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论文十篇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1

关键词： 历史地理学 文学材料 理论问题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它的产生是建立在学科间相互渗透基础上的，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吸收和借鉴，而历史地理学的这一特殊学科属性直接决定了可供它利用的研究材料的广泛性。在广泛的研究材料中，数量巨大的文学材料无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进一步加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对文学资料利用的同时，我们还要加深对文学资料性质、范围、分类、特点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总结文学资料的使用规律，科学有效地利用文学资料服务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工作。

一、文学材料的性质

关于文学材料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它不仅是史料，而且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就第一个层面而言，文学材料是史料，是历史材料的一部分，即揭示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相关内容的资料。正所谓“文史不分家”①，刘知几在历史理论名著《史通》中曾说：“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在这里他强调的是文与史起源的同流性，即文与史由于源流的同一性可以互相借鉴，文学资料可以为史学研究利用，当然史学资料亦可为文学研究利用。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近代的梁启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凡举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②在梁启超看来一切学问皆史学，文学当然自不能外，以此推之文学材料自然就是史料，就是解开历史时期内各方面问题的一把钥匙。

就第二个层面而言，文学材料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要说明这点，首先就要说明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理学是建立在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基础上的。从它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看，它既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而就研究所凭借的材料而言，无疑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的，在研究材料上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可以说是基本重合的。这一点王育民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中有过相同的论述，该书的序言里在谈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时这样表述：“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就其主要凭借的资料（历史文献）和研究的时间（人类历史时期）而论，基本上与历史学相同。”③

从上面的论证可以看出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在材料的利用方面基本是重合的，换言之，一切史料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材料，一切文学材料亦皆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这点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证实，而且它被方方面面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实践所证明。借助对文学材料的搜罗解决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文学材料的重要性在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历史地理学的各分支学科研究中都有具体的体现。这方面的研究实例不胜枚举，在传统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对文学材料的搜罗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对古今气候的变化、海陆的变迁、动植物的分布变化等的研究都需要从文学资料中寻找索。以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为例，竺可桢先生在论证历史时期内我国气候的冷暖变化时大量引用了《诗经》、魏晋五言诗、唐诗、宋诗及文人笔记的相关内容说明其对应时期的冷暖情况，通过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使用有力地证明历史时期内我国气候的变迁。另外，在新兴的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更是离不开对文学资料的利用，在文化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文学的地位较特殊，既作为研究对象（在历史文学艺术地理中）而存在，又作为极其重要的研究资料而存在，在这里着重谈的是它的史料价值。以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民间信仰研究为例，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中，由于正史在这方面资料的缺乏，文学资料中的碑刻、诗文、小说等就成了研究中所必需的资料，对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不仅能为民间信仰的研究提供线索，其本身也是研究的重要论证材料。以麦思杰的《神明信仰与边疆秩序――宋明时期广西伏波信仰研究》为例，在对伏波水神的研究中，他认为马援作为神灵其形象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而他证明种种变化的依据就是历代曾在广西为官文人的文集中相关的记载，通过相应时代文人的文学作品的记录证明伏波信仰的变化情况，当代人说当代事显得更直接有力。

除了以上列举的两个方面之外，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其他方面研究中文学材料是不可或缺的，文学材料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利用是现实又必需的，文学材料的性质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

二、文学材料的范围

在对文学材料的利用中我们要注意对其范围的界定，就其大体范围而言应包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历代诗歌类作品；志怪小说、唐传奇等历代小说；历代文人文集中所收的文章作品；《困学纪文》等历代文人笔记；元曲等历代戏曲类作品；历代金石碑刻、简帛资料；历代的方志资料及神话传说、民歌等民间文学形式的作品，在这个范围内的文学形式的材料都可以被称作文学材料，都可以为历史地理研究利用。

三、文学材料的分类

浩如烟海的文学材料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的存在是有不同特点的，我们在实际利用中应加以区分，按照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文学材料的“可信度”及历史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需要等标准将文学材料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分类

按照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文学材料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文献典籍、历史遗存和口述材料。

所谓的文献典籍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就是由历代文人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占了整个文学材料中的绝大多数，是我们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利用的重点。所谓的历史遗存又可称为实物史料，指的是历代的碑刻、简帛资料，它们大多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古代文物，也就是潘树广在《中国文学史料学》中所指的“历史上的事物以其有的物质形态流传于后世的实体，包括地下发掘和地面保存的遗迹、遗物”④。所谓的口述材料主要指的是流传于民间的民间文学材料，包括神话传说、民歌等，它是靠代代的口耳相传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在这几类文学材料中它的价值是最独特的，对此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有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⑤而在三种文学材料中口述材料是最难保存的，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它的保存日益困难，因此加强对其的抢救性利用和研究很有必要。

2.按照文学材料的“可信度”分类

在对文学资料的利用中最应该考虑的还是它的可信度问题，只有在正确区分文学材料可信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文学材料。根据文学资料可信度的不同，可以把文学资料分为直接性材料和间接性材料。

所谓的直接材料就是第一手资料，是更能直接反映我们所要研究问题本身的资料，那些直接记录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况的文学材料都可以归为直接资料之列，具体而言包括当代人记当代事的文学作品，包括碑刻简牍等实物材料，也包括部分可信度较高的口述材料，直接材料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所依靠的主要文学材料。所谓间接材料就是二手材料，顾名思义它是后代人写前代事的文学材料或后代人抄前代人的文学材料抑或间接反映我们所要研究问题的文学材料，具体来说以口述材料为代表的辗转抄录传播或不能直接印证所研究问题的文学作品都属于间接材料。直接材料经过选择后大多可以作为例证来使用，而间接材料则只能作为旁证。能否正确区分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直接决定了研究中对文学材料使用的合理与否，也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成败。郭声波老师在《历史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中引用了大量历代诗词和文人笔记等文学材料论证各历史时期四川蚕桑事业的发展情况，他在材料的选择上正确地区分了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所选择资料都为各历史时期内当代人记当代事的诗词、笔记及考古实物等第一手资料，有力地证明了相应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变化。如果对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不加区分、不分主次则会导致论证不力甚至研究的失败。

3.按照不同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研究需要的分类

因为不同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在实际研究中所需要的文学材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需要把各分支学科各自实际需要的文学材料进行一个大体的归类，当然这种区分只能是大略的并不能绝对的一概而论。

在实际研究中，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经常为方志类材料、金石碑刻、文人笔记和反映城市地理内容的诗词文等，如吴宏岐老师的《汉番禺城故址新考》一文就恰当地利用了相关的方志材料为佐证论证汉代番禺城故址所在问题；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一般为描写自然风光或反映羁旅生活的诗词文、历代游记等，如卞鸿翔的《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一文在论证唐宋时期洞庭湖具体演变情况的时候就引用了相当部分的描写洞庭湖的唐宋诗词；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一般为历代包括以农事诗为代表的反映历代经济生活的诗词文、以明清小说为代表的历代小说等，如周柳燕的《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一文就直接利用明清小说这个载体讨论明清时期我国商业资本的流向问题，通过大量明清小说的材料支撑整个论证；历史政治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通常为反映政治地理内容的古代诗词文、文人文集和碑刻简帛等，如鞠德源的《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一文中作者借助永宁寺碑记的内容研究和考证明代所设置的奴儿干都司的相关情况；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一般利用的文学材料多为方志类材料、历代小说、碑刻材料、文人笔记和文人的文集等，如王元林老师在《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一文中大量引用明代的文人文集、笔记和小说等文学材料。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则侧重于口述材料和碑刻简帛等实物材料，如赵心愚的《唐代磨些部落与〈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就利用藏族的口述史诗《格萨尔王传》进行相关民族部落的考证。以上对历史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所侧重利用文学材料的归类只是大体上的，它根据实际研究需要而变化，以这种标准对文学材料所进行的分类应该是动态的而非绝对的。

四、文学材料的特点

文学材料是经过文人或其他创作者创作出来的一类材料，它是某一时代思想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区别于历史地理研究中所使用的其他资料，具有一些反映自身情况的特点。

1.直接性和形象性

文学材料具有直接性和形象性的特点，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它能直接反映我要研究问题的本身，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时期内事物的本来面貌。它之所以具有这一特点是因为大多数文学材料是人们对生活的那个时期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或耳闻目睹的历史过程的原始记录，它能够直接又形象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各方面生活的本来面貌，正如所说：“一定的文化史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⑥

2.全面性和破碎性

文学材料既有全面性又有破碎性的特点，这是由于对文学材料不同角度的观察和使用造成的。如果站在宏观的全局角度审视文学资料，那么整个历史时期或者某个时代内文学资料的整体是数量巨大、种类全面的，是可以涵盖整个社会的面貌的，是具有全面性的。而如果站在微观的局部角度审视文学材料，某一类或具体到某一种文学材料，那么它只能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面貌的一个片段，要完整反映整个画面需要将许多破碎的片段加以整合，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材料又是具有破碎性的。对于文学材料的全面性与破碎性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在利用文学材料的过程中要正确地处理这种辩证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模糊性

文学材料具有模糊性的特点，这是文学材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历史材料的显著特点，它的产生是由于文学作品创作的特殊技巧和手法决定的。一般历史著作的创作要求直陈其事，而文学作品则带有更多的主观感彩，它更多地采用比喻、象征、铺排等写作手法，正如霍松林在《诗的形象及其他》中对诗歌的生动描述：“诗的形象是生活的客观和诗人的主观的统一体。”⑦文学材料模糊性的特点增加了我们对其利用的难度，在实际研究中对文学材料的利用要注重对其的历史地理解读。

五、在使用文学材料中应坚持的几点原则

文学材料有特殊的性质和特点，在实际历史地理研究中一定要充分了解文学材料的特殊性，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过程中不能不加区分地盲目“迷信”，要根据文学材料的特点合理利用，其中有几点原则是在实际文学资料使用中一定要坚持的。

1.文史互见的原则

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文学材料有直接资料和间接材料之分，数量众多的文学材料的信度是不尽相同的，加之文学材料模糊性特点的存在加大了对其真伪辨别的难度。因此，在对文学资料的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文学资料的可信度的判断，特别要加强一般性历史材料与文学材料的相互印证，注意所引用文学材料与历史时代性的结合，文史互见，去伪存真。

2.对立统一的原则

文学材料是全面性与破碎性的统一体，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中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研究中，对部分断面式材料的使用要放在整体性的材料中衡量和检验，而对全局性整体的材料的使用也要增加对具体局部的材料区分。总之，要坚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确地区分和对待文学材料的全面性和破碎性，合理利用文学材料，以期发挥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效用。

3.坚持以历史地理观统筹全局的原则

历史地理学是立足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坚持以多重视角审视问题的学问，它具有特殊的学科属性，因此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上要从它的学科属性出发，在对材料的选择上要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为基础，不能顾此失彼，同时对材料选择的视角也要放开，坚持多视角的选择。总之，在文学材料的使用上要坚持历史地理的大方向，以历史地理观统筹整个材料的使用。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123.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5：42.

③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9）：1.

④潘树广.中国文学史料学[M].台中：五南出版社，1996（12）：79.

⑤班固.汉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445.

⑥.新民主主义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694.

⑦霍松林.诗的形象及其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6）：22.

参考文献：

[1]庞天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潘树.中国文学史料学[M].台中：五南出版社，1996.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5.

[4]吴宏岐.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5]吴宏岐.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中近代社会史研究[J].史学经纬，2006（3）.

[6]马铁浩.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J].兰州学刊，2008（1）.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

[8]麦思杰.神明信仰与边疆秩序――宋明时期广西伏波信仰研究[J].柳州师专学报，2008（6）.

[9]郭声波.历史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J].中国农史，2002（3）.

[10]吴宏岐.汉番禺城故址新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7）.

[11]卞鸿翔.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2）.

[12]周柳燕.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J].明清小说研究，2005（3）.

