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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家十篇

时间：2023-03-24 02:00:15

中国思想家

中国思想家篇1

看一下人类的文明史，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国本质上崛起于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而推动文明创造，且产生开启作用的只能是思想的创新。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已步入呼唤一大批思想家诞生的时代。

从什么时候起，

知识分子便不再放飞思想

自汉代中国实现统一，中央集权由此得到加强，但随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使得思想由此被禁锢起来。每个人自进入社会的那一天起就必须弄清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更要知道自己前后左右是谁，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景况下每个人都活得沉重，更谈不上放飞思想。

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主要地把研究重心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这种关系一旦聚焦于等级文化和人身依附，以张扬个性为基本特点的思想者便不再受欢迎。当这种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必然内化为思维方式，化作柔性约束。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分析指出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虽不乏对天地人伦的阐发，但多为论断而非论证，缺少怀疑的矫正，论断的随意性很难避免，以致小人物也沉迷于高谈阔论，人人都重引证，而非创造，喜气势磅礴而倦逻辑证明。

八股文的强力规范，

把思想压缩于狭窄空间

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政权，制定种种愚民政策，对知识阶层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模式，即对顺从者引其八股取仕，让你找到价值追求上的兴奋点，对不顺从者以“文字狱”棒杀。可以说，从制度设计到“官本位”的价值系统的确立，都是把知识分子作为防范对象，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只能依附于某一政治力量。

既然是依附，必然奴性十足，因而也就难以进行独立思考，难以产生思想的火焰。举例来看，明清两代是中华民族创新力最弱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学术所走的道路，是从反义理、重训诂，走向独尊考据，这与明清大兴“文字狱”有关，特别是清朝时期，知识分子不得不把精力转到故纸堆中，大兴考据之学。清政府也借机推动编纂了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以此把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考版本、纠错谬、辨音义的考据之学上来。这种风气和传统延续的结果，必然使一代代知识分子处于狭窄的思想空间中，无法逾越，更无法创造。

思想创新的土壤为什么稀缺

思想的创新需要土壤，既包括各种思想流派碰撞的土壤，也要有思想传播的土壤，还要有思想接纳的土壤。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单个的思想者可以有思想的能力，但不能缺少支撑和发展思想的条件。

造纸和印刷术曾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是思想的重要载体，然而纵观中国封建史，除了为禁止非统治阶级思想的传播而屡屡焚书，还有就是前面谈到的通过开科取仕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之内予以管束；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必然地要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包括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比如某一命题的产生源自统治者的赋予，而是否有价值还得通过统治者的认可和肯定，这种评价系统也必然泯灭新锐思想的产生。

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被纳入统治者的囊中，这保证了符合统治者需要的思想的主导性、主体性和强势地位，也决定了其他思想流派可能成了点缀和陪衬。没有了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不仅不能使各种思想流派生长，甚至主流思想体系或主导思想也会陷入萎缩，因为一种思想挟制政治资源过度强大后，这个思想体系中的人们便没有创造思想的动力，因为这时需要的不是思想的武器，只要有消灭或压制思想的武器即可，表现到社会中便是对传统、对教条解读、诠释极尽完善。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土壤不能养育思想家，历史上为什么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确，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盛极一时，诸子的思想不论以当时的历史为坐标，还是以现实的眼光来考量，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但能够产生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与当时的政治和人文环境有关，那就是当时的列国争霸，诸侯分立，这种情况下，霸主不管是基于霸权，还是控制力，都需要一大批思想家的支持。

应当说，笔者以上所述至少是影响中国古代、近代以来不能产生更多思想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把对思想的渴望，化作成长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党的政治理论还是社会期待，都具备了思想解放的条件，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但后来为什么又走了一段弯路？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原因，也有领导人的判断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致使刚开始的“百家争鸣”转瞬即逝，社会进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思想沉闷期。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人们的思想才得到解放，正如老百姓所说，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中国人独立思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敢言今天已经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巨人。

中国思想家篇2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良性生态循环等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思想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和“顺应”自然是保护自然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

一、儒家的环保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最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它从春秋孔、孟时起到董仲舒、王阳明以至近代，历经历史的洗礼而独成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

（1）儒家“天人合一”自然本文由收集整理观。“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论者和代表应当首推庄子。庄子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要顺应客观规律，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这样才有可能达到“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境界。荀子则较庄子更进一步，提出了“制天”的思想。他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历代思想家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命题，使“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唐代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辨证思想，认为天人之间既有对立性又有统一性。北宋张载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点，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我们的朋友，人类要尊重万物，友善对待自然。宋明理学的程朱学派、陆王学派都提出过“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并对“万物一体”论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认为人与万物、自然处于和谐、均衡与统一之中，人和自然都遵循统一的规律，天人协调是最高的理想境界。论语？阳货》记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儒家看来，天不是超自然的上帝，而是现实自然界。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其关于仁的论述基本上未超出“人”的范围，并没有将“仁爱”的原则推及于“物”。及至宋明时期，儒家学者对此更进一步。王阳明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将人定位为“天地之心”，使人对万物负有了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人不但不能凌驾于万物之上，而且还必须担负起维护万物的生养的责任，用自己的爱心行动使万物各得其所，否则便是没有尽到责任。人在为自己确定了“天地之心”的价值定位的同时，不是拥有了主宰万物的权力，而是承担起了自然万物的“主持者”的责任和义务，人作为万物之灵，其特殊性即在于此。德国汉学家卜松山曾经指出，“天人合一”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人与自然的思想，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想。“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儒家的天人合一，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2）儒家的“可持续”思想。儒家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先秦时期孔子、荀子、孟子的思想中，也闪耀着环境保护的光芒。孔子曾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我们知道，孝是为人之本，这就意味着他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道德要求的高度。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非常反对对山林的过度采伐和对鱼虾的滥捕滥杀，这体现了古人伟大而朴素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质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孟子强调了保护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孟子在2000多年前，就惊呼当时齐国首都临淄郊区山林被破坏的情况。他在谈牛山变成秃山时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国，斧斤伐之，可以为美呼？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孟子充分认识到，山林环境被破坏完全是人为的，因此他也将保护资源，作为他的发展经济、使国家稳定的重要政治主张之一。《孟子？梁惠王上》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提出了“仁民而爱物”，“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将“仁爱”的精神和情感由对人扩大到对待万物，用仁爱之心将人与万物连成了一个整体。

