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法院范文10篇

少年法院范文篇1

一、强化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由于少年犯罪的特殊性，不仅要求审判人员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业务水平，还要求审判少年案件的法官有特殊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感召力;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法官，还必须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为此，我们注重加强了审判人员政治、业务素质的提高。一是努力强化政治素质。按照院制订的政治学习计划，认真组织学习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二是开展廉洁勤政教育，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积极开展教育整顿活动，对思想、作风、纪律进行整顿;三是认真开展法官职业道德大讨论，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从而有效提高了少年审判法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增强了干警的宗旨意识、大局意识、秉公执法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四是加强业务学习，院党组积极支持对少年审判法官的业务培训。经常组织少年审判法官参加上级法院组织的业务培训班，学习审判业务知识及与少年审判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专业知识，如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社会学等，用理论武装头脑，用知识指导办案。认真组织学习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保护法》、《青少年犯罪学》、《心理学》等与少年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最高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出台后，我们及时组织全庭人员利用周日休息时间，集中进行学习讨论。

二、建立规章制度，确保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一是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听取他们对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使他们真正起到了既陪又审、既审又教、真正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作用。二是制定了延伸服务工作制度并纳入综合考评。建立了“缓、管、免”人员跟踪帮教登记薄及定期召开“司法一条龙”协调会议制度。为确保该制度的落实，将跟踪帮教纳入院综合考评之中，统一考核，使此项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三、突出未成年人特点，坚持多措并举，把庭审变成教育、改造未成年犯的重要阵地，全力搞好少年审判工作。搞好案件审理是少年审判工作的重心。工作中，我们突出未成年人特点，坚持多措并举，进一步强化审判工作。一是注重庭前调查，为确保案件的顺利审理，庭审前，我们首先同未成年犯本人、家长或学校老师见面，深入了解少年犯过去的家庭状况、个人表现、道德品行等，从而做到在庭前基本掌握被告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主观恶性程度、危害大小及归案后的心理态度等，为选择审理方式、方法奠定基础。二是有的放矢搞好开庭审理。在庭审方式上，针对少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和所犯罪行，采用不同的庭审方式。对那些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偶然失足或一时失去理智、后果又不十分严重的未成年被告人，大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庭审时通知其法定人到庭，对被告人的家庭十分困难，无力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案件，我院依法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庭审中，控、辩、审三方充分行使职权，从不同的角度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做到“像母亲对待孩子，像老师对待学生，像医生对待病人”用诚恳的态度，温和的语气，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有的未成年被告人存在错误认识，或者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是认为不应受法律的制裁。对此，我们在查清事实的同时，进一步使他们认清危害性，纠正认识上的偏差。上述措施有效促进了庭审，从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四、加强延伸教育。搞好审判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也是少年审判法官的重要职责。工作中，我们针对少年犯罪的特点，广泛延伸教育职能，多措并举，防止和减少青少年犯罪。一是我们应邀或主动到学校进行法制讲座，利用以案讲法的形式，融法理、道理于实际案例中，教育学生遵纪守法;为了保证授课效果，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备课，通过公开发表的刊物等渠道查阅和参考了20余篇有关未成年人教育的文章，结合多年少年刑事审判工作实践，完成了上万字的讲课稿。授课中，法官以校园早恋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为线索，介绍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并深入剖析了其成因，讲解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未成年人的九种不良行为和九种严重不良行为的表现及法律规制，重点宣讲了未成年人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内容。法官如春风细雨般的话语、深入浅出的讲解以及生动的案例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在课后的互动环节中，经过法官的积极鼓励和引导，学生们的表现逐渐踊跃起来，纷纷向法官提出了自己关注的法律问题，甚至还有同学对一些案例中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于同学们的疑问和见解，法官一一给予了回答和评析。在热烈、融洽的互动交流后，同学们纷纷表示，法制教育课教会了自己许多有用的法律知识，很有意义。我们还开展了全方位的普法宣传工作。利用广播电台法制栏目举办法律讲座。利用报刊、杂志、有限电视等多种渠道进行法制宣传。还利用三月法制宣传月，配合区政法委及公检法司等部门走上街头散发法制传单，接待群众咨询。二是抓好跟踪教育，力促浪子回头。对于判处实刑的未成年犯，我们根据每人的不同特点，将犯罪原因、经历、认罪态度、帮教重点等填成表格，向监管单位介绍。对于判处管、缓、免的少年犯，我们积极建议或商请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复学或就业，尽量为其铺平今后的人生之路，努力消除其内心的阴影。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深知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离上级的要求还差的很远，和兄弟法院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决心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为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做出新的贡献。在审判工作中，继续坚持依法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坚持设立完善的领导体系和相应制度;坚持“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原则;坚持对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的原则;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拓展少年法庭影响的原则。要以少年法庭建设和法治副校长工作为重点，做好“以案说法”宣传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加强审判管理和党风廉政建设，使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在原有基础上力争上游、进位争先。

少年法院范文篇2

一、强化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由于少年犯罪的特殊性，不仅要求审判人员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业务水平，还要求审判少年案件的法官有特殊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感召力;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法官，还必须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为此，我们注重加强了审判人员政治、业务素质的提高。一是努力强化政治素质。按照院制订的政治学习计划，认真组织学习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二是开展廉洁勤政教育，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积极开展教育整顿活动，对思想、作风、纪律进行整顿;三是认真开展法官职业道德大讨论，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从而有效提高了少年审判法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增强了干警的宗旨意识、大局意识、秉公执法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四是加强业务学习，院党组积极支持对少年审判法官的业务培训。经常组织少年审判法官参加上级法院组织的业务培训班，学习审判业务知识及与少年审判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专业知识，如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社会学等，用理论武装头脑，用知识指导办案。认真组织学习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保护法》、《青少年犯罪学》、《心理学》等与少年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最高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出台后，我们及时组织全庭人员利用周日休息时间，集中进行学习讨论。

二、建立规章制度，确保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一是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听取他们对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使他们真正起到了既陪又审、既审又教、真正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作用。二是制定了延伸服务工作制度并纳入综合考评。建立了“缓、管、免”人员跟踪帮教登记薄及定期召开“司法一条龙”协调会议制度。为确保该制度的落实，将跟踪帮教纳入院综合考评之中，统一考核，使此项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三、突出未成年人特点，坚持多措并举，把庭审变成教育、改造未成年犯的重要阵地，全力搞好少年审判工作。搞好案件审理是少年审判工作的重心。工作中，我们突出未成年人特点，坚持多措并举，进一步强化审判工作。一是注重庭前调查，为确保案件的顺利审理，庭审前，我们首先同未成年犯本人、家长或学校老师见面，深入了解少年犯过去的家庭状况、个人表现、道德品行等，从而做到在庭前基本掌握被告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主观恶性程度、危害大小及归案后的心理态度等，为选择审理方式、方法奠定基础。二是有的放矢搞好开庭审理。在庭审方式上，针对少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和所犯罪行，采用不同的庭审方式。对那些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偶然失足或一时失去理智、后果又不十分严重的未成年被告人，大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庭审时通知其法定人到庭，对被告人的家庭十分困难，无力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案件，我院依法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庭审中，控、辩、审三方充分行使职权，从不同的角度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做到“像母亲对待孩子，像老师对待学生，像医生对待病人”用诚恳的态度，温和的语气，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有的未成年被告人存在错误认识，或者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是认为不应受法律的制裁。对此，我们在查清事实的同时，进一步使他们认清危害性，纠正认识上的偏差。上述措施有效促进了庭审，从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少年法院范文篇3

一、强化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由于少年犯罪的特殊性，不仅要求审判人员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业务水平，还要求审判少年案件的法官有特殊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感召力;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法官，还必须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为此，我们注重加强了审判人员政治、业务素质的提高。一是努力强化政治素质。按照院制订的政治学习计划，认真组织学习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二是开展廉洁勤政教育，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积极开展教育整顿活动，对思想、作风、纪律进行整顿;三是认真开展法官职业道德大讨论，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从而有效提高了少年审判法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增强了干警的宗旨意识、大局意识、秉公执法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四是加强业务学习，院党组积极支持对少年审判法官的业务培训。经常组织少年审判法官参加上级法院组织的业务培训班，学习审判业务知识及与少年审判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专业知识，如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社会学等，用理论武装头脑，用知识指导办案。认真组织学习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保护法》、《青少年犯罪学》、《心理学》等与少年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最高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出台后，我们及时组织全庭人员利用周日休息时间，集中进行学习讨论。

二、建立规章制度，确保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一是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听取他们对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使他们真正起到了既陪又审、既审又教、真正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作用。二是制定了延伸服务工作制度并纳入综合考评。建立了“缓、管、免”人员跟踪帮教登记薄及定期召开“司法一条龙”协调会议制度。为确保该制度的落实，将跟踪帮教纳入院综合考评之中，统一考核，使此项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三、突出未成年人特点，坚持多措并举，把庭审变成教育、改造未成年犯的重要阵地，全力搞好少年审判工作。搞好案件审理是少年审判工作的重心。工作中，我们突出未成年人特点，坚持多措并举，进一步强化审判工作。一是注重庭前调查，为确保案件的顺利审理，庭审前，我们首先同未成年犯本人、家长或学校老师见面，深入了解少年犯过去的家庭状况、个人表现、道德品行等，从而做到在庭前基本掌握被告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主观恶性程度、危害大小及归案后的心理态度等，为选择审理方式、方法奠定基础。二是有的放矢搞好开庭审理。在庭审方式上，针对少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和所犯罪行，采用不同的庭审方式。对那些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偶然失足或一时失去理智、后果又不十分严重的未成年被告人，大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庭审时通知其法定人到庭，对被告人的家庭十分困难，无力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案件，我院依法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庭审中，控、辩、审三方充分行使职权，从不同的角度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做到“像母亲对待孩子，像老师对待学生，像医生对待病人”用诚恳的态度，温和的语气，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有的未成年被告人存在错误认识，或者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是认为不应受法律的制裁。对此，我们在查清事实的同时，进一步使他们认清危害性，纠正认识上的偏差。上述措施有效促进了庭审，从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少年法院范文篇4

