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注音十篇

中文注音篇1

【关键词】在中学音乐教学中 注重 民族音乐与通俗音乐的 结合

【中图分类号】G633.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8 -0180-02

戏曲是我国传统的综合艺术，它涉及文学（剧本唱词）、音乐、美术、表演、武术等诸多艺术领域。其中，京剧是国粹，因形成于北京而得名，但它的源头还要追溯到几种古老的地方戏剧。以微调"二簧"和汉调"西皮"为主、兼收昆曲、秦腔、梆子等地方戏精华的新剧种诞生了，这就是京剧。在200年的发展历程中，京剧在唱词、念白及字韵上越来越北京化，使用的二胡、京胡等乐器，也融合了多个民族的发明，终于成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将京剧称作"东方歌剧"是因为两个剧种都是集歌唱、舞蹈、音乐、美术、文学等于一体的特殊戏剧形式，在形式上极为类似；同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它们都获得了经典性地位。

我国有许多京剧学校专门培养京剧人才，但对于多数高中学生来说京剧仍是一个盲点。因此在学校艺术教育中，应让学生掌握京剧的一些基本知识，了解京剧艺术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其深远意义，培养学生对京剧的长久的兴趣。为此，在平时的教学中做了以下尝试：

一、教学内容体现时代性

传统音乐欣赏的重点是几千年的音乐文明，而现代高中学生对通俗音乐比较感兴趣，应利用这一有利因素在课堂教学中引入一些流行音乐，满足学生的时代需求。如：在导入时，为了让学生有听京剧的欲望，引用大家经常听的通俗歌曲《唱脸谱》，这首歌的后半段用了京剧的旋律风格，再加上红、白、黑、蓝、紫等几色脸谱的，引起学生的好奇心，为下面的教学做好了铺垫。在介绍京剧表现手法――念功时，先介绍学生们都喜欢的由周杰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霍元甲》、《双截棍》。周杰伦：香港著名的音乐人，集坐次作曲演唱为一身。作品特点：把京剧中的念功及唱腔与流行音乐巧妙的结合起来，使京剧艺术在流行音乐中得以传承和发扬。上海市把他的作品纳入中学音乐教材。通过他的作品，京剧艺术以流行歌曲的形式不断渗入校园文化生活，而且被广大的青年朋友接受、喜爱。在进一步的对比讨论这一环节中，学生勇跃参与。有些同学甚至主动要求演唱周杰伦的歌曲。其实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同学们已经对京剧中的念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实践。

二、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教育的改革发展，多媒体教学走进课堂。教师应充分利用网络、图片等制作课件，使课堂教学更生动、更形象，使学生易于接受。如：在进行京剧行当介绍时，如果仅仅是文字介绍，显得有些单调。因此可利用网络下载各行当的人物图片，一方面使学生在学习时可以根据图片中人物的年龄、服装、脸谱等来辨别各种行当，使问题直观形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各色的脸谱和多彩的戏服激发学生的好奇心。通过对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传奇故事及作品流派的介绍，进一步引起他们了解京剧、探索京剧的欲望。通过介绍中央国际频道的《同乐五洲》栏目，让学生明确：中国的国剧――京剧，在世界艺术长廊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同乐五洲》栏目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都在画着脸谱，穿着戏服，咿咿呀呀的学唱中国的京剧。作为一名中国人，对京剧的传承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注重课堂教学中的生成性

课堂教学中的生成性，也就是随机性，主要表现为即兴教学。即兴教学部分是无教案的，是教师根据学生在课堂中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认知而进行的生成性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由于学生的个体不同对同一知识点的理解、感受也会不同。如果忽略了学生的感受，照着教学计划往下进行，有些学生一定会无法接受，所以在课堂教学中应该根据学情随机应变。大多数高中生可能不喜欢京剧，喜欢流行歌曲。这时，可将对京剧的直接欣赏变为比较欣赏，为了加深影响，流行歌曲《唱脸谱》让学生亲自演唱，然后给学生问题讨论：“比较京剧与通俗音乐的异同。”通俗音乐《唱脸谱》中，第二乐段的创作素材是京剧唱腔。这首歌曲学生在初中时都学过，让他们重新复习这首通俗音乐与京剧相结合的歌曲，激发学生对京剧的学习兴趣。这一课堂生成性问题的解决，既激发了学生学习京剧的兴趣，又不影响教学进程。兴趣是引起和维持注意的重要因素，对感兴趣的事物，学生们总会愉快的去探索它，使活动过程和认识过程不会成为一种负担，从而提高了课堂45分钟的教学效率。师生在愉快、和谐的气氛中感受、传承了这一人类文明的非物质遗产――京剧艺术。

四、让学生全身心参与感知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核心在于：让学生全身心的个体与群体，参与、感知、体验音乐作品，从而去获得积极的音乐情感的结构因素。根据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和现代教育理论，产生了以合作为形式的教学群体――研究性学习小组。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发挥小组的合作性。在教学过程中，小组通过讨论、实践、进行学习。使每个学生都全身心投入。如：课前让学生分小组参与收集京剧有关材料、图片；在介绍京剧行当时，让学生参与分辨练习；在比较流行音乐与京剧唱法时让小组成员切身实践，发挥所长，即兴的演唱京剧和流行歌曲，积极讨论归纳。归纳完毕后各小组各抒己见，不同之处讨论或争论。这样学生参与了解决问题的过程，发挥了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心，学生的一技之长得以发挥，同时大大提高了同学之间的协作能力。让学生即兴的演唱京剧和流行歌曲，是现代教育提倡的一个“鼓励即兴”的过程。鼓励即兴可以唤醒学生的潜在创造力。在课堂上给学生一定“度”的自由，鼓励他们即兴的发挥创造，也就是给每个学生开辟了一块适合“种子发芽”的最佳土壤。让他们各尽所能，发挥所长，张扬个性，全身心的投入。本节课的教学任务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圆满完成了，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师生都有一种有所收获的喜悦感。

中文注音篇2

小学音乐新大纲指出：“音乐教育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对于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为人格的完美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环境基础，作为独立个性的人只有具有了独立的创造性、完美的人格，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才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如何在教学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如何关爱学生的生命，让学生在课堂中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呢？

一、在教学内容中倾注人文关怀

音乐是人文性的学科，它用优美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使学生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培养爱美情趣，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

在教学中应做到：

1.进行思想的熏陶、道德情操的培养。

小学音乐教材中有大量具有道德感染的歌曲。如：《中国中国我爱你》、《祖国祖国多美丽》能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表现了少年儿童的民族自豪感；《彝家娃娃真幸福》、《金孔雀轻轻跳》表达了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友爱之情；《我们要做雷锋式的好少年》教育学生该怎样做人……教师充分利用教材内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学生进行高尚的思想道德教育，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2.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

小学音乐教材里的每首歌、每首乐曲都经过了编者精心的挑选和设计，充溢着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美：有的刻画了美的人物形象，如《雀尕飞》、《老师最理解我》；有的描绘了美的自然景色，如《三峡柑桔甜又香》、《我的小花园》；有的表达了美的心愿，如《真善美的小世界》、《摘星星》……在学唱歌曲的同时，要引导学生体验美与丑，分辨善与恶、是与非，形成正确的健康的审美观。

二、在教学方法上倾注人文关怀

教师要勇于打破“满堂灌”、“抱着不敢放手”的陈旧教学方法，多给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放手让学生自己动脑设置问题、自己动手给予解决。

1.放手独立完成。

教师应当充分相信学生的能力，教材中的一些知识可以提前让学生独立去完成，如通过查阅资料了解音乐作品的背景、理解歌词内涵、用乐器吹奏曲谱等。

2.让学生合作学习。

因各种原因，学生在音乐中各方面能力发展有所不同，有的学生吹奏能力较强，有的歌唱能力不错。将学生按各种特长分成若干小组，共同思考和学习新知，合作中既促进了学生的情感交流，又培养了学生的音乐协调性和团结友爱精神。

3.活动学习。

在学习中可通过一个个的活动推进学习的进度，如小歌星赛、绘画比赛、小小演奏家等。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使学生具有竞争意识，培养表演欲望，激发参与积极性，从而达到学生愿学、乐学的目的。

三、在教学过程中倾注人文关怀

首先要打破旧的教育观念和思想，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主体观念，教师尽量不做学生能做的事，不说学生能说的话。音乐课大致可分为唱歌课、唱游课、欣赏课、综合训练课几大类，教学的一般过程分为“预习——新知识传授——巩固练习”。

1.预习是一个重要的自主学习环节，是课堂学习的前奏，许多的教学内容学生通过预习就能独立解决。如教授《摇篮曲》时，可让学生查阅资料，了解何为摇篮曲，了解舒柏特的生平，了解中外一些优秀的摇篮曲。学生查找资料的同时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这些远比教师的讲解更能让学生记忆深刻。预习还包括教师的课前备课等，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训练点，针对课堂的学习情况，灵活处理疑难点。

2.课堂学习是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学生课前的认真预习参与了多种思维活动，它为课堂中师生的共同学习奠定了基础。教师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主动、兴致勃勃地学习， 让学生尽量自学自悟，掌握学习方法。例如学习歌曲《山峡柑桔甜又香》时可这样设计，解决难点：

A.了解宜昌的地理位置及独特的风土人情，结合以前所学的歌曲，如《雀尕飞》等，体会歌曲的旋律特点。

B.根据歌词进行想象绘画，用画笔表达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和了解。

C.结合绘画内容分小组演唱歌曲，用歌声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再如学习美国儿童歌曲《铃儿响叮当》一歌时，教师可选择中外几种用不同风格进行演唱的版本让学生欣赏，对比总结出歌曲不同的风格特点，更好地让学生把握歌曲情绪进行演唱及创作练习。

总之，要使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使学习者成为获得知识的最高主人，而不是消极的知识接受者。

中文注音篇3

关键词宋代梦英《说文偏旁字源》字书体例内容得失辞书史

唐代开始出现专门研究《说文》部首的字书，对后世汉字部件及字原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唐李阳冰之侄李腾《说文字原》是最早利用《说文》偏旁部首探究字原的著作，惜其已亡佚。其后，后蜀林罕撰《字原偏旁小说》三卷，《郡斋读书志》后志（以下简称《书志》）卷一《英公字源》条引郭忠恕评价曰： “今点检偏旁，少晶、弧⒅痢⒐辍⑾椅遄郑故知林氏虚诞误后进，其《小说》可焚。”表明此书缺点甚多，宋人已现批评之声。宋代释梦英撰《说文偏旁字源》（以下简称《说文字源》）一卷，又称《篆书说文目录偏旁字源》《英公字源》《梦英字原》等，《书志》引郭忠恕谓“梦英因书此以正林书之误”。该书是一部重要的《说文》部首字样书，为汉字偏旁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汉字部件及字原发展、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书中蕴含着较丰富的语音、文字等信息，值得深入探讨。由于后代学者对其体例认识不清，内容得失褒贬不一，有必要结合具体文献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客观评判，以发挥其应有的辞书史和辞书学价值。

一、 梦英及《说文字源》之成书

梦英未见传记传世，史籍也缺载其信息，因此只能靠零星资料了解其生平。姜聿华（1992： 319）记“梦英为北宋初和尚，人称英公大师、宣义大师，又号卧云叟，南岳人”。明《书史会要》云： “释梦英，号卧云叟，南岳人。与郭忠恕同时，习篆，皆宗李阳冰。”英公喜篆文，《书志》云： “梦英通篆籀之学。”他深得阳冰笔法，有“阳冰死而梦英生”之誉，《说文字源・梦英自序》云： “自阳冰之后，篆书之法，世绝人工，唯汾阳郭忠恕共余继李监之美，于夏之日、冬之夜，未尝不挥毫染素，乃至千百幅反正无下笔之所，方可舍诸。及手肘胼胝，了无倦色。”同书《郭忠恕致英公大师书》云： “飞杯容许于醉狂，结社不嫌于心乱。共得阳冰笔法，同传史籀书踪。”这些记述表达了二人通过艰苦卓绝的书法艺术实践而继承阳冰书风，复兴篆籀的追求和决心。凭借保留下来的碑书真迹如《篆书千字文》《十八体篆书碑》等，可窥知梦英篆文书法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有助于科学认识《说文字源》的书写内容。

梦英篆写时儒所刊定《说文解字》之540部首，撰成《说文字源》一书，每字下以楷书注释，其中偏旁字注音系由梦英、郭忠恕共同完成。（何山 2015）回顾北宋乾德五年（967）《十八体篆书碑》，刊刻内容除时人赠英公之诗作外，还包括《说文字源》所收载的郭忠恕致英公大师之书函，由此可推断，《说文字源》完成时间不会晚于乾德五年，路远（2008： 512）据此将成书时间定为北宋初年，可从。书中所附自序及郭忠恕答书，表明了英公撰作此书的基本意图： 一是纠正林罕《字原偏旁小说》之错简，二是自序所谓“使千载之后，知余振古风、明籀篆，引工学者取法于兹也”之初衷。因此该书作为重要的偏旁类工具书，对探究汉字构件及字原的渊源关系、演进规律及篆体书法等都大有裨益。

