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日记范文
时间：2023-03-15 17:49:0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季羡林日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CT；磁共振成像；脊柱淋巴瘤；临床表现
脊柱淋巴瘤的发生， 多为其他部位的淋巴瘤扩散导致， 只有极少部分患者是原发性脊柱淋巴瘤。目前在临床治疗脊柱淋巴瘤时， 其首要前提是要及早诊断， 确保临床诊断效果。而大量研究资料显示， 脊柱淋巴瘤临床误诊率高， 而影像学准确诊断对脊柱淋巴瘤治疗方案及预后评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脊柱淋巴瘤， 需选择更为有效的诊断方法提高患者诊断率。本文以15例脊柱淋巴瘤患者为例， 采取CT、MRI诊断， 其结果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5月～2015年8月本院收治的15例脊柱淋巴瘤患者在经手术病理或穿刺等证实为脊柱非霍奇淋巴瘤[1]；未合并脊柱其他恶性病变者。其中男10例， 女5例；年龄16～60岁， 平均年龄（37.1±8.1）岁；患者表现为病灶相应部位疼痛、感觉障碍等；部分患者伴腰痛、腿疼、肩部疼痛及胸部束带感；6例患者存在脊髓压迫症状；8例患者为原发性脊柱淋巴瘤， 7例患者为颈部、腹股沟、锁骨上区、腹腔、腹膜后淋巴结肿大病变导致；患者均自愿参加此次研究；诊断前未接受任何治疗。
1. 2 检查方法 CT检查：取 Brilliance 16排或GE 64排CT扫描， 患者取俯卧位， 扫描参数：电压120 kV， 电流250 mAs， 层厚5 mm， 重建层厚1 mm， 扫描时间5～7 s， 视野（FOV） 360 mm×360 mm， 矩阵512×512， 对患者采取轴位、矢状位及冠状位重建。
MRI检查：采取Siemens Sonata 1.5 T磁共振机对患者予以扫描， 行横断面、矢状面扫描。扫描序列：快速自旋回波 TSE T1WI序列（TR 600 ms， TE 11ms）；快速自旋回波 TSE T2WI 序列（TR 2300 ms， TE 98 ms）。对脂肪抑制序列颈胸椎使用反转恢复法， 以脂肪饱和法对腰骶椎予以扫描。扫描参数：层厚为颈椎、胸椎矢状位3 mm， 腰椎、骶椎矢状位4 mm， 轴位4 mm。
2 结果
2. 1 病变节段分布 15例脊柱淋巴瘤患者病灶分布在颈椎（11个）、胸椎（20个）、腰椎（14个）、骶椎（15个）， 累及60个椎骨。3例患者为单发病灶， 分布在T2、T11及L1。12例患者为多发连续性分布病灶， 累及2～15个椎体。
2. 2 CT表现 15例脊柱淋巴瘤患者经CT诊断， 60个受累椎骨中， 24个（40.0%）病灶为成骨性骨质破坏， 20个病灶为骨小梁模糊、骨密度增高， 4个为象牙质样改变；13个（21.7%）溶骨性骨质破坏， 边缘为虫噬样改变；8个（13.3%）病灶混合性骨质破坏， 存在虫噬样骨质破坏和骨密度增高；15个（25.0%）个病灶经CT诊断， 无明显异常， MRI见脊椎信号异常。
28个（46.7%）病灶骨皮质完整， 32个（53.3%）病灶见骨皮质破坏；除了15个CT诊断无明显异常病灶外， 45个病灶中， 39个病灶边缘模糊， 呈虫噬样改变或浸润性改变， 6个病灶边缘清晰。36个（60.0%）病灶存在不同程度的椎旁软组织侵犯， 病灶呈连续性， 跨2～8个节段；所有软组织肿块密度均匀， 内部无坏死。
2. 3 MRI表现 15例脊柱淋巴瘤患者经MRI检查， 60个受累椎骨， 病灶T1WI信号较低或等， T2WI信号为低、等或稍高， 其中等、稍高信号占96.7%（58/60）。病灶以T1WI等信号及T2WI稍高信号为主。CT诊断无明显异常的15个病灶经MRI诊断， 病灶得到明确显示， 14个呈T1WI等信号及T2WI稍高信号， 1个为T1WI低信号及T2WI等信号。MRI病灶范围及边缘比CT清楚， 软组织肿块内部无明显坏死。
CT显示成骨质病灶、溶骨性病灶及骨质无明显病灶经MRI诊断， 为T1WI等信号及T2WI稍高信号。
3 讨论
脊柱淋巴瘤是临床常见疾病， 多为淋巴瘤侵犯脊柱导致， 但只有少数患者为原发性脊柱淋巴瘤。淋巴瘤来自淋巴网状组织和造血组织的恶性肿瘤[2]， 危害性大， 如不及时诊断与治疗， 则会威胁患者生命。一般脊柱淋巴瘤多见于胸椎， 侵犯椎体， 无特异性分布， 多会累及单个或相邻多个椎体。本次研究中， 15例脊柱淋巴瘤患者病灶分布在颈椎11个、胸椎20个、腰椎14个、骶椎15个， 累及60个椎骨。通常淋巴瘤在骨髓腔内呈广泛性浸润或渗透性生长， 可渗透到骨小梁内， 骨质为溶解性改变， 边界模糊；骨皮质侵蚀时， 骨膜增生成骨会导致病变骨质膨胀性改变。
在脊柱淋巴瘤临床诊断时， 必须要提高脊柱淋巴瘤确诊率， 为临床诊治提高必要参考价值。对脊柱淋巴瘤采取CT诊断， 可清楚显示骨质破坏的范围、部位、程度， 并可清晰显示椎旁软组织肿块， 肿瘤密度与肌肉相似[3]。本次研究中， CT显示成骨性骨质破坏、象牙质样改变、溶骨性骨质破坏及混合性骨质破坏， 部分病灶为骨质破坏不明。在15个病灶骨质无明显异常改变时， MRI见异常信号， 为T1WI等信号及T2WI稍高信号。而当病变溶骨性破坏明显时， 易出现病理性骨折。因此对脊柱淋巴瘤患者， 当同一患者多个病灶出现不同形式的破坏时， 需考虑是否为淋巴瘤。
肿瘤在侵袭椎旁较大软组织肿块时， 边界清晰， 椎管内范围超过椎体累及范围。淋巴瘤在侵犯椎体时， 并不会压缩骨骨折， 而当病灶部位出现溶骨性破坏时， 其症状明显， 则会发生病理性骨折， 而相邻的椎间隙改变不明显。淋巴瘤多会侵犯较大范围的软组织肿块， 纵径超过横径， 边界清晰， 会经椎体后缘、椎弓根等位置侵入椎管内部， 累及超过2个椎体节段， 特征性明显， 究其原因可能是软组织内肿瘤呈弥漫性浸润生长。通常淋巴瘤细胞成分多、间质少， 水分含量较少， 此时MRI显示病变组织为T1WI等信号及T2WI稍高信号。病变信号多不均匀， 以椎体内斑片状或弥漫性异常信号， 而软组织肿块信号多均匀。一般来看， 脊柱淋巴瘤T2WI信号为高、中、低信号及不均匀信号， 而病灶信号与病灶内部纤维化无关。MRI诊断肿瘤骨髓浸润时， 其敏感性明显高于CT， 尤其是T1WI信号， 当出现等信号或低信号时， 病灶容易显示。T2脂肪抑制序列对病变具有较高敏感性， 与CT相比， MRI病灶范围及边缘比CT清楚， 可诊断出CT难以诊断的不明病灶。
总之， CT、MRI诊断脊柱淋巴瘤均具有显著效果， 但MRI较CT可更为清楚显示病灶情况， 临床价值高。
参考文献
[1] 郑红伟， 胡秀荣， 祁佩红， 等.骨原发性淋巴瘤的CT、MRI表现. 医学影像学杂志， 2014， 24（1）：111-115.
[2] 刘燕， 周涛， 张军， 等.原发性脊柱淋巴瘤1例.中国CT和MRI杂志， 2014， 12（3）： 115-117.
