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名著十篇

时间:2023-03-30 21:25:32

现代文学名著

现代文学名著篇1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后迁上海),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孙伏园、朱希祖、郭绍虞、耿济之、周作人、许地山、瞿世英、蒋百里、王统照共十二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后来陆续加入的有冰心、庐隐、朱自清、王鲁彦、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彭家煌、朱湘等,共一百七十余个会员。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参加者后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与其它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其创作倾向于现实主义,以现实人生为题材。写出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小说”,反映出社会时代的风貌。该会主办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月刊等。翻译和介绍了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和许多压迫民族的文学。同时注重出版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多、影响之大,以及在流派发展特色上的鲜明突出,使其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团体。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文学研究会也就基本停止了。

创造社

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著名的新文学团体,也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1921年6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他们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该社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周刊》、《洪水》、《思想》及《文化批判》等十余种刊物。

创造社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是跟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相对立的“艺术派”。崇尚天才,表现自我,追求个性解放。强调“直觉”、“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表现作家的“内心要求”,倾向于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与他的译作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该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尤其在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后期他们特别注重文学的使命,反帝反封建,对旧社会进行猛烈的抨击批判。并且注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科学问题。

1925年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社的作家发生分化。郭沫若等积极提倡革命文学,投入革命浪潮。大革命失败后,分化加剧,一部分作家退出创造社,主要成员郁达夫因与同人意见不合也退出了。同时,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初黎、李一氓等新生力量加入进来,创造社又有了起色。

创造社的活动一直受到的忌恨,1929年2月被查封。

语丝社

语丝社因编辑出版《语丝》周刊而得名。语丝社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其成员是指刊物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语丝》周刊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由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任主编,鲁迅、孙伏园、周作人、林语堂、川岛、刘半农、章衣萍、钱玄同、顾颉刚、江绍原等为主要撰稿人。《语丝》成为鲁迅跟复古思潮和资产阶级“现代评论派”作斗争的重要阵地,鲁迅被称之为“语丝派主将”。《语丝》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短评、杂感、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随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随笔和短论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幽雅清新的小品文,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最具特色的两大类,对散文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1927年10月,《语丝》周刊被奉系军阀查封。同年12月《语丝》在上海复刊,先后由鲁迅、柔石、李小峰主编;鲁迅、周作人、杨骚、章衣萍、韩侍桁、陈学昭等为主要撰稿人。《语丝》在1930年3月10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才停刊。

莽原社和未名社

莽原社和未名社都是由鲁迅发起和领导的文学社团,1925年8月成立于北京。莽原社的主要成员是在鲁迅指导下的李霁野、高长虹、向培良等几个文学青年。《莽原》周刊由鲁迅主编,注重“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1926年高长虹背叛鲁迅,分化出去,鲁迅便将停刊了的《莽原》周刊改为半月刊,交未名社出版。未名社的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共六人。后来李何林、王士菁也曾参与过该社工作。它是以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为主,兼及文学创作。特别着重翻译和介绍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以及北欧、英国的文学作品。有专收译作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主要收获有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韦丛芜的《君山》,鲁迅的《朝花夕拾》等书。

未名社在反帝反封建方面比语丝社更激进,因此多次遭到北洋军阀政府和反动派的打击压迫,1931年5月停止了活动。

浅草社和沉钟社

浅草社是沉钟社的前身,1922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他们认为,当时的文坛犹如一片“荒土”,他们“愿作培植浅草的农人”。出版过《浅草季刊》。1925年初由于发起人林如谡出国,浅草社活动也随之停止。同年,浅草社同仁和杨晦、蔡仪等北京成立了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及法国的小说。创作方面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杨晦的剧作。这些作品多抒写知识青年生活的苦闷无奈,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鲁迅对浅草社和沉钟社很关爱,称赞他们认真踏实的作风,在他的《野草・一觉》中提到这两个刊物。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又选了他们的作品,称赞这两个文学团体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湖畔诗社

1922年4月,新诗团体“湖畔诗社”在浙江杭州成立。代表诗人有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和汪静之四人。

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因而得名为“湖畔诗人”。他们创作的思想倾向,主要是歌唱纯真的友谊和爱情,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具有天真快乐的格调。他们写作抒情诗,尤其是爱情诗,风格清新活泼,自然天真,带有浪漫色彩:表现了对封建世俗勇敢反抗的精神,艺术上相当成熟,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

1923年,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三人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之前出版过汪静之诗集《惠的风》,之后出版过汪静之的《寂寞之国》。这些新诗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朱自清在《诗集导言》中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这一评论精辟地称赞了“湖畔诗人”的创作特色。

新月社

新月社是1923年成立于北京的一个新诗新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西滢等。从事新诗创作的还有朱湘、饶孟侃、陈梦家等。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领域的派别。除闻一多外大多数人都是“现代评论派”,属于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为帝国主义和服务。胡适他们创办的《新月》杂志,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些文章甚至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革命。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跟新月派右翼文人笔战过。在早期新月派诗人曾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愿望,在新文化的统一战线中起过某些进步作用。

新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创作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自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主张。他们进行了创造实践,在白话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在白话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是新月社的成果佳作。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界的组织。1930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领导成员: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茅盾、丁玲等。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四十余人,其后逐渐发展。“左联”对于团结和组织进步作家反击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推进革命文化运动起到重大作用。“左联”制定了为无产阶级革命副业服务的文学理论纲领,成立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倡导文艺大众化。创办《前哨》、《北斗》、《文学月报》、《文学导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反革命文学)、“第三种人”(反动文人)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倡革命文艺创作,扶持文学新人,壮大了革命文学队伍。在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收获,如鲁迅、瞿秋白等的杂文,蒋光慈、茅盾、柔石、胡也频、张天翼、叶紫、丁玲等的小说,田汉、夏衍、洪深等的剧作。殷夫以及原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显示出左翼革命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影响。

1936年初,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

现代文学名著篇2

一、改编方式及相应问题与策略

其实,电影诞生不久就出现了改编名著的现象和种种问题。文学的模糊性和深刻性与影视的直接性和具像性一直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一些改编的影视作品既能弥补文学的叙事不足又能适时引发深度思考而逐步被人们所认可,随之被改编的古今中外的名著不断作为影视的宠儿在银幕上展现。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世界名著被不同时代、不同国度改编为多种版本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国改编文学名著的影视剧也早已有之,如根据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夏衍改编的《春蚕》、电影《南行记》、《红高粱》,电视剧《围城》、《霜叶红似二月花》等都获得了艺术与商业的双赢。而文学家和影视编导们毕竟完成的是两种艺术形态的转换,作为后者对前者改得过之则会招来“四不像”的罪名,不及则会引来无想像力、无创意的声讨。虽然改编名著为影视作品的做法的确诱人,然而改编的到位与否,被业界、文学读者及影视观众接受与否是业内外人士一直探询的话题。

影视对原著改编的态度一般有三种,一种认为改编重于忠实。原著虽为作品提供了题材、主题、情节等,但毕竟是“借鸡生蛋”,影视有其自己的创作规律和审美特质。改编的成功与否不在于是否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和传播途径复制文学,而在于是否在继承原著内涵的同时留下对现代生活的启示和新的美感。第二种认为忠实甚于改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文学名著流传已久有其自身的魅力和积淀,影视改编只是想办法如何让名著历久弥新,是“新瓶装旧酒”,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非主题、思想、内容的擅自篡改,以免导致对名著的曲解或误读。第三种观点当然是所谓的中庸之道,既要忠实又要创新,既不离文学名著的原有精髓又对其有新的挖掘和阐释,既符合原著的主题、思路又不囿于它的框架、情节的限制。前两种明显有偏激之处,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第三种,然而如何使最终的影视作品实现对文学名著的形神兼备则是关键之处。文学作品作为经典已深入人心,无论从文学作品内部的精神意蕴和主题思想还是从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气质和言行举止都已经在读者心目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如何在影视作品中表现文学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如何通过影视的具像化的手段把这“一千个哈姆雷特”概括、提炼,让更多的观众不感觉到突兀、陌生,需要影视的导演、编剧具有极强的文学领悟力及洞察力,要得神而忘形、取意而舍象,既不能忽略或歪曲原著固有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又要努力地沟通原著精神与当代人精神世界的联系。

其实,不同文学作品应该区别对待,有些偏重思想性、哲理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不以更多的情节、内容见长的短篇小说,在改编时应该着重探究其思想底蕴和哲理内涵,如鲁迅的作品,无论是《祥林嫂》还是《阿Q正传》,主人公的语言、动作不但要为塑造人物服务而且要揭示出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内心世界,更重要的是渗透出作家对国情的担忧和人性的批判。然而文学名著的哲理性用影视语言表达有时效果的确不尽理想,就拿《阿Q正传》为例,虽然改编时编、导、演付出大量心血,但由于电影的具像性,在影像中严顺开版的阿Q就不便把文学形象的共性和个性体现充分,使得影视作品中的喜剧效果胜于悲剧效果,导致电影中鲁迅先生要表达的对国家、民族的忧虑以及对国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演绎得不足。可见,意蕴、思想越丰富的文学作品越难被成功地改编,因为影视的具像性很容易将人物、景象、情节定型,从而表达或表现的是导演、编剧、演员的理解和诠释,难免顾此失彼,“抓小放大”从而失去原有文学作品的多义性、丰富性。而《祥林嫂》的改编者结合当时的政治性和时代性,为营造出一种光明的、革命性的未来,将《祝福》中的悲剧气氛加以调整,改编后的电影增加了祥林嫂愤而砍掉自己所捐门槛的情节,赋予人物性格新的审美内涵,从而增加了作品的革命内涵,更好地对主题进行时代性的阐释,赋予作品新的时代精神――人民在反抗旧的非人性化的社会与体制的信念和力量。所以,我们在改编这些文学经典时应该更多地关注演绎作品的内涵和思想,注重影视作品中主题的深化表达、情节的朦胧设计、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还要结合现代的文化思想和道德伦理加以改编,将文学名著结合国情、民情,承继其精神而不守旧,革新其内容而不矫饰。