关键词少年法庭少年法院少年司法制度

第一个少年法庭的诞生

美国伊利洛斯州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州在1899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法》，同时在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创了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少年法庭法》集少年刑事诉讼、违法少年的教育改造和特殊保护于一身，它以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因此很快在美国本土推广并进一步波及欧亚大陆、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在我国的数千家基层法院中也许还没有哪一家会象上海长宁区法院那样在国内外广为人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法院在1984年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当时只是“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1988年才开始独立建制）。少年法庭建立后很快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青少年犯罪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效果，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和指导下，长宁区的成功经验很被广泛推广，很多省、市、自治区的法院纷纷响应，仅仅两年，少年法庭就发展到100多个。到1990年底，全国的少年法庭已经达到2400余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我国目前的少年法庭还只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庭，其受案范围仅仅限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这是与国外的少年法庭、?倌攴ㄔ河兄卮笄鸬摹2还蘼凼侵ゼ痈缟倌攴ㄍセ故浅つ倌攴ㄍィ际且郧嗌倌攴缸锏脑龆嗪臀：θ找嫜现匚尘暗摹?BR>从1984年至今，我国的少年法庭已经走过了17年的历程，它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青少年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正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幸所言：“少年司法机构就象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法律上没有地位，职能上难以健全，甚至其存在都受到了威胁，十多年来少年法庭走过的道路，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由蓬勃发展到徘徊观望的过程。”①今后，少年法庭向何处去？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该怎样发展？这是专家、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同志所共同思索的问题。

创设少年法院的必要性

一、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一般认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从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始形成的，迄今已有17年的历史。如果说在少年法庭草创之初的主要争议是要不要少年司法制度的话，那么今天的主要争议则是一个建设什么样的少年司法制度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少年司法制度一般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具有下列共同特征：其一，设置具有特别性的少年法院，审理有关未成年人的案件；其二，设立专门的少年法官，负责少年案件的审理；其三，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相当广泛，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它不仅以犯罪少年为管辖对象，而且凡属“需要监督的少年”、“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均属于少年法院管辖的对象。设置综合性的少年法院是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所采用的普遍形式。例如，美国在1899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1925年除了两个洲外所有各洲都成立了少年法院。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在德国，1908年在科隆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接着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日本在1948年公布的少年法规定设立家庭裁判所，将其作为下级法院的一种。家庭裁判所是同地方法院平行的、独立的第一审法院，不服家庭裁判所的裁判可以向高等裁判所上诉。

少年法庭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与之配套的法律和少年侦察、少年检察、少年矫治、少年法律援助等机构，除少数地方外，从总体上说，这些都还是缺乏的。创设少年法院可以促使这些法律和机构的出台和设立，形成公、检、法、司配套的工作机制，理顺人民法院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网络，是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少年法庭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对以少年法庭为主体的少年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第二会长、著名青少年犯罪专家徐建教授这样评价少年法院的创设：它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向健全法制化的关键一步，是一种对新的法律框架的追求和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是在原由框架基础上的重要飞跃，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建立少年法院在实践上能为科学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矛盾创造根本条件，提供情况、数据、经验，也是从立法上、理论上有效加快少年司法制度的法制化、科学化的重要时间步骤。②

二、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是建立少年法院的内在驱动力

少年犯罪是少年司法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③世界各国少年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无不与少年犯罪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无不以严重的少年犯罪为背景，当然我国也不例外。建国初期，少年犯罪并不严重，因此当时并无建立少年司法体制的必要。结束后，新一轮犯罪高峰肆虐我国，其中尤以少年犯罪的激增最为突出。在20世纪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仅占整个犯罪总数的20%至30%左右，而据1985年统计资料已经超过60%，一些大中城市更达到70%。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少年法庭建立为标志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运而生。十七年的实践证明：少年法庭在治理青少年犯罪中的贡献是巨大而不可抹杀的。但是，我国当前少年犯罪还相当严重。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辑的《司法统计历史资料汇编》提供的数据，连续20年来少年犯罪在刑事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目前的少年犯罪还出现了暴力化、成人化、低龄化、智能化、团伙化等特征，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

少年犯罪在发展变化，少年司法制度也应随之发展变化。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对少年司法制度的专业性、科学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年法庭发展到少年法院势在必行。

三、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对未成年人全面保护的需要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儒家文化大力提倡“幼吾幼以其人之幼”。可以说保护未成年人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息息相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21世纪将是独生子女的世纪，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力度、水平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今天，一个未成年人出了问题，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灾难。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一个社会各界所密切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于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络。这一综合保护网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司法保护乏力，而司法保护又是综合保护网络中的最后保障线，其他保护方式有赖于司法保护为后盾。这不仅体现为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滞后、缺乏强制执行力度上，也突出的体现在少年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少年法庭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上。

目前的少年法庭仅限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大量涉及未成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民事案件未纳入少年审判机构进行审理，明显不能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少年法庭也不能介入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譬如，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目前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审批决定全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其结果是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在国际社会普遍提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我国独生子女比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宜。归根结底，少年法庭建立和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治理少年犯罪也是一种保护），当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基本目的的实现时，理应寻求一种新的实现方式。

少年法院有无创设的必要是由社会各种因素决定的，而在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居主导地位的是社会需要。正如著名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副会长肖建国教授所言：“现阶段社会强烈要求建立少年法院，……目前有的领导对建立少年法院有浓厚的兴趣，法学界、司法界有不少同志在不断呼吁建立少年法院，无非是看到了社会需要对少年法院的呼唤，看到了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领导个人的因素和社会舆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够也不可能随意左右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归根结底社会需要才是决定少年法院建立与否的关键。”④

创设少年法院的可行性

一、创设少年法院具备充分的法律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热心青少年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在筹建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寻找法律依据。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条——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以此为依据，在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走出了创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重要一步。1988年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时，同样面临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当时人们认为《法院组织法》虽然没有规定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但也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设立少年庭。确切的说，这些法律依据多少还是有点勉强的。

目前设立少年法院的法律依据相对当年创设少年法庭来说要有力而且充分得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12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年7月1日通过1983年9月2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以下人民法院行使：（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三）最高人民法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9月4日）第4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指定专人办理。”

4、《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我国于1985年11月29日批准加入）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2001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意见》中指出：“因特殊需要设置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商有关部门同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这实际上又明确了创设少年法院的审批程序。

二、少年司法制度十几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人才

少年法庭十七年少年刑事审判实践的探索，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总结这些有益经验的成果是制定了适应未成年人特点的“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审判程序法律规定和实体法律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等。有些地方的少年法庭，如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在1991年8月曾经试着建立审理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此举大大拓展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领域，把少年司法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这种模式当时并没有得到肯定，但却为综合性少年法庭的创设积累了有益经验。许多地方为了解决少年法庭案源不足等矛盾和强化少年刑事审判的专业化，突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划划分少年案件管辖的做法，采取少年案件指定管辖的做法。此举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少年案件审判的法律监督，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同一地区法院之间工作负担的不均，影响公、检、法之间的工作格局等。上海长宁区法院与有关部门合作试验推行的“一卡制”，即用《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剖析及对策跟踪表》把进入少年刑事司法审判次序?奈闯赡耆舜咏逃⒏谢⑼炀瘸龇ⅲ阉ㄋ┑母鋈饲榭觯锴氨硐帧⒎缸镌蚝吞跫蠼痰睦毯痛胧笈泻蟮拇χ茫约爸匦禄毓樯缁岬陌锢Ы饽训鹊龋腥胍豢ǎū恚欣返亍⒖凸鄣亍⒖蒲У丶锹嫉闹贫取；褂猩虾J衅胀忧嗣穹ㄔ禾岢龅摹叭瘟揭橹啤保旖蚴懈呒度嗣穹ㄔ禾岢龅摹叭龉ぷ髦氐恪薄ⅰ八母鼋逃方凇薄ⅰ八闹掷嘈妥富帷钡鹊取U庑┒际谴瓷枭倌攴ㄔ旱挠幸婢椤?BR>少年法庭十七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提供了必要的专业性人才。一大批热心少年司法工作，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和成年人案件审理经验的专业性人才已经形成。譬如如果把目前上海市分散在各少年法庭中从事少年案件审理工作的专门人员集中起来，则正好相当于一个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人数。

三、创设少年法院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舆论背景等条件已经具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决定了少年法院能否创设。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一些地方已经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还有人怀疑少年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的现实性，那么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且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较先进的地方完全可以先行设立少年法院，待时机成熟，在予推广。先试点后推广也是我国推行改革的传统做法和成功经验。

在现代社会，社会舆论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少年法院的创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独生子女逐渐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的主体。以提高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广度和水平为目的而创设少年法院，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可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说前些年创设少年法院还只是少数专家学者、实际部门工作者的呼吁的话，那么到今天，创设少年法院则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心愿。

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项新制度的诞生，上层领导的态度显得非常重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有关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创设少年法院的工作中，这一条件已经基本具备。2001年6月5日和6日，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并委派一名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副组长参加，在上海市召开的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南五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法官，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部分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五省市少年审判工作研讨会”专门研讨少年法院的创设，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

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也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少年法院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关于少年法院争议的核心和尚需加强研究的问题。综合专家、学者们对未来少年法院模式的主要构想，以下是笔者对未来少年法院的粗略素描：

第一个少年法院首先在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基础较好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区首先出现，而后再向全国推广。第一个少年法庭诞生地的上海，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首选城市。

少年法院的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为了解决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的诉讼不便，一种多元的少年司法体制将可能会被采用，即在县、县级市基层人民法院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庭，负责本辖区内少年刑事和少年保护等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设置少年审判庭，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能指导少年审判工作的审判庭。也有专家学者主张少年法院的级别是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在高级人民法院，如此更会加重群众诉讼不便，也不合诉讼经济性原则，因而不为笔者所认同。

少年法院的收案范围是“宽幅型”的，即包括所有少年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传统的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窄幅型”做法将不再会被采用。

少年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将尽量采用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庭审方式，庭审人员尽量采取缓和的语气、对话式的庭审方式，“寓教于审”。任何可能加重未成年人心理负担、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的做法都应尽量避免。

少年法院将更广泛地与社区教育以及工青团妇等具有维权职能的机构和组织联系，努力建成社区范围的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网络。在这个未成年人维权网络中，少年法院将处于重要的位置。