篇2
目的：探究原发性肝淋巴瘤的MRI表现及鉴别诊断过程中的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经过病例证实的5例原发性肝淋巴瘤MRI表现，并对原发性肝淋巴瘤的MRI表现及鉴别诊断进行结果分析；结果：肝淋巴瘤MRI主要表现为：DW1为稍高信号，T1W1为低、等信号，T2W1信号种类较为复杂，存在等信号、等低信号以及中等信号等，偶尔存在低信号包膜。病灶动态增强表现为进行性轻度、中度延迟性强化，经增强后主要表现为动脉期轻度强化或无明显强化，门脉期表现为轻度以及中度均匀强化，部分患者呈边缘强化；结论：通过原发性肝淋巴瘤的MRI表现及临床特征，可区别于肝脓肿、肝癌、肝转移瘤等疾病。
关键词：原发性肝淋巴瘤； MRI表现； 鉴别诊断
【中图分类号】
R45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3763（2014）08-0054-01
目前，原发性淋巴瘤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它来自于残留的造血组织和肝淋巴组织，且经常影响淋巴结、胃肠道、骨髓和脾等部位，对身体造成很严重的伤害，且该病发病率低，极其容易被误诊。本文回顾性分析5例原发性肝淋巴瘤MRI表现，为探究原发性肝淋巴瘤的MRI表现及鉴别诊断过程中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5例原发性肝淋巴瘤患者，对其MRI表现及鉴别诊断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性2例，女性3例，年龄范围在14～66岁，平均年龄（45.3士3.4）岁，5例患者都有上腹疼痛、腹胀、肝区胀痛、肝肿大、乏力、食欲下降、高烧等症状，对5例患者一般资料进行比较，无统计学上的差异（p>0.05）。
1.2 仪器与方法：
选择1.5TMR扫描仪，冠状位、轴位平扫以及动态增强扫描，3Dlava序列扫描，层厚：4mm―8mm，增强对比剂：扎贝普氨酸，剂量：0.15mmol/kg。
2 结果
2.1 MRI病变主要为稍长T1与稍长T2为主，体积较大的病变主要为多个病变之间的相互融合，内部为部分长T2信号，其双回波序列中可见病变内存在较少脂质成分，其病变DWI呈现稍高信号。动态增强扫描可见动脉期肝实质不均匀强化，病变略强化，周边强化部位略明显，部分患者存在环形强化，病变中心部位对比物对比增强。延迟扫描及门静脉其稍长T2结节为低信号，1例患者伴发腹膜后以及肝门淋巴结肿大，2例肝实质多见环形强化灶，2例脾实质多见点状低信号。所有5例患者门脉、静脉等各支血管均未见明显栓子。
3 讨论
3.1 原发性肝淋巴瘤的发病原因：
原发性肝淋巴瘤多发于50岁中年男性，该病起源于肝，在临床中无肝外侵犯现象，调查显示容易患该病的人群主要存在于：获得性免疫综合征、器官移植、免疫移植等。目前，原发性肝淋巴瘤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还未研究清楚，文献资料研究发现，原发性肝淋巴瘤的发展与免疫系统异常或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诱发的慢性活动型肝炎有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原发性肝淋巴瘤不但发病机制不够清晰，且目前病例也比较少，且患者一旦患上该病，不但严重影响其身体健康，还会给其家庭带来严重负担。因此，对于原发性肝淋巴瘤，要及早发现病因及时治疗，避免该病恶化影响生活健康。原发性肝淋巴瘤具体发病病因不清楚，且该病病症及其容易被误诊，若不彻底明确检查病因延误病情，医生要给患者讲明厉害关系，让患者积极配合查出病因，及早诊断，因此，探究原发性肝淋巴瘤的MRI表现及鉴别诊断在临床中具有重要意义。
3.2 肝淋巴瘤的诊断标准：
原发性肝淋巴瘤临床症状主要为：（1）、存在累计肝脏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如黄疸、肝区胀痛、上腹不适、上腹包块等；（2）、影像学检查无远处或浅表淋巴结肿大影像；（3）、无其他组织侵犯；（4）、无远处淋巴结肿大；（5）、无外周血细胞浸润；（6）、症状主要是由肝浸润引起。在本研究中5例患者均存在累及肝脏的症状与体征，且存在腹胀、腹痛以及肝区疼痛等症状，影像学检查也均无远处或浅表淋巴结肿大影像特征。
3.3 肝淋巴瘤MRI特征：
原发性肝淋巴瘤大多数是单发性占位，极少可以看到多发，单发性占64%，多发性占36%，
原发性肝淋巴瘤影像学无典型性特性，不容易和其他的转移瘤进行区分，导致鉴别不准确，容易造成误诊。在诊断过程中主要对肝癌、肝转移瘤，肝脓肿进行区分鉴别，最后进行确诊。研究发现，肝淋巴瘤MRI主要表现为：DW1为稍高信号，T1W1为低、等信号，T2W1信号种类较为复杂，存在等信号、等低信号以及中等信号等，偶尔存在低信号包膜。通常情况下，病灶信号的均匀程度和肿瘤出血、坏死以及纤维化程度有关，但是相当多的病灶信号表现均匀。病灶动态增强表现为进行性轻度、中度延迟性强化，经增强后主要表现为动脉期轻度强化或无明显强化，门脉期表现为轻度以及中度均匀强化，部分患者呈边缘强化。
3.4 肝脓肿MRI表现：
肝脓肿MRI主要表现为：（1）、T1wI显示为低信号、不均匀；（2）、急性期周围常有晕环水肿带包绕，吸收期病灶周边脓壁形成，见完整的壁包绕；（3）、T2WI为高信号，多房时可见低信号的间隔，高信号脓腔中可见不规则低信号区；（4）、动态增强后脓壁呈花环状；（5）、肝脓肿早期在脓壁尚未完全形成时，不易与淋巴瘤区分，可通过诊断肚抗感染治疗复查或穿刺活检来进行鉴别。
3.5 肝癌MRI表现：
肝癌MRI主要表现为：（1）、HCC大多数血供丰富；（2）T2WI表现为稍高信号，信号较淋巴瘤稍低；（3）病变增强早期有明显强化，延迟扫描病灶呈低信号，病变呈明显的“快进快出”表现；（5）典型病灶可见延迟完整或部分假包膜强化；（6）部分肝癌为乏血供病变，动脉期病变呈轻度强化或不强化；（7）门脉期及延迟扫描病变呈低信号改变；（8）HCC通常伴有门静脉侵犯，肝淋巴瘤通常不累及门静脉。肝原发性淋巴瘤无明显强化或仅为轻度较均匀强化，无包膜，与乏血供肝癌鉴别困难，在鉴别时需注意区分。
3.6 肝转移瘤MRI表现：
肝转移瘤MRI主要表现为：（1）、患者常有原发肿瘤病史；（2）、病灶常常为多发，大小不，分布散在，有时病灶可以观察到“靶征”或“牛眼征”；（3）、增强后转移性肝癌也可以表现为边缘强化，周围水肿带无强化，与肝淋巴瘤有重叠表现，鉴别有一定难度；（4）、结合病史及相关检验结果，淋巴瘤与肝转移瘤亦可明确鉴别。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日本落叶松；特级苗；生长表现
中图分类号：S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0-0004-01
日本落叶松是辽宁地区的主要用材树种，每年造林面积很大，已构成辽宁主要用材林基地。为了提高日本落叶松的优质速生，早期成材，选择优质特级苗进行造林试验，经过10年的生长变化，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1、试验区的自然概况
试验区位于辽宁岫岩兴隆镇四道河村，该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7.5℃，无霜期140d，相对湿度70％，年日照时数2367h，年降水量870mm，年蒸发量1217mm，土壤为山地棕色森林土，土层厚度40-60cm。
试验地处在北坡8-18°范围，山势平缓，土层厚度为50-60cm，面积300亩，更新前为残次林及灌丛。
2、试验方法
按超常的特级苗标准，优选苗木，标准为：苗高：120-150cm，地径1.5-2.5cm，主根长：30cm，侧根数：20条。
将选好的苗木和常规苗分别按三次重复进行栽植试验，每次重复分别为100亩，造林方法与常规造林相同。每年幼抚一次，连续3年。
3、结果分析
3.1 造林成活率及保存率
造林成活率及保存率是反映造林后是否成林的一个标志。通过栽后10年的观察，特级苗造林成活率平均达到了85％以上，保存率在10龄时在78-82％之间，也基本满足单位面积幼树数量的要求。特级苗根系较大，造林时容易窝根，但只要是认真掌握好技术关键，是完全可以成功。
3.2 日本落叶松特级苗栽后10年的生长表现
依据三次重复调查数据，特级苗造林10年的生长变化。生长速度较快，胸径生长量达到7.36cm，树高生长量达到8.63m。为了验证特级苗的生长速度快慢，将特级苗与常规苗造林10年后的生长状况进行了比较，其结果见表1。
从表1看出，采用特级苗造林，10年后的生长变化，无论是树高，胸径生长量都远远高于常规苗的生长量，树高生长量比常规苗高31.8％，胸径生长量高44.0％，可见采用特级苗造林可以缩短培育周期，使日本落叶松能早日郁闭进人间伐期，提前主伐利用。
3.3 特级苗栽后10年的形态发育
为了对栽后10年的幼树形态发育进行调查，我们制定了形态发育的三级标准。即Ⅰ级木为冠形圆满，主干生长旺盛，处在林冠上层，无分叉断尖现象。Ⅱ级木为冠形发育良好，生长处于中等。Ⅲ级术为冠形窄小，生长势弱，处于林冠下层。通过对特级苗和常规苗的栽后10年的形态发育调查，可反映出幼树之间的质量优劣，可判断幼林的发育趋势，为幼林今后的发展动态和如何营秫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据调查，特级苗栽后10年的形态发育变化，基本是以I级木为绝对优势，占82％，Ⅱ、Ⅲ级木仅18％，说明特级苗栽后生长优良，形态发育良好，林木质量优异，为今后林分的优质高产提供了基础。而常规苗栽后的生长，远远不如特级苗，Ⅰ级木占50％左右，Ⅱ级木占30％左右，Ⅲ级木占20％左右，说明常规苗栽后生长不如特级菌。
3.4 特级苗栽后10年的离散度
离散度是林木分化程度的一个指标，离散度越大，表明林木分化激烈，自然稀疏开始，离散度越小，表明林分生长稳定，林木分化、自然稀疏尚未开始。通过对特级苗栽后10年的调查，其离散度的表现见表2。
特级苗10龄时离散度为1.2，比自然径级(1.0)仅超出0.2，说明林分生长比较稳定。而常规苗10龄时的自然径级为1.7，超出自然径级(1.0)0.7，表明该林分自然稀疏已经开始波及林木的生长和发育。
3.5 特级苗与其它几种苗的生长对比
为比较特级苗与其它几种苗栽后的生长差异，我们以栽后10年各不同类型的日本落叶松幼林树高、胸径的生长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方差分析，
计算结果为：
F树高=17.21>10.9F0.01>5.14 F0.05
F胸径=28.78>10.9F0.01>5.14 F0.05
说明树高和胸径各不同类型间差异极显著。
篇4
【关键词】 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磁共振成像
作者单位：135000 吉林省梅河口市中心医院磁共振科
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是少见的原发性非胶质细胞颅内肿瘤，占位颅内肿瘤的0.3～0.5%，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MRI征象为T1WI呈低信号，T2WI呈等和稍高信号，信号多均匀，多位于幕上以基底节、丘脑、胼胝体等脑深部脑白质为主，DWI像呈高信号，瘤周水肿少，占位效应较轻，可沿软脑膜及室管膜播散，增强后明显均匀强化，大多为60岁老年人，男性多见。与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相对称为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易发生囊变、坏死、出血，周围水肿较重，MR信号混杂，有些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的MRI影像表现，结合文献及病理基础归纳分析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MRI的影像特点，旨在提高对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的认识和MRI诊断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搜集本院2008年12月到2011年6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8例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男5例，女3例，年龄36～72岁，平均55岁，肿瘤全部为单发，肿瘤直径2.0～6.5 cm，平均3.9 cm。 发生于额顶叶大脑凸面的5例，发生于小脑半球2例，颅内多发性的1例。囊性变5例，囊变合并出血1例， 多发结节1例。8例患者头痛、头晕进展迅速，均在3个月内，5例伴呕吐及肢体活动不灵，1例无明显定位体征。
