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十篇

季羡林篇1

有一年，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来北大燕园报到，看见一个穿着旧中山装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头没说什么，答应了，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9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三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子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羞惭地对同学说：“他那天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是季羡林先生。”

魏林海是北京海淀区的一名淘粪工人，家住六郎庄乡，喜欢学问，也爱书画，久慕季羡林大名，但无缘相见，引为憾事。1997年迎香港回归时，魏林海终于觅到了一个拜访季羡林先生的机缘：魏林海与几位乡间书画之友拟在自家西屋搞一个书画展，以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之情，并想请一位名人写个条幅以壮声色。最初找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不料此人傲气十足看不起淘粪的。魏林海一气之下，发誓非找一位大名人题写不可。于是斗胆找到了季羡林先生。季羡林闻悉是淘粪工人求题，十分高兴，很快就写好了“六郎庄农民书画展”的横幅。字苍劲有力，韵味高古，挂在展室中颇有高雅之气。自此，二人成了忘年交。

1958年“”时，季羡林等北大教授到海淀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劳动的内容是砍玉米秸。当季羡林拿起砍刀干活时，腰哈不下，刀砍不准，步伐也乱，根本找不着感觉。一位老大娘看不下去，就接过他手中的砍刀给他做示范动作。季羡林看老大娘的动作那么优美利落，不由感叹：“术业有专攻啊！”

“”期间，季羡林开始是蹲牛棚，后来他成了北大女生宿舍的守门人。他在那里除了收发报纸信件外，就是在那里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偷偷地在家里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时拿出来，躲在角落逐字翻译。他说严复翻译文章，“一名之力，旬月踟蹰”，而他是“一脚(韵脚)之找，失神落魄”。

季羡林篇2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公众的悼念热潮是冲着季先生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头衔这三顶桂冠去的。至于这三顶桂冠如何戴在季先生头上，却很少有人思索一番。

关于季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一开始就充满着质疑，李敖的观点很具代表性。李敖说，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3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李敖“开讲”以苛刻为风，但这番话也有在理的成分。论资排辈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不过，论资排辈，总得有“资”才能进人排辈的行列，更何况，季先生被戴上三顶桂冠，光靠论资排辈是不够的。书斋里外，季先生都有资格引起人们的关注。

书斋里：独力树权威

书斋里，季羡林的学术领域极为冷僻。1935年赴德国留学时，季羡林就决定绝不利用身为中国人的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他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哄洋人来获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唬人的学者，很不以为然。因此。季羡林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学习和研究上。留德期间，季羡林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引起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到中国。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深得时任校长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其作为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却在“”中蹉跎了。季羡林无奈放弃了本行研究，转而投身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在“”后期，季羡林担心自己忘掉梵文，偷偷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史诗巨作现在共有3种语言的译本，英日的两个译本。都是集其国内几十位学者之力耗费多年译成，唯独这部中译本，是季羡林在艰难年代一人之力而成。

季先生晚年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目前全世界能够释读吐火罗语的学者不超过10个，而中国。却只有季羡林一人。

这样的学术成就，季先生理应为学界敬仰。

书斋外：以公共知识分子为大众所知

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穷经”至晚年，则进入“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晚年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走出书斋外进入公众视野。

2007年2月25日，季羡林当选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的确如此，“”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而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反思。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季羡林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公众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提到“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称2l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曾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一个学者只有走出书斋，面对公众，才有可能对公共事务发言；公众尊重有学问的人，更尊重不仅仅是做学问的读书人。书斋里外的季先生。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也就不足为奇。

时势造就三顶桂冠

季先生被戴上三顶桂冠，大致是进入21世纪“季羡林热”以后。

季先生何以会热?上面所分析的季先生“书斋里外”的作为，是其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时代思潮中公众渴望大师的出现。换句话说，是时代需要一个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文化符号。