荀子根据生物资源消长规律，提出了一套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和措施。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还说：“列星旋转，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就是说，诸如日月星辰、阴阳四时、风雨霜露、山川草木等林林总总的自然物象及其生化运动的规律或秩序，都是构成“天”的物质要素；所谓“天”不过是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界本身而已。正是基于对“天”的这种自然而客观的存在实质的界定，荀子做出了“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的哲学判断。

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强调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荀子的思想中还体现了朴素的“可持续”思想，表现在他想到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具体办法，他指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还曾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鱼鳖鳅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地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与当今所谓“可持续发展”也不无可比之处吧。

二、道家的环保思想

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和日常生活中非主流的思想，它的推崇者多为不得志的士大夫，或者本身就不愿入仕者。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艺术领域，包括诗、词、曲、画等形式，也包括其他一些边缘领域，如医术、养生术。这种追求出世又注重审美的浪漫派的自然观与儒家的自然观很是不同。但是，道家自然观中有着比儒家自然观更多的对于自然的形而上的思考。

老子看来，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而道就是这个整体的本原。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此，“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人类应从“道”的高度观照万物，尊重天地自然和一切生命，即“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物我同一”。

老子主张“道法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常自然。”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天、地、人都是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它生化万物，而又使万物长养，但不去主宰他们，一切听其自然。老子主张“知常日明”，指出要尊重自然规律。认为具有了解和把握事物生长变化的内在规律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智慧。倘若不认识规律，而去乱做妄为，必然会招致凶险的结果。

（1）爱惜、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是道教思想主旨之一。道教戒律中，始终把“戒杀生”作为主要大戒。因为道教认为一切血性之物，皆有灵性，即有道性，由于悟性有早、迟之分，所以修道阶次有快、慢之别。比如六朝时的道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的“十戒“第一戒便是：不杀，当念众生。刘宋道士陆修静在其《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把”守仁不杀，悯济群生，慈爱广散，润及一切”作为“十戒”的第二戒。其所撰《受持八戒斋文》，更以“不得杀生以自活”作为八戒清斋的第一戒。除此而外，《洞神经》中“五戒”之第一戒说：目不贪五色，誓止杀，学长生。《无上秘要》卷四十九说：勿杀伤含气。《灵宝仙公请问经》中“太上十戒”之第七戒说：不得杀生祠祀六天鬼神。《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四戒规定：不得杀伤一切物命；第九十五戒规定：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蜇藏虫物；第九十七戒规定：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第九十八戒规定：不得笼罩鸟兽。《中极戒》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不得热水泼地致伤虫蚁。《老君说百病》有：探巢破卵是一病。刳胎剖形是一病。不但自己不杀生，即是别人杀生为了自己，自己也有责任不食，《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七十二戒：若人为己杀鸟兽鱼等，皆不得食。第一百七十三皆：若见杀禽畜命者，不得食。

（2）爱惜、尊重植物的生命也是道教的传统。道教认为植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命灵性，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它也能够修炼成仙。如传说中的花仙、树仙、桃仙等，在古代人们将桃木、苇草、荆棘、艾草、薰衣草等植物赋予神秘的力量，认为它们可以辟邪驱瘟，故挂在门窗、墙角。后来对植物的崇拜进一步加深，便出现了掌管农作物的神――社神、稷神、神农氏。其实将植物奉为神的现象很多，如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都有古树、神树、神草，所以在道教戒律中对植物亦加以保护。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专门对禁止烧山林作了理论阐述：天上急禁绝火烧山林丛木之乡，何也？愿闻之。然，山者，太阳也，土地之钢，是其君也。布根之类，木是其长也，亦是君也，是其阳也。火亦五行之君长也，亦是其阳也。三君三阳，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绝烧山丛木，木不烧则阴中。阴者称母，故倚下也。《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中的“二十四门戒”第十八戒规定：人不能无故采摘花果，毁坏园林，否则就会下地域，受吞铁丸之苦。《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十四条要求：不得烧野田草；第十八条要求：不得妄伐树木；第十九条要求：不得妄摘草花。《妙林经二十七戒》中也有“不得烧野山林”的规定。《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第六十一条说：不得无故砍伐树木；第六十七条说：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积极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生命环境一直为道家所崇尚。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主要指大气、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这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破坏之就等于断子绝孙、自掘坟墓。道教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已明确反对人们乱凿土地、乱掘河川，伤害大地母亲的恶劣行为。

（3）道家的“顺天”和“天人合一”思想。道家以老庄为代表，是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之一。道家思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天人关系，提出“天”与“人”合而为一，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这对中国古代保护环境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庄子曾提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和“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顺天思想，对自然听之任之的思想固然不可取，但他道出了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淮南子》主张要想获得更多更好的自然资源，人类就要优化环境，“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之，水积则鱼聚，木茂则鸟集。”古人也非常强调一种环境整治观，即污染了的环境通过整治也可以变成好环境。汉淮南王刘安发展先秦的环保思想，提出了协调发展农林牧渔大农业的可贵思想。他总结前人的经验说，打猎的不能把野兽全部打尽，不要猎取幼小动物，不要把水排干而捕鱼，更不能烧林而捕猎。