1.2 MRI检查 采用东芝1.5T超导磁共振成像系统，常规平扫T1FLAIR（TR2000 ms,TE15 ms,TI750，FA90/160，FOV23X24 cm 层厚、5 mm，层距1 mm）T2WI（FSE+15序列，TR5000 ms,TE105 ms,FOV24 cm 层厚5 mm，层距1 mm），T2FLAIR（TR6500 ms,TE105 ms,TI200，FA90/160，FOV23X24 cm 层厚、5 mm，层距1 mm），DWI（SE-EPI120，TR6800 ms,TE120 ms,b10000，FOV26X26 cm），T1FLAIR发现高信号加扫抑脂的T1FLAIR。
2 结果
8例不典型的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MRI表现为以囊性变为主的5例，T1WI为单房低信号影，T2WI囊性病变明显高信号，实质信号不均匀，瘤周水肿多较明显高信号，DWI实性部分为稍高信号或等信号，囊性部分为低信号，T2FLAIR实性部分及瘤周水肿为高信号，囊性部分成稍高和低信号，占位效应明显，增强扫描实性部分明显花边强化，囊内容物不强化。囊变合并出血的1例，表现为T1WI和T2WI囊实性混杂信号区内可见高信号，部分病例T2WI可见低信号环（慢性出血含铁血黄素沉着），抑脂T1WI高信号未被抑制。脑内多发结节病灶1例，增强扫描均匀性强化，瘤周水肿少见。
3 讨论
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是最少见的原发性非胶质细胞性颅内肿瘤，国内有作者报道占颅内肿瘤的0.3%～2%，占所有淋巴瘤的0.9%～2%，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报道近20年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发病率增长速度超过10倍［1］。主要发生在AIDS，器官移植后行免疫抑制治疗及先天性免疫缺陷者，但本组资料均无明确免疫缺陷病史，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在MRI上有较为典型的影像表现，MRI征象为T1WI呈低信号，T2WI呈等和稍高信号，信号多均匀，多位于幕上以基底节、丘脑、胼胝体等脑深部脑白质为主，DWI像呈高信号，瘤周水肿少，占位效应较轻，可沿软脑膜及室管膜播散，增强后明显均匀强化，大多为60岁老年人，男性多见。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与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在MRI影像表现有所不同，好发部位在额顶大脑凸面，主要表现为囊变、坏死和少量出血，其中以囊变坏死性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最为多见，大部分为瘤内囊变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囊变形成原因尚未完全清楚，多数学者认为瘤内型是由于肿瘤生长过快，过大，血液供应相对不足，瘤内缺血坏死或继发出血造成肿瘤组织坏死，坏死组织液化和瘤内血液转化成囊液，囊液内含蛋白呈高渗状态，使细胞内液体渗出囊腔体积进一步扩大［2］。 不典型性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合并出血可同时合并于囊变性脑膜瘤也可单独发生，多数临床症状较急，因出血的不同时期MRI影像而表现不一，急性期和亚急性期可见短T1长T2信号，瘤多数较大或短时间内生长迅速，由于肿瘤生长过快，瘤内有大量异常新生的血管，血管管壁较薄，可以导致血管破裂出血。多数出血发生于肿瘤内，但也可以破入到蛛网膜下腔和硬膜下。囊变的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术前常被误诊为胶质瘤［3］；多发结节性的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术前常被误诊为转移瘤；伴有少量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出血，易于高血压性脑出血和血管畸形等血管性疾病相混淆［4，5］；较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已经被神经外科和放射线科医生所认识，但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在术前诊断有一定困难，常常术前被误诊为胶质瘤、转移瘤等，作者通过着重分析8例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的临床和MRI表现特点归纳几点如下，①患者年龄较大，在55岁左右，病史较短，头痛、头晕及肢体症状较短时间内出现并逐渐加重。②男性多见。③肿瘤多较大，易发生于额顶叶大脑凸面，多以囊性变为为主，可合并少量出血和多发病灶。作者通过对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的MRI影像表现的分析，进一步提高了对不典型原发性中枢神经淋巴瘤认识。
参考文献
［1］ 斯考特，W，阿特拉斯主编，李坤成主译.中枢神经系统MRI诊断学：728-729.
［2］ 龚洪翰，肖香佐主编.颅脑病变CT与MRI对比临床应用：134-146.
［3］ Osborn，Blaser，Salzman著.艾林主译.脑部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248-252.
篇5
[关键词] citrin蛋白缺陷；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串联质谱
[中图分类号] R7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8（a）-0053-03
2001年，有学者在日本新生儿代谢筛查异常的肝内胆汁淤积患儿中发现SLC25A13基因突变，并命名为citrin蛋白缺陷导致的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neonatal intrahepatic chol estasis caused by citrin deficiency，NICCD）[1]。NICCD患儿临床表现主要为新生儿期肝内胆汁淤积、黄疸、纳差、体重增长缓慢，串联质谱分析可见特征性氨基酸异常[2-3]。部分患儿预后较好，多数患儿可自然或经饮食治疗后缓解，部分患儿发展为肝功能衰竭，需要早期肝移植[4]。另外，到成人期部分患儿发展为致命性的Ⅱ型瓜氨酸血症（adult onset type Ⅱ citrullinemia，CTLN2）[5]。为提高对本病的认识、诊断和治疗水平，本文收集本院10例NICCD患儿的资料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09年1月～2011年10月诊断、治疗并随访的NICCD患儿10例。其中，男5例， 女5例；就诊年龄1～3个月。所有患儿均为足月顺产，出生体重为2250～4000 g。NICCD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异常多样，目前尚缺乏成熟的临床或者生化诊断标准，本文以参考文献[6]诊断要点进行诊断。10例患儿均因黄疸、肝脏肿大、大便呈淡黄色、在外院疑诊为“婴儿肝炎综合征”或“胆道闭锁”而至本院就诊。生后1周～1个月出现黄疸，迁延不退并加重，食纳下降，生长发育迟缓。
1.2 方法
1.2.1 实验室检查 患儿入院后进行常规生化检查，包括肝功能、血糖、血乳酸、凝血酶原时间以及甲胎蛋白。
1.2.2 血串联质谱分析 患儿全血标本采集用干血滤纸片法，邮寄至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委托其进行检测。
1.2.3 病理检查 5例患儿进行了肝脏穿刺活检病理检查。
2 结果
2.1 生化检查结果
所有患儿均有严重肝内胆汁淤积，表现为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γ-谷氨酰转移酶和碱性磷酸酶等明显升高；谷草转氨酶仅轻度升高，谷丙转氨酶多正常；甲胎蛋白明显升高，总蛋白明显降低，8例清蛋白降低；5例患儿有不同程度的贫血；其他临床特征包括出血倾向、高氨血症和低血糖（表1）。
10 例患儿中，5例行基因分析检查发现携带有 SLC25A13 基因的致病突变。1例患儿于就诊时已合并颅内出血。
2.2 血串联质谱检查结果
10例患儿均有甲硫氨酸、酪氨酸、精氨酸及瓜氨酸显著增高，伴有多种长链酰基肉碱轻度升高。
2.3 肝脏病理学检查结果
5例行肝脏病理活检，结果显示大部分肝细胞呈空泡样变性，肝细胞内胆汁淤积，汇管区胆小管扩张，考虑肝组织重度脂肪变性（图1）。
2.4 治疗与转归
所有患儿均予以无乳糖配方奶粉喂养，并予以护肝利胆退黄治疗，补充维生素K1及其他脂溶性维生素等，有颅内出血患儿予以输新鲜冰冻血浆、降颅压、止痉等对症处理。1例患儿于就诊第3天死于小脑蚓部出血、脑疝，另1例患儿于2岁5个月时死于肝硬化。其余患儿均黄疸消退，随访至今，均出现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偏好。
3 讨论
NICCD是由于citrin蛋白缺陷导致的一类疾病，主要表现为肝内胆汁淤积症和黄疸，生长发育迟缓，纳差。本病在成人期则表现为高氨血症以及突发的意识障碍、精神错乱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目前有发现第3种临床表型，为citrin缺陷导致的生长发育落后和血脂异常[7]。
从代谢的角度研究发现citrin 缺陷可使细胞质中NADH/NAD增高，抑制糖酵解、糖异生，及UDP半乳糖差向异构酶、尿素合成途径，从而造成低血糖和高氨血症[7]。本研究发现，10例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高氨血症，并有1例存在严重的低血糖现象。citrin蛋白缺陷导致的NICCD临床表现多样，并有很多一过性表现，可表现为严重的肝内胆汁淤积、肝脂肪变性、高瓜氨酸血症、高酪氨酸血症、半乳糖血症、低蛋白血症、出血倾向以及酮症低血糖[3]。本文NICCD患儿多于生后1个月内发病，表现为生长发育迟缓、黄疸、肝脏肿大等症状，在外院多诊断“婴儿肝炎综合征”或“胆道闭锁”，查血可见生化指标的异常。10例患儿均出现胆红素升高以及γ -谷氨酰转移酶和碱性磷酸酶等明显升高，甲胎蛋白明显升高和血清总蛋白明显下降，1例患儿出现反复低血糖。3例行肝活检病理发现肝内胆汁淤积和肝脏脂肪变性表现。2例就诊时穿刺部位出血不止，其中1例合并小脑蚓部出血及脑疝，可能与胆汁淤积造成的维生素K吸收不良及肝功能受损有关。
