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文章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季羡林的文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季羡林的文章篇1

1、从季羡林的名字说起，季羡林名羡林，羡林这名儿，是季羡林叔父取的。羡，自然指歆慕，季羡林叔父是一有知识有讲究的人，取名季羡林，这要结合季羡林叔父给季羡林起的字希逋，一个羡，一个希，把羡林和希逋加以对照，季羡林叔父在季羡林身上寄托的文化偶像，是北宋诗人林逋。林逋，宋代诗人，杭州人，又名林和靖，字君复，少壮力学，长期漫游江淮，后隐居于世；

2、季羡林字希逋，是由于季羡林叔父希望季羡林少壮力学，漫游天下；

3、季羡林字希逋也是由于季羡林叔父对于季羡林未来成就的期望，希望季羡林成长为一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

（来源：文章屋网 ）

季羡林的文章篇2

他（季羡林）以一身而具有三种http://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张中行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

“‘真情、真实、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数十年身兼北京大学教授和系主任的季羡林老先生不论是在为人处世，还是学识修养上，都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季老所表现的正是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思想。

东方学的创始人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

1936年春，季羡林把研究方向定为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1946年，季羡林回国，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拜会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在北大创建东方语文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其学术成果享誉海内外，成为著名的的东方学大师。

季羡林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浮屠与佛》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此后，季羡林于1989年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季羡林的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之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思想，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学者们认为，季羡林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三辞“桂冠”

季羡林虚怀若谷，宠辱不惊，面对溢美之辞，他有超人的真实和谦逊。“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在《病榻杂记》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季老谦虚的称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够，却遑论“大师”。

对于“泰斗”，先生以为“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所谓“国宝”，季老以略微幽默的笔触说到“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季老又请辞了“国宝”的桂冠。

那份真实与谦逊让人们对季老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与敬仰。

最难时不丢掉良知

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辞中，这样称赞季羡林先生“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

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季老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比如他夸李国文先生的随笔写得好，有哲理，是能让人在脑子里留下印象的文章。还夸邵燕祥先生的诗好，有文采有思想有意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季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当代另一位大儒张中行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古人都说“文人相轻”，历史上又出现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的故事，却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互相欣赏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把他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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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工友，像老农

季羡林在北大是闻名遐迩的名教授，在全国是誉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可是在一般人眼里，他却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衣着平常，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像一个工友，说话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总之，他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对于季老，他身边的李玉洁再熟悉不过，“首先是人格魅力。老先生在做人上,从来是克制自己，照顾他人，以德报怨，虚怀若谷。而且坚持平民立场，对人没有等级观念，大官来了也是这样，平民来了也是这样，越是被人看不起的人还越平等相待，就说医院里的勤杂工吧,差不多都跟季爷爷聊过家常。” 先生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据说当年身为北大副院长已近古稀之年的季老先生竟为一个刚入北京大学的学生原地不动看守行李达半小时之久。

季羡林先生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平民知识分子精神，古称布衣精神或者是圣贤精神。

季羡林走在校园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你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向季羡林鞠躬，转身上车，飞驰而去。甚至正开着车的年轻人，认出了迎面走来的是季羡林，便立刻停下来，打开车门，走出汽车，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鞠躬。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在今天的社会中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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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人物”架子的季羡林，却赢得了群众的极大尊敬，他靠的就是不俗的人格魅力。

俗话说“伟大来自平凡。”这个平凡的真理，在季羡林身上得到了证实。他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装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他这种平凡的伟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怀真情，讲真情”，这就形成了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

季羡林的文章篇3

季羡林,以其近百岁高寿、学养深厚及传奇人生享誉国内外学界。他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攻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方诗歌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祖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的诗歌,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以及六朝骈文。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因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2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的光荣,而这光荣将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40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以及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紧迫,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夜萦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他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秋天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季羡林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等。1956年2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 954年、1959年、1964年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中受到“”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l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他的传奇生涯,更引发了国人的好奇与发掘。

大师在德国大骂希特勒

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留学,开始了他的十年羁旅生涯,饱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阴霾带来的戏剧性苦难。