[13]鞠德源.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J].文献，1980（1）.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2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龟酰?衔?敝两袢眨?岳?返乩硌Э菩灾实娜鲜恫挥υ汆笥诖?彻勰畹氖?浚?煌?Э瞥錾淼娜舜邮抡庀罟ぷ髡?盟得骼?返乩硌У牟缶?睿?蚨????返乩硌е匦露ㄒ逦?核??美?费У姆椒ǘ?抢?贰⒗?玫乩硌У姆椒ǘ?堑乩恚?肜?贰⒌乩硐喙囟?墙橛谄浼浠虮咴担??且幻殴赜谟惺芬岳醋匀挥肴宋牡乩硐窒蠹姘?⑿畹亩懒⒌淖酆闲匝Э?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3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核心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核心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4

【关 键 词】史学方法论；历史本质；理性解释；历史显象；感性描述；逻辑进程；

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周祥森，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教授，《史学月刊》编审，博士研究生

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关于1978年以来新时期史学方法和史学方法论发展情况，从1980年代的史学方法论热趋于“降温”并发生“转向”的1990年代初开始，就陆续地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者以不同的形式做了堪称充分的整理或综合的述评。

例如，蒋大椿对最能反映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成就的史学系统方法和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的讨论情况，对历史科学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历史比较方法的研究情况，都分别做了专题性的概述和分析，并对1949年后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进行了梳理[1]。李振宏对整个20世纪和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分别做了具有很强的条理性和理论性的总结[2]。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李振宏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热情的空前高涨；199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的沉寂与转向。根据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所显现出来的思维路径，李振宏梳理出了对第一个阶段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进行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他指出，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在三个方向上思考问题。一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唯物史观，有没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二是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是否应提出建立历史学科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三是在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是否还需要探讨新的方法论途径。在这三条思维路径上，人们很快有了统一的肯定性的认识，并由此推动史学方法论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80年代末，史学方法论研究循着四条线索得到了发展。这四条线索是：与唯物史观相关的史学方法论研究；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近代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西方现代史学方法的借鉴和引进”。199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相对于1980年代来说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有了新的转向，即从关心宏观层面的方法论转向具体研究领域的方法论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和口述史学方法的探讨[3]。李振宏的这些看法很有启发意义。

除上述学者外，其他学者在总结或是20世纪、或是1949年以来、或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历程的著述中，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对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评述[4]。

现有的对史学方法和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考察、述评，在学术上具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为史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深入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二是为理解和展示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逻辑进程提供了自然历史的和主题的线索。但是，现有的研究至多只是揭示了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在形式上的实在的历史联系，而没有能够揭示出它在本质上的即内容自身的思想联系和逻辑进程；基本特征是自然历史事实介绍、观点综述取论探索，对历史哲学发展趋势和本质特征缺乏整体性认识；在研究方式上，表现为主要是学术史的或史学史的研究，而不是对史学方法论自身的理论思考。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大多缺乏史学方法论自身在场的理论自觉，而停留在对史学方法论成果的经验描述或知性分析与概括的层次；有的学者甚至只是简单地介绍学术观点，连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自然线索都没有。

对于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历程来说，虽然学术史或史学史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可行的、实际上也是常用的研究方式，但是这种方式追问的只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自在的东西，而不是其自在自为的东西，它能够提供的只是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实在的自然基础，而不是其逻辑的意义基础，它能够回答的只是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过去”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即自然性历史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其意义性历史理性的问题。

在本文作者看来，对新时期史学方法和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考察，不仅是对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研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的理论探究。从逻辑进程角度进行研究，就是要从内部去理解史学方法论自身的思想的和精神的内涵，理解它实际发展过程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超拔性，亦即把史学方法论当作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理解它自身的生命运动轨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我们不仅仅是精神遗产的继承者，而且本身完全是历史精神的产物）才能发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任务”。在这里，这个任务就是，通过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现实的“历史的（我们的历史的）整体的批判地理解”，在新时期彼此间互相超越的史学方法思潮或史学方法论思想中，“通过从不清晰的阶段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清晰的阶段，最终直到它自己成为完全可理解的”[5]。

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任务，要求我们在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问题时，不仅要有历史感，而且要有史学方法论自身在场的理论关涉。但是，由于个人能力所限，因此本文并不奢望能够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而只是想在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进程即其自然历史的基础上，从逻辑进程的角度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读者。

一、历史哲学发展之转向：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前提（上）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前提，必须首先从世界历史哲学实际发展过程中去探求；易言之，必须首先了解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尤其是史学方法论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本质特征。因为，虽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是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的表现，但它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形式却不是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所特有的。作为特殊的或个体的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只有在具备或作为普遍性意义上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之存在的前提下，它才能区别出并表现出它自身存在的特殊性或个体性的东西。换言之，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实际上只是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发展趋势及其本质特征的特殊体现。

和哲学一样，历史哲学的“每一阶段都有其本己的必然性”[6]。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从历史认识论哲学转向史学方法论哲学，历史哲学课题从对历史知识性质的知性分析转移到对历史认识“工具”或实现方式的综合思索和体系建构，历史哲学探讨的具体问题从历史认识是否可能、怎样成为可能、历史认识主体认识能力及其范围、局限，转移到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对象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历史认识主体如何建构对象性的历史，或者说历史认识对象如何本己性地向历史认识主体显露其自身的各种“显现模态”或“显象系列”亦即其存在方式的系列[7]。

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发展的这种课题和问题的双重转换，是历史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在特定时生变化的具体表现。在本文作者看来，历史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是历史认识活动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则是作为哲学最高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哲学领域的特殊体现。历史本体论哲学的任务在于解决主客体何者为历史认识本原问题，侧重点在于对作为历史认识对象之本原的“历史存在”，确切地说“过去存在”的本质直观和辩证理性认识；历史认识论哲学的任务在于解决历史认识主体是否能够认识作为对象的历史或客观实在的“过去存在”能否成为认识对象而被认识的历史可知性问题，侧重点在于对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力和历史认识（作为历史知识）性质的知性直观与分析；史学方法论哲学的任务在于从主客体两个方面解决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如何实现相互结合的现实的问题，侧重点在于对历史认识活动过程中主客体相互合一性关系或相互同一性关系的实现方式或途径、主客体相互同一性关系的作用机制等问题的整体性甚至本体性的探讨。

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是史学方法论哲学的根本基础和历史前提，史学方法论哲学只有在此基础上和前提下才能获得现实的发展。可以说，史学方法论哲学是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实现辩证统一的结果，是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的“真理”。就是说，史学方法论哲学，它既是它自身，同时又必然地是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辩证统一的实现——它是历史学自身的哲学。如果史学方法论哲学没有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的基础和前提，或者脱离了这一基础和前提，那么，它就会沦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成为一种仅只是起中介作用并与历史认识对象、历史认识目的——亦即历史本体——相脱离的单纯的工具。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也就是自然科学所代表的科学主义的间接性[8]。科学主义间接性下的史学方法论，只是一种关于历史研究的技术性操作方法，而不是方法论。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到底，必然面临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认识对象、历史认识目的，亦即历史本体与史学方法论之间的激烈冲突。历史哲学就是在历史本体论（或历史存在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相互作用关系的张力中并在这种张力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

一般认为，1725年维柯《新科学》[9]的发表是历史认识史上历史哲学正式诞生的标志。维柯的《新科学》不仅仅具有历史本体论哲学的开山意义，而且具有同样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哲学的意义，因为《新科学》的理论旨趣实际上在于创立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历史本体论哲学只是它的基础。正是维柯第一个提出数学、历史、语言三门科学知识是比自然科学更加精密的知识。在维柯看来，数学、历史、语言是人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东西，对于自己的创造物，人当然可以透彻地、完完全全地把握它最内在、最深刻的东西；而自然界不是人自己创造的，它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人不可能像认识数学、历史、语言那样洞察自然界的秘密。这就是说，比起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来，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人文科学更加具有科学性；或者可以这样说，科学精神不但不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相反地，它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人文科学的这种立场，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努力探索，使维柯被后世誉为现代解释学的一个先驱者[10]。从那时以来直到今天，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本体论哲学）到“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哲学）再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论哲学）的发展，正好走完了从历史本体论哲学到历史认识论哲学再到作为两者之统一的实现的史学方法论哲学的完整发展历程。

当代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亦即史学方法论哲学与欧陆现象学哲学、结构—解构主义哲学和英美语言分析哲学这三大主流哲学相适应，从三个视向探讨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与现象学哲学，特别是哲学诠释学相适应的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理解的途径、历史诠释的方式，形成历史诠释学、历史现象学。实际上，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直接与历史科学部门里的诠释活动相关联的[11]。与结构—解构主义哲学相适应的历史哲学探讨历史话语本文的建构模式及其结构与功能，形成结构—解构主义史学，如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国史学中的时段结构理论、历史人类学、历史知识考古学或历史意识体验哲学。与语言分析哲学相适应的历史哲学关注历史叙事的逻辑形式或表现方式，形成元史学、历史符号学、历史语境学。

当代西方哲学具有反本质主义、反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或对本质主义、近代启蒙理性进行解构，或把现象直接理解为本质，而将本质本身悬置，或否定理性主义而片面地强调意志主义、存在主义。与主流哲学思潮相激荡，当代以史学方法论理论建构为重心的史学方法论哲学，也表现出否定并解构历史本质、只注重历史显象的思想特征。

此外，与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也出现了诸如计量史学、模糊史学等其他支流性的、仍然以自然科学为科学之范本的史学方法论探索。

目前，首先在美国历史学界出现并在例如中国历史学界获得积极响应的所谓“全球史观”，也许可以看作是历史哲学发展新的历程、或者说历史本体论哲学复兴运动开始的征兆。

新时期中国历史学者对史学方法及其理论的研究，是在上述西方历史哲学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下展开的，并且明显地表现出与当代西方史学方法论哲学发展相似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特殊表现。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以及理论历史学）的发展，必须充分地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意义。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新时期理论历史学的发展也表现出明显区别于西方的特点：历史哲学科学体系三大组成部分的发展从历时性变成了共时性。就史学方法论（史学方法论哲学）的发展而言，共时性发展的意思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在具备了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充分发展的历史前提下进行的，而是与历史本体论哲学、历史认识论哲学的建构同步进行的；而且，史学方法论建构事实上成为历史本体论哲学、历史认识论哲学发展的推动力量，即一方面推动了新时期人们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质疑和正本清源工作，另一方面促进了在1949年以来长期被悬置的历史认识论科学（历史认识论哲学）的建设[12]。

二、“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

逻辑前提（下）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不仅是世界历史哲学实际发展过程的逻辑必然，而且是中国理论历史学实际发展过程的逻辑必然。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是以“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为其逻辑前提之一的。虽然“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属于历史本体论哲学范畴，但是，作为历史本体论哲学，它是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歪曲的产物，是专制地对待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把它扭曲为独断论的表现。“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在史学方法论上集中体现为阶级分析法。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就是在质疑、否定阶级分析法为历史认识唯一方法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是作为阶级分析法的对立面或替代者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前盛行于中国历史学界的“唯物史观”，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它具有一般的“知性的形而上学”所共有的缺点或思想特征。黑格尔曾经把“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缺点归结为三点：（1）以抽象的知性范畴去认识无限的理性对象；（2）以抽象的片面的判断或定义来表达具体的真理；（3）以抽象的同一性作为真理的原则，坚持严格的“非此即彼”[13]。这三个缺陷表现在“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身上，例如，以阶级斗争范畴去规定无限丰富的、纷繁复杂的、现实的“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14]——亦即客观地发生了的“过去存在”或“曾在”，片面地、绝对地以阶级概念表达文明时代社会结构演变、民族运动等等具体的历史运动规律，把文明时代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人区分为相互敌对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现实中每一个体性的人都被规定为非前者即后者，人类文明时代全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历史上的各种对立”[15]，都被一分为二地划分为“非此即彼”的两个敌对营垒之间的关系和斗争：或被同一化为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或被同一化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和斗争——唯物与唯心的关系及其斗争又同一化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被归结为统治的、剥削的、压迫的阶级与被统治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阶级这两大阶级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历史上所有的对立都消融在了这种阶级的对立之中。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只有阶级，而不是现实地存在的、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人，才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16]，人类社会自始以来就是纯粹化为矛盾极端尖锐的两大对抗性阶级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历史创造活动的主体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活动中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7]，“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不“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而是类似于上帝的全能全智的、无处不在的“阶级”。人类的实际发展过程就是作为阶级的代表的人与人之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以一定的形式不断地在进行的相互厮杀的角斗史，人类历史舞台就是古罗马的角斗场。而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展示和阐明这种以阶级形式表现出来的敌对营垒之间相互残杀的历史场景和过程，完成此项任务的唯一正确的和科学的方法是阶级分析法，其他史学方法，甚至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历史主义方法、相互作用关系论，都在被禁止探讨和应用之列。总之，根据“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文明时代全部现实的人类历史被高度概括为四个字：阶级斗争。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的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被扭曲、被曲解和被为极端地敌视人的“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并且把这样一种“唯物史观”宣布为唯一的、最高的历史真理。

