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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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投资分析的实证模型较多，但大都是直接用投资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回归分析。其特点是以经验公式为预测的依据，缺乏理论基础，没有考虑投资的时滞和折旧投资，更无法考虑工资、利率和投资滞后系数的变化对投资的影响。本研究使用后凯恩斯主义投资理论即加速数模型，吸纳了新古典派投资理论的最优资本函数的合理成份，并考虑了投资时滞现象和折旧投资在投资中的作用，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实证分析。

加速数理论（国内生产总值同总资本存量的比值）以企业拥有的厂房、机械设备、工具等全部资本和其生产量的比例为研究前提，认为投资主要是依据产出的变化而有比例地变动的。加速数理论是以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全社会企业和经济实体的加总，将加速数理论推广应用于国家的宏观投资行为。在加速数模型建立过程中，可以考虑劳动力价格变化、利率变化、投资滞后和折旧投资设计出一个较为完善的投资函数。加速数理论假设企业购买其全部资本，这样资本的租用价格（利率）是决定企业投资行为的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由于资本和劳动力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也是投资需求函数设计中应考虑的变量。投资滞后是指企业投资当年无法完成全部需求的投资而产生的对投资需求的滞后现象，折旧投资是指企业为弥补固定资产折旧而需要追加的投资。投资需求函数表达了企业在拥有一定资本存量的情况下，如何依据计划的产值目标、预期的利率、工资水平、投资的滞后情况和折旧投资量来决定当年对资本的需求量。

根据加速数模型对2006―2015年全国的投资总需求进行预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系数在1997―2005年间呈稳定上升趋势，1997年为0.3050，2005年上升为0.3340，对其未来值的预测采用了线性回归趋势预测法，年增加量为0.00285；对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采用了指数函数预测，年增长率取近5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值12.98%（2006年取近3年的平均值14.87%）；未来工资的增加指数也取近6年的平均值1.1023；并假定年利率不变或以每年0.00156的速度稳定上升到2015年。

从表1可以看出，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2000年的32918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88604亿元。从理论计算值同实际值的比较来看，除2005年实际投资额高于理论投资额之外，其他5年的实际投资额均低于理论值。2004年理论投资额为75447亿元，而实际投资额仅为70477，比理论值少6.6%。2005年理论投资额为79065亿元，而实际投资额为88604，比理论值多10.8%。2006年上半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大幅增加，也将超过理论预测值，可以推断投资增加过快是造成目前经济发展过热的主要因素。根据投资方程我们预测出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2006、2007、2010和2015年的理论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总额分别是91926亿元、99089亿元、144617亿元和271480亿元。

以上分析均基于未来预期利率不变的假设下进行的，若假设未来的预期利率上升，也可预测得出一组数据。计算结果表明，与未来预期利率不变的结果相比，由于利率上升将会抑制一部分投资，使得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有小幅下降。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预测的2010年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为14.46万亿元，比利率不变时的14.38万亿元缩小了0.55%；2015年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为26.80万亿元，比利率不变时的27.15万亿元缩小了1.3%。可见利率的缓慢上升对投资需求变化的影响较小，但若利率在短时间内突然变化，其影响将不可忽略。根据乘数―加速数理论，利率的突然大幅上升会使经济进入全面衰退，所以欲通过剧烈的利率上调来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速是不可取的。

从表2可见，加速数变化不大。1996―2005年数值在4.78―5.28之间，预计2006年为5.16，2015年仍为5.16。表明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存量大约等于5倍的国内生产总值，2006年约为108万亿元，2015年可达到324万亿元。2007年折旧投资约需5.14万亿元，2015年约需13.65万亿元，折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1996―2005年在44.9―70.0%之间，预计2007年为51.9%， 2015年降为50.3%。折旧投资占资产存量的比重1996―2005年间在0.040―0.045之间，2007年约为0.042，2015年仍为0.042，对应的折旧年限为23.8年。

发达国家折旧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有很大份额，如1990年美国国内私营企业的总投资毛额为7440亿美元，其中5500亿美元为折旧投资，占总投资额的73.9%，净投资仅为1940亿美元，26.1%。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投资迅猛增长的情况下，目前折旧投资份额较低且呈下降趋势，估计在未来经济较为发达的阶段折旧投资份额将上升。

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理论投资需求和实际投资增长对比判断，2005―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存在着过快现象。

第二，小幅利率调整对投资的影响不大，而大幅度的利率调整又有使经济进入全面衰退的危险，在利用调高利率抑制经济过热时要慎重，利率调幅要适度。

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近期有快速上升的趋势，中央采取的抑制过快投资增长，提高投资效益的措施是正确的。

第四，进行实证研究目前我国用于弥补折旧的投资约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一半，平均折旧年限为24年，折旧投资份额呈缓慢下降趋势，但长期来看折旧投资的份额可能上升为投资的主体。

研究的主要意义：

首先，加速数模型模拟了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科学关系，可以定量测度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理论上计算的投资需求值可作为判断投资是否增长过快的标尺，其同实际投资量的比较可以判断经济运行的冷热程度，从而提供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为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和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服务。

第二，模型获得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经济参数有利于对中国宏观经济特征的全面了解，而通过对其时间序列变化特征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有利于宏观决策中对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的科学指导。

第三，由于投资具有冷热周期，且此周期受具体的经济运行环境状况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具有不可预见性。实际上为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宽松和收紧的周期性。银行的投资决策既要考虑微观经济效益，也要考虑宏观经济环境，本模型为银行的投资决策提供了经济学理论支持和实证的宏观经济数据参考。

第四，对折旧投资的预测可为国内金融机构的投资结构提供决策参考。通过对折旧投资同新增生产能力投资的效益和回收难易程度的比较，银行可以决定对某行业的投资偏好。若折旧投资效益较好，且较容易回收资金，为了减少投资的风险，在国家宏观调控压缩投资的情况下银行应侧重于折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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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投资效益；全面性

1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概述

1.1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定义

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效益，即在经济活动中，投入的固定资产数量，与该资产产出数量之间的比率。在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的时候，资产的投入主要包括建造以及购买材料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工费、材料费以及购买产品、设备的开销。固定资产的产出指的是利用该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投资，由此产生的新资产，以及产生的新的生产力，同时还包括利用该部分资产投资所取得的新利润、税收等等。能够反映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效益指标分为微观、宏观两种。微观主要包括了工程所花费的工期、投资的回收率、资产的产值率等等。微观的指标能够准确反映出投资产生的直接信息效益，同时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即在该投资当中，所消耗的资源数量，以及在投资结束之后，所产生的供给能力。宏观指标包括了整个投资的周期、投资率、投资的效果系数等，集中反映了不同建设项目之间的关联，同时相互之间产生的连锁效益。