到了德国以后,排犹高潮已经接近尾声。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希特勒,至少表面上是那样。但希特勒那一套诬蔑中国人的理论宣称,世界上只有他们所谓的“北方人”是文明的创造者,而中国人等则是文明的破坏者。这种胡说八道的谬论,引起了中国留学生极大的愤慨。

季羡林在德国的朋友中有一位退休法官,是一个中国留学生介绍他认识的。对于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这位退休法官无不激烈反对。平时他在家里,就好像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汉,而只有他同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时,才敢讲几句心里话,发泄一下满腹的牢骚。

季羡林另外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朋友,是一位大学医科的学生。他年纪不大,只有二十来岁,同那位法官正相反的是,这位学生热情洋溢,精力充沛,透露出机警聪明。对于他的家世及其他反对希特勒的背景,季羡林他们都不清楚。但是,由于“反对希魔同路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了这一条,他们就走到一起了。

季羡林和其他一些中国留学生还经常与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来往。有时候,在星期天,他们相约到山上林中去散步。他们坐在长椅上,在扑面而来的春风里,大骂希特勒,也确实是人生一乐。

大师的异国情缘

在德国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羡林饱受轰炸、饥饿、乡愁的煎熬,有家不能归,有苦无处诉,一切的不幸

与委曲,只能默默地往肚子里咽。但是,诚如《红楼梦》中所云:“大不幸中却有大幸。”季羡林在哥廷根的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这便是他与一位德国姑娘之间的一段爱情经历。

打字情缘

在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家。迈耶为人憨厚朴实,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能说会道,热情好客。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小姐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嫁人,待在闺中。她就是这个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

迈耶家也像其他德国人一样,把多余的房间租给中国留学生住。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一来二去,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上下,年轻英俊,个子颀长,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季羡林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适逢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自己又有打字机,而且她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都到她家去。

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呆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很长的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的字。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还经常去她家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季羡林除了打字去迈耶家外,凡有喜庆日子,迈耶家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什么的,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羡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羡林到迈耶家,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满面笑容,格外热情。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一对异国青年同时坠入了爱河。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爱情的激流涌泻出来,和伊姆加德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也许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两条路水火不容,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使季羡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季羡林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理智与情感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段苦涩的爱情始终折磨着他。

大师的“三不养生法”

精力充沛、身体顽健的季老有自己独特的养生之道――“三不养生法”,即: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散步当锻炼

季老反对那些为了锻炼而锻炼,除了锻炼之外,似乎就没别的事可做的所谓的“锻炼主义者”。他认为人生的第一要事是工作,如果将大量时间用于锻炼身体,这对于他来讲实在是本末倒置。在日常生活中,季老并不排斥锻炼,他年轻时就喜好游泳和打乒乓球。上了年纪之后,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有时也忙里偷闲地到北大未名湖畔去散散步,以松弛身心,养精蓄锐。

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

季老全家的生活都十分俭朴,平时吃的都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在大城市中生活了数十年,他却依旧钟情于家乡的饮食习惯。他的早餐,总是简简单单的几样:几片烤馒头或面包片,一碟花生米和一杯清茶。午、晚两餐也是以素菜为主,较少肉食。一碗绿豆小米粥,就是老人眼中的美味佳肴了。季老这种不挑食、不忌口的饮食习惯,使他平时所吃的食物品种多而杂,从而保证了各种营养充足,均衡补充于身体。这也是他能健康长寿的一大要素吧。

季羡林的文章篇4

一个“朋友”——一本好书 —————读《季羡林散文精选》有感 季羡林散文深深吸引着我，他的用词用句，没有一样不值得我学习。季羡林的写的文章，语言生动、感情浓郁，始我一看就深深爱上了这本书。 比如这篇《老猫》吧，生动形象地为我们讲述了他家一只老猫与小猫的感情，小猫不是老猫生的，可是却像妈妈一样对待小猫。这只老猫与主人的感情也很深，老猫知道自己快死了，就离家了，为的就是不让主人看见它死了而伤心。在季羡林的语句中，我处处看见了真情。使人感动。 比如写《寂寞》这篇吧，季羡林又把寂寞比作了石头屋，和毒蛇，让我们感到了，当时的寂寞。使我们身临其境，感觉自己也很寂寞，快乐都被这寂寞给带走了…… 又比如这篇《月是故乡明》吧，写了：长大了以后，到了他乡，想起了故乡时晚上在月亮下玩耍，很怀念过去的时光。他写这篇文章语言柔婉，写的这种感觉让人不由得泛起一丝乡愁，回忆起过去。 《听诗》这篇，又写出了一个老人念的诗。老人念的先是轻如细水，后来又是高昂如潮，这是多么生动形象的比喻啊！把声音轻比作细水，把声音响又比作大潮！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的语句！

