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简介十篇

季羡林简介篇1

2、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3、学习经历：1934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4、工作经历：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1990年，任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季羡林简介篇2

5月11日，当被告人王如、方咸如被带入法庭的那一刻，关于季羡林遗产的争夺也再次白热化。

至今，处在风口浪尖的主要嫌疑偷书人王如，被问及最多的问题仍然是：她到底是谁？来自何方？与季羡林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盗取季羡林故居的书籍？

王如是谁

开庭当天，王如先是迅速脱掉了自己的号服，同时嘴里振振有词地念叨：“我没有罪，凭什么让我穿这个？”随后她昂首阔步，手脚齐舞，一阵风般地扭到审判席。众多媒体记者也因她狂妄不羁的举动发出一阵唏嘘声。

这就是王如，一出现便雷倒了参加庭审的所有人。

现年49岁的王如自称是西安交大的副教授、北大哲学系的访问学者，北大公共管理中心副主任、季羡林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和第二任秘书长的推荐人选。

检方出示的西安交通大学人事部门和北京大学的证明显示，王如师专毕业，曾是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现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后来，被聘为西安医科大学校报的编辑。但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合校后，王如并没有被交大聘用上岗，停发了工资，随即王如离开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而北京大学声称，王如和北大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的王如又是如何接近了一代国学大师？

其中最为关键的线索是，王如的另一重身份――季羡林生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由于这层关系，她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近季羡林，并称自己是季羡林的御用记者。

而书显示，被告人王如，曾用名王茹，无业。

“乌龟门”中的白衣女子

王如最早在公众视野中现身，是在季羡林的追悼会上。

2009年7月19日，季羡林送别仪式刚结束，在现场一个“神秘的白衣女子”尖叫着称要揭露真相。将公众视线从大师逝世的悲伤引到了遗产之争上。

“你们现在就开始争夺财产还行？这是我们给季老的。”白衣女子指着装在一个瓷盆中的两只小乌龟说。原来，季羡林的一名亲戚要将这两只小乌龟拿走，但受到了白衣女子的阻拦。

随后白衣女子指出，想拿走这两只乌龟的并不是季老的亲戚，而是季老的弟子钱文忠。“季老尸骨未寒，他们（指钱文忠和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就迫不及待地抢分财产。我就是要揭露真相的。”

但是，当被问及工作单位和姓名时，她情绪激动：“我是季老的学生。”

白衣女子曾这样介绍自己。她刚认识季老时，大约是1997年，“季老当时的工资只有一千多元，冬天的棉衣都很破旧，家里的凳子都快散了，要用绳子捆起来固定住。季老的毛衣、棉衣包括睡衣，都是她给季老从香港带来的。这些年季老遇上事情都让人给她打电话。”

季羡林的儿子季承事后指出，神秘白衣女子名叫王如，是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

随后，钱文忠连续在其博客发表5篇文章，指责李玉洁侵占季老的财产。钱文忠是上海人，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如的突然现身，成为季羡林遗产争夺趋于更加白热化的关键。这个事件被媒体称之为“乌龟门”。

季承眼中的双面王如

生活中的王如是什么样子？也像庭审出场时的狂妄不羁吗？

5月12日晚，记者采访了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季承说：“王如在生活中是一个善交际的人，巧舌如簧。不过，她并非那样狂妄不羁，可能是受利益驱使，恼羞成怒了吧。”

季承回忆，他跟王如有着一年多的友好交往。在他刚刚在301医院见到父亲后，王如其实在想方设法讨好他。“2008年早期，王如曾跟我抱怨，李玉洁说季老死后，房子就归李玉洁和我两个人。我虽然作为她的干女儿，但是还是感到很委屈，房子哪能归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季承觉得这个人还是很讲正义的。

此后，王如还给季承在北大庆祝生日，并请来了一些领导和北大图书馆的人。饭钱是由季承来出，“当时我给了她5000元钱，但是，她却只组织了一顿饭和给了我一个北大的乘车证。”此后，王如再无音信。

直到2009年7月19号，王如在季羡林追悼会上演了乌龟门，季承才觉得之前他们之间一年多的“友好”实际上也是耍花招。

而在季羡林的第一任秘书李峥之子李小军看来，王如其实一直就是那个样子，很狂妄。

“这有个转变的过程。”季承平静地说。

季承分析，王如是靠着李玉洁的关系接近季老的。2006年李玉洁生病，杨锐接替了李玉洁的秘书工作。而这个时候的王如，已经渐渐感觉到了危机。如果没有更加靠得住的大树，她将如何在季老身边继续生存？季承在2008年与父亲重逢后，让王如有了一线希望，所以极力地来讨好季承，希望能从季承那里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表面不说，其实心里是有防范的。”季承说。

2009年7月20号晚，王如深夜致电季承，澄清季羡林追悼会上的所作所为。说她根本没说那些话，媒体都是空穴来风。季承则斩钉截铁地说：“那你就打开手机，对着媒体记者说去。”结果，王如的手机一直关着。

“虽然，我感觉到了王如对我不再友好，但是，并没预料到她会去盗书。”季承说。

季氏父子的恩怨

而围绕着季羡林故居的故事，岂止王如盗书那样简单。

北京大学朗润园十三号公寓201室是季羡林的寓所，地处学校东北角的朗润园，与现有的北京地铁四号线圆明园站仅一墙之隔。朗润园共有六所公寓楼，环抱着的是一片湖。十三号公寓得天独厚，直面垂柳与荷塘。如今，正值初夏，“季荷”犹在，季老已是人天两隔。“我有十几年就生活在这里”， 季承说。

很多人都知道，季承是季羡林唯一的儿子，此前父子二人曾13年不见面。而媒体也都称是因为一盆花引发决裂。

王如说季老父子之所以13年未见，是因为季承娶了小季承将近四十岁的家里的小保姆马晓琴。

但季承说：“这里面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季承的母亲彭德华比父亲大4岁，只念过小学，认字不多。但在打理季家日常生活上，却井井有条。对这样一位妻子，季羡林口头上评价颇高，情感上却很平淡。在季承看来，父亲没有把这桩婚姻终止是好事，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这是我们矛盾激烈化的主要原因，”季承说。

“从1995年，我被父亲赶出了朗润园，但是要见父亲并不难。我每次都和父亲的助手李玉洁交流，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李玉洁征求我的意见，说要到我父亲身边，我觉得父亲也确实需要照顾，就答应了。”季承说

据了解，季羡林的秘书李峥过世后，他的儿子李小军成了季承联系父亲的主要渠道。李小军在电话中告诉本刊记者，季承和他的父亲一样，脾气都很倔强。但每逢过年过节，季承都会往李小军家里送来大量的山东斋菜，来了以后什么都不说。李小军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老爷子。老爷子心知肚明，因为李小军的父母都不是山东人，做不出这种口味。