1.2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特征

固定资产的投资于其他经济活动相比，其效益具有长期性、不稳定性、间接性的特点。从宏观层面来分析该投资效益，其包括了从固定资产最初的投入，到该资产最终的产出全过程；从微观层面来分析，通过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使得原本的资产实现增值，同时也满足了社会当中各种需求。比如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改善、文化生活丰富等。上述的不同改变，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同时也会在不同地区的GDP中有所反应。

2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提高的制约因素

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占据了很大比例。如果投资没有取得较好的收益，势必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统计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益，通过指标来正确反映这一数值，成为了对经济发展监测的重要方式。但是在实践当中，对该效益进行衡量的各项指标，与当下经济发展的趋势不相适应，仍然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改进。

2.1效益指标反映不全面

在实践当中，投资效益的衡量指标重点放在我国的建设领域当中。这一衡量方式，仅仅能够反映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的进度如何，但是对于该固定资产的投资究竟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很难反应出来。从实践上来说，固定资产的投资呈现出长期性、多样性、阶段性的特点，因此仅凭某个单一的项目来判断该投资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不够全面的。因此，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益进行评价，应当从多个方面展开，能够反映出投资的复杂性，同时也能够准确反映该投资行为对经济产出带来的影响。

2.2效益评价指标过于静态化

正如上文所述，投资效益是个动态化的发展过程。在实践当中，我国采取的是每年度编制下年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指标，这显然是一种静态型的指标，无法对投资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不能准确反映效益情况。

2.3效益指标缺乏应变性

投资效益评价指标的制定缺乏应变能力，指的是我国制定的效益评价指标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投资与经济增长方面，重点讨论的是资产的投资是否能够帮助经济增长。但是却忽略了固定资产的投资，是否能够引起经济变量发生变化。众所周知，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也为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改善周边环境质量等等，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评估，都能够反映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所取得的效益。

2.4评价结果片面化

目前，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益评价仅仅从单方面讨论，投资是否取得良好的效益，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稳步提升。换句话来说，如果想更加全面地监督目前的投资情况，全面分析投资的效益，对投资进行严格的管理，就需要采用定量的方式来分析投资中的各个要素，找到与投资效益密切相关的因素，展开重点研究。

3完善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途径

3.1规模效益合理规划

固定资产投资取得的规模效益，可以从该投资的规模，以及该投资行为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帮助两个方面展开。换句话说，在某一段时期当中，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与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相适应，能够促进经济平稳有序发展。

3.2投资结构效益的正确界定

我们可以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具体界定投资的结构效益。详细地说，我们应当从动态、静态两个方面去探讨结构效益。一方面，从静态角度去分析投资的结构效益，可以了解该投资的结构是否科学合理，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是否存在部分资源浪费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所运用到的指标是“投资边际产出效益均方差”；另一方面，从动态角度去分析投资的结构效益，是具体研究该投资结构发生的变化，会对其它领域、其它部门的投资产生的影响。

3.3把握投资效益的整体性

要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投资的效益，具体从质量、关联性、直接效益三个方面开展研究。首先，通过直接效益的评价指标建立，通过“房地产销售率”这一指标的制定，能够反映出在房地产领域中，开发与最终经营效果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关联效益的指标，寻找与固定资产相关联的其它要素，比如就业率、环境指数等，来评价投资的效益。

4结束语

综上，在对固定资产投资效益进行分析的时候，要从多个方面开展，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准确性，通过合理的评价来确保各项资源都能够得到合理配置，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作者:王子龙 单位: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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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中的不足

（一）审计目标不清晰

政府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强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十分必要。然而就目前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工作来看，投资审计目标依然不是很明确。一方面，审计机关不能根据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来制定明确的目标来规范审计行为，将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与企业投资审计工作等同对待，审计人员不能把握总体审计目标与具体目标的界限，笼统地进行表述，不具备操作性、指导性，不利于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开展。

（二）审计方法落后

就当前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审计来看，审计机关在进行审计工作的时候依然是采用那种传统的审计方法，而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联系，各自为政，信息的交流不顺畅，在执行投资审计工作时主要是依赖人工方式，而这种传统的审计方法已经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影响到投资审计工作效率和质量。

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发展趋势

（一）审计目标的完善

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要想取得良好的效益，就必须加强投资审计。而投资审计目标是审计工作执行的标准，审计目标的完善是投资审计适应客观社会条件变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为了确保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审计效益，就必须完善审计目标。在审计工作中必须结合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综合分析，既要重视资金的审查，同时也要注重预决算的审计、效益的审计以及风险分析，只有全面完善审计目标，才能确保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获取更好的效益。

（二）审计方法的变化

审计方法是审计工作人员在不断的审计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是审计理论研究创造的结果。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中，审计方法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审计质量和效益。故此，必须加大审计方法的研究。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中，必须创新审计方法，从以往的单一审计方法转向综合审计，要扩大会计审计范围，会计审计内容要涵盖到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活动的方方面面，在审计工作中，要抓住重点，对审计内容进行反复的调查，确保投资审计质量[1]。

（三）投资审计的信息化发展

在当代社会里，信息化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它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工作中，实现投资审计的信息化发展也将成为投资审计发展的必然。长期以来，审计机关在执行投资审计工作时，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资源以及时间去进行审计信息的复查，而在信息化背景下，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统一的信息化系统，一方面可以确保审计信息的共享，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省审计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在信息化系统中实现数据的平价转换，保证输出信息的完整和精确性，提高投资审计效益，进而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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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01

一、研究背景和目的

目前，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使用结构、所有制结构，胡永平就其投资的来源、投资结构进行分析，提出通过投资增量调整方法来解决投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的问题，司增绰从投资用途方面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了实证分析，由于投资行业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以上分析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因此，文章将从投资行业的角度出发，利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业数据研究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定量分析各行业之间联系和区别，初步探索投资结构的区域性差异。

二、研究方法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2012》说法，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根据投资目的将其分为：1.农、林、牧、渔业；2.采矿业；3.制造业；4.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建筑业；6.交通运输、仓库和邮政业；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8.批发和零售业；9.住宿和餐饮业；10.金融业；11.房地产业；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6.教育；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0.国际组织。在进行分析时，由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交易额占了投资总额的绝大部分，文章采用不含农户的行业数据，由于国际组织数据样本资料数据无从取得，将该项省掉，将剩下的19个方面作为19个变量，分别以字母A～S表示，总固定资产用字母T表示。文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对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相关分析等。

