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作品十篇
时间：2023-04-06 00:23:26
老舍的作品篇1
说起老舍，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把他的名字和北京联结在一起。在他4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老舍以其充满着浓郁北平地域生活风光、世态民情的风俗画般的作品，创造出了具有“京味”特色的文学品类。老舍的作品中往往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老舍作品成功地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北京口语词汇，使作品语言透露着独特的京韵，作品生活气息醇厚，地方风物、民情风俗真实感人。同时用地道的北京话写北京人，本土本色，活泼有趣、质朴自然，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具有独特的魅力，透出了北京话的神韵，显示北京话活泼的生命力和老舍驾御北京口语的能力。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老舍的作品篇2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出生在北京的贫民家庭里，幼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大杂院里度过的，他很了解底层的百姓生活，喜欢市井巷里的戏曲和民间艺术，这种阅历形成了老舍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京味”风格，也使他成为了京味小说的代表人。“京味”代表了一种风格，包括作家对北京的认识、特有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注入的文化趣味。
《骆驼祥子》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老舍作品的“京味”在这部作品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景物描写
小说写祥子从混乱的军营中牵出三匹骆驼，卖了35元钱，而后走到北京城郊的时候，通过对古都那种平和静谧的景物描写，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了祥子当时的心情。在烈日与暴晒下拉车的祥子，对北平熟悉变化莫测的天气的感受，既切合北平的自然地理环境，又与祥子特定的人物身份相一致，体现了老舍对故乡环境的熟悉。“京味”正是这种主观情愫与对北京社会环境结构的客观描写的统一。
二、语言运用
老舍在语言的运用上，得力于其对北京市民语言的熟悉，形形的人物语言通俗朴实、生动鲜明、“京味”十足，说得严重点，有点类似北京“京油子”的“耍嘴皮”。小说人物的语言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老舍习惯运用北京市民俗白、简洁的方言，用老舍自己的话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如祥子的语言，厚实而朴拙，他在第一次买车时，由于心情激动，只会说：“我要这辆车！”卖车的车主夸耀车好，希望加价时，祥子还是那句话：“我要这辆车！”从祥子的语言中，透露出祥子的憨厚和淳朴。高妈劝祥子放钱：“告诉你，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儿永远是一个子儿！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美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这番话，干脆利落、生动鲜明，是典型的北京方言。而儿化语“没错儿、一个子儿、兜儿”，北京方言中狭隘的四字语“秃尾巴鹰、海里摸锅”以及北京的重口味方言“搁下”等，都从侧面反映出老舍对自己所生活的地方语言的熟悉和了解的透彻。再看虎妞：“吧！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以及下面的对话：“上哪儿啦，你？”她一边盛白菜，一边问。“洗澡去了。”他把长袍脱下来。“啊，以后出去言语一声！别这么大大咧咧的甩手一走？”这些都是老舍创造性地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简单有力的具有北京味儿的语言写出的值得世人读的而且美好的句子，干净利索，平易近人而不粗俗，就像北京的人、建筑以及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也跟北京特有的历史有关。
三、人物描写
在人物的描写上，老舍也用地道的北京方言写出了浓郁多彩的北京风土、习俗、历史以及人情世态。请看老舍对祥子的描写：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这里的“杀好腰、鸡肠子带儿、‘出号’的大脚”都是典型的北京话里的儿化韵，带有的一种特殊的风味，令人一听就会感觉出它是北京的土特产，更反映出北京这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名城古都以及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及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和被这种环境所迫的一种向上的心理素质及他们简单的理想。老舍用这些大白话写一个车夫和当时北京生活在底层人民的生活恰到好处。“你这是怎么呢，老妹子！到了我这儿啦，还没个车钱吗！老妹子！坐上啦！”她到这个时候才摸出一毛钱。祥子看得清清楚楚，递过那一毛钱的时候，太太的手有点哆嗦，送完了客，帮着张妈把牌桌什么的收拾好，祥子看太太一眼。太太叫张妈去拿开水，等张妈出了屋门，她拿出一毛钱来：“拿去，别拿眼睛扫搭着我！”这就是当时北京市民的生活习惯，在老舍的笔下更是真实可言。通过几句话，老舍就把太太爱面子和吝啬，祥子的按惯例得到赏钱和对一毛钱不满都写了出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生活在北京的人情世态。
老舍的作品篇3
老舍小说采用了独特的“自然”和“智慧”两种幽默表现方式。前者是指作者将观察到的生活中的矛盾可笑之处，不假任何修辞方法地如实写下来。后者是指在深入观察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想象，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以取得幽默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技巧就没有幽默，幽默是智慧的闪现。
关键词：生活矛盾 “自然”的幽默 “智慧”的幽默?
老舍具有极其鲜明的创作个性与十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若干重要的方面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成长作出了突出的建树，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其中，老舍最为突出的特点、最为重要的成就，也是别人最难以企及之处，是他的幽默艺术。有人称老舍先生为幽默大师，对于这一美誉他是当之无愧的。将幽默笔法广泛地娴熟自如地运用于小说创作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可谓出类拔萃者。幽默在他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中，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一切都因此获得了蓬勃的生机。因此，深入探讨老舍小说幽默的审美特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这位“人民艺术家”留下的珍贵遗产。本文拟从老舍小说作品独特的幽默表现方式方面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海内专家学者。?
老舍将生活中的幽默从生活的原始矿藏之中，以敏锐的观察力提炼出来，并进行加工，透过生活的窗口，发掘出世事中的可笑之处，而后巧妙地表现出来。我们可以把老舍的幽默表现方式大致分为两类：?
一、“自然”的幽默表现方式
在老舍小说作品中，一类是作者将凭借观察力所攫取到的生活中的矛盾可笑之处，不假任何修辞方法实写下来的幽默，我们暂且称之为“自然”的幽默或“原生态”的幽默。生活的汪洋大海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历史中，都蕴藏着丰富的矛盾性。这些矛盾性本身就是可笑的，一旦诉诸作品，就构成了自然的幽默。当然，生活中的矛盾性并不就等于文学中的喜剧性，幽默只属于善用喜剧眼光观察生活并善于提炼概括和反映这生活矛盾性的作家，因为幽默文学同其他文学一样，都是作家主观情感态度同客观生活相结合的产物，都是经过作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加工制作过的。“自然”或“原生态”的幽默也绝非纯自然形态的东西。?
“自然”的幽默是幽默的基础和根本，因为它是客观生活矛盾性的直接真实的反映。在老舍早期作品的幽默中，人为的痕迹比较明显，但随着他对幽默认识的加深，此一矫揉造作、故弄玄虚的弊病逐渐剔除。老舍很善于掌握幽默形象语言和行动上带有喜剧色彩的矛盾性，一旦活画出来，就意趣盎然。老张、赵子曰、马裤先生、毛博士、大赤包、冠晓荷、多甫大姐夫等幽默形象荒诞滑稽的言行被老舍描绘得淋漓尽致，令读者阅后生笑不止。赵子曰嫌妻子是小脚女人，盼她早死，便向阎罗王祷告：“敬求速遣追魂小鬼将贱内召回，以便小子得与新式美人享受恋爱的甜美!阎君万岁!阿门!”这段祷告词半文半白，半土半洋。既是向阎君祷告，偏又使用基督教祷告的结束语“阿门”，弄得不三不四，读之令人喷饭，活灵活现地反映了赵氏的性格。再如，那位信奉“钱本位”哲学的老张，有次外出讨债，碰上洋牧师张罗为粥厂募捐，老张碍于面子，忍痛捐了五毛钱。他一辈子没吃过这样的苦，一出门，就掏出了小帐本写上一句：“十一月九日，老张一个人的国耻纪念日。”自己被洋人诈去五毛钱，就称之为“国耻纪念日”，这本属无稽；而“国耻纪念日”，偏偏又是“老张一个人的”，便更显得荒唐。自然的幽默的例子在老舍的幽默作品中俯拾即是。?