季羡林的文章篇5

一、季羡林的成就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0岁时开始正式学习英文,高中开始学习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时在省立济南高中求学,其国学老师,翻译家与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决定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活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是德文。向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同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等,在此期间对梵文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至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长期的学习研究中,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巨大,1936年决定选择梵文,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彻底的研究。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期间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及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加学南斯拉夫文。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着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时也是他唯一的听课者。1941年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斯拉夫语言、印度学、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语言学家艾密尔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罗语。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并继续研究佛教及梵语,在德国期间季羡林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因战争归国无路的季羡林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经瑞士辗转取道东归,经恩师陈寅恪推荐于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至1983年,创建东方语言文学并一直担任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北大是我国最早成立东方语文系的大学,培养出了大量东方学的专业人才。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期间历经磨难受尽屈辱。结束后于1978年复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因病辞世[1]50。

二、季羡林与外国文学的翻译

季羡林在佛典语言、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作颇多,着作等身,他还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同时还是世界上精于吐火罗文的几位学者之一。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评价自己是杂家,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一生着述颇丰,着作书目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羡林文集》中。其中翻译方面的着作包括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所着《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译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乐》等;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印度着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和五幕诗剧《优哩婆湿》、反映印度民间故事的《五卷书》等等,涵盖了印度古代语言、佛经、梵语、吐火罗语、印度的历史和文化等内容。《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被奉为印度叙事诗的典范,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对整个南亚地区和宗教都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在中饱受折磨,被下放看门的季羡林在创作与研究都不能进行的困境中,继续坚持翻译方面的工作,并选中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篇《罗摩衍那》,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季羡林只能偷偷地进行翻译,由于《罗摩衍那》是以诗体的形式写就,季羡林坚持译文也应是诗体,要将每首三十二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还要考虑到八万行诗的押韵,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时间里,七篇的《罗摩衍那》译了还不到三篇。结束后,季羡林的翻译工作才光明正大地进行,终于在1983年2月将《罗摩衍那》翻译完毕,这是除英译本之外世界上仅有的外文全译本。十年风雨、十载心血,方铸就了这部长达两万颂,译文达九万行,五千余页的巨着。《罗摩衍那》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印的文化交流铸起了一座丰碑,季羡林因此被印度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会分会主席,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将印度公民荣誉奖授予当时已97岁高龄的季羡林[2]101。季羡林在梵文翻译上的成就众所周知,而在吐火罗文的译述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本已经失传的语言,仅凭着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一些残卷而重新面世。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师从艾密尔西克对吐火罗文进行过学习与研究。1974年时,在新疆又出土了44页88面残卷,当时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懂这种语言,而整个中国只有季羡林懂这些文字,时年63岁的季羡林经过17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并译着出《弥勒会见记》,那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弥勒会见记》的译释,对佛教传入中国的经历,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据。季羡林多年从事各种文字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将首次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 成就奖给予了季羡林,是对他为中国翻译事业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

三、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季羡林一生所获荣誉与头衔非常多,但他自己乐于接受并承认的只有两个,一是教授,一是翻译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季羡林谢绝所有聘任,唯独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其目的竟是为了便于为翻译工作提意见。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从未枯竭的原因是因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两次思想注入,一次是来自印度,一次是来自西方。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因此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与他在清华的恩师之一吴宓一样,赞同严复在翻译上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他认为信是忠于原着,达是忠于读者,雅则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作品、作者和语言。同时做到这三个字,就是上等,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达雅不足,则是中等,而不信不达不雅则为下等。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基础,如果不能做到忠实于原文,就不叫翻译。

