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诗歌大全十篇

抒情诗歌大全篇1

【关键词】曹植；诗歌；抒情艺术；时空；手法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备受古今人士推崇，尤其是其诗歌上的成就使他在建安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五言诗的兴起、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指出了新的方向。曹植的诗歌不仅题材宽泛，而且表达形式较前代诗歌更加完善，诗歌的抒情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他流传下来的诗歌有八十多首，数量并不算多，但赢得后人的广泛赞誉。李均宝在《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一书中高度评价曹植：“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最有代表性、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他在文学上，无论散文、辞赋或诗歌所达到的成就都要高出同时代的人。”钟嵘《诗品》评价曹植的诗歌艺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的诗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婉约柔弱，诗歌的风骨与文采完美结合，富有浓厚的抒彩，极有气势和力量，达到了刚健而不拙直、华美而不艳丽的境界。

一、借时空之势抒情

曹植善于借助时空之势抒情。他的诗歌在抒发自己壮志之前，总会描绘一下壮阔的时空。如《杂诗其六》先描绘登高眺望的空间“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接下来抒发“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的雄心壮志。这样在时空情境渲染之下的抒情显得贴切自然。

胸怀壮志的人特别是壮志难酬的人，往往会感叹时光飞逝。如曹植《名都篇》中的“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送应氏诗三首》其二中的“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等，或感叹光阴飞逝，人生短暂，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或感叹岁月已逝，而功名难就的悲痛心情。在现实生活中壮志难酬的曹植，通过广阔的空间来抒发内心的雄心壮志及壮志难酬的苦闷，这种时空意境的创造也是诗人主观思想的映现。

二、运用比兴、象征等手法抒情

曹植善于用比兴象征的手法曲折地反映内心的不平和哀怨，并在民歌传统的比兴手法上加以创新。其诗歌开篇比兴所传达的某种情绪，往往以居高临下之势笼罩全诗，一气贯注，所以他的诗往往一开头就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如《野田黄雀行》开篇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的意象渲染出浓郁的悲剧气氛，隐喻当时政治形势的险恶；《吁嗟篇》以转蓬被风吹而四处飘荡的形象，象征诗人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表达了“愿与根芥连”的愿望。正因为曹植所处的地位使他不能畅所欲言地直抒胸臆，因而借助比兴、象征曲折含蓄地表现他的思想感情，成了他诗歌抒情艺术的一个特点。

三、结合叙事、写景抒情

曹植诗歌中的叙事与写景往往都和抒情紧密结合，因而他笔下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和山山水水，都饱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可谓情景交融，相得益彰。如《赠白马王彪》一诗，诗人以沉郁的笔调抒写了自己与任城王曹彰的死别之悲，与白马王曹彪的生离之痛，在这巨大的悲痛中又渗透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幻灭之感，哭涕伤己，悲情四溢，而这四溢的悲情正造就了此诗独特的艺术魅力。诗人在这首诗中采用了叙事、写景、抒情互相生发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自己心灵深处的悲痛。从总体上看，《赠白马王彪》在写法上将情、事、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感情抒发或愤而斥责，或黯然神伤，或强作宽解，或直抒胸臆，或掩抑低回，笔致委曲，写出了悲情的深沉、绵远，抒情艺术功力之深厚可见一斑。

四、利用精练的语言直接抒情

建安以后，文人五言诗大为兴盛。东汉文人五言诗由乐府民歌脱胎而来，虽然保持着天然本色的长处，却往往未能避免词繁意少、平白直露的毛病。建安以后的诗人，尤其是曹植开始注意锤炼语言，使之精粹，以求章无虚语，句无虚词；使之华美，以求更鲜明更生动地抒情状物。锤炼语言的过程，实质上是诗体形式完善和美化的过程。如《增徐干》中的“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惊”“飘”“忽然”和“归”等字的用法，传神贴切，夸张地描绘出光阴飞逝的景观。

五、通过巧妙的章法抒情

抒情诗歌大全篇2

古诗阅读鉴赏可分为两个层次。

1、阅读理解层―― 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1.1 要解决作品的“定性”，包括:①题材是什么，如:送别诗，自然风光诗，历史咏怀诗，边塞诗，田园诗和爱国诗等。② 主要内容是什么，从内容讲诗歌无非是言志、言情、言理，我们要弄明白的是何“志”何“情”何“理”的问题。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亲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抒写恋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是抒写友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抒写的是李白入仕的自信豪情等，言志言理的诗歌在道理上与抒情的诗歌大体相同，但我们无法想象用一顶帽子套在每个人头上，同样，面对浩如烟海的优秀古诗作品也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情感、志向、道理模式，所以阅读时还应解决作者的写作目的。③写作目的是什么，每位诗人都有自己个性经历情感体验，诗人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并不完全相同，可通过知人论世的方法，弄清诗歌创作的目的。

对这些“是什么”的解答是进行古诗鉴赏的前提，任何高深的问题都是建筑在对“是什么”的理解基础之上的。

1.2 弄明白诗歌写的“是什么”的方法。虽然诗歌很难翻译，但为了理解诗意，有时不得不译解，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方法一，从意象特征入手分析诗歌内容，如刘禹锡《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知，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诗中前两句便交代了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这一描写意象的特征，末一句更是巧妙的运用比喻写出山水相映和谐的自然风光。方法二，认真体会诗中关键词语的作用，如元稹《》：“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笆日照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这首诗中关键词是“遍绕”，反复诵吟这句便读出诗人的一种留恋忘返之情。