对于一些情节性、故事性较强的中、长篇作品的改编,从结果上看,在质和量两方面的水平均属比较高的。此类作品改编的策略主要是提炼、浓缩,注意对典型环境的渲染、典型情节的提炼、典型形象的刻画,抽取文学作品中典型的环境和情节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作品主题、凸现时代特色。我国的影视编导着眼于同时代一些名著的改编,如此视角,原因有二:一方面古典名著的数量有限;另一方面对同时代的影片的改编更能够贴近现实。大部分作品浓缩了原著的情节片断,精选一些更能表现主题、烘托气氛、塑造人物性格的部分进行“缩写”,如《烈火中永生》(根据《红岩》改编)对英雄群像的刻画基本上保留了原著的风貌,抓住江姐这一人物主线,使电影情节更加紧凑、主题更为突出。根据同时代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有《黑炮事件》(张贤亮《浪漫的黑炮》)、《芙蓉镇》、《黄土地》(柯蓝《深谷回声》)、《一个和八个》(根据郭小川诗歌改编)、《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妻妾成群》)、《菊豆》(刘恒《伏羲伏羲》)、《秋菊打官司》(陈斌源《万家诉讼》),在摆脱政治性与艺术锋已久的漩涡后,改编名著中 爆发出相对自由和独立的艺术想像力。

通过建国初期到世纪之交的历史折射出名著改编时的文学自足、政治倾向以及大众情趣、时代需要等方面的因素,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范式。目前的情况基本上呈现出改编题材多元化、改编形式多样化、改编视角自由化的倾向,由此也带来了重影视元素轻文学思想、重改编轻承继、重可观性轻合理性等问题。如今又有一股师法戏剧及演绎古代历史的倾向,如冯小刚的《夜宴》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故事的背景不是丹麦而是中国。还有演绎古代历史故事的,如《英雄》,将秦始皇时期的几个英雄因着的仗义与情义诉说人物的终级诉求,然而关于对秦始皇的演绎则引起一番争论;《墨攻》根据墨子的学说来讲故事;《十面埋伏》和《无极》也似乎继承古人之遗绪进行或哲理或情感或人生的阐释。类似这种如“乾坤大挪移”的将古代作品改头换面或“无据可查”的做法似乎很是聪明,然而却让观众不是因作品中“不伦不类”的语言感到滑稽可笑就是因过分的哲理说教而感到颇为不解。

二、改编主体的文学积淀与艺术文本的当代性

改编的文学作品要通过编剧和导演所处时代及主观性的创意,所以他们的文学修养、感悟能力、艺术底蕴等方面的功力是必须拥有的。文学名著的改编实质上就是影视编导运用特定的视听语言对文学名著进行的一次新的解释。这种解释不是对其固有原意的求知和认同,也不是把原著的文字信息编译成影视语言,而是渗透了改编者独特理念和情思的再创作。改编后的作品,包含着改编者对名著的独特理解和阐释,打上了改编者个人的印记,它不仅包括改编者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也与其独特的个性、人生体验和审美情趣、文化素养密切相关。其中电影《红高粱》的成功改编便体现出电影人忠于原著又有独立的审美意识和独特艺术个性。改编作品时根据主观体验和影视固有的模式进行再创作,使得文学改编中进一步凸现导演的创意冲动。导演自我的精神状态和情感表达与文学作品中流淌着的激昂情感和生命冲动不谋而合,这便找到了与原著契合的精髓和魂魄。为了回归原著对生命活力的冲动和精神自由的讴歌的主题,张艺谋对小说《红高粱》的人物进行重新设计,如对“我爷爷”的身份再造和对“我奶奶”的形象再造,既表现原作中对自由的追求又体现导演本人对人物形象和生命冲动的礼赞之情,使情节安排与人物塑造入情入理。然而电影终究有其自身的美学原则和创作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审美追求,张艺谋注重通过一些戏剧性极强的事件和推向极致的动作造型来刻画人物,从“我奶奶”仰面躺在圆形“高粱圣坛”上到“我爷爷”双膝跪下祷告上苍,无不表露出对炽烈的情感和旺盛的生命的向往和赞美。此片在电影改编观念上的新突破,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指出了向上一路。

此外,处理好文学之经典与影视之现代的矛盾性带来的改编的当代性问题,无论从文学名著本身的经典价值属性还是从影视艺术作品的大众文化属性来看,都是十分必要和必须的。在改编过程中,一方面深入挖掘文学名著所固有的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克服文学名著中因时代和作者局限带来的问题,以发展了的当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名著的长处和不足。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实质上也是改编者用当代眼光对已成 “历史”的文学名著进行的一次新的阐释,改编后的影视作品或多或少都会打上改编时代的烙印,体现出当下的时代精神和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影视剧对中国当代影视文化语境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文学名著的改编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生活在当代社会的改编者,其创作心理定势又必然打上了当代精神和当代思潮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代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改编者创作思维定势的当代性不可避免地打上其对文学名著的接受和阐释时的时代印记。在电视剧《水浒传》中,潘金莲多了些许贤惠和无奈,少了几分蛮横恶毒,女人不再是 “祸水”,而是 “拿自己没有办法”的尤物 (《水浒传》编剧之一冉平语)。这便是随着人性解放和当代人思想解放的产物,是当今提倡人物形象的全面、客观、人性化抒写的结果。近年电影《特洛伊》对《荷马史诗》的改编是文学作品当代性演绎的又一佐证。《荷马史诗》作为一部文学经典,以其古代诗史的形式叙述战争故事已不被读图时代带来的快餐文化、消费文化所接纳,所以,诸如此类的文学经典如若在现代社会延续其魅力,必须依靠现代影视传播手段。电影对《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部分作了人性化修改,去除了神话色彩,将人神之间的混战变成完全以人为主体的悲壮史诗。《特洛伊》强化作品的故事性、戏剧性,从而使《荷马史诗》在不失其主题的情况下具有了可观性、可感性,既实现文学艺术的延续又赢得了当下受众的审美情趣和市场的卖点要求。因此我们说,改编者的理解和阐释,正是改编作品当代性的体现,是改编作品实现其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必备的条件。文学名著作为特定时代被人们接受的文本毕竟属于高雅的、精英的,而将其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将其改编为影视作品,所以需要在高雅与通俗、严肃与娱乐、精英化与大众化、艺术性与商品性之间找到契合点,把握好“度”,只有这样,改编后的作品才能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要和娱乐需求,适应当下普及文学素养和市场运作规律的需要,既实现艺术工作者的艺术担当又在经济社会赢得观众和市场,从而实现文学与影视、艺术与市场的完美对接,真正达到改编名著、普及名著的目的。

文学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从题材、内容上提升了电影自身的艺术质量和品位,同时影视也因其特有的亲和力和可感性起到了传播文学经典与精英文化的作用。这表明当影视文化逐渐作为主流传播媒介时,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不仅是文学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影视实现文学性与商业性共存、艺术性与大众性并举的必然要求。然而在经典名著与强势媒介“强强联手”的喜悦之余,作为影视在尽享已有经典之遗韵时,不但要经受文学原著读者、影视观众的评议,还要经得起大众文化和精英意识的审视,要结合当代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对经典进行题材、主题、手法、风格等方面的演绎。所以,影视在对文学经典之名气与声望“坐享其成”时,也伴随着对文学名著进行现代性诠释的焦虑。

参考文献:

[1]《从改编的四要素看文学名著影视改编的当代性》,《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6。

[2]《从小说到电影》,《东方论坛》2005.5。

[3]《电影对文学名著改编的困境与出路》,《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4。

现代文学名著篇3

古典文学不只有四大名著

魏明伦说:“中国的古典文学,广义上包括的范围非常大,诗经、先秦诸子散文、楚辞、汉赋、汉史、唐诗、宋词、元曲,然后才是明清小说,再后来是现代文学。在传统时代,正统文学并不认可小说,它认可的是诗歌、文章,当然,这是传统的偏见,今天人们已经没有这种偏见了。但在另一方面,小说并不是古典文学的全部,它只是一部分,而四大名著,则是这一部分中的代表。”

其实,四大名著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多次改变。魏明伦说:“四大名著,不是谁选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当中有不少变化。四大名著之所以广为人知,这是电视传播所造成的。电视特别是电视剧,要求故事性很强,而四大名著恰好是叙事性文学的代表作。所以,重视传统文学,这是好事,但是首先要弄明白,传统文学要比四大名著、比小说广泛得多。”

太多的名著被我们遗忘

魏明伦说:“中国的小说传统,从早期汉魏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到隋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逐渐成熟,然后才是明清小说,四大名著则是其中长篇的代表作。”

作为明清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唯一的。魏明伦说:“仅就长篇而言,不亚于四大名著的还有很多,比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著名的《老残游记》、陈寅恪研究的《再生缘》,甚至还有一部完全以骈体文写成的长篇小说《燕山外史》等。长篇之外,还有短篇,著名的比如《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都是非常好的作品。”

