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生平十篇

季羡林生平篇1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

1979年，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

季羡林生平篇2

他（季羡林）以一身而具有三种http://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张中行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

“‘真情、真实、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数十年身兼北京大学教授和系主任的季羡林老先生不论是在为人处世，还是学识修养上，都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季老所表现的正是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思想。

东方学的创始人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

1936年春，季羡林把研究方向定为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1946年，季羡林回国，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拜会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在北大创建东方语文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其学术成果享誉海内外，成为著名的的东方学大师。

季羡林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浮屠与佛》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此后，季羡林于1989年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季羡林的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之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思想，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学者们认为，季羡林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三辞“桂冠”

季羡林虚怀若谷，宠辱不惊，面对溢美之辞，他有超人的真实和谦逊。“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在《病榻杂记》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季老谦虚的称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够，却遑论“大师”。

对于“泰斗”，先生以为“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所谓“国宝”，季老以略微幽默的笔触说到“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季老又请辞了“国宝”的桂冠。

那份真实与谦逊让人们对季老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与敬仰。

最难时不丢掉良知

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辞中，这样称赞季羡林先生“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

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季老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比如他夸李国文先生的随笔写得好，有哲理，是能让人在脑子里留下印象的文章。还夸邵燕祥先生的诗好，有文采有思想有意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季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当代另一位大儒张中行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古人都说“文人相轻”，历史上又出现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的故事，却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互相欣赏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把他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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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工友，像老农

季羡林在北大是闻名遐迩的名教授，在全国是誉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可是在一般人眼里，他却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衣着平常，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像一个工友，说话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总之，他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对于季老，他身边的李玉洁再熟悉不过，“首先是人格魅力。老先生在做人上,从来是克制自己，照顾他人，以德报怨，虚怀若谷。而且坚持平民立场，对人没有等级观念，大官来了也是这样，平民来了也是这样，越是被人看不起的人还越平等相待，就说医院里的勤杂工吧,差不多都跟季爷爷聊过家常。” 先生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据说当年身为北大副院长已近古稀之年的季老先生竟为一个刚入北京大学的学生原地不动看守行李达半小时之久。

季羡林先生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平民知识分子精神，古称布衣精神或者是圣贤精神。

季羡林走在校园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你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向季羡林鞠躬，转身上车，飞驰而去。甚至正开着车的年轻人，认出了迎面走来的是季羡林，便立刻停下来，打开车门，走出汽车，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鞠躬。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在今天的社会中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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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人物”架子的季羡林，却赢得了群众的极大尊敬，他靠的就是不俗的人格魅力。

俗话说“伟大来自平凡。”这个平凡的真理，在季羡林身上得到了证实。他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装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他这种平凡的伟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怀真情，讲真情”，这就形成了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

季羡林生平篇3

时间一长,热心的厨师们就和这个名叫季羡林的年轻人成了好朋友。这时,大家才知道季羡林生活窘迫,所以自尊心极强的他不得不避开用餐的高峰,选择在没人的时候用最便宜的饭菜充饥。说这些话的时候,季羡林的脸上始终带着平淡的笑容,好心的厨师们听完之后,鼻子有些发酸,大家都被这个年轻人的坚韧打动了。大家纷纷出谋划策,让季羡林在大学外找一些兼职来做,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缓解他的经济压力了。

没想到季羡林苦笑着摇摇头说道:“我做兼职打工的确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一些,但是我的祖国现在贫弱异常,她需要的是我们这些学子更快更多地学到能让国家富强的技术和知识。不去打工,只是我自己遭受磨难,却能尽快地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从而尽早地回国尽力。”

大家知道季羡林说得有道理,可是又实在不忍心看见他继续过这种困顿的日子,而且自己又帮不上什么大忙,只好无奈地轻轻叹着气离开了。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食堂的厨师们总是尽量多给这个坚强的中国男孩儿留一些热菜,然后默默地看着他在吃饭的时候埋头苦读。

