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十篇

创新中国篇1

从《中国合伙人》镜头下的第一代创业者到留学导师、再到VC投资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在硅谷的冬日阳光下激情分享：

“2014年中国的创业创投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划拨了400亿的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多，项目和人员的质量高，副部级的干部、的人才，上市公司的副总都投身创业，大时代到来了。”

簇拥着“徐老师”的，是供职于AIRBNB、PININTEREST、TWITTER、UBER等硅谷最热门科技企业、有志创业的“硅工”们;陪同徐老师到访硅谷的，是11家真格投资的初创企业宠儿，按他的话说，纵身一跃改变世界的创客们。

作无人机的亿航，时尚海淘的Style Puzzle，即时聊天新工具Mail Time;大数据人才精准匹配推荐软件枇杷派;中小企业报销工具云报销;照片分享弹幕槽厂…

半数中国，半数硅谷。

美国Salesforce估值400亿美元，被称为中国Salesforce的企业目前估值只有7000万美元，所以有多少不完善就有多少完美的机会。这是一个具备巨大成长空间和可能的庞大市场。

市场，是造富机器;中国人对这种魔力的领略，横亘了过去整整37年。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的居民储蓄增加了1619倍，GDP增长了178倍。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经济学开山之作《国富论》中描述市场魔力：自由贸易中，2个人可以完成1宗贸易，3个人3宗，4个人6宗，5个人10宗，6个人15宗，7个人31宗，开放14亿人参与市场，将打开了一个无法估量的阶数增长（Exponential growth）魔盒，伴随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14亿人组成的庞大市场一定会经济扩张提速。

而就创新创业而言，三个因素不可或缺：VC，社区文化和导师。

中国也正迎来真正的天时、地利、人和。

2010年硅谷当地媒体公布统计，这个全球科技心脏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亚洲工程师的数量从34%成长到51.6%，首次成为绝对主流，而其中的中流砥柱就是华人工程师。粗略估计，华人工程师在硅谷的比例占到25%-30%。

而第一批《中国合伙人》、本土企业家，都正扮演起导师和投资者的角色。

2014年是中国VC和PE发展的重要一年，有停不下来的节奏，14只中国概念股到美国上市，阿里巴巴为软银带来了271.23倍的退出回报，徐小平投资的聚美优品等也成功上市。

在政策层面2014年中国也给出了很多政策红包，国家发改委、证监会等规范行业，让VC/PE不会在资金募集过程中变成非法集资。中国市场正在走向成熟。

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了中国市场的活跃度，中国的创业投资退出速度在不断加快，世界平均速度却在减缓，目前中国创投项目平均退出的时间是18-24个月。

根据普华永道2014年全球VC行业报告，美国2014年的VC投资额达到331亿美元，中国约35亿美元，但是已经成为仅次于欧洲地区的全球第三大创投区域。

创新中国篇2

范贺文：企业的创新管理普遍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缺乏统一的创新流程，对人的依赖非常高，因人而异的项目开发过程，难以形成可传承的技术积累。其实，同生产流程颇为相似的是，创新流程也是最容易固化的。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对流程的梳理，它是对创新价值链的识别和优化，确保所做的事情都是有价值的；二是对质量管理的控制，质量伴随创新的整个流程，在质量的控制方面，过去靠人来管理，现在则要靠系统来管理。

梳理创新流程会让企业的整体创新研发体系更加结构化，质量管理则可实现创新过程的可视化。这两条途径共同推动企业创新更加简约。现在中国企业需要的，不仅是基于创新应用的工具软件和管理系统，更需要让创新流程简约、去掉多余的环节。

21CBR：在中国，新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力量，但在面对市场时不少创新成果却往往因成本太高而并未获得很好的市场反馈。企业应如何把握市场需求与新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

范贺文：以汽车行业为例，人们曾经认为，由于成本过高，太阳能汽车或电动汽车虽然已拥有足够的创新和先进的技术，但是产品要推向市场却还有很大的距离。可是现在，整个市场对Tesla和电动汽车的预期都很高，客户也非常看好。在我看来，Tesla更像一个科技公司而不是汽车企业，支持他们产品的技术一直都在，Tesla所作的创新更多是通过新的方式方法来使用这些技术，为市场带来新的需求。所以，我们所说的创新在于，除了企业要了解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更需要像Tesla这样的公司通过创新的方式为市场和客户带来新的需求和机会。

其他行业也可以看到类似例子，比如数码行业，曾经的巨头柯达拥有大量的先进技术和专利，但最后依然被更具创新能力的其他企业颠覆。所以技术并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创新的方式和思维利用技术获取新的市场机会。

21CBR：在你看来，在华跨国企业未来在与本土企业竞争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们应该怎样把自己的创新优势与中国市场的本土环境相结合？

创新中国篇3

今年是《福布斯》杂志第二次对企业的创新力进行排名，衡量的标准为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投资者对企业新产品和新业务的期待程度等。榜单显示，去年排行第7的谷歌公司，今年似乎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直落至第24名。而去年排行第5的苹果公司，今年则排名第26。