2002年以后，季承开始有强烈的愿望想见父亲。在父亲住院后，他曾多次去医院，和李玉洁多次交涉，希望能见到父亲，都没能如愿。

李玉洁于2006年下半年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此后，杨锐接替李玉洁，开始负责照顾季羡林。

2008年10月底，当季承了解到季羡林藏画被盗时，他再也坐不住，立即联系北大和301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要求见父亲一面。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不同意。理由是，2003年季羡林给当时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的一封信的内容甚至被媒体曝光：“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几番周折过后，2008年11月7日，在朋友的帮助下，分别13年的父子在医院重聚。季承见到父亲双膝跪地：我来给您磕头，听您的教训。季羡林说：“你何罪之有？”随后，父子抱头而泣，冰释前嫌。

时至今日，季承也不否认跟季羡林的关系一直存在分歧，比如说养猫。大家都知道季羡林喜欢猫。而在他的晚年，这些猫啊、乌龟啊等小动物更加成为他的精神寄托。而给他护理这些小动物的人，就是王如的同案犯方咸如。

季承说：“我觉得是父亲有一种逆反的感情在里面：我们对猫越恨，他就对猫越爱。父亲也曾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们家里头，对猫的态度可以划出左中右。但这并不能阻断我们父子的血脉亲情。”

13号公寓的钥匙该谁掌管

之所以赘述季氏家庭里的纷争，是因为这决定了王如从朗润园13号里拿书的行为是不是偷？换个说话是，13号公寓及其中的遗产属于谁。

在季承的叙述里，季羡林父子相见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季承仍然没有朗润园13号楼的钥匙。钥匙都掌握在学校里，王如和方咸如又都不听他的。“他们只听李玉洁的。”季承说。但当得知他住处的钥匙、工资卡、户口本、存款单据等都不在季承的手里时，季羡林写下了一份委托书：玉洁同志：请你将你保存的我的日记、文稿、书画、钱、礼品等全部物品交给季承、季清二位。季羡林，2008年11月18日。

季承在《我和我的父亲季羡林》中，详细记载了季羡林生前的六份委托，同时，这也成为王如、方咸如是否构成盗窃的佐证。

书中强调：“自从我们父子相见，就有大量的事情等着我去做。首先是父亲的内部事务，这已经被搞得一团糟。就在11月15日，父亲就对我说起了前几年两位秘书的作为。他说李玉洁太贪钱，太喜欢钱；XX让我写字，一幅一万元，写了几十幅，可钱都上哪里去了？他们两个都发了财。李玉洁还在北大西门外盖了一个三层楼的房子，没有钱怎么盖得起来（实际上，是用父亲的钱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我现在是穷光蛋，身无分文，皮被剥得就剩一张了，再剥就只有骨头了。于是他说：‘现在，我把钱，两处房子以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你保管。’”

按照这几份委托，季承开始处理季羡林遗产的相关后事。直到2009年6月19日，北大清点故居，形成了季羡林财产是确权的分水岭。这一天，北大校方、季承、包括李小军在内的两名见证人，一起对季羡林故居各项进行了清点。将故居交给季承管理。

王如对这种交接行为颇有不满，认为物品应该归北大或是季羡林基金会。这一点也成为王如辩解自己不是盗窃的重要理由。

而在季承看来，第一，父亲在2001年7月曾与北大签署了赠与协议，将他生前的全部文化遗产全部捐献给北大。这一行为属于裸捐，并没有做析产，所以不合法。

第二，父亲的六份委托，证明了他不再捐献的意愿。

第三，北大同父亲在医院里交谈的时候，曾经作出过“八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季老想捐就捐，想不捐就不捐。

在家庭内部而言，“父亲遗产的合法继承人除了我，还有我姐姐的儿子何巍，对于这一点，我是完全明了的。”季承说。

北大校方在保持沉默的同时表示，只要季承拉出季羡林捐献的清单，物品就归还给他。

故居被“盗”

“在清点完朗润园13号公寓之后不久，藏书就被盗了。”季承说。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9年12月15日20时许，方咸如在王如的唆使下，采用破窗入室的方式进入季羡林故居中，窃取书籍、塑像等大量物品。经鉴定，上述物品价值333万余元。

检方称，王如在得知他人报案后，又与方咸如将所盗财物转移至他处。

王如称，2002年季羡林长期入住301医院后，就由她来照管朗润园13号公寓，方咸如负责具体干活。直到2009年6月，季承突然解雇了方咸如，并换了钥匙。由于她跟方咸如的私人物品仍放在该房间内，且季羡林交代他们誓死捍卫物品，因此他们之前也曾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撬开玻璃窗进入室内。

季承说，北大在清点故居时明确表示，方咸如请他妥善安排。他当时答应给方咸如加两个月的工资，让他回家。因为，故居已经不需要看门人了。但是方咸如不同意，说季羡林生前曾许诺给他一笔可观的安置费。为此，他心存不满，从而参与盗窃。

在电话中得到王如授意后，方咸如破窗而入，当晚就转移到燕南园54号楼很多东西。

王如称，他们二人在学校两名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用平板车拉走了物品，拉了十七车，直到次日凌晨五点才忙完。搬完物品后，她又找人把物品都包装起来，进行了清点和登记造册，然后又联系了中央党校、城乡仓储等多个部门，暂存好转移的物品。

对于盗窃这一经过，多名证人目击或被告知。王如也形容自己是光明正大。因为她认为当时造成满屋狼藉的八成是季承，她需要把物品拉走作为筹码，迫使季承交出他先行拉走的东西，从而保护国有财产。

5月13日下午，在季羡林被盗案开审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召开新闻会，对外透露办案细节。

谈起王如，检察官贾朝阳说，此人交际能力很强，在庭审前与庭审时态度截然不同。“我第一次会见王如时，她说话态度非常温和，还请求办案人员对她公正处理。”但在庭审时，王如始终对检察官指指点点、愤怒不已。这也印证了季承所说的“她恼羞成怒”。

贾朝阳介绍说，王如是利用自己的虚假身份，欺骗北大人员帮她砸窗、运送被盗物品。在盗窃故居时，虽然王如始终没有到现场，但是，她通过打电话遥控方咸如跳窗进入故居，搬走屋里物品。

对于外界多有传言方咸如是季老的“保姆”一说，贾朝阳说，方咸如与季老住在一起只有一年多，在季老住院后，方咸如受王如、李玉洁指派留在故居里，他实际只是个看门人。

庭审时，王如和方咸如都提到存在安置费的问题，但检方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季羡林答应过给方咸如安置费，不过，在北大与季承清点物品时，季羡林曾经建议季承对方咸如妥善处理。该案并未当庭宣判。

事实上，季羡林身后的遗产纷争链条并没有就此扯断。季承现在每个星期都要去北大交涉关于父亲的遗产归还问题。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

他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强调：“今年的8月6日是父亲的诞辰100周年，我会在这个时间段给父亲的文化遗产有个交代，如果北大再不理会，我将诉诸法律。”

