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游苏轼十篇

少年游苏轼篇1

[关键词]苏轼作品 乐观旷达 壮志难酬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058（2016）160024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当下，不少中学生遭遇挫折后无所适从，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诗歌具有强大的熏陶感染功能，语文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鉴赏诗歌，并从中思考、领悟。语文教材中，作家的作品所传达出来的积极态度，为学生模仿榜样提供了可能性。榜样应充满生命感，不能只讲其优点，而对其缺点只字不提。

苏轼，是中学生的榜样。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弹劾苏轼，上奏苏轼任职湖州后所进的谢上表，其用语暗讽朝政。接着御史李定等王安石一派的官员，从苏轼的诗文中寻找罪证，指控他有谋反之心。后苏轼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也称“乌台”，因御史台内柏树上多乌鸦筑巢栖息。这起文字狱被称为“乌台诗案”，最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笔者查阅人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发现苏轼被贬黄州后的作品共有七篇。这些作品分别为元丰四年（1081）作散文《方山子传》，元丰五年（1082）作词《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赋《赤壁赋》、散文《游沙湖》，元丰六年（1083）作散文《记承天寺夜游》。而《游沙湖》中苏轼游蕲水清泉寺所作的词即《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一、乐观旷达的精神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履险如夷，尽显其乐观旷达。

《游沙湖》作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病愈后，与主治医生庞安常同游蕲水清泉寺。苏轼看见寺边兰溪的水往西流，作词《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告诉我们，纵使时光流逝，我们仍应老当益壮，奋发有为；“休将白发唱黄鸡”，即不要因人老就唱起“黄鸡催晓”等消极悲观的歌曲。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去沙湖看田。他在归途中遇雨，便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同行皆狼狈，而苏轼却持竹杖，穿芒鞋，一边吟诗长啸，一边逍遥前行。他不怕，只需一件“蓑衣”就可以抵挡自然界和人生旅程中的风雨。“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语双关，表面上是说他对天气变化毫不介意，实际上是他不为人生忧患而动摇的修养。

元丰五年（1082），苏轼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所游为黄州的赤鼻矶，并非赤壁大战之地。由于当地传说赤鼻矶就是周郎赤壁，苏轼也不妨把它当成真的赤壁来寄托自己的情怀。壮美的大江，引发了苏轼对主帅周瑜的赞赏。周瑜年轻有为，在赤壁之战中从容指挥，最终打败曹操。而此时的苏轼，功业未成，早生华发，便感喟“人生如梦”。这种感触并非颓废和悲观，他最后还是做出了举杯邀月，酒酹于江的壮举。这一举动，与词中所写的壮丽江山、千古英雄融合在一起，营造了深沉、雄浑的意境。

元丰五年（1082）农历七月十六日，苏轼与客在赤壁之下泛舟游玩，并进行了一段精彩的主客间的对话。月下的主客问答，是苏轼人生态度的两个层面。作为“主人”的苏轼，表现了他的乐观旷达；而作为“客”的苏轼，表现了他的消极悲观。先分析作为“主人”的苏轼。面对“客”所发出的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感慨，“主人”苏轼解释到，就像水会流逝，月有盈虚，生命就个体而言，是如此短暂；就整个人类而言，万物与我们一样，都是永恒的。既然这样，我们不如享受大自然，随遇而安，拂江上清风，赏山间明月。

元丰六年（1083），苏轼作散文《记承天寺夜游》。作者与好友在承天寺悠闲地观赏柔和的月景，庭中的月色如水般澄澈明净，“藻”“荇”纵横交错，原来是微风吹拂，竹子和松柏在月光的照耀下舞弄着自己的影子。

二、壮志难酬的慨叹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苏轼被贬谪后，偶尔慨叹壮志难酬，也是可以理解的。

试分析《赤壁赋》中作为“客”的苏轼，他从眼前的赤壁壮景，想起了曹操、周瑜两个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不复存在了，他便发出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叹。

少年游苏轼篇2

一、创制美味，记录饮食文化

一方水土产一地风物，一方之人传承一方美味。苏轼饱学聪慧，善于创新，无论到何地都能入乡寻奇，充分发掘当地食材，创造一方美食。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创制荤食

民以食为天，古代官员为政最大的能耐，是让百姓温饱。苏轼无论是外出做官，还是贬谪他乡，都能迅速与当地百姓融为一体，从民间发掘美食，解决百姓果腹之需。苏轼在创制荤菜上特别用心，以苏轼名号命名的荤菜有东坡肘子、东坡墨鲤、东坡丸子、东坡酥、东坡肉等，有的荤菜虽未直接以苏轼名号命名，却与苏轼的创新改制密切相关，如宏志鸡、琵琶虾、盐焗鸡等，这些菜肴体现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宋代地域文化特征，以东坡肉的来历为例，三个地点展现三种缘起。其一，黄冈贱物，东坡贵新。宋代周紫芝《竹坡诗话》①记载，黄冈（黄州）富贵者不吃猪肉，猪肉价贱，老百姓苦于烹调技艺不佳，难出美味。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亲自下厨烹调尝试，终于做成绝妙美味东坡肉。“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1]所录小诗记载苏轼对猪肉烹调创新的感受，创造性添加新佐料，少水，慢炖，一碗管饱，美滋滋地品味，在心情阴郁的被贬生活中，美味是消遣，也是，苏轼善于从平凡食材中提升精华，于空灵妙思之中添加佐料，充分挖掘食材之美，展现特定的地域文化。其二，永修治病，误听巧做。苏轼曾在江西永修为一农家孩子治好病。农夫留饭，苏轼被乡村美景陶醉，不禁口吟“禾草珍珠透心香”；农夫误听，理解成“和草整煮透心香”，以为苏轼教自己做菜，于是将稻草栓系猪肉，整块慢慢蒸煮，稻草清香浸肉，别有一番香味!至今江西还有如此做红烧肉的。融于百姓，为民解忧，误听巧做，暗喻百姓对苏轼的喜爱。其三，徐州抗洪，回赠东坡。苏轼任徐州知州时，黄河澶州曹村埽决口，徐州被困，苏轼亲率百姓抗洪保城，百姓极其感激，杀猪宰羊，把猪肉敬献苏轼，苏轼拒收猪肉，教百姓把猪肉做成红烧肉，回赠给百姓，所以东坡肉又称回赠肉。一道红烧肉，如今流播中国大地，三个地点三种传说，可知苏轼为官途中爱创制荤食，在困顿之中寻求豁达，在贬谪之中寻觅乐趣，自娱自乐中独创荤食，荤食随百姓对苏轼的崇敬而流播四方。苏轼不仅爱创制荤食，对荤食也有独到的理解，其在《於潜僧绿筠轩》中写到：“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2]小诗用典抒情，食肉果腹，竹居雅志，王徽之松竹自喻，高风雅行，出语精辟；小诗最令人意外和惊喜的，是续下看似多余的俗世问话，借曹植“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语出新意——若名节与口福冲突，宁可保清节，潇洒弃口福，这便是苏轼的饮食观，别于凡俗一味追逐口福的饕餮盛宴。猪肉之外，苏轼又把西湖盛产的大鲤鱼，创新出新的烹饪技法，形成大名鼎鼎的东坡鱼；龙井虾仁、爆炒东坡、海盐焗鸡等，都是苏轼在日常饮食中创制的荤食。苏轼《东坡八首》中“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2]蜀人贵芹芽脍，苏轼创造性把芹芽脍鸠肉，荤菜的香甜与素菜的清甜交融一体，相得益彰。总之，苏轼创制的荤菜用料不贵，加工不繁，粗中见细，化俗为雅，诗文记趣。

（二）生态素菜

在困苦的贬谪生活中，苏轼意外发现蔬菜的原味很美，《菜羹赋》赋中说，“汲幽泉以揉濯，搏露叶与琼根……覆陶瓯之穹崇，谢搅触之烦勤，屏醯酱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2]素菜易取，苏轼亲自汲泉、摘洗、清煮，芬芳鲜艳，令人垂涎。在《撷菜》诗前小序中交代了撷采素菜的乐趣，每当困顿饮酒后，夜半就撷菜煮吃，自觉梁肉也不能赶上素菜的清雅可口。又如东坡豆苗把豆芽杂以绿色素菜凉拌，丝丝缕缕，色彩缤纷，清爽宜人。苏轼在《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中描写蕲水溪流潺潺，兰芽碧绿，松间小路，清净无泥，洁净的菜蔬，清幽的环境，悠闲的心境，一切都似禅意，在清雅的氛围之中，缺吃少穿被消解无忧。在《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中写新春笋芽，霜虀野荠，鬓间秋色，色彩对比鲜明，在五色缤纷之中寻觅素菜，善变无用为有用。“彼美君家菜，铺田绿茸茸。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种之秋雨余，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虫。是时青裙女，采撷何匆匆。”[2]后人在苏轼基础上改制，做成四川传统名菜苕菜狮子头。一棵素菜，在苏轼笔下摇曳生姿，清醇可口。医食同源是中国医药传统，苏轼深谙其中道理，他在《小圃五咏》中写了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五种素菜药物，在自家苗圃地里栽种人参做药，即可医病强身，又可救济他人。

（三）解馋风味

如果说荤菜素食是日常填饱肚子的充饥之物，那么苏轼所创制的解馋风味食品，则是苏轼文人雅士饮食情趣的体现。“地碓舂糠光如玉，沙瓶煮豆软如酥。我老此身无著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履君家去。”[2]豆子舂碓去壳，沙瓶煮豆子酥软如糕；“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地偏不信容高蓋，俗俭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3]。这首诗是苏轼的自嘲与家居饮食小结，清泉濡土。稻米如珠，卖剑买牛，诗人日常家居饮食细节尽显。

