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故事十篇

学校的故事篇1

这是一个发生在学校的一个故事

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他蹲在房檐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在心里猜测：她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原因大概和他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

那天班上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班主任主持，班长顾养民念报纸。孙少平一句也没听，低着头悄悄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没有发现跛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规行为。直等到老师走到他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过之后，他才猛地惊呆了。全班顿时哄堂大笑。顾养民不念报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但孙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他呀。班主任把没收的书放在讲桌上，先没说什么，让顾养民接着往下念。学习完了以后，老师把他叫到宿舍，意外地把书又还给了他，并且说：“《红岩》是一本好书，但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去吧”孙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退出了老师的房子。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的谴责，反而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使他对书更加珍爱了。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没有这一点，他就无法熬过眼前这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

小学生活随着童年的逝去而结束了。一九六四年，他和润叶双双考上了石圪节高小。他在全公社的考生中，名列第一。全村人都说他是个念书的好材料。他父亲也很高兴，就让他去了。石圪节离双水村近，可以每天和同村的学生相跟着回家吃饭，花费并不大。那两年，他就象后来的少平和现在的兰香一样，每天下午回家，第二天早上天不明就起身，带一顿干粮，和其他娃娃摸黑赶到石圪节。润叶家里光景好，已经上了学校的大灶，除过星期六，大部分都在学校住宿，不天天受罪跑路了。他们仍然是一个班，还是同桌。他学习好，常给润叶帮助。如果考试的时候，润叶不会，他还偷偷给她看自己的答卷。要是哪个男同学敢欺负润叶，他就不怕别人瞎说他和润叶的长长短短，站出来护着润叶。一次，一个男同学在操场上故意把篮球往润叶身上扔，他过去把那家伙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让老师把他狠狠训了一顿。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她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县高中。由于她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村里人都没有卡她。至于她家的光景，当然已经破落的一塌糊涂。唯一能说明过去发达的迹象，就是一张折了一条腿的破太师椅。现在一家几口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分来养活。遇个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他们家也沾不上一点边；全家人只好饥一顿饿一顿凑合着过日子。一家人多少年来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盼她能给这个败落的家庭带来一丝光明；因此不管家里穷到什么程度，父母亲也咬着牙坚持供她上学。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但很有一些心计。起先，她和孙少平一样，因为自己家庭贫困，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最使她窘迫的是，她吃不起好点的饭，顿顿都是黑高粱面馍。女孩子爱面子，她不愿在大庭广众面前领自己那份不光彩的干粮，顿顿饭都是等别人吃完后她才去。

想看下一集就等等吧

学校的故事篇2

这是一个发生在学校的一个故事

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他蹲在房檐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在心里猜测：她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原因大概和他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

那天班上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班主任主持，班长顾养民念报纸。孙少平一句也没听，低着头悄悄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没有发现跛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规行为。直等到老师走到他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过之后，他才猛地惊呆了。全班顿时哄堂大笑。顾养民不念报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但孙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他呀。班主任把没收的书放在讲桌上，先没说什么，让顾养民接着往下念。学习完了以后，老师把他叫到宿舍，意外地把书又还给了他，并且说：“《红岩》是一本好书，但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去吧”孙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退出了老师的房子。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的谴责，反而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使他对书更加珍爱了。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没有这一点，他就无法熬过眼前这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

小学生活随着童年的逝去而结束了。一九年，他和润叶双双考上了石圪节高小。他在全公社的考生中，名列第一。全村人都说他是个念书的好材料。他父亲也很高兴，就让他去了。石圪节离双水村近，可以每天和同村的学生相跟着回家吃饭，花费并不大。那两年，他就象后来的少平和现在的兰香一样，每天下午回家，第二天早上天不明就起身，带一顿干粮，和其他娃娃摸黑赶到石圪节。润叶家里光景好，已经上了学校的大灶，除过星期六，大部分都在学校住宿，不天天受罪跑路了。他们仍然是一个班，还是同桌。他学习好，常给润叶帮助。如果考试的时候，润叶不会，他还偷偷给她看自己的答卷。要是哪个男同学敢欺负润叶，他就不怕别人瞎说他和润叶的长长短短，站出来护着润叶。一次，一个男同学在操场上故意把篮球往润叶身上扔，他过去把那家伙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让老师把他狠狠训了一顿。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她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县高中。由于她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村里人都没有卡她。至于她家的光景，当然已经破落的一塌糊涂。唯一能说明过去发达的迹象，就是一张折了一条腿的破太师椅。现在一家几口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分来养活。遇个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他们家也沾不上一点边；全家人只好饥一顿饿一顿凑合着过日子。一家人多少年来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盼她能给这个败落的家庭带来一丝光明；因此不管家里穷到什么程度，父母亲也咬着牙坚持供她上学。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但很有一些心计。起先，她和孙少平一样，因为自己家庭贫困，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最使她窘迫的是，她吃不起好点的饭，顿顿都是黑高粱面馍。女孩子爱面子，她不愿在大庭广众面前领自己那份不光彩的干粮，顿顿饭都是等别人吃完后她才去。

想看下一集就等等吧

学校的故事篇3

论文关键词：学校体育 伤害事故 法律责任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是国家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体育教学不仅是国家人才培养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对提高整个民族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育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学校体育活动中存在着伤害事故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有的是可预见的，有的无法预见．这就是学校和体育教师所要承受的一种风险。因此，从法律上了解责任事故及其范围，明确法律责任，正确处理和预防伤害事故的发生．对于学校体育工作的正常开展，维护学校、体育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是非常迫切的。如何处理和防范这类事故。已经成为学校、家庭和社会都极为关注的重要J司题。

1．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范围及类型

2002年出台的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2条明确了学生伤害事故的范围：“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在学校正常的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伤害事故；2)非授课时间(即课间休息或课外活动时)学生在校园内进行身体活动时受伤的事故：3)由于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学生身体伤害事故；4)由于教师的不当教育行为对学生身体造成的伤害事故。在这几类事故中，责任追究处理引起争议较多的是第二类和第三类。

2．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

2．1学校方面的原因

2．1．1对于存在明显责任的伤害事故。如学校或教师对事故隐患没有及时认真检查，没有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学校卫生保健制度不健全，对易发生事故项目的教学、训练、比赛组织不当，对学生要求不严格，没有严格按教学大纲组织教学．责任心不够强。

2．1．2明知存有事故隐患．但没有采取相应有效的防范措施，如运动场地的器材、场地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学校没有及时保养维修，造成伤害：学校或教师没有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意识教育，学校、教师玩忽职守，不能尽职尽责，存有严重的失职、渎职行为，或辱骂、殴打、体罚学生等，给他人身心安全造成严重伤害。

2．2学生自身方面的原因

学生不遵守纪律，不按教师规定的要求进行锻炼或训练等，或由于学生有先天性疾病等自身健康方面的原因，在参加体育活动时发生了伤害事故：还有些学生有特殊疾病或器质性疾病，不好意思说或者没有意识到隐瞒实情的后果，思想上存有侥幸心理．学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教学计划正常组织体育课，属于正当的教学活动，结果导致伤害事故的发生．由学生或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承担其事故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l1条第1款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大学生一般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应当充分预见到隐瞒自己的病情会产生的后果。学校并无过错行为和不当之处．也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2．3不可预见的意外原因

体育活动本身激烈的竞争性，再加上一些客观上所不能预见的意外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伤害事故。依据《民法通则》：“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此类情况应运用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如足球课中，足球守门员在扑球时不幸头部撞到了球门柱上，造成的学生人生伤害就纯属意外事故《办法》第12条第5款、6款规定：“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

3．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

在学校体育中的责任事故处理中进行事故责任界定时．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凭主观臆想来判定事故的责任。在进行事故责任界定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归责原则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3款，132条规定，以及有关特别法的规定，包括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

3．1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民事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同时适用于侵权行为责任和违约行为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表明我国民事立法已把过错责任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确认其作为一般归责原则的法律地位。其含义在于：过错责任不仅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构成要件，而且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要件，同时，也以过错作为确定行为人的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过错是指行为人表现出的违背法律与道德的主观心理状态，从其形式上看有过失与故意两种。学校或教师在管理教育活动中有行为过错，致使学生伤亡事故的发生，学校应当依据其行为过错程度而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如果学校疏于对体育场地、器材等的维护和管理，或者体育教师在学校体育活动中未尽到应尽的义务，由此而发生的体育伤害事故．则学校在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过错，其法律责任不可推卸。

3．2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也称为客观责任、严格责任、结果责任是指在特殊情况下，无过错的行为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是指当发生损害后，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又不考虑受害人过失的一种法定责任形式，其目的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学生在校期间进行体育活动时造成伤害，是一种监护责任，适用特殊的民事责任中的监护责任。因此，学校也要承担不伤害的民事责任给予受伤害者一定程度的补偿。显然，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一原则不能滥用．如果行为人无过错，但只要一有损害就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责任，那么将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3．3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也称平衡责任，指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在不能根据法律适用无过错责任，又不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民法通则》第132条之规定：“以公平考虑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责任。”即学校应当给予受伤害学生一定的经济补偿，承担一定的公平责任。法院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按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判定，由双方分担损失的一种确定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现代各国的侵权行为法大多是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存，而公平责任原则是产生于这两个归责原则之后的另一个归责原则，已逐渐被各国立法所采用。从各国立法情况看，公平责任原则虽然与无过错责任一样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承担责任的条件，但公平责任原则又是与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有着本质区别的。

学校的故事篇4

内容提要: 要确定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关键的在于对学校的义务在法律上作出科学的界定。无论致害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只要损害结果因学校预见或者应当预见而未能避免的,学校即应承担侵权责任。在学生或监护人与学校之间还存在教育合同关系,学校对于学生安全还负有合同义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存在着学校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发生竞合的问题。

学生安全事故,是指学生因接受教育而处于学校管理之下时发生伤亡事件。其范围包括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以及在为参加教育教学活动为目的的交通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对学生安全事故中,如何确定学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学界和实务部门皆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学校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其特殊性,在教学管理活动中,它既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又要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只不过是学校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法律后果而已。

因此,要确定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关键的在于对学校的义务在法律上作出科学的界定。

一、法定义务、过错与侵权责任

学生安全事故发生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过程之中,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职责。尽管某些事故的直接成因并非学校或教职工的行为,但学校执行有关规定不到位,往往是事故苗头未能在萌芽状态中消灭或者事故损害程度未能有效控制的原因。在我国,有大量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有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规定,这些规定的立法目的就在于保护学生。但是,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学校的相关义务是行政法上的义务,而非民法上的义务;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均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责任,而非民事责任。那么,学生是否可以根据这些规定来请求损害赔偿呢?