季羡林简介篇3

季羡林与彭德华结为夫妻，彭德华只有小学文化，他们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尽管季老的婚姻可谓中国封建婚姻包办的悲剧，但他始终忠诚于自己的婚姻。季羡林在哥廷根读博士的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这便是他与一位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小姐之间的一段爱情经历；然而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因为他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 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季羡林当年离开哥廷根后，伊姆加德就一直在等待他回来，虽然再也没有得到季羡林的消息，但她依然执意地等待并终身未婚。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这是一段多么感人的爱情故事，但折射出季老有一颗对家庭坚贞不渝的心，这在今天的社会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

“奖状”是最早的藏品

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本是奖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进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以前，乐于钓鱼摸虾的季羡林先生的学习成绩虽然也居上游，却称不上出类拔 萃。但是，在山大附中，季羡林先生的作文无意中受到了国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这就激发了少年学子的向学之心，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95分，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季羡林。从此，季羡林先生才开始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连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这副对联和扇面，就是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一直保存至今，极受珍爱。有一段时间遍寻不得，当时以为，抗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济南家里的生活无比艰辛，这些藏品可能被拿去易粮糊口了。先生还托人到济南打听寻觅过，当然杳无音讯。这还让素来豁达的季羡林先生很是叹息了一番。还好，终于有一天，王状元的墨宝从书深不知处冒了出来，老先生将它们挂在墙上，静静地欣赏了好一阵子。

抢救文物是初衷

然而，这只能算是季羡林先生的无意收藏。先生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卖藏品逃离大陆，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千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剧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曾说，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至少就经济状况而言，50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先生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 300多元，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60年代以前，季羡林先生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济南的师母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先生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先生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先生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收藏下限齐白石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就决定了先生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像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咂舌。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先生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啧啧称奇。

下限既然定在白石老人，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十多年前，季老的弟子钱文忠协助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为先生整理书房。钱文忠在一个旧柜子的底层，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张高十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张大千，一张姚茫父！钱文忠赶紧捧去给先生过目，先生茫然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儿，先生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度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 ，他们‘饶’给我的吧！”这，岂不是意外之喜了吗？

季羡林先生学养深厚，自有鉴赏眼光。然而，在收藏的过程中，先生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有一段时间，也是当年的规矩，经常有“跑街”的厂甸人往先生家里送字画，请先生买下。先生照例香茶一杯，礼待来者。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先生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等等等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

文房雅玩数量惊人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大半都在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都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故宫曾经用过一枚随形章，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陈曼生名作，章料是一方将军洞白芙蓉，原配银托，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藏品。今天已经是涨幅惊人的旧纸、旧墨，在季羡林先生处，也是所在多有。先生钟爱的独孙大泓就曾经用旧墨旧纸猛练大字，先生看到了，也是笑笑，如此而已。

这些古旧文物雅玩也不仅是季羡林先生一人的藏品。主要是字画，有一部分就是师母从济南带到北京的，那只几乎可以躺下一个大孩子的铁皮画箱，后来先生也一直用着。很多人知道，师母彭女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师母出身于一个大家族，旧时大家女子所着重者在德容，而不在文才。

季羡林简介篇4

1942年生,祖籍江苏江宁。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退休前为该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印度学研究工作,曾参加印度古代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印度文明》的撰写等工作。在《南亚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中,任常务副主编。

《名人传记》:您发在《南风窗》上的《钱文忠讲座中的梵文错误并及其他》一文,流传很广。我看您对钱文忠的错误纠正得很专业;对钱文忠其他跟季老有关的事情,比如梵文班啊,钱文忠对季老磕头一事啊,比较了解。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弟子,钱文忠的同门师兄,您对钱文忠先生卷入遗产迷雾了解吗?

葛维钧:我和所有季先生在北京的搞梵文和印度古代历史、文化、宗教研究的学生一样,对这种事情从来都没有过问过;也跟任何同季羡林没有关系的人一样,对遗产纠纷这件事情不了解。因为没有参与,没有证据,没有发言权,顶多有些想法。

《名人传记》: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葛维钧:让世人的目光集中到季先生的财产如何继承上,不会对他有正面的影响。我们希望一切尽快平息,让各方都满意。对于确实存在的遗产问题,要是能创造机会在下面解决,相信会更好。在公开的场合呢,最好能多谈他的学术。因为季先生首先是学者,哪怕对他的学问质疑都未尝不可。

《名人传记》:您参与了印度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钱文忠参加了吗?您为《季羡林全集》的出版做了什么?

葛维钧:没有。我也是被黄宝生先生(季羡林的弟子)叫进来的。他那时还在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要组织团队翻译这部史诗,让我参加,我就来了。说到《季羡林全集》的事,外研社要出三十卷。已经出了六卷,本来想在季先生生日前送给他,让他高兴高兴,结果没有赶上,大家非常遗憾。不过,可以让季先生放心的是,《季羡林全集》有一个特别好的编辑委员会,由柴剑虹先生主持,其成员如孙晓林先生、赵伯陶先生等,都是学问好,有经验,又认真的学者。这就保证了它会是一个高质量的版本。

《名人传记》:您在为季老做什么工作呢?

葛维钧:我在看季先生《蔗糖史》的最后一次校样。(编者注:这是季羡林先生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本书的第一个单行本,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希望请人写一个“导读”。季先生同意,并把这件事交给了我办。之后我才知道要出单行本。后来发现看校样等事也需要我出力,我就索性把手里其他事放下,先干这个。改正校样的事困难重重,一言难尽,就不说了。去年10月季先生的前助手杨锐女士为我找到了两卷中一卷的手稿,帮了我很大忙。我很感谢她。这部书八十万字。如果海关出版社这一版质量很好的话,外研社出全集的时候直接收进去就行了,所以外研社也比较关心这个书的进程。外研社把黄宝生、郭良、张光和我等安排在《季羡林全集》顾问组。正好间接为《季羡林全集》做点儿事,也是应该的。

《名人传记》:钱文忠先生也在顾问组里面吗?

葛维钧:在。编辑组的人有问题就来顾问组咨询,有时是单个问题,有时把一卷的问题集中起来拿过来。顾问组里北京的这几位离得近,好找。(后来笔者从外研社的一位编辑那里得知,前六卷主要是些散文、回忆录,专业性没有那么强,再者钱文忠在上海咨询不便,所以一直没有怎么咨询他。)

《名人传记》:钱文忠跟北京你们这些搞梵文研究的季门弟子们来往多吗?