老舍不仅能将敏锐的幽默目光深入到生活海洋的内里，发掘出客观世界包藏的各种笑料，而且能透视人物幽深的心灵，觅出主观世界中复杂的矛盾性。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会进行形象和逻辑的思维。不论愚智奸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活动。由于各自的阶级地位、文化水平、道德修养、性格志趣、社会环境、所处时代的等等不同，每个人的心理活动内容和方式都是不同的，就跟每个人的面孔各不相同一样。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有的人的思维是符合客观事实及事物发展规律的，所以是正常的合理的，有的则是悖于常理，变态怪诞的。老舍是心理描写的高手，尤其善于捕捉心理活动中的乖谬之点。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大量地描写了汉奸们的心理活动，当女汉奸大赤包作为牺牲品被日本人投入监狱，死神已经扣响她生命大门的时候，她还想入非非，企望因祸得福。他认为自己下狱是一场“误会”，甚至侈想：“说不定，也许因为这点小误会与委屈，日本人还再给她加升一级呢!”她的思维逻辑与生活逻辑格格不入，她的汉奸式的心理活动与一般中国人背道而驰，于是就形成矛盾。把这种矛盾的喜剧性揭示出来，就令读者深深感到这个女汉奸肮脏灵魂的卑鄙可笑。?
二、“智慧”的幽默表现方式
老舍的作品篇4
小白鼠有八个兄弟姊妹，她是最小的一个，也是最好看的一个。她的兄弟姊妹都是灰色的，只有她是雪白的，雪白的毛儿，长长的尾巴，长得非常好看。她自己也晓得她是非常好看的，所以她很骄傲。 她常常这样说：“看我这一身雪白的毛儿，圆圆的眼睛！若是我的尾巴再短一点，我简直就和小白兔一样美了！自然，我的聪明是小白兔永远无法可比的！” 小白鼠的妈妈。很不放心她这个最小最好看，也是骄傲的孩子。妈妈总是最爱小女儿的。 鼠妈妈知道附近来了一只大黄猫，就极恳切地嘱咐她的八个儿女说：“你们，我的宝贝们！千万要小心哪！那只黄猫能一口咬住你们两个，因为他是一只又大又凶恶的黄猫呀！”说罢，她又对小白鼠说了一遍，因为她骄傲不小心，最容易招出祸来。 可是，小白鼠不信妈妈的话。她想：“我这样好看，猫忍心伤害我吗？不会的，绝不会的！”这样想着，她便放大了胆子，即使听见猫的声音，她也仍旧东奔西跑，一点儿也不在乎。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老舍的作品篇5
摘要 老舍以其丰富的市民世界为读者展现了近代北京市民社会沉沦蜕变的历史变迁，读者在品味其诙谐幽默的作品的同时，感受到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浓郁悲怆的悲剧意识。老舍的悲剧意识中融注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和现实感受，这种悲剧意识主要源于作家经历的穷苦生存磨难、悲凉的末世心态及外国悲剧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老舍 悲剧意识 成因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意蕴，他所提供给读者的，是民族性格世相众生态的素描，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现代余韵的幽歌，是“含泪的笑”。我们在品味其丰富多彩、诙谐幽默的作品的同时，感受到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浓郁悲怆的悲剧意识，使人久久不能释怀。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老舍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现代悲剧传统，以悲悯的情怀对北京市民社会进行解剖。“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地认识现实、结构现实的一面。”现实中的悲剧虽未必一定会直接产生悲剧意识，然而悲剧意识的产生常源于人们对悲剧现实生活的体悟。老舍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生活不幸，然而他超越个人的不幸和痛苦，去探索人生真理，思考民族与人类的悲剧。“一个人一旦遇到极大的不幸，就不会再以自我为中心，他会去沉思整个人类的苦难”，老舍的悲剧意识融注了自己对生命的独特体悟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老舍悲剧意识的形成与其穷苦的生存磨难、人们的末世心态及外国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通过对其悲剧意识成因的探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老舍本人和他的作品。
一 穷苦的生存磨难
众所周知，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总是或多或少受到自身生活经历的制约和影响。老舍的悲剧意识首先源于他对穷苦生活的感悟，“他是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评价他的思想和作品的出发点”，从其身世与成长经历解读老舍成为一种必要途径。
老舍出生在一个悲剧四伏的时代，19世纪末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1889年，老舍出生于一个下层的满族旗人家庭，虽然父亲只是保卫皇城的一名普通护军，然而他每月三两饷银的收入是全家人生活的主要来源。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父亲在抵抗侵略军的巷战中不幸战死，这对原本贫穷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父亲的死给老舍的童年、甚至一生都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老舍在其作品中曾数次描写到父亲的死，如：《记懒人》中丧父孤儿的孤苦可怜；《月牙儿》中作者描述“父亲”的死：“我独自在台阶上看着月牙，没人招呼我，没人顾得给我作晚饭。”文中的“我”小小年纪就饱受饥饿、寒冷与孤独之苦，其悲惨的境遇令人唏嘘。老舍将自己幼年失父的痛楚融注于笔端，化成令人感动涕泣的文字，诉说底层贫民人生的悲哀。父亲的死深深地印在老舍的心头，它是老舍苦难的开始，也是老舍悲剧意识的萌芽。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一懂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穷困的家境使老舍更快成长，老舍小小年纪就懂得为家人分担忧愁。父亲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更为窘迫，只字不识的母亲勇敢坚强地担起家庭重担，靠给别人缝洗衣服来养活一家人，其艰辛可想而知。母亲给了老舍最初的“生命教育”，老舍秉承了母亲的勤劳、坚忍，形成他“外圆内方”的性格，这在他日后的创作和为人处事中表现出来。总之，贫穷使老舍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苦难，另一方面，使他对下层市民产生血肉相融、手足般的深厚感情。综观老舍的作品，其笔下的人物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都有，然而，老舍笔下写得最多、最震撼人心的是底层市民的悲剧人生，这源于老舍本身出身于这个阶层，并与他们手足情深，“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贫穷也成为老舍日后创作的源泉和宝贵精神财富。
贫苦生活的磨难使老舍深切地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尤其是底层人民命运的重要性，并将其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在《小铃儿》中，小铃儿的理想是当个校长，希望继续升学，母亲却想要他早去学艺；《月牙儿》中的“我”的母亲曾靠出卖肉体来供“我”上学，为的是想让女儿通过读书改变人生，不再步自己的后尘。然而，“肚子饿才是最大的真理”，在贫穷逼迫下，女儿最终还是无奈地走上母亲所走的路。老舍本人幼年求学的艰难和成年教育工作的经历，使他看到广大人民，尤其是贫民接受教育的艰难。按马斯洛华的需求层次理论，生存属于最底层生理需要，而在旧社会，广大的穷苦人民一直处于被压迫、被欺凌的地位，吃饱穿暖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人生理想。穷人一辈子为食能果腹而奔波，贫穷使其变得愚昧无知，愚昧无知又加深其贫穷，贫穷与愚昧在底层市民身上互为因果，演绎着他们轮回宿命式的人生悲剧。老舍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他始终关注着广大穷苦人的命运，他曾经想通过文化批判和改造国民精神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以实现国富民安的理想，这与鲁迅“改造国民劣根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 悲凉的末世心态