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唯一的真理，否认其他学说也具有真理性或包含真理颗粒，这是以专制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制态度，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为一个自我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当作绝对的真理，因而也就阻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之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以专制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者，就叫做独断论者。采取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唯一真理这种专制态度，把开放的、充满生机和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变成唯我独尊的独断论，其必然后果是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怀疑论甚至否定论。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就是在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从质疑、进而到否定、最终悬置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本身的前提下，并且在这种质疑、否定以致悬置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结果是从注重历史本质理性解释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

三、从历史本质理性解释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

从方法论史本质上即是方法论本身的意义上说，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对其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描述只是基础性工作，所要解决的更为核心和本质的问题，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是什么，或者说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发展是在什么样的矛盾关系之中进行的。为此，在历史的方法基础上，需要运用逻辑的方法。

就一般的方法论原则而言，用逻辑的方法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加以考察和批判，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因为从本体性上讲，现实的历史过程和逻辑的思想进程是同步地开展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9]。当然，作为辩证理性的历史认识，这种“反映”亦即对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体验、诠释以及建构，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无反思的、就事论事式的、如黑格尔所说的“原始的历史”，而只能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0]，是哲学性地理解的“反思的历史”；“简言之，它是现实的历史过程之辩证逻辑的再现”[21]。

按照恩格斯在科学批判方法论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用逻辑的方式考察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实际发展进程，就是要把新时期相继出现的各种史学方法论思潮作为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自身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矛盾进程来研究，并使它们作为史学方法理论思维由于内在矛盾而向前推进的、必然的、活生生的自己生命运动的过程呈现出来。

从逻辑进程来看，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本质趋势是越来越回避对历史本质的辩证理性解释，而越来越沉溺于对历史显象[22]的直观感性的经验描述。这是同一过程的互为因果的两个不同方面。

在史学实际发展过程中，历史本质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之间的矛盾其实始终存在着，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例如，民国时期所谓新考据派（又称“新汉学”）与史观派（又称“新宋学”）之间的矛盾关系；1949年后的十七年表现为史与论关系、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讨论；1980年代史论关系问题、历史主义问题讨论的继续，阶级分析法的讨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关系理论的探讨，都与历史本质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之间的矛盾关系直接相关。1990年代以后，史学方法论研究趋于沉寂，并不意味着二者矛盾关系的解决或消失，而是表现为宏大叙事与史学“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宏大叙事几乎淡出历史学部门，“碎片化”史学日益受到经验历史学者的青睐，并成为主导性史学形态——这表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基本完成了从对历史本质的辩证理性解释的各种方法论形式的质疑到避而不谈历史本质问题，并且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过渡历程。

毋庸讳言，历史显象是历史认识得以成为可能的出发点，但它不是历史知识的来源。历史知识不是由对显露出来的历史显象的叙述构成的，而是由对内在的蕴藏于历史显象之中的历史本质的揭示、诠释构成的。历史显象的经验描述只是提供给人们一幅历史故事连环画，只有关于历史本质的揭示、诠释才能提供给人们真实的历史知识。

如果说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的理性主义历史学关注的是历史的结构—过程、历史的必然以及历史的内在本质，那么，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经验主义历史学则正好是理性主义历史学的反身倒转：关注历史事件、历史的偶然以及历史的外在表象。从历史本体论或历史观角度说，前者是过程史观，而后者是事件史观。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讲，新时期史学方法论从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到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转变，是新时期历史学者历史观转变的表现，即从时间性和历时性的结构—过程史观转向了空间性和并时性的、结构—过程由以构成的因素—事件史观。

四、新旧“加工工具”：新时期史学

方法论发展的层面和路径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从历史本质理性解释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是从两个层面或类别[23]、按照三条路径进行的。

1.讲求旧的“加工工具”。第一个层面或类别是讲求旧的“加工工具”——处理似乎无穷无尽的历史材料的工具或操作程序。这一层面的史学方法论探索大体沿着两条路径行进：一是对传统的语史考据方法的研究，其口号是“回到乾嘉去”；二是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进行正本清源和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重新进行中国化，经历了从“回到马克思”到“超越唯物史观”的演进过程。

（1）“回到乾嘉去”。在新时期，一部分历史学者为了证明传统史学在方法论上似乎依然能够为当代史学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因此隔过傅斯年、顾颉刚、钱穆、陈寅恪等为代表的现代考据史学方法，直接回到乾嘉考据史学，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回到原汁原味的乾嘉考据史学并不现实，所以便回到比较现实的基地——民国时期的现代考据史学。于是，陈寅恪一时成为名人：不仅是史学大师，而且是文化、思想界的巨擘；一度出现了“陈寅恪热”现象。但是，就学术研究策略而言，这种讲求旧的加工工具的史学方法论探索，很大程度上是对1970年代末就已经有学者（李幼蒸）提出并践行的跨学科史学方法努力（1980年代则有新旧“三论”的倡议者，1990年代以来倡导者转为社会史和环境史等领域的学者）的一种抗衡。

（2）从“回到马克思”到“超越唯物史观”。在这条路径上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2004年本文作者在系统地评论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24]一文时，已经做了梳理[25]。蒋大椿和李振宏两位理论历史学家也做过更加系统的梳理和分析[26]。故在此不赘，而仅指出其中存在着的缺陷。

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回避，其自身经历了一个逻辑演进的过程，即从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批判，引发对五种社会形态说、阶级斗争史观、历史动力论（阶级斗争）、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等理论命题的质疑[27]。这是历史学界以质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正本清源。正如一切怀疑论一样，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怀疑，势必导致这种“唯物史观”理论自己取消自己，从而预示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新发展，因为否定是辩证发展的必经环节。这种新发展在历史学界主要表现为罗荣渠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又称“一元多线论”）和蒋大椿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但是，“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自己取消自己，在历史学界更多地表现为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本身的回避，像罗荣渠和蒋大椿那样努力使其获得新发展的学者少之又少，他们两人的新理论在经验历史学中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因此，总体上讲，质疑、正本清源的实际结果是悬置或取消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在历史科学中的方法论指导地位。

2.设计和生产新的“加工工具”，并研究其运用技术。第二个层面是考虑如何设计和生产新的“加工工具”并研究其运用技术。这一层面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走的是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包括史学理论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路径，其口号是“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

（1）跨学科史学方法论研究兴起的历史前提。在客观方面，跨学科史学方法研究崛起是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为前提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改变了历史科学研究的最终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与前科学时代的历史学不同，现代历史科学研究的最终质量不再是单一地由史料客体（博闻强识）决定的，而是主要由“非史学的”学科知识即跨学科性加工工具的实践性甚至实验性运用而决定的。在处理历史材料的过程中，从主题安排、材料取舍、逻辑推断，到价值评判、意义抽象，都严重地依赖于经验历史学研究者运用“非史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能力。

从主体意识方面来说，跨学科史学方法论的提出，或者说，跨学科史学方法论意识的觉醒，有着多重的前提和意蕴：

第一，经过“”的摧残，中国历史学者开始深切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史学除了能够提供语史学考据方法这一工具外，已不再有能力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提供方法论方面的其他工具，以满足处理无穷尽的史料客体的现实需要，因此有必要甚至必须在历史科学之外去扩大、丰富对史料客体进行有效加工的工具、手段。

第二，中国历史学者开始认识到，在新的社会和时代条件下，历史科学要发挥其“改变世界”的实践，必须切实地提高历史课题的说明力和解释力。

第三，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学者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焦灼不安的情绪。潜在地，历史学者隐隐地感觉到史学边缘化的危险。1990年代初，这种潜在的感觉就变成了现实。而更为实际的考虑是：如何恢复在“”时期被严重践踏的历史学的声誉，尽快地使历史学的发展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2）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情况。在新时期，真正把史学方法论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属于技术性操作程序或工具的研究与应用。

从一般史学方法论角度展开的新的史学方法论思考，主要有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研究[28]、李振宏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化的探索[29]、赵世瑜的方法论化社会史理论研究[30]、前述罗荣渠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和蒋大椿的以“超越唯物史观”为旨趣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的理论建构。其他关于史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都仅只是部门性史学方法论或技术性史学方法的研究。

或由于现代学术制度和学术职业化的制约，或由于专业主义或单学科本位主义的影响，或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作用，一般的史学方法论建构迄今都还只是一种边缘性的运作，或者被制度化和职业化学术所解构，其本身最终成为一门职业性的学科，如作为一般史学方法论的社会史。

更多的历史学者把设计和生产新的史学加工工具的思虑转向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例如，对新旧“三论”与经验历史学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的探讨及其实验[31]。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科学，发展出了历史人类学，个别人类学者（例如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积极参与其中，但是立即引起了经验历史学学者的强烈抗拒；然而，最初由人类学者积极推动的历史人类学的艰难发展，后来却主要在历史学者，特别是华南地区的社会史学者的主动参与，并且采取与国外人类学家合作的方式得以实现。哲学诠释学，主要是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史家进行的，在历史学界，无论理论学者还是经验历史学者，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参与其中（台湾学者除外）[32]。

从推动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在新时期史学方法论领域，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者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起这种作用的主要是国内的西方哲学史界和人类学界。例如，一直生活在当代学术制度和学术市场之外的自由学者李幼蒸在理论符号学、历史符号学领域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运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儒学、汉代学术意识形态等的部门研究[33]。中国西方哲学史界关于历史诠释学的研究，都是跨学科史学方法论（一般的和部门的）探索的成绩卓著者。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把“老三论”还是试图把“新三论”引入历史学，都是史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的表现，也都是希图模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科学是以下列假设为前提的：人类科学知识只有唯一的一种存在形态，即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的真实性、科学性是一切人类知识真实性、科学性的标本；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是一切部门性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因此，从主观上来说，提倡三论史学方法者的目的似乎是要通过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而提升历史学的科学化程度，然而，历史学准自然科学化目标的实现却是以牺牲历史学的特性和独立科学部门的地位为代价的。

“三论”（“老三论”）史学除了当年的倡导者依然在艰苦地坚持外，没有被更多的经验历史者接受。因为“三论”很难用来处理微观层面的例如社会生活领域的材料，主要适用于处理宏大的结构—过程性历史课题。进入1990年代，在西方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下，经验历史学迅速从宏大研究转向中观，特别是微观历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研究从1990年代开始勃兴起来。通过引进符号学、结构主义、修辞学等理论和方法，文化史和新思想史研究也开始兴起。随着社会史和新文化—思想史这两个部门史学研究的发展，跨学科史学方法所跨学科也从1980年代的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并且似乎表现出了它与历史研究对象和材料内容多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3）跨学科史学方法实践的评估。对新时期跨学科史学方法论的实践结果，本文作者认为不宜估计过高。相当一部分所谓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实质上只是新瓶装旧酒——新名词表达旧思想，没有给史学增加什么真正的新知。在相当一部分经验历史学者看来，跨学科史学研究不过是站在历史学的本位立场上以历史学科知识去解构“非史学的”知识，或者仅只是用“非史学的”新名词、新概念重新表达原有的历史内容。对于经验历史学者来说，似乎经验历史科学只要把它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或方法转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就能够在根本上解决经验历史科学对于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工具的现实需要。这一错误的认识又导致了另一个同样是错误的理论上的认识，即理论历史科学的研究重点不是把包含在经验历史科学中的特殊之物抽象到并还原到它的最普遍、最原则性东西的层次和基础之上，而是把历史科学之外其他学科中的理论和方法嫁接到经验历史科学身上的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跨学科”，新时期以来更多地停留在空洞口号的阶段。从现实来看，相比于跨学科历史研究方法，跨文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人才培养上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工商社会导致的学术市场态势，使得中国的历史学者切实地掌握历史科学之外或之上的其他学科知识仅只是一种理想。而由于中西学术交流和对话的不断加强，跨文化的历史研究方法却是可能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新时期的所谓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至少从技术性运用方面来说，更多地表现为对西方历史学界史学方法或历史分析工具的搬用，而不是西方历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科学中的中国化。