1.3 弄清诗歌中“情”“志”“理”的载体是什么。无论言情、言志、言理，诗人表现立意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无外乎以下四种：①写人，如《迢迢牵牛星》中女子形象，诗人借女子对恋人的思念来抒写情感，揭露社会现实。②叙事，如《卫风・氓》《孔雀东南飞》通过叙事表达当时人们对封建婚姻对青年男女的摧残怨恨之情及对美满婚姻向往渴望之情。③绘景，如《山居秋暝》对环境的描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抒写诗人王维向往闲适歌颂自然的情怀，再如范仲淹《碧云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诗句中的空旷苍远情怀完全流露了出来。④咏物，如《邶风・静女》对“彤管”“荑”的描写，抒发男青年对恋人的爱恋期待之情，又如王冕《墨梅》诗句“朵朵花开淡墨痕”“只流清气满乾坤”，诗人对墨梅的淡雅气质作了描绘，使读者品味到诗人的人品和志向。

2、鉴赏评价层―― 解决“怎么样”的问题这个层次集中在对作品的品味和评价上，主要解决作品的评价问题，对作品的种种妙处作出认识和分析。

评价作品怎么样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活动，学生应具备基本的语言表达技巧，掌握审美理念的概念用语，但不能有悖于作品的基本内容、主要意义和总体情调。

2.1 品味语言。这是对作品语言运用的综合评价，语言风格有典雅华丽、含蓄隽永、平易写实、自然清新之别。李商隐有名的诗歌《锦瑟》语言风格便是典雅华丽，大量用典，像一个大家闺秀盛装展示自己的魅力。赵师秀的《约客》“闲敲棋子落灯花”便含蓄隽永地表达等待客人的心情，但是语言本身看不出焦急看不出不耐烦，只有细细品味才能感味出诗句语言背后的情感。平易写实的诗歌语言诗人心情必是坦诚闲适的，清新自然的诗歌语言定是空灵的心性与自然万物碰撞交流整合的结果。

抒情诗歌大全篇3

要全面理解海子的诗歌创作，就必须联系海子具有明确诗歌抱负与创作理念的诗学观。海子的诗学观集中体现在八篇诗学札记中，包括五篇以海子自己长诗的序言和后记：《寻找对实体的接触》（《河流》原序）、《源头和鸟》（《河流》原代后记）、《民间主题》（《传说》原序）、《寂静》（《但是水、水》原代后记）、《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以及具有总纲性质的《诗学：一份提纲、随笔《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和三则私人日记（收入《海子诗全编》分别作于1896年8月、1986年11月18日和1987年11月14日）。

海子诗学虽然具有零碎的断章性质，但是具备很高的诗学价值，从中可以透视一些重要诗学问题。本文就从海子写于1986年8月的一则日记出发，对其中涉及的海子诗学观作简单的梳理，以一个侧面进入海子的诗歌世界。

一、“意象平民必须攀上咏唱贵族”

虽然海子的理想是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歌”，在文论中也多集中于史诗的论述，但是写于1986年8月的一则日记中透露出海子对于抒情诗歌的见解。在这则日记中，海子发表了自己对于抒情诗歌语言的见解，“中国当前的诗，大都处于实验阶段，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语言。我觉得，当前中国现代诗歌对意象的关注，损害甚至危及了她的语言要求。”[1]这里，海子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朦胧诗歌，认为对“意象”的过度倚重损害了诗歌本身。千百年来，中国文学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的意象，渗透着一种传统的文化感，古诗中对月怀人、叶落悲秋等系列的象征意义不胜枚举。朦胧诗尽管有着巨大的反叛与不同，但也不例外地继承了意象的象征性，顾城的“黑色的眼睛”、舒婷的“橡树”等等，虽然这些意象包含着诗人的深情，但是一旦意象被反复运用，固定的联系模式和审美趣味必然损害了诗美的本身，牛汉在《诗的新生代》中说：“‘意象’！真让人讨厌，那些混乱的、可以无限罗列下去的‘意象’，仅仅是为了证实一句话甚至是废话。假如六十年前新诗的标志是白话文，那么，今天应该再一次提出：新诗必须是白话文的新诗。再也不能容忍那些标签们的术语，褪色的成语，堆砌铺张的形象，和充满书卷气、脂粉气的诗。”[2]朦胧诗歌发展到后期，在思想艺术、语言形式等方面缺乏创新性，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启蒙精神难以获得广泛的共鸣。于是，从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到于坚的“拒绝隐喻”，新一代诗人展开了又一次诗歌的美学变革，提倡回到日常生活的口语化写作。不同于第三代诗人对意象的革命式反叛，海子对朦胧诗意象的警觉采用了诗意的表达，并不是取消意象，而是反对意象的僵化。“而月亮的意象，即某种关联自身与外物的象征物，或文字上美丽的呈现，不能代表诗歌中吟咏的本身。它只是活在文字的山坡上，对于流动的语言的小溪则是阻障。”海子认为，“月亮”的意象其负载的象征与美丽已经凝固了，逐渐远离了诗歌吟咏的鲜活生命，只是僵硬地“活在文字的山坡上”。而诗歌本身有如流动的小溪，如果仅仅停留在固定的陈旧意象上，不注入创作者新的体验和感悟，赋予其崭新的意义，那么意象的使用就会阻碍诗歌的艺术发展。正如奚密在《星月争辉：现代汉诗“诗原质”举例》一文中所探讨的，“月”的意象从《诗经》以降经魏晋到唐宋，已由单纯的思人思乡演变为超越时空、缩短时空距离的力量与精神寄托，更涵括了古今宇宙不移的循环法则，现代诗歌缺少再进一步地开阔。