中国企业中，表现最好的百度排在第五位，报告称，百度是中国排行第一的搜索引擎，也是全世界访问量第五大的网站。去年的榜单中排名第四的腾讯今年跌出了前十，排名第11。茅台和五粮液分别排名第18和第20。《福布斯》研究了这两年上榜企业的CEO，发现能保持创新力的企业领导人，往往十分重视培养企业其他员工的创新能力。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在世界经济加速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有一天在国外各种商场里面，大部分商品贴上了“made　in　China”的标签，世界经济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因为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中国制造的商品，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制造的印象如何？那么无疑就是“廉价”，就像德国制造给人以“质量好”，日本制造给人以“技术领先”一样，“廉价”是中国制造的一个标签。我们总是要说，物美价廉，事实上，真正能做到物美价廉的很少，中国制造在廉价的同时，也顶着一顶这样的帽子，那就是，质量不好，大路货，技术基础差。为什么会这样？大多的中国制造没有真正核心的技术而言，大多是模仿，所谓少数的创新，也无非是模仿有了一些创造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凭借着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中国成为世界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和生产环节转移的目标地，并进而形成了产业链及产业基础。

近些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进一步发展，催生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格局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一是欧美日等高新技术输出国更加重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抢占产业制高点。二是墨西哥、越南等国家及地区以更为低廉的成本，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产业的转移；三是中国企业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提高，加上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传统优势有下降的趋势；四是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制造”屡遭反倾销；五是随着世界市场的疲软，经济增长相对强劲的中国成为国际巨头逐鹿的市场，在国内市场对“中国制造”形成竞争压力。同时，从国内看，资源环境承载空间越来越小，“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任务更为迫切和艰巨。那么中国创造，就是迎合这样一个时代背景而产生，它更多的希望中国民族产业，有更大精力投入到对自身的技术研发投入，做出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但是，对于我们的民族企业来说是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没有，当我们看到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PC业务，TCL合并阿尔卡特，吉利收购沃尔沃，就能看出，我们让自己强大的方式，不是如何来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来快速的一夜之间壮大，这是急功近利的，也是危险的。

中国制造的症结在哪里？我们太多的关注“制造”和“创造”两个字，里面还是有着一定的浮躁的情绪，想法是好的，走得不好，会失败的更惨，其实，我想，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用心去做好我们的“中国制造”。我们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花了很多钱从国外请回来专家，买回来技术，但是从中国的生产线走下来，我们就发现，产品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好，相反有时候会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原因就是出在了我们那条可怕的“生产线”，如果我们不能改善我们的生产工艺，提高产业工人的素质，有了多少中国创造的技术，最后出来的产品都是一样。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增强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抵御市场风险、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举措。企业有效开展自主创新，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把吸纳优秀科技研发人才作为重要支撑。优秀科技研发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源，是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重要支撑。企业获得人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内部挖潜、培养。来自企业一线的科技人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其研发活动针对性强、成本较低。企业注重加强培训教育、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等，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二是引进外部人才。外部人才层次较高、专业性强，能够较快地为企业创造卓越绩效。

把自主研发与联合开发相结合作为主要途径。企业自主研发可以直接获得和掌控核心技术，但往往耗时费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作为专业研发机构，拥有专业科技人才和研发条件。企业应积极与其开展合作，由企业出课题、出资金，由研发机构出人才、出技术，共同进行新产品研发。这种合作可以大大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

把瞄准高端产品制定研发战略规划作为战略基点。企业增强竞争优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制定科学的研发战略规划。高端产品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能够为社会发展进步作出贡献，也能够为企业带来良好经济效益。瞄准高端产品制定研发战略规划，必须突出前瞻性，注重技术创新的广泛性、有效性、长期性和社会价值。如果急功近利，忽略研发方向的把握和项目选择，研发出来的产品就可能是低层次的，是行之不远的。这样的研发活动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会贻误发展时机。

把建立和完善创新机制作为重要举措。自主创新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制度作保障。企业应通过精益化与差异化的管理，激励研发人员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更多的科技成果，并及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优秀产品投放市场。比如，建立高层次科技人才薪酬、福利待遇及权益分配制度等，以吸引人才、实现人才的价值。同时，应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成立研发机构、配置仪器设备、提供环境和条件等，着力打造自主创新平台，使之成为高科技产品的孵化器。

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重要保障。保护知识产权是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是防止自主创新成果被侵害的必要举措。保护知识产权，要求企业一方面加强内部管理，确保自己的商业秘密不被泄露；另一方面在获得核心技术和新产品后要及时申报发明专利，以获取法律的保护。

所以，如果中国企业不用心，仍然怀着浮躁的情绪，仍然幻想着多快好省，不去想办法改善自己的“制造”水平，那么我们怎么称呼中国的产品结果都是一样的。相反，我们静下心来，扎扎实实的走好每一步自己的“中国制造”之路，那么“中国创造”走向世界，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创新中国篇4