NICCD临床结局多样，并非所有患者均预后良好。CTLN2是一种在较大儿童或成人期发病，以高氨血症和神经精神症状为主要表现的citrin缺陷临床表型，其预后大多不良，国外经验表明部分 CTLN2患者婴儿期出现过肝内胆汁淤积的表现，部分NICCD患儿在婴幼儿期即发展为严重肝硬化而需要接受肝脏移植，甚至因肝衰竭或合并严重感染而死亡，本文1例患儿于2岁5个月时死于肝硬化、肝衰竭。另外，2例患儿死于颅内出血、脑疝，其长兄于生后4个月不明原因死亡，尚存活1兄，生后3个月时有颅内出血病史。因此，对于本病要积极治疗，但预后评估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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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怀念母亲》一文就充分显示了季老对两位母亲的想念与眷恋，语言朴实，情感真挚。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情感，季老用摘录自己在哥廷根时记下的日记的方式，将自己在漫长的留学生涯中浓烈的怀念母亲和祖国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季老在异国他乡留学期间，每天对母亲的想念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日记不仅记录了季老“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的魂牵梦绕之情，也成为他倾诉感情的载体。通过几则短短的日记摘录，我们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季老诚挚的怀念母亲、热爱祖国的情怀，给读者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
从文中我们不仅能够读出季老对母亲炽热的情感，还能够感受到他良好的记日记的习惯。从学生时代开始，季老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的经历和情感在日记中得到了永恒。他这样表述日记的价值：“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以后看起来，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目，而且也可以发现我之所以成了现在的我的原因。”
其实，不仅季老有良好的记日记的习惯，很多名人大家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生前每天坚持写日记，不管工作和写作有多忙，二十余年的日记写作从未间断过。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坚持写了五十一年的日记，直至逝世前四天。他曾对来访者说：“这些作品的写作，全得益于平日的日记资料，否则，我不知道材料在哪里，要多费时费力才能写出作品啊！”他也曾告诫后生晚辈：“要多读多写多观察，特别要多写观察日记，这是写作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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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刘延东副总理讲话精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实现提高学生体质健康、运动技能和人格素养的总目标和总要求，提高校园足球普及水平，奠定中国足球发展的人才基础，我部决定在全国遴选建设一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以下简称特色学校）和校园足球试点县（区）。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通过特色学校及试点县（区）遴选，树立一批校园足球教育教学工作先进典型，推动广大中小学全面普及校园足球，不断丰富体育教学活动内容，进一步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推动学校加强体育师资和场地设施建设，确保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时间，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满足学生足球学习的需求。到2017年，计划遴选出2万所左右特色学校及30个左右试点县（区）。
二、范围和比例
面向各地及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进行遴选，按省域内中小学总数的6%～8%进行总量控制，分3个年度完成。今后每年可按省域内中小学校总量的2%、3%和1%的比例遴选推荐特色学校（含已有定点学校），及若干个试点县（区）。
三、遴选原则
1.统筹兼顾，合理匹配。特色学校遴选要统筹城乡、区域和学校类型，按高中、初中和小学1∶3∶6的基本比例合理匹配，适当向寄宿制学校和九年一贯制学校倾斜。要有利于区域联赛开展和校园足球的普及。
2.注重衔接，便于升学。遴选特色学校要按照就近入学的要求，充分考虑单校划片、多校划片现状，优先遴选片区内小升初对口直升学校；可向优质高中和具有招收特长生资格的学校倾斜，要有利于学生升学和长期习练足球。
3.立足长远，因地制宜。着眼于中长期发展，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注重引导，鼓励多元化，吸引和鼓励更多的学校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努力争创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4.做好存量，发展增量。要对区域内已有“校园足球定点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进行评估调整，并纳入遴选范畴，在建设好存量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遴选范围，培育种子学校，成熟一批，发展一批。
四、申报条件
1.特色学校：凡符合《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基本标准（试行）》（附件）条件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均可申报。
2.试点县（区）：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有校园足球发展规划，加强措施，完善制度，加大投入，广泛开展联赛，区域内60%以上的中小学能达到特色学校标准的县（区）均可申报。
五、遴选程序
特色学校和试点县（区）遴选程序由学校和县（区）自主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教育部综合认定三个阶段组成。
1.自主申报。凡达到基本条件的学校和县（区），按要求填写申报表，并将申报报告及相应支撑材料等（附电子版），经上一级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2.部门推荐。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基本标准要求和试点县（区）基本条件，组织专家组对本地申报学校和县（区）的申报报告及相应支撑材料进行审核，将达到标准要求的学校和县（区）列为遴选对象。在向社会公示的基础上，向教育部进行推荐。
3.综合认定。教育部在各地推荐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遴选，并结合相关工作进行实地抽查，经面向社会公示后，最终确定特色学校入选和试点县（区）名单，并予以公布。
篇8
几年来，我校一直致力于课堂教学改革，探索提炼适合我校教情、学情的课堂教学模式。今年在郑州市小语导航人许睿老师阅读教学新理念的引领下，我们逐步探索出了小学中高年级“四环四读”阅读教学课堂模式，以求在“以读代讲”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使课堂教学更加活而有序，活而有效。
“四环四读”的操作流程为：
四环：1.激趣导入；2.预览交流；3.品读感悟；4.指导习作。
四读：1.范读课文；2.通读课文；3.研读课文；4.品读课文。
【课型特色】
小学中高年级阅读教学的主要特色是教师通过巧妙的“以读代讲”，让学生凭借文本的语言，培养感受语言、理解语言、积累语言、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受到情感的熏陶，思想的启迪，享受审美情趣，丰富精神世界，进而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学习做人。
【设计依据】
1.理论：读书是语文学习的最好办法。教会孩子读书学习之法是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四环四读”教学模式遵循这一理念，倡导以读为法，培养学生自学、善思、悟读的能力，彰显语文学科特色。“四环四读”引导学生走进文本，细读文本，体味文本。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读，与文本、与作者、与自己的已有经验产生对话，进而建构新的知识经验，逐渐步入文学的殿堂。
2.课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的行为。自读、自悟是阅读的基础。阅读教学中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积累优美语言，享受审美情趣，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
3.教材：小学语文人教版中高年级阅读课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文质兼美，时代感强；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既便于学生学习语言，又能使学生在思想上得到启迪，在情感上受到熏陶感染。
4.学情：中高年级的学生，已经会认2000多个汉字，具备了一些朗读和习作的常识，已经具有初步地分析文章的表达方法，概括文章大意的能力；但学生还缺乏生活经验的积累，认知水平还停留在文字的表面，深刻理解文章内容有一定的难度。
【教学环节】
第一环节：激趣导入
在上课伊始，就创设一个让每个学生都感受到的、比较热烈的课堂气氛，使学生带着浓厚的情趣直接进入课文。
第二环节：预览交流
交流对作者的认识和文本的写作背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并节省了课堂教学时间。先入为主，事半功倍。
第三环节：品读感悟（此环节包含了四读的步骤）
一读：范读课文、带入情境
教师范读，激发学生兴趣，把学生带入课文的情境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为后面教学的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读：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在阅读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能力。通过读课文，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使学生从整体入手，把握全文。
三读：研读课文，理解内容
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读书、有倾向性地学习；在阅读理解中发现问题，并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四读：品读课文，感情升华
这一环节是教学的重点，教师要引导学生自主选择最感兴趣或感受最深的内容进行朗读，并引导学生采取多种形式反复诵读精彩段落。让学生在朗读感悟中提高语言的感受力，丰富语言的积累，受到情感的熏陶。