而今,除了四大名著之外,古典文学中的许多名著却很少出现在公众瞩目的行列里。魏明伦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代,大量的传统文学其实并没有得到重视,即便是传统文化热,也多是历史、哲学层面的,而非文学层面的。”

传统不能搞成假洋鬼子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下,传统文学难免遭遇冲击,更重要的是,在小说成为正统文学之后,西方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更多地占据了主流。

魏明伦认为:“‘五・四’以后的新小说,主要的方向并不是吸收和继承传统文学,而是吸收西方小说的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从志人志怪、传奇、话本一路走下来的,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不管是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乃至荒诞、滑稽等,都是西方的创作方法,而非传统的。”

然而,尽管在这个西学来潮的时代,传统文学依旧没有中断。魏明伦说:“那一代的小说家,比如鲁迅、林语堂,乃至后来的老舍、钱钟书,他们首先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然后又精通西方文学,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学贯中西,都是先吃透了传统文学,又吸收西方文学。比如说《阿Q正传》,它的创作方法无疑是西方式的,传统文学中没有这么写的,但是在表达上,却有很多传统文学的影子。他们这一代人,对于传统的继承,是在骨子里的,是不露痕迹的,当然也是中西合璧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很多足以和传统文学比肩的作品,非独小说,散文、戏曲也是。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引进和吸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数典忘祖无法赢来尊重

传统的真正中断是当代文学时代。在近现代的中西合璧之后,传统文学逐渐失落,西方文学成为中国创作者最主要的方式。

魏明伦认为:“‘五・四’之后吸收西方文学是对的,那个时代我们的问题是太古板了,只有传统,不知世界。而今天恰恰相反,当代文学中只剩下单一的外来文学,传统的几乎都失落了,小说越写越洋化,甚至太洋化了,所以矛盾颠倒了。今天的我们,缺的不是世界,缺的是自我,是传统。”

现代文学名著篇4

【关键词】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分析;名著导读

【中图分类号】 G632 【文献标识码】A

高中教材“名著导读”是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新增的一个板块,也是拓展性阅读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否落实到整个语文教学中,对整个阅读教学的效果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高中语文教材的阅读维度、阅读教材的结构细化和教材深度的把握,如何激发教材的内在感知力,进行准确定位都是重中之重。语文教科书是语文教育内容的最重要的载体,是借以实现语文教育目标、发挥语文教育功能的物质基础,也是传授知识、培养语文能力、进行情感教育的凭借。笔者通过对人教版高中语文“名著导读”板块内容进行简单地分析,希望通过名著导读设计的优化来体现语文教材的综合。

一、导读篇目的总体设计

人教版高中语文五册必修教材都安排了两部名著导读,共计10部。第一册的外国名著是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半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第二册选取的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家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巴黎圣母院》;接下来是19世纪法国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大师之一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是《人间喜剧》里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而第四册开篇的名著导读就是莎士比亚戏剧,威廉・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以其38部无韵体诗剧为主;最后一册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国内的经典名著,古代名著占3部,现代名作2部,其中古代名篇中有两部四大名著。从体裁来看,有语录体《论语》、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是其代表作,《谈美》是书信体的形式,《红楼梦》与《三国演义》都是章回体长篇小说。

二、导读篇目的内部结构

导读内容分为三个部分:背景介绍、作品导读、思考与探究。背景介绍主要是简单地介绍了作者的一生以及作品产生的主要时代背景和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再者,是这部作品在整个文化或者文学史上的地位。如第一册中的《大卫・科波菲尔》就介绍了作者查尔斯・狄更斯的人生经历、主要作品和创作风格,另外还介绍了《大卫・科波菲尔》译本的情况。《三国演义》则除了介绍作者罗贯中以外,还介绍了三国故事的流传史和小说的演义过程。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学生消除与名著的隔膜,更好地理解作品。

作品导读部分的篇幅与背景介绍比的话较为丰富。首先,通篇的开始一般是对全书内容的高度概括,因为所选篇目的体裁以小说为多,占了7篇。介绍小说时重点是把握小说的情节主线;接着是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了解,品位小说语言,最后是对作品整体的思想感情与艺术价值的分析,感受不同作者的不同创作风格。外国小说则通过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导入学习,对外国文化的一些简单介绍,对国外著名的文学运动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法国自由主义等思潮的结合。一系列戏剧导读――莎士比亚戏剧,通过对剧中人物性格、戏剧环境、戏剧情节、戏剧冲突等各方面的描述来展现莎士比亚悲喜剧卓越的艺术魅力。品味莎剧个性化的语言特征,进一步推想莎剧独特的艺术效果。

从上述简单地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名著导读导入部分的主要整体结构与内在结构。结构设计上较为清楚与规范,但名著导读篇目结构上设计的不足仍然清晰可见:

(一)人教版高中语文“名著导读”篇目范围以及选材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名著导读篇目共10篇,国内外各5篇。中国的经典名著何其之多,怎能以这5部来全面反映高中生的阅读要求。对于国外的作品,不同题材的作品没有得到运用,只选取了小说与戏剧,对于诗歌与散文的选取没有进行相应的名著来搭配导读。同时,由于中国学生对于外国文学的认识较为生疏,多数学生在阅读外国作品时表现出来的无力感从数据中清晰可见,他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少之甚少,在阅读时很难理解和把握外国名著内容的深层涵义。有时,甚至因为对文本认识的缺失以及缺少必要的文学素养,导致高中生在阅读名著时兴趣不高,直接影响了学生对文本的解读以及理解,出现把握不准的茫然状态。同时,加上应试教育的现实存在,大多数教师基本上只教考纲上的教学内容,而对导读作品重视度不够,甚至出现了一种忽视的态度,导致只注重教材单元设计中“阅读鉴赏”部分的学习而课内课外无名著阅读的情况。

(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选文限制

现代文学名著篇5

【关键词】  新安医学 医家史料 遗误 指归

    在海内众多有志于新安医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近年对新安医学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特别是整理挖掘新安历代医家工作,更趋于完善,出版的人名(物)辞(词)典中充实了新安医家的记载和介绍,更有《新安名医考》等专著问世,填补了新安医学在研究医家上的空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转抄刻版之笔误,致使较多医家的姓、名、字之乱者有之,生卒年代之误有之,里籍不详有之,造成了张冠李戴之遗憾,给我们今后查阅史料留下隐患。现将笔者览阅中发现的部分遗误,指正道明如下,以供同好 参考 。

    姓氏使用混乱

    人类进入文字记载年代后逐步有了姓氏。由于汉字有同音字,以及笔画有多寡,故易造成误传。如“余”姓与“俞”姓虽为同音字,但在姓氏使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说文解字》对字义有不同的解释:余,“语之舒也。”而舒,“伸也。”俞,“空中木为舟也。”在《百家姓》中有“俞任袁柳”、“伍余元卜”之不同。据《新安名医考》载:“俞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享年36岁。……特著《瘪痧论》。”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俱载:“余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另《新安医学史略》一书转载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九《人物方技》曰:“余鹭振,清,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详述此病之发生理由及治法,上海《医学报》主笔周雪樵读后,函请入‘医学研究会’,日征医案登报。”[3]当遵后三部论述记载,特别是《新安医学史略》详细转引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之记述,可判定为余姓矣。据考,余鹭振是旅居上海崇明的新安医家。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载:“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代江西婺源县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未见刊行。”又,“俞德乾,字利川,清代江西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新安名医考》载:“余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又,“余德乾,字利川,清·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济人,借抄者无虚日。”[4]《新安医学史略》在目录中载称“余有廉”,而在书中却为:“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文苑》)”又载:“施德乾,字利川,婺源县泗水人。……著《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人物义行》)”[3]从以上引证看,二位医家名、字、里籍及著述皆相同,其姓氏差别显然,都转述源于《婺源县志》,何者为准,难下定论。俞姓乃婺源之望族,施更是俞之大误。

    《中医人名辞典》曰:“汪之迈,字怀民。清代安徽祁门县十三都中涧人。精医术,有名于时。(见:《徽州府志》)”[1]《新安名医考》[4]、《新安医学史略》[3]曰:“江之迈,字怀民,清·康熙祁门十三都中涧人。” 据查“汪”乃“江”之笔误,曾被推荐至太 医院 任太医。

    名、字之混淆

    古时文人在名、字、号的称呼上区分严格。名一般是供长辈或用作自称,字是供平辈朋友互作尊称。号是指人的名字以外的自称作谦称。因此,名、字、号在口语、书写使用中,极容易造成记载错位。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载:“许宁,元明间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著有《学 理论 是》(《新安医籍考》称之《医学理论》),未见梓行。(见:《 中国 医学大辞典》)”又载:“许凝,一作许宁,字裕清,清代安徽徽州人。……著有《遁气符医》、《医纪黄游》诸集,今佚。(见:《徽州府志》、《江南通志》)”而《新安名医考》却相反地记载曰:“许凝,明末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医学理论》。”又,“许宁,字裕清,清乾隆嘉庆年间歙县人,……著有《遁气符》,《医纪》等。”[4]《新安医学史略》载:“许宁,道光《歙县志·方技》和民国《歙县志·方技》载:明代歙县人,著《医学理论》(或作《学理论是》)。”又载:“许凝,字裕卿。清初休宁人。行医歙县、休宁,间有奇疾,以手代针,用推拿法,世罕其传。著《遁气符医》,《医记黄游》诸集,今佚。”[3]“宁”与“凝”虽然读音相同,但字义不一,不应当混淆。一为许宁,元明间歙县人,著《医学理论》。一为许凝,清初,休宁人也,善推拿之术,著《遁气符医》、《医纪黄游》(笔者注:《新安医学史略》原文为“医记黄游”,而经综析当为“纪”较合适)。