（四）冒死尝鲜

苏轼对野味大胆尝试，野生菌蕈味道鲜美，可惜有毒，苏轼大胆品尝。“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3]，河豚内脏有毒，稍有不慎，可能毙命。苏轼到餐馆冒死品尝河豚，出来后他人问起味道如何，苏轼直截了当回答说：“值得一死！”冒死追求美味的精神是苏轼与天地融于一体的表现。苏轼有多首诗写鱼，《鳊鱼》中写到：“晓日照江面，游鱼似玉瓶。谁言解缩项，食饵每遭烹。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辍箸涕纵横。”[2]鱼贪饵人贪欲，用典精到，至情至性，人与鱼命运何其相似！生存温饱所需，可能误入困境，杜甫、孟浩然均未避免!思考，时常伴随着苏轼，一餐饭，一条鱼，审视之中，文化自觉，令人叹惋。苏轼《初到黄州》也写武昌鱼，“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2]此诗中的鱼也是武昌鱼，武昌鱼冠绝天下，长江两岸青山连绵，翠竹秀茂，笋香诱人，诗人以逐客自命，揶揄之中兼有诙谐旷达，绵里藏针，讽刺薪俸仅是折价变卖的压酒囊。由此诗，可知苏轼喜作美食的原因之一，薪俸太低，自制美食，既可调节饮食，又可减少支出，以有限的薪俸，支付一家老小的生活，看似浪漫，实则心酸。在这种自我解嘲的诗词中，苏轼通过创制各种美食，消解精神的困顿，于品味饮食之中，超越生活。

（五）心灵鸡汤

苏轼算不上厨子，但以其名号命名或与其相关的饮食文化流播广远，原因在于佳肴仅能饱一时，载于诗词中的心灵鸡汤却能滋润心田颐养人心，百代不衰。“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4]苏轼喜爱体验饮食劳作，购买而来的饮食似乎缺少滋味。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2]贬官辗转多地，犹如骑瘸驴行崎道，雪泥鸿爪，漂泊点痕，诗文中的美食，透露其人生踪迹。总之，苏轼爱创制美食，无论荤素，无论常异，都是他对美食的发现和创新，美食是他抚慰自我的心灵鸡汤。

二、酿酒品茶，抒写精神文化

（一）偶得酒中趣——苏轼与酒文化

酒茶疗百病养生重养心，宋代文人以知医为时尚，医家以通文为俊雅，苏轼得风气之先，他将酿酒、品酒、养生融为一体，佳话频传。苏轼酿酒心得《东坡酒经》，可供后人酿酒借鉴。苏轼对酿酒有独到体验，其在《超然台记》中说，“脯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2]苏轼超越自然之物的属性，游于物外，挖掘食材的别类吃法，常用谷物酿酒，所酿之酒有真一酒，菖蒲酒，橘子酒、罗孚春、万家春、洞庭春、黄州蜜、定州松醪、惠州桂酒等，这些酒大多是药酒，是苏轼因地制宜，选取当地食材而作，饮酒可以防病养生。真一酒制作程序就极其考究，米麦水三一混入，“拨雪披云得乳鸿，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2]据传，苏轼从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处得到真一酒秘方，将道家养生理论融入酿酒实践；真一酒酿成后颜色如玉，口感纯香；三杯下肚，自信超脱，品饮真一酒使人精神愉悦，心境超脱，淡薄名利。在定州，苏轼将松花粉拌入蒸饭中，密封8日就酿得松花酒。松花粉甘温无毒，可以解润心肺，祛风止血。也在定州，苏轼与雅士赵杲卿诗文唱和，以定州民谣和诗《薄薄酒引》：“薄薄酒，引两盅，粗粗布，着两重。”②以酒会友，民谣自嘲。苏轼品酒，矛盾交织。苏轼不胜酒力，微醺即止，稍饮即醉，其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中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客去，解衣盘礡，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2]品酒最佳状态是“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2]苏轼与酒有种不能割舍的缘分，以上词句体现了苏轼爱酒的个性，但苏轼又不沉溺于酒，而是借酒言情，借酒发语。有时，苏轼又想戒酒，在诗歌《和陶止酒》中有所体现，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中写道：“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2]酒后独立江边，孤独无依，酒不解真愁，又何必借酒浇愁？

（二）佳茗似佳人——苏轼与品茗文化

苏轼嗜茶胜于好酒，苏轼所处的眉山、杭州、湖州、儋州都是茗茶之乡。苏轼诗词对茶的采制、冲泡、品赏都有细腻生动的描写。采制之美：苏轼曾摹写杭州城外漫山遍野的春茶景色；《月兔茶》中写到，“环非环，玦非玦，中有迷离玉兔儿。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却圆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5]玉兔儿又称小凤茶或小团月，因茶饼形状似圆月而得名，以佩玉为喻，形象生动，优质珍贵；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中写到，“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2]这是苏轼的实践真知，宋代不法商人常用淋过红油的绵纸包裹茶叶，不知底细的喝茶人以为那是好茶，苏轼指出好茶的采摘与乡间的佳人一样，不事雕琢，清丽自然，无需膏油涂抹，同时以茶喻人，感慨命运不济，辛辣讥讽以佳茗钻营的势利行径。冲泡之韵：唐代人认为茶叶需缓火炙烤，活火煎煮。宋人特别强调取水，苏轼善于取泉鉴水，其取泉地点遍及川蜀、卞洛、江淮、岭南等地。苏轼在《虎跑泉》中写到：“虎移泉眼趁行脚，龙作浪花供抚掌。至今游人灌濯罢，卧听空阶环玦响。”[2]送人讲究水与茶的关系，虎跑泉与西湖龙井是绝配。《廉泉》中写到“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挠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烂摩尼。廉者为我廉，我以此名为。”[2]苏轼自喻清澈如泉，廉洁如水，令人敬仰。《试院煎茶》写出苏轼的人生之感，“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2]泡茶之水讲究火候，需用活火，即有赤焰的炭火，要在蟹眼气泡刚过，鱼眼气泡初起时取水，别把水烧成老水，当壶中松风飕飕声响就该冲泡，点茶后观茶，茶末如飞雪旋转，洁器雅兴，精品厌凡泉，雅士格调高，借茶消闷，自娱自足。七律《汲江煎茶》是苏轼写泡茶最著名的诗歌，写于苏轼被贬海南儋州之时，月夜寂静，友人聚集泉边，汲水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2]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品饮、听更，细腻形象，用典清新，炉火纯青。品赏之味：《浣溪沙•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体现了品茶的情趣：“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葺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2]滚烫的水冲起如雪花一样的白色泡沫，等到泡沫渐消，细品沁入心脾的春茶，春气乍暖还寒，春天特有的蓼葺和蒿笋颜色嫩绿，味道鲜脆，品茗尝鲜，虽简单，却快乐。苏轼《水调歌头》词中，“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就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起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2]春雷惊炸，旗枪争春，雀舌嫩黄，捣碎紫钨，点茶和品茶，清风拽腋，困顿全消，似到仙境，飘飘欲飞。神韵之雅：某天苏轼出游，在山腰有一寺庙，就让书童戴上草帽，脚穿木屐去寺中讨要某种东西，寺中僧人知是苏轼书童，问书童要什么，书童答说：“先生说看到我，你就知道要什么了！”僧人细细打量，会心一笑，书童这打扮，不就是茶吗？于是泡一壶好茶，让书童带去。这就是苏轼的机巧，僧人的会意，苏轼把茶融入精神深处，生活中处处有茶，借茶言声。

三、结语

少年游苏轼篇3

关键词：苏轼贬谪心态杭州山水诗

宋神宗熙宁年间( 公元1071 年) ，苏轼因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在此期间做了好多诗。元丰二年，因著名的“乌台诗案”［1］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郎知登州，后迁为礼部郎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 公元1089 ，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 今广东惠阳) ，再贬儋州( 今海南儋县) 。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 公元1101 年) 卒于常州( 今属江苏) 。苏轼两次被贬杭州，在杭州的各种经历以及他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

一．苏轼的贬谪心态

中国古代有贬谪经历的士人不计其数，但心态各有不同，苏轼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从“朝廷命官沦为带罪之人，精神之孤独，生计之困窘，身体之衰病，都困扰折磨着东坡。他的心态首先表现为幽独孤高，困顿牢落：但另一方面又善于排解，坦然超脱。两方面合而观之，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苏东坡。

“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苏轼倾心游历众多寺院，《甘露寺》、《宿临安净土寺》、《自净土寺步至功臣寺》、《冬日独游吉祥

寺》、《法惠寺横翠阁》、《独游富阳普照寺》等诗作中都描写了他游玩寺院的经历。事实上，苏轼对寺院的情有独钟，与他的思想有着密切关系，苏轼甚爱佛，在任期间，他广泛与诗僧交往，以期得到心灵的安慰。他习佛并不是以出世为目的，而是想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期望能在变幻无常的政治生活中，保持心灵的纯净，保持人格的完整。

苏轼的心态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贬谪后的普遍心理，然而又和前人有所不同。由于臣对君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的依附性，一旦见逐，便惶惶如丧家之犬，流露出悲苦之态。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以致“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投汨罗江而去。贾宜贬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虽痛逝者，实为自悼，终抑郁而去，年仅三十三岁。韩愈因上书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潮州刺史谢上辰》)，悲伤至极。

二． 苏轼的作品分析

( 一) 苏轼的山水诗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他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看见金山寺下白天、黄昏、月夜和月落后的不同瑰丽景色觉得江神都在责怪自己不归隐山林: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玩。”( 《东坡集》卷三《游金山寺》) 在他的笔下，万物都具有感情，如牡丹害羞。“花应羞上老人头，人簪花不自羞。醉归择路花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吉祥寺赏牡丹》) 。想象是诗人塑造艺术形象的必要手段，没有想象便没有诗。苏轼奔放的感

情以及老庄的影响使得他对想象的运用如行云流水般流畅。他对山水自然景物常常不局限于真实地再现，而是浮想连翩。这是苏轼杭州山水诗的又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在《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一、其二中，他又连用雪堆、银山、金蛇等意象来描绘钱塘晚潮和海天闪电。

苏轼这种丰富奇特的想象表现在诗歌的修辞上，就是比喻。

( 二) 苏轼的山水诗具有清新明净华美自然的风格。他做诗时追求清新和自然“诗画本一律，天巧与清新”。“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尤其是他写山的诗，写的生机盎然，使人耳目一新。山，是人们常常看到的，而在他的笔下，山不仅有景，而且有情。在杭州时山水诗，写山的诗尤其之多，苏轼通过写山来写人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常用比喻把山和人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辟出新境。而且他在杭州时的山水诗有时候不用比喻，不假典故，就能直接描写出风貌，这也是他作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山水诗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山水诗反映了他在杭州时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及他对

活的态度。

苏轼贬居儋耳，北归临行作《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卷四十三p2362)始终以贬地为吾乡，故能心中甚安，坦然旷达。史载，王巩的侍儿柔奴随王贬居岭南，北归后苏轼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于是作《定风波》赠她，下片云：“万里归来平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卷二p581)这道出了东坡从容坦然旷达超脱心态的本质。心安，则随遇而安，无处为家处处家，摆脱漂泊失落的无归属感，找到精神之家园，获得精神的畅适自足。