在德国留学的岁月里,季羡林几乎把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钻研学问上,付出和回报永远成正比,季羡林付出的非常多,学到的学问和知识也让人羡慕不已。这些良好的知识储备为他后来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季羡林在事业上的坚持让人动容,而在一些事情上的主动放弃则让人久久回味。回国之后,季羡林的人生起起伏伏,历经波折,尝遍了人间的种种滋味儿。几十年之后,季羡林已经成了举世闻名的国学大师。这一天,季羡林正和一个老朋友在街上散步,忽然有一个中年人快步走到季羡林面前,恭恭敬敬地鞠躬问候。季羡林连忙答礼,谦逊温和地问候了对方。两个人聊了几句之后,中年人说还有急事,于是便匆匆告辞。

望着中年人渐渐远去的背影,季羡林的老朋友凝神思索了很久。忽然,老朋猛地一拍额头,转头问道:“他是不是当年伤害过你的那个人?”季羡林微笑着点了点头。原来,当年季羡林遭遇到人生低谷的时候,这个中年人曾经落井下石,当面让季羡林难堪过。由于当时在场的人很多,而且事情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多年之后季羡林的老朋友还能记得。

老朋友有些愤愤地问季羡林,对这样伤害过他的人为什么不报复?反而还客客气气地和对方打招呼聊天。季羡林微笑着看着老朋友,缓缓地说道:“仇恨永远战胜不了仇恨,只有宽容和大爱才能消弭一切仇恨。我放弃了对他的报复,既是给了一个犯错的人重生的机会,又扫出了自己心中怨恨的种子,双赢的结果,何乐而不为?”

季羡林的洒脱大度,让老朋友感慨良久。后来,在一次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老朋友谈到了这件事情,双眼中露出了无限钦佩的深情:“季羡林让我明白了,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首先是因为他拥有宽广博大的胸怀,其次才是他的学问和知识。”

季羡林在学业上不畏困难的坚持,为他换来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他在为人处事上宽容博大的胸怀,则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一个人如果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耐得住寂寞,有永不放弃的坚持精神;而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不仅要依靠过人的才学和能力,更需要拥有博大宽广像大海一样包容万物的胸怀。有了事业上的坚持和做人的宽容,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

季羡林生平篇4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公众的悼念热潮是冲着季先生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头衔这三顶桂冠去的。至于这三顶桂冠如何戴在季先生头上，却很少有人思索一番。

关于季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一开始就充满着质疑，李敖的观点很具代表性。李敖说，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3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李敖“开讲”以苛刻为风，但这番话也有在理的成分。论资排辈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不过，论资排辈，总得有“资”才能进人排辈的行列，更何况，季先生被戴上三顶桂冠，光靠论资排辈是不够的。书斋里外，季先生都有资格引起人们的关注。

书斋里：独力树权威

书斋里，季羡林的学术领域极为冷僻。1935年赴德国留学时，季羡林就决定绝不利用身为中国人的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他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哄洋人来获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唬人的学者，很不以为然。因此。季羡林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学习和研究上。留德期间，季羡林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引起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到中国。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深得时任校长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其作为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却在“”中蹉跎了。季羡林无奈放弃了本行研究，转而投身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在“”后期，季羡林担心自己忘掉梵文，偷偷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史诗巨作现在共有3种语言的译本，英日的两个译本。都是集其国内几十位学者之力耗费多年译成，唯独这部中译本，是季羡林在艰难年代一人之力而成。

季先生晚年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目前全世界能够释读吐火罗语的学者不超过10个，而中国。却只有季羡林一人。

这样的学术成就，季先生理应为学界敬仰。

书斋外：以公共知识分子为大众所知

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穷经”至晚年，则进入“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晚年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走出书斋外进入公众视野。

2007年2月25日，季羡林当选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的确如此，“”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而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反思。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季羡林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公众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提到“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称2l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曾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一个学者只有走出书斋，面对公众，才有可能对公共事务发言；公众尊重有学问的人，更尊重不仅仅是做学问的读书人。书斋里外的季先生。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也就不足为奇。