    《中医人名辞典》载:“黄启东,字日初,清代江西婺源县人。”[1]《新安名医考》载:“黄起升,字日初,清·婺源县璜川人。”[4]两说都明出自《婺源县志》,“启”与“起”音同字不同,“东”与“升”有笔误之嫌。古时文人的字与名有一定内在联系,《颜氏家训》说:“名以整体,字以表德。”就是字者表其名之义,是名的解释或补充。起升为名,意太阳初升,名与字相辅相成。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王开(1278~1347年),字叔启,又字元启,号镜潭(一作镜泽),宋元间兰溪(今浙江兰溪县)纯孝乡王家村人……,撰《增注针经密语》一卷,《针灸全书》一卷,均佚。(见:《浙江通志》、《兰溪县志》、《补元史艺文志》等)”《新安名医考》将王开增附于王国瑞条目下:“王国瑞,元·婺源县人,……曾协助父亲王开增注《针经密语》一卷,惜已亡佚。”[4]此说源于《婺源县志》,为旅外新安医家。《新安名医考》将“增注”二字从书名中分列出来,“增”用于人名,“注”为动词意在注释也,注《针经密语》解,实际上“增注”有增补注释之双重 内容 ,从中医较多书籍名称看,如有《增订医方歌诀》,有《增补脉诀》、《增注徐回溪古方新解》,还有“增释”、“增辑”等形式,因此,把“增注”理解成人名,显然是有误。

    又《集古良方》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江进,清医家,字可廷,安徽歙县人。”[5]《中医人名辞典》载:“江进,清代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见 :《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名医考》载:“江兰,字进,清·乾隆年间歙县人。”[4]《新安医籍考》:“道光八年《歙县志·宦绩》曰:江兰,字芳国。”[2]在《集古良方》条载有自序署名为“古歙江兰谨书”。《中医 文献 辞典》载《集古良方》条:“方书12卷。清·江进(可亭)纂辑,辑年不详。……现存咸丰元年(1851年)重刻本。”[6]上述一医家名与字混乱现象较为严重,这样将给查找该医家增加难度,也可使疑误长期延讹下去。《新安医学史略》载《集古良方》为同名异书,一作者为江兰,另一作者为江进,俱为歙县医家也。从考据学看,有资料佐证,江兰著有《集古良方》。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称:“程时卿,明代安徽祁门人。……晚年辑《太素脉要》二卷。”说法源于《

    《医荟》的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毕懋衰,明医家,字君平,歙县人。”[5]《新安名医考》载:“毕懋襄,明朝歙县人,《歙县志》载其著有《医荟》一书。”[4]《新安医籍考》载《医荟》条:“明·毕懋襄,见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卷十,《书籍》十八卷佚。”[2]同为一人,名字不同,襄本意为帮助,可见衰应是襄笔刻之误。

    里籍不清

    医家的里籍往往能反映出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流派(区域性)间关系,给旁证史料带来 参考 论据,对区别同姓同名医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医人名辞典》载:“汪汝麟,字石来,清代广东海阳县人,生平未详。辑有《证因方论集要》四卷,刊于道光庚子(1840年)(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又见《新安名医考》载:“汪汝,字石来,清·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证因方论集要》六卷。”[4]乃麟之误。《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汝麟,字石来,清·嘉道间休宁海阳人。”[3]据查,海阳为休宁古称,建县于东汉吴永安元年(258年)。吾徽古人写籍贯亦喜用古称,现保留有海阳镇为休宁县城所在地,汪汝麟乃是新安医家休宁人氏。 另《中医人名辞典》又载:“汪文绮,字蕴谷,清代广东海阳县人,著有《脉学注解汇参证治》、《会心录》等。(见:《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文绮,字蕴谷。汪文誊之弟。”又载:“汪十洲,清初,休宁县鹤山里人。县名医,子文誊、文绮,承其学。”[3]从汪文绮《杂症会心录》自序中看有署名为“休宁汪文绮蕴谷氏识”看,汪文绮很明白无误为休宁人,同时也可佐证汪汝麟为休宁人。

    《中医人名辞典》载:“李楼,明代江南人,……著《怪证奇方》二卷,传于世,今存抄本。(见:《医藏书目》、《国史经籍志》、《古今名医言行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中医人物词典》载:“李楼,明医家,字小山,祁门(今属安徽)人。尝集《怪症奇方》一册,……后由其友王校正,于1544年刊行。”[5]从上所述人名(物)辞(词)典介绍看,虽里籍不同,但书名生平年代相同,当是同一人。众所周知,王为祁门人氏,多年行医祁门。“常与李楼相互论医,后校正李氏《怪症奇方》(1544年),且于书后添加附承。”[3]而《怪症奇方》是由“明·李楼编,王校,见《全国中医图书馆联合目录》存”[2]。从他们生前密切接触论医看,李楼当属祁门人。

    朝代不详

    古时文人著书作序记载都以帝王年号干支表明,无公元年历记载之习,而各朝代帝号相似亦不少见,故易造成人为移位而错,有的记载可误差数百年之多。

    《新安名医考》载:“王炎,字晦叔,清·婺源武溪人,生于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卒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7年),享年81岁……,医著《伤寒论》编在《双溪类稿》中。”[4]而《中医人物词典》[5]、《新安医学史略》[3]载:“王炎(1138~1218年)南宋文学家,字晦叔,婺源(今属江西)人。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著作甚富,总题《双溪类稿》,其中有所注《伤寒论》等,已佚。……所辑《本草正经》三卷,为《神农本草经》最早辑本,今佚。”《中医人名辞典》载:“王炎(1138~1218年),字晦叔,宋代婺源(今江西)武溪人。(见:《徽州县志》)”[1]《中医 文献 辞典》载《本草正经》条:“本草著作3卷。南宋王炎(晦叔)辑,约成书于嘉定十年(1217年)。《神农本草经》最早之辑佚本。此书在明末尚存,今佚。惟其序文存《双溪文集》中。”[6]所著皆道明为宋人。综上所述,名字书目皆相同,而生卒年代则相距约六百年左右。

    《中医人物词典》在介绍婺源医家朱日辉时称:“朱日辉,明医家,字充美。”[5]而《新安名医考》[4]、《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学史略》[3]则明确称之为“清代婺源县沱川人”。惜所著《医学元要》、《加减十三方》、《试奇方闻见录》、《大家文翰》等书,均佚,是故确切年代,无处考证。

    现代 考古大家郭沫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无论作任何 研究 ,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 问题 ,而材料的真伪或 时代 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可见,在挖掘、整理、研究、提高祖国医药学文化遗产之时,考订史料的真伪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完备新安医家史料,纠偏历代医家的姓氏、里籍、生卒年代是项 科学 又严谨的工作,这项工作还靠广大医史研究者不懈努力,挖掘补正,还其真实的面目,方可避免讹错沿袭,不致贻误后学。

【参考文献】

  1 李 云主编.中医人名辞典[k].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377,649,652,404,236,247,792,28,228,877,407,405, 307,55,158.

2 王乐主编.新安医籍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509,56,452,366,155,269,292.

3 洪芳度主编.新安医学史略[m].安徽:歙县卫生局,歙县中 医院 ,1990:237,187,111,246,211,231,220,207,134,106,168.

4 李济仁主编.新安名医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74,76,77,102,127,40,80,63,41,102,24,139,67,69.

现代文学名著篇6

关键词:后现代阅读 大学生 经典名著

中图分类号:G25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4-132-003

Postmodern Reading the Classic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o Read and

Countermeasures

Sun Shuhua(Hu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and Engineering, Hengyang, Hunan, 421001)

Abstract: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pick through reading the classics of the situa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ents' reading the classics, and puts forward how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read post-modern times on the way and reading the classics.

Key words: postmodern reading; university students; classics

CLC number:G252.17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4-132-003

阅读是人类世界特有的文化传播活动,是传承文明、更新知识、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文学名著是名人所著,经历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并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的杰出作品。而文学名著在大学生人格意志、丰富情感、陶冶情操、思维想象力和创造力、价值取向、道德修养和塑造心灵等方面有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优秀的文学作品塑造了民族性格,影响了民族心理,增长了民族智慧,为学生认识社会、认识他人、认识自我打开了一扇窗户,更由于它在最小的面积上凝聚了最大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信息,因而,文学阅读也就成为一个人构建精神家园、创造诗意世界的最重要的活动。

然而,由于社会激烈的转型,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生活的快节奏,人们追求实用、速度、效率等客观因素的深刻影响。网络和电子媒介的普及和应用也正飞速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整个社会陷入了一个“浅阅读”的浮躁时代,在这个功利时代安坐下来静下心阅读文学名著几乎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大学生不读书、不读名著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据2010年3月7日《中国文化报》载: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全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民图书阅读率已连续 6 年走低。可以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它的阅读水平。在强调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促进社会走向和谐文明的今天,全民阅读特别是大学生阅读显得尤为重要,应该将其作为国家战略来认真实施。

