡亥矫诏逼他自杀了。项燕是楚国名将，特别爱护士卒，深得人心。陈胜因有政治雄心，比平常百姓关心时政，他知道扶苏自杀、项燕已死，而平常百姓却不知道扶苏自杀的事情，也更不关心项燕是死了还是在楚被秦灭后逃亡了。

第一步，让鬼说话：用扶苏的正统性来打击胡亥继位的非法性，用项燕仁爱的资源来动员底层。两个本不相干的死人，被两位素怀雄心的底层人士给盗版了。

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你们的事能成，但该问问鬼才好。”其实，这是一个暗示。陈吴二人便喜不自胜地问起鬼来。问鬼之后，付诸实践：用朱砂在布帛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塞进别人捕的鱼的肚子中。买鱼吃的人见到了布帛，大为奇怪。吴广趁夜色到树林里的小庙中点上鬼火，学着狐狸的叫声，间或喊一声“大楚兴，陈胜王”。屯集在一起的戍卒惊恐不已，加上日间从鱼腹中得到的有字帛书，便产生了群体效应，大家纷纷议论。吴广故意用刺激性语言挑衅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不行，跑了算啦！”岂知军官也心里有火，押送人员误了期也要受处分。借着酒劲，他用竹板子打吴广，吴广平时里特别爱护照顾大伙儿，大伙对军官的行为看不惯了。军官一看阵势不对，要拔剑，吴广上去抢过剑来，把军官杀了。陈胜也在同一时机杀了另一名军官。

鬼话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员令，陈胜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按期到不了啦，误期了，死路一条。就算到了不杀咱，戍卒的日子也不好过，十个有六七个要死。反了吧！闹它个大名鼎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我们拼死一决，也会成为王侯将相的！！”

大家一致同意：造反。

天下人受压抑已久，有陈吴这么一带头儿，野心家们遍地野草般地出现了。这场造反结束了残暴且强大的秦朝的国运，让一个乡间无赖踏进了长安、坐上了皇帝宝座。巨大的反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一个无赖尚能借机成为皇帝，那手握重兵或财产丰厚的人看准时机不也一样吗？

陈吴二人的鬼话打破了一个天命的神话，从此以后，中国人从本质再也不相信什么“天授”了。比方说，五代的野心家们从来就不讲什么天命，只讲究实力，于是，丛林规则起作用的一场场政治资源争夺战，几乎每个重要环节上都一样。

从陈胜吴广之后，“让鬼说话”也成了野心家们的共同认知模式，不过是鬼话的表现方式愈加精巧而已。

王莽是如何“被跳神儿”的？

王莽篡汉以后，失去了当初的无形资产，再加上执政过于理想化，屡出重大战略失误。民间不满情绪在酝酿。元凤二年（公元15年），也就是王莽称帝的第九个年头，民间突然传说：“黄龙被摔死了！”

莫名其妙。黄龙指什么？谁又看见了？据说，这个谣传是针对王莽的，因为王莽自称黄帝之后。等赤眉之乱起后，“鬼话”变得明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樊崇，十万精兵所过之处非抢即夺，政府军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对象。那一年，关东地区（非今天的东北三省，而指陕西以东地区）由于上年发生了，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百姓明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从黄龙摔死到这个歌谣盛传，经过七年的发酵过程，民间在制造“鬼话”的同时，也乐意传播奇异事件，这成了对执政集团表示不满的一个手段。

王莽试图以代汉救时弊，无奈流弊源长，已经积重难返了。早在孝成帝时就发过类似黄龙摔死的谣言，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长安下了四十天大雨，京城的老百姓都谣传发大水。在奔逃中自相践踏，年老体弱的人呼天喊地，长安城中一片混乱。大将军王凤决定：让太后和皇上及后宫的人们上船以避水，百姓上城墙。左将军王商感到事情不对头，对皇上说：“自古以来，最暴虐的无道王朝也没被大水淹过城郭，今天怎么会出现大水一下子就来的事情呢？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百姓要全登上城墙，会更加惊惧。”于是，成帝亲自下命令停止百姓登城。

王商尽管虑事周全，他的话中也表露了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王朝虽然不算最残暴，但也不算好啦！在这种不算好的状况下，大帝国慢悠悠地运转了十八年，怕灾变的心理不仅在百姓心理发酵，在皇帝心理也不断发酵。这种神经过敏的重要促成因素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育，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写入意识形态文本后，天变就成了一种政治警告信号。

这一切的疲惫与反复给另一位野心家创造了上升的条件，王莽登台了。但很快，这个野心家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他大力推行谶纬之学，结果一首有史以来最长的谶谣针对他而来。卜者王况与另一位谋复汉室的名叫李焉的人制了一本谶书。书中说：“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靠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拔怨，复续先古，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入东井，其号当行。”

李焉的属吏在抄写过程感到事情重大，向王莽举报，王莽急忙下令逮捕李焉。办案的官吏们甚觉奇怪，私下传看谶书，谶书的主要内容也经这次逮捕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随后，王莽的卫将军王涉又经手下高级谋士造出一套新的鬼话：“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王涉以此鼓动国师公刘歆夺权，不幸事泄，二人被杀。“刘氏当兴”的理念是当时百姓与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共同心理，于是，“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谣有了流行的基础。

人们，哪怕是最无权的阶层，也可以从几十年的政治变乱中总结出道理。这些道理就是打造暗器的基本材料，它经过高手加工以后，便有了无比的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