苏轼不愧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大家，他能从各个角度细微地观察自然界各种景物，用诗歌把它表现出来，从他两次被贬杭州时的山水诗就可以看出，他把山水诗的艺术推到了新的高峰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情感特质。

参考文献:

[1]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 苏轼诗集［z］． 北京: 中华书局，1982．

[3]孔凡礼． 苏轼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1998．

[4]苏轼． 苏东坡全集［m］． 北京: 燕山出版社，2009．

[5]林语堂． 苏东坡传［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王水照． 苏轼［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北京文艺出版社，1958．

[8]朱靖华． 苏轼新论［m］． 山东: 齐鲁书社，1983．

作者简介：

马鑫（1994.08—），女，辽宁省锦州市.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对外汉语专业；

少年游苏轼篇4

【关键词】苏轼文化；眉山；城市精神；古为今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民族学院2015年度大学生科研项目“坡与眉山文化的关系对当今社会的影响（DXS14009）”的成果

苏轼（1037―1101）才华横溢，作品颇丰。今存诗歌2700多首，词350首，及文章4200余篇。[1]他在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亦饶有建树。其在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为后人所称道，形成了独特的东坡文化精神，对眉山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苏轼文化成就略述

苏轼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以文、诗和词为代表的文学成就，以书法、绘画和音乐为代表的艺术成就和融合儒道释三家的思想成就等方面。

（一）苏轼的文化成就

1.苏轼的文学成就

苏轼的文与欧阳修并称“苏欧”。宋代释德洪《跋东坡池录》：“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为文要“有益于济世之用”。[2] 苏轼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论苏轼的诗：“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苏轼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的代表。清代陈廷焯说：“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白雨斋词话》卷七）他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打破了“艳科”的藩篱。

2.苏轼的艺术成就

苏轼的书法和米芾、蔡襄、黄庭坚并称“宋四家”。苏轼酷爱书法，其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苏轼书法成就极高。黄庭坚《山谷论书》：“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苏轼在黄州时所作《寒食帖》亦为现今中国三大书法名帖之一。坡的墨竹和枯木怪石在绘画史上享有盛名，也是文人画的开创者。[3] 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云：“予兄子瞻少而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可见苏轼对画功底深厚。同时，苏轼还发展了绘画的写意功能，强调精神意蕴而不是形象本身。苏轼精通音律，他的词可诵可唱，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苏轼在被贬荒疆之时还对民间音乐进行了整理，并把音律应用到了诗词赋文之中。

苏轼的文学艺术风格论与创作论都贯穿着一种“通”的精神。[4] 这使得苏轼通晓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并集中体现在文学和艺术上。

（二）苏轼的思想成就

1.“达者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坚守

苏轼自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饱读经史。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苏轼自小就有奋历当世的精神。科考入仕，苏轼成就极高，仕途上的荣光，必将转化为他经世济时、献身政治的决心。[5] 苏轼《答虔y俞括奉议书》说：“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这反映出苏轼不期望虚名和志在济世利民的情怀。儒家思想赋予给苏轼的品质，也使苏轼遭遇多次贬官，但他被贬谪到岭南依然不改其志。苏轼《与李公择》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可见他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坚守。儒家的淑世精神是苏轼人生道路上行进的一条基线，虽有起伏偏斜，却始终贯穿。[6]

2.“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对道家思想的回归和升华

苏轼早年师从道士张易简，接触道家思想。在历经宦海浮沉后，便逐渐结缘于老庄思想。苏轼对道家思想回归和升华体现在他面对世事的态度和将道家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钱钟书说：“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在中国散文家里所喜欢的周庄和韩愈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槁、祭骈勹帧⒊笕搜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7]因而，苏轼在苦难的贬官生涯里，其精神不但没有消沉，反而变得更加乐观豁达。他《答毕仲举书》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所期，而先得所似，不为无害。”可见苏轼回归道家思想是为了完善人格和培养豁达的人生态度。

3.“是非忧乐本来空”――苏轼对释家思想的领悟和借鉴

苏轼在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禅学主题，即人生如梦，虚幻不实。[8] 苏轼时常感叹人生短暂，“吾生如寄耳”和“人生如梦”，释家思想中的旷达让苏轼在贬谪中找到了一种解脱。苏轼三贬，贬地越来越远，生活越来越苦，年龄越来越老，然而这“喜――悲――旷”的三部曲过程却越来越短，导向旷的心境越来越快。[9] 苏轼同样将释家思想应用到文学创作中，在《赤壁赋》中他就借用了佛教的永生不灭的观点写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这都体现了苏轼对于释家思想的理解到借鉴，并应用到其苦难多变的人生中。

苏轼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既有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抱负，也有道家安贫乐道的乐观豁达，还有佛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这也使得苏轼能够兼通各家思想，为己所用。

二、苏轼的文化精神与眉山的联系

苏轼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苏轼文化精神，历史悠久的眉山也有其独特的城市精神。苏轼对于眉山有着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文和城市等方面。

（一）苏轼的文化精神

在苏轼卓越的文学成就下，蕴含着丰富的苏轼文化精神。其文化精神可概述为：“爱国爱民、实事求是、正直明辨、乐观豁达”。

其一，爱国爱民。苏轼深受儒家尊主泽民思想影响，其一生历经五帝，对君主都尽心竭力辅佐。对人民，他所到之处皆做了一番好事，在徐州抗洪，改革凤翔“衙前”役法等。其二，实事求是。苏轼实事求是，不盲目跟风，在《上丞相书》说：“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这也使他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产生分歧，以致屡次被贬，但他不改其志。其三，正直明辨。这是他的人生信条和处世准则，他在《与杨元素书》中言：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顺耳。”从中可以看到苏轼正直独立的品质。其四，乐观豁达。苏轼在艰难困苦之时，总能化悲痛为力量，用一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去对待。他在《超然台记》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r，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正因为这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才使苏轼在外放岭南七年的时间里安然自适。

（二）眉山的城市精神

眉山位于天府之国，古称眉州。眉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称为“千载诗书城”。李白《蜀道难》描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其中“蚕丛”氏就来自今天眉山青神地区，据明代余承勋《青神考》：“青衣之野，蚕丛尝主之，土人名其邑，以寓思焉。”（青衣指今青神地区）。眉山在宋代较为发达，又因“三苏”的成就，引来世人对古老眉山的关注。一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是城市的灵魂，在这种精神的支撑和激励下，城市才得以快速发展。眉山这座城市的核心精神是：“坚韧图强，求是创新，团结进取，苦干兴眉”。[10]于此同时，眉山将苏轼文化精神融入到了眉山的城市精神里面，使之富有历史性和文化性。

（三）苏轼文化对眉山的影响

1.苏轼文化对眉山人的影响

苏轼对眉山的人的影响体现在思想文化和价值取向上。“三苏”文化历来为眉山人所推崇，又以苏轼最甚。清代张鹏翮撰三苏祠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苏轼一家因文而举世闻名，深深影响了眉山地区的学子。据《眉山县志》记载：“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苏轼文学在历代皆盛行，陆游《老学庵笔记》：“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受苏轼等影响，眉山士人读书成风，人才辈出，仅在两宋眉山地区考取进士的人数就多达八百多人。[11] 宋代唐庚等眉山文化名人皆是受苏轼的影响，刘夷叔曰：“唐子西善学东坡，量力从事，虽少，自成一家。其诗工於属对，缘此遂无古，意然其品在少游上。”（《唐子西集》十五卷），唐庚亦被后人称为“小东坡”。

2.苏轼文化对眉山城市的影响

苏轼对眉山城市的影响体现在建筑规划、文化风俗、特色饮食、旅游产业等方面。建筑规划方面：为更好继承和弘扬东坡文化，眉山将市中心命名为东坡区，以示对坡的敬仰；眉山还建立和修缮了一大批和苏轼相关的建筑和遗迹，修缮了历经数百年的三苏祠，并修建了三苏博物馆；围绕三苏祠的古纱e行地区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宋城”，复古建筑处处可见，体现出苏轼对眉山地区的重大影响。文化风俗方面：每逢高考，眉山学子都会相继前往三苏祠祭拜苏轼，这成为了眉山的一种文化习俗，更成了眉山人心中的崇拜。特色饮食方面：眉山饮食文化浓厚，因苏轼而著名的有“东坡肉”和“东坡酒”等。眉山人家中遇红白喜事，“东坡肉”则必不可少。东坡好酒，眉山酒文化源远流长，并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方面：眉山有悠久而独特的历史文化，亦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以苏轼为核心的三苏祠地区、青神古中岩苏轼读书之地以及岷江和东坡湖等景观。

三、继承东坡文化，发扬东坡精神

东坡文化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东坡文化的现代化，使之古为今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继承东坡文化，并用现代化的媒介去传播和发扬东坡精神。

（一）继承东坡文化

学习和传承优秀的东坡文化可以提高眉山人的文化素养，展现眉山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促进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开发和发展，把眉山建设成为知识型的历史文化名城。

继承苏轼文化会面临很多困难，一是年代久远，二是古今文化的差异性。继承和发扬东坡文化，首先就要正确认识东坡文化。正确地理解和继承东坡文化，会避免产生文化误解和流失。需要对于苏轼的生平和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整理和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东坡文化和现代化的文化相结合，并根据地域特色打造一批现代化的东坡文化载体，促进东坡文化的现代化和长远化。

（二）发扬东坡精神

“东坡文化”是眉山的名片。为更好发扬优秀的东坡文化，推动眉山人民对东坡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在中小学课堂，可以开设东坡文化课堂和相关课程，对苏轼文化进行宣传和讲解，让学生认识坡、了解坡，以便于更好传承和发扬东坡文化。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主题博物馆、特色公园、名胜古迹、网络媒体等宣传方式，有计划地宣传东坡文化的文化内涵、特色和成果。此外，对外传播东坡文化，利用网络公共平台进行苏轼文化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苏轼和苏轼文化。与此同时，举办“东坡文化艺术节”等一系列弘扬东坡文化的活动，扩大东坡文化的影响力。另外，可以修建一批关于“东坡文化”的特色建筑，大力开发关于东坡文化的特色旅游产业。此外，依托东坡文化打造特色的产业和品牌，例如“东坡肉”“东坡酒”等饮食文化，这也是企业依托文化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并推动文化的传播的有效途径。