葛维钧:钱文忠是后来的,我跟他不熟。他不在北京,我在这里搞印度学的圈子里没见过他。见过他到北京来开会,好像也是开完就走。他到北大去得似乎也不太多。自从2008年丢画事件以来他跟北大联系才多了一点儿,大概也就是在媒体或者网上。在这个事情上钱文忠对北大批评比较多。我觉得,尽管北大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件事情上北大没有错误。批评说跟北大有关的两个秘书(或者说助手)隔绝了季老父子,使他们十三年不能见面,据我们这些在北京的学生了解,这说法有问题。当时网上有不少人专门建立博客,对整个事件提出比较客观的看法,或进行讨论。

季羡林简介篇5

季承　着

置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年12月出版

定价：39.8元

作者简介：

季承，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担任我国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工程的重要领导工作，曾任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中方驻美办公室主任，为我国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的建造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获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特等奖。曾任中国科学院辐射技术公司总经理，在推广核辐射技术工业化方面有重要贡献，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曾任李政道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参与编辑出版《李政道全集》及其它出版物，与李政道有着长达30年的紧密合作。

内容简介：

本书是首部反映诺奖中华第一人――李政道传奇经历和精神的名人传记，精彩透析了李政道不凡的成功道路，浅俗曼妙地阐释了宇称不守恒定律的产生真相及物理科学史上的重大意义，本书也是中国科学发展和教育决策的历史侧面反映。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李政道的助手'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儿子季承毅然揭示李政道与杨振宁半个世纪学术恩怨的内幕，科学界并非精神净土，书中勇敢披露的事实，对时下学界的伦理困惑，有重大警示意义。

评论：

该书对学术腐败和名利追逐的人性进行了深度拷问，并披露了历史上一些不为人知的学术争斗及科技界的派系斗争，直击为人师表背后的师道尊严将学术界的豪门恩冤首次系统地进行了展示和回应，书中还首次披露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在公开场合唯一一次“学术较量”，阅读起来久久不能忘怀。

――著名出版人　胡劲华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工作给予人们的一个突出的印象，便是理论上的敢于破除成见的独创精神。要提出宇称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不守恒的观念确实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尊重实验事实而又不迷信实验事实的态度，正是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科学院院士　何祚庥

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

随着非西方国家力量的迅速兴起，西方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一国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也将多种多样。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一直为国际社会津津乐道，但是其影响力远远不止这些：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民族国家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同时也表明一个运用多种’不同方式塑造的新型世界的崛起。

壹百度：百度十年千倍的29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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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简介篇6

关键词：人文纪录片；故事化叙事；宣教功能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3）11-0160-01

近年来，优秀的人文纪录片不断涌现，在丰富荧屏的同时，为人文精神的传承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是，在媒体出现泛娱乐化倾向的背景下，一些人文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也不免为追求收视率和影响力而过度追求刺激性场景和故事性，甚至以此作为选题的基本标准，这就导致其创作陷入猎奇、暴露等低品质误区。故事化是人文纪录片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如何保证人文纪录片故事化的高品质是人文纪录片创作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影像诠释故事

消费社会的形成，使得电视的消费功能特别是其娱乐功能得到凸显和强化。在这一背景下，“故事化”叙事作为一种贴近群众、生动活泼的叙事方式受到了从新闻到专题各种节目形式的青睐。

纪录片是影视艺术的一个基本类型，这就决定了其叙事必须建立在影像传达的基础之上。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用影像诠释故事真正实现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呢？笔者认为需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现场

如果把纪录片比作一个王冠，那么现场就是王冠上的那颗明珠。在人文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要深入挖掘拍摄对象的生存状态，让人物出现在现场中，通过对现场的跟拍用镜头呈现状态叙述事件。在制定拍摄方案时，要通过与拍摄对象的深度沟通，发现其事件性，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跟拍来展开故事。

以人文纪录片《一代宗师季羡林》为例，创作者而是通过对主人公生活状态的现场记录，挖掘主人公的人格品质和精神内涵。通过记录季羡林先生过生日的场景，没有用一句解说就表现出世人对大师的敬仰；通过季羡林与校工关于猫的对话，让观众对于大师的平易近人热爱生命感同身受。这种生动鲜活的生活场景正是人文纪录片魅力之所在。

（二）画面

在泛娱乐背景下，电视观众的收视心理日益受娱乐化心理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对于单调而缺乏变化的画面越来越没有耐心；对于追求纯纪实而忽略艺术再现的作品兴致日减，对画面审美要求和故事化要求却越来越高。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人文纪录片的画面要多多学习电影和电视剧，借鉴他们的艺术手法来完成故事化纪录片的画面创作。

首先，人文纪录片的画面创作要有镜头成组的意识。人文纪录片是围绕某一人文现象进行创作，一些重要的画面信息在片中需要多次出现，如果我们在拍摄这些关键信息进行成组的拍摄，追求景别的变化和镜头的运动，在后期剪辑时就能够游刃有余，保证画面的丰富多变，不断刺激观众的视觉，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第二，重视光线的造型作用，利用光线的变化传情达意。光线是视听语言最重要的造型元素，充分发挥光线的造型作用，对于人文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具有极大的提升作用。

二、用故事体现人文内核

真正能够触动观众的人文纪录片，其核心一定是好故事里所蕴含、所传达、所揭示的好主题，这就是纪录片的人文内核。作为编导，在挖掘和讲述故事时，一定要让观众清晰地感受到故事所传递的主题是什么？要表达的思想理念是什么？只有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片子才能立得住。

首先，主题要有新意。纪录片导演进行创作时，要注意根据事件中人物讲述故事时所表达的主题和提出的思想观念中与众不同的部分，具有独特性、新颖性，使观众具有新鲜感，获得新的思想启迪。如烟台电视台制作的短纪录片《一个盲人的内心独白》，在多家媒体炒作女大学生嫁给盲人老公的主题背后，从盲人老公视角出发，记录了在整个事件中作为当事人的盲人老公的内心感受，深度挖掘出残疾人渴望融入社会得到社会尊重的深层主题，鞭笞了某些媒体为了追求收视效应跟风炒作的低劣行径，第二，主题应该具有积极、健康、乐观、向上、令人鼓舞的社会传播价值。

人文纪录片只有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纪实特性，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和长足的发展力。

总之，故事化是人文纪录片创作的一大进步，它在泛娱乐化的背景下为人文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但是我们也要正视人文纪录片故事化创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用影像诠释故事，不断实践故事化的实现方式；同时，要抓住人文纪录片的人文内核，用故事体现人文内核，实现人文纪录片创作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 冯宋彻.多维视域的大众传媒[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2009.

[2]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1.