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方法难于真正施行，最终往往流于空洞的口号，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虽非完善但正在迅速迈进的专业化的单学科本位主义从业教育制度，切断了历史学者准备“非史学的”知识的通道。即使在历史学科范围之内，专业中心主义同样十分盛行，比如，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一般不开设中国史学科的课程，更不用说开设与历史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课程了，甚至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课程也很少开设。在能力和水平上，人们普遍地感到，今日的史学硕士不如1980年代的学士，博士不如1980年代的硕士。1980年代的史学学士、硕士之所以在历史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方面远超过今日的大多数史学硕士、博士，原因在于1980年代是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论等理论历史学研究最为活跃的十年，后来在史坛崭露才华并且迅速成熟起来的史学专家，有不少人在攻读史学学士学位时就积极参与了当时的史学理论问题探讨。199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理论研究表面上呈现繁荣和发展的势头，但是在探索精神和思想深度方面远不如19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者或以介绍、引进西方历史理论成果为职志，或以整理中国传统史学材料为旨趣，纯正的史学理论研究越来越趋于缺失之中。在史学方法论思潮方面，经验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取性主义而占据主导地位，史学的“去科学化”潮流又加剧了非理性主义史学思潮，其结果是历史无秩序化，历史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堆死材料的堆积，人们在历史中不再能够看到秩序。

跨学科史学方法论建设之所以成效甚微，原因还在于除个别学者外，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实际上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跨学科的生长基地或平台。符号学、诠释学的引进，可以说解决了“基地”或“平台”问题。但是，由于现代学术制度、学术市场化，特别是学科本位主义的制约，以跨学科或跨文化为特征的新的史学方法论的建构，或者处于学术体制和学科职场之外的边缘性游离地位（如李幼蒸的符号学、历史符号学研究），或者仅仅局限于学院之内的与实证历史学和理论历史学都缺乏密切联系的学科或课题领域，对于史学发展并未起真正的推动作用（如历史诠释学）。

因此，从实效来看，新时期历史学者的跨学科史学方法论探索，并没有在史学方法论层面达到多元化的目标，其主要的成就可能仅只是历史研究对象和史料内容的多元化。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确切地说，这一点“成就”其实是由于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所致，而不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五、余论

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学方法论，长期以来盛行的是“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在这种中国式“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学者教条的、机械的、以贴标签的形式把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套用到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的史学文本话语模式。对于这个模式，邓晓芒在讲授哲学史方法论时曾经就它在哲学史学科领域的表征有一个很好的概括：“这个模式表现在[哲学史]写作上面，无非就是一开始就谈社会历史条件，然后是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奴隶社会经济呀，封建社会经济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呀。然后是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分析出来后，然后就往那哲学家的头上去套，这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那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所有的哲学观点都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提出来的，那么利益不同，当然所反映出来的哲学观点也就不同了。所以哲学观点上讲来讲去实际上都是利益的不同，都是耍嘴皮子的事情，最后都是一些利益冲突，利害冲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以往哲学史的传统写法，今天看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在当时是不可动摇的。”[34]在历史学界，这种史学文本话语模式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多少。无论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军事史、法制史研究，都不可能缺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这三大块内容，“经济基础”的分析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不管哪一门专门史，都缺乏纯粹性，都缺乏自身应有的抽象高度。表面上看，把任何历史课题的研究都分析到“经济基础”这一最底部，似乎做到了“深入”，达到了“根本”，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其自身固有的根基部分，即缺乏在自身内部展开的学理分析和思想理论分析。可以说，以专门史或专题史为名的著述，都是不同程度上的横向“通史”，即以某个专题为轴心而展开，至少囊括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三大块内容的“横通史”，而不是精确意义上的“专门史”或“专题史”。缺乏西方历史学通常具有的专精性（专门性和精深性），是制约中国史学深入发展的一个顽症。

历史学是最古老的一门学问和学科，这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否认。但是，历史学者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历史是什么？”和“历史学是什么？”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历史学者往往按照日常思维想当然地认为“过去存在”或“记忆存在”就是“历史”，而“历史学”只是一门记忆学或杂学。个别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语言，而只能从其他学科和日常生活世界中借用它们的语言。缺乏思想和理论的自觉，使得历史学这门最古老的学问和学科已经越来越变成一门最落后、最原始的学问和学科，直到今天它依然处在前现代的经验主义主导下的“技艺”阶段，职业历史学者也把历史学“技艺”作为史学方法论建设的最高目标，而没有考虑过要把“技艺”提升到真正的史学方法论哲学高度。

史学方法论的功能在于让历史学者的思想超拔于那些具体的历史观点和命题，而上升到真正历史学的把握，即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历史学的本质。如果说历史本体论哲学解决“历史是什么？”问题，历史认识论哲学解决“历史认识如何可能？”问题，那么，史学方法论哲学要解决的就是“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邓晓芒在谈到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哲学观点之间的关系时说：“和那些具体的哲学观点相比，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质。”[35]哲学方法论与哲学观点之间的这种关系也适用于说明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历史观点之间关系，即史学方法论问题是一个比具体的历史观点更高层次的问题，更能体现历史学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史学方法论即是史学本体论。

目前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悖论性现象是：一方面，在历史学者中历史学“非科学化”或“去科学化”思潮越来越盛行；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表现出越来越自然科学化。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把研究对象的目标瞄准原子式、单子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为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对原子、单子的研究而揭示历史的结构—过程，把历史要素—事件等同于历史结构—过程本身。其结果，一是历史学越来越变成了纯粹的语史材料编纂，以为史料堆积得越多、脚注越多就是高水平的历史研究；二是历史学者越来越成为一群没有自我、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历史学者从不自己说话，而总是让死人来替他说话。历史学者存在的根据，似乎就只是在于死人需要作为活人的历史学者出面替他们说话。历史学者不过是要求说话的“曾在”的死人的一张嘴巴——这就是历史显象感性描述史学方法论的实质。

森姆帕逊（G. G. Simpson）曾经说：“科学家们对于怀疑和挫折是能容忍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唯一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容忍的就是无秩序。理论科学的整个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自觉地减少知觉的混乱……科学最基本的假定是，大自然本身是有秩序的……理论科学就是进行秩序化活动。”[36]这说的是自然科学中理论科学对于经验科学的重要性和意义。历史科学亦然。但是，目前国内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做的最多的工作却是：或者组织翻译西方学者的作品（这无可厚非），或者以“研究”为名介绍西方学者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想。只要查阅近二十年间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著述，就可以发现，史学理论研究实际上已蜕变成了西方史学史研究。

中国历史学界如果不能出现像1980年代那样的理论研究热潮，如果不能培养出一批专业从事理论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如果不能把对具体的经验性的史学方法或“技艺”提升到史学方法论的哲学层次，那么，中国的历史学者就只能生活在如森姆帕逊所说的无秩序和混乱状态，并且长期容忍和满足于这种无秩序化的学科状态。

注释：

[1]蒋大椿、李洪岩：《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蒋大椿、李洪岩：《解放以来的历史比较方法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蒋大椿、刘俐娜：《史学系统方法研究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蒋大椿：《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6期。

[2]李振宏：《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1、12期；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3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1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例如，张 越：《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的发展和演变》，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邹兆辰：《20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理性认识与方法借鉴》，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王晓华：《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史学主潮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第93-94页，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所引胡塞尔语，参考张廷国的译文而略有改动（张廷国：《重建经验世界——胡塞尔晚期思想研究》第24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69页，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按照他（胡塞尔）的意向对象构造理论，当我们意识一个对象……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意识中把它意识为同一个对象，尽管这同一个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显现模态，既可以从前面、后面显现，也可以从左面、右面显现。然而，在意向性中，所有这些不同的显现侧面都可以被我们意识为同一个对象的不同侧面。”（张廷国：《重建经验世界——胡塞尔晚期思想研究》第101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胡塞尔的“显现模态”，在萨特那里称为“显象”；胡塞尔的由不同的“显现侧面”构成的“显现”，萨特称为“显象系列”。萨特认为，存在物的显象系列与存在方式系列是有本质区别的[参见萨 特：《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第1-2页，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8][10]邓晓芒：《论历史感——现代解释学的启示》，载氏著：《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58、54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意]维 柯：《新科学》（上、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的“第二部分 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上卷，第223-491页），即是以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为中心而展开的讨论。

[12]关于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的发展，详见周祥森：《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参见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修订版）第18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16]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7]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20]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修订版）“修订版前言”、第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2]本文所使用的“历史显象”概念，是指显现历史存在物的显象，即历史存在物如其自身所是的那样向历史认识主体意向的显现和表达。历史存在物的存在，正在于它之所显现。它不仅以或是十分萎缩、或是完全歪曲、或是高度发展了的形式在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中显现出来，而且因此而显现在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意向性意识活动或精神世界中。显现是历史存在物从“曾在”的存在方式转化成为“此在”现实的存在方式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已经成为不再现实的过去存在物进入现实的历史认识主体的意向性意识活动，从而与历史认识主体发生现实的关系的一种方式。按照萨特的说法，“‘显象’这种说法在本质上假设了有某个接受这种显现的人”（[法]萨 特：《存在与虚无》第2页，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历史显象概念自身就潜在地隐含了历史认识主体的存在。历史显象是历史存在物的整个显象系列，它以“显现模态”或“显现侧面”的方式部分地、而非整体地显现在“此在”现实的生活世界、社会世界以及精神世界之中。历史显象在结构上的系列性和在显现方式上的非整体性特征，从历史认识的对象性根源上决定了历史认识活动必然具有再认识的特性；甚或可以说，历史认识必然是一种历史再认识的活动。

[23]关于史学方法论发展两个层面或类别的区分，参见李幼蒸：《史学理论与跨学科方法论》，载氏著：《历史符号学》第5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25]周祥森：《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另见氏著：《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第57-97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文在收录到后者时有所修订。

[26]蒋大椿：《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6期；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3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7]参见蒋大椿：《八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四）》，载《历史教学》2000年第9期。

[28]李幼蒸：《历史符号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9]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初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11出版，第2版于1999年12月出版，均为李振宏一人署名。

[30]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31] “老三论”（SCI论）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新三论”（DSC论）指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对新时期中国的经验历史学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的是“老三论”，主要表现为金观涛、刘青峰关于中国社会历史超稳定结构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他们的这种研究从中国古代历史延展到中国现代历史，从社会结构深入到了观念史领域。

[32]例如，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主持人黄俊杰，他主编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是哲学诠释学应用于历史学的代表。但是，他们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儒学经典和思想史研究领域，未能扩展到其他历史领域。

[33]例如，李幼蒸：《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之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幼蒸还探讨了诠释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问题，参见李幼蒸：《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版；李幼蒸：《历史和伦理——解释学的中西对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但是，李幼蒸的历史解释学，更多地是从符号学学科领域做出的理解。

[34]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2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5

【关键词】 高中历史；史学理论；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史观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 28-0127-03

史学理论的培养已然成为高中历史教学的关键点，学生历史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能力以及知识整合的水平直接影响到了其历史学习的成效与在高考中历史成绩的高低，因此史学理论的加强培养是高中历史教师必须进行的教学任务与责任。而高中历史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惯性思维，不能够将史学理论运用在教学过程与实践中，进而影响课堂的有效性与质量。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应当对现代史学观点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充分的掌握，将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史观应用与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能够具备整合掌握知识的能力，充分掌握高三复习知识，切实做到加强学生的史学理论修养，促进历史课堂教学的质量与品位的提升。