发扬优秀的苏轼文化精神，加深我们对于苏轼的了解，提高眉山人民的素质，着力打造和推动以“东坡文化”为核心的“中国诗书城”这个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发扬东坡精神，让这些优秀的文化继续传播，让更多的人熏染到东坡文化，践行东坡精神。

参考文献：

[1]苏轼（宋）著、刘石导读.苏轼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P2，P3

[2]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4.8，P181

[3]林语堂.坡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10，P223

[4]莫砺锋.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J].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6期

[5][6]王水照. 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J].文化遗产.1989年第5期

[7]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5，P99，P100

[8]周裕锴.梦幻与真如―苏、黄的禅悦倾向与其诗歌意象之关系.[J].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

[9]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5，P579

[10]三苏文化与眉山地区现代化研究课题组.三苏文化与眉山精神.[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

少年游苏轼篇5

北宋文豪苏轼才华洋溢,不但能诗、能词、能赋、能古文,还能书法,也喜爱围棋、美食,尽管仕途不顺遂,依然豁达以对。而其一生之中,身边总有聪明可爱的女子,使苏轼的生活更添情趣,于其文学作品当可窥知一二。

苏轼的元配王弗,为同乡四川眉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年轻貌美,知书达礼,十六岁时嫁给十九岁的苏轼。苏轼读书,她在旁陪伴;苏轼有所忘,王弗辄能记之。关于王弗,有所谓“幕后听言”之说。苏轼性格旷达豪放,待人接物不拘小节,王弗便常在屏风后静听,事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丈夫,供其参考改进。王弗与苏轼结婚十一年病逝,苏轼于其坟本文由收集整理旁亲植松树以寄哀思,多年以后,依然对早逝的王弗情深义重,念念不忘,乃写下后世传诵的名词《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双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王弗过世后第三年,王弗堂妹王闰之嫁苏轼做继室。她比苏轼小十一岁,个性温柔,对苏轼十分体贴,咸认是庄重能干的另一半。苏轼得罪当道,贬谪黄州,此一时期写下脍炙人口的杰作,如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子由渑池怀旧》、《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苏轼的文学事业攀上了巅峰。其中《后赤壁赋》提到,秋夜有客来访,仰见明月,顾而乐之,于此良夜,不禁边走边唱起歌来。客人举网得鱼,正愁有肴无酒,苏轼回家请妻想办法,闰之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苏轼喜出望外,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由此可见夫人王闰之的体贴。如此善解人意的妻子,岂有不获夫婿喜爱之理!王闰之随着苏轼的宦海浮沉,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后先于苏轼逝世,令东坡肝肠寸断。苏轼死后,感情亲密的手足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苏轼祭文中“惟有同穴”的心愿。

古人婚姻一夫多妻,宋代更有蓄妾养伎之风,当时苏轼另有侍妾王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她自幼沦落歌舞班,却独具清新洁雅气质,在朋友怂恿促成下,苏东坡娶了王朝云。婚后朝云果然温婉贤淑,体贴入微。且朝云机智聪明,颇讨苏轼欢心。据闻,苏轼一日退

朝,食罢,抚腹徐行,回头问侍儿:“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婢答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朝云则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此言令东坡觉得深获我心,捧腹大笑,连连称“知我者,唯朝云也。”未料朝云亦早于苏轼辞世,东坡伤感不已,在她的墓边筑亭纪念,楹联即云:“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少年游苏轼篇6

摘要 苏轼的山水记游诗风格独特,情趣与理趣并存,想象飞驰,奇趣横生,意境灵动,高超的艺术技巧与深沉的人生感喟及深刻的哲理思考相融合,体现了诗人在山水审美的同时对山水自然的升华和超越。

关键词:苏轼 山水记游诗 情趣 理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苏轼是一个喜欢亲近自然的人。一生当中,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曾沉醉于杭州的西湖,驰骋于密州的猎场,悟禅于庐山的古寺,放歌于黄州的赤壁,也曾足履惠州瘴疠之地,身陷儋州蛮荒之乡。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处境如何艰难,他都以如椽之笔用诗歌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在苏轼现存约四千首诗歌中,山水记游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诗歌多为苏轼辗转各地做地方官尤其是官贬黄州、惠州、瞻州时登山临水、游目骋怀之作。苏轼以其非凡的经历、非凡的性格以及其融儒、释、道于一身的非凡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山水记游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说,苏轼的山水记游诗风格独特,情趣与理趣并存,既洋溢着一个诗人的浪漫情怀,又凝聚了一个哲人的理性思考,呈现出与以往山水记游诗截然不同的风貌,代表了宋代山水记游诗的最高水平。

一 绘景――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

苏轼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正如他的诗句所言“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行遍天下意未阑”(《赠惠山僧惠表》),他一生喜爱登山临水,探奇访胜。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妙景奇观,还是荒丘土岭,都能成为他抒发内心情感的载体,并给人以美的享受。苏轼在他的散文《超然台记》中坦言:“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糟啜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 糟啜

可醉,果蔬草木可饱,而不必“怪奇伟丽”,平常事物亦可纳入审美体验,引发美感观照,这正是苏轼的与众不同之处。因此李卓吾评苏轼诗曰:“苏长公片言只字与金石同声,虽千古未见其比,则以其胸中绝无俗气,下笔不作寻常语,不步人脚跟耳。”

苏轼在放任杭州通判以及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之时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记游诗,这些作品在苏诗中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例如作于熙宁五年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就是其中名篇之一: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轼曾先后两次在杭州做官,虽然两次都因在政治上受到排挤来到杭州,内心难免失意和不满,但他对杭州的风景和人民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慰藉。对于景色优美的西湖,他更是深爱不已,并曾写诗说“湖上四时看不足,唯有人生飘若桴”(《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于其在杭州通判任上之时。这首诗极其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在望湖楼上所见西湖夏天阵雨前后的奇特景象,写出了大自然倏忽间的风云突变,也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夏天阵雨前后西湖的独特气象和魅力。

同样,苏轼在贬谪惠、儋期间,也创作了不少山水记游诗。这些诗歌描绘了岭南及海岛旖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山水田园景色以及梦幻传奇的名胜古迹,因而显现出更为新奇的面貌。如《浴日亭》: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

坐看 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

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

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绍圣初年,苏轼在被贬岭南途中,在广州停留,慕名拜祭南海神。他登上浴日亭,惊叹眼前海天壮阔、天地浩茫的景色,便情不自禁写下了这首诗。苏轼后来在北归途中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他将自己晚年贬谪岭海的经历视为“游”,并且是“冠平生”之“游”。这既体现了苏轼在经过人生历练后的乐观豁达,也表达了他对岭海旖旎多姿、奇伟瑰丽的自然风光的赞赏。

苏轼曾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又说:“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正是各地的山川景物、自然风光给予苏轼无限的创作灵感,陪伴他度过了漫长的贬谪岁月,开阔了诗人的胸襟,抚慰了谪人的伤痛。在苏轼的笔下,无论是长江夜色、钱塘潮头,还是江南雷雨、西湖胜景,都一并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抒情――以旷达的胸襟感受自然

诗人创作山水诗,也是自己心灵与山水进行的一次交流和对话,尽管每个人对自然山水的态度不同,但并不妨碍诗人在自然山水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苏轼主张“万物皆可观”、“物我同一”,他对前人的超越,正在于他不局限于客体的描绘,而是在描绘客体的基础上努力表现丰富多姿、变化万千的内心世界,借山水安顿心灵,借山水表明心迹,以此来表现人与自然的融合。他所创造的,既是艺术境界也是精神家园。苏轼的山水记游诗有的抒写自己对人生的感慨,有的表达乐观旷达的胸襟。如贬谪黄州时期写作的《东坡》: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一块寻常的山坡,一段凹凸不平的山路,在诗人的笔下,显得如此宁静而恬美。遭遇“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挫,是大自然给予了诗人最好的抚慰。这首诗很好地抒发了苏轼贬谪时乐享自然的散淡情怀。类似的作品还有苏轼贬至惠州时写作的《游博罗香积寺》:

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

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

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

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

麦吐芒,谷分秧,平凡的农作物被苏轼誉为“二美”。没有夸饰,没有矫情,有的是诗人的质朴和真淳,是诗人心胸的乐观与洒脱,完全看不到一个失意文人的失落与颓废。

再如写于贬南途中的《慈湖夹阻风》: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 岩。

诗人把狭隘曲折、暗礁四伏的水路,同现实人生道路的险恶联系在一起,深刻认识到人的一生其实并不可能一帆风顺,随时可能遇到暗礁险滩。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吟咏山水的心态是平和的,他善于通过自然风物调节生活中和自己内心的种种矛盾。在自然中寻觅生活,在山水中宣泄情感,游览之地、贬谪之所都能成为他调和人生矛盾的最好媒介。大自然的山川草木、四时轮回以及朝云暮雨、晨晖夕阴的变化和他内心的情感悸动早已和谐地融为一体了。

三 明理――以深沉的思考诠释自然

苏轼既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山水记游诗也常常揭示宇宙、人生、社会的哲理,有时还揭示其本人观察事物之妙理,蕴含丰富的“理趣”,这与宋代诗坛理学兴盛、以议论为诗的风气当然不无关系。譬如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即以精妙隽永的理趣著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前两句是从诗人观察庐山景象的不同角度,写出庐山所呈现出的各种不同的姿态,寥寥两语,信笔自如,即把庐山的雄奇多姿勾勒出来。但此诗的重点并不在此,而体现在后两句的议论之中,后两句是对前面形象描绘的一种理性的升华与发挥。这首诗在引导我们认识、欣赏庐山感受她那丰富深邃、难以穷究的大自然之美的同时,还给予我们更深更广的人生哲理启示:一个人的视野如果只局限于狭小范围,没有从各个角度,统观全局,缺乏高瞻远瞩的胸怀和眼光,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探索到它的奥秘。这首诗苏轼通过对庐山的客观景物描写表达自己内心的体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他“不是停留在工艺美术的境界,而是要上升到表现思想的境界”,可谓一语中的。

再如另一首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短短的二十八字可谓占尽西湖风光,那“水光潋滟”、“山色空 ”的描写,概括了西湖“春晴秋雨、月夕风晨”的整体美景特色。但西湖美景的描绘并不是作者唯一目的,它同时被诗人当作说理的跳板。读完整首诗之后,似乎有一个意在言外的深刻哲理在启动着读者的心扉:它说明西湖同西子(西施)一样,共同具有天然美的姿质,不需要借助外物粉饰,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气候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自己的多姿多彩的自然之美。这首诗开头两句着重表现西湖的秀美,极其生动地写出了西湖的情韵和风貌,后两句的议论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开头两句十分精彩的描绘,我们也难以体会到后两句比喻的妙处。因此,苏轼诗歌的理趣总是与景有机结合,这都植根于诗人对客观事物的独特感受和独特的发现之中。