1 后现代阅读方式的特征

著名学者高宣扬在《后现代论》中指出:“作为一种表现时代精神的思想性范畴,‘后现代’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迷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及‘不可化约’的精神状态、思想模式、品位模式和事物状态。”近年来,现代网络技术的进步使传统阅读方式和现代阅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的阅读方式具有了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从而也标志着后现代阅读方式的兴起。与传统阅读和现代阅读相比,后现代阅读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是信息时代和读图时代所特有的产物,是一种以图画代替文字为主要内容,以超文本代替纸本为主要载体,以解构代替结构为主要方式来获取信息的一种阅读方式。[1]后现代阅读时代以其跳跃的超文本的非线性阅读、海量的浏览式的浅阅读、调侃的颠覆传统的消遣性阅读、交互的互动的对话式阅读、多元的时尚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阅读方式,使中国传统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后现代阅读作为一种在数字化信息时代蓬勃发展的新生事物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广博丰富的信息资源和迅捷方便的检索方式、图文并茂的阅读手段和轻松自在的阅读体验、相对开放的阅读环境和相对廉价的阅读成本、广泛密切的社会关注和敏感热切的社会参与等等。但是,由于后现代阅读方式反映的是人们面对信息压力时产生的一种焦虑、浮躁的心态,推崇的是娱乐、游戏、休闲的快餐式的浅阅读,阅读时更注重当下的和满足,使得读者对社会与文化的深度思考逐渐缺失,同时,纷繁芜杂的海量信息,使得自控力弱好奇心又强的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力难以集中,阅读效率低下,并且极其容易在多元文化面前受到道德冲击,迷失自我。后现代阅读语境下,大学生对经典名著的阅读正在逐渐式微。[2]

2 后现代阅读时代大学生阅读经典名著的现状

大学生平时学习比较紧张,需要应对各种资格考试、等级考试及其它各种考试,同时还要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阅读时间相对较少。而后现代阅读方式的兴起,更是使大学生对经典名著的阅读变得肤浅、功利,传统、高雅、严肃的经典名著颠覆成戏说。[3]笔者对所任教的导游专业的152名学生进行随机采访,惊讶地发现通读过四大文学名著原著的学生没有一个,读过其中之一、之二的也是屈指可数。在图书馆工作多年,也发现书架上的中外文学名著常常是问津者寥寥。很多学生常看的杂志只有《读者》、《故事会》以及时尚杂志《瑞丽》等;受大众传媒、大众文化的影响,图书馆借阅量较高的有钱钟书、张爱玲、海岩、安妮宝贝、郭敬明等作家的作品以及金庸、梁羽生、琼瑶、三毛、卫斯理等作家的言情武侠、玄幻推理小说,李敖、刘墉、余秋雨、易中天等人的散文随笔和以秦、汉、唐、明、清朝历史和人物事件为题材的史传小说……追逐时尚、注重消遣和娱乐,目的性明确、阅读功利化是大学生阅读的基本特征。

曾要求军区的司令员每人读《红楼梦》五遍,当今读图时代,许多大学生之于《红楼梦》、《水浒传》,只看过连续剧;不再迷恋于《西游记》瑰丽神奇的想象,更喜欢的是《大话西游》、《孙悟空是个好员工》;他们也不再悉心研读《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艺术、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更热衷于《水煮三国》、《诸葛亮日记》等对经典名著的调侃和解构,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还衍生出《三国无双》、《星际三国》等170多款电子游戏,文学名著文本被拆解成风中碎片……大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疏离,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

3 大学生阅读经典名著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的思想基础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离不开阅读,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建设更离不开阅读。国际阅读学会在总结阅读对于人类的最大的益处时,曾经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它的阅读水平。

经典名著,是经过时代洗涤后,沉淀下来的文学艺术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还是从作品精神内涵角度看,都可作为学生学习的典范。三国时期,孙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司马光・《资治通鉴》)吕蒙读书后即非复“吴下阿蒙”。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的菊香书屋,从1950年到1966年就收藏了书籍十几个书架,多达几万册,建成一个资料齐全,又适合需要的个人藏书室,纵观的一生,无论是负笈求学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党和国家主席的日理万机的政治生活中,都在孜孜不倦地读书。是读书造就了,从农民的儿子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都和他“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有着必然的联系。

易中天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中曾说过,“先秦诸子中,我们可以从孔子那里读到一颗爱心,构建和谐;在孟子那里读到一股正气,平治天下;在墨子那里读到一腔热血,救助苦难;在韩非那里读到一双冷眼,直面人生;在老子那里读到生活辩证法;在庄子那里读到艺术人生观;在荀子那里读到科学进取心――在孔、孟、墨、韩那里,我读到了人生态度,在老子、庄子、荀子那里我读到了人生智慧。”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谈读书》中也对阅读有过精辟的论述:“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阅读可以强化文化认同、凝聚国家民心、振奋民族精神,可以提高公民素质、淳化社会风气、建构核心价值。在强调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促进社会走向和谐文明的今天,经典名著的阅读显得尤为重要,应该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来认真实施。

4 后现代阅读时代高校图书馆怎样引导大学生进行经典名著阅读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与风气,这个民族是可怕的,也是很悲哀的。”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宝库,高校图书馆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在这个后现代阅读时代,不能单纯地储存图书,而应该主动服务,肩负起向读者推介图书,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名著的使命。那么,后现代阅读时代高校图书馆怎样引导大学生进行经典名著阅读呢?

4.1利用世界读书日倡导和推动经典名著阅读

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在世界读书日,高校图书馆可协同团委通过读书和举办讲座等形式开展活动,让书香飘满校园,这对于推动全民族养成读书的良好习惯,提倡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将起到促进作用。各级领导也可以在这一天深入学生生活,助推学生阅读。“学而时习之”,“学而不厌”(《论语》),长此以往,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经典名著的阅读,就能升华我们的人生。

4.2加强图书馆馆藏建设,丰富和充实文学类馆藏

图书馆建设是开展读书活动的基础工程,没有布局合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很难想象会有学习型学校。高校对图书馆的建筑面积、环境设施、图书数量、服务质量等做出较高的要求。由于经费紧张,物价上涨等因素,高校往往压缩文学类图书的采购,理、工科类学校图书馆的科技类图书所占比重很高,社科类图书往往只占购书经费的较小部分,而经典名著流通量不大,在书架上也显得单薄,普遍存在藏书陈旧、种类少、更新慢的问题,这在客观上打击了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因此,高校图书馆应及时建立与大学生沟通的渠道,不断分析大学生的阅读心理和取向,购买一些经典名著,合理调整文学类图书的馆藏结构,满足大学生的阅读需求。

4.3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吸引更多学生来馆阅读

一方面,图书馆要尽可能为读者提供舒适的阅读环境,在声光、色彩、温湿度和环境布置上下功夫,尽量使读者在视觉、听觉、感觉和心理上感到舒适,宁静、优雅、舒适、整洁、温馨而又人性化的阅读环境能够吸引并留住读者,使读者安心完成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另一方面,图书馆要强化主动服务意识,优化服务手段,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4.4开设公共课程,引导学生深度阅读文学作品

后现代阅读时代,提纲式、读图式的速读和缩读的方式,难以让人养成深入思考的习惯,在人类文学经典的宝库中,汲取人生的养料,获得思想启迪,情感熏陶,精神升华,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作为传承人类文明与文化使命的高校图书馆,有责任通过多种途径,引导大学生进行经典名著的深度阅读。一方面邀请专业教师作指导,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以校园文化节、读书沙龙、征文竞赛、阅读演讲比赛等形式来推动经典名著的学习和阅读活动,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与,让他们在丰富多彩的校园读书活动中找到读书兴趣,获得读书动力。

吴宓说:“哲学是汽化的人生,诗是蒸馏(液化)的人生,小说是固化的人生,戏剧是爆炸的人生。”阅读不同的作品,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读唐诗、宋词,因为它们是“蒸馏”的人生,阅读时要“慢品”,要“浅斟低酌”。而读戏剧,则要“入戏”,要打开身上的每一个毛孔,让“爆炸”在自己身上发生,体验现场震撼的感觉。经典名著的深邃与复杂也决定了不仅不同的经典需要不同的读法,同一经典在不同的阶段阅读,也要用不同的方法。因此,另一方面,图书馆要联合校学生会、团委一起牵头,举办中外经典名著解读系列讲座。专家学者独到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从不同侧面揭示经典名著的意蕴和内涵,能够使读者茅塞顿开,受到启迪,同时,专家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高尚的人格魅力,也将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5 结语

后现代阅读时代,大学生要有重视阅读经典名著的意识,主动培养自身的阅读兴趣,要把经典名著的阅读作为人生的必修课。逝者如斯,大学生应该充分利用大学时代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学校的师资资源和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资源,在阅读实践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增强知识底蕴,提升人文素养,这样,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从容应对,游刃有余。

参考文献:

[1]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4.

[2]孙桂洁.对于大学生阅读经典问题的深度思考[J].图书馆学刊,2009,(4):53-55.