三、研究思路

利用相关分析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因子分析找出各变量的公共因子；最后使用聚类分析对各省的投资情况进行聚类，以分析省际之间的投资差异；提出保证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的建议。

四、数据分析与报告

以总固定资产投资为因变量，以各行业投资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线性回归，估计结果中修正，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强，方差分析中P值小于0.05，模型显著，在整体上很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文章采用标准估计系数（SPSS19.0中定义为试用版），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可以分析出其投资结构，估计模型如下：

（1）

在以上模型中可以看出C（制造业）、K（房地产业）对总投资的单位影响分别达到0.474、0.269个单位，远大于对其他行业投资的影响。为了研究各行业之间的关系，对固定资产投资的19个组成部分进行相关分析，根据Pearson相关分析，除B（采矿业）与G（软件业）相关系数值为-0.231外，其他行业之间表现出很好的正相关性。通过相关分析可知，固定资产投资的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意味着存在一定的信息重叠，变量之间具有公共的信息，为了找出这一部分信息，文章对19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案例的KMO值为0.831，检验说明案例很适合因子分析，公因子变量对各行业信息提取度达到70%以上，比较合理，根据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和累计方程贡献率大于80%的标准，提出三个公因子，分别以表示，第一个因子在A、C、D、F、H、I、L、K、O、R行业载荷较高，第二个因子在E、G、J、M、S行业载荷较高，第三个因子在B、N、Q行业载荷较高。为了研究提取出来的公因子对总投资的贡献，利用T作为因变量，以提出的公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估计模型如下：

（2）

由于地域差异性的存在，第一公因子总投资影响最大，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等与人们生活消费、住行方面，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其次是第二、三公因子所涉及的行业。

五、研究结论与总结

1.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是：用于制造业、房地产的投资要高于其他行业的投资。

2.制造业、房地产对固定资产总投资有显著影响，在这两方面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比较大，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元会带来总投资0.474元的增长；房地产业投资增长1元会带来总投资0.269元的增长，这与目前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消费和住房紧张等问题相契合。

3.构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9个行业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这就使得增加一个行业的投资可能会带来其他行业发展，特别是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龙头行业。

4.鉴于构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关系，文章对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将其精简为三个公因子。固定资产投资与这三个公因子呈正相关，对总投资的影响依次减弱。

5.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区的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都要领先于其他城市，投资结构在各地区中最为合理。

根据研究结论，总结如下：由于各变量之间相关性比较高，呈现正向相关，说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同步式”投资现象，在一方面的投资必然会带动其他方面的投资。投资结构呈现地区性的差异，特别是贵州、云南、广西在投资方面比较落后，投资效率低、结构不合理，所以一方面要继续支出西部建设，推动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根据各省的投资结构差异性制定更加合理宏观投资调控政策，形成合理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合理布局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方面的投资，充分利用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外资等资金来源。

参考文献：

[1]胡永平.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分析[J].经济探索问题，2003，02

[2]司增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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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运行基本情况

1、从增速看，逐月增速总体趋势向下。今年以来，我县投资增速总体上运行一路走低，具体增速走势如下。

2、分产业看，一产投资上升、二、三产投资下降。1-9月份，第一产业完成投资3.55亿元，同比增长27.7%；第二产业完成投资131.59亿元，同比下降16.05%；第三产业完成投资68.3亿元，同比下降10.08%。第二产业增速下降幅度最大，但投资完成总额占总投资量的比重达64.68%，成为全县投资活动的主要推手。

3、从投资主体看，中省市项目和地方项目完成投资双降。1-9月份，全县中省市项目完成投资37.31亿元，同比下降18.93%；地方项目完成投资166.13亿元，同比下降12.32%。中省市项目同比增速从2012年7月份开始，连续负增长。地方项目同比增速从今年5月份开始，基本连续负增长运行。从本年投资完成额可以看出，中省市大项目对于市场以及整体经济的变化要比地方项目灵敏的多，这些大项目一般能提前反应市场走势。下图为2012年1-9月-2013年1-9月份中省市项目和地方项目增速走势图。

4、房地产开发投资平稳增长。1-9月，全县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5.11亿元，同比增速13.56%。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增长原因，一是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成本上升；二是土地补偿款大幅追加。

二、存在问题

由于今年经济整体不景气，企业投资信心不足，融资比较难等诸因素综合导致我县投资增速持续走低。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重大项目进展缓慢。段寨煤电一体化、大唐FMTP、庙沟门电厂二期项目等重大入库项目和古城矿区开发、沙沟岔煤矿技改项目等重大本年计划新开工项目，进展异常缓慢，这些项目由于计划总投资占比较大，其投资进度直接影响全县投资整体水平。详见下表。

2、新入库项目大幅减少。1-9月，新入库项目30个，较上年同期减少102个，同比下降77.27%；计划总投资58.2亿元，同比下降50.25%。年内计划新开工项目没有实质性进展是新入库项目投资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部分新开工项目手续不全难以入统以及手续全但不履行入统手续也是两个长久以来困扰新开工项目入统的因素。

3、建安营业税增速连续5个月负增长。由于去年前两个月建安营业税基数低，今年前两个月建安营业税保持了较高增长，到了3份则大幅下降，从5月份起，连续负增长，下降幅度呈逐月扩大趋势，9月份负增长热头略有好转。

三、对第四季度的工作建议

国家最近公布的主要三季度宏观经济指标显示，经济稳中有升、稳中向好的势头明显，为做好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工总、实现全年目标打好基础，在剩余的一个季度内我们应从拉增速、做储备、防漏统等方面下大功夫，具体如下：

1、加大在建项目入库力度。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占全部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比重是投资增速运行的先行指标，1-9月份，全县新开工项目数量和总投资较上年差距较大。今年，新开工项目的入库备案只剩下11月份一次机会，项目所在地各镇、园区以及相关主管单位主管领导，应安排专业人员督促辖区内已开工项目尽早办理入统手续，做到应统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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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新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一、引言

投资、消费与出口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投资需求，最终消费需求的形成也有赖于加大投资力度，因此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1]。近年来，学术界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大量实证也表明：无论是以占GDP投资份额计量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与人均GDP，还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经济总量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至于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否是双向的，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一般归结为三种观点：一是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率间形成显著的单向因果影响关系，分别可以表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高投资率或设备投资反应的高资本形成率支撑的[2，3]；二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高资本形成率，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对投资形成反向需求；三是固定资产与经济增长彼此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4]。