在德国、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上,因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而致损害的,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规定由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理论上,通说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

这里所说的“保护他人的法律”,就是指那些未为受害人规定权利而只为行为人设定义务的法律,因此受害人无从据以主张权利救济。本文所说的那些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即属此类。但是,我国法律并未规定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而致损害的即按侵权根据民法处理;相反,一般而言,法院确认侵权是否成立,先要看看受害人的何种法定权利受到了行为人的侵害。根据上述情况虽然在人格利益的保护方面随着法院对一般人格权这一框架权利的确认而得到了改变,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着“无权利即无救济”的模糊认识。其实,行政法上为保护特定人而为他人设定了义务,但并未为被保护人设定相应的民事权利;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直接侵害的客体只是行政管理秩序,而并非他人的财产或人身。

但是,只要行为人遵守了这些法律,被保护人所受的损害就可以避免,因此他对他人的守法行为享有实际的利益,这种利益也是法律所保护的,理论上称为权利以外的法益。在行政法未能充分予以保护的情况下,这种法益也应当受到民法的保护。在民法所调整与此类法益相关的法律关系中,这类法益是作为法律事实而存在的,保护的方法是民法的方法而不再是行政法的方式。换句话说,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在法益由民法保护以后事实上应当被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来看待。

比如,《建筑法》第22 条[1]禁止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这一规定为学校建设校舍设定了义务。但是,并未为学生设定相应的权利。从该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2]来看是行政处罚,这表明,以上条文表达的纯粹是一个行政法规范。但是,根据该法第1 条和第5 条第1 款的规定,第22 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以保护进入该校舍的人的安全[3]。如果学校违反《建筑法》规定,将校舍发包给无法定资质的施工企业承建,而校舍峻工后存有安全隐患,最终校舍倒塌学生伤亡。学校虽然没有实施直接针对学生人身的侵权行为,但违反了“保护他人之法律”,从而损害学生受法律保护的安全利益,应承担民事责任。

《教育法》第81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条所确立的由民法保护的客体

,是所有合法权益,而并非仅仅为民事法律所明文设定的民事权利。值得指出的是,《教育法》这个法律文件中,本身既有私法规范也有公法规范。

其他与学校管理相关的各种规章,都是对《教育法》有关规定的具体化。这些规章虽然只能对行政责任加以规定,而不能对民事责任加以规定,但其中也确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民法的调整。换个角度来看,只要规章所设定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合法有效且向社会公布的,人们就有理由信赖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会依照这些制度行事,并据此与学校建立民事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规章虽然不是民事规范,但规章所确立的有关制度,可以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事实,据以认定学校对学生安全之注意义务的标准。

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学校设定的在学生安全方面的管理职责,体现了学校对学生安全的法定义务。一般而言,此类管理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保证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在合理的范围内排除上述设施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2) 建立健全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

在这方面,相应的规范性文件都明确规定了学校的管理职责。比如《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试行) 》第13 条对此就作了具体的规定:

“对因不重视治安保卫工作,制度不健全,防范不力,导致发生盗窃、破坏和治安灾害事故或刑事、治安案件及因教育管理不力,本单位人员违人进行处理。”(3) 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就对其品质是否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严加把关。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就是学校注意义务的标准。(4) 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应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和自然规律就所组织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是否适合未成年学生从事、参加作出适当的判断;对学生有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之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的情况作必要的了解并采取相关的措施。(5) 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不良后果加重;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应予告诫、制止;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应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避免未成年学生因此遭受伤害。(6) 学校应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让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之疾病的人担任教师或者其他

关键词: 学生安全事故/监护/教育合同/强制缔约/附随义务

内容提要: 要确定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关键的在于对学校的义务在法律上作出科学的界定。无论致害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只要损害结果因学校预见或者应当预见而未能避免的,学校即应承担侵权责任。在学生或监护人与学校之间还存在教育合同关系,学校对于学生安全还负有合同义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存在着学校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发生竞合的问题。

学生安全事故,是指学生因接受教育而处于学校管理之下时发生伤亡事件。其范围包括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以及在为参加教育教学活动为目的的交通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对学生安全事故中,如何确定学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学界和实务部门皆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学校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其特殊性,在教学管理活动中,它既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又要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只不过是学校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法律后果而已。

因此,要确定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关键的在于对学校的义务在法律上作出科学的界定。

一、法定义务、过错与侵权责任

学生安全事故发生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过程之中,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职责。尽管某些事故的直接成因并非学校或教职工的行为,但学校执行有关规定不到位,往往是事故苗头未能在萌芽状态中消灭或者事故损害程度未能有效控制的原因。在我国,有大量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有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规定,这些规定的立法目的就在于保护学生。但是,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学校的相关义务是行政法上的义务,而非民法上的义务;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均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责任,而非民事责任。那么,学生是否可以根据这些规定来请求损害赔偿呢?

在德国、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上,因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而致损害的,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规定由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理论上,通说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

这里所说的“保护他人的法律”,就是指那些未为受害人规定权利而只为行为人设定义务的法律,因此受害人无从据以主张权利救济。本文所说的那些涉及学生安全事故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即属此类。但是,我国法律并未规定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而致损害的即按侵权根据民法处理;相反,一般而言,法院确认侵权是否成立,先要看看受害人的何种法定权利受到了行为人的侵害。根据上述情况虽然在人格利益的保护方面随着法院对一般人格权这一框架权利的确认而得到了改变,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着“无权利即无救济”的模糊认识。其实,行政法上为保护特定人而为他人设定了义务,但并未为被保护人设定相应的民事权利;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直接侵害的客体只是行政管理秩序,而并非他人的财产或人身。

但是,只要行为人遵守了这些法律,被保护人所受的损害就可以避免,因此他对他人的守法行为享有实际的利益,这种利益也是法律所保护的,理论上称为权利以外的法益。在行政法未能充分予以保护的情况下,这种法益也应当受到民法的保护。在民法所调整与此类法益相关的法律关系中,这类法益是作为法律事实而存在的,保护的方法是民法的方法而不再是行政法的方式。换句话说,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在法益由民法保护以后事实上应当被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来看待。

比如,《建筑法》第22 条[1]禁止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这一规定为学校建设校舍设定了义务。但是,并未为学生设定相应的权利。从该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2]来看是行政处罚,这表明,以上条文表达的纯粹是一个行政法规范。但是,根据该法第1 条和第5 条第1 款的规定,第22 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以保护进入该校舍的人的安全[3]。如果学校违反《建筑法》规定,将校舍发包给无法定资质的施工企业承建,而校舍峻工后存有安全隐患,最终校舍倒塌学生伤亡。学校虽然没有实施直接针对学生人身的侵权行为,但违反了“保护他人之法律”,从而损害学生受法律保护的安全利益,应承担民事责任。

《教育法》第81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条所确立的由民法保护的客体,是所有合法权益,而并非仅仅为民事法律所明文设定的民事权利。值得指出的是,《教育法》这个法律文件中,本身既有私法规范也有公法规范。

其他与学校管理相关的各种规章,都是对《教育法》有关规定的具体化。这些规章虽然只能对行政责任加以规定,而不能对民事责 任加以规定,但其中也确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民法的调整。换个角度来看,只要规章所设定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合法有效且向社会公布的,人们就有理由信赖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会依照这些制度行事,并据此与学校建立民事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规章虽然不是民事规范,但规章所确立的有关制度,可以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事实,据以认定学校对学生安全之注意义务的标准。

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学校设定的在学生安全方面的管理职责,体现了学校对学生安全的法定义务。一般而言,此类管理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保证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在合理的范围内排除上述设施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2) 建立健全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

在这方面,相应的规范性文件都明确规定了学校的管理职责。比如《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试行) 》第13 条对此就作了具体的规定:

“对因不重视治安保卫工作,制度不健全,防范不力,导致发生盗窃、破坏和治安灾害事故或刑事、治安案件及因教育管理不力,本单位人员违人进行处理。”(3) 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就对其品质是否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严加把关。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就是学校注意义务的标准。(4) 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应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和自然规律就所组织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是否适合未成年学生从事、参加作出适当的判断;对学生有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之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的情况作必要的了解并采取相关的措施。(5) 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不良后果加重;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应予告诫、制止;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应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避免未成年学生因此遭受伤害。(6) 学校应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让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之疾病的人担任教师或者其他地人民政府批准。”第12 条第1 款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在此基础上,《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11 条又进一步规定:“当地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至迟在新学年始业前十五天,将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的入学通知发给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适龄儿童、少年的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按照通知要求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据此,儿童、少年的监护人与特定的学校双方均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至于《义务教育法》第5 条是为其监护人和特定学校强制缔约义务的前提之一。[9]