每一项立法、每一新制度的创设也可以说是一个利益均衡的过程，在少年法院的创设过程中有可能损害一些部门的利益。这不仅需要作好协调工作，更需要那些部门利益可能受损的部门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以祖国下一代的利益为重，做出一定的牺牲，理解、扶持少年法院这一新生事物的诞生。有学者主张在少年法庭“成年”之际（2002年秋天少年法庭成立18周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少年法院，因为这样不仅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而且也意味着少年法院建立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创设少年法院还有许多路要走，首先是得到人大的批准，在明年秋天成立少年法院似乎还有一定难度。笔者预测在少年法庭成立20周年之际也就是2004年，中国将迎来第一个少年法院的诞生。

注释：

①田幸：《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第12页。

②徐建：《论我过建设少年法院的条件和必要性》，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

少年法院范文篇5

关键词少年法庭少年法院少年司法制度

第一个少年法庭的诞生

美国伊利洛斯州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州在1899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法》，同时在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创了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少年法庭法》集少年刑事诉讼、违法少年的教育改造和特殊保护于一身，它以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因此很快在美国本土推广并进一步波及欧亚大陆、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在我国的数千家基层法院中也许还没有哪一家会象上海长宁区法院那样在国内外广为人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法院在1984年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当时只是“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1988年才开始独立建制）。少年法庭建立后很快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青少年犯罪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效果，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和指导下，长宁区的成功经验很被广泛推广，很多省、市、自治区的法院纷纷响应，仅仅两年，少年法庭就发展到100多个。到1990年底，全国的少年法庭已经达到2400余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我国目前的少年法庭还只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庭，其受案范围仅仅限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这是与国外的少年法庭、少年法院有重大区别的。不过，无论是芝加哥少年法庭还是长宁区少年法庭，都是以青少年犯罪的增多和危害日益严重为背景的。

从1984年至今，我国的少年法庭已经走过了17年的历程，它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青少年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正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幸所言：“少年司法机构就象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法律上没有地位，职能上难以健全，甚至其存在都受到了威胁，十多年来少年法庭走过的道路，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由蓬勃发展到徘徊观望的过程。”①今后，少年法庭向何处去？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该怎样发展？这是专家、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同志所共同思索的问题。

创设少年法院的必要性

一、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一般认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从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始形成的，迄今已有17年的历史。如果说在少年法庭草创之初的主要争议是要不要少年司法制度的话，那么今天的主要争议则是一个建设什么样的少年司法制度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少年司法制度一般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具有下列共同特征：其一，设置具有特别性的少年法院，审理有关未成年人的案件；其二，设立专门的少年法官，负责少年案件的审理；其三，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相当广泛，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它不仅以犯罪少年为管辖对象，而且凡属“需要监督的少年”、“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均属于少年法院管辖的对象。设置综合性的少年法院是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所采用的普遍形式。例如，美国在1899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1925年除了两个洲外所有各洲都成立了少年法院。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在德国，1908年在科隆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接着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日本在1948年公布的少年法规定设立家庭裁判所，将其作为下级法院的一种。家庭裁判所是同地方法院平行的、独立的第一审法院，不服家庭裁判所的裁判可以向高等裁判所上诉。

少年法庭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与之配套的法律和少年侦察、少年检察、少年矫治、少年法律援助等机构，除少数地方外，从总体上说，这些都还是缺乏的。创设少年法院可以促使这些法律和机构的出台和设立，形成公、检、法、司配套的工作机制，理顺人民法院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网络，是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少年法庭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对以少年法庭为主体的少年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第二会长、著名青少年犯罪专家徐建教授这样评价少年法院的创设：它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向健全法制化的关键一步，是一种对新的法律框架的追求和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是在原由框架基础上的重要飞跃，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建立少年法院在实践上能为科学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矛盾创造根本条件，提供情况、数据、经验，也是从立法上、理论上有效加快少年司法制度的法制化、科学化的重要时间步骤。②

二、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是建立少年法院的内在驱动力

少年犯罪是少年司法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③世界各国少年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无不与少年犯罪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无不以严重的少年犯罪为背景，当然我国也不例外。建国初期，少年犯罪并不严重，因此当时并无建立少年司法体制的必要。结束后，新一轮犯罪高峰肆虐我国，其中尤以少年犯罪的激增最为突出。在20世纪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仅占整个犯罪总数的20%至30%左右，而据1985年统计资料已经超过60%，一些大中城市更达到70%。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少年法庭建立为标志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运而生。十七年的实践证明：少年法庭在治理青少年犯罪中的贡献是巨大而不可抹杀的。但是，我国当前少年犯罪还相当严重。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辑的《司法统计历史资料汇编》提供的数据，连续20年来少年犯罪在刑事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目前的少年犯罪还出现了暴力化、成人化、低龄化、智能化、团伙化等特征，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

少年犯罪在发展变化，少年司法制度也应随之发展变化。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对少年司法制度的专业性、科学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年法庭发展到少年法院势在必行。

三、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对未成年人全面保护的需要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儒家文化大力提倡“幼吾幼以其人之幼”。可以说保护未成年人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息息相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21世纪将是独生子女的世纪，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力度、水平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今天，一个未成年人出了问题，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灾难。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一个社会各界所密切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于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络。这一综合保护网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司法保护乏力，而司法保护又是综合保护网络中的最后保障线，其他保护方式有赖于司法保护为后盾。这不仅体现为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滞后、缺乏强制执行力度上，也突出的体现在少年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少年法庭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上。

目前的少年法庭仅限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大量涉及未成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民事案件未纳入少年审判机构进行审理，明显不能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少年法庭也不能介入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譬如，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目前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审批决定全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其结果是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在国际社会普遍提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我国独生子女比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宜。归根结底，少年法庭建立和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治理少年犯罪也是一种保护），当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基本目的的实现时，理应寻求一种新的实现方式。

少年法院有无创设的必要是由社会各种因素决定的，而在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居主导地位的是社会需要。正如著名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副会长肖建国教授所言：“现阶段社会强烈要求建立少年法院，……目前有的领导对建立少年法院有浓厚的兴趣，法学界、司法界有不少同志在不断呼吁建立少年法院，无非是看到了社会需要对少年法院的呼唤，看到了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领导个人的因素和社会舆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够也不可能随意左右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归根结底社会需要才是决定少年法院建立与否的关键。”④

创设少年法院的可行性

一、创设少年法院具备充分的法律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热心青少年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在筹建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寻找法律依据。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条——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以此为依据，在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走出了创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重要一步。1988年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时，同样面临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当时人们认为《法院组织法》虽然没有规定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但也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设立少年庭。确切的说，这些法律依据多少还是有点勉强的。

目前设立少年法院的法律依据相对当年创设少年法庭来说要有力而且充分得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12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年7月1日通过1983年9月2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以下人民法院行使：（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三）最高人民法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9月4日）第4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指定专人办理。”

4、《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我国于1985年11月29日批准加入）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2001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意见》中指出：“因特殊需要设置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商有关部门同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这实际上又明确了创设少年法院的审批程序。

二、少年司法制度十几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人才

少年法庭十七年少年刑事审判实践的探索，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总结这些有益经验的成果是制定了适应未成年人特点的“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审判程序法律规定和实体法律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等。有些地方的少年法庭，如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在1991年8月曾经试着建立审理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此举大大拓展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领域，把少年司法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这种模式当时并没有得到肯定，但却为综合性少年法庭的创设积累了有益经验。许多地方为了解决少年法庭案源不足等矛盾和强化少年刑事审判的专业化，突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划划分少年案件管辖的做法，采取少年案件指定管辖的做法。此举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少年案件审判的法律监督，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同一地区法院之间工作负担的不均，影响公、检、法之间的工作格局等。上海长宁区法院与有关部门合作试验推行的“一卡制”，即用《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剖析及对策跟踪表》把进入少年刑事司法审判次序的未成年人从教育、感化、挽救出发，把他（她）的个人情况，罪前表现、犯罪原因和条件，审教的历程和措施，审判后的处置，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帮困解难等等，列入一卡（表），进行历史地、客观地、科学地记录的制度。还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出的“三段两议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三个工作重点”、“四个教育环节”、“四种类型座谈会”等等。这些都是创设少年法院的有益经验。

少年法庭十七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提供了必要的专业性人才。一大批热心少年司法工作，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和成年人案件审理经验的专业性人才已经形成。譬如如果把目前上海市分散在各少年法庭中从事少年案件审理工作的专门人员集中起来，则正好相当于一个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人数。

三、创设少年法院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舆论背景等条件已经具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决定了少年法院能否创设。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一些地方已经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还有人怀疑少年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的现实性，那么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且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较先进的地方完全可以先行设立少年法院，待时机成熟，在予推广。先试点后推广也是我国推行改革的传统做法和成功经验。

在现代社会，社会舆论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少年法院的创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独生子女逐渐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的主体。以提高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广度和水平为目的而创设少年法院，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可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说前些年创设少年法院还只是少数专家学者、实际部门工作者的呼吁的话，那么到今天，创设少年法院则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心愿。

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项新制度的诞生，上层领导的态度显得非常重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有关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创设少年法院的工作中，这一条件已经基本具备。2001年6月5日和6日，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并委派一名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副组长参加，在上海市召开的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南五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法官，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部分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五省市少年审判工作研讨会”专门研讨少年法院的创设，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

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也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少年法院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关于少年法院争议的核心和尚需加强研究的问题。综合专家、学者们对未来少年法院模式的主要构想，以下是笔者对未来少年法院的粗略素描：

第一个少年法院首先在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基础较好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区首先出现，而后再向全国推广。第一个少年法庭诞生地的上海，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首选城市。

少年法院的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为了解决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的诉讼不便，一种多元的少年司法体制将可能会被采用，即在县、县级市基层人民法院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庭，负责本辖区内少年刑事和少年保护等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设置少年审判庭，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能指导少年审判工作的审判庭。也有专家学者主张少年法院的级别是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在高级人民法院，如此更会加重群众诉讼不便，也不合诉讼经济性原则，因而不为笔者所认同。

少年法院的收案范围是“宽幅型”的，即包括所有少年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传统的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窄幅型”做法将不再会被采用。

少年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将尽量采用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庭审方式，庭审人员尽量采取缓和的语气、对话式的庭审方式，“寓教于审”。任何可能加重未成年人心理负担、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的做法都应尽量避免。

少年法院将更广泛地与社区教育以及工青团妇等具有维权职能的机构和组织联系，努力建成社区范围的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网络。在这个未成年人维权网络中，少年法院将处于重要的位置。