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他用饱含深情的笔调书写对故土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遐想，“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想北京》），“不论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重庆，在纽约，他都在写北京。他想北京，他的心始终在北京”。在老舍的笔下，北京是现实而具体的，更是理想的，他不仅熟悉“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甚至他一闭眼，北平就完整地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北京在老舍心中的记忆深刻是不言而喻的，北京还完全融入到老舍的骨子里去了，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我的”（《想北京》）。从诸多类似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北京与老舍的血脉和心灵相通，它构成老舍作品中特有的形象和意蕴。
“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北京滋养了老舍，但也带给他沉郁的精神压力，其创作中常贯穿着“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末世人悲凉心态，形成“新时代的旧悲剧”的独特意蕴。他将朋友分两类，其中“第二类差不多都是悲剧里的角色……这群朋友几乎没有一位快活的……都生在前清末年……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何容何许也人》）。这类朋友不像第一类朋友那样因经济困难而陷入养家糊口的困苦，更多的是老北京穷途末路般的精神痛苦。这虽然说的是朋友，但很大程度上却是夫子自道。
从民族出身来看，老舍是满族下层旗人，这一特殊的身份使他曾一度卑微。近现代中国在推翻满清王朝统治过程中，曾出现过广泛而持久的反满、排满潮流。在革命者“驱除鞑虏”的号召下，国人将对于清政府的彻骨仇恨直指所有的满人，发泄到所有满人身上，满族人地位一落千丈，沦落成社会上最卑贱的群体。这种盲目的反满、排满情绪在老舍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创伤。身份的屈辱与家庭的贫困，使老舍形成沉郁内敛的个性，造就了他观察社会的独特眼光，其作品呈现出“新时代的旧悲剧”的特色，甚至形成了一种悲观的哲学意蕴。
从文化上来看，老舍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很深的人，作为数朝古都的老北京，无疑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与满族沦落相似，由于整个社会与国家的衰落，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也急剧衰落。老舍跟北京血脉相通，传统文化的凋零使老舍深感失落，尤其是到伦敦接触到西方先进文明后，他以思辨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文化，曾用笔挖掘传统文化的脓疮，批判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西方列强的欺弱本性与身处异域所受的民族歧视，使他无法真正接纳西方文明，文化上的别无依傍感促成了老舍身为传统中国人的末世心态，演绎成“新时代的旧悲剧”的唏嘘慨叹。
三 外国文学的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中，诸多现代作家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老舍便是其中之一，诚如老舍自己所说：“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一个小说家。”（《我的创作经验》）无疑，老舍悲剧意识的形成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1925-1929年，老舍在伦敦大学讲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丁的《神曲》，英国的康拉德、狄更斯、哈代，法国的福禄贝尔与莫泊桑等作家的作品都有所涉猎，老舍对其中兴趣较浓的作品进行研究，吸取文学营养。古希腊悲剧、康拉德及莎士比亚等人的悲剧作品对老舍的影响极大，“希腊的悲剧教我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写与读》）外国文学悲剧思想于老舍心理产生共鸣是与他的人生经历与生活体验密切相关，老舍自幼丧父，家境贫困，而这样的家庭背景铸就了老舍沉郁而敏感的气质――因为穷而孤高。孤高的人常会独自沉思，也容易悲观。正是这样的悲剧遭遇，并经过转化，老舍形成了他对人生的悲剧观念，因此他更易接受西方文学的悲剧思想。这也促成了老舍对人生的悲剧意识，自然会表现在创作中。
老舍的《新韩穆烈德》在人物的性格上可以说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颇相通，人物都是长于思想而短于行动。此外，老舍还写了诸如《铁牛和病鸭》《大悲寺外》等不少关于性格悲剧的短篇小说，多多少少借鉴了莎士比亚悲剧的写法。在表现人物命运与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给老舍启发最大的恐怕是但丁与英国作家康拉德。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写与读》）老舍对其推崇与赞美溢于言表，“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写与读》）为此，他提倡创造“灵的文学”，为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改变过去较为单一的艺术视角，从剖析一般生活现象来反映社会现实，上升到把人的命运与灵魂作为艺术表现的中心，透过表象世界洞察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在老舍笔下，表现“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就更加丰富了作品的悲剧内涵。此外，从康拉德的作品中，老舍学到强调故事性的叙事模式与描写人物和景物的方法――“把人物与景物打成了一片，而显出些神秘气味”的艺术手法，老舍从中得到启发，写小说以人物为重，借助景物的描写渲染人物悲剧命运，写出了在烈日和暴雨下车夫祥子的悲惨遭遇及无法摆脱的命运悲剧，“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我怎样写〈骆驼祥子〉》）。在揭示人物灵魂与内心世界上，康拉德的作品也对老舍的创作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老舍是一个创造力极强的作家，虽然他自觉学习借鉴西方文学，但他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模仿别人，则失去自己。”他坚持走自己的路，基于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独特思考，创造了老舍式的悲剧作品，为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敢于揭开国民精神疮疤，勇于直面人生，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不懈奔走呼号的作家。老舍遵从了鲁迅“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创作原则，其悲剧意识中融注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和现实感受。老舍自幼历经了穷苦的人生磨难，目睹众多人生毁灭的悲剧，他悲凉的末世心态，受外国悲剧文学影响，这一切促成他悲剧意识的形成，也促使他的创作走向成功。而作为一个充满社会使命感和忧患感的作家，老舍并未囿于“个人悲剧命运的思考”，而是站在人性的高度进行严肃的审视和冷静思考。他以独特幽默手段去体现悲剧品格，将悲伤藏于嬉笑嘲讽之中，他“一半恨一半笑地去看世界”的态度，他温和宽厚的幽默讽刺艺术，形成老舍作品独特的悲剧意蕴。