基于此类弊病，海子提出了现代诗歌的“咏唱性”，“旧语言旧诗歌中的平滑起伏的节拍和歌唱性差不多已经死去了。死尸是不能出土的，问题在于坟墓上的花枝和青草。新的美学和新语言新诗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感性的再造，还取决于意象与咏唱的合一。意象平民必须高攀上咏唱贵族。语言的姻亲定在这个青月亮的夜里。即，人们应当关注和审视语言自身，那宝石，水中的王，唯一的人。”[1]这里，海子有着现代的语言观，语言在本质上并非工具，它是光，是澄明之域，让万物出场并歌唱，海子直接进入了语言的本体，他期待着一种新的美学和语言的发展，“意象平民必须攀上咏唱贵族”，这里的咏唱性不是对古典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对于诗歌传统的再次解读。“贵族”是海子对于咏唱的定位，切合了诗歌产生之初与音乐的亲缘关系，“意象”和“咏唱”的结合是海子对于抒情诗歌的理想标准，在诗歌写作中海子实践了这种主张，“亚洲铜 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亚洲铜》），“铜”意象的宏厚声响回荡在全诗缓慢的节奏中，祖辈代代的生死被表达得特别冷静、特别深沉。“在什么树林，你酒杯倒倾/在你和泪饮酒，在什么树林，把亲人埋葬”（《夜晚 亲爱的朋友》），“夜晚”这个意象笼罩了诗歌，不断追问的语句、回环往复的节奏将情感弥散，开阔的韵脚契合着寂寞虚无的情感体验，意象和咏唱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二、“抒情就是血”

尽管海子强调抒情诗歌意象与咏唱的合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海子的抒情诗歌仅仅是对于“田园意象”的歌咏，“我是说，我是诗，我是肉，抒情就是血。”[1]海子的此类言说有着“肉”和“血”这样的词汇，或许提醒世人他本身的牺牲精神，把生命完全投入到诗歌的灵魂之中，抒情也有着鲜活的生命力量。这种抒情不是无病，而是一种自发的举动。“抒情，质言之，就是一种自发的举动。它是人的消极能力：你随时准备歌唱，也就是说，像一枚金币，一面是人，另一面是诗人。”海子认为，你必须先是恋人、裁缝、叛徒、击剑者，然后再能成为诗人，唱出恋人、裁缝、叛徒、击剑者的心声。“抒情，比如说云，自发的涌在高原上。”[1]在此意义上抒情有着本真歌唱的意义，那是一种自由的行吟状态，一种生命意识的自然喷薄。

“抒情就是血”暗示着真正的抒情必须抛弃虚假的、表面的歌唱，而进入生命鲜活可感的肉体和灵魂之中。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一文中，海子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抒情诗人，“第一种诗人，他热爱生命，但他热爱的是生命中的自我，他认为生命可能只是自我的官能的抽搐和内分泌。而另一类诗人，虽然只热爱风景，热爱景色，热爱冬天的朝霞和晚霞，但他所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局限于个人小小悲欢之中是无法看到“抒情的血”的，只有深入景色中的灵魂，才能感受到抒情的热度。这种抒情要求诗人对于生命的热爱和虔诚，正如荷尔德林诗中歌唱生命的痛苦，令人灵魂颤抖，“‘……保留到记忆的最后/只是各有各的限制/因为灾难不好担当/幸福更难承受。/而有个哲人却能够/从正午到夜半/又从夜半到天明/在宴席上酒兴依旧’（《莱茵河》）。也就是说，要感谢生命，即使这生命是痛苦的，是盲目的。要热爱生命，要感谢生命。这生命既是无常的，也是神圣的。要虔诚。”[3]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在海子的诗歌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日记·姐姐》这样令人动容的诗篇。海子对于真正的抒情诗人境界有着深深的向往，并以他的创作推动着现代抒情诗歌的发展。

从海子这则日记中，我们看到了海子对于真正抒情境界的向往，他对于意象和咏唱的独特见解、“抒情就是血”等观点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性，在通往抒情的道路上，海子在用生命前行，而海子如何开启并展开他的诗歌理想则期待着更多更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注释：

[1]海子：《日记》，西川编：《海子诗全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7—1028页。

[2]牛汉：《诗的新生代》，中国，1986年，第3期。

抒情诗歌大全篇4

一．运用诗歌常识鉴赏诗词

1.把握诗歌意象

也就是把握形象的特征和寓意，如月，梅，柳等等。古诗意象往往寓繁于简，寓万于一，以高度浓缩的艺术形象诱发想象，产生奇特的审美效果。注意特殊意象。

2.体味诗歌情景交融的意境

通过描写景物来抒发感情，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山水田园诗更是如此。自然景物一经诗人摄入笔端，就必然带上诗人的感彩，为表达特定情感服务。情景交融的手法有融情入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等等。