季羡林简介篇7

老人名叫汪富林，除了视力不好外，仍像80岁老人一样，能吃能睡还能哼几句简单的黄梅戏，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让人好生羡慕。如果有人问，您有什么长寿秘诀呢？老人就会笑眯眯地说出两个字，“宽心”。

老人经常教导家人要宽心，宽心才能家和，家和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每天生活在和气的环境中，心情自然愉快，生命自然长久。老人的话看似简单，却包含很深的哲理。老人说，可别小看这“宽心”两个字，做起来可不容易。尤其是现在社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在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忽视了精神上的健康。有的人为了一点利益上法庭，争回了利益却伤害了感情，破坏了家庭的和谐，影响了身体健康。

今年72岁的汪阳生是老人的小儿子，他跟笔者介绍说，父亲年轻时身强力壮，担任生产队长20年，生产队里没有一个人不服他的。父亲事事带头，重活累活都争先，干的也最多，工分却和别人一样。当时，家人经常劝他辞退生产队长的职务，父亲却一点也不觉得亏，笑嘻嘻地解释说，吃亏是福，还以此教育家人，为人要宽心，不能太计较。由父亲带头干活，他们生产队里打的粮食年年都是全村第一，父亲也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大家的敬佩。

邻居汪樟明也是位90岁的寿星，他和汪富林老人同在一个生产队，对于汪富林老人，汪樟明老人向笔者竖起大姆指说，汪富林老人做事正派，心地善良，从来不与别人争吵。有一次，生产队里分番茄，分到后来剩下了许多破损的番茄没人要。汪富林见后就提出要那些破损多的番茄，避免了其他社员的争吵。汪富林对家人说，番茄好的破的都不能浪费，何必都去争好的呢？

季羡林简介篇8

关键词：佛教故事 文化传播 民间交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3－0125-04

Academic Reflection on Buddhist Stories in Lie Zi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ang Chunh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70）

Abstract：Reliable historical documents has its reliable side, also has its unreliable side. One of the features about culture communication is the diversity of ways and flexibility of means. If we are only arrested and confined to the written historical literature, we will ignore the route and modes of transmission existing. In this paper, the Buddhist stories in Liezi are taken as examples to reflect a neglected phenomenon in our research: the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in the exotic culture, the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s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Buddhist Storie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s

CLC number： I206.2 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1）03-0125-04

人类的文化传播是一个驳杂无序的复合体，任何语言都不足以涵盖它的全部，在传播途径上，既没有方法的标准性，也没有方式的一致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传播现象时，不能轻易肯定此途径，而忽视彼途径，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下以《列子》中的佛教故事为例，具体分析文化传播途径的多样性及其方式的灵活性。

《列子》一书，先秦两汉文献中记载甚少，文辞内容又驳杂无序。所以长期以来，有关该书的争议很多。其中与佛教、佛典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辩论的焦点，尤其是季羡林先生，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为后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其中针对《列子》剽掠佛典一说，我们与季先生有着不同的看法，今就此略陈己见。

1 《列子・汤问篇》中佛教故事的母体渊源

1949年2月，季羡林先生写成了《〈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一文。针对《列子》与佛典的关系，季先生首先梳理了历代研究者的评论和看法，肯定了前人的成果与贡献，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这些意见有的都很中肯；但类似上面举出的这些记载散见佛典，我们虽然可以说，《列子》剽掠了佛典，我们却不能确切的指出剽掠的究竟是哪一部，因而也就不能根据上面这些证据推测出《列子》成书的年代。”［1 ］然后，以《列子・汤问篇》第五章内容为证，认为《列子》抄袭了佛典《生经》，“我们比较这两个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2 ］

《列子》袭用佛典一说，古已有之，如张湛的《列子序》、洪迈的《容斋四笔》中都有类似言论。与前人相比，季先生不仅明确提出了“剽掠”一说，而且具体指明了《列子》抄袭的佛经内容，显得很有道理，很具说服力。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季先生所举例证。

《列子・汤问篇》第十三章：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m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 ”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越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z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3 ］

《生经》卷三《国王五人经》：

时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辞言：“我子生若干年，国中恭敬，多所馈遗。”国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王及夫人，欢喜无量。便角眨眼，色视夫人。王遥见之，心怀忿怒。促敕侍者，斩其头来：“何以眨眼，视吾夫人？”谓有恶意，色视不疑。其父啼泣，泪出五行。长跪请命：“吾有一子，甚重爱之。坐起进退，以解忧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杀者，我当共死。唯以加哀，愿其罪。”时王恚甚，不肯听之。复白王言：“若不活者，愿自手杀，勿使余人。”王便可之。则拔一肩榍，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嗔于材木？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百六十节，胜于生人。”即以赏赐亿万两金。即持金出，与诸兄弟，令饮食之，以偈颂曰：观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机关为木人，过逾于生者。歌舞现伎乐，令尊者欢喜。得赏若干宝，谁为最第一。［4 ］

从情节来看，《国王五人经》与《列子・汤问篇》所记确实较为接近，应属于同一情节母题，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看了这两个故事这样相似，我想无论谁也不会相信这两个故事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5 ］

但是，故事情节的相似就一定能够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抄袭关系吗？这一命题要想成立，必须满足一个前提――佛教故事传播到其他地域的唯一途径只能借助佛典的输入。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一前提是不能成立的。

文化的交流、信息的传播，并不总是按照人们的规定路线去进行，它有自身的随意性、偶然性和多样性。佛教内容在中原的流传也具有这些特征，传播途径是多条线路的，传播方式是随意的。就我们所知，佛教内容东传中原至少有两条信息链。其一，有些佛教内容是在佛典输入中原后，方才开始传播，这类内容的信息链可以归结为：佛典输入中原――译成汉文――佛教内容逐渐流布开来。以《旧杂譬喻经》为例，此经在三国时就已输入中原，东吴康僧会将其译成汉文。此后，《旧杂譬喻经》中的许多佛教故事广为传播，为时人所熟知，其中有些故事还被中原文人纳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比如上卷中有“鹦鹉救火”的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中，山中百鸟畜兽，转相重爱，不相残害。鹦鹉自念：“虽尔（乐），不可久也，当归耳。”便去。却后数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鹦鹉遥见，便入水，以羽翅取水，飞上空中，以衣毛间水洒之，欲灭大火。如是往来往来。天神言：“咄！鹦鹉！汝何以痴！千里之火，宁为汝两翅水灭乎？”鹦鹉曰：“我由（固）知而不灭也。我曾客是山中，山中百鸟畜兽，皆仁善，悉为兄弟，我不忍见之耳。”天神感其至意，则雨灭火也。［6 ］

刘宋时期，小说家刘义庆编撰《宣验记》时，就将“鹦鹉救火”的故事编入其中，虽然略有改动，但故事情节基本一致。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沾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7 ］

可以说，这类佛教内容在中原的传播是源于佛典的输入，佛典（尤其是中译佛典）在整个信息链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它是佛教内容在地域传播过程中的“必备性”信息源。

其二，也有一些佛教内容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并非借助佛典的输入，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正如季羡林先生后来所总结：“一个民族创造出那样一个美的寓言或童话以后，这个寓言或童话绝不会只留在一个地方。它一定随了来往的人，尤其是当时的行商，到处传播，从一个人的嘴里到另外一个人的嘴里，从一村到一村，从一国到一国，终于传遍各处。”［8 ］换言之，在这类佛教内容的信息传播链中，没有中译佛典的位置。比如《杂宝藏经》乃元魏时期吉迦夜翻译，但在此之前，其中的一些佛教故事就已经在中原地区流传，有些还被纳入到中原文化典籍中，如卷一《弃老国缘》中记载有大臣之父“智称巨象”的故事：