(二) 教育合同上的安全保障义务

如果在教育合同或者专项协议[10]中以书面形式明文约定由学校对学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种义务是合同主要义务的一部分,如果有损害事实发生则学校须按《合同法》的规定负严格责任,违约责任不以债务人有过错为前提。即使事故系由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所致,学校的违约责任也在所难免。

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如果教育合同当事人事先未以书面形式就学生安全保障事宜作出约定,那么又应如何处理呢? 笔者认为,虽然教育合同中学校一方的主要义务是教书育人;但是,对于学生的人身、健康、财产等法益,学校还负有尽力予以保障的附随义务。当然,安全保障作为附随义务,与作为合同主要义务,是有很大区别的。附随义务的违反产生过错责任,而合同主要义务的违反则产生严格责任。

王泽鉴先生认为:“在债的关系上,除给付义务外,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事人间尚发生保护、照顾、通知、忠实及协力等义务。此等义务非自始确定,而是在契约发展过程中,依事态情况而有所不同,故在学说上称为‘附随义务’或‘其他行为义务’。附随义务之主要功能,在于保障债权的实现,并使债权人之人身或其他法益,不致因债务人之行为而遭受损害。故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致债权人受损害,构成加害给付,应负赔偿责任。”[11]我国合同法接受了这一理论。《合同法》第60 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所谓保护、照顾、通知、忠实及协力等义务,无一不与学生安全相关。因此,学生安全成为学校的合同义务,无可置疑。在未成年学生,虽然并非合同当事人,却也受到合同的保护,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当然地属于“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依契约之意义、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契约上之注意及保护义务,原则上亦应延伸及于因债权人之关系而与债务人之给付发生接触,而债权人对其并负有照顾及保护之人。”[12]附随义务是与合同主要义务相联的,因为学校履行教育合同的某些行为,客观必然给学生带来了人身、健康、财产等方面的危险,比如学校的选址决定了学生所处的治安环境等,而且学校作为一个组织也比个人更有条件防范和遏制事故的发生。

笔者认为,违反附随义务的民事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因为既然双方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约定,就说明双方对于具体的情况是无法作出详尽的预见,学生或其监护人根据合同也未作相应的对待给付,而合同上的严格责任则是与有对待给付的明确的主要义务相关的。根据《合同法》第60 条的规定,附随义务是事先未作明确约定,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依照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加以特定化的。因此,义务的内容本身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的,因此其责任也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认定。在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遵守约定就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而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没有过错即不存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所以,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应当是过错责任。比如,在体育课的竞技活动中,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学校已经根据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采取了应当采取的防范措施,那么学校即已尽到教育合同上安全保障的附随义务,即使发生安全事故而致学生受伤,也不必承担违约责任。但如果事故是由于体育设施的隐患所致,即使任课教师没有责任,学校的责任也是在所难避的。

在学校履行附随义务的过程中,如果第三方的行为致使学生的财产或人身权利受到损害,学校是否须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种情况是,在履行教育合同的过程中学生因与第三人交易而发生安全事故。本文试以因校内商品供应而出现的学生安全事故为例进行分析。如果学校后勤部门提供的食品质量不符合标准导致学生食物中毒,而这些食品又是学校从第三方采购的;那么学校与学生是直接供应食品的关系,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学校自然须负违约责任。如果食品的供应者是经校方允许在校内设立店、摊的供应商自行向学生供应,而导致学生食物中毒,学校是否有责任呢?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与学生之间虽然不存在食品买卖合同,但围绕食品安全,学校是否负有教育合同上的附随义务,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校园 是履行教育合同的场所,但学生与进入校园的商人之间进行与教育合同无关的交易,也并未受到法律的禁止。问题在于,学生与进入校园的商人交易并非全然与教育合同的履行无关。比如学生就餐,如果根据学校的地理位置等情况学生只能在校内就餐,而学校未提供餐饮服务,那么学校允许进入校园的商人便成了学生别无选择的交易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与商人之间的交易是为实现教育合同之目的而进行的,学校当然负有对商人的服务品质进行审核把关以保障学生食品安全的义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学生为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他们与一切进入校园的商人进行交易,学校均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第二种情况是,在履行教育合同的过程中学生遭受第三人侵权而发生安全事故。校外人员进入校园殴打学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情况。

第三人对学生的侵权行为,对于学校而言并不属于不可抗力。而且,由于学校教育合同上安全保障的附随义务在法理上和社会上均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学校也不适用有关紧急避险的规定。那么,合同上的附随义务的履行,是否以损害的避免为标准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一个强大的犯罪组织纠集多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持枪冲入校园进行疯狂扫射,就不能要求学校完全避免学生受到损害。但如果存在学校的教职工临阵逃跑、或者学校事先已经得到警告而未及时报警等情况,那么就应认定学校未尽教育合同上的附随义务。

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监护人可以将全部或部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行使。如果未成年人与学校的之间教育合同实际履行,笔者认为可以认定在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与学校之间形成委托监护的合同关系。

委托关系并不限于书面形式,即使双方未以书面形式作出明确的约定,委托关系也可视为双方已以默示方式设立。未成年人到学校学习期间,其监护人客观上无法履行即时监护职责,如果这一职责不转移于学校,则监护落空。

监护人的行为致使监护落空,则为违法。但将未成年人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为监护人之法定义务,因此其行为不可能违法。据此推定,即时监护职责必然转移。至于学校,履行即时监护职责,为惟一具备有时间和空间上之客观条件的法律关系主体。当然,监护职责一般不可能全部转移给学校,因为对未成年的教育和生活照顾过程不仅仅发生在学校。除非是长时间寄宿制的学生,在其寄宿期间的主要监护职责归于学校,但也不可能是全部。比如,由于监护人出于种种原因未给予充分的费用而致使未成年学生无法及时治疗疾病,导致事故发生的,那么监护人对于该事故至少是有部分责任的。没有明确的书面委托并不等于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就没有法定的监护职责。基于教育合同,此项监护职责是学校附随义务的必然内容。《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第7 条第2 款中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但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学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相应监护职责的情形除外。”这里的法律规定,自然应当包括《合同法》第60 条关于附随义务的规定,否则规章自身的规定无效。所不同者,也仅在于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为过错责任而非严格责任。

委托关系的成立,意味着学校如果未尽照管职责就必须对未成年学生遭受的损害或者未成年学生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即使未成年学生所受损害系第三方侵权所致。至于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有书面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书面约定的,则视未成年学生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有所不同。如果学生是无行为能力人,则学校应对委托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学生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则损害结果的发生原因比较复杂,未必完全是未成年学生当时得到的监护不周所致,有可能存在其他原因,所以按学校和监护人过错的大小分担责任。过错大小,则视学校或监护人的过失对于未成年学生的侵权行为未能被预防或制止或者未成年学生遭受的损害未能避免所起到的作用大小而定。如果学校或监护人中有一方故意引发学生安全事故的,则应向对方负全责。

如果第三人受到未成年学生的侵权而致受损害,则不能以学校对实施侵权行为的未成年学生未尽监护职责为由,主张由学校对该受害人直接承担赔偿职责。即使受害人本身系未成年学生,由于其本人不可能是委托监护之合同当事人,也不能以学校未尽监护职责为由主张由学校直接对其承担民事责任。这与监护人本人未尽监护职责须承担侵权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但与学校有委托监护合同关系的未成年学生的家长,无论是实施侵权行为的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还是遭受侵害的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在其作为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均可依合同要求学校承担民事责任。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责任竞合是请求权基础规范竞合的结果,请求权人有权作出选择。在学生安全事故中存在着学校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发生竞合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在学生系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合同法上的赔偿请求权人与侵权法上的赔偿请求权人可能并非同一人。从合同法来看,这种情况下的教育合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由监护人作为合同当事人来追究学校的违约责任。而在侵权法律关系,可以向学校主张权利的当事人为学生本人,监护人仅得为其法定人。由于监护人可能为多人,如果这些人之间就请求权基础规范的选择而发生争议,或者以不同的事由分别,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如果原告或者原告法定人分别,按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最先的提起的诉予以立案受理,后来提起的诉讼则并案处理。诉讼过程中,开庭前原告或原告法定人一致要求变更案由的,如果不存在管辖权问题即予准许,否则驳回后由原告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

注释:

[1] 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

[2] 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3]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第五条第一款:“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4]史尚宽. 债法总论[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632.

[5] 该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6] 《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7] 《电力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业区内申请用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供电。”

[8]王利明、崔建远. 合同法新论?总则[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12.