3.领会诗人写景所表现的情感

写景抒情诗词，要求我们对作者的身世，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即知人论世，才可能准确地领会诗人写景所表现出的情感。

4.分析诗词的写作技巧和语言特色

写景的方法很多，鉴赏时应主要注意写景的常见方法和技巧。

（1）留意作者观察景物的立足点和描写景物的角度，如高、低、俯、仰的变化。

（2）把握和分析作者描写景物的方法，如绘形、绘声、绘色。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3）理解和说明描写景物的技巧，如虚实结，以动衬静，明、暗对比，以小见大，粗笔勾勒和细部描绘相结合，比兴手法的运用。

（4）语言运用方面，既要学会欣赏像盛唐诗人所描写的雄浑壮丽的景象，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又要善于体会诗人细致入微的观察、捕捉和描摹，如杜甫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二．具体赏析步骤：

1、结合诗题、作者、主体、注解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乐、哀）。

2、找出诗中写到的景物，明确景色的特点。（抓意象）

3、展开联想根据诗中的景物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诗中所展示的画面，体味诗歌情景交融的意境。（明意境）

4、把自己融入意境中，想象作者处于其中，会有怎样的感情。（品感情）

例：赏析李煜《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抒情诗歌大全篇5

我们阅读现代诗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知人论世

鲁迅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就是说在鉴赏诗歌时，既要明确诗人的创作背景，了解其写作动机，又要从整体上把握诗人的情感态度。如闻一多的《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这话教我今天怎么说/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1925年，他留美回国，看到的是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民不聊生的景象，于是用“一句话”表达出对理想中的中国的热切期盼，用自己的全部情感讴歌了一个永恒的爱国主题。

二、要抓住诗眼

诗眼是诗歌中最富有表现力的关键语句，是诗人精心构思的语句，是诗歌“立言之本意”。要抓住就要抓住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句子或诗歌的背后一节。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全诗的“诗眼”，表现出作者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死水》中的“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表达了作者创造新世界的强烈愿望。

三、要分析意象

意象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和客观事物相融合的产物，是通过诗人的选择与锤炼，重新组合后产生的一种含有特殊意义的语言形象，是诗人借助客观事物来表现其内心世界的结果。如余光中的《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这首诗中，作者连续使用了四个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来揭示自己的思乡之情、思人之苦，表达了渴望祖国早日统一的思想感情。

四、要知晓抒情

诗歌的抒情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抒胸臆，即在诗歌中直接表现作者的情感态度；一种是间接抒情，即在写人、叙事、写景、状物的过程中渗透作者的感情，主要有寓情于事和寓情于景两种形式。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首诗采用了间接抒情和直接抒情的手法，借助一只鸟的形象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的挚爱真情。

五、要明确手法

诗歌的形象性与抒情性要借助各种艺术手法来表现，因此我们要掌握诗歌的各种表现手法，如比兴、拟人、夸张、对偶、排比、衬托、反复、象征、以动写静、小中见大、虚实结合、托物言志等，这样才有助于披文入情，更好地理解诗歌内涵。如臧克家的《三代》：

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

抒情诗歌大全篇6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也是我们理解诗歌的起点。诗人写诗总是表达强烈情感的，写诗的最终目的是抒情，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与言”。写诗，就要写出艺术性，因为有这方面自觉性的追求，所以诗人写出的诗就具有了形象性、凝练性、跳跃性、情感性的特点，这也就给我们理解诗带来了障碍。除此之外，还有因时代变迁，古人已逝，旧物不存，说话用词的习惯也已改变，现代人读起古人的诗自然就有些隔膜，难以理解。既然明白了与古人隔阂的原因，那么我们要想理解诗意，多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积累识记。

一是古代文化常识、礼俗风物常用的词。《考纲》即已将“文化常识”列入其内，诗词中的文化知识也应是我们积累的重点，积累得多了自然有助于我们对诗意的把握。如“西路蝉声唱”中的“西路”指秋天；“九月寒砧催木叶”中的“寒砧”指捣衣石，也指寒秋时的捣衣声；“萧关逢候骑”中的“候骑”指“骑马的侦察兵”；“亭堠”指兵营岗哨；“散发”指在家闲居状；“商弦、角羽”指古代音乐用语；“九重”指京城或帝宫，等等。

二是具有固定象征意义的词语。如“月亮”是“思乡”的代名词，“寒蝉”是“悲凉”的同义语，“”寄寓诗人高洁、坚强的精神品质，“梅花”代表着虽受摧残也绝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杜鹃”鸟是凄凉、哀伤的象征，而“鹧鸪”的形象则常常引起旅途艰险的联想和满腔的离愁别绪，“鸿雁”是传送书信的使者，也是游子思乡怀亲之情和羁旅伤感的载体，等等。这些具有固定象征含义的词语是文化积淀的结果。

三是“用典”。如“南冠”代指囚犯，“请缨”意谓自请击敌报国，“门外楼头”用以感慨或讽刺淫乐误国。典故用语，语少意多，多是借古人之事抒自己之情。

四是带有情感、寒意或温度的“词”。比如，秋冬的树林叫“寒林”，冷落寂寞的山叫“寒山”，秋冬之夜灯叫“寒灯”；花中（或落满花瓣的）小路叫“香径”，思乡之心称“乡魂”，羁旅之情叫“旅思”；失群的大雁叫“断雁”；远行的船叫“征棹”，夜晚的行船叫“夜帆”；离别时喝的酒叫“离杯”，逝去的光阴叫“流景”，等等。这些词中的形容词成分，已经把人的情感流露了出来。