二、 《说文字源》版本及体例

（一） 版本情况

《说文字源》在流传中形成传世本和石刻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书志》后志卷一、姜聿华（1992： 319）等古今书目提要类著作均有著录，或未提及版本情况，或言是书今存，但版本情况不详。后者有不同题名，如《梦英说文字源》《说文偏旁字源碑》《宋梦英偏旁篆字》《说文偏旁字源并自序及郭忠恕答书》《偏旁字源目录及郭忠恕书》《偏旁字源》《宋六书偏旁》等。宋代以来的金石书如《宝刻丛编》卷七、《宝刻类编》卷八、《石墨镌华》卷五、《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二、《关中金石记》卷五、《陕西金石志》等均以跋尾形式著录，《八琼室金石补正》（以下简称《八琼室》）卷八七、《金石续编》卷一三则采用碑文移录加跋尾的形式著录，这种据原刻文字转录而形成的文本称为石刻移录本。

各题跋内容主要是对其篆楷书法、字原分部与次序、篆字异形、注释体例、音读错谬等进行分析说明。石刻著录书都将该碑刻立时间标为北宋咸平二年（999）六月十五日，与建碑时间一致。关于勒石地点，梦英《自序》云： “今依刊定《说文》，重书《偏旁字源目录》五百四十部，贞石于长安故都文宣王庙。”明赵《石墨镌华》等记《宋梦英偏旁篆书》在西安府学，碑原石现安碑林博物馆。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宣王庙与西安府学实现了主体功能的转换，所幸的是，《说文偏旁字源碑》得以保存下来，成为该字书最直接的实物证据。另有拓本行世，以北京图书馆金石组（1989： 2）《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8册所收碑拓为佳。由于传世本难以见到，石刻本《说文字源》就是可资利用的直接研究材料。

（二） 内容编排体例

《说文字源》内容板块包括篇首、说文字原目录和梦英自序等，学者们对整书内容编排体例认识的分歧主要是注音体例。如清毕沅《关中金石记》认为“《说文偏旁字源》于每字下各注一音”，姜聿华（1992： 319）亦认为“每字下皆附音释”，其说均有违事实。细考碑拓540个篆文偏旁下的楷注文字，其体例实分三种情况： 一是以通行楷书转写对应的篆书字原，共有312字（作者按： 《八琼室》跋尾认为“ ‘包’下注‘’误多一‘音’字”，故本文未将此例纳入注音范围）。如“”下书“角”，“”下作“乃”等。二是楷书注音字，共计225字（作者按： 因“u”“舁”下的注音字泐蚀难辨，故本文实际统计分析了其中的223例）。标音者采用了两种注音方法： （1） 直音法，共13例（如篆文“h”下注“音拨”，“”下标“音耀”等；或省“音”字，如“e”下注“”，“”下注“乖”）。（2） 反切法，共210例（如篆文“廾”下注“巨恭”，“爨”下注“七乱”等）。（3） 既以楷书转写偏旁字原、又加楷字注音的共3例（篆文偏旁“]”“”正下方为对应的楷书转写字，左边分别书“于谨”“胡米”反切注音；偏旁“甾”下为楷书“”字，当为《说文》古文“”的楷定字，右边注音切“方九”）。因此，《说文字源》并非每字注音，而是有选择性的。搞清内容体例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

（三） 石刻移录本文字问题

碑石易风化，文字易泐蚀，加之字形辨认或存偏差，碑文转录中文字错误难以避免。核之《说文字源》碑拓，《八琼室》卷八七、《金石续编》卷一三两石刻移录本的楷书注文均存在误录、缺脱等问题，现分类校补如下。

1. 误录形近字。碑拓篆文“（廴）”下本为楷书反切注音“弋忍”，《唐韵》《广韵》该字读作“余忍切”，两种反切的切上字音值相同，所切字音相合；只是原碑“弋”字稍泐，但仍可明辨；《金石续编》录作“戈”，字形不一，切音也不合，形近而误。碑拓“（c）”下注“千赐”，拓本“千”字清晰，《八琼室》录作“于”。“（）”字下“牛巾”之“巾”《八琼室》录作“”，亦系形近误录，反切读音也随之不合于被切字。这样的情况两书共有近20处。

2. 避讳改字。碑拓“（）”下注反切“丘於”，切上字《八琼室》《金石续编》均未照录原刻“丘”，而录作“邱”，虽读音相同，但字形有异。乃因清代避孔丘讳，遂加构件“阝”于“丘”而成“邱”字。

3. 误辨微泐字。碑拓“（太）”下有注音字“他”，反切下字稍泐，右边明显为构件“页”，左边只留部分痕迹，较难确定是何形体。《八琼室》《金石续编》均录作“O”，但其音韵地位与被切字有较大差异，同《广韵》“大”之徒盖切、《集韵》他盖切等也不吻合，证明释读有误。细审字形，其左部残留笔画走势非构件“安”，而与石刻“亥”的写法非常接近，根据碑刻文字书写规律和整字轮廓，我们认为“”实为“颏”字。“他颏”“徒盖”“他盖”三反切所表声韵相同，与被切字“太”的读音完全一致。《说文字源》所拟字音实质是通过同音变换韵书反切上下字而得。文字泐蚀残损乃碑刻文献的常见现象，也是文献整理的难点所在，需要结合碑刻学、文字学、书法学、语音学等相关知识，综合分析，理性判断，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4. 录作碑文原字的异体字。碑拓“”字下注反切“所扎”，切下字拓本清晰作“扎”，《八琼室》录作“札”。古本文字构件“扌”和“木”常讹混不分，《八琼室》为摹刻本，亦循此通例。故“札”为“扎”字异体，两者语音相同。

5. 文字缺录。碑拓“”字下注反切“工安”，其中“安”稍泐而基本可识，《八琼室》《金石续编》均缺录，当补。拓本“”字下本有反切注音字“七吾”，而《八琼室》《金石续编》均只录作“”，脱录注音字，与原刻不符。

6. 文字讹刻。拓本“琛弊窒伦⒎辞小耙褰”，而《广韵》为楚江切或仓红切，《集韵》为初江切或丛切。碑刻与韵书反切上字不同，所切字音声母迥异，背后原因需探究碑拓切上字“义”。调查简化字源，张书岩（1997： 84）认为“x”简作“义”最早出现于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刘复、李家瑞（1930： 128）《宋元以来俗字谱・十三画》引《通俗小说》等“x”字下录简体“义”，其产生时代明显晚于《说文字源》。从语音层面看，“义”与“琛鄙母不同，故碑文“义”并非简体“x”字，而应为“叉”的讹刻字。“叉”讹作“义”文献早见用例，黄征（2005： 38）浙敦026《普贤菩萨说证明经》： “尔时普贤菩萨即从座而起，整衣长跪，叉手前白佛言。”又： “毗楼勒叉天王献佛白银钵。”写卷两处“叉”字均作“义”。碑石字形讹刻现象时有发生，是由石质载体、书刻方式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给字形识别增加了难度，碑刻整理时需仔细审辨。《说文字源》“义”为“叉”的俗字，“叉江”切音与“琛钡亩烈敉耆吻合。《八琼室》《金石续编》“琛弊窒戮照录碑拓而作“义江”，跋尾中未加考辨，使问题依旧，欠妥。

不论文字误释、漏录还是其他问题，都改变了字书文献原貌，导致信息失真，极不利于材料的研究和利用。因石刻本系研究《说文字源》的常用文献源，故我们补正其已有著录成果中有关文字的缺误，可为学界提供完整准确的研究材料。

三、 《说文字源》之价值

《说文字源》作为现存较早的专门研究汉字偏旁的字书，不仅在传承《说文》部首研究之成果、补正前人研究之缺误、弘扬篆文书法之艺术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文字、语音、字词关系研究等方面有特殊而重要的价值。

（一） 文字研究

1. 隶楷书异俗字研究。前述“叉”作“义”、“扎”作“札”等都是楷书俗讹字研究不可多得的字料，字书文字提供了宋代的字形变异现象。系统整理研究包括《说文字源》注释字在内的异体字，可弥补版刻背景下宋代异体俗字存世资料之不足。

2. 古文字研究。梦英宋初自负篆书，故作《偏旁字源》，可毕沅、陆增祥皆批评“英书多缪体”： 毕氏举“”作“”、“”作“”、“”作“”、“”作“”、“”作“”、“”作“”、“”作“”皆不合于六书之正者也；陆氏又列毕氏所未举，补列“”作“”、“”作“”、“”作“”、“”作“”。事实上，按毕、陆二氏的判定标准，书中还有如“”作“”、“”作“”等诸多不合六书正体、与《说文》小篆字形有较大差异的字形。其实梦英正提供了宋代小篆字传承、使用和变异的新动向、新特点，为古文字研究打开了新窗口。进行字原研究时应科学认识和正确辨别上述新形体，总结变异规律，抉发变异原因，可丰富和拓展古文字研究内容，为汉字史研究提供参考。另外，《说文字源》篆文偏旁整体上结构均衡对称，用笔淳劲灵动，线条圆转凝重，饱含“玉箸篆”特征，给人庄重肃穆之美感，为研究宋代篆体书法、宋代僧人书家梦英的书写艺术提供了可靠证据，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二） 语音研究

《说文字源》注音真实反映偏旁字原的当时读音，是汉语语音研究的珍贵资料，价值非常突出。先看几条材料。

1. 《说文字源》篆文“z”下注“笔p”反，“p”同“洹保切音中古属帮母至韵。段玉裁（1981： 137）云： “z，读若逼，逼各本作z。按，《五经文字》‘z音逼’，《广韵》‘彼侧切’，至韵不收。李仁甫《五音韵谱・目录》云‘读若逼’。本注云‘彼力切’，皆由旧也。”“逼”属职韵，则英书标音与旧注不同，特别是切音所属之韵差异较大。查《集韵・至韵》： “z，二百也。兵媚切，音z。”“z”为至韵，英书笔p切与《集韵》所录兵媚切音效相同，故《说文字源》“z”字改音是为了反映宋代读音。

2. 《说文字源》篆文“髟”下注“必由”切，切上字为帮母，下字为尤韵。《唐韵》《广韵》分别标必凋切、甫遥切，切下字分属萧、宵韵，与尤韵有异。段玉裁（1981： 425）认为： “髟，彡犹毛也，会意。《五经文字》必由反，在古音三部，R部从此为声，可得此字之正音矣。音转乃为必凋切、匹妙切，其云所衔切者，大谬，误认为彡声也。”段氏具体分析两类反切注音的关系，并以“必由反”作为“髟”之正音，可从。故《说文字源》取《五经文字》而弃《唐韵》等所注反切。《集韵・幽韵》“髟”字有必幽、悲幽二切，切下字跟“必由反”所切之韵同属流摄，声韵效果十分接近，表明宋代“髟”字实读帮母尤韵之音。

3. 《说文字源》篆文“嵬”下注“牛伟”切，上字为疑母，下字为尾韵。《唐韵》《广韵》同录五灰切，切下字属灰韵，与碑刻音切之尾韵相隔较远；《集韵》录乌回切，切上字属影母，“疑、影”二母发音部位非常接近。相对而言，《说文字源》拟音基本等同《集韵》反切，更符合实际读音。

4. 偏旁字“”中古音属馀母至韵，《广韵》等所录“羊至切”音效与之相同。《说文字源》注“大例”切，标示被切字“”为定母祭韵之音读，其声、韵均与“”的中古音有别，而跟中古定母荠韵的“弟”字读音极为相近。《说文・部》“”字下云： “读若弟。”按《说文字源》注音，宋代“”仍音同“弟”，《集韵》“”字有大计切一读，可证。

5. 偏旁字“丿”中古音属滂母屑韵，《广韵》普蔑切与之吻合，反映其中古音韵地位。《说文字源》“丿”下注“於小”切，反切上字属影母，切下字为小韵，声、韵皆与《广韵》音切有较大出入，但恰与《集韵》所录於兆切同音，英书所注当属时音。

6. 偏旁字“”中古属K母宥韵，《广韵》扶富切音同；《唐韵》房九切与之声同韵近。《说文字源》注似醉切，反切上字“似”属“邪”母，切下字“醉”属“至”韵，所切之音与“”字声、韵均不同。段玉裁（1981： 737）于“”字下云： “似醉切。按，此字不得其音，大徐本依‘燧’读也。《广韵》、《玉篇》扶救切，又依‘’音读也。”《说文字源》反切正好与段氏所谓大徐本反切注音相同，结合段注、《广韵》和《说文字源》注音，可确定偏旁字“”中古应有两读，一为韵书、字书反切之“”音，一音似醉切，按《说文字源》所注，宋代“”字当音“燧”。

上述6例《说文字源》反切注音，与被注音字的中古读音有不合之处，如声同韵异、声近韵异、声韵皆异等。勾稽韵书等文献，分析具体注音之理，这些字音又并非随意而为，无据而注，而是揭示出语音变换、调整、传承等方面的规律和特点。其中5个字的音切与《唐韵》《广韵》不谐，而与《集韵》所录反切不谋而合，而《集韵》改良反切是“适应时音的变化，既有音理上的依据，又有反映时音变化的企图”（张渭毅 1999），表明《说文字源》注音旨在提供偏旁字的宋代读音，满足时人能以正确的时音读取偏旁字而选用相应的切字的需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代语音系统的基本状况。

因缺乏真实的记录材料，一些字音来源很难找到科学根据，难以考索其读音的传承和演变情况，这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瓶颈所在。表面上看，《说文字源》所作注音记录下《说文》偏旁字在宋代的读音，通过古今对照可探析字音的历时演变。从更深层面看，偏旁字原大多具有较强的构字能力，充当声旁或表义形旁等构字部件时会自然带进原来的语音信息，直接或间接反映所构字的读音，而且可循此类推系联这些偏旁参构的成批的汉字，考查其在宋代的实际读音，这对研究宋代汉字语音、梳理近代汉语语音系统都大有好处。系统开展《说文字源》注音研究，尤其考索那些特殊注音，可充分挖掘蕴含其中的语音研究价值，为中古及近代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珍贵资料和重要参考。