2013年7月18～25日，由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国发明协会和江苏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决赛在江苏徐州隆重举行。本次决赛为期8天，分学生决赛和教师决赛两个部分先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4000名师生围绕18个赛项进行了激烈角逐。经过现场竞技，共评选出NOC活动的最高奖项——恩欧希教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130个。7月21日和25日下午，分别举行了学生决赛和教师决赛的颁奖仪式，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刘昌亚，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人事教育部副部长赵喜元，江苏师范大学副校长方忠，NOC活动组委会主任、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会长宋成栋，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富，中央电化教育馆副馆长丁新，中国发明协会副秘书长曹晓滨，中国发明协会副秘书长、中科招商集团联席总裁刘玉兰，江苏省电化教育馆馆长尤学贵，江苏省电化教育馆书记陈明，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处处长张利等领导同志出席颁奖仪式。

刘昌亚副司长在讲话中对NOC活动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开展十一年来，在基础教育信息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影响：一是推进了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建设，加快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推动了信息技术在学校的普及和运用；二是提高了广大中小学生的信息素养、提升了广大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水平；三是丰富了教育教学资源，推动了优质资源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这项活动的举办，为展示各地信息技术教育教学水平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相较于往届活动，第十一届NOC活动新增设了综合实践能力、校本课程探究评优及机器人创意闯关（RTEC）等竞赛项目。这些项目的竞赛内容，充分遵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强化信息技术应用，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水平”精神，进一步凸显了NOC活动“以信息技术为抓手，以培养师生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特点。

决赛期间，为了给参赛选手提供更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活动组委会特别组织了各赛项赛后成果交流会和专家报告会。专家报告会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蒋鸣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余胜泉教授分别以“新一代技术支持的教学革命”、“技术何以变革教育”为题做了精彩报告。

7月25日，第十一届NOC活动圆满落幕。

创新中国篇5

这让我想起十年前。当时，联想、海信、海尔纷纷从最擅长的家庭电脑、家电等领域，不约而同地进军至手机和通讯领域。此时此刻，作为消费者，我不知道中国制造的这次跳跃，到底是创新还是玩惊险动作？

众所周知，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采取的都是所谓的专业化战略，只有极少数敢进军多元化领域。原因不是多元化的市场吸引力不够，而是多元化战略的背后需要非常丰富的企业人才储备。能让技术创新源源不断，只有极少数的企业具备条件。

在中国制造业转型最为关键的时刻，要弄清一个道理―中国制造的创新之路，到底是适合美国式“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还是适合欧洲、日本等国“从1到N”的局部创新，像索尼、三菱、东芝那样？

中国企业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马云、马化腾们，将网上商城、网上支付、即时通讯等与物流配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从生产、物流到消费之间的无缝对接和门到门服务，是典型的“从0到1”的创新；而董明珠、雷军、任正非、王石们，从这个产业进入那个产业，大多依赖引进技术、“合纵连横”，他们的创新更具有“从1到N”的性质。

美国创新模式的优点是，一旦技术上有所突破，就可能是一个熊彼得式的“创造性毁灭”，原有的秩序、产业、商业模式可能被颠覆，新的秩序、产业、商业模式才应运而生。缺点是，需要大量的初期研发与投入，需要大量全球高素质人才储备以及社会、法治等多方面的基础设施条件；欧洲、日本创新模式的优点是，跟随行业领导者进行局部创新，风险小、收获快，但前进的步伐小。对于当下的中国制造而言，恐怕更应选择后者。

前段时间，我给来自广东、福建的诸多企业老总讲课。课后，他们一拥而上，问我：“在中国和世界现有的经营和技术环境下，中国制造的创新之路到底有哪些可选项”？

创新中国篇6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窘境是在中西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焦虑，它表现为自我的固守和自我的否定两个极端，两者看似南辕北辙，其实质是在救亡大于启蒙的时代下人们竭力想摆脱这种焦虑而企图创建一种自视的文化体系，作为承载民族前进的精神寄托。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论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这是因为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而存在。论争看似激烈，但还是围绕“体、用”的旧问题而展开，但这个时候，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正在逐渐形成，因而中国文化的“体”就不在是中是西的问题，而是建筑在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哲学的基础上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创建中国哲学的基础上，思考建构中国文化的途径。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以建构中国的哲学

张岱年先生对哲学发生兴趣是受其父兄影响的，早在他青年的求学阶段就对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思天体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趋势，并以此养成好学深思之习，欲以明天人之故。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在张岱年先生看来，“哲学是天人之学——关于宇宙人生的究竟原理与最高理想之学”，而他要做的就是宇宙人生的大文章。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大纲》将中国哲人们所讨论的哲学问题分为三类：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刘仲林先生认为此作是张岱年先生天人宏论的史料基础，更进一步指出他从40年代开始建构自成体系的“天人新论”，该书拟由方法论、知论、天论、人论四部分组成，工程浩大，气势恢弘，以尽展先生平生之志，惜其条件所限只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而后辑为《天人五论》，一史一论，遂成“天人论古今”的大气象。张岱年先生通过对“哲学”概念的辨析，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存在，并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相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力求发掘中国哲学的自身特征。