我们再说诗歌中的形象。古人写诗抒情很少直言感情，他们多借助外在的景、物或古代的人、事等来间接地、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意。古人借助的这个景、物或人，我们称之为“形象”。形象分景物形象和人物形象。一般诗词中的物为“意象”，由物组成的场景我们称之为“意境”。

意象，意中之象，是诗人运思而成的寓意深刻的形象。简而言之，只要物进入诗词中，物即变为意象，因为它已担负起为作者抒情的作用。读诗观意象，可初步明确诗的抒情指向。欣赏一首诗，外行眼中只是词与词的连接，而我们要看的是意象与意象的组合。意象要抓诗词中的名词性的词。意境，就是诗人创造的一个艺术境界。意境由意象构成。意境的把握主要抓诗词中的形容词。

比如“枯藤老树昏鸦”，意象有“藤”“树”“鸦”，而意境就要看“枯”“老”“昏”，凭此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种萧瑟、悲凉的氛围。

诗歌中最难理解的是表现手法（或称“艺术手法”“表达技巧”）。表现手法主要有四类：诗歌中对语言的修饰用到的是修辞手法；对景物进行描绘用到的是描法；抒情用到的就是抒情手法；篇章布局用到的就是结构手法。

修饰手法有：比喻、比拟、夸张、衬托、对比、借代、双关等。

描法有：渲染、烘托、白描、远近、动静、虚实、色彩等。

结构手法有：铺张悬念、承上启下、卒章显志、首尾呼应等。

抒情手法分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直接抒情即直抒胸臆，而间接抒情的类型就比较多了，具体要看诗人借助了什么来抒的情。

如果诗人通过描写“景”来抒情的话，比如山、水、草木、月等，诗中就会用到触景抒情、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以景结情等手法。这些手法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先有的情，还是先看到的景。先有了情，特意去选取景来抒情即“借景抒情”；先看到的景，后生的情就是“触景生情”；诗歌的最后该抒情时却又去写景了，就是“以景结情”；情和景结合运用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情景交融”了。

如果诗人通过描写一种具体的“物”来言情的话，比如梅、兰、竹、菊，用到就是“托物言志”。

如果诗人在诗中写到“古人”的话，比如诸葛亮、贾谊等，用到的就是“怀古伤今”的手法。这些“古人”肯定都是名人，无外乎建立了丰功伟绩或有才但怀才不遇的，无论哪一类人，诗人在诗中提到他们了，他想要表达的一般都是怀才不遇、借古伤今，因为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诗人羡慕，怀才不遇的诗人就同病相怜了。如果偏重于“事”的话，一般就是用古人事抒自己情，这就用到了“用典”来抒情。

如果诗人到名胜去凭吊“古迹”，比如扬州、秦淮河等，用到的就是“借古讽今”的手法。

抒情诗歌大全篇7

一、感受形象，品味意境

诗歌的主题通常是借助意境来表达的，而意境都是通过诗中形象来表现的，诗人常在诗的形象中融入自己的情思和感受，寄寓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

如李白的《黄河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人李白把自己对友人的无限情思，巧妙地融于如画一般的形象中。我们可以从诗中描绘的“孤帆远影”“碧空”“长江”等图景中，感悟到深远博大的友情。通过“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图景，让人感受到诗人看者朋友越去越远，久久不愿离去的对友人的真挚感情。

二、咀嚼语言，体会精妙

诗歌的语言讲究遣词造句，我们在鉴赏古诗时要反复咀嚼品味语言，体会其含义深刻的字词，领会诗的精妙。李白诗《望天门上山》，诗中的“断”“开”“出”三个动词用得精确生动，“断”描写出天门山这样雄伟的大山，有时从中而断，这就有力地突出了江水的磅礴气势；“开”写出天门山被大江打开，这不仅反映了天门山的“天门”二字，而且，渲染了一种奇雄壮观的意境。因为既为天门，不是一般力量可以打开的。被江水冲开，这带给人们多少诗情画意。“出”这个动词，把静景写成了动景，不仅把对峙的山峰写活了，突出了天门山的雄奇，也赋予山以人的思想感情；既写出了山对人的出迎，也写出了作为游人的作者的欢快情怀。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的立足点是在行使的船上，否则就不能得到这样的动态的感觉。

三、品味诗歌的艺术手法

诗歌的艺术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抒情方式，二是表现手法。

在抒情方式上，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诗歌中更多的是间接抒情，如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托物言志等。读古诗时要从诗中所描绘的景物中去体会诗情，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诗歌的形象性、抒情性要借助各种艺术手法来表现，如杜牧诗《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诗歌中的第一句的“烟”“月”是互文之义。诗人有意识地以商女卖唱来抒怀，用那个浅显而富有深情的熟典——亡国之君创作的亡国之音（《玉树花》），指桑骂槐，痛斥晚唐社会帝王将相达官显贵迷恋声色，醉生梦死的腐败行径。可见后两句意在言外，而余味无穷，是爱国忧民的千古佳句。我们在鉴赏时要通过分析表现手法及技巧，才可体会其中意蕴。

四、展开想象

朱自清说：“诗是精辟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诗总是‘以少总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欣赏诗而不去‘想诗’，是体会不到诗中的意味的。”（苏少波《中国古代诗歌》）