（三） 汉字形音义关系研究

透过《说文字源》注音，可探析被注音字形与音义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理清偏旁字符与记录对象间能指和所指的配合规律，以便科学认识偏旁字的实际记录功能。下面结合具体材料进行分析。

1. 偏旁字“炙”《说文字源》篆作，《说文・炙部》： “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之石切。”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以下简称《系传》）卷19云： “炙，炙肉也。”后列朱翱反切“之射反”，被切字的声调变为去声。段玉裁（1981： 491）指出： “‘炙’字从肉在火上，有贯串之加火上也，此可以得抗火之意，之石切。‘炙’读去声则之夜切，一义一字耳。”《说文字源》弃《唐韵》“之石切”，“炙”下列“之夜”切，韵、调同《系传》，意味宋代表炙肉义的“炙”字读作去声。

2. 偏旁字“”《说文字源》书作“”，《说文》收此字，篆作，字形甚异。《说文・卯部》： “，事之制也。从卩。阙。”许氏阙其音。《广韵》音子礼切，段玉裁（1981： 432）云： “今《说文》去京切，《玉篇》、《广韵》皆云‘《说文》音卿’，此盖浅人臆以卿读读之，卿用卵为义形，不为声形也。《玉篇》子兮切，取m字平声读之，《广韵》子礼切，取m上声读之，盖其音必有所受之矣。”段氏肯定子礼、子兮两音切，质疑“音卿”之去京切，认为系浅人臆作，其说甚是。《集韵》广收各字的不同读音，“”字录有两读： 一音丘京切，一音子礼切。再调查其他字书，“”字除读音存分歧外，还有“”“卿”二字缴绕的问题。《正字通・卩部》： “，卿本字。”章炳麟《文始》： “《说文》： ‘，事之制也。从卩。’变异为卿，必有所受。”《康熙字典・子集下・卩字部》： “《正讹》： ‘，事之制也，与卯别。卩者，节奏也，人臣事君之义，会意。隶作卿。’”另外，甲骨文“”作“”，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云： “此为向背之向字。象二人相向，犹北象二人相背。许君谓‘事之制’者，非也。”罗氏仅限于甲骨文，其说似隘。爬梳其余各家观点，“”和“卿”或为假借，或为异体。正因为对两者字际、字词关系有不同的认识，自然产生其形音搭配的复杂性。《说文字源》“”下注“岂京”切，当取假借说，与《集韵》“丘京切”读音一致。

汉字字形与音义的联系最初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字记录某个词义，并赋予一定的语音形式，其形音关系是清楚和明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偏旁字指称内容、语音形式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面对错杂的历史字音和文字形义搭配状况，《说文字源》拟音者进行了科学判断，做出了正确选择，为偏旁字语音传承、变音别义、形音关系考察提供了重要线索。因此偏旁字简单注音的背后，隐含着汉字字形与音义的多重研究价值，值得深入挖掘。

四、 《说文字源》之不足

《说文字源》亦存不足之处，主要是个别音切有误，古代学者就曾提出批评。如《关中金石记》卷5指出《说文字源》的注音失误： “其最谬者有三，如音n为方木反，考n字，古有两音，一音香，一音皮及反，从无方木之音。音游陌包反，幼执优＃声，幼执邮。毛声，是误以游幼帧R翮尬方九反，《说文》曰‘楚东名缶为甾’，本音侧词反，又误以甾为缶字。”所论甚是。我们又发现三个因拟音者错辨偏旁字而误注字音的例子。

1. 偏旁字“（）”中古属见母混韵，《唐韵》《广韵》《集韵》所注反切分别为胡本切、古本切、户衮切，与“”字声韵基本吻合。《说文字源》“”下注“补幺”切，明显与“”字读音及韵书反切不合。段玉裁（1981： 276）于“”字下按： “《五经文字》云‘捕幺反’，《广韵》云‘符霄切’，是以音为音也。”“符霄”为“”之音切，“捕幺”“补幺”切亦音“”，用其注“”字，显系张冠李戴，段氏辨音结论值得肯定。《说文字源》当未细辨字形，贸然依《五经文字》音切拟音，导致“”形音关系失配，留下错误注音。

2. 《说文字源》偏旁字“”即“”字，《说文・部》： “，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词言之气从鼻出，与口相助。”段玉裁（1981： 136）进一步指出： “词者，意内而言外也。言从口出，而气从鼻出，与口相助，故其字上从自省，下从口，而读同自”表明“”亦为“自”字，读音也同“自”，《广韵》等韵书反切作“疾二切”，不误。《说文字源》“”下注“蒲革”切，字音为并母麦韵；《集韵》“西方色”的“白”字收“薄陌”切，与英书所注音切极为相近，而“”后有未注音的偏旁字“白”，大概系注音者因形近而误混，导致形音搭配不当。

3. 《说文字源》篆文偏旁“”下清晰注“於迄”切，切音为影母迄韵，实同“乙”字读音。而“”中古属影母黠韵，《集韵》乙黠切即是明证；《唐韵》“乌辖”切，切上字“乌”同属影母，切下字“辖”虽属_韵，但与黠韵同属山摄，所以此反切注音与“”字读音声同韵近。“於迄”切与韵书反切及“”字读音声同韵不同，差异十分明显，问题在注音和被注字不对应。复核原文，梦英所书篆文“”作，与《说文》小篆（）有很大不同，而与后文的（乙）字形极为近似，可（乙）下为楷字“乙”，未注音。《说文・]部》： “，玄鸟也。齐鲁谓之，取其鸣自呼。”徐锴《系传》： “此与甲乙之乙相类，此音轧，其形举首下曲，与甲乙字异也。”段玉裁（1981： 584）注云： “象翅开首竦，横看之乃得。本与甲乙字异，俗人恐与甲乙字乱，加鸟旁为C，则赘矣。本音乌拔反，入於笔切者，非是。”徐、段二氏分析乙、形音，其区别特征非常明显，惜梦英书字时未加区分，使得两字形近甚至同形，拟音时便扰乱视觉，误“（）”为“乙”，最后又随形定音，故《说文字源》“”下注音实为“乙”字之音，引发语音问题，核心是文字形与音义不能对应。

偏旁字形与音义关系本来已经固化，但重新书刻会或多或少改变字形，需要再次核准形与音义的对应情况，因此给篆书偏旁注音，辨形、审音是其难点。《说文字源》拟音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断字标音仍留有瑕疵，其中既有形近音异、音随义别之字难以遽明的原因，又有择音定字、判断正误的依据和标准方面的问题。拟音者因未仔细审辨而造成上述几个字注音之疏失，并不影响《说文字源》注音材料的实有价值。不论反切上下字如何变换，该书94%以上的偏旁音切与被注音字为声韵皆同、声同韵近、声近韵同和声韵皆近关系。（何山 2015）后代学者因未全面探究该书整体语音效果，而对其注音指责不断，如毕沅《关中金石记》批评： “英公非但不识字，亦并不识音。”清吴玉|《金石存》卷五评价字原注音云“谬误滋多，不可为训”。其说显然有失公允。

附注

核之《说文》，梦英《说文字源》目录多“孑”部，少“丶”部，总数仍为540部。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见该书242页注四，上海书店，1937）云： “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吴照手辑之《字原考略》内，梦英偏旁缺一‘玄’字，为五百三十九，但此字疑非梦英之原缺。”复核碑拓，原刻未缺，原书亦同，胡氏所疑有理，吴照辑本当因避讳而缺。“玄”《金石续编》卷13、《八琼室》卷87均录作“元”，亦因避讳而改字。

如无特别说明，相关文字的古音信息均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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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注音篇4

[关键词]敦煌古藏文文书；汉藏对音材料；唐五代西北方音；声母；韵母；声调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4-0014-05

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中有一类特殊的卷子，其中汉字旁边用藏文注音的，称为“注音本”，只用藏文音译全部或部分汉语文献的，称为“音译本”或“译音本”，这种卷子一般统称“汉藏对音材料”。①这类汉藏对音材料不仅是研究古藏语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依据，一直倍受音韵学界的重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很多语言学家和藏学家对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较早研究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的是罗常培先生。罗氏所著《唐五代西北方音》②是第一部利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研究中国古代西北方言音系的专著。他把《切韵》作为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出发点，利用五种藏文对音译音材料③和一种注音材料构拟唐五代西北方音，与现代西北方音进行比较，探讨其语音流变，并结合音理分析，识别并解释了两种语言对音难免的音近代替现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唐五代西北方音》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和研究。他们根据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汉藏对音材料进行了补充和修订，逐步完善了敦煌汉藏对音材料音系的构拟。本文试就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声母、韵母、声调四个方面略作述评。

一、 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探讨中古汉语方音，罗氏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材料最为重要：一是汉字在外国语里的译音或外国语在汉字里的译音，二是保存方音性的汉字注音。④《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用到的汉藏对音《千字文》、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藏文译音《阿弥陀经》、藏文译音《金刚经》四种材料属于第一类，注音本《开蒙要训》属于第二类。而《唐蕃会盟碑》当时只有劳佛（B.Laufer）与伯希和（P.Pelliot）利用其汉译藏音部分讨论过9世纪的藏语音韵，其他材料只是零零散散地被人引用过。⑤罗氏整理这些材料，并拟测出其代表的方音系统。这是国内学者首次利用当时刚发表的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且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至今仍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补充和修订，著有《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⑥利用14种材料研究其中的音韵和语法现象。他所使用的材料，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完备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唐五代西北方音》。

其实，除了罗氏和高田氏综合研究汉藏对音材料所反映的河西方言之外，国内外还有许多学者也对这些材料的整理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1920年，法国伯希和与马伯乐（H. Masperro）曾引用过对音本《千字文》的一部分。⑦1923年，日本羽田亨的《汉蕃对音千字文断简》释读、转写了汉藏对音，并确定了《千字文》的对音性质及与研究唐代西北方音的关系。1926年，托马斯（F.W.Thomas）与柯乐逊（G.L.M.Clauson）比定译音本《金刚经》，并注出了相应的汉字。1927年，柯乐逊比定《阿弥陀经》，且注出了汉字。柯乐逊还为《阿弥陀经》和《金刚经》做了汉藏互见索引。1929年，托马斯参照《大乘中宗见解》的译音本（ch.9，Ⅱ，17号）和重字，补全了其对音本（ch.80.xi号）的空白。财津爱象《敦煌出土汉藏对音の材料と〈韵镜〉との比较》⑧一文从汉语音韵史的角度，把《千字文》、《阿弥陀经》、《金刚经》三种汉藏对音材料分类组合与《韵镜》比较。1948年，托马斯和翟理斯（Lionel Giles）合写《一种藏汉词语写卷》，刊布了《藏汉对照词语表》写卷，比定出部分汉字。1958年，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在《藏译汉文文献释读》⑨中介绍了《妙法莲华经》、《天地八阳神咒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道安法师念佛赞》、《寒食篇》、《杂抄》、《九九歌》等文书，并用拉丁字母转写出了其中的一部分。1960年，陈国（Csongor）著《在敦煌发现的用藏文译写的汉文文书》，⑩再次讨论了罗氏使用的汉藏对音材料。1982年，王尧在其所著《吐蕃金石录》中录写了《唐蕃会盟碑》四面的汉藏碑文，在藏文下注出了拉丁字母转写。111982年，周季文在《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12一文中，比定了该写卷，作了《汉—藏索引》和《藏—汉索引》，第一次为藏文注了现代藏语的安多音和拉萨音。1984年，黄布凡撰《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和《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对《藏汉对照词语》残卷作了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订正。131992年，郑张尚芳补解和订正了前人研究《藏汉对照词语》残卷中的缺释与舛误部分，并分析了其反映的语言现象。142006年，周季文、谢后芳通过对18种敦煌吐蕃对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成《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为藏语文献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财津爱象和匈牙利陈国的研究。罗氏写《唐五代西北方言》过程中看到了财津爱象的文章，对其文章提出了四点批评：没有收入《大乘中宗见解》；与《切韵》只是比较声母，没有比较韵母；没有认识到羽田亨和托马斯藏文转写方式的不同，未加以统一，照搬使用；藏文转写有讹脱之处。15罗氏又对其三种汉藏对音材料和《切韵》注音中的讹脱之处进行补充和订正。而陈国的研究则是建立在罗氏的基础之上，订正了罗氏《阿弥陀经》等材料的读音，是对汉藏对音材料的再研究，而不是音系的再构拟。高田氏评价陈国在研究方法上是有原则的，与罗氏基于藏文转写来整理材料不同，陈国认为应当从《切韵》体系出发。他认为陈国有改善之处，但达不到取代罗氏著作的程度。16当然，与高田氏时期相比，二者都存在资料不足的问题。