参考文献：
[1] 张法：《中国文化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老舍的作品篇6
关键词：老舍；话剧；人民性；民族性；京味儿；艺术表现
中图分类号：J207.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137-2老舍先生的话剧在其创作内容上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醇正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每一部作品都有着其独特的审美特征，有的作品就仿佛是随意勾勒的高山深壑，初次阅读只感觉是宏伟壮丽山河，细细地品味才发现其中另有乾坤，内藏着一个矛盾却又融合的精神世界。有的作品表面犹如细水长流，自然空灵，却内藏玄机，激流汹涌。而这些就是老舍先生作品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一、 老舍先生的幽默
（一） 《残雾》中的辛辣型幽默
《残雾》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话剧，他以辛辣的幽默讽刺作为其话剧创作的开端。在剧中，它表面上利用洗局长等一系列反面的人物形象生动含蓄地揭露了当时人的假抗日真卖国的反动本质，给予人们一定的警醒作用。而当我们再次翻看时，就不得不感叹老舍在人物设定时对人物所代表的深层次的内涵的表达。在剧中，洗局长的母亲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洗局长之所有会有负面的人物性格，其根源就有一部分来自于其母亲，而母亲身上便存在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劣质。这种辛辣的幽默感在《残雾》中被巧妙的成功运用，之后，使用同种手法的话剧还有1940年的《面子问题》以及1942年的《归去来兮》，这些话剧在解放前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归去来兮》中所运用的辛辣讽刺更是将该剧中的内容表达的更加的深沉、尖锐。
（二） 《女店员》中的赞美型幽默
《女店员》，通过如同抒情诗般的赞美型的幽默将妇女得到解放之后、追求男女平等的积极乐观的社会状态表现得一览无遗，然而作品的丰富性注定了《女店员》不可能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但是老舍先生笔下此刻的矛盾冲突在此时是一种对新中国人民的鞭策和警示。例如《女店员》中的齐母，齐母这一角色便是对还沉浸在独立自由喜悦中的广大人民的一记警钟。齐母在新浪潮中是一个赞成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先进性的妇女，但是由于其常年的受到封建的文化的影响，身上还带着诸多旧时代的落后观念，其中就包含了门第观念、行业贵贱等。
（三） 《茶馆》中的冷静型幽默
冷静型幽默是老舍先生在创作过程中的人格和艺术追求的升华、完善和成熟的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这一时期的老舍先生的创作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他能够使用冷静、理智的喜剧表达方式对当时的历史和时代进行完美的表现，并且让读者在阅读时如果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剧本，认为是一个完美的戏剧故事，又能用感性的角度去思考为当时的社会而悲戚，给予观众一个思考领悟的空间，从而比使用传统的古典悲剧写法更容易使人们接受。《茶馆》是老舍先生近乎完美的作品，在《茶馆》中，这种冷静型的幽默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老舍先生一共安排了三场戏，这三场戏分别描述了三个不同时代，而这三个时代一个一个被旧社会的黑暗所吞没、一个一个被旧社会的旧制度埋葬。他使用冷静式的幽默表现出旧社会的和罪恶但并不给人以过分的压抑感，反而由于冷静的幽默而使人们产生一种步向新生活的。
二、 老舍先生的自然
自然，如果将其视为一种特有的美学内涵的话，则就要求其语言的表达方式一定要保持其自然本身，语气恬淡而意味隽永， 内容朴素却浑然天成。要具备这样的文字表达能力，就要求必须要从实际的生活和自然的生活景象中去吸取鲜活生动的形象，话剧中的每一句对话和描述都必须是简练，合服此刻的话题和语境，来自于心底肺腑的声音。在老舍先生的创作中的大部分的作品都具有自然这一美学内涵，尤其是以《茶馆》中为甚，而《茶馆》也被誉为是老舍先生在语言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而老舍先生的自然主要是体现在故事情节的结构设置和人物的语言台词这两大方面。
（一） 《茶馆》中情节构造的自然体现
在《茶馆》中，时代不断更迭，剧中人物的命运也随着时代而起伏。这整个的话剧就是由无数的人物命运的速写而构成的。在《茶馆》中，每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单独的戏剧小品，它们之间既独立又统一，完全冲破了传统的剧作模式。从而使得全剧能够自由的多视点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描述社会生活现状，整个剧本的衔接非常的自然却不平淡，故事情节符合生活规律却又跌宕起伏。
（二） 《茶馆》中的语言台词的自然体现
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交流都习惯使用短句，故而老舍先生也把短句广泛地应用在剧本的创作中。在《茶馆》中，对于官僚沈处长就只有一句：“好。”可正是老舍先生这样的表达，使得简单的一个字就将革命党反动派的丑陋嘴脸刻画的万分的形象。这样简短精悍的文字不仅仅能够有效地刻画人物性格，更使得剧本在舞台上的说辞更加的顿挫有致，富有感染力。另外，除了短句之外，其叹词和语气词的充分运用也是老舍剧本的特点。曾经有人对老舍先生的《茶馆》和郭沫若先生的《屈原》两大话剧进行了叹词和语气词的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老舍先生的《茶馆》中的叹词使用频率要远远的高于郭沫若先生的《屈原》，其中较常用的生活化的叹词“唉、哼、嗯、哎哟、喝、得、哎、酶、呀、呸”等更能够体现出茶馆的浓重的生活气息，也使得整个话剧的语言更具有京味儿，更加贴近创作的背景。
三、 老舍先生的空灵
老舍先生在进行话剧创作时非常强调话剧艺术的空灵性表达，极为反对在过度的追求情节的刻画。在老舍先生的眼中，要根据主题安排具有明显特征性的生活场面，并通过日常的众多的生活片断将其串联，拼凑。例如在《茶馆》中的第二幕中关于相面先生唐铁嘴抽大烟这一片断的描述时。唐铁嘴说道： “我改抽‘白面’啦。你看， 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 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 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 这点福气还小吗？”仅是从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唐铁嘴的生动的人物形象，但是对这一句话进行细细思索，不仅有感受到在老旧的中国，普通人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鸦片的精神毒害之下，老百姓逐步走向愚昧、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同时感叹这一句话中所包含的内蕴之多，但是其台词却运用得非常的平实朴素，平淡通俗，又不失幽默和调侃。
参考文献：
[1]章罗生.老舍在20世纪话剧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贡献[J].民族文学研究，2005，（01）.
[2]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个性气质论――纪念老舍诞辰百周年[J].文学评论，1999，（01）.
[3]王青.茶馆词汇研究[D].山东大学， 2008.