抒情诗歌大全篇8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抒情诗歌大全篇9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抒情诗歌大全篇10

       抒情表意系统始终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门类。庞大的抒情话语部族之中，呼号、诅咒、祈祷无不表述了强烈的激情；相形之下，抒情诗的独特意义在于拥有一批规范的美学形式。这不仅可以追溯到"诗言志"、或者"诗缘情"的悠久传统，而且还包含了一批持续地承传沿袭的抒情诗格律。这些美学形式有效地集结和凝聚了种种情绪冲动，使之成为一个有力的声音。诗人为什么字雕句琢，呕心沥血？抒情诗的美学形式赋予字句奇异的魔力。

如果人们开始考察抒情诗美学形式的缘起，那么，人们不得不追溯至抒情类别的历史。初期的抒情类别显明，诗、歌、舞是同源的。《今文尚书·尧典》之中有一段著名的证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朱自清在《诗言志》一文之中解释说："这里有两件事：一是诗言志，二是诗乐不分家。"（1）朱自清认为，这与初民生活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以乐歌相语，该是初民的生活方式之一。那时结恩情，做恋爱用乐歌，这种情形现在还常常看见；那时有所讽颂，有所祈求，总之有所表示，也多用乐歌。人们生活在乐歌中。乐歌就是"乐语"，日常的语言是太平凡了，不够郑重，不够强调的。明白了这种"乐语"，才能明白献诗和赋诗。这时代人们还都能歌，乐歌还是生活里重要节目。（2）

       考察中国古代戏曲的时候，王国维从中另一个方面谈论到诗、歌、舞与古代敬神祭祀的关系："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事神，必用歌舞。"（3）这很大程度地解释了抒情类别的共同起源。一个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朱光潜甚至认为，诗和歌的同源是世界诗史的公例。按照他的区分，诗的进化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  有音无义时期。这是诗的最原始时期。诗歌与音乐跳舞同源，公同的生命在节奏。歌声除应和乐舞节奏之外，不必含有任何意义。原始民歌大半如此，现代儿童和野蛮民族的歌谣也可以作证。

       二、  音重于义时期。在历史上诗的音都先于义，音乐的成分是原始的，语言的成分是后加的。诗本有调而无词，后来才附词于调；附调的词本来没有意义，到后来才逐渐有意义。词的功用原来仅在应和节奏，后来文化渐进，诗歌作者逐渐见出音乐的节奏和人事物态的关联，于是以事物情态比附音乐，使歌词不惟有节奏音调而且有意义。较进化的民俗歌谣大半属于此类。……

       三、  音义分化时期。这就是"民间诗"演化为"艺术诗"的时期。诗歌的作者由全民众变为自成一种特殊阶级的文人。文人做诗在最初都以民间诗为蓝本，沿用流行的谱调，改造流行的歌词，力求词藻的完美。文人诗起初大半仍可歌唱，但是重点既渐由歌调转到歌词，到后来就不免专讲究歌词而不复注意歌调，于是依调填词时期便转入有词无调时期。到这个时期，诗就不可歌唱了。

       四、  音义合一时期。词与调既分立，诗就不复有文字以外的音乐。但是诗本出于音乐，无论变到什么程度，总不能与音乐完全绝缘。文人诗虽不可歌，却仍须可诵。歌与诵所不同的就在歌依音乐（曲调）的节奏音调，不必依语言的节奏音调；诵则偏重语言的节奏音调，使语言的节奏音调之中仍含有若干形式化的音乐的节奏音调。音乐的节奏音调（见于歌调者）可离歌词而独立；语言的节奏音调则必于歌词的文字本身上见出。文人诗既然离开乐调，而却仍有节奏音调的需要，所以不得不在歌词的文字本身上做音乐的工夫。诗的声律研究虽不必从此时起，却从此时才盛行。……（4）

       当然，诗的历史上音义之争并非一蹴而就。中国古典诗词之中"词"的兴盛可以视为音乐的一次复活。"词"是"诗"之后一种后起的抒情诗形式，因而称之为"诗馀"；词源于配乐的歌词，起初的词人是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填词。词的形成再度证明了音乐对于诗的顽强支配。不少事例表明，音乐并未很快消失在诗的文字推敲之中；相反，音乐扮演了人们享受诗的中介--或者说，音乐的中介使诗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化娱乐：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焕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焕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之焕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谐大笑。

       --《集异记》

       叶梦得云：柳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於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避暑录话》

       尽管音乐与诗如此亲密，但是，最后的分裂仍然不可避免。这是为什么？专职诗人的出现或者乐谱的失传均是一些著名的解释。然而，无论是话语还是音乐，两种形式的成熟同时还意味了"音"和"义"的冲突逐步加剧。对于诗人说来，乐谱的音律可能成为一种束缚拘禁了语义的自由表达。苏珊·朗格曾经揭示了音乐对于话语的压抑和吞噬："当歌唱中一同出现了词与曲的时候，曲吞并了词，它不仅吞掉词和字面意义上的句子，而且吞掉了文学的字词结构，即诗歌。虽然歌词本身就是一首了不起的诗，但是，歌曲绝非诗与音乐的折衷物，歌曲就是音乐。"苏珊·朗格看来，一首完美的诗时常抵制音乐的收编，诗的背后存在一种不可放弃的文学形式；反之，一些二流的诗更易于皈依音乐，成为音乐的组成部分。（5）这个意义上，诗--真正的诗--最终还是选择了语言。