以上“四读”贯穿在第三环节品读感悟的整个流程，教师主要是引导学生通过范读、自由读、个人读、齐读、引读、合作读等形式，体会作品要表达的主题思想。
第四环节：指导习作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由读到悟到写，为学生创设了一个历练语言、宣泄情感的时空，实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进而引起学生心灵震撼，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怀念母亲》第一课时阅读教学课例
【学习目标】
1.正确读写本课“挚、寝”等8个生字以及“频来入梦、思潮起伏”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能准确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3.细读怀念生母的重点语句，能和同伴交流作者对生母的这种真挚的情感。
【目标检测】
1.通过课堂提问与同桌检查完成检测。
2.通过课堂交流与提问完成检测。
3.通过生生交流看法完成检测。
【学习过程】
第一环节：激趣导入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爱的母亲，你能用一两个词语来形容母亲在自己脑海中浮现的形象吗？
第二环节：预习交流
1.谈谈你对季羡林的了解。
2.读准多音字：奔丧、夹、趟。
3.易读错字：崇、仍。
4.字形易错：挚、寝、频、凄、斑―班。
第三环节：品读感悟
一读：范读课文、带入情境
教师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说说你脑海中浮现了什么景象？
二读：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指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读书方式读课文，说说读过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三读：研读课文，理解内容
默读课文，在文中画出怀念生母的句子，想想从中你体会到什么？
四读：品读课文，感情升华
1.请你再仔细读读课文，看看从哪些地方你看到了作者对母亲的愧疚之情？
（1）学生找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谈感受。
重点理解：①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
②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
③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
（2）随机补充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中的资料加深感受。
2.过渡，从文中哪些地方还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生母的怀念？
重点理解：频来入梦
3.读文中11月18日的日记和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中的补充资料体会作者情感。
第四环节：指导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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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怀念母亲》多媒体课堂教学
一、教材分析
课文结构分明，层次清晰。第一自然段，开门见山指出两位母亲在作者生命中同等重要的地位，为全文奠定了情感的基调，同时指出下文对两位母亲的描述，这为阐述自己对祖国母亲的爱铺垫了感情基调；然后，作者借助日记、散文摘抄的语段，描述了在漫漫的留学生涯中，将对两位母亲同样的敬意、相同的爱慕表达的酣畅淋漓，最后，作者呼应文章开头，说明为什么会有对两位母亲不变的情怀，使文章结构浑然一体。
二、教学思路及设计
这篇课文的中心句是“我对这两位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课文的字里行间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让人思潮澎湃，情绪跌宕起伏。可是对六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很难深入体会作者这份真挚的情感。我经过再三思考，多方查阅资料决定从三个角度寻找突破口：
1.抓关键词句，理解课文
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课堂上，我让学生们分成四人小组合作学习，找一找课文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我对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爱慕，这样较好地体现了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2.以读促讲，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在课堂上，我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读出自己不同的感彩。在理解作者对祖国母亲的怀念时，创设情景，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齐读、小组读、自读等方式，感受作者对祖国母亲崇高的敬意和不变的爱意。
3.补充资料，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在课堂上，随着学生的学习，我适时插入季老先生《赋得永久的悔》的几个片段，让学生明白作者对母亲的悔恨原因，并让学生反复地读，从读中体会到了作者因为无法尽孝而心存自责，愧疚之情。
运用多媒体，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提高文本感悟的有效性。
教学片断1：
幻灯片出示重点语句：
（1）不知道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我的祖国母亲，我是第一次离开她。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1>学生齐读这段话，说说“频来入梦”中“频”的意思？（点击课件，“频来入梦”四个字变为红色。）
（2）然而这凄凉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这句话中有一对反义词，它们是――
学生齐答，教师点击课件，“甜蜜”、“凄凉”变为红色。
【设计意图：以幻灯片出示重点语句，将学生的的有意注意集合在一个点，有助于学生对重点句子的理解和把握，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抓住句中的重点字，领悟作者对生身母亲和祖国母亲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爱慕。】
教学片断2：
透过这浓浓的怀念，季羡林老爷爷向我们传递的时百善孝为先的中华传统美德。时刻将母亲牵挂在心学者，已无法在生身母亲膝前尽孝。学成回国的他不停地工作，为祖国母亲争得了许多的荣誉。然而不幸的是：2009年季老永久地告别了我们，让我们带着对季老无限的敬仰之情，通过这首诗来缅怀他那颗至死不渝的中国心吧――
播放视频歌曲《我的中国心》
【设计意图：情到浓时，通过歌曲的播放，使学生的情感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使学生在歌曲的感染中深深体会到作者对祖国母亲那份崇高的敬意，正是因为他时刻不忘自己的祖国，才会有祖国母亲频来入梦。】
教学片断3：
总结全文：这样的思绪可以在日记中找到许多许多，这样的情怀在心中很浓很浓。让我们将作者对两位母亲崇高的敬意与不变的爱慕通过我们的朗读体现出来吧。
课件播放伴乐《爱之悲》。
【设计意图：文本解读的最佳途径就是读，只有多读，多想，读中想，想中读，才能做到对文本的深刻解读。通过读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通过文字的背后看到作者丰富的情感世界，读着读着，自己仿佛就是作者，达到与作者心灵的交融。】
三、课后反思
课前，我对本节课的教学是信心十足，充满了期待。因为这是我精心准备的一节课，课后我感觉课上学生配合很好，整个课堂显得很是流畅，几个预设的生成点都得以顺利的完成。感到遗憾的是课堂结束的时候拓展的时间太长，预设好的配乐朗读没有时间进行，自我感觉课堂不够完美，没有按着自己的设想进行到底。
四、教研室老师的点评
教研室的梁老师、宋老师、还有杜老师听了我的课，先将各位老师的评论摘录如下：
梁老师：这节课可以以“频来入梦”为契入点：为什么两位母亲会“频来入梦”？因为“我对这两位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从何体现呢？
宋老师：《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播放得太突然，学生的感情才刚刚被感染，就来大声地唱歌，这不但起不到激感的作用，反而会扰乱学生的思维。课堂中学生读得很多，但给人的感觉是泛泛而读，没有情感的注入，只为读而去读。
杜老师：整个课堂的基调感觉不是很好，拓展中统计学生为母亲洗脚的人数没有意义。
五、评课后的自我再反思
虽然各位老师对我的课评论的很是委婉，但我在此非常地感谢三位老师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听我的课，并耽误自己宝贵的时间对我的课进行了点评和指导。如果没有三位老师的点评，或许我会一直沉浸在自我满足的中，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教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三位老师正确而深入的点评才使我如梦方醒，一直以为自己最成功的地方却恰恰是最不成熟、最失败的。
结合三位老师的点评，我将自己的这节课又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反思，我的这节课的确非常失败：整个课堂看似热热闹闹，但缺少了统领全文的主线。
1.幻灯片中的重点语句以及重点字词设计的很好，但没有发挥它真正的作用，所有句子的体会都是我在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而他们自己却没有思考的空间。幻灯片它只是起一个引导学生思考的指示灯的作用，不应成为教师用于讲解、统领学生、驾于课堂的工具。
2.本课教学中，一曲《我的中国心》本应可以激起学生与作者情感的共鸣，没想到所起到的却是反作用。那么何时播放呢？宋老师建议说，应在学生理解歌词以后再让他们去听，这样有一个情感的缓冲，教师要注意学生的感情变化，不失时机地运用多媒体，创设一个最适宜产生情感共鸣的环境，培养和激发学生的情感。
篇10
【关键词】Cina；支那；秦；丝；成都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71-11
世界诸国称中国名号者甚多，然最广泛者当为支那（china），记支那名号最早出者为印度古文献《摩诃婆罗多》第二篇《大会篇》二十三章十九颂之“Cina”及《罗摩衍那》第四十二章十二节之“Cina”，两者皆指称中国。佛经中亦有“Cina”，汉译佛经音译为“支那”，亦有“震旦”、“振旦”、“真丹”、“真旦”、“至那”、“脂那”、“振那”等异译。此为中西交通史家探讨之热点，但“Cina”到底指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是中国的朝代称名还是地区称名，其原音为何，为什么古印度以“Cina”指称中国，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学者们意见颇有分歧，莫衷一是，现归陈如次。