时势造就三顶桂冠

季先生被戴上三顶桂冠，大致是进入21世纪“季羡林热”以后。

季先生何以会热?上面所分析的季先生“书斋里外”的作为，是其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时代思潮中公众渴望大师的出现。换句话说，是时代需要一个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文化符号。

说到社会思潮，不妨把话题扯远一点儿，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

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记忆中，整个80年代是思想文化缤纷的年代。那时，国门初开。西方学理被引进中国；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批学者也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奔走呼号。季羡林的长辈或同辈中人，诸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侯仁之、邓广铭、张岱年、钱钟书、沈从文等这些在不同领域如雷贯耳的人，有的耄耋之年依然活跃，而有的还算是“年富力强”。他们或因其自身有被公众接受的成就而为公众所敬仰，如钱钟书、沈从文等；或因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而为公众接受后才知其书斋里的学问，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等。1984年，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等人还创办了一个在社会公众中影响甚大的中国文化书院，由梁漱溟担纲，1988年梁去世后由季羡林接任。这些现今须仰视的学界前辈，在当时就已经是公众学者，但无论是公开的媒体还是各种学术会议，对他们好像都没有用过“大师”“泰斗”之类的称呼。

那时，季羡林鉴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屈辱现实，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发起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抢救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在这个学会所召集的各类学术会议中。季羡林的头衔就是“北京大学教授”。那时，年轻人背后还不时以“老季”戏称，因为那个缤纷的时代学术没有被娱乐化，学者没有被“明星化”，根本不需

要去树立类似“大师”这样的文化符号。

进入90年代以后，思想缤纷的文化年代被甩在身后，代之以是整个社会功利浮躁开始生长，以“大学教授卖茶叶蛋”、季羡林所在的北京大学“围墙的倒掉”等一系列事件为发端，学界开始被注入功利，学问开始遭到质疑。学术乃至社会文化就面临着一个“告别的年代”。不要说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就是80年代欣欣向荣的西学，也逐渐衰落。那个时候。“大师”就更不会被社会当做标杆了。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发出呼喊，复兴国学，拯救传统文化。公众甚至官方都开始觉得，有一个或几个大师的出现是好事，至少公众有了仰视的目标。于是乎，先是沈从文，后来是钱钟书。“大师”不但出现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而且开始在公共媒体走俏。

1996年，作为当年的一个精神和文化事件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把人们对大师的热望又向前推了一步。此后，“大师”、“国学大师”，从陈寅恪身上开始移向一些在学界有成就的人，或者一些与学界不相干的人；而也有一些人，开始主动或被动地靠近“大师”这个称号。比如，最近遭到道德拷问的文怀沙；再比如，现今自封为大师的余秋雨。

而此时，作为曾经受业于陈寅恪的季羡林，80多岁时，仍然在书斋里，写他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糖史》，和日后引起公众注目的《牛棚杂忆》。季先生有文章写陈寅恪、胡适、冯友兰等，却很惜用“大师”的名号。在写到自己的时候，有时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学者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外面浮华的世界与他无关。

21世纪之后，学术开始走向娱乐化，学者开始走向明星化，社会公众对大师的呼唤就更为迫切。

而且，迫切的不仅仅是社会公众。21世纪后，政府对于社会文化和道德层面的建设重视程度逐步加深。树立一个经得起公众检验的文化符号。成为必要。公众呼唤，与治国之策，此时不谋而合。

2003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国务院总理以季羡林先生的热心读者的身份登门拜访。

普通、朴素、敦厚，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散文走向公众视野后，季先生从来也不以名人自居。既然其文品与人品无可挑剔，没有争议――这样一个文化符号，适时切合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需要。此后，总理又三次登门拜访，每一次都引起媒体的热议。

“季羡林热”背后的精神贫乏

面对方兴未艾的“季羡林热”，季先生弟子之一的钱文忠“既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如今却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让钱文忠“看不懂”的是，像季羡林这样一位从不追名逐利、满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当下讲究包装、炒作、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季羡林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吗?”