中国思想家篇3

关键词：中国山水画；道家思想；老子

儒家思想主要影响中国画的主体（画家），道家思想主要影响中国画的本体（画）。传统的中国山水画，一直是和老庄之道联系最紧密，体现道家思想最充分的。可以说，道家思想对传统山水画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绘画与道家美学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在长期的绘画演变发展中，萌芽于魏晋、起始于唐宋、兴盛于元、高度繁荣于明清的中国文人绘画，从绘画理论、审美思想和创作主张上，均渗透着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精华。道家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其本身也是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一道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服务。因此，道家与中国绘画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的基本美学价值中，道家主要强调道法“自然”的理想美、朴素之美，“虚静”与“空灵”的境界美和“玄”、“素”与水墨问题。并与儒家的“中和”之美、“雄健”与“充实”，禅宗的“冲淡”、“彻悟”之思想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互济互补，影响着中国历代画家的哲学思想、绘画理论、审美思想和创作主张，而道家思想在长期的绘画演变发生、发展中尤其起着重要的内在作用。

老子的道在美学中体现着一种含蓄，玄虚的朦胧之美，正是达“大象无形”之美赋予山水画已生机。在中国，自然哲学一直把人和哲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察的自然方法，为山水画创作提供了前提。宗炳之《山水画序》的出现，标志着山水画从人物环境的地位过度到成为独立画科的过程的完结。首先宗炳一生钟情于山水，以“栖丘饮谷”为志，从不入仕。中国山水画如宗炳所述，在“以形媚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以似与不似、虚虚实实的创作方法把自然和人格之美结合起来，通过对自然界的山川、草木、宇宙、大地的赞美来表现人的理想心态及人格。首先《山水画序》一变春秋以来以山水比德的传统，奠定了道家在我国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美学地位。道家认为道是一切美德根源。庄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万物，天地亦是道所生，天地之美源于道，又显现道。圣人则观天地之美而悟道求理。这是进入最高的最自由的美的境界。山水画成为历代士大夫隐士追求的对象，至宋以后，发展为写意型绘画的主题，这是宗炳对中国山水画的贡献。第二，也由此而以儒家成教化，存鉴戒为功能的传统，重新确立山水画的审美功能价值观念。宗炳提出的这种以“畅神”为最高价值的山水画功能观念，是山水画得以绵延五代，至宋以降，并发展为主要画科的根本原因。解决了山水画之姓与神的关系。

我们从《历代名画记》可以看出，张彦远颇受道释的影响。从《历代名画记》的整个思想基础来看，他的“自然”就是庄子的那种“自然”。在庄子那里，“自然”可以用“技进乎道”来诠释。张彦远将自然作为中国绘画的最高层次，而根据道家所推崇的理论的话，描绘推崇自然的话。所谓“自得其得”“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这一理论应用到山水绘画之中，必然会将原始的真实描绘自然转化为不求形似的写意画风。

五代山水画大盛，作者如荆浩、李成等为隐逸文人，这些隐逸文人都与道禅思想有密切关系。中国画家在唐代就开始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自然山水是画家的老师与朋友，画家要观察自然，学习自然。自然与人的关系在中国画家那里是一种轻松亲切的关系，庄子的“与物为春”“与物有宜”论是这种亲密关系的精神源头。正由于能与自然“与物为春”所以画家们观察自然表现自然时，精神是愉悦畅快的，是心旷神怡的，正由于观察山水与表现山水能带来精神上的审美享受，所以画家们才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这正是画家内在的创作驱动力，这也是中国山水画在唐宋以来长此不衰，并成为主流画种的根本原因。北宋山水以范宽，郭熙显著。“进取其质”则是郭熙的创见。近看以取其质之质，有人解释为西方绘画所说的“质感”之意。《林泉高致》是中国山水画论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北宋后期之前山水画创作的总结，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与阐释，是继荆浩《笔法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画论著作。并且和《笔法记》一样，它不是靠对作品的鉴赏和文献的记载以及个人的观点编述，而是根据自己在创作中的体验以及自己为了创作而对前代山水画的学习、研究、理解所得而编述的著作，所以它对创作前的思想基础和认识方法、创作中具体技巧和意境处理等各方面体会得更加深刻、更加实际，也更具有操作价值。研究《林泉高致》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山水画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它在山水画的价值论，师传统与法造化、山水美的关照与选材以及山水画空间的表现方式这几个问题上的深刻看法，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他所提出的三远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明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另外，宋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儒、道、释之间的关系。道家的“万物齐一”的思想与儒家的那种务实精神的结合，使得“道”的真谛贯穿到了各种平凡的时间和所有事物之中。

此外，元朝黄公望的《富山春居图》是黄公望为无用师和尚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而这幅画也体现了道家思想对其的影响。

清代的石涛是受道家和禅宗影响的著名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他的《画语录》十八章及部分题画诗，是中国画论与画评以及山水画理论发展到清代后所形成的又一座高峰。如果说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集》从审美角度对山水画的理论作了全面透析，那么清初石涛的《画语录》则从哲学角度对山水画作了深刻的本质概括。

中国绘画与道家美学丝线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在长期的绘画演变发展中，萌芽于魏晋，起源于唐宋、兴盛于元、高度繁荣于明清的中国的文人绘画，从绘画理论，审美思想和创作主张上，均渗透着道家思想与道教文化的精华。道家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其本身也是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一道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服务道家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的伟大思想瑰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山水画才给人以无穷的韵味和遐想，山水画家也正是因为把庄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画中，才能够产生吸引我们无穷魅力，也可以说，凡是在中国学中国画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作者单位：鲁东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中国思想家篇4