一、1655年前佛经时代之研究
西晋前佛经往往采用意译，译印度Cina多为“秦”、“汉”、“晋”等。东晋后之译经者，多采音译为“震旦”、“振旦”、“真丹”、“真旦”、“支那”、“至那”、“脂那”等。
其一，Cina为秦说。西晋竺法护（约3-4世纪）所译《普曜经》记有六十四种异书，第二十种为“秦书”，其梵文为“Cinalipi”。但唐地婆诃罗译此经为《方广大庄严经》，译“Cinalipi”为“支那书”，显系音译。《高僧传》亦载：“既见猛至，乃问秦地有大乘学不。”“秦地”出自印度僧人之口，或为梵文Cina之音译。玄奘《大唐西域记》载有玄奘与戒日王的一段对话：“王日：‘大唐国在何方……’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戒日王还谈到昔日秦国天子“早怀远略，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故从前后文意揣测，此处玄奘所谓前王似当指“秦”。
其二，Cina为汉说。鸠摩罗什所译《大庄严论经》载：“我昔日曾闻汉地王子眼中生瞙”，此当译梵文Cina为“汉”。
其三，Cina音译为支那等。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云：“东国总言脂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此盖取声。”据彭海《汉语佛经中华夏国称的两大音系——“震旦”与“脂那”》一文介绍，佛经中Cina之翻译有胡语和梵语之不同体系。先有胡语之“震旦”，东晋帛尸黎密多罗所译《佛说灌顶经》载：“阎浮界内有震旦国”，之后有梁僧宝集《经律异相》译作“振旦”，此外，尚有“真丹”、“真旦”等。后有梵语之“支那”，高齐由北天竺来华的那连提耶舍《法护长者经》译作“脂那”，之后印度来华的达磨笈多译作“支那”，此外，尚有“止那”、“至那”、“振那”等，不一而足，但以“支那”使用最多。据彭海此文，印度Cina之译词“脂那”、“至那”、“支那”比粟特语之Snystn、cnyrtn译词“振旦”、“真旦”、“震旦”使用要迟。
其四，支那无义。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
其五，“支那”为意译之“思维发达、文物昌盛、华言巧黠之国”。唐僧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云：“支那，亦日真丹，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宋僧法云《翻译名义集》云：“脂那……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苏曼殊1909年5月20日致刘三书信云：“近证得‘支那’一语确非‘秦’字转音……及今读印度古诗《摩诃婆罗多》元文，始知当时已有‘支那’之名……考婆罗多朝在西纪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而西人所考，多所差舛。今新学人咸谓‘支那’乃‘秦’字转音，实非也。”今人黄兴涛亦认为“支那”一词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以今之眼光审辨，此说似多有附会。
二、从卫匡国到伯希和
明清之际，西方来华传教士卫匡国首倡秦说，自伯希和唱和之后，此说风行一世，前前后后围绕此说展开争论，拥护者甚众，批驳者亦多。
其一，Cina为“秦”之音译。1615年，金尼阁神父整理利玛窦日记遗稿，译为拉丁文刊布，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认为：“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今天交趾人和暹罗人都称它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日本人称它为唐，鞑靼人称它为汉，而生活在更西边的撒拉逊人（Saracen）则称之为Cathay。”利玛窦没有说明“Cin”即为“秦”，但从后文之“唐”、“汉”揣测，交趾人和暹罗人所称“Cin”似为“秦”。明清之际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于1655年出版《中国新图志》（又译《中国新地图集》），在释名中第一个正式把“支那”（sina）称为“秦”。清末薛福成于《出使四国日记》主张Cina为秦之音译：“欧洲各国，英谓中国人日‘采宜斯’，法谓中国人曰‘细纳爱’。其称中国之名，英人曰‘采衣纳’；法人曰‘细纳’，又曰‘兴’；义人曰‘期纳’；德人曰‘赫依纳’；蜡丁之音曰‘西奈’。问其何所取义，则皆‘秦’字之译音也。‘西奈’之转音为‘支那’。日本之称中国为支那出自佛经，盖梵音又实与西音相通者……揆厥由来，始皇迫逐匈奴，余威震于殊俗。匈奴逐水草而居，其流徙极远者，往往至欧洲北境；今俄、奥、日耳曼、土耳其诸国，未必无，匈奴遗种。匈奴畏秦而永指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竞沿其称而称之也。”葛方文《中国名称考》亦认为，法国、英国、意大利称中国为“支那”，其名称来源同出于Chin和Thin之声转，再加“a”，“a”者，国土之义，犹言秦国。古代印度和罗马人，均称中国为“Cina”、“Thin”和“Sinae”，皆“秦”的外文对音。清末文廷式《纯常子枝语》亦主张“秦”音之说，但他却认为此秦非赢秦，而为姚秦：“今欧罗巴人称中国为氊拿，或为占泥，皆支那之转音，近时言译语者以支那当为秦字之合音。中国惟秦威烈最盛，故西人至今以称中土。余则谓若作秦音，正当是姚秦之秦，非始皇也。姚秦译经最多，天竺人以支那译其国名，西洋又从印度译之，故展转不可知耳。”
其二，Cina为“秦”之梵语音译。利、卫之说实为Cina语源为“秦”之梵语音译之肇端。鲍梯（M.Pauthier）追根溯源，进一步申张利、卫之说，鲍氏认为“支那”称名源于梵语，梵语“支那”由中国古代秦国而来，秦国于公元前1000年时，已建国于陕西。英国贾儿斯赞成此说，谓古代印度、波斯及其他亚洲诸国所用之“Sin”、“chin”，皆因秦而成，今China末尾之a字，则由葡萄牙人所加。1894年，黄庆澄《东游日记》记日：“……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日‘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日本高桑驹吉1912年发表《中国文化史》也认为：“支那一名，原为外国人所呼的名称，固非中国人自加之名。寻绎这名称的起源，却有种种异说，难于决定。但最通行的一说，以为或者是秦始皇帝威势振于四境，其附近的人民称其地日秦（Chin），后遂转讹而为支那（China），乃由海陆两方面传于印度、中央亚细亚、波斯、西亚细亚以至欧罗巴，复经佛教徒之手而人中国本国。”1911年，德国雅各比（Herman Jacobi）著文（《从考铁利亚中所见的文化及语言文学史料》，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术报告汇刊》1911年第44期）反驳此说，谓公元前300余年，印度梅陀罗笈多王时期，其臣考铁利亚（Kautiliya）《政论》一书中载有“Cina”产丝，秦朝开始于公元前247年，而《政论》成书于公元前300余年，故支那不可能为秦。1912年法国伯希和撰文《支那名称之起源》，驳雅各比之论，力主秦说。伯氏主张有四：（一）《政论》成书年代不确，不能以之否定支那起源于秦。（二）汉时匈奴人仍称中国人为秦人。《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汉书·李广利传》记秦人为汉人。《汉书·匈奴传》载“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书·西域传》载“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三）《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为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四）《穆天子传》所言旅行中亚之人是公元前7世纪之秦穆公。美国劳费尔对伯氏之说先存异议，后又以语音学补充伯氏秦说，劳氏认为，中国在印度语、伊朗语和希腊语里的名称出于一个共同的来源，这个名字或许可以到中国国内去找，伯希和所举汉朝中国人在中亚被称为“秦人’并不足以证明cina、cen等外国名字都是根据这个“秦”字，伯希和没法从语音上证明这种转生语的可能性。“秦”字古音是当头带有齿音或颚音的din、dzin、dzin（iin）、dz口pin，汉语当头的dz音到了伊朗语里成了无声颚音c是可能的，且合乎语音规律。一方面是语音上的一致，另一方面是梵语、伊朗语、希腊语里对中国的称法相同，因此“秦”字语源有其合理性。伯希和为西方极具影响之汉学家，自伯氏之后，中西方学者大多赞成此说，诸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和中国权威辞书《辞海》等皆采此说。
张星娘力赞秦说，其论据有四：（一）雅各比和贾儿斯皆不知秦之建国始于公元前700余年之周平王时代，至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秦已强大，称霸西戎，早于印度《政论》约350年。西戎边界，可达今喀什噶尔、帕米尔高原，则秦名传于印度不难。汉以前之交通可由沙漠北道经哈密、吐鲁蕃、阿克苏、喀什噶尔至西方，即使秦穆公时秦之势力未及帕米尔高原，仅至安西敦煌附近，秦之威名由商贩而传至印度、中亚也极为容易。（二）秦惠文王（公元前338即位）灭巴蜀，其时在印度考铁利亚《政论》成书之前。《史记·大宛列传》所载蜀身毒道以及《汉书·西南夷传》所记中原与云南昆明滇越之交通，皆可证明从古即有商道至西南，可以接触印度商贾。秦国在先而甚长久，其名已成商贾口中习惯，不易改变，且汉初武帝之前，为时甚短，诸帝皆不勤远略，以守成为务，故秦之名由巴蜀、滇越而传至印度。（三）公元前177年，匈奴击败月氏，驱之西迁。大月氏自甘肃西徙时，汉朝不知之，而月氏亦不知有汉。秦自穆公时，月氏所居之地已臣属于秦，西徙之时必以为中国皇帝仍为秦之后裔。西方康居国（Sogdia）等称中国为秦斯坦（cynstn）以及希腊人、罗马人之秦国（Thin）、秦尼国（sinae），皆自月氏得之。春秋战国时，秦与西方交通极繁，至汉初乃完全断绝，至汉武，乃重兴交通。（四）据《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人及匈奴人在汉武帝时仍称中国人为秦人，中亚各地在汉初皆隶属匈奴，中亚土人称呼中国皆来自匈奴人之口。向达《中西交通史》亦主印度最古《摩奴法典》和《摩诃婆罗多》所载“Cina”因“秦”得声，但向氏认为希腊古书中提到东方出产丝绸的赛里斯（Serice）乃是丝国之意。方豪《中西交通史》探讨《支那名称之起源》似亦赞同伯氏所论。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亦支持秦说。饶氏认为，司马错灭蜀，在秦惠王时，是时蜀已归安，故蜀产之布，被目为秦布，得以Cinapat称之。季羡林亦赞成此说：“《摩诃婆罗多》，这一部史诗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中国（Cina）……我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中外学者，比较同意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意见，他认为这个字来自中国的‘秦’字，但是，比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间要早一些，总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293杨鹏《诬蔑与辩证：“支那”称谓之源流考论》一文认为季羡林主张“Cina”为丝说，似误。