每一项立法、每一新制度的创设也可以说是一个利益均衡的过程，在少年法院的创设过程中有可能损害一些部门的利益。这不仅需要作好协调工作，更需要那些部门利益可能受损的部门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以祖国下一代的利益为重，做出一定的牺牲，理解、扶持少年法院这一新生事物的诞生。有学者主张在少年法庭“成年”之际（2002年秋天少年法庭成立18周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少年法院，因为这样不仅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而且也意味着少年法院建立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创设少年法院还有许多路要走，首先是得到人大的批准，在明年秋天成立少年法院似乎还有一定难度。笔者预测在少年法庭成立20周年之际也就是2004年，中国将迎来第一个少年法院的诞生。

注释：

①田幸：《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第12页。

②徐建：《论我过建设少年法院的条件和必要性》，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

少年法院范文篇6

一、家庭因素

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课堂，父母是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培养，深刻影响着子女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得主要因素有：家庭过分宠溺子女；父母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父母不注重自己的形象，对孩子产生极坏的影响；夫妻不合、争吵或离异，致使子女性格扭曲；家境贫寒，孩子过早涉足于社会，缺乏正常的家庭生活和文化教育，给社会危害性。

二、受社会经济负面效应及社会不良文化的影响

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缺乏社会经验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青少年往受不住各种物质享乐的诱惑，在一定条件和某种因素的作用下，就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加上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化娱乐等充斥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以及其它有损人民群众健康的内容、对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污染，对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三、学校缺乏给学生一个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

学校法制教育流于形式，不注重实际效果，学校缺乏与家长的联系，沟通，没有及时掌握学生的心理，情绪变化，无法及时对学生不良“苗头”性问题进行抑制。

四、青少年自身的生理、心理特点，较易走上人生歧途

青少年犯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青少年本身的素质，青少年正处于心理、生理发育阶段、辨别是非，区分良莠和抵制外界影响的能力差自控力弱，行为不稳，模仿力强，如冲动，易被诱惑实施犯罪，有的家庭经济方面与高收入的盲目攀比，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萌发不良企图。还有对社会不良风气各种诱惑，以及一些低级趣味的文化，有一种神秘感，想试试的心理。再有学习成绩差，受老师，同学的歧视，自尊心受挫，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

针对以上这种实际情况，该院采取了一些措施，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又独具特色的青少年审判工作新路子。对于这些未成年犯罪的审理，认真贯彻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始终本着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因人施教，晓之以理，帮助他们认识自己违法犯罪的表现及产生的根源，否定过去的自我，使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启发他们的感情与态度，满腔热情地进行帮助与教育，对点滴进步给予及时地表扬与鼓励，使他们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馨、亲切与诚挚。形成了打击与维权并重，在打造123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大环境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建章立制，健全创建管理机制

县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喀什中院、县委、县团委有关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精神，把参与创建作为提升司法服务的重要方式，提出要确保创建活动有条不紊，并取得实效的奋斗目标。为此，院创建领导小组把创建活动的各项工作目标化、责任化、制度化，致力于用合理的制度促管理，用科学方法创建，力争做到以一流的管理创一流的业绩。

(一)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保护青少年成长、让人民满意的高度，充分认识青少年维权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审判人员在庭审职能中做好教育、感化、挽救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由于条件所限，我院没有设立专门的青少年法庭，法院与县团委合作，设立了青少年维权岗，抽调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专门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要求审判少年犯的法官有特殊的事业心、特殊的责任感、特殊的感召力；即是一名优秀的法官，还必须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二)强化创建机制。为确保创建工作有序开展，我们专门成立了创建领导小组，由一名分管副院长亲自负责创建事宜，建立了以刑庭为主体，院政工科、团支部等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相互配合的创建长效机制。切实加强了对青少年维权工作的组织领导。

(三)完善创建制度。经过精心调研，制定了符合法院审判实际的《关于开展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实施意见》，把青少年维权工作纳入法院日常工作考核中，与其他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考核，制作了规范的服务卡，建立了规范完整的创建档案及电子台帐。

(四）建立人民陪审员学习、座谈制度。即每年组织人民陪审员学习与青少年法罪案件审判有关的业务知识和其他知识，听取他们对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使他们真正起到了既陪又审，即审又教，起到真正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作用。

二、挖掘审判资源，突出庭审效果，探索惩教结合新路子，把维权活动贯穿于刑事、民事、执行等各个职能部门，全方位的开展维权工作

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县人民法院首先对犯罪中涉及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依法严惩犯罪分子，尽量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对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庭审理阶段、法庭教育阶段、法庭宣判阶段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的程序，使少年法庭审理程序规范有序，又具有少年法庭的特色。一是注重庭前调查，坚持“三见面”，掌握全面情况。为确保案件的顺利审理，庭审前，我们首先采取同少年犯本人见面、与监护人见面、与少年犯的单位或学校见面，深入了解少年犯过去的表现、思想作风、道德品行、家庭情况及社会影响等。其次是走访公安、检察院承办人，了解被告人归案后的有关情况，查清被告人的出生年、月、日，个人和简历。在走访过程中，注意发现被告人的个性特点、成长过程中有无劣迹史及作案动机，归案后的心理状态等，从而做到在庭前基本掌握被告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主观恶性程度、危害大小及归案后的心理变化等，为选择审理方式、方法奠定基础。二是有的放矢搞好开庭审理。在庭审方式上，对那些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偶然失足或一时失去理智、后果又不十分严重的少年被告人，大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公诉人一般不出庭支持公诉，由辩护人和法定人到庭，从而使法庭气氛更加宽松，有利于少年被告人认罪服法。对于那些抵触情绪大，不积极配合庭审或犯罪后果较为严重的少年被告人，不但通知其法定人到庭，而且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庭审中，控、辩、审三方充分行使职权，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少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指出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共同努力使少年犯放弃对抗、配合庭审，认罪服法，接受改造。在庭审阶段，我们还针对少年被告人的心理、智力、身体发育等情况，因案制宜，寓教于审、惩教结合，具体主要把握了二个环节，、要求法官做到对待少年被告人“像母亲对待孩子，像老师对待学生，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自始自终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在审问用语上，注意用诚恳的态度，温和的语气，尽量少用法律术语，多用一些通俗的语言，既保持法庭的严肃性，又不使少年犯感到法官的冷酷无情。针对在庭审中恐惧、紧张的青少年犯罪分子，偿试用“圆桌审判”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体现了法官们致力于“教育、感化、挽救”的悠悠真情。近三年来，通过圆桌审判，审判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8起，共判处青少年犯罪分子18人，目前为止，无一人重新犯罪。公诉人、辩护人以及县工会、妇联、司法局等有关代表在参加了圆桌审判后认为，圆桌审判为未成年被告人认罪服法、改造自我奠定了基础，促使未成年被告人自我觉醒，当庭认罪悔罪，真正从思想上走出犯罪泥潭，达到了教育、矫治、挽救的目的。同时在庭审过程中，发现少年被告人有认识上的错误时予以纠正。有的少年被告人存在错误认识，或者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是认为不应受法律的制裁。对此，我们在查清事实的同时，进一步使他们认清危害性，纠正认识上的偏差。上述措施有效促进了庭审，从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三是认真办案，重视回访。对那些犯罪较轻、危害不大，确有悔改思想的未成年犯坚持按“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充分考虑从轻、减轻的法定情节，在实际量刑时得到了从宽处理。如我院2008年受理的一起抢劫案件时，被告四人均为未成年，其中两名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虽然参与了抢劫，但是他们在抢劫时，什么都没有干，只是跟着另两名一起参与，且在逮捕后，认罪态度较好，因此我院适用了缓刑，使他们在实际量刑时得到了从宽处理。重视审后回访工作，近两年来，我们经常走访未成年人家庭及学校，有重点的回访违法青少年10余人。有效促使了学校及家长的正确管理，使违法的未成年人放下思想包袱，正视人生规迹，重返学校继续学习，健康成长。杜绝了未成年人因恶习不改而重新犯罪现象的发生。

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针对离婚案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未成年人的特点，对子女抚育问题的处理，一方面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选择，另一方面也从保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角度出发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在执行工作中，县法院更是注重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抚养费的执行工作，法院执行局从不含糊，不仅在时间上，能做到随到随执行，而且执行到位率力争达到100%，不打折扣。同时，对其他涉及未成年人利益案件的执行，也是想方设法，极尽所能。

三、着眼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罪犯，巩固庭审成果，矫正“问题少年”的人生坐标

惩治犯罪只是手段，而教育、挽救才是最终目的，县人民法院针对青少年犯罪居高不下的趋势，着重研究探讨如何预防犯罪，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转化教育青少年，以及进行司法保护的最佳途径，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挽救工作延伸到法庭之外，积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的联系，共同做好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挽救工作，共同做好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罪犯的法制宣传教育综合治理工作。多年来，123县人民院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并未一判了之，而是把工作延伸到审判工作之外，延生到刑罚执行的各阶段。

一是向学校、社区延伸。组织巡回教育，就地以案讲法。预防犯罪不仅是预防犯罪青少年再犯罪，而且还包括防止没有犯罪的人犯罪，这就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为了达到审判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法院七名法制副校长先后到县一中、二中、三中就县二中学生故意伤害案的审理情况，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学生激发了学习法律的热情和兴趣。同时，法院先后8次指导一中、二中、三中的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指导中法官将如何驾驭庭审，如何成为一名富有实践经验的法官，如何在庭审中体现出法官的威严都手把手地教给了学生们，使他们在学习中享受乐趣，在乐趣中把握知识。三年以来，法院在全县各类学校中上法制课24次，召开法制报告会和家长师生座谈会各11次，受教育青少年学生达二万余人次。特别是案例评析活动，使学生们学到了在课堂上没有涉及到的法律知识，学生们对一个具体犯罪有了更深入细致的了解，正如一位学生发言中讲到的那样“今天法院的叔叔阿姨到我们这里，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案件对我们进行教育，使我们感到真实，感受深刻……”、“它就像警钟一样，当我们面临着是非边缘的时候及时敲响，它就像利剑一样，当我们将要触及法律禁区的时候刺痛我们……。”巡回教育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不仅使我们认识到广大青少年对这种形式的法律教育是急需的，同时也使我们感受到减少青少年犯罪势在必行，且应成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方针。