老舍的作品篇7
摘要：现今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讨论的热点话题。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老舍与北京文化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舍也乐于在作品中表现北京的文化生活，无论作为叙述作品的文化背景还是作为一个都市的意象，老舍都淋漓尽致的将北京文化展现给读者。
关键词：北京文化；旗人；都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17-01
地域文化对于文学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命题，古人早对此进行了阐释“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文学思想家泰纳曾提出文学创作与发展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论”。一部作品的好坏取决于一个作家的文学气质，而这种气质的培养又离不开影响其成长的环境与文化氛围，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总共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北京文化的文化构成
（一）帝都文化。北京自元代忽必烈建都以来就一直是首都。“封建帝都时期的北京文化包括宫廷、士绅与庶民三种文化，他们分属不同阶级或阶层，又受时代、自然、人文环境的制约，这是构成京味文化的基本因素。”{2}北京是一个有着博大胸怀的辉煌古都，林语堂曾说“他容纳古代和近代，但不曾改变他自己的面目。”鲁迅在谈“京派”“海派”之争时说 “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3}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阶级的所在地，北京拥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深厚沉重的帝都文化，这帝都文化经过七百多年的洗礼，早已渗透到了北京的各个角落。当代作家苏叔阳说，“北京人接近麻木的表象,那只是地壳，而心里却翻腾着岩浆，总能在适当的时候喷涌而出他们不大愿意去白白地冒风险，但一到了非掉脑袋不可的时候，又个顶个地把生死置之度外。远的不说，单就本世纪初到粉碎“四人帮”这七、八十年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直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每次都震惊全国，对中国革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二）多民族文化。从北京的周边地形来看，“北京是南方与中原农耕民族、西北游牧民族、东北渔猎民族乃至海边民族的混杂之地。北京地处华北、东北和蒙古高原二大地理单元交接地带，多民族在北京这个地方相邻、杂处，一方面是有多次民族冲突，另一方面又有多次民族融合，在民族冲突和融合中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互相吸收，不断集中，形成了丰富多样和博大精深的北京文化。”{4}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城市，元朝的建立使许多蒙古人住进北京，明朝由南京迁都到北京，使得南北人员大融合，把中原和江南文化的精华带到北京，再后来清兵入关，满族正式入主中原，把旗人文化带入北京。再加上像前文所说的，北京每年会通过科举选拔许多读书人入京做官，这就使得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文化在北京这个地方相互碰撞。北京是个特别宽容的城市，不管哪的文化，他都能接受，再通过与该文化的磨合，形成一种特独属于北京的文化。
二、北京文化与老舍的性格
舒乙曾这样概括老舍，说老舍是旗人，是北京人，是穷人。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老舍的作品中反映着北京这个独特地域所孕育的灿烂文化，北京的文化也作为养料，给老舍及其作品供给者无穷无尽的营养，使他在时间的长河里永不退色。
老舍受到北京帝都文化的影响，以“爱我们的国”为人生头一宗大事情，青年时代就表现出了忧国忧民，在抗战爆发后，毅然抛弃舒适宽裕的大学教授生活，舍下妻子女儿，以作家的身份投身于抗战文化工作，他曾说“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和她都属于国家。”{5}可以看出老舍早已做好为祖国奉献一切的准备。他晚年所居住的东城富强胡同“丹柿小院”，在横竖没有几步的小院里种满了花花草草，又是一个出了名好客的人。在《老舍选集》自序中，他谈到，“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6}
三、北京文化与老舍创作
（一）老舍创作的贵族气
老舍出身于较低等级的旗人家庭中就注定了他的作品中以写北京下层市民生活为主，但表现得市民生活又与其他地域的作家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透着一股贵族气。这贵族气与北京的帝都文化有关，也与老舍旗人身份有关。老舍的父亲属于正红旗，母亲舒马氏娘家隶属于正红旗，旗人在老北京应属于贵族，虽然父母亲在旗人中地位并不高，但也应属于老北京贵族阶层，老舍的作品又是以写旗人为主，清王朝覆灭后，旗人们为了生计只得工作，有的做了警察、有的沦为妓女、有的拉洋车、卖艺等等，在老舍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这些人物的身影，旗人最讲求体面，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老舍在《离婚》中就表现出了这种散发着贵族气的普遍意识“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老舍在塑造这些下层旗人生活时总是会有着旗人的贵族气。
（二）北京文化与老舍的幽默
老舍是一个天生的幽默家，他说：“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的就有趣味。叫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
老舍的幽默来自于旗人文化，这并不是说满人天生爱说笑，而是善于用幽默来自嘲。作为占据统治阶层的民族，他们似乎高人一等，但作为被处处压制、约束的旗人，又显得低人几分。满人式的幽默，是向悲枪命运作挣扎作抗争的情绪外化和精神结晶。”{7}老舍将满人们这聊以自慰的幽默发展成为讽刺批判市民社会现实的手段，向现实中各样带有本质性的事件、矛盾放眼，发掘喜剧因素。但幽默和讽刺终归是两个概念，孔特?斯彭维尔曾说过：“讽刺伤害人，幽默治愈人。讽刺可以杀人，幽默帮助人活下去。讽刺意在控制，幽默则要解放。讽刺是冷酷无情，幽默是宽大为怀。讽刺使人屈辱，幽默则是谦虚的。”如《离婚》这部小说中对赵科员的嘲笑，就与讽刺有了距离他的嘲笑只能看做是自我炫耀的调侃。
注释:
{1}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 三联书店1998年,400页.
{2}李淑兰.试析构成京味文化的三种因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1997年.
{3}鲁迅.“京派”与“海派”.
{4}韩经太等著.老舍与京味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0页.
{5}舒乙.再谈老舍之死.
{6}老舍.老舍论创作.
{7}关纪新.老舍幽默的满族文化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1]傅光明主编.老舍的文学地图. 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10月.
[2]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3]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老舍卷. 华夏出版社2008年.
[4]舒乙著.散记老舍.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
[5]老舍著.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6]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载1941年《抗战文艺》第七卷.
老舍的作品篇8
高档白酒舍得品牌的崛起，再次佐证了笔者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与水井坊、国窖-1573、金剑南、百年老店等新兴白酒高档品牌的运作截然不同，舍得品牌的运作走的是另一条路子，颇有点类似七、八年前酒鬼品牌的运作。但其市场环境等条件与那时比较又有了很大差别，难度相对要大得多。应该说，舍得品牌这样运作也是被逼出来的。通过比较研究其他高档白酒品牌运作所凭借的条件，可以比较清楚地看清舍得品牌的运作如何脱颖而出，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同时，也可为今后更多的高档白酒品牌的创新开发提供借鉴。