另外，方言材料方面，因为当时没有敦煌方言资料，《唐五代西北方音》只能退而求其次，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书后所附《方言字汇》，选取其中的六种，包括兰州、平凉两种甘肃方言，西安、三水两种陕西方言和文水、兴县两种山西方音。罗氏用这六种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音对比，探求从中古到现代西北方言的演变规律。关于高本汉对汉语方言记音的准确性，兰州大学张文轩教授曾经著文归纳了高氏所引兰州方言例字读音的声韵特点，指出了与今天兰州方言的7个共同特点和15点明显差异，分析出差异的原因是“发音人发读书音或口音不纯”，或“考虑古音差异而强生分别造成的”，当然也有记音的错误。17因此，罗氏利用高氏所记方言资料来探讨现代西北方音语音流变的方法是否可取，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罗氏曾经谈到自己“所用的方法是先拿这几种汉藏对音的材料同切韵比较去推溯它们的渊源，然后再同六种现代西北方音比较来探讨它们的流变。”18耿振生认为，罗氏在研究方法上有几个特点：第一，有明确的地域观念和时间观念，他把这几种材料里的对音都看作是唐五代时期的西北方音，而不是笼统地把研究对象的语音现象说成“汉语”或“共同语”。第二，在汉文典籍与对音文献的关系上，重视汉文典籍中的音韵系统的参照作用，不是一味相信对音。凡是对音与古音文献的归类相矛盾的，有时要从对音的不确定性上找原因，不轻易否定汉语文献的音类划分。第三，对于近似音替代的原因分析比较透彻。他还指出“罗氏在研究中没有注意到西北方音与共同语的区别”，对音材料中“《唐蕃会盟碑》是唐王朝中央政府与吐蕃王朝会盟的文书，汉语这边的语音应该用共同语，不大可能用西北方音。真正属于西北方音的对音材料可能只有前四种”。而高田时雄则把敦煌的对音材料分为中原地区方言和西北方音两部分。19罗氏和高田氏的研究时间前后相差五六十年之久，不可否认前者的研究受各方面条件限制会有不完备之处，后者对汉藏对音材料的研究比前者更进了一步。另外，笔者的理解是：这与学者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思路及对西北方言的认知程度有很大关系。国内学者多用归纳法，如罗氏从汉藏对音材料本身出发，列表与文字相结合详细描述其语音现象，并比对《切韵》系，归纳其语音特点；国外学者多用演绎法，如高田氏，他首先假设当时存在一种语音体系，再以此体系作为比较的基础，利用汉藏对音材料进行论证，得出结论。

二、 有关声母问题

罗氏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归为6组29类，认为这一系方言与《切韵》声类最大的不同有七点：第一，舌上音混入正齿音；第二，正齿音的二三等不分；第三，摩擦音的浊母禅邪匣变入清母审心晓；第四，床母大部分由禅变审，但澄母却变为照母的全浊；第五，轻唇音非敷奉大多数变与滂母同音已然露了分化的痕迹；第六，明泥两母因为后面声随20的不同各分化为两类；第七，y化的声母并不专以三等为限。这七点是四种藏音所共同具有的。21高田氏将河西方言声母归纳为5组26个。22另有几个重要问题下面分别讨论：

（一）全浊声母是否送气问题

罗氏发现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里全浊声母字除十一字保持浊声本读外，其余的都变成次清了，算是“特殊的变化”。他又结合《千字文》、《阿弥陀经》、《金刚经》三种藏音里全浊声母读作送气音的情况，推论唐五代西北方音里全浊平声变次清、仄声变全清已经开始了。23张清常先生注意到唐五代西北方言的另一项材料——天城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中，全浊声母并、定、从、群的对音同次清声母滂、透、清、溪相同，认为可把中古汉语全浊声母拟作送气声。24邵荣芬利用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发现浊音清化的趋势比较明显，并且“浊音仄声字都和全清互代，表明所变的清音都不送气”了。25刘广和先生根据不空的汉译梵咒材料讨论唐代8世纪长安音声纽，考订了全浊声母送气的事实，证明了罗氏的观点。26高田氏则认为，《大乘中宗见解》中全浊声母不分平仄，全部用送气音转写，是例外。同时，他发现在《开蒙要训》注音材料中浊音字有时用清音字注音，但通常是不送气音。27这和邵荣芬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部分浊音字有向全清发展的趋势。马毛朋先生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通过分析渭南方言存在的气嗓音现象，结合浊送气辅音和其后元音的声学特性，为唐五代西北方音全浊送气提供了语音学、声学依据。28围绕全浊声母是否送气的文章还有很多，但各抒己见，目前还未达成共识。

（二）喻三喻四问题

唐五代时喻三喻四是否有分别，也可通过汉藏对音材料进行考察。罗氏发现对音材料中喻母四等除了三个字例外，无论开合都读y，喻母三等开口有的读y，有的变为·（表示喉部破裂），合口写作’w 、’u或w。综括大多数例证，罗氏认为“喻三等读’w-，四等读y-”，29即云母、以母是有分别的。与此不同的是，邵氏根据敦煌俗文学的别字异文中喻母云、以互代的例子，结合在汉藏对音《千字文》里云母和以母都有读’w-、y-的情况，得出“云、以已经不能分辨”的结论。30高田氏与邵氏的观点基本一致，他还进一步说明云、以母藏文转写的不同，并不是声母本身的差异，而是反映出后续介音音色的不同。31台湾学者卢顺点根据罗氏书中所用到的四种汉藏对音材料，分析了晚唐喻三、喻四字发生腭化的程度。喻三字20.8%有腭化情形的，喻四则为98%。32当时方言中喻三喻四是否有差别，目前仍存分歧。

（三）精、见二系合流问题

较早发现精、见相混的是罗常培，由于五种汉藏对音材料只在《大乘中宗见解》有一例，他没有确定精、见二系相混的性质。但是联系《开蒙要训》注音里“以从注澄，以照注从，以徹注清，以清注穿，以审注心，以邪注禅及以晓注心诸例”，罗氏肯定了见组声母三四等也开始有腭化的趋势。33后来的研究者对此问题的态度不一。邵氏虽然在敦煌俗文学的别字异文中发现了精系与见系相代的例子，但他认为这些例子大部分是不可靠的，其余的一两个例子不足以判断当时见系字已经腭化。34丁治民、赵金文二位先生几乎穷尽了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例，发现了精、见二系合流只有八例，分析了在文献中未见二系合流证据的原因，即五代后敦煌等西北地区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出入口的功能，从而造成历史文献的断层。35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还在研究腭化这一音变现象，但汉语的腭化问题仍是一个老难题。

三、 有关韵母问题

（一）模、鱼、虞韵

罗氏研究发现前四种汉藏对音材料里，“模母除唇音字外还没有变u，鱼韵也游移于i、u之间并没同虞韵完全混淆。不过鱼韵在《阿弥陀经》、《金刚经》里i多于u，在《千字文》里i与u不相上下，在《大乘中宗见解》里却u多于i：由这两音的消长上看，恐怕从五代起，鱼、虞渐有混而不分的趋势了。在现代西北方音里，模韵已全变[u]，鱼、虞两韵也已合而为[y]，不过因为受声母的影响各方面却微有参差”。40高田氏将模韵的情况进一步作了细分，“唇音字全部用-u来写”，《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道安法师念佛赞》、《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也用-u来写，其余的用-o。鱼韵和虞韵的情况区别得很清楚，鱼韵用-i（-yi）、-u（-yu）两种标记法，而虞韵大多用-u。41而且罗氏认为鱼韵字读-i或 -u找不出分化条件，这个观点高田氏也赞同。邵氏所写敦煌俗文学的别字异文中，鱼、虞两韵有一部分字相混，同时，鱼韵与止摄开口字相通，虞韵与止摄合口字。邵氏的解释是“鱼一部分字读-i，一部分字读-u，找不到条件，说明对音不一定可靠”。42 另外，美国语言学家米勒也关注了罗氏书中提到的汉语效、流摄字和韵尾元音-i、-u的藏文转写，论述了汉藏对音材料中书面藏语 -u 和中古汉语-i的对应关系、语素d[a]、藏文的小词尾Cu（即“辅音+u”）、汉语ü的藏文转写等问题。43

（三）入声韵的收声

关于汉语入声韵的收声，罗氏认为咸深摄收-p，山臻摄收-t，宕江梗曾通摄收-k，但是在这四种藏音里它们写作-b、-r（-d）、-g。对于入声收尾到底是不是浊音，52罗氏引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观点，并推想上古音的入声收尾有浊音和清音两套：浊音的*-b、*-d、*-g比较容易丢掉或变成部位相近的元音，所以在中古时代就渐渐地消灭了；清音的*-p、*-t、*-k在中古时代大部分方音还都照样保存着，但是一部分方音却变成浊音的-b、-r（-d）、-g——现在所讨论的四种藏音就是属于这一系的。他的结论是：如果这种假设可能，藏语译音的-b、-r（-d）、-g就不一定是-p、-t、-k的替代音。53邵先生则认为藏语译音的-b、-r、-g就是汉语-p、-t、-k的替代音，他解释道：“藏语译音用b、g而不用p、k对译汉语的-p、-k，那大概是因为在藏语里b、g可以作尾辅音，而p、k不能作尾辅音的原故。至于用r而不用d对译-t，就更不难理解，因为塞而不裂的-t用r对译实际上比用d对译更切合些。”54

四、有关声调问题

另外，有关全浊上声字是否已经变为去声，罗氏认为《开蒙要训》中上去互注的例字反映了唐五代西北方音里已经发生浊上变去了，并拿唐代李涪《刊误》中“上声为去，去声为上”的例字做旁证。61邵氏肯定了当时敦煌一带方言浊上变浊去的事实，62但是注音本《开蒙要训》不能作为浊上变去的直接证据，其原因为，与浊上、浊去互注的例字相比，清上、清去互注的例字更多一些，并不能说明浊上已经变去，可能如唐代某些诗歌用韵中的上去通押现象63一样。

纵观我们所用到的敦煌汉藏对音材料，尽管它们不能完全详尽如实、准确无误地反映当时的实际语音情况，但藏文毕竟是表音文字，可以记录唐五代西北方音，在一定程度上突出地表现了其语音的某些特点。有了这种记录古代方言语音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再结合《切韵》系韵书进行研究，解决现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敦煌汉藏对音材料是弥足珍贵的。这里我们只是简要概括了敦煌汉藏对音材料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价值，当然还可以利用这些材料研究古藏语，甚至研究日本汉字音，现在已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尝试。64

[注 释]

①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年版。

③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自序第1页说“本书里所用的汉藏对音材料一共有五种”，正文第2页又说“有四种汉藏对音的文件”，差别在于后者不包括《唐蕃会盟碑》拓本。这里用的是第一种说法。

④212329333740444953555861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第1～2页、第16页、第28～29页、第26页、第144页、第30页、第153页、第38～42页、第39～42页、第62页、第68页、第69页、第62页、第67页、第122～129页。

⑤18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自序》第1页、第2页。

⑥日·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创文社1988年版。

⑦法·马伯乐著、聂鸿音译：《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de Tch’ang ngan sous Les T’ang BEFEO，XX，2，1920），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⑧财津爱象：《敦煌出土汉藏对音の材料と〈韵镜〉との比较（其一）》，《东洋学丛编》1，1934年。もと《怀德》10，1932年。

⑨Walter Simon. A Note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 BSOAS 21.334-43，1958。

⑩B. Csongor， Some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Script from Tun-huang，Acta Orientalia Hung （Budapest）10.97-140，1960.

11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44页。

12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13黄布凡：《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民族语文论丛》1集，1984年。

14郑张尚芳：《补〈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民族语文》，1984年第4期。

15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第28～29页。《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第11页，李无未《日本唐五代汉藏对音译音研究》（《民族语文》2010年第5期）对此也有论述。

16222731384145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第12～13页、第108～109页、第69～75页、第102～107页、第180～181页、第116～119页、第10页。

17张文轩：《高本汉所记兰州声韵系统检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9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84页。

20声随即韵尾。

2447张清常：《唐五代西北方言一项参考材料——天城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25303442485462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第193～217页、第202页、第204～205页、第210页、第211页。

26刘广和：《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

28马毛朋：《唐五代西北方音“全浊送气”现象的声学依据——来自渭南方言的启示》，《音韵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65页。

32卢顺点：《论晚唐汉藏对音资料中汉字腭化情形》，《大陆杂志》81卷5期，1990年。

35丁治民、赵金文：《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研究——论五代西北方音的精见二系合流》，《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6这里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作n，为藏文字母繴的拉丁字母转写，《唐五代西北方音》的n本文均作。

3950王新华：《唐五代敦煌方音研究》，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论文，2008年。

43米勒（R. A .Miller）著、史淑琴译：《关于敦煌汉藏对音的几个问题》，《西北方言与文化研究集刊》，华东师大出版社2012年版。原题为“Some Problem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Chinese from Tun-Huang”，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第26期，1967年，第123～148页。

46Walter Simon. A Note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 BSOAS 21，pp.334～343，1958.