天神又复问言：“此大白象，有几斤两？”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9 ］

这一故事，早在三国时期就在中原流传了，陈寿《三国志・邓哀王冲传》中就载有此故事，无非故事的主人公已由“大臣之父”改为了“曹冲”：

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① ［10 ］

这说明，在佛典《杂宝藏经》译成汉文之前的二百多年中，“智称巨象”的佛教故事就已经在中原开始流传。至于流播的方式，陈寅恪先生推测说：“或（佛经）虽未译出，而此故事仅凭口述，亦得辗转流传至于中土，遂附会为仓舒之事，以见其智。”［11 ］

再比如《百喻经》卷三《医治脊偻喻》中所讲的治驼背故事：

有人卒患脊偻，请医疗之。医以酥涂，上下著板，用力痛压，不觉双目一时愠觥

我国古代的笑话集《笑林》中就记有此事：

平原人有善治伛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货求治。曰：“君且卧。”欲上背踏之。伛者曰：“将杀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12 ］

《百喻经》乃僧伽斯那所撰，南朝萧齐时期天竺僧人求那昆地将其翻译成汉文，而《笑林》乃汉、魏间文人邯郸淳所编，粗略计算，该故事的流传要比《百喻经》的翻译早二百多年。

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些印度古籍根本就没有中文译本，但其中的一些故事内容也照样在中原地区已有流传。如明代刘元卿《应谐录》记载的“猫号”寓言即源自印度的“老鼠结婚”寓言，该寓言在梵文故事集《故事海》和《五卷书》中都有，但这些印度古籍直到上世纪才陆续有人将其翻译成中文译本。再如《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七引录《出潇湘记》中“木鹤飞车”的故事，也同样源自《五卷书》卷一中的第八个故事。

以上例证说明，中原地区流传的佛教故事至少有两条传播途径。一条是借助佛典的输入；另一条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对于后者，陈寅恪先生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已有所论述，他在解释“智称巨象”这一故事传播时说：“（佛经）或虽未译出，而此故事仅凭口述，亦得辗转传至于中土。”［13 ］

2 从文化传播角度透析佛教故事的承递关系

对于上述第二条传播途径，有人难免要问：口耳相传只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方式，西域远在千里之外，又如何实现口耳相传呢？由于事隔久远，已很难追溯清楚。但中西之间的商旅往来应是一条重要的传播途径。

据研究者证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之间就有了较为频繁的商旅来往。张骞出使西域后，两地的交往更加畅通，规模也愈加庞大，“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4 ］“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15 ］其中的许多商人、使臣又是知识广博的佛教信徒，如安息商人安玄就通晓佛经，他于东汉灵帝末年抵达洛阳后，和严佛调合译了《法镜经》。再如东晋时的印度商人竺难提也是一位著名的译经家。这些商人在忙于商业贸易之际，也会将佛教故事传播于周围受众，甚至也会主动参与布道传教的活动，如《洛阳伽蓝记》卷五中就记载了胡商参与传教的具体事例：

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尼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所，使王祚永隆。”王曰：“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T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T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16 ］

《魏书・西域传》记载：“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图之所。”［17 ］可证《洛阳伽蓝记》所言不虚。以上所述说明，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商人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他们的口耳相传，将一些佛教故事传入中原也是符合情理的。

1979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真纳大学、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所属亚洲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察队，沿着古代著名的中西商道――Y宾道一路考察，发现了许多佛教岩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公元一世纪的作品。［18 ］这次考察的结果说明，古代的商道基本上就是古代的佛道，很多佛教传播活动都是借助商旅往来传到异域他国的。这些商旅之人穿梭于中原和西域之间，通过他们的口耳相传，许多西域故事就会在中原地区流传开来。《隋书・裴矩列传》就有胡商介绍其国山川、习俗、传闻的记载：“（裴）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

有些佛教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局部的改动，染上中原文化的色彩，如“治驼背”故事中的“有人”改为“平原人”，“智称巨象”故事中的 “大臣之父”改为“曹冲”，“老鼠结婚”寓言中的“老鼠”改成了“猫”。这种故事的“篡改”，都是文化交流传播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对于传播过程中的这种“篡改”现象，季羡林先生总结说：“一个民族创造出那样一个美的寓言或童话以后，这个寓言或童话绝不会只留在一个地方。它一定随了来往的人，尤其是当时的行商，到处传播，从一个人的嘴里到另外一个人的嘴里，从一村到另一村，从一国到一国，终于传遍各处。因了传述者爱好不同，他可能增加一点，也可以减少一点；又因了各地民族的风俗不同，这个寓言或童话，传播既远，就不免有多少改变。但故事的主体却无论如何不会变更的。所以，尽管时间隔得久远，空间距离很大，倘若一个故事真是一个来源，我们一眼就可以发现的。” ［19 ］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除了借助佛典之外，佛教故事还可以通过行人的口头方式输入中原。这一点，季羡林先生在1958年写成的《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中也予以认可：“印度故事中国化可能有很多方式；但是大体上说起来，不外两大类：一是口头流传；一是文字抄袭。” ［20 ］所以说，《列子・汤问篇》与《佛说国王五人经》在故事情节上的相似性，不能说明前者一定抄袭了佛典《生经》。

从内容上说，《列子・汤问篇》第十三章与《佛说国王五人经》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至于这种联系的发生过程，我们依据信息传播理论可以作出以下两种猜想：

第一种：《佛说国王五人经》的故事原产于古代印度，随着佛教的传布，而在西域广为流传。据季羡林先生查考，近世出土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残卷中就保存有这一故事，这说明该故事流传的地区也包括我国新疆境内的天山南北地区。后来“机关木人”的故事又通过商旅、使臣等人的口耳相传，从西域传至中原。今本《列子》的编撰者（或整理者）又将民间流传的“机关木人”的故事编入今本《列子》中，从而出现了与《生经》故事情节相似的情况。

第二种：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二者之间存在“抄袭”关系。但在抄袭时间上，不一定如季先生所说，是《列子》“成书”时所抄，也有可能是《列子》在流传过程中，后人根据汉译佛典抄袭增窜所致。

比较而言，我们更倾向于前一种，原因有三：

其一，更具口语化倾向。从行文格式看，《佛说国王五人经》属于典型的佛经韵文形式，四字一句，书面化特点较为明显。而《列子・汤问篇》所记“机关木人”故事乃是散文形式，更加接近口语，适合于民间口耳相传。