说到社会思潮，不妨把话题扯远一点儿，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

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记忆中，整个80年代是思想文化缤纷的年代。那时，国门初开。西方学理被引进中国；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批学者也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奔走呼号。季羡林的长辈或同辈中人，诸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侯仁之、邓广铭、张岱年、钱钟书、沈从文等这些在不同领域如雷贯耳的人，有的耄耋之年依然活跃，而有的还算是“年富力强”。他们或因其自身有被公众接受的成就而为公众所敬仰，如钱钟书、沈从文等；或因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而为公众接受后才知其书斋里的学问，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等。1984年，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等人还创办了一个在社会公众中影响甚大的中国文化书院，由梁漱溟担纲，1988年梁去世后由季羡林接任。这些现今须仰视的学界前辈，在当时就已经是公众学者，但无论是公开的媒体还是各种学术会议，对他们好像都没有用过“大师”“泰斗”之类的称呼。

那时，季羡林鉴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屈辱现实，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发起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抢救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在这个学会所召集的各类学术会议中。季羡林的头衔就是“北京大学教授”。那时，年轻人背后还不时以“老季”戏称，因为那个缤纷的时代学术没有被娱乐化，学者没有被“明星化”，根本不需

要去树立类似“大师”这样的文化符号。

进入90年代以后，思想缤纷的文化年代被甩在身后，代之以是整个社会功利浮躁开始生长，以“大学教授卖茶叶蛋”、季羡林所在的北京大学“围墙的倒掉”等一系列事件为发端，学界开始被注入功利，学问开始遭到质疑。学术乃至社会文化就面临着一个“告别的年代”。不要说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就是80年代欣欣向荣的西学，也逐渐衰落。那个时候。“大师”就更不会被社会当做标杆了。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发出呼喊，复兴国学，拯救传统文化。公众甚至官方都开始觉得，有一个或几个大师的出现是好事，至少公众有了仰视的目标。于是乎，先是沈从文，后来是钱钟书。“大师”不但出现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而且开始在公共媒体走俏。

1996年，作为当年的一个精神和文化事件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把人们对大师的热望又向前推了一步。此后，“大师”、“国学大师”，从陈寅恪身上开始移向一些在学界有成就的人，或者一些与学界不相干的人；而也有一些人，开始主动或被动地靠近“大师”这个称号。比如，最近遭到道德拷问的文怀沙；再比如，现今自封为大师的余秋雨。

而此时，作为曾经受业于陈寅恪的季羡林，80多岁时，仍然在书斋里，写他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糖史》，和日后引起公众注目的《牛棚杂忆》。季先生有文章写陈寅恪、胡适、冯友兰等，却很惜用“大师”的名号。在写到自己的时候，有时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学者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外面浮华的世界与他无关。

21世纪之后，学术开始走向娱乐化，学者开始走向明星化，社会公众对大师的呼唤就更为迫切。

而且，迫切的不仅仅是社会公众。21世纪后，政府对于社会文化和道德层面的建设重视程度逐步加深。树立一个经得起公众检验的文化符号。成为必要。公众呼唤，与治国之策，此时不谋而合。

2003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国务院总理以季羡林先生的热心读者的身份登门拜访。

普通、朴素、敦厚，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散文走向公众视野后，季先生从来也不以名人自居。既然其文品与人品无可挑剔，没有争议――这样一个文化符号，适时切合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需要。此后，总理又三次登门拜访，每一次都引起媒体的热议。

“季羡林热”背后的精神贫乏

面对方兴未艾的“季羡林热”，季先生弟子之一的钱文忠“既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如今却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让钱文忠“看不懂”的是，像季羡林这样一位从不追名逐利、满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当下讲究包装、炒作、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季羡林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吗?”