51孙伯君：《12世纪河西方言的通摄阳声韵》，《中国语文》，2012年第2期。

52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带音”和“不带音”，本文均作“浊音”和“清音”。

56W.South Coblin .T he Phonetic Values of the Tibetan Letter r in Tibeto-Chinese Transcription Texts from Dunhuang，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Volume 32.2—October 2009.（史淑琴译《敦煌藏汉对音文献中藏文字母r的语音价值》，《现代语文》，2012年第5期。）

57这里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作“’”，为藏文字母纈的拉丁字母转写，《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本文均作。

59王新华：《敦煌变文“一”字的通假与变调的序列》，《文史哲》，2005年第4期。该文引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重写元音的例子”，证明“当时上声字的读音最长”。

60例子详见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论述详见拙文《藏文后加字的语音意义——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为中心》（待刊）。

中文注音篇5

关键词： 服虔 《汉书音训》 体例

《汉书》为东汉班固所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不仅是了解西汉时代历史、语言、文学、经济、社会状况等方面情况的重要典籍，而且其体例和所体现出的撰史宗旨为后世史官所继承，可谓影响深远，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

一、服虔《汉书音训》的地位

《汉书》喜用古字古词，其书自初著成时，当代学儒已有难读之困，因此行世不及百年，便开始有人为它作注。现《汉书》通行点校本乃中华书局于1962年出版，所取底本为唐人颜师古的集注本。颜师古于《汉书叙例》中列具唐以前二十三家《汉书》注，服虔《汉书音训》即其一，《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等目录均记为一卷，今已亡佚。本文索引服虔注来自颜师古集注。在二十三家注中，服氏《汉书》注是今存遗文数量较多而时代最早的，所以研究《汉书》注学，大都自服虔《汉书》注始。服虔《汉书音训》作为最早的较为完善的《汉书》注本，为后世所推崇，学者多加征引，在正音释义、解释名物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服虔乃经学大儒，在汉代经学、小学及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影响，其生平《后汉书・儒林传》有本传，言“字子慎。初名重，又名，后改为虔，后汉时期河南荥阳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举孝廉，稍迁，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乱行客，病卒。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东汉时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谊》，东晋元帝时服氏《左传》学更被立为博士，盛极一时，凡研左氏者莫不习服注，南北朝时更有“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郑玄、服虔）非”谚。汉代经学繁盛使社会形成了重文治、兴文教的风气，汉儒在注传统儒家经典时，亦很看重史学羽翼六经阐发经义的作用，因此也致力于注史，服虔《汉书音训》便是顺应这一形势的产物。

二、服虔《汉书音训》体例分析

服虔《汉书音训》的注解方式，以通解文句、注释名物和事件、地名为主，其注文可称简明，体式亦与今可见汉儒训解相若。

下面就服虔《汉书音训》中注字、词的体例做简要分析。

（一）释义

1.释本义或引申义。《高帝纪第一》：“田荣归，沛公、项羽追北”。颜师古集注：服虔曰：“师败曰北。”

2.释名物词。《宣帝纪第八》：“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颜师古集注：服虔曰：“玄稷，黑粟也。”对官名、物名等，往往说明其来历。《宣帝纪第八》：“及应募飞射士、羽林孤儿。”颜师古集注：服虔曰：“周时度江，越人在船下负船，将覆之。飞入水杀之。汉因以材力名官。”

3.对某些词语加以说明。《高帝纪第一》：“丞相萧何谏，乃止。”颜师古集注：服虔曰：“称丞相者，录事追言之。”

服虔在释词义时，多采用下列几种方式。

1.将被训词置于前，为“某，某也”；或省略被训词，直接为“某也”。《高帝纪第一》：“生孝惠帝、鲁元公主。”颜师古集注：服虔曰：“元，长也。”这种在服注中是用得最多的方式。

2.将被训词置于前，“某即某”。《高帝纪第一》：“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颜师古集注：服虔曰：“河上，即左冯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风也。”

3.亦有被训字、词在后的，“某曰某”，“某为某”，“谓之”。《高帝纪第一》：“田荣归，沛公、项羽追北”。颜师古集注：服虔曰：“师败曰北。”《成帝纪第十》：“客土疏恶”。颜师古集注：服虔曰：“取他处土以增高，为客土也。”《荆燕吴传第五》：“卒践更，辄予平贾。”颜师古集注：服虔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欲得民心，为卒者顾其庸，随时月与平贾也。”

4.被训词在前，还有“犹言”，“若言”。《扬雄传第五十七》：“木拥枪累，以为储胥”。颜师古集注：服虔曰：“储胥犹言有余也。”《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无说诗，匡鼎来”。颜师古集注：服虔曰：“鼎犹言当也，若言匡且来也。”似不单解释字词，还带有疏解文意的意思。在服注中用得较少。

5.被训字、词在前，“某，某貌也”，一般用来释形容词。《文帝纪第四》：“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颜师古集注：服虔曰：“庚庚，横貌也。”

（二）注音

服虔《汉书》注既然名为《汉书音训》，其书训解字、词的方式与一般经籍训诂书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1.直音法。《高帝纪第一》：“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颜师古集注：服虔曰：“准音拙。”这也是注字音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有时用词语中的一个字来给字注音。《王子侯表第三》：“羹颉侯信，帝兄子。”颜师古集注：服虔曰：“音击之。”

2.反切法。《陈胜项籍传第一》：“诸侯军人人惴恐。”颜师古集注：服虔曰：“惴音章瑞反。”在服虔生活的东汉时期，佛经尚未被大规模地翻译，所以反切法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广泛运用，因此服虔《汉书》注中只是偶见反切，并未被大量运用到给字注音上来。

服虔在注音时，多把被训字、词放前，用来注解的字、词放后。

1.为“某音某”，“某音如某”，“音某”。有时用一个词中的单字来为被训字注音。《高帝纪第一》：“高祖尝告归之田。”颜师古集注：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高帝纪第一》：“郦食其为里监门。”颜师古集注：服虔曰：“音历异基。”

2.若有两读的，则在后言“又音某”。《宣元六王传第五十》：“又姬朐故亲幸，后疏远”。颜师古集注：服虔曰：“朐音劬。音奴沟反，又音奴皋反。”

（三）引用文献

服虔也引用文献来释被训词，明其出处，或借文献中的含义来说明它在句中的意思。《儒林传第五十八》：“歌骊驹”。颜师古集注：服虔曰：“逸《诗》篇名也，见《大戴礼》。客欲去歌之。”《王莽传第六十九》：“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颜师古集注：服虔曰：“《易》曰‘亢龙有悔’，谓无德而居高位也。”

服虔本着严谨治学的精神，不妄下断语，折衷融合，并存他说。如《元帝纪第九》：“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颜师古集注：服虔曰：“讨郅支之图书也。或曰单于土地山川之形书也。”

然而囿于条件有限，服注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对于某些字词的把握不够确切，对于部分汉世掌故，亦有可商榷的地方。如《礼乐志第二》：“灵安留，吟青黄。”颜师古集注：服虔曰：“吟音含。”师古曰：“服说非也。吟谓歌诵也。青黄，谓四时之乐也。”《成帝纪第十》：“罢六、技巧官。”颜师古集注：服虔曰：“倡技巧者也。”师古曰：“谓巧艺之技耳，非倡乐之技也。”

服虔作为汉代大儒，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颜师古《汉书叙例》曰：“《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于汉人注中首列服虔。《汉书音训》成书后，因其学术价值较高，“后世引用者屡有见载，如晋灼、臣瓒、蔡谟、萧该、颜师古、李善、裴、司马贞等”。隋唐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服书渐亡，今天我们只能从集注本和其他录有服氏旧注的经籍中推测它的原貌了。

参考文献：

中文注音篇6

摘要：本文评析了巫玮，肖德法的《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加音现象》一文，讨论了加音的概念、提出背景及研究现状，并从研究对象、工具、方法、问题及加音现象产生的原因等方面对文章进行了分析，旨在引起语言教学者和语言学习者的重视并从中获得启示。

关键词：加音 语料库 评析

一、引言

加音是指在目标音素后加多余的音素或音节, 即学生在单词发音时加入不必要的音这一语言现象。由于母语背景不同, 即不同语言的语音规律不同，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发音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加音现象，造成明显的语音错误。在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Collage Learner Spoken English Corpus，简称COLES）中，加音的发生频数是4375 次，是四类语音错误中学习者易犯错误的第二主要倾向，占所有语音错误24.84%。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若忽视或不重视加音现象，则会使学生在口语交流上遇到很多障碍。如何提高学习者口语交流的能力，对于加音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 国内对加音现象的研究有三个特点: 第一,基于个人的经验和直觉(马兰芳,2007;顾秀玲,2005),第二，以语言迁移为基础( 顿祖纯& 汪小燕, 2007;黄文珍, 2008),第三,着眼于学习者发音错误的实证研究 (高霞, 2006)。但这些研究并不全面，比如基于直觉的研究缺乏实证性，尽管高霞(2006)曾利用语料库进行过实证研究，但选取的语料缺乏广泛性。而巫玮，肖德法的《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加音现象研究》一文利用PETS口语语料库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加音现象进行了全面、客观、体统的调查与归纳。

二、内容简介

文章首先介绍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加音的含义，背景及现状，然后给出了研究对象，工具，标注方法并提出了研究问题，得到研究结果并对结果进行详细具体地阐述和讨论。因此该文章可分为四个部分。即第一部分，关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加音现象的研究背景；第二部分，研究设计（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标注方法，研究问题）；第三部分，结果与讨论；第四部分，总结和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研究背景，作者首先给出了加音的定义，指出目前国内有关加音现象的研究不够广泛，多数研究者把增音作为研究对象，并区别了加音与增音的不同。其次，作者指出卫乃兴，高霞利用COLSEC语料库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加音现象存在不足，即COLSEC语料的来源不具有代表性。相比之下，由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建设的PETS口语语料库覆盖面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以此表明此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第二部分，研究设计。（1）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笔者从2005年PETS三级口试录音资料中随机抽取32个样本标注语音错误。语料累计约307分钟，涉及男性考生20名、女性考生44名、考试主题4个，共约3万1千字。分析用WordSmith语料库索引工具统计各类语音错误的频数，并用SPSS统计软件计算百分比。(2)标注方法。PETS口语语料库中的加音现象用P表示，并在后面标出代表原语音的音素和学习者添加的语音。研究工具和标注方法科学合理。（3）研究问题。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加音的子类有哪些, 哪些错误最明显；加音的倾向；加音发生的原因。

第三部分，结果与讨论。(1)加音在32个样本中共发生695次，分74个子类。研究结果显示, 学习者的加音错误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此外, 由于记忆不准确, 学习者把单词中原本不发音的字母读出来, 导致加音。学习者在辅音后添加元音的趋势远强于在元音后添加辅音的趋势。(2)加音产生的原因：学习者在英语语音学习中把母语语音知识和英语语音知识联系起来，导致负迁移；汉语中没有而英语中存在的语音引起；赵敏认为导致语言错误的原因多种多样，如学习者认知策略使用不当，不懂第二语言规则，学习者之前所学的其他外语的干扰等。通过分析PETS口语语料，可以发现，除了在辅音后添加元音和在元音后添加辅音外，学习者常在某些音素后加卷舌音[r]。

第四部分，总结。加音是中国英语学习者经常出现的一种语音错误。分析PETS口语语料库的样本，发现加音错误主要有三类: 在辅音后添加元音，在元音后添加辅音以及在某些音素后添加卷舌音[r]。其中，在辅音后添加元音是最显著的加音倾向。另外，学习者在某些音素后添加卷舌音[r]也较显著。加音错误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母语语音的负迁移造成的。有些加音错误是由于目标语语音在母语中没有对应的语音，给学习者造成学习困难导致的。此外，学习者认知策略的运用不当，记忆不准确等也是导致加音的原因。基于以上的讨论，教师在语音教学中应当有针对性地比较和分析英汉两种语言的发音系统，归纳容易产生加音的语音，通过重点讲解、操练等克服由于母语知识负迁移引起的错误；同时，重视针对有标记语言形式的二语教学。

三、简要评述

中文注音篇7

关键词：“打”字形古代音现代音

“打”字产生于东汉中后期，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对其字形字义的研究由来已久，但仍是众说纷纭，结论不一。本文从字形和语音两个方面对“打”字进行了研究。

一、“打”字的字形问题

《说文解字》木部云：“，也。从木丁声，宅耕切。”这里“”的楷书是“”字，《说文》中只有“”字，未录“打”字。《说文・新附》手部云：“，击也。”这里“”的楷书是“打”字，可以看，“”的篆文为“”，“打”的篆文为“”，其中篆文“”是徐铉后附的。从“”字形发展到“”和“打”字形，显然经历了隶变。古代“木”旁和“扌”旁混用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在碑刻中这两部常形近混用。段玉裁、钮树玉认为“木”旁讹作“扌”旁是隶变常例。可见，从古代“打”字的书写方式上来说，“打”与“”是一字异体关系。按照这种说法，“打”的篆文形式有“”和“”两种，“打”是由“”字演变过来的。

“打”和“”是否为一字异体的问题，学者们的意见不太一致，他们的看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看法为“打”与“”是一字异体。所谓“异体”是指汉字通常写法之外的形体。广义的“异体”应该包括音义全同而形体不同的异体，正俗字以及古今字。我们这里所说的“异体”，则是指广义的“异体”。而关于这种看法，我们又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认识。

第一点，“打”与“”字有人认为是音义全同而形体不同的异体。如唐贞观年间阎立本主编《国诠书・善见律》中有“坏”条，其中的“”还可写作“打”，“”从木，“打”从手。可见在此条中“打”与“”是音义全同而形体不同的异体。

第二点，“打”与“”字有人认为是正俗字。正字指正体，即标准字形。俗字就是俗体字，指字体不合规范的汉字。一般认为“”是正字，“打”是俗字。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木部的“”字下注：“‘’之字俗作‘打’。”可见，段玉裁认为“”是正字，“打”是俗字。朱骏声《说文通讯定声》木部引《通俗文》说：“撞出曰，谓以此物撞彼物使出也。”接着朱加按语说：“即丁字之转注，因丁为借义所专，别制此字，字亦作‘’，俗又作‘打’”。可见，朱骏声也认为“”是正字，“打”是俗字。另外，郑珍记《说文新附考》中“打”字条的释文里有“打即俗字”的表述，钮树玉《说文新附考札记续考》“打”字条释文中有“打即之俗字”的表述。可见，郑、钮二人也认为“”是正字，“打”是俗字。

第三点，“打”与“”字有人认为是古今字。古字是较古的字。今字是比较后起的字。如《敦煌变文集・李陵变文》中有五处把“打”写成了“”。黄征、张涌泉在对此文校注时把“”改为“打”字，并作注说：“‘’即‘打’的古字，今‘打’行而‘’废。”可见张、黄二人认为‘’是古字，‘打’是今字。