一、运用全球史观进行教学设计，提高课堂质量

历史教学中的全球史观即为以全球为视角而非国家与地区进行世界各国人类文明的产生以及发展的考察，研究与考察的重点为对全人类的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具体的活动以及这些重大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从而反映局部对整体的对抗以及相互影响关系。全球史观研究与解释的主线为全球由局部到整体、由分散到整合的全过程，并以此为依据解释全球的历史运动发展轨迹。新航路的开辟直接导致了全球的快速融合与共同发展，欧洲、亚洲、美洲的全球流快速的推动了全球的一体化进程，这也是人类由分散到融合的分界性标志。数次科技革命促进了现代化交通与交流工具的发展和普及，全球化发展更呈现突飞猛进的趋势。高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将全球史观的历史学习与思考方式教授给学生有利于学生以整体的角度研究和学习历史，以开阔的视野和广泛的思考进行历史知识的整合，加强其整合历史知识的自我管理能力，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例如高中历史必修一与必修二的中国近代史专题分类的重要依据是全球史观与近代史观。全球史观的学习能够促进学生全球化视野的形成，对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独特的历史发展特点都有深刻的了解。并且同时能够做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与精神营养，明确不同的国家在不断地交流与影响中是如何对历史的进程发展起到作用的。促进学生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明确进步的意义与曲折的作用，将中国史置于全球史中进行研究与分析，认识到中国历史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影响。全球史观的理论培养有利于加强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历史分析能力，避免由于思想存在片面性而导致的偏见与盲目，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二、利用文明史观进行教学，加强学生史论修养

新型的史观理论强调了文明史观在历史教学与学习中的重要性，高中历史教师应当合理的运用文明史观进行教学内容的变化与教学要求的进步。文明史观对于许多的具体历史问题都进行了阐述和说明，例如在进行人教版中日本的明治维新教学时，这一历史事件常常被置于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加以认识和理解，美国、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常常从国家的民主政治角度进行说明。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按照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文明史观角度的评价与认识。高中历史教师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应当以文明史为依据构建历史体系进而体现历史的发展进程。教师在帮助学生进行知识整合与高三复习时，应当根据高考考纲的具体要求，以文明史观为划分依据，进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知识重新整合，构建体现文明史发展顺序与时间顺序的新型通史体系。

同时，教师务必关注文明史观的学习对学生高考能力的指导作用。文明史观对于高考的指导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作用也较为明确。近年来的高考发展与研究性进步都使得这一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高考命题专家明确提出了以文明史观进行学科知识整合与学科体系构建的观点，文明史观有利于整合新课程标准的历史专题，而高考应当以这一体系进行知识的考察与命题的思路确定。文明史观已然成为高考中历史课目试题的设计依据与标准，而以此进行高考重点与考点的原则教育部也有明文规定。高中历史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还应当将中国历史文明置于世界文明中进行研究与考察探究。这样一来，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就可以以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为背景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与特点。以此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以中国文明发展的角度进行世界文明发展的研究。此外，在进行历史发展线索的探寻以及具体发展阶段的划分时，还应当改变并且摒弃由低入高的方式和传统做法，将中国文化文明的演变过程为主要线索，以中国文明发展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时期为历史阶段的划分标准。

三、运用近代史观教学，促进课堂品质提升

近代史观史观是新的历史理论范式中又一重要的观点，其主要关注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与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与改变，分析的主要形式也是现代化理论的应用。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发生在16世纪开始，新型的工业文明得到了不断地发展与进步。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发展特点，即工业文明社会有着民主与法制化的社会政治，其经济形态具有市场化与专业化的特点。此外，工业文明的社会思想具备科学并且理性的特点，而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层面上，社会的城市化发展脚步不断的加快，社会福利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每一个生活在社会集体中的个体都能够实现开放与平等参与的权利拥有。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运用现代化理论进行近现代史的研究，可以得出西方的国家在各个层面与领域中都实现了快速的现代化发展的结论。西方国家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发展得益于其国家现代化政治体制的推进与演变，其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对外殖民扩张等行为都直接促进了工业化社会的产生。这些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史观的引入与运用，有利于学生进行历史的横向与纵向研究和剖析，使高中历史教学开展与设计都能够梳理出清晰明确的发展时间轴。近代史观的运用与分析，能够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社会国家发展的清晰脉络及各个领域，如经济、政治、社会变迁与思想文明等。

例如，在进行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确立和发展》的教学时，教师可以明确地向学生指出西方国家近代民主化的发展过程得益于其资产阶级新制度的产生，运用近代史观的角度进行分析能够使学生对此有充分地认识。又如，在进行人教版必修三第二单元的《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讲解时，教师要明确运用近代史观进行知识的整合与模块的划分归类，让学生能够明确地了解西方近代史发展的依据及其与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同时，教师可以将西方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史发展历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对比，充分地利用现代化分析理论明确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形态与现代化发展程度对其近代史演变的重要影响作用。运用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史，能够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充分的认识近代史的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史学理论素养，具备缜密的历史分析思维并掌握历史评价能力。

四、结 语

新型课程标准的改革与高考的要求使得当代的史学理论体系得到了快速的改革与进步，将史学理论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有利于学生新型历史思维的养成。高中历史教师应当以提高历史课堂的教学品味及质量为目标，对现代史学理论进行科学的界定与其作用的明确，综合运用多种史论观点进行教学策略的规划并付诸实践，将全球史观、文明史观与近代史观应用在具体的教学活动过程之中。促进学生整合知识能力的提升，强化学生的史论修养，以科学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历史事件的评析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充分地进行高三复习知识的整体整合，提升历史学习能力，提高历史课堂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王劲松.现代史学理论在高中历史教学设计中的适度运用[J].中学教学参考.2012，（12）：55-56.

[2] 周玲.高中历史教学设计中现代史学理论运用的思考[J].新课程学习，2013，（8）：2.

[3] 俞秀萍.全球史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J].教学月刊（中学版），2013，（12）：39-40.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6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中国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86-02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其前身为沿革地理。从公元1世纪《汉书·地理志》至20世纪20年代，沿革地理始终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其中国化拉开了帷幕。到今天已走过七八十年，追溯其曲折历程，探讨期间发生发展的道路、特点与规律等，无疑会对当今历史地理的学科发展进而指导实践有所裨益。此前学界前辈们已在学科史和相关方面作过许多重要论述，本文仅试从中国化的角度，浅谈一下拙见，以期对学科发展尽绵薄之力。

一、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产生的必然性

首先，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中世纪的早期，中国人曾一度遥遥领先。从汉到唐的这一段时间里西方在地理学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中国。到了宋代，除了阿拉伯外，也仍然不能与中国相比”[1]。沿革地理发展近二千年，时至20世纪20年代，主导地位尚未被有效撼动。可见沿革地理在中国根深蒂固，成就辉煌。

其次，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对西方现代地理学的介绍和传播是其出现的主观动因，也是最主要原因。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19世纪后半叶，我国地理学开始进入新旧交替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学习与导入。面对西方现代地理学的先进思想、方法，中国学者们日益认识到仅描述疆域消长、政区变革、地名更易、城邑兴衰和水道变迁等的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在实践中逐渐把历史时期的一切地理现象及发展、变化规律纳入到研究范围。于是，30年代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中国化进程真正开始了。

最后，各国列强对中国的不断侵略是促使其产生的重要外因。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以及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屡屡侵吞与蚕食中国边疆领土，这些罪恶行径极大地激发了爱国学者推动中外地理交流以及考察边疆地理的工作热忱，直接加速了中国化的出现进程。

二、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进程

根据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发展的具体状况，笔者认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中国化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

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属于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萌芽阶段。本阶段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思想理论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断断续续，影响不显著，但沿革地理传统已被打破。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发起成立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并主办《禹贡》半月刊，标志着传统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2]中国化进程由此开始。1935年，《禹贡》换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刊物名称，说明了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对禹贡学者影响的进一步加深。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存在仅三年余，却有力推动了中国化的进程。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化进程趋于停滞。

（二）奠基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奠基阶段。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终于被系统地介引到国内，中国化进程出现了加速、稳定发展的态势，渐入正轨，直到。

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本学科与沿革地理的关系及其学科性质进行了广泛讨论，其中侯仁之贡献最大。侯仁之分别于1950年和1962年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3]和《历史地理学刍议》[4]两文，前者阐明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本质区别及相互关系，为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变奠定了基石；后者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系统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从而解决了历史地理学为地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黄盛璋等则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5]。讨论，学界对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的意见和相关理论取得了基本一致，并开始用以指导实际研究工作。

此阶段历史气候、历史水文、历史地貌、城市历史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古代地理名著研究及历史地图编绘等领域都获国家重视并取得重要进展。各种专门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专业人员不断增加，到60年代中期已初具规模，至此历史地理学中国化进程的根基基本奠定。

（三）初步发展阶段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初步发展阶段。此阶段尽管受“”影响停顿多年，但前一阶段已受重视并颇有成果的研究领域还是继续得以发展，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地理学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都在70年代末基本完成。历史地理学界的两种权威级刊物，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和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历史地理》杂志创刊号也分别在1981年7月、11月先后出版。

学科理论及方法论上的探讨，本阶段又有新的深入，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序文与《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前言，都在以前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述。研究方法的发展，野外考察已被公认为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方法之一；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C14测定、卫星照片判读，甚至遥感技术开始广泛应用到研究中。

候仁之1982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所做报告中指出：“三十三年来这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历史地理学。”邹逸麟1984年发表《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一文，也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三十五年……已经初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历史地理学”。8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初步形成，已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基本共识。

（四）全面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以后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此阶段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外历史地理著作得到更多、更全面的引进和介绍。日本学者菊地利夫的《历史地理学导论》一书于80年代末被选译连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前苏联地理学会副主席热库林的《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一书也在1992年被翻译出版，两书都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本阶段学科理论日趋完备，研究方法比较科学，北京、上海、西安三大研究中心形成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领域更是覆盖各个分支学科，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局面，如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1985年）、谭其骧的《长水集》（上、下、续编）（1987-1994年）、史念海的《河山集》三至九集（1988-2006）、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1992年）等重要著作相继出版，谭其骧主编的《历史地理》、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侯仁之主编的《环境变迁研究》等重要刊物交相辉映、硕果累累，还有“”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一批优秀中青年历史地理学者也成绩斐然。

“经过近40年来的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已经基本形成了，从30年代的《禹贡》开始的、从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发展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6]事实表明，80年代末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已基本形成。1992年，谭其骧发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一文，学界高度重视，就此又掀起了一个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热潮。2001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邹逸麟主编）一书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研究的较系统总结。

近年来，伴随若干专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出现了新领域和新趋势，如研究时间上限推至全新世早期（距今约1万年），对新科技手段在科研中的运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区域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综合研究愈加受到重视，探索性工作屡有进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又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势头。目前，中国历史地理学正面临着全面跃进的新形势。

三、结语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中国化催生于内忧外患的20世纪30年代，一开始便承载了沉甸甸的爱国情怀，更注定了经世致用的神圣学术使命。其进程历经几代人四阶段七八十年的努力，战胜种种曲折险阻，到今天中国历史地理学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纵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以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中国化水平为标准，离世界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等，但我们仍旧有理由相信通过前赴后继、才华横溢的历史地理学者卓有成效的努力，未来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必将雄峙于世界的东方。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55-56.

[2]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3.

[3]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J].新建设，1950，（11）：136- 140.