其二，具有通俗性的特点。从故事情节看，《列子》中叙述的内容更加富于故事性、通俗性。从语言风格上看，《汤问篇》所记明显具有民间故事的修饰夸张色彩，如为了突出偃师的高超技艺，结尾拿巧匠公输班、墨翟二人作比：“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戏谑夸大之辞，溢于言表。这些特点使得《列子》所述内容更具民间传播的色彩。

其三，染有途经地区的地域性特色。将《列子・汤问篇》与《佛说国王五人经》所记“机关木人”的故事加以比较，就能够感觉到前者明显带有西域特色。比如故事发生的时间已改为周穆王时，地点也改为周穆王巡视西北的途中，主人公也由工巧王子和国王变为偃师和周穆王。其所以将故事移置于周穆王身上，大概是与周穆王游幸西方的传说有关。《列子》中与佛教有关的章节还有《周穆王篇》第一章、第四章、《仲尼篇》第三章、《汤问篇》第十三章等，这部分内容也带有一些西域特色，如《周穆王篇》第一章：“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化人，又称眩人，即幻术师。据司马迁所说，幻术最早在中、西亚地区较为盛行：“条枝（今伊拉克）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国善眩。”同一章又曰：“（周穆王）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昆仑、赤水、瑶池、西王母，或为地理名称，或为传说中的人物，都与西域有关联。

因此我们认为，第一种猜想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总之，《列子・汤问篇》“周穆王西巡狩”章与《佛说国王五人经》的某一个故事在情节上虽然相同，但不一定存在抄袭关系，也可能《列子》中的“机关木人”故事是由商旅间的口耳相传输入中原的，在民间流传过程中逐渐本土化，掺杂了一些中原文化的色彩，最后有人将这一故事收录于《列子》中。

3 隐性文化传播带来的学术启示

古老历史的长河中，纷繁复杂的文化传播活动在经历了成千上万年的岁月淘洗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并非都是原生态的传播信息。那些与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或自身行为有关联的传播活动，多有专人负责整理记录，容易被史家载于史册，代代相传，流传于今。同时，也有一些传播活动是很难载于文献的，比如民间商贩之间的物物交换、街谈巷语中的故事交流、私人之间的信息传递等等。［21 ］从活动性质上看，这类传播都是非政府行为，不可能有专人负责记录。从行为特点上看，既琐碎，又随意，也很难进入文人墨客的法眼，引起他们的兴趣。最后的结果就是：此类传播既不见于正史记载，也很难见录于文人的野史笔记，久而久之，这些失录于史的文化交流，就会淹没于浩瀚辽远的历史长河中，变得无迹可寻。但是，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些有史可查、有据可依的显性传播，也应该意识到那些失录于史的隐性、模糊性文化传播活动，追溯它们的历史存在，挖掘它们的历史价值，并将这种意识合理有效地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从学术层面还原文化传播的本来面貌。

以上分析说明，人类史上的文化传播活动历经岁月的淘洗之后，最终是以不同的形态展现在今人面前的。我们既要承认那些有文字可查的传播活动的价值，也要承认那些无迹可寻的传播活动的存在。同时，在文化传播途径的分析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驳杂多样的特点，不能局于文献，囿于史记。

参考文献：

［1］［2］［5］［6］［8］［19］［20］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85，88，87，107， 46，46，107.

［3］杨伯峻.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79：179.

［4］大正藏：3册［Z］.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88.

［7］［1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53，185.

［9］大正藏：4册［Z］.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449.

［10］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80.

［11］［13］陈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177.

［1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896.

［15］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170.

［16］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63：27.

［17］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62.

［18］李正晓.中国内地早期佛教造像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14-15.

季羡林简介篇9

途中，我的手机传出了短信讯号，打开一看，是一段贺词：“报社全体人员，祝您生日快乐！祈祝您的生日，为您带来一个最瑰丽、最金碧辉煌的一生。”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清明，今又清明！我，已不再是六十年前的今天，从母腹中刚刚钻出来，呱呱坠地的我；不再是四十年前的今天，在省城杭州念大学，自我狂热膨胀的我！不再是二十年前的今天，从大荆跑到乐清，找县教委主任谢品正、乐清中学校长尤俊章，要求调乐清工作的我！也不再是十四年前的今天，找时任市文化局长陈华荣等友人，探问乐清报重新创办的可靠信息，抒发自身向往的我！

流水可以倒转，春花也能重开，韶华却已不再。纵然时间隧道能够穿越，可我也不愿当一个痴人，去喝日本神话中的青春泉，让自己变成比我七岁孙女还小的小“弟弟”呀！但我坚信，人的心态是可以永远年轻的，也一定能永葆年轻！“向往您，一万年青春的太阳！”这是我第七本专著《超越无闻・美的新闻怎么写》跋语的标题，也是我由衷的呐喊。智者说得好：“青春的本质，绝不是粉面桃腮、朱唇红艳，而是坚强的意志、勇敢的精神、饱满的情绪和顽强的拼搏。”西谚云：“人生始于四十。”而华夏金言：“六十岁换了一个红脚桶。”中国人的心理年龄，自古就比西方人还青春呢，何况辉煌灿烂的当代中华儿女？

乐天长寿，忍者长寿，奋斗长寿！“白石老人画的虾，鲜活活地传神于世，他的艺术青春是从他六十岁以后发挥出来的；北京大学名教授季羡林，竟把八十岁作为他的人生冲刺起点，在他八十到九十岁这十年内，还完成了两部长达八十万字的煌煌巨著呐！”（摘自拙著《超越无闻》跋语）大画家白石老人、学界泰斗季羡林，正是我学习的楷模！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想起一大清早，我那相濡以沫三十六年的妻，执着我的手问：“今天，你要到白溪老家扫墓去吗？”我说：“怀念和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我历来主张形式多样，并注重生前的孝敬和赡养。”“那你这六十岁的生日怎么过？我到大酒店去定一桌酒，把大儿、小儿两家都叫来，热闹一顿好吗？”我连忙说：“别！别！我和你，把生日都看得很淡的。你那天一早，眼睛才睁开，要不是收到儿子发给你的生日贺语，你还不记得哪天是自己的生日呢！”妻嘻嘻一笑，说：“我们两个儿子、儿媳都很孝敬，他们又都忙于事业，中午我们就在家吃长寿面吧！”

我说：“好吧！过这类传统的节日，我从来不在乎形式，不追求世俗的铺张浪费，也不想大叫大嚷！”妻奇怪地看着我：“那你今天急急忙忙出门做什么？”

我神情庄重地告诉她：“我今天要做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也是我六十岁生日最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

妻猜开了：“是帮你老婆编《中药抗衰老锦言》趣味论文集？是帮你老哥催《雁荡山史话续集》的打印？是赶写你自己的第八部专著？也还是……”

我摇摇头。我说：“你说的这些事，我其他日子里都可以去做，唯独这一件事，今天去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妻茫然地问：“到底什么事，你还卖关子吗？”