张岱年先生把求真之志作为他寻求救国道路的选择，他说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他以为，救国必须有知，而哲学就是“爱智”之学，他畅言“亡国有亡国的哲学，兴国亦须有兴国的哲学。颓废的思想可以促进民族之衰萎；有力的哲学可以激发民族的潜能”。面对民族危亡，“中国现在所需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它“须能从绝望中看出生路，从危险中看出看出光明，从死中看出生，从否定中看出更进的肯定。须能鼓舞人的勇气，培养人的斗争意志，http://激励人的坚韧精神”，中国旧有的哲学不能适应现时的时局，西洋的哲学则非中土所有，若持之一待，与胶柱鼓瑟无异!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其目的“是想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但他同时申言“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很显然，在张岱年先生提出把哲学看作某类学问的“类称”，中国哲学(或中古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各是此类学问的某个“特例”，尽管中国哲学“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住学术的位置上”与西方哲学颇为相当，但缺乏像西方哲学形式上的条理系统，因此他说“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研究不以历史年代为基本的线索来论述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哲学思想内容，而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揭示哲学概念或范畴的内在的含义，并建构他的哲学体系。

张岱年先生哲学体系的建构大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形势危迫之机，“在此时，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得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伟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对于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张岱年先生认为最少须能需满足四个条件：(1)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方哲学之优长，成为一大系统；(2)能激励鼓舞国民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3)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4)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在张岱年先生看来，这四个具体条件，就是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遵循的原则，也就是对新的中国哲学创造的要求。为满足这些条件，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具备四个特征：(1)唯物的；(2)理想的；(3)对理的(即辩证的)；(4)批评的。据此，笔者以为用一个“新”可以涵盖其精神，“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方哲学系统下一分子，都是不能应付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客服之，同时对于西方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是时代的精华，每一时代应有每一时代的哲学。中华民族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这是他对中国哲学未来前途的展望，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特别注意的是，“新”不是“混合或调和”而是一种“综合”，他说“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时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他看来“唯物论”即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并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把“理想”解读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他把“解析”诠释为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即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精粹思想三者结合起来，在方法上是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在内容上是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唯物论”、“理想”和“解析”三者的关系，应“以唯物论为基础”，只有在这个辩证唯物论的基础

转贴于 http://

上，才能进而去“吸取解析方法以及人生理想的深湛思想”。张岱年先生在哲学上的这一创新，被学界称之为“解析唯物论”。他希望通过“解析唯物论”，为哲学，特别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寻找一条可能具有的新的路向。张岱年先生在其近70年筚路蓝缕的学术生涯中，开创了从范畴上研究中国哲学的先河，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思想的精粹思想结合起来，成就了他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一大典范。

二、以中国哲学建构方式探寻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

张岱年先生曾回顾说，他的学术研究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理论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开始从事哲学研究的同时，他就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1935年1月10日上海的十位文化界名流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即“一十宣言”)，引起了文化争论的高潮。在此前后，张岱年先生先后发表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1933年6月)、《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年3月)、《西化与创造》(1935年5月)等文章，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场文化争论中，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张岱年先生在他建构“新的综合哲学”思想体系的同时，提出了“创造的综合”文化发展方向。他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中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是世界中伟大的独立发达的文化之一；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触，便易走入衰落之途。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因受刺激而获得大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也有被征服的危险。中国人如果守旧不改，则无异于等着毁灭；如果妄自菲薄，以为百不如人，则难免有被外来侵略者征服的危险。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在抉择东西文化之优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综合”，亦即“拔夺(扬弃)东西两方旧文化而创成新的文化”，主张兼综东西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所谓综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之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文化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吸收、学习西方的科学成就及其与科学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的精粹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文化的综合创新有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他乐观地展望“西洋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到了将被否定的日子，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文化必然到来，中国必将产生新文化而成为那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并且认为这种“新文化的创成，也可以说成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创新中国篇7

“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黄亚生教授出生在一个红色世家，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国际学术界上，他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不但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也最早提出关于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优劣的“龙象之争”的讨论。另外他在MIT创办了中国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两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在人们普遍信心不足、投资有外部性时，才需要政府投资，起领头羊作用，增加民间信心，但绝不能代替私营企业。

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另一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

“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在黄亚生看来，中国不能再依靠刺激政策，否则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

黄亚生赞赏中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过，他认为，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不是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而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

“‘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黄亚生近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这也是黄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和张世伟，在他们的新书《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中提出的中心观点。 “‘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财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许多人士忧心忡忡。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形势？

黄亚生：中国官方公布的2015年GDP增速是6.9%。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可是为什么这么高的增速还造成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数据本身存疑，现在没有办法证实或证伪;第二种可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要求这么高的增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体制本身缺乏效率;第三种可能是，经济发展质量有问题，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众福祉的相应提高。