这个发问，令人深思。而季羡林也曾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界泰斗”三顶帽子。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还充斥在许多报道的大标题里。

其实，有没有三顶桂冠，并不妨碍人们对季羡林先生的敬重，也不妨碍在他去世后公众的怀念。叔本华曾经有过一段论作家的话很值得玩味：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季羡林生平篇5

一次，北大一个新生误认为他是老校工，让他代为照看行李，一看就是两个多小时。三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子吃惊地认出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人们总会看到住在北大朗润园13号楼东头一层单元房里的季老先生，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完全不像大师，像大多数北大老师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季羡林有一件雨衣，是他1946年从德国回上海时买的，一直用着，从未换过。

季老自称在衣着方面是著名的顽固派，他最爱穿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1995年春节，季羡林的同宗曾孙季孟祥从老家赶来陪他过年。他让孟祥到商店购买他喜欢的蓝卡其布，季孟祥跑了北京许多商店一无所获，因为这种布已停产好久了。第二年春节，季孟祥和—位亲友提及此事，那位亲友从家里找出一块闲置多年的这种布料，请季孟祥带给老人。季老见到十分高兴，拿出刚刚出版的《赋得永久的悔》这本书送给季孟祥和亲友，并再三叮嘱季孟祥好好谢谢亲友。

季老的吃也很随意，他通常拿一个大搪瓷茶缸去食堂打饭。吃米饭时，饭和菜都倒在茶缸中，一块吃下去，吃馒头时，就用茶缸盛菜，一只手拿馒头，另一只手拿筷子，很快吃完一顿饭，然后回办公室继续工作。而每天晚上在食堂吃完饭，他会多买一个馒头带回去，第二天早晨把馒头切成片烤热，沏上一杯茶，外加一碟花生米，就是一顿早饭。

季老的住处也十分简陋。水泥地，大白墙，没经过任何装修，完全是20世纪50年代普通居宅。家具都是学校发的，既旧且破，没有客厅待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北面放一张日八仙桌和三把破旧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2000年，北大领导无偿给季老装修客厅，给了他一套沙发，从此季老的家透出一点现代气象。

季羡林生平篇6

关键词：季羡林 散文 质朴 淡雅 平淡美

雅俗之争，浓淡之辨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进程中的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祟雅还是趋俗，喜浓还是尚淡，集中体现着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和文化趣味。而随着历史时代的不断发展，“淡雅”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在文学和艺术的审美中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的作用，崇尚“淡雅”也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中一种相当普遍的审美趣味。但是爱好“雅”的人对于“雅”的偏好却又各不相同：有的以“古”为“雅”，有的以“淡”为“雅”，有的是以“不俗”为“雅”，还有的以“平和”为“雅”。清贫的家世，严格的家教，朴厚的性格，对文学的喜爱，使季羡林这位博学广识的学者型知识分子得以有博而雅，有雅而淡，不仅能够在知识的海洋、艺术的氛围里，体味淡雅的意境，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自觉地追求淡雅的艺术趣味。因此，他在散文创作中自觉形成了“淡雅”的审美追求，在创作中自然地以“淡”为美，并树立了“淳朴恬澹，本色天然”的创作理念，由此使得他的散文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平淡美”的特质。

一.朴厚的个性气质

季羡林散文在创作中之所以自然地以“淡”为美，自觉形成对“淡雅”的审美追求，这与他个人的性格、为人密切相关。季羡林朴厚的性格和质朴的为人影响了他对散文“淡”美的追求。“老北大，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之也不穿西服，可是长袍的料子，样式以及颜色总是讲究的，能与人以潇洒，高逸的印象。季先生不然，是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1]可见季老的朴实是与生俱来的，不会随时光与地位的改变而变化的，即使西方文化与西方生活的熏陶也不能改变。朴实成了季老品行的魅力，谢冕说：“季先生的魅力来自于他拒绝一切装饰的平易和朴素。”“他只是极普通的说话，做事，写文章，用他的平常心，平常态，平淡至极的语言，却让人从中照出了自己的渺小，浅薄和虚华，从而生发出深深的敬畏之情。”[2]这种质朴的个性在他的散文写作中则表现为用平淡的语言表达浓情，用直白的方式表达深情。