二是向缓刑犯延伸。法院组织青少年缓刑犯参加每年的爱国卫生月等活动，对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罪犯进行严格遵章守法的法制教育，同时强化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罪犯家长的监护责职。把司法工作向后延伸，为浪子回头创造条件。

三是向监狱延伸。我院通过多种形式与未成年人罪犯服刑场所建立联系，了解未成年罪犯的改造情况，协助做好帮教、改造工作，对正在服刑的未成年罪犯进行回访考察。近三年来，县法院经常走访正在服刑的未成年人，有重点的回访犯罪青少年10余人。有效促使犯罪的未成年人放下思想包袱，正视人生规迹，重返学校继续学习，健康成长。杜绝了未成年人因恶习不改而重新犯罪现象的发生。

少年法院范文篇7

一般认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从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始形成的，迄今已有17年的历史。如果说在少年法庭草创之初的主要争议是要不要少年司法制度的话，那么今天的主要争议则是一个建设什么样的少年司法制度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少年司法制度一般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具有下列共同特征：其一，设置具有特别性的少年法院，审理有关未成年人的案件；其二，设立专门的少年法官，负责少年案件的审理；其三，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相当广泛，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它不仅以犯罪少年为管辖对象，而且凡属“需要监督的少年”、“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均属于少年法院管辖的对象。设置综合性的少年法院是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所采用的普遍形式。例如，美国在1899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1925年除了两个洲外所有各洲都成立了少年法院。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在德国，1908年在科隆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接着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日本在1948年公布的少年法规定设立家庭裁判所，将其作为下级法院的一种。家庭裁判所是同地方法院平行的、独立的第一审法院，不服家庭裁判所的裁判可以向高等裁判所上诉。

少年法庭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与之配套的法律和少年侦察、少年检察、少年矫治、少年法律援助等机构，除少数地方外，从总体上说，这些都还是缺乏的。创设少年法院可以促使这些法律和机构的出台和设立，形成公、检、法、司配套的工作机制，理顺人民法院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网络，是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少年法庭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对以少年法庭为主体的少年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第二会长、著名青少年犯罪专家徐建教授这样评价少年法院的创设：它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向健全法制化的关键一步，是一种对新的法律框架的追求和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是在原由框架基础上的重要飞跃，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建立少年法院在实践上能为科学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矛盾创造根本条件，提供情况、数据、经验，也是从立法上、理论上有效加快少年司法制度的法制化、科学化的重要时间步骤。②二、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是建立少年法院的内在驱动力

少年犯罪是少年司法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③世界各国少年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无不与少年犯罪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无不以严重的少年犯罪为背景，当然我国也不例外。建国初期，少年犯罪并不严重，因此当时并无建立少年司法体制的必要。结束后，新一轮犯罪高峰肆虐我国，其中尤以少年犯罪的激增最为突出。在20世纪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仅占整个犯罪总数的20%至30%左右，而据1985年统计资料已经超过60%，一些大中城市更达到70%。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少年法庭建立为标志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运而生。十七年的实践证明：少年法庭在治理青少年犯罪中的贡献是巨大而不可抹杀的。但是，我国当前少年犯罪还相当严重。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辑的《司法统计历史资料汇编》提供的数据，连续20年来少年犯罪在刑事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目前的少年犯罪还出现了暴力化、成人化、低龄化、智能化、团伙化等特征，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

少年犯罪在发展变化，少年司法制度也应随之发展变化。仍然十分严重的少年犯罪对少年司法制度的专业性、科学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年法庭发展到少年法院势在必行。

三、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对未成年人全面保护的需要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儒家文化大力提倡“幼吾幼以其人之幼”。可以说保护未成年人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息息相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21世纪将是独生子女的世纪，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力度、水平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今天，一个未成年人出了问题，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灾难。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一个社会各界所密切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于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络。这一综合保护网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司法保护乏力，而司法保护又是综合保护网络中的最后保障线，其他保护方式有赖于司法保护为后盾。这不仅体现为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滞后、缺乏强制执行力度上，也突出的体现在少年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少年法庭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上。

目前的少年法庭仅限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大量涉及未成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民事案件未纳入少年审判机构进行审理，明显不能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少年法庭也不能介入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譬如，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目前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审批决定全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其结果是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在国际社会普遍提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我国独生子女比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宜。归根结底，少年法庭建立和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治理少年犯罪也是一种保护），当少年法庭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基本目的的实现时，理应寻求一种新的实现方式。

少年法院有无创设的必要是由社会各种因素决定的，而在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居主导地位的是社会需要。正如著名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副会长肖建国教授所言：“现阶段社会强烈要求建立少年法院，……目前有的领导对建立少年法院有浓厚的兴趣，法学界、司法界有不少同志在不断呼吁建立少年法院，无非是看到了社会需要对少年法院的呼唤，看到了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领导个人的因素和社会舆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够也不可能随意左右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归根结底社会需要才是决定少年法院建立与否的关键。”④

创设少年法院的可行性

一、创设少年法院具备充分的法律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热心青少年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在筹建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寻找法律依据。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条——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以此为依据，在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走出了创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重要一步。1988年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时，同样面临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当时人们认为《法院组织法》虽然没有规定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但也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设立少年庭。确切的说，这些法律依据多少还是有点勉强的。目前设立少年法院的法律依据相对当年创设少年法庭来说要有力而且充分得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12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年7月1日通过1983年9月2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以下人民法院行使：（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三）最高人民法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9月4日）第4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指定专人办理。”

4、《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我国于1985年11月29日批准加入）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2001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意见》中指出：“因特殊需要设置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商有关部门同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这实际上又明确了创设少年法院的审批程序。

二、少年司法制度十几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人才

少年法庭十七年少年刑事审判实践的探索，为少年法院的创设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总结这些有益经验的成果是制定了适应未成年人特点的“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审判程序法律规定和实体法律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等。有些地方的少年法庭，如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在1991年8月曾经试着建立审理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此举大大拓展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领域，把少年司法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这种模式当时并没有得到肯定，但却为综合性少年法庭的创设积累了有益经验。许多地方为了解决少年法庭案源不足等矛盾和强化少年刑事审判的专业化，突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划划分少年案件管辖的做法，采取少年案件指定管辖的做法。此举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少年案件审判的法律监督，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同一地区法院之间工作负担的不均，影响公、检、法之间的工作格局等。上海长宁区法院与有关部门合作试验推行的“一卡制”，即用《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剖析及对策跟踪表》把进入少年刑事司法审判次序的未成年人从教育、感化、挽救出发，把他（她）的个人情况，罪前表现、犯罪原因和条件，审教的历程和措施，审判后的处置，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帮困解难等等，列入一卡（表），进行历史地、客观地、科学地记录的制度。还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出的“三段两议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三个工作重点”、“四个教育环节”、“四种类型座谈会”等等。这些都是创设少年法院的有益经验。

少年法庭十七年的发展为少年法院的创设提供了必要的专业性人才。一大批热心少年司法工作，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和成年人案件审理经验的专业性人才已经形成。譬如如果把目前上海市分散在各少年法庭中从事少年案件审理工作的专门人员集中起来，则正好相当于一个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人数。

三、创设少年法院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舆论背景等条件已经具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决定了少年法院能否创设。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一些地方已经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还有人怀疑少年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的现实性，那么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且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较先进的地方完全可以先行设立少年法院，待时机成熟，在予推广。先试点后推广也是我国推行改革的传统做法和成功经验。在现代社会，社会舆论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少年法院的创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独生子女逐渐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的主体。以提高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广度和水平为目的而创设少年法院，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可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说前些年创设少年法院还只是少数专家学者、实际部门工作者的呼吁的话，那么到今天，创设少年法院则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心愿。

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项新制度的诞生，上层领导的态度显得非常重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少年法院的创设离不开有关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创设少年法院的工作中，这一条件已经基本具备。2001年6月5日和6日，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并委派一名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副组长参加，在上海市召开的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南五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法官，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部分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五省市少年审判工作研讨会”专门研讨少年法院的创设，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

少年法院的模式定位也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少年法院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关于少年法院争议的核心和尚需加强研究的问题。综合专家、学者们对未来少年法院模式的主要构想，以下是笔者对未来少年法院的粗略素描：

第一个少年法院首先在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基础较好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区首先出现，而后再向全国推广。第一个少年法庭诞生地的上海，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首选城市。

少年法院的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为了解决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的诉讼不便，一种多元的少年司法体制将可能会被采用，即在县、县级市基层人民法院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庭，负责本辖区内少年刑事和少年保护等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设置少年审判庭，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能指导少年审判工作的审判庭。也有专家学者主张少年法院的级别是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在高级人民法院，如此更会加重群众诉讼不便，也不合诉讼经济性原则，因而不为笔者所认同。

少年法院的收案范围是“宽幅型”的，即包括所有少年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传统的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窄幅型”做法将不再会被采用。

少年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将尽量采用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庭审方式，庭审人员尽量采取缓和的语气、对话式的庭审方式，“寓教于审”。任何可能加重未成年人心理负担、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的做法都应尽量避免。

少年法院将更广泛地与社区教育以及工青团妇等具有维权职能的机构和组织联系，努力建成社区范围的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网络。在这个未成年人维权网络中，少年法院将处于重要的位置。

每一项立法、每一新制度的创设也可以说是一个利益均衡的过程，在少年法院的创设过程中有可能损害一些部门的利益。这不仅需要作好协调工作，更需要那些部门利益可能受损的部门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以祖国下一代的利益为重，做出一定的牺牲，理解、扶持少年法院这一新生事物的诞生。有学者主张在少年法庭“成年”之际（2002年秋天少年法庭成立18周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少年法院，因为这样不仅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而且也意味着少年法院建立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创设少年法院还有许多路要走，首先是得到人大的批准，在明年秋天成立少年法院似乎还有一定难度。笔者预测在少年法庭成立20周年之际也就是2004年，中国将迎来第一个少年法院的诞生注释：

①田幸：《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第12页。

②徐建：《论我过建设少年法院的条件和必要性》，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

③参见肖建国主编：《发展中的少年司法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④肖建国：《试论少年法院建设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