现代文学名著篇7

关键词:高校;名著课程;建设

通识教育发展已成为我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未来趋势,而名著课程开发与建设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我国大陆地区的现状来看,名著课程的开发与建设依然不足。那么,高校是否应该加强名著课程的开发与建设?我国大陆地区名著课程开发与建设的困境何在?我们又应如何推动高校名著课程的开发与建设呢?在此,笔者拟就以上问题提出浅见,旨在抛砖引玉、引起高教界对此领域的关注与争鸣。

一、高校名著课程开发与建设的现实意义

名著课程作为现代大学教育中一种完整的课程模式、与通识教育一样,起源于美国。美国的通识课程类型主要有四种:分布必修型、名著课程型、核心课程型、自由选修型。早在1921年,美国教授约翰·厄斯金就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名著讲读课程,最早提出了名著教育计划;1929年赫钦斯就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后,更为系统地提出了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课程模式,并组织学者对西方名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编撰;在20世纪30、40和5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场名著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名著课程在美国的普及,名著课程逐渐发展成为了美国高校几种常见的通识课程类型之一。纵观美国名著课程的兴起与发展,其中有两个鲜明的主旨,即一是希望通过经典回归,追溯并传承西方文明,以巩固所谓的“西方文明认同”;二是相信人性有着不随历史变迁而发展变化的某些“共性”,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作为深刻反映、剖析并追求人性完美的经典也就有着“永恒”的价值。

而无论是加强文化认同、还是追求人性完美,这也是正是当前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应该重点关注的两个领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我国在近现代以来有着“文化断层”的特殊经历。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中国对外战争的一系列失利,国人开始从自己的内部寻找原因,而对这种原因的反思从物质层、制度层最后一直指向了文化层,将军事失利、国力衰弱最后归结于了文化上的问题。历经鸦片战争的震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伐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以至改革开发初期与西方国家交往中由物质自卑衍生出的文化自卑,文化传统在国人思想中沉淀为了一种老化、消极和落后的形象,这种形象削弱了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而文化认同消解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民族认同下降、民族精神弱化,并以仰视的态度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但对一个民族来说,没有内部足够的认同力、凝聚力,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在世界各国“文化主体意识”普遍走向觉醒、同时也在中国经济逐渐走向强盛的今天,我国各界已意识到中国要以自尊、自信的民族形象与“他者”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就首先需要正视自己的“文化基因”、以传统为纽带增强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凝聚力,而大学通识教育则是承担起此方面任务的一个重要路径。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中心任务,实际是要把我们从民国以来就断裂的文化传统重新作现代整理”。 其中整理与传承文化的形式之一便是建立名著课程。

就追求人性完美的问题而言,促进德性发展、培养健全人格之学生也是当前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中国当前处于社会急速转型时期,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因“文化断层”的原因而未得以传承,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体系又未得到充分构建,因此在国内伦理道德体系处于“真空期”的状态下,国人、包括大学生人文素养下降、伦理道德滑坡等一系列问题凸显了出来。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伦理本位”的文化,在传统经典中蕴涵有大量丰富的德育资源。因此,在高校设置通识教育名著课程,是重建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需要,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体系建构过程中,正视和整理以“文化基因”形式潜伏于民族文化心理底层的传统伦理道德资源的需要。

二、高校名著课程开发与建设的当前困境

“大学生应该进行通识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现在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在通识教育中,经典阅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实际的情况是,虽然我国高校有了回归文化传统的意识,但目前我国高校常见的,针对非中文、中国哲学等专业学生而设置的传统文化选修课程还主要是以《概论》、《通史》等形式出现,而这些课程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名著课程。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名著课程主张原生态回归经典,“采取深度经典阅读

的方式,而特别反对我国大学习惯的《概论》和《通史》教学方法”。

那么,为何当前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名著课程并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呢?这其中固然有我国传统文化重建尚需一个过程与时间的问题,但也有着这类课程开发本身所面临的困境问题。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谁来管”、“谁来教”与“谁来学”。从“谁来管”这个问题看,我国大陆地区引入并探讨通识教育不过是20世纪80、90年代的事情,理念层面的许多东西尚需澄清、而实践层面存在的问题就更多。其中实践层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我国大陆地区通识教育普遍缺乏象美国及港、台地区那样的实体性机构,通识教育还主要是由教务处兼管。这样体制下的通识教育虽然也在开展工作,但毕竟缺乏在此领域系统、深入研究、建设的动力与精力。因此,在我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整体背景下,许多高校教师虽然基于自发意识开设了一些传统文化选修课,但大多流于零散、浅显,一般停留于概论性的知识介绍,还尚未深入到回归原典的课程建设中。从“谁来教”这个问题看,由于我国在近现代有着“文化断层”的特殊经历,接受过传统文化系统教育与濡染的高校教师比较少,甚至于许多高校教师本身就缺乏对传统文化及其经典的理解和认同;同时对少数接受过中国传统哲学、古典文学教育的教师而言,也更看重于本学科的专业教学而淡漠于通识课程的教学,这使得当前高校名著课程开发与建设的师资在总体上呈现出不足。从“谁来学”这个问题看,我国高校,尤其是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普遍没有美国等国家那样的经典著作阅读要求,师生在经典阅读的问题上存在着畏难情绪:教师一般认为自己的教学对象难以接受高强度的阅读训练,而学生也有着在通识课程中“混学分”的心理,不愿选修难度大、要求严的课程。名著阅读如果是自由选修课、便很可能会出现学生选修不足的情况。

三、高校名著课程开发与建设的对策建议

从长远来看,开发名著课程是我国大陆地区通识教育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而要解决这类课程开发建设所面临的困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一)关于名著课程“谁来管”的问题,即这类课程的管理运行机制问题

名著课程是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要推进通识课程体系的系统开发及教学质量的监控、教学评估的实施等,需要有相应的管理运行机制。从美国及我国港、台地区等地通识教育比较成熟的发展经验来看,通常都设有通识教育中心或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等实体性机构,以为通识课程、包括名著课程的规划建设、教学管理提供相应的平台支撑。我国大陆地区通识课程、包括名著课程要有深入的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也是通识教育实体性机构的设置问题。有了通识教育实体性机构,才有利于落实专人来研究和推动该课程的组织实施。

(二)关于名著课程“教什么”的问题,即这类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问题

对于我国而言,名著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尤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历史上学说派别众多、各类文化典籍也浩如烟海;另一方面我国传统文化诞生并长期浸润于宗法等级社会结构下,作为人文关怀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与等级社会意识深层地胶合在一起,而我国基于现代转型意义下的传统文化整理到现在实际上又并未完成。因此,在良莠不齐的文化典籍中,我们应将哪些内容放入名著课程呢?这背后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文化视野和一个价值立场的问题,即我们希望大学生有着什么样的文化视野以及我们希望大学生接受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从文化视野的角度来看,如何让学生接触我国各领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经典,培养学生宽阔的而不是狭隘的、封闭的文化视野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而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如何在蕴涵繁杂价值取向的传统典籍中去芜取精、选择适宜于现代语境下的价值观加以弘扬,也是我们应予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关于名著课程“怎么教”的问题,即这类课程的教学模式问题

从美国名著课程的教学模式来看,其一般“采取教授讲课与学生讨论课并行的方式,讨论课严格要求小班制。”名著课程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回归原典、提倡学生的主体性体验,让学生进行深度阅读、直接与原典思想进行对话并进行反思,而不是主要依靠教师对传统思想的理解与传授。因此,名著课程的教学通常包括两个环节:学生课外阅读及课堂讨论,教师在课程教学中扮演着“主导”而不是“讲授”的角色。为了便于讨论,名著课程一般会将学生数量控制在15人左右、采取小班教学。与这种教学模式相适应,其教学评价方式也应改变以一次性卷面考试成绩评判学生学习成效的做法,而加强平时对学生专题论文的写作训练。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怎么教”的问题还涉及进入教育中的传统文化经典到底应采取什么样解释方式的问题,这实际也涉及到我们应如何理解、看待传统的问题。在美国名著教育史上,曾经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名著阅读模式

,“一种是永恒主义提出的现代式的,注重批评性、大众化的普遍阅读。另一种是新保守主义提出的保守性的,注重原典的本原性、精英性阅读。这两种模式的争论包含了古今之争,传统与现代等文化史中的核心矛盾。”永恒主义强调对传统典籍采取评判性阅读的方式,阅读文本也由学者以现代视角抽取传统文化核心概念进行了重新编撰整理,这实际上是强调传统典籍的现代诠释及其应用意义;而新保守主义强调对典籍的本原性阅读,阅读文本主张采用历史原典的本貌,阅读者应尽量本原性地理解和尊重原典作者的思想。永恒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不同阅读模式的分歧也在于其内在理念上对待传统与现代切换之间的不同态度,而这些分歧与不同态度也是我们今天在开发、建设名著经典课程所应关注的问题。

(四)关于名著课程“谁来教”和“谁来学”的问题,即这类课程的师资队伍和学生组织的问题

名著课程除了需要一部分在此领域有稳定积淀的教师外,还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一课程采取小班教学、那么它就必然需要更多的师资,而目前高校仅仅依靠专业教师来投入教学是不够的。因此,可借鉴采用国外高校的学生助教制度,即由一部分优秀的研究生来主持讨论教学。就“谁来学”的问题,高校应坚持的一个观念就是通识教育要保持其应有的教学品质、就不能降低教学难度,单方面迎合学生的学习需求。事实上,真正的思想升华没有一个艰苦的习得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些经典如果学生不去读它永远都困难。我国高校当前人才培养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保持应有的难度性训练,这种难度性训练不足也表现在学生的经典阅读量不足方面,与美国相比,“美国一个大学生每周课程要求的经典著作阅读量大约在500-800 页, 而我国的大学生每周阅读量可能不到100页。”因此,在“谁来学”这一个问题上,高校名著课程所要做的不是降低教学难度,而是如何采取措施保证学生的学习投入——比如,以必修的方式提出教学要求等。

参考文献:

[1]李曼丽.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实践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0,(1).

[2]甘阳.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j].读书,2006,(4).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香港集成图书公司,1963:94.