韩振华《支那名称起源考释》力驳伯氏之论，认为Cina在唐时为Ci-na，不作Cin-na，而“秦”为N收声的阳声，又对伯氏所举证据作一一辩驳：（一）大秦为译音，并非译意，不能据此认为中国自称为秦。（二）《大方广大庄严经》有3世纪月氏竺法护译本《普耀经》，其中有“秦书”、“大秦书”之称，而唐时天竺地婆诃罗重译此经时改为“支那书”、“叶半尼书”，可见前者之译已不见重于唐世。而大秦一名始见于《魏略》，不能以后见国名附会于佛陀在世时的国名，所以竺法护译支那为秦实有未是。（三）匈奴人及日本人称中国人为秦人不能超过秦始皇以前百年，与《政论》Cina之名无关。（四）对于《穆天子传》之穆天子即秦穆公之说，世人也多表怀疑，因此不能引用秦穆公西征事以作秦国国名远播西方之凭据。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亦反对秦说，他认为，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政事论》以及古波斯弗尔瓦丁神赞美诗和《旧约·以赛亚书》中有关“支那”的记载皆早于统一的秦王朝。先秦背景下的秦国，除了后来的百年内外，并没有显著的文治武功，从而也没能对四邻发挥长久影响，加之月氏、匈奴的遮阻，那种认为因秦之影响远传域外而产生“支那”名号的意见，只是揣测之词。匈奴称“秦”和印度称“支那”各有根源，不能混为一谈。汶江、林剑鸣和陈得芝皆著文反对苏仲湘，申张秦说。李志敏《支那名号原音证》亦反对秦说，他认为，秦说论者提出月氏、匈奴、丝货商人传报秦国之名于印度，但月氏和匈奴进入西域的时代较梵文典籍记述丝绸运销印度的时代迟了大约一个半世纪，而且截止现在还找不到月氏匈奴传报秦名的文字记载和其他较为可靠的线索。公元前4世纪之《政事论》虽有Cina一词，但其是以复合词的形式出现，Cina是丝之名物词，而不指中国专名支那。佛经所载“震旦”应指雪山（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与“秦”无关，《大唐西域记》等典籍之“至那”为新疆喀什噶尔一带。李志敏于《“支那”名号起源时代考——再谈古疏勒支那地名》一文又特别重申早在公元前2世纪古中国之外即已存在“支那”地名，支那原为雪山以北包括于阗、蒲犁和古疏勒一带诸种之名，普林尼《自然史》之“赛里斯”与梅拉所述之“赛里斯”以及阿奴比由斯《驳异教者论》之“赛里斯”当同指中亚前部一带，并不等同与中国的“赛里斯”，“赛里斯”之为中国名号，不会早于公元4-5世纪。此外，李志敏还撰文《“支那”名号涵义及指谓问题》，进一步证明“支那”（秦）地名广泛分布于自中国至地中海沿岸的“丝绸之路”主干线及支线上，是许多地方的泛指称名。从中国中原直至非洲埃塞俄比亚皆有“赛里斯”之名，此与“支那”（秦）属于同名之异呼，从而可知梵文“支那”（秦）与“赛里斯国”的“丝绸之国”涵义相同。李氏三文所论，旨在澄清“支那”名号起源、原始涵义及指谓诸问题，批驳秦说，为自己所主之“丝说”申说论证。此外，朱文通《历史文献学的考察视角：“支那”词义的演变轨迹》亦反对秦说。
其三，支那为瓷器。1898年9月，翰林院编修徐琪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谓：“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日支那，支那者，瓷器之谓也。”
三、鲍梯之后的诸多异说
自鲍梯重申卫匡国秦说，伯希和极力倡之，后世有关“Cina”语源的研究皆紧紧围绕秦说展开或赞成或反对的争论。赞成者努力寻求新的证据支持秦说，已见前述。反对者亦力辟蹊径，另立新说，现陈述如下：
其一，Cina为越南“日南”之对音。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认为西汉时，中国与外国海上交通，悉经日南郡（Jih-nan），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之使者，由日南登岸而至长安，可见日南为繁盛之港。故支那为日南之原音。英国玉尔赞成此说。英国贾儿斯反对此说。法国拉克伯里亦反对其说，所据理由如下：（一）汉时日南郡不在今越南东京，而远在其南。（二）古代日南二字之读音，当如尼脱南姆（Nit-nam），不应拼作Jih-nan。今越南人读日南为诺南姆（Nhut-ham），广东人读如押南姆（Yat-nam），故日南之说，毫无根据。方汉文亦反驳此说，方氏认为日南为罗马人来华通道，罗马皇帝遣使来华之举之前当已知道中国。且日南地方甚小，不可能成为丝绸产地代表。
其二，Cina为滇国之转音。法国拉克伯里（Lacouperie）认为，公元前中国与西、南两方诸国之贸易，皆为古滇国独揽。张骞言天竺国商人至中国贩运蜀物往大夏交易，印度至四川，必经云南滇国。又滇国海上交通，当由红河而至交5止国，交5止即托雷美（Ptolemy）《地理书》之喀第喀拉港。西方诸国盛传之Chin、Sin、Sinae、Thinae，皆由滇国转音而来。英国贾儿斯谓拉氏之说为臆想之辞，毫无根据。张星娘亦认为拉氏之说，与中国史书所载滇国，全不合也。
其三，支那为梵文边地之意。烈维（SilvainLevi）认为古代印度之支那实指雪山以北的地域，而非指中国。1904年发行的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年商务印书馆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认为：“种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则至难定，今人相率称日支那。案支那之称，出于印度，其义犹边地也。”冯承钧《西域地名》“Cina”条谓：“支那，一作脂那，一作至那，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
其四，Cina原字为“羌”。杨宪益《释支那》批驳伯希和秦说主张，认为古代中国西部高原的种族通称为羌，后分为秦、荆、滇三大国，伯希和所举《大宛列传》之秦人当为西域羌种，秦、羌本一字，故汉代或称羌人为秦人。故古代印度之“支那”原字为“羌”，与秦朝无关。又脱烈美《地志》里的Seres与Sinae当为蜀国与滇国。
其五，丝国说。何建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认为：“中国为世界之古国，又系大国，故其国名，早已传闻于西域诸国间……汉与身毒及安息间之交通，自不待言，即如远西之犛轩（大秦）亦已启其端矣。于是似指中国北部之地名Serica，及似指华北首都——或即长安——之地名sera（Metropolis）等，乃发现于希腊与罗马之著录。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认为，印度懦胝里耶（Kautiliya）《治国安邦术》载有“Cinapatta”，“Cinapat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Cina，就是‘脂那’、‘支那’；另一个是patta，意思是‘带’、‘条’。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中国的成捆的丝’。这个字本身已经把丝的产地告诉我们了。”季先生认为Cina有丝之意，但似乎并没有说Cina即为丝国之转音。赵永复《丝绸之路一汉唐时期中西陆路交通》认为，古代西方称中国为“赛里斯”，它从希腊文“赛尔”而来。“赛尔”即蚕丝，因蚕丝出于中国，故把中国称为赛里斯。李志敏《支那名号原音证》认为，梵文Cina原音为汉语“丝”字，人们误译为“中国”。英语Silk、意大利语Serica、俄语Solk、新波斯语Sarah及阿拉伯语Sarak等语词（丝）之语源皆出自梵文Cina。古罗马学者托勒玫（Ptolemaeus）之《地理指南》有“赛里国（Serice）记”和“秦尼国（Sinae）记”，此当为梵文Cina之音译。古希腊人谓蚕日Ser，谓中国EISerice（赛里斯），意为“丝国”，由此反证Cina（支那）原来涵义亦当为“丝国”。李志敏于《“支那”名号涵义及指谓问题》一文再次重申上述观点，此外，李氏还认为，上古汉语对丝绸另有“缯”称，缯上古音为蒸韵从纽，此为另一些外语中通名“丝绸”的呼名，后来则为专名“秦”或“秦尼”之渊源引。韩振华《支那名称起源考释》认为，古今国名，多用其地特产之名以称之。甲骨文即见“丝”字，中国最早以产丝著称于世，故诸如公元前400年前之希腊文《克特西亚》（Ctesias）述及“Seres”等文献记载，意当为“丝”国。丝之古音日si或Ci，传至中亚，因鞑靼语转译，丝之单数变为Sir或Cir，复数变为Sin或Cin，嗣后辗转传至印度，另加“a”为收声，遂成Sina或Cina。方汉文《关于“支那”名称的来源》认为中国古代称名“支那”即为古希腊人所说的“赛里斯”，但由于中国与希腊之间没有直接商贸关系，从“赛里斯”到“支那”，经过叙利亚语、东伊朗语、梵语等古代语言转译的影响，转译不同，即形成对中国指称的不同读音。但所有名称皆起源于中国的“丝”，语辞意义当为“丝国”。其证据有四：（一）中国丝绸远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就传到印度，随后到中东与希腊罗马，随之出现中国称名，此在秦建国之前。（二）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3世纪的《政治论》都远在秦国或秦朝之前，且《摩诃婆罗多》同时还提及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基拉塔斯（Kiratas）民族，古代印度人最早是通过东方路线接触中国，所以支那称名不会从西方传人印度。（三）根据公元2世纪罗马人包撒尼雅斯（Pausanias）《希腊志》及《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的记载，希腊文献中“Seres”（赛里斯），意为中国人，其起于蚕与丝的本意。（四）古希伯来文所记《圣经·旧约》之《以赛亚篇》有“Sininm”（支那），《以赛亚》成书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早于中国秦朝的建立，亦可证明支那不可能为秦之重要证据。Sininm其第一个音节“赛”同希腊文，第二个音节“那”同梵文，希伯来文所记可能为梵文向希腊文的过渡。中国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Zhinastan”（支那斯坦），基本同于希腊文拉丁文之读音。故最早中国称名来自梵文（Cina）和希伯来文（sininm），皆以“丝”之发音称呼中国，这两种语言转译到希腊文与拉丁文，形成赛里斯（Seres）之名。叙利亚文受波斯文影响，古波斯人用伊朗语，伊朗语没有送气浊辅音，发生s-zh音转，此为“zhin”、“chin”读音来源，后人附会为秦国之“秦”。
其六，支那本音为“荆”。丁山《论支那即荆蛮对音》认为，蜀印交通，后于楚印，且荆楚未尝不产丝，楚在宗周及春秋初期文献中多称为荆，或日蛮荆，或日荆蛮，均因缘其所居荆山为名也。荆，今音Kiang，似与Tieg（支）音甚远。然谐（支声）之字，若伎、妓、技、蚊等今则多有g‘ieg音。g‘与Ki声类极近；是以支那之“支”，自得谓即“荆”之音转。荆蛮之蛮，今音Man，似与nan声甚远，但在古代语言上m、n二纽，亦常互转，则印度人所谓支那（Cina），即荆蛮（Kiang-man）之对音。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认为，荆自殷商早期至为秦所灭，历史绵长，国势隆盛，威名彪炳，地广人众，民族繁多，此外，荆农商阜盛，技术发达，政治、经济、文化皆有巨大成就，凡此种种，皆不是秦国所能颉颃，故域外广泛传闻之“支那”，与秦并无关系，而是因荆而生。从中国南部通往印度的交通路线当早于北方丝路，早期域外大国有关中国的知识，大体皆是印度再传。《罗摩衍那》所载“支那”和“外支那”，按其本意即是以南部中国为对象的“荆”和“外荆”。托勒米《地理》所记赛里亚国和西纳国（秦尼）皆是印度传出后的派生孳长。此外，“荆”为颚音，“秦”为齿音，“荆”音更接近“支那”本音。苏文一出，汶江旋即撰文《“支那”一词起源质疑》反驳，汶江着眼于苏文所列文献和史实进行一一驳斥。汶江认为《罗摩衍那》之“支那”在兴都库什山以北，说明当时印度人是通过大月氏人、大夏人、塞人等西域民族而知道中国，苏文所提其他印度古籍《摩诃婆罗多》和《政事论》皆不能支持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中印已有直接交通的论据。此外，甲骨文有“楚”无“荆”，晚出之“荆”为轻蔑称呼，楚人从不自称为荆，如因尊重楚国威望，理当称楚，断不会以“荆”称之。汶江认为四川与印度间交通上限在公元前3世纪末，秦统治下的四川商人带到印度去的中国名号，只能是“秦”。林剑鸣《“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亦力驳苏文“荆是通用名号，楚是别名”之说，认为楚才是正式称谓，荆乃别名。陈得芝《从“支那”名称来源诸“新说”谈起——关于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问题》着眼于“支那”语音亦著文力驳苏氏之说，“荆”，《广韵》为见母庚韵开口三等字，读kieη，古音和今音不同，梵文ca辅音和Ka辅音发音部位和方法不同，故梵文Cina不可能和“荆”字古音相对。而“秦”字，《广韵》为从母真韵开口三等字，读dzien，与梵文Cina正成对音。郑张尚芳《古译名勘原辨讹五例》先申说Cina初应对晋后，又说南方民族如毛南语称汉人为cin、黔东苗语之Cen，则c与见母对应，Cina又可能指“荆”。