随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促进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及对口援疆规划全面推进实施，差别化产业政策进一步落实，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合作中心封关运营，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建设优惠政策的出台及规划编制实施，财政、金融部门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落实，将大大激发各方面对新疆的投资热情，政府、投资商将会抢抓国家支持新疆发展、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的重大机遇，加大投资力度，从而带动新疆投资快速增长。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投资效率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新疆地处西部边陲，地缘辽阔，农业人口比重大，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在西部地区中极具代表性，因此，对新疆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进行定量分析，测定出二者具体数量关系，并对其经济意义进行分析，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选取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NV）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作为衡量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1986～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新疆统计年鉴》[5]。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这两个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分别用LINV和LGDP来表示。文中数据处理均采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3.1版本。

三、实证检验及模型建立

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即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若平稳，则可以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用来说明变量间的相互依赖性；若非平稳，则进行协整检验，即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长期均衡与其短期波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两变量之间短期波动的关系，还需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单位根检验

对1986～2010年对数后的新疆国内生产总值（L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LINV）（按当年价格计算）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LGDP与LINV检验T统计量大于5%的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和检验T统计量小于5%的临界值，说明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因此变量序列LGDP与LINV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

2.协整检验

采用EG两步法检验LGDP与LINV之间的关系，以此找出二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先用最小二乘法对LGDP与LINV进行协整回归，结果如下：

（1）

R2=0.9967 Adjusted R2=0.9965 D.W=1.1884 F=6916.74

方程下面圆括号内数据为t检验值，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0，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回归方程高度显著，R2、调整后R2接近于1，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由于样本区间较短，D.W检验值较小，对于n=25，k=1时查表D.W检验的5%的临界值为=1.45和=1.29，根据判定法则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模型t统计量和F统计量的结论不可信，需采取补救措施。

对上述模型运用Cochrane—Orcutt迭代法进行修正，直至消除自相关现象，得到新的模型：

（2）

如果回归方程中两个变量具有协整关系，则误差项应具有平稳性，可以表示为：

（3）

对进行ADF检验，采用无截距和无趋势项的模型形式，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1，得到T统计量为—4.0254，显著性水平面1%的临界值为—2.6756，说明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LGDP与LINV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

根据格兰杰定理，若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因此，以ECM表示长期均衡方程中的误差项，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4）

（3.2794）（3.6533） （—3.7372）

R2=0.5377 Adjusted R2=0.4938 D.W=1.9381 F=12.2174

模型中各变量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D.W检验值接近于2，说明方程不存在自相关，而且方程整体显著性满足，可以接受该方程。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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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二五”时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环境的总体判断

未来五年，我国将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更加突出民生改善的条件下，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留出空间。中央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在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的条件下GDP保持在7%左右，为未来五年投资发展奠定了基础环境。

第一，城镇化发展在加速阶段，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结束和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我国将由企稳向好逐步向稳定增长过渡，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将会改变，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将逐步消除，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期。

第二，工业化进程仍将继续，但工业比重将有所下降。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未来五年工业化将由以提高工业生产比重为主转向以提高工业化的质量为主，工业化的支撑动力由资源能源为主转向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当前工业占比是在全球贸易严重失衡的背景下实现的，在外部需求难以复苏至以前的条件下，未来工业占比将难以维持近年来的高位。

第三，人口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从人口年龄结构看，“刘易斯拐点”将在“十二五”中期出现。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会慢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逐步消失，这一变化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首先，由于人口抚养比上升，储蓄与消费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不断上升，经济失衡的格局将逐步改善，但经济发展速度也将有所放缓；其次，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格局将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也将随之上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逐步弱化。

第四，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经济社会转型。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之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另外，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目前的仅为8.3％，提高至2015年的11.4％，作为一个必须完成的约束性指标，写入了“十二五”规划。这就给未来五年的节能减排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并对投资乃至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约束。

二、“十二五”时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趋势预测

综合判断，未来五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十一五”将有所放缓，预测未来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在20%左右。投资运行的重点将由保持快速增长向结构调整转变。

1、投资率向合意水平回归，投资增速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未来五年我国投资率放缓是后危机时期顺应经济周期规律、实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性选择。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三大周期重叠均处于低谷阶段，决定了投资将有所放缓。目前，我国传统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新兴战略性产业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新兴产业设备投资机会还没有出现，预计至少在未来一两年还不会出现世界性企业新一轮固定设备更新投资，因此未来五年我国将处于朱格拉周期的低谷向复苏过渡阶段。我国房地产从1999年房改后也经历了连续11年的建筑周期上升期，未来几年可能仍然需要经历“库兹涅茨”周期的调整期。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刺激“红利”已经退潮，新一轮科技革命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下降阶段。

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看，总供求之间严重不平衡决定投资与消费比例需要向合理的水平回归。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率保持了高位运行，2006～2009年平均达到43.7%的高位。长期高投资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产能，与社会的消费能力日渐脱离，进而导致总供求之间严重不平衡。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外需保持低速发展的条件下，要求投资有所放缓，投资与消费比例向合理的水平回归。另外，我国投资长期保持高增长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投入为支撑，以“大进大出”为发展模式，形成了大量附加值低、污染重、资源消耗大的生产能力和产业体系。因此，原有发展模式所支撑的高投资率对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极为不利，必须有所降低。

但同样需要看到，未来五年，我国城镇化仍将处于加速期，每年将新增900万人就业，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改善民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非公36条”、深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区域发展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等政策措施，都将对投资发挥支撑作用。根据模型测算，到2015年，投资率将由2009年的47.5%下降到45%左右，投资增速将由“十一五”平均26.2%左右下降到20%左右。未来五年，我国仍处于危机后经济复苏期，前期由于政策刺激力度逐步减弱导致投资增速下滑较大。随着经济复苏进程推进，经济自主性增长动力不断增强，投资将逐步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投资增速将呈现出前低后高走势。

2、投资结构调整是未来五年主要特征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未来五年的核心主题之一，投资结构调整作为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也必然成为这一时期投资运行的主要特征。