论文摘要：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道德在归置人们行为的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道德对于法律的影响，在历史上也颇具渊源。特别是在经历了“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权体制的影响下，法律的文明化程度加强，儒家思想逐渐渗入法律的制定当中。在经历了儒法之争后，随着封建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中国封建法律受儒家文化影响日益深远，传统道德对于法制的规范越来越深入人心。

纵观历史，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也是封建法律逐步儒家化的过程。在奴隶社会期间，为了使人们的行为得到统一的规制，由此制定了统一的司法机构与惩处的刑罚，其中大部分的刑罚过于残酷，以破坏人的身体为主要手段，使人心生恐惧而不敢以身试法。但是社会的安定不光是依赖一系列的刑罚，史实得出夏商两代均是以自身的暴政灭亡。在暴政基础上的法律，并没有真正的帮助统治者作为良好统治的工具，反而成为了“恶法”的象征。

1 西周与汉朝时期的儒家思想在法律中的运用

在前朝的教训之下，西周的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将道德的理念提到了统治的过程中，在刑事原则上第一次提出了“矜老恤幼”“罪疑从赦”等宽松的刑事制度。从统治者的角度，以道德的准则制定法律，使百姓从内心感受到这种仁德，希望他们心存感恩，规行矩步。儒法之争时，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在理论上各占有自己的理论，儒家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作用，也看到了法对国家统治的有效性，提出了“任法”和“任人”的结合。在运用法律的过程中，儒法之争只是形式上的分歧，工具层面上的论争，根本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可谓是殊途同归。正因为如此，儒家思想的运用在春秋战国之后有了更大的提升。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就慢慢的开始向封建法制化开始渗透，就制度层面开始，虽然汉承袭秦朝的体制，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秦朝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提示着法家的重刑思想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人们在情感上与道德上的归置，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先由精神层面开始，而不是光从条例上进行。百姓祈求休养生息，而这与孔子所提倡的“仁”“礼”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重视仁与礼的培养，并不意味着否定法律的的作用，而是在冰冷的法制体系中加入更人性化的因素，仁德治国，赏罚分明，明其政伐，这种“放伐”思想以及“民贵君轻”的提出，不仅是对法家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迎头抨击，更是对儒家忠君思想的重大修正，使儒家思想更加灵活的运用到法律制定的过程中去。

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和法律的结合运用已经非常广泛，著名的思想家贾谊将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制度，具体贯彻到实际的政治中去，礼法并重的思想开始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在实际的立法中有所体现。西汉时期最著名的儒学家，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全面论争了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创造了与先秦儒学不同的新儒学。在“五伦”关系上提出了后来作为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为后来的封建法律的制定打下了一个总的基础。因为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作为基础，在汉初时，汉高祖刘邦为争取民心而设定了“约法三章”，目的就是为了废除秦代苛刻的严刑，将儒法的思想贯穿于汉初的立法之中。在汉文帝和景帝时期，肉刑的减少体现了刑罚制度的进步，也体现了儒家学说的仁德。到汉武帝时期，在贤良之中就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西汉后期，法律无大更张，统治者唯求宽平而已。

东汉之后，儒学日益成为了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是汉朝法律的重大发展，将阴阳学、儒家的学说以及商周以来的“君权神授”说糅合在一起的“天人感应”理论，作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基础。以“阴阳说”论证的三纲作为立法原则，德主刑辅的感念进一步的加深。

而在行刑方面，秋冬行刑的法律规范在汉代已经是非常严格的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最为著名的“春秋决狱”制度。所谓的春秋决狱，是指在汉朝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可以看出，儒学对于法律的影响在汉代的发展是非常巨大的。就拿春秋决狱这个点来说好了，其一春秋决狱所宣扬的“罪只其身”、“以功覆过”原则，利于缓和社会的矛盾，稳定统治秩序。其二“论心定罪”，从中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文意深奥的经书，一边更好的为统治者服务，同时对法制的不完备也是一种弥补。

魏晋南北朝的法律，是法学儒家化的渐进过程，在规范法律设立之后，法律内容的设置上也更注重人性化的设计，个人觉得在留养制度下的“存留养亲”更注重了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是中国法律的家族化和伦常化具体体现。这一内容也一直在我国古代法律中存续。

2 儒家思想对法律进程的深层次影响

自西汉中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进程，经魏晋的发展至北魏，北齐，在内容上基本完成。正统儒家思想作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也长期得到历朝统治者的认可。就在隋初，统治者以恢复中原汉文化为己任。建国之初便确立了儒学在立法和司法中的指导地位。宽法轻刑的指导思想在隋唐有着进一步的发展。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隋朝的动荡之后，严密的法网使民众动辄犯禁，以至于手足无措；严酷的刑罚更使积怨加深，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自汉代统治者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规范社会的基本方针以来，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并成为人们用以评价君主与政府的基本准则。所以在唐代提出了一个更加严密的概念，那就是“慎罚”，确立了“明德慎罚”的理念，其中太宗提出了“以宽严治天下，而于刑法尤甚”使整个儒学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仁义治理国家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追求轻缓的刑罚政策，就其慎罚的指导思想而言，首推的是战国时期形成的孔孟“德治”“仁治”的儒家思想，以及经西汉董仲舒修正后的正统儒学。但是在唐代的法律发展中，道家的思想在法律确定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太宗多次强调，法律重在公平，法条应该简单，执法需一体对待。这些都归功于新加入的“无为之道”之理。正因为这样，唐代法律经历了一个趋于完备的过程，律学的进步为中华法系的发展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到了明朝时期，明太祖虽然推行重典治国，但是礼制的儒家思想仍然对明朝确定法律制度起来很大的作用，为了保证明王朝的长治久安，需要进一步推行“礼法并用”的指导思想，而有一点更为新颖的是，明太祖将立法工作和法制宣传工作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将预防犯罪与惩治犯罪相结合，这在稳定明朝社会秩序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对后世的治理有着很大的启示。