二.为文的质朴

季羡林生平篇7

“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这只能是暂时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籍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改变的。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季羡林先生的新书《忆往述怀》最近出版，他在书中说。)

想对这段话发点议论，是因为这段话，内容荒诞不经，发表在主要针对海外华人、华侨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尤其不伦不类。它既显现出了季羡林这位年愈九旬的老牌教授、老留学生的思想浅薄，也显现出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者的思想与业务能力的局限。

正是因为要出国、已出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的官方宣传部门，才耗费巨资，在海外印刷、出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群读者，《人民日报》海外版，才能多少有一些读者，包括我在内。在季羡林看来，背离爱国主义传统的例证，就是要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且有许多人归化为“老外”。出国的人就不爱国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奥运火炬传递所到之地，异国都城映天蔽日的五星红旗说明了什么?难道是东道主国家雇人去摇旗呐喊的吗?再者，中国的留学政策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国家政策支持的好事，季羡林却视为爱国主义传统遭到背离的例证。这不是老糊涂，就是倚老卖老。

季羡林何以觉得，归化人了外国籍的华人，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入籍时，曾经将手放在心口，或是举过头顶，宣誓要放弃对原所在国的效忠，而忠于接纳他归化的新国家。季羡林想当然地这样说，是置千千万万海外华人于不诚、不忠、不义的处境。他们的家庭、财产、生活、人生，都在现籍国，那个国家，用宪法维持他的权利，用军队和警察保卫他的安全。他爱自己的所在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有从事有损所在国国家利益的、特殊职业的人，才能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些海外华人，爱中国，爱的是她的血脉亲情、文化传承。

如果愤青们得知，季羡林先生是在法西斯德国，拿着纳粹政府的教育津贴，而得以留德10年的，他们一定会觉得，季教授没有资格谈爱国。当然，这是“”式的思维逻辑，为我所厌恶。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网络上泛滥着的“爱国”喧嚣中，不是充斥着籽那个惹祸的青岛女留学生“奸尸”、“碎尸”这类狂犬言论吗?我绝对反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但我绝对厌恶对她的人身攻击和威胁。

季羡林先生是幸运的。虽然受到过一些冲击和不公平待遇，但毕竟没有被流放到甘肃夹边沟那样的地方去改造。如果他去了夹边沟，他的肉体恐怕早已不存，爱国之皮焉能附之?在他这段话里，他用中国知识分子领袖的口吻，寄语“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爱国没商量。

季羡林先生，你实在错得太离谱了。九旬之年，享此高寿，连国家领导人都给你送花篮，独获尊荣，你自然是爱这个国家爱得没有商量余地。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仅仅是爱国吗?或者，爱国是唯一的选项吗?如果说知识分子一定要爱国的话，那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并且监督执政者，制订、实施利国利民的政策，比如，在粮食产量放卫星亩产10万斤的时候，农学家站出来说“放屁!”；在“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年头，社会学家站出来，向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公布第一手的、详实的中国人口非自然死亡田野调查报告在大炼钢铁的时候，金属学家站出来说：“胡来!”……

“爱国无商量”是奴性哲学，是对北京大学“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校训的背弃。这就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弃家贫”的翻版，是“母亲打错了儿子，儿子不记恨母亲”的换而言之。爱国须思量，因为，人类历史上，有多少罪行假“爱国”之名而行!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我特别尊敬袁隆平院士。他从来不说自己爱国。但他的功德，远远地超过了“爱国”这一层次。他爱的是世界和人类。中国，自然，而且，首先，包括在内。也可以这样说，他是世界上最牛的农民，他对水稻的热爱、对能长出水稻的土地的热爱，对依赖水稻为生的人类的热爱，岂“爱国”两字能够承载!