少年法院范文篇8

关键词少年司法制度发展问题少年法院

一、新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之路

在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开始于“”结束以后。与1899年美国伊利洛斯州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的历史背景类似，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法律依据等因素的考虑，当时的少年法庭实质只是附设于刑庭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1988年才开始出现独立建制的少年庭。少年法庭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长宁区少年法庭的成功经验在全国得以推广。1986年少年法庭发展到100多个。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时，全国已经建立起400多个少年法庭。199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南京召开“全国法院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工作会议”，少年刑事审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南京会议的推动下，迎来了少年法庭发展的春天，到1990年年底，全国少年法庭已经达到2400余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

今天少年法庭的的组织形式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种：（1）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专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2）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附设于刑庭内，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3）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这种少年庭不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还受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另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在刑庭中指定专人办理少年刑事案件。与少年审判机构相适应，部分省市的公、检、司等机关也设立了相应少年机构，配套成龙，初步显示了少年司法的整体优势。

一般都认为，长宁区少年法庭的建立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起点。少年司法制度自创立以来，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实践从总体上而言是成功的。

二、目前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贡献与成就时，有一点不能回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现在客观上也存在诸多问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幸在评价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过的17年历程时这样说道：“少年司法机构就象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法律上没有地位，职能上难以健全，甚至其存在都受到了威胁，十多年来少年法庭走过的道路，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由蓬勃发展到徘徊观望的过程。”①今天全国各地的少年法庭普遍存在案源过少，少年法庭的生存受到冲击等困难。少年法庭鼎盛时期一度超过3500个，而截止2000年底，大约剧减了1000个，而且还有继续减少的趋势。

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矛盾”和“一个举步维艰”：

1、现有立法的束缚与少年司法制度完善和发展之间的矛盾

少年法庭酝酿时期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法律依据问题，当时所寻找到的主要法律依据只有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以此为依据，在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开拓者们勇敢地走出了创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重要一步。1988年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时，同样面临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当时人们认为《法院组织法》虽然没有规定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但也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设立少年庭。确切地说，这些法律依据多少还是有点勉强的。

与国外相比较，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还有一定差距，例如日本制定有《少年法》、《少年审判规则》、《儿童福利法》等，对少年司法制度有较完备的法律规定。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是，遗憾的是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司法制度做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做明确的规定和认可，有同志据此鲜明地指出“少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其结果是少年法庭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少年法庭工作人员难以安心少年审判工作。由于少年法庭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更不用说实践中一些对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探索。例如，1991年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曾经试点建立审理涉外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审判机构——少年案件审判庭，此举大大拓展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领域，使少年司法体系更加独立，把少年司法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这种曾经引起全国同行广泛兴趣的模式却没有得到肯定。全国大多数建立综合性少年法庭的试点都举步维艰，重新回到寄身于刑事审判内部的不稳定状态。由于案件数量和审判力量的不均衡，单纯从事少年刑事审判的少年法庭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确切地说，我国目前的少年司法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许还不是完善和发展，而是生存。全国少年法庭数量大幅度下降的实际情况和继续下降的趋势、许多地方的少年法庭合议庭有的形同虚设、设置于高级人民法院一级以上的少年法庭指导小组软弱无力等实际情况，证实这并非危言耸听。

2、刑事单一化、审判单一化与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之间矛盾

（1）刑事单一化

刑事单一化是指少年司法制度尤其是审判制度主要与未成年人犯罪及相关刑事处罚联系在一起，忽略了未成年人其他合法权益的保障；少年法庭绝大多数都只是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合议）庭，主要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虽然学者们在论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时大都不忘强调少年司法制度本质上而言应该是保护性、预防性的，而非惩罚性或镇压性的。但是，这更多的是从少年司法制度的应然性上讲的。不容否定的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起步与“”后青少年犯罪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出于遏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意图而创设少年司法制度是很明显的。既然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是保护未成年人，但是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直接职能却是重在惩罚——刑事单一化的少年司法制度如何来实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现有少年司法制度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提出的保护未成年人的要求是很困难的。现有少年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治安方面的合法权益明显保护不力。譬如，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目前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审批决定权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其结果是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在国际社会普遍提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我国独生子女比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宜。有些地方的少年综合庭尝试将一部分未成年人抚养、监护、伤害类案件归并管辖，但由于立法根据、实践经验不足，大都最终流于形式，或者流产。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刑事单一化的少年司法制度正好避免了美国、英国等国家曾经出现过对少年过度司法干预而适得其反的经验教训，是科学的，因而反对扩大我国少年司法的干预度。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以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起步较晚，现在所面临的主要和最大问题是司法干预太少以致无法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而并非司法干预过度的问题。旁观他人噎而废己食，实不足取。

（2）审判单一化

少年司法制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仅指少年案件（主要是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不仅指少年审判制度，还包括少年警察制度、少年检察制度、少年监狱制度、少年律师制度、少年调解制度、少年仲裁制度和少年公证制度等等。纵观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历程，大都经历了一个由狭义少年司法制度向广义少年司法制度过渡发展的过程。虽然存在对广义少年司法制度范围理解上的差异，但有一点已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一种对少年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工作体系。而我国在这一点上尚存在差距，除上海等少数几个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较快、相对成熟的省市外，大多数省市少年司法制度刑事审判单一化，没有形成与少年法庭配套成龙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辩护等制度，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形成和体现。譬如许多国家都有专业性的少年警察，他们不是单纯地制止和打击少年违法犯罪，另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保护少年。要实现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这种审判单一化（刑事审判单一化）的现象急需改变。

3、少年审判人员职责范围与现有法官评价体系、法官职能之间的矛盾

北京市高院丁凤春同志曾经对少年法庭审判人员是否安心工作的问题作过深入调查，结果发现：热爱少年法庭工作的人大有人在，安心少年法庭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①实践中，这是一种并非个别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主要原因除了他所指出的当前少年法庭这种组织形式不稳定和有些领导不能正视少年法庭工作外，笔者以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少年案件审判人员、职责范围与现有法官评价体系、法官职能之间的矛盾上。现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独立，居中裁判，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而少年司法制度却要求法官积极主动的参与少年审判，表现为法官还需要承担对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少年犯的调查、教育、帮教回访等职能。如社会调查制度、寓教于审原则、庭审前后延伸工作等，实践中有些少年法庭法官甚至还要为回归社会的失足少年解决就业、升学等困难。少年法官职能的扩大化也正是少年司法的特殊性所在，但这种特殊性却并没有得到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保障。现有法官评价体系、对法官职能的界定还是一种以成人模式为主导的司法制度下的法官评价体系和对法官职能的界定方式。少年法官所付出的成效显著的辛勤劳动不但得不到肯定，反而受到是否超出法官职责范围的质疑。人民法院现行的目标管理制度用以评价少年法庭审判人员显然不尽合理，而这已经影响到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少年司法制度迫切需要突破寄身于成人司法模式下的格局，显现其特殊性与独立性。

4、为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困难而试行的指定管辖举措举步维艰且带来新的弊端

指定管辖的实施并非如一些学者后来所言的是为了向少年法院过渡做准备，而是由于刑事单一化，造成少年法庭案源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出于解决这一矛盾及节约审判力量、减少量刑不一等弊端的目的所寻求的举措。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最初由连云港市首倡，后为上海等地所借鉴和发展完善。1999年3月上海市高院以沪高法第122号文件了《关于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据此上海市法院系统率先调整本市少年法庭结构，撤消大部分基层法院少年法庭，仅在长宁区法院、闵行区法院、普陀区法院、闸北区法院设少年法庭，并改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管辖，通过指定管辖分别审理全市大部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少年法庭案源过少的矛盾，但却带来了诸多新的弊端，也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

姑且不论这种指定管辖本身是否合法，其所带来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其一，这种指定管辖打破了原有司法管辖体系，而少年案件审判需要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的互相配合与制约，难免造成诸多协调上的矛盾与困难，即便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能达成某种协议，但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其执行仍然很困难；其二，给人民群众造成诉讼不便，增加其诉讼成本；其三，不利于对少年犯的跟踪帮教。少年司法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少年法庭对少年犯的帮教制度，跨地域式指定管辖的实施不仅使这种成效显著且与国际相通的经验予以丢弃，而且严重影响缓刑、免刑少年犯的矫治；其五，各行政区域都有独立的财政，甲地财政支出，办乙地少年犯罪案件，其财政部门、行政长官是否心甘情愿，会带来什么不良影响，值得思考。①其六，指定管辖还带来具体执行上的困惑、审判组织上的困惑、定罪量刑平衡上的困惑等新的问题。②

以上弊端的存在使得指定管辖在全国普遍推广是不大可能的，从指定管辖在全国实际实施情况来看，也仅仅是在江苏、上海等少数几个省市。

三、少年法院的创设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

从治理青少年犯罪到保护青少年的理念转变要求相应司法体制的变化，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要求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显现少年司法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专家、学者与少年司法实际工作者们在探求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及其发展问题时，几乎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少年法院的创设。有关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设计，明显具有针对性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面临的矛盾的意图。人们普遍把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寄希望于少年法院的创设。③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今天，少年法庭向少年法院的过渡的必然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其法律依据和可能性向现实性发展所需的条件也已经成熟。④创设少年法院已是众望所归，而在上海这一工作已经开始酝酿。但是，少年法院的创设真的可以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吗？或者说创设少年法院的意义何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少年法院的创设？

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水平不一，在短期内少年法院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至少从一定时期来看，也不大可能成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体。因此，孤立地看少年法院的创设，以为仅仅通过创设少年法院、设计有针对性的少年法院就可以解决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少年法院的创设是必然的，而其创设的意义更大程度上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少年法院的创设将极大的促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立法的完善，由此给我国少年法庭地位的确定和巩固提供契机。少年法院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应是领导性的，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还应以少年法庭为主体，这也符合国外成功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经验。美国在1899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1920年除了三个洲外其余各洲都制定了青少年法，建立了少年法庭。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但是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体仍然是少年法庭，而并非少年法院。美国目前大约有3000个少年法庭，其中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有100个左右，不过这100个左右少年法庭在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许多省市创设少年法院的热情都很高，都希望开创先河，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做贡献，这种热情值得肯定。但如果不正确认识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难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①田幸：《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第12页。

①丁凤春：《设置少年法院是中国少年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5期。

①丁凤春：《设置少年法院是中国少年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5期；

②万秀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后新情况的思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0年第5期。