如此可见,苏轼在记亭台、摹山水、写游兴的同时,往往驰骋想象,因物发端,即事明理,提出有关宇宙、人生、社会的诸种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推演出醒迷警世的论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四 悟禅――以深湛的智慧超越自然

北宋熙宁以后,士大夫参禅之风甚盛。苏轼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身,佛禅作为苏轼对社会人生思考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已经内化为其独特文化性格与审美趣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时候,苏轼的写景之作不是单纯地描摹山水,简单地状景写物,而是在自然景物中加入自己的感悟,寓含着较为丰富的佛理禅趣。较有代表性的诗作如《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

这首诗是苏轼第二次途经渑池,当年的老僧己经圆寂,僧舍壁上的题字亦已烂坏,由此产生了人生飘忽不定的感慨。“空中鸟迹”,是佛经里常用的意象,比喻空无虚幻或缥缈难久;“雪泥鸿爪”以飞鸿喻人,折射出人生行踪不定,无法预知的深刻哲理。刘埙《隐居通议》卷十云:“此《东坡集》律诗第一首也。……‘鸿泥’之喻,真是造理,前人所未到也。且悠然感慨,令人动情,世不可率尔读之。”

再如《瀑布亭》: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庐山烟雨景色变化多端,浙江海潮同样千变万化,以无分别念观之,两者都是天下绝妙胜景。但是在作者看来,对此两处美景,并不必执著于亲临观赏。“未到”便怀诸多“恨”,这是心生执着妄念。因为“到得”观了之后,就会知道原来不过如此。以观景来喻世事人生,其理亦然。比如仕途,比如财道,莫不如此,未到之时千般恨,到得方知万相空。

苏轼通判杭州时,吉祥寺的一名僧人新建一阁,请苏轼为阁取名,苏轼名之“观空阁”,并写下了一首富有禅理的诗《吉祥寺僧求阁名》:

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

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

“宴坐”,出自《维摩经》“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也就是说无欲无求、无喜无悲的心理状态。佛教认为“空即色,色即空”,苏轼以佛语直接入诗,以电、风的稍纵即逝比喻人生荣辱富贵的虚幻缥缈,既符合僧人的身份,也是他自己思想深处的感悟。

苏轼修习佛教重在哲理思辩。他从来不囿于一宗一典,而是兼收并蓄,取其精华,将禅宗的理论精髓融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微小细节、人生的每一声轻微叹息之中。苏轼山水记游诗中的佛禅意趣并不等同于纯粹的佛理,而是苏轼生命的感悟,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生存的智慧与哲学,虽然并不高深莫测,却又无处不使人感到一种深邃与睿智。

从以上分析看出,苏轼的山水记游诗或绘景,或抒情,或明理,或悟禅,想象飞驰,奇趣横生,意境灵动,层出不穷,高超的艺术技巧与深沉的人生感喟及深沉的哲理思考相融合,体现了诗人在山水审美的同时对山水自然的升华和超越。

参考文献:

[1] 梁银林:《论苏轼的旷达与宋代文人的理性人生态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 韩丽霞:《超然心态与苏轼黄州文学创作》,《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3] 杨胜宽:《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少年游苏轼篇7

关键词： 苏轼 常州 缘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一代文豪苏轼逝世于常州，距今已经整整900年了。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的中国人都时刻怀念着这位文坛巨子，罕见的全才、奇才。他兼擅诗词文、书法、绘画的非凡才华，至今为人们所称羡；他颠沛流离的宦海生涯、浪迹天涯的人生经历，至今为人们所慨叹；他开朗豁达的胸襟、刚正不阿的气节，至今为人们所景慕；乃至他的传闻、轶事、佳话也是妇孺皆知。清人周启隽说得好：“先生蜀人也，生于蜀而不拘乎蜀，先生盖天下士矣。”[i]苏轼的故乡虽在四川眉山，然而苏轼也是常州人的骄傲。900年前，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从此，他的一腔浩然正气在江南大地上回荡。常州作为苏轼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常州的各个角落，这正是“莹域所藏，寝庙所寄，虽非其乡而谓之乡人可也”[ii]。

常州为我国江南的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很早就有历史记载。自汉朝起，先后曾有毗陵、毗陵郡、晋陵之称。隋开皇九年(589)于常熟县置州，因县得名为常州，后移治于晋陵，废郡称常州，沿用至今。辖境相当今江苏常州市、无锡市及武进、江阴、宜兴等县地。苏轼与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买田宜兴、仙逝常州，常州可谓是苏轼的第二故乡。

“吾归何处”

苏轼自幼才华横溢，至嘉祐二年(1057)一举进士及第，名震京师。从此宦海沉浮，屡遭不幸。在坎坷的仕途上走遍了天南海北的苏轼飘泊无归，已是“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iii]，这使其不得不对自己归根何处及早进行周全考虑。苏轼在各地为官时均以体恤人民疾苦为己任，再加上他负有魅力的才华，乐观豁达的胸襟，热爱生活的本性使他无论官居何处，都深受各地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对将来卜居何处，他有太多选择，这与他随遇而安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叶落归根乃人之常情，在初入仕途不久，他在《华阴寄子由》诗中就说：“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iv]，可见苏轼对故乡的一片拳拳赤子之情。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政见不和，出任地方官，通判杭州，与杭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于是有卜居杭州之意，有诗云：“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v]苏轼也曾任徐州太守，他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说：“余为彭城二年(徐州又称彭城)，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vi]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也有“是处青山可埋骨”的感叹[vii]。后苏轼贬谪黄州，元丰七年(1084)移汝州团练副使，他于四月离黄州时作《满庭芳》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viii]这首诗把苏轼历尽颠沛离难，渴望一个宁静港湾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以后的飘泊生涯中，苏轼还曾有卜居金陵、蒜山、汝州、庐山、惠州等地的打算，在其诗文中屡屡可见，但均未如愿。而买田宜兴、卜居常州也是他多年的愿望，并最终了却心愿，这也许是中国传统宿命论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份”吧。

“殆是前缘”

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中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其中路过常州，仅作短暂停留有六次，在常州停留较长，并有各种活动，留下不少诗文、佳话、遗迹的有五次。从熙宁四年(1071)仕途不畅到归老常州，消逝人寰，苏轼对常州青睐倍致。元丰七年(1084)十月十二日，苏轼撰《楚颂帖》：“吾来阳羡(即宜兴)，船入荆溪[ix]，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x]。在《又送叶淳老》中也说：“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xi]可见一个“缘”字把苏轼与常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倾心畅谈，遂结成莫逆之交，并相约卜居阳羡。这可以说是苏轼与常州之缘的源头。继初次相约居常到苏轼首次过常相隔整整十四年。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在朝廷政见不合，自京师通判杭州。在赴任途中，苏轼第一次路过常州，但却没有时间，似乎也没有心情到早已心有所属的常州游历一番，而是后来在杭州任上常来往于常州、宜兴等地，赈灾、救饥、访友、游览，常州等地遍布了他的足迹，更有大量佳作传世。特别是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畅游常州阳羡，尽情领略清山秀水，与好友饮酒作诗，不亦乐乎。后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距宜兴县城五十里的黄土村买了一份田产，卜居阳羡之约初步履行，心情舒畅，遂寄友人诗曰[xii]：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对此，周必大《省斋文稿》卷19《书东坡宜兴事》云：“公熙宁中倅杭，沿檄常、润间，赋诗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又有‘买田欲老’，‘地偏’、‘俗俭’之语，卜居盖权舆于此。”苏轼买田居常，也惹得章惇相约：“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xiii]然而苏轼并未能如愿所偿，因政治风云，官场动荡，展转颠沛又近十年。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之后，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获赦量移汝州，途中不惜路途遥远绕道来到常州宜兴，再次买田置房，为移居常州作充分准备，可见苏轼在历经磨难之后归常的迫切心情。后苏轼于赴汝途中两次上表乞常州居住，词意肯切：“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xiv]金人赵秉文《题东坡乞常州奏草》云：“唐卢坦有言，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材者必剥下以致之，……东坡奏稿以薄田粗给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后竟卒于常州，岂以田故邪?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贪饕之徒耳。然则无德而千驷者，亦可悲也夫!”[xv]“以薄田粗给饘粥”，真是一代清官，两袖清风。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南都(今河南商丘)接到了朝廷批准他常州居住的诏命。五月，苏轼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xvi]，充分表达了他得以放归阳羡，归隐田园的喜悦之情：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小，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但好景不长，元丰八年(1085)六月，在过了一段时间虽短但极其舒适的田园生活之后，苏轼受诰命复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在常州“为田舍翁”的梦想又一次破灭。此后苏轼又在官场几经沉浮，晚年竟然垂老投荒，远贬惠州、海南数年。苏轼将全家安顿在宜兴，只有朝云和三子苏过同赴贬所。常州仍然是苏轼赖以存活全家的故地。

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幸获大赦后，经过数年凄苦的海南贬谪，踏上归途，下决心定居常州。对此，费衮在《梁溪漫志》卷4中载苏轼语友人曰：“然某缘在东南，终当会合”。正象苏轼本人所说的“某缘在东南”，自从三十年前首次经过常州之后，九死一生，此时常州是其归老的最佳选择。周启隽说的好：“盖尝论之东坡赤壁，非不乐也而非其志；珠崖儋耳，非不安也而非其宜；金马石渠，非不欲也而非其处；惟阳羡之居，先生欲之志所存也，而安而乐焉。”[xvii]

“眷此邦之多君子”

自海南获赦北归之后，苏轼最终消逝人寰于常州顾唐桥北孙氏馆。“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满城(常州)上下，咨叹之涕”[xviii]。一代人杰与世长辞。凡事必有因果，苏轼选择常州为归老之所，不是无故而为，而是有诸多的缘由在里面。

1、苏轼自少就“奋历有当世志”[xix]，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名扬京师后，却因政见不合而屡受排挤，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腹经纶也是徒劳。在种种无奈的情况下，苏轼疲惫不堪，他不愿继续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摸爬滚打、勾心斗角。在北归途中，苏轼曾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xx]可见，苏轼对“名利场”——官场，已深感厌倦和畏惧。他毅然决定回归常州，与此有很大关系。