季羡林生平篇8

著名学者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时爱上了张兆和，便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的情书，热情地追求她。张兆和多次拒绝沈从文，甚至将他的行为告到了校长胡适那里。但在历经坎坷后，两人终成眷属，并在数十年里患难与共。在沈从文最困难的日子里，张兆和给了他力量和信心。沈从文曾在一封情书里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华的人。”

一天，小说家张爱玲的门铃被人按响了。她从猫眼上发现来客是胡兰成，便没有开门，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张爱玲的心像被粗木撞击的钟一样猛烈地跳动着，她知道自己爱上了胡兰成。两人第一次见面就畅谈了五六个小时。后来，胡兰成向她索要一张玉照，张爱玲就去照相馆用心地拍照，并在相片的背面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1979年，著名作家三毛的男友荷西在潜水时意外丧生，三毛闻讯后痛不欲生。过了许多年，三毛仍在想念荷西，并在书中写道：“感谢上天，今日活着的是我，痛着的也是我。如果让荷西来忍受这一分钟又一分钟的长夜，那我是万万不肯的。幸好不是由他来承受这些痛苦。要是让他像我这样地活下去，那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上帝换回他来。”

大书法家启功和妻子章宝琛的结合完全是“父母之命”，但他们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章宝琛一直是启功在艰苦生活中的最大支柱。她省吃俭用，把家里的日常开销都计划得井井有条，还为启功买书画作品留下了一定的资金。启功从章宝琛身上得到了最大的包容和最满足的幸福感。章宝琛逝世后，启功坚决拒绝好心人的牵线。他说：“妻子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戏言，如果我们中的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的。我说决不会这样。果然，先妻逝世后，我周围的人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甚至还有人自告奋勇，自荐枕席。但我宁愿一个人生活。我的心情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1935年，著名翻译家季羡林在德国的哥廷根留学时，和迈耶（季羡林校友的房东）家住在同一条街。1937年，他开始写博士论文。写论文需要打印稿，季羡林既不会打字也没有打字机，而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有一部打字机，很会打字。于是，他们在夜里常常是一个打字，一个在旁边静静地坐着。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很少，季羡林形单影只，因此常被邀请到迈耶家做客。在季羡林快回国时，伊姆加德在他的文稿上打了一行字：“一路平安，请不要忘记我。”几十年之后，季羡林回到哥廷根想要联系伊姆加德，但已经杳如黄鹤。在年老时，季羡林感叹说：“我已垂垂老矣。如果她尚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我果真没有忘记她，而且世上恐怕已没有像我这样思念她的人了。” ——摘编自《人人网》

季羡林生平篇9

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从季羡林先生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他对待工作和学习的勤奋钻研、谦虚谨慎，身处逆境的泰然处之，面对学生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些都让我感触颇多。

季老的一生，几度起伏，也正是人生坎坷而丰富的经历，成就了他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的品格。不经历风雨，又怎么见彩虹。只有在风浪中不断磨砺自己，才能成为对单位、对社会有用的人。读季老的自传，不仅可以了解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更可以学以致用。

学习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身处一个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代。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充实自己，才能更好地工作，才能跟得上时展的步伐。季羡林先生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学习的脚步。无论是在日本侵略，时局动荡不安的清华园，还是在被饥饿和战争阴云笼罩的德国小城哥廷根，无论是在幽静的朗润园，还是在破败的牛棚中，他都始终坚持学习、写作，几十年来笔耕不辍。这也使得他日后能够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2国语言，博学多才，在东亚语系与印度佛教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一生都没有停止学习的步伐，更何况是我呢？自从去年来到市政府办公室后，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单位浓郁的学习氛围。办公室许多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领导、同事依然坚持学习，这种学习热情也无时无刻不在激励鼓舞着我。他们对业务的钻研精神，对知识的渴求和热情，都让我钦佩不已。