[9] 在义务教育中,监护人与学校双方之间显然存在着合同关系。1. 适龄儿童、少年成为特定学校的学生,不可能由行政机关以行政行为直接为之,而必须由监护人与学校以法律行为为之,行政机关只是对监护人和学校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因此在监护人与学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法律关系。2. 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服务合同是以学生报名、学校发出录取通知书等方式成立的。监护人与学校之间是平等主体,他们之间 的法律关系只能是民事关系。3. 监护人与学校之间虽然义务教育免缴学费,但仍然存在着直接的互相对待给付的请求权,这是一种交易关系。4. 虽然双方的权利义务中法律直接规定的比较多,但在一定范围之内仍然由双方按意思自治原则加以明确化和具体化,比如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互相配合的方式(比如住校条件、接送规则) 、有关费用(比如教材费) 的支付。

[10] 合同和协议的书面形式包括以一方以“通知”、“注意事项”等书面形式发出要约而另一方以注册、缴费等行为作出承诺的情况。

学校的故事篇5

关键词：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类型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因学界的认知未能达成共识，故其具体范围及类型也未有统一认识。为了进一步把握和认知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有必要对其进行类型化的整理。因为只有做了这种整理，我们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各种类型分别予以关注，尽量避免该种类型伤害事故的发生，这样，对提高教学管理秩序，以及提高全民族的健身意识及提高全民身体素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够给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和素质教育工作提供一定帮助。

2.正文

所谓类型化，简而言之，就是分类，德国法学家考夫曼（Arthur Kaufman）认为类型化就是“对事物的本质的思考是一种类型学的思考”。类型化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有助于对抽象化的法律概念的认知，故此，对于尚不明晰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标准对其进行分类或类型化的剖析和解读。

2.1现状

就学界现有的论述来看，有的学者按照事故的表现形式分为三类，亦即“游戏型事故、恶作剧型事故和失职型事故。”有的以事故结果为依据分为人身伤害事故和死亡事故两种。有的学者以列举式的方法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类型化为：“1）在学校正常的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伤害事故；2）非授课时间（即课间休息或课外活动时）学生在校园内进行身体活动时的伤害事故；3）由于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学生身体伤害事故；4）由于教师的不当教育行为对学生身体造成的伤害事故。”有的学者从学校是否承担责任为标准，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分为学校责任事故和非学校责任事故两种类型。还有的学者“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办法》、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不同情形、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将造成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分为学校责任事故、学生责任事故、混合型责任事故、其他因素的责任事故。”由于研究视角和划分标准的不同，上述各种分类都具有其合理性。但均未能全面揭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类型，或过于简单或过于繁琐。

经过对比分析并结合我国现行法的规定，笔者认为，应以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性质作为类型化的标准。

2.2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性质

2.2.1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与侵权行为

“在现代体育发展成为全民参与的专门社会活动的情况下，体育权利逐渐成为了一项独立的权利，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具体内容。”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并未对公民的体育权利进行明确的规定和确认。在现有法律规定缺位的情况下，基于学校体育伤害所造成的学生体育权利侵害如何进行救济就成为法律界应当予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如何界定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性质和特点，如何适用现有法律解决尤其引发的法律纠纷亦是亟待研究的内容。

体育运动伤害行为是人身伤害行为的一种，受到侵害的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在我国现有的民事法律制度中，对于人身伤害的法律救济主要通过追究侵害人的侵权责任，并进而以民事损害赔偿来实现。当然，要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类型化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首当其冲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表现在在其构成要件方面或者它的责任构成及其分担方面。但这也并不是说只有在现行的法律不能解决这类侵权行为时才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类型。相反，其正当性即在于此类侵权行为在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方面的特殊性，也在于此类事故的多发性和复杂性。论文参考，类型。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性质和责任的认定及界分不仅仅涉及到一般法的规定，关涉到特别法的规定。论文参考，类型。它除了民法、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之外，还涉及到相关的教育的法律法规，如《教育法》、《教师法》等，如何在这些法律法规之间平衡且公平公正的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是非常必要和现实的。所以，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将其界分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类型是有其合理性的。就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特征而言：

其一，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

其二，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当事人一方须是在校学生。

其三，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须造成人身伤害的后果，造成其他损害的事故不包括在内。

其四，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学校包括各种学校，既包括全日制学校，也包括各种非全日制的学校。

总体而言，从行为的性质上分析，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属于民事侵权的范畴。

2.2.2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违法性

从实在法角度看，我国现有的法律并未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哪些行为属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也亟待立法予以确认。因此，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依据就成为认定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一个难题之一。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违法性的“法”的范围和渊源保包括哪些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现在学界还未有统一的共识和认知。

2.3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类型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属于侵权行为的范畴，囿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应将其界分为一个独立的侵权行为的类型。故此，以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性质或侵害主体行为的性质为标准，我们可将其类型化为学校侵权型事故、学生侵权型事故、第三人侵权型事故、共同侵权型事故和意外事件型事故五种类型。

2.3.1学校侵权型事故

以侵权责任是否由自己的侵权行为直接产生，可将侵权行为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直接侵权行为是指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依法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责任由侵权人自己承担，后者的责任由与侵权人有特殊关系的责任人承担。论文参考，类型。”据此，可将学校侵权型事故类型化为两种形态，其一是学校作为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其二是学校教职员工的作为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由于教职员工与学校的职务关系，因其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侵权责任依法由学校承担，故此也可归结为学校作为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

2.3.1.1学校作为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

学校作为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是指学校因故意或过失，在体育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的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造成学生人身权利损害，依法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事故。根据主观过错形式的不同，可将此种类型分为学校过失的体育伤害事故和学校故意的体育伤害事故。具体而言，这一类型的事故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学校体育设施事故

学校体育设施事故是指因学校的体育场馆、训练器械或其他体育设施不符合安全标准或存在不安全因素，造成学生在体育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事故。

（2）学校体育活动事故

学校体育活动事故是指因学校故意或过失，在学校组织的或学生在校自发进行的体育活动中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事故。

（3）学校违反法定义务事故

学校违反法定义务事故是指在学生参与的体育活动中，学校知道或应当知道学生存在不或教职员工存在不正当行为或疾病不适宜进行体育活动，却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而未进行必要的管理，从而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事故。

2.3.1.2、学校作为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

学校作为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是指学校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过失，在体育活动中违法造成学生人身损害，依法由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事故。

在学校作为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中，侵权行为是由学校教职员工直接做出的，但由于教职员工与学校之间的职务关系，学校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学校体育教学活动中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学校应对教职员工的侵权行为承担替代赔偿责任。

此外，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此处的违法“职务行为”主要包括：（1）学校教职员工在体育活动中体罚学生或在履行教师职责的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其他相关规定，从而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行为；（2）学校教职员工在负有管理职责期间，违法组织学生参加或明知学生参加学生具有超过学生能力的危险性的体育运动，从而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若伤害事故是由非职务行为所造成，则应由教职员工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3.2学生侵权型事故

学生侵权型事故是指因学生或其监护人的过错，在体育活动中违法造成其他学生或第三人人身损害，依法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事故。对于学生侵权型事故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就学生侵权型事故中的主体而言，侵害行为的实施者和事故责任者包括两种，一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一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的监护人。

其次，就学生侵权型事故的表现形式而言，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主要包括：（1）在体育活动中，学生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学校纪律规章制度，实施按期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2）学生不听学校或教师劝阻告诫，进行超越其自身能力的危险性体育活动，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3）学生或监护人隐瞒特异体质或特定病情，在参与活动中造成人身损害的事故；（4）未成年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或情绪异常等与人身安全有关的信息，其监护人知道或学校已经告知，但未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导致在参与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人身损害的事故。（5）学生或未成年学生监护人因其他过错导致的体育伤害事故。

再次，就学生侵权型事故的结果而言，对于成年学生，因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侵害行为的实施者和事故责任者同为一人；而未成年人可以是侵害行为的实施者，因其导致的事故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

2.3.3第三人侵权型事故

第三人侵权型事故，是指在学生参与的体育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过错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依法由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事故。此处的第三人不应包括:学校、学生、以及实施职务行为的学校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

2.3.4共同侵权型事故

共同侵权型事故是指在学生参与的体育活动中，因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共同过错，违法造成学生人身损害，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事故。论文参考，类型。

在共同侵权型的体育伤害事故中，就加害主体而言，可以是学生、学校及其教职员工、第三人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结合。须注意的是，加害行为的侵害对象必须是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就主观方面而言，加害行为的实施者之间应当存在共同的过错，但过错的内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另外，客观方面共同侵权型的体育伤害事故的结果与加害人的共同过错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就客观结果而言，共同侵权行为人应就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后果承担连带责任。论文参考，类型。当然，责任者根据自身过错程度的比例，来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责任。

2.3.5意外事件型事故

意外事件型事故是指在学生参与的体育活动中，因主观上不能预见、客观上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学生人身伤害的事故。

在前述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形态中，都是因过错或无过错所导致的。但是，在实践中还包括一些主观上无法预见、客观上不可抗拒的事故，亦即意外事件型事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9条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意外事件型事故应满足以下几个要件：其一，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其二，行为人对于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在主观上无过错；其三，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不可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论文参考，类型。

3.结束语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类型化分析对于从理论层面更好揭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本质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它对于司法实践中明晰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及其责任分担等也具有实质性的指导价值和参考意义，直接关系到我们学校体育工作的成功与否，意义重大，值得我们每一位学校体育工作者注意。以上拙见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关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

徐统仁、张水清：《关于学校事故的法律思考》，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张晓波：《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与处理》，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叶婷：《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归责研究》，台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相同论述还可参见翁荣、彭勇：《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分析》，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1期，

于善旭：《论公民体育权利的时代内涵》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8年第21卷第4期，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学校的故事篇6

学校伤害事故中学校责任的性质一直是学生家长与学校争执的焦点。无论是从我国的规定、还是从学校承担民事责任与监护责任的比较、从民法基本原则与公共利益的衡量看，学校都不承担监护责任。学校应当承担过错推定的管理责任。

学生伤害事故对家长与学校来说都是不幸的。如何合理划分学校与家长的责任，使伤害事故得到妥善处理，是家长与学校都非常关注的事情。国家教育部2002年颁布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责任。但是，一方面，《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属于政府部门规章，效力等级较低；另一方面，家长、律师甚至法官对学生伤害事故的性质还存在种种错误认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要求学校承担监护责任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学校承担监护责任的裁决。因此，有必要对学校伤害事故中的学校责任性质作进一步的剖析，以便澄清认识、妥善的解决学生伤害事故，既维护学生及其家长的合法权益，又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一、学校不承担监护责任：

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许多家长认为学校应当承担监护责任，有许多律师和法官也倾向于这种观点。但是让学校承担监护责任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一）学校承担监护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们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是说，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人民法院判决学校承担监护责任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教育法》第三十九条、《教师法》第八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一百六十条等法律规定是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但是我们稍加就可以发现，上述法律规范只规定了学校的教育、管理、保护责任，并没有规定学校的监护责任。依照上述规定让学校承担监护责任只能说是对法律的曲解。