这个发问，令人深思。而季羡林也曾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界泰斗”三顶帽子。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还充斥在许多报道的大标题里。

其实，有没有三顶桂冠，并不妨碍人们对季羡林先生的敬重，也不妨碍在他去世后公众的怀念。叔本华曾经有过一段论作家的话很值得玩味：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季羡林篇3

新华社第一时间的短消息里，给了季先生三个头衔“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虽然这是最简练的盖棺论定，但“大师”是最不能省略的。季先生一生勤奋黾勉，每天清晨4时半即起。或读书或著述。90年来天天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不敢懈怠”。从“水滴石穿”的工夫做起，一生创获良多，最后得《季羡林文集》24卷，逾千万字，内容广博精湛深厚，真正是著作等身，真正是实至名归、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然而，就在人人争说大师之时。我却想到：季羡林先生首先是一位人格大师。

单以著作字数论，超过季先生的也还有人在。但为什么只有季先生这么毫无诟病地、一致地受到普遍尊敬和真心爱戴呢?元他，第一位的因素就是先生高尚无瑕、几乎是至人的品格。

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季先生的。至1991年他为“光明日报・文荟副刊”所搞的“永久的悔”无奖征文写来开篇，始得熟稔，从此近水楼台，聆听教诲，得益良多!季先生那篇文章叫《赋得永久的悔》，一天时间写成。把他对母亲的深爱写得至真至纯。一时感动中国万万读者，至今仍时常被人提及。分明是他文章写得经典，然而他却把功劳归于编辑“题目出得好”，“令我感激涕零”，这就是季羡林先生的一大特点：他总是把功劳归于别人，看人也总是先看到别人的优点。

对他的前辈学人是如此。比如他在许多文章中。都满腔感激地怀念着胡适、汤用彤等先生；对与他同时代的大师是如此，记者就曾多次听他盛赞许国璋、张中行、启功、任继愈诸先生，夸他们的学问，更赞他们的人品；对晚生后学，甚至对普通人，他亦是如此，这方面的例子更多：比如在北京大学久久流传着这样一件事，一个来报到的新生抓住一位穿蓝布衣衫的“老工人”，让他给自己看着行李，说完就匆匆离开了。旁边的人目瞪口呆，原来那就是季羡林先生!但季先生一点也没生气，一直负责任地守候到一个多小时后那新生回来。还是在北大，多年中，季先生的家门永远对学生们敞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校方出面干预为止，当时季先生还为“学生们见不到季爷爷了”而自责和难过了很久。即使对伤害他的人。季先生也像佛一样慈悲为怀，“十年浩劫”中，对批斗自己的学生，他从没怪罪过。还开导身边的人“要原谅这些涉世不深的孩子们”……

这些留在季羡林先生口头上和著作里的感激、怀念、慈悲与爱，皆发自他宅心仁厚的内心深处，就像鲜花一样芳香，就像绿叶一样茂盛，就像沱沱河的万千条小溪，从唐古拉山不声不响地一路走来。漫漫潺潺地走了98年，最后汇成了一条奔腾澎湃的长江，让后人永远铭记在心。

而人们更想起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因此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他还援引歌德和恩格斯的话，梭罗的瓦尔登湖的简单生活等等。那时，和谐与环保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概念，所以人们跟不上季先生的思想，有人表示不耐烦，认为他老糊涂说话没把门的了。还有人公开批驳和反对。可是无论如何，季先生就是不松口，一再坚持说“不和谐就不能稳步前进”。今天，当和谐成为主旋律。不禁感慨：季羡林先生以自己的原则性，坚持了多么睿智的真理啊!

季羡林篇4

长辈：季羡林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1929年，季羡林在经济濒于破产时获得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他离开的十一年当中，季羡林的婶母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季羡林他婶母出身中医世家，从小学会了一套治病的手段。年近四十才嫁给季羡林的叔父做续弦。妻子：1929年，季羡林与彭德华结为夫妻。彭德华她自幼丧母，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发过脾气。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儿子：1994年，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因病去世，在4万元丧葬费用中，季羡林要求作为儿子的季承出2万，一个要求出，一个不愿出，结果父子交恶。季羡林此时便扬言要与之断绝关系。季承自小却很少得到季羡林的教诲，父子关系一向冷淡。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季羡林篇5