第一，三次产业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三次产业间的比例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基本格局，2006～2010年的三次产业投资平均结构为1.4:43.0:55.8。未来五年，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一系列鼓励“三农”政策的扶持下，一产投资增速将稳步提高。随着工业化由规模扩张逐步向质量提高转型，同时在节能减排目标的严格约束下，二产投资也将由于高载能行业投资减少出现相对放缓。在加快服务业发展的一系列规划的支持下和“十二五”规划目标中提出的服务业占比提高目标的约束下，三产投资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根据模型测算，未来五年，三次产业投资结构将进一步优化，达到1.7:39.1:59.3，平均增速分别为21.6%、17.1%和23.2%。

第二，中西部地区投资加快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较高，从投资分布看，2006～2010年东中西三大板块投资平均占比为48.4:22.3:26.6。在中央一系列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下，中西部地区投资快速发展，与全国经济增长的差距逐步缩小未来五年，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仍将快于东部地区。一方面，目前东部地区城镇化平均水平已经超过60%，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仅为40%和45%，因此，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基础设施等投资将增长更快。另一方面，产业转移也将为中西部地区发展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根据模型测算，到2015年，中东西三大板块投资比重将为37.0:25.8:34.1，五年平均增速为16.7%、23.5%和24.9%。

3、房地产开发投资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保持在高位运行，2006～2010年平均增速为24.4%。2010年上半年由于房价飙升，房地产投资大幅增长达30%以上。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中央连续出台了“国十条”、“新国八条”等严厉调控措施。当前，房价与居民收入相比仍然过高，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规模与居民需求之间的缺口仍然较大。因此，未来五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坚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房地产投资增长形成阻力，但考虑到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房地产需求仍然旺盛，再加上“十二五”时期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也支持房地产投资保持一定速度。根据模型初步测算，未来五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平均增速将保持20%左右，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仍是贡献率较大的投资领域。

4、民生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将成为投资增长的新亮点

第一，民生领域。长期以来，多方面原因决定了我国投资以重工业为主的格局，在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欠账较多。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人均GDP将在4300美元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根据国际经验，在这一时期如果经济发展的导向仍然是数量和效率而不顾质量和公平，将很有可能走进“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未来五年着力解决因民生领域投资不足而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是后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在新的起点上展开角逐的战略高地，是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也是带动我国投资乃至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的关键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五年投资增长的又一亮点。

三、未来五年固定资产投资可能出现的风险

1、地方政府过高的投资热情与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

从地方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看，投资热情仍然较高，或是强调自身正处于高投资、高积累的发展阶段，或是依托“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以新兴战略产业试点为平台，大幅提高投资率，安排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另外，当前新兴能源产业正在迎来新一轮，有些地方不顾发展条件“大干快上”，希望能够“占领新兴战略产业制高点”，而实际上目前新能源生产成本过高，并没有竞争优势，完全依赖政府的高额补贴，盲目扩张将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增大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此外，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仍然面临诸多体制和理念上的障碍。当前部分地方政府仍然热心于传统重化工业领域招商，沿海省份多数都以建立“国际级深水港――临港工业区――引进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模式，布局钢铁、石化、化工、有色、汽车、机械等投资项目，并趁机炒作房地产行情，完全背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投资结构调整步履艰难，这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在发展理念和政绩观上仍有一定偏差。

2、民间投资能否顺利“接棒”是投资平稳运行的关键

未来五年，随着刺激政策力度不断减弱，投资仍然需要依靠自主性的民间投资来支撑。国务院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新非公36条”，大大拓宽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但未来五年民间投资要承担起支持投资增长的重任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第一，垄断行业能否真正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部分国有企业长期占据垄断行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利益群体和构架，短期内打破利益结构较为困难。未来五年民间资本能否真正获得广阔的投资空间要取决于中央政府执行反垄断政策的力度和决心。第二，金融和货币市场能否为中小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支撑？货币政策松紧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国有企业。未来五年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的姿态，信贷增长将较前两年有所降低，而且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中小尤其是微型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仍然缺乏一个系统性和制度性的安排，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投资能否快速增长取决于能否获得资金方面充分的支持。第三，民营企业投资环境能否得到改善？当前民营企业在税收和税种方面与国有企业并不完全统一，民营企业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比国有企业大，未来五年民营企业能否实现快速发展也要取决于各项体制机制的改革。

3、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与投资需求不匹配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地方政府不具有举债权力，地方政府一般性财政收入就目前看也多是“吃饭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尽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也带来了巨大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未来五年，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时期，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部分市县政府大多将全面解决基础设施薄弱作为工作重点，因此，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不足问题较为突出。为了解决融资能力不足问题，地方政府往往通过鼓励商业地产发展、提高土地价格来获得资金，这又与中央控制房地产泡沫相矛盾。

四、未来五年我国投资调控的政策建议

未来五年我国投资调控思路是，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完善投资体制机制，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有效遏制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促进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把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最终需求。

1、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不断优化投资环境

规范政府审批，强化投资监管，优化投资环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清理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政府进一步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集中抓好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健全政府投资决策机制，规范政府投资资金和项目管理。将政府的投资管理职能从以行政审批为主转到以投资监督管理和为企业服务为主，强化和提高政府的投资规划和信息职能。

2、切实贯彻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促进投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尽快建立起鼓励民间投资的标准和规范。第二，进一步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在间接融资方面，应鼓励发展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民间银行，同时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增加对民营业务的融资服务。在直接融资方面，应支持中小企业向社会定向募集股份和发行债券，支持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平台。第三，统一税法，做到民营企业与国企、外企在税种和税率上具有相同待遇，坚决打击垄断企业对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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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仍然维持着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近年来，高投资一方面直接导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进而导致投资收益的下降和投资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投资主要靠地方财政和银行信贷支持，因此高投资不仅会加重地方财政融资难和地方债风险问题，也会使得银行贷款规模急剧扩张，进而成为债务激增和通货膨胀的重要推动因素。另外，我国传统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还面临着劳动力和能源、原材料等价格持续上涨的压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投资是否能够保持较高增速的关键。构建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周期波动特征及判断未来走势，对相关政府部门投资调控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的景气指标组

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经济景气指数方法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周期运行态势和景气波动状况，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为基准指标，采用K-L信息量方法、时差相关分析方法、峰谷对应法等多种方法进行筛选，最终筛选出12个反映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波动的指标，分别构成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景气指标组，建立了反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波动的景气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基于合成指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波动的景气分析

采用表1中筛选出的景气指标，利用“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分别建立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的一致、先行和滞后合成指数（以下简称投资合成指数），各指数均以2000年平均值为100，固定资产投资的一致合成指数与先行合成指数如图1所示。图1显示，1997年至今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一致合成指数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按“峰-峰”的周期计算，我国月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已经历了5次长度和幅度不同的完整循环，目前正处于第6次循环的下降期。