2、大凡古代的风流才子均乐山水之美，佳山胜水令其流连忘返，吟咏不已，甚至产生永居于此之念，苏轼也不例外。最初蒋之奇与苏轼的鸡黍之约即因蒋大赞其家乡山水之美而订。对此，明人吴宽有言：“盖嘉祐初，公登进士第，与同年蒋之奇联宴席。蒋，阳羡人也，谈及其乡山水之胜，遂有终老此地之约。”[xxi]后于熙宁六年(1073)，在好友的陪同下，苏轼畅游阳羡，秀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使苏轼为之感动。元丰七年(1084)，苏轼力请居常终如愿以偿后，直言“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xxii]。“溪山好”显然是苏轼居常的重要原因，看来苏轼是要在山明水秀的阳羡聊度余生了。对此，清人周煇也说：“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xxiii]

3、“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xxiv]这是苏轼在常州为好友钱君倚作《哀词》时发出的感慨。苏轼一生好交游，由于其为人幽默风趣、豪爽正直，所以至友众多，常州人士就不下十多个。如钱安道、钱君倚、胡宗愈、蒋之奇、单锡、单锷、孟震、胡仁修等，在现存的苏轼诗词文中频频露面。前已述及，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就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等相约卜居阳羡。后来，蒋之奇等人果不食言，为苏轼在宜兴买田助了一臂之力。此后，苏轼又结识了报恩寺长老、滕元发、邵民瞻、蒋公裕等友人，均有诗文记载。

4、苏轼决计卜居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与常州人民的深厚感情。政治上的波折大大缩短了苏轼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使苏轼成为处处体恤人民饥寒的父母官。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常州地区岁旱民饥，苏轼奉命前往常州赈饥。除夕之夜，苏轼为了不惊扰地方，竟泊舟常州城外，过了一个寒冷、孤寂的大年夜，并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来表达内心感受，其中一首云[xxv]：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轻。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这样的父母官，哪个老百姓不崇敬，不爱戴呢?而其诗情之至深，清人查慎行在《初白庵诗评》卷一中说到：“每当孤舟旅泊，时披读一过，觉陇水巴猿，未是断肠声也。”元丰六年(1083)，苏轼上《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谓“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并“旧闻常州宜兴县进士单锷，有水学，故召问之，出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且口陈其曲折，则臣言止得十二三耳。”[xxvi]可见，苏轼又在为常州的水灾而奔波，访贤纳士，真可谓人民公仆，难道不是现在许多政府官员的楷模吗?

5、晚年苏轼自海南北归，决计在常州度过余生，还因为他在常州已有薄田，可“粗给饘粥”，不至于忍饥受寒。另外，苏轼在贬谪惠州时，只带上了小儿子苏过，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已于宜兴安家。苏轼谪居惠州时，曾作《与曹子方五首》，其三云：“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xxvii]此时，苏轼已将阳羡视为自己的故乡了。此外，当时苏轼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不宜久留，要早作决定。

苏轼卜居宜兴，归老常州，这一切都不是一时的即兴之想。自首次路过至最终仙逝常州，苏轼始终与常州有特殊关系，对常州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这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无怪乎宋人费衮说：“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xxviii]

“葬我嵩山下”

苏轼身后葬于河南汝洲郏县，而他既欲归老常州，又仙逝于此，为何未葬于常州呢?古人讲求忠孝两全，其父苏洵之墓已在四川，苏轼本应归葬四川，苏辙《卜居赋》也云：“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xxix]为何苏轼未归葬四川眉山呢?除因路途遥远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原因，与蜀中赵捻一案有关。赵捻本西南夷人，其父赵庭臣杀其族党，归降朝廷，赐姓赵。赵捻于绍圣元年(1094)擢进士第二名。《朱子语类》卷133说：“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结果 赵捻兄弟被诛，父母妻子皆被流窜，这当然是为苏轼兄弟帮倒忙。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轼便选定常州。若回故乡或回故乡安葬，必然给政敌以话柄。

为何选在河南呢?这是因为苏洵早有宿愿要迁居河南洛阳，“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xxx]，所以苏轼遵从父言，遗命把他葬于嵩山下：“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xxxi]再则，当时苏轼全家的经济条件也很窘迫，其子在苏轼过世之后，只有去河南颍州投靠苏辙为生。“东坡以病殁于晋陵，伯达、叔仲归许昌，生事萧然。公(指苏辙)笃爱天伦，曩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缗，悉以助焉，嘱勿轻用。”[xxxii]以此看来，苏辙在苏轼葬于何处问题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苏轼死于常而没有葬于常，对常州而言，难免有一丝遗憾。但因于此，苏轼更值得常州人民怀念。

“买田阳羡吾将老”，苏轼仙逝常州距今已900年了，这位几十年来一直在逆旅奔波、席不暇暖、过着流亡生活的蜀山游子，终将一代才子之灵气永留于江南这座美丽的小城。至今苏轼与常州仍前缘不断，他为常州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咸淳重修毗陵志》卷23载苏轼有关常州的诗近二十首，为此志所载诗人的诗歌数量之首。清人阮升基赞叹道：“考公词翰所及，屡称阳羡，则阳羡境内何处非公吟魂浩气所往来耶?”[xxxiii]凡是苏轼足迹走过的地方，在民间都历代流传着对他的歌颂和传说。如今，还有多处有关苏轼的遗址胜迹供人们游览和瞻仰。如常州的苏文忠公祠、舣舟亭、洗砚池、藤花旧馆；宜兴的东坡海棠园、东坡书院等。此外，苏轼还留有许多轶闻、佳话，在各种史书、文集及方志中均有记载，为人们所传颂。常州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伟人，常州就是一代文坛巨子苏轼的第二故乡!

[i]《重修东坡书院记》，《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10。清光绪八年刻本。清李先荣原本，清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

[ii] 同上，卷4。

[iii]《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诗集》卷48，页2641。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同。

[iv]《苏轼诗集》卷5，页224。

[v]《喜刘景文至》，同上，卷34，页1815。

[vi]《苏轼文集》卷11，页368。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

[vii]《狱中寄子由》，《苏轼诗集》卷19，页998。

[viii]《东坡词编年笺证》卷2，页423。薛瑞生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ix] 在江苏宜兴县南，以近荆南山得名。上承永阳江，下注太湖。

[x]《苏轼佚文汇编》卷6，页2578

[xi]《东坡词编年笺证》卷3，页565。

[xii]《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五，《苏轼诗集》卷11，页553。

[xiii]《和章七出守湖州》题下“施注”引章惇寄诗，《苏轼诗集》卷13，页649。

[xiv]《乞常州居住表》，《苏轼文集》卷23，页657。

[xv]《滏水集》卷20，金赵秉文，四库全书1190册，页263。

[xvi]《苏轼诗集》卷25，页1346。

[xvii]《重修东坡书院记》，《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10。

[xviii]《亡兄子瞻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页1410。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xix] 同上。

[xx]《苏轼诗集》卷43，页2368。

[xxi]《跋东坡楚颂帖》，《家藏集》卷50，明吴宽，四库全书1225册，页458。

[xxii]《菩萨蛮》，《东坡词编年笺证》卷2，页474。

[xxiii]《清波杂志》卷3，清周煇，四库全书1039册，页23。

[xxiv]《钱君倚哀词》，《苏轼文集》卷63，页1964。

[xxv] 《苏轼诗集》卷11，页533。

[xxvi] 《苏轼文集》卷32，页915。

[xxvii] 同上，卷58，页1775。

[xxviii] 《毗陵东坡祠堂记》，《梁溪漫志》卷4，宋费衮，四库全书864册，页718。

[xxix]《栾城第三集》卷5，页1523。

[xxx]《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旧有地在蔡，今将治园囿于其间以自老。余尝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诗，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异日可以知余之非戏云尔》，《嘉祐集笺注》，页450。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xxxi]《亡兄子瞻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页1410。

少年游苏轼篇8

摘 要：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旷达人格，黄州之贬是推动苏轼旷达人格最终定型的契机，乐天、闲适、心安是苏轼旷达人格的具体表现。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第一章中毫不掩饰他对苏东坡的偏爱：“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的越发充分。”而在序言中对苏东坡的人格就有所论及：“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林语堂为苏轼的旷达人格所倾倒，只可惜他没有深究，而给本文留下了探讨的空间。

一、儒道释对李白、杜甫、苏轼影响之异同

豪放之李白。李白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奇异的行为方式，超迈绝伦,百世无匹，儒道释对李白的真正影响其实都很有限。表面上看，李白大有儒家“济苍生、安黎元”的雄心，但实际上李白真正关心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是“宰相之用”；李白迷恋道教，一方面是道教的炼丹成仙契合了李白的性格，同时也是为了走“终南捷径”，但他对道家思想的精髓并无太多体会，虽然他醉时吟唱过：“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李白与佛教也有不解之缘，但在李白眼里，佛教与他所信奉的道教似无太大的差别，李白并没有真正领悟佛法的真谛，基本上算是与佛教擦肩而过了。所以，李白一生虽也浸染儒道释，而豪放本色不改。

沉郁之杜甫。总览杜甫一生儒道释的消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杜甫曾有发自肺腑的“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跄俱尘埃”（《醉时歌》）的沉重感慨，尽管杜甫一生频繁出入道释，儒学却始终都占据着杜甫灵魂的主导地位，而道释在杜甫的心灵坐标中总是若隐若现，无足轻重。我们承认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杜甫对道释的感受有所深化，但这种深化，是有限的，总体来说，是浅尝辄止。也许是儒家观念早已深入杜甫骨髓，影响了他对道释的接受，虽屡遭挫折、打击，却矢志不渝，诗人到老都保持儒家本色，而显沉郁风格。

旷达之苏轼。论人生大起大落之坎坷，苏轼与李白、杜甫相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在苏轼的诗中却少有李白式的“呼天抢地”的宣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与尔同销万古愁”，也没有杜甫式愁苦的悲鸣：“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而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洒脱，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值得探究。