我说：“我告诉你，我在新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那部《汉英传世金句》，在中国书网等一些网上――出生年月，“1947年4月”变成了“1956年12月”；毕业时间，“1968年”变成了“1982年”；毕业学校，“杭州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变成了“北京印刷学院印刷机械系”；工作单位，“浙报集团乐清日报社”变成了“北京豹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所任职务，“主任编辑”成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还是什么“必胜专家”哩”！

妻若有所思：“隐约记得，你以前和我说起，发现过网上的这件调包的荒唐事……”

我坦白地说：“是呀，我一直太不在乎了！”

妻哈哈大笑：“你真是书呆子！你老是说，心胸有多宽，成就有多大，可这是侵权呀，你怎么也放纵？”

我支支吾吾：“我不是一直忙么？脚正不怕鞋子歪！不过，以前确实太不当一回事！”

妻说：“记得你这书，2003年1月第1版，印刷5000册；2004年5月重印，增加了浙江大学万昌盛等两位英语教授的书评当序言，重印3000册。今网上照样还可搜索到《温州晚报》发的这篇名为《智者智慧的奇葩》序言，这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吗！”

我说：“原来想，我拿了书的版税，书的前蜡口有我的肖像，有我的简介，出版社是清楚的，读者也是清楚的！现在看来，事情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在如今这个经济发达、思想浮躁的时代，绝不能太书生气了！其他小事可一忍再忍，但版权是法律的尊严，更是作者的尊严！法律是大事，侵吞版权是不可容忍的！人生一世，活到老，学到老。学什么？第一学做人，第二学做事，第三学作文。学做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在我六十岁的生日里，我一定要勇敢、坚强地站出来，向司法部门和有关媒体披露，捍卫神圣的版权，揭发这种有意无意的欺骗行为，彰显一个文明社会著作者的尊严！”

季羡林简介篇10

步步葱茏秀峰起

开着越野车，来到山脚下，就已经被一片葱茏的绿色包裹。草木极有层次地扎根道路两侧。沿着狭窄的山道开始步行，走过几个转折，面前突然一片开阔，这里的山势舒缓得就如同仕女宽大铺地的裙裾一般温和。

开始攀登，坡度平缓，但道路十分崎岖。这也正是玉女峰山路的妙处所在，浑然天成、石块成海，丝毫没有任何人工搭建或修葺的痕迹。难怪旺业甸公园的设计师告诉我们，不用为玉女峰设计任何石阶或者步道，顺着平缓蜿蜒的山势走野路上山，是游人最大的享受。

沿途景色的绝美让人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遥望远方，山山相连，峰峦叠翠。脚下山土层绵软而富有弹力。平缓的山坡仿佛一片绿色的织锦，而众多的银莲花、胭脂花、锦带花、京极春……则是织锦上星罗棋布的美丽图案。

这里还有不少药用植物：芍药、金莲花、白藓、龙胆、柴胡……五彩的花朵再加上茸茸的绿草，疏疏矮矮的灌木丛，俨然一座天然园林。

正醉于眼前美景时，带领我们上山的山民赵师傅把我们叫到一朵紫色的小花跟前，说这花叫倒挂金钟。细看一下，这形似钟罩样的花朵垂着头，好似一口倒挂的金钟，这名字太生动了。

“这是狼毒花。”赵师傅俯下身，指着一朵开成球状的花朵说。狼毒花极其有意思，远看它仿佛是一朵粉白色的球状花朵。而走近看，却发现它是由数朵粉白色的五瓣小花组合成一个球状，每朵小花的根茎呈桃粉色。如此奇异而又美丽的花朵，名字又为何如此惊悚？问过赵师傅后得知，狼毒花是一种有毒的植物，其根、茎、叶均含剧毒，虽可制成消积清血的外敷药，但人畜绝不可食用。

乱石渐欲迷人眼

快将登到山顶时，脚下大大小小的石块开始增多，它们躺在条条沟壑当中。赵师傅说这本是河床，雨季来临时，这里便形成了道道溪流。穿梭于“乱石窖”中，很多巨石叠在一起，虽没有特别的造型，却也显得尤为壮观。近崖边的一群巨石组合成一个基座，上面又呈塔状累积了几块略小一点的石头。远远望去，竟然感觉狂风袭来时，它便会滚落山崖似的，但走近细观方觉这是杞人忧天，每一块巨石都稳稳当当地立在那里。攀援石头而上，到了惊险的巨石基座上，找个稳妥的地方坐下来，顿时心神开朗。“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山连山、峰叠峰，山下美景，一概尽收眼底。

跳下巨石堆，回到草甸之上，巧遇一位正在树荫下歇脚的热心牧牛人，他带领我们去看一个伫立悬崖边上的石猴。他边走边向我们介绍石猴的形态以及最佳的拍摄角度，跨过道道乱石关卡，终于来到崖边，一个呈俯卧姿态，闭目微笑的石猴呈现眼前。它终年卧在崖边，静观山下炊烟袅袅，笑看世间风云百态。

高高低低，或聚集，或散落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卧在草甸上，寻幽探美的人满足地徜徉其间，有人坐在绿草繁花中的巨石上休息，也有人穿行于巨石中拍照。顺山往西不远处还能看到龟背石，不妨端坐于这平坦的石头上留个影，定有驾神龟而行的错觉。玉女峰下还有一石人沟，其间的石头是由一块细巧的石头和一块矮胖的石头组成。两块石头紧紧相连，状似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玉女石脚下的石群造化神奇，鬼斧神工，简直是大自然造物主的馈赠。

玉女有情立层巅

爬到山顶，终于望见传说中秀丽的“玉女”。赵师傅介绍说，“玉女”高约15米，是由花岗岩石柱所形成，山石黛如眉，石体光如玉，质地润泽似肌肤，似一位削肩细腰、发挽乌云、头插金簪的玉女。它绝不是《红楼梦》“蘅芜苑”里“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冷酷石头。它是有情有义的石头，因为它是多情的仙女呼萨尔、霍斯仁幻化而成的。接着，赵师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有关玉女峰的凄美传说。

相传，天帝腾格里王的女儿呼萨尔偷下天界，和人间小王子奇日迈夫相爱结合，战胜了旱魑、风婆、水怪、瘟疫四大妖孽，把花、草、牛、羊传给人间，撒下幸福的种子。一片片杨树、柳树、松树、榆树……最后都长成了大森林，草原上牛羊肥壮、五谷丰登。他们还在大山上种下了白芍、赤芍、人参、柴胡等许多药材。从此妖孽销声匿迹了，人们安居乐业。后被腾格里王知道了呼萨尔带领侍女私自下界之事，气得火冒三丈，捉住了呼萨尔，欲捉解回天。呼萨尔忠于爱情，留恋人间，执意不归。她心如刀绞，却无力回天，面对苍茫天穹，哭得昏天暗地。慢慢地，她落在一座山巅上，化为石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