少年法院范文篇9

关键词少年司法制度发展问题少年法院

一、新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之路

在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开始于“”结束以后。与1899年美国伊利洛斯州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的历史背景类似，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法律依据等因素的考虑，当时的少年法庭实质只是附设于刑庭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1988年才开始出现独立建制的少年庭。少年法庭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长宁区少年法庭的成功经验在全国得以推广。1986年少年法庭发展到100多个。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时，全国已经建立起400多个少年法庭。199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南京召开“全国法院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工作会议”，少年刑事审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南京会议的推动下，迎来了少年法庭发展的春天，到1990年年底，全国少年法庭已经达到2400余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

今天少年法庭的的组织形式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种：（1）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专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2）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附设于刑庭内，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3）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这种少年庭不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还受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另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在刑庭中指定专人办理少年刑事案件。与少年审判机构相适应，部分省市的公、检、司等机关也设立了相应少年机构，配套成龙，初步显示了少年司法的整体优势。

一般都认为，长宁区少年法庭的建立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起点。少年司法制度自创立以来，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实践从总体上而言是成功的。

二、目前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贡献与成就时，有一点不能回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现在客观上也存在诸多问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幸在评价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过的17年历程时这样说道：“少年司法机构就象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法律上没有地位，职能上难以健全，甚至其存在都受到了威胁，十多年来少年法庭走过的道路，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由蓬勃发展到徘徊观望的过程。”①今天全国各地的少年法庭普遍存在案源过少，少年法庭的生存受到冲击等困难。少年法庭鼎盛时期一度超过3500个，而截止2000年底，大约剧减了1000个，而且还有继续减少的趋势。

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矛盾”和“一个举步维艰”：

1、现有立法的束缚与少年司法制度完善和发展之间的矛盾

少年法庭酝酿时期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法律依据问题，当时所寻找到的主要法律依据只有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以此为依据，在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开拓者们勇敢地走出了创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重要一步。1988年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时，同样面临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当时人们认为《法院组织法》虽然没有规定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但也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设立少年庭。确切地说，这些法律依据多少还是有点勉强的。

与国外相比较，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还有一定差距，例如日本制定有《少年法》、《少年审判规则》、《儿童福利法》等，对少年司法制度有较完备的法律规定。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是，遗憾的是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司法制度做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做明确的规定和认可，有同志据此鲜明地指出“少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其结果是少年法庭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少年法庭工作人员难以安心少年审判工作。由于少年法庭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更不用说实践中一些对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探索。例如，1991年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曾经试点建立审理涉外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审判机构——少年案件审判庭，此举大大拓展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领域，使少年司法体系更加独立，把少年司法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这种曾经引起全国同行广泛兴趣的模式却没有得到肯定。全国大多数建立综合性少年法庭的试点都举步维艰，重新回到寄身于刑事审判内部的不稳定状态。由于案件数量和审判力量的不均衡，单纯从事少年刑事审判的少年法庭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确切地说，我国目前的少年司法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许还不是完善和发展，而是生存。全国少年法庭数量大幅度下降的实际情况和继续下降的趋势、许多地方的少年法庭合议庭有的形同虚设、设置于高级人民法院一级以上的少年法庭指导小组软弱无力等实际情况，证实这并非危言耸听。

2、刑事单一化、审判单一化与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之间矛盾

（1）刑事单一化

刑事单一化是指少年司法制度尤其是审判制度主要与未成年人犯罪及相关刑事处罚联系在一起，忽略了未成年人其他合法权益的保障；少年法庭绝大多数都只是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合议）庭，主要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虽然学者们在论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时大都不忘强调少年司法制度本质上而言应该是保护性、预防性的，而非惩罚性或镇压性的。但是，这更多的是从少年司法制度的应然性上讲的。不容否定的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起步与“”后青少年犯罪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出于遏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意图而创设少年司法制度是很明显的。既然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是保护未成年人，但是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直接职能却是重在惩罚——刑事单一化的少年司法制度如何来实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现有少年司法制度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提出的保护未成年人的要求是很困难的。现有少年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治安方面的合法权益明显保护不力。譬如，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目前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审批决定权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其结果是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在国际社会普遍提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我国独生子女比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宜。有些地方的少年综合庭尝试将一部分未成年人抚养、监护、伤害类案件归并管辖，但由于立法根据、实践经验不足，大都最终流于形式，或者流产。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刑事单一化的少年司法制度正好避免了美国、英国等国家曾经出现过对少年过度司法干预而适得其反的经验教训，是科学的，因而反对扩大我国少年司法的干预度。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以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起步较晚，现在所面临的主要和最大问题是司法干预太少以致无法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而并非司法干预过度的问题。旁观他人噎而废己食，实不足取。

（2）审判单一化

少年司法制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仅指少年案件（主要是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不仅指少年审判制度，还包括少年警察制度、少年检察制度、少年监狱制度、少年律师制度、少年调解制度、少年仲裁制度和少年公证制度等等。纵观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历程，大都经历了一个由狭义少年司法制度向广义少年司法制度过渡发展的过程。虽然存在对广义少年司法制度范围理解上的差异，但有一点已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一种对少年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工作体系。而我国在这一点上尚存在差距，除上海等少数几个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较快、相对成熟的省市外，大多数省市少年司法制度刑事审判单一化，没有形成与少年法庭配套成龙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辩护等制度，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形成和体现。譬如许多国家都有专业性的少年警察，他们不是单纯地制止和打击少年违法犯罪，另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保护少年。要实现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这种审判单一化（刑事审判单一化）的现象急需改变。

3、少年审判人员职责范围与现有法官评价体系、法官职能之间的矛盾

北京市高院丁凤春同志曾经对少年法庭审判人员是否安心工作的问题作过深入调查，结果发现：热爱少年法庭工作的人大有人在，安心少年法庭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①实践中，这是一种并非个别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主要原因除了他所指出的当前少年法庭这种组织形式不稳定和有些领导不能正视少年法庭工作外，笔者以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少年案件审判人员、职责范围与现有法官评价体系、法官职能之间的矛盾上。现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独立，居中裁判，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而少年司法制度却要求法官积极主动的参与少年审判，表现为法官还需要承担对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少年犯的调查、教育、帮教回访等职能。如社会调查制度、寓教于审原则、庭审前后延伸工作等，实践中有些少年法庭法官甚至还要为回归社会的失足少年解决就业、升学等困难。少年法官职能的扩大化也正是少年司法的特殊性所在，但这种特殊性却并没有得到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保障。现有法官评价体系、对法官职能的界定还是一种以成人模式为主导的司法制度下的法官评价体系和对法官职能的界定方式。少年法官所付出的成效显著的辛勤劳动不但得不到肯定，反而受到是否超出法官职责范围的质疑。人民法院现行的目标管理制度用以评价少年法庭审判人员显然不尽合理，而这已经影响到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少年司法制度迫切需要突破寄身于成人司法模式下的格局，显现其特殊性与独立性。

4、为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困难而试行的指定管辖举措举步维艰且带来新的弊端

指定管辖的实施并非如一些学者后来所言的是为了向少年法院过渡做准备，而是由于刑事单一化，造成少年法庭案源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出于解决这一矛盾及节约审判力量、减少量刑不一等弊端的目的所寻求的举措。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最初由连云港市首倡，后为上海等地所借鉴和发展完善。1999年3月上海市高院以沪高法第122号文件了《关于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据此上海市法院系统率先调整本市少年法庭结构，撤消大部分基层法院少年法庭，仅在长宁区法院、闵行区法院、普陀区法院、闸北区法院设少年法庭，并改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管辖，通过指定管辖分别审理全市大部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少年法庭案源过少的矛盾，但却带来了诸多新的弊端，也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

姑且不论这种指定管辖本身是否合法，其所带来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其一，这种指定管辖打破了原有司法管辖体系，而少年案件审判需要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的互相配合与制约，难免造成诸多协调上的矛盾与困难，即便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能达成某种协议，但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其执行仍然很困难；其二，给人民群众造成诉讼不便，增加其诉讼成本；其三，不利于对少年犯的跟踪帮教。少年司法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少年法庭对少年犯的帮教制度，跨地域式指定管辖的实施不仅使这种成效显著且与国际相通的经验予以丢弃，而且严重影响缓刑、免刑少年犯的矫治；其五，各行政区域都有独立的财政，甲地财政支出，办乙地少年犯罪案件，其财政部门、行政长官是否心甘情愿，会带来什么不良影响，值得思考。①其六，指定管辖还带来具体执行上的困惑、审判组织上的困惑、定罪量刑平衡上的困惑等新的问题。②

以上弊端的存在使得指定管辖在全国普遍推广是不大可能的，从指定管辖在全国实际实施情况来看，也仅仅是在江苏、上海等少数几个省市。

三、少年法院的创设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

从治理青少年犯罪到保护青少年的理念转变要求相应司法体制的变化，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要求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显现少年司法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专家、学者与少年司法实际工作者们在探求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及其发展问题时，几乎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少年法院的创设。有关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设计，明显具有针对性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面临的矛盾的意图。人们普遍把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寄希望于少年法院的创设。③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今天，少年法庭向少年法院的过渡的必然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其法律依据和可能性向现实性发展所需的条件也已经成熟。④创设少年法院已是众望所归，而在上海这一工作已经开始酝酿。但是，少年法院的创设真的可以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吗？或者说创设少年法院的意义何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少年法院的创设？

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水平不一，在短期内少年法院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至少从一定时期来看，也不大可能成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体。因此，孤立地看少年法院的创设，以为仅仅通过创设少年法院、设计有针对性的少年法院就可以解决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少年法院的创设是必然的，而其创设的意义更大程度上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少年法院的创设将极大的促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立法的完善，由此给我国少年法庭地位的确定和巩固提供契机。少年法院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应是领导性的，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还应以少年法庭为主体，这也符合国外成功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经验。美国在1899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1920年除了三个洲外其余各洲都制定了青少年法，建立了少年法庭。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但是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体仍然是少年法庭，而并非少年法院。美国目前大约有3000个少年法庭，其中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有100?鲎笥遥还?00个左右少年法庭在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许多省市创设少年法院的热情都很高，都希望开创先河，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做贡献，这种热情值得肯定。但如果不正确认识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难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①田幸：《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第12页。

①丁凤春：《设置少年法院是中国少年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5期。

①丁凤春：《设置少年法院是中国少年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5期；

②万秀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后新情况的思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0年第5期。