由此推断，从字形演变的角度来说，“打”字是“”字的异体，是由“”字演变过来的。

第二种看法为“打”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胡明扬就持这一观点，他的理由是：《说文木部残卷》中无“打”字，有“”字，它的读音为“亭”。《切三》中有“打”“”二字，“打”的音注为德冷反，又可为都定反；“”的音注为中茎反。《说文解字》中“打”的音注为都挺切，“”的音注为宅耕切。《广雅》中“打”的意义为击，未收“”字。《切三》中“打”缺字义，“”被解释为伐木声。《说文解字》中“打”的意义为击，“”的意义为。因此他得出“打”与“”是两个字，不仅字形不同，字音和字义也不同。

我们认为“打”与“”为一字异体。理由有两点：第一点，“打”字的小篆形式是“”和“”。第二点，“打”与“”字是音义全同而形体不同的异体字、正俗字、古今字。

二、“打”字的字音问题

1.“打”字的古代音

《说文解字》只有“”，从木丁声，宅耕切；未录“打”字。“打”在晋代已为通名，如《方言》卷五：“佥（郭璞注：今连枷，所以打谷者），宋魏之间谓之摄殳，或谓之度（郭璞注：今江东呼打为度，音量度也）。”可见，郭璞（276―324）注《方言》已用“打”来解释别的词语，不仅是这里所举卷五有关字条的注有这种用法，而且，该书中卷一、卷三、卷十二有关字条的注中都现了这种用法，因此“打”在此时为通名。从“呼打为度”的表述中，我们看此条的“打”读音当为“度”，而“度”为古入声字，可见“打”的声调为入声。《切三》手部中说：“打，德冷反，又都定反。”可见，隋时“打”的音注有两种，一是德冷反，一是都定反。玄应《一切经音义》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均音“打”为“顶”。在《敦煌变文集》韵文《燕子赋》和《祖堂集长庆和尚》一偈中，“打”字已与韵字相押，《燕子赋》有这样一段文字：

但雀儿祗缘脑子避难，暂时留连燕舍。既见空闲，暂歇解卸。燕子到来，即欲向前辞谢。不悉事由，望风恶骂。父子团头，牵及上下，忿不思南，便即相打。燕子既称坠翮，雀儿今亦跛跨。两家损处，彼此相亚。若欲确论坐宅，请乞酬其宅价。今欲据法科绳，实即不取呀。若欲确论坐宅，请乞酬其宅价。

这里和“打”相押的韵脚除了“呀”字外，都见于《广韵・韵》。“呀”字是叠韵连语“咋呀”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理也该读韵。《祖庆集・长庆和尚》一偈：“也大差，也大差，卷上廉来满天下。有人问我会何宗，拈起拂子蓦口打”。这里“打”字与韵字相押，从这一语言现象推测“打”的韵母在唐时已为“a”或接近于“a”。北宋大徐本《说文解字・新附》手部云：“打，以杖击也；又去声。”《类篇》手部云：“打，都挺切。”《集韵》手部中说：“打，都冷切。”《集韵迥韵》木部云：“之字，俗作打，音德冷，都梃二切。”《广韵》手部中“打”字两读：“打，都挺切，击也，又都冷切。”《广韵・梗韵》：“打，德冷切。”可见，“打”的音注有都挺切、都冷切、德冷切三种，“打”的声调在北宋时可以读为去声。

最早录“打”现代音的辞书是宋末元初戴侗的《六书故》，书中说：“打，都假切，耕部。”宋吴曾《辩误录下》指：“打字从手，从丁，丁者，当也。”。宋欧阳修《归田录》中说：“其义主考击之打，自音滴耿。以字学言之，打字从手从丁，丁又击物之声，故音滴耿为是，不知因何转为丁雅也。”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九“癫打”条内注“《切韵》都梃反，秦音得耿反。”《中原音韵》“打”字入家麻韵。可见，宋元时期“打”的音注又有了变化，有都假切、滴耿切、丁雅切、都挺反、得耿反五种，“打”可在耕部，“打”可入家麻韵。钮树玉《说文新附考札记续考》手部说：“打，《广韵》上声四十一，迥，打都梃切，击也，又都冷切。”郑珍记《说文新附考》木部说：“，击也、从手丁声、都挺切。打俗字。……重读为《广韵》德冷、都挺两切。”可见，郑、钮二人对“打”的音注表述有都梃切、都冷切、都挺切、德冷切四种。“打”的声调为上声，“打”的韵为迥韵。《辞源》手部中说：“打，德冷切，梗韵，俗读若德马切。”《辞源》修订本手部中说：“打，都挺切，上，迥韵，端，德冷切，上，梗韵，端。”这里“打”为端母，“打”的音注有三种，即德冷切、德马切、都挺切。“打”的韵有两种，即梗韵、迥韵。“打”为上声。此外，《康熙字典》手部中说：“《唐韵》《集韵》《韵会》从都梃切，音顶。又《六书故》都假切，《韵会》《正韵》都瓦切，《正韵笺》打字通音当，作都那切，如读都瓦切不成声矣。又《唐韵》德冷切。《集韵》《韵会》都冷切。又欧阳修《归田录》打字当滴耿切。”这里反映了“打”音注的变化，即由都梃切、德冷切、都冷切、滴耿切演变到都假切、都瓦切、都那切。《汉语大字典》（1988年）手部中说：“打，《广韵》德冷切，上梗端，又都挺切。《六书故》都假切，耕部。”这里也反映了“打”的音注由德冷切、都挺切到都假切的变化，“打”为端母，“打”为梗韵，“打”为上声。《中华大字典》（1978年）手部中说：“打，都挺切，音顶，梗韵。[案：诸家论打音切不一。今韵从唐韵德冷切。归入梗韵。然今世实皆读德马切。答上声。]”这里案中指今世“打”为德马切，为上声。事实上，由于方言的差异，语音有转变，“打”字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读音。清人黄承吉认为打字本音鼎，而北俗语音不正，呼丁雅反，流转南方，亦变其音。《方言笺疏》中说：“佥，注今连枷，所以打谷者。宋魏之间谓之摄殳，注亦杖名也。或谓之度。注今江东呼打为度。自关而西谓之，或谓之。齐楚江淮之间谓之，注此皆打之别名也。度，音度量也。，蒲项反。，音拂。，音怅怏，亦音为车鞅。又注云：“度”、“打”一声之转。”可见，“打”在方言中有“度”、“”、“”、“”的读音。

综上，“打”字古音的面貌为：“打”的音注有宅耕切、德冷切、都定切、都挺切、都梃切、都冷切、德冷切、都假切、滴耿切、丁雅反、得耿反、都瓦切、都那切、德马切。“打”音可为“度”、“顶”、“当”、“”、“”、“”。“打”与韵字相押，“打”可入家麻韵。“打”的声调有去声、上声、入声三种读法。

2.“打”字的现代音

中文注音篇8

一、“拼音是赘疣”是罔顾事实的情绪化表达

秋风认为，语言学需要一场反革命。现在完全应当在文化政策上宣布，废除拼音，这是一个因为无知而人为制造的赘疣。拼音是不是“因为无知而人为制造的赘疣”？从历史演进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历史上为了给汉字注音，可以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现了直音、读若、反切等多种方法。

直音或读若法盛于汉代。在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例如， “儡，读若雷”，意思是说“儡”的读音应该读成“雷”。直音、读若法虽然简易明了，但如果无同音字可注，或同音字更深僻、复杂时，就发挥不了作用。

反切法是一种双拼制注音法，用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声”，用另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韵”和“调”，拼合成字的读音。例如，“缓，胡管切”（《广韵》），即是取“胡”字的声（h），取“管”的韵和调（uan），拼成缓的读音。反切法有所进步，但使用也不方便，因为反切上字、下字加起来也有上千个，要掌握反切注音，得先认识这一千来个汉字。即便后来继续简化反切字，依然比较复杂。

总之，以汉字注音不但复杂，而且一旦用来注音的字发音出现变化，注音便也跟着不准确了。明末清初曾出现切音法，并形成一套注音字母，现在依然在我国台湾地区使用，但这套字母多而不灵活，不利于对语音作精细的分析描写。

用拉丁字母来注音始于明朝，是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发明的，便是现在汉语拼音的滥觞。近代以来，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甚至出现了废除汉字、实行拼音化的讨论。

吸取各种注音方法的优点，我国1958年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并使用至今，其主要优点是：简单，符号数目少；拉丁字母，国际通用；音素化，灵活准确。建国以后，中国民众的识字率大幅提高，虽说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拼音的推广与普及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因素。

作为一种科学、方便、实用的语言文字工具，汉语拼音为我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历史的选择，这是抹杀不了的。所以，说拼音是“因为无知而人为制造的赘疣”显然是一种不顾事实的情绪化表达。

二、识字效率不高的锅不能让拼音来背

秋风主张废除拼音，一个理由是学习拼音误导语文教学，颠覆了中国人学习自身语言文字的次序，学习效果低落。应从语文教学中摒除拼音，不要再浪费孩子时间。

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先出现有声的交流，再出现书写的文字，这是一个常识。从这个角度看，先学拼音再学认字是符合语言学规律的。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文字，当然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很多时候必须转换为有声的交流，这种方式更直接、更便捷、更频繁，有时候也更高效。为了表达准确，必须发音准确，要发音准确必须“正音”，学拼音则是“正音”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在语文教学中不应该摒弃拼音，先学习拼音也不是次序颠倒。

秋风认为，孩子上学之始，不必学拼音，直接识字。“很多比较简单的文字，孩子一看其形，就能知其意，且能读出其音”。这恐怕是一种比较简单和理想化的想法。汉字虽属于表意文字，但历经几千年的演变，已由具象变为抽象，“一看其形，就能知其意”的文字凤毛麟角，而且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基础上。汉字的形音义关联复杂，属文字学范畴，很多学者穷其一生来研究。期待一个孩子观形知义发音显然不现实，虽然可以尝试，但不是可以普及的入门之术。

秋风还提出，古代孩子两三个冬季，识读千千百等启蒙读物，资质聪明者可认识两千多字，资质低下者也可认识一两千字；而今天，整个小学六年，孩子只认识三千个字。他认为，学拼音导致学习效果不好。要知道，古代和现代的教育体系与教育内容存在巨大差异，现在的孩子学科众多、亚历山大，不像古人几乎只上“语文课”。所以，就算现在孩子认字效率不如古人，但这个锅也不应由拼音来背，也背不起。

学拼音不可能有助于识字，这是秋风主张废除拼音的又一个理由。他认为，中国文字不是字母文字，拼音和识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拼音旨在读其音，识字旨在识其形。

要知道，汉字虽是表意文字，但音义之间是存在密切关联的。且不说大量的形音字，汉字里还有很多音同义近、或音近义同的字，如“空”与“孔”，“宽”与“阔”，“改”与“更”，这类字往往语出一源，称之为同源字。同源字的存在，说明读音和字义并不是完全分离的，拼音和识字也不是完全没有关联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拼音有助于识字。

拼音输入法是当今应有最广泛、最流行的语言输入法。

三、以对识字有无用处判定拼音生死既片面又冒失

秋风主张废除拼音，还有功利主义的因素在内。他认为识字之后，拼音即全无用处，“试问在拼音已推广了几十年后，有谁用拼音给女朋友写信，有谁用拼音记账？孩子花费宝贵时间学习拼音，完全是浪费。”

果真如此吗？经过几十年的推广，拼音作为一种基本的语言工具，已经渗透到社会肌体的方方面面、不可或缺。汉语拼音不只是识读汉字、学习普通话、培养和提高阅读及写作能力的重要工具，还是改革和创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依据，成为编制盲文、手语、旗语、灯语的重要基础。去图书馆查阅文献，你要用到拼音检索法。工业、科技领域的型号和代号里，拼音也很常见。

虽然现在没有谁会用拼音给女朋友写信，但要通过聊天工具与包括女朋友在内的人交流，必须学会拼音，因为拼音输入法是应用最广泛、最受欢迎的语言输入法。

由拉丁字母组成的汉语拼音也已成为我国对外交流的文化桥梁，它是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国际标准，作为各外文语种在指称中国事物、表达中国概念时的重要依据，被广泛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对外交流等领域。而且，汉语拼音与英文共用26个拉丁文字母，先学习拼音，再接触英文，学习速度明显要快些。

所以，“识字之后，拼音即全无用处”是一种片面和孤立的观点，识字虽然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基本出发点，但仅以对识字有无用处、有多大用处来断定拼音应该废除显得武断和冒失。

中文注音篇9

关键词：颜师古；《汉书注》；训诂术语；某，亦某字

《汉书注》是颜师古的学术代表作，堪称注《汉书》的划时代、集大成的典范之作，为后人阅读《汉书》扫除了各方面的障碍。《汉书注》在训诂、校勘及考证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颜师古广泛吸收前人成果，抉择按断，兼下己意，而对于无法下确定结论的，便多存异说，为之兼容并存。在训诂方面，颜师古非常重视注音规范，讲求雅正，以音求义，解决了难字的音读及义训。

术语是科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环节，没有内涵和外延确定的术语，科学的抽象思维便难以进行。术语标志着某种现象已被从本质上概括体现出来，也标志着许多与之近似的现象已被区分出来。科学术语的确立与科学原理的总结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全面研究《汉书》颜师古注训诂术语有助于我们了解有唐一代训诂术语的使用情况，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唐代语言面貌提供帮助，为进一步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术语学和科学的汉语史、训诂学史提供经过论证的术语、语料。