桃李满天下的季羡林逝世之后，他的同事、朋友、弟子和再传弟子纷纷赶到北京，表达自己的哀悼。他们的回忆逐渐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季羡林复原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张光：他根本不要弟子磕头

张光：1937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1980年调入北大跟随季羡林工作。

我南开中文系后到北大东语系进修，教东方文学，研究泰戈尔。正好季先生需要一个既了解南亚又了解中文，又能编辑的人，所以他就同意我到南亚研究所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编辑他的文集和《东方研究》，他是《东方研究》的主编，我是副主编。我和他一起编辑了《东西文化议论集》，60万字，最后我退休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做《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的学术我不懂得。吐火罗文只有他能看得懂，梵文则是他的弟子在做，其他的都是中文著述。季先生不喜欢参与到政治斗争这种龌龊污泥里面去，但是他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他爱国。

他每天在医院里都要读报，他眼睛看不见，每天都让秘书给他读报，读《参考消息》，读《光明日报》。

季老在301医院住了六年，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前几年季先生的一个研究生去世了，他的妻子就来看季先生，一边说一边哭，季先生也哭起来了，他的病情就加重了。

为了这件事情就赶紧转移病房，从此李玉洁老师就卡得比较紧，后来到06年以后李老师生病了，就换上杨锐，杨锐就比较开放，一般的他的学生弟子们愿意去先打电话联系都可以去看。

举一个例子吧，钱文忠给季先生磕头。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根本没有打招呼。钱文忠跟杨锐说我来给季先生拜寿，那季先生说可以，让他进来吧。哪里想到一开门，后面就跟着中央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钱文忠)马上就跪在地下立刻就磕头，季先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而且马上说“我像往年一样的每年来给你磕头”，他以前从来没有来(磕头)过。然后立刻就在中央台播了。

大家就觉得很滑稽，怎么你的弟子都21世纪了怎么还磕头啊。08年我和他的几个弟子七八个人一起去给他过生日，哪里磕头了，我们就是唱祝寿歌，和他一起高兴的聊天，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季先生自己并不在意过生日这种形式，但是大家很在意，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甚至过去外国大使馆都要给他过生日。他不喜欢这种事情，但他也不会拒绝，这是他的性格。

更早时候一个北大的学生想去看他，又不敢敲门，就在他家外面走来走去的，他看见了，怎么走了半天都不进来，他就推开门，“你是找我吗?进来进来。”他的门是这样，谁都可以进来。后来学校觉得这样不好，您岁数大了，谁都可以进来，干扰你的生活，影响你的研究，所以就在门上贴了一个告示，说要先打电话跟秘书约定时间。贴了以后季先生就不高兴，觉得人家来看你，怎么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季先生不擅长说，他都从他的文章中表达出来，他的学术地位，他的社会地位都很辉煌，但是他的内心很孤独。他很早就失去了母亲，他的婚姻是封建包办的。

他当时和德国女子恋爱，剑桥大学又下了聘书，你就不回国就可以吧，在解放前根本没有离婚不离婚一说，你结婚以后就到了剑桥去当教授不是很好吗?他不，我一定要回来为人夫、为人父，负起责任。

他认为为能别人想百分之六十以上就是好人，就我跟他的接触来讲，他替别人着想，绝对不止百分之六十，可以说是百分之八十以上。

他的女儿六十岁不到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又是这样一个情况(和父亲一度关系紧张)，你说他这一生，他付出了那么多爱，但是他得到的爱太少啦!