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而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财经》：可是，许多人士很迷恋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所在。

黄亚生：我一直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尽管这种增长模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它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追求大规模，而且集中在很窄的几个领域。

一般来讲，一个好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多样化的、风险分散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从全球经验来看的话，最有活力的是中小企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增长点过于集中，以大型国企为主，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其实，2008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和改革机会。

《财经》：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靠海量投资，将GDP增速保持在8%，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黄亚生：那时也正是“中国模式”最响亮的时候。以前还不怎么公开鼓吹“中国模式”，而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2008年以后，认为“中国模式”比西方要优越，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结果，中国没有抓住改革机会，反而加强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变得对这种模式更自信。

其实，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的效应持续时间很短，到了2010年颓势就已经显现出来。即使此后不断刺激，效果也越来越差。

《财经》：本届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不过，人们的认识似乎并不统一，在应对政策上有些摇摆不定。

黄亚生：认识不是主要的阻碍因素。政府总是愿意做那些能体现政府优势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强调什么大规模城市化、强调国企？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的优势就更能够体现出来。

到处在讲“调结构”，可是“调结构”的主语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生产之所以过剩，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市场逻辑去安排生产。化解产能，应该退出的就退出，应该破产的就破产，政府要做的不是规定哪些行业和具体企业应该退出破产，而是要保证企业破产以后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冲击。

政府认为哪些行业投资过热，就来调整;政府认为哪些领域投资不足，就大力投资。仍然是这样一种思路：过去做A，现在A做不了，就做B吧。从来没有反思，A和B应不应该做。我觉得特别可悲的是，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问：为什么我们总是走在这个怪圈里？

《财经》：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吧。

黄亚生：中国不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严格含义是：目前的路径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实行成本低。过去中国发展模式并非成本最低，其实是有很高的成本。而且“路径依赖”是技术概念，中国的问题都是制度层面上的。

过去GDP高速增长，跟老百姓的收入相关性不大。在我看来，追求GDP本身没有意义，可能只对地方官员升迁有用。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制定经济政策不应该以官员升迁为重，而应该看13亿人的生活是否提高。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民众，还是要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大前提不变，就很难有空间，其他问题都是技术性的。

除了体制，还有外在冲击。过去中国面临的外在冲击，比如WTO、全球化，都是正面性的。

《财经》：正是由于WTO、全球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第三世界购买原材料加工，然后卖给世界，生产和消费是分开的。

黄亚生：那是2008年以前，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目前世界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阶段，世界经济分布已经多极化了。不再是全球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分布性生产：市场在这里，生产也在这里，生产跟着市场走。这对中国来说是巨大挑战。 “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

《财经》：最近有经济学家呼吁中国需要像2008年一样，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刺激，大力投资，您肯定不同意这种观点吧。

黄亚生：中国还需要继续刺激吗？许多投资都是浪费的，不能够产生长久的经济发展活力，是不可持续的。投资起两个作用：一个是提高当期GDP，一个是提高将来GDP，提高潜在生产力。那些浪费的项目可以提高当期GDP，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正面影响。经常有媒体报道，某地刚建一个楼，又给拆掉了，这就像挖了一个坑，又给填了一样，这对现期的GDP有意义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各地建了那么多基础设施，如果不有效使用的话，基础设施本身是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但是在中国模式下，基础建设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当期GDP，主要在于建设，而不是使用。

《财经》：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基础设施好，尤其是和印度比较的时候。不少到过印度的人都说，印度基础设施很差，道路难行、电力供应不足等，都是影响其发展的“短板”。

黄亚生：其实回到中国历史场景上看，完全相反，是因为经济增长了，然后导致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到处是“交通瓶颈”，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起来了，发现没有路，然后赶紧修路。

印度看起来似乎缺乏基础设施，到处拥挤。从建设的角度讲，印度确实没有去增加当期的GDP，但是各种基础设施都在使用，使用就降低了成本。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摩擦，要路没有路，要码头没有码头，但修路、建码头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的。短期内可能供不应求，但从长期来讲，效率非常高。

《财经》：在您看来，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黄亚生：对。如果说基础设施导致了经济发展，那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有什么基础设施？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建桥修路。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会成为发展的瓶颈。在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绝对是符合市场要求的，不会浪费资源。而中国呢，看看许多地方政府主导建设的宽马路就知道，市场没有对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

《财经》：多年以前，您讲印度发展优势，包括中国和印度的“龙象之争”的问题，现在是否有了结论？

黄亚生：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中国。我在讲“龙象之争”的时候，印度GDP增长速度远不如中国。大家只看GDP，我从综合指标的比较中，看到了印度发展模式的优势，得到了自己的结论。

有些人批评我，你只看到印度的成就，没有看到印度的缺点。恰恰是因为我看到了印度的一些缺点，所以我才对它的发展模式有信心。

《财经》：对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走低，有的认为是周期性现象，过后还会回到高增长;有的认为是长期趋势性，高速增长阶段已成过去。您同意哪一种看法呢？