我国投资一致合成指数自1998以来首先经历了一次长达6年的完整循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平稳快速发展的轨道，固定资产投资持续稳步增长，固定资产增长周期进入强劲的上升期。图1显示，投资一致合成指数于1999年10月触底，随后开始了一段扩张期长达4年的投资景气上升过程，投资一致合成指数于2004年2月达到峰顶，峰值为125.49，与1999年10月谷底值84.62相差40点左右。投资一致合成指数达到此轮周期的峰后于2004年3月进入下一次增长周期的收缩阶段。这次循环属于典型的长扩张周期，并且具有典型的非对称特征，扩张期为52个月，而收缩期为12个月。

1999-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由5.1%大幅升高至27.7%，固定资产投资长期的高增长使得2004年后我国经济出现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增长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压力，中央政府采取了“双稳健”的政策以控制投资盲目增长和调整投资结构。自2004年3月开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回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相应地呈现下滑态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景气指数进入了震荡收缩期。此后，投资一致合成指数于2005年4月形成此轮循环的高位谷底（100.4）后再次呈现回升势头，并于2006年4月达到此轮循环的峰顶（106.78）。

自2006年5月开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进入新一轮的景气下降期，至2007年2月形成此轮循环的谷底。从2007年3月开始，投资增长周期重新转入回升局面，87个月后于2007年10月到达峰。2004年3月-2006年4月与2006年5月～2007年10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经历了两次完整的景气循环。并且这两次景气循环的长度分别为26个月和17个月。就收缩幅度和扩张幅度而言，这两次景气循环相对1998年以来的第一个景气循环明显缩小，这表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平缓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周期的大幅波动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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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增值税转型 固定资产投资 影响

一、增值税转型概念及必要性

增值税转型是指将不允许抵扣外购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的生产型增值税变为可以抵扣外购设备类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消费型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值税转型允许在当期的销项税额中全部扣除当期相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从财政部、国家税务局颁发的文件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固定资产均能抵扣其增值税进项税额，只有满足相关要求的外购固定资产才得以抵扣其相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而且从增值税全面转型开始，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抵扣开始实行的是“全额抵扣”，而不再是试点地区的“增量抵扣”以及退税的办法。其中只有满足下面条件的固定资产才能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

（1） 使用期限超过一年且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

（2） 使用年限超过2年并且单价在2000元以上的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

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金，此类增值税的征收具有以下的弊端。一方面，其造成了对固定资产的重复征税，不利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越高，重复征税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固定资产中所含的增值税不予以抵扣，提高了企业销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的成本，不利于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不利于产品的出口。消费型增值税则允许外购固定资产时，将其所含增值税金作为进项税额一次性抵扣。虽然消费型增值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增值税，但是从固定资产的整个使用过程来看，法定增值额的总和等于理论增值额的总和。另外，由于我们可以使用发票来衡量购进固定资产的多少，在进项税额的计算上更为客观且便于操作和管理。于是消费型增值税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也成为我国增值税的改革方向。

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影响

l、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量的增加，升级产业结构

在生产型增值税制度下，企业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额不能抵扣，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作为课税基数的法定增值额不仅包括纳税人创造的新增价值，还包括己纳税增值税的固定资产折旧，因而对固定资产存在重复征税。资本有机构成越高的行业，重复征税越严重。生产型增值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引进高新技术和设备的积极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发展。增值税转型消除了重复征税因素，使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得到更多进项税额的抵扣，减轻了企业设备更新换代所带来的税收负担，从而有利于刺激企业改进技术，采用先进设备，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2、引起投资方向的改变，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力度较大，这可能导致企业通过对外增加筹资或者依靠企业内部积累而减少利润分配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最终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和权益负债率的上升。在“生产型”增值税下，高新技术企业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会受到较大的抑制，而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则彻底消除因固定资产含税而导致的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明显地起到鼓励资本向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流动的作用。

3、降低固定资产投资风险，增加效益

任何一种生意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如此，可能亏钱也可能盈利，因此它也具有风险性。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盈利是和投资风险成正比的，如果盈利多的投资肯定风险也比较高。相反，如果盈利比较少的投资风险也就比较低。在增值税转型以来，固定资产的投资收益率也直接受到了影响， 因为两种不一样的增值税模式在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和固定资产的折旧额不相同。两种不同模式的增值税产生的投资收益差额不相同， 自然企业投资的风险也不一样。经过理论研究证明，消费型增值税的政策对企业的投资带来的风险比较小。

4、增强企业出口贸易的竞争力

在改革之前，我国出口产品中蕴含了部分来自于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金的增值税额，即在国际市场中，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中仍然是含税价格，从而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另外，对于国内市场，由于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家实施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下已经得到彻底的退税，而国内企业的同类产品却没有同样待遇，同样使我国企业处于行业的不利地位。综上，可以看出在现行的增值税制下我国企业处于全面下风，但是，在改革之后，我国出口产品就实现了彻底退税，从而具备了与同行国际企业平等进入市场的资格，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也可促进企业扩大出口贸易，推进我国整体出口贸易的发展。当然，国内产品也因此扩大了进项税的抵扣范围，降低产品成本和企业税负，同样可以有效的提高国内产品与同行国际产品间的竞争力。

三、应对增值税转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议

增值税转型对行业和不同企业的税收影响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对于需要购进大量机器设备，进行技术革新的行业和企业，税收减负作用显著，而对于其他行业和企业来说，增值税税负就不会有明显变化。

1、制定适合本企业的固定资产长期投资计划

增值税转型是我国当前形势下提出的一项减税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制定固定资产长远投资规划，要从战略的高度，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为导向，以构筑核心竞争能力和加快产品结构调整为目标，长远计议、精心规划。首先，要对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存量固定资产的配套情况和技术水平进行深入而系统地分析，准确理解和把握增值税转型的税收优惠政策，掌握好固定资产投资的轻重缓急节奏，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谋取市场优势；其次，明确投资方向，促进产品结构优化调整。投资资金要向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项目倾斜，对市场潜力大、技术含量高的项目给予优先投资。对效益低下及国家产业政策限制或不鼓励发展的项目要减少投资或不投资。