       当然，诗并没有遗忘音乐产生的附加值。语言许可的范围之内，诗竭力保存音乐的遗迹。这即是诗的格律。韵母、平仄、节奏、句式，这些元素均是诗的格律产生起伏和复沓的组织手段。诗的格律制造的声音美学表明，音乐仍然潜伏于语言之中；或者说这是以语言为素材的音乐。

2

       20世纪新诗的诞生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议论纷纷的话题。迄今为止，新诗的成就与缺陷一言难尽；我仅仅想从一个事实开始--新诗毁弃了古典诗词的格律。无论是对于抒情诗的形式演变史还是围绕诗的艺术社会学，这个事实的后果都是意味深长的。

       显然，新诗的诞生是世纪之初白话文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人们可以说，新诗与白话文运动的主旨是一致的。让诗重返民众，让诗回归引车卖浆之徒中间，这是倡导新诗的一个首要目的。摧毁佶屈聱牙的句子，恢复清新质朴的文风，这同样是新诗的旗帜。胡适在《谈新诗》之中说："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6）从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到四十年代的"工农兵方向"，拒绝和打击精神贵族始终是新诗念兹在兹的主题。然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之末的新诗还是收缩到一个极为狭小的区域之内。尽管诗人时常为自己制造某种君临天下的骄傲--诗依然被形容为文学的皇冠；但是，这一切越来越像一个自我安慰式的夸张。一方面，人们对于诗日益冷漠，读诗的人日益稀少；另一方面，许多诗正在变为一种怪异的语言织体，或者一种无解的谜语。必须说明，上述的形容并没有隐含贬斥新诗的意味--新诗的现状包含了众多复杂的历史原因，同时，新诗的现状仍然潜藏了强烈的反抗主题；我想指出的仅仅是这一点：新诗与大众相互离异的原因是否与格律的丧失有关？

       五十年代之后，对于新诗的非议不绝于耳。相对于传统的古典诗词，新诗似乎缺乏"诗味"；相对于市井或者田间的大众，新诗又过于深奥--新诗的魅力甚至远远不如地方戏曲。毛泽东曾经以诗人和革命领袖的双重身分提出一个救助的方案：在民歌与古典诗词的基础之上发展新诗。毛泽东没有对这个方案进行详细的解释，但是，人们可以发现，民歌与古典诗词的共同之处即是--可诵可咏。很大程度上，音乐是聚集大众的有力形式。许多人或许还记得一个有趣的事例："毛主席语录歌"。不论这个事件的动机如何，谱曲之后的毛泽东语录口口相传--这些抽象的论述因为乐曲而嵌入人们的记忆。五六十年代，一批适于朗诵的政治抒情诗试图建立某种新型的音律；但是，这批诗的宏大政治主题以及登高而呼的广场效果均已破产。这种大型形式以及汹涌的激情多半被目为一种浮夸的姿态而遭到抛弃。

       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的中国新诗--起初被命名为"朦胧诗"--并没有对音律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这一批诗的焦点集中于象征性意象与语义的探索。意象的迭加、共置及其张力以及语言的多义、矛盾、暧昧无不得到诗人的精心考虑。许多时候，诗人试图发现种种隐秘的语言可能以及因此而显现的精神可能。然而，这种诗是"看"的，而不是"听"的；这种诗的文本意义远远超出了音乐意义。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一批校园诗人提出了"口语"与"日常"两个范畴抗拒"朦胧诗"的艰涩。这与其说是返回大众，不如说折向了一种玩世不恭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拥有另一批哲学传统。这种"口语"与"日常"和大众对于诗的期待相距遥远。总之，20世纪后期的新诗仅仅活跃于精英圈子之中。无论是"朦胧诗"还是"口语派"，这些美学分歧均是精英圈子的内部话题。

       我愿意重复一个结论：这里的"精英圈子"不是一个天生的贬义词；或者说，臧否世纪之末的中国新诗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所企图引申出的一个事实是：世纪之末的中国新诗已经无力承担大众的抒情形式。对于文学说来，这种抒情形式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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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是八十年代初期，盒式磁带、日本的三洋牌录音机和邓丽君的歌曲共同侵入了中国社会。磁带和录音机产生的话题是海外的电器水准和走私问题，邓丽君的歌曲引出的概念是"气声"和"靡靡之音"。没有多少人预见到，一种新型的抒情形式正在电子技术的协助之下悄悄地完成。文化生产掀开了新的一页。"音乐工业"--这是两个相距遥远的概念奇异地联合--暗示了这种文化生产的可观效率。无论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特别是--无论诗人如何表示不屑，人们都该承认，流行歌曲已经全面占据了抒情诗空出的位置。诗依然门可罗雀，流行歌曲却如火如荼。诗人依然一只笔、一张纸，冥思苦吟，他们的心血之作印刷之后在纸张的世界小范围地传颂；相形之下，流行歌手拥有现代的生产方式。他们在设备精良的录音棚里一句一句地录音；经过机械复制、外表包装和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磁带和激光唱片进入大大小小的商店，吸引住无数歌迷。后者显然表明了电子技术、机械和市场联手之后的不凡能量，同时也证明了音乐的抒情意义。现今，一些著名的歌手已经篡夺了诗人的声望而成为社会的偶象。谁还会为北岛、舒婷或者另一些诗人发狂呢？人们千方百计地得到的是张学友、罗大佑或者那英、田震的签名。的确，现今人们的引经据典不再摘引唐诗宋词，流行歌词的引用率大幅度上升。"潇洒走一回"、"一张旧船票"、"心太软"、"爱拼才会赢"、"把根留住"--诸如此类的歌词朗朗上口。这是一个文化转折的标志。