黄亚生：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周期性现象;第二种可能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第三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

第一种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另外两种可能，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体制上的调整。对中国经济前景进行预测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要干什么。

《财经》：尽管说未来不好预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出牌，都没有办法长期违反市场意志。比如，近几年虽然不断出台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效果递减，到2015年已完全不起作用了。

黄亚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在人们普遍信心不足、投资有外部性的时候，才需要政府投资，起领头羊作用，增加民间信心，但是绝不能代替私营企业。

中国问题并非如此。私营企业想发展，想进入这个行业、那个行业，投资热情一直很旺盛。中国的许多投资，本来应该由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来做，现在由政府或国营企业去做。各个行业都有“国进民退”现象，政府起到的不是带动作用，而是“挤出效应”。

更重要的是改革。当年罗斯福实行凯恩斯政策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增加支出，而是力推各项改革，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保险制度等等，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所以，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

《财经》：中国经济的出路在改革，不在刺激。

黄亚生：加强刺激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资产负债率过高，杠杆率越来越高，若不消化，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有些国家在这个时候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改革举措。

说实在的，我也不认为国营企业一定要私有化。关键是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体制。如果是在自由体制下，人们选择了国有企业，只要是人们自由的选择，也未尝不可。保留国有企业也可以，前提条件是经济上放开，让民营企业自由进入经济领域，有足够的金融支持，有足够的法律保护。 “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

《财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这已经成为共识。因此，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黄亚生：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比过去那种一味追求“世界500强”的做法要好。不过，如果想依靠创新创业拉动GDP，肯定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此不能心存幻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会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

有研究表明，创业成功的概率很低，真正的突破性的科技创新也很难得。创业创新对社会和经济的主要影响，在于推动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因为创业创新的人更加重视自我，要实现自我价值。

《财经》：中国现在很缺乏这种价值观念。很多大学毕业生竞相去考公务员，或者到跨国公司去就业。

黄亚生：所以从长远来讲，创业创新对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很重要，也是改变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创业者可以提升自我价值，而不是进入体制里面去讨一口饭吃。一个社会里，如果很多人创业，就会对政府形成压力，使得政府致力于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

所以，我非常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是支持的理由不同而已。我并不看重创新创业本身对GDP会带来什么。如果创新创业能够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最大的贡献。

《财经》：也就是说，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

黄亚生：对，一旦人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需要听从别人的安排，就有可能把过去那种被动型的大政府、小社会，变成了主动型的小政府、大社会。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长期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有一些固定的思维，即创新就是高科技，源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少数精英，但是这与当今全球创新的趋势不一致。在当前，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创新的创新”。

《财经》：“创新的创新”主要含义是什么？

黄亚生：所谓“创新的创新”，是对过去那种创新模式的创新。以往，创新是“高冷神秘”科研机构的代名词，相对封闭、自上而下集中决策的传统创新体制依然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国家主导式创新。这种模式还是有它巨大的能量和作用的。

但是，在第四次工业化时代，失业、贫富差距、大学破产潮、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恶化、老龄化这些都是全球性问题，是新时代的大挑战，单靠某些国家、政府或企业已无法解决，传统创新模式也显得力不从心。

社会创新就是对创新进行创新的新模式。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相对封闭、保守的创新模式，目前，一种众人参与创新、更加开放、由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创新模式在各个领域悄然兴起，并在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财经》：那么创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黄亚生：创新不断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原有法则。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赶超战略”，中国不断引进技术和资本、扩大产能，通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制造环节，几乎重构了全球工业格局，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

未来科技创新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次真正依循生产力内在逻辑、以创造性为最终价值的变革。这一变革有可能颠覆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令压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并不断扩大产能、依赖外需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需要对创新方式、组织、过程和方法进行创新。

《财经》：对于创业创新，政府应该做什么呢？

黄亚生：政府现在做了很多补贴，没有必要。创业是高风险的事情，政府直接出钱支持某些所谓创业创新的企业，就等于自己把创业的风险承担下来了。

创新中国篇8

>>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展历程 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 走浙江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走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关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自主创新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崇尚实践　建设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 浅议建设创新型国家 建设创新型国家浅议 坚持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 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倡导自主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徐德龙代表：坚持自主创新道路 建设创新型大学　服务创新型国家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7}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10}同志在2010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cn/bhzb/html/2010-05/27/content_496475.htm.

参考文献:

[1]杨信礼.科学发展观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2]靳辉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3]马黎辉.试论的科技新论断[J].实事求是,2008,(06).

[4]夏冰.自主创新是科技思想的突出特点[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9,(02).