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清朝的封建法制达到了中国法制的完备形态，虽然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在“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上，形成了一套适宜当时环境的立法思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它秉承了儒家正统的法律思想。因为自西汉以来，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官学，清朝统治者将“正人心，厚学风”作为法律的终极目的，把“禁奸止暴，安全良善”作为立法的直接目的，根据“稽往宪，合适宜”的思想来创立和完善清朝的法律制度。

3 结论

经过几代的变更，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日渐走上正轨，各朝各代在司法立法的制度上都有所变化与创新，对于民事经济不断作出调整。也正因为有了正统思想的指导，法律更规范化，更具新颖性。儒家指导思想融合了道家、法家的理论知识，推动中国传统法律的制定过程更加完备与生动，使大中华法系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也成为其他邻国相继学习的对象。

参考文献：

[1] 曾宪义，赵晓耕.中国法制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赵晓耕.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思想家篇5

这样的感受，来自对2007年上半年的一批长篇小说的阅读感受。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肖克凡的《机器》和陈行之的《当青春成为往事》中，不约而同地，都可以看到阅读者-思想者的形象，而且，这些阅读者-思想者，又都是“”时期长大的一代人，他们在经历过狂热的造神运动和领袖崇拜之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亢龙有悔”的反拨，一批青少年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艰难的知识阅读和思想追寻。在那个思想禁锢、思想有罪的恶劣环境中，像高尔基当年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命题所描述的那样开始发问：谁之罪？怎么办？哪里更好一些？（这些命题分别喻指赫尔岑的《谁之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快乐而自由？》）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有时候，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南昌讨论———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在陈行之的《当青春成为往事》的后记中，也有非常尖锐的一系列问号：“我常常想，历史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处在某种历史事件中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事件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认识和了解？他是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符号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他用何种方式与历史对话？在也许自觉也许不自觉的过程中，他的本性是被消散了被掩藏了还是被扭曲了？”十余年前，上海的学者朱学勤提出“68年一代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话题，引发了许多相关的思考。但是，就实证研究而言，却是乏善可陈，没有多少实际性的成果，似乎这一代人真的从思想史上销声匿迹。孰料，这一社会学和思想史的命题，却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突然现身，形成蔚然的气象。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中的南昌，和解放战争中那些南下干部的子女一样，在大上海繁华都市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优越性，甚至还会在上海市民的熙熙攘攘中感到失落和被排异，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将他们推向了历史的潮头，充当了“冲锋队”一般的角色。不过，狂热得早，他们退烧得也早，当“”进入批判和打倒“走资派”的阶段，他们的父母亲纷纷落难，曾经狂傲一时睥睨天下的他们，便从时代的弄潮儿变成了历史的替罪羊。在起落浮沉之间，他们不能不率先地觉醒过来，逐渐开始自己的寻找和思考。如同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他们的面容显得坚毅，目光深邃，流露出革命转向低潮时的警觉表情，这一切都表明着阅历，他们成长起来了———他们骑着自行车，默默地行驶在人流中。他们的父母在受冲击，他们的同志在拘押中，革命应向何处去?前途迷茫。前后左右的人群，就如盲目的蚁群，忙碌于生存之计，他们则替众人警醒着危险，思考着前途。他们是孤独的，但并不表明他们对众人不关切，相反，他们爱他们!”尽管说，这样的觉悟，还只是漫长的思想之旅的第一步，而且还伴随着相当的幼稚和嘈杂，伴随着不切实际的自负和自诩，但是，这毕竟是摆脱那种盲从和蒙昧的可贵开端，是从“”的狂潮浊浪中抽身出来的重要时刻。探索的眼睛一旦张开，就难以再度关闭。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求索的过程中，如何获得思想资源，如何借助于人类的智慧结晶，借助既有的思想成果，清理自己的思路，开阔自己的视野，为漫长的思想之旅增添必需的养分和燃料。作为幼稚的初中学生的南昌是幸运的，他有一个非常注意阅读的高三朋友陈卓然，将他领向了书本之中，将他领上了自我启蒙之路。同样是干部子弟的陈卓然，称得上博览群书。从杨朔式的散文，到生物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由恩格斯对达尔文的高度评价转向对马恩的兴趣，高三年级时，他已经读过《资本论》全本。“”开始之际，他手头的书本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陈卓然也是从马克思对法国1848年革命的评价引发出对中国的“”的评价，即这一次以革命自称的社会运动只不过是对早先的切实存在过的革命的拙劣模仿，因而显得别具一格乃至慧眼独具的。陈卓然和南昌谈论《牛虻》，分辩信仰和亲情谁战胜谁；谈到雨果的《九三年》，革命者提出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服从于人性；谈到梅里美的小说《马铁奥·法尔科内》，讨论亲情和背叛，将尚且处于懵懂之中的南昌，引上了思考和求索之路。尽管说，这种思想的萌生，还带着许多的夸张和做作，带着纸面上得来的僵硬和教条，又掺杂了太多的青春的叛逆性和自我炫耀性，但他毕竟是开启了自己的“启蒙时代”，在寻找自己的“光”和“真理”了。

中国思想家篇6

【关键词】儒家文化；人本教育思想；价值

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的思想较为多样化。比如儒家、法家等等。这些思想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在当代，我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教育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历史上，虽然没有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中国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但是在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自古以来，存在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和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贵君轻”、“强调人的价值”等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即为现代社会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1]早在殷末周初时，《尚书》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思想。并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安宁与发展，其前提条件是加强对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了“以人为本”思想。管子在《管子•霸言》中指出，要想巩固霸王之业，其根本原则是构建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管子肯定人的价值以及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以人为本思想在儒家的“仁爱民贵”中的得以体现。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孔子站在仁爱角度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作用。并指出，每个人身上都有别人学习的发光点，并推崇人格独立和自主。作为爱人的仁者，需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到“仁爱”思想的精髓和意义。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中，孔子格外关注人的主体性和根本性。对于孟子而言，主张站在人性论角度看待仁爱思想，无论是人还是物，都主张博爱。荀子作为孟子的继承者，在宣扬仁爱思想的同时，他强调人的地位。并在性善论基础之上，提出了性恶论。但是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主张人的地位，并关注人的价值和作用。