第一、部分老牌名酒是凭借强大的品牌效应和市场优势来支撑开发新的高档白酒品牌
部分运行较好的老牌国家名酒企业凭借已经形成的强大市场影响，品牌势能和资本实力，为了实现产品价格的新突破，先后推出了新的高档品牌（或者在原有品牌上注入新的概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茅台集团运作茅台年份酒概念，以存放时间的长短论价，使茅台酒的价格大幅度提升。其茅台酒的15年、30年、60年、80年陈酿，都以远远高于一般普通茅台酒的价格出售，取得了丰厚的利润。这是依托和充分发掘茅台“国酒”强大品牌能量所取得的效果。同样，五粮液集团也依托强大的品牌能量和市场优势，较为成功地推出了更高价位的新的高档品牌百年老店（与外来资本联手运作），也有不俗表现。再一个是剑南春集团一鸣惊人地推出的高档新品金剑南，大大突破了剑南春多年以来难以提升的价位障碍线，市场反映热烈。茅台、五粮液、剑南春三家老牌国家名酒抢抓机遇，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精心运作，其大路产品的价位线已经远远地与其他名酒拉开了差距，形成了在中国白酒竞争队伍中领跑的“茅、五、剑”方阵。这三老牌名酒家企业凭借其优越的条件，在开发新的高档品牌时完全采取强打硬攻的手段来运作市场，并不借助什么特别的营销题材来支撑，颇有点“强权”运作的味道。
第二、部分老牌名酒借助得天独厚的营销资源来开发运作新的高档品牌
与“茅、五、剑”三大名酒企业比较，其他名酒企业要采取强打硬攻，正面突破的办法来开发新的高档品牌显然不行，因为市场难以接受。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名酒企业的原有产品价格较低，而且在市场的形象已经定格，贸然推出高价位的产品很难让市场接受。只有具备了新的、足以让市场信服的理由，才有可能推出新的高档品牌。正是找出了这样的理由，发掘了得天独厚的品牌营销题材，泸州老窖集团和全兴集团两家名酒企业才先后向市场推出了高档品牌国窖-1573和水井坊，不同程度地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泸州老窖集团借助的是具有400多年历史的老窖池（国家重点文物）来支撑高档品牌国窖-1573；成都全兴集团借助新发掘出来的具有600多年历史的“中国白酒第一坊”——成都市水井街酒坊（国家重点文物）来支撑高档品牌水井坊。因其营销资源的独特性、稀缺性与权威性，也就奠定了它们所开发的高档品牌的合理性，也具备了对市场的震动力和穿透力。具体的运作上，因为泸州老窖在市场价格和影响上优于全兴大曲，故操作起来难度小一些，可以直接以泸州老窖集团的形象站出来开发新的高档品牌，基本不会有负面影响。但国窖-1573在品牌的整合营销操作上不够创新和细腻，逊于全兴集团对水井坊品牌的运作。全兴大曲的价格低于泸州老窖，市场的定格就是一个中档偏低的品牌形象，如果以全兴集团直接出面运作水井坊高档品牌，因为价格的巨大落差会增加市场的接受难度，故尔全兴集团隐身于外，让水井坊品牌以一个全新的面目出现于市场。其他如在产品的包装设计、市场战略和战术设计，通路管理、终端选择与控制，与品牌对应的高标准的公关运作等流程的良好掌控与创造性运作，使水井坊品牌在预定的高端市场轨道上平稳而有效率地运行。水井坊在香港的成功上市，为其进一步的发展，向塑造高档白酒强势品牌迈进了创造了条件。
第三、无所凭借，沱牌集团运作高档品牌只能剑走偏锋
谁是舍得品牌的主人？虽然至今还“犹抱琵琶半遮面”，但酒道中人都知道是四川成都沱牌集团。多年来，一句“悠悠岁月久，滴滴沱牌情”广告让沱牌曲酒和沱牌集团声名远扬。但多年来，让沱牌集团引为恨事的是，身为中国名酒的沱牌曲酒居然是一个抵挡价位的市场形象定格，其经济效益主要是靠跑量销售。近年来，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国家对白酒税收的高调，增大了沱牌集团的经营难度。此番运作高档价位品牌产品，想来既有价格拉升的用意，也有品牌突围和提升的目的。眼看身边诸多名酒企业不断地开发出利润丰厚的高档品牌，沱牌集团焉能不动心？于是广罗人才，借助外脑，倾力打造出了舍得高档白酒品牌。
但沱牌集团在实际运作高档品牌中遇上两个难题：
一是企业品牌能量难以支撑。以沱牌集团的状况，目前显然难以和茅台、五粮液、剑南春，甚至泸州老窖之类企业比较，在高档品牌的开发上就不可能采取强打硬攻，直截了当的运作办法。不仅如此，由于受沱牌曲酒的低价位形象影响，开发数百元价位的高档品牌，沱牌集团似乎还不宜直接露面，因此，开发的高档品牌必须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此其一；
二是缺乏打造高档品牌的营销题材支撑。沱牌集团凭什么来开发具有市场效应的高档品牌？它具有可以引动市场的、独特的历史文化题材吗？没有；具有别的名酒企业那样的古老窖池和酒坊吗？没有；具有别人所没有的足以支撑高档白酒品牌的其他文化资源吗？似乎也没有。这种状况，倒让人联想起多年前从湘西的大山草泽中诡秘地飘然而起、名不见经传却冷不防地杀入中国高档白酒行列的酒鬼酒来。与沱牌集团一样，湘泉集团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凭依的做高档品牌的条件，但却能另辟蹊径，闯出了一条新路。虽然没有诉求什么历史文化，也没有什么古老的窖池和酒坊，但湘泉集团却整合了有效的资源来打造高档品牌。这些资源主要是：酒鬼品牌名的大胆创意；湘西神秘的地域氛围烘托；湘西籍大艺术家黄永玉等对酒鬼品牌的品位提升与影响；对酒质的高标准要求；以及实施与品牌高度对称的市场战略与营销运作等。这些要素的整合，使酒鬼酒以很具文化个性色彩的、很“另类”的引人注目的形象跃上中国高档白酒的耀眼舞台并迅速发展，在短短几年将企业做大。对于酒鬼后来的下滑，笔者感到惋惜。就酒鬼品牌来说，应该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其品牌的定位、独特性、文化性、神秘感、地域色彩等，都具有很大的营销策划运作空间，操作得好，以其文化内涵的独特性，完全可能打造成强势的大品牌。酒鬼的问题，可能是出在企业体制的局限上。与湘泉集团运作酒鬼品牌比较，沱牌集团可以说难度还要大。为什么？因为酒鬼是新鲜出炉，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以制造神秘感，活动余地很大。而沱牌集团却是熟得不能太熟的面孔，而且产品形象已经在市场定格。要搞高档酒，市场接受的心理障碍较大，运作的空间受到制约。
舍得品牌的运作，就是沱牌集团在这样的状况下启动的。因为舍得品牌的运作既不能走茅台、五粮液、剑南春的路子，也没有开发国窖-1573和水井坊那样的优越条件，而且也不具备开发酒鬼品牌那样的神秘感。怎么办？看来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样，就逼得有名的品牌策划人，久经战阵的翁向东颇感头疼，只能剑走偏锋，另辟蹊径。经过了一番苦苦的斟酌谋划之后，高档白酒品牌舍得酒终于登台亮相了。经过定位准确的系列营销运作，舍得酒以一种文化底蕴厚重，个性鲜明，古朴雍容，颇具大家气派的品牌形象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舍得品牌引发业界和市场难得的关注以及在深圳、西安等地不错的销售业绩和受到的较好评价，说明其运作确有独到之处，“剑走偏锋”的出招险则险矣，但也未必不是奇招怪招，在惊险中应当也蕴藏着胜机吧。
在缺乏诸多名酒企业运作高档品牌得天独厚资源的条件下，沱牌集团剑走偏锋，运作舍得品牌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品牌名的大胆独特创意。以“舍得”作为高档白酒产品的品牌命名，是沱牌集团的一大创意。通常，中国白酒大都是以地域名或者酿酒原料来做品牌名。近年来利用各种文化资源创意品牌的也逐渐多了起来。但以带有哲学意味的名称作为高档白酒品牌名，舍得算是别出心裁的第一个。另一个也很有意味的白酒品牌是酒鬼。在大师黄永玉的点化下，酒鬼就演绎成了一个带有很浓厚的俗文化而又折射出很雅致的艺术意味的很可爱的品牌形象。在高档白酒品牌里，舍得品牌既区别于酒鬼，也区别于茅台、五粮液、剑南春以及水井坊、国窖1573等而独树一帜，引人瞩目。
二是以哲学理念注入品牌，打造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有得必有舍，有舍也必有得。这是一个辨证的哲理，应该说是并不难懂却很难做到的生活的辩证法。这个哲理看似浅显直白，实则博大精深。在这利欲驱动得十分厉害的年代，芸芸众生似乎都在不知满足地索取。有多少人知道或者说很理性地明白，在索取的同时，应该有所舍弃，鱼和熊掌是不可能兼得的，否则，就将失去平衡，就会产生负面效应，得就将会演变成失，或者说得不偿失。人生也罢，功业也罢，进退全在舍得之间。得之时，不能忘掉舍；舍之时，也要看到所得。如此关照人生与事业，其安全系数可能就大得多。我们的先哲谆谆教导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实也就是舍得之道。先哲认为，功成名就之后，就不要再贪恋权位和金钱了，否则就会有不虞之灾。这已经为数不胜数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经典故事所佐证。得之而不喜，舍之而不惜，以这样的心态立世，想必会功德圆满，善始善终的罢。以这样精深而又通俗的哲学理念注入到一个白酒品牌之中，作为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确实是别出心裁，颇具新意，可以吸引眼球。