创新中国篇9

关键词：创新驱动战略；助推；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现在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创造了同期上大国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最快且人数最多的脱贫致富速度、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中国梦”，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现实。

一、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目标和科学含义

近代以来的最伟大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两个最根本的目标：一是两个百年的发展战略。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也是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我们讲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要使中华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行列，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从科技水平上讲，当代中国科技的总体水平与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科技的总体水平相比落后许多，因而对人类贡献的份额比起古代中国来小了许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对人类的贡献占很大份额。在上个世纪说：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起来，完全改变过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种状况，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我国现在的人口翻了一番多，对人类的贡献要更大，任务就更加艰巨。这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在对人类文明贡献率的意义上讲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不仅仅是复兴历史盛世，更重要的，或者准确地说，是超越历史盛世。

二、创新驱动在实现中国梦中的战略意义

十报告出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将越来越取决于各国之间自主创新能力的消长。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成为决定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一个基础条件。十把创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提得更高，适应了时代的迫切要求。

从国家发展看， 创新是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过去五年，科技重大专项实现跨越发展，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第四代核电等一批战略高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在中微子震荡、高温超导、量子通信、超高速光传输、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磁约束核聚变能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建成一批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一大批产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有力地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为粮食生产“九连增”和农民增收“九连快”作出了重要贡献。人口健康、节能减排、防灾减灾等领域的科技惠民行动再谱新篇。科技为一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在铸造一个强国梦。

从城市发展看，创新是一个城市和地区生死存亡的关键。深圳这个城市，过去是一个小鱼村。改革前有30万人大逃港。现在，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这个城市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改革开放，拥有一批名牌的产品。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一个是创新，这三个品牌是这个城市产生活力的不竭动力、源泉所在。深圳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份，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是中国大陆经济效益最好的城市之一。①

从企业看，创新才能有所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占尽先机。在中国，科技要素和创新资源正向企业集聚，企业逐渐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海尔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海尔的董事长张瑞敏还提出“日事日毕，日清日高”，使海尔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冰箱市场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变化，众多企业发力高端，产品高端升级已经成为一种趋势。2011年三门、多门、对开门等高端冰箱产品已经占据了整体冰箱市场六成份额，成为主流产品。而根据国内最大的家电连锁渠道国美电器的统计数据显示，海尔集团推出的高端冰箱销量位居三甲，多门冰箱行业占比更是高达60%以上，强势领跑行业，展示了其全球第一品牌的影响力。

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党的十报告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依据十报告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要有三条路径。

一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自主创新内涵从科技发展层面来看有：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原始性创新是指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创新成果。特征是首创性、突破性、带动性，原始性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重要体现。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各种现有技术的有效集成，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者新兴产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指在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学习、分析、借鉴，进行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国自主创新面临的问题：一是小生产者的思维模式，习惯于“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和“执两持中的中庸思维”，缺乏主体意识、冒险和创新精神。二是企业多未成为技术开发与创新的“主体”，中国是“制造大国”，却不是制造强国。三是缺乏自主创新制度“保障”，科技和推广等的公共领域的投入尚无体制和制度上的保证。为此，自主创新的策略是进行组织制度和体制创新；弘扬自主创新的民族精神；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真正主体。

二是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既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 企业的创新能力决定了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承载者，企业比高校和科研院所对市场更灵敏，更富有强烈的创新动力和欲望，因此，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投入和实施主体。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涌现出一批创新型企业。从R&D经费规模上看，我国企业已经成为R&D活动的主体，具备了与市场经济国家相似的比例特征。但是从企业构成来看，我国企业部门R&D活动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即外资企业R&D经费所占比重较高，高技术产业的R&D经费比重偏低。因此，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首先是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切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三是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完善知识创新体系。从含义上讲，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目的是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从关系上讲，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源泉，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革命性力量。从价值上讲，知识创新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新理论和新方法，科技革命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要完善知识创新体系，我们还要进一步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高校系统与科学院系统并置问题，现二者分属不同系统管理，形成平行发展之势.二者之间联合研究少，合作交流渠道不通畅，二者之间是激烈的竞争关系，重复性支出严重，科学研究的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二是研究和培养人才相脱节问题，三是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问题。如何建构和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呢？知识创新体系是知识生产、扩散和应用的系统，包括知识创新部门、知识传播部门和知识应用部门等三大部门。它是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教育培训中介机构等各机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知识创新的网络系统。

参考文献：

[1]孔宪香.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众网，2012-11-30.

[2]创新点亮中国梦， 光明日报，2013-1-1.

[3]用创新的力量托起“中国梦”——写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之际.科技日报，2013-1-18.

[4]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9-23.