2儒家文化中人本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2.1做到“有教无类”

目前，虽然教育改革步伐不断加快，但是依然面临着“市场化”危机。针对这一情况，需要高举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旗帜，进而避免出现教育不公平现象。2014年，在两会报告中，国家总理就针对农村教育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策略，即需要加强对中西部和农村教育问题的关注，加大对其教育投入力度，促使城镇教育的公平发展。除此之外，针对农村有困难的农家子弟，需要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同时提高我国教育整体水平。[2]在新时代下，国家需要加大对“有教无类”这一教育思想的宣传力度，通过微博、微信等多种网络平台加强人本教育思想的宣传，这样既可以增强人们对有教无类这一思想内涵的了解与认识，又可以为培养全面性人才奠定基础。

2.2培养人格完善的人才

孔子思想中，强调“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其中，基础科目是诗、书、礼、乐。与此同时，在注重基础科目的同时，应加强体育锻炼，从而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现阶段，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应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对于学校而言，应结合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教育思想，改变人才培养目标和方向，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同时制定新型人才培养方案，进而为社会培养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

2.3做到“因材施教”

对于广大教师而言，在具体教学中，应坚持因材施教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儒家传统文化中人本教育思想的外在体现。在教学方法上，应结合不同学生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教学目标，并关注和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进而在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凸显学生个性。这一教学方法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教育思想，且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2.4师生关系应和谐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弟子三千，但是对每一位弟子都关爱有加，且尊重他们、爱护他们，这对于现如今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具有借鉴意义。他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不仅赢得了广大弟子的尊重，同事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今社会，师德问题日益凸显，比如“丁娟事件”、“教授涉嫌论文抄袭事件”、“上海教师使用ipad上课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存在表明今天的师德问题较为突出，其拓展范围较广。针对这一问题，学校教师应改变传统单一教学模式，且要有高尚的品德。学生也应改变对教师严厉形象的认识，进而为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3结束语

传统儒家文化有其自己的思想精髓，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因此，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正视其缺陷，学习其中的人本精神，在肯定人的价值和作用的同时，加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宣扬与传承，进而丰富中国特色教育思想。

参考文献

[1]高薇薇.儒家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J].企业导报,2015,(05):60.

中国思想家篇7

一、儒家思想的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为开明时代。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二）简说儒家思想的历史变迁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中国思想家篇8

一、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

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的可怕之处。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三、结语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中国思想家篇9

关键词:道家思想;自然;传统绘画;黑白

中图分类号:J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21-01

黑白的中国绘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世界文化之林显示中华民族文化独特性的重要代表。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对中国艺术特别是黑白的中国绘画的影响极大,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中国画的绘画精神和艺术风格的影响上,从而使传统绘画形成了独特的绘画艺术形式和审美样式系统。

道家的核心是道,道不是一个抽象的与主体生命无关的绝对存在,道本身就是主体生命与宇宙自然相融统一的整体。道家思想的本质在于通过生命本体把握最本质的存在,道的境界也就在于让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扭曲的生命形式回复到其本然自在的状态。传统的黑白画用绘画的形式将山水,自然,物象,加以美化,艺术化,是受老,庄思想启发。老子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要达到合协一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艺术创作本身是一种超越个人功利的审美活动,在创作过程中,画家要“发乎情性,出乎自然”,心理上无牵无挂、无碍无滞,胸中坦荡,了无杂念,表里空明澄澈,方能进入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收到“无心偶会,则收点金之功”的理想效果。反之,艺术创作若热衷于名利,斤斤于得失高下,心理负担过重,必然拘迫谨慎,缺乏生机和气势。艺术家在创作时应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态,如果顾虑局限太多,反而影响和束缚艺术家主观能动性的正常发挥。但要保持放松状态的道理简单,做则不易,其原因是这种旁若无人的心态是艺术家先天的情感、气质、智慧及后天长期修炼的结果。

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的精神状态,是绝对的自由,不受拘束。这种任自然,返质朴的美学思想成了传统中国绘画理论与实践的先导。“解衣般礴”的故事即是其美学思想的生动的说明,“解衣般礴”是借用绘画的故事来讲道家“任自然”的思想,本意不在绘画,但这种不受世俗礼法束缚的思想却道出了艺术创作的特殊性,即艺术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这个故事所包含的哲理为艺术创作的真谛,被后世画家所称道。

画有道,道法自然。屠隆《画笺》中说:“上古之画,迹简意淡,真趣自然。”画家作画之际,驰骋六合,悠然自得,“其天机偶发,生意勃然,落笔趣成,自有神妙。”斋以静心,虚以待物,合道的虚明,作品得自然之神韵。作品的欣赏让人联想到老子对道的描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当代中国诸多绘画对于恍惚不定感觉的描绘,其表现手法堪与毕加索相近。看毕加索的画也如同解读老子的道,心会则近,言传则远。所以毕加索只画不说,别人也说不明白。

中国思想家篇10

【关键词】中国哲学合法性先秦儒家思想

“哲学”一词最早出自于古希腊，其拉丁语为 philosophia，即“philo”（喜爱）和“sophia”（智慧），其含义是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译作“哲学”，1890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但在西方特别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其实，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本来不能成为问题，在西方许多哲学著作中，如1687年巴黎就已经出版了《孔子与中国哲学》，1716年莱布尼茨出版了《关于中国哲学的信》，黑格尔也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列有“中国哲学”一节，尽管他极力贬低中国哲学。由于近代西方的强盛和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和思维，他们提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古典哲学不具有体系的合法性的局限性思想。