二、苏轼旷达人格之嬗变

知兄莫如弟，对苏轼一生思想之变迁，苏辙曾有最精当的描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这里苏辙大致为我们勾勒了苏轼思想演变的轨迹，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苏辙形容之为“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其实就是炼得了可与儒道释并列而四的旷达境界，而且苏辙还透露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贬于黄州是苏轼旷达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赏识却始终没能重用苏轼的宋神宗赵眘曾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平心论》）这种说法虽偏颇，可也不无道理。儒家对苏轼来讲犹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皇帝、太后几度的知遇之恩让苏轼终生感激涕零，尽管其因“才名太高”，加之“口无遮拦”，而屡受讥馋，仕途多舛。直至年过花甲，被贬儋州，苏轼还在词中写道：“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觑，旧学终难改。”（《千秋岁·岛外天边》）可见其儒家济世之心虽逐渐淡化，但从未消失，依然是身在江湖，心念魏阙。

苏轼对道教是有所接受的，到了黄州之后，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曾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且有不少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道教举措。不过相比于道教，苏轼更偏爱的是老庄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游等道家思想深深地拨动了苏轼的心弦，这在《赤壁赋》等作品中可见一斑。庄子主张以通达的态度看待人生，不追觑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抛弃俗世之念，就不为俗世所累。庄子还论及“养神之道”，大谈虚静、恬淡、无为之学，“纯粹而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又说：“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庄子·天道》）总之，苏轼对《庄子》一书，可以说是烂熟于胸，对其旷达人格的形成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了儒道学说中的某些东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学。禅宗强调内心的省悟和净化，将一切归之于心境，归之于“无念”。苏轼则将儒家的“独善其身”思想与禅宗的“无念”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使自己超然于万物，特别是在逆境中能泰然处之。他用心于佛是从风翔任签判开始的，较多地接触佛教当在通判杭州时，而真正全身心研习、领悟佛理，则是他被贬黄州之后。在《黄州安国寺记》里，苏轼总结了自己学佛的体会：“‘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苏轼的旷达除了源于吸收儒释道思想精华外，也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生都在精研《周易》，用自己研习儒道释所得去释《易》，写成一部《东坡易传》，同时活用《易》理来指导自己的人生。《东坡易传》始作于苏轼官贬黄州时，一直到谪居海南期间才最后定稿，它凝结着苏轼毕生的心血，展示了苏轼独特而高超的哲学智慧，提出了“性命自得”等独到见解。正是以己心体悟而通达天道、人道，使苏轼处理事情了然无碍，而至超然旷达。

苏轼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但中年以后，道释思想对他的浸润愈加深厚，一改青年时期的力辟佛老而为融合佛老，成为宋代士大夫调和三教的典型。苏轼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阐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辨才文》）在为其弟苏辙所著《老子解》作跋时，他非常肯定该书对三教合一的贡献，指出：“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仇池笔记·卷上》)

苏轼过人的智慧在于他能高屋建瓴，而使三教合一。他基本上是尊儒崇儒的，但决不为儒学所囿；他崇尚老庄思想，而不至于厌世和虚无主义；他喜欢研读佛经，悟道参禅，但又不愿削发为僧。就苏轼自身而言，“乌台诗案”固是厄运，但黄州之贬又何尝不是大幸，因为非此苏轼就不能真正深入道释，而悟人生真谛。所以黄州对苏轼而言可谓意义重大，因为正是黄州之贬促成了其旷达人格的最终形成与深化，而使苏轼的人生渐入佳境，即使其后半生又屡遭贬谪。

三、苏轼旷达人格之表现

乐天派之苏轼。林语堂不愧为苏轼的知音：“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能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苏东坡最佳的名言，是他对弟弟说过的一句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东坡传》）

苏轼曾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予去杭十六年……》）白苏二人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宦海沉浮,大起大落，几经荣辱；思想上儒、道、禅的杂糅，特别是乐观自适的人生态度等等。苏轼吸收了白居易身上的乐观精神，而又超越了白居易略带消极的自适而至旷达。苏轼生就开朗健康的幽默风格，他的幽默诙谐、睿智机趣的风采处处可见,正如《渑水燕谈录》中说：“子瞻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皆与之倾尽城府,论辩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西清诗话》载有苏轼的一首打油诗：“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谈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好友陈季常总被妻子训斥，这让苏东坡想起释迦牟尼狮吼的样子，加上陈季常的妻子来自河东郡，便有了“河东狮吼”的笑谈，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黄州之贬把苏轼的乐观性格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而产生了千古绝唱《前赤壁赋》。总览全文，由景及情，由乐到悲，再由悲而喜，形象而集中地勾勒了作者由苦闷而至解脱的心路历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乌台诗案、黄州之贬，苏轼痛定思痛，参之佛老，而豁然开朗。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应该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赤壁的清风明月，藉以老庄佛禅之玄理，成为苏轼豁达的根据。

闲适之苏轼。苏轼在《书临皋风月》中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在《记承天寺夜游》中又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这世上什么人都有，就是少有闲人，因为欲壑难填，人心难闲，非到一定境界，闲适就无从谈起。可以说是谪居黄州，让苏轼成为了“闲人”。他常常“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①苏轼黄州之“闲”固是迫不得已，但也给了苏轼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经历了一场灵魂的炼狱。他一方面躬耕于东坡,像老农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农业生产,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体味生命的真意，一方面读佛老之书，参禅学佛，炼丹闭关,而始知闲者要义。黄州之贬使苏轼涅槃而获得了新生,其旷达人格已蔚为大观，作于到黄州第三年春天的《定风波》词可以为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禅宗的视角看，如果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中虽潇洒镇静仍不免带些抗争之心，也还是一种形式的“执”，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破”，词人这才回到真我，体悟到生命的真谛，而显闲适。

苏轼晚岁被贬至惠、儋，对闲的追求也更加自觉。岭海时期的苏轼完全摈弃了外在俗事的影响，关注对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只求诸于自我、内心的感受,实现了物我的齐一。苏轼以一种“闲”的眼光来关注内心,关注日常生活,并以“闲”的方式来艺术地生活，所以举凡食鱼、烹肉、煮茶、养卉、酿酒、睡梦、梳洗、静坐、习禅等生活琐事无一不出现在苏轼的诗文中，无怪乎林语堂这样吃力地描绘苏轼：“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心安之苏轼。关于“心安”，中唐中隐诗人白居易曾反复吟诵:“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吾土》），“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苏轼对白居易的“心安”境界当心领神会。王定国因苏轼“乌台诗案”牵连,于元丰二年谪监宾州盐酒税，元丰七年罢还,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也回到京师，苏轼曾以《定风波》词记叙二人阔别重逢,即显示了其时苏轼“心安”的心态,其序曰:“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国南迁归,予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用其语缀词。”词云：“长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是赞友人，更是作者贬黄州之后心灵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苏轼又遭贬谪，其实对于已至旷达之境的苏轼，天涯海角之贬都形同旅游，因为贬谪的只是苏轼的身体，而丝毫损害不到诗人那颗旷达之心。贬居惠州时，苏轼《纵笔》写道：“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敲五更钟。”诗人“心安”由此可见一斑，据说此诗给当时的宰相读到，迁怒于苏轼这样安稳的“春睡美”,再次把苏轼谪贬到儋州。

四、结语：《念奴娇·赤壁怀古》属豪放还是旷达？

《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看作是苏词豪放风格的代表作，可细究起来，似乎不妥，因为全词的重心应在末尾，前面大段豪放的抒写应只是铺垫。总观全词,作者亲临赤壁，更是“神游故国”，借赤壁雄浑景象和“风流人物”周瑜的想象，引出“多情应笑我”的自嘲、“人生如梦”的感慨以及举杯洒江的自适,来抒发自己当时来之不易的心境——旷达。显然这首词的感情基调与豪放风格所要求的宏伟气魄和昂扬感情相去甚远，我们不应该被词人“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样豪迈诗句所蒙骗，而错过了词作真正的思想内涵和感情倾向，此作应该是豪放中显旷达。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②这里李泽厚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苏轼旷达的人格。也正如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而我要补充的是，如要论人格之高远，当非苏轼莫属。

参考文献：

［1］ 曹志平.论苏轼的“心安”境界及其深层思想结构[j].西北师大学报，2004，（4）.

少年游苏轼篇9

一些未来学者曾做出多种世界末日的推理，但科学家们确信之前闹得人心惶惶的五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1.地球不会与“X行星”或者“尼比鲁”相撞，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

这是有关世界末日的最耸人听闻的假消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这只是空穴来风。没有任何卫星或者探测器曾经发现所谓的“尼比鲁”行星，因此绝不可能发生地球撞击太空游荡天体的惨剧。

2.不会有小行星撞击地球

目前并没有任何小行星的体积大到可以毁灭全人类。美国航天局一直追踪可能对地球构成威胁的小行星，至今尚未发现任何一颗具有摧毁地球的威力。

3.太阳不会爆发烤熟地球

科学家曾经警告，假如太阳粒子剧烈爆发并且直接喷向地球，可能对我们的能源和通信系统造成巨大冲击。然而，面对随之而起的各种谣言，美国航天局作出了辟谣和澄清。首先，太阳活动周期到2013年或2014年初才会达到峰值，且即便达到峰值，太阳也无法从9300万英里之外喷射出足以摧毁地球的火焰。

4.天体连成线不会造成危害

2011年彗星“叶列宁”与地球擦肩而过之前，天体连线的说法并没有受到关注。有人认为这颗彗星可能在与地球和太阳连成一条线的情况下，引发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和太阳磁暴。因为最近两次彗星、地球和太阳连成线的情况出现时，地球上恰好发生了两次大地震，分别是2010年2月27日的智利大地震和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然而，“叶列宁”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刻发生在2011年10月中旬，并未给地球带来任何影响。况且，这颗“灾星”现在已经解体。

5.地球磁场不会倒转

地磁倒转指的是地球磁场的方向发生变化，南北两个磁极颠倒过来。实际上，地磁倒转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一定真的会发生，而且即便发生了，人类也未必因此遭遇灭顶之灾。

苏轼名作多在“黄金周”完成

我国休假制度由来已久，最早始于汉代。因为汉朝时官员休息那天，都要沐浴更衣，所以便称休假日为“沐休”。当时还具体规定，朝中官员每五日返家沐休，故称之为“五日休”。到了唐高宗永徽三年，则改为“旬休”制度，即官员每十日可以休息一天。一年三十六旬，可休三十六天。

到了宋代，除这些常规假日外，法定的节假日更加丰富多彩，合计法定假日有七十四天，加上三十六天旬休日，共一百一十天，与今天的节假日总数非常相似。基于人伦血缘和宗法观念，宋代还有许多“人性化”的假日，比如父母住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在五百里外，则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儿子行冠礼时有三天假期；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