注释：

①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全球最具经济竞争力城市”榜单上，深圳位居第二。

创新中国篇10

关键词　技术创新；持续发展；建设思路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C

同志在与科学家座谈时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已明确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企业来讲，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

近十几年来，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7％―8％以上，但主要靠的是制度创新和投资加大，技术创新的比重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要想从单纯依靠资源和简单劳动获得缓慢发展的国家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获得快速发展的创新型国家，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一、什么是技术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是指企业抓住市场需求和潜在盈利机会，重新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进行合理组合，建立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生产成本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的活动过程。它包括：引入新的技术或工艺，开发新产品或产品改进，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设备和新材料的应用及供给。采用新的管理方法或组织运行机制等。

二、企业为何要进行技术创新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创新，资本主义不断突破自身的各种局限性和经常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最主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创新的机制。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促使企业具有更强的技术实力以及核心竞争力，保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保持持续发展。中国的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取得很大的进步，但从整体上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无论从产品的开发、设计、还是制造工艺等方面，都与国际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局面如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发展的主动权。因此企业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研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这方面中国已有企业初获成功，如联想集团凭着安全芯片研发成功，最近被国际可信计算标准组接纳为8个核心成员之一。在世界信息安全领域获得了与AMD、因特尔、微软、IBM等著名跨国公司相同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目前，只有美国、德国少数几个公司能够自主研发安全芯片。在许多人眼里，联想的成功主要是制造和贸易上的成功，实际上，联想的成功更多的是源于技术创新上的成功。技术上的优势保证了联想业务上的优势地位，联想已经连续9年在我国个人电脑市场保持销量第一，在全球也已排到第三位，占到全球7％的市场份额，总收入高达130亿美元。可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提升，有助于增强行业甚至国家的竞争力，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亦具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三、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

1　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创新能力已有较大提升。但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中国企业产品开发供给能力水平已有较大幅度提升，但有竞争力、较高利润的产品仍然较少。

2　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

(1)中国多数企业在管理创新、资产运作模式创新等软件。还存在明显的弱势

对中国企业来讲，管理科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重视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从严治企业，实现管理创新，是企业适应市场、增强竞争力的迫切要求。从总体上讲，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如经营观念陈旧、管理基础薄弱、生产经营过程“跑冒滴漏”等问题仍然相当严重。对此。企业在加强企业管理创新方面要进行积极探索，尽快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管理方式。

(2)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对中国企业创新和发展影响重大的体制环境有待改善

体制环境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法规及其执行来有效地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创新的总体进程、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公平原则，从而营造一种有利于促进创新的社会环境。我国目前面临的创新环境制约因素，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体制造成的。现有体制尚没有形成创新活动的良好制度环境。

(3)产学研一体化有待完善

技术创新能否成为一个地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关键在于技术成果产业化。我国目前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弱，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的转化率不足2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形成有效、完善的产学研一体化。就不能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保障。

(4)企业创新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仍然是企业中的普遍现象

创新的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①企业对技术创新资金投入不足。中国一些产业的代表企业研发费规模一般都只有外国同业主要公司1/10到1/5的水平，甚至更低。按国际惯例，技术开发资金只占销售额1％的企业难以生存，占2.6％的可以维持，占5％以上的才有竞争力。而我国企业技术开发经费还远远低于2.6％的比例，我国与其他发达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能否在短期内缩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市在高新技术方面的有效投入；②技术开发人员缺乏。衡量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强弱标准之一就是人的因素。而我国技术开发人员严重不足并且现有科技人员的作用未能充分得到发挥。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所以无法掌握行业的关键技术，又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导致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四、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的思路

针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要解决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　营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体制环境

(1)建立利于技术创新的融资制度

创新、投资本身具有风险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目前。我国技术创新投资主要来自银行，而银行往往不愿意对具有长远意义的创新给予贷款。这是导致我国技术创新发展不快的一个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部门要做好如下工作。一是继续增加我国上市企业的数量，让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能上市融资；二是政府可以设立创新基金，支持企业创新。

(2)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切实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分割、封锁市场的各种行政壁垒，防止任何形式的地区封锁、城乡分割、行政壁垒和部门垄断，坚决依法打击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济犯罪行为，有利于创新产品畅销市场。

(3)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创新需要利益机制的刺激，而对创新活动既有效又有约束的利益机制是产权。目前对知识产权的各种侵权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创新的发展，国家要从法制经济和信

誉社会的高度，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对侵权者给予重罚和严厉的打击；同时，加强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侵犯知识产权和侵犯其他财产权一样违法可耻。

2　坚持开放学习，进行再创新

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应坚持开放的思路，既要鼓励技术创新，又要充分借鉴国外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增强企业对外科技合作的主动性，全面提升国际合作水平，利用全球资源为企业服务。我国企业要改变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打工者”的角色和形象，必须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再创新为原则，继续加大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力度。通过中外合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加强技术合作等措施。把资本、人才与技术交流紧密结合起来，把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再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再创新，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企业与国家的共同跨越式发展。

3　重视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

首先，加大急需人才的引进力度。其次，在企业内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创新氛围。搞好企业现有人才的开发和利用，加强培训力度，扩充科技人员的研究领域，改善其知识结构，使之成为既有技术专长，又有市场眼光的创新型人才。最后。强化激励机制，在制度上形成“事业留人”环境。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企业实行产权多样化、知识产业化，通过技术入股、管理入股、员工持股等多种分配、奖励形式以及建立相应的制度，实行技术发明人、企业管理者及企业职工的持股等方法，使技术与管理转化为资本或股权。创造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形成人才引进、评价、鼓励和留人机制，使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更加科学、有效、持续发展。

4　完善产学研一体化