来到办公室近一年来，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的益处。其实，学习是无处不在的：不仅源自书本，更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对工作的实践与感悟。以前，我觉得学习知识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更好的展示自己，但是，现在我认为：学习更是为了拓展眼界，丰富人生，让自己乐在其中，而不是过多地关注外物的变化。《论语》有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伟大总是寓于平凡之中，只有真正享受学习，每天积累一些，学习一些，才能聚沙成塔，成为一名业务精通的优秀干部。

在治学态度上，季羡林先生勤奋严谨，一丝不苟。在担任北大东语系主任和北大副校长期间，他时刻把学生的诉求放在首位，谦虚和蔼、平易近人。有一个故事曾在北大流传多年：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他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我不知道当时这位学子的心情如何，但是听完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了大师的谦虚和蔼、可亲可敬。另外一个故事则让我看到了季羡林先生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季老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工作，风雨无阻。他到北大工作后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我也知道每天遛弯、下棋是舒服的，但是几十年来，每个清晨，我都不曾留恋朗润园秀美的景色，直奔图书馆。如果一日不做研究，一日没有收获，晚上躺在床上，我便会惴惴不安，觉得自己在荒废光阴”。已入耄耋之年的季老，却依然如此勤奋的工作。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在世，不过短短几十年，所以我们更加不能虚度光阴，而在这几十年中，有多一半时间是在工作的，所以，勤奋进取、谦虚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是取得成绩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来办公室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这里工作忙。但来了之后才有更深的体会。这里大到市领导、秘书长，小到科长、科员，晚上加班、周末加班是家常便饭。领导、同事对待工作的兢兢业业，勤奋进取，不计回报，深深感染了我。我想，正是有全市这么多领导干部的默默奉献，才成就了莆田今天的发展成就。

季老在书中写道：“经历过这么多困苦，回头再看，我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他的一首诗，我很欣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季羡林先生曾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东语系，并于毕业后远赴德国著名学府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曾经以勤奋、钻研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手创办了北大东语系，为我国乃至世界的梵文、吐火罗文、佛教等学科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曾经经历了十年浩劫，被抄家、批斗，在牛棚里一住就是几年；也曾经在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大副校长等职，蜚声中外。季老的一生，几度起落，无论是无人问津、受人唾弃，还是备受推崇、万人瞩目。在大风大浪中，他始终不喜亦不惧，淡然面对得失。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为国家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人却因为腐败堕落而倒下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让人不胜嘘唏，说到底还是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把个人荣辱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办公室的一名干部，我要时刻以这些反面典型警醒自己，沉下心来，踏实工作，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在工作中不断锻炼能力，磨砺品格，完善自我。

季羡林生平篇10

如果不是正在湖南经视热播的《宽恕》，许晴也许就这样慢慢淡出观众视线。但她就有这样一种魔力，就算“消失”再久，只要她的电视剧上档，那批“专一”的观众又回来了。所以她敢“丢下”观众到美国去求学，敢呆在家一头扎进书堆整整一年不拍戏。“因为我感觉自己越拍越空了，我得往里充实点什么。”许晴说，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守候她蜕变的观众负责。

戏外的她比普通人更普通

戏里的许晴，或风情或清纯，或狂野或保守，戏外的许晴，却是单调得不愿意参加任何派对晚会的“宅女”。别想在商业活动或者颁奖晚会上看到她，在北京的某个书店，倒还是常有机会偶遇许晴。不过，现在想看到许晴，更加难了。不拍戏的时候，她就在美国，纽约大学电影制作专业还有一年的课程等着她完成。学生身份的许晴，比在国内活得更加自由，包里翻不出化妆品，架着眼镜走在街头，连从身边走过吹口哨的老外都没有，比普通人更普通。