他性格虽然内向，但是和我们这些比较熟的人在一起，他还是挺高兴的，他很希望我们经常到他家里去随便聊聊天，他就听，听的时候问几句，笑一笑，很高兴。

有的时候他不喜欢的人到他家里去，他就不说话。很多人要请季先生写个字啊，照个相啊，他最烦这样的事情。季先生说我认都不认识你就要照相，拿着相片拿着签字出去就发表，就自己为自己贴金。这种人去，去了之后一般他不会把你轰走，他就是不说话。

他在医院里，大概一天工作差不多五六个小时吧，他常常说我没有病。其实他开始是骨髓炎，需要每天清洗，还是很痛苦的。

季老家里水泥地大白墙，根本没有装修，桌椅板凳都是学校发的，什么都没有，就和普通的工人农民的家一样。后来因为中央首长要来给他拜年，派人来了解情况，汇报说不行不行，这样的家太简陋了。北大就说赶紧给他送沙发去，这样才装修了一下。季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这样大的学问，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天的青年一代的学者、知识分子极大的可贵的财富，在当代太有价值了。

弟子葛维钧：后悔没早校出《糖史》

葛维钧：1942年生，1979级北大东语系印度历史研究生，师从季羡林先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主要从事印度学研究工作。

大概是60年代末我就去过了季先生家。当时我有个远方亲戚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认识季先生，对他中的情况比较了解，不时去登门拜访。我那时候因为读过季先生的一些文章，所以他去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去了。

那时候季先生没有恢复工作，比较闲，他性格也比较谦和，通常都来者不拒，在他家进进出出很容易，不过因为在中，上他家的人不是很多。

一次他跟我说，他常常用的《辞源》，现在手头没有，觉得很不方便。我就说我去旧书店看看。那时候的旧书店，凭着介绍信，可以买到以前出版的旧书。后来我就给他办成了。

总共大概去了五六次，时间也并不固定，因为我那个亲戚后来被分配到外地，他回北京的时候，建议去看季先生吧，我们就再一起去。到1979年的时候，我决定豁出去考研究生。我60年高中毕业后，想考大学，但是我有“帽子”，无法录取。我考了两年，还是放弃了。之后我进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工作了16年。

三年困难的时候物质上极度匮乏，精神上的控制也就相应放松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还能学习英文，就是在这个时期里，买到了一些很好的英文教科书、字典，甚至还有英文唱片。我后来到季先生家里同他聊天，也常常会谈读了些什么，虽然跟学问无关，但是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人还是看过几本书的。

到1979年的时候，看到季先生招研究生，想去试试，那时候我年龄太大，已经没办法考大学，我去和工厂说，我要考研，工厂方面说，再等等，马上就开会了，开了以后就能把你的帽子摘了，不然没法给你写介绍信。结果就等到开完会，离报名结束也没几天的时间了，我去报了北大季先生的研究生。

请假突击了两周，我就去考印度历史的研究生。大概考的是英文、政治、古代汉语，印度史还是世界史我有点记不清了。我记得总共有26人考，最后录取了两个，多数都是有大学学历的，季老为什么录取我，其实我也不清楚，就像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干吗让我写《蔗糖史》的序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成绩肯定是排在前面的。

李玉洁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被录取了，但季先生说，如果不学梵文就不收。同事们当场就为我庆祝，一起把我抛到空中。其他的考生也恭喜我，说觉得录取我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工作单位是最差的一个，觉得我能这样改变命运也很好。

季先生78级的研究生里，段晴老师原先是工农兵大学的，学德文；任远老师(任继愈先生的女儿)；我那一级的同学，王邦维老师原来是川大历史系的学生，功课很不错。几个人当中，我基础最差，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同门人都非常好，知道我学习差，不过也不会向我提这话(笑)。现在我的梵文，也就是拿起来还能用用，放下来就很生疏。

季先生给我们上的课，是全所一起上的，比如印度历史和哲学。教我们梵文的，是蒋忠新老师，是60年梵文巴利文本科班的学生。季先生没有指导过我们具体的梵文学习，学语言就是得自己下工夫。他不是有个常常用的学语言跟学游泳一样的比喻吗，平时也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我毕业以后进了社科院，跟季先生的联系就变少了些。其实我也一直很记挂他，比如要是知道他发了个什么新文章，我也会去找来看看，我平时看得更多、更有兴趣的还是他的学术文章。

季先生在80多岁还写出《蔗糖史》，前前后后花了17年，一个老人，查那么多资料，写那么多字，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做到，所以去做的。金克木先生也是一样的。我自问我要是到了80，肯定不敢这么干。