中国自古就有追求智慧之精神，先哲们在寻求智慧的“道”，尽管没有引用“哲学”名称。但无论从体系形式还是研究探索的主要内容以及其特征、精神、本质、价值等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哲学的存在，而且更能关注人类与自然之关系、关切人生之价值。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思想极其丰富多彩，内容深刻精深。尤其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起着重要的影响，其所内容和形式完全可以证实中国哲学的存在和真实性。为了说明先秦儒家思想证实中国哲学的真实确切性，以下就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哲学的“合法性”的首要问题在于弄清哲学的确切定义及其研究内容

古今中外对哲学是什么探讨甚多，也是哲学家们最感兴趣却最为头痛的问题。每个哲学家都有着自己的界定。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是如此下的定义：“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以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地域，这片无人地域就是哲学。”[1] 梯利在其著作中说到：“只有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像，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2] 可以看出，梯利和罗素对哲学阐述是区别与科学和神学而言的，也就是说哲学不是纯粹的研究自然科学，如果那样，那就只能叫做科学；也不是一味地研究精神和幻想，如果那样，那就只能叫神学。哲学应该是研究人之学，是研究与人发生一切关系的存在之学，研究的是人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怎么样、人是什么样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么样去做等一切有关于人之问题。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给哲学下了个界定：“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样学问叫做哲学。”[3] 黑格尔在其书中把哲学比喻成“庙里的神”、“厮杀的战场”、“花蕾、花朵和果实”、“密涅瓦的猫头鹰”、“消化和生理学”、“同一句格言”、“动物听音乐”。说明了哲学是灵光之学、批判之学、自我否定之学、反思之学、真理之学、体会情感之学、思维撞击之学。如此说来，哲学应该是人反思人自身之智慧之学，是人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学，所要研究的是天地万物从何而来、状态如何（宇宙论），人生在世应如何、该如何实现自身价值（人生论），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有思想（知识论）。冯友兰先生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把哲学研究对象界定为：“宇宙论——目的在求‘对于世界之道理'；人生论——目的在求‘对于人生之道理'；知识论——目的在求‘对于知识之道理'”。

综上而言，哲学的确切定义应是：哲学是爱智慧之学，是追求人生价值之学，关注人与周围一切之学问。所研究的内容应是：天地万物从何而来、与人关系怎么样（宇宙论）；人生在世应如何、归宿何在、价值何处（人生论）；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的关系，怎样提高知识、充实思想（知识论）。

那么，基于如此之定义和研究内容，中国哲学的正宗地位和真实合法性就是可以肯定而确切的，先秦儒家思想也以包含此内容证实了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

二、先秦儒家思想简述

（一）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论

人立于世，世界万事万物与人发生着各种联系关系。人类产生发展之过程中，便面临着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任务。众多思想家也试图从各方面来揭示洪荒宇宙之真实面目，先秦诸子百家也多有探索，儒家思想对此有着众多的思考和探寻。

《易传》关于宇宙论之基本概念是太极和阴阳。《系辞上、下》多有记载。《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阐述了宇宙之根本，万事万物之发生发展过程。以宇宙变化之大历程有所始，是为太极。太极几至极无以复加之义，指最高无上之本始。由太极而生两仪，两仪即是阴阳；由两仪生四象，四象即是四时；由四象生八卦，八卦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也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是自然中八项最显著的事物；[4] 是世界万事万物构成最基本要素。

孔子亦言天道，对宇宙之奥秘试图探索。《论语·阳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就是说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皆由于天意，天是一切之主宰。《论语·子罕》曰“天之将丧斯文夜，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八佾》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所谓天，认为此苍苍之天即生成一切、统治一切之最高主宰。一切皆此天之所生，此天对于一切有主宰控制之力。孔子的天之观念，可以说是由上帝之天到自然之天过渡。[5] 孔子可谓是中国宇宙论的先驱前导。

孟子也对天进行言道。《孟子·万章》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明与之。天与之者，浮浮然命之乎？曰否。天不眼，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也。”又曰：“莫之为而为之着天下也。莫之致而圣之者命也。”认为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便是由天决定。同时孟子还认为，天是人性之本命，天是万物之本原。

荀子论天之处甚多，并在儒家中最为特殊。他重的是“天人相分”，“明于天人之分，则谓至人矣”。在“天人之分”理论的基础上，荀子在《荀子·天论》中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天是自然之天，能被人所用。《荀子·天论》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荀子的思想确实超出常人，从自然的角度对于“天”的深刻认识，确实是难得可贵的。

在当时，儒家思想的宇宙论已经丰富，尽管当时还未系统，但诸先哲在研究人生之过程已经充分思考到宇宙万事万物之奥秘、人与自然之关系，乃为后来的宇宙论的发展提供了先驱之导向。

（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生论

先秦儒家着重关注人世、关切人生、关怀人情，对人生伦常之学探索最为丰富。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荀子曰重礼。义利、德力、群己之辩十分激烈。

孔子其人生思想核心在于“仁”，其基本思想就是人与人相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离人伦日用。从个人方面讲，着重讲个人修养，建立理想人格。推崇的是“忠恕”之道，推行的是“仁者爱人”的理想，遵循的是“克己复礼”的原则，讲究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于人”，遵从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追求的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目标。可以说孔子的人生论思想最具体系，内容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

孟子重内省，讲人的心、性。孟子主张性善“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说人性本有四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致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提出了人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从而解决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孟子重“养吾浩然之气”，其核心是“仁义”等道德观念，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重义、重精神修养，重人的主动精神。“尽其心者，知起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对人生论的思想突出了人的文化特性、社会特性。强调的是人伦、人性、人文。