“但我却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感觉特别沉静，又特别充实。”深夜接受《金鹰报》专访，许晴的声音多了几分慵懒，却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性感。许晴笑了，“别老是把我定格在林珠身上，第三者的帽子，也该摘了。”

也对，除了林珠，许晴还有更多的该被定格的影像，《笑傲江湖》中的任盈盈，《大清风云》里的孝庄，《沙家浜》中的阿庆嫂，记者如数家珍，许晴在电话里“咯咯咯”地笑。“听你这么一说，我还挺有成就感的。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敢说表现什么角色我都游刃有余，如果就这状态拍下去，也没问题。”

但柔顺的许晴还是有野心的，挑战自己的野心，是支持她远走美国求学的最大动力。“真的，我这样不断重复的拍戏，感觉越拍越空。”这种从内心透出来的空洞感觉，经常会让许晴就算身处闹市，也会感觉到一个人在舞台的孤寂。

所以她去了美国学习电影制作，闲暇的时候，她还去了伦敦生活，拍了很多很生活的照片。“最近在弄这些东西，已经有人愿意让我集结成书出版，算是对我留学生活的一个纪念吧。”许晴说，等她学成归来的时候，她的身份就不仅仅是演员了。

姥姥让她的美丽多了几分温暖

年过30的女演员，转型幕后，仿佛已经成了心照不宣的“蜕变”方式，比如许晴，再比如蒋雯丽。许晴也听说了蒋雯丽第一部电影要拍自己的爷爷。拍身边的人，作为新手导演来说，确实是最稳当又最能出彩的素材了。“但我不会，我不会拍我姥姥。她的一生，没有任何一个演员能够重现，就算我也不行。”仿佛预知记者会问什么，许晴抢着回答了。

姥姥，是许晴生命中“可以动情去爱的”两个人之一。成为姥姥那样的女人，是许晴一生的追求。“我的姥姥，永远都是微笑着面对的一个人，我觉得她有从容、宽阔的胸怀，可以容纳很多东西。”在许晴和刘波新闻闹得最凶猛的时候，是姥姥在她身边开导她，“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留学美国之前，许晴在国内的最后一部戏就是《宽恕》。她几乎是每天流着眼泪拍完《宽恕》的。“因为那段时间姥姥生病住院了，情况很严重。”一想到姥姥就要离开自己，许晴就感觉被抽了主心骨一样，整个人轻飘飘的。《宽恕》杀青的时候，姥姥也去世了，许晴哭了一个星期，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之后，许晴开始学着珍惜身边的人，“我有了一种洗尽铅华的感觉，我觉得姥姥让我重生了。”

从那以后，很多人发现许晴变了，变得愿意和不同的人相处。《宽恕》的刘燕民导演说：“以前许晴也很美，但总感觉有距离感，但现在她的美丽，多了几分温暖，仿佛那种成熟的美丽已经渗透到那独特精致的气质里了。让人看一眼之后，还想再看一眼，像会上瘾一样。”

感悟人生明天会比今天好

安静的时候，许睛总是在看书。现在有很多人说自己的爱好是读书，许晴觉得很奇怪。“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就像我需要吃饭一样，这是需要而不是爱好。”许晴说，她们家到处是书，什么种类的书都有，其中以季羡林和南怀瑾的书，她翻得最多。

季羡林，许晴生命中另一位可以尽情去爱的老人。因为以前的恋人刘波师从季羡林，许晴得以接触到这位可爱的国学大师。她说，如果姥姥是通过生活的点滴影响着她的，那季羡林就是从精神方面鼓励着她。

因为季羡林身体的原因。许晴和他见面的次数也不是很多，“但每一次见面都很有收获。”最近的一次见面，许晴和季羡林一起在他家的院子里喝茶聊天，“自己种的葡萄藤就那么自然在头上垂下，仿佛抬头就可以咬下一颗来，老爷子偷偷地要我带了花生豆过去，他家不让他吃，怕不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