[4]候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11）：73-80.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7

20世纪上半期，思辨历史哲学最典型的代表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又称文明形态史观，它是一种采用宏观的维度研究的历史哲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文化抑或文明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对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或文明兴衰、演进的历程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特征的分析，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当然，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史学的杰出代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7年)一书是当时最震撼西方人心灵的著作，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乐观前景的破灭。他的文化有机体论试图揭示的正是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和墨西哥文化等7种文化兴衰的生命周期，从而找到贯穿其中的文明命运或有机逻辑。

汤因比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反思西方文明，并试图用挑战应战模式阐释27种文明产生和演进的基本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形态史学超越了传统西方史学研究框架的限制，摒弃了历史分期的思想，从而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并采用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的先河。可以说，文化形态史家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他们已经从历史学家转型为历史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探寻历史演进的可能性以及意义。

一般来说，理论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文化形态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20世纪初期的社会条件推动着史学家反思现实并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首先，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重建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加剧，社会上一度流行带有末世论色彩浓厚的思潮，如穆西尔的精神颠覆论、舍勒的价值毁灭论、尼采的上帝之死论等。所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术界，均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仅仅对以往事件的叙述性研究，而是渴望以史为鉴，要求发挥历史解释现实的功能。正是由此机缘，文化形态史学应运而生。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均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而寻找解救西方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然而，与斯宾格勒悲观的文化宿命的观点不同的是，汤因比在承认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突出强调人类面临挑战的应战能力，旨在为西方文明克服危机找到可能的途径。

其次，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思想基础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反动。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在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中就是历史进步观念的确立。但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战乱给当代西方人带来的理性毁灭感和文化失落感，集中爆发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存在主义的虚无观、上帝死了的信仰真空、理性毁灭的哲学困境等纷纷出现。文化形态史学家深受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类比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客观主义通常采用的片面和武断的方法，无法对历史性真正深刻地领悟。汤因比认为：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在《历史研究》中，他毫不讳言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复出等法则来自于古代神话和宗教的启示，尤其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对话。

第三，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自从产生起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西方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日趋尖锐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此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阶级之间矛盾加深，无产阶级革命难以避免地一触即发。文化形态史学家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努力寻找避免由阶级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希望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使西方重现辉煌。所以，他们力求回避，甚至对此进行质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解释模式，并另辟蹊径地把文化和文明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单位，于是形成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文化形态史学的理论实质

文化形态史学从理论本身是对之前历史研究的超越，它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理论的反动。科学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历史研究的主流，它是由尼布尔初创、兰克奠基的。其中的代表兰克学派以创办补习班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提出了如实地说明历史的核心观念，把史学研究定位于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把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大大推进了。然而，这样职业化的研究方式也使得历史学远远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难免对历史学缺乏兴趣。甚至曾经的美国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针对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史学的局限，文化形态史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否定。第一，批判和否定了科学主义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史观，但却潜在地含有西方中心的观念及话语优势。欧洲中心史观是西方19 世纪史学范式的重要特征。它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并将欧洲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泛化为世界的普遍的规律，同时强调欧洲的优越性，从而否认其他民族与欧洲的同等地位。这些观念遭到了文化形态史学的强烈批判。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优越，反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试图超越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三分法。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世界性胜利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统一等错误观念的根源，而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等值的。然而，文化形态史学不自觉地将欧洲中心史观由显在的形式转入隐蔽的形式。斯宾格勒强调只有西方文化生命尚存，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西方的，而代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最后使命将由德意志民族来完成。汤因比也认为，在现存的五种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仍有活力，其余的四种正在走向死亡，未来普世文明从西方的基础上开始。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他的全部历史观又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史观的异端邪说。

第二，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开启了综合的整体主义研究。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著的历史大多是欧洲国家的通史、断代史，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例如，兰克的《世界史》以及剑桥学派的《剑桥三史》等均是如此。与科学主义史学相比，文化形态史学更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七种文化，每一个文化都是有青春、生长、成熟和衰亡的周期性特征的有机体。汤因比也指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的整体是文明社会，虽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达二十几种文明社会，但是它们均有着共同的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体系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特定的时空范围的综合体，在时间上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在空间上包括以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单一或复合标准划定的地理区域。正是在这一视角上，历史研究局部主义进入整体主义。

第三，批判史学研究中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直观性和主观性。科学主义史学主张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主观主义，即史学的脱魅(disenchantment)。兰克强调史料至上和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并提出一套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史料批判方法，使得科学理性取代了人文精神，并成为科学主义史学研究的宗旨。文化形态史学则主张史学的 复魅(reen⁃chantment)，即赋予历史学以人文学科的特性，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强调诗人的直觉和感性，甚至把对历史法则和规律的认识归结于神话的启示，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道德因素，突出了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和历史学的人文特征。

第四，抛弃线性发展的直线时间观的历史观，确立多元时间观。近代历史的直线时间观起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家约阿西谟，他首次运用三位一体象征着救赎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个时代。这一划分方法成为此后西方历史学在时间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认为历史演进是一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直线进步。《剑桥三史》一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化形态史学的重大突破就在于用多元时间观来替代直线时间观。斯宾格勒认为，传统的关于历史阶段的三分体系带有明显的直线性和地域性的性质，割裂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一幅有机形式的相继的图景。汤因比也认为，直线发展的进步观是一种错觉，时间问题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史至今不足六千年，同人类史相比微不足道，所有的文明都属于同一阶段，具有同时代性以及精神、文化和政治等三个方面的可比性。他认为，历史的时间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历史的进程存在着前进、倒退或停滞的多种可能性。

三、文化形态史学的深远影响

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期一度十分辉煌，但在20世纪后期以后，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思辨历史哲学理论模式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问题受到质疑并引来大量的批评。分析历史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把历史的理解问题摆在了首位，对史学的认识论前提与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哲学分析，即要理解历史事实就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于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就从形而上学转向了认识论，首要任务变成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分析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历史性质的解释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并以此对黑格尔、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的理论进行批判。思辨历史哲学退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形态史学也日趋式微了。但是，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了撰写世界历史的新范式，在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同样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把历史事实纳入到一定的叙述结构中加以叙述，这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两者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区别是对历史事实概括上的宏观程度不同，经验性更多地体现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先验性的强调较多。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遵守科学研究要具有了解事实和探究规律这样两个目的，就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搜集与整理事实的资料属于初步阶段，推论的形成与原则的发现才是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史学解决了历史研究中是否具有客观性的质疑，但却无法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和功能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进入到人文领域当中了。文化形态史学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从而向思辨历史哲学转变。可以说，对于历史进行哲学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地批判与洗练。

所以，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都努力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发掘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并试图以史为鉴定位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12-0025-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得到较为系统地展开。在上述三个历史文本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张得到集中和完整的阐述，对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发展趋势和涉及广度有了较为深刻的探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科学地预测了在社会生产的世界化背景下，人类社会的世界一体化的总体发展趋势。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唯物主义在世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有效运用，为各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实践提供了认识论指导。从本质上而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认了基于生产交往的全球范围内展开所引发的主体生活实践的世界化趋势，核心是社会生产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有效力量。从有效经验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逻辑为既有的人类历史发展所经验。故而，马克思世界历史为我们有效预测人类未来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

一、早期“世界历史”的局限

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概念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在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因为当时的世界历史理论或者观念尚且处在萌芽阶段，缺乏有效的探索；同时也缺乏科学的现实依据，就连世界历史的空间认识也尚且残缺不全。因此，从实践意义和认识意义来看，那些世界历史无论在空间或者在实践中远远还不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理论。

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中国古代司马迁的《史记》都使用过“世界历史”，其他文化也或存在这种世界探索。只不过，现在看来，他们所谓世界历史中的“世界”只是他们各自所认知的客观“世界”或者“天下”。在希罗德看来，世界只是地中海周围，他的世界历史也就是地中海国家和人群的相互交往的历史。在司马迁看来“天下”也就是世界，只是这个“天下”大致就是以汉朝为中心围绕着的几个诸侯国直接的生产、社会交往。因为没有更多的实践支持，所以他们的世界历史认识的局限是明显的。

同时，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世界历史局限还在于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只是若干个国家的空间的简单罗织，没有进行有效地联系和广泛的生产交往。国家之间存在与不存在没有任何实践意义，他们也未能发现他们的世界中实践主体之间和国家间的生产交往。当然现在看来，这多少有些求全责备的意味。但是他们的世界探索在于他们在探索自身以及以各自为中心的简单外部空间。说到底，这个时期的世界历史观念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基于认识者个体局限的，缺乏国家间的内在本质观察，是各国家之间缺乏普遍联系的民族独立空间排列。

二、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

认知和实践是相互伴随的过程。人类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是随着人的实践得到普遍发展的，并且随着世界的交往的发展，逐渐完善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为探索世界历史提供绝好的观察样本，黑格尔为探索世界历史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中，黑格尔将美洲和大洋洲的发现作为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点，这一点到现在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仍然认为是成立的。同时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与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之所以他把地理大发现当作是世界历史的分界线，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在地理大发现背景下主体世界化交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总体改塑意义，从而将其世界历史理论基点至于其上。正是由于普遍交往，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世界才得以形成。笔者认为就这点而言，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突破了既有的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空间简单拓展的初步理论阶段，使得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深入到人类社会发展本身。

但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探索也止步于此。在发现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点之后，他将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带入到了唯心主义世界。黑格尔在正确的发现世界历史分界线之后，进一步认为世界历史是精神的体现，认为是精神实体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从而为他的世界历史研究烙上唯心论的封印。与黑格尔的其他哲学范畴一样，在他把它们托付给精神观念的时候，也意味着同时把它们都断送了。黑格尔指出：因此，我们要研究的，只是“精神”的观念，而且在世界历史中，我们把任何一切完全都看做是“精神观念”的表现。[1]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缺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开创意义在于，他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始于主体世界普遍交往。缺陷是黑格尔未能给予世界历史理论一个科学可以经验的实践基础。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和特质

给世界历史研究奠定科学基础的是马克思。正如马克思重新确立黑格尔的其他很多范畴的研究一样，马克思为世界历史理论重新确立了研究坐标，并赋予了世界历史研究科学基础。对世界历史理论谱系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黑格尔提出了世界历史形成于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的真理性认识。但是，黑格尔缺乏对世界历史研究继续追问，特别是搬出“精神观念”考察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如何形成，从而将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断送。

马克思在黑格尔的研究基础上推进了世界历史研究，形成了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导致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的科学认识，并且得到历史实践的检验。实践主体正因为社会生产的世界化得以确立普遍而且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促使人类发展的普遍联系的态势形成，进而“世界历史”得以确立。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在于主体生产世界化发展的推动。马克思这一颠覆性观点为世界历史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基础，从而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发展，使得生产向世界化发展，生产世界化的过程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世界化流动。社会化的生产试图建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产链条。世界化的生产推动人类生活的整体化过程，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现实中，资本家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广泛推动社会生产的世界化，从而建立世界市场。同时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为这种生产方式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行的路径。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若干特质。

首先，马克思给予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科学基础。相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而言，马克思给予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一个科学的、可以经验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认为生产世界化过程起初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拓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是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资本家主观上为追逐剩余价值，而客观推动了生产的世界化发展，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原初的推动力量。通过组织世界化生产，资本家主观上获得了剩余价值，客观上推动了实践主体交往的世界化普遍交往。由于俄国和美国“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3]正是基于这种相互依赖的紧密生产关系的建立，使得人类在世界范围内联系更加紧密，世界历史得以形成。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4]这是实践主体生活完全与世界构成一种交织的场景，也是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所未能预见的也未能体验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不是仅仅在于世界空间的简单拓展，而是世界实践主体的形成，实践主体生活的全面世界化拓展。

其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确地指出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在确认世界历史的实践基础之后，马克思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他认为经由世界历史的充分发展，世界整体发展是趋同化的。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导致世界历史形成，世界历史形成意味着实践主体生活的趋同化，进而世界总体趋势是同质化。“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5]这是马克思认为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会形成人类生活的一体化，也就是指出人类整体生活的趋同化。

最后，世界历史是一种主体生活的整体化趋势。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整体化趋势是指世界化背景下主体生活全部会纳入到世界化过程当中，而不局限于某种生活，或者某类主体。“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马克思在此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在世界历史拓展后的一种结果就是文化的世界化。从而马克思认为人类的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是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包括文化、政治等。同时必须关注的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生活生产两个纬度，而生活生产意味着主体生活的拓展和同化。经由历史实践主体的实践世界化发展，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进入实践主体整体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

马克思意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拓展，必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各民族因此都被卷入到世界化生产过程中来。从而生产变为世界化行为，各民族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世界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各民族在世界化生产链条中获取不同的生产地位，但是联系紧密却是一致的，逐渐地实践主体的生活也就实现了一体化。

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是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通过否定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精神观念核心，并代之以主体社会化生产，从而为世界历史理论提出了科学基础。之所以说是科学的基础，是此种社会生产核心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实践主体可以经验的，并现实中为人类实践所检验。现实中世界历史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化，是因为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目的推动下导致生产要素的世界流动，从而形成世界化的生产方式，以及世界化的实践主体生活本身，也即世界历史本身。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8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9

[关键词] 历史教学 历史理论 三维目标 整合教材

从现在历史教学改革研究以及各种公开课看来，大家非常重视教学方法、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甚至是一节常态课，我们也会非常努力地去思考用什么方法来更好地教育学生。然而在这个教学方法改进的大潮中，对我们历史教学有着指导作用的历史理论却因为自己的抽象、生硬而越来越被人们所忽视，越来越成为历史教学改革海洋中的一座美丽的孤岛。