这两年因为要出版《蔗糖史》，我才去季先生那比较多。第一我不愿意访人；第二就是我觉得他也需要自己的时间，季先生本人也是不太愿意去到处走动的人，但是别人要来拜访他，他通常也不会拒绝，这样就非常影响到他的生活了。但是只要有事，他需要我，他就会找我了，我就去。虽然不常见，但我们关系还是挺随便的。

《蔗糖史》这本书就是，他很重视这本书。出版社是海关出版社，历史比较浅，就吧，编辑都是一些年轻人，问题会比较多。出版社跟季先生说，这本书比较难读，最好找个人写个导读，季先生就说行啊，你们找那谁吧。这样我就被带到这事情里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季先生那儿确实多了点儿：编辑要去见季先生，带她去；封面设计出来了要给他看；有些问题怎么解决；导读写完了也得给他看看，我说不能放在您文章前面，他说导读不放在前面放哪儿。

我觉得有义务帮季先生处理一些事情。季先生不可能自己跑着催，事情到哪一步啦?那我就得问出版社。到今年6月，我觉得这事终于有点眉目了，可以在他生日以前献给他了。这段时间我都在校稿，但是校得很慢，一是季先生在北大看的很多善本书我看不到，得转弯抹角地查，二是近阶段我这边也确实常常有很多事，虽然都算不了什么大事，什么老师评职称，学生毕业答辩什么的，但也得看论文啊，就耽误很多时间。就是一直觉得这事没什么问题，等他生日时没问题。他去世那天早上，我们一个老师的爱人打电话告诉我，我还在给他校稿。

他们都说他身体挺好的，我也就信了。我们学生，这半年很少去。在他去世头几天接受采访的视频里看，我感觉样子已经很疲惫了，气色也不好，也确实瘦的，感觉他已经精神不好，大家对那个采访的记者意见很大。

季先生去世当天，我打电话约了我们当时的同学，第二天下午去吊唁他。每个人都放下手头的事情去的，我就想，要是校《蔗糖史》时候，也把那些本来觉得都推不掉的事情推掉，也许现在也已经出来了。

梁志刚：跟先生挤土炕的日子

梁志刚：1944年生，1964级北大东语系本科生，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行政财务司前司长。

我高中的时候就读过季老的文章《春满燕园》，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入北大，我是本科生，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

先生的衣着总是蓝色中山装，大多数是很旧的，新的时候很少。我们那时候毕业分配，下放到延庆去搞战备，先生也在。那时候他穿一个蓝棉袄，下边蓝色单裤里边套一条绒裤，就穿一般老头穿的黑布鞋。

那时候能到零下十五六度，延庆比北京城区要冷得多，我们往麦子地里挑粪，睡一个土炕。先生跟我们班男生挤在一个土炕上，炕上有好多跳蚤!那跳蚤也分不清谁是先生，谁是学生，一顿乱咬，睡不好!那时候冷的啊，冻得直哆嗦，因为他那个棉袄很薄，先生的胡子茬上和眉毛上结的都是白霜。一个老农跟先生说：先生啊，你拿一个草绳系在腰上就会暖和一些。先生就拿一个草绳系上，说，“哎呀，这个老农还是很聪明的，这就暖和多啦!那时候先生还没有被定性，还是“半”的状态，没法从家里取衣服。”

我们早晨和先生一起起来出早操，老先生当然跑不动了，跟我们一起起来，我们跑的时候他下来，我们走路的时候他加进来。完了我们端个大碗稀粥一块喝!吃窝窝头，臭豆腐!