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这点在他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将原文的诗体译成中国的诗体,他决定采用顺口溜似的民歌体。同时将原文分两行写的32个章节的颂译成四行,每行的字数基本整齐,并且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季羡林可谓用心良苦。译至第六篇《战斗篇》下半部时,季羡林更为严格地将每行定为七言绝句,间或也有五言,从而更接近于民歌体。除了译文更加简洁精练,保留了原文的节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季羡林在翻译中不但忠实保留了原诗的信息,还尽量押大致上口的韵,在忠实原着的前提下追求文体之雅[3]133。在音韵上以偶数行押韵,韵脚灵活,音韵协调上口,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效果。

季羡林的文章篇6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至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聊城市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

季羡林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着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来源：文章屋网 ）

季羡林的文章篇7

《季羡林谈人生》由数十篇千字随笔组成。以前看到谈论人生的文章，大都是“主义”一统，“口号”满篇，而季老先生用非常朴实的话语谈论了人生绕不开的酸甜苦辣、进退荣辱，语言朴实无华，但从一个“看惯了人生百态，明了了世间春秋”的世纪老人笔下绘出，渐觉启迪之意非同寻常。下面是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关于季羡林读后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季羡林读后感1无意中，看电视里一闪而过的新闻，得知季羡林老先生去世了。于是，立刻到网上搜索最新的消息，确定季老在这个潮湿的季节，确实已经安然地走了。联系到这几日阴霾、多雨的天气，仿佛早已预示着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将要随着潮湿的空气一起飘飞。只是，惊闻季老离去的消息，我还是忍不住在心底悄悄地感伤着、缅怀着。

真正开始认识季老是2006年的《感动中国》节目，清晰地记得颁奖典礼的时候，厚重的奖杯是记者特意送到季老病房的。季先生出身农家，早年是在清华大学念的西洋文学系，之后去德国留学，归来后常年在北大任教。在语言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季老熟练掌握多国语言，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季老笔耕不辍，虽已耄耋之年，但是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做学问之外的另一种生命形态。

去年的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个失意的夏天，偶然在图书馆读到了季老的《季羡林谈人生》，一个下午都沉浸在这位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之中。朴实的文字，纯真的情感，这恰恰也是季老文字的精髓所在。记得钟敬文先生有过如此评价：“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而我在此刻却无法对季老的文字做出任何评价，因为，我的年纪、我的阅历即使运用再华美的语言，在季老的文字面前都将是苍白无力的!

看季老谈人生，论价值。看这位不平凡的老人写出“不完满才是人生”的感悟。生活中，多少人追求完美?又有多少人真正拥有了完美?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就像生活中诸多的不如意：家庭的变故，学业的低谷，亲人的离开，朋友的误解……是那个下午，在季老的文字中，我读懂了人生，懂得了：人生就像是一种角度的折射，学着去透过阳光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人生，看自己拥有着的一切。我们不能盲目地陷入完美的误区，从而成就一段并不完美的人生。其实不完美才是人生，不完美的人生才更易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如屈原，在流放的路途中写出了惊叹世人的《离骚》，正如很多的文人，都有着难得的旷达一样。季老也同样用自己朴实无华的文字，教会了我如何去看待一段属于自己的人生，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

虽然季老走了，但我始终记得，那个盛夏，是他教会我如何看待人生。

季羡林读后感2前些年，社会上对季老炒得特别热!一会有人说他是国学大师,一会有人说是国宝.后来季老自己出来将四顶帽子一起都摘掉了。说心里话,我由此特别特别地敬佩!在现在人们都在玩命地追求名利时他却视名利如粪土!如此说的人特别多，真正做得到的人又有几个?

当时人们如此地关注这位老人，说白了，其实就是奔着他的大名声来的。说来，这不得不令人觉得世间很多事很可笑也很无奈!

我很早就有一本季老的《谈人生》这本书,但是我翻了翻，最终还是没有看。当时我觉得文字特别平实，平实得一如身先街坊的老大爷在对你语重心长地讲道理，我觉得文字太老，语言也不是我平时所喜欢的那种特别有激情的那种，我想，大概是因为老人的文章都是如此。平淡、朴实，没有华丽的装饰点缀。而且观点也很老人，像是将世间一切都看穿、看透了似的。我就不想看了，认为年轻人还得看一些冲劲足的文字!