其七，Cina本源于成都。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首先对伯希和、张星烺和饶宗颐等主张“秦说”的证据作了一一辩驳。段渝认为，懦胝里耶《政事论》当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故伯希和把公元前222年建立的秦朝当作公元前4世纪已见于印度的支那之本源，不能成立，此外，伯氏所举《汉书》《史记》，有关西域“秦人”的史料皆不可靠。张星烺所主“秦国说”出于逻辑演绎，不足置信，饶宗颐“支那为秦之蜀地说”所举秦灭蜀得蜀丝而有秦丝之称，秦丝西传印度被称为“Cinapatta”与《政事论》年代不符，“Cina”不为秦之蜀地。段渝认为，苏仲湘“巴蜀是荆的外府”并无事实根据，“庄蹁王滇”亦只是《史记》笔误，楚、印交通亦晚于蜀、印，故“支那为荆说”不能成立。大量史实证明，至少在公元前13、14世纪之商代中晚期，蜀人便通过牦牛道和五尺道经南中进入缅印，与印度进行商业贸易交流，延至支那名称初见于印度载籍之时，其间之交往关系已存在千年之久。印度最早认识的中国即应为蜀，Cinapatta为成都丝，Cina即为成（都）之对音。按南方语音特征，“成”先秦音为齿音、前鼻音，归真部从纽，其读音与“秦”相若。据劳费尔所举各种有关支那语例，可证诸种语言里支那一词之相对字皆从梵语Cina转生而去，亦可证明丝绸从蜀播至印度再至中亚、西亚及地中海的历史事实。
其八，支那为齐。温翠芳《“支那”为“齐”考述》以《尚书·禹贡》所记兖州、青州、徐州产丝为证，认为上古时代，山东地区当为主要产丝地。自姜太公封齐到春秋战国，齐地蚕桑丝织皆隆盛。此外，考古实物证明早期中印间通过海上贸易而往来，齐地有着发达的海上交通，中国典籍所载齐、燕之人渡海寻求不死仙药之来源为印度《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与印度发生商业、文化联系的正是滨海的齐国。“齐”字古音为Ci，
“南”字古音为na，“Cina”原音当为“齐南”，即为兖州、徐州在内的齐国南部产丝重地。
其九，Cina古译出自“周”或“姬”。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考察了早期印度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沈氏认为，《山海经·大荒西经》成书年代与公元前5世纪佛陀时代相当，这个时代就有云南一带移民和商人将中国称号传至印度，此时为周朝，而不是秦穆公时代。卫匡国等耶稣会士由后起的拉丁文读音秦尼（Sinae，Thinae）附会中古波斯语和印度梵语之中国称呼，导致“秦”或“秦尼”误说，对照周代以来汉族在新疆的发展历史，Cina之古译出自“周”或“姬”。不但如此，公元前5世纪费尔瓦丁神颂辞之Cini及古波斯文之Cinistan，玄奘译为“支那”，应译“支尼”，为移居新疆和阗、叶尔羌、塔什库尔干等地周室后裔，即“周”国或“姬”国之对音。
其十，苗语说。石宗仁《中国名称“支那”之谜与苗族——世界著名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与（中国苗族古歌）传递的信息》一文，基于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成果，置产生“支那”一词之历史时地于先楚之三苗、楚之荆蛮以及后来聚居五溪流域之苗族，结合中国长江流域古代稻作文化遗存与荆楚母语文化，举出23例苗语地名，认为吉（纪、己、棋、荆）在苗语冠词系列地名里，没有具体含义，只与其后的中心词素组合，方构成“或宽”、“或大”、“或好”、“或平坦”、“或重要”之含义，“支那”（实为吉那、纪南、子腊）与“荆楚”（吉楚）不是汉语名称，而是中国最早经印度传播于亚欧大陆的三苗、荆蛮的母语——苗语之地域名称。“支那”其苗语含义是“好水田的地方”，“荆楚”其苗语含义是“宽广的田野”，稻作文明是这些语词的中心内涵。石宗仁《荆楚与支那》一书亦重申此观点k66）。此外，黄中模主编《中国三峡文化史》、田夫《探索“支那”神秘语义的通道》引亦赞同此说。
其十一，Cina为古傣语“铜钱城”的梵语音译。徐作生《“支那”源于古傣语考——从蜀身毒道诸种因素论梵语Cina的由来》以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的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为背景，通过亲身勘访滇西4000多公里古道，从民族、文物、语言、风俗、地理及交通等多重角度，对“支那”词源进行破译。徐氏认为傣族是蜀身毒道上最早的文化传播者，位于缅甸北部密支那（myitkyi：na，《新唐书》谓丽水城）之东100公里处小城支那（kyi：na，铜钱城），是百越乘象国时期连接滇、缅、印商道的中外贸易中转站，这座小城逐渐成为华夏九州之代称，即为梵语Cina之语源。因地震、泥石流等灾害，其城已被历史湮没，其遗址在云南省盈江县盏西区。
其十二，CinaN长安音译。王平文《“支那”一词的来源及其演变过程》认为，西方国家一般用一国之首都来象征表示这个国家，用唐都长安代表中国，用音而不用意。王平文《从语音学、音韵学角度再说“支那”的源流》进一步认为，支那产生于公元9世纪唐朝前期，“长”有Chang和Zhang两种读音，读成支那的是根据沿海地区的吴音，读China的是根据首都的发音。
其十三，Cina初应对晋。郑张尚芳《古译名勘原辨讹五例·Cina初应对晋》认为，秦之建国远晚于晋，且历年过于短暂，秦之先人对胡狄的影响不逮三晋。秦之古音zin>dzin，古代汉语为浊音，直至近代汉语方始变清音，缅文Cin’或Cina’、梵文Cina、希腊Thinae、拉丁Sinae、英法Chin-等外语大都不缺浊母，但对译“秦”字，全都作清音而无一作浊音。古印度语文献早于秦代就称中国为Cina，汉译佛经译之为“脂那、支那、至那”，又或称Cinisthana，汉译“震旦、振旦、真丹”，其词根Cin都回译为章母字“震振真”或“脂支至”等，明显皆为清音。最初印度及西方人，皆通过中亚从北方草原的胡人处得知中国，草原民族南下最初所遇应为周成王时分封之晋（’Sin>tsin）。
四、梵文Cina之语源当为成都
人类对发明创造的热衷和推崇自古而然，丝绸为中国极为古老的发明，中国的丝绸传播域外，域外以此伟大发明代称中国，这当为早期人类之通例。人类生存法则决定，人们往往向往能给自己生活带来改变的发明，丝绸改变了人类的服饰风尚，爱屋及乌，人们对丝绸原产地名自然亦会推崇而神往。以此而论，以丝绸为着眼点考察“Cina”之语源者（见前其五、其六、其七、其八）似最符合早期人类经济文化交流之面貌。在“丝说”背景下，学者们联系先秦主要产丝地，又提出支那为“荆”说、“成都”说、“齐”说。综合蚕桑养殖起源、丝织产业及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文献和考古实物观之，“成都”一说似最为合理。
稽之文献与考古，蜀印交通至少在公元前13、14世纪商代中晚期，即有频繁交流，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一文之述备矣，且段渝还举出“Cina”为“成都”之对音也有语言学上的证据。段渝从交通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对Cina语源已有充分论证，烦请读者检索，兹不再重复。
目前，多数学者大体认同梵文“Cina”之词根“Ci”当与“丝”为同源，季羡林还主张“Cina”即为产丝之地。Cina既与产丝之地有关，那么，这个盛产丝绸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结合段渝所论，如果我们能证明古蜀蚕桑业起源甚早，且蜀丝在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及《政事论》成书时代即已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销印度，那么，“成都”一说将有更为充实的立论依据。
《文选·蜀都赋》注引扬雄《蜀王本纪》日：“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任乃强《蚕丛考》日：“窃疑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饲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蜗娟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语音作丛之入声。疑即蚕丛语变也。”《说文》谓“蜀，葵中蚕也。”又据任氏此文考证，“蜀”之为字，系古人专为原蚕（野蚕）制造，盖即原蚕之本称，后世人工改良蚕种，则新造“蚕”字以相区别。野蚕性不群聚，故“蜀”亦引申为“独”（獨），以此揆之，早在开明氏前甚古时代，蚕丛氏即已创始发明了蚕桑技术，改良独居之野蚕，使之丛聚而生，故日“蚕丛氏”。蚕丛氏所居之地岷江河谷地带，至今犹多野蚕，此其证也。前蜀冯鑑《续事始·蜀蚕市》条引《仙传拾遗》曰：“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每年春置蚕市也。”冯鑑所言甚是，古蜀之先民追根溯祖，认发明了家蚕养殖的蚕丛氏为氏族部落之先。也即是，蚕丛氏为古蜀文化始祖，这个氏族即是靠饲养家蚕而闻名于世的。蚕丛部落沿岷江一路南移，鱼凫田湔山，杜宇治郫邑，“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据《华阳国志》所载，开明王二世卢帝开疆拓土，征伐激烈，成为一方霸主。约公元前400年前后，开明九世移都成都，中原正为战国时期，与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3世纪的《政治论》所记“Cina”时代也正契合，两相印证，若合符节。
大凉山地区有一支“布良米”藏族，意为吃蚕虫的人，吃蛹之外，他们亦抽丝织绸。甘洛藏族有称“耳苏”者，同样以吃蛹为主，另外亦打线织绸，此一地区之藏族与蚕丛氏皆为氐羌别支，此当为蚕丛氏部落之遗风。
养蚕为古蜀人所创，于《史记·五帝本纪》亦有印证：“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783《路史》卷十四《后纪五》曰：“黄帝……元妃西陵氏日像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此西陵当指陇西岷山一带，正与蚕丛氏所居之地吻合，桑蚕发源于岷江流域于史有征。此外，蜀地大量有关蚕桑的神话传说也能为此提供佐证。《蜀图经》记有蜀女化蚕为蚕之始，是为蚕女马头娘，蜀地至今仍有奉祀。蜀地蚕农至今犹祀青衣神，此神即为教民养蚕之蚕丛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