少年法院范文篇10

关键词少年司法制度发展问题少年法院

一、新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之路

在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开始于“”结束以后。与1899年美国伊利洛斯州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的历史背景类似，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法律依据等因素的考虑，当时的少年法庭实质只是附设于刑庭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1988年才开始出现独立建制的少年庭。少年法庭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长宁区少年法庭的成功经验在全国得以推广。1986年少年法庭发展到100多个。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时，全国已经建立起400多个少年法庭。199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南京召开“全国法院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工作会议”，少年刑事审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南京会议的推动下，迎来了少年法庭发展的春天，到1990年年底，全国少年法庭已经达到2400余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

今天少年法庭的的组织形式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种：（1）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专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2）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附设于刑庭内，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3）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这种少年庭不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还受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另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在刑庭中指定专人办理少年刑事案件。与少年审判机构相适应，部分省市的公、检、司等机关也设立了相应少年机构，配套成龙，初步显示了少年司法的整体优势。

一般都认为，长宁区少年法庭的建立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起点。少年司法制度自创立以来，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实践从总体上而言是成功的。

二、目前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贡献与成就时，有一点不能回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现在客观上也存在诸多问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幸在评价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过的17年历程时这样说道：“少年司法机构就象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法律上没有地位，职能上难以健全，甚至其存在都受到了威胁，十多年来少年法庭走过的道路，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由蓬勃发展到徘徊观望的过程。”①今天全国各地的少年法庭普遍存在案源过少，少年法庭的生存受到冲击等困难。少年法庭鼎盛时期一度超过3500个，而截止2000年底，大约剧减了1000个，而且还有继续减少的趋势。

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矛盾”和“一个举步维艰”：

1、现有立法的束缚与少年司法制度完善和发展之间的矛盾

少年法庭酝酿时期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法律依据问题，当时所寻找到的主要法律依据只有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以此为依据，在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开拓者们勇敢地走出了创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重要一步。1988年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时，同样面临一个法律依据问题，当时人们认为《法院组织法》虽然没有规定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但也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设立少年庭。确切地说，这些法律依据多少还是有点勉强的。

与国外相比较，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还有一定差距，例如日本制定有《少年法》、《少年审判规则》、《儿童福利法》等，对少年司法制度有较完备的法律规定。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是，遗憾的是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司法制度做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做明确的规定和认可，有同志据此鲜明地指出“少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其结果是少年法庭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少年法庭工作人员难以安心少年审判工作。由于少年法庭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更不用说实践中一些对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探索。例如，1991年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曾经试点建立审理涉外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审判机构——少年案件审判庭，此举大大拓展了少年法庭的工作领域，使少年司法体系更加独立，把少年司法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这种曾经引起全国同行广泛兴趣的模式却没有得到肯定。全国大多数建立综合性少年法庭的试点都举步维艰，重新回到寄身于刑事审判内部的不稳定状态。由于案件数量和审判力量的不均衡，单纯从事少年刑事审判的少年法庭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确切地说，我国目前的少年司法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许还不是完善和发展，而是生存。全国少年法庭数量大幅度下降的实际情况和继续下降的趋势、许多地方的少年法庭合议庭有的形同虚设、设置于高级人民法院一级以上的少年法庭指导小组软弱无力等实际情况，证实这并非危言耸听。

2、刑事单一化、审判单一化与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之间矛盾

（1）刑事单一化

刑事单一化是指少年司法制度尤其是审判制度主要与未成年人犯罪及相关刑事处罚联系在一起，忽略了未成年人其他合法权益的保障；少年法庭绝大多数都只是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合议）庭，主要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虽然学者们在论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时大都不忘强调少年司法制度本质上而言应该是保护性、预防性的，而非惩罚性或镇压性的。但是，这更多的是从少年司法制度的应然性上讲的。不容否定的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起步与“”后青少年犯罪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出于遏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意图而创设少年司法制度是很明显的。既然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是保护未成年人，但是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直接职能却是重在惩罚——刑事单一化的少年司法制度如何来实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现有少年司法制度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提出的保护未成年人的要求是很困难的。现有少年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治安方面的合

法权益明显保护不力。譬如，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目前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审批决定权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其结果是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在国际社会普遍提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我国独生子女比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宜。有些地方的少年综合庭尝试将一部分未成年人抚养、监护、伤害类案件归并管辖，但由于立法根据、实践经验不足，大都最终流于形式，或者流产。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刑事单一化的少年司法制度正好避免了美国、英国等国家曾经出现过对少年过度司法干预而适得其反的经验教训，是科学的，因而反对扩大我国少年司法的干预度。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以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起步较晚，现在所面临的主要和最大问题是司法干预太少以致无法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而并非司法干预过度的问题。旁观他人噎而废己食，实不足取。

（2）审判单一化

少年司法制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仅指少年案件（主要是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不仅指少年审判制度，还包括少年警察制度、少年检察制度、少年监狱制度、少年律师制度、少年调解制度、少年仲裁制度和少年公证制度等等。纵观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历程，大都经历了一个由狭义少年司法制度向广义少年司法制度过渡发展的过程。虽然存在对广义少年司法制度范围理解上的差异，但有一点已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一种对少年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工作体系。而我国在这一点上尚存在差距，除上海等少数几个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较快、相对成熟的省市外，大多数省市少年司法制度刑事审判单一化，没有形成与少年法庭配套成龙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辩护等制度，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形成和体现。譬如许多国家都有专业性的少年警察，他们不是单纯地制止和打击少年违法犯罪，另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保护少年。要实现有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这种审判单一化（刑事审判单一化）的现象急需改变。

3、少年审判人员职责范围与现有法官评价体系、法官职能之间的矛盾

北京市高院丁凤春同志曾经对少年法庭审判人员是否安心工作的问题作过深入调查，结果发现：热爱少年法庭工作的人大有人在，安心少年法庭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①实践中，这是一种并非个别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主要原因除了他所指出的当前少年法庭这种组织形式不稳定和有些领导不能正视少年法庭工作外，笔者以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少年案件审判人员、职责范围与现有法官评价体系、法官职能之间的矛盾上。现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独立，居中裁判，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而少年司法制度却要求法官积极主动的参与少年审判，表现为法官还需要承担对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少年犯的调查、教育、帮教回访等职能。如社会调查制度、寓教于审原则、庭审前后延伸工作等，实践中有些少年法庭法官甚至还要为回归社会的失足少年解决就业、升学等困难。少年法官职能的扩大化也正是少年司法的特殊性所在，但这种特殊性却并没有得到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保障。现有法官评价体系、对法官职能的界定还是一种以成人模式为主导的司法制度下的法官评价体系和对法官职能的界定方式。少年法官所付出的成效显著的辛勤劳动不但得不到肯定，反而受到是否超出法官职责范围的质疑。人民法院现行的目标管理制度用以评价少年法庭审判人员显然不尽合理，而这已经影响到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少年司法制度迫切需要突破寄身于成人司法模式下的格局，显现其特殊性与独立性。

4、为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困难而试行的指定管辖举措举步维艰且带来新的弊端

指定管辖的实施并非如一些学者后来所言的是为了向少年法院过渡做准备，而是由于刑事单一化，造成少年法庭案源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出于解决这一矛盾及节约审判力量、减少量刑不一等弊端的目的所寻求的举措。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最初由连云港市首倡，后为上海等地所借鉴和发展完善。1999年3月上海市高院以沪高法第122号文件了《关于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据此上海市法院系统率先调整本市少年法庭结构，撤消大部分基层法院少年法庭，仅在长宁区法院、闵行区法院、普陀区法院、闸北区法院设少年法庭，并改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管辖，通过指定管辖分别审理全市大部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少年法庭案源过少的矛盾，但却带来了诸多新的弊端，也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

姑且不论这种指定管辖本身是否合法，其所带来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其一，这种指定管辖打破了原有司法管辖体系，而少年案件审判需要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的互相配合与制约，难免造成诸多协调上的矛盾与困难，即便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能达成某种协议，但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其执行仍然很困难；其二，给人民群众造成诉讼不便，增加其诉讼成本；其三，不利于对少年犯的跟踪帮教。少年司法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少年法庭对少年犯的帮教制度，跨地域式指定管辖的实施不仅使这种成效显著且与国际相通的经验予以丢弃，而且严重影响缓刑、免刑少年犯的矫治；其五，各行政区域都有独立的财政，甲地财政支出，办乙地少年犯罪案件，其财政部门、行政长官是否心甘情愿，会带来什么不良影响，值得思考。①其六，指定管辖还带来具体执行上的困惑、审判组织上的困惑、定罪量刑平衡上的困惑等新的问题。②

以上弊端的存在使得指定管辖在全国普遍推广是不大可能的，从指定管辖在全国实际实施情况来看，也仅仅是在江苏、上海等少数几个省市。

三、少年法院的创设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

从治理青少年犯罪到保护青少年的理念转变要求相应司法体制的变化，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要求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显现少年司法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专家、学者与少年司法实际工作者们在探求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及其发展问题时，几乎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少年法院的创设。有关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设计，明显具有针对性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面临的矛盾的意图。人们普遍把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寄希望于少年法院的创设。③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今天，少年法庭向少年法院的过渡的必然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其法律依据和可能性向现实性发展所需的条件也已经成熟。④创设少年法院已是众望所归，而在上海这一工作已经开始酝酿。但是，少年法院的创设真的可以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吗？或者说创设少年法院的意义何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少年法院的创设？

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水平不一，在短期内少年法院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至少从一定时期来看，也不大可能成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体。因此，孤立地看少年法院的创设，以为仅仅通过创设少年法院、设计有针对性的少年法院就可以解决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少年法院的创设是必然的，而其创设的意义更大程度上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少年法院的创设将极大的促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立法的完善，由此给我国少年法庭地位的确定和巩固提供契机。少年法院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应是领导性的，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还应以少年法庭为主体，这也符合国外成功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经验。美国在1899年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后，到1920年除了三个洲外其余各洲都制定了青少年法，建立了少年法庭。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但是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主体仍然是少年法庭，而并非少年法院。美国目前大约有3000个少年法庭，其中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有100个左右，不过这100个左右少年法庭在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许多省市创设少年法院的热情都很高，都希望开创先河，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做贡献，这种热情值得肯定。但如果不正确认识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难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①田幸：《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4期，第12页。

①丁凤春：《设置少年法院是中国少年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5期。

①丁凤春：《设置少年法院是中国少年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5期；

②万秀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后新情况的思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