但是，最近季老辞世，同期辞世的还有任继愈，我和朋友一起缅怀季老和任老时，生出了不少感慨!季老一生是平实的知识分子形象，从来就不张扬，晚年竟如此地受社会关注，是社会上真的认识到他的非凡和成就了吗?还有任老，他走了，很多人才知道中国还有一位任继愈!作为学者，耐得住寂寞是学者的优秀品质，而社会如此功利，又是社会的悲哀呀!

回到家里，我又一次拿起季老的书，在小区的花园木椅上静静地读，非常安静，没有人打扰，我的心也很平静，读来竟如品甘露!里面多么平实的话竟有许多让人回味的哲理。不用心去体会是不可能感知的!那么，为什么我以前看不进去呢?我想是因为我浮躁的缘故。就像是在大街上遇到一位老人，你不愿意认真去注视，去用心交流，你不会发现他竟是一位高人!

季老是一位高人，我曾经错过了，现在，我追寻，还不晚。

季羡林读后感3最近仔细品读了《季羡林谈人生》，感慨颇多。面对人生，我也许还真能做到从容不迫，淡泊名利。

从小，我就习惯一种平凡，一种朴素。面对繁华，面对奢侈，我从没有什么羡慕，即使穿着太过普通，我觉得只要洁净，就可以了，从没有想过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或是清丽可人。后来，我又终于拥有了一份我非常热爱的职业，面对职业的苛求，我与伙伴们一起切磋，一起争鸣，一起策划，可谓得心应手。捧着浸着油墨清香的教科书品读，就觉得是在与一位高尚的智者交流，常常忘了已是夜深人静，满天繁星。

人的一生，包括了各个年龄段，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人生课题。大师的话题可谓老少皆宜，如提出人生成功的定义：天资+勤奋+机遇。前者是天生的;后者有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只有勤奋，自己可以牢牢把握，以之创造不凡的业绩与美好的未来。浅明的道理，即使学童也能理解。而大师自身的勤奋，更是最好的示范。

大师谈人生，不落俗套，大处着眼，不局限于修身养性的小节。他说，人生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好三个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自身思想、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处理得好，生活才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他特别强调，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新一代来说，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尤为重要。自西方产业革命200多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热衷于‘征服自然’，破坏了生态平衡，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危及自身的生存。实践证明，‘天人合一’与大自然共存共荣的东方道德观念，是正确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中国人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必须打破妄自菲薄的崇洋媚外思想，大力奉行‘送去主义’，向西方输送东方文化的精粹，让‘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让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汉语，传播到全世界。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当然不能不注重自己的形象与价值。行为端庄，可远观不可亵玩焉。是周敦颐笔下的君子形象，也是我追求的人生境界。这样才上不负父母的教诲，下不愧子女的法效。于己内心坦荡荡。记得有人说过，名利于我如浮云。也有人说过，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每读此言，心里油然而生一种豁达，一种超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对于圣贤，我们这些平凡人确乎相去甚远，但见贤思齐，不断地修身养性，实在是我们为人处世之本。年近不惑，再读季老的人生感悟，更加觉得，一个人真应该好好的珍重人生。

季羡林读后感4季羡林谈人生，是季羡林(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谈人生问题的短文的汇集，是他在望九之年发出的人生感悟。耄耋之年，正是人生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世事沧桑，从这样一位智识老人口中道来的人生感悟，如陈年佳酿，沁人心脾。令人爱不释手的是，季羡林的人生感悟，是以十分简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出的，通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科书式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斥着的概念和说教。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季羡林赞成张载“民胞物与”的世界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的伙伴，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使用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强制的手段。也就是说，是利用自然，不是征服自然。否则，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或惩罚。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季羡林提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绝无仅有。反之，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忍者，相互容忍也。

在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上，季羡林的化解之法是，惟有消灭私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季羡林对人生具体境遇的态度，无论是对人生的不完满、世态炎凉，还是对爱情、老年等等的论述，都显得豁达、宽容、乐观和实用。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和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意义和价值基于平实的真理。季羡林的人生哲学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却是平实而真挚、引人向善、切实可行的。

人民大道被丛丛的树叶所簇拥着，连滤过的阳光也是绿色的。

在天一书店的路上，远远看见两位老人在行乞，记得很久以前他们也在，穿着朴素而破旧的衣服，脸庞干洁，微黄却不失笑容，我都会在他们的塑料碗上放上一些硬币，我不用理会他们是否骗我，一位活了近半个世纪的人心中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尊严，他们会出来行乞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苦衷，我会尽我所能来帮助他们。