2、采购时尽量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转型会对企业投资产生正效应，使企业存在扩大投资和设备投资的政策激励，从而对企业收益产生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对除房屋、建筑物、土地等不动产以外的购进固定资产（包括接受捐赠和实物投资）、用于自制固定资产（含改扩建、安装）的购进货物或增值税应税劳务，只有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才能享受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的政策。如果购进时不能分清固定资产用途的，也必须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明确购进固定资产的用途后，再最终决定是否能够进行增值税迸项税额的抵扣。因此在采购固定资产时尽量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样才能获得新增机器设备投资中所含增值税的进项税金的抵扣，才能享受此项政策所带来的优惠。

3、完善企业增值税的管理体制

短期内，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影响更甚于地区财政，中央财政收入将大幅减少。然而从长远发展和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国家财政减收则对应着市场流动资金的增加，允许企业加大生产资料的投入，刺激技术创新和设备升级，逐渐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然而，其积极作用将在一段时间后得以发挥，并逐步增加财政收入，消除其短期负效应，所以我们应该不断完善管理体制，使转型效果能长久稳定的作用于市场经济，实现其长远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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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投入;经济增长;VECM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1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3-0006-05

一、引言

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理论研究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变迁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教育投入通过影响教育部门的发展,提升了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并通过教育溢出效应,加速了技术进步与变迁,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投入作为一种消费性支出,其增加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对其他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影响经济的增长(祝树金,虢娟,2008)。

基于增长核算的分析框架,Jorgenson-Fraument(1992), Mankiw-Romer-Well(1992)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解释了人均产出的大部分差异。而Hall-Jones(1999),Klenow-Rodriquez(1997)的研究则认为TFP起着主要的作用。基于增长回归的分析框架,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作用,只是在贡献程度的测算上存在差异。如Judson(1998)和Benhabib-Spiegel (1994)的研究得出,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分别增加11个百分点和12~17个百分点。Barro(1991),Levine-Renlt(1992)用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变量的研究则认为,中学入学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增加2.5~3.5个百分点。国内的研究,(1)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祝树金和虢娟(2008)应用横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得出教育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生产弹性要大于物质资本的生产弹性;姚先国和张海峰(2008)在增长回归框架下,应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和传统的固定效应估计,发现教育对人均产出增长有积极的影响,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不过与资本投入相比,教育差异仍不是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于凌云(2008)则从政府和非政府教育投入比的角度,应用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发现在教育投入比相对较低的地区,物质资本投入是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原因,非政府投入的增长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更加明显。陆铭等(2005)应用合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的研究也证实,教育受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超过了教育。(2)基于我国宏观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廖楚晖(2006)应用VAR方法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的人均产出与政府的教育投入有显著关系,政府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周英章和孙崎岖(2002)基于协整回归方法研究认为我国教育投入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教育投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李玲(2004)通过协整回归分析却得出,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相比,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更高;崔玉平(2004)基于增长回归分析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公共教育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具有大致趋同的边际收益率,没有证据显示我国存在公共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的问题。

纵观已有文献,由于在(工具)变量选取、数据质量、计量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且大部分研究都倾向使用跨国数据或国家层面的宏观时序数据与省域面板数据,对省域个案的研究较少。另外,大部分研究都侧重于长期关系的度量,对短期波动的关注不足。本文将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的框架内(1)对省域个案的研究,以甘肃1979年到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由于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研究省域个案也许更具有现实意义。(2)由于双变量的时间序列分析可能会因遗漏重要解释变量而导致错误的因果关系推断(姚先国,张海峰,(2008)),我们将影响GDP增长的重要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纳入分析框架,进而测算教育投入的产出弹性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本文不仅分析了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且重点考察了教育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特征。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变量说明、描述性分析与实证模型设计,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最后为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数据分析与实证模型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的经验分析使用了三个时间变量:GDPt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原始序列取对数后的序列;EIt表示教育投入的对数时间序列;FIt表示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时间序列。数据范围为甘肃省1979―2008年间的时序数据。数据来源为甘肃省历年统计年鉴。

(二)数据分析

伴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家对欠发达地区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甘肃教育投入额显著增加。1979年甘肃教育投入额为1.3亿元,2008年已达18.3亿元。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看,基本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近些年来略有上升;从对财政支出的占比来看,其波动幅度略大,但比重有所提升。

图2描述了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简单关系。图中趋势线明显有正的斜率,表明甘肃省教育投入占比与经济增长存在一个正向的关系,即教育投入额越多,经济增长越快。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描述性的统计变量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显示性的结果,不能作为教育投入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度量,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还有待于实证结果的检验。

(三)实证模型

一般传统的回归模型都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应用模型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做出适当的描述,然后分析外生变量如何影响内生变量。但是这种模型存在一些缺陷,即在联立方程模型设定过程中,必须人为的假定一些外生变量,并且假定外生变量事先给定,不受模型中内生变量的影响;为达到识别的目的,常常假定某些前定变量仅仅出现在某些方程中,这些假定招致了Sims的严厉批判。Sims认为,为使结构模型可识别而施加了许多约束,这种约束是不可信的。如果在一组变量之间有真实的联立性,那么就应该对这些变量平等的加以对待,而不应事先区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 由此,Sims提出了VAR(Vector Autoregressive)模型。

在VAR模型中,没有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之分,而是所有的变量都被看作内生变量,初始对模型系数不施加任何约束,即每个方程都有相同的解释变量―所有被解释变量若干期的滞后值。

一个VAR(P)模型表述如下:

Yt=c=∏1Yt-1+∏2Yt-2+LL+∏pYt-p+εt=c+∑pi=1∏iYt-i+εt,εt~ⅡD(0,Ω)(1)

其中, Yt为N×1阶时间序列列向量。 c为N×1阶常数项列向量。∏1,……∏p 均为N×N阶参数矩阵,εt~ⅡD(0,) 是N×1阶随机误差列向量。对最大滞后阶数的确定依据LR似然比检验、AIC信息准则或SC准则。对于一个向量Yt的VAR(P)而言,假设系统中含有K个变量,如果向量Yt是平稳的,则系数可以进行OLS估计。如果变量含有单位根,直接回归可能产生伪回归的问题,在不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况下,一种选择是对非平稳变量进行差分,然后再对差分变量建立VAR模型,其弱点是经济含义不是很清晰。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则不必进行差分,可以通过Johasen的最大特征根和迹估计方法,以及Osterwald-Lenum提供的可行临界值表确定VAR模型中的协整关系。

假设Yt:Ⅰ(1),则可以直接对变量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Yt=μ+ΓΔYt-1+Γ2ΔYt-1+……Γp-1ΔYt-p+1+∏Yt-p+U8(2)