少年游苏轼篇10

［关键词］自由画;趣画;意画;风画韵

崇尚自由是陶渊明和苏轼的共同特点之一，从文学方面来说，陶诗和苏词颇有相似之处。苏轼曰“：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然而，苏轼的绘画思想中表达出的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方式，与陶渊明有着明显的不同。词发展到宋朝已经不再是“诗余”，而成为一种可以登大雅之堂，抒发豪情壮志的文体了。绘画则是文人心理情绪的浮现，更能体现出作者最真实的心理感受，苏轼绘画思想中的自由倾向更接近他的真实想法。

1、浑然天成的气度和溢于毫锋的画趣

陶渊明生活在玄学之风浓郁的晋宋时期，玄学家提倡任真自由与委运任化，玄远静谧的山水田园与玄学家追求的“道”具有很大的共通性，人们在自然面前更容易敞开胸怀，陶渊明追求的是心与物游，自然适性的自由，他的自由有一种焕然天成的气度。而苏轼生活在宋朝，他的文人画与宋代宫廷绘画追求严谨、工细、注重写实不同，以写意为先，抒怀写情，用笔放逸而不拘常格，这也是自由的一种表现，苏轼说“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这说明无论是苏轼的诗还是画，都有一个苏轼的影子在里头，是内心的感受的自由表达，是文人的“画趣”溢于毫锋的结果，而不是陶渊明“无我之境”的自由。

陶渊明把眼光投向于茫茫宇宙、讴歌自然,注重生命本体与自然万物相交相融的关系，仰观俯察,从自然中体悟到“道”的无穷，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的为人处世、辞官归隐、人生态度都受了魏晋玄学自由思想的影响，而他的人生境界又超越了同时代的士人们。渊明虽有“至人”的胸襟，高超的情怀，具备“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的仙风道骨，但他从不自视清高，能够保持一个平常人的心，让千年之后的读者依然觉得特别亲切。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将道家自由遨游，和谐共处的境界化作了现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身在尘世而能感受超尘绝俗的真趣。处人境而无喧嚣之感,能保持一种内心的平静，不受干扰。苏轼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南山胜境、悠然心情，日落山景，飞鸟归巢，与隐居生活融而为一，体道至深又能贴近生活，融自由于无形之中。

苏轼所画的《枯木竹石图》充分表明宋代文人画开始走向借笔墨以抒发抑郁心情之路，并成为中国画的一支“尚意”新军，“尚意”也是一种自由，是文人情思在艺术世界里的自由驰骋。米芾《画史》中言“：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不皴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苏轼的枯木集中了他精神因素的精力、气概、兴致、意趣、情绪、全神贯注以及创作冲动，其目的主要不在于枯木的形象，而在于胸中的盘郁。苏轼位居高官，对于遨游于天地之间只能心存向往之意，以“写意”精神来体现他的自由审美情怀，其中的风采画趣，积淀了众多中国文人的心理素质和审美心理。同时苏轼以气运笔，增强了绘画的精神性和表现性，也带动了书法笔意在文人画中的运用与重视。“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如针对写意而言是没有错的，重点已不在于对客观事物的模仿再现，而在于通过近似于客体的形象传达主观审美意趣，表现韵味隽永的笔墨意趣，借此在艺术世界中自由的挥洒宣泄。

2、自然天地的遨游和象牙塔里的画意

陶渊明追求精神的自由和灵魂的超越，灵魂在清新的大自然山水田园中得到释放，心态从容、自然，“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快乐地顺从自然规律，物我两忘，在自然山水间自由遨游。苏轼虽然崇尚自然，想要摆脱束缚，但作为一位有责任心的仕人，他也强调艺术的“有为而作”，绘画更多的是宣泄个人的主观情感的方式，偶尔躲进象牙塔享受画意之美，求得心灵暂时的自由，最终还要回归现实朝廷政务中去。

辞官归隐是陶渊明经过仕途上多次颠簸和心灵反复冲突斗争后做出的决定。他明白了社会的现状并不适合自己理想地实现，便转而探求内心的本真所在，探寻生命的本质，关注的是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烦扰的官宦社会如同牢笼，渊明处身其中无疑就是拷上了精神枷锁。热爱自由的他为误入“迷途”,感到“独悲”，所以一旦卸掉了枷锁他就感觉到莫大的快乐。倦鸟返旧巢，池鱼归故渊，让受压抑的灵魂在清新的大自然山水田园中得到释放。依稀的村落、淡淡的炊烟，幽静的庭院，这都是最真实的田园生活，因而也是最自然的。因此李泽厚先生说“：田园景色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辩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参加了一定田园劳动)兴趣的一部分。”所以陶渊明的自由表里如一，与百姓“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在白云蓝天下，青山绿水间，和普通老百姓一起耕而食、织而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享受最真切的自由。

这一点是苏轼时时向往但是最终也做不到的。

苏轼一生历仁、英、神、哲、徽宗五朝，政治生涯充满坎坷，心中郁结重重。“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绘画是他宣泄个人的主观情感的方式。文人画以其特有的立意，以借物寓心的方式形成抒发个性的创作高潮。苏轼在人生之祸福逆顺中胸怀自由精神，寄情笔墨之中，运用概括夸张的手法，在似与不似之间把士人的雅趣、文人的韵味在艺术中展现出来。另外，苏轼的绘画理论中较少有绘画性的技法要求，他不再汲汲于形似而追求神似，强调的是“意”，把绘画文学化了。像苏轼一样的文人士大夫们从事绘画，只是副业，本色仍是文人，他们的绘画精神本身就是非功利的，只是为了舒泄烦闷、表现心志。文人画作为一种精神补偿，功利意识较弱，容易陶养出自由超然的情怀，然而这种自由，是局限于政治环境之下的，是郁闷的文人有限的自由。

3、贴近自然的诗性与重韵尚雅的画风

对自由的不同感悟和追求表现在艺术作品中就会有不同的风格呈现出来。陶渊明思想中的自然率真是直承庄子的，反映到艺术作品中就是他贴近自然的诗性。而苏轼的“墨戏”的画风明显表现出重韵尚雅的特征。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都达到了道家物我泯一的境界，陶渊明具有自生而来的自然、洒脱，清澈透明的自由魂灵，正是这种“质性自然”的本性真情开拓出了清新淳朴的自然田园。陶渊明是一个骨子里潇洒的人，他的血液里流着自由的因子“。迁化或夷险，肆志无?隆。即事如以高，何必升华嵩!”生命在迁移变化中本来就有平有险，只有保持自由的心智，就无所谓身处高山或者低谷了，只要心是自由的，处处都是桃花源，身处俗世依然可以享受高妙的境界，没有必要蹬什么华嵩、做什么神仙。渊明临终前写《自祭文》的悠然自得是深信不疑的。他面临的不是痛苦的死亡之路，而是踏上最终的回家之途，陶渊明是自然之子，其每一首诗都饱含自然之性。

宋代绘画一种是以赵诘为首的院体画，推崇形神兼备；另一种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画，“墨戏”的画风明显表现出。文人画在宋代开始兴盛，与院体画并驾齐驱，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凭着它鲜明的绘画风格占据了绘画的统治地位。文人尊崇的是儒家之道，潜意识里却崇尚禅宗思想，那么文人画家所创作的作品无意识地为自己的人格自由树起了物化标识，最能真实地彰显自我。苏轼反对过分拘泥于形似的描摹，艺术上力求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素雅，力倡天真清新的风格。所以他艺术创作推崇“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境界，在绘画上尤其倾向于追求淡雅之韵，追求妙在笔墨之外的远韵。说白了，苏轼的画，画的是精神，熟练的技巧似乎只是必然的副产品，它的终极目标是完美人格、淡雅韵味的体现。

4、物我为一的从容和淋漓逸气的画韵

人生而自由，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就是自由，达到这一境界，就能够遨游宇宙之中。渊明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无论在艺术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都从容面对自然法则和生死规律，这是一种从容的自由。苏轼则将乐天达观的精神、自由高尚的人格融为一体，化合出了文人画情趣的“逸”。“逸”在绘画上是一种超然出世的风韵，也是文人画家的心理需求，这是一种淋漓逸气的自由画韵。

陶渊明在《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中，首句便是“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发岁始仰府，星纪奄将中”。引用《庄子·列御寇》中“（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揭示了宇宙的本来面目：时光不停，迅速流失；四季循环，无穷无尽。与庄子不同的是，渊明追求的只是精神上的自由，日常行事丝毫没有庄子式的狂颠之举。“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他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到万物之规律，没有惊天动地的行为，却在一点一滴的岁月变迁中，安贫乐道待终，生活虽然贫穷艰难，而无伤于精神世界中的冲虚之道，人的一生仅如沧海一粟，这种消逝不是颓废的空寂，而是宇宙自然运化的一部分，人之消亡就如同从大海蒸发出的一滴水又重归无边大海之中一样。陶渊明只是坚持本真、顺应天道大化，从而达到了高妙的境界，从容生活在诗意与现实融合的世界中。

苏轼的自由局限于内心的一个角落里，运行于创作中就是一种淋漓逸气的自由画韵。苏轼的绘画着重表现主体精神和情感世界，将外部世界仅仅看作是表现内心生活的自由形式。他尊崇的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大道，心中虽怀不平之治，却受制于政治礼制的约束，令人惶惧，潜意识里所崇尚的自由独立人格，表现在绘画中就是淋漓逸气的画韵，以此获得心灵的自由与宽解。苏轼的《枯木竹石图》不专师承，率意而为，追求绘画的简淡天真和笔墨韵味。一棵枯树扭转盘曲上扬，树枝杈桠，树叶已落尽。旁有一块怪石，石旁有几株幼竹，除竹叶和一些树枝外，全画大都用淡墨乾笔画出，完全是率意信笔，虽属草草墨戏，但颇具笔墨韵味，与职业画家对树石质实的刻画方法迥然相异。这与苏轼的绘画思想是统一的，他把再现写实和形似放到次要地位，把抒发主体之情和神似放到了主要地位，这样才能使画外有情，画有寄托。不重形似，并非不要形似，而是为了突出以韵为主，使逸气得以贯穿其中。

本文从苏轼的绘画思想入手，从四个方面讨论苏轼与陶渊明对自由的不同诠释和追求，进而在对比中分析陶渊明和苏轼对自由的不同追求方式，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的蕴含。

参考文献

［1］苏轼《.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社，1959年12月，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第33页.

［2］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之《饮酒》其二.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一版，第247页.

［3］陈竹,曾祖荫著《.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