虽然我没遇见过，但我对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深恶痛绝，也许是出自本能，他们拥有双手却不努力工作，拥有头脑却不努力思考，拥有双脚却不脚踏实地，这种人更应该被指责，相比于那两位老人，早已步入垂暮之年，生活自理已成难事，行乞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他们理应被我们所尊重，去帮助。

我们一些人常抱怨自己的人生。环境时，却挤得出时间去几趟KFC，逛几次ktv，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出什么好得到的，我想他们才应该被指责，被批评。

但我常常只听过乞丐被鄙视，却从未听说他们这类人被鄙视的。

季羡林读后感5决定买一本《季羡林谈人生》，感觉自己的知识特别是智慧太单薄了，而且做事情的时候很迷茫和彷徨。希望能从智者那里学习智慧。

耄耋之年，正是人生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世事沧桑，从这样一位智识老人口中道来的人生感悟，如陈年佳酿，沁人心脾。令人爱不释手的是，季羡林的人生感悟，是以十分简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出的，通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科书式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斥着的概念和说教。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季羡林赞成张载“民胞物与”的世界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的伙伴，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使用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强制的手段。也就是说，是利用自然，不是征服自然。否则，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或惩罚。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季羡林提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绝无仅有。反之，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忍者，相互容忍也。

季羡林的文章篇8

1、《季羡林谈人生》作者：季羡林，是季羡林先生结合自身九十多年的生活体味，感悟有关人生的总结。

2、《点滴在心的处世艺术》作者：刘墉，主要讲了人生的兴衰荣辱、用舍行茂，都是点滴在心的滋味，处世的尔虞我诈、欲擒故纵，都是妙不可言的艺术。

3、《王蒙说：人行天地》作者：王蒙，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身份来写的，对众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和广博世界的把握与表现，对生活可能性的探求。

（来源：文章屋网 ）

季羡林的文章篇9

一、重“沉入词语”，轻逐文分析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在第三学段针对“词语教学”提出这样的要求：“能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推想课文中有关词句的意思，辨别词语的感彩，体会其表达效果，通过重要词句帮助理解文章。”词语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用著名文学批评家、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南帆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沉入词语”。 “沉入词语”意味着你跟文本是全面接触的，而不是局部接触的，文本中“字会含情，词会含笑”。

《在大海中永生》是通讯体裁，学生比较少见。文章语言凝练、概括，没有故事情节，这增加了学生理解、感悟文本的难度。此外，受时空限制，邓小平这位历史伟人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距离较远，给学生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文中第三自然段中的排比句――“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送向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教学可以说是全文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

这部分我最初的设计是按四步走：

（1）读一读排比句，找出描绘地理位置的词语。

（2）质疑：为什么骨灰会送向这些地方？

（3）句式训练：“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还会把他的骨灰送往________________，因为________________。”

（4）指导朗读。

试教并不理想，听课者的评价是“此部分设计侧重于逐文分析，学生没有自”。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再次走进文本，“万里海疆”“澳门、香港”“宝岛台湾”“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这些地域的背后蕴含着小平爷爷深远的影响，蕴含着人们对小平爷爷的赞颂。理解这些词语背后深远的意义是突破教学难点的关键。何不让学生根据自己课前查阅的资料来丰厚这些地域背后蕴含的内涵呢？所以，我设计“七步走”让教学柳暗花明。

（1）自读引疑：为什么说邓小平爷爷的影响超越时代，超越国界？

（2）以“疑”穿线：配乐范读排比句，理解排比句。

（3）隐文留词：“万里海疆”“澳门、香港”“宝岛台湾”“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