三是由“舍得”核心理念生发出高档白酒品牌的两个支撑点。其一是产品高品质的支撑点。在酒品的质量诉求上，舍得酒业强调两点：（!）多年来以数亿元的巨额投入，打造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米的绿色生态园，舍得酒就酿自生态园内国家一级珍稀植物，有“活化石”之称的万亩银杏林的深处，由此，可以推想其酒品的绿色、健康诱惑；（2）强调舍得高档酒的选料之精致苛刻，从一百斤好酒里，只取二斤精华来制作舍得高档酒。仅此两条，就可以感觉为了酿出旷世珍酿，舍得酒业的舍得投入，舍得取舍，凸显出舍得酒的高贵品质。其二，由品牌的舍得核心概念演绎出消费者“智”和“尊”的感觉。舍得酒品的广告说，“知舍得谓之智，成就至尊唯有舍得”，“品舍得酒，感悟智慧人生”。这样，就把舍得高档酒的目标消费群定位于很有品位，富于人生经验，事业成功的金领一群。在产品的包装设计、广告创意上，既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又显得别具一格，颇具个性。在通路、终端、公关的运作上，也是紧扣品牌的定位来用力。这样，就使舍得品牌给以市场的感觉非常完整和统一，也十分厚重古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高档白酒品牌。舍得酒由此并不生硬地进入了中国的高档白酒品牌序列，受到市场的关注也就很自然了。
从舍得品牌的策划和运作上，应该说是颇具创意而且手法也很圆熟，既克服了诸多的限制条件，也充分利用了既有条件。特别是发掘利用很具共鸣性的传统文化理念注入白酒品牌，提升品牌档次，确实是很大胆、很有魄力和想象力的尝试。比起水井坊、国窖.1573、百年老店等新的高档品牌白酒来，就显得更有新意。
舍得品牌剑走偏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但要进一步开拓市场，不断强化品牌地位，在中国高档白酒市场里分割一块可观的市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强化。笔者以为至少要继续做好以下一些工作：
第一、进一步强化舍得酒的高档品质感，使舍得理念的核心诉求有优秀的、令人信服的产品品质支撑；
老舍的作品篇9
关键词：老舍；文学语言；俗白；精致；对称美
清代姚鼐曾言：“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1]可见，为文者对于写作语言的重视程度从古有之，近代白话文运动发起后，由于语言日益多样化，语言承载的功能和意义愈加凸显，写作者们都在遣词造句上颇费心力。被称为“语言大师”的老舍更是剖白：“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作言语。”[2]
身为满族人，老舍深受满族审美取向的影响，以对称性为美，体现在语言艺术上，便是“俗白”与“精致”的形成的对称与和谐。“俗白”与“精致”在语言范畴中本是矛盾的，字面理解，“俗白”即指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精致”则指语言经人雕琢修饰，旨义耐嚼含蓄。可在老舍的文学作品中，“精致”的美感正是来源于“俗白”的材料，二者的矛盾被充分调和，形成了对称性的语言逻辑，带来了丰富的审美感受。
一
由于成长年代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老北京的胡同和大杂院中的语言被种在老舍心里，从《老张的哲学》、《二马》到《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以及50年代后的《茶馆》、《正红旗下》形成了京味语言风格。老舍对语言的第一要求是通俗易懂，不管是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还是抒情表言都坚持以老百姓口中的“北京话”入文。
“北京话”又称“京片子”，表达干脆利落、直截了。北京话中的儿化音非常多，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广泛运用。例如“门脸儿”、“叫座儿”、“招儿”、“劲儿”等；介绍刘四时这样描述：“涂混混出身，他晓得怎么对付穷人，什么时候该紧一把儿，哪里该松一步儿，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写人生三件事时并未直接说成“做官、挣钱、娶亲”，而是“当官儿、挣俩钱儿、娶媳妇儿”；人物对话中的儿化音俯拾皆是，车夫在刘四的牌局上试探着问：“来铜子儿的？”这些儿化音亲切有趣，在烘托环境氛围、表达喜恶感情、突出人物身份方面大有助益。最重要的是，它们是老舍作品区别于他人的“京味”风格的标志之一。
老舍主张写小说要重视朴实口语的表现力，“文字不怕朴实，朴实也会生动，也会有色彩。”[3]通过对北京口语的恰当使用，他将老北京的世俗人情直接铺陈开来。《茶馆》里刘麻子向庞太监“表白”说：“我要是敢骗您，您把我脑袋拧下来当夜壶。”《骆驼祥子》中的“妞子”、“老爷子”、“横打了鼻梁”等词汇都是常见的北京话，在形容某类车夫时说“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拉晚儿”、“嚼骨”、“杀进腰”等词在阅读之初毫无头绪，可它们都是地道的北京口语，结合小说语境理解后便深感其艺术效果之妙，若用规矩书面语表达，叙述与人物都会大为失色。
二
作家写作通常会使用很多技巧以求表达更为精准动人，修辞手法必不可少。鲁迅曾说过：“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4]虽然老舍坚持语言的“自然”，可他并不排斥修辞，用比喻、夸张、同语等手法，从结构到意象创造性融入了鲜明的“京味儿”，搭建了一个声色、动静、虚实相生的活的老北京。
老舍在《言语与风格》中说：“比喻能把印象扩大增深，两样东西的力量来揭发一件东西的形态或性质，使读者心中多了一些图像。”[5]《骆驼祥子》中比喻祥子辛劳受累时说：“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柳家大院》中老王的儿子被描述成：“脑袋还没石头顺溜呢，没见过这么死巴的人”。人物的表情、性格及状态都在喻体的生动展示下得到了加倍的凸显。夸张的表面呈现是“言过其实”，可老舍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朴实的情感白描赋予“虚假”某种“肯定”，在夸张中呈现出“别样的真实”。《正红旗下》描写大姐婆婆“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人，生气时“鸣炮一百零八响”，写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柳家大院》里讽刺自诩“文明”的老王：“洋人要是跟他说过一句半句的话，他能把尾巴摆动三天三夜”。同语的标志是判断词“是”，形式为A是A，在故事中插入特定场合或者结合人物语气时却有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骆驼祥子》里孙侦探抢走祥子卖骆驼和拉车攒的钱时说：“算了吧！我不赶尽杀绝，朋友是朋友。”两个“朋友”将孙侦探贪婪可笑的嘴脸展露无遗。老舍还常常在同语前后添加修饰词或转换“是”的形式，以加强语气、表达言外之意。《四世同堂》中描述当时的北京：“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表达了老舍对此的哀戚。
除了以上论述的三例，拟人、排比、借代、用典、飞白等修辞格也在作品中大量出现。修辞中所用之物常为老舍的眼见手取，在作家的匠心选择和巧妙搭配下，它们与语境相适应，时而生动俏皮，时而沉郁顿挫，在传情达意、状物记人、调整语言节奏方面的作用言之不尽。
老舍的文学语言中有着“顶平凡的话”，带着白话的“原味儿”，初读或许觉得庸常，可细读后却发现，它们已被“调动得生动有力”，[6]因为在老舍的文学语言又充满大量矛盾悖论，能指和所指的语境、语义冲突频现，常借此技巧营造出“以笑代愤”的氛围，文章自然有声有色，这正是老舍所说“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7]老舍对“京白”的大量运用增加了了作品语言的通俗性，可它们并不是肆意罗列，而是在老舍提炼加工下，变得平易而不粗俗，鲜活而不油滑，幽默而不戏谑。从小说、戏剧到散文，老舍对写作语言的执着未曾变过：坚持语言的原味，同时N词炼字挖掘出其与文学的重合面，互以凭靠打造出集平民视角和文艺风范和谐对称的语言艺术。
老舍是满人，虽然长期受北平文化的熏陶，可他从未脱离自己的民族出身和文化归属。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创造的民族。除了在作品中坚持满足文化精神的追寻，老舍在语言艺术上，深受满族以对称性为美的审美观念的影响，创造了“俗白”与“精致”的语言对称之美，实现了大众化和文学性的审美诉求。
参考文献：
[1]钱仲联编.姚鼐文选[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第6页.