历史理论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既包括基本的历史观，也包含为历史研究提供工具的史学方法。对于高中历史教师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批未成年的高中生，他们的世界观、历史观正处在形成过程中，需要必要的理论来指导。因此就我们的历史课堂而言，适当穿插历史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一、历史理论对于高中课堂教学的重要性

1.历史理论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教学三维目标

历史教学三维目标中第一层次“知识与技能”要求我们既要把必要的历史知识传授给学生，还要让学生不断总结经验，学会自己学习历史知识。这符合现代教育追求自主学习、终生学习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仅仅是教师的知识讲解，学生无非获得一些零碎的历史知识，而自己不能举一反三，教学的结果只能是填鸭式教学，学生没有自主获得课堂外知识的能力。以岳麓版必修二第4课《农耕时代的手工业》一课为例，本课历史知识非常琐碎。假如仅仅一条条讲述，不但枯燥无味，而且学生很难记忆基本知识。但是如果教学过程中，我们向学生传达一些发展的历史观，让学生对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他们就很容易以时间为线索掌握手工业的发展成就，而且知识非常系统，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学会举一反三，让自己的历史学习更加灵活。

对于第二个层面“过程与方法” 是指学生的认知策略或学习策略，是学生思考问题的认知建构过程与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理论的指导性更加凸显。以岳麓版必修一第12课《鸦片战争》为例，课前我组织学生收集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问题的资料，结果发现很多学生在收集历史资料时非常盲目，找不到多少资料，就算是有些收获也是很零碎的知识，而且自己对资料的整合要么偏离主题，要么言语偏激。他们的材料很难准确地反映鸦片战争的影响。究其原因，他们没有理论指导，完全处于盲目状态。如果在教学中给学生必要的历史理论指导，让学生认识到文明史观或者现代化史观，学生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大的导向性，而且思考角度更加全面，更加符合现代社会潮流对于历史的认识。

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是“三维”目标的核心与灵魂，是历史教学最需要关注的环节，“历史教学的内容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因素，历史教师有责任通过这些教育因素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①在过程中我们需要历史理论的指导。还是以必修二第4课《农耕时代的手工业》为例，本课的精髓在于通过学生学习古代手工业的成就，增强学生对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体会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课本的结构非常明晰，就是列举了各个时期中国手工业的成就。可是如果没有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等历史理论的指导，学生看到的就是一堆基本史料的堆砌，很难感受到中国作为传统文明古国在世界史上卓越地位，特别是假如学生不懂得去横向比较，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古代的手工业成就，结果不但没有了自豪感，反而适得其反。因此，此时的历史理论对于我们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具有导航灯式的价值。

2.历史理论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整合教材

新课改要求我们从传统的“教教材”向“用教材教”转变，也就是要求我们以教材为依托，充分整合教材，把各种历史知识、观点、信息用一整套的理论加以串联、优化，让学生更好的认识历史，而不是照搬教材或者抛弃教材。

在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历史理论是我们必需的工具。以岳麓版必修一中“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这部分内容为例：因为这段内容时间跨度大，传统教材整合的方法是依托阶级划分来进行的，我们看到的是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依次出场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这个过程让人感觉僵化、生硬，特别是这样的历史缺乏生活感。离开生活的历史是没有活力的，谈何让学生感兴趣呢？如果我们能以现代化进程作为本段内容的指导思想来整合，我们则会发现一段中国民众为国家崛起而不断奋争的感人历程。以爱国奋起为主线，穿插各个时代的一些典型故事，这段历史就变得不但贴近生活，而且能给学生带来更大的心灵震撼。所以，在对教材的整合方面，我们离不开科学的历史理论的指导。

3.历史理论可以使平时的教学更加高效、准确

一般认为，授课过程中只要沿着课本的方向走下去，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我们的教材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涵盖各个角度的知识，没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历史景象；另一方面，历史课本的描述往往针对某一领域，如果单纯依赖课本，容易出现史学错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利用教材作为教学素材，还要不断地以历史理论修正我们的航向。比如在讲述必修一第8课《英国的制度创新》时，课本只给我们提供了《大》到“光荣革命”的历史线索，下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内容了，这种结构虽然简洁，但是给人的感觉是：英国因为情况很特殊，或者是因为有限制王权的传统，所以此时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权，不一定就是一个历史潮流。这种认识误区会让我们的教学走很多弯路，甚至出现错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次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不是社会某一阶层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②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及各种民主措施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实很特别，但是“英国之所以特别，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惯例，而是因为他们在英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多和更普遍”。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指导，教学中整合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料，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实现资本主义是当时欧洲乃至世界的潮流，并不是英国的单一现象。只有这样阐释才不会误导学生，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再比如在讲授古希腊地理环境的内容时，单纯的课本知识容易让我们走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迷途，可是只要我们时刻牢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我们就能了解到：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地理环境因素是人类的最早劳动对象。作为劳动对象，地理环境因素决定着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方式等，并通过决定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进而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样我们既没有否定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力，也不会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由此可以看出，历史理论对于增加教学的高效性与准确性意义重大。

高中历史教学重点不是史学研究，但这不否认历史理论在其中的巨大作用，所以要提高教学的效率，实现历史教学的优效性，充分重视历史理论的指导是必然的选择。

二、高中教师如何更好地利用历史理论

高中教学中我们该如何让历史理论充分发挥作用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1.教师应广泛涉猎各种历史理论，增强自己的知识储备

作为教育工作的主导力量，教师理论储备与质量直接决定了历史理论在课堂应用的规模与效应，所以我们应该首先认真学习现有理论，了解学术前沿，做好自己的充电工作。随着全球史观被人们普遍接受，历史理论也突破了阶级斗争史观等一些陈旧观点的束缚，进入到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除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外，发展史观、文明史观、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等全新历史理论涌现，这些历史理论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历史教学的每一个角落，高中历史教师应该积极重视与学习这些既有的历史理论。此外，我们还应该积极涉猎全新的史学理论与观点，虽然历史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发展迅猛，但是不断地考古发现，持续的历史研究还是让我们的历史理论在与日俱新。比如当今的史学界不再是笼统的把战争归咎于统治阶层，而是更多的从参与战争民族的角度来分析原因，这种变化对于我们研究日本侵华时有很大的帮助。传统认为：日本侵华是日本资产阶级扩张的产物，日本百姓也是受害者。但是现在看来，真正在战争中向中国民众举起屠刀的恰恰是那些从日本民众出来的士兵。我们不否认战争的罪魁祸首，也不否认战争给日本人带来的灾难，更不会煽动仇日情绪，但是这些新的历史理论确实让我们对战争有了更新的认识。所以教师及时增加自己的历史理论知识是应用历史理论教学的大前提。

2.历史理论应该与历史史实实现对接，实现通俗化

高中生对于历史的认识处于一个萌芽阶段，很难指望他们有很深刻的认识，当然也没有这必要。特别是今日的高中生身处浮躁的社会中，自己很难静心研究。而历史理论是非常生硬的一些东西，如果单纯讲授理论，恐怕学生早就酣然入睡。所以我们的历史理论要充分与课本结合，充分利用史实来充实理论，让历史理论变得深入浅出，润物细无声般的浸润到学生思想深处。比如在讲述《经济体制改革》时，发展的历史观点必然是其中的指导思想，然而如果仅仅阐述国家如何改革，如何发展，显然很枯燥。此时我们有必要把理论生动化，通俗化。我们可以让学生收集家庭生活变化的材料来作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影响力，然后让学生用自己的生活来映射国家的改革开放过程。一个枯燥的发展史观就变成了一部家庭生活进步的画卷。这样的历史不缺先进理论的指导，也不乏现实生活的美感，可谓一箭双雕。

历史理论表面生硬、难懂，就像玫瑰一样满身是刺，但历史理论又像玫瑰那样娇艳、动人，它是历史研究的精华。我们高中教育者不需要给学生讲述过多的理论，但是要想实现有效教学、科学教学、准确教学，实现课改的三维目标，历史理论又是那么的不可或缺。所以我们要不断充实自己的历史理论，细心研究理论与课本的衔接，让历史理论这朵奇葩盛开在课堂。

参考文献

[1]何成刚.历史教学设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张庆林，杨东.高效率教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10