（4）扣词悟“秘”：从这组词中你发现了什么？

（5）读词忆事：读一读这些词，你想起了小平爷爷的什么事？

（6）借“源”识人：引导学生联系收集的资料，按“当我读到什么词，让我想起了什么事”的句式练习说话，了解邓小平爷爷深远的影响，感受人物的形象。

（7）变“形”练读：排比句变化成诗歌形式，指导学生回归整体朗读。

这个教学设计从“为什么说小平爷爷的影响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入手，提纲挈领，抓住排比句式作整体感知，再隐去排比句式，留下几个关键词追忆有关邓小平爷爷的事件，鼓励学生联系课前查阅的资料自主学习。此时，“万里海疆”等词语不再是学生阅读文本的桎梏，而是学生与文本对话的言语资源。以“我读到什么词，让我想起什么事”进行语言表达训练，学生经历了“段―词―句―段”的学习训练过程，在表达中丰富了文本的内涵，丰富了小平爷爷的形象，丰实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学生有了这样有血有肉的表达：“当读到澳门、香港，我想起了‘一国两制’。是小平爷爷让受尽耻辱的港澳同胞回到祖国的怀抱，是小平爷爷让他们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当时香港人民自发地写着横幅‘我们回家了！’，男女老少聚集在广场上庆贺，有的老人还落下了热泪……”《大海中永生》这“留词追忆，沉入词语”的成功案例，让我深切感受到教学的起点只有在学生学习的起点上，教学机智只有抓住学生发展的最近区域，给予唤醒、点拨、引导和鼓励，我们的教学才能焕发出无穷的魅力。

二、重研读形式，轻内容理解

歌德说过：“内容人人看得见，含义只有有心人得之，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语言形式承载着内容和含义，其间隐藏着文章的秘密和作者的智慧与表达的技巧。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在第三学段指出：“要在阅读中了解文章的表达顺序，初步领悟文章的基本表达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要了解课文是“怎么写的”和“为什么这样写”，不能单纯地停留在“写什么”上。

《莫高窟》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慈眉善目的菩萨，有威风凛凛的天王，还有强壮勇猛的力士。有一尊卧佛长达16米，他侧身卧着，眼睛微闭，神态安详。”在课堂上，我是这样引导学生发现语言形式的秘密的。

师：还是这四种彩塑，我把它纵向排列，请大家读一读，看看你们发现了什么。

生1：这是一组排比句，作者用了许多四字词语。

生2：前面三句字数相当，第四句内容多。

师：排比句结构相似，字数往往也相当。假如我们把第四句变成和前面的三句字数相当的句式，你们能改吗？

课件展示：有慈眉善目的菩萨

有威风凛凛的天王

有强壮勇猛的力士

有________的卧佛

生3：有神态安详的卧佛。

生4：有神态谦和的卧佛。

师：你瞧，这一改，句式整齐了。但问题来了，作者为什么偏偏这样写呢？

生5：前面三句是概括写，第四句是具体写。

瞧，语言表达训练浑然天成。教师没有“填塞”，而是让学生主动发现、感悟，让学生在语言文字中慢慢地行走和欣赏，使语言文字不再神秘，使语言表达的奥妙一点一滴地留存于学生的内心，培养学生的语文意识和语文素养。

三、重背景，轻“就文学文”

要使文本解读不浮于表面，应该把文本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情景还原。作家的写作常常是在特定的情境下进行的。背景虽然并不直接显现于文本之中，却决定了文章的走向、意蕴主题。背景能让语文学习更有深度，更有广度。执教《夹竹桃》一文，在引导学生理解和感悟“夹竹桃虽然没有惊艳的瞬间，但永存的是永恒的活力。充满韧性又能引起幻想的夹竹桃是季羡林先生最值得留恋、最值得回忆的花”之后，我适时链接了季羡林先生的写作真言：“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绝不含糊。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绝不下笔去写。”夹竹桃为什么能让季老如此深爱呢？我和学生查阅了一组资料：

季羡林先生专攻的是印度学及中亚古文字学。他专攻的是冷门学科，在这条路上坚持行走着，在中国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季羡林55岁时，开始了，他受到严重的迫害，即使这样，他笑容依旧，不向生活低头。

2003年，92岁的季羡林因病住进医院，但是他还是没有停止学习，5年的病榻生活，他著成了20多万字的《病榻杂记》。他请大家把“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国宝”这三项桂冠从他头上摘去，他强调他跟许多人一样，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没什么大不了的。