本文主要分析术语“某，亦某字”的使用情况。“某，亦某字”这一术语主要用来说明异体字、假借字、古今字等，有时也可以表注音，说明同源词等。“某，亦某字。这一术语也是用来表通用字的。”某，亦某字”这一术语共使用32次（不计重复）。

一、用“某，亦某字”表异体字

异体字，又称又体、或体、说文解字中称为重文，是指读音、意义相同，但写法不同的汉字。异体字又可分为“完全异体字”（在任何情况下读音和意义都一样）和“部分异体字”（只在某些情况下才相通）。在《汉书注>中，用“某，亦某字”表异体字共有12次。占使用总数的37.5%。例如：

(1)《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上》：“温而风则生螟媵，有裸虫之孽。”颜师古注：“裸亦赢字也，从衣果声。”《说文·衣部》：“赢，袒也。从衣，赢声。裸，或从果。”段玉裁注：“俗作赢。”《广韵·果韵》：“裸，赤体。”《广韵·果韵》：“赢，同裸。”《吕氏春秋·观表》：“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鳞未尝息也。”《太玄·玄》：“类为其裸。”范望注：“裸，为无鳞甲毛羽，人为之长也。”《楚辞·九章·涉江》：“接舆髡首兮，桑扈赢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王逸注：“赢，一作裸。”洪兴祖补注：“赢，赤体也。”“裸”和“赢”为一对异体字，义为“赤体”。

(2)《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于是信孰视，俛出跨下。”颜师古注：“侥亦俯字。”《说文·页部》：“俯，低头也。从页，逃省。太史卜书俯仰字如此。杨雄曰：‘人面俯。’俛，俯或从人、免。”段玉裁注：“《匡谬正俗》引张揖《古今字诂》云：‘俯，今之倪俯也。’盖俛字本从免。俯则由音误而制。”《广韵·虞韵》：“俯，《汉书》又作侥。”《周礼·考工记·矢人》：“前弱则倪，后弱则翔。”郑玄注：“倪，低也。”《左传·成公二年》：“韩厥倪，定其右。”杜预注：“倪，俯也。”《玉篇·人部》：“俯，谓下首也。”《字汇·人部》：“俯，倪也，又曲也。”“倪”和“俯”为一对异体字，义为“俯身，低头”。

(3)《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颜师古注：“啖谓使食之，音徒滥反。啖亦啖字耳。此义与《高纪》‘啖以利’同。”《说文·口部》：“啖，噍啖也，一曰瞰。”《广雅·释诂二》：“啖，食也。”《说文·口部》：“啖，食也。从口，自声。读与含同。”《广韵·敢韵》：“瞰，瞰食。或作啖。”《广韵·敢韵》：“啖，上同。”《广韵·敢韵》：“啖，亦同。”《集韵·肱韵》：“啖，或作啖。”《国语·晋语二》：“主孟啖我，我教兹暇豫事君。”韦昭注：“啖，啖也。”由“吃”义引申为“利诱”。“啖”和“啖”为一对异体字，义为“吃”。

二、用“某，亦某字”表假借关系

汉字是由象形、象意的文字发展起来的。有的外物有形象可以描绘，有的意思可以利用图像和笔画来表现，可是有很多代表某些事物的概念不能用象形、象意的方式随时造出文字来表现，于是就假借已有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表，这种跟借用的字的形义完全不合的字就称为假借字。假借字有两类。一类是本无其字的假借，那就是上面所说的假借字。假借字的另一类是本有其字的假借。本有其字的意思是在日常使用的文字当中本来有表示某个词义的书写形式，但是在使用当中不用本来约定俗成的字形而写为另外一个意义不相涉而音同或音近的字。《汉书注》中，用“某，亦某字”表两个字的假借关系，这类共7次，占使用总数的21.87%。例如：

(1)《汉书·高帝纪念下>：“填国家，抚百姓，给饷傀，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颜师古注：“鬼亦馈字。”《说文·食部》：“傀，吴人谓祭曰傀。”段玉裁注：“读与馈同。按祭鬼者，馈之本义，不同馈也。以馈为馈者，古文假借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傀，假借为馈。”《管子·弟子职》：“各撤其傀，如于宾客。”钟广笺释：“傀，与馈同。”《说文·食部》：“馈，饷也。”《荀子·正论》：“曼而馈。”杨惊注：“馈，进食也。”“傀”假借为“馈”，义为“给人食物”。

(2)《汉书·扬雄传上》：“陿三王之陀薜，峤高举而大兴。”颜师古注：“薜亦僻字也。峤，举步貌也，音去昭反。”《说文·艹部》：“薜，牡赞也。”《尔雅·释草》：“薜，山蕲。”郭璞注：“《广雅》曰：‘山蕲，当归。’当归者，今似蕲而麅大。”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部》：“薜，段借为僻。”《说文·人部》：“僻，避也。”《吕氏春秋·慎行》：“晋之霸也，近于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与争。”高诱注：“僻，远也。”“薜”假借为“僻”，义为“偏僻”。

(3)《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上》：“入地则孕毓根核，保藏蛰虫。”颜师古注：“核亦荄字也。草根日荄，音该。”《说文·木部》：“核，蛮夷以木皮为箧，状如簌尊。”段玉裁注：“今字果实中日核，本义废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核，叚借为荄。”《说文·艸部》：“荄，艸根也。”《尔雅·释草》：“菱，根。”郭璞注：“俗呼韭根为荄。”《方言》卷三：“荄、杠，根也。”《汉书·礼乐志》：“清明开动，根荄以遂。”颜师古注：“草根曰荄。”“核”假借为“荄”，义为“草根”。

转贴于 三、用“某，亦某字”说明古今字

所谓古今字，是指古今分化字，我们把分化前的字称作“古”字，分化后记词各有专司的字称为“今字”。《汉书注》中，用“某，亦某字”说明汉书中的文字关系。这类共有6次，占使用总数的18.75%。例如：

(1)《汉书·王子侯表上》：“至于孝武，以诸侯王畺土过制，或替差失轨，而子弟为匹夫。”颜师古注：“畺亦壃字也。”《说文·畕部》：“置，界也。从晶，三，其介画也。疆，畺或从工，强声。”段玉裁注：“今则疆行而畺废矣。”徐灏注笺：“置、疆古今字。”《玉篇·土部》：“壃，同疆。”《周礼·春官·肆师》：“与祝侯禳于畺及郊。”《尔雅·释诂下》：“疆，垂也。”《书·泰誓中》：“今朕必往，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孔传：“言我举武事，侵入纣郊疆伐之。”“畺”和“疆”为一对古今字，义为“疆界，疆域”。

(2)《汉书·谷永杜邺传》：“悉罢北宫私奴车马婧出之具。”颜师古注：“婧亦惰字耳。惰出，惰游也。”《说文·心部》：“慵，不敬也。从心，埔省。《春秋传》日：‘执玉憜。’惰，憜或省自。婧，古文。”《玉篇·心部》：“憜，同情。”《集韵·遇韵》：“惰，懈也。亦作婧。”《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滕成公来会葬，惰而多涕。”杜预注：“惰，不敬也。”“婧”和“惰”为一对古今字，义为“不敬、懈怠”。

(3)《汉书·地理志上》：“临邑，有沸庙。”颜师古注：“沸亦济水字也。其后并同。”《说文·水部》：“沸，沇也。东入于海。”段玉裁注：“四渎之沸字如此作。而《尚书》、《周礼>、《春秋》三传，《尔雅》、《史记》、《风俗通》、《释名》皆作‘济’……则知汉人皆用‘济’。班志、许书仅存古字耳。”《汉书·地理志》：“沸，河惟兖州……浮于沸、漯，通于河。”颜师古注：“沸本济水之字。”“沸”和“济”为一对古今字，义为“水名”。

四、用“某，亦某字”表注音

这类共3次，占使用总数的9.37%。例如：

(1)《汉书·陈胜项籍传》：“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计。”颜师古注：“居鄛，县名也，《地理志》属庐江郡。鄛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时巢国。”居巢县：秦置，亦名居鄛。后汉永平中，徙封刘般为居巢侯国。东晋后废。在今安徽省巢县东北。“鄛”和“巢”上古音同为崇母宵部字，古音相同，表注音。

(2)《汉书·扬雄传下》：“而丰子寻、歆子菜复献之。”颜师古注：“棻亦枌字也。音扶云反。”《说文·木部》：“梤，香木也。”段玉裁注：“此形声包会意也……芬为草香，梤为香木。”“棻”和“枌”上古音同为並母文部字，古音相同。表注音。

(3)《汉书·地理志上》：“裹德。”颜师古注：“裹亦怀字。”“裹”和“怀”上古音同为匣母微部字，古音相同。表注音。

五、用“某，亦某字”说明同源词

同源词指音义相关，由同一语源孳生的词或词素。这类共2次，占使用总数的6.25%。例如：

(1)《汉书·地理志下》：“赐受叝、酆之地，列为诸侯。”颜师古注：“叝亦岐字。”《说文·山部》：“叝，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风美阳中水县。从邑，支声。岐，叝或从山，支声。因岐山以名之也。”《尚书·禹贡》：“导岍及岐，至于荆山。”孔安国传：“三山皆在雍州。”《诗·大雅·绵》：“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文选·张衡（西京赋）》：“岐梁汧雍。”李善注：“薛综引《说文》曰：‘岐山在长安西美阳县界，山有两岐，因以名焉。”“叝”和“岐”上古音同为群母支部，古音相同。刘钧杰《同源字典补》：“岐山因山有分枝而得名；叝邑因境内有岐山得名。”二者为一组同源词。

(2)《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循河湟漕毅至临羌，以示羌虏。”颜师古注：“视亦示字。”《广韵·至韵》：“视，看视。视，古文。”《集韵·至韵》：“视，古作视。”《说文·示部》：“视，瞻也。”《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墨子·辞过》：“目不能徧视，手不能徧操。”《玉篇·目部》：“视，亦作示。”《玉篇·示部》：“示，语也，以事告人日示业。”《诗·小雅·鹿鸣》：“视民不恌。”唐孔颖达疏：“古之字，以目视物，以物示人，同作视字。后世而作字异，目视物作示傍见，示人物作单示字，由是经传之中，视与示字多杂乱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视，段借为示……《汉书》多以视为示，古通用字。’”“视”上古音为禅母脂部字，“示”上古音为神母脂部字，禅神旁纽，脂部叠韵，古音相近。都有“看”义，二者为一组同源词。

《汉书注》是一部随文释义性质的著作，颜师古作注的目的不是专门为了探求语源，寻找词的造词理据，而是要疏通文意，解释词的文献实际使用义，使在当时看起来晦涩难懂的《汉书》能够有一个较好的翻译版本。

由于在作注时均是就某一词作出意义训释，所以颜师古所系联的同源词大都是两两相对的，他仅仅还处于局部系源的阶段。但是这对我们全面系源、推源及归纳词族，整理词义的发展脉络，却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六、用“某，亦某字”说明连绵词

这类共1次，占使用总数的3.12%。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蟋蟀俟秋唫，蜉蝤出以阴。”颜师古注：“蜉蝤，甲虫也。好丛聚而生，朝生而夕死。蝤，音由，字亦作蝣，其音同也。”《尔雅·释虫》：“蜉蝣，渠略。”郭璞注：“似蛄蜣，身狭而长，有角，黄黑色。丛生粪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诗·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传：“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孔颖达疏：“舍人日：‘南阳以东曰蜉蝣，梁、宋之间日渠略。”“蜉蝤”为连绵词，也可以写作“蜉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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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用“某，亦某字”表释义

这类共1次，占使用总数的3.12%。

《汉书·王莽传中》：“中部洎后十郡。”颜师古注：“洎亦泉字也。泉，及也。队音遂。此下并同。”《集韵·至韵》：“洎，及也。”《庄子·寓言》：“后仕，三千钟而不洎，吾心悲。”郭象注：“洎，及也。”《说文·口部》：“泉，众词与也。”《史记·夏本纪》：“淮夷 珠泉鱼。”司马贞索隐：“泉，古暨字。泉，与也。”都有“及、至”义。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颜师古《汉书注》中“某，亦某字”这一术语主要用来说明异体字（占使用总数的37.5%）、说明假借字(占使用总数的21.87%)、说明古今字（占使用总数的18.75%），其次表注音和说明同源词(分别占使用总数的9.37%、6.25%)，偶尔用来说明连绵词、表释义（各占使用总数的3.12%）。

综上，颜师古注中“某，亦某字”这一术语主要用来说明异体字、古今字、假借字，所以黄建中所说“某，亦某字。这一术语也是用来表通用字的”并不能真正概括这一术语的用法。而且像一些次要用法如表注音和说明同源关系等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中国传统训诂学并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术语，不同的训诂学家所使用的同一术语往往所指不同，造成后人理解的失误，因而何九盈先生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指出“对古代语言学著作中的一些常见的名词术语要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基本名词术语搞不清，我们就难以对古人的学术成就做出准确的评价。”我们深以为是。

参考文献

中文注音篇10

关键词：颜师古；《汉书注》；训诂术语；某，亦某字

《汉书注》是颜师古的学术代表作，堪称注《汉书》的划时代、集大成的典范之作，为后人阅读《汉书》扫除了各方面的障碍。《汉书注》在训诂、校勘及考证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颜师古广泛吸收前人成果，抉择按断，兼下己意，而对于无法下确定结论的，便多存异说，为之兼容并存。在训诂方面，颜师古非常重视注音规范，讲求雅正，以音求义，解决了难字的音读及义训。