也有人试图根据《意见》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认为家长与学校之间形成了委托监护关系。这也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知道，委托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它必须在当事人双方之间自愿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一般情况下，学校是根本不可能、也不愿意与家长达成这种意思表示一致的。

（二）学校承担的责任不同于监护责任：

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承担的民事责任虽然与监护责任非常相似，但是加以仔细剖析，就可以发现学校的民事责任明显不同于监护责任。

从责任的承担主体看，《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规定了监护人的范围，主要有父母监护、亲属朋友监护、单位监护三种情况，学校一般不会成为学生的监护人。当然，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方是学校职工、父母双亡或丧失监护能力、又没有《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监护人时，学校有可能以单位监护人的身份成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者，学校与未成年人的家长达成一致意见、愿意担当未成年人的委托监护人时，学校也可能成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但是这都属于例外情况，并不能代表普遍情况。

从职责范围看，监护的职责主要有：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时，进行民事诉讼。很明显，学校的职责在于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和保护，与监护职责只有部分重合。

从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看，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不管监护人是否有过错，监护人都要承担监护责任。从《意见》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看，学校承担过错责任，只有在主观上有过错时才承担责任（当然，法院以公平责任判决学校承担民事责任时一般不考虑学校是否有过错）。

从承担责任的时间看，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不受时间限制，不管被监护人是否在监护人控制之中监护人都要承担监护责任。而依据《意见》以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学校只对其管生期间发生的事故承担责任，一旦离开了学校的管理活动，学校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从责任的减免看，《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责任。但是学校只要有过错就要承担民事责任，未征得受损害者的同意，不能随便减免学校的责任。

从责任的承担方式看，监护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对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先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对于不足部分，再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是学校一旦承担民事责任就只能从自己财产中支付，并且要全额支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学校承担的民事责任与监护责任是有明显区别的，我们千万不可将学校的民事责任与监护责任混为一谈。

（三）学校不能承担监护责任：

除了上述分析之外，学校不承担监护责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学校承担监护责任不但违背民法基本原则，而且违背国家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

1.学校承担监护责任违背民法基本原则: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让学校承担监护责任不但违背自愿原则，而且违背公平原则。

首先，让学校承担监护责任违背了自愿原则。自愿原则，亦称意思自治原则，指民事主体得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意思，自主、自愿的进行种种私法上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1】P62基于此项原则，笔者认为学生家长依照《意见》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要求学校、法院依据《意见》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学校承担委托监护责任明显违背了自愿原则。监护责任的转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项，对学校而言是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对监护人而言是责任的减轻，学校与监护人都应该慎重考虑。以这种责任转移为的委托合同关系首先应建立在当事双方自觉自愿的基础之上，在形式上一般应该采用书面形式。但是学校一般不会接受这样的委托，也就是说委托合同根本就没有成立。在形式上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这种合同成立的书面形式。认为学生上学就是家长将监护责任口头委托转移到了学校，只能说是家长的一厢情愿。依照这种一厢情愿让学校承担委托监护责任明显违背了民法自愿原则。

其次，学校承担监护责任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公平原则也是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人民法院在进行民事裁判时必须衡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做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追求公平，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责任的适当性就是必须要考虑的内容。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要享受权利就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同样，承担一定的义务也要享受一定的权利。监护职责既有权利的内容，又有义务的内容。在事实层面，家长将未成年人交给学校时并没有将监护职责中的权利部分转移给学校，如对未成年人财产的监管与处分等。但是一旦发生事故，却要学校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这对学校明显不公平。即使是家长将监护职责的全部权利与义务转移给学校，对学校也是不公平的。学校以教书育人为主要宗旨，其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教书育人方面。如果让学校承担起监护责任，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监护责任是非常重要的责任，父母双方承担起一个甚至三四个孩子的监护责任还不要紧，但要让学校承担起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孩子的监护责任，其责任的适当性就出现了问题，这同样也会导致承担责任的不公平。

2.学校承担监护责任违背国家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

学校的故事篇7

近几年来， 国家鼓励并大力支持高校的发展， 这一政策导向使广大高校普遍积极扩招， 在校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高校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固然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但是， 过度扩招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 学生伤害事故开始频繁出现， 因发生学生伤害事故而导致家属率领亲属来校闹事或索取巨额赔偿的案例屡见不鲜。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不断出现固然有学校管理上的不到位， 但在多数案例中， 学校没有任何责任却被迫承担了一定的补偿或赔偿责任。在实践中， 由于相关立法的不完善、 社会舆论的偏激以及媒体的不正确引导等问题的存在使学校常常疲于应付， 影响了学校的校园稳定与和谐。目前，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如何处理， 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焦点。

[HT4H]一、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鉴于我国高校数量较多， 学生人数庞大， 学生伤害事故一旦发生， 往往牵一而发全身， 不仅影响了公众对高校的印象， 还导致大量不稳定因素的出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对如何妥善处理学生伤害问题进行研究， 具体如下：

（一）如何界定高校学生伤害事故

一方面， 要妥善解决高校的学生伤害事故， 首先必须科学界定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含义。何为学生伤害事故， 根据教育部《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 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 场地、 其他教育教学设施、 生活设施内发生的， 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的处理， 适用本办法。”从该规定可以看出， 在高校学习的学生如果发生人身伤亡要认定为“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1. 该学生必须是在高校就读的在校学生， 已经毕业的或者准备入学报到但是还没有成为正式在读学生的不能适用。2. 高校的学生发生意外事故的地点必须是在高校校内或者学校统一安排的校外场所， 如实习、 实训基地等。3. 高校的学生发生意外事故的发生时间被界定在学校统一组织的教学时间或在校生活期间。笔者认为， 寒、 暑假一般不应纳入该时间， 就算学生放假不回家仍然住在学校， 也不宜认定为“在校”。

另一方面， 要科学界定高校的学生伤害事故， 必须了解学生伤害事故的特点和常见的学生伤害事故种类。从实践中发生的各类学生伤害事故来看， 明显具有如下特点： 1. 负面影响大， 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2. 事故发生后容易冲击校园正常的教学秩序。3. 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几率越来越高， 且遍及各类学校。4. 学生伤害事故在发生的时间、 地点、 性质和形式方面具有一定的规律。常见的学生伤害事故种类繁多， 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 因不可抗力所产生的伤害事故。比如： 因地震、 火山爆发、 水灾、 火灾、 雪灾、 酷暑以及过度寒冷等自然因素造成的学生人身伤亡。这类事故通常还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损失。第二类： 因学生本人之外的因素所造成的事故。比如： 因校园各类安全隐患、 周边环境隐患、 校外人员入校从事犯罪活动、 参加各种活动以及实习、 实训过程中的交通安全事故等因素造成的学生人身伤亡。第三类： 因各种疾病流行造成的学生人身伤亡。这类事故通常带有危害大、 波及面广的特点。第四类： 因学生自身因素所造成的学生人身伤亡。这类伤亡比较常见的就是因失恋而自杀、 因被骗而导致心理挫折所产生的轻生行为、 因打架斗殴而引发伤亡等。

（二）如何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鉴于高校与学生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在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 学生常常将自己与学校的关系理解为商品买卖关系或服务关系。他们认为自己花钱来学校读书， 学校就应该为其提供良好的服务。在学术界， 关于高校与学生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 主要存在如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高校与学生之间属于监护关系。监护责任说认为“学校以一种临时监护人的身份承担实际的监护责任， 负责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1]89。持这种观点的人把学校和学生之间看成是一种源自于合同的自然委托监护关系。他们认为， 只要学生家长把学生送到学校学习， 无论学生是否成年， 学校都要承担监护责任。笔者认为， 该观点与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相悖。理由是： 被监护的对象通常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人力人， 如精神病人、 未成年人和因残疾而丧失相当自理能力的人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法律的规定， 只有被监护人的近亲属、 被监护人的近亲属所在单位或当地的村委会（农村）、 居委会（城市）和民政局（办）等才有权成为监护人。一般情况下， 高校不具备对在校学生进行监护的法定资格。

另一种观点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与监护委托的规定， 可以认定为： “学生家长将学生送到学校， 就自然建立了委托监护关系。即使双方没有签订委托合同， 学生家长和高校之间也形成了事实委托合同。学校既履行教育法规定的义务， 也履行双方约定的义务[2]199。笔者认为， 委托是一种法定行为， 如果没有书面委托合同将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固定下来， 仅仅认为学校接受了学生的入学就自动建立了监护委托关系， 显然缺少法律依据。实际上， 考虑到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 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又是源自于我国有关教育的法律、 法规的授权， 因此， 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合同关系显然不妥。相反， 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相当程度上的行政管理关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色彩。学术界一些学者提出的“特殊契约关系说”、 “在学契约关系说”、 “合同关系说”等学说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 那就是高校的学生除极个别学生外， 在入学时， 其年龄普遍已经超过十八周岁。年满十八周岁在法律上已经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俗称成年人。一个成年人， 如果不是因为精神因素或身体因素符合法律规定的被监护条件， 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为其设定监护人。为此， 将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兼具一定的民事关系）显然更加合适。