       当然，从抒情诗到流行歌，文化的转折背后潜藏了一个生活方式的转折。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说来，录音机、磁带、激光唱片已是日常之物。一副耳机，一个别在腰上的小型录音机，这是他们形象的组成部分。拥有某些歌手的磁带是与名牌T恤衫、跑车、耐克鞋相辅相成的生活用品。这时，享受流行歌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时髦。这是一代人的文化标记。这一代人不会继续将内心寄寓在"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或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句子之中，他们宁可唱《驿动的心》或者《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抒发心中的愁绪与豪情。无论是失恋、乡愁、怀念还是祈愿、友谊、感叹，流行歌曲已经将词与曲融为一体；词的浅显与曲的单纯恰如其分地喻示了他们的心情。无疑，这里的"曲"包含了歌手的嗓声。磁性的，明亮的，沙哑的，绵软的，不同的嗓音形成的声音形象--其中相当程度地包含性的魅力，例如，人们完全可以听出男性的诱惑或者女性的柔媚--远比诗人制造的文字形象更富于感性。由于机械、歌手的感性效果和磁带发行商的有效操作，这种新型的抒情形式终于将诗抛到了边缘。我曾经在《隐蔽的成规》之中如此描述二者的交替：          多数流行歌曲歌词平庸，主题浮浅，但是，它们势不可挡地掠走了大部分诗的潜在读者，无可置疑地占有"休闲和娱乐"行业的绝大多数股份。这与其说是流行歌曲的语言胜利，不如说是流行歌曲传播媒介的胜利。诗拘囿于诗人写作、出版物与读者的传统循环，这是诗的圈子。相对地说，流行歌曲具有远为强大的发行网络。经过音乐合成，流行歌曲进入了电子媒介系统。目前，文字出版物的传播功能、动用的资金以及回收的利润无法与电子媒介系统相提并论。考虑到巨大的投资与相应的回报率，电子媒介系统的运作更大程度地植根于市场体系。从主创人员的经济报酬、歌手的包装到作品的广告宣传、演唱形式，流行歌曲的声势和复盖率是诗所不可比拟的。无论是批量生产、产品宣传、传播手段还是赢利数额，流行歌曲与诗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型。如果说前者拥有了工业社会的机械生产能力并且成为市场的宠儿，那么，后者更像是即将过时的手工业产品，精致而又乏人问津。的确，流行歌曲因为市场体系的中介而有机地纳入以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发展模式；相对地说，诗恰恰在这里脱钩了。（7）

       相对于诗的文字形象，歌的激动人心在于--这是一种直面相向的艺术。通常，歌手与听众共处于同一时空现场；他们的嗓声和旋律即刻主宰着听众的情绪。这是一种取消了中介物的交流与共振，歌手与听众之间的波动幅度在互动之中愈演愈烈。从环绕篝火的咏唱到广场上的音乐集会，统一的时间和空间保证了歌唱的艺术社会学。即使是华丽的现代大剧院，这种形式依然不变。然而，录音机、磁带、激光唱片的出现肢解了广场上的音乐集会。歌手周围的听众已经解散，可是，高保真的机械仍然维持了听众与歌手直面相向的现场感。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听歌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在寓所里，汽车里，或者在步行的时候；他还可以戴上耳机，没有任何干扰地独享某一个歌手。人们必须承认，电子技术重新设计了艺术。机械制造了现场感与个人化的奇妙平衡之后，流行歌曲得到了最大面积的传播。这时，多数人已经没有必要聚精汇神地注视攀援在语言巅峰的诗人了，明丽流畅的歌声构成了标准化的抒情模式。

       然而，如同一些人已经察觉的那样，电子技术制造的抒情恰恰在现场感与个人化表象的背后阉割了此刻与个性。磁带里播放的是录音棚之中合成的、并且由机械大量复制的歌声；这里没有即兴的灵感，没有此时此地的血肉与神经。歌声的节奏、高低以及情绪的饱满程度不会因为听众置身的真正现场而产生任何改变。即使录音带里的歌咙如痴如醉，这仅仅是机械对于人的应付。如果人们抱怨纸张上的诗没有此刻的滚烫和悲恸，那么，机械规定的抒情情境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相对于诗所流传的精英圈子，流行歌终于拥有了抒情大众。然而，这个"大众"已经不能形象地想象为广场之上的汹涌人流；这个"大众"仍然匿名地分散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仅仅是由于市场和机械的组织而成为"大众"。换言之，这个大众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也不是一批直面相向地汇聚起来的芸芸众生，这个大众的形成象征了型号相近的电子机械产品与跨地区市场产生的社会组织能力--这个大众是电子技术、机械与市场共同开发出来的。这时，大众无宁说是消费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这个"大众"的分布范围极大地超出了歌手的真实嗓声所能复盖的区域。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个"大众"可能是跨民族、跨国界的，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电子技术、机械与市场的社会动员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