“”与民间美术———从明清补服图案及制作工艺看民间美术与上层美术的相互影响 美术史学作为史学的一门类学科,正越来越为美术学界所关注。对于美术史与美术史学的关系、美术史学与美术史料的关系、美术史学研究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美术学家见解不一。 一、史料与史学关系的历史溯源 史料与史学的关系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也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史料作为历史证据的学术风气一直沿续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司马光、欧阳修、顾炎武、钱大昕、龚自珍……历代史学家无不对文字与史料的搜集、排比、考证有着独到的看法。 顾炎武在批判明学空谈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倡“治经”,并总结了一整套治学思想与方法,如资料搜集、音韵训诂、考据等等,开清代求真求实之学风。龚自珍本着其广阔的史学视野,不仅重视已整理的文字资料,同时还提出要对尚未整理的文字记录、社会制度和风俗、文化等加以重视,为近代史学奠定了基础。清代的乾嘉考据学即是史料与史学关系密切之明证。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工业化浪潮的涌进、科技革命的巨大进步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不断世俗化,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和成果丰富并充实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促使史学不断寻求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化,实证史学应运而生。19世纪是西方史学高度发展的时期。以德国著名史学大师兰克为代表的“科学”与“实证”的史学开西方近代史学之先河,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主流。兰克以其对原始资料的执着追求,及对之进行严格的考订与辨析,奠定了其史学方法论的基础。正是他,把历史学当作一门通过搜集与辨析文献证据,并依靠这种经过辨析的文献证据使客观历史在文字上还其真相的学问,因而获得“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的声誉。虽然兰克一方面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十分注重具体的、深入的史实,即真实不谬的个体;同时他又是一位历史理论家,致力于从个体之中揭橥出一般(或整体),即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中寻求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这才是他作为西方历史主义最伟大的实践者的全部形象,也是他的史学方法论的全部内容。”[1](P24)受到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发展的影响,国人中的开明之士力求从知己知彼、师夷以制夷的角度和目的去认识西方科技,力求从观念、知识上借鉴与赶超西方文明。史学界提倡科学的史学,正是适应了这一渴望进步、慕求西化的思潮,以科学态度和实证精神穷究自然,从而也就促成了史料学派的产生。 20世纪初,兰克史学风行于中国史坛,而为引兰克及其学派进入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当属“中国的兰克”———傅斯年先生,同时由他为主要代表并出现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史料学派,在史学界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傅斯年先生曾于1923年至1926年就学于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深受当时德国的学术空气和语言考据学派、兰克学派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论的影响,服膺于兰克学派“崇尚史料,如实直书”的主张。回国后,他立即在“史学便是史料学”、“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宗旨下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阐明自己的思想:“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2](P276)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继承并吸收了近代西方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和我国清代考据学客观求实的理论方法。 20世纪以降特别是二战结束后,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即“搜集和整理史料或权威的陈述来构造历史”从而“放弃自身的批判精神”的治学方法被指责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3],并受到西方新史学派的猛烈抨击。新史学提倡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提高历史认识与解释的准确性,反对只局限于科学实证和重视文字资料。在中国,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引进,“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论也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周谷城曾谈到:“‘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于史学界有益,但不正确。治史的人往往轻视史料;其实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历史自身虽不是史料,但只能从史料中寻找而发现出来。谓‘史学本是史料学’,至少有纠正空疏之弊的作用,故曰于史学界有益。但有益的话往往也有不正确的,谓‘史学本是史料学’,同时自不能不承认史料就等于历史。其实史料只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只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4](P2)还有的学者认为史料只是一切关于历史的材料,是在过去的社会中人类各种活动的记载;而史学却是从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中,去考察人类一切活动的规律,并指出可以为现在的人类社会进行指导与参考的地方。不仅史料不是史学,就是整理史料也不是史学。而且,除了史料之外,还有史观、史论、史学研究方法都应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二、以美术史料为美术史研究的历史回顾把美术史料作为研究美术史的方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早已盛行。美术史料大致可划分为图像史料与文献史料。图像史料主要包括美术作品和遗迹实物,文献史料主要包括有文字记载的美术类著述。 在西方,很早就注意到对美术史料的运用。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更多地是注重对文字文献的利用。 18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学者认识到图像在历史研究中所具有的作用。19世纪西方史学的高度发展为美术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美术史学的发展主流或许可以说是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对美术史料的搜集、整理及解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著名美术史学家布克哈特曾作为兰克的门徒、里格尔则师从兰克的高足,他们都在处理史料方法方面受到过严格的训练。 西方学者一致承认图像是历史文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比文字资料更直接、更可靠地反映历史原貌。“只有当一位史学家开始真正地意识到视觉艺术也属于历史资料,并能够有系统地利用它们时,他才能把他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从而更加深入地调查和研究曾经发生过的事件,”[5]19世纪德国哲学家德罗伊申看来,“遗迹”和“资料”是我们可借以了解并认知历史的两种材料。#p#分页标题#e# 所谓“遗迹”是指各类艺术作品、铭文、纹章和钱币等遗物,而“资料”则包括了所有人类可以理解的并由此形成、流传下来的、为人类记忆服务的一切。“遗迹”是第一手的材料;而“资料”是观点的观点,它可以是第三手、甚至是第四手的材料,因而“遗迹”比“资料”更值得信赖。总的说来,西方对美术史料的使用还是重图像轻文献。当然,许多学者虽然强调美术史料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利用美术史料作为美术史研究的方法,也只是作为众多研究方法之一种。 中国早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就有“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像,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陆士衡云:‘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也,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此之谓也,善哉。……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蜀郡学堂,义存劝戒之道。马后女子,尚愿戴君于唐尧;石勒羯胡,犹观自古之忠孝。岂同博弈用心,自是名教乐事”[6](P10)。这段话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美术史学观念中美术之教化功能,另一方面也正说明图画(图像)比记传、赋颂(文字)更具有教化和扬善抑恶之功用。郑樵《通志?图略》一书里指出:“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图像)与书(文献)互为印证;同时又指出“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7],强调对图像的重视,把“图像证史”作为一种实学。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极为重视资料建设,将资料建设看作建设本国艺术史之‘学术独立’的重要前提[8](P40),提倡利用本国画史、画论、图像等学术资源,建设本国艺术史的系统。王国维先生提出了将充足的地上与地下资料结合起来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谢稚柳先生曾说过:“我们搞美术史,首先要看实物,而后才能从实物、资料再到文字。我研究美术史,要从实物到文字,因此,有资料、实物才自己写文字,结合实物”。他认为,美术史研究要根据图像实物的画风、画格,即它的笔墨、表现形式、风格及其所属时代、流派和格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实物作为依据,就要靠历史上的记载、书本上说明的东西。 这就是文献史料。事实上,中国历代的书画著述史籍,大多也是根据实物作品编录、撰写而成的。在童书业先生看来,研究绘画史,自然应当以文献为主,实物只能作参证之用。因为“我们不能依据伪造的古画来乱说绘画史,文献是有流传渊源的,作伪的可能性当然比较少”。[9](P112)他所重视的更多是文献史料而非图像史料。其实,文献史料和图像史料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美术史料终究还是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从文献史料看,中国古代美术文献数量之多,种类之广,在世界上堪为首屈一指。 各类画学著述、艺术理论等历史文献中不乏经典之作,有精到的见解,但同时在不少著录中也存在着误收伪造或真谬杂处之作,使史料的真实性与学术价值大打折扣。而对文献史料的利用,也是美术史研究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古代历史文献常以简单的陈述句和简洁的文字表达并掺以著录者的主观意念,时有语言多义且语意不清,而且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如“气韵”之“气”在南北朝时期与唐朝就有不同的涵义,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很难从理论上得到引导和支持,常常依靠自己的经验积累和主观判断;艺术评论中多使用比喻句、排比句和华丽的形容词藻,评论语言相差很大。如果研究者不明其义、另有他解或把著录者的主观思想当作美术作品风格表现的创作基础,就无法对作品形式准确把握,进而会影响到对美术作品的正确和深层次的认识。此外,文献史料是否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是美术史研究中需要对之进行鉴别的。从图像实物史料看,“以图证史”对美术史研究的意义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当西方学者把它作为研究美术史的可靠资料并加以充分利用的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荷兰文化史思想家赫伊津哈就指出:“过分强调视觉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会导致历史科学的毁灭。……史学家不应该一味地把视觉图像当作严肃的历史分析的基础,这类材料不能代替真正的历史思考。当今历史写作水平的下降,原因就在于滥用图像”。[10](P64)在中国,从古到今传世的许多千古名作中大有赝品与模本,如果不加甄别地一律当作真实的图像史料来使用,只会给美术史研究带来不利的结果。总之,史料的真实与否、全面与否、有否学术价值,都直接影响到美术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对文献本身的真伪及流传需要做详细的考证,并广泛借鉴前人已有的成果和结论;对各时代文献的语言表述要做正确、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臆断的分析,并结合同时代的艺术主张、艺术思潮和作品来进行探讨。这就需要既重视文字的文献,又要重视作品和器物。研究无文字文献的史前史,主要依靠对实物的分析,同时对古代的史论著作也要结合实物和作品本身。 三、中国美术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美术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伴随着绘画实践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绘画理论。它包括画史、画传、画学、画法、绘画品评、绘画鉴藏及画家传记年谱、笺注疏证等各种形式,而以专著、随笔札记、画跋、题画诗等为主要体裁;以品级品评、画录等为主要研究形式;并重以批评的方法。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广泛,形成有民族特色的绘画理论体系。最早可追至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宗炳《画山水序》,到南朝谢赫《古画品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品评绘画的重要著作;唐裴孝源之《贞观公私画史》、宋《宣和画谱》、明董其昌之《画禅室随笔》、清石涛之《画语录》等都是古代极具学术价值的绘画论著。绘画史方面,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不仅是一部重要的绘画理论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绘画史著作。唐以后,绘画史著作日趋增多,宋代郭熙《林泉高致》、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陈继儒《书画史》、姜绍书《无声诗史》……有清一代,绘画史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理论著述的作者们多偏重于主观感悟性、经验性、写意性、品评性、鉴赏性和陈述性,从创作体验的角度论者多,而从美术史角度勘察者少缺乏学术的独立性、思维的深度性、逻辑的思辨性以及抽象的表达、系统的阐述、严密的论证和客观的分析。画著往往成为画家实践经验的记录,使得绘画理论依附于绘画实践。#p#分页标题#e# 在古代的画史中虽然已经有了“史”的内容,但仍被涵盖在“文论”、“画论”之中,“在古代文艺理论中还没有清晰的‘史’作为学科分类的意识”[11]。 20世纪初西方新史学作为“关于历史的性质及其发展的一种学说”、“对史学家所着意研究的对象本身的一种看法”、“关于人类历史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有时涉及到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一种见解”[12](P38),对中国社会思想与人文环境产生极大影响。其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不断创新,使得传统史学、文学不得不进行全面反思和重新定位。中国美术史学随着现代史学理念、美术观念的引进也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美术改良”的呼声渐涨,绘画的西洋化与传统的国粹主义之间论战纷起、矛盾激烈。康有为对欧美绘画心悦诚服、大加赞赏,曾用“抬枪与五十三升大炮”来比喻中国画与西洋画之优劣,还得出“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意大利)。此事亦当变法”之结论;陈独秀感叹于“中国画学至国朝衰弊极矣,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国人岂无英雄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吾斯望之”[13],力倡“美术革命”,以复古为更新,尊唐宋绘画为正宗,旁取欧西之法,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以洋画写实精神改造中国画。徐悲鸿、林风眠、傅抱石、陈之佛、潘天寿、吴冠中等现代中国画变革的先行者,在西方艺术的氛围中,则认识到东方艺术的精华,独立体悟到中西艺术相通的境界。他们融合中西方艺术,倾一生之心力从事美术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西方美术史学借助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生理学、心理学等理论和社会科学中的史学、考古学、哲学、美学等理论,充实并丰富了美术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中国美术史研究依托于西洋美术史研究的思维与方法,掌握了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利用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资料加以讨论。自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傅抱石的《中国美术年表》、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等著作始,开始出现不同于古代文论、画论的现代意义上的“史”的体例和观念。由于较明显地受到日本美术史的影响,这些史著基本上套用了日本绘画史的叙述模式,甚至在有的史作中“克隆”了日本版绘画史的基本内容。当然,郑昶的《中国画学全史》或许是一个不受日本影响的例外,它以具有开创性的分期意识、新颖独特的体系和体例及系统的阐述被誉为民国时期的不朽之作。但直至建国以前,这一“日本模式”[14](P10)一直存在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并影响着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 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一方面仿效苏俄的美术体制,接受苏俄文艺理论和美术思想,在这一时期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美术思想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及一些杂志成为中国美术理论者的基本读物。另一方面,绘画史学已有比较的成分;同时,提倡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映社会、反映时代、反映政治,使美术史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都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政治斗争色彩和阶级色彩。绘画的意识形态性质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体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后,修史立论,述古论今,以绘画评论和批评来反对绘画常识性、知识性的研究,美术史研究、美术理论、美术批评迅速发展,中国美术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要求,中国传统美术史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美术史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多方位的变化。美术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及其研究方法论越来越受到美术史学界的重视,如何从“美术史”的观念进入到“美术史学”的观念从而进入到一个学理的高度,是当代中国美术史学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舶来品,它是对历史研究本身进行的研究,是一种理论框架、方法研究;美术史学则是对美术史研究的学理分析和哲学思考以及对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从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现状看,国外学者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而国内美术史的研究却极为薄弱;比照历史学学科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差距;至今已出版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美术史著作也少览其踪。 中国美术史学要更好地发展,就应当站在学术的高度思考问题,进行创造性工作,以建设美术史学的学术与理论构架。美术史学家既要具备广博的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考据、述史的功夫,同时也要具备较强的逻辑思辨和理论阐释的能力。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众多,美术史学研究可以借鉴历史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国外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方法与成果,“参用一二,亦其醒法”;也可以借鉴姊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 其一,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曾经为史学的发展 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然而在当代的文化艺术语境下,中国美术史学应该更多地吸收现代美术理论和西方美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与国际接轨:从传统的经验性的感觉描述上升为较系统的理论分析;从史实的陈述走向史实意义的理性认识与解释。将作为传统美术史学基本方法之一的利用文献或文物考异或考证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相结合。 其二,美术史学要有一定的美学思想为基础。 将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美术史研究中,可以丰富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和内容。美学不能代替美术史学,但二者的关系又十分密切。美术的历史包含了人类审美活动、审美趣味和审美意识发展的历史,美术史的研究就是对具有审美意识的人与其审美活动即认识具有审美价值的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而美学正是渗透在这种关系之中。黑格尔的《美学》、丹纳的《艺术哲学》等美学著作无不对艺术的历史与理论进行了阐述;而在中国古今的艺术理论中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美学思想,顾恺之、谢赫的形神论,宗炳的畅神论,苏轼的文人画理论,傅山的美丑巧拙论……因此,要从美学的高度探索艺术的特征与规律,在美术史学界开创一种新的学术风气。#p#分页标题#e# 其三,美术史学不是孤立的,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需要在历史的、文化的、学术的大背景与环境下,以历史、哲学、美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为参照,建立起自己科学、独特的研究方法论。同时,还应当跨越国界,建立起世界的、比较的美术史学观念。 四、余论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的运用是史学生存的必要条件,并以其科学性在史学研究中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同样,美术史料永远只能是美术史学的基础,而代替不了美术史学研究本身。胡适先生曾经指出,“史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目前对美术史料的利用已不仅限于单纯地对图像实物与一般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对社会史、文化史、风俗史等各类历史材料以及早些时间的报刊杂志、文人笔记等其他学科领域的资料的研究都有助于美术史学研究。史料不是史学研究的充分条件,它仅仅只能作为“一种素材的存在而不具有绝对的意义”[15]。以图像实物证史、以文献史籍证史,只是美术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不但不能涵盖历史研究方法的全部,而且美术史料永远也不是美术史学。从理论和学术的立场,加强美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才是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必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