[4]刘海峰.大学生与经典阅读[n].中国教育报,2010,(5).

[5]甘阳.大学通识教育的纲与目[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4.

现代文学名著篇8

关键词: 理工院校 经典阅读 阅读现状

一、引言

正如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所言:“所谓经典名著就是那种人人称道却没有人读的书。”每每提到经典名著无人不赞同它是各个时期各大家的思想精粹与智慧精华,是提升个人文化涵养的必由之路,然而又有多少大学生会真正静下心品一杯好茶,读一本名著,将阅读经典名著真正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这不禁使人反思现代社会中各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是否正与经典名著渐行渐远,是否正渐渐淡忘那些名家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知识与智慧的财富。

“文学的衰落表明一个民族的衰落,这两者走下坡路的时间是齐头并进的”。德国的伟大诗人、思想家歌德曾如是说道。事实上,经典名著的阅读不仅关乎大学生个人的素质修养与文化内涵,更与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前进与衰退不仅可以由文学名著如实反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典名著的盛衰与发展,至此阅读经典名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江苏省内各大理工院校在校大W生的阅读现状到底如何呢?其又会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着力探寻以上两个问题。

二、经典名著阅读的必要性

高尔基曾言:“读书,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心灵和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典名著的阅读将对大学生自身乃至全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对于广大在校大学生而言,他们是祖国的栋梁和未来的希望,阅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书是良药――我国汉代大学者刘向曾曰:“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书是益友――我国爱国作家臧克家曾道:“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书是营养品――英国诗人莎士比亚曾说:“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书是面包――前苏联作家、诗人高尔基曾言:“我扑在书籍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书是源泉――高尔基言:“爱护书籍吧,它是知识的源泉。”书还是顾问――瑞士德语作家凯勒曾道:“书是随时在你近旁的顾问,随时都可以供给你所需要的知识,而且可以按照你的心意,重复这个顾问的次数。”由此可见,书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食粮,特别是经典名著,他们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具有非凡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高度浓缩人生道理、名人所思所想、社会现实等方方面面。通过阅读名著,对大学生形成自我人格意志、情感情操、想象力和创造力、价值取向、道德修养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与此同时,阅读经典名著通过对每一个大学生的微小影响,宏观来看使一代代人以史为鉴,不断进步,从而对整个现代社会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且看古训,书是遗训、忠告和命令――俄国哲学家赫尔岑曾说:“书――这是一代对另一代精神上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人的忠告,这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走来接替他的岗位的站岗人的命令。”书是灯塔――美国天文学家惠普尔曾道:“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大海中的灯塔。”书是阶梯――高尔基曾呼:“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精华――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言:“过去一切时代的精华尽在书中。”由此可见,书籍,尤其是经典名著,是过去社会的缩影,亦是现代社会的反映,更是未来社会的预测,特别是书中的经典之名著更会对全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力。一个好的阅读经典名著的习惯将形成好的阅读风气,一个好的阅读风气将有助于形成好的社会,阅读经典名著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可见一斑。

三、现状调查与结果分析

鉴于阅读经典名著对大学生个人及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笔者对江苏省内理工院校的在校大学生的阅读时间、阅读环境、阅读目的、阅读倾向、阅读结构、阅读态度、阅读数量、阅读质量、阅读渠道、阅读类型等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深刻探究了经典名著阅读对现代社会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将着重剖析为研究经典名著阅读现状而针对理工院校大学生发放的调查问卷的结果,该问卷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调查,第二部分是对阅读情况的调查。本次调查使用的问卷共有十五道问题,其中封闭型问题共十四道,开放型问题一道。

首先,先对各个高等院校大学生的阅读目的进行剖析。意料之中的是,有28%的大学生阅读仅是为了学习之用,为了精通专业、通过考试阅读的必然是一些教辅用书、参考资料,事实上这类强迫阅读不仅内容局限,而且形式死板,在出于必要甚至无奈的情况下的阅读直接导致阅读效果较差,多少违背了阅读的本意。可喜的是仍有27%的大学生阅读是出于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目的,正所谓技多不压身,这样的阅读是我们应当认可并鼓励的。亦有21%的大学生阅读是为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正如波罗果夫所说:“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它能够陶冶人的感情与气质,使人高尚。”一本好书,尤其是经典名著将提升个人的内在涵养,增添个人气质,提高文化修养;而“一本新书像一艘船,带领着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凯勒的话完美地诠释了阅读能增长见识、开阔视野的功效。我们能从书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个黄金屋,而是无数个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新世界,与书中主人公人生的新体验将会为我们开启另一扇门,通往自我提升的新境界。

其次,调查将视线聚焦到阅读本身,关注大学生阅读的结构、类型、时间、数量与质量。正如英国著名散文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言:“读书使人充实,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在浩瀚书海中,面临的选择千千万,读什么样的书成了阅读者要解决的头等大事,据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选择了自然社科,以此更好地了解其所在的自然与社会世界,亦有28%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阅读文学艺术,这表明仍有很大一部分人被人文世界所吸引,而仅有18%的大学生更喜爱看休闲娱乐方面的书,为自己苦闷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几乎同样比例的大学生多为阅读生活励志,从身边小事中重获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调查所显示的有关经典阅读的数据不免令人生忧,近半数的大学生每周经典阅读时间连一个小时都不到,仅有9%的大学生一周的经典阅读时间能达到6个小时以上。不仅时间令人担忧,阅读数量和质量也差强人意。超过半数的大学生一年经典阅读量在5本以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阅读量在每年15本以上的只有寥寥4%。并且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43%的坦言自己的阅读速度和质量不高,仅有14%的大学生表明自己的阅读速度和质量还可以。阅读时间少、阅读数量小、阅读质量低,大学生如此阅读现状怎能不令人担忧?

再者,调查扩展到了阅读外部环境上,从阅读渠道和阅读环境两方面着手。接近半数的大学生是在图书馆中借阅图书,对于生活费有限的大学生而言不仅节约了钱财,而且节约了资源。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大学生,随着网络与信息的不断发展,有29%的人选择直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书籍阅读,这种随时随地的阅读很便捷,但是阅读的书籍类型不免打一个问号。与此同时,仍有18%的大学生更偏爱购买书籍阅读,购买的书籍不但可以自由地在书上做一些笔记,而且对于有藏书癖的大学生而言即使节衣缩食也定要买书。据调查显示,近70%的学生是在图书馆进行的阅读,那里良好的氛围及随时可以选阅自己感兴趣书籍的便利使图书馆成为大学生阅读的首选。当然,一部分大学生选择在教室或宿舍阅读,比例分别为18%和11%。对于图书馆这个主要的阅读阵地,该调查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即学校图书馆的图书能否满足大学生的需求,63%的学生表示基本能满足,但也有17%的称并不能满足,还有待改善。

最后,该调查针对现代大学生的经典阅读问题和态度进一步探究。近40%的大学生在读书困惑的调查中表示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有28%的大学生觉得读完了以后没有什么际用处,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并进一步解决和完善。在影响每天阅读的因素调查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推脱是因为学业繁忙而没有足够时间阅读,近乎同等比例的大学生声称找不到适合自己阅读的书籍,亦有18%的人表示不阅读是因为觉得读书没有什么用处,还有22%的人坦言是因为不喜欢才不阅读的。然而想做喜欢的事总会挤出时间和精力,而为不做不喜欢的事总能找出理由和借口,学习繁忙并不是借口,茫茫书海找不到适合阅读的书籍算得上是可笑的理由。阅读经典名著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将一点点逐步改善你的性格修养,功利性地想要立竿见影地看到现实效果是不现实的。可喜的是,大学生对待阅读经典名著的态度还是端正的,半数大学生认为应当多读经典名著,多读经典名著将对大学生学习工作乃至整个人生道路都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坦言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余应当挤出时间适当阅读一些经典名著。

四、应对措施及启示

英国著名演说家布鲁厄姆勋爵曾言:“教育能使一个民族易于领导,但难于驱策;易于统治,但难于奴役。”教育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超乎想象的。本次调查结果发现,近6成的大学生认为阅读经典名著对个人素质发展及社会全面进步起到促进作用,有3成人认为阅读经典名著带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甚至还有一小部分大学生觉得并不会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该调查结果反映出,仍有四成人还没有意识到阅读经典名著对现代社会产生的潜在影响,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大学生对待阅读经典名著的态度,对经典名著阅读对社会影响的看法,要想改变这令人担忧的现状必须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以下就上述问题提出三点应对措施。

其一,随着大学生经典名著阅读时间、数量与质量的不断下滑,各大高等院校应采取措施强制或半强制学生阅读经典名著。大学历来被称为自由翱翔的天堂,然而面对如此令人忧虑的经典名著阅读状况学校理应及时应对,改变现状。首先,应锻炼出一支具有浓厚阅读兴趣的师资力量,在这些教师的耳濡目染之下,学生必将受到感染,间接培养大学生的良好阅读习惯。其次,学校可以通过开办各类讲座,定期举行读书活动等形式,激发与培养大学生的阅读兴趣。甚至可以对各年级各专业热爱阅读的代表性人物进行全校表彰,使他们起到带头作用,形成全校将经典名著阅读进行到底的良好风气。