（三）如何确定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中学校责任的归责原则

道茨奇（Deutsch）认为， 归责是就“任何人对某种法律现象， 在法律机制判断上应承担责任而言”[3]， “它并不意味着责任的成立， 而只是为责任的成立寻找根据”[4]。关于归责原则， 我国民法主要采取三种方式， 即过错责任原则（该原则主要强调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过错， 过错是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必备条件）、 无过错责任原则（该原则主要强调尽管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过错， 但因为法律上的特殊规定， 如果发生损害后果， 行为人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公平责任原则（该原则主要适用于受害方和加害方在主观上都不存在过错， 但是考虑到损害结果已经发生， 为了弥补损失， 由受害方和加害方按照公平的原则来承担民事责任）。关于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 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分歧较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学校伤害事故案件中， 确定学校承担责任时采取过错责任原则， 即学校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时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般来说， 学校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赔偿责任必须符合几个条件： 一是必须存在损害后果。也就是说， 学生的人身因为受到伤害产生一定的财产损失。该损失必须是确定的， 不能存在或然性。二是学校的行为存在明显的过错。该过错的标准必须在通常情况下为普通人能认同。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 我国法律对学校的过错是否达到了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标准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 学生通常会将学校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当行为或因条件限制所产生“过错”行为视为学校的不作为或重大过错。法院在具体判决时， 一方面因为没有具体的法律上的过错标准。另一方面往往考虑到学生受损的事实， 不管学校过错是否“明显”或足够达到“严重”的程度， 往往采取一种“均衡”的审判策略， 即判令学校承担相当的赔偿责任。这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往往导致三种不良后果： 1. 学校因为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或应当承担责任但所承担的责任明显过大， 导致学校经济能力严重受损， 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办学条件。2. 学校因为承担了赔偿责任而担心下次再出现类似事故， 故大量取消学生的课外活动， 并且最大限度地限制学生的活动。该做法显然有悖于国家对人才培养的基本方针， 也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实践中， 学生因大学生活枯燥导致心理成长不健全， 最后出现诸如自杀、 打架斗殴等极端事件的情况屡见不鲜。由此可见， 法院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一旦“将受损方视为弱势群体加以同情”， 将会在具体判决时， 不自觉地加重了学校的赔偿责任， 其结果是出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恶性循环。三是学生的人身伤害导致的财产损失和学校的过错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在确定了学生因人身伤害导致了财产损失和学校存在过错行为后， 还要明确损害结果与学校的过错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二者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时， 学校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 学校可能因为承担了自己认为不应当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或根据具体案情确实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学校认为实际承担的责任过重， 从而导致学校在履行赔偿义务后迁怒于学生， 对尚未毕业的学生进行打击报复， 甚至故意为学生完成学业制造障碍， 使其无法正常毕业。

综上所述， 从我国有关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的法律依据来看， 上述几个法律问题仍然困扰着学术界和司法界， 学校利益和学生利益的博弈仍然广泛存在。如何才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科学、 合理地解决上述问题， 不仅关系到学校利益和学生利益的均衡， 还直接影响到国家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百年大计。鉴于国内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较好的方法对前述问题在根本上加以解决， 我们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

二、 英美关于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立法与处理经验

在国外， 一些发达国家在学校伤害事故处理方面的经验相对我国来说比较成熟。它们关于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的一些法律制度的构建方式和实际处理经验完全可以为我国完善相关制度提供参考。

（一）美国的立法和实际处理经验

美国作为判例法的代表国家， 法院在处理学生伤害事故案件时主要按照“政府豁免原则”和相似的案例来裁判。根据“政府豁免原则”， 美国很多州都明确规定政府所属的学校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学生伤害事故， 学生及家属不得要求学校或政府赔偿。但是， 如果负责管理的教师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 法院会酌情考虑学校的法律责任。事实上， 法院在具体裁判时一般都不会认为教师存在过错， 除非当事人有很充分的证据能加以证明。近几年来， 美国除了遵循判例之外， 开始逐步重视通过制定成文法来规范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以纽约为代表的八个地方政府都颁布了自己的《教工赔偿责任豁免法》， 这些法律从制度上明确即使教职工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存在过错， 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也由政府代为承担。该规定消除了教职工在教学管理过程中的后顾之忧。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政府对公办学校的绝对保护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很多州的法律都规定：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 如果发生学生伤害事故且学生有证据能证明学校没有“合理预见”可能发生的后果， 也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 则学校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美国法院倾向于将大学的注意义务限制在对实习单位的选择以及对实习单位已知危险的警告义务之上， 而大学对于不可预见的危险或者不在学校控制范围内的危险无须承担责任。[5]美国在处理学生伤害事故时坚持“法律之上”、 “预防优先”、 “保障公众知情权”、 “坚持充分利用高科手段与人员防范相结合”等先进的管理理念。作为一个法治国家， 美国为了有效防范校园学生伤害事故的大量发生， 先后颁布了《美国校园安全法》、 《美国校园禁枪法》、 《美国校园、 社会禁毒及安全法》、 《美国联邦应急计划》、 《美国危机计划制定实用资料： 学校和社区指南》、 《美国灾难救济和突发事件救助法》《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等法律。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 使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和处理始终处于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并有效避免了事故发生后进行处理时缺少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美国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组织机构体系， 并从法律上明确了相关机构的职责和出现危机时的应对程序。美国还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并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 还将定期参加安全危机教育培训纳入各大高校管理人员的基本职责范畴。

（二）英国的立法和实际处理经验

英国在立法上关于学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主要强调： 学校（一般是指公立学校）的设施是否能达到正常的标准（不存在瑕疵或缺陷）， 能确保一般情况下， 学生不会发生安全事故。如果教育部门的基本教学设施不达标， 就会导致法院判令其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与美国相比较， 英国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高校的学生伤害事故。在教学管理过程中， 如果出现学生伤害事故， 则由政府出面组织成立临时的处理机构进行应急处理。在英国高校， 主要是由负责学生心理健康的专业教师和保卫部门联合处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英国要求学校专业心理健康工作人员与社会从事心理健康服务的组织合作， 共同服务高校学生， 确保学生的心理健康不出现异常或出现心理问题时能及时处理。英国高校的保卫人员与其它国家不同， 他们全部在通过政府举办的“专业安全事故应对培训”后才能上岗。英国高校普遍建立了学生伤害风险评估和预防机制， 并努力把危机预防意识灌输到每一位教职工的头脑中。英国对学生伤害事故可能发生的预防、 事故发生后的及时干预、 危机发生后的善后等事项都有明确的应急预案， 并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强化监管， 努力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 英国十分重视通过制定法来加强对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和处理。英国有关学校预防和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总共有七十多部， 并且形成了完备的法律体系。英国先后颁布了《英国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应急处理法》、 《英国学校突发事故处理纲要》、 《英国传染病预防法》、 《英国教育法》等有关处理和预防学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这些法律的颁布为英国法院及时处理高校学生伤害事故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支持， 并且从法律上为高校应对各种各样的学生伤害事故提供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应用程序。英国政府还要求各大高校必须根据英国的制定法制定符合本校校情的与国家法律相适应的具体实施细节。由于英国政府对学校学生伤害事故预防和处理的高度重视， 英国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和处理始终处于法制的轨道上高效运行。政府和高校事故处理部门按照法律的规定有条不紊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极少出现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 家属率领亲属冲击学校的现象。虽然英国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学生伤害事故预防和处理系统， 但是， 英国政府仍然高度重视各大高校在日常教育管理过程中对各种突发性事件或自然灾害可能造成事故的防范和处理演练，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以及事故发生后损害的进一步扩大。英国政府还要求各大高校必须把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和处置教育纳入高校日常的教学和管理过程中， 并组织专人对每年各高校是否进行相关教育进行普查。英国不仅设立了专门的学生伤害事故预防和处置培训课程， 还要求各大高校必须对新入学的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英国对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采取国家负责赔偿的制度。如果法院认定高校的教职工对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责任， 则该赔偿责任由英国政府来承担。

三、 英、 美经验对我国处理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启示

通过对英、 美两国对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和处理措施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可以为我国高校处理学生伤害事故所借鉴的经验， 具体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 要防止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大量发生重点在于预防。从英国和美国的立法经验来看， 两国都高度重视从立法上加强对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工作。只有在日常工作中做到防患于未然才能将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从源头上杜绝。从我国建国以后的实践来看， 在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中， 最容易被忽略的偏偏就是做好预防工作。在我国高校， 教职工在长期的教学管理过程中， 已经习惯了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究其原因： 一是长期的工作惰性形成的一种不良工作惯性。这种工作惰性同我国高校的教育体制有关。长期的程序化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 很容易使教职工产生思想上的懈怠。从我国目前教育体制的现状来， 现行体制几乎窒息了教职工在日常工作中的创新机会。即使极个别的教职工愿意创新， 也将面对一旦创新失败而不得不自行承担一切后果的可怕局面， 这种局面严重时可能影响到教职工的饭碗。为此， 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广大教职工自然而然选择了“求稳”的工作指导思想。“求稳”思想的广泛存在将“创新”思想彻底扼杀在实践中， 而没有创新的工作是最容易让人昏昏欲睡的。目前， 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教育体制似乎还不现实。但是， 我国高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可以从改革探索的角度先行一步， 以一种宽容的心态鼓励教职工进行工作创新， 甚至鼓励教职工进行“犯错”。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上打消广大教职工的顾虑， 从而实现工作中的不断推陈出新。二是现行高校年度工作考核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从我国高校的年度考核现状来， 考核是否合格往往通过投票的方式或由领导决策的方式来认定。这两种考核方式都不是考核教职工的实际工作能力。投票方式决定是否合格主要是考核教职工的人际关系， 领导决策的方式主要是考核教职工是否在日常工作中听领导的话的程度。用这种显然并不科学的考核方式来考核教职工的日常工作， 其效果可想而知。事实上， 在这种考核方式的指引下， 即使教职工的日常创新工作围绕预防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来进行， 但是， 没有出现学生伤害事故远不能比出现学生伤害事故后教职工及时予以解决更能吸引领导的眼球和同事的目光。在追求工作关注度的思想指导下， 教职工更愿意选择出事后再展示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工作方式。于是， 在日常工作中不重视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预防现象也就大量存在了。为了改变目前这种不利局面， 我们应当进行系统的规划， 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职工激励机制的创新， 努力探索一套适合我国高校校情的管理机制来取代现行的体制。此外， 从英、 美两国的经验来看， 从立法上重视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工作不仅很有必要， 而且成效显著。但是， 我国到目前为止， 有关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预防和处理的法律、 法规相比英、 美来说明显偏少。与之相关的规定也只是散见于一些法律、 法规和条例中， 没有形成统一的、 专门的、 体系化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法律体系。这种立法上的缺失是造成司法实践中法院自由裁量权无限膨胀的根本原因。法院在个案中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受伤学生的利益或承担过重赔偿责任的学校的利益。要从根本上均衡双方的利益， 只有借鉴英、 美等国家的成功经验， 从立法上加大改革的力度， 通过均衡各方权益， 努力化解学生与学校的矛盾， 才能使学校放下包袱、 科学管理， 从而真正实现校园和谐。