[2]老舍.老舍文集・十五卷 [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257页.
[3]老舍.我怎样写小说[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第69页.
[4]鲁迅.鲁迅书信集[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第712页.
[5]老舍.我怎样写小说[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第93页.
老舍的作品篇10
在《离婚》这部长篇小说里描述了旧衙门里的一个特憋屈特窝囊小职员,此小职员的形象塑造非常富有平民色彩和社会底层市民的生活情趣,同时也多多少少的揭示出了中下层民众中许多微妙的精神状态。不过,老舍在《骆驼祥子》的创作中,不再局限于对少数老百姓“骆驼祥子”某一个层面的苦难生活的暴露或者批判,而是开始思考导致下层暗无天日的民众生活状态和形成令人捧腹的人物性格命运的社会根源,已经从整体上甚至还带有国际性眼光来审视残酷的社会现实,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老舍将平民意识纳入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自觉意识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正是因为老舍本身逐渐培养起来的这种平民意识,他在《四世同堂》和《茶馆》创作中展现的事情百态,也成为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风格,无形中平民意识很自然地发展成为了沟通老舍与普通老百姓彼此心灵的重要交集点。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塑造刻画的人物形象大多都取材于社会基层人员,其中不乏教师、学生、小公务员、贫农、隐士、店员、小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城市的落败户。最难能可贵的是,老舍先生还根据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体验,以感同身受的平民视角把自己塑造刻画人物的形象进一步升华,使自己创作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栩栩如生,文学作品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爱国求真精神和自尊自爱等思想品格让老百姓都觉得非常亲切生动、可信,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宣传,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的言谈举止。
二、文学思想充满民族爱国意识
老舍非常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他常常把这份爱国情怀贯穿于他自己的许多文学作品创作中,因而创作了许多抒发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祖国满怀爱国的深厚情谊的佳作。1944年他开始创作的长篇中文小说《四世同堂》,诉说了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小羊圈胡同”的居民遭受到的残酷压迫与统治,以及他们由忍辱负重到奋起反抗的故事,史诗般地展现了普通民众那股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和无畏的民族气节,以此试图来唤醒了普通老百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描述了一个信奉儒家思想“修身齐家”的传统知识分子赵庠琛为赶走日本侵略者,用他的实际行动的影响全家上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担“救国责任”,无形中都走上了抗日战场的道路。
这个故事中折射出了普通老百姓那种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舍家为国的那种无畏牺牲精神和浩然正气,彰显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当时社会形势逼迫下迸发出的无穷力量。在剧本《谁先到了重庆》和《归去来兮》中描写了青年人舍弃家人,走出家门,勇敢地踏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国家出力的故事,展现了普通老百姓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救国于危难之中的慷慨故事。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老舍他已经开始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化作纸上的诗篇来教育引导民众,同时老舍那执着而顽强的民族自强信念也跃然纸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阶段为了宣传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本质和鼓动人民支援抗战的需要,并将中国人民誓死不屈的决心和勇气传递给全世界,广泛团结全世界抗击法西斯的力量为中国抗战服务,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不久,老舍就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希望文学作家应该像前线将士用枪一样,用好自己手中的笔杆子,积极创作通俗、平实、雅俗共赏的文艺作品,引导普通民众自觉团结起来,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争取最后的胜利。在那艰苦的岁月老舍自己身为文协负责人,也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武汉不仅以真实的抗战事迹为题材撰写了《王小赶驴》、《打小日本》、《张忠定计》等鼓词,而且用京剧方式创作了《薛二娘》、《忠烈图》、《新刺虎》、《王家镇》等充满抗击日本侵略者内容的故事。
三、文学思想蕴涵着佛学思想
佛教源于古代印度,可其本身的佛学思想却与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十分吻合,无形中这样的佛学思想也深深影响着深受文化熏陶的中国文人。在老舍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出了许多佛学思想。慈悲喜舍、乐善好施是佛教的优良传统。佛教“三体轮空”思想认为,为了他人生计着想,并且出于自己的菩萨心肠和怜悯同情之心,自愿布施的才是真正的乐善好施,不能抱着私利期望获得报答的心理做好事。老舍也把这样的佛学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1926年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把他的家产全部捐献施舍给贫苦老百姓,最后还带着他的两个闺女静心修行一心向佛。
涅盘思想也是佛教的重要思想。抗战时期,老舍先生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战乱场面,希望当时的中国能在困境中奋进,争取最后的胜利,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和《火葬》等作品中就体现出这样的思想。《火葬》这部书的书名本身就寓意中华民族应该在“涅盘”苦难中求得新生的意味。在《四世同堂》中,作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受佛理感化而最终参加抗战的人物形象。他们影响并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在沦陷的区域投身火热的民族抗战事业中去,经受着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佛学中与善恶思想相对应的是因果报应观念。佛家所指的受报应者往往是由于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俗话说自造孽不可活,老舍作品中的许多因果报应现象和佛家所讲的报应观念相吻合。《四世同堂》中他刻画了无耻汉奸、民族罪人冠晓荷和大赤包,他们最终都不得好死,可笑的是竟然死在他们甘心为之卖命的“日本爷爷”手里当了冤鬼。而平时作恶多端的特务败类冠招娣和李青山等人也都得到了不可饶恕的惩罚。老舍还在《大悲寺外》中描述了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私利竟然做出了害死了忠厚善良的黄学监的丁庚,结果恶有恶报,丁庚他承受不了心灵的折磨最后钻进大悲寺祈求上天对他的饶恕。这表面看来是诉说传统的日常生活小事,但从更深的文化意义角度上看,这些事情已远远超越了平时人们认为的“扬善惩恶”的思想,折射出了佛理思想对老舍文学创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老舍在赞颂佛教文化的同时,也讽刺挖苦那些打着佛教名义做伤天害理事情的坏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就写描写了一些非常势利的和尚,对有权有势的人,低三下四满脸堆笑地讨好他们,连一点自尊都没有;而对于贫穷的普通老百姓,则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甚至还动手打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