其二,鉴于70%的大学生都在图书馆进行阅读,而只有20%的人表示图书馆能够满足其需求,笔者认为应着重完善图书馆的馆藏和环境,使之更有利于大学生获取知识。一方面,图书馆应丰富馆藏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不但包含普通大学生借阅的哲学类、语言类、文学类、经济类、军事类、物理类、化学类等,还应照顾到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范围,适当增添一些较为偏冷的图书门类,如宗教类、心理类、考古类、冶金类、养殖类等,使大学生得以扩大兴趣范围,根据自己的兴趣择书而阅。另一方面,图书馆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调查期间笔者发现虽然图书馆普遍环境整洁、安静舒适,但仍有小部分学生会小声交头接耳及电话铃声不断等现象,对此图书馆应采取相应措施,如设派图书馆协管员提醒说话同学保持安静,贴设标语提醒同学进入图书馆先将手机静音等。

其三,对于大学生在阅读经典名著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如找不到合适的书,不知道读什么书,也不知道怎么读,甚至读完后没什么收获等,大学生应从自身做起,从自身找到原因及解决方案。第一,大学生应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设置自己的名著筛选标准,在对各类经典名著筛选后阅读真正适合自己的书籍。第二,大学生可以通过学生社团举行读书交流会或同学之间相互交流的形式,了解值得阅读的经典名著书目及切实有效的各类阅读方法。

五、结语

培根曾有一句名言:“书籍是思想的航船,在时代的波涛中破浪前进。它满载贵重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书籍,尤其是经典名著,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历久弥新,其中的思想精粹对大学生自身及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然而笔者对江苏省内各大理工院校的大学生经典名著现状的调查数据却发人深省,这老生常谈的回归经典名著问题已足以引起大学生、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极大重视。经典名著阅读不仅是大学生的培养液,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的力量源泉。

参考文献:

[1]崔波.大学生阅读文化经典的意义与途径[J].天中学刊,2009(24).

[2]张硕.对大学生阅读经典书籍状况的认识[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95).

[3]杨棣.关注大学生文化经典阅读[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4(54).

现代文学名著篇9

【关键词】 高等中医药 教育 中医经典著 教学

一个时期以来,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经典著作教学出现了弱化的趋势,甚至于有视研习中医经典及中医古籍文献为“守旧”、“复古”者。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中医经典著作的教学?本文的有关探讨将有助于更为理性地认识这一 问题 。

1.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是中医药名家成才的共性规律之一

考诸古代医学文献,不难发现,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 研究 ,换言之,重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的学习和研究,习医多有所成,此乃中医教育实践的 历史 对中医经典著作之于中医药人才成才作用的充分肯定与强调,揭示了中医药名家成才的共性规律之一。就新 中国 老一辈中医药学家的成长而言,情形也大致如此。笔者将山东中医学院周凤梧、张奇文、丛林主编,山东 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所录97家著名中医药学家对中医经典著作的态度进行了 分析 ,结果显示: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及背诵者共计87人,约占89.7%。

2.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完整把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需要

有关研究显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演进”的关系[1],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传统文化的 发展 出现了第一次高峰,中医学也相应地出现了发展的第一次高峰——《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相继问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从奠基走向了体系的形成,中医经典著作的问世同样宣告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理、法、方、药俱备的体系的形成。《黄帝内经》重在明理,《伤寒杂病论》重在立法、处方,《神农本草经》则为药物学专著。《黄帝内经》虽既有理,又有法;既有方(仅十三方,后世并不常用),也有药,但其方药甚简,故传统观点认为“《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的观点,其名不副实是显而易见的[2]。经典著作中任何一部著作均不可能代表中医学理论的完整体系。反之,缺少其中任何一部著作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又是残缺不全的。诸书合一,方可窥中医学理论体系之全豹。正其如此,所以诸多著名中医药学者常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不是只学习其中的一部、两部或三部。“学好医学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基础和关键。”[3]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习并非平等视之,而是有所倚重。如,“《内经》与《难经》是中医理论之渊源,不可不读。……我最推崇的是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4]“四部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的精华,其中首推仲景学说。”[5]

3.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学有根本”的需要

4.重视中医经典著作 学习 是避免过度诠释的需要

中医经典著作,一如其他 科技 作品,其作者的本义具有唯一性。但是,由于诠释者“对同样的文字之理解,又会受到文化水平、临床经验、阅历、判断力和想象力等种种因素的 影响 。因此,要还原到作者所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实际情况,其准确性就比较差。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已经作古的前辈名家面前,由他们通过实际病例讲解 总结 成文字的东西”[8]。正如《难经·十六难》所云:“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所以,历代医家结合自身的临床实践对中医经典著作所作的理解与阐发,一方面丰富、 发展 了中医经典著作所奠定的中医学 理论 体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误解、曲解、重塑经旨的“过度诠释”现象。“一个本文一旦成为某一文化的‘神圣’本文……无疑也会遭到‘过度’诠释。”[9]毋庸讳言,对中医经典著作的过度诠释有着悠久的 历史 ,且十分普遍。因此,前人(即便是名家)的诠释也不能代替后学亲炙中医经典著作。以 目前 的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 科学 》替代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习,更是捉襟见肘。正如徐荣斋先生所云:“《内经》理论蕴藏之富,真如一座宝山,经过古今学者的勘探和发掘,各有所得,足征‘矿源’是丰富的。如何继续发掘?如何扬长避短、取精去粗地古为今用?确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做去的实际工作。”[10]

5.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获取间接经验的需要

历代医学 文献 ,汗牛充栋,记载着前人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与智慧。是否善于获取这一间接经验对于中医药人的成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实为后学之“巨人的肩膀”。其中,《内经》等经典最为古奥,要求有较高的 中国 古代文化(包括古文)素养,攻克这一难关,具备研读中医经典著作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从嗣后的历代医学文献中获取间接知识,有关困难也就不复存在。

6.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专业思想培养的需要

中医经典著作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使中国一跃成为当时东方无可争议的医学中心,诸多记载甚至超越了同一时期以盖仑为代表的西方医学。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传统医学相继消亡的21世纪,中医学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神话般地延续着自身的发展。其独特的医学思想、医学 方法 及诊疗技术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就这一角度看,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对于激发当前的习医者,尤其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药专业学生的专业自豪感与兴趣、巩固专业思想也有着相当的 教育 意义。

【 参考 文献】

1 李如辉.论中医文化学 研究 [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2,26(2):4.

2 印会河.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

3 戴 岐,靖玉仲,刘振芝.忆刘惠民老中医的学术特点.见:周凤梧,张奇文 ,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m].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15.

4 祝谌予.中医学术应当发展提高.见:周凤梧,张奇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m].第2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 出版社,1984.261.

5 陈大启,孙志洁.仲景学说实践家——陈慎吾.见:周凤梧,张奇 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m].济南:山东科学技 术出版社,1985.278.

6 哈荔田.学无止境 锲而不舍.见:周凤梧,张奇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m].第2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1984.230.

7 魏长春.追忆旧迹 寄奉后学.见:周凤梧,张奇文,丛 林主编. 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235.

现代文学名著篇10

当前,大家宁愿看网络小说、“快餐读物”,也不愿去啃像砖头一样的世界名著。调查发现,仅11.8%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年轻人阅读原著。50.3%的人表示,很多年轻人是通过“电视”接触名著,45%的人表示是通过“电影”接触名著,42.7%的人表示是通过“电子书”。中国传媒大学大二学生刘晓曦说,虽说名著阅读是通识教育的基础,但是最基础的中国“四大名著”,很多同学完全没看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国龙每次在讲课或做讲座时,但凡涉及经典名著,都会当场做小调查,结果常常让他意外。“不少本应耳熟能详的作品却鲜有人知道,更不用说阅读了。比如,我国的《三言》、《二拍》,国外的《简·爱》《呼啸山庄》等。要知道,我调查的对象多是人文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教语文的中小学教师。名著在当下受到的冷遇可见一斑。”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少年不读名著呢?当今时代科技日新月异,阅读方式多种多样,很多青少年迷上了手机、电脑等电子阅读。电子阅读确实提高了阅读效率,但也陷入了不少误区。其一,读书速成化,不论看什么书籍,都喜欢速战速决,蜻蜓点水,错过了“品味”的好时机;其二,俗浅化,满足于走马观花,不愿主动探究、提出质疑和深度思考;其三,功利化,对有用的图书非常着迷,而对于所谓的名著和闲书置之不理,正如读书推广大使白岩松所言,“走到新华书店,全是一些有用的书,考试类的健康类的工具书。这个社会都在倡导有用,什么叫有用呢?跟钱、权、名利有关,就有用!”

与此同时,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父母都忙着把孩子送到各种补习班,很少鼓励孩子读名著。另外,现在的娱乐方式多种多样,而读书又需要全身心投入,不像唱歌、玩网游,可以带来直接的刺激。而且对于怎样读名著、读哪些名著,现在的青少年缺乏引导。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永认为,导致青少年不读名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快节奏的学习和较强的生活压力下,艰深而量大的名著得花很多时间才能读完;二是整个社会风气浮躁且功利化,很多人想了解能马上解决眼前问题的信息,阅读名著可能不会起到那么直接而快速的效果。

张国龙则表示,当下图书品类琳琅满目,各种畅销书总能“各领三五月”,令读者目不暇接。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青年自然难以忙里偷闲啃那些不能“与时俱进”的名著。加上名著大多厚重、严肃,显然与“快乐至上”的时代情绪相违背。没有一定专业素养的读者,很难与名著心灵相通。

名著之所以被称为名著,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流行性,第二是经典性。当今受追捧的青春读物可能具有流行性和影响力,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还有待历史检验。当代文化肯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新经典,但新的经典到底是哪些作品,还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