课堂上，引导学生把夹竹桃和季羡林先生的经历进行对比，学生发现了夹竹桃和季羡林先生的许多共同点：默默无闻、朴实、不炫耀、生命力顽强、充满韧性……花如人，人似花。在发现中，学生读懂了文章的表达特色：借物抒怀、托物言志。季先生不愧被人们称为“夹竹桃知己”。试想，这一课学生若“就文学文”，学生哪来的对夹竹桃和季老先生多元而深入的理解？背景资料让语文天地宏阔绵远，学生有了源头活水，才能与作者心灵相通。

季羡林的文章篇10

关键词：文化；大师；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F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9.019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9-043-07

收稿日期：2012-08-01

大师身后，一个社会的焦虑与反思

2009年7月11日，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同日辞世，学术界、文化界乃至整个华人社会皆为之震动，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纷纷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一切形式上的告别终将落幕，哀痛之余，人们开始深思两位老人留给后人的一些 “问号”——人文研究成果和精神财富如何及时梳理？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传承面临哪些困惑和挑战？

两位老人均以高寿辞世，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后人应该哀而不伤，然而，当一种精神也可能随之消逝的时候，却难免令人感到凄怆与忧虑。培育和葆养一个能够孕育大师的学术土壤，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否则，逝去的将不仅仅是大师。

两位老人都已年过九旬，在近百年的生命历程里，留下了难以数计的文化财富。他们的人生轨迹，跨越了两个世纪，恰与中华民族百年来跌宕起伏的命运相连，无论是学术水平、治学态度，抑或人格品质，都在昭示着一种纯粹的、日渐稀少的文人精神。当下许多失落的，在他们的身上依然保有，因此，他们的骤然离去，仿若熄灭的灯塔，曾经遥望的方向，渐渐失去了指引，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巨大的失落感。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追忆他们，挖掘与重温他们的每一个生命点滴，反思着当下学术环境中的浮躁因子，并期望能够唤醒一些不应随着他们的逝去而一并消亡的精神与态度。

“季羡林带着老知识分子的背影远去”“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媒体上这样的表述传达出某种怅然和悲凉。许多人将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先生，看作中国文脉为数不多的传承与接续者。

在上个世纪的文化和学术谱系中，当季先生这位出生于清末的农家子弟1930年入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时，传授学业的是吴宓、叶公超等大家。虽然国学院四导师中的王国维其时已然自沉，梁启超也已辞世，但人文传统依旧丰沛。正是在陈寅恪的课堂上，这位年轻人喜欢上了梵文，为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找寻到了最初的方向。几年以后，同样来自山东的小康人家子弟任继愈，乱世之中在西南联大用心攻读中国佛教史和哲学史，为他传道授业的是汤用彤和贺麟。

如今，当两位老人的履历再次被翻检时，人们从中依稀瞥见那个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

那个年代，在几经政治和社会动荡之后，渐渐离我们远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燕园里还能看到那些留存下来的、可被尊称为“先生”的大家。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老先生们校园漫步的景象:“王力先生戴着厚厚的像啤酒瓶底的眼镜，睿智的脑门油亮亮的，走在路上总是笑眯眯的；宗白华先生是一个长得小小的老头儿，身材不高，走路很慢，似乎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季先生的样子，则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车骑得飞快，个子高，人瘦，风风火火的。

这些追述让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推开朗润园一间公寓的木门进去，季羡林正埋坐在一人多高的资料堆中做学问。据说，他在80多岁时开始撰写《糖史》，“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人们也知道了，任继愈以耄耋之年，在视力也只有约0.1的情况下，每天凌晨4点起床，从事《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躺在病床上，神志不太清楚了，“还是不断在谈工作，说《大藏经》的事情”。

中国固有“死者为大”的传统，在盖棺定论之时饱受溢美也不是稀奇的事，即使把“大家”和“大师”诸多称谓都加在两位老人头上，人们也不会提出异议。其实，正如季羡林的弟子所讲，人们大多对季羡林冷僻的学术领域根本没有真正的体认，但这并不妨碍媒体在老人身后掀起一场“解读大师”的热潮。他的成长经历、治学之道、学术成果、生平爱好，甚至他的异国恋情，都以通俗的方式一一罗列。与文化界沾边或不沾边的人士，也都在这个悲伤时刻来述说自己对于大师的理解。尽管季羡林生前不止一次说过：“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但在他身后，许多人还是毫不犹豫照旧冠之以“国学大师”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