1972年的时候我回来进修，和二十几个人一起上课，男生比较多。那时候先生直接教我们有一年时间，课程有《初级英语》和《印度学》。他已经61岁，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头上还戴着好几顶“帽子”。

这班上很多同学从来没接触过英语，英语字母和音标的发音往往是不一致的。一位同学就问先生：英语到底是不是拼音文字?先生用德语回答了一句，意思是，“所以有人说，英国人写的是A，念的是B。”先生还说：“英语的单词发音和美语的单词发音有的是不一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民族。”

我们这段时间正在做准备，正在筹划给先生过生日，想着就是7月月底，提前一点给先生祝寿。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先生比较草根的学生，就想要提前点，不敢在最热闹的时候给先生祝寿。

我最近一次见到先生是5月2号。那时候先生的精神还可以。我发现学校派的人不在那。我就问先生：“大哥知道您的衣服在哪儿放着的吗?”他说：“甭操心了，反正我也不出门!”

“大哥”就是先生的儿子季承。两代人曾经有点矛盾。我们学生也都知道。先生在最近这半年多能跟季承和好，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那次去看先生有两件事：一个是我替先生编了个册子(《季羡林谈义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五一以前出版社把稿费送来了。另外一个是，我给先生写的一本传记，也印出来了(《人中麟凤：季羡林》东方出版社)。

这本传记是经过先生同意的。先生原先的传记我也都看过，我想把我的感受写进去。先生说：“写人物传记，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特别是你是我的学生，不要吹。张光的那本我从头到尾看过，卞毓方写得也不错。有的传记上有溢美之词，我自己看着脸红。”我说，“不敢有违师训!”

季羡林篇6

1、《季羡林散文集》，京华出版社2010年是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季羡林。本书收录了季羡林先生关于人生、治学、生活等方面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国学大师的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对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寻、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容忍、成功、知足、朋友、毁誉、压力、长寿之道、伦理道德等方面。是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结合自己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对于人生和世事的感悟的集大成之作。

2、内容简介：季羡林先生是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同时它还是著名的散文大家。他襟怀坦荡、学贯中西，读他的散文是一种享受，开怀释卷，典雅清丽的文字拂面而来，纯朴而不乏味，情浓而不矫作，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无论记人、状物或摹事，笔下流淌的是炙热的人文情怀，充满着趣味和韵味。

（来源：文章屋网 ）

季羡林篇7

第二只猫叫，一进门，就被虎子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虽没有什么奶，却坚决要给它喂奶。季羡林吃饭时，弄点鸡骨头、鱼刺，虎子自己蹲在旁边，瞅着吃，从不与它争食。虎子还会从外面抓些麻雀、蚱蜢、蝉、蛐蛐之类给吃。

季羡林同虎子与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两只猫抢着到他床上去睡觉。到了冬天，他在棉被上面特别铺上了一块布，供它们躺卧。有时候，他半夜醒来，神志一清理，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一股暖气仿佛透过两层棉被，扑到他的双腿上。这时候，即便双腿由于僵卧过久，又酸又痛，他也总是强忍着，决不动一下，免得惊了小猫的清梦。

到了虎子十一、二岁时，也九岁了。虎子依然如故，脾气暴烈，威风凛凛。见人就咬，而却有下世的光景，常常到处小便，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几乎无处不便。

“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下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了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当秋风过耳边’。”

后来，随意拉屎撒尿的频率增加了，范围也扩大了。桌上、床下、澡盆中、地毯上、书上、纸上，只要从高处往下一跳，尿水必随之而来。季羡林便以耄耋衰躯，匍匐在床下桌下向纵深的暗处去清扫猫尿，钻出来之后，往往得喘上半天粗气。他不但不气馁，反而大有乐此不疲之慨，心里乐滋滋的。年近九旬的老祖这时就笑着说：“你从来没有给女儿、儿子打扫过屎尿，也没有给孙子、孙女打扫过，现在却心甘情愿服侍这一只小猫！”他这时也是笑，但不回答，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原因何在。

季羡林篇8

1、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

2、代表作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牛棚杂忆》等，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来源：文章屋网 ）

季羡林篇9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至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来源：文章屋网 ）

季羡林篇10

一辞“国学大师”

季老的请辞理由――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若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季老的请辞理由――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季老的请辞理由――

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