学校的故事篇8

案例1：某学校在前些年，有一个学生__某因为打架伤害了另外一个同学，医治好后，学校把双方学生家长请到一起来进行处理，__某的家长认为自己是个政府领导，很没面子在一个小小的学校校长面前进行处理，于是激动地说：“孩子在学校来了，一切事情由学校负责”。这里就有一个法律问题应该明析：《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接着进一步说明未成年人父母死亡或无监护能力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未提出“学校监护”的问题。这是立法专家们经过慎重研究的庄严的法律，并不是法律的疏忽。

实践中，我们教师也非常清楚，教师是不可能承担为学生监护责任的。学校的定义是：国家依法进行教育教学的机构，学校对学生的安全负有教育管理的职责，而不是监护人的责任。

案例1的学生家长的语言，明显地错误地认为：学生进入学校，共监护人的资格就过渡到了学校。我国民政管理的相关规定中，对监护人的变更明确规定的的必须履行的程序和法律文书资料。在《民法通则》中还有一条规定，动物对他人造成损害的由动物饲养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有过错的除外），这一条可以持出，学生作为人，作为未成年人其监护人是必须承担其责任的。学生的行为后果必然的应由其法定监护人承担完全责任。没有可推卸的任何理由。监护人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不是可以推卸的而是法律规定的必须旅行的职责，又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的。

学生在校活动受到伤害的时候，学校是否有过错，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学校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界定学校是否有过错我认为可以分以下几点把握：

1、事件的发生是否是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的人认为只要是学生的伤害学校就脱不了干系，这是何等的错误，学校既不是监护人，这种说话显然错误。学生在家或学校回家的路上的伤害，学校就不应该免任何责任。

案例2：我学校学生宋刚，在来校路上玩乒乓球，被一摩托车撞伤成左股股骨折，学校立即将其送进医院，通知家长来处理，学校等学生家长来到医院后交给家长救治护理，学校就离开了医院，并多次打电话到医院理解医治情况，但学校没有承担任何经济责任。

2．教育教学活动是否是按规范操作的

案例3：体育课的立定跳远，教师讲解示范，组织管理到位，而某学生起跳后落地不稳而摔伤，其责任就不在学校（当然学生有某种生理疾病，告知学校不能参与某项活动而学校强制行造成伤害的除外）。

3、学生伤害是否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学校给学生讲解了硫酸对人体的伤害作用，学生放学回家将电瓶里的硫酸倒出来伤害了邻居的小朋友，家长就说这是学校教的，我认为学校就不应该承担其责任。学校教给的知识，学生不是合理地利用而是拿回去制造灾难，责任在其监护人，出现凶杀案不可能追究钢铁厂家的责任吧，就是这个道理

4、学生的伤害是否是应为学校设备设施的缺陷。

案例4 ：某学生在教室窗台上坐着玩，不小心摔下去受伤，这件事出现后就认为学校设备及设施有缺陷而要求学校承担其责任，我认为这就要看教室的规定是否符合国家的标准，其窗台的功能是支持窗户通光的，而不是拿来供学生坐着休闲玩的，学生擅自改变其用途而受伤责任就在学生自己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若学校没有过错学校就不能去承担责任，这样明确责任学校处理起来才能心中有数

由于学生家长中普遍存在学生送到学校一切事情就应该由学校负责的认识，一旦学生出现伤害事故，家长心情激动。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冲突，我认为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1、关爱学生，学生出现伤害，学校义不容辞第担负起临时监护人的责任，并立即通知家长前来处理，家长来校时，见到学校已经作出了合理处置自然心情就好多了，不容易激动了。

2、透明公开，依法办事对学生伤害处理让学生家长冷静地思考，学校可将相关法律法规给家长学习，学校与家长都能认识到同一个法律知识思想就能够统一，特别是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学校处理办法》是学校处理此类事件的重要依据

学校的故事篇9

为了正确理解高职院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我们需要准备地界定“高职院校”、“大学生”、“人身伤害”、“学生伤害事故”等相关概念的内涵。高职院校:根据《高等教育法》第16条的规定，高等学历教育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言，高等职业教育偏重于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即目标是实用化，是在完成中等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出一批具有大学知识，而又有一定专业技术和技能的人才，其知识的讲授是以能用为度，实用为本，高职在大陆主要是专科层次。大学生:大学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学籍，在校全日制就读，接受高等教育，才能称之为“大学生”。人身伤害:主要指人的人格和身份两种权利受到的侵害，既包括身体上受到的不法侵权，也包括人格方面诸如名誉、荣辱、隐私、人身自由等等民事权利受到的侵犯，如名誉伤害、隐私伤害、姓名伤害、自由伤害等民事权利受到侵犯。学生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

2高职院校大学生伤害事故的客观因素

2．1家庭教育环境的影响

现在的高职院校大学生是90后，而且90%以上都是独生子女，缺乏兄弟姐妹的成长环境，使他们童年时期无法建立同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导致他们的社会性品质和集体主义精神缺失。如言谈中注重个人感受，过分强调个人建议;部分大学生在新的集体里，不善于与人沟通、对新环境适应较慢，认为自己“被孤立”，愤世嫉俗，心理失衡，产生浮躁、压抑等负面情绪。更有钻牛角尖者与周围同学因琐碎小事产生摩擦、碰撞，甚至斗殴导致伤害事故发生。

2．2学校教育模式的影响

2000年1月17日，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规定，高职高专教育要“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本科线与大专线有300分左右的差距，从录取批次和分数线能客观地反映出与本科生的差别。简而言之，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的主要区别在于:高等教育重在学历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更重视职业教育、实践教育。

2．3高职院校大学生自身的因素

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生源具有特殊性，他们也经历过高考，经过中学系统知识的学习，他们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学习方法。但是他们高考分数不高，有的因为家庭贫困无钱复读，有的因为基础薄弱无法使高考成绩再提高，在亲友劝说下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就读于高职院校。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失败感、挫折感，一部分人不能调整好心态面对现实，产生了悲观厌学、混个文凭等消极心理。

2．4社会环境和网络媒体的影响

大学校园不是世外桃源，因为大学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上存在的任何问题，必然会反映到大学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的表现形式极为丰富，它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起着积极和消极的作用。一些游戏、电视剧通过网络渗入暴力内容。如在网络游戏中常见的武力、谋杀、斗殴或者使用武器攻击他人，长期耳濡目染后，容易使大学生处理矛盾时用武力攻击他人，发生伤害事故。

3高职院校大学生伤害事故的划分

近些年来，高校和大学生之间因法律纠纷而对簿公堂的案件经常见诸于媒体报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划分大学生伤害事故的类型有助于理清责任主体，界定责任范围，明确责任形式，为及时准确地处理大学生伤害事故创造条件。一是从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方面划分，大学生伤害事故可分为学校责任事故、大学生责任事故和第三人责任事故。例如2004年4月20日，广东省中山大学自考生牛某、陈某和林某三人为偿还10万元债务将同学潘某绑架并杀害，潘某父母以学校疏于安全保护为由提起上诉，但是依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规定:自考生非大学生，应归属于社会在职人员或继续教育人员，潘某所受损害应由牛某等三人共同承担，中山大学不承担任何责任。二是从大学生人身伤害的对象划分，大学生伤害事故可分为身体伤害事故和精神损害事故。身体伤害事故是指行为人因其行为造成大学生身体上的损伤、残疾甚至于丧失生命的事故，而精神损害事故则是宣扬处分决定、非法搜查身体、捏造谣言等给大学生造成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导致严重后果的事故。三是从大学生身体伤害的后果划分，大学生身体伤害事故可分为一般损伤事故、残疾事故和死亡事故。

4现行处理大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规范及相关章程

通过近几十年来不断的教育立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处理大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规范体系。涉及到大学生伤害事故的行政规章比较复杂，因涉及众多相关部委，本文主要选取几部作以介绍:

(1)颁布于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其立法目的是: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2)颁布于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次会议通过，自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其立法目的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3)颁布于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其立法目的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4)颁布于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其立法目的是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

(5)公布于1992年4月15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其立法目的是加强高等学校管理，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财务安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6)公布于2002年8月21日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2号)，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其立法目的是积极预防、妥善处理在校学生伤害事故，保护学生、学校的合法权益。

(7)公布于2005年3月25日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21号)，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其立法目的是维护普通高等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8)公布于2005年10月15日，自公布之日开始施行的《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其立法目的是加强教育教学管理，维护学校安全稳定，指导学校处理各类突发公共事件。