《易传》在解释乾坤二卦时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赞扬“刚健中正”之道，鼓励人发扬自强不息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强调人们既要有刚健的“德行恒易，以知险”，又要柔顺的“德行恒简，以知阻”。《易传》倡导的这种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气质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子主张性恶论，“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于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而在人者，谓之伪。”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礼治体系，主张通过“化性起伪”的过程来使人向善，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提高了人的价值地位，肯定了人的自我发展可能性。

先秦儒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对人生论的看法，尽管在一些基本命题产生过不同看法，乃至出现过一些对立。但总的说来，先秦儒家在人性问题、人文关怀和道德本位问题以及人生修养问题皆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也深远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

（三）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知识论

先秦儒家最注重人生，尤其是人性、人伦、人文、人道。但论人论天都在求知之中，“闻道之方”也即是“致知之方”。先秦儒家皆论及致知之道，寻求“教化之路”，亦多谈知识论。

孔子极重教育，其致知方法之核心是“一以贯之”，而亦颇注重“博学之文”。可以说，一以贯之是第一原则，博学于文是第二原则。《论语》一书多次谈到求真知之方法和态度：“盖有不知而作之着，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子绝曰：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子罕》）孔子讲正名，重视近的名词之间的区别，注重使名实相应，使名符于实，实符于名。“必也正名乎！”、“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

孟子着重言及道德的知识来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在学思二者之中，比较注重思。孟子以为思是达到真理的主要道路。“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思是心的机能。由感官不能得真知。欲求真知，须反求于心。思，便得到真理，不思则不能。孟子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能尽量发明此心，即能知性，知性就能知天了。孟子的方法亦是一种直觉法。注重反省内求，用思的功夫，以自省其心。自省其心，以至于无不尽，便能知天了。[6] 孟子是主张由心的内省直觉以达到领会宇宙之根本原理、万事万物之根本知识。

荀子的知识论是中国文化的辉煌一页，其反映论和认知方法以及逻辑思想极其系统。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明确指出，人对于外界的不同事物的认识，都起始于人的各种感官所有的不同的感觉（“缘天官”），“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荀子·正名》）并认为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使“心”保持“虚壹而静”，要“解蔽”。荀子认为，“名闻而实喻，名之同也。”（《荀子·正名》）注重名实相符，着重研究了判断和推理的性质和作用。

“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荀子·正名》）荀子还指出当时逻辑谬误：“惑于用名以乱名”、“惑于用实而乱名”、“惑于用名以乱实”、“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之惑者也。”（《荀子·正名》）

《易传》和《大学》亦有关于求知方法的思想。《易传》的方法，以仰观俯察为初步，以穷神知化为至极；由现象的观察来获得事物之规律，从而探知万物之秘密。[7]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上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上》）“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也！”（《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系辞上》）

周秦之际的儒家所作之《大学》，颇注重致知，《大学》认为“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所谓致知在格物，在于求知必须与物之接触，必须实际去考察物体，方才能获得真知。[8]

先秦时期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儒家诸子的思想开始形成了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在整个先秦儒家思想中，注重探讨人生论问题，重的是人性伦理，寻的是人生价值。但在宇宙论和知识论也充分展示其体系的一面，可以说，先秦儒家思想为以后二千多年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示了方向。先秦儒家思想所包含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内容极其丰富，完全体现了哲学所在。

三、先秦儒家思想说明了中国哲学存在的真实确切性

哲学应是研究人类之智慧，关注的是人所处的世界怎样，关心的是人怎样生活，关切的是人如何完善自己。正如罗素所说：哲学是区别科学和神学的，哲学是大智慧，其价值在于是给予人们对生活的挚爱、对命运的关切、对境遇的思虑、对未来的期待。

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神学。如果依据科学研究来确立哲学体系的标准，依据科学的体系来核实中国哲学的“合法”与否，则是非常荒谬的，荒谬之处在于没有充分理解哲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更不知道哲学的价值所在；拿着西方的近代所谓的“方法”来说中国哲学“不合法”是极其错误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对中国哲学的特征、精神、内容以及地位进行充分了解。

中国哲学具有着哲学的普遍特征，那就是追求智慧，寻求真知；同时中国哲学又有着自己的体系、特征和丰富的内容，那就是更加的关注人的一切，更关切人生的真谛。先秦儒家思想所包含的丰富精神之内容和基本精神完全表现出中国哲学的精神和价值所在。重做人和重视道德，探究天人之际，求和谐的辩证思维，以群体为主、重视人的社会价值，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重视教育、寻求真知等基本精神都体现了哲学所有的本质所在。孔子之仁思想，孟子之义境界，荀子之礼思想，《易传》之易理念，皆是着重对人世的关注、怀着人生终极关怀的情怀，表现出人生论之精华。孔孟论天人合一，荀子讲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易传》思天地之产生变化之道，这都展现了宇宙论的体系。求真知，重和谐的辩证，从格物致知到修身养性，再到知天知人“观天文、察地理、探幽明”皆涵盖了知识论的精神。

所以说，中国哲学的存在是毫无可疑之处，先秦儒家思想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深的体系展现了哲学存在的一切可能，包容了人类智慧的所有精神。如果要分析所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合法”，更是哲学。

参考文献：

[1] 《价值的历程》赵馥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著江苏教育出版社。

[3] 《胡适卷·中国哲学史大纲》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4] 《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著人民出版社。

[5] 《中国人学思想史》李中华主编北京出版社。

[6] 《西方哲学史》罗素著商务印书馆。

[7] 《西方哲学史》梯利著伍德补商务印书馆。

[8] 《简明哲学通论》孙正聿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9] 《先秦儒学》钱逊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10]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之论语·孟子·周易·荀子·礼记卷》新疆青少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