术语是科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环节，没有内涵和外延确定的术语，科学的抽象思维便难以进行。术语标志着某种现象已被从本质上概括体现出来，也标志着许多与之近似的现象已被区分出来。科学术语的确立与科学原理的总结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全面研究《汉书》颜师古注训诂术语有助于我们了解有唐一代训诂术语的使用情况，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唐代语言面貌提供帮助，为进一步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术语学和科学的汉语史、训诂学史提供经过论证的术语、语料。

本文主要分析术语“某，亦某字”的使用情况。“某，亦某字”这一术语主要用来说明异体字、假借字、古今字等，有时也可以表注音，说明同源词等。“某，亦某字。这一术语也是用来表通用字的。”某，亦某字”这一术语共使用32次（不计重复）。

一、用“某，亦某字”表异体字

异体字，又称又体、或体、说文解字中称为重文，是指读音、意义相同，但写法不同的汉字。异体字又可分为“完全异体字”（在任何情况下读音和意义都一样）和“部分异体字”（只在某些情况下才相通）。在《汉书注>中，用“某，亦某字”表异体字共有12次。占使用总数的37.5%。例如：

(1)《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上》：“温而风则生螟媵，有裸虫之孽。”颜师古注：“裸亦赢字也，从衣果声。”《说文·衣部》：“赢，袒也。从衣，赢声。裸，或从果。”段玉裁注：“俗作赢。”《广韵·果韵》：“裸，赤体。”《广韵·果韵》：“赢，同裸。”《吕氏春秋·观表》：“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鳞未尝息也。”《太玄·玄》：“类为其裸。”范望注：“裸，为无鳞甲毛羽，人为之长也。”《楚辞·九章·涉江》：“接舆髡首兮，桑扈赢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王逸注：“赢，一作裸。”洪兴祖补注：“赢，赤体也。”“裸”和“赢”为一对异体字，义为“赤体”。

(2)《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于是信孰视，俛出跨下。”颜师古注：“侥亦俯字。”《说文·页部》：“俯，低头也。从页，逃省。太史卜书俯仰字如此。杨雄曰：‘人面俯。’俛，俯或从人、免。”段玉裁注：“《匡谬正俗》引张揖《古今字诂》云：‘俯，今之倪俯也。’盖俛字本从免。俯则由音误而制。”《广韵·虞韵》：“俯，《汉书》又作侥。”《周礼·考工记·矢人》：“前弱则倪，后弱则翔。”郑玄注：“倪，低也。”《左传·成公二年》：“韩厥倪，定其右。”杜预注：“倪，俯也。”《玉篇·人部》：“俯，谓下首也。”《字汇·人部》：“俯，倪也，又曲也。”“倪”和“俯”为一对异体字，义为“俯身，低头”。

(3)《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颜师古注：“啖谓使食之，音徒滥反。啖亦啖字耳。此义与《高纪》‘啖以利’同。”《说文·口部》：“啖，噍啖也，一曰瞰。”《广雅·释诂二》：“啖，食也。”《说文·口部》：“啖，食也。从口，自声。读与含同。”《广韵·敢韵》：“瞰，瞰食。或作啖。”《广韵·敢韵》：“啖，上同。”《广韵·敢韵》：“啖，亦同。”《集韵·肱韵》：“啖，或作啖。”《国语·晋语二》：“主孟啖我，我教兹暇豫事君。”韦昭注：“啖，啖也。”由“吃”义引申为“利诱”。“啖”和“啖”为一对异体字，义为“吃”。

二、用“某，亦某字”表假借关系

汉字是由象形、象意的文字发展起来的。有的外物有形象可以描绘，有的意思可以利用图像和笔画来表现，可是有很多代表某些事物的概念不能用象形、象意的方式随时造出文字来表现，于是就假借已有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表，这种跟借用的字的形义完全不合的字就称为假借字。假借字有两类。一类是本无其字的假借，那就是上面所说的假借字。假借字的另一类是本有其字的假借。本有其字的意思是在日常使用的文字当中本来有表示某个词义的书写形式，但是在使用当中不用本来约定俗成的字形而写为另外一个意义不相涉而音同或音近的字。《汉书注》中，用“某，亦某字”表两个字的假借关系，这类共7次，占使用总数的21.87%。例如：

(1)《汉书·高帝纪念下>：“填国家，抚百姓，给饷傀，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颜师古注：“鬼亦馈字。”《说文·食部》：“傀，吴人谓祭曰傀。”段玉裁注：“读与馈同。按祭鬼者，馈之本义，不同馈也。以馈为馈者，古文假借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傀，假借为馈。”《管子·弟子职》：“各撤其傀，如于宾客。”钟广笺释：“傀，与馈同。”《说文·食部》：“馈，饷也。”《荀子·正论》：“曼而馈。”杨惊注：“馈，进食也。”“傀”假借为“馈”，义为“给人食物”。

(2)《汉书·扬雄传上》：“陿三王之陀薜，峤高举而大兴。”颜师古注：“薜亦僻字也。峤，举步貌也，音去昭反。”《说文·艹部》：“薜，牡赞也。”《尔雅·释草》：“薜，山蕲。”郭璞注：“《广雅》曰：‘山蕲，当归。’当归者，今似蕲而麅大。”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部》：“薜，段借为僻。”《说文·人部》：“僻，避也。”《吕氏春秋·慎行》：“晋之霸也，近于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与争。”高诱注：“僻，远也。”“薜”假借为“僻”，义为“偏僻”。

(3)《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上》：“入地则孕毓根核，保藏蛰虫。”颜师古注：“核亦荄字也。草根日荄，音该。”《说文·木部》：“核，蛮夷以木皮为箧，状如簌尊。”段玉裁注：“今字果实中日核，本义废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核，叚借为荄。”《说文·艸部》：“荄，艸根也。”《尔雅·释草》：“菱，根。”郭璞注：“俗呼韭根为荄。”《方言》卷三：“荄、杠，根也。”《汉书·礼乐志》：“清明开动，根荄以遂。”颜师古注：“草根曰荄。”“核”假借为“荄”，义为“草根”。

三、用“某，亦某字”说明古今字

所谓古今字，是指古今分化字，我们把分化前的字称作“古”字，分化后记词各有专司的字称为“今字”。《汉书注》中，用“某，亦某字”说明汉书中的文字关系。这类共有6次，占使用总数的18.75%。例如：

(1)《汉书·王子侯表上》：“至于孝武，以诸侯王畺土过制，或替差失轨，而子弟为匹夫。”颜师古注：“畺亦壃字也。”《说文·畕部》：“置，界也。从晶，三，其介画也。疆，畺或从工，强声。”段玉裁注：“今则疆行而畺废矣。”徐灏注笺：“置、疆古今字。”《玉篇·土部》：“壃，同疆。”《周礼·春官·肆师》：“与祝侯禳于畺及郊。”《尔雅·释诂下》：“疆，垂也。”《书·泰誓中》：“今朕必往，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孔传：“言我举武事，侵入纣郊疆伐之。”“畺”和“疆”为一对古今字，义为“疆界，疆域”。

(2)《汉书·谷永杜邺传》：“悉罢北宫私奴车马婧出之具。”颜师古注：“婧亦惰字耳。惰出，惰游也。”《说文·心部》：“慵，不敬也。从心，埔省。《春秋传》日：‘执玉憜。’惰，憜或省自。婧，古文。”《玉篇·心部》：“憜，同情。”《集韵·遇韵》：“惰，懈也。亦作婧。”《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滕成公来会葬，惰而多涕。”杜预注：“惰，不敬也。”“婧”和“惰”为一对古今字，义为“不敬、懈怠”。

(3)《汉书·地理志上》：“临邑，有沸庙。”颜师古注：“沸亦济水字也。其后并同。”《说文·水部》：“沸，沇也。东入于海。”段玉裁注：“四渎之沸字如此作。而《尚书》、《周礼>、《春秋》三传，《尔雅》、《史记》、《风俗通》、《释名》皆作‘济’……则知汉人皆用‘济’。班志、许书仅存古字耳。”《汉书·地理志》：“沸，河惟兖州……浮于沸、漯，通于河。”颜师古注：“沸本济水之字。”“沸”和“济”为一对古今字，义为“水名”。

四、用“某，亦某字”表注音

这类共3次，占使用总数的9.37%。例如：

(1)《汉书·陈胜项籍传》：“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计。”颜师古注：“居鄛，县名也，《地理志》属庐江郡。鄛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时巢国。”居巢县：秦置，亦名居鄛。后汉永平中，徙封刘般为居巢侯国。东晋后废。在今安徽省巢县东北。“鄛”和“巢”上古音同为崇母宵部字，古音相同，表注音。

(2)《汉书·扬雄传下》：“而丰子寻、歆子菜复献之。”颜师古注：“棻亦枌字也。音扶云反。”《说文·木部》：“梤，香木也。”段玉裁注：“此形声包会意也……芬为草香，梤为香木。”“棻”和“枌”上古音同为並母文部字，古音相同。表注音。

(3)《汉书·地理志上》：“裹德。”颜师古注：“裹亦怀字。”“裹”和“怀”上古音同为匣母微部字，古音相同。表注音。

五、用“某，亦某字”说明同源词

同源词指音义相关，由同一语源孳生的词或词素。这类共2次，占使用总数的6.25%。例如：

(1)《汉书·地理志下》：“赐受叝、酆之地，列为诸侯。”颜师古注：“叝亦岐字。”《说文·山部》：“叝，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风美阳中水县。从邑，支声。岐，叝或从山，支声。因岐山以名之也。”《尚书·禹贡》：“导岍及岐，至于荆山。”孔安国传：“三山皆在雍州。”《诗·大雅·绵》：“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文选·张衡（西京赋）》：“岐梁汧雍。”李善注：“薛综引《说文》曰：‘岐山在长安西美阳县界，山有两岐，因以名焉。”“叝”和“岐”上古音同为群母支部，古音相同。刘钧杰《同源字典补》：“岐山因山有分枝而得名；叝邑因境内有岐山得名。”二者为一组同源词。

(2)《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循河湟漕毅至临羌，以示羌虏。”颜师古注：“视亦示字。”《广韵·至韵》：“视，看视。视，古文。”《集韵·至韵》：“视，古作视。”《说文·示部》：“视，瞻也。”《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墨子·辞过》：“目不能徧视，手不能徧操。”《玉篇·目部》：“视，亦作示。”《玉篇·示部》：“示，语也，以事告人日示业。”《诗·小雅·鹿鸣》：“视民不恌。”唐孔颖达疏：“古之字，以目视物，以物示人，同作视字。后世而作字异，目视物作示傍见，示人物作单示字，由是经传之中，视与示字多杂乱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视，段借为示……《汉书》多以视为示，古通用字。’”“视”上古音为禅母脂部字，“示”上古音为神母脂部字，禅神旁纽，脂部叠韵，古音相近。都有“看”义，二者为一组同源词。

《汉书注》是一部随文释义性质的著作，颜师古作注的目的不是专门为了探求语源，寻找词的造词理据，而是要疏通文意，解释词的文献实际使用义，使在当时看起来晦涩难懂的《汉书》能够有一个较好的翻译版本。

由于在作注时均是就某一词作出意义训释，所以颜师古所系联的同源词大都是两两相对的，他仅仅还处于局部系源的阶段。但是这对我们全面系源、推源及归纳词族，整理词义的发展脉络，却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六、用“某，亦某字”说明连绵词

这类共1次，占使用总数的3.12%。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蟋蟀俟秋唫，蜉蝤出以阴。”颜师古注：“蜉蝤，甲虫也。好丛聚而生，朝生而夕死。蝤，音由，字亦作蝣，其音同也。”《尔雅·释虫》：“蜉蝣，渠略。”郭璞注：“似蛄蜣，身狭而长，有角，黄黑色。丛生粪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诗·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传：“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孔颖达疏：“舍人日：‘南阳以东曰蜉蝣，梁、宋之间日渠略。”“蜉蝤”为连绵词，也可以写作“蜉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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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用“某，亦某字”表释义

这类共1次，占使用总数的3.12%。

《汉书·王莽传中》：“中部洎后十郡。”颜师古注：“洎亦泉字也。泉，及也。队音遂。此下并同。”《集韵·至韵》：“洎，及也。”《庄子·寓言》：“后仕，三千钟而不洎，吾心悲。”郭象注：“洎，及也。”《说文·口部》：“泉，众词与也。”《史记·夏本纪》：“淮夷 珠泉鱼。”司马贞索隐：“泉，古暨字。泉，与也。”都有“及、至”义。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颜师古《汉书注》中“某，亦某字”这一术语主要用来说明异体字（占使用总数的37.5%）、说明假借字(占使用总数的21.87%)、说明古今字（占使用总数的18.75%），其次表注音和说明同源词(分别占使用总数的9.37%、6.25%)，偶尔用来说明连绵词、表释义（各占使用总数的3.12%）。

综上，颜师古注中“某，亦某字”这一术语主要用来说明异体字、古今字、假借字，所以黄建中所说“某，亦某字。这一术语也是用来表通用字的”并不能真正概括这一术语的用法。而且像一些次要用法如表注音和说明同源关系等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中国传统训诂学并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术语，不同的训诂学家所使用的同一术语往往所指不同，造成后人理解的失误，因而何九盈先生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指出“对古代语言学著作中的一些常见的名词术语要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基本名词术语搞不清，我们就难以对古人的学术成就做出准确的评价。”我们深以为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