5伤害事故的应对措施

学校的故事篇10

关键词：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法律关系

1. 我国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主体的确定

1.1 政府与学校法律关系

要确定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就要确定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的法律基础。

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符合行政法律关系特征，我国传统政治法律体系下，政府与学校是以一种命令与服从为主要内容的内部行政关系。在政府与学校的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中，政府是行政主体，作为委托方以行政命令、行政授权将某些任务交由行政相对方的学校完成。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开始分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涉及到如何用法律规范高等学校，赋予其何种权利、义务和责任；只有理顺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才能确保高校得到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本文从公立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入手，以我国现行法律为依据，认为公立高等学校在不同的诉讼活动中具有三种不同的法律地位，即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行政相对人和法人。高校不同的法律地位与其当事人形成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其中，在与政府的行政法律关系中，高等学校是行政相对人。长期以来，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单一，属于典型的行政隶属关系，政府与高等学校的地位不对等，高校不具有法人资格，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从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开始，高校作为法人具有了民事主体资格，但高校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确认。政府在对高等学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高等学校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对人。由于我国目前对行政相对人缺乏应有的研究，导致行政相对人在政府的管理行为中，权利受到挤压而不能正常地享有，而对政府的义务和责任缺乏刚性的法律规定，导致政府权力的扩张。面对这一现实，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的变革成为当务之急。

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明确学校的权利应该由学校享有，任何组织（包括政府）都不能非法干涉，在法律层面上界定了政府与学校的权利划分，使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由内部直接行政关系走向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由于我国学校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或其他事业单位，在我国法律关系主体上，事业单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法人，即事业型法人。在法律理论上，事业型法人的享有承担民事权利与义务与企业法人是一样的。但在实践中，由于事业单位与相对应的国家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复杂的人事关系与政策关系，调整事业单位存在的诸多关系主要是依靠政策，其政策载体形式是大多为政府文件，尤其是人事政策文件来实现的，事业单位的这些关系的调整也必然依赖和受到政策的制约。因而，事业型法人在实现、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方面，就存在着与企业法人等其他类型法人的诸多不同与实际困难，这点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与人事体制下表现尤为突出。

由此看来，判断政府与学校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关键是政府在与公立学校的具体法律关系中是否具有法定的强制性权力，是否具有普通民事主体所不具有的权利，是否与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密切相关，基于以上因素我们推导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已经由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转向外部行政法律关系。

2. 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学校是否应该在学校体育伤害中承担责任，要分析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学生属于学校的教育资源范畴。长期以来，学生与学校之间是否存在着法律关系非常不明晰，如果说存在着法律，那么学校事业单位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无论在行政体制层面上、法律层面上均未有任何界定。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学生与学校之间逐步产生并日益突现出的冲突，表明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已在发生变化与转变，这种关系越来越受到社会、教育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认识。学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性质的确定，是确定学校事故责任、合理解决学生体育伤害问题的法理基础。关于学校与未能年学生的法律关系，在学理上和司法实践中有几种主流观点：

2.1民事合同观点

民事合同观点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所确立的教育关系仅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学校作为独立的事业型单位法人，依法具有办学自利；与此同时学生也依法享有自主决定报考学校，接受良好质量的教育服务和教育的权利。

学校与学生的行为同时受到符合法律规范的双方各自利益即合同的约束。学生考入学校，接受学校的教育，在体育课程教育中，要接受学校的管理和服务，遵守学校体育课程的各项规章制度，双方依合同约定享有上体育课程的权利和履行义务。如违反合同，学生不履行遵守校纪校规的义务，则学校可按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行使权力给学生以处分，学生承担违约责任。反之，学校不履行义务也亦构成违约，学生可使用请求权、申诉权甚至诉讼权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学校与学生之间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消费民事合同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各自相互行使和承担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

2.2行政法律观点

这种观点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行政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高校表现较为明显，认为被授权的学校的行政法律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具有与教育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学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并就自身行使职权的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有利于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当学校与学生发生纠纷时，在一定条件下学生可以按照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受教育权，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原则、证据原则等，都可以为事实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的保护。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实质上是使用推论而得出的学说。这里暂不定论其方法以及结论是否正确。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律属于成文法，即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就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那怕你是通过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阐述、解释或推论都有可能被适用，但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则推论不能创制，更不能被适用。另一方面，我国诉讼法法律条文大多都属于限制性极强的条款，如行政诉讼的被告只能是行政机关，而不能是事业单位，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能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是抽象行为。而依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学校不符合行政诉讼被告适格主体的要求，学校行为的也不是行政法、行政诉讼中法定的行政行为，准确讲，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存在着行政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

2.3双重法律观点

双重法律观点是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两点观点的综合，即不完全赞同前面两种观点，也不完全排斥前面观点。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的将前面两种观点的优劣一并带入到自己的观点中。即哪些学校行为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哪些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哪些行为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那些行为将被司法审查排斥，几乎无法界定，也无法罗列，更不具有实际意义与操作上的可行性。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的看到，双重法律观点表述比较符合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诉讼法律体制下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表象，这是双重法律关系观点的产生基础，故这种观点并未从根本上深入分析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之间的性质、特征，而是对一些关系的表现进行综合得出所谓双重关系。

2.4特别权力关系的观点

学校，特别是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大陆法系公法学说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种在理论支配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严重不平等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承担各种义务的不确定性。学校往往出于主观的评价，在实现教育目的之内，可以为学生设定各种义务。二是学校可以以内部规则的方式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对这种限制学生只能承受，不能或者很难获得司法救济。这样的结果，无疑强调了学校的自，避免外部过多地干预办学自和学术自由，但不符合社会取向所希望的行政法治原则，必然给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带来更大的不公。而从管理行为学角度上看，目前在校学生行为来分析，学生也未必随时随地、绝对地处于弱势地位，目前社会上反映出的诸多案例，已表明学生行为的异乎寻常地超出了学校管理权相对人弱势地位的范畴，已给学校管理、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与困扰。

3. 我国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定位

目前在学校作为法律关系主体性质的定位方面，在不少的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倾向于将学校（尤其是高校）定位于公务法人，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借鉴大陆法系的“公益机构理论”。其二，学者们认为，对于这一体系中的特殊权力的实现，应当区成为重要性事务和非重要性事务。凡涉及到学生基本权利和法律身份的重要事务，可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救济。凡学校从事的普通内部管理事务是非重要性事务，学生不能提讼，法院也不应予以支持。这种设计也是可以的，但它取决于我国法律体制，成文法本身存在着立法困难，这种观点的立法也必然导致法律条文的细繁，可行性较差。另外，被很多学者忽视的情形是，学生与学校之间对基本权利和法律身份的争议非常少，而恰恰被这些学者们称之为“非重要性事务”的争议却几乎每天都可能在发生，这种现实与学术观点形成严重背离的事实，令这些学者们非常尴尬。同时由于学校必竟不是行政机关，虽然学者们认为学校管理权的行使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性质，但它仍不能成为行政具体行为，也不是替代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行为，因此不论学校的行使了何种行为，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即使某些人民法院受理了学生提起的行政诉讼个案，从程序法适用上讲是不符合现行行政诉讼法的。

4. 政府、学校、学生三方责任主体的确定

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学校承担学生伤害事故责任的法律前提，而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着政府、学校、学生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也是确定学校责任的法律依据。因此，责任主体的确定是学校体育伤害所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本依据所在，直接关系到如何确定赔偿责任人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承担责任的人或单位就是该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也是赔偿责任人，即赔偿主体。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主体包括学校、学生、监护人（家长）等，但在这里却没有提到一个最主要的责任主体，本文认为政府才是这个责任主体的最高统领者，没有政府这个强大的支柱做后盾，学校和教师在承担法律责任中就失去了这种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依靠，从而给学校和教师带来更大的承担责任方面的压力，所以本文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一定要包括政府、学校、教师、未成年学生监护人（家长）、第三方加害人、保险公司等。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体育的特殊性，引发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原因较其它事故更为复杂，因此，往往对事故负有责任的不止一个，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往往不止一个，而是一个混合责任体，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

5. 结束语

在现行教育体制与诉讼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对于学校与学生之间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协商调解不成的情形下，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司法救济途径加以解决。对于学校行使管理权所产生的不对等关系，包括其他关系，无法启动司法程序，不能提讼，可通过学校管理权行使、学生参与民主管理、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处理或调解的方式来分别解决。对于非公立模式管理经营的学校可实行合同化，依据《合同法》来加以调整。至于是否将我国公立学校设定为公务法人，需要立法解决，这不是哪种学理、某种学术观点或者探索性尝试可以解决的。不论对那种类型的学校、对学校的何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观点均是不可取的，在现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下也是不可行的。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部分民事法律关系与部分行政法律关系的双重法律关系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它对于指导处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各类事务与争议是不利的。作这样的区分，不论是公立学校还是非公立学校均可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关系与管理关系，可有效地做到有法可依，从而更好地保障学生的利益和合法权益，同时也能保证学校正常管理工作的运转，以及相应管理权的有效行使，全面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在学学生伤害事故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应综合该伤害事故的内涵和外延来认识和理解。从法律实践来看，在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多为学校责任，对于学校来说，分析学校是否有过错，首先应从学校的职责方面看，如学校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中有不当之处，且这不当之处是造成损害的原因之一，学校就应承担过错责任。因此学校要做好各方面预防工作，尤其要注意是否尽了教育管理职责和相当的注意义务，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余 洪.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问题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07年

[2] 游小华.论刑法中的注意义务[J].韶关学院学报， 2008，（4）：45-46

[3] 杨秀朝.学校安全注意义务的构成[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4] 杨秀朝《试论学校安全注意义务》[J]当代教育论坛2008，（2）：34-36

[5] 韩 勇，《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邵世星，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