其中,压缩矩阵

∏=-Ⅰ+∏1+LL+∏p(3)

假设∏的秩为r(0

三、经验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VAR建模首先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非平稳变量Xt的一阶差分Xt是平稳的,则Xt是具有一个单位根的一阶单整过程。下面使用ADF统计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过程的滞后阶数由AIC信息准则确定,结果由表1给出。

变量ADF统计量5%临界值1%临界值伴随概率P结论

GDP-3.4227-3.5806-4.3239 0.0686非平稳

GDP-3.3366-2.9718-3.6891 0.0226平稳

EI-0.2948-3.5742-4.3098 0.9869非平稳

EI-3.9890-2.9718-3.6891 0.0049平稳

FI-3.1640-3.5806-4.3239 0.1119非平稳

FI-3.8959-2.9718-3.6891 0.0061平稳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所有变量取对数后的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说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因而,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协整关系检验

如果所考虑的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且某种线性组合使得时间序列的单整阶数降低,则称这些时间序列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由于GDPt、EIt、FI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具备进行协整的基础。下面我们先考虑协整向量的个数R的确定,在现有文献中,一般使用Johansen的特征根对R进行检验,具体检验结果由表2给出。

原假设备择选择特征值迹统计量5%水平下临界值P值**

R=0R≥10.473930.90829.79700.0371

R≤1R≥20.271813.562715.49470.0957

R≤2R≥30.16894.99753.84140.0254

注:*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Mackinnon-Haug-Michelin(1999)p值。

检验的结果表明检验的三个变量之间在5%显著性水平下仅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关系(即R=1),取标准化的协整向量,得到下述协整关系(括号内数字表示参数估计的t统计量值)。

GDPt=0.12EIt+0.43FIt

估计结果表明, 1978-2008年甘肃的国内生产总值、教育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从长期看来,教育投入、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即两者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且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大于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但教育投入的t统计值不显著,所以教育投入的产出效应并不明显。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建立

获得协整关系估计后,可以将VAR模型表示为误差修正形式。事实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是包含协整约束条件的VAR模型,如下:

ΔGDPt=a10+a1Zt-1+∑Pi=1a11(i)ΔGDPt-i+∑pi=1a12(i)ΔEIt-1+∑pi=1a13(i)ΔFIt-1+ε1t(6)

ΔEIt=a20+a2Zt-1+∑Pi=1a21(i)ΔGDPt-i+∑pi=1a22(i)ΔEIt-1+∑pi=1a23(i)ΔFIt-1+ε2t(7)

ΔFIt=a30+a3Zt-1+∑Pi=1a31(i)ΔGDPt-i+∑pi=1a33(i)ΔFIt-1+∑pi=1a33(i)ΔFIt-1+ε3t(8)

其中,amm(i)为短期调整系数,m、n=1,2,3;Zt-1为协整关系中的误差修正项,a1、a2和a3为误差修正项系数;P为滞后阶数,按照AIC准则选定P=1,其P为滞后阶数)。误差修正模型具体估计结果由表三给出。

被解释变量

ΔGDPΔEIΔFI

解释变量系数t统计值系数t统计值系数t统计值

C0.08942.73850.12562.24190.11241.9096

Zt-1-0.2472-2.0399-0.0545-0.26260.38981.7855

ΔGDPt-10.39402.19820.17290.56250.05840.1809

ΔEIt-1-0.1139-0.7718-0.0096-0.0381-0.0621-0.2337

ΔFIt-10.06680.55080.14400.69280.38661.7698

注:Zt-1 = GDPt-1- 0.09EIt-1- 0.74FIt-1-3.84

从表3结果知, GDP增长率的误差修正系数为负(为-0.25),表明GDP增长率向均衡收敛。教育投入的误差修正系数有正确的符号(-0.05),但统计上不显著,对修复非均衡状态没有太大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误差修正系数为正,表明对均衡的偏离,说明GDP主要通过FI进行调整。且短期来看,教育投入不利于GDP的增长(系数为-0.11);但教育投入与GDP的长期均衡关系系数为正(0.09),教育投入有利于长期GDP的增长。

(四)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协整分析只提供变量间长期关系的信息,但是没有为一个变量作用于另一个变量的动态特征提供更多的信息,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VECM扰动项上加上一个单位标准差大小的新信息冲击 (innovation)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以VECM模型为基础,采用正交化方法和Choleski分解技术,建立教育投入、国内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脉冲响应函数模型。

从图中可以看出:(1)教育投入增长的正向自冲击,有利于自身的改善。冲击呈波动的趋势,冲击的效果逐渐减小,第四期达到最小,后又逐渐增大。(2)GDP增长对教育投入增长的冲击第一期为负,第二期达到最小后逐渐增大为正,第三期达到最大,说明GDP增长冲击存在时滞性。(3)FI增长对教育投入增长的冲击最初为正,但效果逐渐减小,且波动性较强。(4)FI增长对GDP增长有正向的冲击,在第五期达到最大,此后冲击逐渐趋于稳定。

运用Sims的方差分解法,通过求解扰动项对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预测均方误差的贡献度。ΔGDP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四。可知,GDP增长主要依靠自身的促进作用,教育投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水平较低,但程度逐渐增大。FI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EI增长,且贡献程度也呈逐渐增大的趋势。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教育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长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甘肃教育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作用。但滞后一期时,教育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系数为负,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较长的时滞。

(二)甘肃教育投入、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为正,分别为12%和43%,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高于教育投入,但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统计检验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欠发达地区资本投入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提升、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有限。

(三)向量误差修正分析表明,GDP增长率的误差修正系数为负,表明GDP增长率向均衡收敛。教育投入的误差修正系数有正确的符号,但统计上不显著,对修复非均衡状态没有太大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误差修正系数为正,表明了对均衡的偏离。

(四)脉冲响应分析说明,教育投入增长对自身有正向的冲击,对GDP增长冲击的影响一段时间后才能发挥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GDP增长具有正向的冲击作用。方差分解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高于教育投入增长的贡献,教育投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水平较低,GDP增长主要依靠自身的促进作用。

总体来说,甘肃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型特征明显。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左右,增加教育投入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教育溢出效应的发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甘肃地处西北内陆区经济发展落后,地方财力贫乏,用于教育的投入有限,客观上要求国家增加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同时甘肃也应理顺教育投资结构,健全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从而提高教育投入的产出效益,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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